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篇1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动因“走出去”
一、导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年扩大。《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表明，中国截至2010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688.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1.7%，占全球总额的5.2%，排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第五位，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也远远地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出口面临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和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的不利局面，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为我国拓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对于个体企业而言更是意义重大，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寻求资源、技术、管理经验等目的，为我国企业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也有利于我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因此，了解我国对外投资的特点，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变化趋势。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1.企业获取战略资源满足内在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在发展和规模扩张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很大问题当属资源的限制，而这些企业生产资源正好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投资目标国当地获得。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随着中国出口的不断扩大，中国还积极地参与到跨国投资活动中。这种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达到寻求稳定的供应链上游，突破资源瓶颈，避免外部冲击的影响的重要目的。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选择上，跨国并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通过并购海外那些具有丰富经验和资源的机构，不但有利于我们国内企业获取资源，还有利于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拓展国外的市场。当前我国的企业的发展缺乏后劲，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并购进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2.符合我国在特定国际分工链条下的发展模式
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是由其自身的比较优势决定的。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但是技术水平不高，因此多年来，中国主要是通过从事加工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参与国际分工的。入世以来，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始终处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获得的利润很少。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企业逐渐失去了成本优势，加之本身所获利润很少，在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有些已经无法为继，面临倒闭的危险。面对这一非常不利的处境，企业内部必然产生了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换代的要求。同时，由于国家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三高企业逐步对外转移生产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3.企业风险控制和提升收益的需要
我国的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出口企业多是通过代工和依靠香港转口贸易发展起来的，这就意味着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并没有拥有一个稳定且良好的外销渠道和网络，这大大增加了企业扩大投资、生产的风险。出口企业在面临激烈竞争的外部环境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内在要求时，在海外建立稳定的外销渠道和网络成为其当前的迫切需求。
4.符合人民币升值和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趋势
危机总是伴随着机遇。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一方面面临着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元走软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缩水的不利局面，但是另一方面，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也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应对外汇缩水的挑战，国家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实现财富保值增值，同时，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成本降低的机遇，企业有扩大“走出去”的规模的动力和需求，进一步加快国际扩张的步伐有利于企业对资源、技术、管理经验等的获得，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动力。
5.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
由于我国出口导向型政策的实施，经常项目长期处于很大的顺差，从理论上讲，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对外投资净额在增加。但在中国，与理论不符的是，经常项目的顺差大部分转化成了国家的外汇储备，所以有了外汇储备的连年上涨，这也就意味着顺差并没有转化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本质上讲，外汇储备增加也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是这种国家替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往往会产生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藏富于民”是国家外汇储备政策的一个趋势，在政策实践层面，中国已经在2008年内彻底取消了强制结售汇。同时，国家还加大了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体现在一方面，逐步降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用汇约束，另一方面，也大大规范和简化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政策的变化以及企业自身发展需求三个方面。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种种优点，国家应该鼓励企业“走出去”，但是这种鼓励也不是无节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导致本国资本外流，对于需要资金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的危害，因此，国家在了解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基础上，应该合理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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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篇2
关键词：技术寻求型；FDi；影响因素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到来，使技术在各生产要素中成为最为活跃和重要的因素。但是绝大多数技术创新以及成果产业化活动都发生在发达国家，并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仍居世界前列，这都表明我国企业距离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与此同时，随着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等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这都迫切要求我国企业在垒球范围内配置和整合资源，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海尔、万向集团等中国企业纷纷通过海外建厂、跨国并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方式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此获取当地的技术资源，实现反向技术外溢，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从而实现技术赶超。与其他类型对外直接投资相比，这种以获取技术为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动因、作用机制、影响因素、区位和产业选择等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同。自从Kogut和Chang(1991)开创性地对技术寻求型FDi研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此类投资现象，然而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对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并不充分。因此本文从国家、产业和企业这三个层面出发，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在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FDi中存在的关键影响因素。
一、国家层面
1 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经济始终保持高速稳定发展速度，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培育出了一批如海尔、联想、万向集团等具有较强实力的民族企业。这些企业资金雄厚，融资渠道广泛，技术水平较高，拥有一批优秀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实施技术寻求型FDi的前提条件。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正逐渐丧失比较优势，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开展技术寻求型FDi已成为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技术创新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此外，东道国经济波动也会对技术寻求型FDi产生重大影响。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正式爆发后，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强烈冲击，美国金融业、汽车业等主要产业也受到重创。一方面，美国政府为了保证国内的就业和生产，放宽外资进入限制，另一方面，部分美国企业面临着严重亏损的局面，资金链处于随时断裂的困境，导致其股票价格大幅降低，从而减少了外国投资者收购美国企业的成本，并扩大了外国投资者可选择范围。
2 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的发展有利于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并能为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FDi以及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供资金保障。目前，我国金融服务发展相对滞后，政策法规体系并不完善，中小型民营企业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而且企业海外投资保险的覆盖范围较小，例如，在政策和利益的共同驱动下，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愿意为境外油气、工程承包和矿产资源等境外投资项目提供金融保险服务，然而对投资回收期长的技术寻求型FDi支持力度远远不够。
3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自从1993年美国政府宣布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以来，信息技术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跨国企业传统的生产和管理方式。特别是在知识管理方面，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母公司更有效地管理和控制东道国子公司的运营，而且在知识平台的建立、知识(主要为显性知识)即时共事和快速传播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反向技术溢出在企业内外部的扩敞。
4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东道国良好的科技基础设施可以为反向技术溢出实现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大型的科学设施和综合型的研究基地，尤其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以及技术领先企业为基础的高技术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能够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有效的基础性支撑，而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特别是活跃的技术市场，能够促进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从而有利于东道国技术创新的扩散。
5 人力资本存量和技术差距
Borensztenetal(1998)提出了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认为技术差距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对技术溢出的吸收。林青和陈湛匀(2008)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投资国研发投入和高等教育水平超出东道国的多少决定了该国技术吸收能力的强弱，即是说，投资国超出东道国的研发和高等教育水平越多时，该国有较好的技术吸收能力，反向溢出效应就越明显。而当它的研发投入和高等教育低于东道国时，该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较差，反向溢出效应就越不显著。邹玉娟和陈漓高(2008)指出我国企业还处于自主创新能力较低的模仿学习阶段和过程之中，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还不是很强。人力资本存量和技术差距这2个指标反映了企业对反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强弱，是对技术寻求型FDi有着关键影响的因素。
6 政策法律法规
2000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并逐步出台了一系列的对外投资政策和法规，鼓励企业对外投资，例如2002年10月，原外经贸部联合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了《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2004年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颁布的《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政策的通知》，2004年商务部了《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扩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于2004年、2005年和2007年联合制订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二三)，2007和2009年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2009年商务部颁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进一步放松了对境外投资项目审核的管制，简化了审批程序，规范了对外投资行为，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以及完善了对外投资的服务和监管体系。然而，我国政策的重点仍在于境外加工贸易领域，对技术寻求型FDi重视度不够，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投资项目审批程序仍就过于繁琐，海外保险体系并不完善，也没有统一的机构负责制定对外投资的政策和法规，正如邹玉娟、陈漓高(2008)所指出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缺乏十分稳定的机制和政策支持服务系统，不能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此外，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例如我国企
业收购美企，需要通过包括美国外国在美投资委员等多个部门的审查，在一些敏感性行业中我国资本的进入受到较大的限制。
7 文化环境
我国的儒家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而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价值观强调个人主义和自我价值实现。由于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那么如何很好地实施文化整合，已成为我国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FDi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吴先明和糜军(2009)提到，跨国并购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整合的成效。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文化整合。在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由于其后发特征，在文化上往往处于弱势，而发达国家的老牌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文化认同度，加之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文化差异，中国企业很难以自己的文化去整合对方的文化，而必须学习、吸收被并购企业文化中的有益成份，形成一种新型的企业文化。
8 汇率波动
Froot和Stein(1991)首先提出“财富效应”，他们认为全球一体化的资本市场中信息是不完备的，外部融资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当东道国的货币贬值时，外国投资者持有以本国货币表示的相对财富就会增加，资本成本降低，使外国投资者能够购买东道国资产占有优势。自从1994和2005年人民币汇率体制重大改革以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呈现为上升趋势，这有利于我国企业对美以并购方式开展直接投资。
9 技术寻求型FDi影响因素的国际比较
本文分别以人均国民收入、私人部门贷款占GDp比重、每千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每千名劳动力中研究人员数、R&D支出占GDp比重来表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服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和研发投入强度。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特别是人力资本存量和基础研发领域差距过大，这都对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FDi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企业层面
1 企业治理结构
清晰的产权关系、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能为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FDi提供良好的组织和制度保障。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深入，国内企业经营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治理结构正变得更加清晰。然而冯跃(2008)指出目前企业自身内部治理仍存在缺陷。企业内部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表现在企业组织结构安排、企业管理制度设计方面不能有效地激励经营者和各级员工达到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制约了技术寻求型FDi。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公司股权结构中国有成分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存在较为深厚的政府背景时，在收购外国资产过程中就容易受到一些国外政治因素的影响，导致收购难度增加和周期延长，而且即使收购成功，也会由于涉及到国家安全因素，使新企业在争取东道国政府相关订单方面处于劣势。联想集团在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过程中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做出了较大让步，包括承诺放弃部分美国政府客户名单等，而且联想集团将个人电脑总部部分转移到美国后，在获取美政府采购订单方面仍遇到较大困难，因为“外界将联想看作是一家国家控制的公司”，例如美国务院向联想集团采购办公电脑的计划就遭到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反对。
2 国内市场销售规模
吴彬和黄韬(1997)指出劣势企业进行FDi时，不仅要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学习与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总体营销能力，从而形成一种追赶(国际)先进企业的态势，以保证在竞争中不会轻易“出局”，在东道国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带来的损失(或机会损失)可以通过竞争能力的改善在母国(或第三国)更好地经营来弥补。由于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在管理和技术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海外投资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可能处于亏损状态。在此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实现反向技术溢出，提高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增加企业销售收入，补偿企业因实施技术寻求型FDi产生的投资亏损，但前提条件是需要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达到一定的销售规模。
3 与东道国企业互动程度
Braconier，ekholm和Knarvik(2001)认为跨国企业分支机构与东道国其他单位的互动程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从事研发活动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互动很可能够促进技术知识的传播。杜群阳(2006)提出反向外溢的渠道一是母国企业可通过与东道国的技术领导者建立更紧密的地理联系，以降低投资者的生产成本，获得积极的外溢效应；二是母国企业可利用与东道国的产业联系，实现知识获取，以获得反向外溢。我国企业如果能与东道国当地企业建立长期紧密合作关系，通过人员交流和培训、技术指导、合作开发、参加行业研讨会以及相关人员俱乐部和社团等方式学习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知识，那么就更能实现反向技术溢出。
4 进入模式
Kogut和Chang(1991)实证检验了1976-1987年日本制造业对美直接投资，并将日本企业进入模式分为新建、合资、合作形式，结果发现日本企业合资模式存在技术寻求动机。由于发达国家企业技术优势建立在大量隐性知识基础上，这些隐性知识可编码性差，需要通过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等形式来进行学习。相比独资模式而言，显然合资模式能为此提供较多的学习机会，提高与当地企业面对面的交流互动程度。
5 国际化经验
如果企业在以往的国际化运营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培养出具有国际化经验的管理团队，那么就能帮助企业尽快熟悉东道国的法律法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并融入其中，特别是在跨国并购活动的管理整合、企业文化整合、销售体系整合、生产整合等过程中可以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和资金投入，提高整合的效率。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国家、产业和企业这三个层面来看，我国企业尚不完全具备实施技术寻求型FDi的条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本存量、研发投入、国际化经验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和措施：
首先，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同时积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扶持国内企业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获取技术资源，帮助企业在“微笑曲线”中向高附加值领域突破，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篇3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外汇储备；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9-69-02
一、对已有研究的回顾
（一）劳动力成本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从母国角度来看，一国劳动力成本对对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影响。劳动力成本以平均工资水平来表示。一国平均工资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直观地反映了该国的劳动力成本，因此平均工资水平对对外直接投资是有影响的，首先，如果一国的平均工资水平上涨，表明该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导致此前主要看重该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海外企业流失。因为这些企业进入该国，主要是希望借助该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但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导致这些企业流走，寻求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其他国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会抑制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如果一国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高，那么该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会流出，造成吸引的外资减少。如果该国的平均工资水平下降，也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下降，会吸引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利用本国的劳动力优势，提高企业竞争力，当前，我国工资水平在逐步提高，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逐渐上升，挤压了盈利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寻求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新古典贸易理论运用于国际投资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动会因要素投资回报率的不同而受到影响。虽然劳动在国家之间是不能自由流动的，但是生产者可以选择在劳动成本低的地方进行生产，尤其是加工业这种低附加值的行业，选择在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可以提高竞争力。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劳动力成本是影响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变量。
（二）外汇储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我国的外汇储备量截止2015年，已经达到3.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衡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同时也能够用来偿还外债，但是过多的外汇储备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具有汇率风险，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外汇储备的收益。
有了充足的外汇储备，会增加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敢于面对世界市场的各种风险。对于外汇储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不少学者做过研究，例如，许松、吴洪涛（2006）主要考察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宏观因素，他在江小涓的研究基础上，量化了几个宏观因素“Gnip、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以及外汇储备”，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来研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以及外汇储备都会促进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以及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本文认为外汇储备是影响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变量。
二、我国劳动力成本、外汇储备对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综合以往的研究，本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目的、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我国劳动力成本、外汇储备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其对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我国劳动力成本以我国平均工资水平表示，选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以wage表示，并假设我国平均工资水平对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作用。外汇储备选取我国外汇储备存量，主要因为存量的变化较流量变化较小，时间数据系列比较稳定，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以reserve表示，并假设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外汇储备呈正相关。
（二）研究方法的选取
已有的对FDi宏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使用不同的模型设定，包含不同的变量，但是在方法的选择上，多选用oLS回归分析。参照以往的研究方法，结合我国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经典的oLS方法进行回归。
另外，宏观经济变量一般存在异方差，取对数后可去除宏观经济变量异方差并使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呈线性关系。因此，本模型对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形式，因此相关系数分别测量的是被解释变量对各相关解释变量的弹性。
（三）模型的建立
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括号内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预期符号。
（四）回归结果分析
依据前文所述，我们使用oLS方法，并借助R软件进行回归，得出下表，从表中可以看出，两个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显著，均通过检验，模型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99.18%，拟合度较好，回归结果中报告的F统计量的p值为：2.045e-08，小于0.05，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模型总体是显著的。因此，从回归结果来看，基本可以说明和解释现阶段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决定因素。
ln（wage）代表的我国平均工资水平回归系数为0.56，表明我国平均工资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方向变化，工资水平的提高，表明我国劳动力成本表上升，企业盈利压力加大，促进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计量结果表明，我国平均工资水平每提高1%，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0.56%，结论与本文所选择的变量有关。主要考虑到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更具有代表性，实证的结论证明了前面的假设。这也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效率寻求型的特点。
ln（reserve）所代表的外汇储备回归系数为0.9468，表明外汇储备对对外直接投资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外汇储备每增加1%，对外直接投资增加0.9468%。中国鼓励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依托于外汇储备的坚实基础，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为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保证“走出去”战略的稳定开展。
三、评价与启示
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因素，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效率寻求的动机。长期来看，平均工资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而且直接提高职工的物质福利。所以政府应该积极鼓励企业合理提升国内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即降低了东道国的相对工资水平，从而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首先，提高我国的劳动力工资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助于中国的经济转型，对于我国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增长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更好地发挥新常态下，消费对经济的稳定拉动作用。其次，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一部分对劳动力成本比较敏感的企业将生产经营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去，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我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存量，很大程度上是我国贸易顺差的结果。根据前文实证分析可知外汇储备与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正相关的，因此我国政府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利益来看，应适度鼓励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合理利用外汇储备，使外汇储备进行增值，减缓或者避免因汇率变动等因素对外汇储备造成的贬值。外汇储备用来购买外债可能会面临较高的风险，利用我国强大的外汇储备作支撑，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学习到国外的先进技术、知识，增强对外经济交往能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外债的风险。因此，我国不仅要重视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和相应规则，保障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健康有序进行。同时，也应简政放权，降低门槛，鼓励有资质的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效利用外汇储备，使外汇储备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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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篇4
【关键词】直接对外投资区位选择选择因素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发展，各国正加入到全球化浪潮中，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资本流通的飞速增长令这一状况加深，世界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鼓励本国企业积极对外进行直接投资，并分享对外直接投资为本国带来的利益。
企业作为投资的主体，在惊醒跨国经营的活动中，所要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投资的区位选择。投资区位选择的是否合适对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投资区位的选择作为企业经营的一项重要决策，不是纯粹的单向考虑被投资国的区位因素和单向考察投资企业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和作用，而是把比较优势做为分析模式，综合考虑投资企业自身因素和投资区位因素，着重分析被投资国的区位特征和投资企业主体的特征之间的契合度，这样才能够充分的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因素和充分利用被投资国的区位优势，进而获得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成功。将企业的优势因素和区位比较优势进行有机的结合，并且充分利用政府的积极政策，是实现最优区位选择的关键。区位选择是投资企业的内在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
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作为动态外生变量的区位优势，是投资主体通过外界的寻求获得的，投资企业无法通过自身去创造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可以通过投资对象的战略环境和投资主体的战略动机两层面来分析：
（一）投资对象的战略环境
被投资国的战略环境是投资主体的首要考虑因素。战略环境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也包含经济和创新能力以及劳动力成本等新兴因素。
被投资国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直接投资导向，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影响到企业投资的正面效应；反之则表明区位内部人、物、信息流的载体的容量比较小，整体的功能比较差，投资效益比较低并且所能获取的生产要素的选择性也比较小。产业的集聚因素已经逐渐变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键动力。一个企业竞争的优势的重要来源就是产业集聚。企业的聚集对于降低生产成本和塑造区域弹性分工体系来讲非常有利，最终形成知识创新的外部性。以我国为例，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远远的大于中西部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力。此外，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长江三角地区在吸引外资的总量、渠道和投资方式以及产业结构均远远的比其他地区更胜一筹。这要究其原因，无外乎是长江三角地区比其他地区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和比较高的劳动力水平一级政府的政策支持等要素，并且这个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聚集，尤其是制造业的聚集，这就更加是有利优势。
区域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直接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明确的地域及产业分布，创新能力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的影响因素对区位选择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远优于其他在这些方面相对较弱的地区。
政策作为最传统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在逐渐的减弱，产业集聚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因素的作用在近些年一直逐步上升。成本驱动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较为明显的特征，而全球战略则是以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和人力资本等资源的优化配置来作为最终目标的，目前，尚不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支配因素。
（二）投资主体的战略动机
获取利润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但是在实际进行中区位选择时，廉价劳动力、越过壁垒、占领市场、强化核心能力等直接决定了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的区位选择，在选择是都会首先考虑那些能满足这些动机的区位开展投资活动。企业在进行选择决策时一般采用能够实现以上目的的区位作为适合的选择。
一个企业的战略目标直接影响着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如果该企业的战略目标是开辟国际市场，则要选择市场基础设施和信息渠道以及销售渠道畅通并且进入障碍少和市场容量相对较大又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区位；如果该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战略目标是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应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比较高、管理水平较为领先的区位；如果该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目标是在开发和利用国外资源方面，则需要选择资源丰富和运输条件相对便利的区位。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对于区位的选择来说，应首要考虑被投资区位是否会对企业发挥自身竞争优势有利来作为选择标准。企业拥有的竞争优势必须要能够适应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这些可能是绝对的垄断优势或者所有权的优势。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应当在充分衡量自身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目标来进行区位的选择。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现状与特点
（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区位分布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相对来讲在亚洲地区的覆盖率最高，占被投资国的80%以上，在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亚洲的达到了62.6%，其中主要在中国的香港和澳门以及韩国等国家（地区）；其次是拉丁美洲占18.5%，再就是非洲占5.9%，欧洲占5.8%。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同样主要集中在亚洲，截至2008年底，我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存量就达到了792.2亿美元，达到总数的67.2%，据最近统计数据表明，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呈逐年上升趋势，成为除亚洲以外的第二大主要投资市场。
2011年底，中国的13500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共分布在全球的177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活动的覆盖率为72.8%。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覆盖率最高，分别达到了90%和81.4%。从境外企业的区位分布来看，中国在亚洲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超过6800家，在欧洲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近2100家，在非洲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为1600家在北美地区则是1400多家，拉丁美洲700家，大洋洲地区400多家。
区位理论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区位分布规律的学说，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理论主要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组成部分，但这两个部分的选择方式却有很大的不同，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理论主要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活动的区位选择理论则主要包括：“早半拍”原则、综合动因假说等。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区位分布特点
1.渐进特征
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初级阶段，多选择周边在国家与地区进行投资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对外直接投资的人才，从而达到降低各方面的风险的目的，然后再对拉美、非洲及欧美等距离较远的国家进行投资活动。这一点在我国的中小型企业中表现得极为显著。
2.产业特征
我国的资源开发型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主要聚集在非洲、拉美等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与地区。就如中信投资了一亿多美元在多方合资合营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加工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非洲、东南亚和拉美等地。如海尔和科龙等企业已经在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建立了基地来做研发活动。金融和保险类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了欧美等发达国家。
3.价值链特征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迅速成长起了一批大型的企业和企业集团，这些企业均已经制定了全球化的战略发展目标，配置了全球范围各环节的价值链。它们通常把研发基地或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地设立在发达国家，而销售环节则设立在目标市场或在中国香港设立销售中心，加工装配地则设在内地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举例来说，联想在硅谷、中国香港、深圳、北京均设有研究开发以及生产中心，各中心的分工不相同：情报信息站放在硅谷，实时对世界最大电脑市场的技术商业动态进行监控；中国香港则承担着主机板的开发和试产；深圳则是辅助香港，承担主机板的生产，这主要是为了达到降低人员开支的目的；销售的环节中，在北京设立联想的国内销售网络，香港设立联想的国际销售网络，并且联想企业已经在全球的14个国家建立了25个子公司，形成相当大规模的销售网络。
三、我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区位的分布过于集中
目前过分集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投资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弊端：
1.不利于我国的企业发挥自身的优势
举例来说，我国企业的适用技术、中等技术和某些进入成熟期的产品，仅在发展中国家占有一定优势，在发达国家则相反。
2.投资的成本高而效益相对较低
在被投资的热点市场和热点项目中出现为争夺某一项目的恶性竞争现象，这都大大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3.不利于全球布局的企业价值链的发展
投资地区相对集中的这一特点，增加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影响到整个地区经济形势。
（二）多数投资投向避税港（地）
我国很多企业的对外投资集中在中国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港。中国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在2003―2008年期间，基本都是投资前三位的热点国家（或地区），例如在2005年开曼群岛，有81%的投资流量集中在了中国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地，并且实际数据远比这些要高。对外直接投资过度集中在这些地方，会产生一些假象，即投资企业重新返回到国内进行投资和国内资金非法转移到海外，这样大大减少了我国的税收的收入，导致我国企业的不平等竞争，同时也会使我国企业高涨海外投资的假象，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迫于来自国际的压力，相继通过了修改公司注册法的议案，以为减少这种类型的企业投资。
（三）区位选择信息方面的缺失和服务方面的缺位
许多我国的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区域选择的时侯，并没有完全考虑到被投资国的投资环境，没有深入的考察被投资国的市场，并且没得到政府与社会中介机构提供的法律及政策方面的服务，所以不完全了解被投资国的国情。
（四）没有充分利用地区整合效应
据统计，中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亚太经合组织以及欧盟等地区的投资额较大较稳定，2009年年末时，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面积已经覆盖到了全球27个欧盟成员国，在东盟投资了29.66美元，占了对欧洲总投资流量的5.3%，相比较而言在拉丁美洲一体化、西非等国共同体以及安第斯集团等地区的投资流量较少，覆盖范围不多，投资比较不稳定，2007年时对拉丁美洲的投资量同比下降了42.1%，而且投资流量主要集中在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区。寻求以市场为目标的企业在非关税壁垒以及关税壁垒趋势的不断增长下就要对一体化地区进行更为长远的规划。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十报告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
笔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取决于区位因素和企业因素决定，企业因素与区位因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全部或部分我国的企业的关键因素与投资区位的因素之间的联系共同决定了这些企业的投资活动的区位选择，由此一来，要构建影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的综合因素与企业各因素之间既是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的关系，影响着投资区位的选择和对投资主体吸引力的大小，因此企业进行投资区位的选择时须详认真分析。只有区位因素在各方面均能满足投资企业的要求才能够成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优选地点。
参考文献
[1]林本喜，鲍曼君.福建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思考[J].发展研究.
[2]詹小颖，曹垂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篇5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面板数据模型；障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2-0017-06
一、引言
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潮流是经济全球化的蔓延、深入，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速度在加快，目标在于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产业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全球产业发展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政策，一国顺利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是紧紧把握产业全球化的脉搏，结合本国国情，全力推进产业全球化。宏观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产业发展结构趋于合理、效率得以提升。开放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各种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转移，无疑是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开发我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潜力，可以作为推动国家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
201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总计1028.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继续优化，特别是服务业对外投资明显上升，同比增长27.1%，占对外投资比重接近2/3。投资区域重心则逐渐转向发达国家（地区），其中对美国投资增长23.9%，对欧盟投资增长1.7倍，远远高于总体增速。另外，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2014年实现投资451.1亿美元，同比增长36.8%，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3.8%，较上年比重增加7.2个百分点，进一步激发了投资活力；其中广东、北京、山东位列前三，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为96.01亿美元、55.47亿美元、44.11亿美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开放也是改革，必须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有效手段，对于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全方位开放新优势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可见，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产业升级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与中央关于新时期经济工作“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总体战略部署是相契合的，也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应有之义和实效之选。但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的协同度比较低，协同发展正处于初始期，预示着可能存在某些未知因素正在阻碍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的协同有序发展。
二、文献述评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促进母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升级。如李逢春（2012）通过修改经典的钱纳里“结构增长”模型，用面板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结果表明较高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可以较快地促进投资母国的产业升级；赫里格尔、威特基和福斯坎普（GaryHerrigel、Volkerwittke和UlrichVoskamp，2013）发现我国制造业部门通过oFDi活动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与国外企业相互学习、展开互动，有助于实现行业的转型升级；潘素坤、袁然（2014）利用2003―2012年间58个样本国家的相关数据，经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三种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均为我国产业升级的原因，但存在滞后性。至于迟滞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母国产业升级发挥提升作用、阻碍两者之间协同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各类文献涉足较少，相关研究内容散见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如蒋冠宏、蒋殿春（2012）指出距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负面影响；杨恺钧、胡树丽（2013）则发现技术发展水平与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产生负面作用；陈岩（2014）基于多元距离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经济文化距离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阻碍因素；朱严林、许敏（2015）的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国内R&D人员的投入水平抑制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削弱了oFDi活动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还需注意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大量资金外流，亦可在投资母国引发严重的“产业空心化”，考林和汤姆林森（Cowling和tomlinson，2000）、大泷（masayukiotaki，2012）的研究揭示了此类现象的发生，国内学者范欢欢、王相宁（2006）及王英（2008）也提出须防范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所引发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存在如下局限性：一是偏重于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母国产业升级促进效应（以技术溢出效应为主），而对于影响这一效应发挥的负面因素涉及较少；二是从东道国制度环境角度探讨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主导因素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而针对阻碍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关联效应有效发挥的各种因素的搜寻与验证研究则甚少。本文利用2006―2014年典型省份的相关数据设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及障碍性因素测度指标，运用面板模型回归手段搜寻、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若干障碍性因素。
三、模型构建及变量的说明
鉴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所涉及的数据结构特点，选取典型省份作为样本统计单位，并且各省份的部分相关数据时间跨度不长，此类数据比较符合面板数据特点，因此可以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障碍性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构造回归方程如下：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paCeit+μit]（1）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iReit+μit]（2）
[oFDiit=αi+β1iCLpit+β2iCLpit*pViit+μit]（3）
各变量的含义、测算方法及来源见表1。i表示不同省份，为面板数据模型横截面个体成员；t表示不同年度，为面板数据模型样本观测时期。
本文选取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存量）与专利申请授权量排名前六位的省份（直辖市），分别是江苏（简记：JS）、浙江（简记：ZJ）、广东（简记：GD）、山东（简记：SD）、上海（简记：SH）和北京（简记：BJ）作为样本统计单位，这是因为此两类变量的省际差异比较大，如果全部采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会造成非平衡面板数据，再者有的省份样本指标规模极小，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说明当前的经济现象，而且可能会对实证分析的结果造成干扰。
在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需要对所建立的模型形式进行检验，即检验样本数据符合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中的哪一种。模型形式设定检验使用的是协方差分析检验，对于含有n个截面成员的面板数据模型可以检验如下两个原假设：
H0：模型中解释变量系数对于所有的截面成员是相同的（即斜率系数是齐性的），但截距项不同即该模型形式为变截距模型。
H1：模型中解释变量系数和截距项对于所有的截面成员都是相同的，即该模型形式为混合回归模型。
模型形式检验有如下两个F检验统计量：
[F1=（S2-S1）/[（n-1）k]S1/[nt-n（k+1）]～F[（n-1）k，nt-n（k+1）]]
[F2=（S3-S1）/[（n-1）（k+1）]S1/[nt-n（k+1）]～F[（n-1）（k+1），nt-n（k+1）]]
其中，n是截面成员个数，t是每个截面成员的样本观测时期数，k是非常数项解释变量的个数，S1、S2、S3分别是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在原假设H0、H1成立的条件下，检验统计量F1、F2分别服从特定自由度的F分布。
模型形式检验的一般过程是：先检验原假设H1，如果统计量F2小于某个检验水平（比如5%）下F分布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H1，且无须再检验原假设H0，从而表明利用混合回归模型来拟合样本是合适的。否则，拒绝原假设H1，并继续检验原假设H0。如果统计量F1小于某个检验水平（比如5%）下F分布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H0，从而表明利用变截距模型来拟合样本是合适的。否则，拒绝原假设H0，并利用变系数模型来拟合样本。
四、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eviews7.0软件分别计算上述三个模型的三种形式，即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S1、S2、S3，再计算F1、F2，并验证原假设H0、H1，确定合适的模型形式，检验结果见表2。
表2：各模型检验结果
[＼&检验统计量＼&适用模型＼&模型（1）＼&S1=2296.45，S2=17727.8，S3=130619.4
n=6，t=8，k=2，显著性水平=0.05
F2=111.7579>临界值F[15，30]=2.0148，
F1=20.1590>临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模型（2）＼&S1=2296.45，S2=9768.635，S3=128070.7
n=6，t=8，k=2，显著性水平=0.05
F2=109.5382>临界值F[15，30]=2.0148，
F1=9.7614>临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模型（3）＼&S1=2525.542，S2=9905.165，S3=47852.53
n=6，t=8，k=2，显著性水平=0.05
F2=35.8949>临界值F[15，30]=2.0148，
F1=8.766>临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表2结果表明，三个模型均适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运用eviews7.0进行详细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表明，方程（1）、（2）的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经调整后的R2为0.9769，模型的拟合程度非常高，Dw统计量等于1.7930，接近于2，从而表明模型估计结果的残差序列不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常数项C的估计值为224.6683且其t统计量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解释变量“oFDi”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数且它们的t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之间是正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推动了我国的产业升级步伐；但加入调节变量“对外直接投资节奏”、“对外直接投资的不规则度”后，“oFDi*paCe”系列、“oFDi*iRe”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值且它们的t统计量也较显著（显著性水平=0.1），说明在“节奏”及“不规则度”因素影响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另外，虽然从统计意义上来看，方程（1）、（2）的估计结果极为相近，但就“节奏”和“不规则度”的经济含义而言，二者还是存在很大不同的，应予以区别对待。
方程（3）初次估计结果显示，Dw统计量等于1.4148，表明其残差序列可能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因此使用截面加权的SUR估计方法对原模型进行修正，同时使用white截面方法计算系数协方差，最大限度地克服随机误差项存在的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问题，经调整后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方程（3）的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经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修正值由0.9308变为0.9809，模型拟合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Dw统计量等于2.5161，说明模型估计结果的残差序列已经消除了一阶序列自相关。此外，F统计量等于142.7308，残差平方和也由2525.542降至42.5162，也表明方程（3）整体上非常显著，且其拟合精度得到了大幅提高。常数项C的估计值为-177.8006且其t统计量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解释变量“CLp”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数且它们的t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说明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之间是正相关的，综合性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产业升级进程的不断加快有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但加入调节变量“专利申请授权量定基增速的离差”后，“CLp*pVi”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值且它们的t统计量绝大多数都较为显著（显著性水平=0.05），说明在“科技产出水平波动性”因素的影响下，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五、结论与启示
（一）基本结论
从上述面板数据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至少可以得出三个基本判断：
判断之一：对外直接投资增速的大幅波动弱化了其对国内产业升级所能够产生的各种经济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系统的进化产生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大幅波动会削弱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波及效应，大幅增加将引致国内相关产业原材料、制成品和技术设备的出口激增，出口需求的短时突变使得国内各产业无法及时适应和满足，国内供需结构的改善空间极为有限；二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增速的大幅波动使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大大减弱，因为对先进技术的学习、模仿和创新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进行消化和吸收；三是使得国内各行业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难以从容应对，对外直接投资引发的产业转移、产业关联和产业竞争等效应不能有效发挥，阻碍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联互动、协同发展。
判断之二：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不规则使其呈现出一定的散乱化，即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短时、高频的快慢节奏相间和大量突发性的投资行为，使国内各行业无法有预期、有规划、有步骤地调整原材料的购买与储备、产品的生产以及对国外新技术、新工艺、新管理方式的学习和实践，延迟了国内各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活动，产业升级受阻，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的良性互动中断、协同进化趋缓。
判断之三：科技产出水平的大幅波动会阻碍科技成果的转化，特别是产业化进程，造成科技与经济长期分离的局面，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失去了根基，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推广也不能及时展开，导致了各产业生产活动素质与效率低下，直接延缓了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这种状况的持续，一方面使国内各产业缺乏垄断性技术优势，从而不能据此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另一方面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与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各产业效益不佳，也无法为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外汇资金，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难以为继，从而丧失了通过全球性资源整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素质与效率提升的机会，由此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而非良性互动。可见，科技产出水平的起伏不定会严重阻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
（二）启示
1.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空前活跃，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高级化推进应主动适应这一变化，提高其时效性、灵活性与预见性，与之形成有效对接，展开互动。另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第三阶段的初始期，其突出表现是“量大而质低”；未来一段时间，适应或突破第三阶段则应摒弃这种单纯、盲目的总量扩张而转向追求投资质量，更加强调企业海外投资的营收能力、学习能力，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国家、行业层面的配套机制，如法律、咨询、金融等各项服务亦需跟进。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高质发展，将为国内经济引领新常态、完成产业转型升级任务提供技术超越、市场开拓、资源保障机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先机。
2.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的连续性、计划性和稳定性，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各种促进效应。规则的、连续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可以使各投资主体有预期地了解行业需求状况和东道国投资环境，在信息较为充分的前提下，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获得发展亟须的要素资源，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学习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经验，有效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而对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现状、目标及相关要素资源供需状况的准确把握，也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计划性和规则度。可见，在合理匹配、良性互动框架内，审视、处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与国内产业升级关系，对两者而言都是有益和高效的。
3.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而稳定的科技产出水平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系统有序演化的必要条件，而这一必要条件存在的关键则是科技研发投入强度的持续提高。科技研发投入强度的持续提高所产生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源源不断的科技产出，通常状况下科技产出水平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最有效的。以劳动生产率为代表的素质、效率性变量的大幅改善，一方面标志着我国产业升级活动逐渐进入质变阶段，可以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支撑；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国内经济产生了强有力的溢出效应，成为产业转型升级顺利完成的有效辅助手段，由此可以切实推动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系统发生质变，产生新的有序结构，从而向良性互动形式下的高度协同状态演化。
4.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不规则变动，以及科技产出水平的大幅波动，严重扰乱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有序发展进程，使协同进化趋缓，甚至中断；但针对诸如此类的障碍性因素需要一分为二地辩证对待，不可不加分辨、“一刀切”式地盲目消除。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例，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不断缩小其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必然选择，盲目限制、约束这一趋势只会使得差距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潜力无法合理释放，因此更需关注的是投资主体、投资方式以及区域、产业选择的预见性与主动性，以期能够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现状、未来发展趋向形成良好匹配，最终实现相互支撑、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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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obstaclesaffectingtheSynergisticDevelopmentBetweenoverseasDirectinvestmentandDomesticindustrialUpgrading
YuShihai1LingD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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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股权参与；工业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9-0022-06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就业是我国的政策目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对我国就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学界对此作了大量研究。
从理论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就业创造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为东道国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就业人数。就业创造效应包括直接创造效应和间接创造效应。直接创造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弥补了东道国的资本缺口，作为资本要素按一定比例吸纳劳动力的情况；间接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东道国相关产业其他企业的发展，从而间接地增加就业的情况。其次是就业替代效应，指外商直接投资减少东道国的就业机会，降低就业人数的情况。就业替代效应主要指间接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挤出东道国资本、技术溢出等对东道国就业产生负向影响的情况。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最终影响不确定，取决于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实证上看，由于研究视角、方法等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一些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我国的就业：蔡叻、王德文(2004)在人力资本框架下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增加我国就业、促进培育劳动力市场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积极意义；王燕飞、曾国平(2006)研究发现外商投资促进了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但对第三产业的就业影响不足；SuneKarlsson(2009)等利用我国企业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增长具有正向的直接效应，而且其可能通过技术溢出而对国内民营企业的就业产生正向的间接效应。而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减少了我国的就业：黄华民(2000)以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居民储蓄作为自变量表示资本形成的不同途径，以就业人数作为因变量回归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产生了负向效应，而对第二产业的就业则没有产生显著的效应。竺彩华、胡再勇(2007)利用联立方程组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产生了负向的效应。
我国工业企业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去向。本文根据我国工业企业的股权参与情况，将全部工业企业和工业企业的两大分类即政府所有工业企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作为分析对象，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模型，利用2000年至2007年我国各地区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外商对全部工业企业和政府所有工业企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
二、我国工业企业外商直接投资、就业的基本分析
2000年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在股权参与、企业效率、吸纳就业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从全部工业企业来看，我国工业企业迅速发展，2007年实际产值比2000年增长了三倍多；外商资本在实收资本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从2000年的20.29％上升到27.26％，吸纳的就业人数除2001年和2002年略有下降外，从2000年的5559.36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7875.21万人。
其次，从政府所有工业企业来看，其实际产值增长较快，但在全部工业企业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47.34％下降至2007年的29.54％；外商资本在实收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较低，而且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5.94％降至2007年的4.57％；政府所有工业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也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全部工业企业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2000年的53.88％降至2007年的22.13％，这主要是政府所有工业企业近年来裁减大量冗余人员、提高效率的结果。
最后，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地位明显上升，其实际产值在8年期间增长了四倍多，在全部工业企业实际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上升，从2000年的27.39％升至2007年的31.50％；实收资本中外商资本所占的比例明显提高，从2000年的67.68％增至2007年的75.22％；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大幅增加，从2000年的852.96万人大幅增加到2008年的2353.04万人，在全部工业企业就业人数中的比例提高了近15个百分点。这说明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在接纳政府所有企业裁减的冗余人员及农业部门转出的剩余劳动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外商对我国工业企业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以下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模型，分析外商对我国工业企业直接投资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效应。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借助eviews6.0软件，用CrossSectionSUR方法对上述变截矩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其结果如表2所示。
在模型估计时以数据序列替代数据序列。
(一)估计结果基本分析
表2显示，模型中除ri以外解释变量的系数至少在10％的置信区间内是显著的，拟合优度较高，调整R2均在0.8以上，而且各方程三个分组的估计均在1％的置信区间内通过回归显著性F检验和固定效应F检验。
本文的模拟结果中，Lnwt和rt的系数符号和理论预期不同。首先是rt的系数符号。rt表示实际利率，反映资本成本。从理论上看，资本成本和投资应具有负向关系，而实证结果显示，全部工业企业和政府所有工业企业的rt对国内投资不具有统计意义的影响，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rt则对国内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其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我国信用评级机制不健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及利率水平受非市场因素影响显著，并非完全由项目的发展前景、企业的信用等级等决定，而政府在其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流向大型项目、形象项目的贷款，大多离不开政府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企业的投资有很大的盲目性，存在跟风投资的现象，重复投资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利率在调整国内投资上的无效性。
其次是Lnwt的系数符号。从理论上看，在劳动
要素供给冗余，工资外生于劳动供给，且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y小于1的约束条件下，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目标来决定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当工资水平提高时，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则其可以资本来替代部分劳动，因此，工资应该具有负向的就业效应。而实证结果则显示，全部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工资具有正向的就业效应，政府所有工业企业的工资具有负向的就业效应。笔者认为，全部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工资具有正的就业效应，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国工业企业发展迅速，对劳动力存在刚性需求；而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市场不成熟、户籍制度等因素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另外，各地方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外生推动了工资水平的上涨。而政府所有工业企业的工资具有较高的负向就业效应，主要是由于我国政府所有企业大多具有一定垄断性，利润率较高，员工的工资也较高，但同时企业又必须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严格控制人员编制而导致的，并非企业自主在利润最大化目标导向下，根据市场工资水平调整就业的结果。
综上分析，模型通过主要统计检验，虽然出现部分变量的系数符号和理论预期不同的情况，但符合我国经济实际情况，因此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以下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分析外商对我国工业企业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外商对我国工业企业的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直接就业效应。从全部工业企业和政府工业企业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大幅度小于国内投资的就业效应。全部工业企业的外商资本每增加1％，就业将增加0.046％，而国内投资每增加1％，就业将增加0.58％；政府所有工业企业的外商资本每增加1％，就业将增加0.014％，而国内投资每增加1％，就业将增加0.380％。这和王剑、张会清(2005)用我国全国时间序列做出的结果一致。从外商工业企业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大幅度高于国内投资的就业效应。外商投资工业的外商资本每增加1％，就业将增加0.696％，而国内投资每增加1％，就业将增加0.024％。
比较三组工业企业投资的就业效应可以看出，政府所有工业企业投资，不论是外商投资还是国内投资，其就业效应明显低于全部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投资的就业效应。其可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体制转换和结构转型，基本上退出一些较为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而集中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战略性产业，同时引进先进技术，裁减冗余人员，提高效率。
2，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首先，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拉动效应，从而间接影响就业。从全部工业企业的估计结果来看，全部工业企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而从两个分组的估计结果来看，政府所有工业企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具有拉动效应，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则对国内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这说明我国不断开放外商投资领域，外商对非政府所有工业企业的股权参与具有较高的自由度，而且对本国投资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但仍有一些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又大多由政府所有企业垄断，并设定严格的条件限制外商对这些企业的股权参与，使得外商对政府所有企业的股权参与不但没有挤出国内投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国内投资。
其次，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影响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间接影响工业企业所吸纳的就业。实证结果显示，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对就业有明显的负向效应，全部工业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就业的负向影响最大，其次是政府所有工业企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就业的影响最小。
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股权参与工业企业的技术效应有所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对全部工业企业、政府所有工业企业产生明显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且对政府所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对全部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对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则不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其可能的原因是，本文用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侧度指标，衡量一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全部工业企业和政府所有工业企业、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于全部工业企业而言，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市场竞争和示范效应对其产生了技术溢出，整体上提高了工业企业的效率；对于政府所有工业企业而言，其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示范效应、提高企业效率的同时，由于所处的行业或提供的产品具有一定垄断性，外商投资企业不能通过市场竞争窃取市场份额(BrianJ.aitken＆anne.Harrison，1999)来挤出政府所有工业企业。而对于外商投资工业企业而言，其技术和管理水平一般都较为先进，而且相互之间产品的替代性较高，同一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企业尤其是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之间过度竞争，反而降低了企业效率。
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方面，从全部工业企业来看，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对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间接对就业产生了负向影响；从两个不同分组来看，外商对政府所有工业企业的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具有拉动效应，从而对就业产生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不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对就业不产生显著的影响。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模型，利用我国全部工业企业、政府所有工业企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外商对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直接投资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效应，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及启示：
第一，外商对我国工业企业的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直接就业效应，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外商资本的直接就业效应最为明显；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高于全部工业企业，其在全部工业企业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也迅速上升(参照表1)。外商投资工业一般有实力雄厚的母公司作为后盾，工资水平较高，管理模式较为先进，可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整合资源，发展较快，其在吸纳新增就业的同时，必然J吸引部分非外商投资企业高素质的人才向外商投资企业流动，造成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人才流失，这将使我国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影响其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篇7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投资理论比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简称FDi，是指企业以跨国经营的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资本转移。“走出去”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现在中国已是国际投资市场中的重要角色。但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正因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了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在借鉴西方比较成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构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一）国际产业级差与产业梯度转移
当前，在知识经济的大潮席卷全球背景下，发达国家正处于由一般技术密集型向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而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其工业部门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其他一些更为落后的国家，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社会仍处于传统经济阶段。
一个由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到半工业化国家最后到落后国家的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已经形成，国际产业转移作为国家间经济联系的主要纽带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大作用。
（二）对外直接投资是新战略
国外主流对外投资理论大都是以跨国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出发点的。这些理论都是以一定的优势为前提的。但是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半工业化国家而言，这些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一味照搬只怕永远也无法摆脱目前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立足我国的实际条件，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主动获取现国外先进技术并促进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我国应该按照以下两个目标，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1、产业提升目标论
我国应该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科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从资金利用方面来说，只有扩大技术和市场开发深度，才能有效利用外汇资源，才能改正国内产业结构不平衡问题。我们应加大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并带动本币资金和其它要素的投入。
2、有限优势利用论
国家产业结构优化有两个方面：第一，开辟新兴产业；第二，改造或淘汰落后产业。
我国要大力发展对贫穷落后国家的投资。而且要立足于我们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为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留出资源，扶持我们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
二、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意义
（一）对国际收支的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本国的出口贸易增加，对本国国际收支产成有利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对收支的波动进行调节。因此，进一步鼓励国内企业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减轻高额外汇储备的风险，缓解我国经常性项目账户中的逆差，从而达到国际收支平衡。
（二）促进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很大，当前形势下外国资本华独资经营增加，我们过去的以市场换技术方式难以实行。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技术向本国内转移，纷纷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将技术带回国内进行消化吸收。我国的一些企业例如华为、联想到海外市场投资并不是为了获得产品上的优势，而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一方面提高了自身的研发水平，学习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将这些技术带回了国内，达到了与时俱进的目的。因此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就业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具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一方面因对外直接投资而使本国企业的部分国内生产活动停止，导致的国内就业机会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建立海外公司而带来了额外的就业机会。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人才结构，很多高科技人才流入国外的现状下，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对于防止人才外流和对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上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四）对外直接投资加强南北合作，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跨国公司,有利于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使得中国在国际活动中的作用加强。这对于加强南北合作,提高我国的国际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五）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企业跨国投资就必须改革不适应国际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与国际相接轨,这给国内企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同时也给于国人很多管理方面的经验，对于促进国内企业中的改革，建设并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取得国内短缺资源。
我国尽管地大物博,但石油，铁矿是我国急需却短缺的资源,我国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在被投资国获取原材料来源,对于解决目前资源不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七）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的优化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逐步下降，第二产业趋向稳定，第三产业迅速上升是当今全球的共同趋势，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缩小国内相对劣势的产业的规模，给国内新兴产业让出资源，使我国的产业结构更为完善。
三、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建立一个完善的对外投资理论体系势在必行，关键在于将国外现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既不因循守旧也不盲目创新。中国扩大对外投资具有很大的意义，一些国内的优秀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带动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特别鼓励这些企业的对外投资。政府也应该要尽快建立和健全对外投资制度保障，放宽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完善对外投资部门的管理，同时还要积极鼓励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在资金上对其提供支持，让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让没有条件的企业安心在国内发展。这对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提高就业，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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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篇8
关键词：东道国经济；制度因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11009908
一、引言
自推行“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0784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强劲势头，达到11600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分别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3位和第11位。其中，亚洲地区仍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截止2013年末，中国在亚洲地区投资存量为44741亿美元，占总量的677%，在亚洲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占总境外企业数的556%，且境外企业覆盖率为各州之最，达到97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亚洲地区分布如此聚集，值得学者们重视。
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策略，决定了企业投资的成败。而企业国际化则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主要通过区域扩张来实现，并且大多数跨国公司只开展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商业活动。中国企业因为缺乏国际竞争力，所以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地将主要集中于某一区域。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的广泛性和集聚性分布与上述研究结果相类似。因此，将亚洲地区作为对象进行研究，解释次区域内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多集中于投资趋势和动力[4-5]、投资决定因素和动机[6-7]以及投资方式的决策[8-9]等几个方面。鲜有文献从制度视角阐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原因。已有文献表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不同特征。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需要进行延伸和拓展以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现象。相对于从经济视角解释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资源攫取理论等），从制度视角研究新兴经济体企业制定海外经营策略的做法更为有效。
国内外关于FDi区位选择的文献均承认制度因素的重要性，但其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如Buckley等认为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而这些投资不属于风险规避型投资。Kolstad和wiig[10]发现东道国制度与中国资源寻求型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该结论与蒋冠宏和蒋殿春的研究结果刚好相反。陈岩等、宗方宇等指出，经济自由度较高、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更容易吸引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岳咬兴和范涛[13]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愿意投资于与自身制度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
本文选取中国1995―2013年对亚洲21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存量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含传统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的理论框架，揭示了各种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多重影响。通过进一步对样本分类和时期划分，研究了不同经济群体和不同时期，制度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式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
Dunning和Lundan[14]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全面阐释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Dunning和Lundan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由东道国特有属性决定，在特定地理位置条件下的商业环境决定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而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则由企业特有属性决定，跨国公司通过提高自身内部化优势以开发和利用区位优势，符合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重视经济效率驱动作用。投资动机的不同使得投资地点呈现区位组合差异化。主流理论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存在四种动机：寻求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效率和寻求战略资产[14]。这种投资动机的划分在研究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也得到了印证[11]-[13]。但是，使用经济因素并不能全面解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因为企业要在竞争性和挑战性较强的国外市场求得生存和发展还需要获得制度合理性。因此，跨国公司需要通过将自身优势与周身环境同构来提高进入的合理性，即重视制度因素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最新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作用重大[15]。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完全成熟的市场化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化制度不完善，使得这些国家企业不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化机制开展活动，从而表现出明显的政府干预行为[16]。以中国为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最大的投资主体和盈利比例最高的投资主体高度重合，政府对企业的主导作用已被认为是中国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显著特点。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态度已从严格管制转变为积极支持。国家制度为中国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促进了这些企业加速国际化进程，为其追赶并超越发达国家企业提供条件[17]。由此可见，中国独特的制度因素对加快企业对外投资速度提供了解释。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因素与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决策密切相关。
本文以上述理论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根据Scott分类，企业外部制度包括规制性制度、规范性制度和认知性制度。规制性制度包括法律和法规以及其他政治和社会形态[18]。north认为规制性制度提供了东道国的游戏规则和公司间相互作用的结构；规范性制度通过规范性和义务性价值和准则制约社会行为，通常带有社会和文化特征；认知性制度则解释了为什么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扩张中均使用类似的海外投资模式[18]。本文试图从这三个层面出发，全面探索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
三、理论假设
（一）传统经济因素
1寻求市场型
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的重要因素。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7-11-13]。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投资者通过在当地生产实现成本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此外，东道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会增加国内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鼓励更多外国资本流入国内。从一些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结果看，寻求市场是中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重要动力之一[11-13]。一方面，国内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增强，为了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需要企业开拓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为了规避发达国家设置贸易壁垒，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扩大品牌知名度，也会积极寻求国外市场。因此，中国企业市场寻求型投资首要考虑的就是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发展及市场开放程度。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如果东道国的市场更容易适应全球生产贸易模式，那么该国对外国投资者也就更具吸引力，而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通常被认为是服务于发达国家市场的跳板。此时，东道国的出口能力成为吸引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市场开放度则反映了东道国的竞争力和出口导向，也是反映企业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的重要变量。
假设1a：中国对亚洲市场寻求型投资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
假设1b：中国对亚洲市场寻求型投资倾向于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
假设1c：中国对亚洲市场寻求型投资倾向于市场开放度较高的国家。
2寻求资源型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对资源禀赋需求日趋上升，获得可持续利用的稀缺资源是经济稳定增长的战略保障。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加大对非洲和拉美洲的资源型资产投资，与该地区丰富的资源储藏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国资源型投资的行为主体为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拥有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在国际市场中抵御风险能力较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规避意识逐渐提高，获取利润最大化和股东权益最大化成为更多国有企业首要实现的目标。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可能会加大对资源型资产投资，增强对东道国制度风险的忍受力；另一方面，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国有企业会更加重视规避东道国制度风险。
假设2：中国对亚洲资源寻求型投资倾向于资源富足的国家。
3寻求效率型
中国国内市场提供了充足的低劳动力成本、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在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密集型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有文献表明，追求高效率的生产模式并非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寻求效率型投资主要处理的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选择问题，而本文立足解释如何在国外市场选择投资地点。Sethi等[19]认为，拥有低劳动力成本的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流入。因此，这些国外市场要素禀赋的差异将对中国资本流出产生影响。亚洲地区是发展中国家集聚地，大部分国家都积极开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以东盟新四国为例，由于经济发展处于爬坡期，这些国家一方面通过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模仿和学习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承接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经济发展，增强自身经济实力。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低，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是效率寻求型投资理想的地区。
假设3：中国对亚洲效率寻求型投资倾向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
4寻求战略资产型
弥补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时在专利技术、管理技巧、产品品牌和销售网络方面的劣势是促使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这种寻求战略资产型投资根本原因是全球竞争战略的需要。依靠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可以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获得战略资产以弥补其竞争劣势。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除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外，中国技术水平的总体指标均高于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年末，中国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存量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该行业不仅集中于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地区，也集中于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伊朗、柬埔寨和老挝等发展中经济体。因此，中国寻求战略资产型投资在亚洲地区动机尚不明确。
假设4：中国对亚洲战略寻求型投资动机不确定。
（二）制度因素
1规制制度
制度环境的规制维度确立了构成保持社会稳定与秩序的游戏规制，企业行为受这些规制约束[18]。跨国公司在决定是否进入特定的国外市场时，首要考虑的是获得进入市场适应性的能力。从规制制度角度看，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是由规制制度通过约束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达到降低压制资本流动决定的，从而让跨国公司更容易遵守东道国的规制组成。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规制制度对外资流入呈现正向影响，为外资提供更为友好的制度措施，比如稳定的经济政策、完善的产权保护、宽松的所有权限制和廉洁的官僚体系，有利于吸引跨国公司进行投资。本文采用经济机制、政治法律机制和国际投资活动规则机制来衡量规制制度。部分文献认为母国良好的制度环境也是促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之一[16]。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造就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恰好印证了这一观点。尽管对外开放三十多年，国家一直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但中国经济发展仍受到诸多限制。中国与东道国在规制机制方面存在较多差异，意味着东道国规制制度对外资流入管制相对宽松。因此，中国企业更偏向投资于经济机制和投资活动规则机制与中国存在差异的经济体。而考虑到政治法律机制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可能会出现相反情况。Voss等[17]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东道国追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时会趋向于忽略政治风险。此外，由于能够获得东道国制度上的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在面对风险高、收益大的机会时，会主动出击，表现出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的态度。母国政治制度特性可能会成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一种所有权优势。
假设5a：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倾向于与中国经济机制差异较大的国家。
假设5b：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倾向于与中国政治法律机制差异较小的国家。
假设5c：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倾向于与中国国际投资活动规则机制差异较大的国家。
2规范制度
制度的规范维度强调社会价值和社会规范的稳定作用，这种作用限制了人际之间和企业之间的行为。跨国公司在国外运营需要建立社会规范性，因为相比于竞争对手，跨国公司更容易受当地利益集团的冲击或面临更多成见和双重标准。事实上，建立社会的规范合法性比建立规制合法性更为困难。规范性强调深层的道德基础，它比规制机制更容易被内部化。文化距离被认为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得规范合法性的主要障碍，也是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差距越大，跨国公司越难在东道国获得规范合法性。因此，跨国公司更倾向在文化与母国相近的国家进行投资，即中国企业更可能对文化差异较小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假设6：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倾向于与中国文化差距较小的国家。
3认知制度
根据认知制度理论，如果某种特定行为被许多机构高度重复，那么这种行为将被常规化为一种行为模式和认知结构。虽然模仿行为模式并不能保证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它能帮助企业获得认知合法性。就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而言，实证文献显示出一种从众效应，它源于模仿企业领导层的决策方式[19]。东道国和母国公司之间的交易频率通过两国经贸关系的亲密程度反映出来，这种关系体现为两国双边贸易量。双边交易量越大，表示母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的商业交易频率越高。这种贸易交易的重复性模式能够被常规化和客观化，企业可以将通过模仿这种贸易关系表现出的商业交易模式运用到国际投资领域，特别是对于出口贸易平台型投资尤为适用。由贸易关系促成的频繁商业交易能够通过外部溢出机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如果母国企业和东道国企业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关系，那么母国贸易企业的良好声誉将溢出到投资企业，有利于对外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
假设7：中国对亚洲地区投资倾向于与中国商业交易紧密度较高的国家。
四、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文将中国对亚洲主要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作为研究的因变量。主要因为投资存量是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更为准确的工具。其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6―2003年）》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告（2003―2013年）》。东道国市场规模用人均GDp解释；东道国市场潜力用GDp增长率解释；市场开放度被作为测度出口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的指标，由东道国出口额占对外贸易总额比率衡量；资源禀赋作为跨国公司获取资源型投资的动机，由东道国矿石金属出口额与贸易出口额的比率衡量，上述四个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单位劳动力成本解释了跨国公司寻求效率投资的动机，由东道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来衡量，该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两个数据库LaBoRSta和iLoStat。东道国专利申请数解释了跨国公司寻求技术和管理技巧等战略资产投资的动机，数据取自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数据库。
经济自由度代表了规制制度中的经济规制机制。传统基金会提出，经济自由度指数由10个指标组成，分别是商业自由度、贸易自由度、财政自由度、政府规模、货币自由度、投资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财产所有权、廉洁度和劳工自由度。笔者认为中国与东道国经济规制的不同影响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因此，这里采用10个指标的平均数据来衡量中国与东道国间经济规制的差异，数据来源于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标（2013年）》。政治影响代表了规制制度中政治法律规制机制，这里采用世界治理指标中“法治情况”（RuleofLaw）进行测度[13]。国际投资活动规则机制作为直接规范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制度的变量，衡量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的难易程度，该变量也是由中国与东道国投资活动机制的差异决定的，数据来源于《世界竞争力年鉴（1995―2013年）》。文化差距衡量了规范制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文化差距的测度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以往文献当中普遍使用的方法进行测算。根据Hofstede[20]提出文化维度概念（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女性化），列出文化距离计算公式CDj=∑iij-iic2/Vi/4，其中，CDj指东道国j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距离，iij表示东道国j第i个文化维度指标值，iic表示中国第i个文化维度指标值，Vi表示第i个文化维度指标值的方差。该数据来源于theHofstedeCentre。中国与东道国间双边贸易量衡量了认知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从制度角度看，双边贸易量的大小表明母国公司与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交易的密切程度。如果某贸易目的地在很长时期内高度重复以至于被制度化，那么将贸易目的地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相重合，就成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模仿方式的合理方法。因此，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交易量将作为两国商业交易紧密度的替代变量，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最后，本文将通货膨胀率作为控制变量，以检验主要变量间的相互影响。通货膨胀对各经济体经营活动会带来较高风险，可以预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通货膨胀呈负相关关系。该数据来自于《世界发展指标》。
（二）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lnoFDii，t=β0+β1lnGDppi，t+β2GDpGi，t+β3openi，t+β4ReSoURCei，t+β5lnCoSti，t+β6lnpatenti，t+β7eConomiCFReei，t+β8poLitiCi，t+β9FDiRULei，t+β10CULtURei，t+β11lntRaDei，t+β12inFLationi，t+εi，t
其中，i=1，2，3，…，i（i代表东道国），t=1995，1996，…，2013（t代表年份）。
五、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在回归分析前，首先，本文检验了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结果显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其次，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最终确定以随机效应模型作为基准模型。最后，本文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发达经济体（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和发展中经济体（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并将全样本时期划分为1995―2000年和2001―2013年。主要考察不同经济群体和不同时间段是否对中国投资亚洲地区的区位因素有影响。选择2001年作为分界点是因为这一年既是中国官方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起始年，又是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的元年。
（一）全样本检验
由表1可知，东道国专利申请数与中国对亚洲投资区位选择正相关，但系数较小且不显著，说明中国对亚洲地区战略资产型投资动机不明显。全样本回归结果对传统经济变量提出的假设支持有限。在被检验的经济变量中，只有单位劳动力成本具有显著性，这一结果与假设3一致，即亚洲东道国的高劳动力成本对吸引中国资本流入构成阻碍。考虑到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相对较多，得到这一结果并不奇怪，它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关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实证结果还表明，制度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五个制度变量中的三个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中，经济自由度和政治影响具有显著影响力。经济自由度这一变量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实了假设5a。该结果表明，中国趋向于选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道国进行投资，投资企业更容易遵守东道国的经济规制。政治影响系数也具有显著性，且呈现负向效应，从而证实了假设5b，即中国与东道国间政治法律规制差别越小，东道国对中国企业在此投资的吸引力越大。《世界竞争力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与东道国相比，中国的政治影响指数得分相对较低，这意味着中国在政治和法律层面的规制机制具有强大的压制性和控制性。这一估计结果认为，中国企业偏好投资于风险较高的国家。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竞争时发现，在相似的政治环境中，中国企业更容易获得东道国制度适应性，这些企业将母国的政治特征内部化为企业独特优势，为它们提供适应相似制度环境的经验，该制度环境的特征表现为调整性和政府干预。有关规制制度一个有趣的研究结果是经济自由度和政治影响两个变量呈现出相反的影响，说明中国跨国公司对于那些经济自由度高而政治压制性和风险性也高的东道国颇感兴趣。假设6得到实证检验的部分证实，即两国文化差距越小，越有利于中国开展海外活动。遗憾的是，文化差距系数显著性较弱。可能的解释是，亚洲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由来已久。一方面，华人在亚洲地区人数众多，分布较广，华人网络被视为是中国与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具有地缘优势的亚洲各国更不例外，它们逐渐认知并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又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条件。这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融合趋势，使文化距离边界效应逐渐递减，以致于不能被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19]。
（二）不同经济体检验
由表1可知，两个经济群体的实证研究结果与全样本研究结果大相径庭，子样本各自的结果也不相同，特别是对制度变量的检验结果，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对两个经济群体投资时区位影响因素不同。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两个经济变量（市场开放度和单位劳动力成本）和两个制度变量（经济自由度和经贸紧密度）具有显著性，且表现与预期一致。市场开放度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强劲的出口导向促进了中国向亚洲发达经济体投资。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道国市场规模不显著的原因。中国在亚洲发达经济体投资建厂，将生产产品转口到其他国家，即中国企业对亚洲发达经济体投资的目的在于服务更广阔的市场，与东道国国内市场规模关系较小。单位劳动力成本的负向影响与全样本分析结果一致，意味着亚洲发达经济体的高劳动力成本阻碍了中国资本的流入。与全样本检验结果相同，经济自由度系数显著为正，反映了中国企业偏好投资于市场导向强的地区。经贸关系紧密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双方经贸关系紧密度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进入具有正面影响。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传统经济变量中的市场开放度和资源禀赋均在5%水平下具有显著性。这表明中国市场寻求型投资被亚洲发展中东道国的出口导向所促进。与全样本和发达经济体检验结果不同，资源禀赋系数具有很高的显著性，且为正值，说明中国投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属于寻求资源型。就制度变量而言，经济规制制度具有显著性，但不同于全样本和发达经济体的研究结果，该变量呈负值，说明与中国经济规制机制差别越小，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企业投资越具吸引力。文化距离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于与中国文化差距较大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究其原因有两点：首先，从企业层面看，受经济、政治及文化背景影响，各国跨国公司存在明显异质性特点，跨国公司在文化差距较大的东道国生产经营时，可以获得由这种差距带来产品差异化的好处，避免生产的产品与东道国产品直接竞争，有助于打开东道国市场。其次，从员工层面看，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一起工作时，文化碰撞可以激发员工创造性思维，有利于新产品的研发。同时，通过雇佣东道国员工可以降低跨国公司文化整合风险，节约投资成本。认知制度在这里具有正向显著性，与全样本和发达经济体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三）不同时期段检验
不同时期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影响因素具有动态性。1995―2000年间，国际投资活动限制度系数为正，且具有显著影响。说明中国与东道国在投资活动限制方面差异越大，越能够吸引中国资本流入。考虑到中国此时对外国所有权的管制十分严格，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偏好向投资活动规制友好型国家进行投资的行为。2001―2013年间，传统经济因素，如GDp增长率、市场开放度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系数均具有显著性。GDp增长率系数在所有的回归结果中首次表现出正向显著性，意味着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衰退之后，亚洲经济最终回到正常轨道上，重新成为吸引外资流入的重要场所。市场开放度系数显著为正，这与发达经济群体情况相似。单位劳动力成本系数显著为负，这与全样本检验结果相似。该结果显示，这一时期中国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利益驱动意识和成本节约意识更强。对于制度变量来说，国际投资活动限制度系数从1995―2000年的正向效应转变为2001―2013年的负向效应，解释了中国跨国公司逐渐趋向于选择与其国际投资机制差异较小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该结果也反映出自2001年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国之后，对国际投资活动的态度逐步向市场化和开放化转变。
六、结论及建议
本文采用1995―2013年中国对亚洲主要国家直接投资数据，通过考察传统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解释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全样本回归结果和次级样本回归结果表明，相比传统经济因素而言，制度因素在影响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有经济因素的影响方向在全样本和次级样本分析中均具有稳定性。相反，制度变量的影响方向有所改变。在各次级样本中，同样的制度因素对中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具有不同影响方向，即制度变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呈现显著的动态性，且从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群体回归结果看出，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不同模式。
对中国跨国公司管理者来说，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首先，要考虑东道国的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中国资源寻求型或市场寻求型投资想要得以实现，应着重注意东道国制度因素在企业投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其次，文中有关经济自由度和政治影响两变量呈反向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出母国制度特性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应瞄准与母国政治经济体制差异不大的地区。最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海外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时，能够将其在本国政治约束环境下的经营劣势转化为优势。这种压制环境下的适应性经验和技能使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处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可能面临的政治障碍和制度障碍。此外，中国目前参与的世界主要经济合作组织大都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发展中国家应该形成自己为主导的多边或双边的经济合作体系。中国在保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要积极拓展合作伙伴，加强与发达国家间的经贸往来，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南南型”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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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篇9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不平衡，区位因素
abstract:FDihasbeendevelopinginahighspeedinChinasinceChina’sopeningtotheworld.Sofar,inFDiinwardstock,Chinaisthenumberoneindevelopingcountries,andonlynexttotheUSaintheworld.ButbecauseofChina’sunevenopeningpolicyandotherenvironmentalfactors,FDiinChinaappearsobviouslyregionaldifferences.thisarticlewillexplainthereasonwhyFDiinChinaisregionallopsidedinqualitativeandquantitativeanalysis.For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inordertoincreaseitsratioofFDiinflow,themostimportantthingistoimprovetheinvestmentenvironment.SomepolicysuggestionswillbegivenforcentralandwestregiononhowtoattractFDiinthelastpartofthisarticle.
Keywords:FDi,Regionimbalance,Locationfactors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商首先选择要投资的国家，然后再具体确定国内建厂地区和厂址。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别选择；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区位选择。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后者，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时的区位选择。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近期,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邓宁(Dunning)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区位理论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具体表现为：东道国市场的地理分布状况、生产要素的成本及质量、运输成本、基础设施、政府干预范围与程度、各国的金融制度、国内外市场的差异程度，以及由于历史、文化、风俗偏好、商业惯例而形成的心理距离等。企业从事国际生产必然要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它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化生产的区位选择。
（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
1.东道国生产因素
要素成本永远是投资者首要考虑的因素，只有获得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才能使企业在没有技术改进或突破的情况下扩大利润回报。无论是采取公司调查还是经济计量的方法，外商投资区位研究都十分强调成本因素的重要性。我国的广东、江苏、山东、辽宁、上海、福建、浙江等省区经济结构相对高级、资本效率较高，投资的回报率高，对FDi的吸引力大。而西部地区的省区技术水平低，劳动效率不高，导致投资回报相对较低，因而投资的风险大。
2.东道国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包括市场的潜力及其大小。近年来兴起的外商投资区位研究十分强调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其增长潜力对外商投资区位的影响。接近市场意味着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及相关的市场搜寻成本，招聘到合适的熟练工人和运营管理人员，听取和反馈消费者的意见。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外商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吸引力。在中国，接近市场的程度也部分解释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城际差异。
3.东道国环境因素
东道国环境因素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硬环境因素主要是集聚经济的程度，软环境因素主要是指政策法规。各项实证研究表明，集聚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投资往往比较看重政府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自改革开放至90年代中期，外资优惠政策一直向东部倾斜，而且在东部地区率先建立了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等，所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4.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之外，地理区位条件、社会文化差异性等诸多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在对外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级阶段，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和高额的信息成本，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比较看重地理区位和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现状与区域分布
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看，自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1979年前，我国几乎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
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将整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1年、1992-2000年、2001年至今。
1979-1991年为起步阶段，这时候的投资区域大都集中于广东、福建两省及沿海城市。1992-2000年进入成长阶段，投资区域分布开始由沿海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辐射。从2001年开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进入了稳固回升阶段。2001年起，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投资明显增加。200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入世对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跨国公司。目前，中国已经是许多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而且也正在成为一些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入世后，由于金融、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开放，中国也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管理营业中心。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域特征
中国的外商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集中在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这种集中化趋势在进一步加强。目前，外资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只有3.08%。
（三）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分布的新趋势
1.外资仍然在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
加入wto后，尽管外商在华投资出现了由东部沿海向中部某些地区转移的趋势，但主要是由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到长江流域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但总量规模小，而且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尽管近年来国家采取多方面措施鼓励外商投向西部地区。
2.在沿海地区内部，长江三角洲的地位日益重要
在沿海地区，加入wto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出现新一轮的“北上”或“北扩”趋势，即由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向以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为核心的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由此带来了沿海地区外商投资的较快增长。在环渤海湾地区，除北京和天津外，其他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这表明外商在华投资区位的选择正在逐步发生转移，长江三角洲地区正日益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域上的差异，是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邓宁曾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四类：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以及投资气候，本文根据第一部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把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选择因素分为成本因素、政策法规因素、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因素。
（一）成本因素
1.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工资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
2.交易成本
由于外商对东道国的政策法规及市场等因素不熟悉，外商直接投资会诱发许多交易成本，而这种交易成本在东道国内部空间差异明显。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核心区、外资集中区、边界地区以及开放地区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开放有限，经济发展水平空间不平衡，信息传输渠道少，因此，交易成本是重要的外商投资区位决定因素。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3.信息成本
相对于当地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由于缺乏对当地经济和商业环境的知识，从而涉及较高的信息成本。因此，外商的区位选择应该是信息成本的理性反映。在中国，信息成本较低的几类地区主要是：地区经济中心、沿海地区、已经建立大量“三资”企业的区位以及外商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区位。
（二）政策法规因素
政策环境的变化对于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允许程度和开放时序是不同的，中央政府的渐进性开放政策深刻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及与其相关的外向型经济的地区差异格局，领先得到这种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制度上的优势，对其潜在区位优势的发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国政府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已经明确了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包带的划分，并针对处于不同地带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截至目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在地区间的差异格局仍然与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基本上相一致，各地带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表现的时间序列上均体现了一种发展政策的差别。
（三）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是东道国吸收FDi的最为重要的区位因素之一，市场导向型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开发利用当地市场。这种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通常需要考虑尽量接近市场，因为接近市场一方面可以减少交通运输成本，减少寻找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得到市场反馈信息，从而及时改变经营策略，生产更适合当地市场需要的产品。
1.市场规模与市场增长潜力
投资于一个大的市场将有机会获得范围经济，从而降低边际生产成本。中国市场具有开发程度低和潜力大的特点，在未来能够产生巨大的需求。据统计，中国市场上的消费品种类仅仅是美国市场的1/3左右，而且竞争有限，外商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市场。并且这种市场进入成本低，投资回收期短。
2.对外开放水平
与市场有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对外开放水平，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增强该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中国20年来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由于市场结构和政策倾斜，中国的不同地区在开放程度上有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市场发育水平
我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与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相对应，中国也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在空间上就出现了不平衡发展。在转型经济中，外商偏向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以便他们能够减少外部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四）集聚经济因素
聚集经济效应通常是指由于一些特定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而产生的正面外部经济效益。集聚经济的存在也意味着节约成本，既包括传统成本的节约，也意味着交易和信息成本的节约。集聚经济的存在可以增强区域的外资吸引力，它与基础设施质量、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力市场以及知识外溢等有关。
1.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2.专业化供应商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3.劳动力市场
厂商的集中能为拥有高度专业化技术的工人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拥有高度熟练的劳动力的地区比其他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更有优势。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纷纷“孔雀东南飞”，造成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从数量还是从质量都优于中西部地区。
4.知识外溢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知识至少和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一样重要，尤其是在高度创新的行业中，知识的作用更加明显。当一种行业集中分布在一个较小的区域时，知识的非正式扩散经常非常有效。
四、在华FDi区位决定因素的数理实证分析
为了探讨中国吸引FDi的区位因素的演变过程，根据第二部分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阶段性分析，我们把1992年至今分为两个阶段：1992—2000年和2001年至今，并对两个时期分别建立了统计模型。
在区位解释因素上，由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纷繁复杂，我们仅选取了几个较具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被解释变量，各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上一年末外商投资水平（pFDi）、劳动力工资（waGe）、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aLe）、各地区公路长度（RoaD）、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重（FtR）六个因素为解释变量。由于政策变量不易度量，且其影响作用正在减弱，便不再引入分析。
有关模型的数据来源，对于前一个阶段，我们选择1994年和1995年的数据，共58个样本；第二个阶段采用2001及2002年的数据，共60个样本。以上各变量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各省市区的有关数据。
在研究方法上，鉴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变量之间不是线性关系，而采用自然对数则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外资的空间分布，我们对各变量取对数后进行了回归。
建立的模型如下:
LnFDi=C+a1LnFtR+a2LnpFDi+a3LnpGDp+a4LnwaGe+a5LnSaLe
+a6LnRoaD+a7LnLaB+ε
其中C是常数，ε是误差，ai是偏回归系数。
通过线性回归，我们发现，模型检验系数及调整后的R2，都在0.9以上，Dw值都接近于2，这表明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型的结果显示：在第一个时期，即90年代中期，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FDi,waGe,SaLe,FtR,RoaD,pGDp，其中pGDp的系数不显著。在第二个阶段，即加入wto前后，决定区位的各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GDp,waGe,pFDi,FtR,SaLe,RoaD。
回归结果证实了以下结论：
1．发生变化最大的是pGDp，在两个时期的偏回归系数由负变为正。在第一个时期，该变量的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在90年代中期，pGDp并不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但是在第二个时期，pGDp的回归结果非常显著，是各解释变量中影响FDi最大的因素，受资省区的pGDp每增加1%，外商直接投资将增加0.8%左右。这一结果说明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中，地区市场规模日益成为主要的因素。
2．pFDi在两个时期的作用都非常显著，表现为在两个时期的系数都较大，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有相对集中趋势，即新的外资企业倾向于选择外资企业多的地区。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吸引外资多主要缘于欧洲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率先进入。不过我们发现两个时期的系数值变化较大——90年代中期，pFDi每增加1%,FDi就会增加1.2%左右，而到了入世前后，pFDi每增加1%,FDi只增加0.7%左右，也就是说，pFDi对FDi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这与我国政府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尤其是近几年来，西部地区积极进行招商引资活动、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服务、给外资大量的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
3．在两个时间段里，waGe对FDi的影响都比较大，而且都为负值，即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且这种不利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剧，waGe每提高196，在两个时期的FDi分别下降0.4%左右和0.9%左右。
4．SaLe的作用比较显著，不过在两个时期没有大的变化，这说明SaLe作为市场规模变量，对FDi的解释作用比pGDp更有效，在两个时期，SaLe每增加196,FDi就会增长0.4%左右。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注重对中国国内市场的战略性进入。
5．FtR的作用也很明显，FtR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该地区的总进出口的比重，能间接说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该弹性系数由90年代中期的0.2左右上升到最近的0.4，说明其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得到不断加强。天津的FtR为0.8，居全国之首，而山西、内蒙、青海、新疆四个省区的FtR都在0.1以下。该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限制性条款越少，外商的投资积极性越高。在这一过程之中，政府政策仍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地要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和产品市场体系、疏通各种流通渠道、减少市场风险，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6．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影响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发现RoaD的系数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较大，由负数变为正数，而且在前一时期的统计结果不太显著，这说明在前一个时期交通联系尤其是公路交通联系并不是制约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而到了近几年，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作用已逐渐显现，完善各种基础设施是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向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决定因素。
统计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重视信息成本的减少和集聚经济的追求，原有外商投资水平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而市场规模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外商在华投资表现为空间上的自我累积效应，即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原来己经吸引了较多外商投资的区位，这是一种绝对的集中化趋势。在2001年以后，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发生了变化，现有外资水平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外资的空间自我累积效应已经开始减弱，外商直接投资战略开始转向对市场的开拓，转向长期的投资，市场规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市场发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也逐渐开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这说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正逐步走向成熟，外商对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更加有信心。
五、对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FDi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外资的政策建议
加快西部开发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的强烈共识，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发展前景，也为世界各国投资者，包括港澳台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目前，西部地区既存在发展的动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资来源和技术来源，又存在改革的动力不足，缺乏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因此，加快西部招商引资，必须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实行优先开放，建设开放型的经济，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发达国家开放和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对国有经济开放和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对物质、技术开放和对观念、思想开放。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
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国际经验表明，享有基本教育和拥有基本技能、文化的人力资源储备，符合私营部门需要的国民教育计划，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而调整的劳动大军的教育计划，会增强一国或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4.打造具有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
鉴于中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区内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特别是各省区中心城市与偏远的山区农村经济基础相差甚远，因此，本文认为，中西部地区利用FDi战略应采取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策略，即引进外资应着力在具有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以点带面，带动中西部地区走向繁荣。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虽然总体上落后于东部，但在区内已经产生了许多中心城市，其向心作用和扩散作用都是巨大的。因此本文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没有必要再沿用国家在区域发展上推行的板块式推移的梯度发展战略，而是通过多层次的发展极在不同点上带动经济增长。而且中西部地区的地域广阔，经济的内向型特征和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特征决定了中西部经济发展更适合采用这种战略。
目前，中西部地区共有国务院批准的各类对在开放城市36座，其中的中心开放城市如重庆、西安、武汉、成都、长沙、郑州等地，与其他地区相比经济基础雄厚且发展较快，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资本供给充足、自我累积能力较强、人力资源丰富、技术实力强，产业结构方面以机械、建材、纺织、食品为支柱产业。在未来的利用FDi的战略中，这些中心城市将是重要的发展支点和辐射点，并通过扩散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吸引外资和经济发展。在优化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结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继续加快这些开放城市吸引外资的步伐，提高引资质量，重点吸引技术和资金密集型项目，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引导外资流向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以主导产业和企业群为聚集点和辐射点，向其他产业或更深、更广的层次延伸，从而带动中西部地区全面繁荣。
（二）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前景展望
如前所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为了鼓励外商积极投向中西部地区，1999年以来，中央政府配合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己经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扩大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领域，拓宽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渠道，放宽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条件，制定并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
我们相信，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今后一段时间内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将会逐步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从长远发展来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将会逐步得到改善，外商在西部的投资规模将会出现较大的提高。但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跨世纪的长期发展战略，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近中期内，外商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将会首先集中在那些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地区，如西安、兰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可以预见，率先大规模进入西部的将主要是两类公司：一是以利用政府优惠政策为主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另一类是以占领和开拓西部市场，开发当地资源等为主要目标，注重长期发展的欧美国等跨国公司。因此，对各级政府来说，今后应着重鼓励第二种类型的公司“西进”，并在政策上给予相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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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篇10
一、国外文献
（一）针对某几个区位因素进行的研究
蓬塞（poncet，2007）指出，那些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Bits）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投资国的友善关系可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企业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制度在市场和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保护知识产权、执行合同、为提供物质和组织基础设施建设的集体活动提供便利（Dixit，2009）.制度决定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可行性和收益性（north，1991）。完善的制度能够为一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Rodrik，2008）。wasseem（2012）通过研究发现：国内制度功效的质量对资金流动具有正向作用；更好的制度功效质量使得国家的资本结构更加公平和远离负债；一个国家的组合投资对国家制度功能质量比FDi更加敏感。Daniele，Vittorio和Ugomarani（2008）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好坏会直接影响其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少，并在其研究中验证了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Jos印h和Randall（2008）针对中国做了研究，他们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FDi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投资母国相对国内投资而言，在中国的FDi受到的制度限制相对较少，制度上的影响对他们的投资影响相对薄弱。他认为制度质量相对较低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国外投资，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是分不开的。
二、国内文献
（一）整体上讨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杨大楷等（2003）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特点相结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重；不同类型企业根据其侧重点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区位；在国外进行研发的企业应注重寻求产业集群，利用集中的资源和能力取得更多的创新优势。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
江心英（2004）认为东道国的经济环境（environment）、体制（system）、政策（policies），即epS系统和跨国公司的行为特征是决定FDi区位选择的两个内生变量，然后重点阐述了基于这两个内生变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理论。范小军、杨舟（2006）则运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相关原理，建立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且讨论了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其结论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容量较小，优惠税率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可以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影响；如果市场足够大，即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是很完善、税率也没有十分优惠，这个国家或地区仍然可以吸引直接投资。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路径
国内学者提出对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先易后难”或者“先难后易”的决策，大多数是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角度区分难和易。具有代表性的有何志毅（2002），他比较研究了海尔集团的“先难后易”与iRB集团的“先易后难”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战略，分析了实施两种战略的企业其国际化战略的共同点，两种战略的优势、劣势和采用两种战略的一般原则。而邵祥林（2005）则主要探讨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目的、路径和模式。他依据对外投资目的将海外投资进行分类，借助两阶段寡头博弈模型，对不同类型的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指出以整合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为目的的海外投资企业更可能是以承担较大风险为代价来换取要素整合方面的提高；以扩展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企业应看重市场规模和同行业企业的发展水平、竞争能力。另外，他还指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应该选择产权安排方式（例如独立经营和合资经营）。同时，他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活动不具备绝对优势，因此，比较优势原则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决定自身的经营战略和方式中显得尤为重要。最后，王凤彬、杨阳（2010）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自然资源、市场和效率寻求型三种）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后者也称为“探索型oFDi”。他们以联想收购iBm、吉利收购澳大利亚DSi公司等案例为例，从顺梯度和逆梯度FDi的对比分析中归纳出、“差异化的同时并进”模式；并且文章指出中国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游”位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相比单一模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企业更应该“两条腿走路”“齐头并进”，在投资过程中兼收“探索型oFDi”与“利用型oFDi”的优势。
【参考文献】
[1]northD.C.institutions[J].Journalofeconomicpespectives（1991），5（1）：9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