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概念篇1
关键词：人力产权；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2-0154-06
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问题，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度成为理论研究热点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没有太降温的重大理论问题，甚至目前还有进一步升温的必要。因为随着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得到愈益彻底的贯彻，这一理论问题，实际上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构建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微观看，界定和维护广大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已成为深化国企改革，构建国企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从宏观看，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是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产权体系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一块重要基石。王海杰博士的《”劳动产权”概念辨析》［1］（下简称”辨析”），廓清了”劳动产权”概念上的一些模糊认识，认可了劳动力产权范畴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上前进了一步。不过，似乎并不彻底，值得研究的问题仍很多。仅就王海杰博士的”辨析”一文而言，特别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至少有这样三个：第一，劳动力产权概念是否严谨，能否替代劳动产权概念；第二，”劳动是产权的本质来源”［1］；第三，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应如何科学界定。拙作《国企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人力产权透析》［2］提出了人力产权范畴，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探讨。针对上述三个问题以及确立人力产权范畴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再作探讨，兼与王海杰博士商榷，故曰”再论”。
一、人力产权概念的提出和确立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必然性
（一）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劳动财产权概念对比分析：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概念具有现实必要性
王海杰博士对”劳动产权”概念四种观点的分析富有理论价值，但若把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劳动财产权概念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更加凸现这些概念对劳动者权能和权益实现问题概括的含混以及由此构成的理论研究障碍。
作为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的经济学范畴，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劳动财产权，不同学者或理论家各自赋予的内涵大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在李惠斌教授笔下，”劳动产权指的是以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实体的社会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3］（p21）曹天予教授则认为”作为宪法权利的劳动产权，指的主要就是劳动者根据其付出的劳动（即投入生产的人力资本）而享有的剩余索取权。”“人力资本产权是劳动产权的最主要表形式，因为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劳动是在生产中（即作为人力资本投资而）实现的。与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产权一样，劳动产权的核心是剩余索取权。”［4］（p31）显然，二者对劳动产权概念定义截然不同。前者指劳动财产权；后者指劳动者剩余索取权，基本上是王珏教授笔下的劳动力产权。王珏教授认为，”劳动力产权可以理解为：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劳动力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总和；是规范人们行使这些权利的一种规则；也是一定社会阶段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具有历史性。”［5］（p40）虽然王珏教授的劳动力产权概念的内涵比曹天予教授的劳动产权概念的内涵更丰富也有一定的本质差别，但二者与李惠斌教授的劳动产权内涵有共同的本质不同。由于三者在研究同一问题使用概念内涵上的不一致，理论说服力变弱是必然的。这构成提出人力产权概念以统一、梳理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等概念的现实表层原因。深层历史原因是劳动产权范畴产生300年来，洛克、斯密和马克思对劳动者依托劳动能力和劳动活动，形成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的不同理论概括。
（二）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等概念的深层历史原因：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对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的不同理论概括
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在十七世纪末出版的《政府论》中指出：”劳动创造了价值的增量部分，它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劳动者，因此使得个人的财产具有了合法性，因而称其为劳动产权”。亚当・斯密在洛克发表《政府论》约一百年后，对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作了进一步阐释，但内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自己拥有的劳动财产权是一切其他财产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财产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3］（p23－24）可见，在亚当・斯密那里，洛克的劳动产权概念内涵已由劳动财产权演变为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技巧的产权，即演变为劳动力产权。由于亚当・斯密进一步从劳动力在价值创造中的特殊作用，论证了劳动与财产的关系，比之洛克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亚当・斯密的劳动力产权理论存在两个错误。一是把劳动创造的价值误解为劳动力价值。对此，马克思曾在其”工资”理论中做了深刻剖析，指出”政治经济学称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存在于工人身体内，它不同于它的职能即劳动，正如机器不同于机器的功能一样。”［5］（p585）二是把劳动创造的财产的产权即劳动财产权误解为劳动力产权。在这一点上甚至还不如洛克。因为在洛克那里，劳动者是其创造的财富的所有者，而在亚当・斯密那里，劳动者的”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把劳动创造的财产的产权即劳动财产权等同于劳动力产权了。马克思在肯定亚当・斯密的”劳动财产权是一切其他财产权的主要基础”的天才观点的同时，扬弃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的缺憾或谬误，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马克思在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阐明了工人应该拥有自己人力产权的各种权利。马克思论证界定的劳动力价值理论用现代产权理论的术语说，就是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理论，即人力产权理论。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即资本家对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的剥夺过程，亦即劳动本质异化的过程。马克思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6］（p91）进而，马克思论证了劳动本质异化复归的道路，即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真正成为自己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的主人，实现向人的本质的”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复归。［7］（p120）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洛克的”劳动产权”范畴和斯密的劳动力产权范畴是不科学的，它没有充分说明劳动的本质，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扬弃了洛克的劳动产权理论和斯密的劳动力产权理论”的谬误”［3］（p24），准确地阐明了劳动者产权权利，并准确地找到了解决的路径。
可见，劳动力产权早在亚当・斯密那里就不是一个科学严谨的概念，不宜甚至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的科学范畴。从我国目前理论界对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概念的不同理解、论述和洛克、斯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和对劳动力产权概念的重视及内涵的科学阐述，我们既可以看出劳动产权或劳动力产权概念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由于这些概念内涵上的不统一构成的研究上的不便甚至障碍，又可以看出不宜用劳动力产权概念概括马克思的论述。由此可见”辨析”关于劳动力产权论述的残缺性，以及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范畴体系的残缺性。因而，探讨准确恰当概括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理论的概念势所必然。于是，人力产权概念应属应运而生。
与此相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经济学的社会性质角度可以做出这样的概括，即从洛克劳动产权（财产权利）论到斯密劳动力产权论，再到马克思活劳动价值论以及其揭示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的理论演进轨迹，反映的是物本经济学到人本经济学的历史演进过程。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产权、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这类概念，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异化劳动理论对人力产权范畴揭示的已近乎一目了然。也这是马克思的这些重大理论贡献，才使人力产权概念从经济学范畴体系中析出具有了呼之欲出的历史必然性。当然，马克思的人力产权理论，需要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市场经济产权理论中，加以发掘和弘扬。
二、人力产权概念的定义、历史性析出和确立的实践意义
（一）人力产权概念的定义、历史性析出过程和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
1．人力产权概念的定义和析出的历史性过程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所谓人力产权，即劳动者基于自身劳动技能获取生存、发展、享受资料，保障劳动力生产、再生产以及自身价值实现的对其人力所有、占有、支配和获取相应收益的权利。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中人的要素被称为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掌握先进技术或知识的活劳动要素被称为人力资本，并被视为经济或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从生产力的日益现代化，生产力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加速缩小的趋势看，人力资本概念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趋势明显。即人力资本被狭义地定义为具有创新性和难以预测性的企业家及较高技能者，成为有较高技术者或特殊专长者的专用术语的情况在淡化。虽然目前还无法判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彻底消除的具体时间，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作为已经取得主人地位的所有劳动者，应该一律视为人力资本而与物资要素资本相区别。这样，在社会主义现代产权理论和产权制度中，就可以而且应该对经济中一切人的要素产权统一界定为人力产权，一切物的要素产权统一界定为物力产权或资本产权。
2．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和以人为本本质
社会主义人力产权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公有产权为主体、多种产权形态相容共存产权制度中的人力产权。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经济性质和一切生产要素的资本化，经济关系中人力产权属于劳动者个人的同时，其价值的实现，必然借助劳动力商品的形式。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者具有主人加商品的二重属性和在三个层面上具有三重身份。家庭层面，是人力产权维持和发展（自己以及其家庭成员）的主人；政治层面，是社会的主人；经济层面，是国有资产的主人。同时，兼有公有企业的主人和企业雇员的双重身份，还可以是私有企业的雇主或雇员。因此，社会主义劳动者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的实现至少包括三个层面：首要层面是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劳动者的生存权和人生价值实现权。包括就业权、就业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其次是作为经济和社会主人的劳动者的公有经济所有者和社会主人资格应享有的经济、政治权力。表现为所应有的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权，即主人履行社会职责的应有权利和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充分取得及享受的权利，以及对全民经济和其所在公有经济组织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再次是劳动者与时俱进地提高技能、完善自我需要的学习、进修等不断提升人力产权价值的附属权利，即人力产权的全面持续的发展权。因而，社会主义人力产权可以简要概括为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充分享受权和主人履责权。历史地看，后三种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是只有社会主义劳动者才可能较充分享有的权利。因为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生产资料私人垄断社会的劳动者人力产权权利，长期以来，基本被局限于基本生存权之内。［8］(p1584)
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看，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了保障劳动者人力产权的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充分享受权和主人履责权等各项权能和权益的充分实现。因而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人力产权各项权能和相应权益的实现。
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看，体现了马克思产权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精髓。在任何市场经济中，围绕每个劳动者及其家庭这一商品（市场）经济最微观市场主体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其基点，都是人力产权。人力产权”是一定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展开的基点”，其所拥有的可以用于交换的各种商品，只是其人力产权实现的一种派生方式。”生产关系及其发展演进史的实质，是人力产权实现方式的变迁史。”“作为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的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人力产权异化（资本主义部分）、复归（社会主义部分）的经济学”［2］(p55-56)，自始至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精髓。所以，人力产权和社会主义人力产权作为科学概念，应该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精髓。
（二）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及产生、确立的历史过程
假如撇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影响，仅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看，人力产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说到底，人力产权是基于生存权、发展权实现的权利。而一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诚如马克思关于人对自己所处的关乎自己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的一贯态度一样，是自然的，不可商量的。马克思说：”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9］(p491)人们对于自己生存、发展条件的这种天赋性权利，在原始社会，首先表现为原始部落的公共产权，成为人类产权产生最初阶段的第一种形态，在部落内部人们之间公认和部落之间相互承认。其次表现为私有产权，即人类产权产生最初阶段的第二种形态。它是随着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几乎同时产生的以一夫一妻制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决定的生活资料私有制的诞生出现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论述是：”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0］(p37)”耕地起初暂时地，后来便是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地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私有制的过渡平行地完成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11］(p164)”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每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12］(p309)可见，无论人力产权、物质产权、公共产权、私有产权，还是产权观念、产权理论及产权制度的产生、发展，都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长期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伴生伴长。这一历史过程表明，各种所有制是产权的制度化形态，它基于人力产权的尽可能充分实现，客观本质是以人为本。因此，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产权概念，但事实上，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工和所有制变迁的理论，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也就是以人为本的产权的制度化演进理论。
可以说，原始社会末期存在的人力产权以及派生的公共、私有等产权形态，是各种现代产权形态的起步或基因形态。迄今为止的人类生产关系的历史，从产权理论角度讲，是一个由此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迁升华而相应演进升华的产权形态变迁史。当然，人力产权以及其他一切产权形态的社会性质和表现形式，都受特定经济、社会基本制度影响以至由其决定。
由上述可见，无论就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这一本质而言，还是从人力产权产生、确立的历史过程看，王海杰博士”辨析”中的”劳动是产权的本质来源”的观点都难以成立。
再者，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及产生、确立的历史过程和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揭示的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规律，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到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私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士的本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边际效用论、均衡价格论和产权理论，虽然承认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但把交易看作是自然的产物，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既定理论前提，站在生产资料垄断者立场上，根本不研究广大劳动者的权益。这种挖去了劳动者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这一经济关系最本质内核的交易关系，只剩下了社会、经济关系的表象性外壳。因而，当”清晰”产权的时候，就无法说清为什么产权应该清晰给谁。每逢这样的关键时刻，就采取模糊的方式，以所有权无足轻重（如张五常）等谬论加以搪塞。回避甚至撇开社会、经济关系的以人为本本质来研究经济问题，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我国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特点。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出现的过分激励”精英”和资本所有者，漠视广大职工人力产权权益的”产权改革”造成的收入过分悬殊、国资大量流失、公有经济弱化、社会稳定严峻等严重后果，已经构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能逾越的重大障碍。对此，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和深刻分析。
（三）人力产权概念与西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及确立的实践意义
作为阐述社会经济关系的经济学范畴，人力产权概念与西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力资本产权是来自西方管理理论的一个概念，是人力资本概念的延伸。当人力资本概念特指具有创新性和难以预测性的企业家及较高技能者时，与其所拥有的特殊技能相关的一束权益，便构成为所谓人力资本产权。而人力产权则泛指企业中一切人力要素的产权，既包括企业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又包括广大工人的权能和权益。其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除了在于上述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和基于现代技术的社会主义产权制度决定的人力资本概念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趋势明显这一历史性原因外，还在于马克思的企业管理人员等也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同受资本家剥削的理论和史实。另外，还需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特别在公有经济中，不应把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从社会主义人力资本中析出，而不按劳分配地单独优待。新自由主义者教条地套用西方企业近几年呈现的两个发展趋势（企业利益群体的主体由出资人向出资人、人力资本所有者――主要指职业经理人等高层管理人员和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共同体转变；由货币资本、实物资本所有者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主导作用，向人力资本所有者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主导作用转变）的理论，导致的过分重视”精英”和资本所有者激励而轻视甚至忽视广大工人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的国企改革实践，事实地成为国企存量资产分配不公而加剧收入过分悬殊的重要原因的教训告诉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迫切要求在理论上摒弃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创新社会主义产权理论而为改革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可见，科学界定人力产权概念，以与西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区别开来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而且具有现实迫切性。
三、人力产权概念确立的理论意义
在商品（市场）经济研究中，以人力产权这一概念代替劳动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概念，对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人力产权概念相对科学
人力产权概念与劳动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概念相比较相对科学的理由，一是定义确切、简明。人力产权准确、明了地定义为经济中劳动者基于劳动技能的一束权利，比劳动力产权概念的表述简明、上口；同时，又不像劳动产权可以理解为劳动财产权，也可以理解为劳动力产权那样，易引起歧义以致谬误，从而带来理论研究的不便，观点传播效果上的降低甚至错误。历史上，自洛克提出劳动产权概念大约100年后，斯密对洛克劳动产权概念的歧义，使”他没有看到这种劳动财产权的历史分化过程中存在着的逻辑上的和现实生活中的谬误”。［3］(p24)现在，王珏教授与李惠斌教授等对劳动产权概念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分别从劳动力产权和劳动财产权角度对利润分享制度论述的情况，不利研究的深入。二是内涵宽广。人力产权概念定义为劳动者对基于劳动技能的劳动成果的一束权利，具体表现在劳动过程中对财富的创造上，最终的落脚点是劳动者的生存权、发展权、收益权和享受权。所以，人力产权概念既概括了劳动力产权的内涵，又内在地包括了劳动财产权的劳动产权内涵，还不像劳动财产权概念那样仅仅局限于劳动收益权的合法性，且体现了人类劳动目的的根本性质。三是具有广泛适用性。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自洛克以来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范畴，即把劳动财产权统一定义为劳动产权，把有关劳动者劳动技能及劳动成果的一束相关权利统一定义为人力产权，放弃拗口且定义不确的劳动力产权概念，同时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狭义的人力资本产权概念区别开来，凸显人力产权概念特有的以人为本本质。这样，人力产权概念既可以超越历史时期地广泛应用，为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人力产权问题的研究提供表达上的方便，又凸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以人为本本质，打上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烙印。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研究，提供了较为科学的理论范畴支撑。
（二）确立人力产权概念是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范畴体系的需要
在探索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过程中，挖掘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必然的。由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产权概念，以致使一些人误认为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而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是产权理论家，而且是博大精深的产权理论家，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创立产权理论的产权理论家。西方著名学者S・佩乔维奇在《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中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而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人力产权的研究。因为马克思理论的首要核心内容是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而生产关系的发展史，实质是人力产权实现方式的变革史。［3］（p55－56）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告诉我们，在商品经济关系中的每一位没有或很少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必须拥有人力产权，才能取得交易资格，然后才能成为市场主体。这就是说，人力产权是每一个没有或很少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与他人形成生产关系的起码条件，是前提。当然，奴隶社会的奴隶没有人力产权。奴隶之所以没有人力产权，是因为奴隶社会制度决定了奴隶本质上不是任何形式产权的产权主体，奴隶社会的奴隶劳动与产权是完全分离的，奴隶没有本属于他的人力产权的所有权。无论从奴隶社会制度看，还是从奴隶在奴隶主心目中的地位看，奴隶仅仅是如同奴隶主的牛马一样的财富生产工具。所以，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就人力产权角度论，奴隶的人力产权被彻底异化为至高无上的无所不包的奴隶主产权。这可以看作人类生产关系，当然也是人力产权演进变革史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仅就近代和现代历史看，无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中，一个没有或很少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获取劳动岗位的前提，都必须是人力产权所有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这一点会越来越清楚。从一切资源资本化角度看，劳动者不拥有人力产权，劳动力不借助商品化的外壳，就难以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人力产权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人力产权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和核心内容。马克思揭示的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理论，实质是以人为本的人力产权理论。因而，挖掘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确立人力产权概念及相关内容的研究，应该是构建社会主义产权理论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
同时，借鉴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中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使之为我所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的另一重要任务。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以私有制为既定理论前提，以唯心史观为哲学基础，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正因此，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中几乎没有对人力产权的研究。如果说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对此还有所涉及的话，那就是人力资本的研究。但那仅仅局限于对企业”精英”的人力产权问题的研究，与我们既重视一般劳动者人力产权研究，也重视企业”精英”人力产权研究的理论研究思路，几乎是两码事。这是值得注意的，甚至值得警惕的。因为近十年来一些学者对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教条地套用于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了理论研究上的诸多片面乃至错误观点。典型的如国企产权改革研究一味地过分强调重视”精英”和资本所有者的激励，轻视甚至忽视乃至不顾甚至不惜牺牲国企广大职工权益的观点，以及因此引发收入过分悬殊以至出现两极分化迹象也认为无害甚至必要的观点等等，已经造成了莫大损失。如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有些”精英”几乎不付一文地持大股和国企一般职工获得很少历史贡献补偿地由主人转为雇员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主义劳动者人力产权权益的直接或间接剥夺。由此已经引发及正在引发的带有长期性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加速显现等等严重问题，已经十分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绝对不应也绝对不能轻视的。所以，借鉴现代西方产理论必须采取扬弃的科学态度，当前特别要注意防止再度出现社会主义劳动者人力产权权益的直接和间接剥夺等不良现象。教条地套用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带来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诸多失误告诉我们，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尽快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产权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已经是我国经济理论界面临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除上述两方面理论意义外，人力产权概念的确立、使用，为进一步研究劳动者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问题带来的诸多便利还有：第一，利于与洛克、斯密等使用的劳动产权概念相区别，以作为当代经济关系研究新阶段的一个标记；第二，利于解决当代经济理论研究中对劳动产权概念见解不同，一时又难以统一而引发的不必要的理论歧义问题；第三，如果撇开资本特定的历史内涵（剥削关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切生产要素看作资本，那么，同人的要素资本概念与物的要素资本概念相区别，人力产权概念与物力产权或物质财产权概念相对应，通俗易懂，利于与通常使用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等概念既相互区别，又容易融合使用，不会感到生疏和误解。
总起来看，一方面，人力产权概念较准确、全面而深刻地概括了马克思产权理论以人为本的本质内涵。另一方面，确立人力产权概念，也就为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定位劳动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概念，理清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问题的研究，找到了判定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以人为本的人本性标准。从而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而为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产权改革、产权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进一步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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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的概念篇2
关键词：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 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 ）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ft ）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著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独立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
劳动经济学的概念篇3
[关键词]资本人力资本理论动机马克思舒尔茨
资本概念像个魔盒,不同学者说到它时它都有着不同的尺寸,里边放置的东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认识与信仰的改变也在发生着变化。
一、资本概念沿革
人力资本从字面上理解即为人力构成的资本或者与人力有某种关联的资本,但能否这样望文生义呢?笔者认为有必要先理解资本的含义。为了弄清这一点,看看资本一词的产生和演变应当是必要的。法国历史学家F・布罗代尔作过详细的考察,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也做过系统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英语中的资本(capital)来自拉丁语中的caput一词。该词出现于12至13世纪的意大利,有“资金”、“存货”、“款项”和“生息本金”等含义,用来表示贷款的本金,与利息相对。后来该词由意大利传播到德意志、尼德兰和法国。
十九世纪末,围绕“资本”一词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应该为何,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众多的解释并进行了长期的论战,“资本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理论家们争论的根源了”。按照庞氏的考证,几乎每一年都要出现一些新的尝试试图澄清争论的概念。最初“资本”一词使用其日常用语的含义,即与“生息金额”同义。当时发生过贷款利息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争论,从争论中人们逐渐明白货币的生息能力实际上源自货币所代表的财货,而货币不过是财货――这种生产能力的外衣而已。于是,资本概念的含义发生了第一次变化。据考证,完成资本概念由最初日常用语的通俗含义向经济学术语转变的经济学家是法国学者a・R・J・杜尔哥,杜氏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中提出以各种形式保存、积蓄起来的财货就是资本。杜尔哥给出的是资本概念历史进程中的第二个解释。
然而,杜氏用“财货”取代“货币”来表示资本,意味着抛弃了“资本具有产生利息能力”这个特征,为此他受到了其他学者的责难。亚当・斯密改变并修改了杜氏对资本的定义。斯密给出了资本概念的第三个解释。斯密在《国富论》第2篇第1章关于《论资财的划分》中把一个人所有的资财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作目前的直接消费,即消费财货,它不产生任何收入或利润,另一部分是个人希望从中取得收入的部分,即生息财货,称为资本。在斯密看来,只有用来投入生产并能给投资者提供收入和利润的财货才是资本。从内涵和外延角度来解读斯密对资本的定义,内涵上,他认为作为资本的财货应具备两种本质特征,一是已生产出来的并将用于生产用途,二是可以获利。外延上,斯密并未列出他所定义的资本中究竟包括了现实中哪些对象。根据庞氏的分析,斯密在无意间把两个本属于不同领域(应用也应有所区别)的概念粗略地合二为一了。其中一个概念的内涵属于经济范畴与生产有关,其外延是物质的“生产资料”;另一个概念的内涵属于历史法律范畴与收入分配有关,其外延是“法权”――资本资产。正是由于斯密给出的定义是模糊的,这使得后来人产生了一种有偏差的认识,即认为资本从事生产也产生利息,于是就得到一个结论:资本产生利息是由于它能生产。这种认识偏差对后来的理论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们不仅没有摆脱他在资本概念上留下来的混乱”,相反地,他们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的模糊。之后陆续出现了众多对资本概念的定义和解释,具有代表性并对后来有影响的就有八种,算上前三种就达十一种之多,这还并未算上这些定义衍生出来的各种组合式的定义。这些定义都根植于斯密定义中所留下的模糊余地,有的包括所有的获利手段和所有的生产手段,而有的只包括其中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又按照理论家的偏好,“可以大些或小些,有时不大不小,有时却很小,凡逻辑上和数学上可以想象得到的组合,都可以在当时经济学著作里找到”。不过若总结一下,在这场概念混战中,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资本外延的理解还是有共识之处的,即他们认为有形的生产资料(如: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用建筑物、生产用动物、货币)属于资本。也即对于有形的、物质的、用于生产的事物被定义为资本没有异议。分歧之处在于无形的、非物质的事物应否定义为资本,比如国家、法律、品德、关系、活动、个人能力、人本身。
马克思从另外的角度给出了资本概念的定义。他认为资本的现象(或载体)是物,它首先以一定的货币形式来到人间,接下来表现为机器、厂房和生产材料等,但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在1849年4月7日《新莱茵报》第266号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指出“生产手段与工具”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会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就不是资本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的本质做了分析。他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生产资料并非天然就是资本”。也即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概念的内涵只有一个,那就是特定历史阶段当中的一种社会关系,即剥削关系。而生产资料与资本也是两个不等同的概念,只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两者外延才一致。与斯密给出的资本定义相比,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一个“纯”历史法律范畴,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关系,而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外延,即(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资料(的外延)也就成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从而,根据斯密模糊定义而得出的“资本产生利息是由于它能生产”,按照马克思资本定义就表述为,生产资料从事生产,资本家通过资本(资本主义社会法权)占有剩余价值。因此利息不是资本产生的,只是由资本占有而已。于是,资本具有生息的特性,这一后世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建构理论的基石垮塌了。
二、人力资本一个“翻新”的旧概念
让我们再回到人力资本的讨论中来。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一词最早可能是出自1912年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工业教育委员会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的人力资本》的报告。在现代人力资本概念的产生过程中美国经济学家i・费雪起过重要的作用。1906年他在其《资本的性质与收入》一文中对资本概念进行了扩展,认为任何可以带来收入的财产和收入都是资本。然而,当时费雪对资本概念的扩展并未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同,正如a・马歇尔所评价的那样“从抽象的角度看无可争辩,但没有现实的必要性”。到了20世纪60年代,t・w・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上作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他认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舒氏对人力资本的解释是,人力资本是“人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人力资本是由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所获得的有用的能力所组成的”、“人力资本,即知识和技能”。“我们之所以称这种资本为人力的,是由于它已经成为人的一个部分,又因为它可以带来未来的满足或收入,所以将其称为资本”。
然而舒氏的人力资本是个新概念吗?回顾资本概念的演变历史不难发现,他的人力资本概念其实并没有新意,19世纪末关于资本定义的那场论战中就早已有过这种思路。当时,一部分经济学家将亚当・斯密的资本定义中的获利性进行扩展,“把一切获利手段――不仅包括物质的,而且也包括人的,都放在资本这个名称里去。在不同的名称下,它也将劳力当作资本。许多的概念以为工人的工作是资本;另一些人以为工人的劳动能力是资本;还有一些人则以为整个的工人这个人是资本”。这些学者就包括著名的亚当・斯密、萨伊等。与舒氏人力资本概念最近似的例子是“魏斯・达尔贡和奥夫纳几乎同时,且几乎以同样的词句告诉我们,每个工人都代表等于他的教养费的一笔资金――比方说,不熟练的工人是一千‘泰勒’,或者熟练的工人是三千‘泰勒’”。这些观点在19世纪末不但遭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批判,而且也与我国部分学者所称的马克思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理念不是一回事。
先来看奥国学派的庞巴维克的评论。“如果有人突然把劳力称作资本,结果又会怎样呢?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它将是一个无可取的,名词上的改变。如果整个世界适应了这种改变,并且十分清楚,这仅仅是名词上的改变,那么,很明显,把劳力放进一向叫做资本的这个概念中去,劳力和资本之间的差别在同一个名称下,依然是无法调和的。和以前一样,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个区别,并且毫无偏见地去处理由它们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经济学理论除了由于探讨的主要对象没有名称而感到不方便外,不会遭受实质上的损害”。
再来看国内一些学者声称的马克思“人力资本”理念。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人力资本概念,没有系统论述,但在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概念的解释和使用上、在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等方面体现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思想,舒尔茨眼中的人力资本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力。然而,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资本的理解是这样吗?马克思讲:“如果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及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么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资本。”“工人,即劳动力的卖者,以工资的形式取得劳动力的价值。在工人手里劳动力仅仅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他就是靠出卖这种商品为生的,因此,这种商品就是他收入的唯一源泉。劳动力只有在它的买者资本家手中,才执行可变资本的职能”。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职能是不同的,只有对于资本家来说,劳动力才可称为“人力资本”,因为资本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对于工人来说,劳动力只能称为“商品”,若也称为“资本”,在马克思理论的逻辑中,就得意读为工人自己剥削自己。这显然是荒谬的。所以,舒尔茨把劳动力不论对于谁都定义为人力资本是与马克思理论体系不相容的。
三、将人力概念放入资本概念的动机分析
至此我们知道了现代人力资本概念不能算作创新,最多只能称为复兴。我们不禁会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既然西方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不主张将劳动力简单地等同于资本,那么西方经济学家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目的或动机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疑问,笔者认为还是要从19世纪末经济学者将劳动力概念放入资本概念(简称为折中定义)的动机是什么谈起。当时的学者提出人力资本的动机正像庞巴维克所分析的那样,“名称和流行语经常对我们产生莫大的影响。”“难道有人会放过资本一词的新意义所提供的迷人机会么?以前,资本和劳力两个词,照过去那样使用时,其间存在着不和、对比和冲突。现在,一个简单而巧妙的词,要把所有的对立结合起来;我们认为对立的东西实际上是一致的;劳力即资本,工资和利息事实上是一回事”这“是为了阶级的调和。在工资铁则(它使工人除了最低生活费以外,没有挣得多一些的希望)和社会主义理论(它把什么都许给工人,而不给有产阶级任何东西)之间,它采取了中间路线。它把竞争得来的利息留给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但要他分出一部分给人这种资本的所有者。这样,根据这种理论,工人合伙资本主义,变成了调和和人道的黄金果所应遵循的魔术般的公式了。”
回到现代,舒尔茨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先来看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出现的社会背景,该理论再度复兴的时间起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正处于二战结束之后,科技日新月异。无论是前苏联、西欧,还是美国都注重本国科学技术队伍的建设和人才培养,试图以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新成就来带动起经济的增长。到了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标志着苏联的空间技术和电子技术、材料科学和制造技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政界和学界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当时美国政府对该国未来的军事优势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前景十分忧虑,甚至感到美国的科学技术是否已开始落后于苏联,于是招徕学者全面研究美国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科技发展状况,分析美国科技,至少是空间技术落后于苏联的原因。当时美国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特别注重研究对科技发展影响的研究,探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教育投资的问题。在这项研究中,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奠定者,G・S・贝克尔于1960年发表了《高等教育的投资不足》,指出美国教育落后的原因不是院校的校舍场所短缺,而是教育投资不足。同年舒尔茨发表了《由教育引起的资本形成》,1963年他又出版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可见,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强调教育对美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并呼吁美国政府加强教育投入以应对来自前苏联的竞争。其次,正像所有经济学理论一样,人力资本理论不可能是纯粹的就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的学问,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舒尔茨在其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显然是针对马克思的,如“物质资本也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决定性的历史因素”,“劳动者变成资本家并非传说中因为公司股份所有权扩散所致,而是由于他们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结果”,“由于拥有其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7/11。可见,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另一目的是针对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体系而为西方阵营提出一项思想理论工具。
到这里对于为什么19世纪末曾遭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摒弃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大举复兴我们应该有答案了。若还不是很清晰,或许马歇尔对i・费雪关于资本定义的评价无意间帮我们揭示了西方经济学界转变态度的真正原因。他说:“从抽象的角度看无可争辩,但没有现实的必要性”。请注意,马歇尔说这句话时是在1890年,也就是说当时在没有社会主义现实的压力下,将劳动力放入资本是没有现实必要性的,而20世纪60年代在前苏联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下,这种折中就变得有必要起来了。
可见,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实质上是19世纪末资本“折中”定义的一个翻版,其实质动机并未发生改变,即为调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的各种实际方法找到一种理论支持。
四、当代中国人力资本研究简况
目前,国内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从中国权威学术期刊网站中国知网中检索主题为人力资本的论文就可以检索到3万余条。人力资本概念在中国也似乎成了某种时髦的名词,用百度搜索“人力资本”关键词就可得到上千万条的结果。各种以人力资本为研究对象的机构、论坛、著作也在蓬勃发展。通过检阅相关文献,客观的读者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学者不但全盘接受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人力资本定义,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众多研究分支。
若说普通媒体撰稿人和一般大众凭借对人力资本一词字面上的理解就发表观点还情有可原的话,以严谨为原则的学界在没有彻底剖析该概念本质的情况下就以此作为理论基础而大做文章就未免令人遗憾了。因为后者往往是前者在思想上的引领者,在客观上起着大众意识导向的作用。这就不得不令人疑惑,究竟是中国经济学界被西方经济学界忽悠了,还是中国经济学界愿意被忽悠并再进一步忽悠中国大众。
中国经济学界部分学术文章沿用的人力资本概念,其逻辑让我们再重述一遍,即资本具备产生收入的属性且人力也具备这一属性,故人力也是种资本,又因资本能够参与剩余分配,故人力资本也应参与剩余分配。说白了,中国经济学界部分学者倡导人力资本理论的意义在于试图从理论上说明人力应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除了从理论层面上说明人力作为资本应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以外,学者们还试图通过研制定价模型找到量化的方法以确定出具体应该分多少。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力资本概念不单是一个不严格的概念,而且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其刻意模糊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的隐含意图应当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警醒。劳动作为生产的三要素(劳动、资本、土地)之一是社会财富产生的源泉之一,这个道理世所公认(但是否是唯一源泉,各方观点不同)。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拥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凭借其贡献的劳动获取收入也正是基于前面的公理而具有法律基础。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三要素的所有者各自分得的社会财富的比例会因彼此“势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主张劳动者获得其合理(所谓的合理,会因立场不同而不同)收入的理论研究,既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让劳动能力披上资本的外衣,不论这种劳动能力是所谓的高级还是低级。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不会因为名词上的统一而消失,只会因为理论家对术语的刻意合并而暂时令人们忽视。劳动者也不会因为其能力“被资本化”后而改变受雇佣的地位。我们应正视矛盾的存在并合理地加以平衡,将作为学术研究理论基础的人力资本概念还原回劳动能力这个本意上来,重点研究劳动者劳动能力提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加强劳动者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势力”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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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的概念篇4
一、“异化劳动”概念解读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义。在近代，欧洲哲学家霍布斯是第一个提出异化概念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化(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一样，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异化主要是指转让。法国的哲学家卢梭的异化思想反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中，他主要从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把异化看成是人们利己主义的结果。而真正从政治上探讨异化，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他的伦理学和社会理论中，汲取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积极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的社会往往使人们行为的结果也发生异化，良好的愿望并不产生良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在近代，异化概念是唯物主义或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用来表达反封建社会政治观点的一个工具。真正把异化概念纳入唯心主义轨道，还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首先使用异化概念的是费希特。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一“自我”和“非我”中，异化是个基本概念。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在本体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是绝对观念向自然和社会的外化和退化；异化是正源的对象化或物化和客观化；异化是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异化观；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从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即劳动对人的实际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化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异化概念严格的确切的含义，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社会经济的实质内容，树立了一个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起点。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概述
总的来说，《手稿》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进行的初步分析。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资本家尖锐对立的经济现实，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手稿》有关异化劳动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论述，通过对工资、资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和规律(中心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第二部分，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把异化和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异化理论对社会基本阶级关系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对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1](p42)。而所谓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还有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1](p42-43)。其实质也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规定。
(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1](p44)。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1](p46)。
(二)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1](p45)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1](p47)(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导出的第三个规定。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1](p48)，人的类生活、类存在就是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人类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人类的类本质对象化，在改造无机自然界得到表现和确证。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其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是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四)从人的社会交往看，人与人关系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p52)。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也是他们中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他指出，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说来是异己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来说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1](p53)。至于这“别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这样，马克思就解决了开始时所提出的任务——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财产)的任务。
马克思这里的整个思考线索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肯定的事实出发，分析了他们所说的劳动其实不过是异化劳动，然后由劳动的自身异化理解了人类的自身异化，理解了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化不等于异化，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表现为异化，从而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联系起来，因而要消除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异化是现实的、客观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异化劳动概念及其四个规定就是对现实劳动异化的概括。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历史必然性。
三、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其中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但《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其核心概念劳动异化导引着马克思以后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向，劳动异化理论正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马克思思想过渡的中介和桥梁。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为马克思以后发现并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异化劳动理论把生产劳动看成社会历史的基础，为唯物史观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前提。以往历史观的根本缺陷之一，是不能理解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不能理解人类历史是个自然史过程，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相反，异化劳动学说却已开始把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转向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本质上揭示了人与动物的独特差别；并用这种观点说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现人类历史所以会发展到私有制社会，是劳动自身性质发展的结果。
劳动经济学的概念篇5
本文作者：秦国荣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劳动者判定的立法与司法认知原则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简单地从立法角度进行“粗线条”划分，劳动者在法律层面至少有三重意义：第一是宪法层面上的劳动者，这是最为广泛的群体，只要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民众，都是劳动者；第二是民商法层面上的“劳动者”，凡是以自己的劳动（劳务）和劳动（劳务）产品作为商品或资本，以平等协商的市场交易方式谋取生活资料或收入来源的当事人，都是民商法意义上的劳动者；第三是劳动法层面的劳动者，是指依法能够出让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通过与资方平等协商订立劳动合同，参与到资方内部劳动协作与分工之中，与资方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隶属关系和身份关系，以此谋取生活资料或工资收入的当事人。輲訛輥在以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社会制度设计条件下，劳动权利对于社会成员有着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劳动者资格的获得，不仅意味着一种参与社会生产性活动，享有生活资料和报酬获得，进行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的经济权利，而且意味着一种被社会承认可能拥有某种社会地位与人生价值实现的人格权利。所以，劳动权利乃是与人的生存权、人身权等紧密相联的法律权利。在这里，宪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作为一种宣示性立法，它表明每个公民都享有劳动的权利，都可以成为法律上的劳动者。当然，宪法这种宣示性立法的政治意义远大于法律意义，而能够将这一权利加以落实，得到具体实现的乃是民法商法和劳动法。民商法意义的劳动者，从立法角度看，其范围比较宽泛，主要是指那些占有少量生产资料，以自己的劳务或劳动产品作为商品，通过市场平等交易的方式谋取生活资料的民事、商事主体，这些人群至少包括自由职业者、劳务提供者、摊贩、个体户、合伙人、农民等。从其市场活动的本质看，其具有与其他市场主体别无二致的商业属性，比如都是以追求各自的利益实现为目的，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进行商品与货币交换的“互利”行为。而正由于交易双方具有主体平权性、行为商业性等特征，法律允许劳动者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方式与交易他方约定交易内容和交易方式、按照市场行情“随行就市”地约定交易对价等，如果双方发生纠纷，也是通过《民法》、《合同法》等民事商事立法加以调整，而不会给予民法上的劳动者以特殊的法律保护。劳动法的立法理念与民法、商法很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其对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均给予保护，但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对劳动者给予倾斜、特殊的保护，这就决定了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与民法、商法上的劳动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劳动立法的角度说，劳动者概念乃是劳动法的核心法律用语，如何界定劳动者概念有着极为重要的学理与实践价值，这直接关乎哪些主体能够受到劳动法的调整与保护，关乎劳动法发生作用的社会群体范围，对于具体个案而言，则具有判定当事人是否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主体，是否具有劳动法律关系，从而是否适用劳动法的问题。因此，如何对劳动者概念作出明确而精准的界定，如何将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与民法商法上的劳动者加以区分，乃是劳动立法和劳动法学必须首先解决好的学术与实践问题。由于我国当前仍然处在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就经济体制和就业用工体制而言，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多元的现状，计划经济时代的用工模式依然存在，如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的用工方式，也有完全按照市场“双向选择”模式的劳动用工方式，还有在学理上、体制上和法律上尚未界清的用工方式，如政府雇员（公务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等。这就使得劳动法对劳动者的立法界定比较困难，即究竟如何在立法上准确地界定劳动者的概念，乃是一个在学理上有相当难度，在实践中颇为棘手的难题。由于我国劳动法学对此研究比较薄弱，难以对现有立法提供智力和理论支持，这使得我国当下的劳动立法存在着较多的问题，比如其在实际立法过程中采取了模糊立法，即既不明确进行概括式或抽象式立法，也不采取列举式立法，而是采取了只对劳动关系进行简要概括，而不对劳动者作出明确界定，同时在相关行政解释中对哪些不属于劳动者的对象进行了排除式的立法办法。这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难以准确地对劳动纠纷案件进行判断和操作，加剧了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复杂程度，由此也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影响了当事人正当合法权益的有效实现。所以，立法对劳动者进行明确界定，可谓意义重大。考虑到当下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深水”阶段，多元经济结构、多元所有制体制、多元身份关系等正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运行。在这种复杂多元的社会结构下，要想准确地界定劳动者概念，确实是一件极为棘手、颇费心力的事情。这就需要学术界深入思考劳动关系的法律本质，研究劳动者的本质属性和涵盖范围，同时需要立法者能够运用比较高超的立法技巧，既将劳动者的内涵说清楚，又能够将那些处于模糊地带的劳动者纳入劳动法的有效保护范围之内，从而达到最大程度地保护普通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目的。具体而言，在进行劳动者法律界定时，应当按照以下几个原则进行。第一，应充分反映我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要求，体现中国特色劳资伦理内涵。前已述及，劳动者乃是一个在不同社会领域、不同学科、不同语境下可以共同使用的概念，对于对概念内涵概括界定要求比较严格严谨的劳动立法而言，需要特别谨慎。不可否认，我国劳动法学与劳动立法上的劳动者概念承载着特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要求，其目的在于刻意淡化劳资雇佣色彩，强调受雇一方当事人属于国家与社会的“劳动者”或“主人”。力图避免其他概念，尤其是“劳工”、“雇工”等被传统政治教科书看作是被剥削阶级特定用词而对受雇当事人造成心理刺激，甚至会引起社会民众对当下市场经济转型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方向”的疑惑。可见，劳动立法采用“劳动者”这一概念，应当说不仅充分考虑了与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相吻合的问题，而且也特别注意这一立法术语能够为社会普通民众的心理与情感所接受。从劳资关系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来看，雇佣资本作为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批判的对象，雇佣劳动的存在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体现了劳动对资本的依赖，以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但问题在于，经过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本质和违背人性的剥削行为的揭露和批判，经过国际范围内长期不懈的工人运动、工会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经过包括iLo等国际组织的立法指导和英、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立法的不断进步与完善，经过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对劳资关系法律架构的探索，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各国开始在法律上不断进行劳资关系定位的反思与调整。比如西欧福利国家的兴起，国家、企业与高收入阶层需要对普通社会成员承担更多的责任，使得普通劳动大众能够享有社会福利成果；相当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开始强调保护劳动者，“终身雇佣”、解雇保护等法律制度逐步确立；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知识经济兴起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劳动者素质的逐步提高，使得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本理论逐步为资方所接受，传统以货币为所有者一方的资方，开始充分认识到以人力资本为所有者的劳动者在产权地位、社会财富创造和利润形成中的同等重要性，劳资双方不仅在立法上实现了主体地位的形式平等，而且在经济学、价值创造与实际社会地位上实现了实质平等。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劳资双方合作共赢，培育新型劳资伦理关系的理念已逐步深入人心，而股份合作制、股权合作等比较注重劳资合作的企业组织形式出现，使得劳资关系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从某种角度说，劳资双方作为各自资本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与经济上的界限均已变得模糊，难以界清。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我们一方面确实需要构建符合传统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劳资雇佣关系，但同时更应注重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要求的劳资关系。从经济学角度说，劳资双方以企业共同体为载体，在共同面对市场逐利与竞争的过程中，通过相互协作与分工形成了利益和命运休戚相关的伦理关系，在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中结成了彼此互为手段与工具的私益关系。由于能否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关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从而直接影响着劳资双方的切身利益，因而劳资双方需要相互合作、彼此信赖和忠实，在维护企业的生存推动企业发展中实现着彼此的利益。我们应当要看到，以劳动契约为纽带所形成的劳资关系既不是纯粹民事意义上的契约关系，也不是单纯的货币与劳动力使用权进行交换的金钱关系，更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阶级利益对立或敌对社会关系。从现代企业中劳资合作与相互依赖的内在关系来看，拥有资本和资金的资方投资设立企业的目的在于从事市场营利活动，劳资关系的本质在于以资本和劳动为核心形成了彼此利益共生共存的合作伦理关系。这就要求劳动者的概念界定应当要能够准确地反映社会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最新伦理内涵。从我国当下的现实国情来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资伦理关系有着较为有利的条件。或者说，在当下的中国构建和谐劳资法律文化，有比较良好的制度、政党和观念等社会条件基础，这些条件至少包括：其一，政党与政体观念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在其长期的劳动立法过程中，在建国前就形成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立法理念。輶訛輥而我国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体，也为和谐劳资文化建立奠定了良好的观念基础。其二，传统“义利”之辨的文化延传和企业共同体价值取向，有助于劳资双方建立起合作共赢的价值观念。从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来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輷訛輥的古训也使“重义轻利”成为社会所公认的道德价值，尽管时下在市场经济利益的熏陶下，确实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拜金主义和市侩风气，但中国当代社会主流舆论和社会大众对这种风气的否定和鄙视，可以看出古代传统道德观念的巨大影响作用。这种“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有助于企业内部建立起注重道德伦理和社会评价的共同体道德价值。建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存在着诸多弊端，但从观念和制度层面却形成了比较良好的企业共同体和劳资荣辱休戚与共的价值取向。其三，现代劳动法治文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有助于从经济基础和权利设定角度维护和谐劳资关系，形成劳资共同体与利益休戚相关的伦理观念。随着股份公司制、股份合作制、股权激励制、上市公司制等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构建，不仅劳动力资本观念日渐深入人心，而且在立法上已与货币资本、实物资本等一样，都可以成为法定出资或形成股权的法律表现形式。在相当多的高新科技企业、中小企业以及以现代企业制度架构的公司，企业员工兼具劳动者与股东双重身份者已相当普遍，这就为劳资高度融合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与现实经济条件。第二，劳动者的概念界定应能够精准地反映劳动关系的法律本质。前已述及，劳动者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其范围和含义极为广泛，但作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概念，其内涵和范围必须要做到明确而不含糊，这就需要立法在对该术语进行界定时，应按照法律概念界定的内在规范和本质要求进行，做到既最大范围地将那些应属于劳动法调整和保护的劳动者纳入到劳动法体系中来，又不至于使得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与民法、宪法等法律主体界定不清。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来看，尽管其与资方或用工方在协商缔结劳动合同阶段，确实属于彼此平等的民事主体，但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相比于其他法律关系下的劳动者而言，至少具有以下特征：其一，身份隶属性。与民法的劳务买卖不同，劳动法上劳动者的劳动力使用权让渡不是纯粹的商品交换或市场交易，而是具有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相互结合、相互合作形成特定劳动法律关系的过程。同样，劳动合同不是民法或商法意义的财产流转合同或商品交易契约，而是如婚约一样，具有特定身份关系内涵和经济内容相统一的法律契约。劳动者与资方一经订立劳动契约，即不仅要履行具有给付内容的经济行为，有义务让渡劳动力使用权，接受资方的统一指挥、协调、调遣和支配，向资方提供和给付劳动，履行约定劳动义务，而且要履行特定的身份伦理行为，对内应接受资方的管理和劳动纪律约束，对外则代表资方形象，以资方身份从事相关活动。这就决定了劳动者相对于资方而言，处于从属的、隶属的、被管理的地位，劳动者与资方之间形成了特定的身份隶属关系，资方可以按照组织体内部伦理等级序列对劳动者进行工作岗位安排，按照企业管理规范对劳动者进行考核，对劳动者实行“实际控制”。劳动者作为资方企业团队中的一个成员，必须按照企业社会组织体的行为规则和内部规章进行活动和工作，服从企业的管理、考核、分配、福利、晋级、奖惩等各项活动安排，同时应按照员工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规则履行诚信、协作、忠实、勤勉、责任、服从、团队等基本义务和行为规范要求。其二，分工协作性。从劳动法上劳动者所从事劳动的特点来看，尽管从表象上看每个劳动者似乎都独立地从事着各自的劳动，但究其本质，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其实都并不是独立的，而是按照资方整体劳动的内部分工所进行的协作劳动，劳动者的劳动即是按照劳动契约约定和资方及其人的指令从事相应的工作活动。换言之，劳动法视野中劳动者的劳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而是特指劳动者按照事先与资方达成的劳动契约约定所从事的相关活动。劳动者在将自己的劳动力让渡给资方之后，就有义务接受资方的统一指挥、协调和管理，按照约定向资方提供劳动。輱訛輦劳动者劳动的内容、方式、角色分工等主要取决于劳资双方的事先约定，劳动对于劳动者而言乃是其履行约定义务的过程。劳动者的劳动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是主要取决于资方生产与经营的需要，取决于资方企业内部的分工和岗位设置，取决于资方及其人对劳动者劳动内容的要求。劳动者在资方统一协调和指挥下，各个彼此相对独立的个人劳动构成了相互配合和难以分离的劳动整体，由这种有机分工所形成的劳动者集体创造着企业的商品和利润。輲訛輦可见，劳动者的劳动乃是按照资本所有者的意志、要求和统一指挥所进行的分工协作活动，尽管就单个劳动者而言，似乎各自从事着彼此独立的劳动活动，但就其劳动内容和内部分工来看，其劳动完全不具有独立性，而是按照用工方整体劳动安排和用工者指令所从事的具有内部协作的工作。劳动法上劳动者的劳动与民法上劳动者的劳动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具有劳动的内部分工性、协作性、非完全独立性等法律特征，后者则不具备这些特点。輳訛輦其三，团队规则约束性。与普通民事雇佣劳动完全不同的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是以就业的方式参与用工方的劳动分工。市场经济中的劳资关系实质上乃是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相互结合与协作，双方以企业或公司为实现各自商业事业和人生价值的平台，劳资双方在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中结成了彼此互为手段与工具的私益关系。尽管企业或公司是由资方以营利为目的投资设立的，但对于劳资双方而言，企业就像共载双方利益与命运之舟，亦如共同协作赖以谋生之根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关乎着双方的利益，因而双方实质上形成了企业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关系。而为了维护企业或公司组织体的稳定、生存与发展，不仅需要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伦理等级序列，而且需要形成特定维系共同体存在的内部组织纪律，这种劳动纪律和组织体内部规则构成了企业稳定而有序运行的行为指南，劳动者接受这种内部纪律与行为规则的约束，乃是劳资双方能够形成劳动关系的前提性要求。相对而言，民事雇佣关系双方当事人主要是受法定和契约约定条款之约束，双方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商业业务上的契约关系，而不存在彼此之间的纪律与组织体规则约束关系。其四，组织伦理性。虽然在资本主义初期劳资伦理关系尚未构建之时，资方总是以违背伦理与道德要求的方式剥削劳动者，由此导致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但是，随着股份制、股份合作、上市公司等现代企业制度建构、社会人文精神的塑造、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普遍运用以及企业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尤其是随着劳动法制的不断完善，劳资合作和企业团队伦理观念开始成为企业的主流文化。由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影响着劳资双方的切身利益，因而劳资双方需要相互合作、彼此信赖和忠实，在维护企业的生存、推动企业发展中实现着彼此的利益。或者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双方之间尽管同样存在着彼此私益的相互冲突，但总体而言，需要劳资双方相互协作、“和舟共济”地去共同应对外在的市场竞争，企业作为劳资双方的利益共同体，需要其在企业内部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组织体结构或家族式伦理等级序列，这就决定了劳动关系有着特定的身份伦理观念和组织体架构，而普通的民事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则很显然不具备这一特点。其五，倾斜保护性。在民法视野中，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不仅在主体地位上处于相互平等的状态，而且不论其经济实力、身份、实际社会地位等对比有着怎样的差别，民法均给予一体同等的法律保护，因而民法强调的是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相互对等。但在劳动法的视野中，无论是单个劳动者，还是劳动者社会群体，其相对于资方而言，在掌握与占有的社会资源，以及实际力量对比等方面，均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劳动法在设计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时，不是按照完全平衡和平等保护的民法原则，而是按照有利于劳动者，优先保护劳动者权利，尤其是其工资权、择业权、职业安全权、社会保险权等基本权利，同时通过限制资方自由约定劳动契约的权利，加大资方的法定义务等，给予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以倾斜性的特殊保护。
劳动法上劳动者判定的构成要件
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乃是特定的法律用语，尽管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获得生存与生活资料的劳动者，但并不是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能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主体。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社会主体，才能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而受到劳动法的保护。简要地概括一下，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应当具备以下一些基本条件。第一，年龄要求。根据相关国际公约和各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法律上的劳动者有着严格的年龄条件限制，一般是指16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目前，世界各国已禁止雇佣16周岁以下的童工，相当部分国家的法律甚至将雇佣童工看作是犯罪行为而进行严厉的处罚。60周岁以上的老人乃是已经退出工作岗位的退休劳动者，这部分劳动者自退休以后即开始享受社会养老保险，退出了劳动法上的劳动者的行列。这样，尽管16周岁以下和60周岁以上的人群同样具有劳动能力或者为他人和社会提供了劳动，但他们并不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第二，人身自由要求。要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即是享有法律上的人身自由权。这种人身自由权是指劳动力的所有者没有其他身份隶属或依附关系的存在，也没有其他行政管理关系或特殊身份羁绊或约束关系等存在。比如囚犯尽管也在劳动，但囚犯很显然不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輷訛輦因为囚犯没有人身自由，更重要的是，囚犯与监狱之间不是劳动契约关系，而是监狱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那些正在履行特殊义务、具有特殊身份或应接受特定的纪律约束的当事人，同样在劳动法上应被视为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这部分人群如正在服现役的军人、具有学籍应接受学校管理和纪律约束的在校生等，均不能被视为具有劳动法上的人身自由而可以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輮訛輧第三，行为能力与智识技能要求。由于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乃是能够以自己的行为对自己和他人承担法律责任的社会主体，因而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应当是具有正常智识的公民，他应当具有民法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能够按照自己行为能力状态对自己的相关行为后果承担独立的法律责任，这就决定了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能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由于用工者与劳动力所有者订立用工契约的目的在于希望运用该劳动力为自己实现商品生产与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在于通过各个劳动力所有者的协作工作实现其市场竞争优势和盈利的目的，因而该劳动力所有者所拥有的劳动力状况，即该劳动力的智识技能状况将直接成为其能否录用的直接原因。在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中，之所以要对劳动力提出智识技能要求，在于现代政府为加强对企业的行政管理，加强对劳动者自身的有效保护，提高企业生产商品的质量及对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基本责任，普遍地对劳动者提出了从业资格、执业资格和上岗资格的要求，一些特殊的行业如食品卫生、有毒有害和电力电器等，均大大提高了从业的上岗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要求。而没有相关从业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则不能成为某些行业的劳动者。第四，就业欲望与订立用工契约要求。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从理论上讲不占有生产资料，或者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乃是“自由得一无所有”的群体，因而不得不靠出让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以维持生存。这样，我们可以首先将那些占有生产资料或社会财富的人群排除在外，而即使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或社会财富，但本人没有就业欲望的人同样不能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比如不愿就业的人群，或不愿意通过订立契约来让渡自己劳动力使用权的人群等，都不能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可见，为了避免法律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劳动法应当要在狭义的意义上使用劳动者这一概念。从法律界定的角度，我们可以给劳动者进行以下界定：劳动法上的所谓劳动者，乃是达到或符合法律规定的就业年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或限制行为能力，具有一定的智识或技能，有就业欲望并能够按照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与用工者依法订立用工契约，通过独立向用工者有偿出让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接受用工者的纪律和管理，参与到用工者指令要求或按照约定要求的内部生产协作过程中从事相关活动，以此与用工者形成人身隶属和管理关系，并由此按照约定获取相应的工资报酬的自然人。如果我们简要地概括劳动者的概念，可以作如下定义：劳动者是指那些与用工者订立身份隶属性用工契约，按照约定和用工者指令从事相应分工协作活动的自然人。当然，需要再次重申的是，上述对劳动者概念的界定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劳动法的特定语境和规则范围内所作的法学上的界定。由于“劳动者”这一术语属于多学科、多范围、多种意义上的概念用语，因而如果我们在法律上仍然使用这一概念，就特别需要在法学上予以准确界定，以避免在实际生活中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认识。其实，如果严格按照法学的界定和法律术语的准确使用，劳动法使用劳动者这一概念是不尽准确的。正如台湾学者黄程贯先生所云，严格意义上的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概念，应为“劳工”。劳动法比较准确的称谓应为“劳工法”。立法使用“劳动法”和“劳动者”这一通用概念，确实让立法者、司法者和法律研究者颇费口舌说明，而当下部分国家的立法之所以使用这两个概念，“多出于立法框架与通例之考虑”。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劳动者概念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用语，最符合劳动法主体特征的术语应当是“工人”。輱訛輧前文已经述及，我国劳动法之所以使用“劳动者”这一概念，不仅有其立法的考量，更有其立法概念界定的政治内涵和意识形态要求。但无论如何，从立法和法学研究的角度说，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有其特定的内涵。在当下的西方国家，各国劳动立法对劳动者的概念界定也是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比如英美法没有“劳动者”这一概念，而是用“雇员”或“独立合同人”，大陆法则有“雇佣合同”和“劳动合同”之区分，因而其“雇员”与“劳动者”属于相互通用的概念。我国台湾地区在民法上有“雇佣合同”，在劳动基准立法上则有“劳动契约”这一称谓。我国当下立法似乎也采用了这一思路，因而学术界就民法上的“劳务合同”与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区分。就我国立法上的劳动者概念内涵，应当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所有制与用工人事制度的变革而不断扩大其内涵与外延的。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没有颁布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劳动法，但同样存在劳动关系，而这种“劳动关系”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劳动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认为，‘在我国，劳动关系的性质和资本主义事实雇佣劳动关系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它已变成不受剥削的劳动者之间的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二是强调劳动关系的普遍性，认为，‘我国劳动法在适用范围上不仅应该调整全民所有制单位和城镇所有制单位的劳动关系，也应该调整农村的劳动关系；在城镇，不仅应该调整全民与集体单位的劳动关系，也应该调整个体劳动者及其按照法律规定范围内招用助手或学徒之间的劳动关系；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不仅应该包括长期工作者，也应该包括短期工作者’。”应当说，这样的表述表明了我国在改革计划经济的初始阶段的认识，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特点和法律本质尚未形成明确而科学的观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劳动法制建设也在不断深化和发展。有学者认为，就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的立法而言，我们前后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我国1986年在新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第二次是1996年在全体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这两次劳动立法改革（涉及到社会资源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而“第三次就是《劳动合同法》出台。在市场经济情势下，人不再是国家人和单位人，而变成了社会人”。这样的历史分析虽然是粗线条的，但大致将我国劳动立法对劳动关系和劳动者身份认定的历史区间作了较好的梳理和总结。计划经济时代所谓劳动法能够调整一切劳动雇佣关系的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规模的逐步扩大，那种国家掌控一切社会资源，对企业和职工大包大揽的做法，导致了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和“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劳动者不是根据其贡献和能力，而是根据其身份与资历等进行分配。而国家不是根据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进行收入分配，而是“统分统配”，全国按照同一个标准进行工资和福利待遇的确定，其结果就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种高度集权的僵化劳动用工模式极大地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企业失去了创新和竞争的活力。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革除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积弊，以市场公平竞争来架构现代企业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1994年《劳动法》的颁布是这种制度和理念的法治化，我国的劳动者概念不再是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者概念，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市场竞争和平等协商订立劳动合同的受雇佣者概念，这一点就劳动法上的意义而言，与其他国家的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或雇员其实并无多大区别。但就政治上当家作主而言，我国的劳动者还有宪法上的政治含义，即我国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劳动者同时还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宪法上的崇高政治地位。这一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雇工相比，毫无疑问，是截然不同的。
劳动经济学的概念篇6
【论文摘要】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等质量性因素的总和。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从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注逐步转向对人力资本产权、人力资本配置等相关问题的强调。国内人力资本的研究进展迅速,但多属应用性研究,基础理论成果较少。人力资本计量可分为基于成本、基于收入、基于教育指标和基于直接能力四种方法。
20世纪5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本决定论”和“技术进步决定论”增长模型面对“增长余值困惑”无能为力,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开创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异军突起,刷新了西方经济学的历史。随着该理论的兴起、深入和发展,人力资本这一术语已被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广泛使用,以此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文尝试对其概念、理论和计量方法作简要梳理。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现代人力资本概念是在对西方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物质资本概念的批判中创立的。学界公认的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所构成的资本(舒尔茨,1962)。贝克尔强调了人力资本的获得途径,指出人力的投资主要是教育支出、保障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他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贝克尔,1987)。而mm麦塔(1976)的定义较为宽泛:居住于一个国家内人民的知识、技术及能力之总和,更广义地讲,还包括:首创精神、应变能力、持续工作能力、正确的价值观、兴趣、态度以及其它可以提高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定义落脚于人力资本的实质,对人的内在精神的关注让人印象深刻。
我国的人力资本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对人力资本的定义在早期一般借用西方学者的界定。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的以人力资本的作用和功效为核心,如“人力资本为凝结在人体内,能够物化于商品或服务,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李忠民,1999)有的以内容为核心,如“存在于人体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李建民,1999)王金营(2001)将这两种观点综合为“由通过投资形成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健康等所构成,能够物化为商品和服务,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效应,并以此获得收益的价值。”朱舟(1999)的说法较为详细,“通过劳动力市场工资和薪金决定机制进行间接市场定价的,由后天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业培训、卫生保健、劳动力迁移和劳动力就业消息收集与扩散等途径获得的,能提高投资未来劳动生产率和相应劳动市场工资的,凝结在投资受体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道德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总和”。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这些界定进行清理。朱必祥(2005)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投资而形成的存在于人体中并能带来未来收益的以知识、技能及健康因素体现的价值。”他突出了人力资本的抽象形态或本质特征——价值。俞荣建(2005)则将各类说法概括为“因素论”、“费用论”、“价值论”和“资本论”,并提出新的定义:对具有能动性人格特征与自然遗传禀赋的人,通过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投资所形成的具有一定价值并表现为知识、技能、健康和经验等具体形态的依附于人体的特殊资本。他主张将人的天然遗传禀赋和能动性人格特征纳入其中。付一辉(2007)的归纳是“人力资本人力观”、“人力资本形成观”和“人力资本价值观”,他从人力资本财务理论的角度,认为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者投入到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能、能力、经验及情感意志力等要素的价值创造能力。这一说法将人力资本局限于企业生产的劳动者身上,满足了论者的研究兴趣,却难以作为一般的学术概念。但他将情感意志力列入人力资本要素,体现了自己的独特之处。
虽然学界始终难以形成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人力资本概念,但对于人力资本的特征,学者们却逐步形成了共识,如收益递增性、生命周期性、意志性等。因此,对人力资本概念继续进行探讨和寻求共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国学者对概念的定义多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故而首先要确认的是人力资本所“属”。显然,人力资本属于资本的范畴。其次是“种差”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资本类型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表现为物质形态,社会资本附着在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定义需要回答“它与其他两类资本的差别之处何在?”。此外,许多定义中也涉及了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学者们普遍的观点仍是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的投资说。具体而言,俞荣建(2005)的“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说法相对全面。
而对人力资本的实体形态的认可则是诸多定义的分歧所在。其中,部分学者仍停留在“知识、技能、健康”这一较为狭窄的研究视野之上。而有学者却将其扩展到了“人的信誉、社会关系、社会知名度及个人魅力”(吴震棚、韩文秀,2004)。但这种倾向同样有失偏颇——论者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混成一谈了。但是,思想观念和意志力等实体类型是不容忽视的。这类因素与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并无违背之处,且在现代劳动市场竞争中显得愈发重要。mm麦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指出了人体能动性因素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将这些要素纳入人力资本概念的呼声也日渐增多。(阙祥才,2004;付一辉,2007)因此,界定人力资本的难点最终落在对人力资本实体的类别划分上。在劳动社会学中,对劳动者的讨论包含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和劳动观念三个方面。(林勇,2006)对于劳动者素质,可概括为自然素质和社会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包括外倾性、责任心、经验开放性和自我控制等。劳动者的观念包括效率观念、时间观念、创新观念、民主观念等。
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内涵尚需进一步扩充。我们可将思想道德素质、劳动者的现代性和观念统称为劳动者的思想观念。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渠道中劳动迁移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了避免人力资本泛化的危险,将劳动者的人格纳入迁移能力来考察。于是,人力资本类型便可以概括为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五个部分。这种类型划分实际上也间接反映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渠道。综合看来,人力资本便可定义为: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等质量性因素的总和。
二、人力资本的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于对知识经济为特色的“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二战后西方工业国家经济增长中总产业增长率大于资本积累与劳动率增长之和的特征,德、日两战败国在战后重新崛起的奇迹超越了原有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以及古典经济学家对人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重视的思想,共同构成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背景。
舒尔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发表的系列文章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一般被认为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的标志。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的研究。而同在芝加哥大学的加里·S·贝克尔也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他注重微观分析,弥补了舒尔茨只重视宏观研究的缺陷,注意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其《人力资本》一书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把人力资本研究的框架扩展到家庭经济学,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也为此做出了贡献,他首先建立了人力投资的收益率模型,最先提出了人力资本挣得函数,将人力资本理论与分析方法应用于劳动力市场行为和家庭决策。另一位美国学者爱德华·丹尼森则运用实证计量的方法证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对教育在美国经济中作用的研究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产生和发展使人在物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复归。这一时期的人力资本理论全面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形成途径及其“知识效应”,并把人的消费视为一种重要的投资。这一理论也给资本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该理论采用了数学的方法,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克服了以往理论的一些缺陷。罗伯特·卢卡斯和保罗·罗默尔被公认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他们构建的模型被称之为知识积累模型,以在生产中累积的资本来代表当时的知识水平,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罗默模型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式,并将其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产生规模效益,专业知识产生要素递增效益。两种效益的结合使人力资本要素收益递增,并促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随之递增,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继而保证着长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模型由“两时期模式”和“两商品模式”组成,以强调人力资本“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的差异。他将劳动力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为“技能”的劳动,并认为只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两时期模式”是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反映内部效应。“两商品模式”是人力资本增长模式,反映外部效应。
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纳入增长模型。之前的人力资本理论中尽管也涉及经济增长问题,但仅仅把人力资本和教育作为外生变量。罗默尔和卢卡斯的模型使人力资本内生化,同时也克服了经济均衡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的缺陷。另一方面,该理论从模型中阐发其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了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从而使此项研究更加具体化和数量化,也使人们在实践中正确认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劳动经济学的概念篇7
关键词：成本；费用；概念；关系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2月25日
一、会计界有关成本概念研究现状
长久以来，会计界从未间断过对成本概念的研究，相关的成果与结论也一直在不断地更新变化中，不同国家、不同组织、不同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其中有很多的共性，但也存在一些争议。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一）国外有关成本概念研究现状。1951年美国会计学会（aaa）成本的概念，其认为成本是为了实现一定目的而付出的价值牺牲，而这种价值牺牲必须是可以用货币来计量的。这个概念强调三点：第一，成本是一种价值牺牲；第二，这种牺牲是可以用货币来计量的；第三，这种价值牺牲之所以发生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可以是一件事情的完成，一个愿望的实现等，所以这个成本的概念是相当宽泛的。
1957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也界定了成本的概念，其认为成本可以是取得一项财富或者劳务所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可以是支付现金或发行股票或转让其他资产甚至是发生负债，但这个代价仍然必须可以以货币来计量。这个概念的表述有些复杂，但认真分析不难发现，这里的成本是一种支出，其目的还是为了取得财富或劳务等。所以，这个概念与上述美国会计学会关于成本的概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一个说是价值牺牲，一个说是各项支出，但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强调成本是一种付出，而这种付出具有一定的目的性。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埃尔登・享德里克森认为成本是一种支出，而这种支出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某项财产或某种服务而支付的现金或转让的其他资产。英国会计实务公报（SSap）则认为成本也是一种支出，而这种支出是为了使产品或劳务达到某种状态。这里的成本虽然也指出了成本是一种支出，但其目的仅仅局限于生产产品或者提供劳务，显然它的内涵窄了很多，特指产品的成本或劳务的成本。
（二）国内有关成本概念研究现状。我国会计理论界通过长久的学习与借鉴，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成本是企业为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等所耗费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中的必要劳动价值，而这种必要劳动价值也必须可以用货币计量。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商品价值的描述，即w=c+v+m。其中，c指的是在物化劳动过程中的消耗，v指的是在活劳动过程中的消耗，代表的是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和人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产品的成本将来是需要在销售收入中得到补偿的。这个概念中成本的实质是产品成本，它强调成本的补偿性。
2001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认为成本是企业在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耗费，它强调成本是为生产某种产品、提供某种劳务而发生的各种耗费，并强调这种耗费不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它同样指出成本是一种耗费，具体是指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时发生的各种耗费，所以这里的成本特指的是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并且同样需要得到补偿。与上一个概念相比稍稍宽泛一些，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这个概念指出了成本不会导致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出，这也是后面我们谈到的关于成本和费用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二、会计界有关费用概念研究现状
会计理论界对于费用的研究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甚至要早于对成本的研究。关于什么是费用，其有着什么样的内涵和外延，国内外的学者专家们也是各抒己见，形成了以下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国外有关费用概念研究现状。国际会计准则（iaS）认为费用会导致会计期间内经济利益的减少。这是因为费用的发生有三种表现形式：要么使得资产减少、要么使得负债增加、要么兼而有之，但终究都会引起所有者权益的减少，不过这种减少不包括向投资者分配收益等经济活动。企业的各项经济业务，有的属于日常活动，即主要的业务活动；有的属于非日常活动，即偶发性的事项。很显然，这里的费用既包括企业日常活动中发生的各种经营管理费用，也包括企业在非日常活动当中发生的各种损失。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认为费用是指某一会计主体在其连续的、主要的业务活动中，因为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劳务的提供或其他活动的进行而使得资产的减少或债务的承担（或两者兼有）。这个概念强调了会计主体在持续的、主要的业务活动，故此处的费用仅指各项经营管理费用，它们是日常活动发生的，而不能包括各项损失，因为它们是在非日常活动当中发生的。
（二）国内有关费用概念研究现状。1993年，我国开始了会计制度改革，为与国际接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准则明确指出费用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耗费，这个概念的内容涵盖面较广，其内容不但包含了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费用即产品成本还包含了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期间费用。
2001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对前面费用的概念做了调整，它认为费用是一种经济利益的流出，但仅限于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的。显然，这个概念将费用的范围缩小，只包括企业日常活动的各项经营管理费用即期间费用。
2006年2月，我国财政部颁布了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其中不仅详细指出了什么是费用，还明确了费用的确认条件。新准则同样认为费用是一种经济利益的总流出，但其强调费用必须是发生在企业的日常活动中，会减少所有者权益，可它又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没有关系。通过费用的概念及其确认条件不难看出新准则不仅使费用的内涵得到了扩大，而且还进一步使得费用的表述更加全面，更加严谨，明确费用不包括损失及利润分配支出。
三、成本与费用概念分析
（一）成本概念分析。由上述研究现状可知，会计界对于成本的概念的研究其实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的。我国理论界及英国会计实务公报（SSap）给出成本的概念仅仅局限于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这应该是狭义的。所谓狭义的成本仅指为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付出代价的量度，即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而美国会计协会（aaa）和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及埃尔登・享德里克森讨论的成本不再局限于产品或劳务的成本，而扩大至一项资产或一种财富，这应该是广义的。广义的成本是指企业为获得某项资产或某项劳务而付出代价的量度，不仅仅包括产品成本和劳务成本，还包括取得固定资产的成本、无形资产的成本、投资的成本等。
实际上，不管国外、国内，不管会计理论研究、会计实务操作，成本的概念已经无数次的被用到，当然是不再仅指产品或劳务的成本。在2006颁布的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曾300多次提到“成本”这个词，几乎所有的资产项目都被涵盖在内。可见相对狭义的成本概念，笔者认为广义的成本概念更加可取。
（二）广义成本概念的特征。通过上述的分析，不难总结广义成本概念的特征主要有：
1、成本是企业各种资源转换或转化的量度。所谓资源转换是指除指企业之间资源的流动，可以理解为资源在企业内外部之间的流动，如购买生产设备形成固定资产的取得成本；购买专利形成无形资产的取得成本；购买股票形成的投资成本等。转化是指不同资源在企业内部之间的流动与变化，如领用原材料生产产品，原材料首先转化为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完工后入库，产品的生产成本又随之转化为库存商品的成本等。
2、成本是等价的资源转换或转化。不管是企业内外部资源流动发生的成本，还是企业内部资源变化发生的成本，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论资源转换还是资源转化都具有等额性，即在转换或转化的过程中不会产生收益。例如，在探讨投资总成本时，如果1，000股的普通股，每股市价是16元，但该市价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每股2元的现金股利时，其投资总成本是多少呢？或许有人会说是16，000元，与此同时还包含了2，000元的收益。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也无可厚非，但《企业会计准则》绝对不会允许这么做！因为这不满足成本等价转换或转化的要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取得金融资产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必须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的原因。所以上例中14，000元才是初始投资成本，另外的2，000元只能列为应收股利。
3、成本难以独立存在。特定的资产、劳务或其他对象是成本赖以存在的根本，如果前者不存在后者便无从谈起。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前者犹如“皮”，后者犹如“毛”，没有资产等特定对象，成本将无处容身，也正是这个原因决定了成本无法成为会计中的一个独立要素。
4、成本的发生不会减少所有者权益，不会导致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出。因为成本只是企业资源转换或转化的量度，只不过是资源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外一种形态，金额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当然不会影响所有者权益。另外，成本的发生并没有引起资源的纯耗费，企业的总资源也不会发生变化，当然不可能导致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出。
（三）费用概念的分析。由上述研究现状可知，会计界有关费用概念的研究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中，我国2006年的新准则和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对费用概念的界定是狭义的，仅包括日常活动发生的、与投资者分配利润无关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不包括损失；而国际会计准则（iaS）对费用概念的界定是广义的，损失也包括其中。
综上可以看出，损失就成为了区别狭义费用和广义费用的关键所在。从概念来看，费用与收入是相对应的，而损失与利得是相对应的，如果费用的概念包括损失，首先会造成费用和损失的会计概念部分重叠，其次还会打破费用与收入之间、损失与利得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最后也不利于企业进行内部的管理。所以，笔者认为狭义的费用概念更加可取。
（四）狭义费用概念的特征。通过上述的分析，不难总结狭义费用概念的特征主要有：
1、费用的发生肯定会减少企业的资源。企业资源的减少具体表现为企业减少的资产或耗费的资源，所以费用的发生本质上应该是资源的流出。资源的流出后续会产生两种结果：要么是在一种资源流出的同时又再流入另一种资源且产生毛利，如当库存商品出售，库存商品这种资源就会流出企业，与此同时企业会实现收入，增加现金或应收项目；要么是资源的纯流出，即只有资源流出，没有资源流入，如销售机构日常的各种消耗引起资源的流出。
2、费用的发生最后会减少企业的所有者权益。费用的发生有两种表现形式：要么资产减少，负债不变；要么资产不变，负债增加，其最终都会使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减少。
3、费用的发生是企业的主动行为。虽然费用的发生会使得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减少，但这也是获得收入的必经渠道。正所谓“有所得必有所失”，这里“所得”就是收入，而“所失”正是费用。所以费用是企业积极主动和预期的经营行为，而损失却有别于此。
四、成本与费用关系
虽然成本和费用都是企业发生的各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但由上述可以看出它们却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但两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鉴于上述有关成本和费用概念及其特征的分析，总结如下：
（一）成本与费用的区别。首先，成本不是费用。成本虽然也是一种耗费，是对象化的耗费，但它并不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减少，不会导致经济利益的流出。这是因为经济资源在耗费之后又会形成新的经济资源，其表现形式为从一种资产转化为另外一种资产，如生产产品耗用的材料、燃料动力、人工等都会转入产品的成本。而费用一定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减少，一定会有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所以本文一开始提到的“成本是对象化的费用”这一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其次，费用不是成本，也不可能转化为成本。由上述可知费用是指某一会计期间不能对象化的经济资源的耗费，它会直接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减少，会导致经济利益的总流出，这是它与成本的本质区别。费用在发生之后，直接与当期的收入配比计入当期损益，成为利润表中计算利润的抵减项，不可能再转化为成本。
（二）成本与费用的联系。成本与费用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是并存的概念，不存在谁包括谁、谁大谁小的问题。但随着收入的实现，成本最终会转化为费用。
成本最终会转化为费用，但属于间接转化为费用，它必须变为资产，随后再通过资产的耗费或者伴随产品销售、劳务实现的过程才能转化为费用，例如企业为了生产经营，就必须先购置设备，购置该设备支付的对价，形成了固定资产的取得成本。如果该设备用来生产产品，则要通过计提折旧方式将固定资产的成本计入各期产品的生产成本；如果设备是用来经营管理，则同样要通过计提折旧的方式将固定资产的成本计入对应的管理费用中。总之，成本就是成本，费用也只能是费用，成本可以通过“资产化”转化为费用，但费用却不可能转化为成本。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便可以回答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所谓逻辑上的矛盾其实是因为“成本是对象化的费用”这一被广泛认可的结论是错误的！“收入-费用=利润”这一会计恒等式中的费用是狭义的，在利润表中收入减去费用得到的是营业利润，再加上利得减去损失便得到了利润总额。成本的概念应该界定为广义的，费用的概念仍按照新准则界定为狭义的。成本与费用的关系也很简单，成本是成本，费用是费用，成本只能单向转化为费用，而费用永远都不可能转化为成本。
主要参考文献：
[1]焦跃华.成本会计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乐艳芬.成本会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劳动经济学的概念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劳动价值变化
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认识，不能完全拘泥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个别推断或结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目的、时代背景，与我们今天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应该在传统认识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本文就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视角
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理论具有特定的视角，主要是立足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揭露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实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提供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需要有新的视角。
1.出发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理论的发展总离不开前人的研究成果，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两种观点比较引人注目，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无法适用，主张在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认识方面，不应该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甚至有的学者主张直接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和价格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是劳动价值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包含着科学合理的内核。显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采取全盘否定、推倒重来的态度是很不科学的。深化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研究，必须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马克思的时代与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相比，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已经不可能完全解答我们今天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深化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应该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固守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个别推断或结论，并且在某些今天已经需要重新认识的结论和推论上“兜圈子”。正确的态度是，运用唯物辨证的思想方法，在全面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科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
2.立足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价值理论是与商品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关系，没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环境，研究劳动价值理论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和货币关系是社会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利用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极其现实的任务。由于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关系，不存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因而也不可能考虑到劳动价值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具体指导作用。正因为如此，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如何利用劳动价值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等问题上，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寻找到现存的答案。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只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只有通过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努力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才能创立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一切要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前提，并且把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检验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科学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准。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这样的理论只能是空中楼阁。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不能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或者是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3.归宿点：社会主义本质。经济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内容，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反映不同的意识形态特征，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共识。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就认为：“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1.p35]马克思也公开声明自己的理论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他认为：“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2.p18]马克思从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出发，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确立了劳动者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揭示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受的剥削，揭露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为此，必须首先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就应当落脚在社会主义本质上，为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二、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化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视角的改变，特别是目的和任务的变化，需要我们相应地深化和拓展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并且对劳动价值理论要有一些创新性的认识。
劳动经济学的概念篇9
一、两种不同的人力资本概念
近年来,经济文献甚至人们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但仔细考察不难发现,人们对它的理解并不相同,这直接影响了以此作为逻辑期待内的人力资源会计的可行性。目前,主要有两种人力资本概念
1.投入观人力资本
投入观人力资本的创始人当属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他在其名着《论人力资本资》一书中,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谈论国家和社会对人的投资,包括医疗保健、教育、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等。这些投资会提高一个国家和社会人力资源的质量,形成能提高生产能力意义上的"人力资本"。这种经济理论认为,用于人身上的支出就会形成人力资本。"事实证明,人力资本是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资的产物,其质量高低完全取决于投资多少。"②可见,这种"人力资本"概念,实质指的就是将对人力资源上垫付的资金资本化处理,因为这种人力资产投资会在较长时间内发挥作用,因此在会计上应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先拟物化确认为一项资产,然后,再按配比原则将资产化的金额在人力资源的效益期内摊销计入当期损益。我们认为,这是从企业主体投入价值要补偿保全的角度建立的企业法人产权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准确地应称之为"人力资产投资",它不是从人力资源所有者主体投入价值(也将产出价值)要保值增值的角度建立的个人产权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只是企业对人力资源支出的单独计量并资本化的结果,通常包括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开发成本、替代成本和日常人事管理成本等。这些项目是企业资产内部的转化形式,不涉及权益方的变化。这部分内容属于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范畴。
2.产出观人力资本
我们认为,企业进行了人力资产投资并不意味着有了人力资源的终生使用权,更谈不上对其拥有所有权。从而,人力资产投资的数额也就代表不了人力资源本身的价值。从人力资源所有者主体投入价值(也将产出价值)保值增值的角度,有必要重新建立个人产权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概念。为此,首先要明确界定"人力资产"的概念。
我们认为,人力资产是指企业所拥有或控制可望向企业流入未来经济利益的人力资源本身,它包含直接和间接增加企业的现金或其他经济利益的潜力。人力资产与其他学者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作为人力资产的概念不同,而是以成为企业的劳动者为标志,以未来收益中视为人力资源产生的部分的现值作为计价的尺度(人力资产的计价方法可用经济价值法等),在性质上类似无形资产,但其价值不因使用而摊销,性质上又接近土地资源。人力资产的计价应结合每个人的智能以及其在组织中的作用,采用科学的原因而影响其产出能力,但可通过劳动力市场得出其公允价值,实现物力资产的优化配置。
3.产出观人力资本
我们认为,企业进行了人力资产投资并不意味着有了人力资源的终生使用权,更谈不上对其拥有所有权。从而,人力资产投资的数额也就代表不了人力资源本身的价值。从人力资源所有者主体投入价值(也将产出价值)保值增值的角度,有必要重新建立个人产权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概念。为此,首先要明确界定"人力资产"的概念。
我们认为,我力资产是指企业所拥有或控制可望向企业流入未来经济利益的人力资源本身,它包含直接和间接增加企业的现金或其他经济利益的潜力。人力资产与其他学者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计作人力资产的概念不同,而是以成为企业的劳动者为标志,以未来收益中视为人力资源产生的部分的现值作为计价的尺度(人力资产的计价方法可用经济价值法等),在性质上类似无形资产,但其价值不因使用而摊销,性质上又接近土地资源。人力计价应结合每个人的智能以及其在组织中的作用,采用科学的方法统一由权威的人力资产评估机构评估,一个人可能因组织的原因而影响其产出能力,但通过劳动力市场得出其公允价值,实现与物力资产的优化配置。
人力资本是对应人力资产的概念,它代表劳动力的所有权投入企业形成的"资金来源",性质上近似实收资本。这一概念的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被录为某一企业组织的成员,意味着企业代表物力资本的出资者与职工个人双方都认可人对组织的加入,与原来意义的法定企业所有者投入企业的是物力资本相适应,职工劳动者在这里投入的是有技能、有产出价值的"人力资本"。"劳动者变成资本家并非传说中因为公司所有权扩散所致,而是由于他们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结果。"③
二、人力资本保值增值的实质
从生产经营的立场来看,企业作为法人主体独立于生产资料的的所有者之外,经营者具有自由运用生产资料使用权的权利,但前提是应做到生产资料资本的保全,否则就会造成物力资本亏蚀。与此道理一样,从生产要素来看人力资源,企业同样作为法人主体独立于人力资源所有者之外,经营者也具有自由运用劳动力使用权的权利(如此才能解释劳动者要服从统一指挥的现象),前提也是应做到人力资本的保全,否则就会使劳动力受到损失。如同生产资料经过生产消耗,其价值要从产生的收入中补偿。有人会说人的体力、脑力即使不劳动也会消耗,也不能得到正常的补偿。在这里讲的是两者作为生产要素面消耗,然后从生产经营所得中补偿。在现代的商品贷币经济条件下,有仅每个人的劳动权益已努力在用法律的形式进行保障(当然实际保障的程度要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且在保持人力资源所有权基础上的劳动力运用权的让渡(给企业而不是给生产资料所有者),必须采取有偿形式。正如在保持生产资料所有权基础上原材料、设备等的使用权的让渡,必须采取有偿形式一样。因为道理很简单,不如此就没有人(如有则不是经济行为)会让渡。当然,人力资源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其他生产要素,而具有人性、社会性等特殊属性。
劳动者将劳动力让渡给企业,因劳动消耗得到用于补偿劳动力消耗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性质为不考虑生理衰老因素的人力资本保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收入,正如收回本钱不是真正收入一样。在人力资本保全的观念下,只有当企业期末人力资源的生产经营能力超过期初时,利润才能确认为赚取。需要强调说明的是,人力资本的保全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劳动力的保全。劳动力本身不是资本,只有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并转化为执行价值增值职能的"生命体"时,劳动力才当作一种经济资源嬗变为资本。因为是资本,就必然具有在运动中实现价值增值的天性,而价值增值的前提是投入价值的保值--人力资本保全。工资、奖金、福利等形式是人力资本保全的手段。而人力资本参与利润分配的所得,就可以视为人力资本的增值。
长期以来人们将个人收入分配理解成工资分配,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等同于工资理论的观念是错误的,是将马克思批判的纯资本主义的按劳分配误用到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结果。工资性所得根本就不是收益的分配,而仅是与生产消耗掉的生产资料需要扣除、补偿一样,是消耗掉的人力的补偿价值。正因为如此,才将工资性分配作为一种费用来处理。如果只给工资性补偿而不进行剩余产品的分配,就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
我们认为,为了使人力资本保值增值得以实现,就要按生产要素进行劳动者收入的分配,即按人力资本在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贡献大小和物力资本在价值创造和实现中的条件作用来分配。由于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即劳动的资本力和劳动的自然力决定作用,所以按劳分配才成为主体,包括对消耗掉的劳动自然力给予应有的收益性分配。同时,因为物力资本的条件性作用,也要给予补偿基础上必要的收益分配。
劳动者之所以能参与收益分配,是因为他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承认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隐含着劳动力的使用权、自主流动权、补偿保全权和收益权等,因此怕有权是收益权的前提和基础。人力资本的收益权是指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在补偿了其劳动消耗,即得到了工资性收入的前提下,对于人力资源的盈余价值--税后纯收益,有参与分配的第一位的、天然的特权、并应通过法律形式予以保障。
三、劳动者权益作为新会计要素的确立
承认为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建立人力资产和人力资本的概念以后,接下来的问题是讨论劳动者的相应权益,这是实现人力资本保值增值的必须的会计手段。
劳动者权益是劳动者作为人力资源的所有者而享有的相应权益,它包括两个基本部分:一是人力资本,一是新产出价值中属于劳动者的部分。从动态看,它一般因录用职工以及劳动新创造价值的分配而增加,因职工离开企业和支付给职工而减少;从静态看,是留存于企业内的劳动者所拥有用资产的对应权益要素,是介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间的一种特殊权益,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劳动者权益不是以企业创立时法定物力资产的出资为标志和起点的,而是以加入企业成为生产经营者从而投入人力资本以及以对企业的劳动贡献为标志和起点的。
2.劳动者权益也与债权人权益不同。前者的存在,是因为企业劳动者劳动的投入,既包括劳动力使用权的投入,也包括劳动力所有权的投入,因此要认可劳动力补偿权和收益权;后者是因为债权人让渡资本使用权而享有相应权利,是借贷资本的补偿和收益权。
3.劳动者权益在资产负债表上是劳动者存留于企业的利益,因劳动者是企业劳动力的所有者,因此应像企业资本的所有者一样,以存留权益负起有限责任。在企业破产时,应次于债权人与资本所有者一起分享剩余的资产。
劳动经济学的概念篇10
通常我们所说的国民经济学，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长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大体经历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国民经济学三个阶段。
重商主义是封建社会晚期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经济思想，它的基本观点是财富就是货币，由于国内贸易不会导致货币量的增加，所以只有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财富。
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而是维持生活的各种物品，该学派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第一次确认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
“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
从方法论上说，国民经济学家从感性事实出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学家的这种方法也导致这样的结果：经济学成了“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附有启发性例证的最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附有有益的意见的统计学的天才研究”。概念之间缺少联系，理论和现实之间严重脱节，在指出国民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后，马克思进一步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视角批评国民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这说明国民经济学通过李嘉图的抽象获得科学性的同时也使得经济学丧失了哲学传统——对人的关注。所以，马克思的批判实际上指出了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中将“人”抽象的不合理性。
概念构成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如果这门学科在与现实的联系中出现了错误，可以肯定构成这门学科的概念一定出了问题。因此，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从其基本概念开始的。
一、工资
马克思首先分析的是工资。斯密认为，本来“劳动的产品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工资”，但在资本积累之后“工人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所定的契约”；工资决定了劳动者的处境，“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的”。那么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国民经济学家一方面承认价值全部由劳动创造而另一方面有说价值的创造者（工人）只能得到“……最低工资”？事实真的像斯密说的在社会财富增长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时候，工人的生活会变好？马克思指出“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斗争”。而且“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资本家掌握资本进而掌握了劳动必须的生产资料，所以工人不得不沦为商品在市场上寻找买家，所以“……，吃亏的首先是工人”。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分析社会可能处于的三种状态，指出事实不像斯密描绘的那样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劳动者的生活会变好；而是无论社会“退步”、“进步”、“静止”三种状态的哪一种状态下，工人的结局都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在逐条分析了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工资的内在矛盾后，马克思指出斯密的根本缺陷就是在经济理论中工人被“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实际上为后面提出异化劳动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资本和资本利润
马克思首先总结了国民经济学家的规定，接着指出了资本的实质，“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而且，“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做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那么利润到底从什么地方来？“资本家是双重获利：第一，通过分工；第二，一般地通过对自然产品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
积累和竞争是国民经济学衡量社会经济状态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在他们的理论中从来都是寄希望于加强竞争而避免垄断的出现。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竞争真的能避免垄断吗？马克思提出“许多资本”这一范畴，并认为竞争的结果就是“资本和地产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而资本间的竞争日益减少。”多奇妙的论证！竞争在现实的过程中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积累！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已经从资本间的竞争看到了资本积累的最终结果，甚至得出了关于垄断内涵的结论。
三、地租
地租概念是国民经济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它反映着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关系。马克思着眼于阶级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地租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私有财产的统治从土地占有开始，中世纪的俗语“没有无主的土地”被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结果就是“大地产进一步集中”，并且“这种竞争还会使大部分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同样，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成为工业家。”“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