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类型篇1
关键词：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类型；政策目标
1985年基础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确立的地方负责、分级办学的原则，以及此后按照这一原则逐步形成的“三级办学（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县乡两级管理”的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办基础教育的积极性，为我国2000年底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实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作为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最近多项研究表明：自90年代初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逐年呈上升趋势。从长远看，在义务教育仍由地方负责的同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规范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何建立，首先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弄清如下几个问题：为什么采用分权的方式提供义务教育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有哪些基本类型？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的政策目标应选择何种转移支付类型？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以期为建立我国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一、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
义务教育由地方政府负责，上级政府之所以要提供财政补助主要是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存在收益“外溢”。奥尔森（olson）指出，在不考虑收入分配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资金转移给州政府唯一合理的理由是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收益范围超出了它所辖的行政边界。如在本辖区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小学生，将来有可能在其它辖区内就业。至于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存在外部性时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的经济学原理十分简单：第一，在缺乏上级政府财政补助时情况下，地方政府利益极大化的行为会导致义务教育的供给不足而存在效率损失。第二，对于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义务教育经费完全依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由于不同地方的财政能力和义务教育支出成本方面的差异，不可避免会造成各地方间义务教育服务水平的非均等化。而义务教育是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义务教育的不公平往往又会进一步加剧地方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继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上级政府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来弥补地方政府间财政能力的差异，以实现地方间义务教育财政的横向平衡。第三，在实行财政联邦主义（多级预算主体）的国家，考虑到课税的公平与效率，中央政府将税基宽泛且具有流动性的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及具有再分配效应的个人所得税划归中央政府，这一部分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而把适应地方政府征收且不具有流动性的小税种留给地方政府。这样就使得地方政府可能根本就没有时政能力来承担起义务教育的全部财政责任，出现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这种情况在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的一些地方是相当突出的。地方政府因事权与财权不对称所形成的财政纵向不平衡同样也需要上级政府为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提供财政补助，以解决结构性的赤字。第四，个人公平的要求。按照商品平等主义的观点，义务教育是一种所有公民都有权获得的重要物品，即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学校教育。在现实的生活中，尽管地方政府免费为辖区公民提供义务教育，但对于那些处境不利的家庭和缺乏正常学习能力的个人来说，若没有额外的财政支持，恐怕他们仍然不能享受到平等的义务教育机会。对个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这种带有再分配性质的财政政策并不适合于分权的地方政府实行，它需要中央政府或地区性政府来承担。因为由地方政府执行再分配的政策会因人口的自由流动而导致一个无效率的结果。此外，义务教育还通常被视为一种有益的产品。地方政府在提供有益产品时，往往会因对有益产品的评价要低于社会合理的评价，致使地方政府用在有益产品上的财政支出达不到上级政府或社会所要求的水平，需要上级政府通过适当的途径来加以矫正，而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被许多分权制国家用来纠正这类偏差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类型
上级政府用于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被包含在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如日本的地方交付税、英国的rsg拨款中就包含了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补助。所谓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又称无条件或总量一次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规定使用方向，不附加任何条件，资金按公式分配，公式中包含了地方政府不可控制的因素，如人口密度、地理条件以及人均财政收入等。无条件转移支付的目的旨在确保地方政府有财政能力提供同全国大致相等的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水平，通常很难精确计算出这类转移支付用于义务教育的具体比例。另一类是上级政府指定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如我国中央对县的“贫九工程款”和“特困生补助”、日本中央政府通过国库支出金对地方教育当局的直接补助、美国联邦政府和州对学区的资助等均属于这一类。一般来说，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地方政府在使用这类资金时，必须严格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不得挪作他用。专项补助在分配方式上，既可以按公式分配，也可以按项目分配。
根据补助款项是否要求下级政府用本级资金配套，又可以进一步将用于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分为配套补助和非配套补助。配套补助又称对称性的补助，是指上级政府为支持地方义务教育某一特定活动而提供每一元钱，地方政府必须按一定的比例进行配套，且对其使用有详尽周密的说明。配套补助主要按项目分配，补助的规模取决于地方政府本身的支出金额。配套补助按照对补助的规模是否有限额还可以细分为不封顶的配套补助和封顶配套补助。非配套性的补助又称一次性的专项补助。虽然它也指定用于义务效育，但对于地方政府如何使用以及用在义务教育的哪些方面并无具体要求。这类补助一般按公式一次性的拨付给地方，补助的规模与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无关。
三、不同转移支付类型的经济效应
政府间不同补助类型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
1.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上是中央和地区性的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整块补助。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2所示：地方政府初始预算线为ab，所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为无差异曲线ⅰ与ab的相切点e0，地方政府用自有的财政收入提供义务教育服务的量ox0.中央政府和地区级的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为ac，由于地方政府无条件的得到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地方政府的购买力得到提高，地方政府的初始预算约束线移动到cd.新的均衡点为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ⅱ与新的预算约束线cd相切于点e1.从图中可以看出，一般性转移支付通过收入效应使地方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服务数量有所增加，但增加的数量是有限的。因为这种转移支付是无指向的，它可以用于政府提供的任何一种公共品，而义务教育只是地方政府提供众多公共品中的一种，按照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般性转移交付还具有减税的作用。
2.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中央和地区性政府为地方政府一次性的提供一笔固定的资金用于义务教育，并要求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自有财政收入不得减少。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3所示：地方政府面临的初始条件不变，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导致预算约束线外移。由于规定补助只能用于义务教育，新的预算约束线azd为折线。且有条件的限制使地方政府选择角点z，在z点地方政府将所有的补助az全部用于义务教育。与等额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地方居民的福利水平有所下降。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e1处在比无差异曲线ⅱ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ⅲ上。图中还显示出：只有当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小于补助金额，即小于x2时，且补助金额大于正常情况下地方用于义务教育支出的增长，对补助支出的限制才起作用，否则非配套专项补助与一般性财政补助就没有什么差别。同时也不能保证补助的数额全部用于义务教育而不用于其它产品。
3.不封顶的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不封顶的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4所示：地方政府面临的初始预算约束线为ab，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为e0.中央和地区性的政府为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提供一项不封顶的配套补助，由于配套，它降低了地方政府供应的义务教育服务的边际成本（相当于一种从价补贴），这样预算约束线移动到ac，在新预算约束线上实现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变为e2.在该点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服分数量大幅增加，地方选民消费其它商品y的数量减少。便于比较，作出同等规模的非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和总量一般性转移制支付的预算约束线为azf、df，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分别为z和e1.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能够增加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的支出，其增加的数量要比同等规模的总量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大得多。这是因为不封顶配套专项补助会使地方政府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降低了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使得义务教育服务相对于其它产品变得更便宜，产生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它也相应地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购买力得到提高，从而产生收入效应。对于同等规模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的专项补助来说，同等规模意味着它们只有相同的收入效应而无替代效应，自然它们在鼓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上的作用要小一些。不过这些非配套性财政专项补助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于对消费的选择没有被价格变化所扭曲，因此它们更能提高地方选民的福利水平（效用水平）。
4.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与不封顶的专项配套补助相比，封顶的专项配套补助对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影响的区别在于预算约束线的变化不同。如图5所示，假定地方政府面临初始预算约束线为折线acd，配套补助使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降到点c，在c点之后，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又回到没有补助时的价格。这样，预算约束线平行于原先的预算约束线并且外移。如果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在c点的左边，封顶的补助就是配套补助；如果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在c点的右边，补助就成了一次性的补助；如果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正好位于c点，在该点上地方政府利用了封顶专项补助的全部潜力。由此可以看出，在不了解地方政府具体支出的情况下，是无法确切知道封顶的配套补助对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究竟发挥的是配套的作用还是一次性专项补助的作用。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地方政府感受到了价格效应，封顶的配套补助在增加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作用要比纯粹配套专项补助更有效。
至此，通过上面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引出有关政府间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如下几个主要结论：第一，在增加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作用上，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要远远大于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其中不封顶配套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作用最大；而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与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前者又更有效。第二，由于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不改变地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他们在改善地方选民的福利水平方面要比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的作用大，其中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最好的机制。第三，一般而言，非配套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和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应谨慎使用。除非补助的数额比地方政府本身用于义务教育支出大得多，否则将达不到上级补助的预期政策目标。尤其是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它不仅在激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和提高效用水平方面是次优的，而且也无法保证上级政府为义务教育提供的财政补助不用于其它公共品或对地方政府产生替代作用。当然，非配套性的专项补助用于个人或者是一些应急措施还是起作用的。
四、不同的义务教育财政政策目标与财政转移支付类型选择
前已述及，在分权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下，义务教育的外部性、义务教育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失衡、地方政府在实现义务教育个人公平方面的欠缺以及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在义务教育认识上的偏差，是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的经济学依据。相应地它也为政府间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确立了政策目标：一是将义务教育外部性内在化；二是实现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和横向平衡，三是满足义务教育个人公平的要求；四是体现上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偏好。由于不同的转移支付形式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决策的影响不同，因而它们具有不同的政策效应。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上级政府必须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选择不同的转移支付的形式。
1.义务教育外部影响内在化。将外部影响内部化，就是上级政府通过一项转移支付的形式，激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花钱，从而达到帕累托效率标准所要求的义务教育支出水平。在众多义务教育转移形式中，无疑不封顶的配套补助是最佳的选择。因为选择其它非配套性补助形式，要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上级政府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在理论上，若配套的比率等于非居民收益份额，则这项不封顶配套补助将刚好抵消地方间义务教育的外部性影响。
2.义务教育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平衡。根据前面的分析，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主要是指地方政府收不抵支，需要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显然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最好的办法是采用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实现义务教育财政横向平衡应选择何种形式取决于政府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若把财政横向平衡定义为财政能力的平衡，只需要选择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即可；若上级政府更关心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果的横向平衡，从前面的分析可知，选择有条件的专项补助要比一般性转移支付成本低（或更有效）。
3.义务教育个人公平。对处境不利的群体或无财政能力的个人提供额外的财政支持，以确保其享受均等的义务教育机会，这实际上是针对个人或家庭的一项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很明显应该采用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由于这类补助旨在提高个人的支付能力而非平等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根据前面的分析，一次性的专项补助若委托地方政府实施，很难保证该项补助不用于其它方面。为防止补助受益“渗漏”，上级政府的补助应该采取凭证形式直接拨付给个人而非地方政府。
财政政策类型篇2
一、基本问题
1、研究方法
财政行为的空间经济分析就是要揭示财政行为、空间经济结构演变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缺少基于空间视角的财政行为分析工具，是当前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缺陷。一方面，基于无空间维度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宏观财政调控将政府带入了一个物价稳定与失业(增长)难以兼得的两难选择困境;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宏观视角的“乘数效应”理论与“挤出效应”理论仅能从总量上解释财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无法描述与检验财政的空间经济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此，旨在研究政府财政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空间财政理论与政策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需求前景。尽管公共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有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萨缪尔逊的公共物品理论、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论和布坎南的“俱乐部物品”理论等许多包含空间因素的财政理论，但他们并没有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发展能够解释财政行为的空间经济影响的理论。这是因为尽管对区位选择的关注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与“时间”变量不同，“空间”变量长期以来都未能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区位问题之所以一直以来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盲点”，是因为空间经济分析必先处理好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的市场结构问题，这使得它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熟悉的建模技术无法解决的“瓶颈”。正如克鲁格曼所说，“在空间经济分析中，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企业问题，事实上根本无从下手”［1］。因此，经济理论的发展，更准确地，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进步是空间财政理论产生的前提与基础。自上世纪末把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空间概念重新引入至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以来，从空间角度讨论政府财政行为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尽管此类研究大多是将财政行为的空间影响作为一种能够被观测到的重要经济现象来描述，而非系统理论，但因其分析所遵循的理论前提和使用的分析工具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得出了诸如财政收支对区域经济聚集与扩散具有显著影响等许多主流方法无法得出的结论，验证了财政行为在相邻区域间的溢出、政府间财政政策上的策略互动都会影响要素空间流动等许多主流方法下无法验证的财政现象，因而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与生命力。这种不同于所谓主流的空间经济分析在方法上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区域经济是“块状经济”的假设，即通过改变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是“平滑经济”的假设，赋予经济分析中关于要素流动不同的含义，使得区域经济具有非线性和不连续特征下的多重均衡和黏性效应等特性，从而为描述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结构演变奠定了基础;第二，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D———S垄断竞争模型，成功解决了描述要素空间聚集与扩散的技术难题，从而为讨论包括财政在内的影响要素空间流动的各种因素成为可能;第三，以空间或区位为基础变量的建模方法，使得空间经济分析具备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为分析财政行为是如何和怎样改变个人和企业等微观主体行为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方法。
2、核心命题
空间财政理论的核心命题即为揭示财政行为的空间效应。以核心———边缘模型为基础的空间经济理论主要是解释经济的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内生作用机制，并发展出了描述这种内生作用机制的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以及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等理论诠释工具。其核心概念是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和区位选择。空间财政理论就是以上述空间分析工具和核心概念为理论基础，从微观角度研究、诠释财政行为影响和改变经济聚集与扩散趋势及其内生作用机制。从现有公共经济理论、最新研究成果及其财政实践来看，财政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对空间经济分布产生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是运用财政手段促进经济增长，既得到了现有理论的支持和经验研究的检验，也是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二是对这些财政行为的大量最新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的同时也会对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空间聚集与外溢，且其受益范围在空间上存在距离衰减。三是关于政府间竞争的研究表明，相互学习和模仿已经成为各国内部政府间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且这种相互竞争中的“干中学”将导致政府间财政行为上的策略互动与趋同。这就是说，现有理论与经验(实证)研究成果支持的财政行为空间效应有三类，即经济增长的“局域拉动效应”、区域间外溢的“距离衰减效应”和政府间财政政策选择上的“策略互动效应”。虽然关于税收与公共支出等财政行为的作用已经成为近年来空间经济理论新的拓展方向之一，但对上述财政行为三类空间效应的讨论仍然十分零散，大多数研究还只是对财政行为效应某个方面的检验或验证，更没有形成严格遵循空间经济分析规范、能够涵盖三大财政行为空间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于财政行为的三大效应是如何通过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影响经济空间聚集与扩散，更没有得到科学描述。因此，构建空间财政理论框架是一个全新课题。
二、研究现状
关于财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效应，目前国内外尚无系统的理论支持。笔者拟从经济增长的局域拉动、空间外溢的距离衰减和政策选择的策略互动三个方面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1、财政的局域拉动效应
随着财政理论研究由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逐渐向以空间经济理论为基础转变，财政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再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近些年对财政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效应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不同的技术路线展开。(1)传统经济理论下财政的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研究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大都是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技术路径展开，在方法上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从结构入手来考察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些年学者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税负、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上。Johansson(2008)［2］和myles(2008)［3］等把税制结构、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不同的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尽相同，直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间接税有利于经济增长。何茵(2009)［4］、赵志耘(2010)［5］、刘海庆(2011)［6］、李涛(2011)［7］等对我国税负水平、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二是自Kneller等(1999)［8］修正了将支出与税收分开来讨论的传统方法以来，把政府支出(公共服务)与税收(筹资手段)结合起来讨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近些年公共支出研究的主流。Chen和Lee(2005)［9］、Yuk(2005)［10］、Henderson和Kumb-hakar(2006)［11］运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分析公共支出及其筹资手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发现筹资手段的差异将影响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为筹资手段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公共支出回归分析的系数。国内学者也进行了许多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是郭庆旺等(2003)［12］得出了支出总水平存在经济增长负效应，但生产性支出具有显著正效应的结论;刘进(2004)［13］运用1982－2001年间的数据分析后发现公共支出总量和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正效应。
(2)空间视角下财政的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运用空间经济分析方法从两个方面予以展开。一是基于要素流动模型讨论税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Ludema和wooton(2000)［14］建立了一个均质商品供过于求的模型，发现政府税收对制造业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andersson和Forslid(2003)［15］根据自由企业家模型分析了税收和公共品对流动要素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对空间经济框架下税收理论与传统税收理论进行全面讨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由Baid-win等完成的。Baidwinetal(2002)［16］较为深入地考察了空间经济理论框架下区域间的税收，并与基于BtCm模型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边际收益递减)的区域间税收进行比较后发现，由于存在聚集效应，区域间税收竞争及其结果与新古典经济的情况完全不同。只有交易成本足够高或聚集效应很弱时，基于BtCm模型的新古典主义研究结论才能成立;当贸易自由度足够高时，聚集将促使流动要素在地理上集中，此时，区域间税收差异的激励效应不存在。termansen(2005)［17］将税收及税收收入在区域间的分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者基于中央政府对生产要素征税并将税收分配给所有人(即在聚集均衡条件下对聚集租金重新分配)的假定，通过将税收和转移支付引入标准的核心———边缘模型后的研究发现，税收和转移支付改变了聚集均衡的特征;在聚集条件下，中央政府把税收更多的分配给边缘地区，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会因此缩小;反之，多分配给核心地区，则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会因此扩大。egger和Seidel(2007)［18］在自由资本模型框架下讨论了不完全劳动力市场对税收的影响，他们发现，当存在失业时，可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比充分就业时更强，不充分就业起到了类似于贸易自由度增大的作用。二是基于溢出效应模型和要素流动模型对公共支出的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研究。自BesleyandCase(1995)［19］运用标尺竞争理论研究政府部门以来，一些学者运用标尺竞争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公共支出、财产税、福利支出等进行了考察，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标尺竞争效应;Bucovertsky(2005)［20］对公共投资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会产生聚集效应;刘寒波(2007)［21］以要素空间流动为切入点，研究讨论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局域要素收益水平与要素聚集之间的相互关系。
2、财政空间外溢的距离衰减效应
地理距离差异一方面抑制了财政外溢效应的空间扩散，另一方面强化了其空间聚集。财政空间外溢的距离衰减效应就是财政的空间外溢(聚集与扩散)与地理距离差异相互作用的结果。
(1)无地理距离变量的财政空间外溢理论现有相关理论研究大都是在所谓D———S框架下进行的，侧重于揭示空间聚集机制或聚集力来源。尽管这些研究并没有将地理距离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未能从理论上完成对空间外溢距离衰减效应的刻画，但仍从理论上证明了空间外溢效应的存在及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互动关系和作用机理，从而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研究角度来看，这类研究包括基于要素聚集角度的研究与基于区域发展成本角度的研究两类。基于要素聚集角度的研究具体有三:一是聚集来自于本地市场效应和要素空间流动二者相互作用结果的要素流动模型。其模型主要有Krug-man的FL(FootlooseLabor)模型、Baldwin等的FC(FootlooseCapital)模型、Forslid和ottavinano(2003)［22］的Fe(Footlooseentrepreneur)模型等。二是聚集来自于本地市场效应与企业间投入———产出关联、互动结果的垂直关联模型。其模型主要有Krugman和venables(1995)［23］的CpVL(Core－periphery，VerticalLinkages)模型、otta-viano和Robert－nicoud的FeVL(Footlooseentre-preneur，VerticalLinkages)模型。三是聚集来自于要素累积和要素耗散(Decumulation)而不是流动的资本创造模型。其模型最为基础的是Bald-win的CC(ConstructedCapital)模型。除FC模型外，这些模型在空间外溢效应与聚集之间内生互动关系的理论描述上，都能较好地刻画本地市场放大效应、循环因果关系、内生非对称性以及骤变式聚集等聚集机制的作用。因此，尽管这些模型中的不变需求弹性、需求弹性等于替代弹性和制造品的对称性等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并不相符，但还是常被用于检验税收竞争效应与财政支出效应。如Fe、CC、FC模型常用于讨论税收竞争;FC模型常用于讨论公共政策等。侧重于区域经济发展成本角度的研究，主要是讨论公共服务设施或公共投资政策对要素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影响。如果说上述运用Fe、CC、FC模型揭示了税收对空间聚集机制或聚集力来源的影响，这类研究则重在区分政府财政行为在空间聚集力与离心(扩散)力形成中的不同影响。一是基于集聚、分散力(dispersionforce)都与成本而不是就业和支出份额急剧下降的农业部门有关的研究。ottaviano等(2003)［22］通过引入所谓“城市成本”变量构建了一个存在城市成本的Fe模型。该模型通过引入城市成本这一新的分散力，着重研究运输成本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即在满足一定参数关系的情况下，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将先后经历分散、集聚到再分散三个阶段。二是以Berliant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试图将技术创新与知识外溢纳入空间外溢效应分析框架，研究其与聚集的内生互动关系。Berliantetal(2002)［24］通过构建一个企业和家庭沿线性分布的一般均衡模型，在竞争性均衡框架下，成功地将商品和要素的配置、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要素价格和土地租金作为内生变量进行了考察，发现城市的均衡取决于通勤成本、知识外溢水平、初始时企业的分散程度和就业人口等。alonso－Villar(2002)［25］发展出了一个在垄断竞争框架下解释都市区形成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规模报酬递增、城市间运输成本以及人力资本外部性形成聚集的向心力，城市内部的拥挤成本则形成离心力。此外，Lanaspa等试图将公共部门纳入空间分析框架，实现公共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的融合。Lanaspa等(2001)［26］通过一种简便的方式将政府部门引入Krugman的核心———边缘模型，并从公共收入(税收)与公共支出两个方面考察财政行为对空间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征税和公共支出对最终空间结构都会产生影响;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公共部门的效率不同也会对空间结构的均衡产生影响。刘寒波等(2007)［21］通过构建一个只包括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空间经济模型，依据要素是否在空间流动取决于区域间要素收益水平的差异，考察了区域间增加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对要素流动产生的积极影响及其递减的变化趋势，讨论了政府规模、商品替代弹性和交易成本等变量在公共服务影响要素空间分布中的不同作用，进而分析了要素流动、财政竞争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
(2)地理距离影响财政空间外溢效应的研究关于地理距离对空间外溢效应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经验)研究。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外溢效应存在性检验，另一类是对这种影响的估计与测度。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外溢效应检验基本上是对公共支出的实证研究，且始于Case(1993)［27］把空间计量模型引入对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Ba-icker(2005)［28］通过应用工具变量及Conley(1999)处理空间自相关的方法，成功地将地方性因素的影响与外溢性影响相分离，运用1983－1992年间美国各州公共支出数据，证实了州际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并且根据“邻居”的不同定义，发现溢出效应的大小存在差异。albert(2006)［29］也发现一个地区财政支出增加会使相邻地区受益。Holtz－eakin和Schwartz(1995)［30］通过建立空间权重矩阵，在传统生产函数中加入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变量，构建了一个考察公共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的计量模型;Boarnet(1998)［31］以现有模型为基础，运用美国加州各县数据，发现公路设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张学良(2010)［32］在区分经济增长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其他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也对其他地区产生了要素扩散效应。张浩然等(2011)［33］则分析了地理距离对城市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的空间外溢效应测度方面，Fesere(2006)［34］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美国都市化地区扩散回流作用的不同距离进行了估计，发现在45－60英里距离内最为显著;相邻的同等级城市之间的相互竞争，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partridge［35］基于美国1990－2006年的城市数据发现高等级城市抑制了临近中等城市的发展(自上而下的扩散回流效应)，但却促进了周边小城镇的人口增长。张晏等(2010)［36］分析了我国省级政府公共支出溢出效应的差异，检验我国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相关性以及这种相关性的跨时差异与地区差异(识别方式)，既证实了这种外溢性的存在，也识别出这种外溢性来源于我国地方政府间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YardstickCom-petition)，并发现地理相邻与GDp相近的省份之间有较强的溢出效应。类似的研究还有:柯善咨(2009)［37］综合增长极理论和中心地学说构建的扩散回流和市场区效应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各市县进行大样本研究后发现，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在100公里范围表现最为显著，300公里以外明显减弱;周密(2009)［38］讨论了非均质后发大国的异质性决定技术空间扩散系统对技术空间扩散具有重要影响，发现技术空间扩散受到空间距离、技术差距、产业联系和政府四大因素影响，且空间距离所产生的空间依赖性和产业联系与技术扩散正相关，技术差距与技术扩散负相关。
3、财政竞争中的策略互动效应
政府间财政竞争中的策略互动包括策略互补(模仿)和策略替代(差异化互动)两类。国外学者大都注重政府间竞争中是否存在策略互动类型的识别标准;国内学者更关注这种策略互动的成因及其对我国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刻画政府间策略互动(Strategicinteraction)的理论解释有三:一是财政溢出效应理论;二是财政竞争理论;三是标尺竞争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推动下，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实证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目前主要的做法是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估算区域财政的反映函数，以检验区域间财政是否存在显著影响，进而识别政府间是否存在财政竞争上的策略互动效应(Caseetal.，1993;Borcketal.，2006［39］)。Baicker(2005)［40］则指出，运用空间矩阵有助于识别影响地方政府策略互动行为诸因素中哪些因素起主要作用。对于具体财政竞争中的策略互动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关于税收的策略互动效应研究。该领域的研究大都是基于早期Ladd(1992)［41］、Case等(1993)［27］、Besley和Case(1995)［42］发表的验证税收模仿假说以及关于美国税收竞争的文献展开的，所不同的是以弹性系数来度量竞争程度的差别，并更侧重具体税种的研究(Brueckner和Saavedra，2001［43］;Hernandex－murillo，2003［44］;Coughlin等，2006［45］;Ja-cobs等，2007［46］)。Hettich和winer(1999)找到了税收竞争中的策略替代证据。Frederiksson等(2004)［47］的研究则发现税收模仿与策略替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除了大量基于国别研究的文献，Devereux等(2004)［48］、Redoano(2007)［49］还进行了跨国数据的研究，这些研究几乎都发现税收竞争存在策略互补，且竞争都较为激烈。二是关于公共支出的策略互动效应研究。继Case(1993)［27］等发现美国各州之间在人均公共支出上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或策略互动关系以来，Ba-icker(2005)对地方支出与结构的检验、Kelejian和Robinson(1993)［50］对治安支出的检验、Figlio等(1999)［51］对福利支出的检验、Schwarz(2004)［52］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研究、Soloolle(2006)［53］对西班牙的研究、Freret(2006)［54］对法国的研究，都发现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存在策略互动关系。近些年，我国学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财政行为选择上的策略互动效应进行了许多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周业安(2003)［55］认为，受垂直化行政管理体制和要素流动性限制，保护性策略和掠夺性策略都可能被选择，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周黎安(2007)［56］则指出，由于晋升锦标赛是政府官员的主要激励模式，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财政行为选择上的策略互动会随着要素(尤其是资本和人力资本)流动性日益增强而加剧。李永友和沈坤荣(2006)［57］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对我国省际间的税收博弈进行检验，发现省际间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斜率为负，验证了省际间税收竞争采取的是差异化竞争策略。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58］指出，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会产生采取违规优惠政策引资的强烈动机，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政总支出、各类支出项目方面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行为，且1994年分税制改革显著改变了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模式，地区间过度竞争态势得到遏制。李涛(2009)［59］发现，省本级人均财政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表现出显著的策略替代特征，基本建设、教育、科学、医疗卫生、预算外等支出表现出显著的策略互补特征。
三、框架构建
1、基本思路
虽然现有研究成果已从某一方面论证了财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未能全面界定其内涵，更未形成系统化的空间分析框架和提供坚实的量化支撑，这些是财政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因此，缺乏系统的财政空间效应研究，仍然是现有研究的软肋。财政空间效应及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如何检测与度量其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等，都有待深入研究。
(1)现有研究无法全面深入考察财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关于税收竞争的讨论是基于Fe、CC、FC模型;关于公共(基础)设施的讨论是基于LS模型;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是基于FC模型等。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这些模型并非以研究或解释财政作用为建模目的。如果要通过这些模型来完整刻画财政的作用，显然会受到模型本身解释力的限制。
(2)现有研究无法考察财政行为空间扩散及其介质差异对财政空间效应的影响现有理论模型没有考虑财政行为空间外溢变量和地理距离变量，更没有反映这种空间扩散和地理距离衰减的可计算方程或函数，从而导致现有研究无法考察财政行为空间扩散及其介质差异对财政空间效应的影响，对财政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作用的解释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要通过财政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键的逻辑接点是财政的空间效应，而决定财政空间效应的是财政行为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特征在空间扩散与扩散介质方面的差异。
(3)现有研究没有考察财政在文化、教育、科学等公共平台与社会环境方面的投入对于知识、技术进步与创新外溢的影响现有关于知识、技术与创新的空间外溢效应分析中，往往只考察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所产生的外溢，并没有考察财政在文化、教育、科学等公共平台与社会环境方面的投入对于知识、技术进步与创新外溢的影响，既低估了政府的作用，也忽视了技术性外溢在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这可能也是导致许多学者得出财政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作用的实证研究结论的原因所在，也与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加大与知识、技术进步与创新相关投入的现实不相符。
(4)现有研究无法解释政府运用财政政策的时机选择与着力点选择虽然现有时空动态模型已经说明财政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无法解释政府运用财政政策的时机选择与着力点选择。一是根据现有研究，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随着核心区(增长极)的不断发展而相互消涨，进而完成由依靠吸收地区稀缺资源实现发展，向带动地区发展的转变。因此，财政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也存在一个时机选择上的“相机决策”。在这一点上，现有研究无法提供合理解释。二是现有关于政府间策略互动效应的研究已经说明，策略互动对财政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策略互动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以及面对地方政府间的策略互动，中央政府如何选择财政政策的着力点，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得到充分的研究论证。
2、理论菜单
自克鲁格曼创立新经济地理理论以来，空间经济理论总体上是沿着拓展空间经济分析的理论菜单、寻求实证研究和探讨空间经济的福利与政策含义等方向不断向前发展的，空间财政理论作为公共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与领域，也当如此。目前，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关于税收与公共支出与经济聚集关系的研究成果，但若按照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或理论体系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研究还仅仅是初步的。根据前述空间财政理论的核心命题，构建一个空间财政理论框架至少还需要完成以下工作:
(1)进一步总结、吸收、消化空间经济分析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财政空间分析理论模型一是微观基础构造上，将公共服务定位于一个有界集合之中，并用一个平面子集的组合予以代表，进一步在D———S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公共部门的空间经济模型。二是以现有的公共服务空间分析模型为基础，引入公共服务空间溢出变量和地理距离变量，构建财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般均衡动态模型。三是将公共服务筹资方式(税收、政府间转移支付等)引入模型，考察公共服务筹资模式差异对一般均衡的影响。
(2)财政行为的区域经济增长局域拉动效应理论分析根据财政对要素收益率的影响，推导政府财政行为的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财政的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分析财政政策对生产成本、私人产品替代弹性和区域间交易成本等变量的影响。实证研究上，从财政角度建立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模型，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重点考察公共收入政策、公共支出政策、债务政策及投资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空间结构性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政策类型篇3
【关键词】农业财政直接补贴乘数效应
一、引言
补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宏观主体，为了达到其政策目标，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通过财政补贴对微观主体的利益激励，来调动或者牵引市场力量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中，有的属于市场失灵领域，有的属于市场有效领域，有的属于市场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如2007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有关补贴的政策提到，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各地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要达到粮食风险基金50%以上。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2010年，农业补贴的品种范围扩大了，力度加大了，补贴的重点对象更加明确――“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对补贴款专款专用不得他用的规定也更加严格和明确。纵观我国多年来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其政策目标多属于农业处于市场失灵领域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补贴是一种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所无偿或优惠给予的利益。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第十六条补贴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所提到的补贴定义，机构补贴行为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如资金赠予、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价格支持，初级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使该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本文将补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财政资助型的补贴；二类价格支持型补贴；三类收入支持型的补贴。其中直接财政资助，如拨款、贷款、投股；资金潜在的直接转移，如债务转移和担保；税收抵免或税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服务或者政府采购。所以，本文认为财政直接补贴应属于直接财政资助，更加突出补贴的主体――政府直接给予财政支持，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个私人机构完成政策目标。
农业补贴就是对农业进行的补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有关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研究却不多。例如，闵宗陶、魏剑峰在2005年的《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中，就粮食财政间接和直接补贴效应进行对比，但是更多说明粮食间接补贴的缺陷，而对粮食直接补贴分析不深入，其中提到，所谓直接补贴就是对生产者按一定标准进行直接转移支持。郭宏宝在2009年的《中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中，在划分农业补贴时，是按照我国现行财政预算账户中政府补贴支出分类、政府预算支出形式和补贴的作用和wto《农业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分类的，没有突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种类，仅在第二种分类中的预算补贴中提到。
二、相关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2004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6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近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2008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粮食连续四年增产，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要求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和适时适度调控进口难度加大，要求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提高补贴标准，将农机具购置补贴覆盖到所有农业县。
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有：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发展。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贴。按照目标清晰、简便高效、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要求，完善农业补贴办法。根据新增农业补贴的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三、有关经济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1、名义保护率（nRp）
nRp由BelaBalassa于1965年提出，是一种应用广泛、简单适用的补贴测定方法，它利用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的百分比来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其测定模型是：
上述计算公式中，pD表示国内市场价格，pw表示国际市场价格。如果nRp为正，则表明一国的农业政策为正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保护的力度越强；如果nRp为负，则表明一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为负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负保护的程度越强。
2、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
财政农业直接补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因而能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来衡量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动的比率，即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动会引起收入乘数倍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是：
K表示财政转移支付乘数，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收入的变化量。因此，如果用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农业产出的变化量，就能用K表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乘数。用K的数值反映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K的值越大，说明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大，反之，则说明影响程度较小。
四、数据验证
第一，选择粮食作物中的主要谷物五年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借助名义保护率（nRp）测定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水平。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给予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水稻的名义保护率2007年前都为正值，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却都变为负数，说明我国水稻经过财政直接补贴，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有竞争力。玉米的名义保护率也都为正值，而且数值在前四年都比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大，说明我国对玉米的财政直接补贴，已使玉米比水稻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水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国家对其进行补贴，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的目的。从玉米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反映，国家对玉米的财政补贴政策不稳，但受当年主要谷物补贴量的影响。小麦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基本上是负、正值交替，反映了我国对小麦的财政直接补贴很不稳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2008年和2009年的小麦和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接近，说明我国对水稻和小麦的补贴今后将采取一致的措施。从表1还可以看出，水稻和小麦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国内市场价格逐年上涨，这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密切相关；国际价格在2009年突转下降，这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有关。因此，用名义保护率的值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时，会受到上述相关因素的影响。
第二，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借助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来反映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下面选择最近五年的第一产业产值和财政支持“三农”的投入额，经过相关计算，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反映我国支持“三农”的财政政策效果。
由表2的数据Ktr的值都大于1，说明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已对农业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从Ktr数值的变化看，每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效果差异很大，2004年和2007年的Ktr数值明显都比其他年份高，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经济的拉动需要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财政支持“三农”投入增加值高时，第一产业增加值也高，反之相反。一方面说明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不稳定，另一面也说明第一产业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五、结论
本文主要是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和相应的政策效果，借助名义保护率和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模型，利用相关数据进行验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还需要有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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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类型篇4
【关键词】农业财政直接补贴乘数效应
一、引言
补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宏观主体,为了达到其政策目标,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通过财政补贴对微观主体的利益激励,来调动或者牵引市场力量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中,有的属于市场失灵领域,有的属于市场有效领域,有的属于市场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如2007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有关补贴的政策提到,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各地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要达到粮食风险基金50%以上。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2010年,农业补贴的品种范围扩大了,力度加大了,补贴的重点对象更加明确——“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对补贴款专款专用不得他用的规定也更加严格和明确。纵观我国多年来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其政策目标多属于农业处于市场失灵领域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补贴是一种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所无偿或优惠给予的利益。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第十六条补贴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所提到的补贴定义,机构补贴行为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如资金赠予、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价格支持,初级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使该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本文将补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财政资助型的补贴;二类价格支持型补贴;三类收入支持型的补贴。其中直接财政资助,如拨款、贷款、投股;资金潜在的直接转移,如债务转移和担保;税收抵免或税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服务或者政府采购。所以,本文认为财政直接补贴应属于直接财政资助,更加突出补贴的主体——政府直接给予财政支持,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个私人机构完成政策目标。
农业补贴就是对农业进行的补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有关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研究却不多。例如,闵宗陶、魏剑峰在2005年的《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中,就粮食财政间接和直接补贴效应进行对比,但是更多说明粮食间接补贴的缺陷,而对粮食直接补贴分析不深入,其中提到,所谓直接补贴就是对生产者按一定标准进行直接转移支持。郭宏宝在2009年的《中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中,在划分农业补贴时,是按照我国现行财政预算账户中政府补贴支出分类、政府预算支出形式和补贴的作用和wto《农业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分类的,没有突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种类,仅在第二种分类中的预算补贴中提到。
二、相关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2004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6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近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2008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粮食连续四年增产,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要求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和适时适度调控进口难度加大,要求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提高补贴标准,将农机具购置补贴覆盖到所有农业县。
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有: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发展。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贴。按照目标清晰、简便高效、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要求,完善农业补贴办法。根据新增农业补贴的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三、有关经济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1、名义保护率(nRp)
nRp由BelaBalassa于1965年提出,是一种应用广泛、简单适用的补贴测定方法,它利用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的百分比来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其测定模型是:
上述计算公式中,pD表示国内市场价格,pw表示国际市场价格。如果nRp为正,则表明一国的农业政策为正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保护的力度越强;如果nRp为负,则表明一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为负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负保护的程度越强。
2、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
财政农业直接补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因而能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来衡量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动的比率,即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动会引起收入乘数倍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是:K表示财政转移支付乘数,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收入的变化量。因此,如果用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农业产出的变化量,就能用K表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乘数。用K的数值反映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K的值越大,说明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大,反之,则说明影响程度较小。
四、数据验证
第一,选择粮食作物中的主要谷物五年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借助名义保护率(nRp)测定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水平。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给予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水稻的名义保护率2007年前都为正值,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却都变为负数,说明我国水稻经过财政直接补贴,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有竞争力。玉米的名义保护率也都为正值,而且数值在前四年都比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大,说明我国对玉米的财政直接补贴,已使玉米比水稻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水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国家对其进行补贴,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的目的。从玉米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反映,国家对玉米的财政补贴政策不稳,但受当年主要谷物补贴量的影响。小麦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基本上是负、正值交替,反映了我国对小麦的财政直接补贴很不稳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2008年和2009年的小麦和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接近,说明我国对水稻和小麦的补贴今后将采取一致的措施。从表1还可以看出,水稻和小麦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国内市场价格逐年上涨,这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密切相关;国际价格在2009年突转下降,这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有关。因此,用名义保护率的值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时,会受到上述相关因素的影响。
第二,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借助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来反映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下面选择最近五年的第一产业产值和财政支持“三农”的投入额,经过相关计算,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反映我国支持“三农”的财政政策效果。
由表2的数据Ktr的值都大于1,说明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已对农业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从Ktr数值的变化看,每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效果差异很大,2004年和2007年的Ktr数值明显都比其他年份高,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经济的拉动需要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财政支持“三农”投入增加值高时,第一产业增加值也高,反之相反。一方面说明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不稳定,另一面也说明第一产业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五、结论
本文主要是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和相应的政策效果,借助名义保护率和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模型,利用相关数据进行验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还需要有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华元渝、陈舒泠编着:农业中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财政政策类型篇5
关键词：需求结构；宏观调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4
需求结构包括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和贸易净出口结构三个方面。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求结构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渠道主要包括影响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中国需求结构的特点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和效果，需要选择合适的宏观调控政策。
一、需求结构对宏观调控影响的理论分析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是指政策预期要达到的效果；政策工具是政策实施的手段和方法；政策主体是指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
需求结构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包括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三个方面的作用，但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其一，需求结构会影响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结构的不完善和存在的问题必然要求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应调整，尽可能的促进经济结构的协调；即通过影响财政货币政策目标而影响政策制定。其二，需求结构会影响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进而会影响政策的效果；即通过影响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来影响政策制定（见图1）。
（一）三大需求相互之间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三大需求结构是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之间的结构，主要是指三者比重的关系，包括有：消费占比高的结构、投资占比高的结构以及净出口占比高的结构。以下从三种不同的结构分析其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1.消费占比高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首先是对政策目标的影响。当一国国民经济从需求结构角度分析，存在消费占比高的情形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Cpi）等，也需要考虑降低消费的比重，促进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均衡增长，调整需求结构本身成为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
其次是对政策工具的影响。财政政策方面，当一国消费比重高时，对于消费的调节能够更加显著的影响国民经济，政策工具会更多针对消费，如消费税、增加居民收入等都能够直接起效，而政府支出政策如政府采购对于经济的影响作用会较弱。货币政策方面，当一国消费比重高时，利率等针对消费的调节措施效果更加显著，能够更好的传导并影响经济增长，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的作用效果会稍弱。
2.投资占比高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首先是对政策目标的影响。同样的，当一国国民经济中投资占比很高时，经济对于投资的依赖程度就越高，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目标在维持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外，必然会考虑促进投资比重的下降，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单方面过度依赖。
其次是对政策工具的影响。就财政政策工具来说，当国民经济中投资比重很高时，针对投资的税收调节效果会更加显著，其他针对投资成本变动的政策措施都会具有更好的效果。而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措施对于投资的影响较小，在这一需求结构下会较少采用。就货币政策工具来说，若国民经济中投资比重很高，利率措施会直接影响投资的融资成本，对于投资的影响显著，进而对国民经济的调节效果更加突出；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并不是直接针对投资的政策措施和工具，对于投资以及国民经济的调节效果有限。
3.净出口占比高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净出口表示的是出口减进口之差，净出口占比高说明了两点：一是贸易顺差规模大；二是出口或进口的规模较大。净出口占比高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影响是，除了考虑基本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外，还要考虑扭转净出口占比高的状况，目标中多了优化需求结构的选项。
政策工具受到的影响方面。首先是财政政策，对于贸易和进出口的征税以及贸易限制和壁垒措施对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较大，能够更好的起到调节经济增长的目标。而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等政府支出工具对贸易进出口的影响小，政策效果有限。其次是货币政策，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都不是直接针对贸易进出口，可能政策效果有限，而能够影响到汇率的措施对贸易的作用更加直接和显著，政策效果更佳。
（二）消费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消费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指在消费层面上的结构差异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包括消费产品类型的结构。整体上划分为两种类型的消费结构：基本消费品占比多的消费结构和高档消费品占比多的消费结构。
1.基本消费品占比高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当基本消费品占比高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中会考虑提高消费的质量和层次，鼓励增加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财政政策更多关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而货币政策更多关注物价稳定。财政政策工具方面，对消费的税收调节以及通过转移支付提高收入都能够起到直接的效果；而政府采购措施对于消费的影响较小，政策效果也有限；同时，如需调整消费结构，可以通过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差别征税实现，如降低高档消费品的消费税有利于提高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货币政策工具方面，利率措施对于消费的作用显著，政策效果较好，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对消费的作用有限，政策效果较差。如果希望增加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可以通过差别消费信贷利率进行调节来实现。
2.高档消费品占比高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当高档消费品占比高时，这种情况说明一国的消费层次较高，但也有可能是该国消费存在非理性，追求高档物品的消费。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上，除了传统的宏观调控三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外，也会考虑对消费结构的优化调节。在财政政策工具上，同样的，对消费的税收调节，以及通过转移支付提高收入能够直接作用于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的调节效果更优。如果希望减少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可以通过不同商品消费税率的差别制定来实现。在货币政策工具上，利率直接影响消费，因而具有更加显著的政策效果，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作用效果比较而言会较差。要减少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同样可以通过差别消费税率实现。
（三）投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投资的结构主要包括投资的主体结构，如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的结构；以及投资的行业产品结构，如哪些是重点投资行业。以下分别分析不同投资结构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1.投资的主体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投资的主体结构分为政府投资占比较大和私人投资占比较大两种情形。
一是当政府投资占比较大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除了宏观调控的三大目标外，还会考虑调节投资结构的目标。财政政策工具上，更多使用直接作用于投资的措施，如投资税收、政府支出的变动。如果需要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可以考虑减少政府支出，或者提高政府投资的税收税率水平。货币政策工具上，利率的效果会更加明显，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作用有限；若要转变政府投资占比过大的局面，需要采取差别利率政策实现。
二是当私人投资占比较大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同样会增加优化投资结构的内容。政策工具上，基本与政府投资占比较大情形相似，不同的是，当需要优化私人投资占比较大的结构现状时，差别政策需要更多针对私人投资。
2.投资的行业或产品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投资的行业或产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划分为例。
一是当投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除了宏观调控三大目标外，也会根据情况考虑投资的行业和产品结构优化。财政政策工具上，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税收措施和政府支出措施效果最佳，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转移支付和针对其他产业的税收措施和政府支出措施的政策效果较差，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也较小。货币政策工具上，能够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率措施起到的政策效应较大，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政策工具的作用有限。
二是当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可能也会兼顾投资的行业结构优化。财政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上，针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税收政策以及政府支出政策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而非针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政策措施以及政府采购等政策的作用效果有限。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针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利率措施更能影响国民经济整体，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是对市场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效果有限。
（四）净出口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净出口的结构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出口和进口的规模结构，可有顺差和逆差的不同；二是出口结构，主要包括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构、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结构、出口产品结构、出口市场结构等；三是进口结构，同样包括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构、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结构、进口产品结构、进口来源地结构等。
1.出口和进口的规模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影响
出口和进口的规模结构可分为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两种类型。
一是当一国贸易处于顺差状态时，即净出口为正。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外部经济失衡，并运用相关政策工具进行调节。在政策传导机制方面，对于出口贸易的调节对经济影响程度较大，而对进口贸易的调节对经济影响程度较小。财政货币政策的选择上，财政政策方面，对于进出口税收的调整（如关税水平和进出口退税措施）能够影响贸易进而影响国民经济；货币政策方面，顺差情况下，利率调节的作用效果还需要更多的看国内其他状况，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的政策效果也较少受到贸易顺差状况的影响，故而顺差状态较少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形成影响。
二是当一国贸易处于逆差状态时，即净出口为负。对政策目标的影响上，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通常不会直接针对贸易顺差和逆差，但也会兼顾考虑贸易差额的调节。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影响上，针对进口的措施会较多的影响国民经济，因为其总量较大，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较多。具体到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逆差的贸易结构对政策工具的直接影响较小，需要结合国内经济结构才能够影响政策工具效果。
2.出口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出口结构按照不同的类型划分可有多类：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结构、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出口产品结构以及出口市场结构等。整体上，出口的结构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如果结构的失衡较为严重，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结构失衡的纠正。而出口结构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政策效果的影响并不明朗，作用渠道也较为间接。
3.进口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进口结构与出口结构相似，一般可分划分为多类：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口结构、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结构、进口产品结构和进口来源地结构。进口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方面，政策目标较少受到进口结构的影响，但在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可能会成为考虑的因素；政策工具受进口结构影响的方向不确定，也没有直接的影响。
二、中国的需求结构
对于中国的消费结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的消费结构
中国的消费支出整体上在逐步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加快增长阶段，而从21世纪开始，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势头。2011年中国消费支出228561.3亿元，而2001年的中国消费支出仅有66933.9亿元，2001-2011年期间年均增长约24.1%。1991年中国消费为14091.9亿元，1991-2001年期间年均增长约为37.5%；而1981-199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31.9%。1961-198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11.9%（见图2）。
按照消费主体划分，中国的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占据主体地位，其增长和变动趋势与政府消费更加趋同和一致。从时间动态变化看，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的差距在不断增加，且从1995年左右开始这一差距快速增长。以2011年的实际数据为例，居民消费支出164945.2亿元，政府消费支出62616.1亿元，居民消费支出是政府消费支出的约3.7倍；居民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72.2%，政府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27.8%（见图3）。
进一步细分居民消费的结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远多于农村居民消费，占据居民消费的主体地位，且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两者的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快速扩大的趋势。以具体数据为例，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37394.6亿元，城镇居民消费支出127550.6亿元，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约3.4倍，两者支出的差是90156亿元；而在1990年，中国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分别是4683.1亿元和4767.8亿元，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仅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1.1倍，两者相差84.7亿元（见图4）。
按照消费产品划分，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具有不同的消费结构。首先分析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食品类、居住类、交通和通信类，以及医疗保健类支出是主要的消费支出，对各类产品的消费支出呈逐年增加的态势。以2011年的实际数据为例，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中，食品类消费支出37458.5亿元，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29.37%；居住类支出21596.2亿元，占居民消费总支的16.93%；交通和通信类支出14624.1亿元，占比11.5%；医疗保健类支出12590.7亿元，占比9.9%。其次分析农村居民的产品消费结构。与城镇居民的支出结构相似，食品类、居住类、医疗保健类以及交通和通信类是主要的消费支出产品行业；不同的是，农村居民对医疗保健类产品的支出比交通和通信类产品支出高，这与城镇居民正好相反。同时，农村居民对各类产品的消费支出随时间推移都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以2011年数据为例，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中，食品消费支出13989.2亿元，占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的37.4%；居住支出5792.3亿元，占比15.5%；医疗保健支出4609.9亿元，占比12.3%；交通和通信支出3631.2亿元，占比9.7%（图5）。
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产品消费支出进行对比，发现城镇居民在每项产品上的支出都比农村居民多；农村居民在最基础性产品（如食品、医疗保健等）上的支出份额更大（见图4）。说明城镇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比农村居民高。
总体上，中国消费支出不断增加，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消费呈现了快速增加的势头。消费主体结构上，居民消费支出远大于政府消费，且两者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进一步细分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远大于农村居民，且两者的差距也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加。消费产品结构上，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医疗保健和交通运输等，消费的层次不高；比较而言，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层次要高于农村居民。从现实的数据比较结果可以看出，中国消费的层次不高，基本停留在基本需求消费的阶段，同时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另外，从发展的趋势看，中国消费的层次和结构在不断提升和优化。
（二）中国的投资结构
中国投资在不断增长，且增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加，2000年以来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从资本形成类型分析的投资结构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绝对主体地位且增速较快，而存货投资增长缓慢且所占比重较小，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之间的差额在不断扩大。从分行业分析投资结构显示，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采矿业是主要的投资领域和行业；同时，信息、零售和金融等服务型行业的投资比重在不断增加。中国投资的行业结构在逐步优化，体现了中国产业逐步升级的过程。
中国的投资在整体上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且从1991年开始进入加速增长阶段，2001年之后的投资增速进一步提高，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投资的增速仍然在增加。从实际数据分析，1980年中国投资1599.7亿元，1990年中国投资6747亿元，1980-1990年间年均增长32.2%；2000年中国投资34842.8亿元，1990-2000年间年均增长41.6%；2011年中国投资225006.7亿元，2000-2011年间年均增长49.6%（见图6）。
从资本形成类型看中国投资的结构，固定资产投资是总投资的主体，其增长趋势与总投资高度一致，且增长速度很快；存活投资增长缓慢，基本较为稳定，占总投资的份额小且份额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减小。以2011年的投资结构数据为例，固定资产投资213043.1亿元，占总投资的94.7%；存货投资11963.5亿元，占总投资的5.3%。而在199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4827.8亿元，占总投资的71.6%（见图7）。可见，固定资产投资所占的比重约来越大，而存活投资所占比重在逐步下降。
从分行业的角度看中国投资的结构。受数据获取的限制，我们以城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分行业数据分析投资的行业结构①。在分行业的投资情形下，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采矿业是主要的投资领域；但信息、零售、餐饮和金融等新兴服务产业的投资增速更快。以2011年的数据为例，制造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70849亿元，占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8.5%；房地产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37294.8亿元，占比25.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13074.9亿元，占比8.9%；采矿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8139.1亿元，占比5.6%；这四类行业的新增投资占总新增投资的88.5%（见图8）。中国投资分行业结构随着时间变动也在不断变化，制造业的所占比重在增加，同时信息、零售和金融等服务型行业的投资比重在不断增加。
综上所述，中国投资在不断增长，且增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加，2000年以来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从资本形成类型分析的投资结构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绝对主体地位且增速较快，而存货投资增长缓慢且所占比重较小，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之间的差额在不断扩大。从分行业分析投资结构显示，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采矿业是主要的投资领域和行业；同时，信息、零售和金融等服务型行业的投资比重在不断增加。中国投资的行业结构在逐步优化，体现了中国产业逐步升级的过程。
（三）中国的出口结构
中国出口贸易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尤其是从2000年之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出口结构上，1995年之前一般贸易规模大于加工贸易，但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一般贸易，且随着时间推移愈加明显；1995年之后加工贸易规模超过一般贸易，但基本维持在略多的状态。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上，货物出口规模远大于服务贸易，且货物出口增长速度快于服务贸易，两者之间的差不断扩大。在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结构上，工业制成品出口处于绝对主体地位，且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速度远快于初级产品出口，两类产品出口的差也在不断增加。在货物出口的行业结构上，机器和运输设备、不同种类的制成品、原料划分的制成品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且这些行业的出口随时间变化较为稳定。在服务出口的行业结构上，商业服务、旅游、运输、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是主要的服务出口行业，且它们的比重结构随时间变动也基本维持稳定。
中国出口整体上稳步增长，且增长速度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快速提升，增速与进口相比更快，贸易顺差逐年增加。从实际数据分析，1980年中国出口仅有181.2亿美元，到1990年增长到620.9亿美元，1980-1990年均增长24.3%；2000年出口2492亿美元，1990-2000年均增长30.1%；2011年出口18986亿美元，2000-2011年均增长66.2%（见图9）。
从贸易方式不同分析出口的结构。可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中国加工贸易规模自从1995年超过一般贸易后，一直处于略多于一般贸易规模的状态，直到2011年一般贸易才略超过加工贸易规模。在1995年之前，中国一般贸易规模大于加工贸易，且一般贸易处于绝对主体地位；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1995年左右，中国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远快于一般贸易。以具体数据为例，2010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7403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7207亿美元，加工贸易比一般贸易多出口196亿美元；2011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8354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9171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比加工贸易出口多817亿美元（见图10）。
从贸易类型分析出口的结构。可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中国货物贸易的规模远大于服务贸易，同时中国是货物贸易大国但却是服务贸易小国；而中国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也远快于服务贸易，两者之间的差越来越大。从具体数据看，2011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18983.8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1824.3亿美元，货物贸易出口额是服务贸易出口额的10.4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比的结果显示，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货物贸易的增速一直快于服务贸易；但2006年之后到2010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比不断下降，也即服务贸易增速开始快于货物贸易；2011年货物贸易增速又快于服务贸易（见图11）。
从最粗略的出口产品类型分析出口结构。将出口分为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远远大于初级产品，且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速快于初级产品，两者之间的差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从具体数据看，2011年中国初级产品出口1005.5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17978.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是初级产品出口的17.9倍；而在2000年，中国初级产品出口254.6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2237.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是初级产品出口的8.8倍（见图12）。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的增加也说明了中国出口结构的优化和出口质量的提升。
综上所述，中国出口贸易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尤其是从2000年之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出口结构上，1995年之前一般贸易规模大于加工贸易，但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一般贸易，且随着时间推移愈加明显；1995年之后加工贸易规模超过一般贸易，但基本维持在略多的状态。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上，货物出口规模远大于服务贸易，且货物出口增长速度快于服务贸易，两者之间的差不断扩大。在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结构上，工业制成品出口处于绝对主体地位，且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速度远快于初级产品出口，两类产品出口的差也在不断增加。在货物出口的行业结构上，机器和运输设备、不同种类的制成品、原料划分的制成品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且这些行业的出口随时间变化较为稳定。在服务出口的行业结构上，商业服务、旅游、运输、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是主要的服务出口行业，且它们的比重结构随时间变动也基本维持稳定。这些数据事实也说明了，中国的出口质量和出口产业分布的层次在逐步提高和趋于合理。
（四）中国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比重结构
中国消费、投资和出口结构中，消费和投资的规模相当，且都大于出口，消费和投资的规模大约是出口的2倍。从三大需求增长率看，都呈现了很快的增长速度，比较而言，投资的增速最大，其次是出口，而消费的增速相对较慢。在三大需求对GDp贡献率和拉动率上，投资的贡献和拉动率最大，其次是消费，而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稍低。
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的规模上，消费规模最大，其次是投资，出口规模相对较小；随着时间变化，投资的规模已和消费相当，出口规模大约是消费和投资的一半；在三大需求的增长速度上，投资和出口增长更快，而消费增速相对较低。以三大需求占GDp比重的实际数据为例，2011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为49.1%、投资占GDp的比为48.3%、净出口占GDp的比为2.6%、出口占GDp的比为26.5%；而在2000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2.3%，投资占GDp的比为35.3%，净出口占GDp的比为2.4%，而出口占GDp的比重为20.9%（见图13）。
从三大需求（支出）对GDp的贡献率看，消费和投资贡献相当，而净出口的贡献相对较小；消费和投资比较而言，消费对GDp的贡献总体上略高于投资。时间变动趋势上，消费贡献率有逐步下降的趋势，投资贡献率有逐步上升趋势，而净出口贡献率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有很大下降。以2011年实际数据为例，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5.5%，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为48.8%，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4.3%；在2000年，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65.1%，投资贡献率为22.4%，净出口贡献率为12.5%（见图14）。
从三大需求对GDp的拉动率看。投资对GDp的拉动率最高，消费其次，而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率较低。以2011年数据为例，消费对GDp拉动率为5.2%，投资对GDp的拉动率为4.5%，而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率为-0.4%；在2000年，消费对GDp的拉动率为5.5%，投资对GDp拉动率为1.9%，净出口对GDp拉动率为1%（见图14）。
综上所述，中国三大需求（消费、投资和出口）中，消费和投资的规模相当，且都大于出口，消费和投资的规模大约是出口的2倍。从三大需求增长率看，都呈现了很快的增长速度，比较而言，投资的增速最大，其次是出口，而消费的增速相对较慢。在三大需求对GDp贡献率和拉动率上，投资的贡献和拉动率最大，其次是消费，而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稍低。
三、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
针对中国需求结构层面的具体国情，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应包括：一是促进消费，提高GDp中消费的比重。措施可以包括减税、提高个人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费信贷体系建设等方面。二是适当减少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尤其是减少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提高投资中的私人投资比例。措施可以包括：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政府的干预，尤其是减少政府直接参与生产和投资的行为，促进私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投资。三是将出口和进口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促进贸易平衡。同时适度减少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提高出口贸易的质量和效益。可有的措施包括：促进进口，扩大内需，开拓更多的出口市场，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出口贸易的质量和效益。
参照需求结构对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和效果的影响，结合中国需求结构的现状，以下几点对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以及需求结构的优化都具有政策启示和指导价值。
（一）加强政府的市场规制和监督，减少直接干预
我国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干预较多，甚至直接参与市场行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状况下，这种发展模式是有其优越性的。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需要逐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在宏观治理中更多加强市场规制和监督的职能，而减少直接干预的发展者职能。
（二）重视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
长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也是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宏观经济治理本身强调和突出长期增长，而不仅仅是针对眼前的问题和短期的增长。因而，在宏观经济治理的过程中，要以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为方向，努力推动长期的经济增长，政策制定和实际治理过程中要有长远目标。
（三）加强宏观调控的立法和制度建设
美国具有完备的有关宏观经济治理的法律法规，能够很好的保障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执行。我国在宏观经济治理的立法和制度建设上都较为滞后，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法制和制度，加强这方面的建设，是强化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的最根本保障。
（四）一些具体的启示
一些具体的启示主要包括：首先，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加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深化金融改革。同时，加快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改革，使其真正成为现代金融企业。加快银行业务创新改革，减少业务收入中的利差收入比例，提高利率调控的敏感度。改善清算支付体系，提高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水平，加快发展可交易金融工具品种，从总体上增强债券市场对信贷市场的传递性。发展货币市场基金账户，减轻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压力。其次，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要特别重视发挥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作用。当前，一是加强财政对高技术产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二是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支出。三是增加有利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支出，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四是增加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注释：
①由于中国存货投资所占总投资的份额很小，固定资产投资与总投资的增长趋势和水平高度一致，能够代表和反应总投资的情况；另外，中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城镇比较，也相对很小，所以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能够反映总投资的状况。在数据缺失的限制下，使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行业结构分析总投资行业结构是一个次优选择。
参考文献：
[1]原玲玲，杨国昌.宏观调控与美国经济增长——评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J].当代经济研究，2004（5）：51-54.
[2]王兰军.美国宏观调控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J].宏观经济研究，2005（1）：61-63.
[3]杨东辉.相机抉择：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J].学术交流，2010（11）：84-87.
财政政策类型篇6
关键词：振兴东北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
一、实施振兴东北的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保持同步，所以在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上，应采取整体与区域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又讲求实效、彼此有别的政策取向。
（一）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与宏观的积极财税政策比较
1.实施范围不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仅实施于需要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区域，如东北老工业基地。而我国以往的积极财税政策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虽然也有优先发展某一区域的特点，但更加注重的是优先发展某一行业领域，如基本建设领域。
2.理论依据不同。由于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是一种财政支持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协调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它的理论依据是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满足公共需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市场，二是政府。市场提供私人物品满足私人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现实障碍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公共物品的缺乏。在东北地区实施积极的财税支持政策用以满足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前提之一。
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不完全是财政支持政策。虽然在实施近7年中，它顺应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并对这两个区域进行财政支持，但是它实施的初衷却是为了克服通货紧缩，刺激有效需求。因此，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理论认为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应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即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税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而没有大规模地实施减税政策，因而还不能严格认为是扩张性财税政策，只能谓之积极的财税政策。
（二）在东北实施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1.政策连续性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仅2年。国家推出的两批振兴东北的项目刚刚起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改革也只是初见成效，如果不能继续对东北地区采取财政政策倾斜，可能造成的后果是：（1）在建项目无法顺利完工，造成“半拉子”工程；（2）振兴东北整体战略的搁浅。这将使东北老工业基地不能得到振兴，而且国家前期投资也将付之东流。因此，从政策的连续性考虑，还应该在东北地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
2.贯彻“有保有控”方针的需要。我国宏观财政政策的转变是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变，其基本的政策含义是认为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把握“有保有控”的原则。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应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利、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
3.发展经验和现实财力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积累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财税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东南沿海地区在20年间成为中国经济的“隆起”地带，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也明显加快。在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国债投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财税政策工具的使用日臻成熟。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采取积极财税政策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此外，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税收收入的超额增长也为振兴东北，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提供了可供操作的现实财力空间。
4.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的示范效应良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固定资产更新财力不足问题，是制约经济振兴的关键问题之一。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实行，一方面为试点的行业的固定资产更新补充了资金；另一方面还对全国有示范作用，而且在吸引区域外资金流向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与示范作用。
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制度安排
为了有效地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在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时应有所侧重，点面结合。“点”即政策支持的行业领域：“面”即政策支持的地区区域。
（一）扩大财税政策的支持范围
1.应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从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综合性工业城市，如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工业城市；二是煤矿、石油城市，如阜新、鸡西、大庆等资源型城市；三是森工林区，如伊春及其他林业局等；四是农村地区。前两类主要是工业城市，后两类主要是农林地区。从国家财政支持的区域来看，近2年来对东北地区的财税政策支持主要倾斜在上述的前两个区域，即综合性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其中以综合性工业城市享受到的优惠最多。资源型城市则由于资源禀赋原因，直到21世纪初还承担着国家计划任务，一直处于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地位。据统计仅黑龙江省自1952年以来，由于初级资源品的低价调出与工业制成品的高价调入，形成的价差贡献多达7000亿元，而国家对该省的预算内投资不足其贡献额度的1／4.又因其；③产业进入壁垒较高，非国有经济进入难度较大，要实现资源型城市的振兴，国家财税政策方面的支持至关重要。
2.应重视对基础产业的政策支持。国家对东北农村地区的支持主要是使用财税政策，即减免农业税；对东北林区的财政支持主要是继续落实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然而，这些政策和资金对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的支持作用远未达到“振兴”的目的。对于今后财税政策支持区域的把握，我们认为应该向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做进一步的倾斜。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城市的振兴。前期支持工业城市的财税政策有利于迅速拉动东北的经济增长，但要使经济向深度发展，财税政策必须惠及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当然也包括资源型城市。
（二）合理安排财税政策的支持重点
已实施的财税支持政策主要是加大了对东北的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如首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100个国债项目中，辽宁省的52个项目都是围绕先进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基地两个主题，总投资442亿元；2003年国家还启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60个项目，总投资56亿元，截至2004年底，国家共下达国债项目贴息资金8亿元，安排东北高新技术项目118项。毫无疑问，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是拉动东北经济的增长点，东北经济的腾飞要靠这些优势项目来带动。但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从长期着眼，还需要解决一些基础的瓶颈问题，以便从根本上全面振兴东北地区。具体来说，新一轮的财税扶持项目应更加侧重以下领域：内容提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关键是重振重工业传统优势，同时培育接续产业。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及重工业投资需求规模巨大，因而需要国家提供相应的财税政策支持。本文认为，我国应实行宏观与区域有别的财税政策，即总体上实施稳健的财税政策，而区域上选择性地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
关键词：振兴东北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
一、实施振兴东北的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保持同步，所以在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上，应采取整体与区域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又讲求实效、彼此有别的政策取向。
（一）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与宏观的积极财税政策比较
1.实施范围不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仅实施于需要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区域，如东北老工业基地。而我国以往的积极财税政策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虽然也有优先发展某一区域的特点，但更加注重的是优先发展某一行业领域，如基本建设领域。
2.理论依据不同。由于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是一种财政支持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协调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它的理论依据是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满足公共需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市场，二是政府。市场提供私人物品满足私人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现实障碍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公共物品的缺乏。在东北地区实施积极的财税支持政策用以满足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前提之一。
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不完全是财政支持政策。虽然在实施近7年中，它顺应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并对这两个区域进行财政支持，但是它实施的初衷却是为了克服通货紧缩，刺激有效需求。因此，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理论认为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应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即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税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而没有大规模地实施减税政策，因而还不能严格认为是扩张性财税政策，只能谓之积极的财税政策。
（二）在东北实施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1.政策连续性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仅2年。国家推出的两批振兴东北的项目刚刚起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改革也只是初见成效，如果不能继续对东北地区采取财政政策倾斜，可能造成的后果是：（1）在建项目无法顺利完工，造成“半拉子”工程；（2）振兴东北整体战略的搁浅。这将使东北老工业基地不能得到振兴，而且国家前期投资也将付之东流。因此，从政策的连续性考虑，还应该在东北地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
2.贯彻“有保有控”方针的需要。我国宏观财政政策的转变是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变，其基本的政策含义是认为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把握“有保有控”的原则。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应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利、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
3.发展经验和现实财力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积累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财税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东南沿海地区在20年间成为中国经济的“隆起”地带，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也明显加快。在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国债投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财税政策工具的使用日臻成熟。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采取积极财税政策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此外，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税收收入的超额增长也为振兴东北，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提供了可供操作的现实财力空间。
4.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的示范效应良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固定资产更新财力不足问题，是制约经济振兴的关键问题之一。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实行，一方面为试点的行业的固定资产更新补充了资金；另一方面还对全国有示范作用，而且在吸引区域外资金流向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与示范作用。
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制度安排
为了有效地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在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时应有所侧重，点面结合。“点”即政策支持的行业领域：“面”即政策支持的地区区域。
（一）扩大财税政策的支持范围
1.应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从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综合性工业城市，如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工业城市；二是煤矿、石油城市，如阜新、鸡西、大庆等资源型城市；三是森工林区，如伊春及其他林业局等；四是农村地区。前两类主要是工业城市，后两类主要是农林地区。从国家财政支持的区域来看，近2年来对东北地区的财税政策支持主要倾斜在上述的前两个区域，即综合性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其中以综合性工业城市享受到的优惠最多。资源型城市则由于资源禀赋原因，直到21世纪初还承担着国家计划任务，一直处于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地位。据统计仅黑龙江省自1952年以来，由于初级资源品的低价调出与工业制成品的高价调入，形成的价差贡献多达7000亿元，而国家对该省的预算内投资不足其贡献额度的1／4.又因其；③产业进入壁垒较高，非国有经济进入难度较大，要实现资源型城市的振兴，国家财税政策方面的支持至关重要。
2.应重视对基础产业的政策支持。国家对东北农村地区的支持主要是使用财税政策，即减免农业税；对东北林区的财政支持主要是继续落实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然而，这些政策和资金对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的支持作用远未达到“振兴”的目的。对于今后财税政策支持区域的把握，我们认为应该向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做进一步的倾斜。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城市的振兴。前期支持工业城市的财税政策有利于迅速拉动东北的经济增长，但要使经济向深度发展，财税政策必须惠及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当然也包括资源型城市。
财政政策类型篇7
关键词：财政金融协调配合；制造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2-0073-04
一、引言
山东作为重要的工业大省，近年来，在扶持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同时，基层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资金投入不足，来源渠道单一；研发能力不足，上下游不配套；扶持政策不足，覆盖面不够、针对性不强等，从而制约了山东省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在目前经济增长下行、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成为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本文从企i的微观视角出发，探寻财政金融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所发挥的基本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在经济转型中协调配合。
二、财政金融合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实践
山东a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a集团）是以秸秆制浆造纸综合利用为核心产业的大型集团化企业。作为国家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国家第一批工业循环经济重大工程示范企业，该公司通过了国际质量、环境、职业健康与安全三合一管理体系认证和国家aaa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认证，多年来致力于技术自主创新和研发，建有部级企业技术中心，获得国家专利授权180余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秸秆为原料，以秸秆本色浆制品和黄腐酸肥料为主导产品的秸秆资源高值化深度利用模式，实现了工业深度融合与良性循环。
转型升级使企业发展与国家政策有了更高的契合点，特别在发展秸秆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等方面，a集团能够发挥多方面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近年来，企业多个项目不仅得到了补贴、税收优惠等多项政策扶持，同时也在技术革新、项目建设等方面得到了信贷部门的大力支持。以目前正在上马的秸秆综合造纸利用项目为例：
2009年该企业运作建设新生产线；2012年该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项目总投资106亿元。该项目是绿色环保特征鲜明的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同时由于整个项目包含了制浆、造纸、制肥、环保、热电以及附属的原料堆场等多个子项目，项目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企业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为了缓解企业资金压力，2014年，借助人民银行搭建的银企合作平台，多家金融经过积极论证协商，组团为项目提供了79亿贷款支持。在企业自筹资金方面，该项目作为战略新兴和绿色循环产业项目，得到了国家在节能减排、转型升级等领域多项财政扶持累计7000余万元。在银团贷款方面，针对企业抵押担保不足问题，银行主动创新担保方式，为其开办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运用企业110项专利权和34项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押，截至目前银团贷款已到位77.4亿元。财政金融协调发力，有效支持了项目顺利建设，提升了供给水平，其发展模式和未来前景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成为山东省企业供给侧改革和绿色循环发展的典范。
三、财政金融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协调配合
a集团的成功说明财政和金融之间的协调配合对于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二者若做好协调配合，可以更有效地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一）财政和金融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的基本作用
通常情况下，财政政策工具在体现政府意图方面更为直接，对企业跟进速度更快，在企业转型升级萌芽阶段具有重要的催化和促发作用，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促进和引领作用。多数银行业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除外）也是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因此在对制造业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过程中，除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导向因素外，不可避免地受银行自身经营效益等多重因素影响，更倾向于“锦上添花”而不情愿“雪中送炭”现象在所难免。但是，在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无论是从资金数量还是支持力度上，信贷资金都是企业除自有资金以外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对支持企业转型升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企业转型升级中，需要财政与金融协调配合。金融领域通过引导资金流向希望扶植的行业、企业来支持产业结构的升级，比如对中小创新型企业的优惠贷款就属于结构安排，差别存款准备金也属此列。就具体的情况而言，要使金融工具有效发挥作用，其前提是政策信息应该公开、透明、及时和完整，包括宏观经济指标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对未来走势的判读和预测、政策手段的目标清晰等，还包括货币自身隐含的价格、真实汇率水平、隐含的购买力水平、隐含的投资回报率等因素。积极的财政政策工具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手段包括结构性减税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由于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财政政策落实到地方更多地集中于通过安排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来推进地方公共产品建设、促进民生工程、支持政府导向的项目投资等。
（二）财政和金融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协调配合
实践中，商业银行面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整，根据自身的经营原则，对企业的贷款总量、投向及其利率浮动幅度做出相应调整。这一进程中，商业银行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增加利润、规避风险。而由于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自身发展受限等原因，商业银行多会规避对此行业的贷款。因此具体到制造业，除了要运用单独的信贷政策，如行业、地区限额配给等方式外，财政应该通过有效的财政贴息、风险补偿以及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引导商业银行资金和社会资本投向有意进行转型升级的企业，缓解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资金困难，推进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
在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财政与金融的协调互动落实到基层，主要是利用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以及财政金融内在属性和需求的契合性，实现财政帮扶措施与信贷政策和产品的对接。例如为企业贷款贴息、对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风险补偿及考核奖励、借助政府背景担保机构为部分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政银税联手推出针对不同类型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创新产品来缓解企业融资难、设置引导基金丰富企业融资模式和拓宽融资渠道等方式。
四、财政金融合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宏观协调机制缺失。目前，政和金融在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结合点主要有贷款贴息、风险补偿、融资担保等具体操作。在具体项目的管理和实施中，财政部门与人民银行按照相关制度要求，建立相对明确的分工协作机制，但是在宏观层面缺少必要的常规协调机制，缺少对政策信息的及时沟通以及对涉及地方经济总体调控和助推制造业发展等全局性战略问题的综合研判，各自为战较多，协调配合较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一定程度制约了两大调控政策在具体执行中的合力发挥。
二是市场化背景下财政帮扶政策逐步淡出，但税费偏重等问题依然存在，造成财政政策撬动作用有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出现弱化趋势。为配合经济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完善，中央、省级财政针对制造业的补贴政策减少，补贴项目减少2/3，上级对于市级财政也不再要求强制配套。另一方面，税费负担依然较重。以山东某市为例，该市7成企业的毛利率不足20%，平均利润率约6%，但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三项费用约占主营收入的12%―15%，扣除所得税、增值税、城建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水利建设基金、印花税等税负后净利润更少，企业可供留存分配和追加投入再生产的资金非常有限。同时，财政体系不完善，当前，该市政府性融资平台12家，总资产244.01亿元，负债95.26亿元，贷款余额4.61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投向南水北调水利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而投向热电联产、新能源开发、资源综合利用等制造业的贷款不到15%。目前全市的ppp项目有21个，主要涉及教育卫生、市政建设、棚户区改造等领域，正式签约运作的只有2个，没有向制造业延伸。全市有政府背景的担保公司10家，但与银行合作比较多的只有6家。
三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背景下，制造业企业较强的顺周期性集聚了较大金融风险，制约了金融领域政策作用的发挥。顺周期时，实体经济加速发展，制造业企业多积极争取银行信贷资金用于扩大产能，尤其是诸如纺织、轴承加工、板材加工等传统制造业。但当经济下行期，市场需求减少，企业利润下降，由此所产生的风险也开始暴露。首先，信贷风险整体防控压力加大，出险企业同比大幅增加，新增不良、垫款等大幅上升。其次，企业担保圈潜在较大风险。企业间担保关系错综复杂，在金融机构内部、金融机构之间以及县域存在程度不同的风险隐患。第三，信贷风险补偿基金贷款逐渐萎缩。由于不良贷款激增且得不到有效补偿，银行进一步缩减会员企业数，导致该业务呈逐渐萎缩态势。
五、财政金融合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选择
财政和金融合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制定出台相应政策时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一是要从战略高度和前瞻性方面出发。制造业发展在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对各类资源的需求是有较大差异的，在政策设计时要统筹各类资源要素，明确整体思路、基本导向、重点任务和目标。二是注重系统性、协调性和阶段性的结合。制造业发展政策不仅要有整体思路，更要系统谋划，加大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一定时期内既要保持政策的一致性与连贯，也要有阶段作用。三是突出重点，解决主要问题。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行业设计针对性、有效性强的政策，解决企业最需要、最迫切的问题。
因此，最为理想的配合模式应为：财政更侧重“点”上发力，以更好地发挥催化剂、定心丸和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金融更侧重全程支持，真正成为助推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坚强资金后盾；同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财政和金融协调配合，具体表现为启动阶段的催化和促动、中间阶段的风险补偿、周期结束后的正向激励等。应紧密结合地方实际，按照全面系统推进和抓住关键环节相结合、解决当前问题与着眼长远发展相结合、支持企业发展与实现优胜劣汰相结合、降低外部成本与企业内部挖潜相结合、降低企业成本与提高供给质量相结合的原则，聚焦供给侧，落实“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要求，特别是要注重财政加杠杆与金融去杠杆并重，进一步加强政策配合。短期政策应注重调结构和稳增长，落实有扶有控的差别化调控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化解燃眉之急、实现平稳转型；长期政策应着力构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共同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长效机制，助力体制机制构建，服务外部环境优化。
（一）短期政策：增投入、减负担、强保障、防风险
一是重点提升有效供给能力。在市县两级建立财政金融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定期会商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和磋商，凝聚政策合力，特别要在引导和推动制造业企业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企业精细化管理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二是全面降低税费和融资成本。全面加强财政金融在推进“降成本”方面的协调配合。把与行政职权相关的涉企收费作为减负核心环节。设定“减税期”，对制造业企业全面减税，超过减税期恢复正常税率征收，通过减税鼓励企业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进一步降低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三是设立“去产能”就业安置专项基金。加大“僵尸企业”改制力度。由政府、企业双方成立就业专项资金，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省级财政提高资金投入比例，困难企业根据经营情况缴纳一定比例的金额，作为职工安置的兜底资金，为“去产能”提供保障。四是落实风险防控和化解措施。针对企业债务结构分类施策，合理运用金融市场工具，逐步化解存量债务风险。支持适应市场发展并有持续经营能力，但暂时存在资金流转困难的企业以债务转移或置换等方式降低债务负担。探索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实施方案，推动企业债务重组。同时推进实体企业资产证券化，进一步盘活存量资金。
（二）中长期政策：补短板、调结构、增力度、重整治
一是针对补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短板，完善政策协作机制。在引导资本、劳动等要素增加投入、提高贡献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在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及配置情况、企业制度和组织结构效能等方面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形成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合力。二是围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强化政策协作效能。要将完善规划与细化落实相结合、扶持新兴与淘汰落后相结合，进一步密切财政金融协调配合。加快落实相关政策和规划，结合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重点需求，引导金融机构对高端制造业、制造业升级的关键领域资金需求设立专门贷款科目，完善贷款流程。进一步更新财政扶持方式，同时落实好税费减免等一系列长期扶持政策。三是立足国债发行、国库现金管理等政策结合点，加大政策协作力度。用足用活国债发行、国库现金管理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点，增强政策辐射和联动功能。在适度增加国债发行规模、进一步丰富期限结构、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控作用的同时，注重国债发行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同时稳步推进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库现金管理，将现金管理目标与推动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引导制造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四是聚焦增强制造业主体活力，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以供给侧经济学相关激励约束理论为指导，在建立激励机制激发企业活力方面加强协调配合，注重兼顾针对中小企业的激励措施，引导大型制造企业带动中小型配套企业共同升级。五是服务外部环境建设，加大配合整治力度。围绕落实“中国制造2025”规划，重点从优化市场环境、强化要素支撑两大领域着手布局，为后续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做好铺垫。保持稳增长与去杠杆的平衡，为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消除经济泡沫风险营造良好的财政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国发[2015]28号）
[2]贾康，孟艳.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简要认识[J].财政研究，2008，（6）.
[3]贾康.中国新供给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破”与“立”[n].华夏时报，2015-11-27.
财政政策类型篇8
[关键词]信贷规模；货币政策；银信合作；金融创新
2009年以来，为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我国果断地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在此背景下，货币信贷投放呈现出较快增长态势，部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等指标也开始出现预警(见图1)。从2009年3季度开始，宏观管理层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抑制货币信贷投放的过快增长，商业银行放贷冲动因此受到一定程度抑制。
尽管如此，由于市场资金需求仍然旺盛，使得商业银行转而加强与信托公司合作，积极开发各类信贷类理财产品，从而调节其资产负债结构，规避信贷规模管理。与此同时，信贷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和期限结构对投资者也具有较强吸引力，因此受到市场的青睐。据统计，2010年1季度发售的信托产品，年收益率一般在6％－7.5％，平均预期收益率则达到7.52％，比1年期存款利率高出5个百分点。从规模上看，2009年到期的信贷类理财产品数为2336款，与2008年全年到期的1015款产品相比，增加了约一倍。同时，各家银行目前推出的理财产品中约有印％以上是信贷类理财产品。2010年前两个月信托贷款规模或已接近4000亿元，约达同期银行新增贷款2.09万亿元的20％。
一、紧信贷背景下的信贷规模规避：基本事实
自2005年第一款银信合作产品问世至今，我国银信合作市场快速发展，产品发行量持续上升，其中，2009年12月发行639款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刷新了银信合作产品的单月发行纪录(见图2)。此后，随着有关银信合作监管政策的陆续出台(见下表)，2010年1月发行量曾跌入低谷，但此后连续数月出现反弹。
从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运用方式分布来看(见图3)，以2010年5月为例，银信合作理财产品运用方式主要集中于贷款类(占31.28％)和组合类(占51.87％)，而对其它领域相对较少。
二、信贷规模规避的典型模式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信贷规模规避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与信托公司合作的创新方式，即信贷类理财产品。商业银行通过转让信贷资产和发放信托贷款“曲线”将自身现存(或潜在)信贷资产转移出去，使得商业银行表内资产直接转移至表外或将信贷资产间接转化为银行理财产品，从而提升自身资本充足率，突破宏观部门有关信贷规模的限制(目前有人认为，上述操作本质上类似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目前在信贷类理财产品的具体运作中，商业银行事实上控制了客户选择、产品设计、销售、收益分配等各个环节，是真正的发起人，而信托公司则处于附属地位。从具体产品结构看，信贷类产品大致可分为信贷资产转让类和信托贷款类两种基本模式。
(一)通过信贷资产转让削减表内存量贷款规模
所谓信贷资产转让类，主要是指商业银行将贷款贷给借款人后，再将该未到期的信贷资产通过信托公司的平台转化为理财产品，以出售给理财客户。按信贷资产到期是否可以回购，还可将产品细分为卖断型和回购型两种。通过信托公司的平台，商业银行可以在不占用信贷额度的前提下规避各项宏观监管指标，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并获取相应收益。
2009年末，银监会陆续出台有关政策规定“信托公司不得将银行理财对接的信托资金用于投资理财资金发行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等(见表1)，这意味着原先由银行存量打包优质资产配置而成的信贷类理财产品受到限制。但是，对于购买投资于其他银行信贷资产的理财产品并没限制。由此，银信合作的模式或将转向两家银行与信托公司合作的“银银信”合作模式。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银银信”模式存在一定风险，因为以前银行信贷类理财产品主要用于收购自身存量信贷资产，对信贷项目很了解，风险把控能力较强；但“银银信”合作模式用于收购其他银行存量信贷资产后，相比之下，对信贷项目的了解程度可能不会那么深入。“银银信”模式能否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通过信托贷款扩张表外新增贷款规模
在宏观监管政策日益趋紧的情况下，既然商业银行不能通过信托理财方式投资自己的存量信贷资产，那么他们就尝试把某些贷款完全交给信托公司来做，即开发所谓的“信托贷款类产品”。具体地，由商业银行与信托公司联手推出信托贷款理财项目产品，然后再通过银行的渠道向客户销售。银行成功筹集资金后交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以此理财资金来发放贷款给需要信贷资金的企业或项目。
其实，这类新产品投资的本质是“新增贷款”，而以往理财产品投资的多是“存量贷款”，即以前是银行先放贷，再找信托公司合作盘活存量贷款；而信托贷款则是商业银行在贷款前先找信托公司，直接把新增贷款转移出去。通过上述操作可以压缩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贷款规模，为其下一步增加额外贷款腾出空间。
三、信贷规模规避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
(一)对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冲击
信托公司所发放的信托贷款不属于传统意义上一般贷款的范畴，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中央政府提出新增贷款的调控目标(如2010年7.5万亿)，使我们通常统计和观察到的信贷数量小于实际进入宏观经济的资金，使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大打折扣。此外，信托贷款的隐蔽性也“打乱”了宏观调控中的信贷投放节奏，直接影响调控的实际效果。
(二)对货币信贷真实投向的影响
除了总量目标外，商业银行转让过剩或受限行业的信贷资产，还可能掩盖银行信贷投向的真实结构，不利于引导信贷结构的优化。例如，近期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出台规范房地产市场、遏制房价过快增长的政策措施后，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紧张起来。但近期却有迹象显示，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选择通过信托方式筹资，使得部分资金的投向难以得到真实反映。
(三)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影响
当前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体系实施对整体经济的调控，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当前部分银行通过设计发行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将存量贷款、新增贷款转出表外，但银行依然承担贷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实质上的法律责任和风险，并因此减少资本要求，逃避相应的准备金计提，潜在风险不容忽视。这些将直接影响到银行稳健程度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四)对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挑战
信贷类理财产品能增加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而这些存款并不需要向央行交纳法定存款准备金，这实际上缩小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范围，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效力。此外，随着未来理财产品市场进一步发展壮大，其对储户存款的替代性必然增强，理财收益率比一般存款利率也更加灵活，这将对利率政策的实际效果形成挑战。
(五)对货币供应量内部层次的影响
按照现行的货币统计制度，信贷类理财产品的大幅增加并没有对m2总量的统计造成直接影响，但是它却使得其内部结构发生相应变化。部分活期存款(属于m1)转而流向信托存款(属于m2)，直接导致货币流动性比例(m1／m2)减小。如果理财产品收益率较高，还会使得m2内部“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转移至“信托存款”。这些都给传统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和流动性研判带来一些影响。
四、政策建议
一是继续强化对货币信贷的统计分析。及时准确的统计数据是科学宏观调控的现实基础。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若要对实际信贷规模进行有效控制，有必要将信托贷款纳入信贷总体规模控制范围。历史上，中国曾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贷款规模的范围。例如，2007年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实行了将票据融资额纳入贷款规模的窗口指导政策。因此，首先在金融统计上可以考虑将信托贷款列入新增贷款的统计范畴内，防止所谓“紧信贷、宽货币”的现象出现，即表面上信贷政策收得很紧，但实际上货币条件十分宽松，大量资金依然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实体经济。如果统计数据能及时准确反映出商业银行规避信贷规模等行为，这就能为宏观决策者提供良好的信息基础。
财政政策类型篇9
【关键词】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研发活动；高技术服务类企业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到了转型时期，企业能否真正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影响着企业的未来。而对于技术创新最为重要的就是企业内部研究与开发活动（ResearchandDevelopment，R&D）。企业R&D投入强度（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已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然而，企业R&D投入具有公共性、外溢性、风险性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自主研发动力，仅依靠市场力量无法使企业R&D投入达到最优状态，这就给政府介入企业R&D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一般来说，政府采用财政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这两种主要方式来鼓励企业R&D投人。这两种方式各有其优缺点，直接的财政补贴政策较易确定金额，但研究表明，政府的直接财政补贴会对企业自主R&D投人产生替代效应，不利于企业自筹资金，增加R&D投入。而税收优惠政策则更倾向于利用企业和市场的力量，具有普惠性，因而被国际上许多国家采用。
二、文献回顾
财税政策对企业技术研发的激励作用一直以来都是国外理论界研究的焦点。国外学者通过建立相关模型分析财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如Bernstein（1986）使用加拿大1975～1980年27家公司的一组集合的典型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在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实际范围内评估税收激励措施，研究每损失l美元税收收入对企业R&D支出增加影响，发现政府税收收入每减少1美元，会带来多于1美元的企业新增研发投入资本。Bronwyn（1993）的研究肯定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支出有促进作用，并进一步指出，这种促进作用的大小会因各个国家和地区税收政策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总的看来，通过研究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对企业R&D的影响效应，比较两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国内的学者多从宏观和政策层面展开，以定性分析分析为主，而从微观层面进行的分析并不多见，这使得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缺乏说服力。而高技术服务类企业技术更新速度快，也是我国服务业企业R&D投入最为集中的领域，因此，本文从这一微观的企业层面出发，运用实证分析法分析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并比较这两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进而为政府制定更为合理的财税政策提供依据。
三、研究假设
假设一：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对高技术服务类企业R&D投入都有激励作用。假设二：政府税收与企业R&D投入呈负相关性，同时不同税种对高技术服务类企业发展有不同的作用。假设三：企业自身资产规模越大，企业的营收能力越强，财税政策的影响规模效益更大，相应R&D投入也就会越多。
四、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选择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高技术服务业分类可分为七大类，其中结合高技术服务业的特点，软件类上市公司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2011年至2013年沪深两市软件服务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样本选择中，剔除期间企业R&D投入没有披露、利润总额小于0以及重要解释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选取了50家从事计算机软件服务公司3年内的150个观察数据。通过这些处理后的数据能够最大化的避免不真实或不详细的数据所带来的影响，进而更好地研究财税政策对高技术服务类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高技术服务类企业区别于传统的服务型企业，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高收益等特点，其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排除其他因素，重点考察财税政策对其研发投入的影响，即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是否对研发投入有激励作用，同时也发现企业规模在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中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结合已搜集到数据，参考许景婷、张兵（2012）等学者的研究，设计6个变量指标。①企业R&D强度。②流转税税负。③所得税税负。④政府补贴。⑤企业规模。⑥盈利能力。
根据研究假设及对以上变量的界定，为了考察各要素的变化率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程度，我们运用弹性的形式来比较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这两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本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RD=β0+β1ttB+β2itB+β3GoV+β4SiZe+β5Roe+μ
财政政策类型篇10
关键词：审计审计类型演进展望
从审计恢复之初的1985年实施的《审计工作暂行规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于2010年5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真实、合法、效益”一直是审计工作的重要内容，贯串于始终，它高度概括了国家对审计的本质要求和审计目标所在，与此相适应，审计类型应以实现上述审计目标而设置。审计类型的发展是审计发展的一个缩影，本文拟从审计目标与审计类型的关系中，探究国家审计类型的演进趋势及审计体制、工作创新方法，以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审计工作的要求。
一、真实、合法和效益内涵与审计主要类型
（一）真实、合法和效益内涵与外延
真实：是指会计信息与实际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状况和业务经营活动成果相符合。
合法：是指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二层含义：一是经济活动符合法律法规；二是会计核算符合法律法规；也就是说经济活动是否遵循国家法律法规。
效益：是指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活动的经济、效率和效果，也就是说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
从其外延看，一个企事业单位、或者是政府组织的与财政、财务收支的有关经济活动，是否符合国家的相关政策、是否是真实存在的经济活动；是否实现了其预期目标，及效果如何，是否符合经济效益的同时，符合社会效益包括环境效益，政府组织的行政行为、政策法规是否实现、是否有效、是否达到预期目标都应是效益范围。例如：一个学校支出的教学经费是多少，是否有损失浪费是审计的范围,财务收支审计既是为此而设置；而其教育成果如何、教学质量在全国、全世界是什么水平，是否实现公众所关心教育目标；是否存在管理问题;一个项目从财政、财务收支上真实、合法、效益可能没有问题，但从其立项合法性上是否有问题？是否是实际需要？是否实现了专项资金的预定目标？是否实现了原定规划的要求？因此,财政或者财务收支是审计的范围，而这一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履行如何，所制定的政策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预期效果，是否存在问题，同样是审计范畴，而且是更重要的“效益”范畴。
（二）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和经济效益、经济责任、绩效审计是我国审计的主要类型。
这是进行审计工作职责范围，这要求审计在审计方式的运用上，以此为基础，从审计工作恢复时起，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和经济效益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就是审计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九八三年国务院转发审计署《关于开展审计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关于审计机关的任务第三和第四条规定，“对国营企业、基本建设单位、金融保险机构，以及县以上人民政府管理的相当于国营的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并考核其经济效益。维护国家财经法纪，对严重的贪污盗窃、侵占国家资财、严重损失浪费、损害国家利益等行为，进行专案审计。”
《国务院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1985年8月29日国务院）第二条：“审计机关是代表国家执行审计监督的机关。通过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收支，财政金融机构、企事业组织以及其他同国家财政有关的单位的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效益，进行审计监督，以严肃财经纪律，提高经济效益，加强宏观控制和管理，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关于开展厂长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几个问题得通知》（一九八六年审计署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审计的内容：厂长任期内企业的财务收支是否合规合法，盈亏是否真实，经济效益是否达到任期目标，国家资财有无损失浪费等。一九八八年审计署得《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审计得若干规定》中也把承包经营目标得实现情况及企业经营者得经济责任、国家资产得维护和增值、重大损失浪费等作为审计得重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实施日期1989/01/01－1995/01/01）“第二条国家设立审计机关，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下级人民政府、国家金融机构、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有国家资产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进行审计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199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根据2006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决定》修正）“第二条国家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以及其他依照本法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依照本法规定接受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对前款所列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依法进行审计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1997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31号公布2010年2月2日国务院第100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第二条审计法所称审计，是指审计机关依法独立检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和资产，监督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
由此看出，从上世纪八十年初起，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效益的监督就是国家审计机关的重要内容。从1989年1月1日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起明确提出了对“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进行审计监督。”这一时期审计的主要类型是财政财务收支审计和经济效益审计（包括经济责任和绩效审计）。
二．审计类型的演进与展望
（一）、我国审计类型中存在的问题
1.中央及省直与县市审计对象在规模上的差距应在审计目标上有不同审计类型。
中央及省直审计机关审计对象规模较大,一般在审计目标设定时,考虑审计成本和风险因素而只设定一、二个目标，比如只对真实、合法性进行审计，而市县审计机关审计对象相对较小，如果在设定审计目标时还比照上级审计机关的审计目标，则会出现浪费审计资源，降低审计效率。比如财务收支审计，在市县一级审计机关应增加效益审计目标，审计类型应定为财务综合审计。
2.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开展新类型的审计项目。
我国现阶段的审计类型可归纳为以财务管理为审计内容的财务审计（包括行政、事业、企业财务审计）；以及财务管理与经济管理为审计内容的管理审计（经济效益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绩效审计、管理审计），①其中绩效审计包括政府责任审计越来越成为国家审计的主要类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涉及到部门、行业、地方的经济利益的矛盾与联系会越来越多，如有的产业的发展布局、战略的选择；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评估等等，这必然会拓展审计领域，增加审计类型。环境、“三e”、“五e”、政府绩效、产业政策、教育文化政策、国家安全中的财政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民生安全、食品安全等也必然成为审计工作的重要内容，创新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新的审计类型。
《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明确规定审计工作的主要任务：“把审计工作更好地融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全局，推进民主法治，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利益，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探索创新审计方式，在深入总结我国审计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审计方式和方法，增加新的审计类型。审计长刘家义指出“审计工作一定要关注国家安全。它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安全是政府责任的首要环节，是民主民生的根本保障。我们审计工作要关注国家财政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民生安全等。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我们要积极探索，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的政府的重要职能，事关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国家重大政策的执行效果与效率,理应是人民大众关注的焦点与热点，因此必然是审计工作的“重要任务”。
（二）、在审计体制内进行统筹安排、创新工作方法的探讨
1.完善现有审计类型，实现审计新技术的历史性突破
虽然我国的国家审计工作恢复只有二十六年的时间，但是取得了很大成绩，财务审计、管理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绩效审计取得了丰硕成果；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同时，充分利用我国审计工作全国“一盘棋”的整体优势，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类型，如行业（项目）审计，通过对某一行业或者某一项目的审计，与效果审计相结合，揭露出存在的问题，具备其他审计类型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一我国独有的审计类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八十年代初审计工作恢复至今已有二十七年，如何完善现有审计类型，总结经验，找出不足，才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计体制。
一是要针对不同的审计对象的规模，合理确定审计目标，如果是规模较小可将“真实、合法、效益”作为审计目标，如市县一级的财务收支审计类型改为综合审计。
二是发挥我国审计的特点，适应当前新的要求，多在行业（项目）审计与效益审计、绩效审计结合上进行审计。
三是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审计的优势，完成从人工审计到计算机管理网络系统审计的历史性跨越。
2.开拓新的审计类型、创新审计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