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科方法篇1
课堂教学是历史教学的基本形式，教材内容的不同，构成课堂类型和教学方法的不同。其德育渗透是通过教材、教法及教师的情感诸因素实现的。
1．教材内容的感染历史教材中有很多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如教材对林祥谦英勇就义的描写，“敌人用刀砍他，让他下令复工，他视死如归。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工是不能复的”。林祥谦的革命精神，使学生受到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激发了他们为祖国献身的革命精神。教师应结合青少年思想活跃的特点，充分利用教材中的典型事例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坚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信心。
2．教学方法的再现不同类型的素材，可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解决。直观教学，即通过教具的使用，可以把祖国的大好河山、英雄的人物、壮阔历史场面再现出来，因而是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方法。我们说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如果把地动仪、水排、筒车、长城、秦俑的模型展示在学生面前，使他们亲眼看到祖先的发明创造，会使学生产生多么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呀？我们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如果拿出实证，将圆明园烧毁前后的图片展示给学生，学生会受到多么深刻的教育。他们对侵略者的愤恨，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不会油然而起么！所以使用直观教具可以演示历史最壮观场面，可以表现英雄人物的业绩，可以表现优良传统。所以教具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好教材。一件教具的使用，往往就是一次生动的思想教育课。
3．教师情感的熏陶情感教学是一种高层次的教学方法。通过教学引起兴趣，燃起热情，激起联想，强调师生之间的真诚交流，和谐关系，建立最佳教学情境等。教师应注意发掘历史知识中蕴藏着的丰富情感素材，做到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在情感色彩强烈的气氛中，师生产生共鸣。如在讲述《甲午中日战争》一文中的黄海海战时，教师感情充沛地说：致远舰在激烈的海战中勇往直前，多次中弹，船身严重倾斜，最后不幸中鱼雷，全舰250多人壮烈牺牲。就在即将沉没的当儿，随从扔给邓世昌一个救生圈救他，可是他因全舰俱没，义不独生，摇手拒绝。
这时他所养的名叫“太阳犬”的爱犬到面前，叨住他的臂膊，不使下沉。邓世昌毅然用手揽住爱犬，一同沉没在祖国的黄海波涛之中。就这样教师讲得慷慨激昂，学生听了深受感动，不禁泪下。师生同仇敌忾，共同声讨日帝的侵略，进而产生振兴中华，富强国家的决心。
开展课外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开阔视野、发展能力，更有利于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品德教育。我们曾进行如下活动：
1．开展“学史一得”演讲比赛这是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德育的好形式。通过这个活动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们革命热情，产生对家乡、对祖国、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心情，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几年来在省市历史教研会的组织发动下，活动开展得很广泛，受到师生们的好评。
2．开展历史教具小制作活动：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描绘和制作一些简单的历史教具，不仅可以丰富学习生活，增强学习历史兴趣，培养能力，还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历史，特别是由于学生参与了教具的制作活动，必然对所制教具产生的年代、背景、作用、意义等做深入的了解，从而增进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几年来我们历史课外活动小组的同学，绘制了二百余张历史人物画像，制作了几十件模型教具，有些教具还在省市的评比中获奖。
3．利用历史文物进行德育利用文物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个好方法。我们曾从三个方面开展这项活动。（1）考察历史古迹在学校的支持下，我们组织学生先后参观考察了凌源红山文化遗址、仙灵寺商周遗址、义县北魏万佛堂遗址、兴城明代古城和山海关古长城等地。使学生看到祖国悠久历史，壮丽山川，认识到人民江山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党。（2）进行文物收集几年来师生共收集了一百多件文物，其中有古币一百多枚，还有原始人使用的石器、红山原始人类的遗骨、明清瓷器、商周时期的古陶器等，还收集了志愿军援朝使用的茶杯，解放战争时用过的子弹等。通过对文物的收集和考证，学生们的思想受到陶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3）进行“文物”展览我们将收集的文物分类、编号、考证，书写说明词，然后进行展览。几年来我们曾多次进行了“伟大祖国在前进”，“中国古代货币”，“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等展览。由于文物具有生动、形象、直观、真实、信等特点，易为学生们接受和理解，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历史学科方法篇2
一、历史教学方法应该多样化
历史，是对过去史实的记载，所以要想办法把陈旧的史实融入新的内容，让学生时时有新鲜感。这就要求我们教师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确立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其自觉、自愿去学，这样学习效果自然就好。
1．从学生好奇心入手。青少年的兴趣都源自好奇心。好奇心引导他们探索和尝试，并从中产生和增强情趣。
2．结合历史材料教学。我们进行历史教学可以不局限于课本，多给学生提供一些接触考古发现、历史实物、历史史料的机会，使学生沉浸其中，自然受到熏陶。
3．为学生提供参与机会。中学生的特点就是求知欲强，尤其喜欢自己去探索。据此我们可以多组织一些实践活动，让学生自己参与进去，以加深其印象。
二、历史教学方法应艺术化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教师在传授科学概念时，不能把现成的概念简单地原封不动地交给学生，而应通过学生自身已有知识和经验主动来掌握概念。”的确，中学生的思维是最活跃的，关键在于教师如何引导、激发，如何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采用艺术化的教学方法，吸引学生主动去学习。
1．教学语言艺术化。我国著名的口才学家邵守义先生说过：“人才未必有口才，有口才必定是人才。”在现代社会，语言的交际功能已成为决定一个人工作及事业优劣成败的关键。教师除了要以普通话为基础外，还要让语言感情化，富于艺术性。教师在讲课时，要声情并茂，讲解生动。
2．教学手段艺术化。其一，我们可以利用录音机、幻灯机等电教设备进行多媒体教学。其二，在教学过程中，用卡片教学法，也可让学生通过剪纸法掌握课本上的地图、人物图象等。其三，在历史课堂教学中也可尝试使用漫画法，让学生在幽默、诙谐的气氛中加深对历史人物、事件的印象。
三、历史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人文、地理、自然无所不包。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把历史和其他各学科间的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也是历史教改的一个方面。如在历史教学中，可借鉴地理教学的一些方法，充分利用地图的作用，把特定历史时期某些国家所发生的事浓缩到一张地图上，进行专题讲解，使学生既学到了历史知识，又巩固了地理知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拿中国史来说，讲完原始社会，可专门抽出一节课时间巩固，悬挂一幅中国地图，教师引导学生把原始社会的古人类遗址和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地点在地图上一一对号入座，使学生真实感受到我们所生活的这方热土的确到处留有原古人的足迹，让他们明白我们的祖国确实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从而使他们更加热爱祖国。
四、历史教学要与社会现实相结合
历史学科方法篇3
关键词：发展性评价；课堂行为；价值观；情景体验；语言；作业
改革现行的课程评价机制，建立能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激励教师积极进取的评价体系，是新一轮历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针对成长中的学生，我们的发展性评价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初中历史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在对学生进行发展性评价，一定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学习标准和发展目标进行精心选材，选取真正适合有利于学生的评价，最终达到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激励教师积极进取目的，下面五种方法值得借鉴。
第一、课堂行为观察。最好评价方式是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教师每节课在教学中都通过师生互动完成教学任务，对不同程度的学生进行观察，都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进行的。教师要积极而且及时的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动机、爱好。因此，教师就要充分利用课堂上的各种机会如课前检测、自学导航、精讲探究、课后练习等进行观察，以获取试卷难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观察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做出的书面答案和答题的技巧；自学时对教材的合理使用，在小组合作探究活动中，参与的程度，如何与其他同学相互交流与合作，以及在展示答案时的表现；巩固练习中如何有效地展示自己在本节课中的学习成果；课后如何运用所学观点解决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帮助，学生的兴趣和收获之所在。通过不同的课堂如：新授课、复习课、活动课等观察学生，长期坚持，正确及时的评价，既可以为教师客观评价学生提供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又可以激发教师积极进取，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有的放矢。
第二、情感态度价值观评价。情感态度价值观评价是根据学生在已有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事件、现象的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评价的心理过程。情感态度价值观评价是一种认知活动，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判断水平同他所掌握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知识水平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同他的知识和能力也是密切相关的。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对其在素质全面发展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学生之所以能在日常的教育教学生活中自觉的调节和支配自己的行为，同情感态度价值观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我们历史课的教学中，老师有必要经常性地采用情感态度价值观评价的方法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比如，在探讨如何评价秦始皇和汉武帝时就可以让学生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对两位皇帝进行科学的评价，通过对两位皇帝的功与过的评价，增强学生从正反两方面认识帝王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评价的过程中教师可根据学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的不同表现进行评价学生。又如在讲拿破仑时可以让学生对他的一生进行科学的评价，让学生从拿破仑打败反法势力推动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欧洲的侵掠扩张，给欧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的认识，从而正确认识英雄伟人。提升学生素质发展，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整体认识。
第三、情景体验。传统的课堂教学评价重理论轻实践，注重道德知识的再认识，忽视对道德能力的要求，很难反映出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水平。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教师可以采用情景体验的特殊评价方式，创设适当的情境，让学生置身在情境中分析、解决问题，从而为教师提供学生素质发展状况的真实资料。为教师的教学有的放矢。当然，要现实的教育教学生活中要真实有效的反映这种能力，教师就必须在课前认真钻研教材，让学生在恰如其分的情境中进行。正如加德纳所说：“除非把评价置于现实生活和社会环境联系中，否则，我们怀疑它能否恰当地代表人类的智能表现。”因此，了解学生的素质全面发展，必须在课堂上设置恰当的情境来了解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素质发展水平。
第四、肯定性语言评价。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学习和日常行为表现，要适时的给予肯定性评价，通过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作用。例如，在每一节课的课前检测中，根据学生的成绩对学习好的学生、中间水平的学生和学习差的学生给予不同程度的评价，让不同程度的学生都能受到老师的肯定性评价，使学生在愉悦的心情下即知道了自己的优势又知道了自己的不足，还能确定今后努力的方向。但老师在评价的时候，综合学生一系列表现，例如，根据学生的课内检测成绩，给他们一个恰当的、富有个性化的明确评价，以使评价真正达到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促其发展的作用。
历史学科方法篇4
关键词：初中历史发展性评价方法
针对成长中的学生，我们的发展性评价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初中历史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在对学生进行发展性评价，一定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学习标准和发展目标进行精心选材，选取真正适合有利于学生的评价，最终达到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激励教师积极进取目的，下面五种方法值得借鉴。
一、课堂行为观察
最好评价方式是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教师每节课在教学中都通过师生互动完成教学任务，对不同程度的学生进行观察，都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进行的。教师要积极而且及时的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动机、爱好。因此，教师就要充分利用课堂上的各种机会如课前检测、自学导航、精讲探究、课后练习等进行观察，以获取试卷难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观察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做出的书面答案和答题的技巧；自学时对教材的合理使用，在小组合作探究活动中，参与的程度，如何与其他同学相互交流与合作，以及在展示答案时的表现；巩固练习中如何有效地展示自己在本节课中的学习成果；课后如何运用所学观点解决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帮助，学生的兴趣和收获之所在。通过不同的课堂如：新授课、复习课、活动课等观察学生，长期坚持，正确及时的评价，既可以为教师客观评价学生提供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又可以激发教师积极进取，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有的放矢。
二、情感态度价值观评价
情感态度价值观评价是根据学生在已有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事件、现象的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评价的心理过程。情感态度价值观评价是一种认知活动，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判断水平同他所掌握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知识水平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同他的知识和能力也是密切相关的。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对其在素质全面发展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学生之所以能在日常的教育教学生活中自觉的调节和支配自己的行为，同情感态度价值观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我们历史课的教学中，老师有必要经常性地采用情感态度价值观评价的方法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
三、情景体验
传统的课堂教学评价重理论轻实践，注重道德知识的再认识，忽视对道德能力的要求，很难反映出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水平。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教师可以采用情景体验的特殊评价方式，创设适当的情境，让学生置身在情境中分析、解决问题，从而为教师提供学生素质发展状况的真实资料。为教师的教学有的放矢。当然，要现实的教育教学生活中要真实有效的反映这种能力，教师就必须在课前认真钻研教材，让学生在恰如其分的情境中进行。正如加德纳所说：“除非把评价置于现实生活和社会环境联系中，否则，我们怀疑它能否恰当地代表人类的智能表现。”因此，了解学生的素质全面发展，必须在课堂上设置恰当的情境来了解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素质发展水平。例如，在考查文成公主入藏内容时可以让学生在事先准备的好的情况下表演课本剧，然后设置以下问题：（1）假如你是文成公主，你愿意到去吗？为什么？（2）假如你是文成公主你到之后，能为人民做些什么事呢？（3）假如你是文成公主你到之后，能为松赞干布做些什么事呢？通过这些问题的设置，可以让学生从多方面表现自己，各抒己见，提交答案，教师可以根据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其是否形成了正确历史观的情况对学生做出正确客观的评价。
四、肯定性语言评价
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学习和日常行为表现，要适时的给予肯定性评价，通过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作用。例如，在每一节课的课前检测中，根据学生的成绩对学习好的学生、中间水平的学生和学习差的学生给予不同程度的评价，让不同程度的学生都能受到老师的肯定性评价，使学生在愉悦的心情下即知道了自己的优势又知道了自己的不足，还能确定今后努力的方向。但老师在评价的时候，综合学生一系列表现，例如，根据学生的课内检测成绩，给他们一个恰当的、富有个性化的明确评价，以使评价真正达到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促其发展的作用。例如，对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教师既要表扬同时还要提出更高的要求，防止学生安于现状。教师应这样评价学生：课前检测中你是优秀的，老师相信你是最棒的，但在接下来的自学导航中，你是否是最棒的，老师拭目以待；对学习水平居于中间的学生，教师可以这样评价学生：聪明的你在这次检测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老师相信你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一定会再接再厉的；对学习差的学生，老师也应该对学生所取得的成绩进行肯定，而不能因为与老师的期望值有差距就打击挖苦或讽刺，鼓励学生：尽管你的成绩与理想还有一定的差距，但老师已经看到了你的进步，老师正在观注你的进步，相信你在接下来的活动中有惊人的表现。鼓励性的评语如“春风化雨”般的促进了师生感情，激发了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在促进学生素质发展、教师积极进取方面，效果非常显著。
五、设计多元个性化作业
历史学科方法篇5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科学无神论；宗教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1-0032-02
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进行科学无神论研究的出发点
人类社会无神论的发展经历了古代朴素无神论、近代唯物主义无神论、唯心主义无神论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阶段，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对社会存在的宗教问题和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了定性研究，充分运用当代科学研究成果，采取批判性、继承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的研究精神，给予宗教有神论现象科学、透彻及深刻的阐释，它是进行无神论研究的最高阶段。因此，我们称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为科学无神论，科学无神论即指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
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批判继承了费尔巴哈宗教是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基本思想[1]，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异化论角度对宗教进行批判，他认为：神是人的自我异化，其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即人的“类”，这个本质突破了显示个体的局限被对象化并形成一个与自身不同、独立的本质并受现实个体敬仰和崇拜。在揭示人与神的关系的过程中，指出人是神的创造者，人们凭借抽象思维并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把自己对象化，对实质上是人的属性、欲望的影子虔诚信仰。沿袭这一内在逻辑，人的本质为何被异化？费尔巴哈提出是人们把世界二重化为一个现实的世界和一个宗教的世界的原因，前者可被感知，后者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这个“虚幻世界”在归因于世俗世界之后人才能从宗教中解脱出来并，主张建立“爱”的宗教来解决一系列宗教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论的主要观点突破了原有“神本”的束缚，但却是不彻底的、狭隘的和矛盾的，以自然主义的观点考察人并认为“人的本质”凝固不变，实质上就是唯心的，没有进一步探究世俗基础为什么使自身与自身相分离的问题，这也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转变提供了新的研究切入点。
在继承和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宗教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发现人并不是孤立的人，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二者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统一于人现实的客体之中。没有前者不能称其为人，没有后者人就是与世隔绝的个体。因此，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应转向社会历史领域，即对产生宗教世俗基础的原因进行研究才是解决一系列宗教问题关键所在。到此，马克思并没有像费尔巴哈停止不前，他认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在转向社会历史领域的同时，对于世界二重化的研究也应转向研究现实世界二重化，宗教世俗基础产生的原因正是在于世俗基础本身的自我矛盾和分裂，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宗教、看清宗教进而改造宗教。这种世俗基础的自我矛盾和分裂既要受到理论批判又要受到革命改造，通过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使人真正成为人并从宗教中彻底解脱出来。
通过上述问题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研究社会现象一般关系、被恩格斯认为是马克思一生之中的两大重大发展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贯穿研究科学无神论的逻辑起点和始终。正是因为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马克思才能从离不开社会的人的角度去探寻人的“类”本质以外的社会历史领域的人，才能进一步找到“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世俗基础及其自身的矛盾与分裂，才能看到人类是以社会生产和劳动作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才能以整个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探寻到物质生活资料和使用工具从事劳动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研究现实社会历史领域人的活动、人活动的目的性和创造性，进而进一步阐明宗教的发展、灭亡等一系列规律。
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科学无神论基本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关于人与神的关系是研究宗教现象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它是区分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凭借因素之一，对其的不同回答直接关系到对宗教的本质、功能、发展规律和作用的观点和看法。宣扬是神创造的人并在虚幻世界里探寻神之来源的观点是有神论，相反，坚信是人创造的神并在社会历史领域探寻神之来源的观点属于无神论。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剖析得出宗教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信奉和崇拜某种自然物或社会现象，并不在于其本身就是神灵或神圣的，而是与个体所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人们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现实之中无法在现实面前寻求未知的理解及对自身生与死问题的探寻，从而通过抽象思维形成对有限世界的超越和无限世界的期盼。但是，这种幻想逃不过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拷问，它采用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结合的原则对宗教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指出宗教属于唯心主义性质并阐明了它是对现实世界虚幻、歪曲、颠倒和超人间化了的事实，明确指出宗教确立的过程就是异化人的本质、人格化大自然、神圣化世俗基础、神秘化彼岸世界的过程，但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无论这种被异化、人格化、神圣化和神秘化了的神圣之源多么超感觉、超力量、超人间化，其本质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历史学科方法篇6
针对古代史部分提升能力提高得分率方面，个人在亲身的教学实践中总结了些经验。
第一，首先要让学生克服心理障碍。很多学生遇到古代第一反应就是害怕，不敢做甚至是不想做，每次月考结束，对于班里的体育生、艺考生和基础相对差的学生来说，如果出现的古文材料多些，那就相当于噩梦，很多学生自动放弃，选择题就是直接蒙，看见哪个选项顺眼或是熟悉些就选哪个。老师在教学中一定要培养学生做古文的自信心，和语文古文阅读相比，历史的材料就相当的简单了，篇幅短，而且不必每一个字词都翻译，更不用考虑什么倒装句式等，只要学生能读懂材料大意，抓住段落主旨即可。
例如：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载：“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天下变局，至是始定。”材料反映了（）
a.贵族政治遭到破坏B.分封制度开始瓦解
C.宗法制度难以维持D.郡国制度逐渐形成
分析此题干中读懂省略号前面的转折，抓住关键字词“起自布衣”“多亡命”，即可判断此题考查的是君臣的出身打破了原来的血缘体制，对于“封建诸侯”这些词均是历史专业术语，亦是古代史中的重点讲解名词，其他的语句学生只要不畏惧，能够静下心认真地读两遍自然会明白题意。题干中考查的更多的是课堂上的重点知识，贵族政治主干关键是血缘与政治的关系，分封制强调分土地人口是地方的管理体制，宗法制侧重点在血缘同时还有大小宗之分，郡国制度重心是地方的政治制度，即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方法。由此不难得出此题的答案是a。
如果单拿出此题学生做，得分率不会低，可是放在整张试卷中，在考场的压力下，学生的自信心就会下降，会让学生紧张无法抓住关键的字词，如果对于选项的主干名词理解不透的话，错误率就会大大上升。作为老师必须给学生足够的自信，同时也要求学生必须熟练掌握重点主干知识，古文只是对历史知识点考查的一个障眼法。
第二，学生必须基础知识扎实，能够在繁多的古文中快速提炼出关键性词语，理解出题者的考查点。充分的自信是建立在有足够的底气、扎实的基础之上的。学生如果弄不清分封制和宗法制的联系和区别，弄不清贵族政治和宗法制的关系，那么此题就是找到关键字词，依然无法得出正确的答案。
基础知识牢固，必须记住时间朝代，很多选择题里都有时间提示。
如2014年湖北的高三强化训练题：“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国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材料反映的是
（）
a.西周的分封制B.西汉的郡国制
C.唐朝的藩镇D.元代的行省制
题中有诸侯有郡，基础知识点熟悉，只有汉代和明代出现过郡国并行的制度，笔记扎实的学生上来就能选出B选项。
2015年浙江文综，下列地方行政区划级别最低的是（）
a.汉代益州郡B.唐代扬州
C.宋代扬州D.元代顺宁府
此题完全是课本死知识，a选项是地方一级行政机构，B、C为地方二级行政机构，D选项为地方三级行政机构。因此D选项正确。
学生基础知识要扎实，需要学生自身的努力，同时也需要老师的督促，一般的艺考生自控力和时间都有限，这就需要老师的勤抓、勤督促。
第三，平时讲课练习中多做相关的训练。所有的能力都不是几天突然培养出来的，需要一个长期不断努力的过程。在学习古代史中，各专题所用的时间都会相对久些，老师可以多找些古文资料习题练习，同时在练习过程中尽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请学生自己翻译，不明的字词学生自己动手查阅字典，甚至可以请学生去求助语文老师，既能加强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也能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并且要长期坚持，从高一就开始培养，到了高三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定然会有一个质的突破。
第四，对于古代史材料题，学生做题时和近代史、现代史的一些基本的规范化要求一样，注意审题，注意问题答案的出处，注意材料的引自著作，及基础知识与材料的结合，答案的书写规范化，答案主干知识点前置，专业术语化，清晰明了，简单点面全，避免摘抄材料原文等。
历史学科方法篇7
关键词：中国历史学界限模糊社会科学
一、中国历史学的内容
历史虽然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关注和研究，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全面的和完整的，而是有选择的和有限度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方法的创新而逐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理论方法，它们必然会影响和制约人们和历史研究者对历史内容的认知、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的选择，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历史资源的开发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历史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角度逐渐更新。与此相应的，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也就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这一点，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多元化，也更多地寻找历史的借鉴，从而使社会史、区域史、城市史、社团史、人口史、法制史、教育史、现代化史等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相继兴起。即使是一些老学科，也会因时代的需要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采取新的研究视角，如政治史研究中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基层政权等，经济史研究中的企业、金融、商业、经济制度、原初工业化等，文化史研究中的社会文化、产业文化等，从而使各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都被用于历史研究。
从历史学的涵义来说，所谓历史学，就是重建历史的科学。它既要重建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又要重建这些事情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既要复原和描述各种历史现象，又要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各种特点和规律。如果说复原和描述历史现象，不一定需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只要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就可以完成的话，那么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则不能不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政治史从研究政权更替、政治变动进入到研究制度变革、政治效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史从定性分析、举例研究、现象陈述进入到定量分析、综合研究、规律探讨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数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从研究民众生活、风俗习惯进入到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他历史内容的研究无不如此。
如果历史是包括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历史学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那么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和结合就是必然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除了有历史学这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因素，但是，历史学研究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向历史的渗透，即这两者的专门史研究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一般说来，后者侧重于其学科产生发展过程的研究，前者除了包括后者的研究内容外，更注重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关的社会情况的研究，对各方面的社会情况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意味着历史学这一本来就是社会科学之一的学科，将具有更多、更强的社会科学性，乃至成为涵盖面最宽的社会科学，也要求历史研究者除了需要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外，还需要具有更多、更全面的社会科学知识。
二、中国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原因
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讲过这样一句值得人们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因为自己的无知，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显然，历史学同各个学科一样，也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学。为什么当代历史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首先因为最初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界限的划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地割裂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始终是存在的，因为各个学科所需要研究或认识的客体，都是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尽管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但历史不过是昨天的现实，历史、现实和未来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因此并不会改变这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十分隐蔽罢了。但在中外史学发展史上，人们从不少享有盛誉的史学名著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
在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见到历史研究一体化的趋势之外，还可以明显地发现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深度，就一定要放弃以经验为特征的史学方法及原则。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重视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其进行理论性的描述，而非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堆砌或历史文献的积累，也不是在历史认识中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考实性的判断上。这就需要揭示考实性判断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蕴涵的深刻的历史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于传统史学以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只有传统史学的界限不断被打开、被扩展史学不再像历史学，或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先定的、标准的历史学模式，如果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模式，就只能在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三、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一）从理论与方法上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个经常被历史学者津津乐道而往往为社会科学家所忽略的问题。它反映了历史学界对自身发展前途的关切，也流露出沉寂持重的史界对热闹欢腾的社会科学界的向往。人类由于自身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把其所面对的复杂世界分而治之，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许多分域，并因而产生许多相应的学科，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画卷和社会科学的广阔园地。然而历史的位置在哪里呢？焦虑由此而生。作为安慰的解答是，历史隐藏在这些社会事象的背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既往存在形态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横切面的问题，纵切面的问题留给历史学处理。
（二）历史学对于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包容。第一，历史学的根本使命是叙事性的。它叙述人类社会的古往今来，这些历史的基本事实是独立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客观实在。这就构成了历史叙事的独立性的基础。所以，从历史学的叙事性使命而言，历史学相对于各种社会科学都有其独立性，不可能以某种社会科学来完整地包涵历史。第二，历史学的独立性正是其具有包容性的基础。历史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即在每一个时代可以采用这个时代突出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认识历史，从而使历史叙事带来鲜活的时代气息或表现为历史研究中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或表现为新学科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的借用。它们最终都可以从新的历史叙事方式中得到体现。第三，历史学的独立性与包容性，要求我们对各种社会科学和各种理论应保持开放头脑而不能盲从迷信。在采用某种理论得出一种历史的解释后，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一种解释，但不能说这是唯一可用的解释这类现象的理论，历史研究者仍然可以选用其他方法来描述。套用一句老话就是：理论是灰色的，历史叙事的生命之树常青。
四、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
（一）培养多元化观点。史学家长期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摒除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反对用欧洲历史或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作为模式来匡正、臧否中国历史，主张通过本民族历史的深入研究，发展出一套真正反映中国历史本相的研究体系。在美国科学家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提出之后，更多学者开始思考“非中心问题”。国内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创者侯且岸教授指出，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全部解决了问题。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要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又要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的问题。我们必须培养一种“非中心的意识”，而且只有在普遍问题的研究上树立多元化的观点，才能对历史上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西方主流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关系，克服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突破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历史局限。
（二）坚持历史研究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的原则。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文化的一体化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恰恰是这个世界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具有的不平衡、多元化、多线条、多种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历史研究的多样性。历史研究要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个性化，展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和魅力，消解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形成公正合理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当然，纷繁复杂的历史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历史学就失去了它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资格。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否则就会最终陷入不可知论。需求普遍主义的结构，是西方新史学甚至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多样性的历史研究就是要重建真实的历史，以人类发展的多样性经验解决一体化产生的种种问题，消除文明单一化的倾向。因此，阐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必须与反映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特点的多样性结合起来。
（三）与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建立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重新定向中国史学的关键不是要盲目否定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而是与这些范畴建立一种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其传统学术借助西方的话语系统向现代转换，既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又是历史的进步。因为但凡生命力长久的理论都是上升到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经验的结晶。另外，当下，和传统之间隔着一个现代西方，无论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还是从学术意义来说，西方曾经设定或正在设定的框架已经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它，只能应对挑战，更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我们需要意识到西方的话语系统及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普遍价值的种种局限与不足，看到它的问题与危机及西方在应对这些危机时所采用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吸取西方理论中的精华，同时消除其消极影响，不再重蹈覆辙。
（四）中国史学的研究应具有世界的眼光。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并求得持续的发展与进步，都不能闭关自守，与世界隔绝，都必须时刻关注和了解世界。从20世纪5o年代起，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范围内的史学反省活动推动着新的历史观念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东西方史学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反思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与高度重视的一个误区，即视野狭窄，抛开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去片面孤立地思考和研究中国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史学的研究尤其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重新定向中国史学应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最大限度地克服和避免狭隘性和局限性，而且有益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和解答中国历史发展嬗变的特殊动因及其规律，以期对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科学准确的定位及客观的评价，更有助于中国史研究走向世界，加速推动中国史研究与国际史学接轨，促进和国外同行进行直接对话与交流，消除长期以来在世界史研究中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与歧视。这是中国史研究真正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因此，对于中国史研究者来说胸中有中国固然重要，但是绝不可眼中无世界。
中国史学要重新定向，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就必须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继承传统是为了给史学发展以信心，超越传统是为了给个性创造以空间。当然，在传统史学遗产中，有一些已不适用于今日，重要的是，在传统史学中，蕴含丰富的智慧和特有的思想，这些智慧不会因时而亡，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不会因时而废，都值得史学工作者认真发掘。只要史学工作者具有这样的信念，则中国的传统史学不仅会面貌一新，而且这种创新的民族史学的个性特点必将在国际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我们应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借助和吸纳域外的一切优秀史学遗产，积极引进，“洋为中用”，密切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对话，以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加快融入世界史流和日益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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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方法篇8
关键词：苏联史学；计量史学；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K512.5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2-0073-04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苏联历史科学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的确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但也不能对其取得的成绩完全抹杀。认为苏联史学实现了全面繁荣，或者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联史学一方面呈现逐渐发展的趋势，计量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涌现了一批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佳作；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仍然制约着历史科学的发展。
一、如何评价20世纪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
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史学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遭到全面否定，60―80年代亦被称为史学研究“停滞期”。一些人甚至强调，苏联史学是极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对其评价，不仅应该作为体制的批评者，更应该是社会主义、苏联政权、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的声音中既有以往的苏联史学反对者（所谓的“修正主义者”），还包括曾经立场坚定的苏联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批判者），其中不乏苏联时期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对苏联国家的全面否定，同样在史学界上演。除了以时局和意识形态的激变来解释这种现象外，历史学家的科研工作长期受到限制，形成的鄙视和厌恶心理也是这种非此即彼的评价的一个原因。面临如何重建俄罗斯史学，评价这一时期苏联史学的时候，人们还未来得及深入了解和把握这20年的史学研究的得失。这种缺乏理智思考的评价一方面源于剧烈的时局变换，同样带有政治色彩；另一方面缺乏对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过程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缺乏理性分析所取得的成就、不足、失误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显然，用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来彻底否定苏联史学是不足取的。人们对历史科学的认知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历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不可能完全自由发展，总要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和影响，诸如科研投入、社会需求、出版条件等客观因素，甚至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察：1.国家意志和相关文教机构多大程度上左右了历史科学，这种影响的结果如何。2.历史科学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契合现实需求、苏联史学发展方向以及史学现代化的可能性。3.形成了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相关概念和观点以及重建史学的尝试。4.历史学家之间，学术团体之间，一般研究者和学术精英之间，历史学研究者和出版机关、信息服务部门（档案馆，图书馆）之间的关系问题。5.学术精英、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及其反响。
战后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盛行，哲学、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批判运动使学术活动严重停滞。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和禁锢，理论探索和科学创造的精神受到压抑和摧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历史科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研究一方面呈现恢复和重建的趋势，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60―70年代，指令性的科研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影响很大。在苏联各高校的历史系，科研能力参差不齐的“职业历史家”主持科研工作；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其分所主导本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国家文教机构的意识形态和监督检查职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史学研究也不例外：研究项目和研究方法都受到限制，20世纪党史、社会思想史、革命运动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除分析影响史学发展的社会因素外，还有一些更为重要和复杂的因素，即苏联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关于史学研究的观念问题，正是评价苏联史学最为棘手的问题。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等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经典著作中提炼出解读社会发展进程的方法论，开始应用于史学研究。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之后，苏联开始了对史学界的“反自由化”和“重塑运动”。1938年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成为苏联史学中以论代史和公式化、简单化的重要思想来源。意识到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存在问题之后，6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开始指责以往史学的缺点，认为应该以“客观性”、“历史主义”、“党性”为原则治史，尤其是有关20世纪的历史研究。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做到重建和革新史学。30年代史学面临的这些观念问题和理论问题，60―80年代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历史研究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利用新的档案资料和外国文献研究具体问题。遗憾的是，尽管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中经常论及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然而依旧极少有人进行深入探讨。面对俄罗斯学者对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种种评价，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即当时的历史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如今还在从事历史研究，有些人还是学术精英，享有很高声望。这种情况下，无疑更要慎重对待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赞誉和指责。我们评价这一时期的苏联史学，必须避免简单的照搬和模仿。
二、20世纪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的得失
60―80年代中期，苏联建立了许多新的史学研究机构，出版了一批多人参编的大部头著作。为加强史学研究机构的建设，苏联先后成立了拉丁美洲研究所(1961年)、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66年)、军事史研究所(1968年)、美国研究所（1968年，1974年更名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远东研究所(1966年)等。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为苏联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2］。在这一阶段，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多卷本的集体著作相继问世，是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如12卷本的《苏联史》、六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史》、《卫国战争史(1941―1945)》、《二战史(1939―1945)》、《苏联历史科学文集》、《历史百科全书》等。80年代中期前后，对这些史学著作的评价也是从完美无瑕到一无是处。这些史学著作显然带有意识形态化和官方史学的特点，但是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其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在国家拨款资助下，一些历史学杂志相继创刊，如《苏共党史问题》、《近现代史》、《苏联历史》等，政治书籍出版社、思想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和一些高校出版社也增加了资金投入，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阵地，这一时期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著作和文章数量很多，其中不乏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和论文。这一时期苏联出版的大量历史文献中，反映出历史学家对俄罗斯20世纪各个发展阶段的认知和具体的科研实践。对20世纪历史的许多问题的阐述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学者们在科研活动中有意避开诸多敏感问题，关于苏共党史、工业化、集体化、政治文化的研究无疑存在失真现象，缺乏客观真实的评价。8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苏联史学研究的评价，缺乏批评的声音，是否符合“总路线”成为当时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的评定标准，史学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国家对史学发展的关注和支持，然而事实上，正是科学部的建议、指令和规定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受赞誉良多的史学作品恰恰需要重新评价。相反，许多创新性的、有助于学科发展的、富含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却未能受到重视。对苏联史学研究夸大其辞的颂扬，同时忽视对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的客观评价，严重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80年代中期“改革与新思维”和“历史热”兴起之前，全面否定代替全面肯定评价之前，苏联史学并不是完全停滞，也不是全面危机，而是在困境中前行。
苏共二十大之后，即结束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之后，认为苏联史学迎来了春天，或者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史学界为了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加强了对列宁思想的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1957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强调历史科学应以客观性和党性为原则。苏联史学界出现了相对自由的研究氛围，在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60―80年代，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的频繁召开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比如纪念三次革命、列宁诞辰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以及一些大型专题会议，议题包括历史编纂学，苏共党史，工业、农业发展史等。会议资料和论文集表明，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无疑对苏联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使得学术氛围更加自由，对苏联历史学家们交流学术思想、探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不无益处；另一方面，尽管一些苏联历史学家意识到历史科学的困境，尝试寻找史学发展的道路，但是时代特点决定了他们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必须遵从早已教条化了的原理和原则。
50年代中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并引发了一次新的大争论。这次大争论，从世界范围来说，在60年代趋于高潮，而在苏联讨论的规模最大，仅1964年与1965年里就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专题讨论。其中，瓦尔加撰写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1964年)一书，对司徒卢威等人所持的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理论提出异议；戈杰里耶撰写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公式》(1965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从没有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它在世界各个地区都经历过；瓦西里也夫等撰写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进化的三种模式》(1966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亚细亚公社”发展而来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混合社会［3］。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显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程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也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
60年代中期，“新方向”史学家试图重新解读列宁著作及其形成过程，探讨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状况，包括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和农民等一些具体问题。部分学者开始质疑一些现有观点，质疑马克思、恩格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阐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70年代初，这些“新派”史学家的代表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学说”。不仅从事科研受到限制，禁止公开发表著述，而且部分人受到行政惩罚，比如调往别的科研部门甚至是开除。由于未能意识到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许多人忽略史学发展的继承性，批评苏联史学一无是处，苏联史学家在面对困境时毫无作为，因为“方法论”上的错误，导致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值的庆幸的是，这种简单而草率的虚无主义评价没有得到职业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认同。
在深入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先决条件的问题上，鲍维金、沃洛布耶夫、塔尔科夫斯基、西多罗夫着手研究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关于俄国财政资本的研究取得很大成就。安菲莫夫、杜布罗夫斯基等人关于帝俄时期农业制度、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如何解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阿夫列赫、帕夫洛娃、波克罗夫斯基、特罗伊茨基等人就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帝国主义特点展开争论，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和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应运而生。
70年代以后，苏共中央加强了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限制，提出加强苏联史，尤其是党史问题的研究。同时，苏联科学院发起批判“新方向”史学家的号召，揭露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危害，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研究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德鲁日宁、鲍维金、萨哈罗夫、特罗伊茨基、特拉佩兹尼科夫、赫梅列夫、切列普宁等人受到批判。关于俄罗斯金融资本的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专制制度演化及特点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归于平静。苏联史学研究队伍的大部分力量用在诸如关于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等20世纪的重大事件的研究上。应该说，70―8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低水平重复和欠缺理论深度，但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探究苏联史学的发展过程，对如何保持历史学本位的立场，尤为值得吸取教训。与此同时，关于20世纪以前的历史研究虽然科研投入有限，但是很多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奥克拉德尼科夫、雷巴科夫、托尔斯托夫、利哈乔夫关于古罗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研究，阿尔齐霍夫斯基、亚宁关于诺夫哥罗德考古研究，诺索夫、斯克伦尼科夫、季霍米罗夫、施密特关于俄罗斯中世纪社会结构和中央集权形成问题的研究。
1964年1月3―6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会议的主要报告人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波斯别洛夫、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科德罗夫、古雷科、格列泽尔曼、斯捷潘宁、约夫丘克、卡马尔等人分别作了大会发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是从事史学发展问题研究的职业历史学家，而是哲学家。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的报告中提出，当前苏联史学处于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最近十年历史学家的研究环境和条件得到彻底改变，我们已经克服了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的影响，苏联史学恢复了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从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运用列宁主义研究现实问题，把注意力转向解决有关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问题。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康斯坦季诺夫院士指出：哲学需要和历史学、经济学联系起来，没有直接的联系和密切的合作，相关学科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我们的社会学和哲学如果与历史学脱节，就不能顺利发展。历史学如果缺乏哲学的分析和指导，就无法满足复杂革命形势的需要。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的发言一方面强调了各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历史学必须服务于革命实践的功用。关于史学发展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跳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樊篱，缺乏对苏联史学现状的客观评价，但是哲学家们的建议很快在史学界达成共识，为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创造了必要条件。
以格弗杰尔为代表的职业历史学家们对苏联史学现状和前景不无担忧。他认为，史料的挖掘和利用程度，是否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推断、新的概念是评价苏联史学的关键，只有认清史学发展的现状才能推动史学的进步［1］。类似的观点反映了苏联史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把注意力转向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无疑有助于促进苏联史学的发展。遗憾的是，60年代许多苏联历史学家仍然致力于同资产阶级史学作斗争，很多更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仍然不受重视，学术资源浪费严重。70年代以后，苏联社会科学研究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强。苏联学者开始吸取当代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成果，加强了相关学科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发展。
与此同时，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迅速发展，有关著作陆续出版。史学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出现了计量史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心理历史学、比较史学等新的分支学科。随着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苏联史学家也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对西方的现代科学理论也注意认真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尤其是苏联计量史学取得的成就，不仅在苏联史学界确立了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史学界得到普遍承认和重视，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亮点。1956年《苏联历史》杂志第二期发表了专论《让新计算技术为历史科学服务》一文，肯定了计算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可行性、有效性，同时向历史学家和数学家发出呼吁，加强合作以发展这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帝俄时期的史料是极为丰富的，在十多万份规定农民摆脱农奴依附地位条件的法定文书和赎身证明中，包括地主和农民经济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在资本主义时代，俄国的统计计算已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统计材料。土地、农业、工业和其他方面的调查统计的数据资料［4］，为计量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60年代初，乌斯季诺夫开始尝试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历史分析，发表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引起历史学家和数学家的兴趣。1964年以后，苏联计量史学蓬勃发展起来，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计量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对各自的史学研究领域产生影响，从而奠定了苏联计量史学全面发展的基础。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成立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苏联计量史学的发展。卡赫克、科瓦利琴科、乌斯季诺夫、利金等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尝试，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同60年代相比，70年代的计量史学研究方法拓展了研究领域。60年代经济史研究领域计量方法的成功运用和扩展，涌现了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使得其他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们受到震动和启迪。1977年由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论文集《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总结了这一时期苏联历史学家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政治史文献基本为叙述性资料，能否运用计算方法进行研究，在计量史学的发展中是最富有争议和最受关注的问题。70年代苏联史学家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80年代，苏联计量史学进入稳定、成熟、提高的发展阶段，出版的学术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高于70年代。与此同时，苏联计量史学家更加重视理论方法的探索［5］。著名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是苏联计量史学卓越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著作反映了他对苏联计量史学发展历程的深刻理解。1987年，科瓦利琴科发表了专著《历史研究方法》。该书总结了苏联史学研究的实践和成就，着重阐述了历史科学中运用计量方法的优点和弱点，阐释了计量研究方法与其他历史研究方法之间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不可取代的地位。毋庸讳言，苏联计量史学的理论成就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提供了宝贵财富。
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存在的主要缺点在于：1.经济主义。热衷于研究经济因素，以至于忽略了对许多客观现象的研究。2.先验论。历史研究受到僵化模式的限制，比如人类历史是革命史、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等。3.僵化的唯物主义。概念和理论的僵化，导致历史学家忽视社会思想的研究，忽略历史发展进程中诸多个人因素、主观因素。4.普遍主义。因此缺乏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宗教特点的区别研究。5.意识形态和政治化意识浓烈。以致不能及时吸取西方历史科学的发展经验。80年代中后期至今，20年过去了。对苏联时代历史科学的反思和各种评价从未停息。无论对俄罗斯历史学家，还是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学都无法避开60―80年代的苏联史学留下的糟粕和财富。如何客观评价苏联史学，正确判断和选择苏联时期的研究成果，对于俄国史和苏联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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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方法篇9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历史学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
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知识创新”工程的贯彻和实施，国内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两个层面上都形成了科学文化研究和普及的热潮。起着所谓沟通科学与文化之联系桥梁作用的科学技术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科学技术史学科在中国虽然还不能完全与诸如数理化、文史哲以及政经法等“显学”等量齐观，但的确已跟原来处于职业建制和学术建制双重边缘地位的局面大不相同，特别是在职业建制上有了明显的改观。在学术建制方面，零敲碎打、拾遗补缺式的研究阶段应该已告结束，进入学科建制化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科学史的学科性质问题日渐凸现，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方面，近年已有许多论者阐发了观点，[1]本文着眼于与科学史学科性相关的开放性问题。认为从实践到理论、从方法到内容等等方面看，科学史都具有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特征。但从其研究的对象和领域看，科学史又不是普通的历史学科，具有强烈的交叉和跨学科性质。这些都说明科学史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不但对历史学开放，而且应该对其他的科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开放，加强彼此间观念和方法等等方面的联系、交流与沟通。这不但有利于科学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本身意义和正当性的辩护、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利于加深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的理解和认识，并扩大其应有的社会影响。
一、忽视科学史的史学学科性及其后果
科学技术史研究在中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许多前辈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算学、物理等的研究。早期因为研究人员的数目极少且基本处于单兵作战和零散资料整理的状态，未形成建制性的学科，因而也基本不存在所谓学科的定性问题，至少这种问题还不是当时紧迫的和重要的问题。到了1997年这个定性就开始成为此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自然科学技术史被中国政府部门作为科学中的理学一级学科而确定了。不论其初衷如何，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学科性质的认定倒也不无道理，因为科学史毕竟跟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许多科学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也往往离不开对其历史的逻辑或简单追溯。但从科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门类的角度，即从学理的角度看，很有必要对其性质加以进一步的厘清。这方面，近几年来国内已有不少论者发表了看法。总体而言，大家基本上肯定了科学史的学科性质应当主要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因为“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同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一样，科学史本质上是历史科学性质的学科。”[2]
虽然如此，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科学史的研究基本上又是游离于一般的历史学之外，科学史研究者更愿意接近科学界和其他关于科学的“元研究”领域而不是史学界，导致了科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研究间的相互隔膜。显而易见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史研究和教学活动都在科学或哲学领域的院所系里进行，而与一般史学领域基本没有什么瓜葛。科学史研究共同体除了在文物考古（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等非常有限的领域或少数研究活动中与历史学界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般几乎互不往来。例如历史学界的学术会议，科学史界鲜有人参与。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史学理论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虽然可能对科学史研究很重要很有意义，但在科学史领域实际上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和反响。这种与历史学相互分离的局面，使科学史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难以汲取作为自身一个重要来源的史学研究的传统和最新进展，导致了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一定的滞后和贫乏；同时也带来了科学史自身一些目的功能上的混乱。关于后一点，已有论者指出：“作为理学学科而非史学学科，科学史的二级学科很自然地按照理学一级学科来分科的设置（如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等），这样，科学史难以以整体面貌出现，萨顿所谓科学史的人文主义意义就显示不出来，科学史就不能发挥它整合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作用。……因此未来科学史学位设置应恢复科学史的史学性质。”[3]
当然，与此同时，可能是出于科学史界本身自外于历史学领域的封闭性和异类性，或是出于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那种近乎真理地位的敬畏心理，我国史学界实际上也基本无人问津科学史的研究，或很少关注科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即便偶尔在其历史通史著作中提及有关科学史的内容，也常常犯下常识性的错误。（如国内史学界在许多通用中国古代教科书中论及“甘石星经”时所出的错误[4]）这与国际史学界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且不论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柯林武德所作《自然的观念》、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等科学（思想）史专著，就是当今许多流行的历史学通史著作中就包括了对科学史的描述，例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都有专章叙述科学的历史。由此可见，一般的历史学家并未对科学史见外，而是顺理成章地把它纳入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
二、从史学界可能得到的教益
浏览一下国内史学界的现状，可以明显看到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史学新流派、新理论已成为介绍和研究的热点，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等。可以说20世纪以来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史学流派和理论基本囊括在内。西学的引入，使中国史学界在拓宽视野，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等等方面气象为之一新。毫无疑问，我国史学界这些研究介绍对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理论建设应该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作用。
实际上，欧美史学界的思潮和理论对科学史的研究导向素来就有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科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首推20世纪初的乔治·萨顿。他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最有价值的文化，并把科学史的目的确定为所谓通向“新人文主义的桥梁”。但萨顿在用新人文主义的观点为科学史的正当性辩护的同时，在研究纲领上，却并未脱出由德国的兰克所开创的统治了西方史坛数十年的孔德实证主义引领下的“兰克学派”编年史方法论的巢臼。
与此同时，年鉴学派的奠基者布洛赫却激烈地批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及其用科学的正当性来为历史学正名的模式。他认为，孔德的科学概念，也就是追寻自然现象的法则，不应该套用在有关“人”的研究上。因为人类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许多方面都难以套用数理上的规范量度。
年鉴学派还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的观点。年鉴派观点的引入为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由此也极大地扩充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此外，年鉴学派史家们提出的所谓“整体历史”的观点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再看看历史哲学的研究状况。发轫于18世纪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经过19世纪的积累，在20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并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变为“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形态学派。包括德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英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奠定了这种观念的基础。他们认为“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并详尽地讨论了文明由诞生到衰亡的历程，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名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具体建构中国科学文明的“整体历史”方面，与汤因比的文明史论密不可分。
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柯林伍德倡导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等论点，不但在一般史学界而且在科学史界也有巨大的反响。发展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阶段，产生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对历史实在论加以批判。他们以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中的主观性和多元性为前提，反对历史和历史规律的实在性，观点偏颇但有启发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思潮也曾在20世纪三十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贝尔纳的两部科学史名著《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也是这个思潮的结晶。
科学史界在20世纪出现的其他一些抗鼎之作，包括默顿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柯瓦雷1939年发表的《伽利略研究》、巴特菲尔德1949年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甚至库恩的《哥白尼革命》、科恩的《牛顿革命》也无不带有从年鉴学派到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直至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印记（虽然他们自己不一定承认）。
三、科学史的交叉学科性
但科学史毕竟又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它主要涉及科学这一人类特殊文化形态或社会建制，属于专门的领域。由于科学文化的特殊性，目前关于科学的元研究学科除了科学史外，还有诸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科学普及等，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庞大的学科群。这些学科如果从学理的角度看，也应该分属于哲学、社会学、政策学、管理学、传播学等不同的领域，所以都有跨学科研究的色彩。在中国学术界，这些学科实际上主要是聚集在自然辩证法这面大旗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科学史的另一个鲜明的性质，即跨学科性或交叉性。所以，除了从历史学中接受教益外，科学史无疑也必须从其他学科汲取发展的营养，向自然科学和其他的科学元研究学科讨教或切磋自不待言，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还必须包括其他人文社科类的相关学科。
因为实际上，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新史学”的动力的确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也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养分。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科学史研究自然亦应当紧扣自然科学的所谓“人文主义价值”，积极开展与其他相关人文社科类学科间的交流与沟通。
目前，广泛借鉴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以丰富科学史的研究，在我国可以说已具备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科学一流学者的代表作十之七、八已有了汉语译本，研究者可以不必再费力地阅读原著了。即便是国际学界近二十年来风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汉译本。这为中国学者，包括科学史研究者，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脉络，开展交流与借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技术史在中国作为理学的一级学科，可以说已经从职业建制的角度上确定下来了，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如果不认定为历史学的分支，就不能说已从学理的正当性上完全建构起来。所以，有必要明确其历史学科性。同时，这种学科性的建构，也有利于明确科学史的开放性，从而有利于其未来的发展，就看科学史界是否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以接纳别人之所长了。让我们引用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的最后一章“行动中的历史学家”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5]
主要参考文献
[1]如：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曹天予：“魅力与危险——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3期；吴国盛：“走向科学思想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2期；刘兵、曹南燕：“科学史与女性主义”，《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魏屹东：“科学史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1期；袁江洋：“科学史：走向新的综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期；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2期；袁江洋：“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12期；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上、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2、3期；江晓原：“科学史外史研究初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
[2]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诞生”，/members/liu/doc/func.htm
[3]吴国盛：“科学史学科建设几点意见”，/personal/wugsh/fields/academic/3.htm
历史学科方法篇10
在学科教育中如何提高学生的智力和能力水准，让他们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具有适应力，已是现代教育评价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样的，历史学科有它自身培养能力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中英两国都相继颁布了以本国国情为基础的历史学科的国家课程标准。我国在20世纪末，启动了新一轮的课程教材改革，教育部在2001年和2003年相继颁布了初中和高中的历史课程标准。其中在课程目标中都明确提出了“知识与能力”目标，以此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英国于1991年颁布了第一个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1995年英国又推出了以修正历史必修课为出发点的第二个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到了跨世纪之际（1999年）英国推出的国家课程标准，以“追求卓越”为中心词，首次增设了理论基础的阐释，使英国国家的课程标准更趋完整、严密；在2008年，英国第四次修订课程标准，在能力目标体系方面并未对1999年版做出大的改动，保留了第一、第二阶段的全部内容，但是对第三阶段中历史学科能力要求和与之对应的成就目标做出了重大调整。
可以说，中英两国都在逐渐地完善和发展历史学科的课程标准，从而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以促进历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二、中英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中能力目标之相同点
1.与历史知识紧密结合提出能力目标。中英两国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中的能力目标都是与知识掌握要求联系在一起提出的。
1999年英国颁布的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中，每一个关键学习阶段都有一个学习计划，学纲以学习阶段为基本单位，分列三个前后相连、依次递进的计划。三个学习计划的结构完全相同，每一个学习计划都由两方面内容组成：一是“知识、技能与理解”，它包括“对年月时序的理解能力”、“有关历史事件、人物和变化的知识与理解能力”、“历史解释”、“历史探究”、“组织和交流”五项基本能力要求；二是课程内容；前者属程序性知识，后者系陈述性知识，两者密切相连。英国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强调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来培养学生能力，如第二阶段的学习范畴明确指出：在这个关健阶段，应该通过地方史的学习、三个时段英国史的学习、欧洲史的学习和世界史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与理解。
我国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提出的三维目标之一便是“知识与能力”，可以说，在整个教学目标中都是围绕历史知识为主体的。如在《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中，中国古代史第三个学习主题“统一国家的建立”的内容标准为：
（1）了解秦兼并六国和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的史实，探讨统一国家建立的意义。
（2）知道陈胜吴广起义。
（3）列举汉武帝大一统的主要史实，评价汉武帝。
（4）讲述张赛通西域等史实；认识丝绸之路在中外交流中的作用。
教学活动建议：
（1）了解中国古代纪年的主要方法，学习识读历史年表的基本技能。
（2）组织讨论，比较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历史作用。
从上面的内容标准中就提出了识记、理解、评价等方面的能力培养要求。
2.强调对历史时序的理解和正确使用。在中英两国的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中都强调了对时序的理解和正确使用，并且成为历史学习中的一种基本技能。
英国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中“知识、技能与理解”提出的要求学生获得进展的五项能力领域，其中就有“对年月时序的理解能力”一项，并且还提出了它在每个关键学习阶段的具体要求，如“按时序排列事件与人物”、“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变化置于正确的时间段里”、“辨识和正确使用描述历史时代、时间流逝的日期、词汇和俗语”，等等。而在“通过历史促进关键性能力的发展”中，又提出要通过“使用日期来计算历史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等方法来提高学生数字应用的能力。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也提出要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时空概念，掌握正确计算历史年代的基本技能要求。
3.发展历史思维能力。历史思维能力是“直接影响人们顺利有效地进行历史思维活动的个性心理特征”。同样，历史思维能力也是历史学科能力的核心，中英两国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都非常重视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发展。
英国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是通过培养学生有关历史事件人物和变化的知识与理解、历史解释、历史探究等能力的过程来实现培养其历史思维的目的。它在通过历史促进课程的其他方面中还提出历史学科为促进思维能力提供了良机。
《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指出“形成丰富的历史想像力和知识迁移能力，逐步了解一定的归纳、分析和判断的逻辑方法，初步形成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能力”；《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中也提出“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中英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中能力目标之不同点
由于中英两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社会发展需求，制定的历史课程标准也各有各的特点，历史学科能力目标的设置也存在着差异。
1.英国中学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中能力目标的特点。
（1）能力目标分类分级，严密简洁，便于实行。纵观整个英国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它阐述了不同能力和发育程度的学生完成每一学级后在“知识、技能与理解”方面应达到的水平。它包括八个水平，难度逐级提高，另有一个高于八级的超水平。每个水平都描述了学生在本水平上所体现的各种特点及特点的范围。各水平是依据大纲中“知识、技能与理解”包括的五个方面来描述的，如历史学科能力目标主要被分为“对年月时序的理解能力”、“有关历史事件、人物和变化的知识与理解能力”等五大类。同时英国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还提出了每一关键阶段、年龄段的学生所能达到的期望水平。可以说，英国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中，学纲与成就目标紧密结合，形成了结构严谨、清晰明了、便于实施的能力目标体系。
（2）更加注重培养史料的辨别能力。在英国的历史学科教学中很早就注重史料教学的运用，可以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改革中就已经强调了史料的运用，在新的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第三阶段的能力目标也特别指出证据的使用，要求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评估史料的价值和可靠性，可见英国历史教学中已经特别强调重视培养学生处理史料、辨别史料、运用史料的能力。因为证据的使用包括“过去”的知识是建立在源自资料的证据的基础之上的，依靠的是疑问和资料的可用性，而不是先前对所使用的历史资料的正确性与可靠性做出臆断。在学校历史课堂中使用史料的核心意义是：学生不能仅是被教导固化的知识，还应该被教导探究历史知识的方式，而这便涉及了让学生自己去运用史料，因为唯有透过运用史料的实际经验，学生才能真正掌握探究历史知识的方式方法。“在历史课上，学生寻找材料，权衡材料并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要完成这一工作，他们需要会研究、筛选材料，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技巧在成年后是非常重要的。”
（3）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在英国，语言能力的培养不仅是语言课程的任务，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也责无旁贷，而历史课因其深厚的人文底蕴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英国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中要求通过交流来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包括口头的和文字的交流，通过历史课程学习运用语言本身就是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的一部分，要求历史教学要指导学生在说与写两个方面都能清晰地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并发展他们的阅读能力。1999年的课程标准中的能力目标，其第五项是“组织和交流”，通过口头与文字表达交流学习历史的心得体会。在“国家课程中的历史科”中指出，通过历史可以促进重要技能的发展，其中包括通过交流来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在2008年的课程标准中，以所修订的第三阶段能力目标为例，关键过程中关于历史的交流的能力目标是这样表述的：“当学生回忆、选择、分类和组织历史信息、恰当的并正确的使用历史术语和语言文字、运用良好的叙述结构对过去进行解释和描绘时，将会发展他们的听、说、写的技能”。这与中国的能力培养目标是完全不同的。
2.我国中学历史学科国家课程标准中能力目标的特点。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我国，学习历史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思想，这是我国历史教育的一个传统。新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在“知识与能力”中指出，“初步了解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等科学的历史观”；《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则在课程目标中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所了解，初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学会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历史和现实问题，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也是一直以来历史课被误认为是最枯燥、无趣的一科的重要原因，没有从真正的历史角度去看待历史，学习历史。
（2）强调历史信息的获取、解读和处理。我国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强调了运用历史信息能力的培养。《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要求学生“初步具备阅读、理解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并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要求高中生“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看出，在信息的获取以及处理上和英国的课程目标大不相同，英国的目标具体规定了运用哪种方法获取哪种史料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利于教师实施和操作。
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