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发展篇1
第一，科学发展观以研究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为出发点
马克思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建设、发展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历史和人民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使命。在这个艰难的奋斗过程中先后形成的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回答和解决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中遇到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旗帜。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从国际来看，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潮流，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特别是国际敌对势力明里暗里、沆瀣一气地加大对__势力的支持力度，从而使我国神圣领土和疆域海域权益受到新的威胁和挑战。从国内状况来看，经济多年来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很大改善，但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国内消费市场亟待扩大，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转变，能耗指标和环境污染指数仍在上升；政治体制改革在坚决抵制西方政治模式的前提下应须积极稳妥地推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遇到新的挑战；社会领域里的公平问题亟待解决；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反腐倡廉工作任务依然繁重；从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结合看，从今年起，我们将全面享受并履行加入wto后的权利与责任，我们党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直接、全面地与国际资本打交道，等等。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迫切需要进一步回答解决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这一时代的重大课题。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正是在上述广阔的深刻发展变化着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在我们所面临着的良好机遇与严峻挑战的实践中应运而生的。
第二，科学发展观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
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策略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我们所讲的理论创新也必须是基本理论层面上的创新，必须准确把握事物的根本及其发展规律，必须严谨、科学、成体系。我们是一个大党、大国，应该在基本理论上对人类有所贡献甚至是较大的贡献。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紧密结合当今时代特征，从我国国情出发，深入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布局、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的认识，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第三，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价值体系的科学性和逐步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的科学态度的高度统一
党的十六大以来，同志多次强调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这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科学发展观一头连着党的最低纲领，一头连着最高纲领，既体现了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坚定的价值理想，又体现了我们在实现这一理想过程中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态度，以这样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来指导我们党的各项工作，全体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才有根本的、长久的、牢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引起高度重视，并正在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逐步加以解决，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进一步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四，科学发展观产生和贯彻的原动力都是人民群众
基础科学发展篇2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说不尽的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现在，清华大学正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标准，和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严肃认真的学者的研究，因为不合权力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权力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本世纪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有一些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没有创新的但却是必须的科学研究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大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注：我之所以对马寅初先生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基础科学发展篇3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说不尽的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现在，清华大学正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标准，和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严肃认真的学者的研究，因为不合权力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权力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本世纪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有一些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没有创新的但却是必须的科学研究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大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注：我之所以对马寅初先生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台湾，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科学与教育----中华万年大计的政治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为什么如此“愚忠”？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建立、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1]，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为首的，成了西方和中国儒学传统的怪异混合体；但中国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字、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这一切在“陷害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和一些“”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事件”等的干扰，中国人文学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2]：
“1.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进入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现象极其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3]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4]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5］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6］，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培育，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中国这样的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习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我在大学里面学习的所谓马列主义哲学，其实不过是些陈腐的垃圾、废话。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的亩产几十万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规律、概念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结合的科学哲学，而不是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理学，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计算，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7］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8］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9]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有”版权所
基础科学发展篇4
关键词：基础教育；教育发展方式；教育观念；战略地位；教育资源；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2)03-0011-03
“十二五”时期，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我省从“教育大省”向“教育强省”的转变时期。在这五年期间，如何贯彻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的需求，加快转变教育发展方式，推进基础教育科学发展，是值得认真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要求基础教育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基础教育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是由精英教育向普惠教育转变，由基础教育的数量满足型向实施素质教育的质量满足型转变，由部分学校优先发展向办好每一所学校的方向转变，由不让一个孩子失学向关注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转变，从保障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向追求教育的公正与公平转变。
一、当前我省基础教育发展取得的成绩和问题
“十一五”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我省基础教育成效显著。特别是去年以来，国家、省两级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进一步推动了我省基础教育健康发展。
(一)更加重视大力发展学前教育
一是适时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实现了由重点抓学前一年教育向普及学前三年教育转变、由举办学前班向举办规范幼儿园转变。二是在全国率先确立并实施了利用闲置农村小学校舍和超编小学教师两大资源，建设农村规范幼儿园战略。三是组织实施了基本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县创建规划，探索出了以政府和集体办园为主、以公办教师为主、以政府和集体投入为主的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模式。四是省、市主城区和县城城关镇幼儿园建设力度加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主城区和县城民众对优质学前教育的渴求，从而使我省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65.35％，位居全国前列。
(二)更加注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一是省政府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列入对县级政府教育工作进行督导评估的重要内容，加大了督导检查力度。二是创出并推广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新经验。如，承德农村学区改革、石家庄“一托二”联合校、邯郸市区通过联合校、兼并校、建分校、新建校“四种模式”等一系列经验做法，得到了国务院和教育部的充分肯定，2009年11月教育部在我省邯郸市召开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其经验在全国推广。三是为促进初中生源均衡，我省还全面推行将公办省级示范性高中大部分公助生招生指标按比例均衡分配到初中学校的办法。四是为促进师资均衡，建立了义务教育阶段校长教师定期交流制度、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制度，等等。
(三)更加着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一是注重高中阶段教育坚持内涵和外延协调发展，合理确定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以全面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素质为目标，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二是开展示范性高中建设，扩大优质普通高中办学规模，建设了一批具有较高教育质量和示范作用的学校。三是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及时启动实施了高中课程改革。四是我省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普通高中有615所，其中省级示范高中251所。2010年，我省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7％，在校总规模达到256.6万人。
(四)更加注意教育发展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
一是建立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部纳入财政保障范围。2006年到2010年，全省地方教育经费总投入由355亿元增加到717.69亿元，年均增长9％。二是初步建立了教师招聘、培训机制，重视教师在职培训，2006年以来省级共培训中小学教师28200人。使全省小学教师专科学历比例由65.8％提高到82.3％，初中教师本科学历比例由38.8％提高到65.7％，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由82％提高到94.4％。三是创新实施了师范类大学生到农村学校顶岗实习工程。四是全面实施了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改革，普遍提高了教师工资水平。
(五)更加尽力创造实现教育公平的条件
一是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二是进一步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的生活费补助政策，将补助标准提高到小学生每年补助750元，初中生1000元，保障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需要。三是加强进城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工作，全省进城务工人员适龄随迁子女在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率达94％。
(六)“十一五”期间，我省基础教育发展虽然取得了明显成绩，但仍然存在着优质教育资源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
仍然没有处理好教育为社会服务和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关系、应试教育和全面素质教育的关系、精英教育和普惠教育的关系、数量扩张和提高质量的关系。主要问题是：有学上的问题基本解决，但上好学的问题依然突出。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全面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投入相对不足，教育布局欠合理，教育管理体制不尽完善，教育资源配置尚未达到均衡，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等。
二、加快转变教育发展方式，促进基础教育科学发展的建议
基础教育作为造就人才、提高国民素质和实现现代化的奠基工程，必须随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转变发展方式。面对我省基础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加快转变基础教育发展方式，促进我省基础教育科学发展的建议。
(一)更新教育观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基础教育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更新教育观念，树立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系统培养、人人成才、培养多样化人才的教育理念。一是确立教育在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价值取向，确立面向全体、为了全体、造就全体的学校职能观。二是强调为学生获得终身学习能力、创造能力以及生存与发展能力打好基础的主要目标，注重发展学生的主体性，理解尊重学生，平等地为每个学生提供表现、创造和成功的机会，使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都得到生动活泼、主动和谐的发展。三是强调学生在认知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搜集处理运用情报信息的能力和发展新知识的能力。最终达到通过人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
中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确保基础教育战略地位，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一是确保基础教育重点、优先发展。我省不仅要把重点、优先发展基础教育作为检验各级领导班子政绩的主要内容，还要各级政府、部门从自身实际出发，在明确分工、落实责任的基础上，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形成优先发展基础教育的合力，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二是基础教育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领域，要切实予以政策、财政和制度的保障，形成长效发展机制。三是基础教育的着眼点在于提高劳动者的基本素质，这就需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逐步做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由注重“授业解惑”的知识传授向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培养多样性、个性化、创造性人才转变。四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重视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合理配置优质资源，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基础教育的普惠性、公平性，决定了基础教育必须由数量扩张型的外延发展向提高质量型的内涵发展转化，使教育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使每一个接受该阶段教育的学生，享受到好环境、高水平、平等、公平的国民教育。这就要求：一是学校布局合理化。尽量处理好生源减，少和学校集中、扩大规模的关系。：做到既要着眼于÷当前，又要着眼于长远。按着市、县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每年生源减少的情况，布局校区、适度集中和扩大规模，尽量控制班额。二是学校建设标准化，结合实施“校安工程”，加快改造薄弱学校，尽快使全部义务教育学校在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图书和体育活动设施等方面达到国家基本标准。三是努力提高基础教育的管理水平和教学水平，均衡师资配置，逐步建立统筹城乡、区的义务教育校长和教师交流机制。使校长、教师交流和师资培训常态化。四是以教育信息化为平台，加快缩小城乡基础教育差距，争取在“十二五”期间使城乡基础教育在区域内基本实现均衡发展。
基础科学发展篇5
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为我们党和国家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指导，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深化了我们党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历史唯物主义 生产力
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和解决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和鲜明的理论特色，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社会现实而提出来的各项主张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们的活动关系、活动结果构成的总体。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认识社会，不断地认识和把握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系列发展变化，由此形成了社会历史观。所谓社会历史观就是指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起源、社会历史的本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等根本问题的观点。而这种社会观其根源在于社会存在以及人们在此基础上从事的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它是在共产党人不断实践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关于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①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根据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情，参照苏联的建设经验，确立了发展战略目标，即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富强的工业国，告诉了我们如何发展及发展的目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面对国际社会的现实，邓小平深刻地透析了其发展方向。从而，党和政府确立了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抛弃了错误的方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没有停留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上，而是及时地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思想。90年代初，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系统地提出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方向和经济发展的纲领，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这样又把发展定位于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重视发展的环境效益。面对着来自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以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人，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由此正式提出。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结果。②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的：人：指的是长期在中国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决定着历史发展进程的广大劳动群众。③它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思想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④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始终。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着的残酷统治，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建立了新中国。而后，他又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利的原则。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是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社会要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才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发展的目的、动力、成果的享用这三个方面，人民都是唯一的主体。这三点深刻了揭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内涵。⑤
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整个社会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彰显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注释
①李士坤.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和理论特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5卷，第1期，2008年1月.
②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光明日报，2007年10月26日.
基础科学发展篇6
一、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节能减排的意义
重视和抓好节能减排，体现了“好”与“快”的辩证统一，蕴含着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发展模式的创新和提升，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节能减排是应对资源稀缺与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挑战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到203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上严重缺水的国家。我国的石油、天然气人均占有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和4.5％，45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目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约低10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环境形势更加严峻，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土壤污染面积扩大，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发达国家上百年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近20多年来在我国集中出现。由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期，重化工业较快增长还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这一过程中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一般呈现正向关联。因此，在资源稀缺与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容纳，社会难以承受，科学发展难以实现。
节能减排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战略举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以大量消耗能源资源为代价的，并且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有关研究表明，过去50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原因，90%以上与人类使用石油等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增加有关，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生态危机。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世界人民的广泛共识。保护生态环境，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也要发挥后发优势，避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对于我国来讲，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既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二、从实际出发把握节能减排的挑战与机遇
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来审视，陕西抓好节能减排工作既有挑战又有机遇，总的看是机遇大于挑战。
能源、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的加速发展，决定了节能减排的艰巨性。作为能源资源大省，陕西拥有的矿产资源潜在经济价值超过42万亿元，特别是陕北地区煤、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快速发展的能源工业已成为全省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何在大开发的情况下做到集约利用资源，使资源发挥最大效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陕西又是国家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钢铁、有色金属、煤炭、化工、建材等行业的200户耗能大户能耗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耗的80%和全省总能耗的49%，而且这些企业多数又是排污大户，实现节能减排的任务十分艰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和企业对节能减排工作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一些高耗能行业和企业还有着扩张冲动，节能减排的成果还未得到巩固。这些都决定了陕西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任重而道远。
脆弱的生态基础和局部恶化的生态环境，增加了节能减排的难度。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是陕西的一个基本特征。以水资源为例：陕西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水资源70％集中在汛期、70%分布在陕南。更令人担忧的是水质污染严重，特别是渭河，以占全省16%的水量接纳了全省80%的污水，干流河段常流量基本丧失使用功能。从对全国的影响看，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输出地区，治理水土流失直接关乎黄河中下游的安澜；秦岭作为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其生态屏障地位对我国气候稳定和生态安全的影响举足轻重；汉江、丹江流域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保护好这一地区的水质是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因此，抓好陕西的节能减排，不仅关乎陕西自身的发展，而且关乎全国大局。
立足自身优势优化产业结构，为节能减排提供了机遇。节能减排的根本途径在于调整结构，陕西的诸多优势为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广阔空间。一是科教优势。陕西科教实力雄厚，自主创新能力较强。我们必须发挥这一优势，做大做强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升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提高低耗能、无污染行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二是人文优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陕西拥有举世瞩目的人文资源。按照基础在文物、关键在文化、扩展在旅游的思路，推出一批精品力作和特色品牌，潜在的文化资源优势就能充分转化为现实的产业优势，构建起文物、文化、旅游一体化的现代服务业格局。三是区位优势。陕西地理位置居中，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辐射作用明显，为培育壮大会展、物流、金融等新兴产业提供了巨大机遇。四是产业优势。陕西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具有产业链较长的特点。通过研发和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技术改造并向上下游延伸，实施集群化、园区化发展战略，积极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就能够在结构调整中推进节能减排，通过节能减排促进产业升级。
三、以有效措施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把节能减排作为一种施政理念。节能减排作为科学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应当成为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的基本施政理念。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讲，发展成效是衡量是否称职、是否优秀的标准，节能减排成效也是衡量是否称职、是否优秀的标准；对于一个地方来讲，经济上不去是落后，经济增长快而能耗和污染排放高同样是落后。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做好节能减排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把节能减排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之一；在进行项目策划、论证、建设时，把节能减排作为优先考虑的条件之一；在实施统计、监测、考核、评优时，把节能减排作为优先考虑的指标之一。
把节能减排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目前，陕西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快车道。我们必须在继续保持这一良好势头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节能减排要求，着力构建新的区域和产业发展格局。一方面，在关中率先发展、陕北跨越发展和陕南突破发展的进程中，自觉地把节能减排作为区域产业选择的基本要求。关中优先发展高新技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坚决淘汰“五小”企业，严禁新上水泥等高耗能项目；陕南要依托自然资源，让绿色产业从起步之初就建立在节能减排的基础之上；陕北继续坚持“三个转化”（煤向电转化、煤电向载能工业品转化、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转化）的方针，努力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能源化工基地，坚决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另一方面，从发展规划、产业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加强引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进三次产业由目前的“二三一”结构向“三二一”结构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环保节能产业，催生新的经济形态，逐步形成节能减排型的产业格局。
基础科学发展篇7
［关键词］改革；科学发展；体制基础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12－0017－02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近30年的改革实践已使国人形成共识：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改革决定未来。我国过去取得的世人瞩目的成就靠改革，今后要实现更大的发展，解决我们前进中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要靠改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一些影响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很多是与现存的体制和制度相关。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一、认清新时期改革的新特点
1．新时期的改革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仍然是一种发展中的体制形态，即使是老牌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体制落后、僵化，面对新的挑战而不能不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问题。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目前的经济体制仍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今后将面临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更高层次的改革任务。改革将进入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其性质之深刻，范围之广阔，任务之艰巨，将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2．新时期的改革处在社会矛盾凸显阶段。当前，我国正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在这个发展阶段，对于我国既面临很大的发展机遇，同时又面临诸多风险，是一个需要妥善处理诸多复杂矛盾的关键阶段。伴随着改革的推进，不少社会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如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等，部分居民对社会存在一定的不满情绪。
3．新时期的改革处在攻坚阶段。事实上，“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已讲了很多年，其至今“久攻不下”，“攻而尤坚”的原因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都是一些触及面宽、涉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的改革；都是前些年由于某些原因想改而未改、改了未改好或未改到位的某些重要改革，改革确实到了真正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改革的难度更大，复杂性加深。
4．新时期的改革处在开放倒逼改革阶段。加入wto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加入wto之后，改革面临全面对外开放的挑战，开放倒逼改革的形势十分明显。改革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wto“过渡期”的结束，使国内市场国际化特征越发突出，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使中国改革面临更为强大的国际压力。
二、明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
1．继续解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深层体制矛盾。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基本上采取的是“渐进”方式，其特点是改革由表及里，先易后难。这种改革方式决定最困难的改革留到了最后。当前，垄断性国有企业、金融体系和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政府职能，这三者之间形成了互为依赖的“铁三角”关系，集中了旧体制中主要的深层矛盾。这部分经济的低效率，增加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成本和风险，制约了经济结构调整和效率改进。
2．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市场经济的成长、完善和成熟，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在好的环境中，这个过程可能缩短，但不可能超越。市场经济并不是必然趋向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它的]变方向存在着不确定性。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观察到效率和结果差别很大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些具有一般性，更多地则与不同的国情相联系。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一是加强产权保护。二是健全收入再分配体制，减少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三是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加强反垄断、促进竞争。五是发育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入手，加快发展和健全信用组织、机制和制度，培育信用文化，形成诚信为本的法律和道德规范。
三、推动改革在重大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1．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当前要以发展民本经济为重点，构建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在传统的观念上，凡事都强调姓“社”姓“资”，所有制强调姓“公”姓“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确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投资者的积极性，个人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就是民本经济。所谓“民本经济”，主要是指民众自我创业、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致富为主要形式，以民有、民资、民营、民管为主要经营管理方式的经济。民本经济姓“民”。真正使广大民众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主体。民本经济的基本运行模式：民众自我创业＋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宏观调控＝共同富裕。民本经济的基本运行特征：市场配置资源、人民创造财富、企业自主经营、政府搞好服务。民本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则：依法经营、劳动致富、平等竞争、照章纳税。
2．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当前要继续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垄断行业是我国国有经济最集中和控制力最强的领域，随着改革的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已成为今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重点要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引入竞争机制。同时加强监管，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垄断行业的改革逐步推进，但总体看发展不平衡，改革攻坚形势依然严峻。今后，要根据不同垄断行业的特点分类深化改革：一类是，对于已经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进行初步改革，引入一定的竞争机制的电力、电信、民航、石油等行业，要完善改革措施，分清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对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必须引入新的厂商参与竞争，以提高效率。另一类是，对于尚未进行深入改革的铁路、某些城市的公用事业等，要积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的改革。此外，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垄断行业提出要加强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管。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不但要加强对垄断行业的安全、环保、普遍服务的监督，也要加强对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监管，强化制度建设，包括实行价格听证制度等，以维护公众的正当权益。
基础科学发展篇8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说不尽的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现在，清华大学正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标准，和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严肃认真的学者的研究，因为不合权力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权力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本世纪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有一些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没有创新的但却是必须的科学研究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大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注：我之所以对马寅初先生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台湾，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科学与教育----中华万年大计的政治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为什么如此“愚忠”？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建立、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1]，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为首的，成了西方和中国儒学传统的怪异混合体；但中国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字、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这一切在“陷害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和一些“”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事件”等的干扰，中国人文学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2]：
“1.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进入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现象极其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3]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4]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5］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6］，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培育，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中国这样的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习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我在大学里面学习的所谓马列主义哲学，其实不过是些陈腐的垃圾、废话。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的亩产几十万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规律、概念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结合的科学哲学，而不是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理学，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计算，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7］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8］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9]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参考文献：
1、「轴心突破的观念是1949年雅斯贝斯（Karl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首先提出的。
2、朱学勤：《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来自论文集《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p160~161
或《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发表于广州《现代与传统》1995年12月号
4、叶永烈：《反始末》，p379，380（版权页遗失，因而不全）
5，托马斯·库恩的用语
6，托马斯·库恩的用语
7，支持者之首：钱学森。钱学森一直被认为是中华第一流科学家，但这一切只是因为国人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科学的结果，实际上，钱学森只是世界第一流的技术专家，从科学的角度，审视此事件和钱学森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他只是一个不太懂科学的科学家。
基础科学发展篇9
关键词：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政策；教育法
以人为本、全面发展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教育政策与法律的价值基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人力资源的开发作为我国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根本途径，通过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把发展转移到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制定教育政策和法律体现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使教育为人民服务，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守教育的公共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的教育保驾护航。
一、以人为本、全面发展是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
我国的政策本质就在于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与利益，作为教育政策还更应该体现教育性的特点，把以人为本、全面发展作为其价值基础。
1．以人为本、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终极关怀
教育必须以人为本，这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我们制定教育发展战略和各项有关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长期以来，我们从“工具论”出发研究教育问题，把教育的功能本末倒置，出现了教育学“无人”的现象。教育的育人功能才是本体功能，只有教育的本体功能得以实现，才能发挥教育的一般社会功能。因此人的问题是教育的中心问题，人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教育的中心；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宿；人是教育的基础，也是教育的根本。以人为本，就在于对人性的充分肯定。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教育与人的幸福、自由、尊严、终极价值联系起来，使教育真正成为人的教育，尊重人的自我设计、自我奋斗，充分体现自我尊严和自我价值。
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首先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的理想和理论走向现实实践，这是现代教育区别于以往教育的首要特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受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人往往呈现片面发展状态。如我国古代的“道德人”，“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人”，中世纪的“否定人”，资本主义的“经济人”，而现代社会又使人成为“工具人”。马克思认为，古代社会“人的依赖”状况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的依赖”状况是对人性的严重扭曲和异化，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未来社会和人的发展目标。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学说是制定我国教育目标的理论依据。
2．教育政策与法律要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教育要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由教育的公共性决定。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首先有求于教育活动在传递社会文化和成人、成才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功能。教育本质上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通过对个体传递社会生产生活的经验和社会生活的规则来促进个体身心发展，从而推进个体社会化，最终使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学校的教育活动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获得利润，而是为了造福于他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因此，教育是一种社会事业，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服务，必须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保持一致，不能仅仅服务于任何特定阶层或利益团体。
正确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教育公共性是科学制定教育政策与法律的前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已开始发生变迁。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需要日益增长同国家提供的公共教育资源的有限性逐渐产生了矛盾，从而导致传统教育利益格局的分化，逐步走向一个多元化的利益结构。教育需求多样化引起教育供给多元化，教育已经直接面对市场，通过市场对教育的有限介入来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多元化利益结构的形成和教育市场的出现与教育公平观念和教育的公共性产生矛盾，其根源在于：1)在计划经济的观念下，教育资源的提供和分配都是通过政府包办来进行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将免费上学、不得赢利等与教育的公平和公共性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持有的教育公平观念和对教育公共性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差；2)社会的转型也是社会资源和利益重新分配和整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阶层急剧分化，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衡日益明显和突出。在教育领域，某些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某些社会阶层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所占份额相对缩小，成为教育中的“弱势群体”。教育体制改革与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出现背离，违反了社会公正原则和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教育的市场化运作和一些学校转制中公共资源的流失、教育乱收费、学校招生中的腐败现象等都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这已影响到教育的发展。
3．教育政策与法律要尊重人民群众在教育领域中的利益多元化
在不同的教育领域，政府的责任因人民群众的不同利益要求而有所不同。就教育的公共性而言，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性质不同，教育的公共性程度不同，在社会公正和教育公平上的体现也不同。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是民族素质的摇篮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义务教育通过立法规范受教育者家庭以及各级政府的行为，是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因此义务教育是由国家承担主要责任的一个领域，应当强化国家的教育职能，保证人人都接受一种条件基本相同的教育，捍卫入学机会平等的原则，实行无差距的个人入学机会平等，体现实质上的社会公平。教育的层次越高，个人的收益回报率越大，但是高等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机会的有限性，导致了在现阶段还不能成为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的权利，具有排他性。高等教育在教育公平上主要体现为一种形式上的社会公平，即个人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均等，保证受教育权利分配上的程序平等。因此，在教育政策选择上应该优先发展基础教育，逐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免费的义务教育。而在义务教育以外的其他教育，实行优质优价政策是合情合理的，这也是社会公正的体现。应该强调教育体制多样化，教育类型多样化，办学模式多样化，投资主体多样化，以便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4．教育政策与法律制定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几十年来在教育领域一直奉行的原则，它造就了一大批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但也导致了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严重失衡，影响到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两者的关系。我们认为，公平应该比效率更具有优先性。公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与权利的平等和社会价值享有的机会平等。效率强调资源与社会价值应尽快配置到某些人或组织，以便于以较少投入获得较大收益。当人民群众是收益的受益者时，公平与效率一致；当公平与效率发生冲突时，要区分两种情况：1)收益更多地掌握在个人或某些人手中，造成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不稳定，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在配置教育资源、制定教育相关政策时，应该体现“公平优先”原则，给予落后地区的教育、薄弱的学校以及弱势群体等更多的关注。2)在收益者能够提供补偿且平衡人民群众受损利益的前提下。可以从效率方面做出适度安排，确保国家重点院校的建设和重要项目的发展。
5．教育政策与法律要保障对弱势群体的救助
绝对平等是不存在的，差异是永恒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公正就是以公平的态度和平等的观念对待社会差别，实现社会救助，将差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可依据道格拉斯提出的选择平等原则、柯尔曼的矫正平等和补偿平等原则来制定对弱势群体救助的教育政策和法律。道格拉斯提出的选择平等原则包括平等考虑、差别对待和利益最大化原则。平等考虑是指人人皆应获得平等的待遇；差别对待是指人们在存在差别的情况下应该采用不同的对待方式。差别对待的前提是平等考虑，即在平等的基础上和观念上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对象；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处理平等考虑和差别对待的准则。矫正平等和补偿平等原则是柯尔曼提出消解教育差异的原则。矫正平等的内容是采取经济措施补偿那些能力优秀但没有优越背景的人。补偿平等的核心问题是对那些生来基因不良，或者处于恶劣环境中的人进行补偿。只有完善各种补偿和救济制度，保障弱势群体都能够得到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
二、基础教育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与法律保障
1．当前基础教育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考察当前的基础教育，我们发现有几个问题比较突出：宏观上出现单纯追求“教育GDp”和区域发展差别过大；微观上应试教育导致了学生的片面发展。
(1)“教育GDp”。所谓“教育GDp”是指“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单纯追求教育发展的数量和规模，以及盲目追求高层次，不计后果地掠夺式开发，不惜以损害未来人的利益为代价，短期内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不计社会效益，不计长远利益，以各种有形成本的高投入，换来一时的高产出和‘繁荣’的现象”。有些学校在办学定位上盲目地追求高层次，为了“求大”、“求高”，不顾学校有限的教学资源，盲目扩招，脱离学校实际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特点而出现各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与措施。还有些学校把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关系看成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利益交换的关系，借用产业化经营或市场化手段作为解决各种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来提高办学的经济效率。
片面追求“教育GDp”，关注和强调教育的经济效益与功能，却忽视了教育的社会文化效益与功能，丢弃了教育最本质的价值和功能，破坏了教育所承载的公共利益的实现，特别是破坏了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给社会的全面发展埋下了隐患，设置了障碍。
(2)基础教育的区域发展差距过大。由于落后地区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条件的限制，以及长期以来政策上的“优势扶持”导向等原因，城乡差距、东西差距、校际差距不断加大，两极分化严重。2001年，北京市初中、高中生均经费分别是江西省的36倍(914：25)、45倍(1964：44)。一些教育界人士在考察了国外很多国家的教育状况后，惊讶地发现：条件最好的中小学在中国，校园建筑豪华，各种先进设备和设施连大学都望尘莫及。然而，最差的中小学也在中国。在偏远地区，一些学校几乎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基础教育的非均衡发展产生的负效应不可低估，统计表明，在全国6岁以上人口中，落后地区大专和高中教育程度者所占比例明显低于发达地区，而初中、小学教育程度者和文盲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地区。区域教育梯度的增大直接损害了农村少年儿童的利益，这种状况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正如有学者指出：“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数十年间，一个主要有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的农村社会，和一个主要有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正是这一群体主导着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构成的城市社会之间，无疑将出现更大的断裂。”避免发生这种现象就必须调整和兼顾各种阶层的利益，重点解决好当前突出的矛盾问题，要有针对性地加强薄弱环节，实现各个方面的良性互动。
(3)学生的片面发展导致学生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当前应试教育仍然占有主导地位，素质教育举步维艰，为了追求考试的分数，注入式教学、死记硬背、题海战术还是教学的主要策略，造成学生的课业负担仍然过重，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2002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显示，我国学生的速度、耐力、爆发力、柔韧性等体能素质和肺呼量持续下降，近视率居高不下……专家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体育锻炼不足与课业负担太重。
不仅如此，应试教育造成的恶果还表现在学生的创造能力不强、个性丧失、道德水平降低、公共观念和合作意识缺乏等方面。学校高强度、超负荷的注入式教学超越了学生的心理承受力，学习上的挫折、压力和焦虑引起的心理负担过重，是校园犯罪、校园暴力等问题的根源之一。大多数学生成为教育的失败者而不是成功者。学生走出校门明显表现社会适应不良，这种状况违背了教育的科学发展观。
2．实现基础教育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政策选择与立法建议
(1)建立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完备的救助制度。“一费制”规范了学校的收费行为，同时也切断了学校的一部分发展资金来源。“费改税”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使农村义务教育主要由农民来办改变为主要由政府来办。“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强化了县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县域教育的统筹管理职能，为县域范围内的基础教育实现均衡发展提供了领导和组织保证，但是落后地区和贫困县的财政远远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因而基础教育财政和责任必须重心上移。教育均衡发展“是指通过法律法规确保给公民或未来公民以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政策制定与调整及资源调配而提供相对均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和科学有效的方法实现教育效果和成功机会的相对均衡。可见均衡发展离不开政策、法律的保障。为此，第一，要建立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稳定的义务教育经费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加大中央对省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保证财政投入，最大限度地控制教育的差距，保证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第二，要建立完备的救济制度。中央政府要实行政策倾斜，设立专项基金，加大对贫困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基础教育扶持的力度，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免费制：第三，制定《教育投入法》。为确保教育经费落到实处，应尽快制定《教育投入法》，从法律的层面上保证教育经费的投入。目前《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都对受教育权利、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性和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缺乏可操作性，需要进行必要修改，把政府和有关主管领导的权利、义务具体化，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基础科学发展篇10
1现代聋人艺术教育的学科内容现状
（1）对现代聋人艺术教育学科内容的宏观基本要求。现代聋人艺术教育课程是着眼于学生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发展来设定的，对于聋人的艺术课程教育目标应大体与普通学校的教育目标相一致，要尽量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其次，帮助聋人学生掌握生存社会的一技之长，要有职业意识、执业纪律、职业习惯和安全生产习惯等，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劳动，或获取相应技术资格，增强就业竞争力。最后，陶冶情操、发展特长、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自信心，帮助他们将来立足社会。
（2）现代聋人艺术教育学科类型。现代聋人艺术教育学科的类型主要包括艺术才能教育和艺术类职业技能教育。在艺术才能教育方面，舞蹈类、器乐类课程比较常见，旨在发展聋人学生的艺术潜力，让他们摆脱自卑，拥有精神依靠。在艺术类职业技能方面，有蛋糕制作、美容美发、面点制作、服装设计、花卉种植、电脑编程、工艺美术等，有些学校还能提供像书法、篆刻这类的艺术学科，这些艺术学科分布在体育、艺术、职教等方面，在教学生如何掌握艺术能力的同时，让他们自己学会如何用意志去就业、自立，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而不再是别人眼中弱小的残疾人。
2聋人和社会需求的冲突问题与现代聋人艺术教育学科之间的关系
（1）聋人与社会需求的冲突。现代聋人艺术教育学科是在社会需求的向导下开设的，与此同时，把学生需求、地区需求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针对学生听力残疾的局限性以及对自身和社会认识的不全面，根据人才市场的具体数据来制定艺术教育课程的开设。而现实生活中，聋人与社会需求之间却有着很多冲突。例如，1）聋人的职业能力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据调查，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岗位需大于供，而动画设计、工程维修、软件开发这些专门需要技术人员的岗位仍然有很多空缺。这些都说明有一技之长的聋人目前仍然紧缺。而其他一些技术含量低却辛苦的行业，却不是很多人愿意去的，这就造成很多有岗位找不到合适的人干的例子，劳动力市场越来越需要技能人才，而“想去的地方进不去，需要人的地方没人去”，这种职业供求的不匹配加剧了聋人与社会需求的矛盾。2）聋人与社会之间相互适应的进程发展缓慢。由于社会在对聋人思想道德层面的对待还没有达到一视同仁的状态，所以，很容易把聋人和正常人区分开来，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弱势群体。而对于聋人自己来说，由于跟社会接触的较少，不清楚社会的真正状况，所以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关系，或高或低的评估自己，对工作岗位不能适应或无法站稳脚跟等问题不断出现。
（2）聋人与社会冲突给现代聋人艺术教育学科带来的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指出：“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考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既然职业教育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那对于聋人艺术教育来说，更是应该把艺术与职业结合起来，考虑劳动力和本地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关系，科学规划艺术课程，特别扶助并大力发展现代聋人艺术教育，培养聋人掌握一技之长，促进聋人全面发展，实现残而不废、残而有为、自立自强，由残疾者转化成为真正意义上有经济创造能力和负责任的公民。
3现在聋人艺术教育的学科发展方向
（1）选修课与必修课相结合。为保证学生的基本教育，必须要保证其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充分挖掘学生潜力。必修课程关注学生基本的科学文化素质，追求知识与技能的基础性、全面性、系统性、完整性，为学生的一般发展奠定知识技能与情感态度基础。必修课的数量与内容总是有限的，它在知识的深度与广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由于遗传、环境、教育与个体主观努力程度不同，学生个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他们在知识经验、能力基础、家庭背景、兴趣爱好、性格特征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选修课则可以弥补必修课的不足。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选修课程，如果说必修课是一座高楼，那选修课就是高楼的装饰物，选修课让学生的知识更加广博。
（2）理论课与实践课相结合。实践课的实质就是在教师引导下，聋人学生自主进行综合性学习活动，是基于聋人学生的经验，密切联系学生自身生活和社会实际，体现对知识的综合应用的实践性课程。在综合实践活动中，随着聋人学生实践能力的逐步提高，教师不再是传授者，而是促进者。作为促进者的关键是促进聋人学生自主学习，促使聋人学生自己去感知体验，实验观察、探究研讨。简单地说，把理论课和实践结合起来，就是将聋人学生所学的理论运用于实际的工作中的一种训练方式。光说不练假把式，只有将自己所学的东西运用于实践操作，才能真正活学活用。
（3）加强聋人的艺术职业教育。我们必须培养聋人的综合职业能力和优秀的综合素质能力，因为是特殊群体，存在听力方面的障碍，所以要想紧跟社会的经济发展步伐，与时俱进，对于聋人的艺术职业教育必须立足实际，提高职业教学质量，对聋人自身和社会的需求都要尽量做到满足。
（4）加强聋人艺术教育学科与社会企业机构的联系。把聋人艺术教育课程与各类用人单位紧密结合，增强聋人与社会的沟通，为聋人的职业选择提供指导，让他们能顺利地走上社会。艺术教育学科要根据企业的具体需[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dylw.net]要进行设计，在符合聋人学习习惯的同时，不能忘记关键知识点的灌输，贴近聋人生活习惯，保证艺术教育的实际效果和聋人职业发展。
（5）加强聋人和健全人的沟通教育。因为自身的听力缺陷，聋人通常不能或者很难与健全人正常地沟通，而事实上，这两个世界的人们是不应该有隔阂的，世界的丰富多彩应该让聋人感受到的是幸福而不是胆怯。现代聋人艺术教育应该关注到这一点，在强调职业教育的同时，满足他们内心与健全人同等对待的渴求，让他们坚信“除了听，聋人能做任何事”这一观点。另外，还要加大宣传力度，积极营造促进聋人就业的舆论环境。同时，利用各种新闻媒体提倡全社会都要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就业环境，加大对他们就业援助的力度，减少聋人与健全人之间的隔阂。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