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益活动篇1
一、开展调研基本情况
（一）确定调研课题情况。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农民收入逐年增加，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各类文艺队伍相继成立，推动了农村文化建设。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差异以及环境的影响，简陋落后的农村文化体育条件与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仍然很不匹配、很不适应、很不协调。因此，加快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基本构件之一的公益性文体活动场地建设尤为重要。
（二）下去蹲点调研情况。根据局调研方案的有关要求，本人结合工作实际，10月10日—12日，组织体育运动中心相关同志先后到扬武镇排莫村（跟随县文体广电旅游局调研小组一起）、红星村和龙泉镇合心桥村、原长青乡、金钟移民社区、东湖社区等开展以农村文体活动场地建设为主题的专题调研活动。通过走访群众、现场查看等方式听取群众意见，认真查找农村文体活动场地建设和管理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研究提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办法措施，确保调查研究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二、调研了解存在的具体问题
(一)当前农村（社区）文体活动场所及设施建设基本情况。
1.农村文化设施。目前，建成7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59家农家书屋，并配备有相应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设备（主要是配送图书、书柜、DVD及电视机等资源共享工程设备），全部实行免费开放。有167名村（社区）级文化管理员、7个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数字图书进农家7户。全县35%的行政村建有业余文艺队伍；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2017年以来实施的扶贫广播“寨寨响”工程覆盖率达100%；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站1个，队员5人；实施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项目5乡镇、92个行政村【2016年、2017年两年，累计为5乡镇、92个行政村配送资源共享工程设备（乡镇级配送金额是5万元：摄像机1台、平板电脑2台、卫星数字一体机1台42寸、移动数字网络1个），村级配送金额是2.5万元（卫星数字一体机1台32寸、平板电脑2台），为159个农家书屋配送图书共361884册】；建有县电视发射台1座；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石桥古法造纸遗址、万寿宫和丹寨汞矿近现代工业建筑）；有部级传统村落7个（排莫村、麻鸟村、扬颂村、送陇村、石桥村、王家村和排佐村）、州级重点民族文化村寨9个（排莫村、羊排村、送陇村、石桥村、大簸箕自然寨、卡拉村、排牙村、麻鸟村、雅灰村）、县级重点民族文化村寨34个；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基地12个。
2.农村体育设施。分别实施乡镇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7个、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139个，加上资助和群众自建90个，村级活动场地累计达229个，覆盖率分别为100%、86.3%。同时，还为积极性高的村补助部分资金及配送篮球架90付和乒乓球桌30张；完成全民健身路径工程23套。
3.社区文体设施。建成移民安置点金钟社区、东湖禥儿城西社区文化馆分馆、图书馆分馆各1个；建成金钟、东湖2个移民社区多功能运动场，金阳社区多功能运动场正在启动建设中；为金湖、东湖、金阳3个移民社区各安装1条健身路径工程；为金钟社区配送8000余册各类图书、铜鼓、芦笙，以及乒乓球桌、球架及相关健身器材。
（二）调研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农村（社区）文体活动场地少，设施简陋。目前，我县虽然分别实施乡镇级和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7个、139个，加上资助和群众自建90个，村级活动场地累计达229个，覆盖率分别点原7个乡镇和161个村的100%和86.3%。但是，大部分都修建或配送在村委会驻地的中心自然寨，而且大多数都只是一个村1—3个场地或1—3套设施，覆盖率仅占全县486个自然寨的47.2%。另外，实施早的村现文体设施有部分已损坏，急需更新。
2.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资源缺乏有效利用。目前，全县农村文体设施的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没有形成规范有效的管理。已建有的文体活动场地，大多数村没有按照要求明确专人负责管理，部分场地平时无人管理或闲置，多用于停车、堆放物资等，只有在节日期间才用于开展文体活动。
3.经费投入不足，文体设施建设滞后。大多数文体公共场所和设施都依赖上级投入（农体工程每个村补助3万元）且投入不足。加上我县财政经费困难，有时专项经费划拨不及时，给场所建设和设备购置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4.部分公共文体化场所和设施实际使用率偏低。一是乡镇没有专门的体育工作机构，只能由文化站工作人员兼顾，给农村文体活动开展带来一定困难；二是部分村图书室明显是摆设，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开放一下，其余时间关门。部分乡镇把综合文化站当着食堂、职工宿舍、储藏室等。加上上级配备下来的设备被挪为它用（包括电脑、桌子、椅子等），尤其是配备的乐器因质量问题或者长期无人使用，放在文化站也基本成为摆设，使乡镇综合文化站职能已经不能正常履行，有的甚至形同虚设。
三、对存在问题的具体原因分析
（一）村干部重视不够。有很多村群众积极性很高，但村组干部重视不够，协调和落实建设用地困难，加上这两年脱贫攻坚任务重，部分村没有认真组织实施，延误建设工期。
（二）经费落实不到位。上级补助经费下达后，县文体广电旅游局督促相关建设点加快建设进度。但由于经费落实不到位，大部分项目点没有钱购买砂石、水泥和支付人工工资，导致项目没有启动实施，影响建设进展。
四、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领导重视，明确责任，为农村公益性文体场所建设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县委、县政府要切实重视农村公益性文体场所建设，成立相关工作小组，明确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文体广电旅游、乡镇、财政及相关部门为成员，按时召开会议，对工作进行调度。同时，县财政及时划拨项目建设补助经费，以便督促各项目点抓紧实施，确保按时完成我县建设任务。
（二）建立多方投入机制，为农村文体场所建设打下坚实的硬件基础。将农村公益性文体设施建设列入乡村振兴计划建设内容，充分利用荒地、荒坡修建文体活动场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向上争取项目支持、县财政局列入一事一议项目、帮村单位帮一点、村民集资一点，着力构建“结构合理、发展平衡、运行有效、惠及村民”的公益性文体场所服务体系，为发展和繁荣农村文化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农村公益活动篇2
关健词：综合文化站；服务新农村；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1-00-01
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以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宗旨，“正确定位，重心下移，服务于三农”，努力提高乡镇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这是关系到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重要课题之一。
一、乡镇综合文化站要坚持服务于“三农”
乡镇综合文化站是国家为了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而专门设置的公益性事业机构，是农村群众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乡镇综合文化站集图书阅读、广播影视、宣传教育、科技推广、科普培训、体育和青少年校外活动等多项功能于一体，是一个综合性、多功能的乡镇文化中心，对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传播农民致富信息，开拓农村致富渠道，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就决定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要坚持服务于农村，服务于农业，服务于农民为宗旨。
但是，目前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工作中心大多数是围绕政府部门的大型活动和参加上级举办的各类比赛活动忙得晕头转向，整天忙着为一些的政绩工程、明星工程服务。忽略乡镇综合文化站作为公益性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对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指导、辅导功能，忽略了文化站的基本宗旨，偏离了文化站的工作方向，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撤销或兼并文化站的错误做法。偏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县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文化站是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县乡文化机构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制订年度农村公益性文化项目实施计划，明确服务规范，改进服务方式。乡镇综合文化站通过开展公益性为主导的文化活动，不仅实现政府为农村、农业、农民公益服务，还承载着宣传教育功能，通过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满足广大农民同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达到“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目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
二、转变观念，完善乡镇综合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根据中央及省、市有关文件精神要求，乡镇综合文化站必须履行以下8项社会职能：
1、对广大群众进行时政宣传和政策法制教育；2、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组织观看电影、电视、录像；3、利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举办各类文化艺术培训班、科普讲座、农技知识讲座等，辅导和培养文艺骨干；4、开办图书馆室，组织群众开展读书活动；5、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促进乡村特色文化的发展；6、指导和辅导村文化室、俱乐部和农民文化户开展各种业务活动；7、做好文物的宣传保护工作；8、受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委托协助管理当地文化市场。
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全方位、多层次、多形态的，乡镇综合文化站要积极履行其社会职能，将保障农民的文化权益是基本职责，要紧紧依靠农民、围绕农民、维护和发展农民利益，改善农民精神、物质、文化条件，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广大农民共享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成果。
乡镇综合文化站在密切关注农村社会文化的动态信息，研究农村社会文化的形态及发展规律同时，积极做好政府参谋，利用多种渠道宣传推介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争取政府部门加大投入力度，充分发挥政府公共财政的主导作用，把农村文化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特别是乡镇（街道）的预算管理，并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步提高。
三、探索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进展
新农村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常抓不懈才能出成果，持之以恒才能见实效。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坚持以政府为主的公益性文化活动为基础，明确政府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责任主体，要加强领导、加大投入。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村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坚实的社会基础及良好的社会风貌。如石碘街道成立老年体育协会、乒乓协会、象棋协会、门球协会、武术协会等五个文体协会，在塘西、东杨、联丰、横涨、东方社区等五个村（社区）建立了村级文体俱乐部，培训了53名文体工作指导员。在16个行政村和2个社区安装了22条体育健身路径，建造了14个篮球场。目前有街道级文体活动场地24120平方米（其中有占地3600平方米的影剧院1个，有观演厅、图书馆、活动室、培训室、展览厅等组合而成的2800平方米的文体中心1个，有占地820平方米的门球场2个，有占地3900平方米的公园1个，有占地130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1个），有村级文体活动场地33230平方米。社区文体活动场地7110平方米，学校文体活动场地28858平方米。街道辖区内的各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文化体育场地设施都应尽可能地公开挂牌向社会开放，实现文化设施资源共享。开创了艺术健美操、木兰拳、太极拳、竹板秧歌、拍手操等5个特色活动项目，建立了文艺宣传队、舞蹈队、乒乓球队、篮球队、门球队等街道、村（社区）二级文体队伍58支，拥有队员达2000余人。全街道约有45%的群众参加了文体活动。各行政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利用双休日重大节假日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体育活动，街道2009年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达12次以上，为提升石\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净化社会风气，发挥了重要作用。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在立足于“三农”。在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要充分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作为农村公共文化“龙头”作用和公益性文化的主导作用，通过文化活动手段施加影响，实现农村公益性文化与农村社会文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新农村建设做好服务工作。
参考文献：
农村公益活动篇3
关键词派系农村基层政治组织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进入了社会转型期。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农村社会成员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分化，过去那种均质同构的农村社会逐渐为异质性社会所取代。随着农村社会异质性的增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具有特殊功能的非正式组织——“派系”。不同派系的农民相互竞争和博弈，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
这种新型农村功能组织目前尚未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国家法律和制度对其运作没有做相应规定，学术界也未曾给予充分研究。但是，派系组织正以其自身的行为逻辑演绎着一场场农村政治生活的戏剧，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文拟对这一新型农村功能组织的特点、功能及形成原因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所谓派系是指人们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在当代中国农村，联结派系的纽带可以是血缘、地缘等传统性因素，也可以是利益、文化、业缘等现代性因素，甚至可能源于性格和兴趣等个体人格性因素。各种因素在派系形成、发展和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客观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在当前向市场经济迈进的经济导向型农村社会中，利益无疑是派系的最终诉求和终极定位。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
第一，独立性。这首先表现为派系组织成员具有相对独立性。与主要由农村精英分子组成的正式组织不同，派系成员中普通村民占很大成分，他们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形式独立表达自身意愿，行使自己的权利。其次，表现为派系组织的功能发挥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农村基层社会生活中，作为功能组织的派系往往通过自身功能的独立发挥，来维护和扩大组织成员的利益，实现派系及其成员的利益最大化。
与此同时，国家在构建乡政村治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过程中，没有借助制度手段把派系这一新型农村功能组织纳入村民自治的体制框架，这就进一步突出了派系作为农村非正式组织所具有的相对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特性。
第二，利益性。随着理性(利益)原则全面渗入农村社会关系中，派系成员间的结盟虽然有可能出于人性的关怀、亲情的关照、道义的责任等，但是，在导致派系结盟的因素中，利益因素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获利成为人们加入派系、参与派系竞争的最重要目的。正如新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动机。虽然人们从事政治活动时，除了个人的利益欲外，还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动机，但是这些动机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方向是非常不确定的，唯有增进利益这种动机比其他动机更直接、更稳定、更具一致性。”
派系的存在及其运作，首先被人们用来满足其利益获得，成为人们实现地位、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利益交换关系成为派系成员的行为准则。当派系作为整体进行运作时，其内部成员已经意识到利益的一致性，形成了组织认同，并外化为参与中的一致行为。由此可见，无论是派系的结盟，还是派系的竞争行为，都具有明显的利益驱动特征。
第三，自愿性。人们加入派系这一非正式组织是自愿的，是村民自己的自主抉择。已经加入派系的成员如若想要退出派系，也是自由的。派系作为其结盟成员的利益载体，建立在其成员自愿参与的基础上。自愿加入的成员自然会形成对派系的认同，这种认同感正是派系组织对其成员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基础。当然，这种自愿的原则还表现为派系成员退出派系的自由。当派系成员发现自身参与的成本大于收益而无法获利时，有权决定自己的去留。成员出入的自由，是维持派系活力的条件。
第四，易变性。派系是一种松散的非正式组织，组织化程度较低，变动性大。首先，组织的聚合边界不清晰。很多派系成员对派系只存在意向性倾向，并没有强烈的派系认同和公开的行为反应，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搭便车”的投机分子。当参与的成本大于收益时，这些边缘人群就会四散逃逸。其次，派系成员的结盟基础不稳固。虽然派系在交往和行动中会培养出一定的群体心理和价值规范体系，但这尚未强大到足以维护派系的永久结盟。在农村社会转型时期，急剧的经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利益关系变化和利益多元化，导致村民个体间缺乏永久结盟的利益基础。唯其如此，派系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是村民群众基于某种利益的随机组合，其离散和重组的机率较高。
可见，现阶段中国农村新出现的派系组织，是一种新型的非正式组织类型，它与传统的农村宗族组织存在极大的差别：(1)从发生学分析，宗族是将由生育构成的血亲群体和由婚姻构成的姻亲群体同时包容进来而以前者为主干的一类社会群体。派系则不单单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如前所述，其联结纽带是复杂的。尽管其中包含着血缘和亲缘等传统因素，但利益因素在派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随着村民主体寻求个体利益的诉求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合法化而日益凸显出来。(2)从结构上分析，宗族有着明显的支房结构，并且通过宗族的习俗和礼仪形成了稳定的关系模式。派系则是一种基于利益的随机聚合，虽然根据与派系领导和核心人士利益相关的紧密度，以及对派系竞争的介入程度，可以将派系成员大致分为派系精英、中坚人士及普通成员等，但这种划分边界是相对模糊的，且相互间没有稳定的关系模式。(3)从运作机制上分析，宗族制度更多地基于相关主体对该规范的普遍认可，靠情感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取向的共同性，以及社会舆论来维持。在某种意义上说，宗族组织主要是依靠情感和道义运作的。派系组织的运作则更多的是根据理性判断、利益权衡基础上的决策，是一种理性选择行动。据此，我们把派系定性为一种有别于宗族的农村非正式组织，是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特殊功能组织。
二
组织的功能，简单地说是某种组织的属性和作用。据现有的实证资料分析，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派系，具有如下主要功能：
1.利益的表达和保护。
派系首先是一个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农村功能组织，表达和保护派系及其成员的利益，无疑是派系组织最基本的功能。如前所述，派系的形成以利益为主要纽带，派系的存在及其运作是其成员实现利益表达的手段和工具。
其一，表达派系成员的需求。村民主要受利益驱动加入特定派系组织，目的是寻求利益获得的途径。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派系采用独特的方式表达其成员的意愿和利益需求。比如，通过在村庄公共权力体系内部的派系成员，在公共决策和管理过程中表达本派系成员的意愿；通过派系领袖或其中的精英人士向村庄公共权力组织表达派系及其成员的需求；号召派系成员配合和支持有利于本派系的公共决策，以积极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认同；组织本派系成员集体抵制有损本派系利益的公共政策，以对抗的形式表达派系要求，等等。
其二，引导和整合派系成员的需求。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村民的利益日益多元化。无论是村民个体还是村民家庭，都不再是单一利益主体，而是多元利益的复合主体。具有多重利益来源的村民，势必会有多种利益需求，因而需要在社会行动中做出倾向于何种利益的行为抉择。面对这些拥有多种利益要求，且可以自由进出的派系成员，派系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引导和整合需求。即把派系成员的各种需求汇集起来，整合成派系的综合需求，并以这种综合需求号召其组织成员，引导派系成员的利益追求和社会行为，从而使派系形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据我们调查，派系成员正是主要基于对这种综合需求的利益认同而自愿地加入派系组织的。
其三，保护和实现派系成员的利益。获利是人们加入派系、参与派系竞争的最重要目的。派系组织常常通过派系竞争等方式保护或扩大其成员的利益。派系借助集团力量构建了成本疏散机制，通过协调其成员的行动增强了利益博弈的能力，从而使减损或增收成为可能。
2.公共参与的动员和组织。
公共参与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是指村民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影响村庄公共权力运作的行为。它是村民与村庄政治系统发生直接的行为联系的过程，是村民表达自己意愿于村庄政治体系之中的显①。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参与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形成的派系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动员和组织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功能。
第一，派系精英借助多种资源实施参与动员。在当前的农村基层政治生活中，派系精英常常是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动员力量。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精英们会使出浑身解数，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动员村民追随其参与村庄公共生活，谋取更多权力和利益。(1)利益动员，即派系精英以共同利益要求和共同目标为号召，动员村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2)派性动员，即派系精英以派性为号召，动员普通村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这种组织方式在村委会选举别常见，它构成了普通村民参与选举的一个重要诱因。(3)关系动员，即派系利用各种关系资源动员普通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生活。诸如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友缘关系、宗族关系、业缘关系等，都可以成为精英实施公共参与动员的资源。
第二，派系参与的示范动员。随着体制的解体，原来的全能型政治宣告结束。但是，在农村社会组织重构过程中，一时未能将广大农民群众重新有效地组织起来，相当部分的村民游离在村庄公共生活的边缘，表现出政治上的无力感。而派系参与在有较高政治素质的派系精英的协调组织下，实现了其成员的有机整合，使原子化的村民聚合为一个整体，凭借自身的组织、资源优势，提高了参与公共生活的能量。同时，派系构建的集团防范机制和成本疏散机制，能够有效地提高公共参与的效益。因此，派系通过自身的参与行为诠释了民主理念，并向村民证明了众多个体能够高质量地介入基层政治生活。这无疑发挥着引导村民公共参与的示范作用，激发了村民的参与欲望，从而使民主、参与、竞争等原本抽象、空洞的概念转变为具体、现实的行为，以前所未有的形式为村民所感受，吸引广大村民投入到村庄公共生活之中。
3.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公共生活中，派系往往以反叛角色进入社区公共生活，向公共权威提出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及其运作，构建了一种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首先，当前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务管理机构——村民委员会由村民群众民主选举。派系的介入，使村庄民主选举更具有竞争性。在派系竞争的背景下，村委会选举逐渐形成了类似于多党制下的议会选举和总统竞选的制衡机制。为了能够让更多本派系支持的人当选，在选举中实现有利于本派系的结果，各派系总是一方面投入更多的力量，在派系精英的动员和领导下，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和资源积极地争取选票；另一方面则严密监督竞争派系的选举行为，以防范对立派系通过违规行为争取选举中的主动，导致自己的损失。一旦发现对立派系在选举过程中有违规行为，派系精英有可能组织派系成员并动员其他村民采取激烈的抗议行为，抵制不公正选举。在过去的村委会选举中，为此而中止选举或选举结果的事件并不少见。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性监督中，村委会选举逐渐走向了公正、公平、公开、有序。
其次，在社区公共权力的日常运作中，各派系基于维护本派系利益的目的，必然要求社区公共权力对利益的权威性分配符合公平原则，同时密切关注和监督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对各种涉及自身利益的决策和管理施加影响，并及时纠正公共权力运作中的错误行为。同时，在派系竞争的背景下，竞争派系总是尽可能地发现和揭露主政派系的不当行为和公共权力运作中的失误，以便为自己在下一轮的村委会选举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有的甚至直接号召和动员村民启动罢免程序。
三
派系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兴起绝非偶然，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
1.农村调控模式转换的产物。
转型时期国家对农村调控模式的转换为派系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契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制度这一政治调控模式失去了其经济基础。为了改变时期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为了获得农民更多的政治支持，降低调控成本，国家顺应农民的变革要求，国家行政权力从村落调控体系中撤出，并启动“乡政村治”新体制的构建。这种体制的转换意味着社区公共权力的分配，在宏观上实现了从行政性分配向竞争性分配的转变。以行政性分配为特色的传统的农村社会调控体系，使村民个体权利的让渡、社区公共权力的产生及传承具有深厚的行政色彩，限制了社区公共权力在不同的治理精英之间的流转。现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民拥有自主选择村民自治组织干部的权利，三年一度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成为社区公共权力资源的直接配置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公平、公开、公正特性的村委会民主选举，为多元的派系势力竞争社区公共权力提供了新的“游戏规则”和演绎空间。与此同时，体制的转换也扩大了农村自由政治空间。现行的农村基层政治体系一定程度上容忍了正式权力中心与多个非正式权力组织并存于同一社区的现象，也默认了村民个体间基于某种利益或价值取向一致基础上的结盟。正是转型时期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派系提供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表现。
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为派系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重要标志，就是农村社会成员的分化。所谓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简单地说，就是农村社会成员的多样化。在体制下，中国农村是一个均质同构性社会，农村社会成员的差异不明显，几乎都是在乡村集体组织内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社会成员，具有一致的身份和地位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逐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村社会成员在单位之间、产业之间、社区之间出现了急剧的流动，由此实现身份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农村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上的差异，导致了身份转换的非同步和不一致，从而造成了农村社会成员的分化。具体表现为：
(1)农村社会成员的等级化和阶层化。农村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旨在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流动过程中，不同的农村社会成员实际获得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有所差异，因此造成了农村社会成员的垂直分化，农村社会成员被分化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占有不等的多个阶层和等级。
(2)农村社会成员的分枝化和群体化。农村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来源、扮演了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获得了多重性的身份，因此导致了农村社会成员的水平分化。过去均质性的农村社会成员逐渐分枝化，形成了多种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倾向、类似地位特征的社会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说，派系就是农村社会成员分枝化和群体化的产物，也是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具体表现。
3.农村社会组织重构的结果。
随着制度的解体，中国农村社会开始了组织重构。现阶段中国农村原有的组织体系已经被打破，但新的农村社会组织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正处在新旧农村组织体系的转换过程中，这为派系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凸现创造了机会和空间。
农村公益活动篇4
公益广告的类型多种多样，其主要包括“城市文明”、“禁烟”、“义务献血”、“保护环境”、“爱护动物”、“节约用水”、“希望工程”等，这些都是当今最热门也是最值得社会公众关注的话题。
公益广告在国外的起源早，但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发展迟缓。由于我国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农村经济水平的严重滞后，导致我国的公益广告也一直以城市为重点，而忽略了其在农村的发展。由于农村教育水平的低下、通信与信息接收设备落后等原因，容易被大众传播媒介所忽视，而严重影响了公益广告在农村的传播效果。
公益广告对农村及边缘地区农民面临的问题则涉及的较少，面向农村的公益广告很少。而农村的公益广告媒体单一，对公益广告在农村发展的情况研究分析，不难看出，公益广告在我国农村和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是制约着我国整体道德水平底下的最主要的原因。因此，解决公益广告在农村的发展问题尤为迫切。我国应提高对农村公益广告的重视，针对农村受众的需求，多作反映农村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公益广告，调节城市与农村对公益广告需求的平衡，加强媒体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村地区公益广告的到达率，提高农村受众的公益意识，提高全民族的公益意识，共同构建和谐的社会。
但是在我国农村公益广告，都是由政府部门提供创意内容，然后交给广告公司或印刷店排版、制作，再向下派发到各乡镇级部门而并非由专业的广告公司进行创意完成的。使得公益广告作品创意粗糙，内容单一、元素单调、雷同的现象严重，缺乏趣味性，主要都是站在说教的立场、以教育人的口吻传播信息，缺少震慑人心的创意题材。与创意独特、内涵深刻、形象生动、表现多样化的城市公益广告相比，农村的毫无新意的标语式公益广告显得异常空洞起不到良好的宣传作用。
在农村,公益广告大多喜欢选择电视、广播和户外墙体进行投放，但是由于农村的地理位置偏远，接收到的信号质量极其不稳定，甚至有的地区如：新疆、等经济严重落后的地区连电视广播都没有，其信息的到达率更低，农民接收到的公益广告信息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实际能到达农民身边的信息极少，严重限制了公益广告在农村的传播，导致农村对公益广告的关注度严重不足。
在农村公益广告的选材上，不仅要体现时代的特色，更要做到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丰富农村在各个方面的公益广告题材，如法律法规方面：国家对农政策、普法教育、妇女儿童的权益保障等；伦理道德方面：尊老爱幼、反对家庭暴力、男女平等等；行为规范方面：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珍惜水资源、禁止乱砍乱伐等；科普教育方面：预防艾滋病、破除封建迷信、优生优育等。引导广大农民树立乐观的生活观念，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针对农村受众的接收信息的能力，要采用最易于受众接受的广告宣传形式，使受众能够听得进去、能够信服、能够留下深刻印象，这样才能收到好的广告效果。
针对农村传播的公益广告的内涵要明确所讲述的主题要做到准确完善的传达，让农民更容易的理解接受广告所要传达的主题、内涵等。这样就要求，创作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底蕴、敏锐的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对创意点的切入要直接、准确、新奇、独特，图形语言要简单明了、浅显易懂，要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能更好的表现出鲜明的主题，易于农民的接受和理解。
目前广播电视是公益广告在农村传播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传播方式。电视广告是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广告媒体，它具有很强的可视性和感染力。因此在农民的心目中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大多数的农民对其播放的内容深信不疑。户外公益广告无疑是最适合于农村环境、最便捷实用的传播方式。在墙体、车体、条幅、路牌、灯箱这些户外广告载体中，墙体是农村的户外公益广告中最好的选择，它具有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具有以下特性：一是灵活性好、选择性强、覆盖面广。二是时效性强，保存的时间较长，使受众能够长期接受到广告信息。三是制作方便、价格低廉、组织实施能力强、信息到达率高，受众对象多。
我们要引导媒体和广告商自觉的参与新农村的建设，大力宣扬“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明理念，帮助农村地区的人民早日摆脱贫困，在经济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公益事业，加强对农民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情操的灌输，避免因愚昧无知而发生危害他人，甚至危害社会的悲剧。改善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乏者的两极分化，避免产生新的社会矛盾，使公益广告跨越性别、年龄、职业、群体、地区、民族的限制为公众传达公益信息，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教育，帮助农村也走上和谐发展之路。
对农村公益广告的远景思考，随着农民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不断改进，生活水平也得到不断的改善，我们要加大媒体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的传播手段进行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充分发挥公益广告的教育导向的特性，以农村积极向上的文化符号为基础，以农民喜闻乐见、浅显易懂、形象生动的艺术形式为宣传载体，引导农民的行为规范、道德建设和价值取向，提高农民的精神文明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貌。
公益广告业在新农村的发展建设中潜力无限，必将成为新农村建设最有力的生力军。我相信我国农村公益广告的前景一片美好，一定会把农村的公益广告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领域。
参考文献:
[1]高萍.公益广告初探[m].中国商业出版社,1999
[2]程士安,陈文轩.对中国公益广告现状的一点思考[J].新闻大学,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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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春艳.基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公益广告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
农村公益活动篇5
以土地均分为主要特点的农业家庭承包经营,提高了村民家庭经营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益的提高,显示了其卓越的经济功能。正因为这样,家庭承包经营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以及国家的支持。但是,也不能否认,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弱化了村庄集体的经济功能。“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配方式在调动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的同时,致使村庄集体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单位的主动性几乎丧失,留给集体的只是那一小部分固定的土地承包费。农业经济的“去集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村庄集体经济的薄弱和发展受阻,从而也影响到村级公共财政的实力。乡镇企业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乡镇企业促使中国农村经济走出了“无发展增长”的困境。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了农村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由此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经济发展。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源自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天生具有“集体性”。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农村工业天生就与社会主义集体相生相依。”③所谓乡镇企业的“集体性”,主要是指乡镇企业与乡村集体组织在经济上的相互支持特征,以及乡镇企业对乡村集体的社会归属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各地乡镇集体企业逐渐走向衰退。其中一部分自然倒闭,一部分则在政府号召下通过企业改制变成私营企业、私人承包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等。继农业经济“去集体化”之后,农村工业也逐渐完成了“去集体化”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乡镇集体企业所承担的乡村集体义务,是与企业的产权性质密切关联的。只有在村庄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村庄企业才有义务、有可能根据村集体的要求承担村庄“集体性”义务。
随着企业改制而导致的集体产权解体和私有化,乡镇企业无需再对村庄集体承担义务。这意味着农村社会主义集体传统发生了转型,即村庄集体所有制大为削弱,集体土地制成为维系村庄集体所有制的主要支撑和村庄共同体的主要纽带。同时,这也意味着村庄集体再分配的原则受到强有力的挑战,村庄公共权力的运作失去了集体企业的经济支持。然而,国家构建的村民自治制度,在法律上确立了村庄的独立自主地位,村庄成为了具有自身利益和自主权力的自治单位。村民自治要求村民依托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庄公共权力组织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村庄公共权力组织和村民群众在获得相对自主权力(权利)的同时,面临着一系列管理、教育、服务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迫切需要强有力的集体经济和村级公共财政支持。否则,村庄公共权力组织将因无钱办事而陷入瘫痪,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也会因缺乏公共财政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实现村民自治的理想功能。由此,农村经济的“去集体化”改革,客观上与村民自治的运作和发展产生了新的矛盾①。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经济能人成为了村民群众期待的对象。因为经济能人懂得经营管理,有远见,具有开拓精神,而且拥有丰富的社会关系资源,具有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村民选举他们为村庄领袖,希望能借此达到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实力的目的。经济能人也深知村民群众的期待,很多经济能人主政后把创业发展确定为村庄治理的工作重心,特别是以集体资产增值为村庄治理的主要目标。毫无疑问,投资增值是一切企业和资本的本性。经济能人创办和经营企业,“基本生产目的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增加个人财富”②。不可否认,村庄与企业有所不同,它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其治理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具有综合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要求村级公共权力组织领导村民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村庄的发展和村民的富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下,村庄追求经济发展,村民追求财富增长,发展和壮大村庄经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村庄治理的中心任务。正因为这样,主政村庄的经济能人往往会把其经营中的成功经历和管理经验移植到村庄治理中,把村庄视为类同于企业的法人实体进行经营管理,并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确定为村庄治理的主要目标。事实上,村庄确实也是一个经济法人单位,只不过在国家制度安排中,它是以村经济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出现的。当下村级公共权力组织一般实行一体化运作,这势必要承担起组织和领导集体经济发展的职责。在实践中,在经济能人主导下,相当部分村庄的治理已经突破了维护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和保一方平安的维持型治理的框架,把村庄的创业发展视为村庄治理的第一要务。相应地,集体资产的增值被确定为村级组织和村庄领袖的主要创业目标和工作任务。
利益导控:村庄治理的主要方式几千年来,中国农村治理的合法性主要地是韦伯所说的传统合法性。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后,传统的农村治理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统治和乡绅治理逐渐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中国农村社会陷入了权威真空状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中国农村的权威真空状态,建立了党对农村社会的强有力领导,通过国家对农村的有效政治整合,逐渐形成了以党的威信、干部魅力、行政统制等为基础的新型农村权威。“文革”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几近停滞,从而使党领导农村社会、国家治理农村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试图通过经济建设的成就,重建党对农村领导以及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为此,鼓励和倡导能人治村,实现农村治理的精英替代。正是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新兴农村经济能人得以迅速崛起,主导或主政村庄治理。经济能人当政后,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农村发展趋势,在村庄治理过程中突出了利益的功能,从村庄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民众需求出发,选择村庄管理方式。以公共利益诉求为村庄管理的旨归。8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农村改革政策,取得了显着成效。不过,在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三农”问题,困扰着这一时期的农村治理。由于各地农村面临的任务和所处的环境不同,“三农”问题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村庄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经济增长、农民增收、村民生活改善、村庄和谐发展已成为现阶段最为急迫的“三农”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村庄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述几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换言之,现阶段村庄治理的合法性主要以治理绩效为基础,村庄公共权力组织及其领导人能不能得到村民的认同,最终要看在发展村庄经济、增加村民收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改善村民生活,保护村民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在当代,村庄治理作为一种公共治理的具体形式,势必要以利益诉求为旨归。那么现阶段的村庄治理以何种利益为诉求,个人利益?集团利益?抑或公共利益?从学理意义上说,公共利益应最终提高大家的福利,而不是几个人的福利。就村庄治理来说,村庄集体和绝大多数村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最高的公共利益,较之于阶层和派系、家庭和个人的利益,显得更重要些。经济能人主导的村庄治理之所以以村庄公共利益诉求为旨归,主要取决于以下一些情况:第一,现阶段村庄治理的性质。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村庄治理是国家行政的一部分,村级组织是国家政权机构的末梢。在自上而下的行政统制下,村级组织及其干部必然以上级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听从上级的命令和指挥。因此村庄治理自然以国家利益为旨归。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逐渐推行村民自治制度,村庄治理由行政管理转变为群众自治,由国家统制转变为社会自治,由此凸现了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中的村庄本位和村民主体,突出了村庄和村民的利益诉求。村庄治理性质的改变,势必导致治理价值定位的改变,致使村庄领袖从村庄和村民的主人地位考虑村务决策和管理,在尽可能地兼顾多重利益的同时,把村庄的集体利益和绝大多数村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村庄治理的基本诉求。第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抹杀利益在经济活动和社会行动中的功能;倡导大公无私,强调个人利益、集体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因此,农村经济活动和村庄治理行为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诉求,以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任务为目标。
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经济,它强调利益诉求,把利益视为经济活动的动力和目标。尽管在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也强调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兼顾,但其内涵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是要求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而是在充分尊重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合理地兼顾三者利益,协调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第三,村庄领袖的角色定位。作为村庄领袖的经济能人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诸如村庄当家人、上级政府人、派系或阶层代言人、家庭或亲友利益代表等。角色的复合和叠加性质决定了他们的治村行为势必呈现多重利益取向,往往是多种利益诉求的妥协和平衡。然而,经济能人在主政村庄治理的过程中,一般把村庄当家人的角色视为最重要角色,在扮演多重角色中努力发挥好村庄领袖的角色功能。面对众多利益的权衡,在村庄治理实践中更多地倾向于村庄公共利益的诉求。惟其如此,很多经济能人在主政过程中能够努力保护和扩大村庄公共利益,以村庄发展和多数村民获取更大利益为自己当村官的主要追求。充分挖掘村庄的资源存量,同时利用私人拥有的资源和关系,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推进村庄公益事业。以村庄公共利益为重,必要时牺牲部分个人利益。当村庄和村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作为村庄领袖的经济能人时常会凭借村庄和个人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等进行抵制和扞卫。同时,借助自己在企业经营中积累的能量,结合村庄能够提供的条件,巧妙地采取各种手段和策略,积极争取政府的政策倾斜和优惠,扩大村庄公共利益。以利益诱导为村庄管理的主要手段。村庄管理是村庄公共权力组织和村庄领袖为实现村庄治理目标而进行的活动。村庄领袖总是要依赖一定的权力运作机制,采取一定的方式和方法,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管理目标。当今中国的农村,村庄管理的内容极其广泛,各种事项管理的适用方式不尽相同,而且在不同的村庄具有不同的管理环境。但任何一种村庄管理行为均体现为村集体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调控和影响,在管理方式上又常常表现出某种共同性和统一性。有学者把公共管理的方式大致分为动员教育、报偿奖励、制裁惩罚等类型①。公共权力组织和村庄领袖一般会根据不同的管理对象综合运用动员教育、报偿奖励和制裁惩罚等方式,以引导和规范村民的行为,实现调控目标。在经济能人主导的经营性管理中,村庄管理方式特别注意利益机制的运用,注意利益诱导。
农村公益活动篇6
当代农民的文化诉求，源于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社会制度、文化艺术、价值观念的变迁。（一）由农业生产方式变迁产生的文化诉求从小农生产方式到大分工、大合作的生产方式，从世代相传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方法到现代农业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依靠人力、畜力和当地自然资源的传统农业。新世纪以来的粮食生产“八连增”、农民增收“八连快”，农业科技已成为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推动力。农业生产方式改变的不仅是劳动效率，而且影响到了农民的组织形式和思维观念。在生产方式改变过程中，农民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创造力因素，是使用农业科技的主体，是管理和运行现代农业的主体。他们深切感受到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方式、新的组织方式带来的变化和利益。因此，学习和掌握新的科技知识、新的管理知识，适应生产方式上的变化，成为农民必然的文化诉求。（二）由农村社会制度变迁产生的文化诉求农村社会制度主要由土地制度、组织制度和保障制度构成。我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0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流转权和继承权。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以及2010年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极大地推动了以村民自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作为农村社会制度重要一环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也逐步建立健全。在此背景下，农民从相对封闭的思想意识中解放出来，参与到了生产资料流转、农村管理中，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公民过渡，市场意识、法制意识、参政意识逐步产生。与之相伴的，对土地制度、农村管理制度、法律法规知识、村规民约条例等在内的制度文化也产生强烈诉求。（三）由农村文艺活动发展产生的文化诉求农村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中文艺活动是重要的载体。当代农村文艺活动从简单的、单一的活动，发展为具有较大规模的、内容丰富的展示活动。这些文艺活动把经济贸易、科技交流、改革开放的现代意识，以更新、更美的形式表现出来。农村文化逐渐演变成政府、文化企业、农民共同参与建设的文化体系，农村文化市场初显雏形。与此同时，一些内容低俗的娱乐活动轻而易举地侵入了农村：电影院被网吧、放映室、影碟出租点代替，容留未成年人，传播低俗文化；乡村庙会是民间长盛不衰的文化活动，却成为“不良文化”表演的舞台。在这种多元、优劣并存的文化消费中，农民逐步培养文化辨识能力，文化赏析能力，对优秀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他们希望农村青年一代在健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四）由农民价值观念变迁产生的文化诉求一个时期农民群体的价值观念，是农村文化最显著的特征；而个体价值观念经过积累，就会形成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的家族主义意识有所改变，突破了狭隘的家族圈子，融入了社会。农民更加富于社会责任感。在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乐天知命”、“小富即安”被进取精神取代。农民的利益观也在发生变化，既重视亲朋和乡邻关系，也注重利益关系，既重义，也重利。农民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导致出现了价值观混乱、理想信念迷失、伦理道德匮乏等问题。很多农民将空虚的思想寄托于迷信、等，更从侧面反映出对能够帮助重建价值体系的文化的渴求，这一空白领域需要先进的文化来占领。
农民基本文化权益问题的提出和主要特征
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他们对文化的诉求必须得到回应。但是，长期以来，党和国家的文化政策比较宏观，对农民文化权益保障的法制建设滞后。以至于我们很难从理论上、立法上、实践上寻找到适合的概念予以阐述。（一）关于文化权利“文化权利”是法律概念。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提出：“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这一论述直接影响了1966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5条作出了更加详细的阐释：“文化权利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依存的。富有创造力的多样性的发展，要求充分地实现《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和第15条所规定的文化权利。因此，每个人都应当能够用其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每个人都有权接受充分尊重其文化特性的优质教育和培训；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参加其选择的文化生活和从事自己所特有的文化活动，但必须在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范围内。”我国现行《宪法》第47条也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文化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由此可见，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文化权利”都被法律确定，但比较宽泛，包括的层次和内容复杂，涵盖了文化生产、消费、创造的各个环节。（二）关于基本文化权益“基本文化权益”是政治概念。“基本文化权益”在十七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决定》提出：“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基本文化权益”所指涉的范围又不仅仅限于法定的“文化权利”，而且包括了每个公民都应享受到的基本的文化需求与消费，鉴于农民在中国社会处于基层和主体的地位，“基本文化权益”包括甚至可以等同于“农民基本文化权益”。（三）农民基本文化权益的特征一是公益性。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使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成为党和政府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基本任务之一。政府的责任即是公益，要在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不以营利为目的。二是基本性。文化作为精神领域的活动或成果，每个公民消费和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有很大差别。文化权益没有最高标准，但有符合时代和农民需求的最低标准，比如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至于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比如欣赏高雅音乐、艺术品收藏等，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满足。三是均等性。公共资源体现“均等性”，要求公共文化服务和资源必须公平分配，对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资源要均衡布局，无论性别、年龄、职业、收入、地域，所有公民都可以平等地享受到服务，特别是农村与贫困地区。四是便利性。体现“便利性”，要求文化服务是近距离的、经常性的服务，是农民感到非常便利的服务。从农民需要出发，充分考虑生产实际和生活习惯，使农民便于参与、乐于参与。［3］
保障农民文化权益的途径和方法
农村公益活动篇7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消除不和谐因素、增进社会和谐的过程。建立健全能够全面表达、有效平衡和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有利于妥善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基础。近年来，河北省定州市在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和利益调整机制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社会矛盾的复杂性明显增强。建立健全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的机制，既是促进社会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在这方面，定州市坚持抓了三项制度：一是舆情收集制度。开展干部“进百村、入万户”活动，组织党员干部进乱村、进难村、进穷村，到农民家、到下岗职工家、到特困户家，既体察民情民意，了解群众的意见、愿望和要求，又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二是阳光行政制度。针对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行政机制；对公益性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推行听证制度，实行公开招投标，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三是民意反映制度。将市级领导班子、各乡镇、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办公电话向社会公开，拓宽工作和民意反映的渠道。
建立健全利益平衡机制。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各级领导干部应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定州市努力建立健全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的机制，从解决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推出一系列为民、爱民、利民的措施，包括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扩大城市低保覆盖面并提高补助标准，全面推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促进就业，制定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的措施，加大对困难群众就业再就业的援助力度；做好老龄工作，筹资近千万元组建老干部服务车队，对农村困难老人实行特殊津贴保障政策，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加强教育事业，每年拿出1000万元设立人民教师奖，奖励一线执教教师、农村中小学教师和有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等等。
建立健全利益调整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形成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机制。当前，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在于认真落实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积极推动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实践中，定州市实施了“城乡一体化”战略，依靠产业化提升农业，依靠城镇化带动农村，依靠工业化致富农民，努力实现城乡互动和一体化发展。一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整修全市农村道路，构筑统筹城乡发展的交通框架，为农民进城、进厂、进市场打开通道。筹措近亿元资金，用于文明生态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二是加快农村公共事业建设。针对农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不断改善乡村办医条件，建立覆盖城乡的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难病不出市、得病有钱治的疾病预防、控制和救护体系。三是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用抓工业的理念和办法抓农业，重点培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绿色蔬菜、特色养殖和苗木花卉基地，积极建设京津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通过农业产业化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农村公益活动篇8
「摘要题农村公共物品
「关键词农民/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创新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农村公共产品相对于农民或家庭自己消费的所谓“私人产品”而言，指在一定范围内农村居民消费、享用的具有“非排它性”和公益性的各类物资或服务，涉及农村公共设施、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具体来说包括：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治安、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供水、供电、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环境综合整治，防灾减灾、气象、公共科技资源与服务，病虫防治，行政、法律和社区服务等。
目前国内对公共产品的研究主要就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负担的关系、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体制方面来展开，对公共产品和农村公共产品的具体界定及分类还比较模糊，对于农村公共产品层次的科学划分和体系的构建研究还不够深入，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村社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中应该承担多大的作用才算合理可行缺乏深入研究，对农村公共产品层次认识不清。各级政府由于缺乏科学、合理、强制性的责任，也由于对这一理论层面研究的乏力，影响着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除了政府以外，哪些主体也能有效地参与进来？各供给主体之间遵循怎样的原则、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实现各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事实上，政府也有其自身的盲点，政府也会由于内部原因而失败，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怎样才能持续增加？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最大受益群体——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深层次的重大问题，都急需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西部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普遍短缺，这已成了严重制约西部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瓶颈”。大力增加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改革与创新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打破制约西部大开发的“瓶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农村公共产品最大的受益群体——农民，要不要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怎样有效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传统和目前的公共产品理论都没有对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成了农村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一根“软肋”。农民积极、有效的参与，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创新的重中之重，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保证我国农村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本文主要就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作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二、农民在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有效参与不足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因素”。任何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和体制，都具有激励功能，都能够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出来，而只单纯的、强制的、被动的作为为农村公共产品买单的主要“付费者”，农民有效参与的不足，已成为农村公共产品持续增加的一大障碍。
（一）“局外人”决策体制忽视了农民的真实需要和价值偏好
在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下，提供什么样的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农村公共产品，通过什么渠道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都是由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为民作主”，仅仅依照自己的价值观，一厢情愿地想当然地设定农民的需要和想法，并把这可能错误的想法付诸实践，甚至强迫农民接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阶层，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立场不同，自己对利益的关切程度也不尽相同，有时同一问题所带来的利益对不同的阶层可能是根本冲突的。在政绩考核和经济利益驱动下，农村基层政府、权力部门已成为既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主体，其行为和目标已与农民追求的目标发生严重冲突，不可避免地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的失调和公共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突出表现在：一方面，大型水利灌溉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以及良种培育等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而这些对农业生产具有重大影响的产品，由于投资巨大，技术要求高，又具有溢出效应，单个农户根本无力和不愿生产这些产品，由于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使得农民单位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从而造成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不高，劳动力能够转移的农户干脆就不从事农业生产，这对于我国的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埋下了极大的隐患；而与此相对应，一些楼堂馆所、“七站八所”等农民较小需要的非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则供给过剩，甚至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损害了农民利益。农民最需要的东西，自己没有表决权，却由“局外人”决策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局外人”决策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忽视了农民真实的需要和价值偏好，不可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不可能使农民满意，不可能促进农村的长久发展。
（二）制度外筹资为主的资金筹措制度加重了农民负担
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的制度外供给体制，是从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演变而来的。当时，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刚刚起步、资本原始积累的匮乏时期，农村公共社区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主要由公社内部解决。由于政社高度合一，公社具有很强的统摄农村政治、财政的权力，再加上当时国家还很困难，为了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农村就出工出劳，自己想办法满足自己低层次的需要，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经费就不进入国家公共收支系统，具有很强的制度外供给特征。即便这样，也能够基本满足公社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基本需要，因为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整个公社就是一个大家庭，不存在私人生产，也不存在私人产品要依赖于公共产品才能生产。从人民公社解体后，乡（镇）政府便取代人民公社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并承担起本辖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但是，新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筹措制度并没有进行根本性的变更，仍然沿袭了人民公社时期的供给体制，随着公共产品种类的增多、范围的扩大，公共支出的不断增加，乡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费用远远不能由乡镇的财政收入完全承担，特别是在西部贫困的农村，乡镇财政不可能筹集到足够的公共资源。为了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运转，乡级政府就不得不强行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和劳动，所以农民以制度外的方式承担着绝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是农民负担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管理、监督体制的缺失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效率的损失
在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下，农民由于被排斥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管理、监督体制之外，没有把农村公共产品最大的受益群体——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结果无法形成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监督和管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预算的不完整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难以对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进行规范的监督。无论是国家的支农资金，还是地方政府制度内与制度外公共支出资金，都没有实行专门统一的管理，并且经常挪作他用，造成公共资源的管理混乱。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中间环节太多，公共资源被一层层“过滤吸收”，公共产品被层层加价。农民被拒之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管理之外，无法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偏好来选择农村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说了算，而政府由于其自身的逐
利性，只重视“准公共产品”的提供，而轻视“纯公共产品”的提供；更愿增加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而不愿增加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管理体制的缺失，往往导致农村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和无序增长，只会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造成社会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
（四）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的缺位使农民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群体地位
农民作为农村公共产品最大的消费者，应该建立起不同农民群体之间的一个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整合机制，尽量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防止农民的整体利益在内耗中损失。这有助于农民提高自己的形象，增强自己的谈判力量。我国许多农村到目前为止，民间组织还很不活跃，农民协会尽管在有的农村发展已有多年，但由于服务内容的单一性和组织管理的松散性，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农民利益共同体，还不能承担有效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重任。近年来农民上访不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农民正常利益表达机制受阻、农民间缺乏整合机制、个体力量太微弱而又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阀门”所致，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单个农民在几个横征暴敛的乡镇干部面前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因此，农民不作为一个整体联合起来，不加强自己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的建设，就无法改变自己成为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的地位，其艰难的处境就无法得到根本的改善。
三、农民在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的制度安排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环境较人民公社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政府主导性、供给的强制性、公共资源使用的随意性以及筹资的制度外为主等一系列特征来看，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仍然只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继承与延续。相对于农村需求的变化，这方面的改革已严重滞后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必须打破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瓶颈”，必须对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必须创造一种有利于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与创新的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最重要的是，必须最大地发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激励功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必须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参与热情，增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识，持续、有序地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实现农村的全面发展。
（一）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站在实现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战略意义和紧迫性，从根本上实现发展观的转变。按照新的发展观的要求，指导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各项实践。摆脱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城乡居民社会权益“天然有别”的思想观念的束缚；进一步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加快实现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换，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增强责任意识，大力发展和培育农村民间组织，激活民间组织的能量，实现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强大的社会推动力，按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需要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满意原则和发展原则，切实促进农村公共产品的增加，实现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城乡一体化均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长期以来政府的重工轻农政策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城乡相对独立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城市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公共产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优于农村公共产品。而农村很大程度上实行以农民为主的“自给自足”型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公共产品大都是由农民以上缴税费的方式自己来承担。公共产品数量短缺、质量不高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基本特点。为此要加快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就要调整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彻底改变“重城轻乡”、“重城轻农”的国家公共产品制度安排，尽快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均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向西部农民无偿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并对地方性的公共产品按照公平原则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予以资助。这是国家缩小城乡差别、缓和城乡矛盾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事关国家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
（三）加强农民的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建设，增强农民摄取公共资源的能力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发展表明，由于农民的分散性和自身的局限性，农民在历朝历代都是作为最大的“弱势群体”而存在。当今农民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不加强自己的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的建设，在大市场和强政府以及多元的利益博弈之中，作为数量最多的农民群体只会被各个击破，永远都会作为利益受损的一方。因此，必须加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整合机制，农民应该大力发展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农民协会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大力发展农村各类民间组织的前提，是农民要对自己的利益达成共识，并有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愿望和冲动，开始自发地寻求发言权利。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组织”才可能成为现实。因此，要大力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农村合作人才，加快农村民主进程，积极发展农村各类民间组织，激活民间组织的能量，充分调动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自己的谈判力量，表达和维护自己正当而合理的利益诉求。
（四）构建多主体、多层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是政府作为单一的供给主体，其决策的强制性、随意性以及制度外筹资等特点，无法准确反映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使得农村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极低，无形中造成农民负担的加重。而且，在西部乡镇财政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由政府来提供农村所需的一切公共产品，也是很不现实的。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外的其他一切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凡是一切能够切实有助于农村公共产品增加的组织和个人，只要不违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应该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来。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上，要改变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提供主体的尴尬局面，实现政府与社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各种农村合作组织、政府与私人、其他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构建一个多主体、多层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应是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合作关系、伙伴关系或良性互动关系，而不是管制与被管制、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最重要的提供者，政府应该调动其他主体的积极性和优势，最终为高效、持续、有序增加农村公共产品而合作。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弥补政府的不足，又可以充分发挥其他供给主体的灵活性和积极性，有效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大大降低社会运作的成本。
（五）加快建立农村自主治理的村民自治组织，完善和探讨村民自治的多种实现形式
我国广大的农民普遍生活于分散的村落之中，实行村民自主治理更容易符合农村的村情民意和提高农民的满意度，更容易激发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热情。但我国目前的村民自治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我国的村民自治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村民委员会仍然只是作为乡镇一级的准行政组织机构，其意愿并不代表广大农民的真实想法，代表的仍然是长官意志，农民的潜力和作用远远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要让自治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中发挥主导作用，就必须激活民间组织的各种积极作用，完善和探讨村民自治的多种实现形式，加强农民的汲取机制、共识机制、协调机制、表达机制、整合机制和利益再分配等机制的建设，充分发挥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参与者、受益者、监督者和管理者，走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正确之路。
「参考文献
[1]李建国。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n].光明日报，2004-03-23（B2）。
农村公益活动篇9
关键词：农村公路；三农问题；建设
中图分类号：F5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1
一、引言
在全国公路网的组成成分中，农村公路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构建农村的交通运输网络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自2003年，国家全面实施农村公路建设工程。提出了“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伸手农民的欢迎。农村公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涉及到国家能否顺利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村生活面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问题。农村公路的质量、规格、标准等都将影响到国家公路网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农村公路的通顺、通达、通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严格按照科学发展观，进行农村公路的设计和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有力措施。
对于农村公路建设的探讨，应从农村公路建设存在的问题，农村公路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突出效益，农村公路建设的合理性以及如何科学合理的设计和建设农村公路等问题出发进行探索。
二、农村公路建设存在的问题
农村公路建设由于涉及到农民的切身利益，通常由于建设资金短缺，建设力量缺乏，建设设计规划不合理等问题造成任务重、涉及广泛、政策干预等特征的出现。
1.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短缺
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缺口较大，筹措渠道多样化，其中一般各省会解决20%左右的建设资金用于农村公路建设补贴和养护等。近几年，通过相关部门的协调解决，农民分担一部分等方法进行资金筹措，但由于各方受到利益，政策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农村公路建设资金依然面临较大的缺口。
2.农村公路建设力量缺乏
在国内由于农村范围较广，农民分散程度大等客观原因造成农村公路的覆盖范围广，建设项目多等问题，从而导致农村公路在建设过程中管理水平低下，建设资金运行不透明，专业公路技术人员不足，至于与影响到农村公路的质量问题，通常导致公路使用年限短，路面狭窄或者质量劣质等，也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导致积极性不高。
3.农村公路设计建设不合理
农村公路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同时受到国家对于耕地的宏观调控的影响等多方面原因造成农村公路设计和建设的不合理、不科学现象的出现。往往农村公路的建设是单独成点而无法连成线和面从而在促进农村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不到作用。
三、农村公路建设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的突出效益
“三农”问题涉及到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而在解决三种问题过程中往往出现矛盾，农村公路建设是解决三者之间矛盾的有效措施。
1.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资源的合理利用
农村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如何留住劳动力并促进其合理的转移以及如何开发利用农村丰富的自然资源都将影响着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村面貌以及农业的发展等重大问题。农村公路的建设有效扩充了农村交通运输网络，通过农村公路与省道、国道等重要的国家公路交通运输网的衔接，有力的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同时为农村吸引资金和人才流入，以及留住人才开发农村资源提供了保障。
2.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速农民脱贫致富
过去农村的封闭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产业结构过于单一。通过农村公路的建设，农村的产业结构得到有效的优化。大量的资金和人才的流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城乡一体化，农村养殖业得到迅猛的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高。此外，随着更多的轻工业入住农村，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选择了在家乡发展也有利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改善。
此外农村旅游业也随着交通的便利得到了有力的发展。随着富有农村情调的农家乐、乡村旅游和农村亲子游等旅游产品和旅游项目的开发，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游客，提升了农村餐饮服务，环境改善等诸多方面，不仅民风民俗在农村得到发展，农民的素质和意识也得到了较高的提高，有效的改善了农村的面貌。因此农村公路建设是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举措。
四、农村公路建设的探讨
农村公路的建设必须建立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从农民的利益出发，坚持政策指导，政府参与，区域带动以及舆论宣传等措施的综合实施，最大程度上提到农民的积极性。在公路设计和过程中做到修养并举，责任明确的要求，力争实现农村公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1.“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是基本
农村公路建设应该重视人才的使用，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使用，做到资金运转正常，工程质量过关。同时统筹兼顾农民的利益，以及在公路设计过程中兼顾国家对于耕地的保护和公路与省道、国道等衔接问题，力争发挥农村公路的最大经济效益。
2.“合理规划，责任明晰”是要求
农村公路的合理规划不仅能够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村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也有效的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农村公路的责任明确是确保公路质量和使用年限的有效措施。
3.“科学合理，可持续发展”是目的
农村公路建设的目的是帮助政府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建设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科学合理的农村公路建设是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农村公路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探讨了农村公路的建设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突出效益，阐析了农村公路建设对于改善农村生活面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进农村产业结构的重要作用，提出农村公路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同时本文也探讨了如何落实和推行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提出了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的基本立足点，项目要求以及项目实施的目的，为我国加速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了一些参考意见。
参考文献：
[1]王炜，邓卫，杨琪，等.公路网络规划建设与管理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农村公益活动篇10
关键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理论基础；战略原则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这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作为农村社区庞大系统建设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相对于较为成熟的国外研究来说，在国内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成果主要分散在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公益性文化建设两个方面。但由于各国在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传统以及国际环境上的明显差别，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应在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同时，依据自身特点，探索出一套符合自身国情、尊重本国文化发展规律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模式。为此，明确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理论基础及战略原则对于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
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关我国广大农民的文化权益和需求，因此，大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具体说来，其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传承创新民族文化传统，凝聚和提升民族精神的内在需求。"乡土社区文化"乃是"中国现代社区文化建设之根"。如何挖掘、整理、利用和创新农村传统文化资源，赋予农村传统文化以时代特征和崭新面貌，促进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实现农村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笔者认为，以农村社区为合理切入点，以公益性文化建设为具体内容，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扎实推进，是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二)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引导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农村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舆论阵地，相对于政府的号召、组织的说教灌输来说，在农村社区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化产品和多样化的文化服务，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的舆论引导作用更具广泛性和日常性。
(三)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建设文明农村、打造和谐农村的动力需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科学素质。
强有力的基层组织能够大力推进先进文化在农村的广泛传播，加强马克思主义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进程。因此，首先要坚定广大农村党员千部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用先进文化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同时也要不断改善党员干部的文化结构，真正使农村基层队伍成为社会精英，能够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农民人文素养的追求目标。在现实生活中，物质层面上的差别容易引起关注，精神文化层面的差别却容易被忽略。
先进文化必须真正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才能发挥作用，要用先进文化武装广大农民，使其消除小农意识、宗族观念、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习，树立科学精神，增强法制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应开辟文化建设的多种渠道，积极探索文化建设的多种形式;就应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创建文明家庭、文明村镇为载体，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抓好科普宜传、告别陈规陋习，形成文明新风，积极探索开展农村先进文化建设的新路子。
(五)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农村文化力的迫切需求。综合国力的竞争，根本上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但实质上是文化力的竞争。
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历史有延续性，文化有不可割裂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我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核心，历来都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注重从文化层面来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问题，其文化发展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其中，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些重要观点和理论，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战略原则
马克思主义及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共同汇成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源泉，离开了它，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必须吸纳马列主义的相关优秀成果，与时俱进，制定并践行科学的战略原则，才能实现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坚持政府主导、主体多元原则。这就决定了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过程中，基层政府在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是至关重要、不可代替的；同时，整个社会的重视和关注也是其有效开展的巨大动力。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也需要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应树立起社会文化社会办的意识，通过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规和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引导社会资金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投入。
(二)坚持以民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是主力军。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中，以民为本的原则就是以农民为中心，坚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现和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满足农民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上，并以此作为评价和衡量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根本尺度；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作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充分尊重村民个性、精神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倡导农村新型伦理精神，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环境，不断满足村民对居住环境、文化氛围的进一步要求，使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
(三)坚持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原则。就新农村建设而言，社区公益性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区农民的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建设，核心是提高农民的素质，为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