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篇1
论文关键词：浅谈,如何,加强,后世,时期
2010年10月31日，一场精彩、难忘、成功的世博盛会在我们上海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历经迎世博600天和办世博184天的日日夜夜里，上海各行各业都热情满怀地投入到迎办世博会的热潮中，大家激情昂扬，拼尽全力为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而努力！市容环境协管队员，也不例外更是积极参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世博举办宗旨和口号！
如今世博会已圆满落幕，但今后的上海市容管理任务还任重而道远。关于世博后如何进一步加强市容环境协管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的问题，下面我首先简单谈一谈我对市容协管员队伍的认识和看法。大家都知道，市容协管员作为市容环境管理和城管执法的一支辅助力量，平时工作中能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协助城管执法人员开展城市管理工作；同时积极参与城市管理日常性的管理工作，特别是迎办世博以来，这支队伍整体积极进取，爱岗敬业、认真负责，在街道的城市管理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改善街区人居环境，提高街区城市品位，树立世博窗口形象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工作成绩得到了上级和街道领导的充分肯定。市容环境协管员虽说是政府为了照顾失业、下岗人员等特殊群体，实行的政府再就业帮困工程的临时聘用人员，但有时在老百姓心目中，由于工作岗位的特殊性，他们经常参与和协助市容管理和城管执法工作，相当于代表管理部门行使权力、管理城市市容环境。因此，他们在协助市容管理和城管执法工作中，工作态度，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以及自身素质、形象的好坏，同样代表着街道办事处，代表着市容协管、城管队伍的对外社会形象，体现着基层政府公权力的形象，他们的平常工作的好坏、市容环境管理能力水平的高低，在老百姓心中也同样体现出党和政府的威信。
从今年迎办世博会以来和现在上海基层街道城市管理的现有体制情况来看，市容环境协管员队伍作为市容管理和城管队伍的辅助力量，确实能弥补街道在市容管理和城管执法方面人员力量的严重不足，以及他们所主要从事市容环境卫生方面的维护管理工作，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因此，在后世博如何保持和发扬迎办世博时的优良作风和工作干劲，如何进一步加强市容环境协管员队伍建设，提高他们的协助能力和管理水平，着力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应该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根据目前街道市容环境协管员队伍现实状况，结合真新街道工作实际，下面就如何加强市容环境协管员队伍管理和建设谈谈自己的浅显看法：
一、协管队伍现状：
真新街道目前有在职市容环境协管员17人，包括女同志5名，其中中共党员2人。队员文化程度较低，其中大专文化1人，高中、中专文化2人，初中以下14人，大专以下文化程度占93%。年龄层次偏大，50岁以上11人，40岁以上3人，30岁以上3人，40岁以上的占75%。不少队员没有接受过正规、过硬的城管执法辅助技能和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市容协管的水平有待提高，辅助执法的技巧掌握运用不全面，独立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自身能力素质跟不上城市管理形势的需要。
二、队伍存在问题:
（1）思想认识上对城市管理认识不足。
部分队员敬业爱岗意识不强，缺乏奉献的精神；工作上不积极主动，不负责任。有的甚至不讲原则，避重就轻，视而不见。主要有工作热情不高，服务意识不强，有潜在的权力意识。工作中存在串岗、离岗、上岗不尽心尽责的现象。总认为自己是协管员作用不大，没有上进心。
（2）城市管理的法律知识掌握的不够。
队员执法辅助能力和市容管理水平达不到目前城市管理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辅助执法技巧运用不足，业务知识较差，工作方法简单，手段方法单一简单粗暴，往往造成不应有的冲突，直接影响到城市管理中的成效。
（3）考核制度监督措施不健全、不到位。
整个队伍科学管理力度不足，缺乏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人员考核和队伍管理制度，如对街面上的黑广告的治理经常处于被动治理阶段，巡查不坚持，治理不及时，不能主动发现、制止解决问题，尽职尽责做好工作。
（4）队伍内部管理制度不规范、不完善。
队伍没有统一的用人标准，如思想状况、身体状况、学历情况、心理状况、道德修养等方面；日常的工作管理制度不完善，如着装管理、车辆驾驶、纪律约束、请销假等方面；缺乏必要的考核激励机制，工作热情参差不齐，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利于调动积极性；职责定位不明确，如工作范围、工作职责、辅助任务等；缺乏必要的定期培训、轮训机制，如法律法规培训、文明执法培训、作风纪律培训、职业道德教育等，对协管员“重使用，轻教育”；与协管员的沟通机制不完善，不能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一些工作上的建议；没有统一的人数配备标准，一个中队应该配备多少协管员没有标准可循。
三、管理相应对策：
（1）把切实加强协管员队伍的政治思想、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教育，作为当前加强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事实证明行之有效，切实可行的政治思想教育，是提高队员思想觉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队员树立爱岗敬业，奉献城管事业的重要手段之一。
因此，应该把加强协管员队伍的政治思想教育纳入日常工作中，不但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更应在政治上关心他们，落实组织例会制度，开展一些有益的工会活动，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工作，平常多与他们谈心，多与他们交流，多与他们沟通，及时发现解决问题，营造团结紧张、严谨活泼的良好氛围。完善沟通机制。首先要充分尊重协管员，把他们当成我们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其次，有些中队例会可以让他们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有用的予以采纳和实施；最后，视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协管员专题会议，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凝聚人心，形成合力，为推进城市管理全面工作上新的台阶奠定扎实的基础。
（2）把加强城管法律知识业务能力和辅助执法技巧方面的培训，作为增强服务意识，提升辅助执法能力的重要手段。
培训要注重在实际的辅助执法过程中，让队员掌握现场辅助执法技巧，运用更多更好的执法手段，把严格执法与文明执法、处罚与教育、取缔与疏导有机的结合起来，来达到管理城市的目的。要注重市容协管员教育培训力度，制定可操作的协管员业务培训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协管员业务培训可以采取定期封闭式集中培训、业务轮训和不定期专项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内容应当主要包括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协管员工作纪律、行为规范、工作业务以及军事训练等，培训时间应当保证每年不少于10个工作日。同时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以提高协管员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为重点，针对协管员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专题教育讲座、全体队员大会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理想信念、职业道德等系列教育，积极引导协管员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荣誉意识和服务意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以切实抓好学习教育培训工作的有效落实，来全面提升协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3）把制定考核制度，完善监督机制，加大考核力度，引入淘汰机制，作为加强队伍建设，提升队伍形象的必要手段。
目前真新街道尽管制定了一些队伍管理考核办法，但实际上没有严格落实执行，没有真正的运作起来，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导致现在部分队员干好干坏一个样，在岗离岗一个样的落后思想依然存在，队伍管理不严，工作力度不足，有时已严重影响了市容协管员队伍的社会形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此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提高工资待遇的同时，必须要建立考核监督制度，加大考核力度，通过考核监督来规范队员的日常行为，真正达到实行岗位绩效来达到奖勤罚懒，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目的，确定并实施精神和物质相结合的奖惩制度，形成能者上，庸者让，平者下的工作格局，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对协管员的发展进行统筹规划。要给年轻人以进步的空间，给工作努力者以褒奖平台，给要求上进者向组织（如团组织）靠拢的机会，注重创造精神文明的良好氛围，让协管员在协管工作中有精神上的归属感，从而保证其廉洁奉公、勤恳工作，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从而从制度上保证提升城市管理的服务质量。
（4）要进一步明确市容协管员工作职责。
要明确规定协管员主要职责是宣传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协助城管执法人员开展城市管理工作；参与城市管理日常性的管理工作，及时清除辖区“五乱”维护市容整洁，对所辖区域实行动态巡视检查；劝阻和制止违反城市管理法规的行为，当劝阻、制止无效时，及时向城管执法人员报告，并协助城管执法人员督促违法行为人改正违法行为；收集并及时反映责任区域单位、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等。特别要明确禁止市容协管员参与城管执法中队安排的从事调查取证、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纯粹性执法业务工作。要依法明确界定协管员的权力范围，确立“作为”的标准。就目前依据的城管执法相关法律而言，城管执法大体可分为“管理性执法”和“处罚性执法”两类。“管理性执法”不要求执法者具有狭义与严格的身份，是协管员应当履行的责任，也是其最主要的工作范围；“处罚性执法”要求执法人员必须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协管员应严格避免单独涉及罚款、暂扣等工作，更不能粗暴执法，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只有在法律范围内明确界定其行为权限，才能确立管理坐标，规范管理行为，彻底协管员杜绝不作为、乱作为和滥用权力的现象。
（5）要逐步规范管理市容环境协管员队伍。
首先，要规范健全城管协管员队伍管理各项规章制度，推行“定人、定岗、定责”目标责任制，实行“轮岗、轮训、轮休”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加大奖惩力度。其次，要规范协管员着装和管理行为，做到执勤时必须服装整齐、标志齐全、注意形象，做到使用文明用语；要求协管员必须在由执法人员直接带领下才能进行辅助性城市管理工作，不准单独执行城管执法任务；上述的“独立执法”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执法，如在管理过程中发现违章则可以进行劝导，如当事人不听劝导，则要及时上报中队。不属权力范围内的工作即“处罚性执法”，协管员绝对不能独立执法，只能随同执法队员做好参与协助工作，履行自身责任。
这样才能使整个协管与执法工作既合法合规、行为规范又有机结合，发挥最佳功能。城管执法人员执法时对协管员负有领导责任，对由于管理不严、发生协管员打人伤人事件的，要追究带队执法人员的责任，并依法追究当事协管员的刑事责任。第三，要求协管员中的党团员按照规定参加组织生活，工作中要达到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目的。街道协管员队伍可以成立相应的党小组、团支部，纳入街道工委和团委管理中，建立组织关系和组织联系，开展组织生活，让协管员中的党员、团员有归属感，从而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对于那些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协管员，党、团组织可以教育他们、培养他们，成熟时可以在协管员中发展党员、团员，从而带动整个协管员队伍和谐、持续发展。
（6）要严把人员进入关，实行优胜劣汰制。
城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篇2
我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自启动后，迅速在我市两个试点区展开。从两个区的开展情况来看，基本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思想认识到位。两城区被确定为全省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市（区）后，区委、区政府均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进行研究。两个区司法局均制订了严密的计划，确定了专人专职负责此项工作，并派专人随省厅和
市局同志一起到兄弟单位进行了学习考察。
（二）领导机构健全。目前，两城区的33个街办(乡镇)都成立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机构，各项工作机制建立。
（三）社矫工作者队伍加强。两城区各司法所多是一人所，为适应工作需要，两城区采取聘用社区矫正辅助人员的办法，选聘具有法律经验、心理学专业知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员充实到社矫办公室，确保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同时，还积极挖掘社区资源，发动退休老干部、知识分子、有威望的同志加入到社区矫正志愿者行列，使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目前，两城区33个街办（乡镇）司法所共有专职人员33人，社矫辅助人员39人，社矫志愿者147人。
（四）工作措施有力。两城区各司法所均能坚持对每名矫正对象实行一人一档，详细记载了矫正方案、监护人协议书、公益劳动记录、每月小结、谈话记录、电话汇报等方面的资料，形成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基础性台帐。在管理机制上，充分发挥街道（镇）、社区（村、居)两级管理网络的作用，明确各自的工作地位和工作任务，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长期发展和司法所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制度上，两个区都出台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方案）》、《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工作职责》、《矫正对象须知》等规章制度，力求工作规范。
从试点的情况来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矫正试点期间两个区共117人接受社区矫正，经过矫正工作人员扎实有效的矫正帮教，没有发生一起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现象。矫正对象能够较快地融入社会，部分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还走上了致富路。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从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看，目前我市社区矫正工作仍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主要是：
（一）、社区矫正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不尽完善
立法的滞后给工作开展带来了统一认识、统一做法、全面推进等方面的一定的难度。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依据是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客观上存在名义主体和实际主体分离现象，公、检、法、司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衔接，省际、市际之间的衔接都存在一些困难。
一是在目前立法依据不足情况下，有关部委的现行规章中针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缺乏系统性。致使社区矫正各成员单位在工作衔接、责权划分等环节上存在困难，无形中加大了工作难度。
二是工作主体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人民警察法》以及有关规章中涉及社区矫正的条款存在着滞后的问题。例如从现实看，社区矫正按照两院两部的通知精神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来实施，这无疑是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但现行的法律未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权，这不仅与公安机关既有的执法主体权产生法律冲突，而且使得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工作时责权不一，处于十分尴尬和不力的地位。矫正对象大多对司法所的考核奖惩持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地根本不向司法所报告，由于司法所执法主体权，社区矫正工作者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是程序方面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监狱办理假释、监外执行的手续繁复；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信息不能及时；对人户分离的对象，户籍地与居住地之间缺乏衔接等。目前，两城区的矫正对象基本上是由本区所在法院判决后通知各司法所接收，而对于外地法院判决到本区的社矫对象，两城区司法局至今未收到过相关的法律文书，导致这部分矫正对象漏管、缺管现象严重，矫正工作也就无从开展。目前多数街办的社矫对象人数已呈逐年萎缩的地步。常此以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可能将难以为继。四是矫正工作还缺乏有效的法律手段支撑。目前，在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帮教工作中，由于缺少法律赋予的强制性手段，对那些拒不接受矫正或在矫正中表现不良的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组织一一特别是负责具体操作的司法所往往因有责无权，不能及时予以惩戒；而对那些积极配合矫正、表现良好的矫正对象的奖励，也因程序过于繁琐、规定较原则操作性不强、社区矫正组织没有法律授权等因素，实施起来难度较大，不能很好体现出奖惩结合的矫正方针。
（二）、社区矫正工作基础建设薄弱
社区矫正是一项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的新工作，从外省先期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的地区经验看，要保证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司法所须有3人或3人以上才能兼顾工作，须有独立的办公室实施矫正和存放档案，须有通讯、交通装备和工作经费以保障工作开展。但由于客观原因，两城区各司法所基础建设均较为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所人力相对薄弱，社矫辅助人员偏少且队伍不够稳定。司法助理员普遍存在“一人一所”的状况，且司法助理员在承担司法行政多项职能工
作的同时还兼有街办(乡镇)安排的任务，人手少、任务重，使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难以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二是缺少基本装备，有的街道办公经费较为紧张。目前，两城区大多数司法所无车辆、无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工作装备，个别所连基本的独立办公用房也未解决。在办公经费上，我市社区矫正经费与兄弟省、市相比相差较大。上海市人头经费定的标准是6000元、苏州市社区矫正经费标准为3000元。我市两城区矫正对象均无人头经费可言，由于经费的紧张，导致一些工作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矫正质量。
（三）工作过程中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还未到位。社区矫正工作涉及到多个部门和单位，需要公、检、法、司、人事等多个职能部门就工作衔接、经费保障、矫正对象就业等方面加强合作，认真履行职责，才能形成较强的合力，确保社区矫正对象零漏管、脱管。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两城区社矫工作大多是由司法所独立承担，有的职能部门对这项全新的工作不熟悉、不了解，存在着一些配合不到位的地方，而仅仅依靠司法所单打独斗，矫正工作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三、对策及建议
在全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启动会上，省、市领导强调：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要按照“做表率、走前列”的要求，振奋精神，扎实推进试点工作的开展，努力探索出一条具有贵阳特色的社区矫正之路。为进一步推动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针对目前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困难，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一）加强领导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形成强有力的工作机制来推动这项工作。建议市、区两级成立党委分管领导为主任、分管副市长（副区长）为副主任、公、检、法、司、财政、人事等部门为成员的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司法局，以贯彻落实上级社区矫正的政策和工作部署，研究制定本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规划，协调相关事宜，指导、督促、检查本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各街办（乡镇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贯彻落实上级社区矫正的政策和工作部）署，落实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管理和改造以及考核工作；同时建立经常性的工作汇报机制，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工作情况，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二)明确权责
法院应当准确地适用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充分使用社区矫正措施改造罪犯。检察院依法加强监督，确保公正。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开展社区矫正的管理和考察以及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帮助工作。乡（镇、街道）司法所承担日常管理工作。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考察，对违反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为加强社区矫正的衔接工作，建议将社区矫正内容纳入公、检、法、司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政府年度考核目标。财政人事部门加大财政和人员保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三）重视基础
当前要做的是搭建好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所这个平台。社区矫正需要一支懂法律政策、熟悉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精神医学等专业知识的队伍。根据现在的条件，社区矫正依赖三类人员：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辅助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建议党委、政府根据司法所承担工作任务的现状和将来的发展趋势，加强司法所力量，配备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由懂业务的人员担任。其次，配齐辅助社区矫正工作者，现在云岩区配备辅助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做法是一个司法所招聘一至二名社区矫正辅助人员，经过培训后上岗，但因待遇太低（每月每人500元标准）而无法稳定队伍。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建议可借鉴兄弟省市的做法，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各区安排一定的事业编制，用于招聘社区矫正辅助工作人员，根据实际配备到各镇（街）司法所。编制不足的可以考虑招聘合同制的人员加以落实。此外，壮大社会志愿者队伍，尽量招募一些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青年学生、村（居）社干部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从事社区矫正志愿工作。
（四）加大财政保障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支持是很难完成的。从两城区试点情况来看，经费显得严重匮乏。建议可以借鉴外地做法，在保证车辆、通讯、电脑等办公设备齐备、社矫辅助人员工资福利到位的基础上，按社区矫正对象人均1000元或以上的标准由区（县）财政安排工作经费，用于培训、指导、管理、奖励等，并列入财政预算。
城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篇3
国家统计局内蒙古调查总队近期制定了《内蒙古城乡住户辅助调查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规定了辅助调查员的职责和义务。主要包括：辅调员负责管理调查小区的住户调查网点的建设，深入调查户检查、指导、督促记账工作，及时了解掌握调查户的基本情况，收发记账簿，核对记账内容及纠正问题，发放调查补贴并登记造册，以及保密、参加培训、协助收集居民生活中的倾向性、苗头性、突发性的经济社会现象等内容；规定了辅调员与调查户的沟通与交流方式、言行举止、保护隐私等内容。
《办法》说明了辅调员的聘用、解聘、培训、待遇及奖励。《办法》强调了对聘用管理辅助调查员的监督检查工作。最后还规定了本办法的适用范围与解释说明权限。
《办法》的出台对于完善基层统计调查网络、充实基层调查力量，培育辅助调查员队伍具有重要的意义，开启了建立内蒙古辅助调查员劳动报酬制度、补贴制度、激励制度的先河，在推进基层统计调查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上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广西总队绘制调查专业软件操作流程图
近期，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总队针对居民消费价格调查所涉及软件的安装、操作流程多，报表在年初操作要求细致，人员更替时业务交接难度大，如操作不当可能会造成程序崩溃、指数汇总偏差等一系列影响基础数据质量的问题，组织力量完成了居民消费价格调查相关软件操作流程图的制作。
该专业操作流程图具体包括：年初消价报表程序操作图、消价报表与低收报表程序链接操作图、手持数据采集器操作示意图、软件安装操作流程示意图等。
专业操作流程图将每个操作步骤截图，并配以详尽说明，清楚呈现操作步骤、明确操作要求、规范操作流程，为业务人员交接工作提供便利，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基础数据质量。
四川总队
布局服务业小微企业调查
为进一步完善服务业统计制度，国家统计局研究制定了《服务业小微企业监测统计报表制度》，从2012年年报起执行。面对新的形势和工作要求，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高度重视、强化措施，按照“三个突出”的要求对服务业小微企业监测工作进行了工作部署。
一是突出国家调查任务意识。《服务业小微企业监测报表制度》明确了服务业小微企业调查是国家统计调查，是国家统计局对各调查总队的综合要求。四川总队作为在川的国家统计局直属机构，搞好服务业小微企业监测调查是主体业务之一。为此，总队联合省统计局印发了《关于做好服务业小微企业监测调查工作的通知》，为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保障基础。
城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篇4
（一）摸清城镇居民的家庭收入水平、构成、从业状况、家庭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居住状况、医疗、保险等情况，为委、政府宏观科学决策和解决好民生等问题提供依据。
（二）满足省政府对的县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综合评价和人民政府对城乡居民收入考核需要。
二、调查规模及范围
三、组织实施
（一）成立组织。
政府成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长任组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社会经济调查局局长（国家统计局调查队队长）任副组长，成员由相关街道行政主要领导和统计局、财政局、发展和改革局、公安局、民政局、委宣传部、文广局（广电）、报社分管领导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社会经济调查局（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具体工作。各相关街道也要相应成立组织，负责辖区内调查工作。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
（二）职责分工
1.社会经济调查局（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具体负责调查工作的策划、督导和调查数据的汇总、分析、等工作。
2.财政局负责核拨调查工作所需经费。
3.委宣传部、文广局（广电）、报社负责宣传工作。
4.统计局、发展改革局、公安局等予以配合。
5.相关街道负责协助社会经济调查局建立和管理街道社区调查网络，组织做好调查方案的具体落实工作。
四、具体要求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调查工作涉及面广、时间紧、难度大，要充分认识，周密组织，合力推进。
（一）提高认识。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及相关街道要站在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切实增强对开展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调查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按照省、统一部署，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强化管理。一是相关街道要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调查工作纳入常规工作，并指定一名分管领导专门负责。二是社区应选定1名社区调查员负责此项调查工作。社区调查员要定期深入调查户开展访户工作，审核记账情况，讲解记账方法和要求，解答疑难问题，及时发现和纠正不符合要求的记账。及时掌握调查户家庭人口、就业人口、居住条件、收支结构及耐用品增减变化情况，建立访户记录本，做好访户记录。三是相关街道要配备1名辅助督导员，负责指导和协调社区调查员抓好本社区的记账工作，并协助社区调查员入户辅导记账户记好居民家庭现金收支账。四是相关街道要立即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配备工作人员。在月日前将领导小组组成人员、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及街道辅助督导员和社区调查员名单上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各社区要保证调查员队伍的稳定性，无特殊原因，不应调换。特殊情况应事先通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并做好工作衔接。
城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篇5
第二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办理工伤保险登记，管理参保人员的工伤保险关系，核定工伤保险待遇及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费用等工伤保险事务。
地方税务机关依照国家及本省有关规定征收工伤保险费，并每年公布工伤保险费征收情况。
第三条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按照下列办法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
（一）驻海口地区的中央及省直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驻海口地区的在省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民政部门登记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在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手续。
（二）农垦系统所属用人单位在省农垦总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手续。洋浦开发区内的用人单位在洋浦管理局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手续。
（三）其他用人单位在所在市、县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手续。
第四条用人单位应当按月缴纳工伤保险费。缴纳工伤保险费实行差别基准费率和浮动费率制度。
用人单位自本办法公布施行的次月起，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差别基准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自本办法施行满1年的次月起，按本办法规定的浮动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
第五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三类工伤保险风险行业实行不同的工伤保险基准费率。列为第一类工伤保险风险行业的用人单位，基准费率为工资总额的0.5%；列为第二类工伤保险风险行业的，基准费率为工资总额的1%；列为第三类工伤保险风险行业的，基准费率为工资总额的1.5%.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适用第一类工伤保险风险行业的工伤保险基准费率。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关按规定分别确定各用人单位适用的工伤保险基准费率。
工伤保险差别基准费率根据工伤保险基金收支情况适时调整，调整办法由省劳动保障、财政、卫生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在征求工会组织和用人单位代表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用人单位属于第一类工伤保险风险行业的，按本行业基准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不实行费率浮动。
用人单位属第二、三类工伤保险风险行业的，根据工伤保险基金使用、工伤发生率、职业病危害程度等因素，按规定实行浮动费率。
费率浮动的具体办法，由省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卫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确定用人单位适用浮动费率的档次。
第七条工伤保险基金实行省本级、市、县统筹（以下称统筹地区），并逐步向省级统筹过渡。
农垦系统所属用人单位暂在本系统内实行统筹，待条件成熟时纳入省级统筹。
洋浦开发区的工伤保险基金纳入省本级社会保障财政专户管理。
第八条各统筹地区按当年征收的工伤保险基金的10%提取储备金。各统筹地区当年提取储备金的30%上解全省工伤保险基金储备金专户，实行专账管理，用于全省各统筹地区工伤保险基金入不敷出时的支付。
各统筹地区工伤保险基金储备金累计结余额不得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工伤保险基金征收收入的50%.全省工伤保险基金储备金累计结余额不得超过全省上年度工伤保险基金征收收入的30%.
工伤保险待遇费用支出应先使用本统筹地区工伤保险基金及其储备金；不足支付时，由全省工伤保险基金储备金进行调剂；调剂后仍不足支付的，由统筹地区人民政府垫付。
工伤保险基金储备金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制定。
第九条劳动能力鉴定费的收费标准，由省物价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制定。从工伤保险基金列支的劳动能力鉴定费用，按规定的标准支付。
第十条年度工伤预防费用、工伤职业康复费用在不超过工伤保险基金上年度收支结余的
20%范围内，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年度支出计划，经同级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确定后，列入工伤保险基金预算。
工伤预防费用、工伤职业康复费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财政部门制定。
各有关部门应当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结合当地残疾人康复事业发展，开展工伤职业康复工作。
第十一条从业人员住院治疗工伤期间，由用人单位按照本单位职工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70%发给伙食补助费。用人单位没有规定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或者其标准低于本省国家机关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工伤人员获得住院伙食补助费的计发基数，应比照本省国家机关的相关标准确定。
第十二条工伤人员经工伤医疗机构建议转往外地治疗或配置辅助器具的，所需交通、食宿费用由所在单位按照本单位职工因公出差标准报销。用人单位没有规定因公出差交通、食宿费用标准的，应比照本省国家机关的相关标准执行。
第十三条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人员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派人护理或者聘人护理。用人单位既不派人护理，也不聘人护理的，用人单位应按所在市、县上年度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50%每月向工伤人员支付护理费用。
第十四条在停工留薪期内，工伤人员继续按原标准享受工资福利待遇。实行计件、提成等效益工资制度的，工伤人员原工资标准应按工伤人员在停工留薪期前6个月的平均工资确定，工伤人员在本单位工作时间不足6个月的，应按实际工作月数核定。用人单位支付停工留薪期内工资的标准，不得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第十五条用人单位解散、破产、撤销或者本人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关系时，一级至四级伤残人员依法享受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生活护理费和残疾辅助器具费的具体标准为：
（一）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标准分别为所在市、县上年度城镇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26、24、22、20个月的数额。
依法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医疗费用的，除继续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还应当按本项前述标准的30%发给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按《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计算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低于所在市、县上年度城镇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个月数额的，按6个月数额发给。
（二）依法应由用人单位一次性支付的生活护理费，按照生活自理障碍程度，分别以所在市、县上年度城镇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50%、40%和30%为基数计算。
依法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生活护理费，按照上述标准计算，由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
（三）依法应由用人单位一次性支付的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所需辅助器具的现行普及型价格和使用年限计算。
依法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残疾辅助器具费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第十六条五级至十级伤残人员本人解除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或者七级至十级伤残人员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一次性发给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一）对于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的人员：
1、五级、六级伤残的，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标准分别为所在市、县上年度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18个月和16个月的数额；伤残就业补助金标准分别为本级月伤残津贴36个月和34个月的数额；
2、七级、八级、九级、十级伤残的，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标准分别为所在市、县上年度城镇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14、12、10、8个月的数额。
七级和八级伤残人员的伤残就业补助金标准分别为五级月伤残津贴32、30个月的数额，九级和十级伤残人员的分别为六级月伤残津贴28、26个月的数额。
（二）依法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医疗费用的，伤残人员可继续享受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待遇，且用人单位还应按前项规定的工伤医疗补助金标准的30%发给其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并支付伤残就业补助金。
（三）按本条规定计算伤残就业补助金，截至本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本人解除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的，在计算本条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时，应当扣除评定伤残等级后已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时间，但最低不应少于3个月的数额。
第十七条五级至十级伤残人员因用人单位破产、关闭、撤销等原因终止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应当按比前条规定同类同级伤残人员待遇高出10%的标准，向其一次性支付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第十八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因工死亡人员所在市、县上年度城镇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48个月至60个月的数额，其中：无供养亲属的，发给48个月；有1名供养亲属的，发给52个月；有2名供养亲属的，发给56个月；有3名及3名以上供养亲属的，发给60个月。
因工死亡人员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按60个月标准发给。
第十九条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应适时调整，具体标准根据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生活费用变化情况，在征求工会组织和用人单位代表意见后，由省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确定。
第二十条从业人员或其亲属、工会组织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对从业人员是否属于工伤拒不表达意见或不认为是工伤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并按照《海南经济特区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工伤保险若干规定》施行前已因事故受伤或者患职业病、但在该规定施行后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确认为工伤的，工伤保险待遇按照该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已按《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工伤保险条例》认定的工伤人员及其供养亲属的范围，不再重新认定，但《工伤保险若干规定》施行后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条件，应按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已按《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工伤保险条例》确定的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抚恤金等长期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人员及其供养的亲属应在享受原待遇标准的基础上，按《工伤保险若干规定》参加统一调整，但一次性工伤保险待遇不再调整。
第二十四条本统筹地区施行《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工伤保险条例》之前发生工伤的，工伤保险待遇应按《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改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第二十五条各统筹地区施行《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工伤保险条例》之前发生工伤但未经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的，可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12个月内向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工伤认定，逾期不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不属工伤的，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有关待遇费用。
第二十六条依照《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移交因工伤残人员时，应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移交申请、工伤认定结论和因工伤残鉴定结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完整有效的工伤认定结论和因工伤残鉴定结论后，应按规定支付有关工伤保险待遇费用。
第二十七条《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工伤保险条例》施行之前发生的工伤，按规
定改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待遇时，月伤残津贴的计发标准为：从业人员发生工伤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乘以《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月伤残津贴计发比例，加上《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工伤保险条例》实施以来历次调整增加的月伤残津贴。
用人单位实际所发伤残津贴高于上述标准的，差额部分因工伤残人员可继续按原渠道享受。
第二十八条本办法具体应用方面的问题由省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城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篇6
一、村级环境卫生工作标准
1、垃圾收集、清运及时，垃圾桶周围无生活垃圾；垃圾桶无破损现象；无焚烧垃圾及树叶、杂草等现象。
2、村庄内外无垃圾死角、无“三大堆”，房前屋后及村内空闲地无堆积杂物，无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
3、进村路、连村路及村内大街及巷道路面干净整洁，路边无垃圾，绿化带无杂乱枯枝乱叶。
4、村属地管理范围内河道、沟湾边岸整洁无可见垃圾，水面无漂浮垃圾。
5、村外周边、进村路、连村路、种植区、养殖区、林带内无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尤其要没有白色垃圾（方便兜、塑料袋、泡沫、岩棉等）,实现村域范围内环卫保洁无缝覆盖。
二、保洁公司（保洁人员）职责
1、按照环卫工作标准和要求，配全环卫保洁人员，配齐垃圾桶等设施。
2、负责生活垃圾收集清运，村内主要街道做到每日1普扫，村内及村外200米范围内做到每日捡拾2次，村域内无卫生死角及零散垃圾，保持环境卫生整洁有序。
3、负责组织村内保洁人员教育培训，制定保洁人员工作制度，负责保洁人员日常监督管理及具体工作安排。
4、适当提高农村环卫保洁人员工资，确保保洁人员工资及时足额发放，提高保洁人员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
5、保洁人员要统一服装、规范着装，配备保洁车、扫帚、铁锨等配套保洁辅助工具，并负责辅助工具的日常管理、维护。
三、村两委职责
1、村两委是本村环境卫生工作责任主体，负责村容村貌治理和乱搭乱建、乱摆乱放、乱贴乱画、乱扯乱挂、乱泼乱倒及“三大堆”问题清理整治，妥善处理建筑垃圾、生产垃圾。
2、村两委要成立村级环境卫生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设置一名专职环境卫生管理员，全面负责本村环境卫生的管理工作，该管理员由村两委成员担任，并在村务公开栏中予以公示。
3、村级管理员主要负责保洁公司和村内日常保洁中遇到的难点和推诿扯皮等问题。
4、村级管理员要协助镇城管环卫办公室对保洁公司进行监督考核，每天至少巡察2遍（村居环境卫生），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城管环卫办公室和保洁公司，并监督整改落实。
5、村两委不能干涉保洁公司内部人员管理问题。
四、各责任区职责
1、按镇政府要求，组织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活动，逐村排查、摸清底数，联合整治、集中验收，重点治理农业生产垃圾（小麦、玉米秸秆等）、农村“三大堆”以及垃圾死角等。
2、每责任区确定一名专职环境卫生督导员，全面负责本责任区环境卫生的管理工作，对村级环境卫生管理员进行管理督导，并协助镇城管环卫办公室做好城管环卫相关工作任务。
五、城管环卫办公室职责
1、具体负责全镇环境卫生管理、考核及镇村容貌整治达标整治工作。
2、按照镇农村工作考核管理办法及村级环境卫生管理考核细则，对各村和保洁公司进行监督考核。同时要建立定期通报制度，一周一检查、一月一通报。
城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篇7
内容提要:辅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治理力量，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对公安机关而言，辅警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替代作用。警察主要从事实质性和高权性的执法工作，而由辅警从事简单事务性和机械程序性的工作，实现有限警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公众对辅警主体合法性的质疑一直在持续，辅警的法治化之路势在必行。该路径应该在遵循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下，应用行政辅助理论，建构辅警合法性基础。辅警的主体立法可以通过公安部的部门统筹立法、地方区别立法的两种具体方案展开，在清理文件的同时规范立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口等生产要素流动性更加普遍化，阶层分化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愈发显现，违法和犯罪严重冲击着正常社会秩序，安全不再是触手可及的公共品，而是需要在精巧设计和严厉执行下的奢侈品。警力不足既是现有安全和秩序不尽如人意的借口，也是警察寻求更多关注、更多宽容，进而谋求制度变革的源动力。应对警力不足的最佳方式当然是无增长改善，[1]苏州的警务创新在很多具体做法上与之契合，[2]但是，无增长改善在大部分时候不具有普遍应用的效果，在创造力短期内提高有限的情况下，有效应对警力不足的方式就是增加警力。更多的警察需要同比例的扩大财政支出，这与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也不符合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的理念。同时，一个不断膨胀的警察机关既可能创造出更好的安全和秩序格局，也可能成为自由和效率等更高位阶价值的破坏者。因此，长期以来，警察机关采取招募治安联防队员、辅警等称谓不同但内涵一致的警察辅助力量予以应对。由于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在行政法主体理论匮乏的情况下，警察辅助力量的合法化解释显得捉襟见肘，只做不说、只看效果不看授权，成为警察辅助力量的基本生存样态。
一、定位依据：基于公民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治理思路
警察权力来源的依据在于实现法的安全和秩序价值，与此同时，安全和秩序也是人类不同主体共同捍卫的价值，在实现安全和秩序的目的过程中，警察从来都不是唯一的选择。对于私法主体的安全和秩序而言，个人、法人、其他组织必须首先承担起自我保护的职责，警察只有在其自身力有所不及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而在公共领域，完全开放或者半开放的时空内部，警察是第一责任主体，对于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警察权行使不仅来源于警察法的直接授权，也来源于其他行政法或者公法的间接授权，在城市综合执法中警察往往担当强制力保留的角色，通过行政协助的方式实现城市管理中综合执法的整体目的。当警察、社会中间层、私人等不同主体同时拥有对安全和秩序的诉求时，各自所占据的位阶、比例、原则、方式、手段等即成为法治国家的基本规范，警察起着重要的示范和引导效能，这也是治安联防、辅警、保安、私家侦探等主体存在的合法性依据。警察辅助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基本任务是协助警察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并逐渐成为国家和民间通力协作的典范，从国家到地方均受到普遍重视。不过在国家强化其控制社会的功能后，协作逐渐变成领导与组织，警察辅助力量基本丧失其自治性，通过国家和地方性文件对治安联防和辅警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发展脉络。
（一）辅警前身—治安联防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软法规范
为了应对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第5条指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动员和组织城镇居民和农村村民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学生，建立群众性自防自治的治安保卫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治安防范活动和警民联防活动。”治安联防属于群防群治机制的组成部分，在组织领导上凸显公安机关的主导性，在经费来源上强调“群防群治队伍可以是义务的，也可以是有偿服务的。对有偿服务的，除地方财政适当拨款外，经当地人民政府按规定审批后，可以由企事业单位和居民适当集一点资，出一点人，用于维护本单位或本地区的社会治安。”[3]治安联防队员的选拔，应“充分发挥党员、团员、治保积极分子和离退休干部职工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协助专门机关维护社会治安”。[4]这充分说明治安联防队员应该从政治觉悟和道德素养上具有更高水准的群体里选拔，尤其强调对公共利益的坚决捍卫和自觉履行义务的神圣使命感。这一点在建立专职和义务消防力量上亦有体现，“到2010年，每个城镇社区、农村村庄建立一支群众义务消防队或者治安、消防合一的治安联防消防队。倡导建立民间志愿消防队，积极发展消防保安力量。”[5] （二）辅警渐进：治安联防与社区警务战略的一体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改造与重建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社区警务战略也在不断推进，治安联防成为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社区防范机制和防控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具体工作目标和方法则是“依托社区居委会等基层组织，挖掘和利用社区资源，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组织开展以社区保安、联防队员为主体，专职和义务相结合的巡逻守望、看楼护院等活动”。[6]农村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在借鉴社区警务的基本理念，同样强调安全防范的立体化和网格化，“逐步建立以驻村民警为主导，以群防群治队伍为补充，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安全防范机制和防控网络。要依托社区资源，组织开展以社区保安、联防队员为主体，专职人员和义务志愿者相结合的邻里守望、看楼护院、看村护家等活动。”[7]治安联防的工作目标显然不同于封闭式空间内部的安全和价值追求，因为“城市社区物业管理公司要发挥协助维护居民住宅区治安秩序的积极作用。保安服务公司要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逐步推进保安服务专业化”。[8]小区的物业管理和保安服务公司主要靠市场化机制运作，其服务对象是特定的，工作目标指向的则是封闭的时空，不具有公共性、开放性，这一点全然不同于警察及警察主导的治安联防，他们的存在和使命是以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为目标。
二、辅警主体定位的法治化路径
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所奉行的基本准则。在国家权力中，警察权力横跨行政和刑事领域，最具广泛性、主动性、强制性和自由裁量性，与普通民众联系最为紧密，必须成为法律监督的重点。警察权的行使的前提是警察执法主体资格的界定，无论是行政执法还是刑事执法，均需要通过制定并完善警察组织法，规范警察主体的设置、编制、职权、职责，并对各警察主体的法定职权作明确划分和界定。《人民警察法》和《人民警察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警察主体及警察权力做了基本规范。基于依法行政的压力，治安联防队员在实践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迫使公安机关调整思路；各地均在探索如何更加规范地运用警察辅助力量，很多地方开始采纳辅警这一源自于英美法系的概念改造和规范治安联防队伍。
（一）怀疑、两难、否定：准确定位的必要性
警察辅助力量，长期以来并没有明确的成文法规定，似乎也不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针对治安联防比较书生气的反问是：为什么要对群防群治的民间力量进行规制呢？如同私人权利，只要法律没有禁止性的规定，其边界就不受限制。公安部和各地方公安机关也只能以内部文件的形式概括描述警察辅助力量的主体及职责任务，“治安联防队是群众性的治安防范组织，是协助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力量。”[9]实质性问题则是：治安联防队真的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吗？从公安部文件已经可以看出，治安联防队可能根据警察的要求参与到反扒窃等侦查任务中，甚至于在一段时期内，治安联防队员可以像警察一样行使警察权，冒充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以抓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为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强调，违法者冒充警察和冒充治安联防队员的行为之间具有本质区别，“行为人冒充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抓赌’、‘抓嫖’，没收赌资或者罚款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以招摇撞骗罪从重处罚。行为人冒充治安联防队员‘抓赌’、‘抓嫖’、没收赌资或者罚款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10]但是毫无疑问，治安联防队员的辅助警察功能其实被大大拓宽，在违法犯罪猖獗肆虐时期，治安联防队员享有警察权，不仅得到了被辅助的警察的承认，而且获得了普通老百姓的默认。
然而，传统行政法观念强调行政主体及行政授权的实体性合法，治安联防的主体定位和权力来源均无明确依据，其执法当然不会获得名义上的合法性。实体性非法执法如果能够披上程序性合法的外衣，辅之以合法律目的性内涵的解释，也许不会遭遇太大的非议。但是实体性违法恰好是程序性违法的一大前提，良莠不齐的治安联防和模糊不清的权力，使得治安联防在执法时流于恣意和无序，以致于到了2000年，公安部还要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对本地区的执法队伍进行清理整顿，凡有合同工、临时工、联防队员、保安人员等非人民警察从事公安行政执法任务的，必须一律停止，并根据有关规定进行清理和整顿。对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要严肃查处，及时清理”。[11]尽管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来证明治安联防队员和警察在程序性违法上的恶性，但在执法人员比、执法数量比、执法的高权低权比等数据理性参照下，治安联防是否更应该被批判和否定。
（二）合法性障碍与合法律目的性：主体定位的破解之道
警察辅助力量的主体性地位从当下的成文法系统内部很难找到依据，左右摇摆的定位和模棱两可的权限不仅影响警察辅助力量的自身发展和权益，更从根本上动摇其辅助的主体—警察目的性的实现。从规范意义上说，不具有明确法律授权和委托的主体是无法以警察的名义执行法律的，警察辅助力量不是独立的执法主体，其执法效果当然归于警察。问题在于，法律法规通常会明确规范执法主体的权责、程序等要素，也会明确规范具体的执法方式和手段，譬如对于枪支、手铐等警械都有概括的授权和在一定时空内的自由裁量权，警察可以基于不同的情境区别使用并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警察辅助力量即便没有行政主体地位，也不能彻底剥离其主体性的特征，也会参照警械等警用装备使用的规定来执法。公安机关和地方政府之所以对警察辅助力量情有独钟，反复清理整顿却又周而复始，主要还是因为辅助力量具有的警力直接替代作用。
行政主体在理论和成文法规定上的匮乏和混乱则进一步加剧了警察辅助力量执法的合法性困局。警察辅助力量和警察之间的表面的皮肉分离，以及内里的骨肉相连，映衬着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理论的阴影，必须打破现有法律文本和实践观念的阻碍，按照合法律目的性予以重塑，让警察辅助力量的光芒正式闪耀。这也契合了王锡锌的观点，“传统意义上的依法行政逻辑，在面对行政立法兴起的现实时，面临着合法化解释能力的匮乏。回应这一挑战，需要对传统依法行政的合法化逻辑进行扩展，如果能够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和机制保障行政规则与法律之间在形式上或者目的上的一致性，那么行政规则依然可以获得形式合法性并具有正当性。”[12]这要求我们必须从关注行政行为及行政主体权力的合法性，回归到行政主体设立时的功能及价值判断中。对于警察辅助力量而言，立足于协作及整合的服务型功能定位，捍卫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建立其合法性的关键。
三、主体定位的相关理论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权的基本原则主要是来自于对警察国的批判和改造，并渐渐形成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两大原则。法律优先原则，要求行政必须受法律的拘束，一切行政活动均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此处的法律采取广义标准，包括成文法与不成文法。法律保留原则，要求在某些领域中，行政机关必须有法律的授权才能采取行动和做出行为，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一词，一般仅作狭义的理解，即议会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制定的法律。但是，“议会民主的发展、给付行政意义的扩大以及基本法对所有国家领域的约束都要求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13]虽然调整尺度有限，并且必须遵循必要的限度，“完全重要的事务需要议会法律独占调整，重要性小一些的事务也可以由法律规定的法令制定机关调整，一直到不重要的事务，不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14]警察权和辅助警察权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安全，满足公民、法人、组织等不断增长的安全需要，在遵守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范围的原则下，准确理解和应用法律原则，就成为安全实现的必经之路。
（一）法律保留原则在辅警法治化中的应用
长期以来，在我国行政执法实践中，不能准确区分组织法和行为法，一般认为，只要行政机关拥有某方面的事务的管辖权，就可以采取实现管辖权目的的一切必要措施，一度喧嚣尘上的城管可能是这一观念现实映照的极致。不惟城管，其他行政机关和行政辅助人员，也有类似的疯狂举动，交通协管员、计划生育协管员和治安联防队员等也深受此观念的影响。法律保留原则要求安全和秩序主要赋予警察承担，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逾越法律授权，行使维护安全和秩序的职责。但是随着社会变迁，警察无法面对爆发性和突发性增长的安全事件，增加执法主体成为必然的选择。由于国家基本治理理念和现实法律的双重限制，警力不能随意增长，将一些不重要的事务直接赋予辅助警察人员执行，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我国《立法法》给予国务院以较大的立法权限，公安部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可以制定部门规章，同时该法第73条还对地方性规章予以概括授权，可以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而制定规章；以及制定属于本行政辖区内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15]辅警的部门或地方立法是为了实现警察维护秩序和安全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在制定辅警的角色定位和工作职责时，只要遵从《立法法》等立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就可以通过清晰定位和明晰职责帮助警察主体更好地履行其职能。
（二）行政协助理论对辅警立法的借鉴意义
辅警的主体和行为定位似乎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但实际上相辅相成，无分彼此。在有的学者看来辅警的行为应该是一种行政协助，“行政协助人是指在行政机关执行特定行政任务给予协助的人。与被授权人的区别在于，行政协助人不是独立活动，而是根据行政机关的委托和指令从事某种辅助性的工作，其活动归属于行政机关。例如，某公民在出现交通事故时受交通警察的委托，用相应的手势指挥交通。”[16]事实上，行政协助通常是指“行政机关为发挥共同一体之行政机能，应于其权限范围内互相协助。”[17]在我国已有的立法中，也存在大量有关行政协助的语焉不详的概括式规定，如协助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矿产资源法》第11条），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条第3款）等。“这些规定由于立法语言过于概括，请求主体和被请求主体各自从自身利益考虑而作不同理解，从而造成这些立法在实践中无法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应进一步将这些规定具体化，对提供协助的条件、手段等进行详细规定。”[18]
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各有所司，在其职权范围内独立行使其职权、执行其职务，以共同达成国家行政目的，但是基于行政一体化的要求，必要时，赋予行政机关请求其他机关予以职务上协助的权利，课予行政机关之间在职务上相互协助的义务。如《行政监察法》第22条规定：“监察机关在办理行政违纪案件中，可以提请公安、审计、税务、海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予以协助。”《海关法》第7条规定：“海关在执行公务受到抗拒时，可请求公安机关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提供职务协助。”在行政协助关系中，“协助主体与被协助主体均以各自独立的名义进行行为或以共同的名义实施共同行政行为，而且各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或共同对它们的共同行政行为负责。”[19]据此，警察行政协助，是指非警察机关在执行行政职务时，遇有特定情形，而依法请求与其无隶属关系的警察机关予以协助，警察机关不得任意拒绝。当然，依据相关法律，警察也会请求其他机关协助其执行行政事务。从行政法理论来判断，这些行为都是属于典型的公权力之间的互助，与私人和社会毫无干系。警察在执法工作中偶然请求公民、法人、组织的协助以实现执法目的，在行政协助理论的内涵确定无疑后，应该另谋他路，而行政辅助理论恰逢其时。
（三）行政辅助理论在辅警规范中的应用
我们姑且将临时响应警察命令、指示或授权的私人视为偶然性的行政辅助人，这与经过合同签约而成为长期性的行政辅助人本质并无区别，都是私人辅助警察之公务行为，并且一般会有一定的报酬和奖励。无论是偶然性还是长期性的行政辅助，均“意指私人作为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时的帮手，其并非如被授权人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公权力，而是直接受行政机关的指挥命令从事活动，犹如行政机关的‘延长之手’。”[20]“行政助手系在行政机关指示下，协助该机关处理行政事务（包括公权利之行使），性质上为机关之辅助人力。”[21]行政辅助人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如交通协管员、税务机关聘用的协税员、城管部门聘用的城管员等，但是由于其公私不明，理论上一直未有明确定性和显著突破。
行政辅助人产生的前提是合同的订立，行政主体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从社会上招聘符合条件的相关人员，经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并订立合同，行政辅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关的职责、义务，行政主体依据合同对行政辅助人进行监督、管理。有时候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双方已经就主要事项达成合意并实际履行，仍然视为行政辅助合同成立。其次，通常实践中的行政辅助人不享有独立的行政执法权，由于行政辅助人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只能在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下履行相应的职权。以税务机关聘用的协税员为例，国家税务总局在2000年7月6日的《税务检查证管理暂行办法》中第6条明确指出“各级税务机关聘用的从事税收工作的临时人员、协税员、助征员、员等不核发税务检查证。”2003年7月11日的《关于加强农业税收征管机构和队伍建设的通知》中也明确指出“对必须聘请协税员的，要制定严格的聘用标准，经过规定的聘用程序，并签订协议。协议中要写明：协税员不得直接征收税款，如有违反，一经查明，立即解聘。”最后，行政辅助人的行为结果归属于所属的行政机关。[22]行政辅助人只在行政机关监督、指导下辅助参与执法，其行为应被视为行政机关行为的延伸，行为的结果也理应归属于所属的行政机关。
关于行政辅助的契约性质当无异议，无论是临时性的协助抓捕、扣押，提供工具、信息，参与疏导、引导等警察行为，还是长期性的固定职业合同，均需要警察和辅警对从事的辅助行为意思表示一致。但是武断认定行政辅助人完全不具有独立的执法权，并不妥当。通常，辅警的辅助行为的履行方式和限度有别于警察正式行为，但在一些不涉及到合法公民权益的事例中，尤其是紧急事件的处理中，辅警应该被赋予更多的公权力，这一方面是基于法治国家的私人权利需求，也是作为警察辅助公权力的需求。毕竟，辅警作为行政辅助人，是由政府部门统一招聘或公安机关自行招聘并以合同的形式加以规范，协助公安机关履行各项职能的辅助性力量，协助的分寸和尺度只有在具体事例中才会有准确清晰的判断。无论辅警是在公安机关和警察的监督、指导下进行一定的辅助工作，还是特定情形下，独立和部分地参与执法，其行为结果都同样归属于公安机关。
四、相关规定的清理和规范
目前对辅警进行规范的绝大部分是内部文件和政策性规定，虽然在内容上基本属于宪法和立法法体系内的法律保留事项，但还是因为制定部门错综复杂，暴露出各自为政，职责不清等问题。辅警规范的混乱必定会导致其协助执法时的尺度不均衡，严重挑战构建公正文明的法治社会的发展目标。而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体例下，并不乏针对辅警进行立法的空间，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辅警法律法规的清理和制定。首先，国务院有权制定和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员会有权制定和行政规章（部、委规章），因此，公安部可以根据需要制定辅警规章；其次，省、直辖市和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立法机构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辅警的地方性法规；最后，如果可能，在理念统一和现实接纳的情况下，借鉴英美法系对辅助警察的法律规定，将辅警纳入到警察序列，启动修法程序，建议全国人大修改《人民警察法》，规范辅助警察的法律地位、职责和权限等。
（一）统筹立法：公安部制定《辅警条例》
由公安部负责制定《辅警条例》符合《立法法》的法律保留原则，公安部的部门立法可以最大程度的反映公安实践需求。该条例的制定可以参照《人民警察法》等法律，对辅警的性质、组织原则、行为规范、经费来源、责任义务、监督奖惩等做出概括的规定。这就要求该条例应该对各种辅警或者协管员进行统一概括规定，分散在公安部其他文件中的辅警规范必须符合该条例的要求，不得抵牾。
第一，明确性质和区别任务。“辅警是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辅助力量，在人民警察的带领下执行服务群众、巡逻防范、协助社会管理、后勤服务等工作任务，纳入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队伍统一管理。辅警设置执勤巡逻、协助执法、内勤保障三种岗位。门卫、炊事员、保洁员不纳入辅警管理。”[23]参考各国辅警的实践，同时结合各地的实际需求，可以尝试对辅警岗位和任务作辅助勤务类和辅助执法类的区分。辅助勤务类辅警，意指处理公共事务后勤工作的人员，其工作直接对警察负责，不影响相对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主要在市、县（区）公安机关直属部门、基层公安科、所、队、室从事办公室文字处理工作、窗口接待服务工作、公安机关承担的社会工作、电子监控视频的分析和研判工作等。辅助执法类辅警，意指参与公安机关或警察的执法工作，其辅助行为可能影响相对人或者不特定人员的权利义务，对于公共利益亦有实在的影响，主要在市、县（区）公安机关直属部门、基层公安科、所、队、室配合公安机关和民警从事治安巡逻、守卡堵截、处置突发事件、调解治安纠纷、安全保卫等工作，或从事交通管理、外来人口管理、消防安全管理、特种行业管理等工作。 第二，具体分类和设置权限。辅助勤务类和辅助执法类不同，基本不会直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公共利益，因此规范的重点在辅助执法类辅警身上。公安部的统筹立法应该明确规范不同类别的辅警执法权限，尤其应该示范性地规定治安巡防辅警和交通协管辅警的权限。治安巡防辅警协助公安民警履行下列职责：“开展治安巡逻和安全防范宣传教育，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交通管理秩序；协助开展治安检查；协助维持大型活动现场秩序；协助盘查、堵控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和物品。治安辅助人员在岗时，可以履行下列职责：保护案件（事故）现场；向公安机关报告发现的违法犯罪活动；将现场抓获的违法犯罪嫌疑人扭送到公安机关；参加抢险救灾；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公安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布置的其他非执法性工作任务。治安辅助人员不得进入重要的涉密岗位、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岗位、刑事技术等岗位，严禁从事执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由人民警察担任的工作”。[24]交通协管辅警“可以在交通警察指导下承担以下工作：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劝阻违法行为；维护交通事故现场秩序，保护事故现场，抢救受伤人员；进行交通安全宣传；及时报告道路上的交通、治安情况和其他重要情况。交通协管员不得从事其他执法行为，不得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决定”。[25]
与警察执法所面临的主要困惑一样，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辅警辅助行为的依据和分寸，再加上本身的知识储备和训练水平有限，辅警的辅助执法充满挑战。“职权法定”是行政主体获得行政职权的基本原则。行政主体有没有对某项事务进行管理的行政职权，关键要看该行政主体有没有法律法规授权依据。以《警察法》第8条为例，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可以采用强制措施。但是当辅警在此情境下协助公安机关维持辖区治安管理工作时，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如果单独对涉嫌违法行为人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将其带离现场，即属于因没有职权依据而主体违法的情形。从实践来看，辅警显然不能剥离其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类比为警察的执法工具，而应该在区分高权性警察权和低权性警察权、强制性警察权和任意性私权利等的基础上，遵循合法、合理、准确、灵活等原则发挥其实际效能。辅警协助执法同样面临怎么去掌握自由裁量权的具体尺度，在诸种情形下辅警的职责如何具体行使等依然模糊，这实际上不仅涉及到辅警行为的基本定性、自由裁量权的法理基础和应用规范，也涉及到辅警行为的理想分类和具体展开。
（二）区别立法—地方制定《辅警条例》
在现有制度下，由于公安部不能解决辅警的人员编制和经费来源，这使得《辅警条例》的法律规范必须进一步做出保留，具体的规范和操作则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予以有效解决，在某种意义上，《辅警条例》类似于美国联邦的模范法典，成为地方立法的主要参考。有立法权限的地方应该根据社会管理需要制定《地方辅警条例》，一般情况下，省级立法机关制定的条例与《辅警条例》基本原则和体例保持一致，在公安部《辅警条例》允许的概括授权范围内，省级地方立法机关可以结合地方特色予以具体化。在《立法法》等上位法的规定中，我国地方立法主体还包括省会城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它们可以在省级《辅警条例》的权限范围内予以适当调整。已经制定省级政府规章的地方，可以通过人大立法将规章升格为法规的形式，从而解决长期以来辅警法律地位空白或者模糊的问题，正式确定辅警的定位和性质。
第一，区别立法的关键是辅警的人事编制和经费。通常，应该根据地方的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经济水平、社会治安状况等科学规划，客观确定辅警的管理流程、人员数量和经费标准等，地方立法可以因地制宜制定合适的规范。“编外人员主要是乡镇街道外聘的协管员和临时工（离退休人员不计算在内）。协管员和临时工的主要区别是乡镇街道需要为协管员缴纳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26]但因为辅警维护的是公共利益，各省均努力将其纳人到更有保障的法治化轨道。如《贵州省乡（镇）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管理办法》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要根据本乡（镇）具体情况聘请1-2名专职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协管员由乡（镇）政府管理，公安局派出所和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业务指导。”甘肃省也“将交通协管员纳人公益性岗位安置计划，依据各地警力配置等因素，核定协管人员定额，由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制定全省统一的交通协管员队伍管理办法，规范协管人员的招录、辞退、使用管理和经费保障。”[27]
第二，区别立法必须防止地方利益的非理性以及任意性。地方必须严格遵循立法的基本原则，即便是公安机关内部制定的文件，也不得违反上位法。安徽省滁州市在其政府文件中提出，各区县应依据《安徽省公安机关社会治安辅助人员管理规定（暂行）》，按照、‘实事求是、区别对待、分类清理、务求实效”的原则，继续在全市范围内对现有社会治安辅助人员进行进一步清理整顿，“将公安机关直接使用管理的协管员、辅警等治安员统一纳人各市、县保安公司管理，身份置换成保安，以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执法行为和协管员、辅助人员行为，推动公安队伍正规化、制度化建设”。[28]这种方式模糊了辅警和保安的界限，因为保安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于辅警的治安力量，保安制度的独立运行对于社会管理创新是一种非常好的机制，而将辅警潜伏进保安队伍，名为保安，实为辅警，很可能使公安机关对安全和秩序的社会管理趋于一元化。不仅没有推进公安队伍的正规化、制度化建设，相反，由于辅警藏身于保安队伍之中，警察和保安的关系，由此前的间接指导变成了直接管理，警察任务被扩大、警察权限则被稀释。对于没有立法权限的地方，必须严格依照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未升格前），不得予以扩大或者限制解释。如甘肃省金昌市在制定交通协管员规定时，明确“依据警力配置等因素，核定协管人员数额”的情况下，提出“适当增加协管人员定额，有效缓解交通管理警力不足的问题”，[29]就超越了上位法规定的权限。区别立法的关键不在于地方的经济、人口基础和人事安排的惯例，而是地方安全和秩序的现实需求，这样，地区的文明程度、历年的发案数目和群众的安全指数等将成为核心评价标准，以此可以相对合理的确定地方辅警总量，也可以确定辅警具体任务和工作权限。
注释:
[1]参见崔磊：《英国警务改革考察及其对我国警务改革的启示》，《公安研究》2011年第2期。
[2]以苏州为例，苏州在编警察有12000名，但是治安辅助力量则达到35000名，辅警是警察的3倍多。参见张跃进主编：《创意警务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部分。
[3]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引自北大法律信息网，2011年8月28日访问。下文引用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中发[2001]号）。
[5]2006年9月8日《公安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交通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6]《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14号）。
[7]2009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关于开展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的“主要任务”第5条。
[8]同前注[4]。
[9]1993年5月17日《公安部关于加强治安联防队伍建设的通知》。
[10]2005年7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5]8号）。
[11]2000年2月23日《公安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的通知》。
[12]王锡锌：《依法行政的合法化逻辑及其现实情境》，《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
[13][德]哈雷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14]同上注，第110页。
[15]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委员长乔晓阳认为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包括下列三个方面：“一是有关行政程序方面的事项，包括办事流程、工作规范等；二是有关行政机关自身建设的事项，包括公务员行为操守、工作纪律、廉政建设等；三是不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有关社会公共秩序、公共事务或事业的具体管理制度，如公共场所（如公园、电影院等）的管理规定，市场、学校管理秩序规定等。”参见乔晓阳主编：《立法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
[16]同前注[13]，哈雷穆特毛雷尔书，第584～585页。
[17]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9条。
[18]黄学贤、吴志红：《行政协助分类研究初探》，《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9]胡建森：《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20]李建良：《因执行违规车辆拖掉及保管所生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兼论委托私人行使公权力之态样与国家赔偿责任》，《中兴法学》，总第39期。
[21]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22]参见俞楠：《论行政辅助人》，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2页。
[23]《中卫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卫市公安局辅警人员管理规定的通知》（卫政办发[2010]256号）。
[24]《江苏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治安辅助人员管理的通知》（苏公厅[2009]493号）。
[25]《公安部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公通字[2008]58号）第5条。
[26]周敏、赵子建：《基层政府人员编制隐性膨胀问题研究—以a省YZH市CHD区乡镇街道机关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2期。
[27]《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决定》（甘政发[2010]31号）。
城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篇8
关键词：民办高校；辅导员；团队建设
辅导员制度在我国高校的历史是十分久远的，1937年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就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全面负责学员的思想、学习、健康和生活等工作,是学校领导对学员进行教育和教学工作的得力助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率先提出在学校设立政治辅导员.选拔思想政治觉悟高、业务素质好的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半脱产”从事政治思想工作。这一制度的实施，使高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有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力量，工作得到了明显加强，也从中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成为我国高校现行的辅导员工作制度的开端。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高校辅导员队伍逐渐壮大，现今高校辅导员已成为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引路人和知心朋友.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是一所经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民办普通高校，现已拥有一万四千多名在校学生，七百余名教职员工。其中专职辅导员队伍人数达七十余人。高校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是高校中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人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高校学生教育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对高校辅导员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高校辅导员的团队建设至关重要迫在眉睫。笔者大学毕业后2年至今一直在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外语系从事辅导员管理和学生管理工作，对这一点体会尤其深刻，因为特地在这里提出探讨。结合我校辅导员团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如下：
一、学院领导对辅导员团队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
在以教学为中心的高校中重视专任教师资源是无可非议，而这一偏重的现象在民办高校尤为突出，集中体现在辅导员虽然是德育教师，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但在工资待遇上却和专任老师有很大的差异。又比如教学的效果学生的到课情况应该由教学工作来决定，但到课的压力却落到了辅导员老师的肩上。种种迹象表明，民办高校处于发展的初期，为了稳定师资队伍而不敢对专任教师有所要求，或者是有明确要求却未能得以落实，而导致专任教师的岗位职责模糊不清，将属于专任教师的工作范畴划分给了辅导员，造成了辅导员老师在原有极大工作量和工作压力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的工作压力和情绪压力。
二、辅导员团队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本校辅导员80%为应届本科毕业生，年轻的辅导员虽然有活力和朝气，工作有干劲和闯劲，但由于缺少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还没有深层次地认识和把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易造成辅导员队伍的不稳定，不利于辅导员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其次，由于在招聘辅导员时并没有特别考虑专业对口以及相应的学科背景，导致辅导员不能在指导学生的时候给予更多专业的引导。只有具备了相应的知识水平和专业背景的辅导员,才能顺应辅导员职业化的趋势,更好地指导学生从事学习和生活。（以笔者所在的外语系为例，4位辅导员的专业背景分别是：外语、外语、化学、化学；年龄都在25岁以下。）同时，正由于辅导员年轻社会阅历少，与之相对应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较弱。当学生发生危机事件或出现心理问题时，个别辅导员会出现紧张不知所措的情绪，导致不能帮助学生尽快圆满解决他们需要解决的学习或思想的问题。
三、辅导员团队的培训有待深入：
正如上文提到的年轻的辅导员团队综合素质有待提高，而培训的重要性就更加得以突显。我校现目前的培训虽不仅仅局限于政策工作流程的培训，同时还有素质拓展训练等来加强团队协作、沟通交流，以及团体心理辅导等，但对于辅导员团队的持续发展还是不够深入的。辅导员需要更为系统的关于职业心态、职业素养、职业认知、职业生涯发展的相关培训，才能使辅导员团队更加专家化、职业化。
四、辅导员团队的考核有待细化：
我校对辅导员考核实施的是月度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在实际考核的过程中，曾出现公认月度表现优秀的辅导员因为到课率指标不达标而遗憾落选，而评为优秀的辅导员却业绩平平，并无亮点。这让考核委员会和辅导员团队都觉得考核变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由于考核指标过于单一，重在考核工作完成的情况而无法量化考核工作的亮点，导致了考核的意义偏离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自己一定实践；凡劝诫学生不做的，自己一定不做。”从这点来看，对辅导员管理的加强是为了对学生管理的加强，因而我们要制定和建立适合辅导员发展和工作实际的考核体系。
诚然，在民办高校工作的经验让笔者清楚的知道，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在短期内得以顺利和全面的解决，但深入分析深层次原因必能对工作有所促进，推动民办高校良性健康的发展。因此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提出个人的一些浅见，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一、民办高校办学者要关注辅导员的职业生涯发展：
城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篇9
一、制订方案，宣传发动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次专项预防调查，首先成立了专项预防调查领导小组。5月初，召开了专项预防调查动员大会。专项预防调查领导小组、教育局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各中小学领导班子成员等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动员大会。会上，副检察长江永跃对教育系统有关人员受贿及渎职犯罪案件的查办情况进行通报；教育局局长李昌义联系教育系统实际，就如何开展好这次专项预防调查作了具体安排和表态性发言；检察长周寿忠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预防职务犯罪等知识作动员报告。本次动员大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市教育系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深入调查，梳理问题
专项预防调查小组成员采取走访、座谈、约谈、查阅规章制度、翻阅卷宗材料等方法进行了调查，调查涉及城西中学、马岗中学等四所中学和明光城区六所小学。调查范围有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学校的全体教师、教师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调查的学校既有案发单位，又有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学校。通过专项预防调查，调查小组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整理归纳。
一是套取国家义务保障资金的问题，尤其是乡镇中学。部分教师反映乡镇学校的生源流失严重，有条件的学生都到教育资源较好的城区就读，使得乡镇学校的生源持续减少，学校在学生离校后并未办理相关离校手续，而是继续享用相应的国家义务教育保障资金。二是教材、教辅征订管理问题。调查中发现部分学校存在教辅资料多订、变相强制订购、教辅资料征订价格与实际价格不符、校领导收受教辅资料回扣等问题。三是部分学校存在财务不公开、校务不透明的问题。调查中发现，部分学校教师对学校的财务和采购等情况完全不了解。四是部分学校存在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调查中发现各学校的民主理财议事制度、公务执行用餐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循环教科书使用制度、义务教育经费管理工作方案等各项规章制度健全，但还是在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如城西中学教代会制度形同虚设，很多事情都由领导班子决定。五是部分学校在基建管理、教师职称评定、教师的调动和干部管理使用、学校资产处置和管理、校服采购等方面存在的职务犯罪隐患。
在专项预防调查活动中，有两名校长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本院以涉嫌、受贿犯罪立案进行了侦查。除此以外没有发现教育系统在履职中有严重渎职行为和受贿数额较大且情节恶劣的重大违法犯罪嫌疑人员。
四、建章立制，强化监督
城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篇10
关键词：数字化；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中图分类号：tU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尤其是信息化手段改进城市规划管理，提高城市规划管理的水平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城市规划数字化建设将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融合各种先进技术，充分发挥数字化的优势。以数字城市为长远目标，向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全数字化为方向的高速发展。城市规划管理数字化将促进数字城市的建立，满足城市网络化管理和动态调控的需要，在公众信息、辅助决策、宏观调控能力和城市持续发展等方而产生飞跃。
1城市规划管理数字化的必然要求
城市规划管理的主要职责是城市用地的规划和建设工程的管理，其业务工作所涉及的数据不仅包括各类表格样式的文档数据，而且还包含各种图件形式的空间数据，同时需要实现基于图文数据的业务审批流转与管理控制。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离不开图和表，需要大量的图形（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各种专业规划等）、表格（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相应的审批表单等）和法规文献的支持。城市规划管理业务人员通过登记和流转报批案件，查询各种法规、规划和档案，确保了解有关政策、项目的周围情况和地块的历史，从而进行城市规划管理的审批流转和科学决策。城市规划管理的业务特点决定了城市规划管理数字化不仅需要具有综合管理海量图文数据的能力，而且能够依据法律规定的流转过程，提供辅助日常办公与文档处理的功能，同时又要具有描述空间关系的能力。通过对城市规划管理现行业务需求的深入分析，城市规划数字化技术大致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1业务数据一体化管理
城市规划管理审批过程和审批结果最终是以图、文、表和证的形式来表现，审批过程中各环节需要交叉引用图形、表格作为参考、对比与条件统计，各过程、各环节又要产生新的图和表，需要使用大量的录入编辑、量算比较等业务化工具来支持审批过程，因此种种都要求对图、文、表等业务数据的一体化管理贯穿于整个城市规划管理的全过程。
1.2群体协同办公与图文审批流转
城市规划管理审批流程复杂、涉及面广，既有上下级部门及人员之间的案卷处理，又有同级部门及人员之间的协作办文，且审批过程中需处理文字、表格和图形数据信息。因此，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要求实现基于图文数据的群体协同办公与业务审批流转，既要支持业务化群体协同办公，又要支持图文一体化审批流转。
1.3业务红线绘制与管理
规划用地红线和建设用地红线绘制是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一书两证”项目审批过程中的重要工作内容，绘制的各类规划红线图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结果。因此，需要具备红线图绘制以及属性管理工具，提供审批办案过程中的红线绘制、面积自动量算、图形与文字注记、打印出图、办案前后的红线图查询统计和专题图制作等城市规划管理专用制图管理功能。
1.4完善丰富的数据库及方便快捷的查询检索
建立开放式的海量城市规划信息库并提供高效的数据共享和数据服务，以更好地支持城市规划的管理、分析与决策。
1.5贴近规划管理的规范化流程和面向业务的可视化用户界面
系统要与规划管理、业务运作过程有机地融为一体，具有较高的协同办公能力；应依照用户的习惯，设计规范化业务流程和联网运作模式，并发展简洁友好的可视化用户界面。
1.6办案项目的实时跟踪管理
依据规划管理的服务承诺制度，设计报建项目的状态查询及进度查询功能，提供审批流转的督办和监控，实现审批案件的动态跟踪管理。
1.7业务变更的强适应性和系统扩展的方便性
系统审批流程调整、业务分类变化等业务变更只需要进行控制设置便可实现，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提供与其他系统的接口，在数据组织和系统结构上应预留可扩展空间。
1.8严格的保密性和高可靠性
应提供严格的用户权限管理机制，用户只能通过身份验证确认来访问授权的数据，保证数据访问的合法性及数据安全性；建立系统快速恢复等运行机制，确保系统的可靠性。
2城市规划管理数字化的构建方法
在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中，数字式城市规划信息是系统的血液和运行基础，因此，对于一个良性运转的城市规划管理系统而言，城市规划信息的质量非常重要。在此，城市规划信息可分为两类：一是支持城市规划的信息（如基础地形、地质、社会经济统计信息等），另一类是规划产生的信息（如规划法规、规章、规范、图则等）。由于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城市规划的动态性，这两类数据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体系的建立上要考虑能保证各系统内信息的一致性和整个系统内信息的及时更新，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强各系统之间的信息联系。数字化城市规划管理体系构建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2.1数据纵向衔接
主要通过数据在规划业务流程方向上的有机联系体现数字城市规划体系的系统性。主要利用以下两种技术手段：
2.1.1规划数据的设计标准统一。系统中的数字式信息在使用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本系统数据可能被下一流程系统直接使用，另一种可能是下一流程系统将在此数据基础上产生新的数据。无论怎样，上一层次的数据都将成为下一层次操作的基础，因此，保证数据在相关子系统之间的有效流动是数字规划体系构建的重要环节，因此在进行相关子系统设计时，要考虑该系统的数据分类标准、编码方式、数据输入方式、数据格式等能在整个系统内连续统一。
2.1.2信息技术综合。现有的多数城市规划设计都是利用CaD技术辅助完成的，一般情况下，设计人员只考虑规划成果的表现，而未考虑数据的后期使用，这也是数据资源的一种浪费，尤其是总规和控规，其成果完成后还必然要经常被设计或管理人员访问以指导城市建设，修规数据则还有可能用于审批管理中。由于总规与控规在前期设计与后期辅助管理上基本只涉及同一部门人员，它们之间的联系更容易实现，而修规则由于其涉及不同群体的操作人员，所以要考虑的问题更复杂一些。
2.2数据横向联系
主要通过系统之间的数据综合利用和信息的整体分析加强数字城市规划体系的建设，因此，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
2.2.1数据嵌套和叠加。数据的集中和综合将有助于规划方案分析及重要信息的捕捉与提取，例如规划数据与现状数据集中在一起有利于分析规划布局的合理性；控规和总规放在一起可以明析不同层次对用地的控制程度，有利于准确把握土地利用的适用范围等由于所有的城市规划信息都建立在同一城市空间内，通过相同的坐标就可以把各种数据组织起来，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简单有效的方法。在这里主要有三种城市规划信息集中形式：①不同层次城市规划数据的嵌套，进行层层深入。②同一层次规划数据的叠加，如用地布局规划数据和给排水管线规划叠加。③规划与现状数据的叠加。
2.2.2建立整体分析模型。城市规划中规划方案的制定和调整都是建立任大量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的，在城市规划管理数据仓库上建立数学模型，把相关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发现城市问题的根源，探索城市的发展规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数据挖掘”，是人们一直关注的研究方向。
3结束语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城市规划管理技术已经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而数字化城市规划管理技术打破了传统，能够很好地满足城市规划管理的图文一体化要求，有利于解决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办公流程管理与地理信息相脱节的问题，满足了城市规划管理业务领域的实际需要，以便更有效地支持城市规划的科学管理，更有力地推动“数字城市”的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