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篇1
论文摘要：礼被先秦儒家奉为道德属性的最高范畴。先秦儒家将礼视为人禽之别的主要标志，视为决定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主要标准，是只发现了群体的人而忽视了个体的人；将礼视为人的行为为思想的准则，忽视了决定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价值及意义的其他重要标准，忽视了人的行为的价值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意义；将礼视为治国之本，而仁则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礼的核心，是对周礼加以损益的结果。
儒家文化对
秦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最发达、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天下大乱，各家思想却蓬蓬勃勃，如雨后春笋，但各家思想的主旨都是为了寻找治国安民之道。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国，儒家虽然不完全反对法治，但认为礼治比法治更理想，主张以礼治为主，以法治为辅，将礼视为治国安民的根本大纲。
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出现以前的西周社会是以“周礼”来治理国家的，而“周礼”又是周代统治者损益夏商的礼发展而来的，周朝统治者通过“周礼”那种宗教性的约束力，将其社会群体组织起来，按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生产和生活，以维持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活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承继和恢复周礼为已任，极力维护西周以来的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要改变当时天下“礼崩乐坏”的局面，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使上下都按周礼行动，使具有不同等级名分的人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对于一个以伦理等级为基础维系着的封建国家来说，规定君臣上下的等级尊卑，分别家族、亲戚的亲疏远近是必要的，丧失了这些区别，破坏了等级和尊卑秩序，就会出现各种犯上作乱的僭越行为，国家便会大乱而不治。所以孔子主张“为国以礼”，“礼让为国”，(《论语·先进》)“齐之以礼”。(《论语·里仁》)孔子对不以礼治国是非常不满的，认为这是国将亡的征兆。
根据杨伯峻统计，《论语》一书中记载孔子讲“仁”的次数比讲“礼”的次数还多，所以学术家一直存在孔子恩想是以礼为中心还是以仁为中心的争论。孟子主张仁政，对仁的强调与孔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秦儒家所强调的仁是先秦儒家极力推崇的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礼的核心。它是先秦儒家在新形势下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是通过总结当时社会的经验和教训，而对周礼加以“损益”的结果。
孟子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其实是先秦儒家以礼治国主张的一种具体作法。他认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粱惠王上》)要使国家治而不乱，实行仁政是必要的，所以他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措施。如“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粱惠王上》)劝家蚕桑，薄其税敛，施教于民，任用贤者等等。如果统治者不行仁政，违背礼的规定，不爱其民，肆意残暴百姓，那么百姓也将背礼而不忠不敬，犯上作乱，使社会秩序混乱，国家不能治理。
为使民不僭越礼的规定，各安其位，各守其分，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与和谐，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必须以礼治国，必须行仁政。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因为经界既正，从上而下，从尊到卑都在礼所规定的范围内生活，各爱其所爱，互不侵越，社会秩序自然稳定和谐，国家自然治而不乱。
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都是围绕礼展开的，他对礼治的强调比孔孟更甚。他认为君臣上下不好礼，国家就会衰弱，以至于危亡；以礼治国则“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辄有功”，“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亍：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苟子·王霸》)又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者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之所以损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孟子·议兵》)认为任何坚利的武器，高深的城池，任何严刑酷法都不如礼更有利于治理国家。在当时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任何坚利的武器也没有今天的武器如此巨大的功能和杀伤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以及人的多寡便成为决定国家稳定、强盛与否的关键。
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篇2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许多思想流派的基础已经形成。儒家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两座文化高峰之一，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亦称儒学。它是中国古代影响最深远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兴起、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而且在各个朝代的地位也各不相同。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演变一、创立――春秋时期孔子，出生在春秋时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仁”与“礼”的学说，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在政治上强调统治者要实行仁政，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主张“以德治国”。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裂割据，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且当时各诸侯国热衷于兼并战争和改革古制，以图自强；因此，孔子恢复周礼和仁政爱民的主张不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受重视，遭受冷落。二、发展――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主张实行“仁政”，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孟子主张“性本善”，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重要思想，提出“君舟民水”的学说。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的学说，孔子思想的目的是维护奴隶主的贵族统治，孟子和荀子思想的目的是缓和阶级矛盾，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统治。三、遭压制――秦朝随着秦朝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文化也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文化氛围由生动活跃转而死气沉沉。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秦始皇采用了有利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法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焚书坑儒”，这是对先秦思想文化的粗暴否定。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以场浩劫。儒学的发展因此进入低潮。儒家宣扬的仁政思想不适应中央集权和国家大一统的需要，因此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排斥、打击儒家思想。四、独尊――西汉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建议皇帝倡导儒学，实践德政，推行教化，主张文化体制改革。他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确定儒学独尊的地位。他提出了“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儒学新思想。新儒学以儒学为基础，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具有神学色彩，给统治者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把儒家思想神学化了，但是又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学思想，因此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重视，迅速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处于独尊的地位，汉代儒学也就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兴起。五、陷入困境――魏晋南北朝后汉代末年，儒学的权威性被严重削弱。魏晋时期新思潮流行，道教的兴起、尤其是佛教的传播，更是直接冲击着儒家思想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地位。隋朝时期，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末五代之后，已沦为笺注之学的官方儒学不断受到质疑，其统治地位被进一步削弱了。六、儒学新发展――宋明时期唐代中后期，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成为北宋儒学复兴和理学创立的先声。在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理学在宋朝形成，代表是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的突出发展是陆王心学的出现，它标志着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完成。南宋的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提出了“心即理也”的核心命题，主张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明代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学以至圣的修养关键在于“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它们都属于宋明理学范畴，都把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宋朝的程朱理学在产生初期不为统治者重视，但是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修养方法，有利于封建统治者巩固其统治秩序。因此从南宋以后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七、继承、批判――明清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发展，君主专制强化，此时出现反专制蒙昧、倡经世致用的早期启蒙思潮。（1）李贽批判挑战正统思想以及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批判道学家的虚伪，抨击封建社会的一些传统观念，强调个性发展。（2）黄宗羲从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角度，批判理学视君臣之义为天理的伦常观（3）顾炎武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提倡“经世致用”，批判理学的空谈（4）王夫之通过论述气和理的关系批判理学的唯心论；提倡运动绝对、静止相对的辩证关系，批判理学主静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明清之际，思想家从其思想主张表面上看似乎是对儒家学说的全面否定，但实际上他们的这些观点是对传统儒学中消极思想的否定，是在对这些方面否定的过程中，使儒家思想增加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因而其实质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发展，从而使传统的儒学重新焕发生机。八、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洪秀全为了宣传拜上帝教，把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和农民的平均主义结合起来，从事宗教理论建设。九、出“新意”――维新变法时期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其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减少变法的阻力。十、辛亥革命时期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正统地位受到猛烈冲击。十一、遭受抨击――新文化运动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宣扬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道德。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了民主与科学，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十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居主导地位、儒家思想被彻底，“”中再次遭到猛烈批判，成为无产阶级的对象之一。1.时期：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2.儒家思想地位上升――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儒家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儒家思想主要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被人们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新文化建设结合，成为了进行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的思想要素。可见，儒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的分析，可以高度概括出思想的演变规律，即思想自身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和扶植。
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篇3
关键词：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内容；影响
doi：10.16083/ki.1671-1580.2017.03.044
中D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3-0147-03
各国的民主是由内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强加的。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并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健全、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吸收诸子百家学说，在维护当时国家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虽与当代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所差别，但其有一定的合理内核，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一、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
历史的发展造就了民本思想的形成，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但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春秋时期，成熟在战国时期。正处于社会形态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在前人基础上，在寻求治国之道上发现人民在国家兴衰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于是以民本思想立于百家之上，从而影响着后世历朝历代，民本思想是贯穿先秦儒家思想的一条主线，其杰出代表人物当属孔子、孟子和荀子，他们奠定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根基。先秦民本思想自古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贯穿华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从春秋到现代都有它的身影。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重民”、“仁政”两个方面。
（一）“重民”，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
君与民的关系，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最基本的问题，而孔子、孟子、荀子主要从经济的视角去阐述，即二者互相制约，民对君的根本制约，君对民的最终依赖。孔子作为儒家学派创世入，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开山者，奠定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其认为君臣在行政上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思想上强调“重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虽然他并没有直接阐述君与民的关系，但是他将民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充分体现出来。正面阐述君民关系的是儒家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他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主观方略，这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趋于成熟的重要转折点。他的思想实际上是间接反对了君权神授的封建思想，摆正了人民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认识到人民才是主导政权的基础。而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他的君民关系思想不同于孟子，其力主“尊君爱民”，他主张“性本恶”，需要外力教化，从表面看其属于法家思想，但从其根本看，他并没有忽视人民的地位，其提出了两个进步性观点，一是“君舟民水”论，二是“立君以为民”，君与民的关系进一步明确，这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仁政”，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
民生问题关乎着国家的富强安定，先秦儒家民生思想最重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安抚百姓，保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对于民生问题，三位思想家都是从税收和徭役人手。孔子提出，“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并在治理之策上提出富民、爱民。同时孔子继承西周时代“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强调先德后刑，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德治教化为主，以刑治为辅，而孔子的思想大多是从个人品性上谈的，在政治上孔子提出“不忍人之政”，即不忍君王个人的朝政。到了孟子才衍生出施行“仁政”的诉求，孟子提出了“仁心待民、政在养民”的仁政措施，是民本思想内容的延伸，孟子主张“末端的减轻”――省刑薄赋，直接减少人民的税务负担，减轻刑罚，从而使人民获益。荀子大大发展了孔孟的思想，提出“节用裕民”的富国裕民理论，他论证说：“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强本”与“节用”是不够的，还需要厉行“节用”，提出“足国相结合，才能完善富国裕民之策。这些都可以看出，重视民生、夯实经济基础，看重人民利益，这对民主进程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局限
（一）重视人治，忽略民治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产生的根本就是统治阶级害怕失去统治地位，虽然肯定人民的地位，但是并没有将权力赋予人民，改变专治制度，其目的就是形成尊卑有序的政治体系。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自始至终强调“贤君”，其根本目的是强化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将国家兴亡与“圣王之治”联系在一起，肯定封建专治君主主义的必要性。先秦儒家学者将国家富强美好愿景寄托在“贤君治世”上，将一国权力集统治者一身，夸大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同时滋生腐败、权力滥用等现象。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中缺乏“民治”，并不会赋权于民，在那种社会中，很难有办法让老百姓去参与政治，更不要说民主和民治了。虽然有统治阶级的士官愿意体察民情，但一时的施舍无法根本保证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
（二）注重自上而下，忽视民愿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虽然提出许多“治民之策”“减赋税”“轻徭役”，这些虽然在一时可以解决民生问题，但是，其始终是站在统治者角度，为君说话。梁启超指出：“儒家仁政民主思想的最大缺点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这也表明了其根本意图在于治民，巩固统治者地位，满足统治者的需求。施行“仁政”，只不过是希望统治者在现有的政策之下进行调整，尽可能减轻人民负担，其意愿是美好的，希望“民富”，但从统治者角度施加给底层人民的一些“恩惠”，是否真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并没有考虑，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受限于君权统治之内，名为民，实为君，并没有认识到民生问题的根本所在。
（三）重视教化，轻视法律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作为思想文化，其继承了西周“敬德保民”思想，在治理国家社会过程中主要以道德教化为主，但相对于法治而言，道德教化虽然有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但是其规范基础显得十分不可靠。也正是民本思想缺乏刚性的、可操作的制度，使得其提倡的一切理想目标成为没有具体要求的号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民本思想道德教化的根源在于建立儒家“性本善”思想，孔子提出“人之初，性本善也”，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施行德化，对人性是十分乐观、信任的，虽然荀子提出“性本恶”，但其认为通过教化可以改变本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朝代的更迭，道德教化在国家治理中的效果逐渐弱化，法制才逐渐被重视起来。现代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用法律要求去规范个人的不当和不符合社会准则的行为。如果只去感化和德化而缺乏惩治，是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更滞殆了法律制度的发展。“儒家这种人性论预设的首先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它更容易导致德治、泛道德政治而非民主、法治”。可见，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道德教化标准太过模糊，因为模糊的规范不像宪法框架那样体系全面、具体，不能涵盖现代生活各个方面。当它遇到无法处理的事，就把价值判断交给个人，依仗个人经验解决。道德成为唯一衡量社会利益的标准，法律则成为道德的附属品，受道德左右，对于实际问题，依靠软性规范处理。那么政治成为德化臣民的舞台，而不是治理的学问。
民本思想主张人治、注重自上而下等级划分、重视教化，是人治社会的产物，不符合以法律为基础的法治社会的要求；民本思想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民众，并用来服务封建专制，它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是适应封建经济的文化建筑，代表了封建主阶级的利益，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阶级的局限性，注定无法过渡到真正的民主思想。
三、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当代影响
（一）奠定了中国民主进程的基础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跨度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长，在这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王朝不断更迭，但是并没有使得封建制度中断，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对阶级矛盾起到了调和作用，避免了阶级冲突，从而使封建社会得以长存几千年。自春秋战国开始，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在这个社会形态转变过程中，民本思想得到了迅速发展，民本思想得到君王的认同，施行仁政，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人民的负担得到减轻，既有利于国家战后经济的恢复，又促进了政权的稳定，使得国家稳定发展，成为君王统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治国方略。随着封建王朝的不断更新换代，后一个王朝建立也必须效仿前朝，施行儒家民本思想提出的仁政，形成了良性循环，从而保证了中国政治文化始终保持着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奠定了我国积极的政治文化基础。
（二）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虽然在当今社会看来存在一些弊端，但是对于当时社会来说具有进步性意义，其一些主张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有一定共通之处。“以人为本”是“民惟邦本”的飞跃，中国共产党虽然是我国执政党，但是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这里指的人民群众个人不是臣民，我们常用鱼水、舟水的关系比喻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党和人民的关系上，我党贯彻“群众路线”，要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说明依水者而顺势，顺势者可长治。在国家治理中虽然都看重人民的地位，但中国共产党的“以人为本”将“为治民”上升到了“为民治”，这充分体现了我党始终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根本特性，同时也巩固了我党的执政地位。当今社会，党内腐败滋生，严重影响了党的威严，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反对腐败是党心民心所向。有党心民心作力量源泉，反腐败斗争必定胜利”。可见“民心向背”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才能真正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所以，关注民意，倾听民声，顺应民心，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古今都必须做到的。
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篇4
关键词：儒家文化；汉代；政治发展
“文化”的概念极为广泛，儒家文化就某种意义而言是政治文化。首先，儒家文化为政治服务。汉初，由于长年的战乱导致生产力不足，统治者采取了修养生息的政治策略，推行黄老无为而治。待生产力恢复，为了巩固政权即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陆贾代表的汉初儒学家力谏刘邦“仁义为本”，陆贾在其著作《新语》中提出：“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席仁而坐，杖义而强。”，在他看来统治者必须注重仁义道德，这是施政之本。其次，儒家文化也是从政文化。儒家文化发展至西汉汉武帝时期达到顶峰。其他各家学说或被分流或被融合，如此，从政做官必须要学儒学，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早在汉高祖刘邦起义不久，就网罗了一大批忠实的儒生，以协助其秦朝，建立新的王朝。儒生也因此开始进入政治领域，不断为新的王朝长治久安提供相应的策略。如陆贾，对汉朝政治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陆贾建议刘邦“行仁义，法先圣”，“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即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原则，彻底改变“秦以刑罚为务”的重大失误，以防“覆巢破卵之患”。他强调，真正足以担当重建社会秩序之任，弥补思想空缺的只有儒学，只有儒家思想和儒家伦理才是治世良药。由此看来，陆贾对西汉王朝未来发展的对策性思考便主要是基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训，并由此得出抑法尊儒的原则性结论。这样的政策建议，对于饱受秦朝的严刑厉法摧残的百姓来说，极具安抚作用。在当时，儒家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迎合了新生的统治阶级的想法。对于重建社会意识形态有极大地积极作用。而在当时，由于经过长年的战乱，社会动荡，民心不稳，在后期发展之中，由于黄老之术深得封建统治的意愿，因而，得到兴盛发展。在这样的政治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儒家思想虽没有占据一定的政治地位，却也得到了发展的机遇。其思想的核心内容，在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之下，儒家思想吸收其长处，“仁”亦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上有所展现。从汉高祖到窦太后，都没有废止儒家思想，而是任其发展壮大。
随着汉朝的兴盛发展，原来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无为而治”已经无法满足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经过战后的一系列恢复政策，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逐渐在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得到迅速的发展。
西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用以稳定社会。在这样的政治以及社会背景之下，董仲舒顺应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求，以儒学为主体和外壳，杂糅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为哲学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春秋大一统”等观点，将君主统治影射到天道上，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些思想，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各国家的巩固，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由此，儒家，在经历了秦朝的大洗劫以后，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西汉时期，董仲舒自举贤良政策踏上政治道路，儒家思想在董仲舒的改造之下，顺应汉朝的发展需求。首先，其“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主张，在对策中向汉武帝阐述以《春秋》正统王道的思想：“臣谨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尔”。这段话意思是要求皇帝秉承天意，以王道治理天下，这样人顺王意，王顺天意，天人合一，成为王道的起点。从根本上确立了皇权至上，巩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将皇权与神的存在相结合，说明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性以及不可动摇性。这样的主张，在当时，对由于汉初实行的分封制而导致的中央权力的分散有很好的集中作用。在信奉神灵的封建统治之下的社会，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皇亲贵戚，都对神灵怀有畏惧感。董仲舒结合儒学思想，解释皇权顺应天命，因而至高无上，从而起到加强皇权的作用。与此同时，又以“天”来限制皇帝的个人私欲，用“天人感应”这一理念制约皇权，将秦朝亡国的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其次，其“春秋大一统”思想，董仲舒的这一理论继承了孔子关于“大一统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之上”的思想理念。汉朝在景帝时代曾出现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汉武帝雄才大略，安内攘外并举。在西汉达到鼎盛时期时，一步步从匈奴手中夺回领土，使汉朝摆脱匈奴的牵制。“大一统”的思想为汉武帝的军事策略提供了必要的后盾力量。根据这一理念，董仲舒认为只有思想的统一才有法度的统一，进而才有政治的真正的统一。用统一的思想来构筑统一的政治。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思想界树立起儒学的权威。再者，其“三纲五常”思想。董仲舒的“五常”与“三纲”统一排斥对伦理必然和道德原则的理性认识，对孔孟的继承同时否定了前人的“仁德”至上和“仁德”理性形式地认识，他的理论具有明显地实践形式性和实践片面性特征，如果讲孔孟的直接理论中还有诲人不倦和谆谆善导让人们知道仁与礼为何物，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就是要让仁与礼通过对君、父、夫的意志服从中得到绝对体现。
最后，儒家思想之中的“以德治国”在董仲舒的提倡之下，为汉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汉时期，封建统治阶级虽然信奉黄老的“无为而治”，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沿袭了秦朝严刑峻法，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为了防止社会动荡，董仲舒主张“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他提出：行礼义，施仁政，以德治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傅佩荣.儒家与现代人生[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2]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m].290.
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篇5
一、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非常复杂，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末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经济上“公田”逐渐变为“私田”。政治上，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诸侯争霸、战争频繁、王室衰落，新兴封建势力日益兴起。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学在官府”的局面被逐渐打破。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宣讲儒家思想，出现了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同时，儒家学派诞生于鲁国，也与鲁国特定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代开国天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鲁国成为了西周时代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两大文化中心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国）。春秋时代，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这种文化传统对孔子影响很大，为他创立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二、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
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基本上可以分为七个时期。
1.战国时期：在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被冷落，这和儒家的思想主张关系很大。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强调“民贵君轻”，提倡放宽刑罚，减轻赋税。这些主张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战国纷争的年代，其主张无助于实现统一，距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太遥远，必然受到统治者的冷落。
2.秦朝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压制，秦朝时儒生们依然遵循旧的思想主张，非议郡县制，以古非今，站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不仅不能为封建统治着服务，而且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而受到压制。
3.西汉时期：儒家思想享有“独尊”的地位。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发挥，增添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等思想内容，适应了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不仅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因而获得了“独尊”的地位。
4.宋明时期：儒学达到新高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局面，在一批心存高远的儒家学者的研究下，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认为纲常伦纪是“天理”，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将儒家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它存在了700余年，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5.明清时期：儒学再度活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李贽向陈腐的儒学和封建专制特权进行了猛烈抨击，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位思想家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建立“人民为主”的社会，提倡经世致用，重视工商业发展，对传统儒学加以批判继承，儒学再度活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6.维新变法时期：儒家思想出“新意”。历史原因：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他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其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减少变法的阻力。
7.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冲击。历史原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宣扬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道德，目的是动摇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民主与科学，解放人们的思想。
儒家学说地位的变化所反映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特征是，思想文化必须为专制主义服务，才能存在发展。思想文化的发展，反映了当时社会由割据到统一的历史趋势。
三、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1.对待儒家思想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总的原则是既继承其中的精华，又要剔除其中的糟粕，批判和否定其中的消极因素。要继承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责任感，“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安贫乐道的精神力量，其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坚毅的人格，积极的生活态度、爱民态度和仁爱意识，尊老、敬贤、敬师和见利思义的为人准则等。
2.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儒家思想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有利于培养公民意识；“大一统”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团结；“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有利于今天的政治建设；“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本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义利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
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篇6
摘要：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后世儒家的继承和发展几乎主导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上存在很多的争议，其实传统文化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所以，对待儒家传统思想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发扬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精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关键词：儒家;政治哲学;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一、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后世影响
从辩证法的角度去看先秦儒家对后世的影响，他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去看他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团结与安定，对树立社会秩序以及教化人们思想具有标尺作用，是中华民族良好的道德品质;从消极的一面去看，他禁锢了人们思想，抹消了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意识，以及儒学自身的弊端阻断了社会的更新进步，这也是明清时期中国落后于世界的主要思想原因之一。
（一）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积极影响
1.“合和观”――儒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和谐社会是两千年来儒家一直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和社会目标，并设计出“大同社会”作为和谐社会的终极蓝图，由于历史条件等原因的限制虽然没有实现，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和”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儒家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追求个人与群体关系的和谐。儒家经典中所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人由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儒家认为“礼”的作用应该以“中和”为可贵，社会治理的措施应该以这个为原则，如果不是用“礼”去调节社会秩序是行不通的。儒家之所以用“礼”去调节当时社会混乱的秩序，也是以“和”为目的。孔子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认为“和”与“同”是不同的，“和”是和谐，而“同”则是为了私利的附合。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孟子在这里说明影响战争胜负的最大因素是人和，即所谓的民心，人心。先秦儒家所构想的和谐社会，在《礼记》中有一段生动的描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对和谐社会的经典描述，在这里刻画了一个和睦相处、和谐富足、财富公有、贤人当权、人人劳动、路不拾遗的理想和谐社会，这是儒家一直追求的社会理想和目标。
2.注重民生、以人为本――肯定人的现实价值
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儒家主张先富后教，孟、荀等也都赞同先富后教，他们认为只有老百姓生活富足之后才能安心接受道德教化。这一观点被后来的《管子》表达得最为明确：“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耻。”儒家先富是认为要先让老百姓富足，而不是国家的富足，只有老百姓生活富足国家才真正的富足，这叫藏富于民。荀子也提出：“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如是则国富矣。”对于统治者只顾自己享受安乐而对老百姓进行横征暴敛的行为，孟子提出了他的抗议：“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这是典型的儒家民本主义，这种想法与法家的思想有着截然的不同，法家的思想是通过耕战达到富国强兵，所以法家重罚轻赏，而不去注意老百姓的生存需要。儒家是通过富民达到富国，是藏富于民，而法家是通过亏民来达到富国，这叫藏富于国。
儒家十分重视人的主体价值，认为“天地性人为贵”，认为万物之中人是最宝贵的，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儒家认为人比物重要。孔子和孟子都强调人和动物的区别，肯定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都有独立的意志，所以主张“仁爱”。荀子也肯定人的价值，他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可见，儒家是肯定人具有价值的。同时儒家也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他认为集体价值应该是在个人价值之上的，所以他也重视个人对社会、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把个人的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上，这些都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所以至今仍闪烁着历史的光辉。
3.礼治、德治、人治的主张
先秦儒家坚持首先以“礼治”去治理国家，“礼治”就是指依据礼的原则和规范去治理国家。“礼治”按照实施的方式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依靠教化而实施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第二部分是依靠各种规范和法律制度。其基本内容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制度去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它是以“亲亲”、“尊尊”和“男女有别”作为基本原则。所以国家的治与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所以孔子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极不满意，他提出要“为国以礼”，他努力去维护和企图恢复周礼，他提出了“仁者爱人”，每个人自身要做到“克已复礼”。在治理国家的方式上，儒家主张“德治”的方式要优于“法治”的方式，儒家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法律是不得以才实行的。为此孔子将法律强制作用、行政强制作用与道德教化和礼仪约束的作用进行了比较，他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种“德治”表现在具体措施上就是先富后教，在统治方法上则为德主刑辅，反对专任使用刑罚。先秦儒家不仅注重礼治，德治，也注重人治，礼治可以维护等级制度，德治可以发挥其道德感化作用，而人治强调统治者首先要作出道德的表率作用，儒家认为统治者的表率作用远远超过建立法律的作用，第二是强调用人要使用德才兼备的贤人，只有：“尊贤使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第三就是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先秦儒家主张：“有治人，无治法。”但是先秦儒家并不排斥“法治”，只是认为在实行的先后顺序上有所不同，儒家这种思想与“德主刑辅”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孟子也曾经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所以“善”和“法”必须要互相配合才能更好的发挥使用。在这里可以看出来先秦儒家不是去法，而是更侧重于“人治”，这对以后各个朝代的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消极方面
先秦儒家思想在几千年传承的过程中，对中国各个方面影响颇深，其思想精华与糟粕并存，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即使今天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深入国人骨髓的等级观念
等级观念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最大特征，它产生于封建专制时期，也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先秦儒家是以“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以礼入法”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古代“礼”的内涵有很多，先秦儒家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是礼的基本内容。而“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强调的爱有等差、尊卑有序，孔子认为：“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里儒家认为爱人要有亲疏之分，尊贤要有等级之分，儒家反对兼爱平等的爱，孟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把封建等级确定成了一整套的制度。他认为“墨氏兼爱，是无父也。”他明确了等级制度的级别：“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对社会等级的划分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他们从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把等级制度看成是重要的因素，反映了先秦儒家极力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剥削制度的共同愿望。
先秦儒家认为人们从事的社会职业分工也是有等级的，孔子认为社会分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不从事生产而占有丰富物质财富的“君子”，这部分人包括君王、诸候等国家管理者，另外一种就是从事生产劳动的被统治者，儒家称为“小人”。孔子反对“君子”参加日常的生产活动，他认为“君子”要：“学以致其道。”不能去从事生产劳动，那是“小人”所干的事情。孟子也认同这个观点，他的代表性观点是“劳心者为上，劳力者为下。”他把社会上的人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君子”，一种是“野人”。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他认为“君子”做的是处理国家大事的事情，而“野人”从事生产劳动干的是一些田间操作，所以孟子得出一个结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的“劳心，劳力”的思想充分表现了他对普通老百姓从事生产劳动的轻视。自人类社会进入到了阶级社会以后，社会的分工需要多数人进行生产劳动，少数人从事管理及科技的创造，这对社会的发展来说是一种进步，但先秦儒家把这种思想说成是普遍性的原则是错误的，在更多方面等级观念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这个观念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至今也受到影响。
2.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影响
君主专制制度：指以中国古代以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他是从原始社会的父权制发展而来的。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先秦诸子对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存废也都保持一种肯定保留的态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时代他们对如何稳固、强化、完善这种制度进行了激烈讨论，但最终结果是使这种制度更加成熟，有了更坚实的理论依据。这种政治思想经过历代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正统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尊卑贵贱、专制统治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家天下”和“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现象，这种极端的专制主义极大的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不言神，不言鬼，却倡言“天”先，而君王曰称“天子”，“天子为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先秦儒家认为“天”不能自行其意志，需要借助于“天子”或帝王以行使他的权利，所谓：“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自周朝起君王被称为“天子”，而君王的旨意被称为“奉天承运”，对于君王的命令要无条件执行。而对于臣子的权利，孟子认为“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徒。”做为臣子也只有规劝君王要实行“仁政”，如果君王不实行“仁政”也只有离开。这样只能把国家政治前途寄托在君主的道德、品行等方面，如果君王贤明，就会政治清明，如果君王昏庸，就会政治昏暗。由于这种制度的持久性，直到今天我们在当代社会仍然能感受到他的阴影，如作风，家长制作风、特权思想等社会现在随处可见。
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启示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对中国历代政治模式的影响很大，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儒家政治思想仍然起着不可磨灭的现实作用。“民本”、“仁政”、“礼治”、“德治”等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对我们当今社会政治建设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先秦儒家民本、仁政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启示
作为我们传统思想的精华，先秦儒家的“民本”、“仁政”学说对春秋战国以后的各个朝代的治国思想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思想学说的根本目的注重的是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处于春秋战国的先秦儒家就认识到要使社会矛盾得以缓解，社会政治得以稳定，需要从经济发展上来解决人民如何安居乐业问题，在当今也称为民生问题。所以先秦儒家的“民本”、“仁政”等重民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启发性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十七大上提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要深化体制改革，完善改进社会的分配、就业和保障制度，必须加快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步伐。先秦儒家的重民思想有利于我们重视关注民生，只有重民生才能获得稳定发展，民富才是强国之本，民心安定才是稳定之基，人民生活幸福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二）先秦儒家德法并重的现代启示
“德治”思想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需要法制，但也离不开德治。孔子提出了“宽猛相济”的手段，认为治理国家道德和法律都是不可或缺的，他说：“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在治理国家使用什么手段和措施的问题上，他主张要以道德教化为主，刑罚制裁为辅。到了荀子那里，他对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孔子认为道德教化是法律的基础，制定法律时要考虑到道德规范的作用。他把道德问题同治国安邦联系在了一起。他提出的“隆礼重法”思想对我们现阶段推生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方略起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政治思想是对我们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适应现当代社会发展需要做出的正确举措，我国实行“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民能够当家作主。
“德治”与“法治”是互相包含、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要充分借鉴和吸收社会的道德观念，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建立健全和完善与法律体系相配套的思想道德体系。社会的稳定发展也需要法律的支持和规范，也需要道德的维系，所以“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紧密结合，是法制与道德在社会生活中不同作用的科学运用和深刻理解。通过这些年的时间证明，维护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光靠道德的约束和法律的惩处是不够的，只有把两者统一的结合起来，一方面让人们形成惩恶劝善、追求真理的良好风尚，一方面打击危害社会程序的犯罪行为，这样才能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真正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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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篇7
本单元主要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春秋时期兴起，汉武帝时成为正统思想，宋明时期发展为理学，明清之际出现思想批判，时期被改造利用，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猛烈批判，新中国成立后其统治地位被摧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获得新生。
二、知识梳理
（一）中外历史上对儒家思想的不同态度
1.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受冷落。
2.秦朝时期：儒家思想遭到压制。
3.西汉时期：儒家思想处于“独尊”的地位。
4.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受到挑战，出现危机。
5.宋明时期：儒家思想发展为理学。
6.明清时期：儒家思想成为支柱，同时又受到挑战和批判。
7.维新变法时期:儒家思想被改造利用。
8.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受到抨击。
9.新中国成立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被摧毁。
10.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儒家思想获得新生。
11.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二）中国明清时期反封建的早期民主思想与欧洲启蒙思想的不同
1.内容不同：明清时期反封建的早期民主思想抨击封建君主制，反对儒家思想，并提出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如“法治”、“工商皆本”等，但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欧洲启蒙思想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教条主义，号召消灭专制王权、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
2.历史条件不同：（1）经济条件：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受到封建制度阻碍而发展缓慢；欧洲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迅速。（2）政治条件：明清封建制度虽日趋没落，但封建专制却空前强化，封建统治十分稳固；欧洲已进入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封建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3）文化条件：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仍占统治地位，八股取士和文字狱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欧洲的自然科学取得很大发展。（4）阶级条件：明清时期中国还没有形成资产阶级；欧洲资产阶级力量已相当强大。
3.影响不同：明清时期反封建的早期民主思想对当时的封建制度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但无法动摇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欧洲启蒙思想为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提供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大大推动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进程，并由此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甚至影响到亚洲革命运动的发展。
（三）儒家思想长期占主流地位的原因
1.统治者需要：儒家思想宣扬天人感应，讲究道德规范，提出大一统，适应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
2.人民需要：儒家思想强调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广大民众所追求与信仰。
3.与时俱进：儒家思想不竭的生命力还在于它能不断吸取其他思想的先进部分，也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故为统治者所喜爱，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和扶植。
三、复习策略
1.把握“一条主线，两个特点”。“一条主线”是指儒家思想发展变化的历程及原因；“两个特点”是指儒家思想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以完善自身，每一次发展都适应了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需要。由此总结出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特点是不断吸收其他思想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2.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文化的发展取决于政治和经济状况。儒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精神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科学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篇8
关键词：儒学：图像；传承
中图分类号：B222；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1-0070-05
儒道释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然而在传承方式上却不尽相同，唯有儒家只靠以事起喻，道与释两家都注重于文中绘画、构象，直接绘图、解图是他们常用的手法。而儒家几乎从不尚此道。但对于今日儒学的研究可以不关心象数，却不必刻意避开像，像同言一样，应该成为载道的工具和手段。进而言之，不仅儒学，即使是于哲学本身亦可以以像载道，这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道，不过是理，把理讲明白岂不比混沌于言辞之间更有益处。时代在发展，儒家文化也在发展。经历过沉浮，它一直庄严地渴求着作为精英文化的功能纯化。然而，在影像时代，面对现代视听传媒艺术对传统语言文字艺术日益激烈的冲击，整个文化和艺术都被裹挟着转换并谋求适应，儒学一直也不能免俗地默许图像“木马”的植入。本文以儒学与图像关系的审视而人题，追随儒学思想传承的足迹，探究儒家文化图像化承传的可行性，为儒学的现代传承研究提供一种视角和尝试。
一、从“言以载道”到“象以弘道”――儒学与图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言”与“象”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作为象形字的中国的汉字，就包括了“言说”与“象形”两种功能，两者都服务于表“意”。对于言、意、象三者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探究。《周易》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古人在“言不尽意”的情况下“立象以尽意”，用“立象’，来表达主体的思想情感。这里就把“意”和“象”联系了起来，指出“象”对于表达“意”有着“言”所不及的特殊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把形象和思想、情感联系了起来。《周易》也有“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之说，把“象”作为图像或者现象的一种诠释。由言与象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特有的视觉思维方式，影响到了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象’成为中国传统美学体系的元范畴，而由此衍生出的范畴“意象”，在后来的老庄哲学和魏晋玄学、佛学中都有着深刻的探讨、阐释甚至应用。《庄子》日：“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语是用来表达思想的，领会了意思了就不需要言语了。类似的言意之辨发展至魏晋，成为玄学讨论的主题之一，分成“言以尽意”和‘言不尽意”两种说法。而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里提出与这两种看法都有不同的观点，他一方面肯定言、象具有表达意义的功能，一方面又强调言、象只是表达意义的手段，为了不使手段妨碍目的。可以把手段忘记，这就叫做“得意忘象”或“得意忘言”。可见。在中国古人看来，“言”并不是思想，而只是思想的工具，同样，“象”同“言”一样也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之一。
但凡思想的传播都离不开媒介，媒介的形式甚至决定着文化承传的方式、范围和效果。纵观人类历史，媒介主要经历了“口语媒介”――“书面和印刷媒介”――“电子媒介”这三个阶段。图像也有自身演进路径，经历了“原始图像”――“认知图像”――“艺术图像”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媒介一直是在“言”与“象”的互动中推进的。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媒介的发展及形态休戚相关，原始儒学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重口传身授，不重文字著述，这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所形成的学术机制有关。而后人整理了这些对话形成了典籍。记载在相继出现的竹简和纸张上，历经长期阐释绵延至今。即便如此，儒家思想与易经的象数思维关系还是相当密切的。《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教授学生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君子。可见，凡是有助于培养高尚道德的技艺，孔子还是非常重视的。事实上，孔子就痴迷于《周易》，读《周易》“韦编三绝”而叹日：“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受卦象哲学启发，儒家形成了天道性命观，改造和丰富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礼记・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汉代郑玄注：“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在郑玄看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密切联系的。到了思孟学派，“天人合一”思想被明确提出，而孟子所说的“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境界，就是用混沌的意象表达道德思想的境界。到了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依然是易学宇宙图式的反映。随着直接用图像表达思想的流行，为体现十个天地之数的神秘和变化，儒家创作了《河图》、《洛书》，用以解释《周易》卦象来源和《尚书・洪范》“九畴”的创作过程。可见，儒家思想与象数关系密切。不过古人所言之象更多是一种幻象，当这种幻象物化呈现之后便是可以用眼睛看得到的视像，图像的出现是象思维的表意模式的延展。由于印刷技术的局限，中国古代出现了重视文字轻视图像的倾向，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媒介的发展，图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化思想的转播当中。
图像自古就深刻地影响着儒家文化的传承。《周易》象数宇宙图式、汉字以及诗经大量言象诗中的象思维方式，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表意方式，图像无疑更直接地加速了文化视觉化的步伐。在中国，古人早就对视觉图像的直观性予以重视，宋代学者郑樵说：“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这里的“图”仅指地图、图表或图册。张彦远也认为：“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赞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意思是，图画直观而形象，比起仅能叙事但不能承载形象的文字，更有效。这里的“图”延伸到了绘画。在现代，“图”的意义有所拓展，泛指图形，而图形的含义即是“像”，“图像”是以图为媒介的形而上的文化概念。孔子注重口传。而后来的儒者用文字这种有形象性符号记录传承，已将儒学思想具象化呈现，因为，文字成为文本、图像与语言相互作用的媒介，使语言可视化了。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对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结构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必然会影响到图像艺术的发展。反过来，图像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思想发挥了艺术“文以载道”的功能。当儒家思想大量渗透到艺术后，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儒家文化出现了视觉化传承的一维。从大量古代书法、绘画、建筑、雕刻以及戏曲等艺术所体现出的宇宙观、礼仪性等思想观念来看，它们多为儒家思想的视觉化呈现，我们可以称之为“儒家文化艺术”。而今，
图像有蓄意取代语言文字担当“载道”功能的倾向，在儒家文化加快由一家之言到文化主流的过程中，图像起了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这不是孔子传播思想的初衷。
二、儒家文化图像化承传的历史管窥
考察儒家文化图像化传承可以有很多角度，可以从其核心观念的视觉化呈现入手，也可以从传播媒介不同来揭示，本文就是居于后者对儒学图像化传承的历史做简要巡视。于此，我们所讲的“图像”采用的是其原初的含义，即“图”与“像”的并列，指的是平面的、一二维的“图”与立体的、三维的“像”，而不仅仅指平面图像，是各种图形和影像的总称。而依据图像媒介的差别，儒家的视图化首先体现在古老的书法和画等纸质艺术上，其次是建筑、雕刻、园林等设计艺术上，最后，是在戏曲、影像、网络等屏质艺术里。
书法和绘画艺术是儒家文化图像化传承最传统的形式。书法是用抽象的线条来表示的一种文字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文化象征，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文化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历代书论推崇婷《礼记》所倡导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作为书法艺术的首要准则。人品重于书品，只有了较高的道德精神意蕴，书法才有美的价值，即儒家所谓的“尽善尽美”，故有“书如其人”之说。在中国书法史上，承载儒家思想的名碑典帖琳琅满目。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争坐位帖》就表现了儒家“克己复礼”、“精忠报国”的思想。另外，书法创作也遵循着“中和”的原则，孙过庭最崇尚的就是中和之美，王羲之书法因其“不激不厉”的中和之美而被奉为典范。中国绘画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书法的线条艺术，而成为高度具象化的艺术，颇具抒情写意性。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对绘画影响深远，绘画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思想史。孔子将“文质彬彬”看作是有知识有修养、有才华有容貌的君子风度，使这一美感形态具象化，并在艺术领域得以延伸。“文”与表示内在实质的“质”是对应的，可以表现为线条、色彩、形象等能由视觉器官摄取的外在具象。儒家认为，“文”“质”统一是艺术美的标准。这对后世艺术文化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魏晋以后的画家都注重画好人的眼睛，顾恺之提出“传神写照”以传人之“神”，形神兼备；谢赫则进一步提出绘画六法之一的“气韵生动”，于是绘画就出现了讲究人物之神的肖像画。中国的书画艺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同时，自然而然也担当起了教化之功用。《孔子家语》己载：“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牖，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早在商周战国时期，人们已经能认识并娴熟运用绘画的教化功能。在《画说》中，曹植认为人物肖像画比文字叙述更有劝戒作用，更能真实地展示历史事件。张彦远也认为图画“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抗节；见放臣逐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中国传统人物画所描绘的对象，大多是历代帝王将相、圣贤名士或臣僚雅集。比如唐代阎立本的《孝经图》、宋代《七十二贤像》和《中兴四将图》，元代倪瓒的《六君子图》，明代唐寅的《贞寿堂图》、吴世恩的《教子图》，清代王武的《忠孝图》、康涛的《孟母教子图》、张若霭的《五君子图》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作品蕴含有儒家深厚的“仁爱孝悌”、“忠孝”、“气节”等核心思想，让人看了就萌生敬仰之心，见贤思齐，扬善弃恶，从而达到教化之功。此外，还出现直接描绘儒家人物或活动的绘画。为了纪念孔子这位儒家创始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汉代已降，人们就一直热衷于塑造孔子的艺术形象。东汉时，就出现了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出土的一些该时期的汉墓画像石和壁画中都有孔子的形象，包括孔子问礼图等。北朝时曲阜孔庙有了孔子像。唐代画家王维、阎立本、吴道子等都绘有孔子像，其中，吴道子所画的“孔子行教像”流传最广。晋代顾恺之则绘有“颜子随行图”。到明代，出现了图文并茂、情节连贯，记录孔子生平事迹的连环画《圣迹图》，有石刻本、木刻本、绢本等多种版本，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新时期以来，随着绘画工艺和印刷技术的发展，《圣迹图》不断得到制作和改进，它们为传播儒家文化，做了重要贡献。相对抽象的人物画，汉魏画像砖、画像石开始有了对历史故事和生活场景的表现。大多都以古代的忠臣孝子为主题。即便是在儒学衰微的北魏也出现以孝子传图为主要图像的葬具，这显然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以及当时社会儒学复兴有关。后来出现根据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配图编成的《二十四孝图》，成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而在民间，版画、年画、剪纸、刺绣、祖案画屏、祠堂壁画、面具等也都带上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至今，人们仍通过举行过儒家文化主题书画创作或展览的形式，参悟儒家文化精义，且手段不断创新。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创作《漫画大学》、《漫画中庸》、《漫画孟子》、《漫画论语》、《漫画儒家思想》、《孔子说》等诸子百家系列连环漫画，将经典白话化与漫画化，并加以现代诠释，开启了中国古籍经典漫画化的先河。画家郭德福重走孔子周游列国路创作国画《孔子生平绣像长卷》，将孔子好学求索、以学济世的奋斗人生完整地描绘出来。时至今日，鉴于书画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承载的有效性。从书画上追踪其所深寓的思想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美学研究必不可少的途径，同样对于儒家文化研究，中国书画是不容忽视的。
儒家的审美观、世界观和宇宙观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稳定的文化心里结构，同样可以通过中国传统建筑、园林、雕刻等设计艺术体现出来。中国建筑艺术如历代宫城、孔庙以及园林等是儒家文化精神的物化，它们大多集历史、建筑、雕刻、绘画、书法等成就于一体。除有着不朽的艺术价值外，还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直到现在都还发挥着文化传承与教化的功能。北京故宫建筑群严格遵从了中贯轴线、左右对称的原则，布局严谨，是儒家“中庸”思想的具象化呈现，成为中国传统建筑和城市规划设计所遵循的美学原则。如今人们进故宫和孑L庙参观文物、观看祭典成为了解、研究、承传儒家思想文化的最好方式之一。儒家文化在古典园林设计也得到淋漓尽致的视觉化表达。士大夫们在营造园林时，往往将儒家的“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师法自然”、“以物比德”、“典雅”等思想奉为园林设计所必须遵循的法则。中国园林在有限的空间中利用自然地理条件，模仿大自然，创造出人工美和自然美相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无处不表现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同时，园林一般都通过景观来寄托思想和情感，传达一种雅趣，所以总是首选梅、兰、竹、菊等一些具有比德内涵的花木作为绿化植物。园林通过石、水、花、木甚至琴棋书画、题诗文玩等精心构筑各种精致高雅的景观，映射出士大夫们儒学化的情致。另外。雕刻也在精雕细刻着儒家文化。在孔庙，存有大量的历代碑刻、石刻艺术品，尤以汉画像石、圣迹
图和明清雕龙石柱最为著名，工艺精湛、独特，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寓意。就连孔子形象本身也直接成了雕像的主要题材，全国各地都矗立有相当数量大大小小、神态各异的孔子像雕塑，甚至在美国芝加哥等地的唐人街上，都有孔子像，与自由女神像并处。象征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国孔子基金会以唐代吴道子所绘孔子行教像为基础定制了孔子标准青铜雕像。不过，关于孔子的形象，历史上也有文字记载，有各种说法，至今也难以找到定论。所以，我们认为，孔子像只是一种文化创作，历史赋予了它多样化的阐释形式，就孔子的长相进行争论甚至确定标准像，与儒家文化的承传无多大关系，这如同西方就耶稣基督长相的争论那样，结果终究都是莫衷一是的。雕像的功能更应该是为了将后人的关注引向孔子的话语和理念以及儒家文化的代代流传之上。不管怎样，古代城市、建筑、园林、雕刻等最为实用的物质已超出了作为物的状态，给我们思想和文化以符号性的表征意义，折射出儒学的地位和影响，让人们更能直观地感悟着远古的思想温度。
中国戏曲是一种综合性的表演艺术，发展至今，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虽然形成戏曲文化特色的因素很多，但文化传统在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戏曲的创作、内容、形式、表现手段乃至发展变革等，无不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儒家思想也借助戏曲，得到生动、形象化的传承。儒家善以教成、忠孝节义等思想影响着戏曲的发展，元代词曲作家夏庭芝认为君臣、母子、夫妇、兄弟、朋友等题材的杂剧“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为用儒学统合人心，元末明初南戏兴起了“曲以载道”、“曲以教化”的戏曲思潮，产生了诸如“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等戏曲评价理论。古人创作戏曲，主要目的是要借助戏曲感化人心，对世人进行伦理道德的教化。这也是优秀戏曲的所应具备的品质。戏曲的这种教化功能在清代则得到进一步加强。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有两部戏剧直接将孔子搬上舞台。一部是由山东话剧院创作演出的《孔子布衣》，另一部是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依》。《孔子布衣》不是把孔子当做伟人而是伟大的普通人塑造的，剧中的孔子希冀以仁德救世但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不断地遭受嫉妒与迫害而终至幻灭，回归故里后在清苦寂寞中整理典籍，突出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五四以来的批孔风潮已扫去孔子头上神圣的光环，现实生活教会人们抛弃宗教式个人崇拜的情怀，还孔子布衣凡胎之形象具有必然的合理性。由知名剧作家沙叶新创作的《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依》主要讲述的是上帝派遣孔子、耶稣与披头士列侬三位东西方的代表人物到人间考察的故事。他们由于时代、文化背景的差异引发了一系列折射出三种不同文化的利弊和冲突的趣闻，最后是孔子的“中庸”化解了耶稣和列依的对立，看似不伦不类，实则亦庄亦谐，给观众带来了惊喜。不过从效果比较上看，在戏剧舞台上理想化的孔子并不及戏谑化的孔子那样风靡，这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戏剧兴起的“探索”、“实验”风潮有关。十多年后，广州话剧团张广天一出名为《圣人孔子》的话剧，获得了比前两部都要大的轰动效应。这绝非偶然，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民族自信增强，孔子和儒家文化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不断地显示出来，文化在回归传统的过程中，学者、艺术家和民众都对儒学做出了积极回应。虽然各阶层观众对儒学特别是孔子戏剧化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将有强烈思辨色彩和理性光芒的精英文化制作成充满娱乐元素的戏剧作品，并大量引入现实生活素材及流行文化元素使戏剧的观念元素不那么过分，不矢为弘扬儒家思想的有益探索。随着数码科技的发展，戏剧与摄影、影视及网络等也实现了联姻，一些经典的剧目可以得到保存和传扬，扩大了受众面。
数码化的电子媒介与语言、图腾、文字一样同为文化的符号和载体，正成为近几年来儒学热的助推剂。当然这一媒介阶段并不排除在它前面的口语媒介、书面和印刷媒介，而是往前涵盖共存着。摄影提供了以光学图像为特征的符号系统，使现实世界中作用于光的内容能够以图像的方式获得再现、蓄存和传播，大大弥补了传统文化符号在图像领域的质量和数量上的缺陷。光学图像符号的参与使得文化媒介中的视觉内容更为逼真、客观，提高了文化载体对视觉的表达和再现的能力，可以使大量儒学的视觉化艺术得到忠实的保留，许多本属于精英阶层收藏的绘画作品、经典建筑和雕塑等艺术，以视图的形式通过印刷、影视以及网络等走进千家万户。机械复制的时代，传统的儒家艺术和现时正发生的儒学活动的都得以真实记录并广泛复制传播。如今，大多数儒学书籍都配以大量的插图，数以万计儒学图像经过网络在全世界传播。儒学经典文本也加入了视图化行列，近年来学术界和相关科技部门大力推进数字图书馆和大型电子文献资料库的开发和建设，古籍的数字化也得到了高度重视，加上存储技术、网络以及专用电子书阅读器的普及，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数字化典籍快速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更大范围、更便捷、更有效地为广大读者和专业学术研究人员所利用。而目前儒学最为直接的视觉化手段非影视莫属，一部《论语》捧红了央视“百家讲坛”的于丹，大学中传授的儒学知识第一次大规模的走入寻常百姓家；现代新儒家以及国学家等经常往返海内外，在大学讲堂或电视上宣讲儒学耍义；奥运会开幕式上，孔子三千弟子吟诵《论语》的场面以及整个开幕式所呈现的“和”的传统文化理念，通过全球电视直播，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影视也愈来愈自觉地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根据古代文学经典改编的电视剧《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无不诠释着“儒”文化深层的精华。1991年，由张新建、刘子云导演，王绘春主演的16集电视连续剧《孔子传》开播；而由胡玫导演，周润发饰演的《孔子》首度把孔子搬上大银幕；而后由韩刚导演，赵文碹饰演的电视剧《孔子》也开拍。东方圣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了首部102集大型儒家文化系列片《演说论语》，形象地还原了孔子对弟子的讲学情景，让现代人通过影视艺术更好地解读《论语》。可见，艺人们正尝试着用镜头让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能够走近孔子，走进儒家文化，进而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新兴的动漫产业也盯上了儒家文化，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广播电视总台、深圳市凤凰星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就联合推出104集大型动画片《孔子》，讲述的是孔子从一个贫贱少年成长为万世师表的励志故事，清新活泼的卡通人物造型，摆脱了说教的俗套，令人赏心悦目；山东美猴动漫文化艺术传媒公司也制作了《论语》名句系列动画片故事。这些无不明示着儒家经典也能用动漫的形式来活泼表现。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一个规律，古今儒家文化的图像化传承，大都是精英或者民间的艺术家或是崇拜者根据需要，淡化了的儒家作为精英文化和制度本身的诉求，更多基于生活角度出发，用了各种大众化的传播手段把儒家文化形象化，进而阐释儒学的精神。不过，很明显，儒家
文化的图像化大多还停留在表面上。而更深、更广层面的探索还有待提高。虽然当今媒介进步了很多，但古人在这方面的艺术水准却令今人难望其项背。这与儒学自身地位的衰落以及当今中国的文化传播空间重商业化运作而轻文化内涵建设导致新媒介与儒家文化的疏离有关。
三、图像时代儒家文化生存策略及反思
在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图像学”已成为蓄势取代传统艺术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20世纪90年代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首次将图像与语言相比拟，从哲学的角度揭示图像象征符号作为人类思想传播工具的意义；80年代，w.J.t.米歇尔开始更为深刻和具体地探讨图像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可见，根植于发达的现代科技。现代“图像学”已不同于重在关注艺术形式批判的传统图像学，而由“艺术”转型为“文化”。现实是，今天人类的经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视觉化和具象化，“图像”渗透到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并已经转型成为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媒体形式，“当代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图像压倒文字的发展趋向，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有一场没有硝烟的图像对文字的‘战争’。”这场“战争”当然也波及传统文化的传播。从中西方艺术史来看，中西方在图像对文化传播的潜在价值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图像文化作为视觉形象的方式，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语言阻隔被打破。同一个国家和社会中，文字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没有语言文字隔膜的图像文化传播形式，整个世界步人大众文化时代，经济和文化全球一体化，更加紧密和有效地把人类联为一体，这都凸显出图像存在的合理价值。在读图时代，儒学只有紧跟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在坚守精英文化身份的同时广泛向日常生活推广。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
首先，儒学要与现代科技相结合。面对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挑战，儒学必须主动回应，使自身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而不是脱节甚至是退避。图像文化是科技高度发展的结果，儒学的图像化承传，是儒学继续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有利于儒学的普及和推广，有助于更直观便捷地使人了解儒学、认识儒家思想的价值，使其进入千家万户，发挥其“人文教化”的功用。儒学书画呈现、儒学戏曲化和工艺化、儒学影视化、儒学网络化等等，都是这方面有益的实践和尝试。当然也会有人提出质疑，怀疑儒学图像化承传的发展前景和可能存在的阐释空间。因为，反观中国美术史，从来都只有佛教艺术或道教艺术占据重要地位，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的艺术和图像却极少被看作一种独立的艺术类型，加上儒学与图像结合所能表达的意义是有限的，人们不禁会问儒家艺术抑或儒家图像是否存在并发展。事实上，从视觉艺术探索文化传统，古今中外都得到普遍应用，特别是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中的应用较为有效。叶舒宪就是借熊图腾进入中华古文明的文化探源之旅，带来古代文史研究方法论上的革新。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图像已成为一种文化，从图像去了解和弘扬我们的文化，对于往昔已有的结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往往能给出一个豁然开朗的合理解释。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学是中华的一种文化符号，王一川一项关于我国大学生中外文化符号观的调查表明，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是汉语(字)和孔子，而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却是孔子，事实也表明，能代表中国与世界开展对话的文化符号只能是孔子及他创建的儒学，别的都还不足以替代这个角色。因此，外国也一直都将中国称为“儒家大国”或“儒教国家”。孔子创建的儒家文化是中国软实力的象征，让其观念和理念通过图像向世界呈现并无不妥，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不也通过好莱坞的影片向全球传播吗。不过，对传统儒学研究而言，儒学图像化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意味着我们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意象表意传统的研究向仿像表意研究的转换，我们必须作新探索。要处理好图与实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偏离的问题，使图像能较为客观、科学地反映儒家文化的原貌。因此，如何在儒学与图像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或是“转换方式”，如何从图像本身功能、形式和意义等多重层面，探寻并建构儒学思想视野中礼仪、伦理、信仰等思想性视觉化体系，这都是儒家文化图像化传播能否成功的关键。
其次，儒学在坚守精英文化立场的同时要大胆走生活化的道路。在现代，儒学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民族性格，这使我们有别于世界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性格而发展着。但目前明显存在的只有学术儒学，儒学在日常生活中却少有推广，甚至被遮蔽。精英儒学属于大传统，而民间儒学属于小传统，文化的发展是大小传统互动互补的共同发展的一个进程，因此儒学民间化、大众化。显然是儒学发展不可忽视的另一维，不可偏废甚至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一旦离开百姓日常生活的土壤，儒学想要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占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才是文化主要载体。而图像化无疑是儒学走进民间、走进生活的捷径。儒家文化图像化的结果，总会愈来愈走近现实生活而体现为世俗化、大众化，但也容易导致泛化和俗化。从历史上看。儒学一直是精英文化，很多话语连精英阶层也都还在争论。更不用说老百姓了。图像作为大众化的一个手段，是否能担当起儒学承传理想媒介的角色，能不能持久，均受到精英文化阶层的质疑。比如央视上于丹讲《论语》等就受到许多非议。另外，图像作为媒介，一方面要宣传儒学，一方面要迎合大众和市场需求，或多或少修改或改变儒学的本意。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甚至容易走向俗化。历代的孔子圣迹图就明显有神化孔子的色彩。有些地方将孔庙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而不是文化生态的养护，甚至把孔子和孔府等儒家符号作为商业招牌做广告。现代艺术家也经常恶搞儒家文化，把恶俗当艺术，有艺人创作了《孔子哭了》将孔子的形象恶搞成一个哭丧流泪的雕像并在网上传播。也出现过服装公司将孔子和老子扮成着西装、打领带的模特出现在广告宣传画上，这是一种恶俗的商业炒作。也亵渎传统精神文化符号。所有这些都凸显出儒家文化图像化有泛化和俗化的苗头，显然有悖于正统儒学的价值取向。但与大众化相反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是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这是“五四”及以来对儒家的偏见的延续。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打砸“孔庙”等。儒家文化屡遭劫难。儒家文化符首当其冲，被毁殆尽。而近段时间，一尊孔子像在天安门广场东边树起，有人赞叹孔子回来了，但也引来许多网民的强烈反对，这反映出国民对待儒学的偏见和矛盾心理。偌大的一个天安门广场还是真难以容下一尊民族伟大人物孔子的塑像，这不得不令人深思。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文化，又怎能让别人来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呢。更可笑的是。国内正抛弃传统文化的时候。儒学在海外却正受欢迎。所以，要使儒学图像化得到健康发展，并解决由此引发的雅俗问题，首先，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都需要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自觉尊重传统文化。其次，儒学自身经历了从信念的儒学、到制度的儒学、再到生活的儒学这一演化历程，儒学生活化应该是儒学当展的主导方向，对这问题，精英和大众要有所协调和统一，并达成共识，才能催生出健康的大众化、及其具体形式。儒学已不宜走贵族化、制度化、政治化之路，但我们绝不能为迎合世俗，而把儒学文化品位降低去传播。历史上也有。但走偏了，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儒学可以生活化，但不能世俗化，明白这点，儒学图像化就不会走偏。
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篇9
工业主义卷起的现代化浪潮以殖民主义的形式向全球推进，十九世纪的东亚也被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内，中国社会在被资本主义的触媒点中以后，就不可阻挡地向现代化演进，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复合作用造成了被晚清国人称为「千年变局的历史新格局。
「千年变局的表现如下：第一，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业化的激活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移植和发展；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城市化运动的兴起，城乡差异的不断扩大；第三，政治结构的变化，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对封建半封建政权的冲击；第四，思想文化的变化，西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突入或被引介到中国，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第五，国际环境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亚洲扩张，把中国也卷入其中，成为新的边缘，从而使现代世界体系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最后形成。
「千年变局给儒家中国造成的急剧变化是：儒家的宇宙观，如天道观（天道不变）、天人观（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经济观，如义利观（重义轻利）、本末观（重本抑末）；政治观，如内圣外王观、君权神授观、民本观；社会伦理观，如宗族家庭观、等级观、纲常伦理观；民族国家观，如天下观、夷夏观、华夷秩序观等；文化观，如中国中心（天朝上国）观，儒学权威论（孔子中心主义）等，都遭到了西学和现代化的颠覆，儒家在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地位被不断消解，从动摇走向失落，从中心滑向边缘。（二）儒学的生命力与现代化
现代化给儒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空前的，对儒学来说，能否创造性地响应现代化带来的挑战是儒学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儒学的生命力端赖儒学的中国境遇和它的创新精神。
儒学的生命力所在：第一，儒学毕竟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主体，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民族心理渊源，不是能够轻易地、简单地予以拋弃的，作为文化传统，它并不是死亡了的东西，而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活在国人的心中，形成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第二，儒学的大一统思想和关于文化中国的观念，曾经是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得以传存和凝聚的思想武器，对于今日中华民族的再生、崛起和凝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三，儒学作为一种道德哲学和伦理规范，对于今人处理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等各种复杂的关系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国际发展伦理学对这一点尤其关注。其「以人为本的思想受到世界的瞩目。第四，儒家的忧患意识和经世传统决定了儒家对社会和时代有其不断调适的一面，儒家思想中的原教旨意识并不强，而这正是儒家历二千年而不绝的活力所在。面对新的现代化语境，儒学的转型是儒学生存的必要条件。
现代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表现为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合流，当时全世界大概只有西方真正地实现了现代化，而广大的第三世界尚未形成，依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现代化似乎只有西方一种模式，而西方也似乎是个铁板一块的整体，尽管西方内部发生了长期的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战争。因此，在西方洞开中国国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人对西化和现代化的概念是笼统而含糊的、是不加分梳的，激于民族情绪的儒家对西方的抗议是不加区别地对西化和现代化一概反抗。在「现代化共识形成以前的中国大抵如此。「现代化共识形成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没有别的先例可循，也没有甚么发展经验，中国仍然是学习欧美模式或苏联模式。中国的现代化长期在这两种模式中摇摆。在80年代以来，我们才真正开始探寻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当然，儒家从洋务运动以来就在「中体西用的旗帜下开始了对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张之洞、康有为、梁漱溟的儒家现代化理论是其中较为系统的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其理论各有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张之洞的理论随清廷灭亡而破产，康有为的理论因清廷镇压而失败，梁漱溟的理论只是一时之计，其实现也局限一隅，并因日本侵略而终至中断。二 西化与现代化：儒家的双重反抗（一）儒家对西化的反抗
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来看，儒家对西化的反抗经历了一个由全面反抗到部分反抗再到无力反抗的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但同时又是一个从自发反抗到自觉调适的过程。反抗与调适是一体两面，逐步蜕变的过程。
儒家的反抗，我们认为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十九世纪40-60年代的「夷夏大防时期；60-90年代的「中体西用时期；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托古改制与「古学复兴时期；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著称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此后的「新儒学时期。其实，儒家反抗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调适。因此，儒家的反抗过程也就是儒家的调适过程。
第一阶段，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约二十年，儒家是以「夷夏之辨、「夷夏大防而试图对西化实现全盘反抗。即使是平时留心时务、重视了解西方情况的梁廷枏也仍然抱着「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1的陈腐观念。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人的「师夷长技、「采西学、「制洋器只是这些陈腐观念中的思想孤岛。甚至连他们也没能够坚持到底。更没有冲破「夷夏大防的文明分野。
第二阶段，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深入，中国的民族生存压力日益加大，要求西化的声势愈来愈强，儒家的反抗就不得不以「中体西用的调和形式出现，产生了如曾国藩、张之洞这样的儒家洋务派。他们对西方的工业、科学技术网开一面，而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思想文化仍然不愿意吸纳。但他们对拒绝任何外来东西的儒家顽固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在60年代的京师同文馆招生问题上，在80年代的修筑铁路和派遣留学生问题上，都一再看到儒家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激烈交锋，充分体现了儒家洋务派义无返顾的现代化选择。顽固派以「夷夏之辨为防身武器，以「奇技淫巧看待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异端邪说看待西方的思想文化，以「败坏人心危言耸听，并且把抵制西学提升到反抗「以夷变夏的民族主义高度。洋务派则以「西学中源（关于「西学中源下文有专门论述）和「礼失求诸野2为理论武器，以「中体西用为「富强纲领，从「利国利民的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待西方的工业和技术，以「徐图自强来推进中国的经济技术现代化。在这一期里，大学士倭仁属于儒家反抗的中心人物之一。在京师同文馆招生之争中，以坚决反对京师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师事夷人学习天文算学而著称，其立论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立国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艺；二是学习天文算学「何必师事夷人，本国「必有精其术者。3其高调、迂腐和强词夺理历历可见。
第三阶段，当甲午中日战争及其《马关条约》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其《辛丑条约》严重威胁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地位的时候，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空前高涨，儒家中的维新派与革命派，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就开始用西学来包装（包装即武装）儒学了（以西学诠释儒学），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以「孔子改制、「公羊三世说傅会西方的「维新论、「进化论和「宪政民主体制），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古学复兴（以「发扬国粹、「古学复兴、「激励种姓来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等价，以中国的民本思想傅会西方的「民约或「民主思想）就是这种产物，但这一包装的结果却使儒学缓和了与西学的矛盾，为西学的长驱直入打开了大门，西方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终于以儒学的面孔，或者说以中国民族文化的面孔出现在国人的面前。儒学不再顽固地反对「欧化，而是反对「醉心欧化4。如「古学复兴运动。至此，儒学对西化的消极反抗业已为积极融合和调适的倾向所取代。这也为即将到来的「全盘西化论张目。
第四阶段，袁世凯、张勋之流的「帝制复辟、「尊孔读经运动终于触发了规模空前、不可遏制的「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思想文化潮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这股思想文化潮流对儒家思想的阴暗面予以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儒学的神圣地位轰然倒塌，从此传统儒学基本衰歇，适应现代化潮流的新儒学开始了它漫长的重建过程。杜维明认为，袁世凯、张勋之流的儒学「复兴运动只是对儒学的「内部腐化，谈不上对儒学的任何积极意义，反而进一步「污染了儒学的「象征符号，致儒学于「万劫不复之地。儒学的「反抗遭到了「民主与科学以及「全盘西化的迎头痛击。儒学被彻底地「破坏和「解体。儒学的正面「反抗终于全面衰歇。恰恰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股「全盘西化的激进文化思潮汹涌澎湃之际，却有着「儒学救西思潮的异响，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而其中又以特别精通西学又偏执中国文化、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最为引人注目。辜鸿铭一生的主要著作多用外文写成或通过外文保存下来。他最有影响、也最能够反映他思想风貌的著作是《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1915年北京每日新闻社首版，192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重版。辜鸿铭的中国发展观不包括社会改造，不包括物质建设，不包括科学的进步与发展，而仅对既有文化怀眷恋之情，行绝对保护，实乃滑入「文化保守主义狭隘轨道。正因为此，他对中国落后的农业文化，不置一词，对在中国实现物质生产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化不那么感兴趣，相反倒认为西方为科学所误，为商业所误。他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时，片面地将大战原因归结为西方的商业。他说：商业精神笼罩世界各地，尤以英美为最，它构成当今世界的大敌。他认为，今日世界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人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这种「由自私而形成的商业精神造成了强权崇拜和军国主义，最终引发世界大战。他对当代西方文明有责备之意，对中国文明备具有爱心，以至「爱屋及乌，对其中的糟粕也爱顾不弃，对中国文化明显的偏袒与护短是他的中国文化观的一大特色。
第五阶段，「五四以后，尤其是在30-40年代以及80-90年代，「新儒学开始了对西化和西学的「创造性响应时期。「新儒学对西化的反抗不再正面相碰，而是迂回包围，他们反对的是「全盘西化，而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化；反对的是照搬照抄的西化，而不是有创造性建设的西化；他们更不反对西学，甚至精通西学，反对的只是对西学的肤见和盲从。「新儒家和同情「新儒家的往往是那些学贯中西的人，如冯友兰、陈寅恪等，还有70-80年代以来的大批海外华人学者。他们立足于深厚的中国本土资源和特殊的中国语境，对西学做「为我所用的吸纳，开始了对被彻底地「破坏和「解体的传统儒学做艰难的「接续和重建工作。从传存民族文化和提升民族精神的角度来看，这种「接续和重建是极其必要的。儒学与现代化的调适是个长期的过程。儒学调适的实现既有赖于我国现代化的成功，也可能会对我国现代化的本土特色做出自己的贡献。
儒家对西化的反抗主要与民族主义和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关联着，其反抗有充分的正义性，由于西化与现代化纠缠不清，更何况当时的西方现代化也还在探索之中，现代化还没有表现出多样化的模式，西方殖民主义并没有以良性的现代化面孔出现，而是一味地恃强凌弱。因此，反对西化的后果引来的是连带现代化也一起予以反对。不过，当儒家对西化的反抗造成的社会效果并不是中国的富强独立，反而引来空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这种悲壮的反抗就被救国浪潮席卷而去，儒学与西学的调适成了儒学惟一的选择，而对西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结果是，现代化与西化被国人逐步地分离开来了。二十世纪30年代关于是「本位现代化、还是「全盘西化（或胡适修正后的「充分世界化）的大论争，就是国人试图分离西化与现代化的一个尝试，也是理性地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始。（二）儒家对现代化的反抗
实现现代化乃是全世界落后民族，包括中国，走向近代过程中本应直面对待的最大的时代课题。儒家毕竟诞生在典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农业中国，因此它的理论体系浸透了农业主义思想，以农业主义的眼光来看西方挟坚船利炮而来的工业主义，自然有点格格不入，更何况中国对西方的大门是紧闭着的，对西方的发展并不了解，当初的抵触情绪在所难免。一部中国近代史（1840-1949），儒家对工业现代化的抵制和反抗从未真正停止过，不过在五四以后的反抗愈来愈力不从心而已。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要不要工业化的大论战是为足证。
儒家对现代化的反抗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的反对工业化、政治层面的反对民主化、文化层面的反对向西方学习。
儒家对工业化的反抗是最先被突破的，那是在「师夷长技和「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时期，当然，国人要形成对工业化的共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虽然「五四对儒家全盘否定，对民主与科学极力弘扬，对西方的物质文明也都向往，但国人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弊端不是没有顾虑的。从十九世纪20年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还在要不要工业化的论争旋涡中打转。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共识才最终形成。
对政治民主化的突破是在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更是把「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民主共识经过「五四的洗礼已然形成。似乎民主的实践转眼可期，但民主却离我们非常遥远。其实是「民主共识虽然在知识分子中形成，对民主的立即推行却并不抱有同样的共识。对民主的精神和实质也并不完全理解，毕竟我们的民主文化异常缺乏，我们的生存环境也异常恶劣。现代化所需要的急行军和强行军也于民主有碍。民主化还是我们一个预期的目标，也是一段艰难的过程。
文化层面的向西方学习是与技术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的突破同时的，但文化由外缘向内核的突破却与对民主化的突破一样是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对于向西方文化学习长期以来有不少不可接触的禁区。就是在纯学术的层面上也是如此。「中体西用的思维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萦绕着我们的学习和思维。（三）儒家内部的「反叛及其政治反抗1儒家内部的「反叛
中国儒家思想历来有一种经世传统，当时生了变化的时候，儒家思想也随之发生一定的适应性变化。而面临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千年变局，儒家思想内部也酝酿着由缓慢到急剧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前，儒学内部相互攻讦，汉学琐碎，宋学空疏。有识之士都不满意。鸦片战争以来，主张「内期立身，外期辅世、「守道救时5的程朱理学有所「复兴，代表如唐鉴、曾国藩等；继之而兴的是主张「更法、「变古、「改制的今文经学，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最后「复兴的是力主「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孙诒让）、「以国粹激励种姓（章太炎）、呼唤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古学复兴（刘师培）的古文经学。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恰恰与儒学三派的蜕变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正是儒学现代化的结果，是儒学内部在「西学和民族危机的双重作用下的「反叛和「裂变。此后的「新儒学已经对「现代化达成了某种「共识：要「现代化，但不要「西化。这与「五四运动对儒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批判不无关系。「五四运动对儒学的大扫荡，使得全国知识分子群趋「西学，「西学即「新学，而不加审查。「新儒学对西学的态度是宽容和严峻并存。「西学的本土化是「新儒学的最高宗旨。「新儒学的登台是儒学内部「反叛、「裂变和「回归的产物。2儒家的政治反抗
面对民族危亡，富有经世传统、积极入世的儒家开始了它的「救世攘夷历程，不仅在文化上进行反抗与调适，而且进行了一连串的政治反抗，以期把中国引上「自强、「求富的发展轨道。
先有号称「同光新政的「洋务运动，这是对儒家顽固派完全地、不加区别地抵制西化的反抗，也是对两次鸦片战争后殖民主义对中国从沿海到内地的全面侵略的反抗。接着又有史称「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这是对儒家洋务派仅仅满足于学习西方工业技术而不了解西方的真正富强之源的反抗，同时是对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瓜分中国的反抗。再下来有「辛亥革命。号称「国粹派的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方面宣称要「排满革命、「保华攘夷，另一方面主张「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国粹重光、「古学复兴溢于言表。他们对满清政府已然绝望，对中华文化却满怀信心。当然，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儒家了，儒家的政治反抗因「辛亥革命而降下了帷幕。（四）儒家外部的反「反抗与传统儒学的消亡1儒家外部的反「反抗
儒家对西化的反抗在遭到儒家内部的「反叛和政治反抗之后，也遭到来自儒家外部的强烈抨击，即反「反抗。一是西学对儒学的排斥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儒家的抵抗和镇压；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对儒家的猛烈开火。
西学的传入有两种途径：一是中国政府和国人对西学的主动吸收，如政府对外派遣留学生、组织人员翻译西书，开设新式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国人主动出国留学、译书，等等。二是西方传教士对西学的推介和西方教会在中国的办学等。西学对儒学有一种内在的压迫感和排斥性。未摆脱「欧洲中心论时期，尤其如此。
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儒家的压制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的抵抗和镇压，尤其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儒家顽固派遭到毁灭性的惩罚。
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对儒家的猛烈开火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开始。胡适和陈独秀在其中颇有代表性。虽然二者思想异趣，然皆倾心于「全盘西化。陈独秀主张颠覆儒学的「思想强权，彻底改造「国民性，胡适醉心「全盘西化，主张「一心一意地世界化。从此一路下来，旧儒学彻底消亡，「新儒学也被挤到了边缘的地位。2传统儒学的消亡
传统儒学的消亡是儒家内部「反叛、外部反抗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革命的产物。传统儒学的消亡是指传统儒学象征符号的消亡。标识传统儒学身份的象征符号，包括「天人合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君权神授、「纲常伦理的政治观；「重义轻利、「重本抑末的经济观；「华夷之辨、「儒学独尊的文化观，逐渐被各种西方传来的新思想侵蚀或取代。「人文主义、「社会进化的哲学观；「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工业主义、「市场主义的经济观；从「全盘西化到「多元现代性的文化观在近现代中国不断地成长着，填补和取代传统儒学原有的地位。三 本土化与现代化：儒家的调适（一）民族危机与早期的调适1早期的调适
「新儒学产生之前的儒学调适，我们称为儒学的早期调适。大体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十九世纪40-60年代），儒学虽然有了「师夷长技的思想，但相对「夷夏大防思想来说，那只是「沧海一粟。严守「夷夏大防的儒家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就是主张「师夷长技者如林则徐、魏源等，我们也不可说他们就没有了「夷夏大防思想。因为他们所指称的「夷之长技，仅仅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再加上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之类。
第二阶段，洋务运动期间（十九世纪60-90年代），儒学调适的进程明显加快，对西方的认识已经实现了由「夷到「洋或「西的突破。不论儒家顽固派，还是开明派，都不得不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去观察和理解「西方、「洋人和「西学了。顽固派在不断地、甚至急剧地发生分化，同样洋务派也在不断地分化着。顽固派蜕变为洋务派，而洋务派又向维新派蜕变，维新派甚至在向革命派蜕变。正视西学，实现西化，在不同的层次上化为他们的政治行动。日趋主流的洋务派在与西方正式交涉，引进西方技术，开办现代工业，创办新式学堂，编练新式军队，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书报等各个方面，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除政治方面触动不大以外，其它方面的变革是深刻的。相对于中国这样的东亚文化内核型大国而言，转型的难度是极其大的6，洋务派的贡献不可埋没。虽然洋务派抱着「中体西用的态度来实行儒学的调适的，但这种调适的实际效果确是社会的深刻变化，为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登台，准备了极好的条件。
第三阶段，从维新运动到五四运动（十九世纪90年代-二十世纪初），儒学的调适出现转型，开始了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孙诒让、章太炎、甚至孙中山等，都在试图用「西学来重释「儒学，国人往往称其为「比附，严格说来，「比附说是不确切的。「诠释说更为可取。他们的「诠释趣旨在于以民族主义为底蕴去吸纳西学，或者说，他们是把异己的「西学置于可认同的「中学范畴，以减轻「中学对「西学的「排异反应。这时中国还没有经过五四洗礼，各种西学思潮涌入中国，纷繁叠出，国粹文化处于显要地位，无政府主义业已冒头，马克思主义也开始播入中国。各种西学思潮纷陈己见，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对「中学的诠释，以西学诠释推动的「国粹重光、「古学复兴运动，被国粹派宣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2早期调适的特点
早期调适的特点大体说来有：第一，对西学的认识既不全面、深刻，也不冷静、客观，尚未认同西学，对西学有严重的排斥和排异。第二，儒学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儒学与西学的调适过程，调适的进程是愈来愈呈现加速的趋势。第三，儒学与西学的调适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由儒学外缘向其内核深入的过程，第四，「中体西用是儒学调适的基本方式、基本指针和基本纲领。（二）「现代化共识的形成与儒家的调适1「现代化共识的初步形成与儒家的调适
儒学的「现代化共识初步形成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后对儒学的大破坏、大解构，促使知识分子激情高昂地宣传西学，主体是「民主与「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大主要思潮，自由主义此时还是主流。陈独秀和胡适是其中的旗手。虽然「现代化作为一个新词还要到三十年代使用，但儒学的「现代化共识（我们指称的「现代化共识是指儒学已经放弃了对西化和西学的全盘反抗，对西学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亲和和认同，决定在中国本位的基础上去吸纳西学，承认西方的优点和长处，但要求西学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就相当于提出了要「现代化但不要「西方化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不过，在三十年代，系统的、有影响的现代化理论尚未形成，「现代化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梁漱溟的儒家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影响有限，而且实际针对的乡村改造，不是一个全面的现代化理论）原因是，经过五四的洗礼，传统儒学业已完全丧失了号召力，西化思潮已经广泛地播入知识分子之中，「新儒学的建设者只好借助于「西学的本土化来号召人心，从20年代到30年代，经过几次大的论战（包括20年代的东西方文化论战，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论战，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战，从20年代直到40年代的工业化与农业化论战），儒学的「现代化共识得到进一步的淘洗，儒学得以抗衡西化的武器就是「中国本位或「本土化。对西学的「物质武器，儒学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抵抗，对西学的「精神武器，儒学还在顽强地抵抗着。但随着「新儒学建设的推进，「西学与「中学的「精神资源也在走向融合。最终呈现「和合会通和「创造性转化的新面孔。
五四以来的儒家调适新时期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919年到1927年，是儒学的解体时期。儒学遭到全面批判，旧儒学走向消亡，儒学发生重大蜕变，「新儒学开始萌芽和成长，儒学的解体派（「破坏主义者）和重构派（「建设主义者）同时登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儒学的主要解体派，「新儒家和文化民族主义者是儒学的主要重构派。儒学破坏与儒学建设交相辉映，形成学术争荣之局。由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力主先破后立，因而儒学破坏派占据主流。他们积极输入儒家稀缺的自由、民主与科学资源，高扬着思想启蒙的精神。但他们对传统全盘否定、对西学完全照搬的做法，又暴露了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机械，有着严重的「启蒙心态7（惟物质主义或物质利益至上论、惟科学主义或科学万能论、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万能论、竞争与进化中心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是严重的「启蒙心态，「启蒙心态是「启蒙精神的极端发展形式或变态形式）。对文化深层的心灵建设关注不够是他们的致命缺陷。儒学的建设派也在这时顽韧崛起，为了接续民族文化的命脉，重寻民族文化的老根，他们积极呼唤和致力儒学的新生，但不可否认，儒学破坏的声浪汹涌澎湃，儒学建设的辨说几至湮没。此时，儒学的「现代化共识（要「现代化，不要「西化）基本形成。
第二时期，从1927年到1949年，是儒学的建设时期。从总体上看，儒家解体派的批评声浪已经削弱，虽然还有因陈序经发表《中国文化的出路》而引发「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再次论战，但儒学的解体派已是强弩之末，接续传统，重建传统，甚至复兴儒学的观点已经普及于世。儒学的建设派已经从后台转向前台，由弱势渐趋强势。「新儒学的系统建设已经开始，「新儒学的理论体系流派纷呈。梁漱溟的儒家现代化理论──「乡村建设理论、熊十力的「新唯识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钱穆的「新国学等「新儒学流派已然成形。1932年熊十力删定《新唯识论》。1934年冯友兰刊《中国哲学史》，接着有1939年的《新理学》、1940年的《新事论》、1943年的《新原人》、1945年的《新原道》、1946年的《新知言》、1948年的《中国哲学简史》（美国版）等问世。1938年贺麟发表《知行合一新论》，创「新心学。钱穆1928年成《国学概论》，1937年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40年成《国史大纲》。与此相呼应，学术界要求发扬中国文化传统，关注中国文化精神，建设中国新本位文化的呼声不断加强，如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国民党政府也发起了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抗日战争以来，以传统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要求，愈加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
第三时期，从1949年至今，是儒学「融和性再重构时期，这一时期还远未结束。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对儒学的态度是政治取向的、是异常严峻的，儒学基本上没有栖身的余地，「破四旧和「批孔运动使儒家命运更是雪上加霜。在高校也只是被批判的对象，没有对其进行学理性的研究，更没有信仰的同情，虽然在精神层面上，中国人的儒家心态并未得到超越。在海外，尤其在港台，儒学保留着一份席位，但花果飘零的局面并未得到改观。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溃败，港台的自由主义对开始了对儒家新的攻击，大破坏又空前高涨。在这种严峻的生存环境中，「新儒学的提倡者和同情者，夹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从事儒家传统的艰难接续和创造性转化。杜维明、余英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林毓生、金耀基、成中英、刘述先等人从事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在80年代以后，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思想解放和文化交流的结果是，儒学又从海外回到大陆，海外儒学对大陆儒学起到了激活和换血功能，儒学的「合和性建设重新激活。大陆「新儒学也发出声音，如蒋庆、盛洪等。二十一世纪以来，儒学的「一阳来复似乎可期。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公开场合已经表示了对儒家传统的同情理解。当然，我们不可能再做新时代的韩愈、朱熹，接续儒学道统，让中国重回儒学世界。我们也不太可能全盘西化，遂了西化派的心愿，一成不变地沿用西方的制度文化与人文态度。我们也不可能全然认同佛教要义，来个佛教复兴，是中国成为佛教国家。中国文化建设的前途只有一个，在对传统进行再重构的前提下，进入文化融构的新时代，完成文化融构的光荣任务，建设别具特色的中国新文化。我们当然要发扬儒学的真精神，超越儒学的旧形态，使儒学在中国文化大融构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2儒家调适的新特点
五四以来儒家调适的新特点如下：第一，传统儒家彻底消亡，新儒家不再全盘地、盲目地抵制西化和西学，相反，新儒家恰恰喜欢用西学的各种概念和范畴来诠释儒学。第二，新儒家在对传统儒家的批判的同时，重点在于接续儒家传统，但由于对儒家的偏爱，对儒家的深度反思往往不足。第三，尽管「现代化共识形成以来，中国人要求建设「中国本位或「中国特色的呼声愈来愈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愈来愈理性，但儒家的命运并未得到改观，相反，对儒家厌恶情绪未能摆脱，对儒家的政治批判反而愈来愈严厉。似乎谁对儒家略有同情，就是思想保守的表现，就是中了封建余毒。知识分子对儒家的态度并未改观，政治批判压倒了学术反思。如杜维明所观察到的：「『五四以来的困境是：该拋弃的没有拋弃，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引进的没有引进，该排拒的没有排拒。8第四，儒家调适的根本走向，在1949年以前是走向自成独立的体系，形成系统的新儒家理论，如「新理学、「新心学、「新唯识论等；在1949年以后总体走向是融入其它的思想之中，或者说化解于无形（当然不否认有个别的系统理论）。种种「会通论、「和合论、「融构论为此做了注脚。3儒家调适的动因
关于儒家调适的动因，我们认为主要是两大压力：第一是民族主义压力，即民族危机不断强化的外在压力。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华侵略不断升温，儒家内部的「经世意识、「忧患意识、「反叛意识和「抗议精神得到张扬。儒家是入世的，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认同来源，儒家在民族危亡和认同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只有实现自身的蜕变，才能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实现对西学和现代化的调适。而只有实现了对西学和现代化的调适，儒学才有可能为自己创造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第二是工业主义压力，即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变迁的内在压力。工业主义自18世纪以来就「以动力横决天下，与之相伴的自由主义和市场主义也横行世界。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逻辑和成本优势，任何民族国家都没有逃脱资本主义的网笼。以农业主义立论的儒家思想只有在工业主义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才有根本出路。4儒家调适的性质
儒家的调适，从其本质意义上说，是革命性的，是由以农业主义立论过渡到以工业主义立论。当然，其立论不仅要遵循工业主义的逻辑，还要注意避免工业主义的陷阱，如过度的物质信仰，过度的外在诉求和人的异化。因此，儒家的解体派（即破坏派）和建设派（即调适派）之争，并不是传统语境中的前进与倒退的意识矛盾，更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斗争，而是共同希望中国发展的先进知识人在如何适应新时代，建立甚么样的新文化问题上的内部争执。
（三）儒家调适的方式、方向与前景
1儒家调适的方式
从儒学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调适的方式至少不下十几种，大体上包括：「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接续主义、「本位文化、「创造性转化、「合题、「解体与重构、「西体中用、「和合等。以下对这些调适方式进行简要的介绍和评论。
（1）「西学中源
儒学与西学调适的第一种方式是「西学中源论。这种观点认为「西学本出于中国，只不过是因为后来的种种情况导致失传或者走向歧异，中国人学习「西学不过是本着「礼失求诸野的态度，「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9此中的「西学一开始主要是指西方的历法和自然科学技术，后来的维新派与革命派把它扩大到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思想，即「西政、「西法等。
「西学中源论产生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之际，鸦片战争以前持这种观点的有黄宗羲、张廷玉、阮元，甚至康熙皇帝等。这种学说的产生可能是出于向西方学习而又不得不保持「天朝尊严的认同需要，是一种进取心理和虚骄心理的混合物。也是对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以夷变夏的陈腐观念的理论响应。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开放的民族主义两种不同的观点的初次理论交锋。
鸦片战争以来，那些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儒学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相继利用「西学中源论作为引进、传播、学习西学的理论武器。如梁廷枏、林昌彝、冯桂芬、王韬、奕欣、郑观应、黄遵宪、汤震、陈炽、薛福成、王之春、郭嵩焘、曾纪泽、康有为等。当然，他们应用这种武器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西学中源论作为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初次调适肯定是不科学和粗糙的，它的确没有看到或者说不愿看到「西学与「中学的本质区别，还试图去抹杀这种区别，但却不可指责其为迂腐和傅会。「西学中源论完全把「西学和「中学等同起来，把「西学视为「中学西传后的「回归，使「西学俨然以「中学的面孔出现，其实大大抬高了「西学的地位，极其有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理论使得「西学即使在企图闭关锁国的清代也得以流传。「西学中源论最终演化为「维新派、「国粹派（或「革命派）和「新儒家的「中西会通论和「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思想。
（2）「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儒学调适理论，也是近代以来第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现代化理论。它在近代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主西辅、「中内西外、「旧体新用、「中国精神，西方物质、「中静西动等等。「中体西用论的大致观点是，儒学或「中学、「旧学偏重「穷理、「身心、「伦常名教、「道德、「义理、「精神，「西学或「新学偏重「格物、「富强之术、「艺事、「世事、「机器、「物质，因此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体西用论是由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迫于西方的压迫而产生出来的「赶超西方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源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论。洋务运动之时，形成系统的学说。由于洋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遭到儒家顽固派的驳议和抵制，「中体西用论是作为儒家开明的一派响应儒家顽固派的驳议的理论产物和理论武器，也是作为儒家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已经蜕变为「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思想，性质上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已有根本区别）向西方学习的有关目标模式的指导纲领。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王文韶、沈毓桂、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其中以张之洞的《劝学篇》的阐释为最系统，也最有影响。这种理论最终被「中西会通论取代。
（3）以「西学释「中学
以「西学释「中学的思想蜕变于「西学中源论，是一种将西洋学说中国化或儒家化的尝试。最早进行这种常识的著名人物是康有为。他用西方的「进化论来解释儒家今文经学中的「公羊三世说，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来解释「孔子改制。孙诒让和刘师培也是用西方宪政民主体制和宪政民主思想来解释中国儒家经典和传统的代表人物。孙诒让在《周礼政要》（1904）中系统地用西方政治学说来诠释周代的政治，他以西方的议院制度解释周代的三询之法，以西方的陪审制度来解释周代的三刺之法，以西方的学校制度来解释周代的国学、郊学、乡遂之学，等等。他认为「《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因此，「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之旧政已发其端。10刘师培与林獬合编《中国民约精义》（1903），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中的相关观点来解释中国传统的「民本、「人本等儒家思想，而且和康有为、孙诒让一样，用西方的议会制度来诠释《周礼》里的政治制度。柳诒征在《中国文化史》一书在不少地方也是以西方文化来诠释中国文化的。中国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重建主义）者多有此特点。
「维新派、「革命派、「新儒家和各种文化民族主义者以「西学诠释「中学的行为意在减轻中国现代化变革的阻力，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中国现代化的助力，这的的确确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样存在负面因素，对中国大力引进西方的民主资源起了一定的遮蔽作用。当然，批评他们牵强傅会的人很多，但这种批评其实是不到位的，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在进行中西文化的历史比较，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西学的中国化。从现代化所需要的「民族凝聚、「文化认同和「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其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
（4）「中西会通
「中西会通论的形成与「西学中源论同时，都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期间。不过，从逻辑上来看是先有「西学中源论，后有「中西会通论。「西学中源论应对的是「夷夏之辨论，解决的是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中西会通论解决的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但是，仔细分析，情况又没有这样简单，「西学中源论其实既解决了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否则它就谈不上是儒家对西学的一种调适方式。「西学中源论既然认为「西学只是「中学西传后的「回归（所谓「礼失寻诸野之意）而已，那么，只要像学习「中学一样学习「西学就够了，不存在特殊的调和方式和学习方式。而「中西会通论却存在着「西学和「中学有别的「中西之见这个前提预设，在近代中国，这个前提预设还非常坚固。
近代以前，学者梅文鼎对「中西会通论有系统的阐述，他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在善学者知其所以异，又知其所以同。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11不过，近代以前的「中西会通论针对的是「西学中的历法和自然科学技术。近代以来儒家学者的「中西会通论则把会通的范围逐步扩大到整个「西学与「中学。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师培、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杜维明等人都在大力推动「中西会通和「文明对话12。其中康有为为儒学与「西学的「会通确定了基本原则：「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13冯友兰主张「合题14，杜维明提出「深度反思15和「继承启蒙精神，超越启蒙心态16，盛邦和主张「解体与重构17，张立文提出「和合学18，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中西会通的思路。
（5）「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公然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著名学者是胡适。陈序经也持相同态度19。
1929年在《中国基督教年鉴》和1935年6月21日在天津《大公报》胡适先后撰文《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和《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公开声明「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道路，并认定，「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20这样看来，胡适是彻头彻尾的「西化论者，似乎谈不上调适。但是，当我们看胡适的解释，却发现了「胡适式的「调适，而且不无道理。胡适说：「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扬光大的。21
联系胡适「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言行，胡适的确是有调适的。无非是胡适认为要先行吸纳西学以作批判中学的武器，然后再行本国文化的建设工作。说胡适全然主张「西体西用，可能需要再加斟酌。当然，胡适这种截然两分、「自然淘汰的主张实行起来是令人可疑的。
（6）「接续主义
提倡「接续主义调适观是《迷乱之现代人心》（1918）一文的作者杜亚泉。何谓接续主义？杜亚泉是通过国民与国家的关系来加以说明的。他认为：国家如同大厦，国民于此大厦内生活，赖此大厦而生活，无一日可舍此大厦。国家对于国民来说，不是「一时之业，而是「亿万年长久之业。国家如同大家产，祖宗传之于我，我当经营之，增殖之，「以复传之于我之子孙。22只有对于国家之大家产能够加以爱护、继承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国民。他归纳说，「对于从前之国民而善为接续，对于今后之国民而使其可以接续，此即……所谓『接续主义是矣。23杜亚泉认为他的「接续主义包括「保守和「开进两重含义。他反对单一的「开进而全无「保守，他指出：「有开进而无保守，使新旧间之接续，截然中断。则国家之基础，必为之动摇。他指证近世之国家开进而能兼于保守，以英国为第一。即使美国，其建国也「根据于殖民时代之历史者为多。24他也反对有「保守而无「开进，认为纯然拘于旧业，就是顽固。今日之国民，既享用前代人开进之恩惠，又不断自勉，以求不断之开进。他的思想还有某些不足，总强调「君道、「臣节的概念，实与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相抵。杜亚泉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抱的基本态度是：继承、改造。不过，继承的份量要远大于改造。他是一个具有调和倾向的传统派，虽然没有自我声明，而一切言论已经能够说明问题。
（7）「本位文化
「本位文化调适观是1935年1月10日由王新命、陶希圣、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中提出来的。「本位文化论反对复古，也反对崇外：「有人认为中国该复古；但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农业的封建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社会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要注意中国的「空间、时间的特殊性。「本位文化论提出有关中国文化建设的五个认识：其一，「本位就是「中国的与「本土的，就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其二，「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的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世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鄙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其三，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但是在吸收的过程中要-有选择，吸取其所当吸取者，拒绝所不当吸收者。文章坚决反对「全盘西化思想，主张对西方文化「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其四，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创造的目的是恢复中国的文化特征。其五，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要拋弃大同的理想，是首先将中国建设成为「一这整个健全的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25
胡适对「本位文化论的性质判定为「『中体西用论的最新式化装和「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表现。他尖锐地批评「本位文化论「里含的保守的成分多过于破坏的成分，「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他们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国本位。26胡适是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主义者，他坚持的文化信条是「不破无以立，他认为「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现在还远没有进入建设的阶段，对「本位文化论的尖刻批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按胡适的看法就是「本位文化论看上去很好，其实太超前了。胡适的对文化建设的看法有机械论的意味。
（8）「创造性转化
倡议「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是林毓生。他对这种调适观的解释是：「简单地说，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性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改造，当然是指传统中有东西可以改造、值得改造，这种改造可以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却不是硬把外国东西移植过来。因此，「如何进行『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林毓生强调我们这个国家的惟一出路是开出自由和民主。虽然「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并没有民主的观念。但传统中没有，却不蕴涵现在也不能有；同理，传统中有的东西，现在也不一定仍然会有。何况民主的观念被介绍进来已快一百年了。林毓生认为儒家思想经过「创造性转化是可以开出自由和民主的。「在理论上，儒家思想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过去我们的历史并没有发展出这种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因为受了环境的限制，并非我们没有这种潜力。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说过去我们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是可以和儒家思想发生亲和和化合作用的。「儒家『仁的哲学确可作为我们为了发展中国自由主义所应努力进行的『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的一部分基础，藉以与康德哲学的『道德自主性的观念相衔接，以期融合而发扬光大之（甚至在理论上发展出一套比康德哲学更美好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同理，「虽然我们没有民主的观念和制度，但却有许多资源可以与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接枝，例如儒家性善的观念可以与平等观念『接枝，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可以与法治的观念『接枝。27林毓生所倡议「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近似「以『西学诠释『中学的调适思想，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一身兼任的林毓生从中西哲学比较和自由主义的视野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同情的理解和深度的反思。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真正要「转化或「诠释的重点都是西方式的「自由和「民主。
（9）「合题
笔者有这样的一种看法，中国的文化建设确是沿着冯友兰所说的「正题（保守）、「反题（破坏）、「合题（建设）的历史逻辑向前发展。
所谓「正题是「正统中国文化的原型。西学东来，还在做「正题工作的，自然就被说成是保守派。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学者大多在做「反题的事。他们表现激烈，几乎骂倒中国一切传统，旨在对旧文化大胆否定，矫枉过正。平心而论，文化批判（破坏）主义不一定完全不要中国传统，只是强调肯定之前，先行否定，是文化改造的必经路径。胡适一面鼓吹「全盘西化，一面又埋头整理「国故，正反应了这种心态。
同理论之，从杜亚泉到何炳松，再到张君劢，冯友兰，熊十力，唐君毅，牟宗山，徐复观，杜维明等，也不可以视他们为「文化保守。相反，他们是怀着一种使命感，在做文化建设的「合题工作。他们并不反对西学的输入，因为他们说过：「吾人不能仅以保守为能事、「西洋学术之输入，夙为吾人所欢迎、「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之文明之中。他们只是企求在被文化破坏主义者拆就的一片废墟上，再寻地基，重建新楼。这座新楼，其法式与构造尽可以学习西方，但「地基一定要是中国的。西洋文明尽可以「融合于中国的肌躯，但血脉一定要是中国的。他们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化保守派，而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合题派与「建设派。文化的「合题派，其历史功劳不在「反题派之下。固然，舍「反题派（「破坏派），旧文化依然不变。然而，若无「合题派的事业，废墟将永远是废墟，新文化再造无日。「反题派与「合题派争吵了一个多世纪，而在建立中国新文化的共同意义上却是异声同调，殊途同归。
「合题派自觉地把自己同「反题派区别开来、并把「正题──「反题──「合题提升到中国文化建设进路的历史高度来论证是哲学家、历史学家一身兼任的冯友兰。他将他自己的文化建设论和清末的文化守旧论区别开来。他认为张之洞等旧儒者，虽处在激烈的世事变局中，但并不打算对儒学做大改造。他们所处的地位以及作为旧时代人的精神局限，使得他们的识力和魄力都不够大。他们赞成吸取西学，但仅对其中的科技工艺而言。他们对西方政体学理精髓不予理睬，于旧文化格局取消极守护的态度。因此，他们代表近现代中国文化变迁史「正的一面。另外，冯友兰将五四文化对中国旧传统的批判与否定说成是「反的一面。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取最激烈的批评态度，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对中国文化抱全盘否定的态度。冯友兰既不同意「正的一面，也不站在「反的方面。他依照黑格尔的理论以为，中国文化建设正是沿着正、反、合的路径发展的，现在中国学界所要做的已经不再是「正题或「反题的工作，而是「合题的工作，即总结前一阶段中国文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在对就传统做批评与改造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做高层面的再肯定与回归。由此，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国近现代文化建设或者说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辨证发展的过程。对儒家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也应该作如是观。
（10）「解体与重构
「解体与重构的儒学调适观是盛邦和在《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2002）一书中系统地提出来的。盛邦和总结了中国儒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发现了在中国文化建设的问题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有一派（儒学的重构派或建设派）总是维护孔子学说在中国的地位，而另一派（儒学的解体派或破坏派）则对孔子学说做不遗余力的批判。
盛邦和认为，尊孔与反孔的斗争，从其本质意义上说，不是传统语境的前进与倒退的意识矛盾，更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斗争，而是共同希望中国发展的先进知识人在如何适应新时代，建立甚么样的新文化问题上的内部争执。
进步思想阵营中的如此两派，论其观点，各具优缺点。优点是：前者深谙中国文化的本质所在，知晓中国文明的来龙去脉，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更新前提下的接续态度有其可鉴之处，不可简单地否定。后者通晓外国文明，将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引进国内，于中国旧文化之改造更新，建功甚巨。若论两者的缺点，则前者虽在接续中国文化方面有功，但出于对本国传统的偏爱，对中国旧文化的扬弃洗磨，有欠用功。后者用力于旧文化之批判，而忽视中国传统之接续，以至于置中国文化血脉之断绝而不顾。梁启超、梁漱溟，甚至再往前推溯，如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当然也包括向西方大力推介「中国人精神的辜鸿铭，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总体上皆无可厚非。但他们在接续传统的同时，对旧文化的糟粕也兼容并包，有失批评之心，显然不可取。28
盛邦和认为儒学的解体派与重构派构成了儒学现代化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的双重变奏，二者不是绝然对立的，而是相负相成的，正是他们的协作，才奏出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和美音符。「解体派以「西学作武器去解构「中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猛烈轰击，以为新文化催生。「重构派以「中学为本位去吸纳「西学，从事中国文化的艰难接续和现代性更新。「解体派与「重构派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共同演唱着中国文化建设的好戏。
（11）「西体中用
「西体中用的儒家调适观是李泽厚提出来的。他对「体与「用两个概念以及「体「用关系作了李泽厚自己称之「经典马克思主义（回到马克思本人）和「经典儒家（回到孔子本人）的解释，然后以之为基础，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西体中用论。
李泽厚认为，「体指本体、实质、原则(body，substance，principle)，「用指运应、功能、使用(use，function，application)。他说他的「西体中用论是针对「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亦即「西体西用)而提出的。他强调，某些论者故意避开「中、「西、「体、「用，或提出「中西互为体用论，或提出「中外为体，中外为用论等等。表面看来，十分公允，实际上等于甚么话也没说，而恰恰是把现代与传统这个尖锐矛盾从语言中消解掉了。
他说他的「中体西用并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说。「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够作为「体，「体应该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他在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里，把制造和使用工具作为人与动物的分界线，作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本体所在，也就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迈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李泽厚并不讳言「西化，他恰恰认为，从社会存在的本体来看，「现代化就是「西化。这也就是李泽厚所说的「西体。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据以为生存基地的「体（非商品经济的农业小生产占据主要地位）虽然已经日趋崩溃，但它的许多上层体系、价值观念、结构关系仍然存在，并成为巨大的习惯力量。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诸如个体与群体、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合作、权利与义务、幸福与正义、民主与专制等等问题，便与已有数百年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传统，会大不一样。这既不是简单踢开传统、全盘西化即可奏效；也不是抱残守缺、推崇传统便可成功。所以，「西体中用关键在「用。如何使中国能真正比较顺利地健康地进入现代社会，如何使广大人民生活上的现代化能健康地前进发展，如何使以个人契约为法律基地的近现代社会生活在中国生根、发展，并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仍然是一大难题。尽管讲现代化已经百年，各种方法也都试过，包括激烈的政治变迁（辛亥革命）、激烈的文化批判（五四运动）、以及激烈的社会革命（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都未能使这个社会存在的本体迅速前进，中国至今仍然落后于先进国家许多年。重要原因之一，是未能建设性地创造出现代化在中国各种必须的形式。关键在于创造形式。「用就是「转换性的创造。强调「创造新形式，而不是「转换到西方的既定形式。回顾历史，李泽厚说，如果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是保守主义，谭嗣同的「流血遍地是激进主义，那么，处在两者之间的康有为，恰好可算是「西体中用的自由主义。张之洞强调的是维护、捍卫传统的等级秩序，谭嗣同要求激烈方式打破这种既定秩序，强调人人平等。那么康有为则更多立足于个体自由，主张渐进地改变现存秩序。这便是我所赞同的第三派意见。29
2儒家调适的方向
儒家调适的总体方向，我们认为是朝着以下几条轨道：第一，由以农业社会立论过渡到以工业社会立论；第二，由绝对地拒绝现代化到主张实现接续传统的现代化；第三，由西化与现代化混为一谈到能够分梳西化与现代化；第四，由简单地接受物质的现代化到认识到制度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第五，由对「中体的感性或感情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认识到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动力和助力，起到社会整合、民族凝聚、文化认同的作用。罗荣渠教授就辨证地看待和积极地评价了传统的功能：「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助力。30
3儒家调适的前景
我们在前文谈到儒学的生命力的时候，已经对儒学的现代化前景做了一定的分析。分析儒学所拥有的精神资源以及它可能转化性创造出的精神资源和现代化所需要的精神资源，就大致可以看出儒学的生命力，即儒学的发展前景。
话又说回来，大部分新儒家学者对儒学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当然也不是绝对悲观。儒学的发展前景不能孤立地从儒学本身的精神资源来看，作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精神资源，儒学的思想宝库绝对是丰富的。对人的深度发现是儒学深厚的资源所在。但儒学的发展前景与儒学存在的当下环境、现行语境和儒学发展所需要的动力是密不可分的。儒家的调适需要知识分子长期的学术反思和学术建设，还需要有信仰的需求。
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来看，儒家调适的前景大体不出五种可能性：其一，自成体系地发展，成为多元思想和信仰的一种，但不会是主导性的。其二，自成体系地发展为一种吸取其它思想文化之长的主导性思想文化。其三，为其它的思想和文化所吸收，消弭于无形之中。其四，与其它思想和文化融合成一种新的主导性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其五，彻底消亡，为其它思想文化覆盖或取代。第一种和第四种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基本上是赞同第四种的。
要言之，如果说世界真的会出现一个新的文化轴心时代，那么中国的新轴心文化将是以科学的唯物主义为「轴，以新儒、释、道和其它中国化的思想文化为辐辏的新组合和新融构。
注释
1邵循正校注：《夷氛闻记》卷5，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2页。
2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276页。
3《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页。
4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期。
5《国朝学案小识·守道篇叙》。
6关于东亚文化的内核和外缘的历史和理论，以及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内核转型之难的考察，可参考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7杜维明主张「继承启蒙精神，超越启蒙心态。关于「启蒙精神与「启蒙心态的分梳，参考杜维明：《化解启蒙心态》，《二十一世纪》（香港），1989年创刊号。
8参考郭齐勇、郑文龙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
9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276页。
10孙诒让：《周礼政要》卷2，光绪三十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11梅文鼎：《堑堵测量》卷2。转引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0页。
12参考郭齐勇、郑文龙编：《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杜维明自序，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3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5页。
14冯友兰：《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社会学界》，1936年第9卷。
15参考郭齐勇、郑文龙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16参考郭齐勇、郑文龙编：《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杜维明自序，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17参考盛邦和：《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2-473页。
18参考张立文：《和合学概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参考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第5章），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20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06页。
21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1935），第145号。
22《杜亚泉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23《杜亚泉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24《杜亚泉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25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1935），第1卷第4期。
26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1935），第145号。
27林毓生：《民主自由与中国的创造转化》，《暖流》（台湾），第1卷第6期，1982年6月。
28盛邦和：《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29参考李泽厚：《再说「西体中用》，《原道》（第三辑），1995年4月。
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篇10
论文关键词：可持续发展；仁爱；中和位育；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当可持续发展成为地球村所有百姓的口号和为之而奋斗的目标时，人们开始从所有的人类文明和文化中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方略。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文化，无疑在中国的历史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有着不可代替的地位。
一、“仁爱”、“忠恕之道”。为生态可持续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
(一)作为儒家伦理思想核心的“仁爱”要求人们善待自然万物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爱”。孔子一生都以实现“仁”为己任，以实现“仁”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儒家认为，对待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天地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若随意破坏浪费这些资源，会损害人类自身。孔子讲“仁”，其内涵便是“爱人”。同时又讲“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讲求热爱自然景色…。孔子又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是为人之本，这就意味着孔子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和对待生物的态度，提升到对人们道德要求的高度。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也指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悉足以谓仁?”进一步将孔子的“仁者爱人”引申到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爱护。
(二)“时禁”是儒家生态伦理行为规范的重要体现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这是儒家伦理核心“仁爱”在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价值贯彻。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曾子日：“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亦记载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这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题中应有之义。
(三)“忠恕之道”规定了人们在对待万事万物时要有“仁爱”之心
《论语·里仁》中记载了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所倡导的忠恕之道是同他的仁学说紧密联系的。“仁”是孔子整个学说的核心，而忠恕之道又是他“一以贯之”的东西。忠恕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仁者，爱人”的总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它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中设身处地，将心比心。
二、“中和位育”作为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对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一)“中和位育”的含义
“中和位育”四个字最早见于《中庸》。《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后世儒者据此提出“中和位育”之说，并将其刻在孔圣庙上作为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加以崇奉。“中和位育”体现着儒家伦理的深层本质，其集儒家思想之大成，含义博大精深。
“中”主要是表征人的行为质量的形容词，即中正、正确、恰当、适度的意思。也就是说，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是处理客观事物矛盾的一条规律。中道乃天地之道，亦是人行事之道，推而广之，力而行之，则可一天人，贯内外，统知行，合人我，是自然界合人类社会和谐永生。“和”就是指矛盾对立双方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矛盾对立双方彼此依存地处在同一个共同体中，这就是“和”…。“和”在儒家那里有着整体和谐的价值取向；同时，“和”是妥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我关系的总法则。自然、社会、人之间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系统，它们之问的和谐是万事万物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与状态。所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我关系绝对不能违背“和”之道。所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是此意。“位育”按朱熹的解释，即“位者，安其所也。育者，万物育焉”…。万物处在其应当在的位置上，或使万物处在一个合理的本来的位置上，各在其位，各安其位，这就是宇宙的本来面目。这样，万物才会井然有序，才会生化长养，各随其生，最终求得万物的和谐共生，同步发展。我们也可以将“位”引申理解为“秩序”，“育”引申理解为“发展”。因此，将遵循客观自然规律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正是体现了安其“位”而遵其秩序…。
(二)“中和位育”对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和位育”是人和万物共同面对的问题，不是人的单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做到“中和”，并求人的“位育”时，不能不顾及到自然万物的“位育”需求。在儒家看来，人与万物不是对立的，更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而是与万物平等的。在生命意义上，人和万物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优越性，更不能高居万物之上，对万物实行主宰。可见，儒家“中和位育”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加强环境保护、正确处理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以及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谐发展思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三、“天人合一”是儒家对生态观念的集中概括
(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含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儒学天人关系论的重要内容。儒家传统中的“天”既不是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的上帝，也不是单纯的自然之天。天、地、人、物共处于“形”的世界之中，它们之间有一种“有机”联系，又有着不同“位置”与“功能”。这一整体观，可以说是理解儒学之“天”的必要前提。
首先，“天”有超越层面，即天道、天德，是德行的最高象征。如孟子所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其次，“天”也有自然之天的含义，即有形的天空和大地。如苟子所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儒学的语境里，两种意谓并没有，似乎也无意于有明确的区分。可以说，“天”这一概念中的上述两种内涵，在儒学中是交融在一起的，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一种表里关系，它们自然而然地统一为一体。
(二)“天人合一”的理念是儒家对天人关系的集中概括
“天人合一”的理念可以视为儒家对天人关系的集中概括。儒家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秩序中的一个存在。自然本身是一个生命体，所有的存在相互依存而成为一个整体。儒家始终把宇宙看成是一个大家庭，甚至看成一个大的“人”。万物和人都是其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彼此相通，又互相依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三者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整体的把握，强调天人的协调、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三)“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对于环境问题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对于环境问题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内在的态度来看待自然，而不应理解为只是出于一种人类生存的工具性的方式来看待自然；要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理解为一种道义责任，是人类应当共同遵循的价值要求。因此，这就要求人类必须抛弃单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观，抛弃以损害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树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四)“民胞物与”是儒家对天人关系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后世的儒家学者继承和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天人观精神。宋代大儒张载将儒学天人观进一步明晰化，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并以此作为人在具体经验生活中看待整个有机自然的根本原则，为合乎德行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张载在《西铭》篇首即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以类比的方法来说明天、地、人、物的关系，将之比作一个亲切和谐的大家庭，一个有层次、有秩序的“自然的道德体系”。这一类比，与中国注重宗族的传统伦理非常吻合，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被视为仁者博大胸怀的经典表达。将他人看做自己的兄弟姐妹，将自然万物看做自己的朋友，这是儒家仁爱思想在实践观念中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解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表达了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这对于探讨人类未来生存的合理方式、更新人类的实践观念，从而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对于我们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和合精神，对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周易》是具有相当的儒家精神的中华文学瑰宝，其中所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实践精神，对于可持续发展观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一方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人们以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来不断更新自己；另一方面，“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味着人类应效法大地，将仁爱精神推广到自然界，关怀爱护宇宙万物，以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是“爱物”思想的形象表达，集中体现了儒家的生态伦理意识。
四、儒家伦理对构建生态哲学的启发
任何一种成熟的社会思想和实践都有其成熟的哲学体系的基础。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观，应当首先建立中国特色的生态学哲学，吸取儒家的生态伦理理论，构建这样一个生态哲学体系：
(一)树立热爱生命与自然的博爱胸怀
自然万物是我们的朋友，为我们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一切资料。所以，保护人类的生物朋友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要用儒家的“仁爱”和“忠恕之道”，来洗礼人类对待自然万物的心性和性情，树立热爱自然万物的博爱胸怀，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心性本善的哲学基础。
(二)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中和位育”的实践观
人与万物共同存在于一个地球村。在这个共同体中，人类要适度地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从而得以“中”、“和”。人和万物都要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找到自己的“位”，从而得以“育”。因此，在我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建立“中和位育”的实践观。
(三)构建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天人和谐的价值观
“天”、“人”本是共存于造化之中，“大化流行”生生不已，但不是杂乱无章、浑沌一片，而是有其经纬向度的。“天”、“人”各在其位，又相互参与到对方的成长过程之中，形成和谐有序的共存、共生、共发展的“一体”。因此，构建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天人和谐的价值观，为可持续发展观奠定了具有中国人文色彩的基本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