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级工作汇报篇1
某乡村级党组织升级晋档工作汇报
某乡村级党组织升级晋档工作汇报在全县村级党组织中开展“升级晋档、科学发展”活动以来，我乡党委提早安排，全面部署，组织召开了领导班子会，机关干部会、乡村干部会，传达了上级会议精神，安排我乡“升级晋档、科学发展”工作任务。一、加强领导，强化监督，确保村级组织“升级晋档、科学发展”活动顺利开展。乡党委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村级组织“升级晋档、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负责对各村此项工作的安排指导和检查督促，建立乡领导联系包抓工作制度，确定党委书记是这项活动的第一责任人，要求作到充分调研，立足优势，科学制定工作规划和目标任务。6月份，抽调统计、民政、农经等职能干事组成工作组，在各村的紧密配合下，完成了对各村的产业调研，详细测算了农民人均纯收入，合理确定各村的基础档次，科学确定晋升数量，确保数据真实可靠。同时，我们注重抓指导、抓考核、抓落实，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推动了此项活动深入开展。二、充分调研，合理规划，确定我乡村级组织升级晋档活动目标。我们通过组织专人调研，召开村组织负责人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书等形式，经过调研梳理，制定发展规划，详细制定了《关于在我乡村级党组织中开展“升级晋档、科学发展”活动实施方案》，明确了各年度工作目标任务，确定各村支部书记为此项工作的直接责任人，要求各村按照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总体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和优势，以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以新农村建设统揽工作全局，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基础作用，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同时切实结合“三级联创”、“头雁工程”、“兴业带富”活动的开展，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五个方面，具体设置主导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党员队伍建设等15项考核评价指标，从到20xx年努力使全乡所有村级党组织升级晋档，达到创建二类，扩大三类，消除四类的目标。三、创新形式，强化措施，努力完成该项活动阶段性工作任务。乡党委为了进一步推动该项活动的开展，在工作中不断探索，丰富活动内容，创新工作方法。首先，建立了领导联系包抓工作制度，结合领导分工和包片情况，确定每名领导包抓一个村级组织，对该村升级晋档工作进行指导和帮扶。其次，我乡把此项工作与“八帮”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统一规划部署，分解工作任务，做到统筹兼顾，把阶段性工作的进展情况作为“月奖惩、季讲评”的主要依据。第三，乡党委要始终立足于“在调研中工作，在工作中调研”的方法，结合“三带三问三帮”活动，从产业发展、乡风文明、民主管理等方面，充分听取民声民意，掌握实际情况，为制定目标规划提供可靠依据。第四，紧抓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放松，进一步提高村级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发展能力。一是通过组织召开会议，集中学习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引导干部党员深刻领会此项活动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二是各片包抓领导组织村干部学习《乾县村级组织工作制度汇编》和乡党委关于此项活动的《实施方案》，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三是充分发挥佛头村、桥南村远程教育设施，分期组织各村干部和部分党员学习有关三农政策和科技知识。四是依托乡烟站和果业专业合作社技术力量，组织干部、群众进行烟叶采收烘烤和苹果后期管理实用技术培训。目前，各村已成立了升级晋档工作机构，制定了自己的产业规划和工作计划，并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在产业方面，我乡坚持“扩烟优果”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基地，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道路。目前烤烟生产工作开展顺利，全乡采收烘烤进度接近30%，佛头村示范基地由乡政府和烟站派有专人帮扶指导，同时，20xx年烤烟地调整工作已全面开展。在烤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220万元的淡村烟田深井工程已近尾声，为我乡建立的佛头为中心辐射周边三村的烤烟示范基地千亩大方奠定了基础。在村容整洁方面，我们以环境卫生整治为突破口，共计组织干部群众500人（次），对道路两侧和各村街道集中两次进行了全面整治，在乡风文明方面，近阶段我乡着重加强治保、调解、信息、红白理事会队伍和制度建设，确保平安创建知晓率和满意率，计划生育率再上新水平。在民主管理方面，由纪委牵头，组织各村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集中学习培训，以落实“4+2”工作机制为重点，学习了《乾县村级组织管理制度汇编》。同时，由党委副书记带队，组织组检、秘宣等职能干事，于7月底完成了对各村班子的整建工作。村级活动场所建设重点健全和完善佛头村、永久村阵地的服务功能，全力普及先进的农村文化。今后，我们要按照县委组织部的统一安排，立足优势，真抓实干，确保我乡村级组织升级晋档工作按目标计划顺利开展。（1）做好烤烟地田块调整，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2）配合旱腰带扶贫开发，按照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的原则，加快各村新农村建设步伐，进一步完善桥北村、桥南村新居民点的建设，作好其他村的环境卫生整治，达到村容整治的目标。（3）结合“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统筹发展”活动，做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同时抓紧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实施“头雁”工程，达到每个村都有一套好班子的目标。（4）加快农村民主管理建设步伐，乡纪委要全面实施干部的教育，督促检查党务村务公开工作，达到管理民主的目标。总之，于本年度末，加强佛头村、永久村硬件指标建设，在保持三类村的基础上继续突破，并且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确保柿园村、桥北村、桥南村晋升为三类村，使我乡三类村累计达到5个，使我乡村级党组织“升级晋档、科学发展”工作取得阶段性突破。
晋级工作汇报篇2
某镇村级党组织升级晋档经验交流材料
某镇村级党组织升级晋档经验交流材料自3月份开展“升级晋档，科学发展”党建主题活动以来，**镇始终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创新载体、强化措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把村级党组织升级晋档，科学发展作为统揽农村工作的抓手，通过“四个四”推动了此项活动的有效开展。一、开好“四会”，周密安排部署。一是参加好县委“升级晋档、科学发展”动员会，吃透了会议精神，精心谋划晋档工作；二是开好全镇动员部署会，周密安排。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任组长，班子成员为成员的领导机构，健全完善了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落实工作任务。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结合镇情，精心制定下发了实施意见，召开了镇村组三级参加的动员部署大会，统一思想，安排部署；三是开好业务工作培训会，打牢基础。采取镇上培训村组，村级发动农户的办法，先后3次对村党组织负责人进行系统业务培训，全镇累计培训达到6场次，培训人数180余人，为活动开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四是开好工作推进现场会，扎实推进。针对“升级晋档”活动每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先后3次召开会议专题部署，7月上旬，组织7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利用二天时间巡回各村进行评比检查，对照差距，查缺补漏，利用现场示范作用进行整体推进，切实保证了活动扎实有效开展。二、严把“四关”，夯实升级晋档基础。一是抓基础，摸底调查“实”。根据“升级晋档”活动的5个方面15项考核评价指标，细化调查摸底内容，制定下发了《**镇村级党组织基本情况摸底调查表》等系列套表，对全镇7个村，采取走访座谈、调查统计、实地查看等方式，全面细致地掌握各村基本情况，确保摸底数据真实准确；二是严审核，分类定级“严”。镇党委认真对照“升级晋档”活动考核评价指标，对各村据实考核，提出等级意见，报县委组织部审核，经审查核实后，分别建立了电子档案，确定全镇三类村1个、四类村6个；三是深谋划，规划制定“细”。依据调查统计基数，结合新农村建设等规划，找准切入点，明确增长点，逐村制定发展规划，细化分解任务，具体到项目、到户头、到人头，做到目标明确，措施具体，贴近实际。明确要求各村对“升级晋档”活动年度目标任务、关键性措施和达标时限向党员群众公开承诺，做到村上规划上墙，村级发展有年度目标责任书，户有增收明白卡；四是重落实，推进措施“硬”。以目标责任书方式落实村级工作责任，以“三融入三提升”活动契机，明确要求镇上领导率先垂范，每月到所联系的村不少于3次，解决影响升级晋档发展的问题。联村部门切实发挥职能作用，帮助村党组织“升级晋档”。镇村党组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切实当好主人翁。严格考核奖惩，对率先晋升到二类村和进位两个档次的村级党组织予以授牌，给予一定奖励资金。对当年评比居本镇末位的村支部书记进行诫勉谈话，对任期连续两年居本镇末位的村支部书记进行调整。三、落实“四项举措”，扎实推进升级晋档。一是以促农增收为目标，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坚持“一村一品”率先突破，稳步推进土地流转，围绕矿、药、畜等主导产业，大力推进集约化经营和规模化发展。通过抓技能培训，大力发展劳务经济，扩大劳务输出的规模，提高劳务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改善农业基础条件，扎实搞好水、电、路、电视、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达到我县新农村建设标准。逐村落实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农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二是深入开展“三帮三带三培养”活动，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作用。通过活动的开展，使80％以上的农村党员干部成为懂技术、有项目、善营销的致富能人，每一名党员干部带动2-3户群众发展致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三力”进一步增强，引领群众发展“一村一品”的思路更加清晰，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效果更加明显，促进升级晋档；三是扎实开展三联共建主题活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实行“四个一”工作机制，即：一个村党支部，确定一名包抓领导，联系一个联建部门，落实一支联帮队伍；四是典型引导示范，整体推进。坚持因村制宜，对罗庄新农村示范村要求率先晋升到二类村、争建一类村，扶贫开发重点村率先从四类村晋升到二类村；对基础薄弱、后进的村，专题研究，提出加强措施，促使其尽快升级晋档。四、建立“四项机制”，聚集升级晋档工作合力。一是建立领导小组联席会议机制。成立了以党政办牵头，农林水、统计、民政等相关部门为主的活动领导小组，每月至少组织召开一次会议，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存在的重要问题，定期召开活动现场推进会，总结经验，不断推动活动深入开展，形成齐抓共管，群策群力的工作格局。二是建立定期汇报交流机制。对各村开展升级晋档活动实行程跟踪问效，采取跟踪督查、观摩评比、交流汇报、排名通报的方式，不打招呼，每月随机抽查，掌握进度。不定期通知村支书，专项汇报升级晋档开展情况，总结经验，寻找差距，解决问题。三是建立升级晋档目标承诺机制。结合党组织和党员双承诺活动的开展，把村级党组织升级晋档目标任务，写入党组织和党员承诺明白卡，并予以公示，置于群众监督之下，督促目标任务兑现。四是建立目标责任管理考核机制。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任务，夯实责任，形成各司其责，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局面。把升级晋档工作纳入党建年度目标考核内容，重点考核，目标任务的完成与年度综合考核、评优树模、干部录用相结合，严格奖惩，推动了“升级严档”活动的纵深开展。
晋级工作汇报篇3
建立管理、专业、技能三通道是解决机构臃肿、防止人力资源错配、优化人才配置的重要手段之一，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优化配置，能够有效地激发各类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不断推进企业改革脱困、高质量发展，现将推进落实情况汇报如下：
一、掌握人员基本情况，确定晋升通道结构。
公司现有职工33人(外聘4人），按职级分布，中级管理人员1人，初级管理人员100人，一般管理人员20人，生产工人80人；按职称分布，高级职称20人，中级职称10人，初级职称6人；按年龄分布，35周岁以下24人，36-45周岁40人，45岁以上60人；按学历分布，研究生学历3人，本科学80人，大专学历9人，大专以下学历0人。按照人才成长三通道发展模式，公司积极构建了人员晋升的3个通道，遵循人员晋升的15个层级，坚持管理和专业通道薪酬待遇对等，技能通道薪酬待遇按政策标准执行的原则，确定了公司晋升通道结构及各通道各层级人员，进一步推进了公司人事制度改革工作。
二、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设置机制及标准
一是成立以执行董事、总经理任组长的晋升审查小组和评审小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明确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要工作职责，按照公司对管理通道、技能通道及专业通道的相关规定，严格规范三通道的评审流程。
二是科学设置三通道人员的任职资格条件，挑选政治靠得住、专业素质强、发展潜力高的人员，以他们的基本素质、专业素质、能力与业绩三方面条件为标准，进行综合评估，将评估结果作为是否晋升的主要依据。
三是建立综合考评机制，每年对晋升人员进行严格的业绩综合考核，对专业素质、工作技能不能持续达到公司要求的人员取消评定级别及薪酬待遇，做到人员岗位动态管理，实现管理、专业、技能人才能上能下。
三、认真贯彻落实，分析查摆自身不足
通过积极构建三个通道，公司已逐步形成人才成长三通道的发展模式我们也查找到自身的不足，那就是技能岗位各层级人员较少，不利于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也将通过政策宣传、建立岗位横向转换机制等方式，增加技能岗位人员，达到人力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把公司人事制度改革政策宣传到位，帮助职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通道，确保改革目标落实，取得实效。
晋级工作汇报篇4
一、配合局党委抓好了局所辖支部的组织建设和党务管理工作，抓好发展新党员的材料收集整理工作。上半年入党考察对象发展成预备党员2人，预备党员按期转正2人。20*年局所辖支部党员的党费收缴基数已造册登记上报县委组织部，上半年党费收缴工作正在进行中。
二、协助局党委搞好了人事任免，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做好有关来信来访工作。
上半年起草任免文件2个，因局20*年岗位工作异动和职务变动，协助局党委找人谈话8人次，接待来访近20多人次，主要是局下属单位工资福利和有关待遇的落实问题，再有就是乡镇农技站的工资问题，以上来访，能解决的就按政策及时解决，不在我们职权范围内的，我们备齐有关材料及时送到有权处理的单位，按政策解决不了的，做到耐心、细致地解释。
三、及时办理好干部的调配和调资手续。上半年办理调入局机关，下属事业单位人员手续3人，调出人员手续2人，办理调休手续2人，办理行政人员调级别工资3人，月增资159元；办理由农艺师晋升高级农艺师调资手续，月增资58元。
四、认真做好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晋升工作。一是摸清底子，对符合晋升相应职务的人员做到积极推荐，今年拟推荐申报高级职称1人，中级职称15人，初级职称4人；二是积极推荐符合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参加各类培训。上半年推荐、督促18人次参加县人事局组织的职业道德培训，推荐4人次参加市人事局考试和培训中心组织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中级）考核，推荐24人次参加省农业厅、人事厅联合举办的农业科技英语培训班，经培训考试全部通过，合格率达100%。
五、及时准确搞好各类统计上报工作。上半年做好了工资统计工作，涉及224人，其中在职人员143人，退休人员81人；工资情况涉及公务员工资15人，机关工人工次4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工资56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资4人，事业单位工人工资64人，离退休人员工资81人。上半年组织局系统15人参加了技术等级考试。协助党委推选1人呈报评选县优秀党员，1人呈报评选县优秀常务工作者，4人评选县优秀非中共党员干部，做好了有关材料收集、整理及汇报工作。
积极协助局《农业志》编辑委员会开展工作，认真仔细查阅有关资料，并整理、汇总。另外还积极配合局其他中心工作的开展。
晋级工作汇报篇5
一、组织实施
1、晋中公司积极配合集团晋煤物流总公司“两节”和“两会”期间公路物流地面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的督查工作组进行实施，特成立4个督查组，负责对晋中市各单位“两节”和“两会”期间公路物流地面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督查：
第一组：
组长：XXX 成员：XXX、XXX
第二组：
组长：XXX 成员：XXX、XXX
第三组：
组长：XXX 成员：XXX、XXX
第四组：
组长：XXX 成员：XXX、X X
2、督查组负责对晋中公司所属各单位“两节”和“两会”期间公路物流地面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查；对难以按期处理的重大安全隐患提交公司安委会研究。
二、督查范围
晋中市各县（区、市）公司公路物流安全专业委员会、煤炭超市及储配中心、晋中市6个煤焦管理站、市级公司直属公路物流交通运输单位。
三、督查时间
“两节”和“两会”期间。
四、督查方法
听取晋中公司所属各单位公路物流安全专业委员会关于安全生产大检查“两节”和“两会”专项整治情况汇报，对煤炭超市储配中心、公路站点、运输单位的安全工作进行抽查，对2013年安全生产大检查中各类隐患排查与治理的遗留问题进行抽查与督查。
五、督查内容
（一）督查通用内容
1、晋中公司各公路物流地面生产经营单位是否成立公路物流安全专业委员会,明确安全管理部门及职责。
2、晋中各县（区、市）公司公路物流安全专业委员会是否建立企业信息库，包括企业基本情况、安全管理机构及人员配备等。
3、晋中各县（区、市）公司公路物流安全专业委员会是否对“两节”和“两会”期间公路物流地面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制定督查方案及督查情况。
4、晋中各县（区、市）公司公路物流板块所属单位对之前安全生产大检查中发现的隐患的整改情况。
5、晋中各县（区、市）公司公路物流板块所属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制订、完善和执行情况。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建立、完善和执行情况。
6、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是否建立了定期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是否认真进行了隐患排查及隐患整改，对不能立即整改的是否做到了责任人、措施、资金、时间和应急预案等“五落实”。
7、应急管理情况。是否制定了符合本单位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应急预案，是否进行定期演练，应急救援器材、设施是否完好。
（二）煤炭超市及储配中心督查专项内容
1、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包括：组织安全
检查情况（每周不少于一次）；安全工作专题会议召开情况（每月不少于一次）；现场监控设备是否齐全有效；安全专项培训开展情况；事故分析、总结情况。
2、应急管理。包括：防火、防汛、防盗应急预案及设
施配备；开展防火、防自燃、设备事故等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演练活动情况（每半年不少于一次）。
3、特种作业持证情况。包括：煤质化验室操作人员从
业资格证、装载机、铲车司机资格证、配煤加工技术人员是否受过相关培训。
4、设备安全操作规范是否健全。包括：主要配煤设备
安全操作规程、采制样、化验设备安全操作规程、磅房安全操作规程、夜间生产安全操作规程。
5、设备保养、维修台帐是否健全。包括：选配煤加工设
备、煤质化验、监控、计量设备、车辆等设备购买日期、使用说明、维修保养记录。
（三）公路物流交通运输单位督查专项内容
1、驾驶员台帐是否健全。包括：驾驶员基本情况及驾驶证准驾类别（初领证日期、年检记录）、从业资格证类别（初领证日期、年检记录）、交通违法记录（违反“三超一疲劳”记录、酒驾记录）、违反公司规定记录（劳动纪律、偷煤、换煤、掺水记录）。
2、车辆台帐是否健全。包括：车辆类型、车牌号、购车日期、整车整备质量、最大装载量、车辆年检、保险投保情况、车辆登记表、车辆技术等级鉴定表、车辆例检完好证记录、车辆二级维护记录、车辆事故记录、车辆维修记录等内容。
3、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包括：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交通事故报告和处理制度、安全生产考核制度、应急预案及响应制度、“三防”制度、“一岗双责”制度、职工安全培训教育制度、驾驶员聘用管理制度、车辆管理制度、GpS监控平台管理制度（如配备GpS）。
4、运行管理是否规范。包括：安全责任状层层分解；安委会会议召开落实情况（每月不少于一次）；安全例会召开落实情况（每周召开一次，营运驾驶员每月不少于2次）；安全普法宣传落实情况（每年不少于两次，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次）；事故分析、总结、经验教训落实情况；上级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传达安全生产规定落实情况；车队路检、路查记录（主要检查车辆货物安全、车辆是否配备三角木、防滑链、铁锹、灭火器、三角警示牌、反光标是否完好、驾驶员“三超一疲劳”、酒驾等内容）；车辆行车前安全嘱咐记录、安全家访记录；如配备GpS监控平台，监控记录是否齐全有效、是否有落实；自查自纠、上级检查落实情况（要求有检查、有整改、有落实）。
（四）公路站点督查专项内容
1、公路站点设备运行是否安全。现场查看智能挡杆系统、电力保障系统、站区避雷系统供电、散热和避雷情况，是否按照安全规程进行操作。
2、公路站点建筑设施安全保卫情况。现场查看用火、用电、用气情况；防火、防汛、防盗设施是否配置齐全。
3、公路站点是否存在违章指挥作业。
4、严禁职工接送车驾驶员酒驾。
六、工作要求
1、按照晋能公路字[XXXX]XX号《晋能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做好“两节两会”期间公路物流地面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晋中公司成立4个督查组，负责制定专项整治督查方案，对辖属公路站点、煤炭超市、储配中心、运输车队进行全覆盖督查，对查出的问题和隐患实施全面督促整改和治理，对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跟踪复查、挂牌督办、严格考核，履行验收销号程序，确保排查出来的各类隐患100%销号。
2、各单位要认真落实整治督查方案的要求，晋中公司督查组每月至少会深入一个地市进行督察，各单位要及时总结督查工作情况，形成文字汇报材料。
3、各县（区、市）公司公路物流安全专业委员会要加强“两节”和“两会”专项督查信息报送工作，责成专人汇总、总结整治工作的成果、经验及存在的问题，于3月15日前上报晋中公路公司。
联系人：XXX
联系电话：xxx-xxxxxxx
邮 箱：
晋级工作汇报篇6
一、“三三制”原则的提出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边区政治的一道重要景观是，1940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边区政权构成方面的“三三制”原则。这是中共在抗战相持阶段迫于战局凶险和经济困难形势，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军民为抗战到底，实行全民抗战而实行的一项重要决策。至于何为“三三制”？解释云：
“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也不主张共产党的，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即统一战线的政权。共产党人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采取我党中央曾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不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有存在与活动之权。”[1]
不久中共西北局也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宣誓今后边区将以“三三制”方式践行民主：
“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2]
中共之所以于此时提出“三三制”，并非毫无缘由，其背后隐含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是保持战时国共合作的政治需要。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虽迅速实施国共合作，但武汉失守后，虽继续抗战，但表现出很大动摇，倾向日益滋长。1939年1月的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政治方针。此后国共龃龉不断，冲突频生。特别是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国共合作有濒于破裂、同室操戈之虞。中共认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加剧双方摩擦，“陷中华民族于永劫不复的奴隶地位”，故为保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国共仍有精诚团结的必要。面对的政策，中共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继续争取同维持国共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明确表示“共产党之所以提出‘三三制’，就是为了团结全民，以便合力抗日，合力建国。”[3]显然，发展民主，加强团结，是边区提出并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造的一个目的。
第二，是巩固根据地政权的现实需要。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特别在经济落后的边区乡村，无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只占少数，中间最广大的是普通民众。中共经长征辗转播迁至闭塞落后的西北，居于社会少数。中共自知，要打倒敌人，就要和多数人共同奋斗。而多数人显然在党外而不在党内。因此，若不和多数党外人士合作，中共不仅不能在新辟根据地站稳脚跟，发展力量，更不能打倒敌人。于是，中共若想在黄土地干出一番事业，就不能不将其注意力集中于边区社会，特别是广大党外人士身上。正如植物需要从土壤汲取营养、鱼儿离不开水一样，中共的发展也离不开边区民众的支持。只有对内团结联合各阶级，实行广大抗日人民的民主政治，才能使中共在边区扎根和发展。同时，边区落后的社会生产，劳动力、原料的极度缺乏和的经济封锁，亦使1940年后中共政府机构的维持和军队供给日趋紧张。为保障抗战需要，当局不得不加重农民的粮食和劳力负担，由此带来的问题层出不穷。[4]如何化解当时边区出现的各种矛盾，加强各党派、各阶层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并保持团结，也是中共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政治的民主化改造由此提上议事日程。
第三，有助于重塑边区政权、整顿干部。随着根据地抗日新政权的建立，乡村权威由传统的绅士向按阶级划分的中农、贫雇农代表转变。这打破了过去乡村绅士垄断政治的局面，一些农民出身、与党关系密切的干部开始成为村里新的掌权者。这种基层体制在乡村的延伸，使得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逐渐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控制。边区政权通过民主选举，使符合党要求的“英雄模范”、“积极分子”取代原有的不负责任、懈怠工作的“落后分子”，成为乡村新的权力主角。而这些人“像农民一样穿着棉布长裤，像农民一样说话，像农民一样生活”，其农民出身的草根性，使新干部与普通农民产生了一种自然的亲近感。在这些干部的帮助下，中共重塑了乡村的新秩序。而“和风细雨”的民主改造，在纠正政府的错误和缺点的同时，也避免了苏式“”所造成的政治冲击，既洗刷了党内的投机份子，也使新生政治力量在革命中得到洗礼和锻炼，一批新干部由此在党内脱颖而出。
第四，民主也是中共反击政治污蔑的有力武器。随着抗战正面战场的僵持，国共关系陷入紧张。面对国统区甚嚣尘上的对中共武装割据、破坏团结抗战的指责，中共反唇相讥说革命的一个重要主旨就是为人民争取民主，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只在于要不要民众，给不给民众以民主自由”。中共对国民政府藉“民智未开”、“中国素来没有民主传统”、“民主训练尚未完成”为由，不愿实行民主的做法，进行了斥责，指出衡量一个政权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就要看这个政权治下的人权、政权、财权和其他自由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如果做不到这点，“（这个政权）就根本谈不到民主”。[5]言外之意是，国民政府的法统合法与否尚属疑问。同时，中共还暗示外界，相较于政权，中共更愿意遵循孙中山的建国遗训，“如果说‘训政’尚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代表民主的三三制就是训政的最好办法。”[6]由此可见，民主之于中共，不仅是一个巩固团结、共同抗日的政治纽带，还是同进行政治斗争，抢夺政治道义制高点的有力思想武器。
故基于以上四点原因，中共对“三三制”非常重视，将其提高到了事关根据地生死存亡的高度，“能否巩固根据地，能否长期支持根据地，就看我们能否正确的把握‘三三制’的政策”。[7]只有实行“三三制”，才能把“坚持抗战，反对倒退”进行到底。否则，“团结”就只能是空话，“联合”也是“请客摆样”。即使真有“团结”和“联合”，也只是表面、暂时的，结果必然是“亡国、亡党、亡头”。[8]为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中共主动提出把政府里三分之二的名额让出来。对此解释说：
“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影响。给中间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步骤。”[9]
边区的政权建设，党不能搞把持包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就于当政的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必归于失败。”[10]
而在操作层面，中共自1940年提出“三三制”后，不久宣布按“三三制”原则先后改组各根据地政府。其中陕甘宁边区于1940年先在陇东、绥德试行。试行的办法是，先召集分地区临时参议会、各县临时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一般是通过聘请的方式实现。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该纲领正式对外提出要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的做法，从而使全区自下而上地建立以边区施政纲领为基础的“三三制”政权。[11]此后，随着中共各级党委和边区政府的宣传，“三三制”不仅成为一个流行的政治口号，也逐渐在各根据地进行推广。
二、“三三制”原则在晋西北边区政府的实践
按照中共中央的上述要求，1941年中共晋西区党委正式宣布在晋西北边区实行“三三制”。是年11月晋西区党委发出指示，各级政权须发扬民主，特别是地方各专署和各县都要成立并健全政务会议，给予党外人士职权，重视党外人士意见。[12]在这种情况下，党外人士很快调动起来，在边区政府会议上纷纷踊跃发言。与此同时，中共还主动加强同党外人士，特别是晋西北边区名流士绅的政治合作。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政权建设上，明显改变了政权原来的人事结构。如在晋西北边区一级的100个干部中，党外人士占到66.2%；区级以上政权干部约600人中，党外干部占74%。[13]外界纷纷赞扬“三三制是真正的民主政策”，“三三制顶公道，大家都能说话，人人有权。”[14]地方士绅开始广泛参与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工作，工厂生产中的私人资本也日趋活跃，连以前“不敢说话”的地主也表示愿意为抗日效劳。[15]面对外界的一片喝彩，中共不无骄傲地宣称，“凡参加政府工作之非党人士，确在事实上看见了我们各级政府同志是在认真的执行政策，去年大部士绅对我们的怀疑是大大减少了，认识了我们的政策是为了实现，并不是只在口头宣传。”[16]但事实上，上述宣称明显有所夸大，“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在边区各级政府仍相当盛行。以下即从政府行政干部的党派结构和阶级构成两方面，对“三三制”在边区政府中的贯彻进行考察。
（一）行政干部的党派结构
1、行署级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1941年在晋西北行署中工作的中共干部总数为36人，占总数107人的33.6%，大致符合“三三制”的规定；左派“进步分子”22人，低于“三三制”要求，占20.6%；“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共49人，多于党员和“进步分子”，二者相加后的比例达45.6%，几乎占整个行署干部的一半。如此看来，似乎行署的政权并不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但稍作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行署内掌握较大权力的“处长以上”的共产党籍干部远多于其他三者，数量占“处长以上”人数的三分之二。与之相较，“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三者相加，不过是党员的一半而已。因此通过对行署主要领导干部职务的包揽，党实现了对边区政府的控制。这一点在“科长秘书”中尤为明显，共产党员几乎是“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总和的2.8倍。只有在政治级别较低、不掌握权力的“科员干事”中，党员人数才少于“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仅13人，所占比例亦最低。
2、专署级
专署级的情况与行署有所不同。在三、四、五专署，党员干部无论在人数上（25人）还是比例上（28.5%）均少于或低于“进步分子”，后者不但人数最多（40人），比例亦最大（45.5%），大大超过了“三三制”规定。但如果把二者相加，则左派干部的比例为74%，几乎占干部总数的四分之三。反观23名“中间分子”，仅占四分之一，“落后分子”一人都没有（见表2）。以第四专署为例，在实际控制权力的“科长以上”干部里，党员占据一半；人数最多的“进步分子”仅分布在党领导下的“科员”级，占该级总数的60%；而政府里级别最低的干事则基本由“中间分子”组成，占总数的78%（见表3）。
3、县级
县级的情况稍为复杂。“三三制”在这一级的执行，既与专署不同，又有相似之处。首先，与专署不同的是，表4所示的晋西北17个县政权中，党员干部比例普遍超过“三三制”的规定。“进步分子”的比例，除方山、兴县和静乐区4县外，基本都符合“三三制”。“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比例，则超过晋西北一半的县都低于“三三制”的要求。其中，临北、临南、离石、方山、离东加雁北区，12个县无一个“落后分子”。临南和离石两县的“中间分子”亦仅占19.5%和9.8%。其次，和专署情况类似的是，党员握有大权。如表5所示临县区5个县的情况，党员包揽县长的现象极为普遍，科长里面的党员比例也很可观，占总数的65%，而“进步分子”只有20.5%，“中间分子”仅14.5%，远低于“三三制”的要求。后二者大多处于县政府级别最低、权力最小的科员级。
4、区级
作为边区基层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表6中我们可以看出，16个县的区级干部多数由党员充任，即使比例最低的兴县（时为晋西北行署驻地）也达37.5%。区级党员干部人数（125人）接近“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三者相加的总和（129人），占整个干部总数的近一半。后三者中，只有“进步分子”的比例在6个县的区政权中符合“三三制”，“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都居于被边缘化的位置。
5、村级
在村级，中共也处于无可撼动的支配地位。在表7中，如果把党员和“进步分子”相加，我们可以看出，左派势力在村政权中占绝对优势，两者合计在“村务会议”中占79.3%，“各委员”中占66.2%，“主任委员”（即村长）占63.2%，“代表会”占66.7%。而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与中共相距较远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在后三类职位中加起来也就30%多而已。
（二）行政干部的阶级构成
1、党员干部
从边区各级政府中党员干部的阶级出身看（见表8），农民是党员干部的主要来源。农民干部在中下层的县级和区级要远多于级别更高的行署和专署。各级政府中的共产党籍农民干部，又主要由阶级成份较好的中农和贫农构成，二者中又以中农为多。而且越到下级，出身于中农和贫农的党员干部越多。如在较高的行署和专署一级，中农和贫农干部几乎没有，而在县级和区级，中农和贫农干部居绝大多数，两者相加在县级和区级的比例分别达82.6%和86.8%，而二者中中农所占比例（县级为47.8%、区级为52.6%）又远高于贫农（县级为34.8%、区级为34.2%）。
2、“进步分子”
左派“进步分子”的阶级构成也大致与党员干部相仿，主要以中农和贫农为主。从表9不难看出，从边区行署、专署到县级、区级，中农和贫农构成了“进步分子”干部的主体。同时与党员干部相同，中农和贫农出身的“进步分子”干部比例也随政权级别的降低而逐渐升高，在行署、县级和区级的比例分别为62.5%、81.2%、90.9%。而在中农和贫农成分中，出身于中农的干部也多于贫农干部。只有在专署一级，中农干部的人数和比例低于贫农。
3、“其他分子”
“其他分子”包括“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其中，各级政权的“中间分子”中，出身中农的为数众多。但与前述党员和“进步分子”的情况不同的是，出身于贫农的“中间分子”人数甚至还少于富农出身者（见表10）。
至于各级政权中的“落后分子”，则明显与前述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的成分有别。与前三类干部中农和贫农的成分为主不同，“落后份子”干部主要以地主、富农为主。此外，“落后分子”中的地主、富农和商人成分人数则随级别降低而减少（见表11）。而这也恰好符合边区各级政权中名流士绅参政的实际情况，即越是政府高层，出身地主、富农或商人家庭的名流士绅越多；反之，政府级别越低，名流士绅的比例就越低。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显然与下级各政府中普遍存在的“党包办”、“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有关。
总之，从上述情况看，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在边区的整个政治系统中，“三三制”在行署级执行得最好，专署次之，而在县级、区级和村级执行较差。具体而言，“三三制”在行署和专署都得到严格执行（至少在比例上是这样的）。县级是个分水岭，“三三制”在县以下的执行状况直线下滑。如果说县级尚能维持“三三制”形式的话，那么在区级，形式都无法维持，党的干部突破了三分之一的限制。而至村级，“三三制”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都已名存实亡，完全处于党的控制下。由此来看，“三三制”的执行显然有一种随政府级别降低而严重失范的纵向递减趋势。其二，尽管党内干部在各级政府中的比例各有不同，但却有个始终如一的现象是，掌握各级政权中重要权力的“县长”、“处长”、“科长”、“科长秘书”、“村长”均由党员来担任，且比例亦有随政府级别降低而明显上升的态势。故从“三三制”落实的质量论，实际含金量并不高。无论党内干部在政府中所占的比例如何，都没有改变党实际控制政权的局面，党外人士远未触及边区的核心权力，仍处在边缘化的位置。其三，从边区各级政府里的干部成分看，农民虽整体居多数，但农民干部在不同政府的比例却大不相同，越到下级，农民干部就越多。如行署和专署的农民干部较少，而在县级和区级很多干部都是农民出身。其中中农和贫农成分的干部又较地主、富农、商人成分更多，中农和贫农成分中，又以中农较多。这与此时中共在根据地乡村所主要依靠的阶级力量恰好符合。同时，在“三三制”中，“党员干部”、“进步分子”、“中间分子”的阶级构成也主要以农民特别是中农为主，比例随政府级别降低而升高。只有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落后分子”中，地主、富农成分多些，且地主、富农和商人成分的人数明显随政府级别降低而减少。即越是政府上层，参加政权的地主、富农、商人就越多，政府级别越低，地主、富农、商人就越少。故由此可见，所谓开明士绅参加边区政权的情况，实际主要存在于边区政府高层，而在基层政权中这些人则普遍失语，并无权力。由此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笔者的前述判断，即作为“三三制”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政治参与，实际上仅表现在边区政府高层，在县级及以下付之阙如。
三、制度异化的分析
由上可知，“三三制”在边区政府中（特别在县以下的基层政府）的执行并不彻底。而造成问题的原因，依笔者所见，似与下述三点有关：
第一，党政关系认识不清。根据地政权建立后，中共高层认为党不必越俎代庖、不应过分干政，避免“把政府会议当作党内会议，党内的话拿到政府上说的现象。”[17]党的使命主要是制定和掌握具有原则性的政策方针，唤起民众接受党的主义与政策；而政策实施属于政府工作的范围，党政之间应相互独立。但原则上的规定是一回事，实际运作又是另一回事。不少基层干部对中共关于党政关系的上述规定并不理解，要求大权归党，声称党可以直接管理政府和群众团体。一些党内干部认为，“三三制”的施行，将破坏党的领导，于是在选举中总是想要党员多一些，藉口“三三制”不必机械执行，或者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中共党组的优势来“把持包办”。还有人认为，“只要政策对，形式上不是三三制不要紧，……可以藉口党外无人，自己是孔明，人民是阿斗，可以拉几个党外人来摆样，当请客”。[18]这种现象在县以下政府中表现十分突出，政府工作多为同级党委所包办。
第二，“三三制”政策的认识理解不够。在中共高层的认识中，“三三制”不仅是民主政治问题，还事关党与群众的关系；不但是抗日和反汉奸的武器，也是反顽固、反倒退的武器。中共认为，如不能正确认识“三三制”，“冲破关门主义的囚笼，发挥自己的策略性，对人对事，贯彻‘三三制’的政权政策”[19]，党的努力就会因此大打折扣。但事实上，尽管绝大多数的中共基层干部都有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的意志品质，但不少党员干部存在“孤高自傲”、“宗派主义”、“不守政府法纪”等问题。特别是对于落实“三三制”，不少党员并不懂得“三三制”的真意，普遍缺乏对“三三制”的正确认识。如陕北安塞县，县委宣传部对某区进行测验后，发现7名干部中仅二人知道三三制“是关于选举和议员的问题”，对“三三制”内容，竟无一人答得上来。[20]不仅如此，中共干部中还普遍存在“人家进来不对劲，不如清一色”的错误认识。[21]不少党的干部认为“清一色”政权运作较方便，故对非党干部，不是不欢迎其参加政府工作，就是硬将其拉入党内。[22]还有干部认为“三三制”充其量只是党对外的一个宣传口号，或是送给党外人士的一份人情，认为在敌占区相近的地区不能执行“三三制”，害怕村里的地主豪绅会重新掌权。而且边区经济形势极为困难，政府机关大量精减，也没有必要给党外分子安排工作。[23]在这种情况下，党员的清高自大、目中无人、独断专行、强迫命令，党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把持包办”、“清一色”等现象在边区各级政府普遍存在，“三三制”落实困难重重，基层干部普遍缺乏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主化改造运动的性质、党对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等问题的正确认识。
第三，中共对政权内的党外干部缺乏信任。“三三制”虽然给党外人士参政议政的权力，但在中共眼中，“党外人士”却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群体，对其状况应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这是因为，虽然绝大多数党外人士都主张抗日，但政治立场并不坚定，容易动摇，不少徘徊在中共和一些地方势力之间；[24]在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方面，这些人特别是一些士绅“爱讲体面”，喜欢自由，“怕开会”，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和乡土观念；再者，这些人对中共颁布的各项社会政策，虽大体赞同，但对不少问题持有异议，甚至个别党外人士还想要扩大自己在政府里的权力。[25]故而中共对党外人士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感到忧虑，决定按阶级成分和政治表现，将其划分为“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三类，然后再以此为据，对号入座，分别采取相应措施。
（1）对“进步分子”：党认为这些人总体上是拥护中共领导的，能遵守革命制度，努力工作和学习，“反对坏倾向”。但按职务上的高低，“进步分子”又可分为“上层进步份子”（处长及以上）和“一般进步份子”（科级及以下）两类。党对前者主要以团结和支持为主，工作中“重视其意见”、“在别人面前尊重他”、“表示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对于工作铺张上不正面反对他”、“对其教育主要通过群众意见的方式”以及“关心他的疾病”。[26]而对后者，态度稍有不同，除了“在工作上学习上多帮助他们”、“提高其在群众中的威信，适当的表扬其优点”、“关心其孤立”、“关心他的困难”外，强调对其进行思想和政治教育，派党内“地位高的同志多与之接近并谈话”，“可以较深刻的批评其缺点”。[27]
（2）对“中间分子”：与“进步分子”类似，中共也将其分为“高级”和“一般”两类。对“中间分子”中的高级部分，党采取较温和的支持策略，“帮助其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委婉的指出其缺点（避免严厉批评，使其变为落后份子）”、“帮助解决问题”和“尊重他的地位”。[28]而对后者，中共恩威并重，一方面承认其工作能力，关心其生活（如冬天设法给他们发被子），表示信任；另一方面亦督促其提高政治觉悟，“注意政治问题”，如对商人，既要表扬其经商很有办法，同时也对其经济投机行为进行警告。[29]
（3）对“落后份子”：在党眼中，这部分人政治立场模糊，关心个人利益，生活散漫，轻视劳动。故而对这一批人，中共使用两手策略，一面“分化其团结”，另一面“抓住其落后事实，着重开展斗争（如某某因男女关系开斗争会，某某因贪污开斗争会），促使进步。”[30]而对那些政治立场与中共有严重分歧且行动诡秘，当局又未掌握其破坏抗战或反革命证据者，采取暂时控制和适时打击的方针。党一面对其表示信任，消除其戒心，“不轻易在群众中宣传他有问题”；另一面秘密加强监视，“严密注视他的活动”，一经发现其破坏行为即给予有力回击。[31]
四、民主褪色的表现
由上可见，中共虽一方面强调用“三三制”的原则改造政权，争取和团结社会各阶层，要求党内干部在日常工作中虚怀若谷，容忍不同意见，支持党外人士掌握一定的行政权力；[32]另一方面却对组织成分和政治态度都颇为复杂的“党外人士”群体心存芥蒂，对阶级出身和意识形态都不同于自己的党外干部有所猜疑。因此中共在执行“三三制”时，并非毫无顾忌，而是疑虑重重。“三三制”和“确保党的领导”构成了一对不可避免的矛盾，边区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在日常工作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违反“三三制”和破坏团结的情况。
（一）各级党委包办政府选举
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选举具有推广政党执政理念、规范政治权力运作和赋予执政党合法性的功能。在边区参议员选举中，中共虽提出要严格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候选人，“不仅要选党员，而且更要多选党外人士”，并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外人士的威信，保证非党人士当选，[33]但实际选举中，“党一色”的现象十分突出。以晋西北为例，各地选举委员会本应按“三三制”原则组成，但各级选委会却基本不按这个原则办理。负责选举的干部“嘴里说要实行‘三三制’、纸面上写的实行‘三三制’”，投票时却“眼睛只看见党员，只看林枫同志（时任中共晋西区党委书记）由那儿选，白坚（时任中共晋西区第四地委书记）在那儿选，却没有看见不选党员的地方”。[34]1942年晋西北边区参议会提名候选人时，抗联、边区银行及各级政府所提候选人几乎都是党员，不愿吸收党外分子或不给其助选。即使助选亦非真心，上台后不是“忘了姓名”，就是“忘了该说（党外人士）什么好处”，结果选举变成党员候选人间的竞选。[35]投票时选票也大多投向党员，造成党员在参议员选举中大获全胜，占整个晋西北边区参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区级占一半。反观党外人士，在区级群众团体中仅六分之一，县级更少，仅十分之一。[36]而在村级，晋西北行署所在的兴县，全县仅五六个村宣传是“三三制”，半数以上村都没有执行“三三制”。[37]
（二）党委在政府工作中“一把抓”，党外干部缺乏实权
边区政权改造后，中共要求各级政府按“三三制”原则，重新调整干部，认真解决好党外人士的任职问题。但各级政府中党委的“一把抓”现象仍极为普遍，“领导政权大多是个别党委负责，没有在领导上建立一个适当的方式和制度”，“战时工作、征兵工作、春耕工作、在扩干会议上的布置与总结，都由党委一手包办了。”[38]在工作中，党团会议代替了政务会议，个人报告代替了大家讨论，政策制定“没有协商讨论，甚至没人发言。”[39]布置下级工作时，党委常常“从本身系统上来解决”，直接命令下级部门，很少同党外干部打招呼。如在临县，1941年县委没有经过政府即直接调整县粮种助理员、文化助理员、建设助理员、生产助理员、建设助理员等14名干部；[40]县委还包办区干部会议和区民运干部会议，召开区政府工作会议时故意不通知党外干部。在落实党外人士工作方面，党内也普遍存在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的倾向，不是故意安排职位少，就是分配“下层跑腿任务”，或让其任闲职“当傀儡”。[41]“有的把大学生埋没在下面当村长、当助理；有的明知党外干部比党员能力强，但上级非让党员当，宁愿让弱的党员干部对工作发愁，让强的非党员干部旁观消沉”。党委总认为“党员应该无条件的做主人，非党人士是装饰门面，不关重要。一切以党员了之，或以为自己的党性很强”。[42]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党外人士认为“咱们由党委领导”、“政府由军队决定”，公开怀疑起党的民主诚意。[43]
（三）非党干部受党内干部排挤、打压严重
为了落实“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的政策”，中共中央明令各级政府严格执行“三三制”，诚心诚意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使党内外能化除成见、搁置矛盾、互相信任、互相亲爱。[44]但事实上，各地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打击党外人士的现象却屡禁不止，甚至有人公然提出废除“三三制”。[45]党外人士在党的干部眼里，总被视为是“异己”，工作中被当作“牌位”。而一旦这些“可疑分子”工作上出现问题，党轻辄用教育党员的方式进行批评，重辄通过群众斗争会的方式，迫使其屈服。如方山县政府在召开“政民联席会议”时就曾公开批判党外人士王林轩；离石县委书记在出席县务会议时亦当众批评党外人士陈顾三；临北县采取党内鉴定党员的方式，给一些非党员干部进行缺点鉴定，如说刘佑卿“该同志思想意识落后，旧的传统的封建意识浓厚，不同意新政府动员的作风”，王周西“有事务主义作风，不负责，思想意识落后，有旧习气，自我批评的精神没有，对上级巴结，有个人主意”等。[46]而受党内干部排挤的党外人士，“除少数是罪有应得者外，大多数打击都是过火错误。”[47]如在晋西北离石县，党外人士陈顾三素与离石党委不睦。党委即通过下述四种方式来迫使其离开政府：（1）不接受陈顾三在政府里的所有建议和要求；（2）命令政府里的党员不准同陈顾三来往；（3）在县务会上批评陈顾三的工作；（4）阻挠陈顾三探亲，“刚走后一天一封信催他回来”。县司法科长李成熙（山西大学法政专业毕业，在旧政权时期曾任职）也受到离石县委的冷遇，长期不给其分配工作，导致他“成天在政府中吃饭睡觉，过的无聊苦闷的很”。[48]在这种情况下，党外人士普遍出现不敢坚持意见，不敢和党员展开辩论，以及惟命是从的现象。[49]
（四）党内干部与党外人士貌合神离，对其缺乏信任
边区各级政府里虽有党外干部参与，但各级政府对党外人士并不信任。不少中共干部在工作中对是否真正执行“三三制”表示怀疑，认为只是宣传口号，“老区革命历史久，除了共产党员，就没有能办事的积极分子。”[50]从前述各级政权干部阶级成分的情况看，政府级别越低，党外人士在政府里的人数越少。特别在县以下的基层政府，党外人士很少参政。如离石县36名干部中，党外人士只有3人，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中间人士都没有吸收进政府。即便是参加工作的3人，亦“未确实给以职权，扶植其工作能力，使其大胆地认真地负责。”[51]不少干部“总以为是利用人，是幌子，而不是真正与党外人士合作抗战建国，只以为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进步的，才能干出一切，而非党人士不算什么，可有可无。”[52]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党内干部总认为党外干部有根深蒂固的“地主意识”，故没必要争取和他们一起共事。[53]即便表面上对他们进行表扬，背后亦心存芥蒂，“谓‘他们是那样一个人’，话气之间，颇为不屑，对进步分子不予深厚信任。”[54]实际工作中，党内干部也时常表现出“宗派主义”的特点，既不肯向党外人士学习，更不愿使用党外人士。特别是对那些有丰富社会经验、较高社会地位和巨大社会影响的地方开明士绅，党员普遍怀有抵触情绪。他们不愿向地方士绅或成分较差的知识分子请教，“宁可到处碰壁，强迫命令，也不肯向人家学习经验，了解情况，研究对策，宁可遇事无法去做，左右为难，也不想运用人家的社会地位，好像以为只有党员的称号，才能给人以知识和能力。”[55]他们对党外人士所提出的建议也总是予以拒绝。故而在这种情况下，党外干部实际所做工作并不多，“责任心与负责精神均低落了。”[56]
（五）党外干部在生活中受党内干部的冷遇和歧视
由于对党外干部根深蒂固的成见，不少党员为了凸显自己的进步清高，“怕别人给戴大帽子，或损失了自己的威信”，不愿主动接近党外人士，特别是不敢和中间分子、落后分子接近。[57]甚至有党外干部在家生病三个月，政府里的党员竟无人去看。[58]另一方面，一些党内干部对党外干部明显存在歧视现象。如晋西北行署机关的内部年终聚餐时，有人竟侮辱性地安排非党的技术人员吃党员干部的剩饭。后来，一位张姓秘书处长请下属工作人员吃饭时，也羞辱非党人员说“这次请客不请你们”。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党外干部感到“精神非常苦闷”。[59]由此一来，上述冷遇和歧视，非但没有如中央所愿使党内干部和党外干部打成一片，反致双方关系陷入紧张。如临南县委领导下的“抗联”就与党外人士樊沚如对立，临北县的党员干部亦与党外干部关系紧张，[60]离石县的党外人士陈启三也与政府关系疏远，李成西亦愤然辞职，苏同凤、王力夫等也屡次与党内干部爆发冲突。[61]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党外人士由于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冷落而意志消沉，不像原先那么积极了。[62]
除上述五点表现外，中共干部日常工作中存在的“重量不重质”、“重形式不重内容”、“急于求成”、“命令主义”和行事上的“粗枝大叶”，也招致相当一部分党外人士的不满。如时任晋西北行署四专署第二推事职位的党外人士白一清，早年系山西大学法科毕业，后通过国民政府的司法考试，于抗战前曾担任太原地方法院榆次分院推事。抗战后他曾提议边区政府重视法制建设，但负责该工作的党员干部却回答：“现在用除奸，用不着司法了！”后来白一清对边区《惩治贪污条例》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又遭官方拒绝。于是白一清抱怨道：“从陕甘宁到晋察冀、晋东南都是一样，莫衷一是，工作也确立不定，不要旧的，也不要新的。”[63]早年曾留学日本、时任专署主任推事的任庸斋对边区实行的等级制亦颇有怨言，直言高级干部的特殊供给“应有一定限度，不能无限度的吃喝”。[64]进步分子郭映奎对一些党员干部自私自利、假公济私和宗派主义作风也颇有微词，批评有的干部“一切问题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全科的勤务，他当成私人的仆从，出差的时候把勤务带走，勤务要专门找野菜给他吃，在生活上要和老婆弄好的吃，在生活中，行署秘书科长形成一个集团”。[65]中间分子、方山县建设科长王林轩对强迫百姓缴粮、损毁庄稼的做法更深恶痛绝，并称党外士绅无法在民主座谈会上“畅所欲言”。[66]除此以外，不少党内干部的“作风不民主”、“为人暴躁”亦使不少党外干部对党敬而远之，不愿加入新政权，疏远了和党的关系。[67]
五、结语
由上可见，“三三制”提出后，尽管中共对这个自己所创的民主制度赞不绝口，但制度的实际落实并不理想。中共虽声明愿与党外人士实行合作，誓言将“百分之百兑现”政策，不少党外人士也参加了政权，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党外人士就能尽展其才。特别在职务分配上，中共控制着各级政府的重要岗位，人事上“党一色”和工作中党委“一把抓”的现象相当普遍。党外人士虽参加政权，却不掌握权力，相反由于其出身，被不少党内干部视为“可疑分子”，不被信任。他们不仅在生活上受党内干部的歧视、冷遇，日常工作中也被党内干部排挤、打压。二者貌合神离、关系冷淡，远非对外宣称的那样“亲密无间”。党外人士不敢讲话或少发言，办事敷衍塞责，导致以下后果：一是导致党对党外人士缺乏了解；二是容易把党外人士当“牌位”或误以为他们没有不同意见，于是可能会出现强迫命令多于解释说服。结果，中共虽想要与党外人士合作，但实际上却变成了“请客”；党外人士起初也希望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最终却变成“不愉快的客人”。这种情况逐渐发展的结果是党有所脱离群众，边区党委、政府乃至各种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在民众眼里变成了“公家人”，不再是与他们比邻而居、血肉相连的“自己人”。另外，“三三制”虽意味着党需要开放政权，但并非放弃政权。中共在“三三制”实行后，通过民主选举、控制政权里的重要岗位等方式大大加强了对政权的领导。故由此可知，“三三制”对党而言不过是“放弃权力的外貌，控住权力的本质”，[68]形式大过内涵。
（董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释：
[1][10]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日，第三版。
[2]吴玉章：《以思想革命来纪念抗战五周年》，《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第四版。
[3]《三三制的运用》，《解放日报》1942年5月25日，第一版。
[4]关于抗战负担所引发的农民反抗，参见拙作《转变中的乡村：1942年“延安农村调查团”的记录——晋绥边区黑峪口村的地权与社会变迁》，《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抗战负担与农民非正常分家：中共边区的另一社会景观》，《科学经济社会》，2012年第4期。
[5]《切实保障人民权利》，《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第一版。
[6][18]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续完）》，《解放日报》1942年3月27日，第三版。
[7]《在纠正统一战线中左右倾错误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抗战日报》，1940年10月16日，第一版。
[8]《反对政权建设中的关门主义》，《解放日报》1941年12月29日，第一版。
[9]《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742页。
[11]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选举》（1944年3月25日），见《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课题组编：《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21页。
[12][51][54][61]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4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13]晋西区党委：《1941年政权工作报告》（1941年），第21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3。
[14][24][62]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6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15]晋西区党委：《1941年政权工作报告》（1941年），第17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3。
[16]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3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17]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350页。
[19][39][42]晋西区党委：《关于更进一步的贯彻政权中“三三制”政策的指示》（1942年5月20日），第1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9。
[20]《安塞共产党参议员多人退让议席》，《解放日报》1942年4月17日，第二版。
[21][58][60][67]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5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22][36]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16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23]晋西区党委：《1940年政权工作报告》（1940年），第18页、第20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3。
[25][59]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19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26]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21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27][28][29][30]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22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31]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21页、第22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32]晋西区党委：《关于更进一步的贯彻政权中“三三制”政策的指示》（1942年5月20日），第2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9。
[33][34]晋西区党委直属党委：《为选举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对晋西一级直属机关支部的指示》（1942年4月4日），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9。
[35][37]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17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38]晋西区党委：《1940年政权工作报告》（1940年），第20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3。
[40][49]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7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41][46]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5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43]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14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44]王若飞：《我们怎样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第四版。
[45][47]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的指示》（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三三制”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山西省档案馆藏，a217-1-36。
[48][52][66]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10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50]涅夫：《为什么改选乡市参议会》，《解放日报》1942年5月31日，第二版。
[53]晋西区党委：《1940年政权工作报告》（1940年），第18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3。
[55]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18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56]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9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57][64][65]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三三制政策的执行》（1941年12月），第20页，山西省档案馆藏，a22-1-8。
晋级工作汇报篇7
纯靠买卖股票赚钱在过去三年大幅震荡、“黑天鹅”频出的市场几乎不可想象，但市场风浪再大，总有挥洒自如的弄潮者。
其中的行业翘楚，汇丰晋信旗下三只普通股基凭借优秀的选股能力获利不菲，跻身《投资者报》“基金全能赚钱王”三年普通股票型基金赚钱榜前十，充分展示了其投研团队精准的选股能力和综合实力。
汇丰晋信三只普通股基
入围赚钱榜前十
据《投资者报》市场研究中心的数据，在“普通股票型基金赚钱前10”榜上，汇丰晋信有三只上榜，分别是汇丰晋信大盘a、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和汇丰晋信消费红利，近三年分别实收入账11.07亿元、3.57亿元和1.91亿元，成为普通股基中上榜最多的公司。
汇丰晋信的成功并非偶然，根据海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汇丰晋信最近三年旗下权益基金的净值增长率为106.40%，排名69家公司第三，五年净值增长率为131.92%，排名66家公司中第四位，也是唯一一家过去三年、过去五年绝对收益排名均在前五的基金公司。
众所周知，普通股基历史悠久，2015年又整体提高了最低仓位，在此约束下，一些产品不得不转型成偏股混合型，而普通股票型基金赚钱榜前10的基金用成绩证明，凭借自己的独门秘籍，即使不择时，通过精选个股，一样能为投资人赚取较高收益。
对此汇丰晋信投资总监曹庆表示：这是公司“可解释、可复制、可预测”投资理念的最好印证，证明在a股市场，坚持基金投资策略本身、不追求短期排名的投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汇丰晋信目前管理在岸本地基金17只，同时是多家机构QFii投Y咨询顾问，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专业资产管理服务，致力于“让投资更简单”。
“低估值策略”年年盈利
如何控制风险，保证出击的有效性？又如何及时保住胜利果实？位列普通股基赚钱榜第三的汇丰晋信大盘a，其操作策略具有代表性。
汇丰晋信大盘a的最低仓位是85%，近三年仓位调整幅度在86%～94%之间，“我们旗下的股票基金仓位明确，风格明确，坚持‘所投即所得’，即投向大盘蓝筹股，有利于投资人选择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基金，并做好资产配置。”曹庆表示。
尽管拥有如此高的仓位，汇丰晋信大盘a在过去三年中依然每一年都实现了盈利，年化收益达到40%，并获晨星、海通证券、上海证券等多家机构五星评级，用实践证明：通过精准的选股和买卖操作，不但能为投资人赚钱，并且能在较高的仓位下，合理控制投资人的风险。
大盘基金基金经理丘栋荣表示：“对于权益投资，最重要的是要承担市场的风险。只有长期持续地承担风险，才能获得市场的超额回报。我们的目标不是没有回撤，因为那样可能将放弃上涨的机会。我们希望能在市场下行的时候，跌得相对较少；市场上涨时，涨的相对较多。我们致力于构建最有性价比的组合，以期在波动的行情以及系统性风险中获得不错的收益。”
“避免买入高估资产，或者低配高估资产可能在操作中更为重要。”坚持pBRoe策略（低估值、高盈利策略）的丘栋荣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投资策略，即“基于风险定价的主动价值策略”。据丘栋荣测算，在过去业绩的归因分析中，超额收益中接近一半来自于低估值策略，另外有1/4来自于选股提供的绝对阿尔法收益。
“我们要考虑的是有没有足够的流程方法以及体系来把超额收益始终把握住，能够确保超额收益的可持续、可复制和可预测，所以我们更多的工作是在构建体系，并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把体系构建得更加完整。”丘栋荣说。
根据wind统计数据，截至4月26日，丘栋荣目前管理的基金有两只，分别是汇丰晋信大盘和汇丰晋信双核策略。其中汇丰晋信大盘a类今年以来的累计收益已有7.88%，双核策略a类则有5.4%。而相比短期的排名和业绩，丘栋荣更看重经过风险调整后的超额收益，并表示将“始终评估风险和收益的来源，达到一个持续的、正确承担权益市场风险，并获得超额收益的目的。”
长效机制复制超额收益
在打造投研体系的过程中，曹庆将“可解释、可复制、可预测”的投资理念作为全公司产品运作的核心。
“业绩可解释就是我们能够清楚地解释我们基金获取的超额收益来自哪里，而且这个来源是真实可靠的；业绩可复制就是我们获取超额收益不是靠运气，而是有具体的投资策略和投资流程做保障；业绩可预测就是我们所有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是非常清晰的，能够让投资者相对简单的对我们基金的业绩建立合理的预期。”
“我们的投资策略包含了个股选择策略、行业配置策略、资产配置策略来进行组合的构建和调整，同时也有风险控制策略来控制组合的整体风险，以及定期的业绩归因来分析基金经理执行该投资策略的效果。我们希望基金经理在坚持精选个股的同时，也能够从组合管理的角度来思考和投资。”
晋级工作汇报篇8
（一）单位范围。竞争上岗适用于各级实施和参照（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和事业单位、法院和检察院机关。
（二）职位范围。竞争上岗主要适用于选拔任用担任市级机关正、副处（科）长，县（市）区机关正、副科（股）长。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这些职位出现空缺时，机构调整、重组或现有人员超出职数限额需要进行人员调整或分流时，按规定进行职位轮换时，选拔专业性较强或热点职位人选时，原则上应采取竞争上岗的方法。根据工作需要，科级非领导职位也可以列入竞争上岗的范围。
（三）人员范围。竞争上岗原则上在本机关内部人员中进行。对某些专业性较强、本机关无合适人选的职位，以及形不成竞争的职位，经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批准，可以跨部门或在本系统企事业单位组织竞争选拔，但要从严控制。
二、竞争上岗的条件
（一）基本条件
参加机关竞争上岗的人员，应具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的基本条件。
（二）资格条件
1、机关内部参加竞争上岗的人员，应具备国家公务员或参照（依照）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以下简称机关工作人员）身份。
2、跨部门参加竞争上岗的人员，应符合转任条件。
3、参加竞争上岗的企事业单位人员，应符合调任（选调）条件（担任科级领导职务），年龄一般在40周岁以下,文化程度在大学本科以上。
4、参加晋升性竞争的人员，一般应具备党和国家规定的职务晋升资格。经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批准，下列人员可以越一级竞争,并放宽任职年限,但一般不少于规定年限的一半。（1）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2）连续三年年度考核为优秀等次的；（3）本单位三分之二以上群众推荐的。副职主持工作且主持工作期间所在部门工作成绩突出的可以放宽任职年限。
参加市级机关竞争上岗的人员，应符合市委《关于推进市级机关科级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实施意见（试行）》[发()81号]规定的任职年龄要求。参加科级领导职位非晋升性竞争上岗的，男性年龄不超过55周岁、女性不超过50周岁；参加科级领导正职晋升性竞争上岗的，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最高不超过50周岁；参加科级领导副职晋升性竞争上岗的，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最高不超过45周岁。
5、晋升性竞争上岗的,文化程度一般在大专以上。
（三）附加条件。各单位可根据具体职位的要求，附加其他任职资格条件。如年龄、学历、专业知识和工作经历等。
三、竞争上岗的程序与方法
竞争上岗一般包括制定方案、公布职位、公开报名、资格审查、考试、演讲答辩、民主测评、考察与评价、决定任用等9个环节。
（一）制定方案。竞争上岗方案由各单位研究制定，内容包括组织领导、竞争职位、竞争范围、任职条件、方法程序、时间安排等。经单位党组（党委）审定后，按管理范围的不同，报经同级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后实施。
（二）公布职位。通过会议或书面通知等形式，公布拟竞争的职位名称、任职条件以及竞争上岗的程序、办法等。
（三）公开报名。报名采取个人自荐、群众举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一般以个人自荐为主。群众举荐和组织推荐的，应征得本人同意。每人可报1-2个职位，填写《竞争上岗自荐（举荐、推荐）表》。
（四）资格审查。由所在单位竞争上岗工作领导小组或组织人事部门对照本细则第二条规定的条件，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并提出意见，报单位党组（党委）研究确定竞争人选。竞争人选与所竞争职位的比例一般不得低于2：1。个别达不到规定比例的职位可暂时空缺，确因工作需要，经同级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可作为预选对象进行资格审查，参加竞争上岗。放宽职务晋升资格条件或越级参加竞争的人员，须按管理范围的不同，报经同级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对跨部门参加竞争的，原单位要积极协助做好资格审查工作。
（五）考试。对资格审查合格的竞争者进行统一的书面考试，重点测试竞争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履行职位职责所需的基本知识与能力。考试内容要按照“以事择人，以岗定人，考用一致”的要求设计。一般采用闭卷方式。试题一般由本单位命制，也可委托有关专业部门命制。试题应严格保密。部门内部的竞争上岗，也可以采取其它测试方式。考试成绩采取百分制。
（六）演讲答辩。演讲答辩主要是由竞争者向评委和到会人员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任职优势和任职后的工作设想，并对评委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答辩，然后由评委根据竞争者在演讲答辩中的综合表现进行评分。演讲答辩主要测试参加竞争人员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应变能力以及对竞争职位的了解和胜任程度等。
演讲答辩的评委一般设7-9人，由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和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有关专家、群众代表组成，也可邀请具备公务员面试考官资格的人士参加。设主任评委1人。群众代表1-2人，通过推荐办法产生，得票多者当选。演讲答辩会的与会者一般是本单位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以评委为主，适当吸收有关人员参加。
演讲答辩成绩采取百分制，评分方法是：每位评委根据竞争者的演讲答辩综合表现，在《竞争上岗演讲答辩评分表》内按要求评分。分数计算方法：对每个评委所给的总分进行复核，登入《竞争上岗演讲答辩成绩汇总表》，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相加后计算出平均分即为该竞争者的演讲答辩成绩。
（七）民主测评。民主测评是群众根据自己对竞争者德、能、勤、绩的全面衡量，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议竞争者能否胜任竞争职位工作。参加投票的人数应占单位工作人员总数的80%以上。
民主测评票一般设“胜任”、“基本胜任”和“不胜任”三种等次。胜任和基本胜任票不到三分之二的不能选拔任用。民主测评结果采取百分制，计分方法为：“胜任”票按百分比1：1计分，“基本胜任”票按1：0.5计分，“不胜任”票不计分。民主测评计算公式见附件三《竞争上岗民主测评成绩汇总表》。
（八）考察与评价。根据竞争者笔试、演讲答辩和民主测评结果，从高分到低分择优确定考察对象并进行考察，考察人数一般应多于拟任职务人数。考察的内容包括干部的德、能、勤、绩，考察意见向党组（党委）汇报。对被考察者进行综合评价，形成组织评价意见。组织评价意见由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原职位分管领导、班子成员其他领导和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的意见组成，权重一般为:领导班子成员较少的为4：3：2：1,较多的为3:3:2:2。
确定竞争者的综合得分。综合得分采取百分制，由笔试成绩、演讲答辩成绩、民主测评结果和组织评价意见四部分构成，各项要素所占权重一般为2：2：3：3。如果没有进行笔试，演讲答辩成绩、民主测评结果和组织评价意见的权重一般为4：3：3。最后公布综合得分。综合得分低于70分者不能选拔任用。
（九）决定任用。根据组织考察结果和竞争上岗的成绩，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单位党组（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竞争职位的上岗人选。正式任用前，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再次听取群众意见。
市级机关属于晋升、转任、调任（选调）科级职务的，正式任命前须按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级机关科级干部任用与职数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履行职位职数和晋升资格审核手续。
四、竞争上岗人员的管理与待遇。
1、通过竞争晋升职务的人员，试用期一年。试用期满，经考核称职的，任职时间从试用期开始时计算；考核不称职的，由任免机关根据本人德才表现，按竞争上岗前的职级另行安排适当工作。试用期间应按照有关规定接受任职培训。系统内企事业单位竞争上岗的人员，试用期满考核称职的，办理调任（选调）手续。
2、竞争上岗人员实行任期制，任期三年（晋升性竞争上岗人员含试用期）。任期内享受所任职位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原职级保留。任期届满，根据考核结果和有关条件以及工作需要决定是否继续任用，或重新竞争上岗。任期内考核称职，在第二次竞争中落选的，可改任同级非领导职务。因考核不称职而不能继续任职者，不再享受现职级待遇。
在竞争中发现的德才素质好，因职数限制等原因未能上岗的人员，可作为后备人选积极加以培养。对未能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或竞争落选的人员，要妥善安排并注意做好思想工作。
五、竞争上岗的组织领导
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是全市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的综合管理部门，县（市）区委组织部、人事（人事劳动）局是所在县（市）区竞争上岗工作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本地区党政机关竞争上岗的指导与监督。
竞争上岗工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在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组织实施。跨部门的竞争上岗，按人事管理范围的不同，分别由同级组织、人事部门会同用人单位组织实施。
各单位要成立由单位领导负责的竞争上岗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本单位的竞争上岗工作。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条件、标准和程序办事,不得自行其事。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竞争上岗工作的监督，严明组织人事纪律，确保竞争上岗工作健康、顺利进行。对竞争上岗工作中出现的违纪行为，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六、其他事业单位的竞争上岗可参照本细则执行。
七、本细则由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负责解释。
八、本细则从发文之日起施行，过去本市有关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荐（举荐、推荐）表
晋级工作汇报篇9
邓小平领导的三大建设，使根据地走上了巩固发展的道路；百团大战中太行军民英勇奋战，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1940年4月11日，北方局在太行区的黎城县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3个战略区的太行军政委员会，由邓小平任书记。
会议的第二阶段转移到黎城县北社村大庙中，参加人数扩大到各地委书记和太行区的县委书记一级，邓小平代表北方局就会上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发表讲话，重点讲了关于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联合行政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的问题，会上分战略区进行了充分的讨论。26日，由邓小平主持，通过了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的结论。
会议结束的当天，邓小平就召集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李一清开会，具体研究成立冀太联办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冀太联办是晋冀豫区最高权力机关，要制定统一施政纲领和统一的法令政策，将过去分散的政权统一起来。至当年8月1日，冀太联办在涉县东辽城正式成立，主任杨秀峰，副主任薄一波、戎伍胜。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冀太联办制定了施政纲领，共20条。该纲领体现了中共中央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9月，北方局又召开了重点讨论根据地基本政策的高级干部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政策，邓小平指导冀太联办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修正合理负担征收款项实施条令》、《征收救国公粮暂行办法》、《人民武装组织条例》、《劳工保护条例》、《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荣誉军人抚恤条例》、《军事支差条例》、《土地使用条例草案》、《婚姻暂行条例》等法令法规，使根据地开始走上依法办事的轨道。12月，邓小平指导冀太联办召开了晋冀豫区第一次专员、县长会议，根据邓小平12月15日在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的《迎接一九四一年》中提出的建政任务，确定了冀太联办1941年工作的重点是建设、生产、财政、民兵四项工作，并研究提出了教育、司法、公安等工作计划。
邓小平和领导的建军工作的重点是政治整军和军事训练。建军工作在对敌斗争和反顽作战间隙中进行。5月21日，邓小平在太行区榆社县潭村召开的第129师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黎城会议精神，26日又在榆社县北西马村的营以上干部会议上就建军、爱护根据地及团结问题讲话，强调对部队进行以阶级教育为中心、以干部为重点的政治整军，以提高广大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提高部队的战斗意志与干部的政策和策略水平。同时加强了各级政治机关，加强了连队党支部的建设，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清除了一批大发展中混入部队干部及党员队伍中的奸细、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在政治整军的基础上，对第129师进行了整编，整编后全师除原有的第385、386旅及新编第1旅外，又新编了6个旅：新编第4、第7、第8、第9、第10、第11旅。同时调整了军区、军分区的划分，成立了太行、太岳两个军区。
建党工作重点是在晋冀豫区内开展了第一次整党。邓小平直接指导了太行区的整党工作。
邓小平对太行区党的发展一直非常关心。还在根据地初创时期，他曾亲自到太行区的晋中、冀西地区巡视指导党的工作。1939年11月3日，邓小平在太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问题，要求党要有充分的战斗性。黎城会议中，邓小平在和李雪峰谈话中，指出了太行党在大发展中采用群众运动式的方法发展党组织的错误，并告诫说：党组织的不巩固和混乱及党员成份复杂的问题，已成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极大障碍。如果对现在的党组织不加以整顿，不肃清组织的混乱，我们整个工作将不能从现在的阶段上再提高一步与前进一步，甚至会向坏处发展。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晋冀豫区党委在黎城会议还未结束时，就召开了第二次组织联席会议，安排整党建党工作。整党工作的重点是针对党内成份复杂的状况，进行清理整顿，保持党内成份的纯洁，加强阶级骨干力量。建党工作的重点是在整党的基础上着重抓好支部建设，建立健全基层组织。经过大约4个月的整党，太行区党组织严重混乱的局面得以改善，党内思想严重混乱的局面基本克服。清除了1．1万余名不合格的党员，党的战斗力大为提高。与此同时，新吸收了一批在斗争中经过锻炼和考验的党员，提拔了一批干部。
在进行三大建设的同时，把对敌斗争的重点，放在打破敌人“囚笼政策”的对敌交通斗争上。
占领与控制铁路、公路、大道等交通线，在各个交通线上建立据点，是侵华日军从进入华北以来的既定方针。日军华北方面军在晋冀豫区内，依托平汉路向冀南平原扩张，将冀南区分割成若干小块。在太行山中，日军抢修白晋路，并准备修筑临(汾)邯(郸)路，将太行、太岳分割成数块。日军以铁路、公路、大道为链，以据点、碉堡为锁分割包围根据地的战略，被形象地比喻为“囚笼政策”。4月5日至6日，、邓小平在研究打破敌人“囚笼政策”时，邓小平提出了“面向交通线”的口号。7日，冀南军民根据、邓小平的命令，向平汉路发动了大规模的破击，打击了敌人分割、封锁冀南根据地的企图，破坏了5公里铁路、100余公里公路。
平原根据地交通破击战的成功，使、邓小平看到了打击敌人赖以活动的交通线的战略作用。5月1日，、邓小平决定乘日军向太行山东南面陵川方向发动攻击之机，向白晋路北段发动更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当日，他们签署《第一二九师政治部白晋铁路北段作战政治训令》，3日又发出《第一二九师白晋路北段战役计划》，提出此次战役的任务是：“协同民众连续破毁铁路，搬完铁轨，烧完枕木，炸毁桥梁涵洞，打断敌人修通白晋铁路的企图；坚决消灭大队以下由据点出击之敌；夺取与烧毁敌人军用品，救出、争取修路工人。”
5月5日黄昏前，参加白晋破击战的师主力、太行太岳部队和2万余民兵配合作战。破击的民兵、群众进入预定地区。当晚8时整，在白晋铁路南北百余公里的沿线上，枪声、爆炸声、喊杀声此起彼伏，使守路之敌受到沉重打击。经过一天两夜的连续战斗，将敌人经营了1年多的白晋铁路破坏了50余公里，毁坏大小桥梁50余座，炸毁火车1列，毙伤敌人350余人，夺取和烧毁敌兵站储存的大批军用物资，解救出大批修路民工。5月9日，、副总司令向、邓小平发出嘉奖令：
“白晋战役，赖诸同志指挥有方，给予日寇以严重打击。捷报传来，无限欣慰，特电嘉勉。望激励全体指战员同志，继续努力，发扬我军英勇顽强之光荣传统，彻底粉碎敌寇对我晋东南之‘扫荡’。”
白晋战役后，副总司令于5月26日到榆社县北西马村，直接听取、邓小平关于白晋路交通破击战的详细汇报。从白晋战役的成功经验中，看到了组织更大规模交通破击战的可能性。
7月中旬，派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到第129师师部，同、邓小平、李达商谈在华北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的问题。、邓小平表示赞同。左权回到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后，向汇报了商谈情况。将发动大破击战的设想电告。7月22日，、、左权向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下达了《关于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同时将此命令上报中共中央军委。23日又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八路军总部组织发动的以破击正太铁路为中心的对华北敌军交通线的大破击战，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进攻战。参加战役的部队有晋察冀军区部队，晋西北的第120师部队，晋冀鲁豫区的第129师部队，以及八路军总部直属的部队和山西新军等共105个团，约20余万人。
接到命令后，、邓小平立即于7月22日下达了第129师准备正太战役的作战命令。第129师在此次协同作战中的任务是，同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一部、决死队一部，与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一部共同完成彻底破坏正太铁路的任务。两区部队以阳泉为分界线，阳泉以西(含阳泉)属第129师，以东属晋察冀军区。他们集中第385旅、第386旅、新10旅、决死1纵队等部的8个团参加正太路破击战。同时组织其他部队对平汉、德石、白晋、同蒲等敌交通线，展开广泛的连续破击，以牵制敌人，配合兄弟部队作战。任务确定后，、邓小平立即指挥各部队进行紧张的战役准备工作。同时，邓小平要求各个战略区的党委、政府和各个军区、军分区在群众中进行组织动员工作，准备参加破路的各项后勤保障、配合作战的民兵及破路后搬运东西的人力、工具。太行区是正太破击战的主战场，邓小平特别要求正太路所在的太行第二专区的地委、专区、军分区要全力以赴做好准备工作。
8月16日，、邓小平下达第129师关于正太战役的基本命令，17日又下达了作战计划指令，要求各部队在8月20日20时开始连续破击正太路。18日，、邓小平到达正太路南侧和顺县石拐镇，召开最后一次部署正太破击战的军事会议。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会后各破击部队指挥员立即连夜返回各自指挥所，传达命令，部署战斗。
太行山的8月，是一年中最闷热的季节。20日午后，下起了小雨，给大战增加了掩护的条件。
、邓小平这时已进到正太路南侧要丰以北的明水头村。时间一分一秒地向20时移动，进入各指定位置的破击部队和破路民兵、群众焦急地等待指挥员下达进攻令。20时刚到，整个正太路，枪炮声、喊杀声响彻云霄。守备日军被弄得蒙头转向，一片慌乱。
21日凌晨，、邓小平向八路军总部发去了第一份捷报。21日白天，更加激烈的战斗在正太路上展开。22日，华北各交通线上捷报频传。当日，、左权以“百团大战”的名称发出第一场战斗通报。23日，华北《新华日报》印发八路军总部司令部的《华北交通总攻击战》第一号《捷报》，大标题为：“八路军胜利展开百团大战”，副标题是：“捷报纷传，已切断正太全线，包围阳泉攻克井陉”。同一天，、邓小平收到、、左权、罗瑞卿、陆定一签发的嘉奖电。方面也纷纷发表胜利消息，也向八路军将士发出嘉奖电。
百团大战在正太路上大获全胜后，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邓小平指挥各部队从9月23日开始，在榆(社)辽(县)公路上发动了以拔除敌据点为主的第二阶段的攻坚战。此战历时7天，至30日结束，拔除了榆辽路上的各个据点，攻克了榆社县城。
在百团大战连续40多天两个阶段的作战中，第129师各部队伤亡甚大，将士极度疲劳，急待休整补充。、邓小平将主力部队撤到太行根据地腹心区武乡县的洪水、蟠龙一带，准备进行休整。地方工作也准备由大规模支援战争转向秋季生产。然而，这些工作尚来来得及进行，10月19日就接到、左权下达的反“扫荡”作战命令，要求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实行空室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报复“扫荡”。
晋级工作汇报篇10
第一条：为加强公司对员工的绩效管理和绩效考核工作，特制定本则绩效管理制度。
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的宗旨在于：
1、考察员工的工作绩效；
2、作为员工奖惩、调迁、薪酬、晋升、退职管理的依据；
3、了解、评估员工工作态度与能力；
4、作为员工培训与发展的参考；
5、有效促进员工不断提高和改进工作绩效。
第二条：绩效管理是指上级为了不断提高和改善下属员工职业能力与工作业绩所做的一系列管理活动。
第三条：绩效考核是指上级对直接下级的工作结果进行定期的评估，是绩效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四条：绩效管理和绩效考核是各级直线管理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力资源部负责指导、监督和提供技术方面支持。
第五条：员工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的档案，是公司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基础性材料，必须妥善保管。
第六条：本制度规定的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对象包括公司内所有正式签约的员工；试用期（见习期）人员的考核，不属于本制度范围，由公司招聘与录用制度做出具体规定。
第七条：本制度规定的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的责任主体是各职位的直接管理者，不采取全方位考核的方式，但上级管理者拥有员工考核结果调整的权力。
第八条：各级管理者必须强化对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的观念，牢固树立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的责任意识，包括：
1、员工的业绩就是管理者的业绩；
2、各级管理者是员工责任的最终承担者；
3、不断提高和改善下属的职业能力和工作业绩，是管理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4、在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过程中，下属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参与性，各级管理者必须随时与下属进行沟通。
第一条：绩效管理与绩效考核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其基本程序为：
第二条：制定绩效目标：
1、根据当月（或考核周期）公司各部门的要求和期望，确定当月（或考核周期）工作目标；
2、部门负责人的考核内容包括：
2.1.部门量化指标：针对部门可以量化的关键业绩指标；（此项权重为40%）
2.2.部门非量化指标：针对部门不能量化但对公司和部门业绩形成非常重要的指标；（此项权重为15%）
2.3.追加目标和任务考核：主要是对工作中的追加目标和任务的考核；（此项权重为15%）
2.4.部门管理与改进状况的考核；（此项权重为10%）
2.5.培训管理的考核。（此项权重为10%）
2.6.现场管理的考核。（此项权重为5%）
2.7.其他任务的考核。（此项权重为5%）
2.8.责任事故的考核：实行总分否决制。分重大责任事故、一般责任事故、轻微责任事故。
2.9.假期的考核：按《考勤管理制度》和《薪酬管理制度》执行。
3、各部门的考核表由人力资源部门根据以上原则设定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呈报上级主管领导确认并经总经理批准后实施。各部门下属员工的绩效考核有各部门独立进行，部门负责人确认并经上级主管领导批准后实施。
4、各部门考核表见附后。
第三条：建立工作期望：
1、为了确保员工在业绩形成过程中实现有效的自我控制，各级部门负责人和上级主管领导，在填具考核表后，必须与所辖员工就考核表中的内容和标准进行沟通；
2、沟通的基本内容包括：
2.1.期望员工达到的业绩标准；
2.2.衡量业绩的方法和手段；
2.3.实现业绩的主要控制点；
2.4.管理者在下属达成业绩过程中应提供的指导和帮助；
2.5.出现意外情况的处理方式；
2.6.员工个人发展与改进要点与指导等。
3、在沟通的基础上，双方共同完成工作业绩。
第四条：管理者必须在下属绩效形成过程中予以有效的指导，并把下属在业绩形成过程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良好的表现，如实随时记录在“行为指导记录”中，以便为实施绩效管理积累客观依据。
第五条：各级主管领导在考核时，必须依据客观事实进行评价，尽量避免主观，同时做好评价记录，以便进行考核面谈。
第六条：在考核结束后，各级主管领导就突出的问题必须与每一位下属进行考核面谈，面谈的主要目的在于：
1、肯定业绩，指出不足，为员工职业能力和工作业绩的不断提高指明方向；
2、讨论员工产生不足的原因，区分下属和管理者应承担的责任，以便形成双方共同认可的绩效改善点，并将其列入下月（或考核周期）的绩效改进目标；
3、在面谈交流互动过程中，确定下月（或考核周期）的各项工作目标
第七条：考核的结果，采用个人自评，上级主管领导考评，报人力资源部汇总后交绩效考核小组负责人审核。
第八条：绩效考核小组负责人在对各部门考核结果审核或调整后（如需要），呈报总经理核准，财务部门按核准后的考核结果执行。
第九条：考核资料必须严格管理，一经考核结束，部长级或以上人员的考核资料由财务部将原始表格归档备查。副部长级及以下人员的考核资料由人力资源部将原始表格归档备查。
第十条：任何员工对自己的考核结果不满，可以在一周内向上一级主管投诉，接到投诉的主管领导，在接到投诉后一周内，组织有关人员对投诉者进行再次评估。
第三章考核结果的应用
第一条：公司本着公正、客观的原则，应用考核结果。
第二条：月度考核总分100分，划分为四个等级
a级绩效工资：优秀（称职）考核得分90分以上
b级绩效工资：良好（比较称职）考核得分75---90分
c级绩效工资：中（基本称职）考核得分60—75分
d级绩效工资：差（不称职）考核得分60分以下
注：月薪=平均工资+岗位工资+商保费+绩效工资
考核结果按以上等级享受绩效工资，部门负责人以下员工的等级绩效工资在部门考核得分的基础上进行考核并享受等级绩效工资。责任事故重点考核当事责任者。
第四条：考核结果与员工利益的相关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月度绩效工资的确认；
2、年度奖金的分配；
3、晋职资格的确认；
4、培训资格的确认；
5、其他资格的确认。
第五条：月度考核成绩的关系为：
1、月度考核不称职的员工，免当月绩效工资；
2、连续三次考核不称职者，警告处理；
3、累积四次考核不称职者，降一级处理；
4、累积五次考核不称职者，劝退并降二级处理；
5、其他考核等级的享受标准，参见《薪酬管理制度》；
第六条：年度奖金的关系为：
1、年内考核三次不称职者，为当年度考核不称职，免年度奖；
2、连续两年考核不称职者，辞退；
3、其他考核等级的享受标准，见《薪酬管理制度》。
第七条：晋职资格的关系为：
1、年度考核不称职者，免晋职；
2、年度考核等级为基本称职以上（含基本称职）者，有晋职资格；
3、累积五次月度考核成绩为优秀者，可晋职；
第八条：培训资格的确认：
1、凡涉及需要提高员工履行工作职责能力的培训，由各级主管根据考核结果提出，经部门汇总后报人力资源部统一安排；
2、凡涉及员工职业发展能力培养，由部长根据员工连续两年考核优秀的结果以及员工职业发展报告，报人力资源部，以便编制单独的职业培训计划。
3、部长及部长以上人员的脱产培训条件，见相关管理制度。
第九条：凡涉及员工考勤管理制度中绩效考核的，按正常考核后再对照规定予以结算。凡出现涉及公司管理规定严重违纪、违规行为时，均实行单项否决，取消绩效工资并予以辞退。
第四章附则
第一条：本规定未尽事项，另行规定或参见其他规定的相应条款。
第二条：本规定的解释权在人事管理部门。
第三条：本规定由总经理核准。自颁布之日起生效，修改时亦同。
绩效考核管理制度（二）
1、协助经理制定和修订公司绩效考核制度、先进评选方案，督导相关人员执行。
2、协助绩效考核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工作，规范绩效管理各项流程。
3、搜集各部门岗位的业绩考核指标，制作各岗位的绩效考核表。
4、定期组织并协助各部门实施绩效考核工作，做好工作计划、总结及工作述职会的组织，及时向各部门经理汇报绩效考核工作进展情况。
5、协助相关部门/单位做好试用期人员的考核
6、汇总、统计、归档绩效考核数据，建立员工绩效考核档案，为绩效工资核算提供基础资料及依据。
7、负责绩效考核的过程跟踪反馈等工作，协助各部门经理做好试用期员工及在职员工的考评。
8、负责绩效考核结果的纵向传递及员工意见收集
9、协助绩效考核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协助委员会处理被考核者的投诉、复议申请及相关后续工作。
10、做好年度绩效考评工作，结合日常绩效考核结果，做好员工年度绩效终评，组织年度先进评选活动，及荣誉称号授予等相关工作。
11、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临时性工作。
绩效考核管理制度（三）
1、根据公司关于绩效考核的原则，制定全厂绩效考核总框架，为各部门制定具体考核细则提供技术支持。
2、督促各部门根据绩效考核总体框架制定出适合本部门的绩效考核细则。
3、收集各部门绩效方案进行评审，找出不合理项并与相关部门沟通解决，直至相关部门对考核细则做出合理修改。
4、指导部门负责人开展考核工作，为绩效管理实施过程提供帮助，向员工解释相关绩效考核制度问题。
5、监督绩效考核实施过程，检查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对考核细则的执行情况，杜绝徇私舞弊等不正当现象发生。
6、月底收集各部门绩效考核汇总，并对各部门绩效考核汇总进行检查分析，指出其中不合理的考核项目令其及时改正，监督绩效工资的制定与执行。
7、将当月考核中出现的问题反馈到各部门，使其绩效考核汇总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