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科学的方法篇1
关键词：整体科学；定性研究法；目的启发法；概念创新法
中图分类号：n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1-0084-06
自然科学可以分还原性科学和整体性科学。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发现许多现象不能进行还原和分析研究，需要从整体维度上把握。或者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既需要还原性研究，同时又需要从整体上研究，二者缺一不可。从整体上进行研究的学科领域可以称之整体科学。整体科学是以独特的整体作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对象往往具有不可还原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或者把整体还原部分将会丢失整体的某些属性，从而使得还原研究有时候价值不大。博物学、生物学、中医、天文学、气象学这样一些学科在很多方面需要从整体上进行研究，从而很大程度上属于整体科学。
传统上，科学哲学将物理学作科学的基本范式，坚持认可以证实或者证伪的理论才算科学。基本思路是强调还原、分析，将研究对象简化、纯化、理想化、数学化，注重规律的可重复性和实验的科学方法，这种传统就是还原性科学。还原性科学主要是指以分析和还原思路的研究，包括物理、化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主要研究事物要素与要素或者要素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属于还原性科学；博物学、进化论和中医等学科主要研究事物整体及其关系的发展变化，属于整体科学，适用整体科学方法。整体科学研究对象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生物学的现象和过程是复杂的，对于复杂系统不能形成严格的定律。生物学的对象，如物种、基因都是变化的，因而不能形成普遍的概括。”
一般来说生命系统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程度很高，贝塔朗非的《一般系统论》就是从生命现象的系统性开始研究的。由部分有机地构成整体后，会有新的东西突现出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古代科学倾向于整体科学，因古代还没有对事物的基本组成部分进行分析研究，还没有还原、分析的科学手段。到了近代，实验等实证方法则成经典物理科学的主要方法，机械力学的研究一般采用简化、纯化和理想化的方法，物质结构被还原到分子和原子层次，这时才有条件研究世界的细微结构。到了20世纪，还原方法的局限性逐渐显现，有些整体性现象的研究很难适用还原、分析性的实验方法，或者整体现象难于用分析思维进行解释，于是系统论应运而生。整体科学提供了与还原思路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补充和矫正了分析和还原研究的不足和片面性。因此从科学史上看，科学发展遵循“整体科学（古代）――还原性科学（近代）――还原性科学+整体科学（现代）”的路线演进，符合辩证法的正反合循环。
复杂的整体事物从结构和理论上都不能还原部分，还原性科学无法解释整体科学所描述的复杂现象。整体性和复杂性使得整体科学跟物理和化学的研究方法根本不同，如进化论需要用整体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主要方法有定性方法、历史叙述方法、概念方法、目的启发方法等，观察、比较和分类方法在整体科学研究中比在还原科学中占有更重要地位。
一、观察、比较与分类方法在整体科学研究中的地位
在整体科学中，观察、比较与分类方法是常用的方法，所起的作用很大。“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古代的大量博物学著作，大量采取了‘类比取象’的认知方式。类比方法的本质是，在不同事物中发现、建构出相似的成分，以同代异。……在描述类科学（包括博物学）中，默会知识、个人知识是存在的。”
实验方法在很多科学问题研究中并不适用或根本无法施展，如在进化生物学中观察方法已上升到科学方法的重要地位。观察不需要改变整体观察对象，而实验要改变研究的整体对象，改变对象达到实验目的的条件。实验的重要特点往往是纯化、强化研究对象，采用分析的方法，实验方法往往造成整体研究对象状况的改变，而生物体或者生态系统等是系统整体，常常不容拆解，因此实验方法往往达不到所需要的研究效果，某些情况下不适用于整体科学研究。而观察和比较是在保留整体研究对象原貌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不是在孤立情况下进行的，比较适于复杂对象的研究。
观察是在自然现象自发发生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天文现象，人不可能改变它，只能用可观察信息进行推断，并提出假说进行辩护。观察和实验都是事物自然性质的呈现，在生物学中由观察所产生的知识比实验要多。很多生物学家就是博物学家，观察是获得经验材料的主要手段。
实验方法要控制、改变研究对象，人设定研究条件，而整体科学对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以控制、人改变的，人们只能在自然发生的情况下进行研究，如天文、生物、行科学等的大多数研究对象，只能用观察、比较和分类的方法，或者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
整体科学中也有规律，不过整体科学规律的陈述往往不是全称的，不具有普遍意义，而观察、比较和分类法是获得整体科学规律的主要方法。如果不拆解整体，只有采用保持原型的观察和比较方法，这两种方法实际上是不可以分开的，往往同时进行。比较法包含着类比逻辑，经过相同和差异的比较，往往可以得出概括性结论，也可以使用类比方法进行推理，对事物进行归类并使之条理化。
在整体科学研究中，一方面有整体性研究，如进化论和中医研究，依赖观察和比较进行研究，对系统整体的描述和解释不可能还原成物理、化学科学的定律；另一方面，实验方法有时也还是要使用的，不过其地位不及在物理化学中重要。还原式的分析研究在分子生物学中取得了成功，可以有效研究基因组的结构及其表达等。物理主义者往往重视分析、还原和归纳，他们认实验才是唯一的科学方法。整体研究方法跟还原分析的研究策略十分的不同。对前者，观察、比较和定性叙述是主要方法；对后者，实验和数学是主要方法。只有将两种研究思路互补利用，才有利于获得更全面的科学认识。
二、定性研究方法
整体科学的特点在于按照整体进行研究，整体作研究对象都是独特的、唯一的，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整体事物。仅仅运用数量方法并不能反映整体事物的独特性，定性研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采用。在对整体事物的特征和变化进行描述时，对性质的表述具有重要作用。数学计算的重要性在生物学中大大削弱，定性的说明对生物过程和性质、状态更重要，进化生物学中大多数现象都是通过定性的推理来解释。达尔文的进化研究是一种定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概念结构。博物学是定性的，分类学与解剖学也如此。
定性与定量方法在具体运用中各有优势，二者是互补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主要是定性研究，仍然能成改变人们世界观的名著。经济学既有定量研究又有定性研究（如《资本论》）。经过很多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运算，美国的经济体系2008年仍然发生了累及全球的金融风暴。数量经济学家不能通过繁杂的定量计算来预测和规避这场危机，在危机发生后倒是有很多人对马克思的定性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很感兴趣。不是数学家的计算不精确，而是整体经济运行过程的随机性因素太多，如果像数学方法那样模型化，将复杂事物进行简化、纯化和理想化处理，那么繁杂的定量计算结论与现实之间总是会有偏差的，因此在不否认数学方法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夸大定量计算的作用。
数量模型方法也是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数量遗传学可以解释不少现象，但是把基因当成计算的基本单位，显然是做了过于简化的处理，并导致部分生物学家对它的诟病。迈尔认基因型具有整体性，基因不是理想的那种成数量计算的单位，基因型之间还有很多关联，数量遗传学不过是“豆袋”遗传学。有人认：“科学研究中如果仅仅运用日常定性的自然语言，就不可能描述现象的内在联系。数学语言把抽象能力和精确性带给了科学。”这种说法对物理学是正确的，对整体科学就不一定对。
物理学的特征是将运动、力和质量数量化。数学方法是还原性科学的重要方法，促进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数学使得模糊不清的东西变得清晰和精确起来。对比之下，进化论与此不同，它更适用于性质描述。生物个体的特征和差异、系统结构、信息传递、生态系统演变等都是需要定性研究的。人们如果把这些性质、特征转换成定量描述，就会失去生物现象的真正意义。如果尝试将适于定性研究的生物学现象转换成数学语言，定会困难重重，不如定性表达简洁、顺畅、切合实际。习惯于定量研究的科学家认仅仅通过定性表达的知识是非科学的，只能起到模糊描述和分类的作用。其实这是对定性研究方法的偏见。当然并不否认定量研究在生物学的很多领域中是重要的，这种重要性并不能排斥其他场合的定性研究。
三、历史方法
物理学是较早的带头学科，科学哲学早期是在物理学特别是力学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严格因果决定论是机械论的理念，预测和解释被看成是对称的。在机械论流行的时候，时间与历史的维度往往被忽视。而生命起源、太阳系起源、宇宙起源的各种学说都具有独特的历史性质，独特性和连续性是进化历史的突出特征。现代的进化生物学、生态学以及天文学离不开时间和历史的研究。定性方法和历史方法离不开对性质和历史的叙述，因此进行叙述性表达非常重要。
按柏拉图的本质论思维很难理解过程的独特性和连续性，从而忽视历史性叙述的重要性，并企图按定律将之公式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是采用历史叙述的方法完成的，而不是进行定量研究。物理科学和力学定律对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影响深远，然而并不是一切科学都像物理学那样以数学基础，在许多人看来进化论的科学依据并不充分。胚胎学、古生物学也是历史性科学，生物性状是由历史形成的遗传程序所控制，遗传程序的演变也是个历史性过程。
在整体科学中，不是由全称的定律陈述来解释现象，而是通过历史性叙述作出解释。历史性解释是整体科学的基本表述方式。当研究生命历史中的独特事件时，就需要叙述性解释。叙述性解释与物理学中的定律不同，进化过程中的某一事件需要作叙述性解释时，这一事件就不是某一类中的一个例子，而是独一无二的，它只发生一次，并按不同方式重复出现。历史性叙述之所以具有解释意义，是因较早的事件往往是其后事件的原因，历史性叙述的目的之一就是后续事件寻找原因。
四、概念创新方法
整体科学的发展更多地借助于概念创新。整体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特异性和多样性，整体科学具有历史性、独特性和复杂性，它的定律没有理化科学那样重要，然而定性叙述与概念创新却能起到很好的概括作用。
系统整体层次的概念和理论很难还原到物理、化学层次的概念和理论，例如自然选择、性选择、竞争等概念不能还原到分子层次，因此整体科学很难在物理、化学层次上得到准确有效的描述和解释，即使描述也是不完整的。一些整体层次的过程不可能只根据物理定律或化学反应来阐述。用生物学概念所表述的许多结构和过程在非生物界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同一事件在不同层次的概念结构中进行表达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整体科学只能在整体层次上进行概念的构建和创新，概念创新在整体科学的理论发展中显得特别重要。整体科学研究者可以用整体层次的概念来理论化，利用叙述方法进行表达。整体科学中主要依靠概念创新推进科学的发展。
整体科学不仅仅是搜集新事实，创新性地提出一个新概念或许比发现新事实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整体科学中，大多数重要进展是由引入新概念或改进现有概念而取得的，如进化生物学和中医科学都是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某一整体科学的突破主要在于科学概念的提出和突破，如自然选择等概念的提出使人们对生物进化机制和过程有了新的理解。有时发现进行理论表达的词汇非常贫乏，补充新概念就是丰富学科内容。然而在科学内部引进一个新概念很困难，往往受到旧范式的抵制。概念的重要创新往往导致范式的转换。当然，观察或者通过实验获得新的科学事实可以促进整体科学的发展。没有新事实的发现，科学研究就缺少鸟儿飞翔的空气。提出新概念与发现新事实是互补的，二者同等重要。
五、目的启发法
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目的性不是一种纯粹的因果关系，目的性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则和经验陈述之间是矛盾的。尽管目的论符合逻辑，但很难直接用观察和实验进行证实。目的性在现实世界是确实存在的，并且追问目的是不可替代的问题研究方式。使用目的论陈述和弃之不用的效果截然不同。目的论语言的使用可以转化成一种方法论。
目的论语言与因果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试图将目的论语言转译成纯粹因果论陈述很难成功，因在转译中不可避免地要损失目的论语言的一部分关键信息。在整体科学中的目的论陈述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科学语言，目的论陈述具有鲜明的指向特征。生物学中目的论陈述很常见，如海龟上岸以便排卵，如果换成非目的论的陈述就是：海龟上岸并排卵，这时就有关键信息遗失了。
追问目的的方法富有启发意义，目的启示法是整体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目的性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当代科学的重要内容。适应与自然选择是生物获得目的性的原因，它将结构与功能、目的与现象连接起来。例如，当讲到生物适应环境可以提高生存的几率，“适应”就是一种目的性概念，具有启发作用。适应主义者认生物的每一种结构必有其存在的理由，探索这种理由就成他们的任务，这正是在利用目的启示法。进化论是从目前的生物结构与功能的相互演变关系来进行解释，以现在的现象和理论解释以前的事件，所以必须采用目的性原因追问的方法。不用这种方法就难以研究这种重要的因果联系。“达尔文进化论需要提出什么的问题：通常只有由自然选择选中的生物性状才能进化演变。这性状或行程序必须在生物的生存或繁殖成功上发挥作用。要承认这一前提就必须问某个性状什么存在，也就是说它在特定生物的生命活动中起什么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动因分析。”
在探索生命奥秘中，目的论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例如，研究花朵颜色就要问虫媒花什么长得如此鲜艳，风媒花什么没有美感。了保持人的血压平衡，生理上应该有什么样的机制和化学反应？如果不了解它，我们对花的生长机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以理性超越、驾驭感性，被视理所当然。但博物学提醒人们要重视感性，通常感性并不比理性差。”
研究科学的方法篇2
一、引言
在当前经济法学领域当中，无论是从经济法学研究理论成果的数量上来说还是从质量上来讲，都会发现研究方法的欠缺是经济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经济法学的研究成果中，尽管不乏有优秀成果的出现，但是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并不具备很高的学术价值。由于经济法学的研究所涉及的知识面很广、研究的内容很泛，因此，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很容易导致泛泛而谈、没有实践作用。将其他相关学科方法运用于经济法学研究当中，对于经济法学的研究无疑打开了另外一条“路径”，丰富了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和拓宽了经济法学研究思维。
二、经济法学研究中经济学方法的运用
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的是经济，那么在这种环境背景下，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已然成为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经济法、民商法、金融法、财税法等和市场经济直接相关的部门法当中，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也越来越普遍。
在经济学方法中，主要内容包括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边际分析法等，另外想静态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也有着非常广泛地运用[1]。比如说，在关于经济法总论的研究当中，有专家将“交易成本”、“利益多元”、“多重博弈”这些内容作为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同时也是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另外，在金融法中有很多具体的法律内容和法律条款都直接“摘抄”于金融学当中，在财税法中经常需要通过财税法的调控对收入分配公平进行宏观调控，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有运用“信息偏在理论”作为参考依据。
三、经济法学研究中社会学方法的运用
经济法学其中很多的内容都涉及到了法学，而法学从归类上来说属于社会科学，法学的研究对象是面向于社会、面向于大众，在刑法、民法、社会法、经济法等法律当中，社会的概念被广泛涉及和被深度挖掘，所以说，在经济法学的研究当中大量运用了社会学。
社会学的观点认为社会学研究主要涉及有方法总论、研究方式、技术方法，在方法总论中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块，在技术方法中有实验法、调查法、观察法等。比如说，在经济法总论当中，有专家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角度分析和研究经济法的创新，关注和强调经济法创新对于国家、社会、个人价值取向的重要作用[2]。在经济法学研究当中，会运用到社会学中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种方法。比如说，在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针对对象——消费者这一特殊群体的分析过程中，会有运用到定量和定性的方法。
四、经济法学研究中政治学方法的运用
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对社会的政治现象和社会政治发展规律，对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政治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在政治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政治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紧密结合，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集大成”。在政治学中，具体研究方法包括组织理论、行为研究法、政策分析、博弈论、角色理论等，在经济法学的研究领域中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体现。例如，像经济法学中关于宏观调控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可以运用政治学中的博弈论和行为研究法，对国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主体行为和社会、企业、大众这些受体行为以及彼此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再比如说，在经济法学中反垄断和反不当竞争的内容当中，同样也需要运用到政治学中组织理论、角色理论、政策分析等方法，分析和研究国家政府所实施的行政手段、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外交政策(国事访问)等政治行为对于经济法学的影响。
五、经济法学和相关学科方法研究的作用
一方面，经济法学研究中相关学科方法的渗入，促进了交叉学科的产生。相关学科方法在经济法学的逐步深入和广泛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像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法律政治学等新兴学科的出现。交叉学科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法学内容的完善，推动了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发展。同时，相关学科方法在经济法学中的运用，扩大了经济法学在相关学科领域中的影响，并且为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平台。
另一方面，从相关学科方法和经济法学的运用主体上来看，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将其他学科方法运用于经济法学研究当中，对经济法学研究的专业性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削弱作用[3]。而且，过分注重经济法学研究中和相关学科方法的结合，也不利于经济法学独立体系的构建，不利于经济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
六、结语
总而言之，在经济法学的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推进经济法学和相关学科研究的结合，特别是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内容的相互结合，但也要注意把握二者之间结合的度，使得经济法学的研究能够真正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研究科学的方法篇3
一、概念与含义，含义更重要
法律规范有着独特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作为体现了法律外在现象和内在精神的法律概念，常以逻辑严密而著称于世。但是，仅仅只注重概念而不探究概念所蕴含的深义，极有可能导致概念误用，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纠纷，此尤以经济法学研究最为典型。具体而言：（1）由于多词一义，以致不同学说的分歧仅表现为用词争议的热闹，而在含义上则多相同或近似。譬如，在表述、界定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各家各派的用词令人应接不暇，如“调节”、“调控”、“协调”、“干预”、“规制”、“管制”等，各学说都声称上述关键词之间差别表明了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程度与具体作用方式的不同，进而影响到整个学说体系的构建。其实，上述概念均是字面不同，各学说所阐释的含义却大同小异，皆反映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进行某种程度控制的概念。（注：参见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2）由于一词多义，以致学者们在未界定同含义的情况下发生多余的争论。关于“经营权”属性之争就是如此。依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经营权是指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这显然属于物权，民法学者多持此观点。依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2章所规定的十多项经营权内容，经营权是指企业依法自主地组织和支配人力、财力、物力、技术等生产要素，从事产、购、销等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注：王全兴等：《企业法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这显然不能归属于物权，经济法学者多持此观点。如果对这两种观点的含义及其依据进行说明，就根本用不着就经营权是否属于物权而争论不休了。（3）经济立法中有的概念来源于经济学，由于对这种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含义未能了解清楚，就用法学固有原理和思路来阐释，必然会给法的制定和适用带来麻烦。例如“经营权”是传统法学中不曾有而来自经济学的概念，关于经营权的上述第二种观点与经济学原理相符，它突破了上述第一种观点的传统民法物权思路，其客体外延比第一种观点要宽，内容亦比第一种观点丰富，同企业经营的实践吻合。而立法者在未弄清经营权的经济学含义的情况下把经营权概念借入立法并按传统民法的物权定义模式来对经营权进行立法解释，但又不得不按经营权的经济学理解来规定经营权内容，以致造成立法中的明显矛盾和法适用上的模糊不清。此例给人的启示是：法律和法学如果要引进经济学的某个概念，就更要同时引进该概念的经济学含义；法律和法学对该概念的释义虽然可以在对该概念的经济学含义进行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但不能背离该概念的经济学含义。如果我们只重视概念引进而轻视含义引进，甚至用与经济学含义不同的传统法律或法学含义来解释从经济学中引进的概念，势必造成有害后果。又如，“产权”在被法学研究者们直接援用时，并未将其法律化，因此，它给物权法乃至经济法的研究和实践造成了新的混乱。我国现行立法中采用的产权概念来源于产权经济学理论，由科斯、阿尔钦等西方经济学家所创造，是一个既可用来泛指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无形财产权甚至债权等财产权，又可以用来特指某种财产权（如所有权）的概念，使用在不同场合则含义不尽相同。（注：常修泽等：《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经济日报出版1995年版，第1-8页。）然而，法学甚至立法对“产权”这种含义不具有确定性的概念的完全借用并滥用，难免使人对“产权”的真实含义产生疑问：产权到底是什么，是所有权，用益权，抑或使用权？是否能借助于已有的传统法律概念对其进行对应翻译？至今学理上并无明确统一的认识。但在不同学科背景下使用而法学家们没有阐释清楚的产权概念却可以直接进入立法，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用语，那么实践中的混乱就可想而知了。
法学其他学科也有重概念轻含义的现象。例如，使用频率很高的“法制”一词，本来已有公认的两种含义：一种含义中有法制以民主为基础，强调法律至上和法律权威，包括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核心是依法办事等要点；另一种含义即法律和制度。（注：《法学词典》，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455页；1984年增订版，第60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15页。）但官方和法学界的共识是，现代中国的“法制”应当在前一种含义上使用而不应当在后一种含义上使用。
可是，近几年“法治”一词成为时髦，以致有人认为应当用“法治”取代“法制”。其理由是，“法制”是指法律和制度，而“法治”含义是“……”（即重述“法制”的前一种含义），所以更科学。如此看来，“法制”的盛行换成了“法治”的时髦，但含义依旧。如此学问，实在没有多大意思。
二、观点与论证，论证更重要
纵观近20年来的中国经济法学，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奇特现象：每当国家出台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经济法学界就会诞生一批“流派”繁多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往往缺乏实证分析，缺乏由论证而来的可信度与说服力。时过境迁，留待这些观点的只是为历史所湮没的命运。可以说，观点与论证之间是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没有观点的论证只是一盘散沙，而没有论证的观点却是空中楼阁，徒有虚表。经济法学欲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首先必须重视、加强论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论证比观点更为重要。强调论证重要，更要强调论证方法的适当和科学。就通常为法学惯用的案件论证方法而言，某个作为论据的案件是否具有或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与权威性是存在疑问的。如果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对作为论据的这种案件进行调查、统计，分析这种案件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就会有更强的说服力。如果仅仅用某一、两个特殊案件来论证似乎失之片面的观点，的确难以令人信服。我国统一《合同法》制定历经数年，数易其稿，力图把握世界范围内合同法发展的最新趋势，如把合同书面形式扩及到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但是究竟如何运用“无纸化”的电子手段缔结合同，却缺乏论证与说明，恐怕也难以为实践所认同。
法学论证还存在一种法条论证的倾向。有些学者言必称国外，援用某国某一、两个法条来引证自己的观点，根本不去考虑制定该法条的历史背景如何以及该法条制定后的实效如何，盲目借鉴。现在还有一种重视法律比较研究的倾向，这当然是有利于法律和法学发展的。但是，只是进行不同国家的法条比较，而不比较法条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也不比较法条适用的效果，即只进行纯法条比较，那就意义甚微。
三、定性与设计，设计更重要
在法学研究中，所谓定性，即对某种现象、事实、制度、概念确定其法律或法学属性，并据此进行归类分析；所谓设计，即基于一定需要、针对一定问题，依据原理和经验，设计出作为法律对策的制度。定性和设计，既是法学研究的方法，也是法学研究的任务。就理论法学而言，更多、更重要的是定性；而就应用法学而言，而更多、更重要的应当是设计，特别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的经济法学，更要以制度设计为主要使命。可是，缘于大陆法系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法律传统，我国学者总是习惯于、热衷于定性研究。当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某种新现象或新概念时，学者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对其定性，而不是如何对其进行制度设计，这也可能是“姓资姓社”的争论遗风。例如，我国《公司法》中出现“法人财产权”后，立即在民商法学界和经济法学界引发了对“法人财产权”定性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属于所有权；另一种观点认为属于经营权；还一种观点认为既非所有权也非经营权，而是一种独特的产权，三中观点都有许多长篇大论来表述其理由，但至今未有共识。（注：赵中孚等：《1996年民商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刘文华等：《1996年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1997年第1期。雷兴虎等：《论股东的股权与公司的法人财产权》，《法学评论》1997年第2期。）更有甚者，似乎不把法人财产权归属于所有权，企业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公司制度就不可能完善。殊不知，国外法学界并没有关于公司产权定性的大讨论，国外公司法中也未规定公司产权是否属于所有权，但国外公司法并未因此而不完善，国外公司也并未因此而影响效益。可见，与其把精力和笔墨集中用于讨论法人财产权的属性，倒不如把智慧和时间倾注于研究法人财产权的具体内容、边界和结构以及在股东和公司各机构之间的配置，研究完善和落实法人财产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运行规则。我国企业改革急需的是既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要求又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公司制度设计，而不是给法人财产权定性。其实，各个法律概念都是一定法律制度的概括表述，只有将各个法律概念置于一定法律制度之中才可能正确理解其内涵。例如，企业经营权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所规定的概念，法人财产权是《公司法》所规定的概念，如果将企业经营权、法人财产权分别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制度、公司制度联系起来理解，就用不着为法人财产权定性而多费口舌。既然法律概念以法律制度为依托，我们在研究新的法律概念时，就不应当急于定性，而应当着重制度设计。
法学界对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现象，有的定性为经济法（称“经济法说”），有的则定性为经济行政法（称“行政法说”），两种观点至今还在争论。持“经济法说”的学者早就根据这种定性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制度设计为由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或者由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国有资产法所构成的制度框架。（注：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具有新意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说是经济法学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所作的一种理论贡献。而近年来，持“行政法”说的学者在批评将国家干预经济定性为经济法是如何错误的同时，却也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制度设计为由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国有资产法所构成的制度框架。（注：王克稳：《行政法视野中心的“经济法”》，《中国法学》1999年第4版。）如此这般，至少可作三点评论：（1）“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肯定是正确的，不然“行政法说”不会照般“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2）既然“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是正确的，那么作为该制度设计之依据的定性就未必错误。（3）即使“行政法说”的定性是正确的，但依据这种定性未能作出新的制度设计，就使得这种定性的价值大为降低。或者说，“行政法说”由于未就国家干预经济作出不同于“经济法说”的制度设计，其对“经济法说”的批评就显得多余。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定性虽然制约设计，但定性是为了设计。
四、分化与综合，综合更重要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这也可用来描述法律体系的演进历程。在古代，诸法合体，法学内无法律部门划分之说。在近、现代，诸法分立，且独立法律部门呈增多趋势，但英美法系国家没有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进行法律部门划分。即使盛行法律部门划分的国家，立法和执法的许多实践，并未受法律部门划分之拘束，立法者主要是出于实现特定立法目的之需要制定法律条文，执法者主要是出于处理特定案件之需要适用法律条文，而不注重于该法律条文属于哪个法律部门。上述现象至少表明了下述几点：（1）法律体系的结构，只是法学的一种理论分析框架，而不是立法的实然状况。就像经济学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影子价格”、“瓦尔拉均衡”、“完全竞争”等一样，法律体系的部门法结构仅是一种理论模型，而不是理论模型所反映的实在本身。学者们之所以将法律划分为若干部门，往往是出于研究的需要，对法律进行分类研究，以探求法律整体的内部分工与合作格局以及各类法律的特殊规律，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分析框架。因而，基于法学研究的不同需要，就会有不同的法律体系结构。法律部门划分虽然对立法有影响，但立法者在立法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部门划分，更不是一定要遵循某种法律体系结构，而是为了实现所立之法的任务而选择所需要的各种法律规范。所以，法律体系的不同结构（如民商法是否分立、经济法是否独立）之间，不存在谁对谁错之区分，能满足研究的特定需要即可。（2）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同是分化和综合的结果。例如，商法的独立，一方面是原民法中以市场为对象的法律规范与以家庭为对象的法律规范的分化；另一方面是市场中特定领域和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一般规范与特殊规范的综合。又如，劳动法的独立，一方面是劳资关系规范与其他民法规范的分化；另一方面是劳资关系领域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协调法规范与基准法规范、实体法规范与程序法规范的综合。再如，经济法的独立，一方面是民法现代化过程中意思自治限制规范与意思自治规范的分化，行政法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经济行为规范与政府非经济行为规范的分化；另一方面是市场主体意思自治限制规范与政府经济行为规范和非政府社会公共干预规范的综合。从这些实例可见，无论是私法公法化，还是公法私法化，都是分化和综合并存的法律体系重组过程。（3）法律部门划分的目的，不是分化而是综合。在诸法分立过程中，将有同类主题或同类职能的法律规范相对集中，形成内容一定有机结构的法律部门，？尽管这有利于充分实现法律的特定主题或特定职能，但目的不在于构建独立法律部门本身，而在于优化法律体系的结构，重组法律部门的相互关系，综合实现法律整体的各种主题和各种职能。简言之，综合需要以分化为条件，分化是为了更好地综合；分化必要与否和适当与否，关键看分化是否更有利于综合。
在经济法学研究中，强调对综合的重视，比民法学和行政法学显得更有必要。这是因为经济法的综合性尤为浓厚，只有遵循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综合，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综合，市场主体与政府和社会中间层主体（注：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独立存在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为政府干预市场和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体，如工商业者团体、消费者团体、劳动者团体、国有资产投资机构、商业银行、政策银行、资产评估机构、交易中介机构、质量检验机构等。）综合，经济与社会和生态综合，安全目标与发展目标综合，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综合，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综合的思路，才可能对经济法的诸多理论问题有完整和全面的认识。例如，在研究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以及经济法体系中不同经济法律制度的关系时，不能只着眼于研究它们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的联系，特别是它们之间相容、互补和配合的方式和过程。
五、总体与结构，结构更重要
传统民法以抽象的平等人格假设为基础，视一切民事主体为“匀质人”，淡化现实生活中主体经济地位和力量的差别，从而构建出一套完整的法律调整模式与调整方法。立足于市场秩序守护者地位，民法视野中的政府（国家）与社会生活泾渭分明，强调的仅是为具有理性认知能力的民事主体提供一个完备的法律制度背景，并未突出对民事关系中某些属性的特别调节，亦没有对某类主体给予特别的关注。可以说，以总体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在传统民法学中最为突出。随着现代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和多维化，传统民法亦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单纯以总体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愈来愈不能适应变动不居的现实需要。而着重于结构的研究方法已在民法学研究中初见端倪，如民法如何实现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如何保证个案公平等命题就较为典型。
但是晚近发展起来、具有“后现代法”特征的经济法学，自诞生之初即以结构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为主。由于经济法是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之法，要实现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有效结合，政府必须考虑市场的不同时空因素和不同供需状况，分别对不同领域、不同环节、不同企业予以不同力度、不同方式的干预，即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结合不只是总体上结合，而更是结合性结合。所以，结构性分析对于经济法学比对民法学更为重要。例如，“本位”问题。总体而论，法律本位的变迁是与经济形态发展的过程相适应的：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使人类由义务本位时代进入权利本位时代；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使人类由权利本位时代进入社会责任本位时代。但是具体到法律各部门各领域时，则不可一概而论。如民法无论是在何种社会类型中，基本上都是以权利为本位，“权利”是其底蕴所在；作为束权法的行政法是以义务为本位；而经济法则以社会责任为本位。同样的，经济法要注重总体之下各结构层面所呈现出的多样化特征，注重对于某些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关怀与保护。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是权利本位，对经营者则是义务本位；《产品质量法》对消费者和用户是权利本位，对生产商和销售商则是义务本位；《劳动法》对劳动者是权利本位；对用人单位则是义务本位；同样是《公司法》的保护对象，对大股东是义务本位，对中小股东则是权利本位；同样为竞争法的有机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侧重于保护名牌企业或大型企业的利益，而《反垄断法》则偏重保护中小企业或新入市企业的利益。又如，我国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时，总体上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对于不同法律部门或同一法律部门内不同制度来说，二者关系可能有所不同。民商法较之经济法，前者更倾向于效率；社会法较之民商法和经济法，前者更倾向于公平。在税法中，社会保障税、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奢侈商品消费税、居民蓄储利息税等显然是公平优先，而其他税种则多是效率优先；在劳动法中，工资分配坚持效率优先，社会保险分配则坚持公平优先；在市场规制法中，竞争法是公平和效率并重，产品质量法是效率优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是公平优先。因此，只有既注重总体又更注重总体之中的结构，注重共性同时更注重个性的把握，才能改变以往研究中静态且过于笼统的分析模式和方法，使经济法学研究不断趋于深化，不断迈向新阶段。
六、个体与整体，整体更重要
如果说民法以维护个体利益为要旨，经济法则是对它的反动。民法因立足于私人经济生活而以个体为单位，即以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单元-个体作为它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分别存在的个体作为支架而建立其体系。它有利于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以调动个人的积极和创造性。在民法学者看来，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只要充分保证个人利益最大化实现就可以促成社会利益最大化。同民法着眼于保护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利益本位思想相反，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即以社会整体为法律的始点与终点，着重于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协调个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共同价值目标。在经济法学者看来，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有机构成体，个体利益增加并不意味着整体利益也相应增加，只有站在共同利益之上，才能协调各层次利益关系，而个人利益至上必然破坏利益的均衡与和谐。因此，以整体利益至上作为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的基点，是经济法区别于传统民法的特质所在。（注：何文龙：《经济法理念简论》，《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法律各部门对于主体的认识与假设就反映了个体利益向整体利益的发展过程。立法史昭示，传统民法以个体利益为出发点，以经济人为其主体假设。按照经济人假设，每一主体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比较或依趋利避害原则，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之手段进行优化选择。由此，经济人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即民商法鼓励经济人仅为自己利益而奔忙，不需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历史进入现代，经济法作为对民法的超越和弥补而诞生，其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哲学基础的法律，亦即强调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法律由承认经济人转变为要求社会人，是以整体利益为基础所作出的现实选择。经济法并不是不关心个体利益，而是试图限制、禁止与整体利益冲突的个体利益，鼓励、支持与整体利益一致的个体利益，以追求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
同理，经济法对个体自由与整体和谐的态度也是如此。为了整体和谐，即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就需要限制部分市场主体的自由，而不是任意的自由。
研究科学的方法篇4
关键词：跨学科研究；经济学；学科整合
一、引言
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它的应用既是学科发展提出的内在要求，又是解决日益复杂的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一方面，学科发展日益精细化，学科分类越来越多，越来越专，这是学科发展、繁荣的标志之一；另一方面，大量研究主题需要综合地加以揭示，从多个学科视角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就有了跨学科研究的问题。在学科分类日益精细化的今天，很有必要高度重视跨学科研究。
二、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联系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事物联系的普遍性，要求我们认识任何事物都必须坚持联系的观点，反对形而上学的孤立观点。只有坚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观察问题，才能达到对事物真理性的认识。
跨学科研究，就是在学科研究方面促进人们贯彻与实施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观点的重要实践，是推动人们在科学研究领域更加逼近真理的正确方向。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之间本来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所形成的科学知识体系也必然就具有整体化的特征。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历来存在两种趋向：一是力图反映世界的整体，二是要更深入地去认识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与特征。前一种趋向表现为知识的整体化、综合过程，后一种趋向表现为知识的专门化、分化过程。学科的分化带来专业化，令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更加深刻；但是，学科间孤立研究的倾向也造成了学科之间的分离，削弱了整体性研究，在相关的研究领域之间留下了空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学的发展，制约着对相关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促使人们必须思考、填补这个空白，要求人们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适应当今科学的发展。同时，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间的交流也在日益扩大，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彼此借鉴，以对方的理论和方法反思自己的研究，以自己的视角研究对方的问题。目前出现的大量跨领域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就是跨学科研究方法得以应用的直接的实践成果。
因此，正是世界的整体性决定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
（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跨学科研究方法论强调学科之间的整合以及全面知识体系的架构，对如何从事科学研究、解决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有着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跨学科研究方法是深入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在当代，一门学科要得到发展，不能局限于本学科的研究范围，而要尽量向其他学科延伸，在各门学科的交叉点，正是科学工作者可望取得重大成就的领域。如今，我们更加重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打破了文理分家的不合理局面，成为了跨学科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例如，很多学者都认为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物理学家能从精确哲学中获益良多，因此物理学家往往首先是哲学家。不仅对于物理学，哲学几乎是任何一门学科必备的基础学科，一些关于自然界的客观辩证规律以及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思维方法是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
第二，跨学科研究有利于综合性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近十几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日益求助于跨学科研究战略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当今社会，各种现象和问题日趋复杂化、综合化。一些本来是从自然科学角度提出的研究课题，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许多社会问题；而一些本来是从社会科学中提出的课题，往往由于其复杂性而需要自然科学家以及多学科的专家，运用多学科的方法来协同解决。
三、跨学科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与很多学科领域都有交叉点，必须将这些学科加以整合，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学的发展。尤其要注重将经济学与多个自然科学学科相结合，用更加科学的思维来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
（一）数学与经济学
经济学把数学作为其重要的分析工具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经济学从其诞生之日就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数学本身的不断发展，经济学运用的数学方法也是由简单到复杂，有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由高等数学再到随机数学、模糊数学等。数学于经济学的意义在于：数学是一门逻辑思维十分严谨的学科，以数学的逻辑方式、论证方式和语言方式为工具可以成功地把一些理论通过更加形象和具体的公式或者模型表现出来，也可以用数学的形式来证明一个理论命题是真是假，甚至可以得出创新性的理论结果。如数学上的微积分理论引发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奠定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二）计算机科学与经济学
经济学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而计算机发展只有短短60多年。自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数字式电子计算机eniaC以来，计算机的发展突飞猛进，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以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里，计算机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大量的复杂的运算问题。毫无例外，它也是经济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工具。在经济学研究中，我们经常要进行几十阶微分方程组、几百个线性联立方程和大型矩阵的求解运算，如果没有计算机我们很难进行这些操作。在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时，我们使用的一些软件中，必须运用计算机编程的手段才能够实现，因此计算机编程语言也是经济学实证分析的重要基础。
（二）统计学与经济学
统计学主要是利用概率论建立数学模型，收集所观察系统的数据，进行量化的分析、总结，并进行推断和预测，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它被广泛地运用到各门学科中。经济学研究需要收集系统数据对某一经济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该经济现象的原因并对未来经济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由此可见，统计学针对的是一群数据，而经济学正是反映了这一群数据的经济意义，因此，统计学有助于促进经济学方法的量化和精确化。
（三）其他学科与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了一门新兴学科--物理经济学。物理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是运用物理学的思想、概念、模型、计算方法来定量研究经济问题的学科。物理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很多物理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如湍流、标度理论、随机矩阵定理等已经运用到研究国民收入分配、金融市场波动等经济问题中去。
社会经济学是探讨个人的经济活动和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它是经济学与社会学交叉的一门学科。它将经济看作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从社会文化的层次研究分析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在内的整个经济过程；同时，社会经济学也反映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理性选择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领域，运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
四、结束语
跨学科研究是把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并带有单一学科认识障碍的问题重新引入到研究中来，通过与相关学科有条件的、合理的结合，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通过跨学科研究，单一学科也加深了对自身专业的再认识。在面临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经济现象时，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者们如果单单仅从自身学科来研究这些问题，已经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它们的本质，而应当采用多种学科相结合即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并以此推动自身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文洪朝.跨学科研究--当代科学发展的显著特征[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13
[2]路甬祥.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的意义[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5，01：58-59
[3]张真，廖瑞斌.也谈经济学数学化问题[J].生产力研究，2011，10：12-13
研究科学的方法篇5
关键词：文艺美学；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中国传统美学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61-01
文艺美学最早出现是在学者王梦鸥于上世纪70年的《文艺美学》一书中。80年代由胡经之正式提出“文艺美学”概念。于是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全新的美学概念及学科在中国迅速发展，可以说文艺美学是中国美学研究对世界美学的一项独特贡献。文艺美学虽然在中国提出，但还远远谈不上有固定的体系。对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这对于促进文艺美学进一步发展成熟并成为被世界认可的美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文艺美学作为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立见解，就应该有更好的独创性。中国学者提出的文艺美学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形态，作为中国美学自身的现代转换。从西学东渐以来，大多都是通过西方概念和范畴来规划中国自身的文化知识体系，美学也不例外。美学在西方由鲍姆嘉通提出，是感性学的意义，立足于感性知识的完善，主要运用的还是理性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西方典型的艺术哲学。但在中国并没有自主提出过美学这一学科名词，一方面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在西方话语之下还有多少本色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西方改造是否取消了我们立足于自身能做出的独特贡献也是个问题。所以文艺美学的提出恰恰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达和发展中国自己的传统美学，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美学体系。
文艺美学作为文艺学与美学的交叉学科，一方面是对具体艺术行为的分析论证，另一方面是着眼于这些艺术行为的审美特性。这种指向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讨论方式有巨大传承性。中国古代艺术论具有立足于艺术本身，从审美感悟的方式做出论述的理论品质，这是我们古代文论区别于西方美学的重要一点。艺术活动是具有典型美学特征的活动，以其审美的审查方式存在的文艺美学是比技术美学、社会美学等更具有美学说服力的学科划分。这种学科划分无疑是中国美学的独创，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表达。
从对文艺美学的界定和研究对象认定，道出了文艺美学新的研究方法，这个问题具有更大的学术探讨价值之。周来祥先生在他的《文艺美学》一书中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辨证规律来探讨文艺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探讨艺术规律的重要哲学指导，也是长期以来指导我国学者进行理论创建的科学的哲学观和方法论。
中国古代的美学论著无不与具体的艺术探讨有关。例如《文心雕龙》是探讨文章的写作方法，强调文章要注重“神思”、“风骨”，这些无不具有重要的中国美学意义。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以中国传统的“境界”说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他早年研究西方哲学，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有很大研究，并深受影响。王国维写到“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划分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有我”与“无我”与康德美学思想中“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不谋而合，“有我”可谓有目的，“无我”可谓无目的。这种有无之划分与西方的二元划分习惯有很大关系。但是“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又是具有绝对中国特色的表述，与中国传统密不可分。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提两种境界时，绝不忘记对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与分析。“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对于诗境的分析不止于美学学术方面，更提升到了人生哲理的高度，可谓是中国美学独特的学术视角，这也符合以文艺美学树立中国美学品质的要求。
文艺美学在发展中国传统美学方面有着艰巨的任务，可以说这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良好契机。文艺美学也只有在发展传统美学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自身独特的理论品质。我们相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原则下，发扬中国传统美学的特色必然会使文艺美学获得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曾繁仁.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J].文学评论，2001，（5）.
研究科学的方法篇6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
一、我国当前社会科学中方法论的主要发展趋势
从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出，我国的自然学科以及社会学科等一些学科都从哲学当中分离出来，而之后又不断的进行分化，如今出现了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不断遭受打破，使得边界的划分成为学科交叉及融合成为一种大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其为大科学时代中的一个基本特征。随着该趋势的出现，有着非常深刻的研究背景，其主要来自于社会科学问题不断的复杂化，为此，今后将需要更为丰富的学科研究思路、工具以及方法。还有就是某种社会学科中的一些基本知识体系和其他学科进行交叉或者融合时，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基本原理以及基本概念，进而使其形成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新分支。因此，可以看出，科学方法中的跨学科使用将是一种必然。
二、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及研究方法的创新
对于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其社会系统是具有开放性特色的复杂性系统，面临着以下一些挑战：其一，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未知的领域；其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环境，而是由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所形成的复杂性系统；其三，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分工也将变得越来越细，同时专业化的程度也将会变得更高；其四，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所关联的领域将变得越来越广泛。社会科学在这一研究背景之下，通过采用单一的某种学科是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当前较为复杂的问题。然而，学科交叉及融合，它们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但概念侧重点又存在一定的区别。交叉主要是指汇集，体现的是集成系统科学的思想；融合更加强调的是相互渗透及合为一体，大多数是在生命的层次、质变的层次以及化学的层次进行结合，其体现的是一种综合系统科学思想。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潜在规律为普遍性哲学问题，也就是世界万物之间均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的。在当前的科学组织管理、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目标高度统一的信息科学时代，学科融合及交叉可以实现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在应用层次与理论层次之间的相互融合，突破了传统学科之间的划分，让社会科研人员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进而使其在方法研究之上进行创新。
在对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引进学科交叉及融合，不仅仅是权宜之计，也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当前只有通过采用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才可以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并提升对复杂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能力，加强对社会研究问题的准确度以及精细化，进而使其能够对复杂性的社会问题进行驾驭。为此，可见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是当前社会科学获取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必然途径。
三、加快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一些建议
在近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境内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已渐渐的将复杂系统作为基本理论，统计分析、运筹学以及综合博弈论等一些数学方法，行为科学、多主体的系统、人工社会以及元胞自动机等一些多学科进行交叉的实验计算方法，对我国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宏微观层次以及多要素行为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影响，其研究的领域涉及到了经济系统的演变、环境的综合管理、公共建设管理以及重大工程的管理等，均取得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成果。通过自己多年对社会科学跨学科的研究，笔者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提出了以下一些建议：
其一，应从当前的大科学角度来看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并加强对社会科研方法创新的认识，认识到学科的融合及交叉在社会科研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地位。
其二，应对综合集成的思想进行深刻的认识，并大力开展一些社会科研方法的创新，进而实现当前社会科研方法的体制。
其三，应进一步对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复杂性系统中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由于这种复杂性的系统，使得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问题不但有了结构性，而且还有半结构性以及无结构性，很好的揭示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一些规律。
其四，通过采用多种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的方法研究，它的社会科学研究问题不再是个别的研究问题，而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为此，应在宏观上对其进行推动，推动该趋势当中的战略安排以及战略思考，进而使其形成鼓励学科融合及交叉的一种大文化。
其五，应进一步对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进行调整及优化，并对其进行知识体系的培养。通过采用多种学科的融合与交叉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解决。
其六，构建以学科融合及交叉社会科学研究的基地。
其七，营造良好的跨学科社会研究文化学术氛围。
四、结束语
在当前，随着我国科学学术不断的进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事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与发展，同时还可以看到的是在社会科研方法中，采用了多学科的融合及交叉的方式手段，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广度以及深度进行研究，以多学科作为研究的基础，创建出当前大科学社会科研时代的体系，而在人才数量以及能力方面，相比国外水平还有很好的差距。为此，我们应在中央方针的指引下，艰苦奋斗，努力创新，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打开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1]任平，曹典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吴元梁.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徐竹.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因果机制理论述评[J].哲学动态，2012（3）：95-101.
[4]乔翔.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治解放思想探析[J].唯实.2012（02）
作者简介：
研究科学的方法篇7
关键词：初中生；化学科目；学习；方法研究
初中阶段化学科目的学习是学生第一次接触化学知识，初三开始，学生开始正式、系统地认识化学、了解化学以及掌握化学。对于刚开始学习化学的初中生来说，对化学这一新科目的学习有些棘手，对化学科目的学习方法不能够较快较正确地掌握，这就需要教师在明确分析化学科目的特点后，引导帮助学生找到正确的学习方法，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提升学生学习化学的成果。
一、化学科目的特点
化学课程作为初三开始开课的科目，与其他科目的学习目标、
课程要求等都有不同之处，教师在教学中要根据化学科目独有的特点，引导帮助学生学习化学，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积极性。
1.注重实验，实验是化学学习的重要部分
化学是一门注重实验学习的学科，化学这一科学的推进，是无数化学家运用实验这种实践方式不断研究探索来的。化学实验是化学学习、化学教学、化学探索、化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化学实验同时也是化学科目发展问题、假设问题、探索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方法，因此，化学科目的学习无法离开实验，教师教学以及学生学习都要把化学实验的学习放在重要战略位置。
2.具有抽象性
化学科目具有抽象性，很多化学反应的发生过程都是学生看不见、摸不到的，学生在接触化学知识、学习化学内容的时候，常常难以理解，很难将化学实验的发生纳入学生自己的思维。
3.与生活联系紧密、息息相关
化学是一门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科学。初中阶段化学科学知识，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中有所涉及或有所了解的化学现象或化学反应，这些“接地气”的内容有助于教师在教学中将化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初中化学科目的学习方法
针对上述初中阶段化学知识内容的特点，教师在教学中要在课堂上以及课堂外以化学课程的学习特点为基础，以初中化学的教学目标为依据，以学生为出发点来开展化学课堂的教学，并引导学生在课堂外积极巩固，打好化学基础。
1.课堂内
教师在课堂内对学生学习化学的引导，要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化学课堂教学效率为主要目标来开展。
（1）实验与理论相结合
通过上述分析，已经了解到化学科目的学习是以化学实验为主要学习、探索方式的。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就要注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参照初中化学教学手册中以学生掌握实验的具体要求为准则，将化学理论学习与化学实验学习一一对应，提高学生理论学习能力的同时，也要提高学生的化学实验动手实践能力。
（2）与生活相联系，使用问题探索式教学法
化学学科的学习，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教师在教学中要合理正确地利用化学的这一特点，将问题探索式教学法与化学的生活性特征有机结合。教师在授课中，可以从生活出发来提出问题，激发学生思考的主动性，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2.课堂外
化学在课堂外的学习，需要教师指导学生养成预习、复习等学习方法，形成完善、整理错题本以及合理有效使用错题本这一学习习惯。化学作为一门偏理科的学科，需要学生不断练习来锻炼自己的逻辑能力以及动手实践能力。因此，教师在课下要指导学生多做题，做精题，对自己所学习的内容查漏补缺，不断完善学生自己的知识结构、知识网络，从而增强学生的化学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化学成绩。
综上所述，初中阶段的化学作为一种以实验为主要探究方式的学科，强调实验在化学学习中的作用，在化学教学以及化学学习中讲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化学的学习具有抽象性，化学现象发生的内在过程很多无法直接观察到，且化学知识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教师在教学中要结合化学科目的这一系列特点，从课堂教学以及学生的课下自学这两个方面来引导学生学习，以课堂为根本，以课下为拓展，帮助学生提高化学学习成绩，增强学生的化学学习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陈海芬.中学生学习化学方法的研究[J].新课程：中，2015（9）.
[2]沈宗华.重视基础，凸显能力：正确引导初中学生变革化学学习方法[J].新课程导学，2015.
研究科学的方法篇8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研究方法与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37-05
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对此展开了多学科、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李恒瑞教授主编，李恒瑞、方真、温宪元、杨竞业合作撰写的《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2006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论纲》），便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论纲》既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理解，也为科学发展观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方法与路径的启迪。
一、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于一体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一种观点方法、致思倾向，又是一种发展理路、价值坐标，有其独特的基本内涵、体系结构与实践要求。只有明确与科学发展观相关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才能真正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论纲》对于科学发展观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科学发展观内涵体系的独特概括。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体系，学术界有不同的概括。如有学者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包括如下五个方面：民本发展，这是发展的根本要求；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多元内容；协调发展，这是发展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这是发展的重要体现；统筹发展，这是发展的战略指导。还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主要解决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对“什么是发展”作出了科学回答；对“为什么要发展”作出了科学分析；对“怎样才能发展”作出了科学探索；对“怎样评价发展”作出了科学判断。[1]《论纲》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体系作出了新的概括。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和谐；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是善于统筹兼顾，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能力。《论纲》还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已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并将其丰富的思想内容简约表述为三个层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目的）、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生态条件）；提高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能力和本领（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手段）。[2](p8-12)这一概括，既抓住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实质，也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体系结构。
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源的合理揭示。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是如此。《论纲》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系统探索，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之源。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发展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其丰富内容和思想体系都是围绕发展问题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从物质世界的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及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三个层次，从发展动力、发展力量、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等各个方面，全面阐述了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则构成了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2]（p58）这种认识，既从发展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解读，也合理说明了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渊源。同时，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理论上和观念上的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对“什么是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综合性、整体性的思考与探索，对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主体的认识都有深化和拓展，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论纲》在说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时，既申明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关系，也考察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过程、现实基础。如此立论，则合理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科学发展观历史意义的恰当定位。如何评价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是科学发展观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论纲》将科学发展观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其地位与价值作出了科学评价。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新起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新形态，是指导中国又快、又好地发展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治国的新理念。[2](p2-15)这种评价和定位，既凸现了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又从总体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不是书斋中的理论，而是一种指导现实、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的理论。因此，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基础理论的探讨，而必须研究其指导现实应当具备的一些条件和对现实发展的具体指导意义，《论纲》用了不少篇幅来论述这方面的问题。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相关条件的揭示。《论纲》指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迫切要求建立健全发展的评价机制和评价指标体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这一评价指标体系应具备四个方面的特征与效用，即必须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度”、“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2](p154)针对当前我国社会评价活动的现状，作者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并具体分析了GDp指标在衡量社会发展中的局限性。作者认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进行科学的政绩评价，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重点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即科学确定评价主体（解决由谁来评价的问题）、科学设置评价内容（解决评价什么的问题）、采取科学的评价方法（解决怎么评价的问题）、制定科学有效运用考评结果的刚性规则（解决考评结果如何有效运用的问题）。[2](p88-190)《论纲》还指出，创新精神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大力弘扬创新精神，重点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求，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条件。《论纲》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相关条件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应用对策的研究。
科学发展观具体指导意义的诠释。《论纲》属于“科学发展观与广东现代化建设丛书”之一种，因而结合广东实际，具体论述了科学发展观对于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意义。作者认为，2003年春同志考察广东时明确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并概括了这种新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原型”。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而广东向科学发展转轨过程中面临种种问题和挑战，如工业化面临环境与资源的双重约束，城乡、地区差距严重制约全面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有待提升，因而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论纲》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广东要走在全国前列，并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比如，正确处理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着重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正确处理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广东建设；正确处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关系，着力促进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正确处理外源型经济与内源型经济的关系，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的发展与环境生态的关系，着力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和谐广东。[2](p258-261)这些论述，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运用，对于其他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有一定启发和借鉴意义。
总之，《论纲》既有对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理论研究，也有对科学发展观的应用对策研究，是“学”与“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有机统一，这是全书的特点之一。
二、融多学科审视与多视野解读于一炉
发展问题本身是一个交叉性、综合性课题，“单科独进”难以透彻说明和真正解决发展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正如华勒斯坦等人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所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边界正日益变得模糊。[3](p123)要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应当借鉴多学科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正因为如此，《论纲》借鉴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成果，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多学科、多视野的透视。
哲学审视。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理论基础或理论前提，只要人们理性地提出和思考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基础、前提，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工具。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是如此。《论纲》对科学发展观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审视，提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崇高的价值观，是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统一，社会认识论和社会价值论的统一，合规律性要求与合目的性要求的统一。[2](p12)这是从哲学视野对科学发展观基本特点的把握，是对科学发展观哲学意蕴的揭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理念，《论纲》设专章对此进行了论述，认为“以人为本”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本质规定，也反映了当今时代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现实要求；“以人为本”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综合，与“以人民为本”具有统一性；“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整体结构的核心，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是指导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价值观。[2](p79-99)这些观点，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审视。
经济学审视。最先关注发展问题的是经济学，《论纲》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诠释，也融入了经济学的视野。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推动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制的创新；要深化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和体制，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其中关键是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市场经济的运行引向“以人为本”的轨道，使之为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目的服务。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寻找新型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即把传统工业化过程与现代信息化过程直接结合起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2](p108-109)这些观点，是从经济学的视野对科学发展观所作的初步解读。
政治学审视。在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中，实际上蕴含着政治的考虑。《论纲》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治国的新理念，从“什么是发展，怎么样发展”的高度，进一步深化了对新时期党的执政宗旨、执政目的、执政任务的认识，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对执政能力、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提出了新论断，形成了新理念。作者提出，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行为的价值规范，从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上对党的执政目的、执政宗旨作出了新概括，生动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人为本的执政新理念；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执政行为的制度规范，为党的领导体制、执政体制、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建设，规定了基本的方向和原则。[2](p225、231)这些是从政治学视野对科学发展观所作的审视，既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内涵，也阐明了科学发展观对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所在。
社会学审视。追求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有赖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论纲》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体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也要求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和重要特征。[2](p141)作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着重点，是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比如，调整社会政策，把管理的重心转向社会管理；在促进经济、政治发展的基础上，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促进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整体和谐与协调。[2](p144-149)因此，作者在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也融入了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
应当说，《论纲》融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于一炉，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方位、多视野的解读，这是全书的特点之二。
三、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有机结合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的一种选择，又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既具中国特色，也有一定的普世意义。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首先应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的背景来分析，融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说明，以充分展示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论纲》在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合理揭示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基础、中国渊源。作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作者看来，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结构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生态性的危机，人口、资源、环境的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性危机；二是社会性的危机，社会不公凸显，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和谐因素增长，社会利益的冲突与协调问题突出。[2](p34)这种“新结构性危机”的克服，有赖于经济结构、社会管理结构、生态资源结构的调整，有赖于制度、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这实际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基础。作者在论述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来源时，也注意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轨迹，说明科学发展观同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本土渊源。同时，如前所述，《论纲》在对科学发展观进行评价时，也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分析，认定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新起点、新阶段的重要标志。这些观点和论述，都是作者民族立场的一种表达。
当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科学发展观也是总结世界发展经验、借鉴他方发展思想、发展理念的结果。因此，研究科学发展观应有世界眼光、国际视野，将其置于世界背景下来分析，并充分揭示其对于世界文明发展、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论纲》在研究科学发展观时，能置于世界发展观演变的宏观背景下来思考，从世界发展总趋势的客观要求来说明。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人类的发展进程出现了“普世性危机”，全球范围内兴起了思考、争论发展问题的热潮，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逐步形成了“普世性认同”、“普世性自觉”和“普世”。书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发展理论、发展观的演变分五个阶段进行了说明，即20世纪40-60年代末期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时期、1969-1973年倡导“增长极限论”时期、20世纪70-80年代注重社会整体综合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强调人与环境协调发展时期、1995年以来倡导“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时期。[2](p24-27)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概括了世界范围内发展问题研究深化和人类发展观演进的主要特点，即从局部地域的研究扩展为普世性的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共时性研究；从发展问题向发展观提升，从“感性”层面向“理性”层面飞跃；从单纯经济学的研究向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转变；发展理论研究的重点从“世界观”层面向“价值观”层面深化，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演进；理性思考、理论演进与实践纲领、实践行为同步。[2](p28-30)这种过程的梳理、史实的呈现和特点的概括，实际上说明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世界背景、国际视野，反映了作者的世界眼光。同时，作者在论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时，还注意到了时代特征的作用和影响，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和平与发展新时代对中国的呼唤，是时代的产物。
《论纲》强调，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与全人类发展的统一，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统一。这种评价和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普世意义，既体现了作者的民族立场，也反映了作者的世界眼光。
可见，《论纲》作者在研究科学发展观时，既抱持民族立场，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嵌入国际眼光，具有宽广的视野。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结合，是《论纲》的特点之三。
四、深化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再思考
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远非《论纲》能够解决或完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发展没有止境，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也就没有止境。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仍是今后理论界、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1．深化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理论研究。就目前学术界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而言，带有宣传性、阐释性的研究较多，真正学术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仍比较薄弱，如何强化这方面的研究，是理论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一些已经论及的问题有待深入，一些没有论及的问题则有待拓展。如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能够成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待进一步说明；科学发展观的体系结构、内在逻辑究竟怎样，有待进一步揭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定位、国际反映如何，需要进一步阐释；科学发展观社会化方式、途径的选择，不利于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观念、体制如何消解，都需要再思考、再回答。任何现实问题都有其历史发展，任何理论问题都有其历史渊源。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应进一步总结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梳理历史上发展思想演进的脉络。
2．细化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与诸多因素相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求、支撑系统、保障机制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研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其中，政府责任、社会责任、企业责任、个人责任等分别是什么，有待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观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建设的指导作用分别是什么，需要进一步厘定。同时，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也需要及时总结和升华。
3．在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宣传的意义和价值，否认这一点是不现实的。但是，学术界对科学发展观的探讨首先应当是一种学术研究，不能把它简单等同于理论宣传。要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必须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的关系，逐渐强化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学术品格，增加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学术含量。为此，要依据学术研究的规范和要求，遵循学术研究的理路，来展开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只有这样，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才能真正走向深入。
《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问世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出版之前，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成果相对较少，其对于科学发展观所作的多视野探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鲜明的现实意义。尽管存在部分章节论述不够充分、部分内容分析不够具体等问题，但无损于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品位。
[参考文献]
［1］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科学发展观：中国新战略――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学术界关于科学发展观研究综述[J]．企业党建.2005，(5).
研究科学的方法篇9
第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应遵循的一般原则有：1、研究程序的公开性。2、收集资料的客观性。3、观察与实验条件的可控性。4、分析方法的系统性。5、所得结论的再现性。6、对未来的预见性。第二，常用的科学的研究方法：1、观察是科学探究的一种基本方法。科学观察可以直接用肉眼，也可以借助放大镜、显微镜等仪器，或利用照相机、录像机、摄像机等工具，有时还需要测量，科学的观察要有明确的目的；观察时要全面、细致、实事求是，并及时记录下来；要有计划、要耐心；要积极思考，及时记录；要交流看法、进行讨论。2、实验法是生物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利用特定的器具和材料，通过有目的、有步骤的实验操作和观察、记录分析，发现或验证科学结论。
（来源：文章屋网http://www.wzu.com）
研究科学的方法篇10
关键词：交叉学科道路工程沥青路面数字图像处理1.交叉学科
所谓交叉学科[1][2]是指两门或者两门以上优势学科融合形成的一种新的综合理论或系统学问。
2.道路交叉学科的应用
交叉学科的成果不断导致新兴技术的产生，越来越多的手段应用于技术，而高新技术反过来又促进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生产三者愈来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2.1pQi快速检测评价沥青路面质量的应用
2.1.1工作原理和标定方法
pQi利用发射的电磁波在材料中的能量吸收和损耗检测材料的密度。材料对电磁波吸收能量和损耗取决于材料的介电常数。材料总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从而对电磁波吸收能量的能力产生变化。电磁密度仪通过检测电磁波能量的吸收和损耗的程度,反映材料的密度变化。
为了保证pQi测出的密度与压实沥青混合料的密度一致，在测试不同沥青混合料之前需对pQi进行标定，以得到相应的标定值。具体的标定方法为：在现场干燥的沥青路面上指定一块长约为10英尺（3米），宽为5英尺（1.5米）的压实均匀的区域，在该区域选定5个位置，测量5个位置的密度，每一个位置的密度按顺时针顺序进行测量，取其平均值作为该点的密度。然后在这5个点进行取芯，在室内用表干法测得其密度，与pQi测数据进行比较，最终取两组数据平均值的偏移量作该路面层混合料的标定值。
2.1.2pQi评价分析
1）根据不少研究[3][4][5][6]得到使用pQi的路段施工技术和施工工艺得当，压实质量和均匀性良好。如果试验路比较短，其样本数难以客观反映实际的压实质量和均匀性。而pQi能够进行快速无损的检测，检测方法既简单又快捷，可以检测大量的数据，从而大大提高了检测频率，确保了检测结果的代表性和准确性。
2）通常沥青路面在压实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边缘处压实不足，如果在碾压过程中采用pQi实时检测路面压实情况，可以及时发现压实不足的位置，并立即进行补压。
3）摊铺机摊铺离析引起路面两边沿路段和摊铺机接缝处的空隙率较大，压实度降低，搭接处的纵向热接缝往往是薄弱环节。采用pQi进行沥青路面横向不同位置的大量检测，可以有效地反映横向压实质量的差异和均匀性，从而可以分析沥青混合料的离析程度。
2.2Ct数字图像在道路中的应用
2.2.1Ct检测原理
Ct的数学基本原理为[7]:Ct装置最常见最普通的放射源X射线可穿透非金属材料，不同波长的X射线穿透能力不同。而不同物质对同一波长X射线的吸收能力也不同。物质密度愈大及组成物质的原子中原子序数愈高，对X射线的吸收能力愈强。Ct图像实质就是被测物体某层面的密度图。然而被测物体都是由非单一物质组成的复合试件，其各组分对X射线的吸收不同。扫描条件等的变化也会影响图像数据。对比图象重建后的Ct数和物体断面固有的Ct数，即可判断出物体断面内各部位的损伤(缺陷)情况。
空间分辨率、密度分辨率和伪影是衡量Ct图像质量的重要指标。空间分辨率是Ct系统鉴别和区分微小缺陷能力的度量，它定量地表示能分辨两个细节特征的最小间隔。射线源焦点和探测器的尺寸越小，系统的临界空间分辨率越高。其主要影响因素有探测器的几何尺寸、探测器之间的间隙和总的原始数据量等。
2.2.2Ct分析沥青胶结颗料材料内部结构
在岩土力学中,近年来的研究充分证明了岩土材料是一种天然的损伤材料，观测岩土材料内部缺陷的技术也逐渐完善。将岩土力学中的某些试验方法和沥青混合料性能测试结合，分析混合料在环境因素影响下，受力破损过程中内部密度和结构的变化，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沥青混合料破损的宏观机理。
根据相关研究，在扫描过程中对试件进行不同层厚的扫描，扫描效果主要通过肉眼对Ct图像的观测来决定。扫描的层厚不一样，图像的细部结构不同，反映试件细部的真实细节也不同。在一定的层厚里，图像既可以较真实地反映试件的内部分布，而且较丰富的层次有利于在后续处理中区分沥青胶质、粗颗粒和孔隙的分布.在实际分析过程中，根据不同Ct数的图像来确定孔隙，粗集料以及沥青和细集料组成的胶质。为了进一步分析沥青混合料马歇尔试件的内部结构，对不同层位Ct图像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讲，如果对试件进行连续扫描，扫描层的空隙率之和应等于试件的实测空隙率，考虑到经济性，一般利用间隔均匀的层位进行扫描。
2.2.3用Ct观察高强混凝土裂纹扩展规律
对高强混凝土试件进行力学试验进行加载，把试件加载到一定荷载然后分别进行Ct扫描，直到试件破坏。这样可以获得高强混凝土不同荷载条件下内部裂纹的演化过程[10]。确定的扫描时段，对试件进行持续加载，获得应力应变图。在试件受到应力的不同阶段分别确定出扫描点，试件破坏后分别进行扫描。加载前对试件进行初次扫描，作为受力后图像变化的对比图像。每次加载到指定值，停止卸载后，取出试件进行扫描，然后加载，依次进行，直到混凝土试件破坏。在裂纹开始出现，并随加载而逐步发展，此后，加密扫描。通过Ct图像扫描可以比较清晰的观测到混凝土出现微裂纹的形态及扩展路径，裂纹的扩展路径有些是沿石子与胶结材料的界面，也有一部分是穿过混凝土的骨料晶面破坏。随着载荷的增加，内部微裂纹在增加。
参考文献：
[1]唐洁.对交叉学科的探讨与研究[J].
[2]李喜先.论交叉科学[J].科学学研究，2001，（1）：23-25.
[3]查旭东，黄雷.pQi快速检测评价沥青路面压实质量的应用研究[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8，（1）：7-10.
[4]高国华，袁光权等.pQi评价高性能沥青路面压实效果[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8，（4）：568-570.
[5]崔龙锡，孟勇军等.采用无核密度仪检测沥青面层压实度[J].交通科技与经济，2010，（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