经济转型论文篇1
关键词：乡村休闲农村转型经济发展
休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休闲将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乡村休闲尽管尚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但其蕴涵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已展示出强劲的发展趋势。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乡村休闲成为我国目前农村经济转型和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机遇。本文选择从乡村休闲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着手，重点阐述乡村休闲的方式、农村经济转型的方向以及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和着力点。以期能够丰富乡村休闲产业的理论体系，起到对乡村休闲发展的指导作用。
农村、乡村与休闲概念的释义
（一）农村与乡村的概念
大多数学者把“农村”和“乡村”视为城市的相对面，并不区分“农村”和“乡村”在用词上的差异。学者袁镜身先生在《中国乡村建设》一书中也把“农村”和“乡村”合二为一进行论述，认为“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的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由于它主要是农业生产者农民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又通称为农村”。
从字面意思理解，“乡村”和“农村”的区别可能在于认识的角度不同。“乡村”是从生活和居住的角度来看，表明乡村中的聚落，带有浓厚的文化气息；而“农村”可能更多地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认识，意为从事“农事活动”的人群聚落。“乡村”聚落的居民未必是农民，而“农村”聚落的居民则一定是农民。很多城里人居住乡村，他的身份可能依然是城里人；而很多农村居民居住在城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也与农业生产活动无关，可他们依然被视为农民。本文为了论述的方便，将不对乡村和农村的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
（二）休闲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休闲”，理论界已有许多界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的休闲研究教授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受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于光远先生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中指出：“休闲是人们对可以不劳动的时间的一种利用，它是人的行为，是可以自我做主的”。
从语义上讲，汉语中的休闲包含两层含义：休，停止劳作，休假，休息；闲，闲适、悠闲的状态。本文更倾向于休闲是一种面对生活的状态与心态，是人们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自主选择地从事某些个人偏好性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中获得惯常生活事务中所不能给予的身心愉快、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与发展。真正的休闲不是消遣，不是打发时间，而是在休闲时间里能够提高自身的素养。总之，休闲是人的生命状态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现代人追求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状态的较高目标。
乡村休闲方式
乡村休闲产业。乡村休闲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为龙头的综合性产业，当然，这里所说的乡村休闲，并不一定是在村庄里休闲，也不仅是指已经发展起来的乡村景点景区，而是一个包罗范围较广的环都市乡村地带。这个地带与城市保持有一定的距离，环境主体是生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尚未或很少侵入，大体上保留着山水和田园生态面貌，交通条件一般较好。乡村休闲以其乡村性、平民性、参与性和体验性，适应了人们对原生性和生态性的要求，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喜爱。
乡村休闲方式。由于乡村消遣、乡村旅游、农耕体验和其它“发生在乡下”的乡村休闲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一种生产活动，休闲消费者所获得的只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远非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所指，“经历”和“体验”产品供给是相关厂商群的彼此相互协作、有机组合的“共同产品”。因此，乡村休闲产业至少包括乡村旅游产业、乡村娱乐产业、休闲观光农业、乡村休闲度假产业等。近年来，不断增长的乡村需求强力促进了乡村休闲的发展，目前乡村休闲的内容形式主要包括乡村旅游、采摘农园、农家乐、体验农园、乡村娱乐、农家美食等。具体来讲，主要表现为：大城市附近的农家乐；高科技农业体验观光园；农业新村，特点是经济发达、乡村城镇化，在发展中有意识地使本村成为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古村落的开发，如江西安义的古村群、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等；农业的绝景和胜景，如桂林的龙胜梯田；乡村娱乐和休闲度假。
事实上，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乡村休闲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对促进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农村经济转型方向及问题
所谓经济转型指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结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是由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形态的变化。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由资源约束转变为市场约束。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抓好农业和农村工作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改革开放30年来，在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运行机制下，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但也必须看到，农业的发展还主要体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质量和效益不高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而且农业发展由过去的资源约束变为现在的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可以说当前面临的挑战更大。要实现农村经济转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改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促使农业向质量和效益型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而乡村休闲则是当前农村经济中最具附加值的产业之一。加强乡村休闲的发展将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的高效、优质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村整体的发展进程。
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和着力点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产业，乡村休闲能促进一、三产业的紧密结合，在发展中具有立体式的乘数联动效应：可以使农民在既不离乡也不离土的情况下扩大就业；能使农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跨越流通环节适时缓解农业产业化中购销体制不畅等诸多难题；能有力地推进乡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环境等。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休闲是农村地区扶贫的重要突破口，而且可以推动广大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乡村休闲能够充分发挥和挖掘农业资源的价值和作用，发展乡村休闲能把农业的生态环境、农村民俗文化和空间环境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因此，顺应时展潮流，强化市场导向功能，摆脱传统的单一种植业开发模式，运用现代手段和技术，发展乡村休闲，可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另外，农业经济不能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而产供销一条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乡村休闲的发展在促进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可打破产业界限，有助于形成产供销、服工农、科工贸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和购销渠道，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乡村休闲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多，其基本的服务工作对员工技能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或是经过一定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而且乡村休闲产业的关联度高，它与餐饮、娱乐、交通、建筑、食品、旅游工艺品等产业密切相关，可以为农村地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得到很好的转移，农民的就业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
乡村休闲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休闲的开发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以提高游客进入旅游目的地的便利性，因此必须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譬如道路交通、通讯、医院、商店等基础性设施。乡村休闲的开发将进一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逐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快速、健康发展。
乡村休闲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要维持乡村休闲市场的持久性，就必须注意并保持乡村生态系统的持久性。乡村休闲把发展生产、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文内涵结合起来，它的生产要素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乡村环境，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准则。通过乡村休闲的规范开发，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到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之中，更好地创建清洁、优美的乡村环境，维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塑造良好的乡村，使整个农村成为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生产基地和生活乐园。
乡村休闲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发展乡村休闲，可以将先进的文化和观念引进农村地区，有利于打破农村地区信息闭塞的状态。在与外来游客交往的过程中，当地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视野逐渐开阔，思想道德素质得以提升，这就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契机。乡村休闲产业是服务产业，又是文化产业。如果没有视顾客为上帝的服务精神，就难以立足于市场，更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发展乡村休闲产业还可以培养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服务顾客的文明意识。
乡村休闲方式与农村经济转型之间的关联性可见图1所示。
结论
综上所述，乡村休闲的发展缘于旅游者的消费动机所形成的新的类型和休闲市场需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休闲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发展乡村休闲，能够实现农村地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罗书林.发展我国休闲产业的必然性研究[J].苏州工职院学报，2008
经济转型论文篇2
香港经济转型和香港的发展全文如下：
香港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是继纽约和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是香港经济与香港港互动的结果。香港港支持香港经济的发展，而香港经济的发展，又可以生成更多的货流，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从1992年至2004年，香港港雄踞全球集装箱港口榜首十余年。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制造业大量内迁，香港自身货流生成能力随之大幅度下降，香港港成为一个靠中转货流支撑的港口。2012年，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占货物吞吐总量的58.7%，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更占集装箱吞吐总量的70.9%。这表明，港口的类型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形态，并随着城市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1香港港成为中转港的发展历程。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是香港经济转型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抓住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机会，利用自己价廉、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大力吸引外来的投资和技术，以发展加工贸易带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从而迈入了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1980年，香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2.8%，就业人数超过100万，约占香港就业人数的40%，制造业成为了香港的支柱产业。加工贸易中原材料、零部件的大进和制成品的大出，都需要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的支持。当时的香港港已经是全球的集装箱大港(全球排名1970年第31位、1975年第4位、1980年第3位)，而制造业又可以生成大量集装箱货流，保证了港口的持续繁荣。
1976年，香港外贸出口额达415.6亿港元，其中中转额89.3亿港元，占21.5%;外贸进口额达432.9亿港元，其中中转额约71.4亿港元，占16.5%。中转贸易总额仅占外贸总额的18.9%。中转货流的附加值高于本地生成的货流，因此，中转货物吞吐量占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比重小于中转贸易总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
20世纪80年代，内地实行改革开放，自发展加工贸易起步。内地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土地成本都远低于香港，而且还有吸引外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香港的制造业纷纷内迁，汇集珠三角地区，以致香港制造业迅速萎缩。因此，虽然香港制造业已内迁，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无力大规模投资港口建设，尤其是集装箱港口建设，内地港口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生成的货流仍需通过香港港进出，从而使香港港由为本地货流服务转型为以中转为主的港口。2003年，香港港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比重达51.5%，超过香港自身生成的集装箱货流;2007年，中转货物吞吐量比重达54.1%，超过本地生成货流，表明香港港已转型成为中转港。同时，中转贸易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近10年来，中转货物在香港中转的增值(即离岸价格与到岸价格之差，也就是中转服务的毛收入)占GDp1/4以上。货物中转的增值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基本上可以视之为中转贸易对香港GDp的直接贡献。2012年，货物中转增值对GDp的贡献率为27%。因此，港口的市场定位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类型以及所处环境的变化。
2香港港并非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长期以来，香港港被认为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但事实并非如此。
建设大型集装箱枢纽港需要相当规模的集装箱货流，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单凭一个城市生成的货流不足以达到支持枢纽港建设所需的经济规模，必须要有外地货流即中转货流的支持。
根据中转货流的来源，集装箱枢纽港可以分为腹地型枢纽港和中转型枢纽港。腹地型枢纽港是指外地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的港口，即陆向腹地，这些地区的货流是通过陆路运输和内河运输向这个港口集中或自这个港口陆向腹地集疏运。中转型枢纽港则是指货源主要依靠周边港口，即海向腹地提供的货源，这些地区的货流通过海上集装箱支线网络进行集疏运。此外，所谓复合型枢纽港是指集装箱货源既来自内陆的腹地，又来自海上支线网络的港口。事实上，任何一个集装箱枢纽港都是复合型枢纽港，其差别仅在于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还是来自海上。国际中转货物是指自境外港口启运，经过中转港运往第三国(或地区)的货物。我国所指的国际中转货物通常是进出口均通过海运的货物，即中转货流主要来自第三国(地区)的海向腹地。
2001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17821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813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2011万t，海运间的中转货物吞吐量2802万t，占吞吐量的15.7%。因为河运的货物来自珠三角地区，河运之间中转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可认为河运的中转货物全部转向海运，或来自海运。2012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26928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11707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102万t，海运间中转货物吞吐量7604万t，占吞吐量的28.2%。这意味着香港港中转货流主要来自陆向腹地，因此，香港港不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3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
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转港无前途论的主要依据是，喂给港或支线港(支线港有近洋航线的喂给港)向干线港或枢纽港喂给货流，是由于当地的货流规模未能达到建设干线港的经济规模，一旦该港口所在地区的货流生成量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时就会建设干线港，不再为被喂给港提供喂给服务，从而形成截流的形势，使被喂给港口货流萎缩。这个理论是针对香港港提出的，因为当时正是香港制造业内迁、香港港处于中转港转型之时。
香港制造业的内迁，使珠三角地区成为内地外贸货流生成量集中的地区。2001年，广东省成为我国第一外贸大省(市)，外贸生成量为1800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35.3%。深圳市生成的外贸总额为675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13.2%，比第二外贸大省(市)上海市还多10%。因此，珠三角地区必然要大力发展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而此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内地也拥有建设港口的实力，加上实行吸引外资建港的政策，内地港口已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这势必会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流产生截流影响。同时，十几年来，珠三角地区的港口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未来深圳港将超越香港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进入21世纪以来，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为2.7%，集装箱的中转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也仅为7.4%，中转吞吐量的增速远低于内地港口年均增速，但以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据。这表明珠三角地区港口的发展对香港港的繁荣影响有限，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巩固的原因在于，集装箱货物有着与大宗散货不同的特点。集装箱货物既是高附加值货物，时间敏感度高，又是小批量的货物，每一批货的发货地和最终收货地各不相同，对航线和航班要求高，往往为了合适的航线和航班不惜舍近求远。香港港是老牌的国际航运中心，航班密集，可以减少班期等待时间，缩短集装箱在港口的停留时间;航线和挂靠港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转的需求，不但费用低，而且节省时间。因此，航线多、航班密是集装箱港口重要的竞争力。
香港港是自由港，通关便利、快捷，与内地沿海的港口不同，不受沿海捎带禁令的约束，班轮公司可以把香港港作为基地港，实行干干中转。此外，香港港又是境外港口，在此中转可以在装船港退税，对出口商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香港港的港口费用高于内地港口，但由于集装箱货物附加值高，对高运价承受能力较强，所以高费用对重箱影响并不大。也正因为香港港的费用高，空箱不会来此中转，从而压制了空箱率的上升。此外，香港港比内地港口更接近国际传统航线，就运输距离而言，内地沿海港口运往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货物在此中转相较在沿海其他港口中转短，尤其是对上海以南的港口来说颇具吸引力。香港港不仅是珠三角地区外贸货物进出的通道，也是货物从内地沿海运往欧洲的重要中转港。以上种种原因保证了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长盛不衰。
空运的发展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源以及中转货流起了一定的分流作用。在货物运输向(附加值)高、(重量)轻、(厚度)薄、(体积)小的方向发展以及航空运输由高档消费转化为大众消费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海运货物呈现向空运转移的趋势，而中转货物更是如此。2001年至2012年，进出香港的货物中，空运运量增加了近1倍，海运运量增加不到一半。2001年，香港进口货物通过空运与通过海运的价值比为0.40∶0.60;出口货物通过空运中转与通过海运中转的比例为0.32∶0.68，通过空运的货物大大低于通过海运的货物。到2012年，这两个比例变成了0.63∶0.27和0.60∶0.40，通过空运进出和中转的货物大大超过了通过海运的货物。从海运转移为空运的货物虽然是高价值货物，但吨位并不多，对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影响有限。
4香港港面临中转量相对减少的局面。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并不意味着香港港的发展不存在挑战，其面临内地到香港港中转的货流相对减少的局面。所谓相对是指内地货物在香港港的中转量虽然绝对量在增长，但占内地货流生成量的比重却在下降。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的比例不断攀升表明，香港港的繁荣越来越依赖内地的中转货流;但香港港中转货流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内地港口井喷式增长表明，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外贸物资到香港港中转的需求也在减少。从发展看，中转量绝对减少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香港不能以内地中转外贸货物作为唯一的支柱产业。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正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另一支柱产业。
5香港的离岸贸易。
离岸贸易的内涵及其形式。离岸贸易是贸易商在买卖双方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从事贸易活动，把货物从卖家所在地直接运到买家所在地，不论这批货物是否经过贸易商所在的城市。
离岸贸易有二种形式。一种以中间商身份出现，即商家从商家所在地以外(例如香港)的卖家买来商品后，又转手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也可能是离岸贸易商将在香港以外加工的商品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所赚取的是买进卖出的差价。这种形式称为转手商贸活动。
另一种形式是以中介人的身份出现，即商家根据香港以外的买家或卖家的要求，安排购买或销售商品，包括寻找货源或买家、商讨协议及价格、检查和装运等服务。商品是由香港以外的卖家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的收入是向买卖双方收取的佣金。这种形式称为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离岸贸易与中转贸易的共同点是贸易的要素均与本地无关。中转贸易的发货地和目的地都不是本地，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离岸贸易的买卖双方都不是本地的，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香港中转贸易的货流主要来自或转往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而离岸贸易也主要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有关。二者不同之处是中转贸易的货物经过香港，离岸贸易涉及的货物则不一定经过香港。
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
香港制造业的萎缩并不代表生产服务业也随之萎缩，原因是从香港内迁的仅仅是对土地和劳动力要求较多的组装、制造等附加值低的项目，而附加值高的项目，如策划、营销等仍然留在香港，使其成为离岸贸易商的集聚地。在制造业内迁之初，由于内地港口能力不足，加工的零部件主要通过香港港运至珠三角地区，加工后的成品也主要通过香港港外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香港并以此为契机，利用贸易、金融高度自由的优势建立起了离岸贸易平台，使离岸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2001年，香港离岸贸易额达12558.3亿港元，约为中转贸易额的95%;2002年，离岸贸易额上升至14582.5亿港元，超过了同期中转贸易额;之后，在2008年以前，二者上下不定;2009年和2011年，离岸贸易额分别是中转贸易额的1.19倍和1.32倍。由此可见，香港的离岸贸易商已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市场，并在不断扩大中。
离岸贸易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也在不断扩大。
2001年，香港离岸贸易毛收入为919.6亿港元，是同期中转贸易毛收入的34.2%，占GDp的比重为7.1%;2011年，离岸贸易毛收入增至2617.8亿港元，是中转贸易毛收入的50.3%，占GDp的比重也提高到13.5%，增加近1倍。中转贸易与离岸贸易毛收入占GDp的比重合计为42.4%。由于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的收入，尤其是离岸贸易的收入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因此，二者对GDp的直接贡献率高达40%左右，由此确立了中转贸易和离岸贸易在香港经济中的支柱地位。
经济转型论文篇3
（一）区域经济是地方中职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首先，区域经济满足了地方中职教育办学需求。从人才角度而言，区域经济的从业者主要来自于地方。虽然全国范围内人才流动已成为一种趋势，但外来务工者不能满足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需要。而对于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岗位，无论是本土员工还是外来务工者，都必须经过专门训练。地方中职学校就是这种技术人员的培养培训机构。学校教育不仅为企业提供合格的从业者，而且承担着本地务工者和外来务工者适应本地区经济岗位能力的培训任务。另外，地方政府有解决本地区适龄青年就业的职责，中职教育作为一种就业教育，同时也承载着政府的这种责任。当然，区域经济接纳中职学生就业，也是其社会责任和义务。其次，区域经济决定着地方中职教育的规模和特色。一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规模决定着中职教育的办学规模。由于中职教育是服从、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而地方经济的规模决定着对人才需要的多少。地方经济规模越大，需要的从业人员就越多，相应的中职教育规模就越大，学校的学生人数就越多；否则相反。同时，地方经济技术进步的程度，决定着中职教育的程度。地方经济发展越是先进，从业者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就越高，中职教育的办学水平要求也就越高（包括师资水平、实习实训设备的水平），校企联系的程度要求也越高。二是地方经济的特点决定着中职教育的特色。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既有其面对大众生活的共同性内容，也有一些自己的优势和不足的地方。如计算机专业、汽车专业、饮食专业等，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共同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不同地区的经济优势产业往往成为中职教育的特色，如珠三角地区的制造类专业、对外贸易专业等。这种特色不仅体现在专业方面，而且也反映在人才培养规格方面。同样的专业在不同地区的中职教育中，由于地方经济科技水平不同，对于操作能力的要求就有很大的区别，反映在人才培养规格上就形成自己不同的特点。
（二）区域经济与中职教育相互促动。区域经济对于中职教育的发展并非单纯的需求，中职教育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也并非单纯的服务。由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使“需求”中有“满足”，“服务”中有“改变”。首先，区域经济在对中职教育提出“需求”中的“满足”。区域经济的运转和发展，对中职教育提出了人才培养数量和规格的需求，这种需求满足了中职学校的建立、运行和发展。而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企业税收的增加，政府对中职教育发展的经济投入越来越大，从而满足了中职教育深入发展和扩大规模的需要。其次，中职教育对于地方经济“服务”中的“改变”。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职教育不仅提高了企业员工整体的文化素质，而且提高了他们技术水平和能力，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中职教育能够促进企业从业者提高理论水平，从而由经验型从业者变为经验与理论结合的从业者，为改变操作程序进行技术革新提供充分的依据。区域经济与中职教育这种相互促动，既是一种自然过程，也是追求双赢的结果。
二、湛江经济转型
湛江经济转型主要是结构转型，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结构转型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区域结构布局调整等。
（一）农业主体转型为工业主体。
湛江市是一个农业大市，现有人口约700万，其中农村居民占近80％。农业资源丰富，尤其是雷州半岛西部实施改水治旱工程和建设南亚热带农业示范区，大搞农业开发，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粮食、糖蔗、水果、外运蔬菜、水产、畜牧和林业几大类农业商品经济。但由于经济形式单一，结构不合理，农业的发展并没有给湛江经济带来显著的效益，影响了湛江更好、更快的发展。从总体情况来看，湛江经济总量排在全省的第九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湛江是一个人口大市，人均GDp排在全省第十五位，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湛江经济腾飞，历史地摆到了湛江人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提出了“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即“双转移”战略，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粤西、粤东、粤北转移，这就为湛江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湛江市政府抓住这个时机，创造有力条件，积极接纳“双转移”，建立了“广州（湛江）产业转移工业园”“深圳龙岗（吴川）产业转移工业园”“佛山顺德（廉江）产业转移工业园”等。尤其是广州（湛江）产业转移工业园，引进了宝钢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和中科合资广东石化项目。在此基础上，园区建成工业项目101个，初步形成了以石油化工、特种纸业、机电通讯、生物医药、包装纸刷等为主的工业体系。农业主体向工业主体的转型已初见成效。
（二）湛江作为粤西及环北部湾经济圈区域中心的定位。
湛江地处粤、桂、琼三省地理中心和三省交通要塞，拥大西南出海主通道，为海南省进出大陆的门户，天然形成粤西和北部湾区域中心。在经济方面，北部湾经济圈的加快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提速，我国重化工业逐步向沿海布局等，都为湛江进一步发挥边缘区位和港口优势提供了重要机遇。截止到2012年，湛江有8大方面共80个重大项目同时铺开建设，总投资超过2000亿。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大自身实力和影响力，提升在北部湾经济圈的战略地位，把湛江建成经济腹地较广、辐射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的设计正在实施之中。为了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湛江确定了“工业强市、以港兴市、生态立市”的总体发展规划，并紧紧围绕“全力推动五年崛起、加快建设幸福湛江”核心任务，积极调整结构，着力发展15个产业，重点是“五大五新五特”产业，即大钢铁、大石化、大纸业、大旅游、大物流等五大产业，新海洋、新能源、新电子、新材料、新医药等五新产业，特色农业、特色家电、特色农具、特色食品、特色文化等五特产业，使湛江经济发展的整体面貌清晰呈现出来，经济转型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三、中职教育的结构调整
伴随湛江经济转型，其整个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业主体代替了农业主体，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湛江经济发展的全新面貌。为此，以服务于地方经济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教育，必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发展与中职教育结构完善的和谐统一。
（一）湛江中职教育存在的问题。
湛江中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是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背景中建立和发展过来的，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中职教育始终与这个背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但这种经济背景对其影响依然是明显的。面对湛江经济转型，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现状，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和抵触。第二，湛江中职教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管理者和从业者观念保守以及其知识与能力积累不足等方面的原因，相当一部分职业学校并没有完全按照职业教育的特点去办学，从而导致湛江中职教育普遍存在着普教化倾向，与湛江经济缺少联系。第三，政府缺少办中职的热情，投入严重不足，办学者和教师及家长在认识和观念上的偏差，学生没有上中职的热情，各个职业学校之间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以致无法实现资源共享等。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湛江中职教育的发展，相当一部分职业学校处于不死不活的维持状态。第四，湛江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存在缺陷，中职教育规模很大，高职教育严重不足。到目前为止，湛江市没有一所由政府承办的高等职业院校，唯一一所民办职业技术学院是广东文理职业学院。这使湛江职业教育整体层次存在明显的缺陷，中职教育的学历层次缺少有效提升的途径。湛江许多中职学校无论是培养目标还是课程设置、无论是能力培养还是就业导向、无论是人才培养的实用性还是层次性，不仅与原有的经济发展需要相游离，而且与转型中的经济发展和变化需要相去甚远。上述几方面直接导致了湛江中职教育总体结构不合理，其服从、服务于湛江经济发展的意识淡薄，就业导向缺乏。
（二）湛江中职教育结构调整、优化设计及实施。
首先要强化政府的责任，充分发挥统筹作用。为此，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力度，树立“抓经济就要抓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就是抓就业和再就业，就是抓投资环境”的观念，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使其具备充足的发展动力；二是在充分认识湛江中职教育规模优势的同时，要具体看到中职学校规模小、资源不足以及专业重复等问题，并通过政府统筹进行合并和重组，使规模优势变成竞争优势；三是伴随宝钢钢铁项目、中国与科威特合作的中科石化项目及晨明造纸等湛江三大主导产业项目的落实推进，加快湛江石油化工学校、湛江钢铁学校等建设进程。其次，中职学校借助政府统筹强化与地方经济的联系，发展自己的特色。根据湛江市委市政府的规划，要“打造一个职教基地，两个突训中心，五大职教集团”。目前，一万亩职教基地已在湛江市西部湖光农场开工建设，职教基地拟进驻十所学校，以工科为主，兼顾第一、第三产业服务院校，使各学校突出个性、优势互补，并带动其他学校和专业的发展。这种整合既是形式整合，也是内容上的整合。其结果就是各个学校的办学优势、办学特色也在整合中获得凸显，扩大其价值和意义。湛江市借用有丰富办学经验、办学成效显著的学校带动和整合一般学校，促进湛江中职教育层次的整体提升。其中，“两大突训中心”是根据全市产业布局和支柱产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而建设的起点高、层次高、标准高、为职业教育和企业提供高技能实训和鉴定服务的大型工科教育公共突训中心。“五大职教集团”即以湛江机电学校为龙头，创建机电职业教育集团；以湛江财贸学校为龙头，创建商贸职业教育集团；以湛江卫生学校为龙头，创建医药职业教育集团；以湛江高等技工学校为龙头，创建技工教育集团；以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校为龙头，打造粤西农垦三大产业人才培养基地，创建农垦职业教育集团。这既突出了湛江职业教育的个性和优势，又实现了对湛江经济领域的全覆盖。再次，伴随经济的发展，提升湛江中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层次。这是中职教育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湛江中职教育应同样以经典引路的方法，逐渐向全面推开。机电、财贸、卫生、艺术、体育学校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条件，如湛江机电学校与湛江市业余大学合署办公，大专、中专两个层次并存；湛江财贸学校与广东工业大学联合举办大专班，积累大专层次的办学经验；湛江卫校与广东医学院联合招收普通大学生，培养临床、护理专业学生；湛江艺术学校与星海音乐学院办成人音舞等大专班；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与湛江师院联办体育大专班等。这些提升中职学校人才培养层次的尝试使这些中职学校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对此今后应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这些学校的尝试成果，对其进行规范化升级，使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一体化，改变湛江高职教育空缺的局面；二是充分利用这些学校尝试中所获得的宝贵而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新建的湛江石油化工学校和湛江钢铁学校中加以运用，使湛江中职学校的专业结构和层次调整，与湛江经济发展变化实现同步。
四、结语
经济转型论文篇4
(一)转型期农业经济新特点
1、城乡关系的进一步强化。过去我们常提及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我们更加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换言之,过去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过渡透支农业的生产潜力,虽然工业和城市得到发展,但也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其一,农业生产环境和生产资源不断恶化、农业资金技术投入比重过低;其二,城市在经济水平、福利水平、教育水平上远远高于农村地区。当然,随着我国逐渐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上的各种投入不断加大,加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农业经济出现的一大特点就是城乡关系的进一步强化。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城市优势资源逐渐开始向周边农村地区扩散,农村地区的农业资源整合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依托城市市场大力发展城郊农业,也极大地支持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
2、产业链延展性加强,农业经济更加细分化。产业链延展性主要是通过农业上下游的整合实现的。一方面,农业领域开始与工业甚至金融业融合,逐步实现了一、二、三产业链的衔接;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内部出想了很多新的发展模式,如上为笔者提到的近郊模式等。农业经济的细分化,也就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人民对于农业产品的要求不断提高,农产品在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逐步细分,细分市场的容量不断扩大,精加工、绿色生态林业、农产品的安全质量、农产品的再加工等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面临的现实情况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既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农业技术和管理技术方面的支持,也提供指导思想方面的理论支持。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学科研究重点过分强调前者对于农业发展的贡献,对于后者的研究还停留在空洞性论述上,对于现实作用有限。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现状面临的是技术管理形式粗放和发展理论粗放的双重问题。农业的集约发展、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个技术可以解决的课题,换言之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技术、管理、指导理论缺一不可。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还比较缓慢,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来自国际上的竞争,加之笔者在第一点中提到的城市化契机中弯道超车,这些也将成为目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农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一)农业经济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正如笔者前文所说,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以下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建议。第一,改变原有粗放式的发展思路,认识到农业对于我国经济的重要性;第二,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农业生产工具的补贴力度,加大农业技术的研究投入;第三,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促进相关的理论研究;第四,把握时代机遇,创新农业生产模式,实现弯道超车;第五,加快农业与工业和金融业的融合,实现三者的协调发展和互助发展。
(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1、实施农业人才培养计划。首先,国家和有关方面要认识到科研人才的培养重要性,为了推动原有纯靠体力和资源投放的粗放型农业发展模式向依靠科技和管理的集约型农业转变,人才尤其是科研人才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换言之人才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新动力。因此国家要不断加强对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从资金、政策等各个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其次,针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具体而言,要根据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和现实要求设置科研项目和教学内容,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状况,要时刻把握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原则设置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从而将研究重难点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融入到具体的科研人才的培养上。
2、学科发展差异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同经济管理学科、农业技术学科是有区别的,如果理论研究没有认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本质,很容易变成一个四不像学科。那么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农业经济管理就是对农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并对人员进行激励,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系列工作的总称,换言之,它是以农业技术为基础,以经济管理为背景,通过各种管理手段实现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健康发展,它是一个以管理为主技术为辅的综合学科。因此在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研究的过程中要认识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实施差异性的学科战略,即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农业现代化战略调整、城乡结构的质性变化三个方面。
3、强调学科间的互补性。一方面,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尤其本身特点,但是也要注重通过经济管理学科、农业技术学科寻找发展思路;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正如笔者前文所说,农业、工业、服务业三者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在理论研究中也自然要反映这一现实情况,即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加强同数学、金融学、环境学、工业工程学等学科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综合属性,使之能够更好的适应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三、结语
经济转型论文篇5
20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是中国经济走上腾飞之路的重要时期。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的扩大，我国农村社会经济亦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如粮食、棉花、糖等已跃居世界前列；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恩格尔系数下降，标志着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我国扶贫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农村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目前的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率先向现代化迈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然而，从宏观角度观察，尽管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当前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及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国家资金、政策、制度等综合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根本改观，即是说国家总体改革发展的成果在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分配有失均衡。现就其主要矛盾和问题作些概略分析。
（一）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结构变动不协调，城市化进程迟缓，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
从国际经验看，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导致就业结构变化，而且二者变化的速率大致接近，这是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比重已由1980年的30.1％下降到2000年的15.9％，第二产业比重由48.5％上升为2000年的50.9％，第三产业比重由1980年的21.4％上升为2000年的33.2％，这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
问题是，我国的就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相对较小。1990年前后，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10％以下，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都在65％以上；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20％左右或以下，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多数国家在50％以上。而我国在199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在60％以上，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18.5％，即使到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仍高达5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27.5％。
由于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不同步，导致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城乡关系不协调。按照世界银行数据，199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4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我国总体城市化程度明显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国际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率一般为140％～250％，我国1978～2000年这一比率仅从40.45％上升到81.76％。城市化的滞后，制约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据统计，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农业劳动力每转移1人去第二产业，只能带动0.7人转向第三产业，而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国家，这个指标是2人。在城市化落后的情况下，我国工业的发展未能形成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从体制上看，城乡分割还没有受到根本触动，一些地方在就业、入学、户口、社会保障等方面甚至还在强化对农民进城的限制。长期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相当严峻的“三农”问题雪上加霜。这些因素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良性循环，导致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
（二）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分配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一个基本政策取向是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高积累、低消费”方针，不断提高个人所得份额，到2000年，个人所得占GDp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50％上升为70％。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于妥善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提高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调动社会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在个人收入分配所得普遍提高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居民分配不均衡。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成为近二十多年来的第二个低速增长期。1978～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从134元提高到2253元，年均增长为7.43％，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分阶段看，农民收入继1989～1991年出现第一个低速增长期、年均增长0.7％之后，1997年以来进入第二个低速增长期，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更是下降到2.1％。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却是1997年为6.7％，1998年为5.1％，1999年为7.9％，2000年为7.3％。
由于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农民收入低速增长，当前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再度扩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比例1978年为2.57∶1，1984年为1.7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79∶1，可以说城乡之间的差距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乡居民温饱问题解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1978～2000年，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7.5％下降到39.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到49.1％（见表1）。恩格尔系数是反映消费结构转变和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居民对非食品类（如住房、文化娱乐、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的相对需求增加，对食品类相对需求减少，从而降低了对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因此，在农产品供给总量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生产连续5年丰收，棉花、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产量迅速增长，由于国内需求没有同步增长，结果主要农产品价格从1996年以来一路下跌，农产品产量增长并没有能够带来农民收入增长。
表11978～2000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农村居民收入低速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严重性在于：不利于农民生活的改善，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开拓，不利于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1997年和1998年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出现负增长，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递增达6.09％，城乡消费差距从1996年的2.49∶1扩大到2000年的2.99∶1。农村居民消费负增长导致了农村消费市场份额不断萎缩，直接阻碍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通过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整体，阻碍了启动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据有关统计，2000年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仅占38.2％，比历史上最高水平的1982年低26个百分点。此外，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不利于农民增加农业投入和农村社会稳定。因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无疑应当成为下一步国家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城乡社会发展诸方面存在重大差距。
1.关于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差别很大。1997年，全国县级以下（包括县本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23年，而城市为8.68年；农村人口中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的仅为0.3％，而城市这一比重为7.97％；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中，城镇居民的子女约占70％，农村子弟约占30％。这同全国总人口中，农村占70％、城市居民占30％的格局正好倒置；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农村只有4.87％，城市则达22.17％；文盲以及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在农村高达64.1％，而城市只有34.9％。现在农村青少年人口接受教育的面和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以高中阶段为例，1998年城市每万人口中高中阶段在校学生为815.6人，而农村仅为369.1人。这表明，农村处于“教育贫困”状态，相当多的农村儿童、青年和成年人不能获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机会。
城乡基础教育投入差别很大。城市基础教育资金列入城市财政预算，基本上是有保障的。而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则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列入县乡财政的支出范围；二是农村教育费附加；三是农村教育集资。这表明，农民事实上成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承担者。现在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税费改革”，在提高农业税税率的同时，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渠道减少了。因此，当前和下一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由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村、特别是一些贫困边远地区中小学危房率较高。据有关调查显示，湖南省某市各类教学用的危房面积达21770平方米，占整个教学用房面积的7.62％，其中，一级危房16352平方米，占5％左右。另一个问题是农村教师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即使如此，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教师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可以说，当前中国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主要发生在县乡基层。
2.关于城乡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差距。城镇居民基本上可以享受公费医疗或在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内。而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大部分已经解体，有合作医疗的仅占15％左右。广大农民基本上处于一种“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看大病即意味着倾家荡产”的状况。
农民获得医疗保健卫生服务的能力要远远弱于城镇居民。目前。农村有三千多万人口不能保证有及时的医疗服务；有四亿多农村人口尚未饮用自来水；农村地区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仅为28.5％；贫困农村地区妇女患病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严重缺乏经过培训的接生员；在农村有近8％的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预防保健工作薄弱，中西部相当多的省份疾病发病率仍然较高，人口预期寿命相对较低。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公正指数排第188位，是世界上公共卫生资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3.关于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城市居民大多可以享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尽管仍不十分完善），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还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现在我国仅在部分农村发达地区正在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目前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仅占农村总人口的9.6％左右。这意味着农村养老仍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这种状况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是极其不利的。至于其他的失业保障、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更与农民无缘。
4.关于城乡社会发展其他方面的差距。农村电力基础设施落后于城市。我国农村电网结构不合理，线损大，管理不善。农村电网一般兴建于20世纪70～80年代，大部分缺乏科学规划，布局不合理，设备陈旧老化，低压线路年久失修、供电半径过大造成的电能损耗达30％～40％。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电网基本没有投资，农村低压电网的产权属于集体，电网运行费用分摊给农户。电力部门一般只管理配电变压器高压桩头并按国家目录电价结算抄见电量。从配电变压器到农户的灯头电价，包括农村低压电网的建设和维护，变压器、线路、计量的损耗，以及农村电工的报酬，都出自农民所缴电费。
城乡电价差异大。当前我国供电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城乡电价不同，农村电价高于城市，且不同农村地区乃至不同村落之间电价也不相同。在实行电力趸售办法的电网中，农村电价由趸售电价加农村电网维护费、线损、变损、利润及各种加价组成，农村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大都高于城市居民生活用电价格。由于农村电价管理薄弱，线损过度，价格失控，有的电价高达1元/千瓦时，甚至2元/千瓦时以上。而城市电价一般较低，如北京居民家庭用电，尽管这几年电价有所提高，但现在仅为0.44元/千瓦时。此外，农民用电不仅有生活用电，而且还有农业生产用电。由于电价畸高，农民生产用电开支巨大。据了解，北方农民浇1亩地每次大约需10元左右，一般每年需浇地2～3次，如某家农产耕种20亩地，则一年这方面的开支需400～600元，由此进一步加大了农业成本，成为农民减收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分区域看，我国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别越往西越大。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之间的总体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由此决定，在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差别也截然不同，其基本特征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小；在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大，而且越往西越大。
同时，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根据公共财政的理论，一个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主要决定性因素是地区的人均财力。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财力分别为803元、320元、317元，东部地区为中、西部的2.51倍和2.53倍，且地区差距呈扩大之势，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比较差。从东、中、西部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占对应口径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看，东部地区收入比重超过一半，而且呈上升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加起来还不到全国的一半，而且呈下降趋势（详见表2）。
表2东、中、西部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占对应口径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附图
注：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口径是指包括地方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和上划中央“两税”收入（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
资料来源：《财政部综合司研究材料》，2002年第8期。
二、政策、制度是我国现行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的关键因素
（一）宏观分配政策有失偏颇，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近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农业基础地位受到挑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潜在的农村市场难以成为现实的市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就是分配政策的城市倾向和国有工业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农村财政政策和农村金融政策上都得到了反映。
1.财政支农政策不尽完善，影响农业竞争能力和长远发展后劲。财政支农是国家财政对农业的直接分配方式，它反映了工农、城乡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下，农业的弱质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客观上要求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支持那些风险大、投资效益低，对农业生产起着保护、开发作用或有示范效益的项目（如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和推广、农业环境保护等），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缺陷，增强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农村新的情况和形势，国家财政调整和完善了农业支持政策，在增加农业投入、调整支出结构、加强资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很大努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农业财政政策并不是尽善尽美，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1）政府支持农业的资金总量不足。从国内来讲，与各个方面要求支持农业的呼声相比，政府因受财力的限制对农业的投入不能满足其需要，即使达到了《农业法》所规定的每年用于农业的支出不得低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的要求，我国对农业的支持总量仍是低水平的。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其绝对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则并不高，近年来大致维持在8％的水平，比1990年的10％约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约低4个百分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面临着艰巨的结构调整任务，加入wto对我国农业又将产生不小的冲击，而上述政府支农的低水平状况与现在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很不相称，需要改变。
（2）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增长不甚理想。以上内容是把政府支农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的，如果进一步分解，则会发现地方行为目标与中央政策不完全一致。地方财政农业投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大头在地方（约占80％左右），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主要问题也出在地方。资料表明，1991～2000年，地方财政总支出由2295.81亿元增长到10366.65亿元，增长3.52倍，而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由220.74亿元增长到689.47亿元，增长2.13倍；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1991年为9.6％，1995年为7.9％，到2000年下降为6.6％。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财政支农支出预算的执行还存在重大偏差。从实际看，地方财政支农资金在预算安排已经减少的前提下，在执行过程中又大打折扣，甚至截留、挤占、挪用支出资金，这就从资金总量上削减了地方财政支农的规模。
（3）财政支农结构不尽合理。一是财政用于生产性的支出比重下降，而用于各项事业费的支出比重上升。二是在农业事业费比重上升的情况下，农业事业费内部分配结构有失偏颇，即人员机构经费增长较快，业务经费增长缓慢，形成一种“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局面。这说明，近年来农业事业费比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农业事业发展具有良好的资金保障条件，恰恰相反，农业事业的发展普遍面临着资金矛盾的困扰。三是我国间接支持多于直接支持。例如政府通过拨款支持农业事业单位为农业提供科技示范、病虫疫病防治来为农民服务，通过所谓修路引水、培训指导等开发方式扶贫，为贫困地区创造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帮助脱贫致富等，这都是必要的。但并不像发达国家有较大比重的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农民或农场主收入补贴等。
2.金融政策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村信贷支持严重不足。中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金融政策，农村的金融机构承担着从农村吸收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职能，为农村和农业提供的贷款服务微乎其微。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村获取信贷支持的能力严重不足。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大量流出，而且流出量不断增多。据有关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储蓄存款增长很快，远远大于农民贷款的增长，2000年农民在信用社的储蓄存款余额由1980年的117亿元增加到12355亿元，同期农民贷款余额由67亿元增加到3588亿元，通过信用社渠道农民资金净流出由22亿元增加到590亿元。1980～2000年农民资金经过信用社渠道净流出累计8722亿元，加上邮政储蓄渠道，这一期间农民资金净流出合计10334亿元（详见表3）。
表3金融渠道农民资金净流出亿元
附图
资料来源：宋宏谋《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近年来从整个金融状况看，信贷资金供应非常充裕，但国家银行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在各项贷款总额中，农业和乡镇企业所占的比重偏低，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这是造成农村贷存比例下降、农村信贷资金外流的重要原因。
就目前中国金融机构的布局和分工来说，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金融机构所无法替代的。但从全国而言，1980年以来的统计资料显示，农村信用社贷款流向中分配给农户的比例都很小。1980年农业贷款占农村信用社贷款的比例曾达61.9％，到1994年已降到19.4％，近年来有所回升，但在2000年也只有34.2％。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农村金融资源外流，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很难得到贷款，就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承受更高的利息，最终影响农业和农村资金的发展。
（二）县乡财政困难加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保障。
县级财政是国家财政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县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现在我国共有2400多个县级财政，4.6万个乡镇财政，县乡财政运行对整个国家财政收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目前我国县域范围内聚集着占全国70％的9亿多人口，县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超过50％，这就决定了县乡基层政权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与进步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可以说，政府实现职能一刻也离不开财政的支持，我国县乡财政只有建立在稳步发展和财力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基层政权才有权威，农村公共产品才能得到提供，县域社会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才有必要的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我国县乡财政不断发展壮大，从财力规模到收支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支持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县乡财政运行中也存在较多困难和问题，已经日益成为目前我国整个财政领域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1.区域之间县乡财政存在极大的差异。大量资料表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差别很大，反映在县乡财政方面亦为如此，甚至比经济差异还要大。1998年我国县级总数2496个，其中亿元县为553个，一般县897个，财政补贴县高达1040个（含国定贫困县577个）。1999年县级总数2109个，其中上述三种县分别为593个、480个、1036个（含国定贫困县574个）。县域之间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可支配财力以及人均财力，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2.县乡财政赤字和债务状况较为严重。众所周知，我国地方财政每年算总账基本上是平衡的，但实际上地方各级财政情况不同，一个突出问题是基层财政赤字较严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1998年和1999年仍分别高达31.8％和35.5％，而且这种状况在我国越往西赤字面越大，有的省份赤字面甚至高达60％以上。基层债务数额较大，据有关统计，我国乡村两级净债务3259亿元，其中乡级债务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村级债务1483亿元，平均每村负债20万元。关于县级负债缺乏全国相关统计资料，但据笔者在陕西某县调查，到2000年底，该县累计债务余额为23448万元，其中县本级债务为16411万元，占全县累计债务总额的70.0％；乡镇级债务2858万元，占12.2％；村级债务4179万元，占17.8％。上述债务虽不是财政直接借的，但都属于政府债务，对未来的财政发展将构成压力。
3.欠发工资问题主要表现在县乡基层。保证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发放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但实际上我国财政运行并不能切实做到这一点。一般的讲，县以上各级政府的工资发放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问题主要在县乡基层，而且绝不是个别基层地方发不了工资。工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能足额发放，有的工资政策兑现不了；二是不能按时发放，经常拖欠；三是在中西部地区，此问题更为突出。
我国县乡财政运行除以上问题之外，有的地方还存在财政虚收问题，在农村税费试点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财政收支缺口增大等问题。那么，问题的症结和原因在哪里？笔者判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事权和财权不对称。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当前我国的财力分配格局中，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基本摆脱了或很少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承担了乡里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小马拉大车”，这种政府间财力与义务教育事权责任的不对称，是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滞后的重要制度因素，也是县乡基层财力紧张的重要原因。（2）财政供养人口太多。据有关资料，全国共有4.6万个乡镇，财政供养人员1280万，平均每个乡镇300多人。某省每个乡镇平均达448人，有的乡镇达1177人。这必然会加重财政困难。（3）财政管理中存在开支随意性大，铺张浪费的问题。（4）有不少基层地方盲目办企业，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加剧了财力紧张的局面。（5）财源单一，以农业为主，经济基础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
（三）农村非税项目繁多，非税收入膨胀，农民综合税费负担加重。
农业税及农村其他税收是处理国家与农民分配关系的重要方式，也是农民应尽的义务。问题是，现在我国农民除上缴规定的农业税和其他税收以外，还承担大量的非税负担，包括统筹费、提留款、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利用各种名目收取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由此导致农民综合负担不断攀升，苦不堪言。根据我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2000年农民承担的税费总额1359亿元，比1990年的469亿元增长了1.89倍，其中农业税收负担增长了4.28倍，村级提留增长了0.62倍，乡级统筹增长了1.29倍，其他收费增长了4.70倍，农民人均负担增长了2.01倍。近年来农民税费负担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约在7％～12％之间（详见表4）。
表4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总体税费负担的变化亿元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有关数据整理。
须说明的是，农村实际存在的其他收费（即“三乱”）要比上述统计数据高得多。据国外有关专家估算，2000年中国农村的“其他收费”可能在724亿～1086亿元之间，因此，农村税费总数在1809亿～2171亿元之间，农民人均税费负担在225～269元之间，农民承担的税费负担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约在10.2％～12.2％之间。此外，农民税费负担在地区之间、农户之间还存在重大的差异。大量情况和资料表明：从区域看，在发达地区，农民负担相对较轻；在不发达地区，农民负担更重。从不同的农户看，较富裕的农户，农民税费负担较轻；在贫困家庭，农民税费负担较重。
众所周知，我国从1997年开始农产品价格已连续多年持续下跌，农民收入增长面临着艰巨的压力。另一方面，农村总体税费项目繁多，综合负担不断攀升。可以说，现在农民的收入上不来，负担下不去，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国家与农民分配关系的关键问题。
从历史的视角看，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农民负担问题一直与之相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农民负担问题曾是历代政权更迭的主要导火索之一，历史经验表明，对农民负担问题决不可忽视，这是关系到治国安邦、政权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
（四）从制度环境考察，“城乡分治”格局并未改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得以固化。
城乡户籍制度是决定城乡居民身份和地位的一项根本性制度。我国自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起，就将全国人口截然分成了市民和农民，这种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固化，使我国构成了典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在就业、收入、养老、社会福利、子女上学等方面都享有优惠待遇，而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就被限制在土地上，即使能进城打工，也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和不同程度的歧视。
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民进城打工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必然选择。然而，按现行有关制度规定却增加了农民进城打工的难度。1994年底国家有关部门颁布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基本内容是对跨省就业的民工实行按需流动，凭证管理。按照这个《规定》，农民外出打工前，须在本人户口所在地的劳动就业服务管理机构进行登记，并领取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到达用人单位后，须凭出省就业登记卡领取当地劳动部门颁发的外来人员就业证，证卡合一才允许打工，否则一经劳动监察大队发现，就做盲流人员处理。与此同时，一些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也颁布了一些限制民工流入的措施。如东南沿海—发达省份，近年来采取了三条措施限制使用外地民工：一是在企业招工程序上实行“三先三后”的原则，即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先本省后外省；二是由劳动、民政部门组织珠江三角洲县市与本省贫困县市挂钩，逐步把贫困地区的劳动力、人口迁移出来；三是设立“安置就业基金”，为本省就业难的劳动群众提供就业培训，以提高其就业和再就业能力。
此外，农民进城打工须付出高昂的成本费用。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既有益处，但也要付出转移成本。据有关典型调查，一个四川农民到广东打工，如果属有组织的输出，须办理《就业登记卡》、《流动就业证》、《暂住证》等各种证件，约需200余元；此外还须向县里有关部门交纳培训费、咨询费、介绍费等约1000元，加上路费约需1400余元。有的用工单位还要求农民上岗前需交500～1000元不等的保证金，女民工还要交计划生育管理费，等等。这样算下来，一个打工者在城市要得到就业，至少要付出2000元左右的打工成本。“2000元打工成本”是一个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一个民工一年打工所得的20％—30％，或相当于全家人一年的务农所得。
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大中城市都在进行城市化改造，大兴土木，拓宽道路，扩大绿化带，拆迁了大量的路边市场和房屋，其结果是城市变漂亮了，同时许多打工的农民失业了，城市居民生活也变得不方便了。例如，北京市2000年拆迁房屋300万平方米，2001年拆迁400万平方米，拆迁的同时，必然会大大增加进城农民的失业风险，这些失业的农民或者被迫无奈回家，或者滞留城市加大了社会治安管理的难度。
还有一个重大的制度缺陷是对待农民进城子女的“就学歧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影响，城市公办中小学不接受户口在外地的农民子女上学。流动儿童即使能上公立学校，也要比当地城市学生额外多交费用，如有的要交学校2000～5000元的赞助费，另外每人每学期还要交600元左右的借读费。在许多城市，这些收费额的15％由学校上交教育主管部门。普通民工属于低收入阶层，交不起这些费用，他们的孩子就失去了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二是适应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需求，一些收费低、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民办简易学校应运而生，这是一件好事，但这类学校在一些地方得不到承认、管理和服务。国家教委和公安部1998年就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但许多城市至今没有提出民办简易学校设立的条件，没有明确社会服务机构，致使民工子弟学校不能办理合法的办学手续，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有的被强制关闭，使流动儿童重又失学。城镇规划对民办学校不予考虑，一些学校被迫多次搬迁，教学安定缺乏最起码的条件。上述种种对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歧视，既损害了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因为不少农民工子女，将来就是城市的市民，因就学歧视造就的文盲，绝不是城市发展所希望的。
三、我国社会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与“三大关系”前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正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这必将对我国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及其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从宏观和长远战略高度把握上述问题，无疑是今后处理和解决好“三大关系”的必要前提。
（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
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其实质是判断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或工业化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按汇率法换算为1998年美元，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1200～2400美元，中期为2400～4800美元，高级阶段为4800～9000美元；按此法我国当年人均GDp为750美元，还未进入工业化初期。若按购买力平价法换算为1998年美元，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3010～5350美元，中期为5350～8590美元，高级阶段为8590～11530美元；按此法我国当年人均GDp为3220美元，刚刚进入工业化初期。目前钱纳里的划分标准在国际上已不再流行，在我国学术界也有很大争议。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有自己的特殊性，在经济结构上与钱纳里标准也有较大偏差。这种标准显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实际情况，应当选择符合中国实际的衡量标准，不能拘泥于钱纳里划分的工业化阶段标准。
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由低级到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向合理化方向发展的变动趋势。从我国产业结构、制造业实力以及出口结构来看，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根据是：（1）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和农业的产值比重明显下降。1978～2000年，农业发展迅速，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同时，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8.1％下降为15.9％，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农业比重下降，林业、牧业、渔业比重上升，农业单一生产结构转变为多种经营，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过渡。（2）在人口总量增加3亿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比重由70.5％下降为5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由48％上升到50.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3.7％上升为33.2％，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等“瓶颈”得到基本缓解，现代服务业正在兴起。（3）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能力比较强大，有一定科技水平，能够为国民经济提供相当部分的技术装备；交通、运输、通信设施日益发达，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基础设施条件。工业增长迅速，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贡献日益明显，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工业生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逐步增强。（4）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出口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980年到2000年，初级产品所占比重由50.3％下降到10.2％，工业制成品比重由49.7％提高到89.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从无到有，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14.9％。生产力布局发生重大重组。东部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00年东部11个省份中有7个省份人均GDp超过1万元，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逐步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由满足基本需求为主转向逐步适应消费升级和需求多样化的趋势，这是工业化加速阶段的新特征。
当然，也需要说明，虽然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半劳动力在搞农业，工业化任务远没有完成。
（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对今后“三大关系”的影响。
首先，在今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时期仍然可以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将不可抑制地扩张，这将为缓解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奠定根本性的基础条件。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大国的特点决定了其需求的潜力巨大，从而可以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十分密切，今后中国的需求潜力不仅表现在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建设，而且工业化的推进和结构变动将创造巨大的需求。众所周知，工业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要继续降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要随之上升，由此会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工业化推进往往是与产业升级相伴随的，而我国传统产业恰恰需要加快改造或适度扩张，高新技术产业也需要大力发展，这必然带动大量的投资需求。再一点，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巨大。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按世界银行换算的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以下简称Gni）为84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3％、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3.1％；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换算，2000年中国的Gni也只有394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3.6％、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的14.4％。199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尚有18.5％的人口月均消费在1美元以下，尚有53.7％的人口月均消费在2美元以下。今后随着“小康”社会的推进，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无疑会不可抑制地增加，这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在动力。
从国际经验看，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在较长时期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研究了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情况，在不同阶段，经济增长情况不同。一般状态下，当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可以维持较长时间（详见表5）。这里的基本原因在于，在这一阶段，这些国家存在巨大的需求拉动，这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1997年人均GDp只有720美元，2000年也只有900美元，属于典型的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过渡阶段。因此，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
表5一些国家人均GDp达到700美元以后的经济增长率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有关年度《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计算。
综上分析，可以有理由推断，中国今后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巨大。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经济因素的分析和模型预测，2001～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可以达到7％～7.9％。这一速度虽然低于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但仍是较快的。>其次，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会逐步提高，这就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大约为36％，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距。城市化水平的滞后未能有效充分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是造成我国城乡差距、农村落后的重要原因。
有关研究表明，未来20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加深，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体制条件和物质条件将会明显改善，城市化进程也会随之加快。城市化水平如果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20年可望由2000年的36.2％达到55％～60％。1978～2000年农业劳动者比重由70.5％下降到50％，减少了20.5个百分点，即每年平均降低1个百分点，这种势头在未来20年间可望得到保持，到2020年农业劳动者比重将会降为30％左右。这些是二元经济结构明显转换的重要标志。
再次，工业化推进要求改变过去长期延续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强化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建设主要是依靠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进行的，这是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强化工业化基础的必然选择。现在中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到了工业适度反哺农业的时候了。1978～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2％，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2000年中国GDp达8.94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1978年的7.4倍；按当年汇率折算，突破1万亿美元。世界银行资料表明，2000年我国GDp总量排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之后，居世界第6位。如果按照购买力单价计算，我国经济总量还有很大增加，排次也更提前。随着经济发展，国民财富由小到多，主要工农业产量大幅度增加，一些重要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国家财力分配和金融资源亦发生了重大变化，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3395亿元，比1980年的1159亿元增长了10.5倍；银行存款余额同期由1661亿元增加到123804亿元，增长了73.5倍。这标志着国家当前和今后具备逐步强化“三农”的物质和财力基础条件。
（三）充分认识缩小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当前及今后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既包括结构转型（即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包括制度转型（即市场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大型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不仅要看到其重要性，而且更要看到其长期性和艰巨性。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的缩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中国，正视差距，缩小差距，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这不仅因为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不断缩小工农和城乡差距能够更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在于当前和今后中长期，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日益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而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强国家对“三农”的支持，恰恰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这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撑。同时，各国经验表明，工农和城乡差距的缩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特别在中国，我们需对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估计。（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相当繁重。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为9.28亿人，其中农村劳动力为4.8亿人。据有关预测，未来我国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约在700万～800万人之间，而从长远看中国农业领域只需要1亿～1.5亿劳动力。剔除现在4.8亿农村劳动力中包括的1.28亿乡镇企业劳动者，推算农村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数量约为2亿～2.5亿人。如果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出路不畅，农村就业压力将十分沉重，人地矛盾也会日益突出。（2）农民收入增长面临很大压力。农民收入与其土地经营规模及价格水平关系密切。但当前农村不仅人地矛盾突出，而且受农产品国际价格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从1997年开始已连续5年下跌，可以预料今后通过提价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愿望也是不现实的。（3）国家财力尽管不断增强，需要加大对“三农”的支持，但期望短期内大幅度向农村倾斜也不符合我国实际。
四、今后中长期正确处理“三大关系”的总体战略思路和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说，我国国民经济转型是经济现代化和市场化相互交织的过程，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转型期政府宏观调控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矛盾。因此，今后能否有效地缓解和缩小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第三步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及其市场化改革战略目标的实现。总体思路应把握两条：一条是政府需要“花钱”，也就是从宏观上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政府财力资源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分配的力度；另一条是政府不需要“花钱”，即下决心着力推进制度创新，政府从制度供给方面改变现行对农村歧视的做法，为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创造相对公平的制度环境。
根据上述思路和当前存在的问题，今后中长期为了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我们提出下述对策要点：
（一）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要向农村倾斜。
一个重要建议是，今后的长期建设国债要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投资力度。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5年累计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规模6600亿元，作用巨大。综合考虑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国债投资项目仍有较大规模尚未完工以及防范财政风险的因素，我们预测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尚不能完全退出，仍需持续2～3年时间，但力度要降低。因此，今后一个时期继续增发长期国债仍将是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个必要选择。在这一背景下，建议调整长期建设国债的使用方向，增加农村公共建设投资力度，重点解决农村水、电、路公共设施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且是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从中长期看，今后即使停发了长期建设国债，国家财政的预算内投资也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投资重点，一方面改善农村生活居住和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劳务收入。力争通过政府投资力度的加大，在未来5年内使我国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有一个根本的飞跃。
（二）完善财政支持农业政策。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财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因此，强化政府支农职能作用，完善财政支农政策手段，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这是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从而实现国家的农业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近年来国家财政的农业投入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但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仍大大低于历史上的较高水平，与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相比更是相距甚远。考虑到我国农业生产条件落后的状况以及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今后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是：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提高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力争在“十五”期末将这一比重由现在的8％提高到10％。（1）要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近几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以1500亿～2000亿元的幅度递增，据初步预测，这一增长势头在“十五”期间仍会保持下去。建议国家财政每年新增财力分配要划出10％～15％的份额用于农业，这是强化农业投入的一条重要措施。（2）尽快出台《农业投资法》，将各级政府支农行为纳入法律规范。从今后的趋势看，国家为了更好地实现支持和保护农业的调控目标，改变农业投资中的随意行为，要尽快制定和出台《农业投资法》。立法应将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农业投资行为作为规范的主要对象，同时既要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农职责，也要对其农业投入的数量界限作出规定，这必将促使整个农业投资主体的行为规范，强化政府投资主体的导向功能。
明确农业财政支持的方向和重点至关重要。今后财政支农政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按照wto规定要求，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的现实矛盾和薄弱环节，着力强化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这是关系到农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具体考虑：（1）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包括水利设施、农业生态环境、国土整治等。（2）支持农业结构调整。中国农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战略性结构调整，这就是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发展畜牧业和林果业，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积极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等。为此，财政要加大对“种子工程”、畜牧良种、优质饲料、区域化优质农产品基地、产业化龙头企业、退耕还林还草等方面的支持。（3）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我国有2.3亿个农户，经营规模小，农产品成本高，靠政府的价格支持和补贴受到限制，关键还是要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在这方面，财政要增加气象投入，建立、完善各种专门性自然灾害气象预报服务；加强对病虫疫情监控的投入，减轻农民损失；增加对农产品信息网络和营销组织建设的投入，逐步建立覆盖全国城乡、连接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信息网络营销组织；支持农民合理储备粮食，减轻国家粮食储备压力。（4）调整农产品补贴政策，改变农产品补贴环节。多年来国家财政投入巨资用于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效益低下，农业和农民没有受益，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和措施是：大力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财政补贴，把这方面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农业生产环节，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另外，特别还要考虑把这些钱的一部分直接用于增加农民收入。要具体研究通过建立农业灾害补助制度、农产品市场风险补助制度、农村困难群体粮食补助制度、特殊困难农民生产补助制度等，从而为降低农民的损失，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制度保障。
再一个问题是，要注重发挥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导向功能。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运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直接增加农业投入，还在于有利于吸引和带动全社会的农业投入。为了提高社会农业投资的吸引力，需要通过发挥农业财政支持的导向功能，进一步建立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1）要调整和优化农业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农业基础性投入，为社会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国家要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农业投资给予优惠和奖励，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农业。（3）要改变财政投入方式，减少政府直接办项目，加大对农民和社会办项目的补助。还要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鼓励农业利润用于农业再投资。
（三）调整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分配政策。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以来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方针，这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问题是，作为基础教育大头的农村基础教育，其发展任务及资金投入职责主要落在了县、乡、村基层，与其所具有的财政能力极不匹配。就中央和省级来讲，其财政教育投入分配，主体部分用在了高等教育，极少或很少用于支持基础教育。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滞后，欠账较多，成为当前我国整个教育领域最为薄弱的环节。
为了加速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必须强化中央和省级支持基础教育的职责和投入力度，真正将基础教育发展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摆在国家财政分配的重要位置。
首要的措施是，需着力调整中央和省级教育投入结构，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级整体基础教育投入比重，改变现行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的不合理状况。有两个思路可以考虑选择：一个思路是“十五”期间中央和省级在每年新增的教育投入总量中，拿出至少一半左右的资金用于基础教育；另一个思路是，在确保教育投入原有渠道增长的前提下，“十五”期间中央和省级在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总量中，再拿出10％的资金专门投入基础教育。上述思路的共同点是：教育投入结构存量不变，增量调整，有利于加强和促进基础教育发展。
此外，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中央和省对下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这一转移支付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一般性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以县为单位，计算县级人均财力，以此作为对县教育转移支付的基本依据。人均财力是当地财政能力的重要指标，一般讲，人均财力水平高，则当地财政状况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状况也相对较好，反之亦然。因此，以人均财力作为教育转移支付的依据，有助于将中央和省的基础教育投入真正向中西部地区及其他困难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倾斜，从而切实有效地逐步改变这些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落后的状况。二是专项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重点解决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及其他教学条件的改善等。需说明的是，上述无论哪类转移支付资金，都要直接转移到县，避免中间环节截留和改变用途。
当然，从我国国情分析，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县级都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重要力量。中央决定从2001年起，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管理由乡镇上收到县。这一政策规定是完全正确的，表明中央对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视，同时也加重了县级的责任。今后为了有效发挥县级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作用，要着力推进县级公共支出改革，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县级财政支出结构，从而提高县级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能力和保障程度。
（四）明确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农村金融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不容否认的是，农村金融政策也出现了重大偏差，主要表现在：农村信贷资金严重外流，农村金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资金日益短缺。因此，必须研究和调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取向，尽快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至关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建立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此，要调整农业银行改革思路，强化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主要体现在为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方面提供信贷支持，以解决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以及中小城镇建设资金短缺等问题。具体讲，要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公司带农户”等方式，引导和组织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支持和做好种子、种苗、预购定金的投放和技术服务工作。尤其要加大对重点龙头企业的营销支持力度，集中规模资金，提高经营层次和决策效率，满足优良客户的资金需求。同时，应加大农业综合开发、环境保护、农村电网等方面的信贷资金投入。还要进一步做好信贷规模工作，积极稳妥地发放小额到户扶贫贷款。
要使农村信用社成为最基层的直接面向农民和农业的金融服务组织。这是解决农业信贷难、打击农村高利贷的关键。建议全面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民借款，使农户种养业贷款需求基本得到解决；要积极配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选择地支持高科技农业、高附加值农产品和出口创汇农业，支持农民扩大种养业规模，提高专业化水平；要积极创新信贷业务，发展农民子女教育、住房、农村交通运输、生活大件消费品等消费性贷款。
（五）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流动和转移的新型制度框架。
有关研究表明，我国1/3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在1.5亿人左右。21世纪初期农村劳动力将处于新的供给高峰，2001～2010年农村将新增劳动力6350万。因此，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是事关国民经济宏观全局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对农民就业和流动的某些束缚被解除。但是，在改革城乡分割制度方面仍没有迈开实质性步伐，进城后打工农民在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受到各种歧视性待遇，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向外转移。因此，必须尽快推进制度创新，消除对农民进城打工的歧视性规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首先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当前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仍受到很多不合理限制。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限制农民进入的行业和工种。农民外出就业要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面向外出打工农民的收费也过多、过滥。一些地方存在简单粗暴地清退进城务工农民的做法。现在许多城市面临就业压力，对进城农民工进行适当管理是必要的，但也要城乡兼顾，控制适度，管理得当。目前的一些做法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有序流动的作用。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各地区制定的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改变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要坚决纠正简单粗暴清退农民工的做法。其次，要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目前，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全面推开，个别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有了较大的动作。事实表明，放开户口后并没有产生消极影响。今后要进一步加大户籍改革力度。从长期看，应当允许农民自由进城。这样有利于解决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就业和待遇不平等的问题，有利于城乡经济的发展。最后，考虑到大多数进城农民的就业并不稳定，需要保持流动就业农民原有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使农民形成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就业机制，这是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六）进一步加大农村反贫困政策支持力度。
反贫困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作为反贫困的主体之一，在反贫困中具有某种主导地位。因此，政府反贫困效率的高低对新时期农村反贫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九五”期间，我国中央政府用于扶贫开发的投入逐年增加，从1995年的98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48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30倍。2002年增加到291亿元（包括财政扶贫和信贷扶贫）。以1990年价格估算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300元计算，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目前的3000万人左右，农村贫困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反贫困已取得重大进展。
然而今后农村反贫困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反贫困的政策支持力度，以逐步降低贫困率，使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分享整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反贫困职能定位既要体现政府的公共职能，同时又要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市场化进程。为此，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需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要把农村反贫困行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劳动和就业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其次，要继续增加国家的扶贫开发投入。一是要合理增加财政扶贫资金。财政扶贫资金的增加要与政府职能、国家财力、贫困发生率及扶贫开发需要相适应。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都有责任增加扶贫投入。二是继续保持并逐步增加信贷扶贫资金规模。三是鼓励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特别是民间企业到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开发，在实行优惠财政、税收政策的基础上，注重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便利环境。
最后，要正确把握国家扶贫开发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重点。要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贫困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七）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正处于向市场化转轨的过程之中，种种迹象表明，向市场化转轨固然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但同时也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系数加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中国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显得日益重要和紧迫。
从当前实际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这是由过去长期的历史原因形成的，也是由城乡之间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今后在城乡社会保障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农村比重大，农民人口多，国家能解决好城市的社会保障问题就不错了，因此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二是不顾客观现实情况，主张实行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等重要，都需要发展，但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结构、社会分配结构、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可能采取一个统一的模式，农村不能照搬城市的办法。
经济转型论文篇6
［关键词］转型升级金融支持文献综述浙江
一、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关金融支持体系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1.关于金融与经济关系，金融促进论被普遍接受，Schumacher从信用创造的视角、Keynes从银行体系的视角、Gurley和Shaw从金融中介的视角分别论述了金融对经济的重要影响。之后，Goldsmith、mckinnon和Shaw等人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建立了金融结构论、金融深化论和内生增长论，形成金融发展理论体系。金融结构论认为，金融变量的数量与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Gurley和Shaw，1960；Goldsmith，1966）；金融深化论则从制度因素层面论述了一国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相促进和互相制约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在于金融抑制，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mcKinnon和Shaw，1973）；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金融市场是内生的，金融中介平衡可产生更高经济增长率（Bencivenga和Smith，1993）。而国内外学者（King和Levine，1993；岳彩军，2008；黄学超，2009；孙力军，2009）还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沈坤容和张成（2004）、艾洪德（2004）、王树华和方先明（2006）研究得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是不同地区经济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尹优平（2008）、吴拥政（2009）研究表明，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有阶段性差异。
2.关于金融支持体系和金融生态环境，（周小川，2004；徐小林，2005）认为金融支持体系建立应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所谓金融生态环境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并且认为区域金融生态的差异主要在于各地行政干预程度、司法维护债权人权益的力度及商业文化的差异；李扬和王国刚（2005）通过区域金融水平差异的比较分析得出，法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独立性、信用文化五个要素对区域金融水平差异的贡献达到75％；高小琼（2005）认为，在金融生态链中，法治环境是根本，制度环境是保障，信用环境是基础，三者缺一不可。（于淑俐、辛波，2007）认为良好的金融生态对于打造“资金洼地”、实现银企双赢具有重要作用，金融生态就是竞争力。
3.关于金融支持体系和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关系，（史晋川，2003，2005；蒋永志，2005；陈时兴，2009）突出了地方民营金融与民营经济之间的联动效应。周业（2005）认为，“浙江金融现象”证明，地方政府是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导。沙虎居（2006）分析认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得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而地方政府主动充当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导者，联手金融部门用市场化手段改善经济金融运行环境，提升经济金融发展质量。
二、对浙江的借鉴经验
以上文献综述从金融与经济关系、金融生态环境、金融支持体系和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关系这三方面评述了它们之间辩证关系，这些文献的研究思路、方法和结论对于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1.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体系的关系
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体系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是浙江经济腾飞的强大基础，而支撑其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地方金融的改革发展以及两者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机制。可以收集积累浙江民营经济与地方金融发展历程的相关数据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归纳处理，得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可初步建立浙江金融与民营经济两者互动关系的框架模型。
2.研究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的必要性
研究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体系构建，可建立浙江这种特定区域环境下，地方金融发展与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细化“金融与经济关系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具有不同特征”这一论断，对于丰富金融发展理论具有一定价值。可为其他地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金融支持路径提供经验参考范式，为其他地方政府改善金融生态，引导和促进金融业的改革创新，促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借鉴，也为浙江当前继续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做出有益的探讨。
3.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的政策依据
可以收集积累浙江省政府对于民营经济和地方金融发展所制定的各种政策，对于地方金融发展所提出的规划、制定的方案，为地方金融发展所提供的政策、财税和环境支持措施；在实施“八八战略”、推进发展模式转型，转换政府服务理念、增强金融良性发展合力，联手打造“信用浙江”、提高经济社会信用水平，推动金融改革开放、营造竞争性市场环境所做出的努力，强调金融支持体系中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导者应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社会经济各种制度的创建者和维护者，可以通过法律制度创新、金融体系创新、市场监管创新来为地方金融发展和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制度和环境保障，并且增强服务职能，联手金融部门等运用多种手段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从而有力支撑民营经济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钱程，基于信用缺失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分析[J].生产力研究，2010（9）
[2]周建松，浙江地方金融发展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经济转型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创新能力，经济转型
近年来，广东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关资料反映，2009年前三季度，广东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1.22万亿元，同比增长14.02%，成为抵御金融海啸的强大经济领域。然而，从总体来看，广东高新技术的创新能力低下，科技含量不高的问题却十分突出，“无技术工业化”现象也十分明显。
一、创新能力比较
1、三个国际衡量指标的对比
我们知道，国际上衡量创新型区域（国家）有三个重要指标：一是研发投入占GDp总量的比重不低于2.5%；二是科技成果对经济进步贡献率达到70%；三是对技术的依存度要低于30%。从2006年广东统计年鉴和美国、日本两国有关统计资料可知，广东与美、日两国创新能力的比较，按照上述三个指标，依次为第一项，广东1.19%，美国3.2%，日本3.3%；第二项，广东50%，美国80%，日本70%；第三项，广东70%，美国和日本都是5%；广东对外技术依存度是美国、日本的14倍。广东在it领域的专利85%来自国外，而美国、日本则是5%。广东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it产业的增加值率为20%，而纺织产业的增加值率则高达30%。广东设备投资的2/3还依赖进口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设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都要依赖进口。这样一种产业经济格局，最直接的后果是盲目扩张，产能过剩。广东主要工业品有80%以上生产能力过剩或者严重过剩。目前广东产能占GDp的70%，消费仅占GDp的35%，剩下的一半则是“出口创汇”，要靠别人买你的产品才可以把它消化掉，而美国消化了其中的70%。如果美国人改变非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也就是先花未来钱的观念，广东的经济将立刻受到重大冲击。这也说明了广东部分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核心技术或研发阶段并不在广东，其所产生的附加值也就较低。
我们再看一个事例。韩国的制鞋业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快速成长，到80年代成长为第三大出口产业，1990年出口创下了43亿美元的最高记录。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增长的制鞋业，由于在发展过程中过于依赖订牌（oem）的方式生产和出口等原因，而未能抓住机遇培养市场开发能力和创立自己的名牌去占领国际市场。80年代末韩国劳动力成本又快速上涨，世界鞋类知名品牌转移到其他国家进行生产，制鞋业走向衰落趋势已不可逆转，造成2002年韩国鞋制品出口降到5.77亿美元，从业人员较1990年减少80%。韩国制鞋业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乃至丧失。根本原因在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过分依赖订牌（oem）进行生产和出口的模式，以及长期忽视自我品牌创立、海外促销能力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广东正是面临着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
2、“微笑曲线”的分析
众所周知，全球价值链体系（设计——制造——销售生产体系）中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细的“U型曲线”结构，通称“微笑曲线”。在价值链上居优势地位的跨国公司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汲取了产品设计和品牌销售整个价值链中绝大部分附加价值。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一款苹果ipod产品的成本分析显示，其299美元的零售价当中，密集型企业工人的贡献不到3美元，创造其真正价值的是概念和设计。
产业长期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在价值链生产体系中仅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并被“低端锁定”和陷入“贫困化增长”，这就是广东面临的重大难题。例如东莞，得益于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成为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迁移的首选之地，与香港形成互补的生产经营模式，生产在东莞，决策、销售、设计在香港。东莞依托港资又成为全国出口加工和转口贸易的重要基地。可是东莞的制造业大多从事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生产，严重缺乏创新能力，这种“低端锁定”制约东莞的进一步发展，对外不具备议价能力，对内则对成本变动异常敏感；过低的利润空间使很多企业更愿意赚取微薄的加工费，而不愿意或无力投入资金进行研发、设计以及建立自己的品牌等不能立竿见影的事情上来，当金融危机的到来以及宏观政策的调整，这些企业赚取的加工费远不能抵消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时，在向“微笑曲线”两端发展上出现了“有动力，没能力”的现象。因而这些企业根本不具备“走出去”的能力，除了倒闭就只有迁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区域。
3、专业人才存量的比较
我们看广东高等教育：2007年，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为118.5人，而德国为275人、荷兰为588.5人。2007年广东教育经费总支出1142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教育支出为575亿元）《广东统计年鉴（2008年）》，占GDp的3.67%，未达到国家提出占4%的要求。2007年，广东有高校102所，在校本专科生111.97万人，毛入学率是25.6%。据韩国教育发展院与韩国统计厅统计，2007年韩国大学就读的学生总数占人口的6.2%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居民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31%，从业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70%。
一般来说，每万经济活动人口中研究人员数与R&D经费占GDp比重共同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据资料，2007年广东省研究开发投入达405.5亿元，占GDp比重为1.30%。而韩国2007年达3.23%，居世界第五。韩国注重技术创新发展，新加坡注重发展总部经济，两国都积聚了大量科技人才，2005年每万人中从事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技术人员分别达到119人和91人。2007年，韩国每万人中从事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技术人员达到106人。韩国认为不再需要大量引进外资，只是侧重于重要技术的引进，重点引进核心技术。而作为外向型经济的广东，引进大量外商的直接投资，却高度集中在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方面，服务业投资明显不足；在技术结构方面，引进技术的层次低，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效应不明显，对当地产业的关联性比较弱。
由上述分析我们明白，广东在经济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比较尚存巨大差距。为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采取了对贸易和投资实施大规模开放的政策，造就了外资全面竞争的态势，导致产业完全被挤压到价值链低端，只能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从事低技术生产，产业的核心技术大多不能掌握，只能依赖进口，而无法进行资本和技术积累，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这种“无技术工业化”的表现形式就是对外资和海外出口市场的双重依赖，笼罩在无技术工业化阴影下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就是生态和资源的过度透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始终无法实现技术赶超。
二、产业经济转型考察
1、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如何考虑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广东的产业经济也经历了近30年顺风顺水的大发展。然而，广东的产业经济如今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困局。如何走出困境，实现突围，是一个关乎整体经济前景和未来发展模式的大问题。很多人认为，广东当前的这种状况是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的。事实上，我们以东莞制造业为例，这种危机早在2004年左右就初露端倪。当时，东莞就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民工荒”，逐步蔓延到珠三角地区，很多企业招不到足够人手，这显然是对广东产业经济的一记警钟。在经历了最初的不知所措之后，大部分企业被迫提高工资以增强吸引力，法定最低工资的提高，也使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
近几年，关于产业转型的呼吁不绝于耳，政府相继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在环保、能源、土地等方面对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出口加工企业进行限制。2007年7月起，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同时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商务部、海关总署也同时公布了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占全部海关商品编码的15％，规定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将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这直接引发港资企业的强烈反弹，并不断有企业倒闭的消息传出。而对出口加工型企业影响最大的是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累计升值20%左右。这使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提高，而用美元支付的加工费降低，这使很多企业由原来的盈利大户到微利，甚至亏损和倒闭。
金融危机为广东产业经济转型创造了良机。在经济景气之际，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多半会沦为徒劳的口号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只有在外部危机的压力下，不转型不能生存时，转型才可能实现。如果我们以金融危机为借口，又全面回复到过去的发展模式，那么转型只会沦为口号。如果我们继续沾沾自喜于“世界工厂”的称号，继续一门心思去和外国打贸易战、满足于不断扩大出口份额，而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脆弱性浑然不觉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广东产业经济转型提出的“腾笼换鸟”、“双转移”是一种美好愿望。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稳住企业，是广东现在面对的难题。过去的30年，我们的体制和各级政府学会了如何招商引资，习惯了旧有模式带来的立竿见影的经济增长，对如何转型、转到哪里去、转型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并没有共识。一当危机的到来，大家就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企业没有准备好，政府也一样茫然。各级政府反复强调的是中小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和如何挽救濒临倒闭的企业，如何“保增长”。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通知，从2008年11月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我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继2008年8月起我国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此次调整再提高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至14%，部分玩具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也提高到14%。同时商务部与海关总署又发出通知，暂停加工贸易限制类保证金台账“实转”政策，以缓解加工贸易企业资金压力,保持外贸稳定增长。
通过调整政策保出口适度增长尤其必要，但必须明确的是，广东产业经济的根本出路在转型。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东莞调研时强调的：要把中小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与我国经济中长远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结合起来，否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仅仅靠财政支出的帮助，即使熬过了眼前的困境，但是，未来一旦再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我们的经济还是会因为缺乏核心的竞争力和调整不到位的经济结构而再次出现更为严峻的经济滑坡问题。所以，在当下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就显得十分迫切。当然，转型是痛苦的，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有些痛苦是注定要承受的。从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转型经验上看，它们无不在转型之初经历过经济下滑、竞争力下降的艰难岁月。如果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果断地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而是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它不应该过早地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那么，韩国哪里还有机会抓住电子工业所提供的机会?如果芬兰不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放弃了依靠资源经济的发展道路并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哪能在90年代抓住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机会?这些经验都很值得我们借鉴。
2、理性的战略措施才是灵舟妙药
人们有一种思维习惯，每当谈到产业升级和转型，就想到高科技，认为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夕阳产业，应该全面淘汰。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不是从实际出发的态度。我们看美国经济，也不仅仅是微软、Google或金融衍生工具。有数据显示，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产出几乎占全球产出的1/4。1987-2005年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了94%，而其他领域的生产率只增长了38%，制造业在美国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都在20％左右，美国制造业变化的核心主要体现在其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毕业论文开题报告，采纳新技术的步伐不断加快。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资助的研究显示，早在1998年，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系统、计算机局域网、即时库存管理等技术在美国制造行业中的普及率均已超过50％。目前，美国制造业产品中有12％通过电子商务方式出货，在所有工业部门中比例最高。2002年，美国国家先进制造联合会的一份报告认为，制造业仍是美国经济增长中最强劲的“发动机”。
制造业在90年代的复兴，对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最直接贡献体现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制造业本身不仅是高新技术的“消费者”，更是技术创新的“投资人”。90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增长速度超过了服务业，在工业界总研发投入中一度占据了80%的份额。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制造企业在信息技术上投资数千亿美元。制造业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奔涌的高技术产业大潮背后的驱动力。而日本、德国、法国等经济强国，无不拥有非常先进的制造业。日本在我国投资生产的多数是日本人自己不做的东西，这些部分转移到我国来，日本的工人们就可以腾出手来从事科技含量领先而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因此他们根本不担心我国由于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产量上的压力，他们安心于质量上的领先和技术上的超前。
我们必须采取高低结合的转型战略，对广东产业经济转型而言，现实的做法是立足制造业，在保留一定数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要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实现在产业链上的提升。未来仍然会有大量企业制造衣帽玩具，但应该有部分企业拥有自己的品牌和独家技术，有相当部分企业从事医疗器械、机床、飞机等科技含量高的制造业。这样一种立体化的制造业格局，才是广东未来的努力方向，
我们不要忘记，不能放弃制造业的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就业，因此广东多数地区仍然要尽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学家樊纲就认为，我国要不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是一个应当予以肯定回答的问题。笔者深有同感。我们不能认为世界制造中心就是贬低了中国，更不能由此而否定中国的科技发展。即使中国成为科技中心，也还必须是制造中心。否则，几亿农民进城到工厂干什么？所以广东一定要好好打造制造业，以做好保就业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发展高端产业和价值链高端的基础是知识，它创造价值的主要方式不是靠体力劳动的投入，这就意味着它能承载的就业人数十分有限。在每年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紧张的状况下，“往高处走”的产业政策还需要一个牢靠的社会政策作为依托，否则“和谐社会”必然无从谈起。广东正好是这种状况的缩影，也得全面考虑和把握。
三、四点政策建议
1、广东必须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让那些“有动力，没能力”的企业真正化危为机
加大投入的重点放在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方面，形成一个合理的人才生态圈，并且借助金融危机及时进行“技术抄底”和“人才抄底”。在产业内部结构提升方面，要向“微笑曲线”两端发展。通过涉及产品决策、产品设计和品牌、营销等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提高价值链中的附加值。广东应该大力推进总部经济发展，促使总部在中心城市聚集，制造环节在生产加工成本较低的区域布局，促使区域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交易可以通过企业集团内部资源的跨行业、跨区域配置来实现，优化企业生产要素配置。
2、广东产业经济转型的关键是制造业本身的升级，全力提高科技和知识的含量
实际上，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经济的口号已经喊了很久，但并没有明显成效。根本的原因在于，科技创新并不只是科技人员的事，也不只是靠增加一些经费和投入、领导重视一下就能实现的。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关乎整个社会氛围。我国久处封建专制制度之下，这种统治制度下形成的思维定势严重地阻碍了人们创新思维、创新理念、创新行为的发展。其中心思想就是以牺牲个人的创造力和活力来满足整个社会稳定和谐。当然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这种思维定势日本、韩国也一定程度地存在，但一来这些国家的政治环境和我们不同，二来他们有专业精神，有对细小进步的执著，所以即便它们产生不了美国式的激进创新，但可以使学习和创新成为企业员工集体性的日常行为，而不再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专门工作，从而产生渐进性的创新。
3、广东产业经济转型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内需而不是外需拉动
我们知道，内需其实不用“拉动”。“内需”人人有，关键在于口袋里有没有钱，有点钱了敢不敢花钱。长期的低工资与低社会保障政策使人们不敢消费。近年，广东附加值高的产品的出口总额有所增长，但这部分出口大多是外资企业创造的，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这就意味着，其中的大部分利润并没有留在广东。要提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提升内需，显然不是一日之功，而是需要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反思和变革，而有无改变的勇气、能否彻底告别行之数年、因循守旧的击鼓传花式发展模式，是广东制造业突围的关键。
4、广东要加大对环保必要性的认识，使产业经济转型与自然资源保护协调并进
各级政府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大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公共服务、生态环保和社会管理的财政支持，实行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重塑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改变已近白热化的区域经济竞争，让各级政府真正明白共生、分工与协调的道理，走出一条与物质财富积累极度空前高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西方国家将污染留在别人的土地上截然不同的科学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王可炜.广东现代产业体系的“危”与“机”[J]．南风窗杂志，2009，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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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研究视角单一，不注重多学科交融发展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组织行为等学科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性综合学科。在不同发展阶段，管理会计的发展又受到众多关联学科的影响，产生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然而，我国在运用管理会计时，仅从其自身出发而忽略了管理会计与别的管理学科成果的交融，致使管理会计变成“信息孤岛”，无法结合不同的管理技术与方法为企业创造出更高的效益。在未来发展中，管理会计应打破“就会计论会计”的桎梏，在管理会计原有的理论基础上，不断创新和融入其他管理工具的技术和方法，整合全新的管理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为提升企业价值提供坚实的保障，激发出管理会计强大的实践能力。
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时期我国管理会计创新与发展
为适应当前经济转型时期的要求，必须发挥会计在经济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发挥在企业经管活动中起基础支持、战略支撑的管理会计的功效。以下针对管理会计观念、管理会计内容、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发展三大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转型时期现代管理会计观念创新
1．整体、动态管理观念的更新企业的日常管理活动基于一套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的管理系统，从不同管理层面出发，又可具体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子系统。各子系统目标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服从于整体目标。若相互之间发生不可调和因素，企业必须站在整体管理的角度，客观合理地分析评价经管活动，以保持内部目标的一致性，增强各系统的协调运作。同时，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企业会计信息处理能力日益强大，信息在各系统、部门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传播、处理愈发便捷，企业可随时依据内外环境最新动态作出相应决策。管理会计作为企业管理的决策支持和控制系统，必须从整体观念出发，与其他系统相互配合、协调以满足企业管理活动的需要，树立动态管理观念，在变化着的环境中不断分析、抉择，寻找动态中的最佳平衡点。
2．人本、智本管理观念的更新传统的管理会计是基于非人性化的物本管理背景下产生的，那种将人视作只会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的“经济人”的想法如今已不合适。在21世纪的知识年代里，人们愈发认识到在生产管理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的并非机器设备，而是人的智慧、才能和技巧。人作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现代企业管理的任务在于激发人潜在的才智和能力，最大限度地调度人们的积极性，释放其潜在的能量。唯有人的智能得以充分展示，物的价值才能深度开发，人尽其才是物尽其用的基础。在此新环境下，管理会计的系统设计也应更多的考虑到人的因素，推动人本观念乃至更高层次的智本管理的观念。
3．战略导向、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更新新的经济形势下，企业面临内外部复杂环境的严峻挑战，不断提升自身竞争优势和创造市场价值方能立足于整个行业。以往那种仅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不惜牺牲长远发展的狭隘观念已不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现代管理会计要求企业需站在战略的高度，时刻关注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获取竞争对手的信息，深入分析自身所处地位，协助管理当局确立战略目标、进行战略规划以取得竞争优势;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同时，努力维护生态平衡，灌输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协调环境、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
(二)管理会计内容新领域的扩展
1．培养战略管理意识，构建网络价值流战略管理会计系统传统管理会计仅重视企业内部管理而忽视外部环境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决策失去战略相关性，已不适合现代企业发展的要求。战略管理会计是传统管理会计在当前新市场环境和企业管理环境下的发展;作为外向型的综合信息系统，它避免了传统管理会计因忽视外部环境所带来“目光短浅”的缺陷，积极关注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反馈外部市场和竞争者的信息，并用战略观点来看待内部信息，综合利用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协助管理者制定合理战略的规划，因此符合企业战略发展的要求。就目前我国企业的eRp、电子商务和it的发展，企业未来可在网络价值流基础上，将企业网络信息系统、网络价值流系统与战略管理会计系统集成构建一个更高层次、复杂的新型战略管理会计系统———网络价值流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对企业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利益有着重要意义。
2．坚持以人为本，朝高层次智本管理会计转变当前高层次的脑力劳动者作为企业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资源和核心要素，在企业经管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日益提升。唯有充分发挥人的智能，物的潜在价值才能被深度挖掘，企业能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由此形成了以人的智力乃至智慧为核心的智力资本管理。但与精确化、规范化、定量化的物本管理系统不同的是，智本管理认为管理系统是一个涉及人的心理、社会层面、丰富情感世界和人际关系的复杂社会系统，由于是动态的有机体，难以用精确的数据来表现。正是由于智本管理的灵活性、非规划性和不确定性，衡量和报告智力资本成为管理会计面临的新挑战。为了真实公允的反映企业价值，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新型智本管理信息应打破传统财务信息的界限，融合数量信息与质量信息、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等多维度信息于一体。智本管理会计通过量化企业智力资本，为智本管理提供存量和流量信息，考核和评价智力资本投资效率，利用智力资本为企业创造价值。
3．普及生态保护意识，推动环境管理会计创新近年日趋增多的生态环境事故给人们敲响了一次又一次的警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应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而要考虑到以维持良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的发展。环境管理会计系统的建立，能克服传统成本核算方法的主观性和分摊标准单一的不足，将与环境相关成本单独核算以量化企业经管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它不仅提供了管理决策所需要的成本与收益等财务信息，也提供了污染排放等非财务信息，从而有效抑制企业短期行为，促使管理者从社会和企业双重角度出发，做出符合生态发展的科学管理最优决策;环境管理会计的环境绩效评价体系有助于环境资源所有者和管理者了解环境资源的存量和流量，以及资源资产的分布和变动，及时反映企业履行环境责任、预防和治理自身所产生环境污染的资源投入与绩效信息，通过对各个环节的具体实施行为的监控，发现不足，寻找差异，分析原因及改进，从而保证企业减少环境风险的威胁，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环境业绩。
4．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注重企业多方协调发展当前企业在快速发展中面对诸多机遇和挑战，压力日益凸显，竞争格局多变，在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社会财富的破坏者。经济可持续的发展成为现展的必然要求，社会责任更多地渗入经管活动中。从管理会计视角出发，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所承担对股东、员工、供应商、消费者那种社区和社会环境的责任;其基本要求是以法律责任为底线，依法经营、安全生产、遵守环保要求、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更高层次则包括关心员工健康发展、主动参与环境治理、捐助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等。企业社会责任难以用技术性指标和原则去规范，其发展依靠自身经济行为和经营行为的道德约束。社会责任管理会计就是将企业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社会责任并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它通过会计特有的方法和技术测定，计量和揭示一个企业的经济行为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促使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争取社会效益最大化，最终实现人类资源、经济和社会多方协调发展。
三、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创新
(一)研究视角更加广阔，交融多学科理论发展
传统单一学科研究方法已无法满足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需求，倡导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现在管理会计研究发展的重点。如经济学研究中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管理会计有着较好的内在一致性，其中企业纵向一体化理论为解决战略成本和战略管理会计研究问题提供分析框架;心理学研究的认知、动机、社会心理子领域理论对管理会计实践的动机效应和信息效应研究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学研究中的权变理论不仅涉及到管理控制系统，还利用交互项检验了其业绩后果，丰富了管理会计研究内容;运筹学、数理统计学的许多方法被引入管理会计决策和控制模型的构建中，促使管理会计研究朝精密的数理化方向发展。管理会计在现代管理方法基础上，整合原有理论并吸收其他学科的精华，使研究成果更具有广泛应用能力。
(二)研究方法相互结合，迎合管理实践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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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论的观点来认知会计学，存在“对象——手段——结果”三个方面。计算机的使用带来了认知“手段”变化，先进的“手段”能够更深刻地熟悉对象并将经济活动复杂多样的发展过程给以充分反映。而衍生金融工具等的发展使得探究“对象”发生变化，从以产品为中心向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并重的过程转化。最终使得会计信息评价体系发生变化，为使报表使用者能够正确理解会计信息、正确评价企业价值，会计学的会计计量、信息披露等制度规范体系应适应经济环境变化，构建会计理论发展的新模式。
一、市场特征和会计理论
20世纪企业财务会计理论，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以“产品型市场经济”为前提。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生产效率，并将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在发生时的会计期间确认，同时，将为取得收入而发生的相关费用按照配比原则进行计量，正确计算会计期间所实现的收益成为企业财务会计的重要课题。
企业会计以期间损益计算为基础。损益不是“时点概念”而是“时期概念”。由于损益计算体系以反映经营期间企业从事产品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取的收益为基本熟悉前提，所以，损益的确认不是以企业价值为原则，而是以历史成本原则为基础。
企业活动仅限于国内，从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必要的资金也是从国内市场筹集。但经济全球化，使得企业经营活动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摘要：一是企业经营活动范围超越国境走向世界；二是企业经营所需资金的筹集也扩展到全球范围。21世纪更推进了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随着企业经济活动向世界经济市场扩展，风险必然加大，这对企业经营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市场变化导致企业评价尺度的改变，对应着时时刻刻变化着的市场价格，必须进行风险管理。而采用适当的价值评价尺度，全面评价企业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而孕育了现值会计的产生。
现值计量是以市场为基础计量货币时间价值的方法。用现值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所产生的评价差额使得损益的计算结果也表现为变动性，并作为风险信息进行披露。这些完备的信息披露系统更便于投资者、债权人进行决策。企业是承担现代社会风险的基本单位，这也是以“金融资产型市场经济”为前提的会计理论，必须采用现值会计的基本原因。
二、现值会计的主要计量手段——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反映的是现值，以市场为基础的基本假设来反映资产的经济差异，是一种基于市场信息的现值评价。
20世纪的企业，以机械设备等主要生产手段为中心创造价值。而21世纪，在信息技术（it）发展的同时，衍生金融工具等金融商品以及技术、专利、特许权等无形资产已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资源，构成企业价值评价的主要部分。有形资产、无形资产、金融资产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的企业实体，可选择的共同计量模型，被认为是公允价值。公允价值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市场信息的评价，是市场而不是其它主体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认定。在现实价值的计算体系中，被认为是最适用的。
三、伴随着产业构造变化的资产构成变化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伴随着产业构造从产品型市场经济向金融资产型市场经济为重点的转化，会计学上对资产的熟悉也发生了变化。以产品型市场经济为前提的会计理论，为维持投入货币资本的价值（取得原价），对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耗费以及销售实现时所实现的收入进行探究。为此所形成的会计框架是“原价·实现的途径”。损益的计算是根据原价实现渠道在期间内确认，而不是根据经济活动（存量资产的价值变动）所产生的收益来确认利益的实现。
产品型市场经济资产的主要构成变现为摘要：（1）拥有为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的“生产手段”——固定资产；（2）从事生产、销售经营过程中所存在的“流动物资”——存货；（3）一些必要的为使作为生产预备手段以及作为流动物资存货的正常运营过程中所需要的油——金融资产（企业之间的信用）。
这些相关资源所形成的资产构成，（1）和（2）通过销售费用化来使其含有的收益得以实现，所以，也叫做费用性资产，并处于主轴的位置。（3）属于金融资产，对费用性资产起辅助功能，处于补充地位。金融资产在损益计算体系中始终以协助功能而存在。
最近，金融经济所占比例由原来的20%增大到50%。这就意味着现实的经济是“金融性市场经济”。以金融性市场经济为前提的会计理论中，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存货、固定资产）一样并列并享有重要的地位。资产的分类，由于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的支配原理不同，促使其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独立范畴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
如前所述，金融资产的市场特征使得在进行企业价值评价时，有必要采用现值计量。进行现值评价后所产生的评价差额，按传统“收益实现”原则的制度规定不能确认为收益，但由于金融市场的非凡性，金融资产的评价差额可以被认为和实现的收益有“等价的质”而被确认为收益。
四、现值会计和物价变动会计
用时价进行评价时，根据和产业构造的关联性可以将其区分为两大类型。一个是以产品形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物价变动会计”，另一个是以金融资产为背景的“现值会计”。
在产品型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进行的“物价变动会计”，主要是由于物价变动（非凡是通货膨胀）等因素而产生的新问题。由于产业构造的本质是产品型经济，物价变动会计是为了维持产品生产的持续性，带有很强的物资资产特征。
在物价变动情况下，要维持资本额，必须进行实物的再生产。为维持通过费用化所消耗的实物资产所必要的资本额，只有通过取得收益来实现。所以费用化的计算以时价为基准，以达到维护企业的营业能力，维护股东产权资本的营利能力。根据财务资本保持观念，历史成本、重置成本是可选择的计量属性，无论是名誉货币还是不变币值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将物价变动影响的一部分或全部处理为利得或损失的做法，所保持的资本还是业主原来投入的货币额，最多是其所形成的购买力。收益应是当期实体资本的增量。所以，对于物价变动的影响，只能处理为企业实物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或取得这些能力所需的资源或资金在计量上的变动，因而不能计入收益表，只能作为单独项目列入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
近期所关注的“现值会计”完全由于金融资产所产生时价评价新问题所造成的。必须注重这和上述所说的资本维持概念不同。其理由是现实的企业实体维持不是仅需要保证物资财产的持续更新维持，还意味着要考虑其资本维持正常计算以外的因素。
在金融性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是投入货币资本回收余额的计算，从收回的货币额中减去投入的货币额为所确认的收益。因此，它和企业所获取的收益是通过在收入总额中对其实物资产利用所转化为费用部分的扣除，这种根据物质资产来表示企业获利能力的方式是不相同的。
由此可见，在实物经济条件下“物价变动会计”以维持实物资本为基础，保证企业再生产的持续进行而对应的时价会计。对于存货、固定资产等非金融资产通过维持其实物资产生产能力，达到维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它和金融资产经济条件下的“现值会计”以企业持续经营为前提，考虑投入货币资本的时点和即时结算时点所产生的“清算资本维持”的“时价会计”不同。金融资产型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时价会计，不仅要维持企业全体物质资产以保证生产力发展以外，还包括对企业金融资产以投入货币资本各个项目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维持个别货币资本为基本前提的经营方式。
从维持资本的关联性来考虑，物价变动会计是“全体的物的维持”为特征的会计。现值会计是“个别的货币资本维持”为特征的会计。前者作为生产企业前提条件的物资资产的维持成为企业继续再生产维持及发展的主题。后者，在维持企业整体方面稍显薄弱，只是针对如衍生金融工具等资产为重点以及针对金融商品自身进行计价所应考虑的风险管理作为课题。因此，对同一种类的金融资产为维持其持续性可采用不同的经营方式，何时将所进行的金融资产投资变现，或以收益最大化为目的将其转向对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在此情况下，“清算——获取最大利润”的公式成为支配金融资产的原则。完全不考虑企业持续经营所涉及到的“企业社会性”新问题，只以金融资产在承担的风险之后所能获取得最大利润为目标，是金融资产交易的本质所在。所以，从个别货币资本实现最大化，以维持货币资本方面来看，两者存在着基本差异。
五、投资者的目的和信息披露
产品型市场经济的投资者，在进行制造业企业投资时，以持续经营企业的长期投资回报能力为前提。由于长期性，在持续期间收益要进行适当的分配，企业通过保持和股份相关的资本收益率，实现投资者的投资目的。
和此相对应，金融资产型市场经济的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是以即时决算性的短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关注“对投资对象未来现金流量风险所进行的价值修正”。也就是说，“企业的市场风险决定价值”是短期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所采用的评价投资对象“投资价值”的首要方法。
因为市场经济的多样性，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也就不同。对于产品型市场经济的企业来说，需要对企业履行受托责任的经营以及履约责任情况进行披露说明。所以，其基本点是建立在“适时地表示其长期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和此相对应，金融资产型市场经济的投资者，是将投资企业是否能获得最大收益作为其判定标准，在披露可能取得的利润时，以市场风险为前提。这种情况下，受托责任（在安宁环境并运用投资相对应的履约责任）中所意味着的责任已经消失，只是强调对风险情况下获取利润状况的说明责任。这样对于风险状况披露的说明也就成为信息披露的主体。信息提供的意义，并不是针对谁承担何种责任以及所产生的结果的说明。而是根据市场变动状况，采用一定的方法手段进行现值评价，并对由于市场变动所产生的“变动损益”进行披露。在此信息提供的情况下，作为风险提示，提供企业在市场中的变动情况及其结果，是“即时决算状况的展示”。
六、结论
如上所述，基于对市场经济和会计理论的分析可以得出摘要：作为20世纪企业产品型市场经济和现在已在进行并在21世纪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金融资产型市场经济，在认知理论上，按其基本特征的不同点有如下结论摘要：
从“收益概念”观点来看，产品型市场经济中所指的收益概念是“配比规定性收益”概念。金融市场性经济中的收益概念是指无论任何目的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均受经营者意愿所左右的“意思规定性收益”。不同观点，不仅使得对利润的描述有可能从重视“长期收益”向重视“短期收益”转化，并且从“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发展。
收入概念的背后所存在的“评价基准”来看，产品型市场经济是按“取得时的原价”计量，而金融性市场经济是以“现值评价”为基准。
从收益计算的“报告方式”来看，对于产品型市场经济，通过产品生产的持续进行，反映“收益实现过程”的收入、费用来体现利润总额。而金融性市场经济，“假定进行清算”并注重所产生的现金流量，采用现金流入和流出相抵后的净值来体现收益。
从“时间面”来看，产品型市场经济是以持续经营为前提的“期间计算”，并以总括损益计算为轴心。而金融性市场经济对于每项投资以瞬间取得最大收益为目标，重视“时点计算”，并且以“个别计算”为基准。
经济转型论文篇10
1、转换方式，以环境经济学理论解决能耗高的问题大家好！各位刚才谈的都是高论，我可能要讲一点怪论，高论谈不上。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转型了。因为以前环境经济学把它用做市场干预、政府管制的理论基础，但是环境经济学本身并不是主张或者要求市场干预、政府管制的。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宏观背景，我们大家都知道，经济体系是从计划经济已经转向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结构有三次产业结构，第一次产业是在不断的弱化，第二次产业非常强劲，第三次产业正在稳定的推进。表明我们现在所处的工业化的阶段，所有的结构现在也是多元化的。工业化的进程现在从整体上是判断重工化阶段，这个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报上登着奥运会期间北京100多万民工要劝走，所以我们城市化进程波动性是比较大的。上个世纪20年我们基本上是一种劳动力密集的工业化进程，没有多少土地的扩张利用，只有老工业投入。现在我们所处的是资本密集度比较高的，我们现在要转向知识密集的工业化阶段，我们目前还没有到这个水平。大家说我们能源消耗高，如果我们跟发达国家在同等发展水平的情况下相比，我们要远高于他们。按照“十一五”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天津全市人口1050万，一年要增加一个天津出来，这样大的规模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我们看一下建筑面积，现在竣工面积每年都在十多个亿平方米，我们需要这样，大家觉得现在住房还不够，很多人还没有房住。我们钢铁的产量3亿5千万吨，比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加起来很多，因为什么？我们钢材生产出来是为了发展用的，我们要看到它有利的一面，不要光看到它污染环境。转型确实要转，怎么转型？首先看环境经济学首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稀缺资源的效率配置。2、环境资源是稀缺产品，将环境转换为经济资源经济学理论就是要外部成本内部化，现实中间由于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并不考虑外部成本，我们就认为关系经济学是市场干预，政府管制。环境经济学是从公共物品转向私人物品，这里没有一个明确的产品界定，大家都来管，如果是自己的后院谁也不会来管你的。它的弊端在哪？主要是政府失策，政府失策造成的危害不会比市场失灵小，我们说环境资源它是稀缺的，它应该有产权界定，界定后就转变为私产资源，就不是公共的了。大家感觉到奇怪，为什么往大气排放污染物是往公共部分排放，美国有一个好的例子，可以有一个协定分配你可以排放多少，我可以排放，把公共资源转变为有产权界定的私人资源。如果老是公共产品，最后谁的产品都不是。我们要把奢侈品转为必需品。我们从没有技术、没有能力，环境保护是一个奢侈品，这个不尽然，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它是我们生活必需品中间的部分，不仅是这样的，由于环境的保护有这么一种特性，一旦破坏以后没法儿再回过来，这会伤害到子孙后代，不光当代所必须，也是子孙后代所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必需品。从成本转向收益。一般认为环境污染是破坏环境，造成社会成本。企业治理污染是要投入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环境的物品和服务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保护了环境也避免了社会成本，这就是收益，环境保护产业所带来的就业是很大的社会收益。现在不管是污水控制还是大气污染控制都是非常巨大的市场需求。从指令转向市场。环境污染传统观念就是外部成本，存在市场失灵，必须进行行政改革，其实不是这样的。传统观念认为破坏环境，将环境转换为经济资源，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统一的关系的。3、先进国家转型运作的经验：通过市场竞争的手段降低减排成本我们看一下英国的气候变化税。这个税是能源使用税，这个税就是外部成本内部化，它把环境当作资源，通过市场加以配置。它征收的气候变化税，或者能源使用费，并不是为了扩大税金，在征收气候变化税的同时，英国政府调低了所有公司的替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险金比率。这就是把市场扭曲这一部分纠正过来，这样一来对环境保护是非常有作用的，这样企业跟政府谈判更简单，提出自己的环境保护的目标，政府给他80％的税收减免，使这个企业有一定的竞争力。第二个例子我们看全球的气候保护，把公共物品转换成私人物品，在全球气候谈判中非常明确，大家认为有气候变化，会有灾难，那我们就减排，这就是达成一种协议，这个协议是有量在这的，第二它并不是一刀切，欧盟减排量是最高的，相对于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