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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经济学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8:13:41

社会科学经济学篇1

2.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教育消费分析——以甘肃省为例郭新华,毛凌琳,伍再华,GUoXin-hua,maoLing-lin,wUZai-hua

3.甘肃省域城乡居民心理差异调查研究张海钟,安桂花,赵文进,ZHanGHai-zhong,anGui-hua,ZHaowen-jin

4.产业转移背景下对西部大开发的反思——基于生态环境的视角倪志凌,谢金静,niZhi-ling,XieJin-jing

5.毗邻民族地区经济合作开发研究冷志明,易夫,LenGZhi-ming,YiFu

6.小城镇建设的制度分析科学·经济·社会樊卫宾,史小宁,Fanwei-bin,SHiXiao-ning

7.中西文化关系的一个视角——再谈辜鸿铭眼中的歌德方厚升,FanGHou-sheng

8.比较视野下的中西方慈善文化黄家瑶,HUanGJia-yao

9."宋人"现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域偏见张崇琛,ZHanGChong-chen

10.论别尔嘉耶夫的民族文化观丁淑琴,DinGShu-qin

11.邓宁的oLi理论扩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曾小龙,吴昌南,ZenGXiao-long,wUChang-nan

12.论色诺芬的经济管理思想侯典芹,HouDian-qin

13.论我国加工出口贸易中的外资贡献与负面影响寻舸,XUnGe

14.企业环境管理体系及其改进研究张秀敏,ZHanGXiu-min

15.政府社会管理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其阶段性策略李琼,LiQiong

16.公司社会责任与价值创造:基于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贺小刚,陆一婷,HeXiao-gang,LUYi-ting

17.社会网络对政府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研究雷玉琼,LeiYu-qiong

18.从耗散结构理论看教育在藏区发展中的地位杜生一,DUSheng-yi

19.基于Swot分析的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战略发展选择李林,夏冬冬,LiLin,XiaDong-dong

20.关于生产率研究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探析熊鸿军,李再跃,陈香,XionGHong-jun,LiZai-yue,CHenXiang

21.公共领域的民主原则——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初探郑晓松,ZHenGXiao-song

22.弗兰克:在科学与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吴炜,夏银平,wUwei,XiaYin-ping

23.幸福与自由——亚当·斯密心中的理想商业社会卢少鹏,杨芳,LUShao-peng,YanGFang

24.环境安全:概念的演进与释义阎静,刘静静,YanJing,LiUJing-jing

25.烟草商标防范抢注与国际布局研究胡峰,唐海燕,关涛,HUFeng,tanGHai-yan,GUantao

26.我国绿色贸易壁垒法律体系的构筑高凛,GaoLin

27.司法程序的对话内涵贾敬华,JiaJing-hua

28.论外部环境对技术法律控制的强化对策苏建,SUJian

29.不同学部院士科学传播行为对比研究杨建华,舒志彪,YanGJian-hua,SHUZhi-biao

30.《中国青年报》医疗体制改革报道的框架分析李惠民,罗颖凤,LiHui-rain,LuoYing-feng

31.科技·经济·社会征稿通则与投稿须知

1.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八个历史定位与思考王维平,wanGwei-ping

2.西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困境与对策肖湘雄,冯飞,XiaoXiang-xiong,FenGFei

3.西部地区市场集群发展研究王兆峰,wanGZhao-feng

4.甘肃省经济增长与投资的计量分析LUZhi-hong,卢志宏

5.我国西部省区发展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郭海明,GUoHai-ming

6.解读"人及其社会是文化的产物"钱兆华,高文芳,QianZhao-hua,Gaowen-fang

7.生存论视野中的孔子"自由观"张明,ZHanGming

8.文化的困惑与思考李丽,LiLi

9.西方主要经济学流派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论述及实践启示刘华,LiUHua

10.黑龙江省农产品虚拟水状况分析及对策研究李磊,吴晓华,LiLei,wUXiao-hua

11.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联分析杜旭宇,DuXu-yu

12.山东省区域创新系统对山东经济的支持力研究侯风华,赵国杰,HoUFeng-hua,ZHaoGuo-jie

13.企业家创新能力配置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陈剑,黄寿松,CHenJian,HUanGShou-song

14.流动性过剩的成因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尹继志,YinJi-zhi

15.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上市公司软实力及其信息披露问题研究万红波,田五星,王海凤,wanHong-bo,tianwu-xing,wanGHai-feng

16.论科学观之于节约型社会的构建朱荣贤,ZHURong-xian

17.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全国社保基金海外投资风险评价杨飞虎,YanGFei-hu

18.日本的生态旅游管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时临云,张宏武,SHiLin-yun,ZHanGHong-wu

19.科技伦理:治理社会风险的路径选择吴翠丽,wUCui-li

20.刚性需求和规划需求:房地产市场分析中的概念谬误孙斌艺,SUnBin-yi

21.意识的神经相关性、自发性与人类利他主义的客观基础袁建新,张华,YUanJian-xin,ZHanGHua

22.敬畏自然:真正的科学观、科学的自然观刘文良,LiUwen-liang

23.三代领导人论社会主义——在生命之道和生存之术的视野中彭立群,penGLi-qun

24.隐私权的权利冲突与立法选择——以网络时代的"人肉搜索"为视角侯茜,宋宗宇,HoUQian,SonGZong-yu

25.科学·经济·社会社区治理的法治思考卢剑峰,LUJian-feng

26.财富与法律价值潘云华,panYun-hua

27.著作权保护客体的扩张与界限曹陇华,朱晓力,陶涛,CaoLong-hua,ZHUXiao-li,taotao

28.论地域文化资源优势与摄制人类学纪录片的潜在价值——以甘肃为例任志明,赵国鹏,RenZhi-ming,ZHaoGuo-peng

29.网络组织成员伙伴关系演进及其对联合决策的影响研究朱礼龙,ZHUli-long

1.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体系的完善王晓芳,程可胜,wanGXiao-fang,CHenGKe-sheng

2.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生问题与责任政府建设谢冰,XieBing

3.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中国邮政发展策略研究李盛竹,叶子荣,LiSheng-Zhu,YeZi-Rong

4.基于明瑟收益模型的西部农村教育收益率研究杨斌,阳勇,YanGBin,YanGYong

5.论新国学的多元文化视域刘保亮,LiUBao-liang

6.主体性的近代困境与尼采的理论重构詹艾斌,ZHanai-bin

7.论嵇康美学的和谐论内涵卢政,刘洪艳,LUZheng,LiUHong-yan

8.行为定向的企业文化新概念范广垠,FanGuang-yinHttp://

9.山东科技与经济协调性发展问题分析李建民,LiJian-min

10.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演进与性质钟春洋,庄惠明,ZHonGChun-yang,ZHUanGHui-ming

11.公地的悲剧:政府注资国有银行低效率的一种产权诠释李红坤,忤颖涛,LiHong-kun,wUYing-tao

12.中国创新系统受益于外资研发的政策支持体系研究孙瑶,SUnYao

13.基于制度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家素质研究孙加秀,周晓庆,SUnJia-xiu,ZHoUXiao-qing

14.公共危机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模型沙勇忠,刘红芹,SHaYong-zhong,LiUHong-qin

15.困境主题公园改造转型探微——对广州东方乐园倒闭的反思蓝力民,赵克禹,胡丽芳,LanLi-min,ZHaoKe-yu,HULi-fang

16.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钱箭星,QianJian-xing

17.政府主导:国家助学的贷款制度构建李爱春,Liai-chun

18.以产业集群促进大学科技园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研究——以南京大学-鼓楼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为例闫青,YanQing

19.道德维度下的市场经济探究余成跃,YUeCheng-yue

20.国外公众环保行为研究综述常跟应,CHanGGen-ying

21.科学社会学兴起的历史考察科学·经济·社会王英,wanGYing

22.卡尔-奥托·阿佩尔科学观研究张今杰,林艳,ZHanGJin-jie,LinYan

23.《实践论》中的"实践"语境分析——兼谈文本解读的方法卢春雷,LUChun-lei

24.科技哲学视域下的象数学袁名泽,YUanming-ze

25.食品安全中的人权初探曾祥华,蔡永民,ZenGXiang-hua,CaiYong-min

26.在悖论中前行的宪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陆幸福,LUXing-fu

27.从"范本"走向"常态"——由汶川大地震引发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思考史玉成,SHiYu-cheng

28.技术的隧道目光与生态危机卢彪,LUBiao

2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报道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侯迎忠,HoUYing-zhong

30.学习能力与后发优势郑享清,ZHenGXiang-qing

1.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巨复杂系统工程叶进,曹陇华,YeJin,CaoLong-hua

2."工业强省"战略下的甘肃省制造业竞争力研究林柯,张鹂婧,李强强,LinKe,ZHanGLi-jing,LiQiang-qiang

3.边缘藏区农村打工经济的调查与建议——以舟曲噶麦诺村为例闵文义,徐向阳,minwen-yi,XUXiang-yang

4.西部地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两大主题万秀丽,wanXiu-li

5.儒家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观的异质与同构洪克强,卢剑,HonGKe-qiang,LUJian

6.试论贤孝的艺术价值、社会功能和传承发展周亮,ZHoULiang

7.从新进化论角度解读中国民族文化自觉李乐,LiLe

8.发达国家财政支农的经验及其启示丑洁明,CHoUJie-wing

9.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战略价值选择分析雷兴长,LeiXing-chang

10.城市群功能结构升级路径探析郭荣朝,宋双华,刘合拴,GUoRong-chao,SonGShuang-hua,LiUHe-shuan

11.财政干预解决城乡收入断裂的思考张鹏,徐鹏,ZHanGpeng,XUpeng

12.恩平"金融事件"反思——市场约束的视角孙龙建,邓路,SUnLong-jian,DenGLu

13.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看语言石化现象摆玉萍,BaiYu-ping

14.产业生态论:意义、内容和现状黄欣荣,HUanGXin-rong

15.论慈善文化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童远忠,tonGYuan-zhong

16.救灾捐赠中的民营企业形象——一个信任文化的视角唐东楚,tanGDoag-chu

17.市场化——卫生体制改革的必然取向杨敬宇,YanGJing-yu

18.城市形象与神韵——有关城市文化的若干思考詹兆雄,ZHanZhao-xiong

19.试论当前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基本方法和发展模式孙清潮,SUnQing-chao

20.威海市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之分析郑凤英,ZHenGFeng-ying

21.简论技术与社会的和谐——技术社会学视角王汉林,wanGHan-lin

22.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沪深股市的面板证据陈煦江,CHenXu-jiang

23.科学·经济·社会交往异化及其扬弃连珩,付雨鑫,LianHeng,FUYu-xin

24.实践好"三个代表",促进高等学校发展李正元,LiZheng-yuan

社会科学经济学篇2

服务社会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也是高等学校的基本功能。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力军,据统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2/3以上在高校,每年约80%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产自高校,高校科研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必须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科优势,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发挥学科优势,打造智库品牌。武汉大学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学科优势,面向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重点需求问题、重大规划项目寻求校部合作的战略支点,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打造“珞珈智库”品牌。武汉大学湖北发展问题研究中心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以研究湖北发展重大问题为导向,以课题为纽带,通过以重大项目引导研究、以综合领域集结队伍,联合湖北省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开展开放式、针对性研究工作,使之逐步建设成为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智库。中心成立以来,受湖北省委宣传部委托,牵头组织了“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制”等多项重大课题的研究。

(二)聚焦重大问题,构建创新平台。武汉大学在与国家有关部委合作过程中加大对校部共建研究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积极与国家部委、省市等有关部门共建科研合作机构,切实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学校先后与外交部共建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国家质检总局共建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与文化部共建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等校部共建机构,于2012年在外交部、水利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等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共同组建了“国家领土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瞄准国家捍卫领土、保障和拓展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急需开展研究。

(三)整合交叉学科,形成整体优势。武汉大学积极参与地方重大基地建设,采取有效措施集成各方力量和资源,汇聚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开展跨学科的原创性研究,以发挥整体学科和科研优势。湖北省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科技考古研究中心集成考古、历史、法学、经济、测绘、水利等领域的学科优势,主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库区考古发掘工作。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与武汉市政府联合建立长江文明研究院,组织跨学科研究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并联合举办“长江文明国际论坛”等活动,搭建民间国际流域文明对话平台,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四)发挥人才优势,全面深入合作。武汉大学具有良好的服务社会的学术传统,大批优秀学者自觉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早在1983年,李崇淮教授率先提出武汉市“两通起飞”战略构想。近年来,学校又涌现出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学术研究工作与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积极资政议政。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从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和大空间四个维度,探讨了湖北作为中部支点大省的历史文化依据,建议将申报“江汉之光—中华楚文明”世界文化遗产作为荆州“壮腰工程”的战略支点、策划实施一批具有湖北特色和比较优势的重大文化工程项目,进一步把鄂西圈做大做实做强。

(五)转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武汉大学人文社科研究积极鼓励学者的社会服务意识,在校部共建机构中实行“共同建设、实体架构、开放管理、专兼结合”的运行机制,优化机构运行的制度环境,引导学者走出校门参与社会服务。质量战略发展研究院与湖北省林业厅交流磋商,完成了“武汉大学国家(湖北)生态环境质量研究中心筹建方案”。并积极筹建“中国质检大讲堂”,深入各地城乡开展质量调查工作,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质量信息。在全国陆续建立“宏观质量观测与创新基地”,现已同新乡、佛山、遂宁、建德、许昌、新疆6地签署协议。该院和深度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中国首个质量安全网络信息预警平台“深度网”正式上线。其研制开发了“质量安全网络信息监测与预警平台”,获得了3项软件著作权证书。

二、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新方式

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人文社会科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新的内涵,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发展黄金期,在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的基础上,发展方式创新是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途径。

(一)加强社科基础研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哲学社会科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能促进人们对环境、文化与历史背景的了解。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研究和中国国学教育研究,为地方文化基础大众化建设服务。教育部在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大众化、普及化中,通过编写理论学习读物,“请大学者写小书,把大道理通俗化”,传播宣传党和国家的发展理论,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主编的《理论新视野丛书》便是其中创新范例。另外以讲座、演讲方式参与地方经济服务,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就社会热点问题参与讨论,为公众提供一种思考的向度、一种文化引导。武汉大学让一流的学者活跃在普及工作第一线,长期坚持与公众面对面畅谈、举办专题讲座,弘扬优秀传统,法学专家累计为中央、部委以及省、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作法制报告逾千场;数百位各有所长的学者走进小区、走进群众,开展社科普及系列活动。

(二)发挥高校综合优势,思想引领社会发展。高校是社会的思想库,高校引领服务社会除了靠人才和成果外,还有思想,尤其是原创的思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运用自己的知识才干和科研成果,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复旦发展研究院已连续多年出版《中国发展报告》(蓝皮书),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属国内首创,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充分发挥了综合性大学思想库与智囊团的作用。武汉大学积极实施“珞珈智库”计划,面向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问题,集聚先进研究方法,汇聚优秀人才,逐步建成独立于政府咨询机构之外的“外脑”,从而服务决策、谋划战略,引导思潮、影响社会,创新机制、培养人才,生产思想、创立学派。

(三)创新科研机制,构建服务生态系统。推动科研组织机制的创新,进一步发挥以服务社会为导向的研究院、研究基地和研究中心等公共学术平台的作用。加强文科科研沟通和服务社会的机制。大学一方面需要建立起面向社会的对外联系和对外沟通体制,另一方面还应加强对国家和地区发展重大需求的发现体制,通过发现需求和社会对接。机制创新形式有以下几方面:

1、共建科研机构,实现深度对接。研究机构代表学校的科研特色和学科优势,在追求理论深度和解决现实问题中发挥重大作用。高校建立省部共建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校企共建研究机构,不断创新相关体制与机制建设,优化机构运行的制度环境。

2、构建战略联盟,以开展科研合作互聘专家。以科研方式联合培养研究型人员,开展深度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定期举办“讲坛”、“论坛”等形式开展学术交流,走出去、请进来,开展官学合作、校际合作和校企合作等多种合作战略。

3、高校智能植入,以学校科研键入地方发展。以学校推荐或个人自发形式与企业开展联系和合作,以开展合作研究,为地方政府、企业提供管理知识或业务知识培训,或作为专家学者参与政府企业资政议事,如资政顾问、营销顾问、法律顾问、战略顾问等。

社会科学经济学篇3

2005年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的关键一年。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对于全面实现“十五”计划目标,为“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进一步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好地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在全面理解、深刻领会中央精神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浙江实际,提出了“一个统领、四个坚持”的指导思想。贯彻这个总体要求,最重要的就是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长期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始终要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发展阶段,无论消除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还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都要求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发展全局,就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确把握调控的力度和重点,更好地贯彻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的积极性,克服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的倾向,真正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就要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优化结构和加强薄弱环节,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好势头。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和增强竞争力的要求,坚持依靠科技进步,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力节约能源和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就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今年的改革要围绕解决影响发展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突出重点,积极推进,稳步实施,力争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的突破,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保障。要围绕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加强同国外的经济技术合作。用科学的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把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作为工作重点,积极扩大就业再就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今年的经济工作任务相当繁重,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根据中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转变发展观念,调整发展思路,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地做,凡是不符合的就毫不迟疑地改,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察真情、办实事,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年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和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关键是抓好落实。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不断增强执政本领,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加快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社会科学经济学篇4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了一条与经济相反的道路。改革开放之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分散的、开放的和学者自主的,类似于“市场经济”。一个人研究什么题目,主要由个人来选择。对科研题目的限制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则很少有限制。但是,从80年代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趋向于“计划经济”,开始搞五年计划,于是有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规划等。最初这些规划主要是国家的,后来逐渐发展到省、市和学校。现在每年从年初开始,每位高校教师都面临着申报五个级别的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市社科规划项目、学校社科规划项目。

 

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层级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对每个项目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大。就部级项目来说,在“七五”和“八五”期间,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但是现在,最少的项目也有几万元,而一些“重大项目”,则投入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省、市和学校也步其后尘,只是规模和数量按比例缩小而已。对于经济不发达省份,面对民生和义务教育各方面的困难,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极为有限,但由于纵向和横向比较的压力,也不得不设立自己的社科规划项目。

 

近年来,国内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讨论主要集中于学者个人的“失范”,如剽窃、抄袭和造假等。我认为,个人的“失范”与宏观学术环境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宏观学术环境则变得越来越像“计划经济”。

 

这种“计划经济”具有垄断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控制了几乎所有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资金投入,而且因为它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强制性的方向和课题。如果从国家到学校的各级规划项目能为研究者提供资金上的帮助,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因为这种“计划经济”具有垄断性,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许多弊端,正如经济领域中的计划经济那样。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计划经济”有哪些弊端?

 

首先是资金投入方面的弊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能够拿出一大笔钱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资金的投入和使用应该十分谨慎。我认为目前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资金分配的不公平。这里的不公平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地区之间的不公平;个人之间的不公平。更重要的不公平在于制度。资金分配的制度是不透明的,而且也没有有效的监督。就各级项目的评审来说,评审的具体结果同具体的评审专家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换了专家,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部级项目也设立了一些“无知之幕”,试图屏蔽掉个人信息。但是这种“无知之幕”太薄,很容易穿透。这里不是说专家个人不公正,而是说评审的制度对专家没有有效的约束。

 

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任何人都可能不公正。第二,资金使用的不合理。国家、省市和学校能够拿出一大笔资金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件好事。从宏观方面来说,这笔资金的目的应该是改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工作条件,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物质基础。但是,由于目前的资金分配制度是同项目申请者个人挂钩的,而得到项目资助的人又很少,结果是少数人的研究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而大多数人的研究条件依然如故。我认为,应该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公共研究条件的改善,如图书馆、教师工作室、电子图书馆、信息库等。

 

在这些方面,目前国内大学同国际标准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第三,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率。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资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是一笔糊涂账,任何人都难以说清。作为研究者,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各级规划项目中,相当大一部分项目即使没有这么大的资助(如几十万或上百万),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资助,也是能够完成的。另外,在各级规划项目中,图书资料的支出占有很大的比例,而这些图书资料目前都保存在个人手里。如果将这些资金用于学校的图书馆,使用效率会高得多。

 

其次是产出方面的弊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高投入并不能保证获得高产出。在这里,“高产出”不是指科研成果的数量,而是指科研成果的质量。在各级规划项目中,高质量的成果所占比例很少,特别是缺少开创性的成果。这是由以下一些原因决定的。

 

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由于各级规划项目的课题产生于“计划”,而“计划”是根据某些专家的意见制定出来的,所以这些课题仅仅反映了很少一部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和理论兴趣。对于绝大多数申请者,他们必须按照课题指南或者按照“原题”来申请项目,即使他们对这些课题并不感兴趣。如果没有理论兴趣,就没有创造性成果。第二,课题完成的时间受到严格的限制。所有的规划项目对课题完成的时间均有限制,一般而言,一个课题的最长时间为三年。如果一名研究者从立项开始从事研究,其成果形式是专著,那么他在三年内很难高质量地完成。另外,有的规划项目要求以发表的成果来结项,而从书稿写完开始联系出版到正式出书,一般也需要一年时间。在这种时间压力下,各级规划项目中很少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三,学术研究应该是自由和开放的。一个人研究什么,应该主要由其理论兴趣来决定。在没有理论兴趣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只能产生“充数”的成果。任何科学研究的“计划”无论多么完善,都无法涵盖众多研究者的理论兴趣。如果学术研究没有自由、开放的空间,那么也就不会有创造性的成果。所以,要想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关键不在于提供项目和资助,而在于创造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

 

最后,申请各级规划项目成为高校教师的沉重负担。出于各种原因,目前全国所有高校对各级规划项目都非常重视,对高校教师应该承担的科研项目也都有其相应的要求。

 

由于各级规划项目数量有限,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申请到课题,特别是部级项目的课题,因此,这些要求对每位教师都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第一,目前国内许多高校都把科研课题同教师职位和校内津贴挂钩。如果没有科研课题,可能就无法申请高一级职称,或者得不到相应的津贴。有的高校规定博士生导师必须要有科研课题,如果没有课题,那么就停止招生。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来说,这些要求都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各级规划项目的课题不等于没有自己个人的研究课题。另外,即使没有各级规划项目的资助,研究者仍然可以从事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第二,目前我国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主要是以各级规划项目的方式来分配的,包括高等学校自己的经费在内,因此,一位高校教师如果想从事学术交流活动(如参加学术会议),那么就必须申请各级科研课题。如果没有课题,那么就无法从事学术交流活动。第三,迫于申请和完成各级规划项目,导致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失范”。申请者的学术成果是获得课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迅速取得大量科研成果,或者为了尽快按期完成在研项目,促使一些研究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学风不正、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

 

目前,各种学术著作的最重要读者群体是研究生。在标有各级规划项目资助的出版物中,有多少是研究生们有兴趣翻一翻的?

社会科学经济学篇5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明确提出,在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行的单一社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必然使商品货币关系失去了基础而归于消灭,由国家调节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将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一个社会中心按照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对生产进行统一的协调,通过制定统一的计划来协调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坚持的仍然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观点,他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在列宁看来,只有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苏维埃俄国虽然没有完全和最终取消货币,但其作用范围已经相当狭小。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随着新的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列宁决定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商品货币流通的渠道,从而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新思想。这一思想具体表现为:强调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商业是全党必须全力抓住的中心环节,如果抓不住这个环节,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尽管列宁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束缚,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手段的思想,是列宁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历来把商业、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把商业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理论的束缚,而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因为从经济上看,当时在俄国的各种经济成分中,宗法式的小农经济占优势。这种经济条件决定了“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深刻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开始反思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问题。

然而,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城乡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起来,使邓小平更加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什么一谈到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4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更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经济学篇6

一、高度重视审计工作,努力提升行政管理水平

审计监督是维护财政经济秩序的有力工具,是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举措,是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审计工作特别是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防止贪污、挪用、截留等问题发生”。从近年来的审计情况来看,我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执行国家政策、政府采购制度、财经纪律等方面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漏洞,主要包括:有的虚收虚支;有的违规发放补助问题;有的“三公”经费和会议费没有预算,也没有具体的制度约束,支出居高不下;大宗采购不实行政府采购;一些建设项目不招标,特别是勘察、设计和监理等环节运行不规范;机关单位房屋出租不申报,收入也不上缴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我们建设高效清廉政府的要求极不适应,也影响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加强审计监督工作,采取切实的整改措施加以解决,才能有效保障中、省、市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工作措施的落实,才能促进政府公信力、执行力的提高。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审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牢固树立抓审计就是抓效能、抓管理、抓发展的意识,更加自觉地开展内部审计、接受审计监督、强化审计整改,切实提高依法行政和规范化管理水平。

二、突出重点领域,切实提升审计工作实效

加强审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促使各级各部门增强诚信意识、责任意识、公平意识、法纪意识。我们要把人民群众关心、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重点领域作为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审计监督来促进厉行节约、规范管理和干部作风转变。

一是加强公共财政审计。要按照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突出财政预算执行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审计监督。今年要重点做好财政存量资金规模及结构、政府性债务变化及化解、“三公”经费和会议费管理使用等审计工作。要扩大审计覆盖面,凡是财政一级预算单位要坚持轮审制度,消除死角和盲点。

二是加强民生资金审计。近年来,各级的民生投入越来越大,一定要加强对保障性住房、就业和再就业、“三农”、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审计监督,从资金分配、拨付、归集、使用等环节入手,特别是要加强乡镇一级的审计监督,防止发生人为滞留、挤占挪用等现象,确保惠民政策不折不扣落实。

三是加强重点项目审计。凡是有各级财政资金投入的重点项目都必须进行审计,促进项目实施单位提高工程监管水平和建设质量。审计机关要转变观念,变事后监督为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事后处理相结合。要加强跟踪审计,及时发现问题,促进整改。同时,要借力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国家审计,扩大重点建设审计覆盖面。

四是加强经济责任审计。经济责任审计是推进依法行政、加强领导干部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对领导干部的保护和关心,避免工作中出现过错和失误。这项工作,我市一直走在全省前列,今年要进一步总结提高。继续推行县市区党政一把手经济责任同步审计,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与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县级财政决算审计相结合,加大任中审计比例。各级各单位一把手作为经济责任审计的主要对象,必须正确对待、积极支持。

三、强化审计整改工作,不断提升成果应用水平

审计的目的是纠正问题、改正错误、规范行为。因此,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审计成果运用的关键环节。今年,我们要研究出台《渭南市审计整改暂行办法》,建立健全审计整改和查处的长效机制。各级各部门对审计提出的问题,要认真剖析,深挖根源,采取措施,迅速整改,并总结经验教训,完善规章制度。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对整改工作负总责、亲自抓,确保整改工作全面到位。审计部门要加强跟踪检查,全程督办。对重大违法违纪问题和案件线索,要查深查透,及时移交相关部门,绝不姑息;对共性问题要督促被审计单位及时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要积极稳妥地推行审计公告,以审计公告促审计整改。要加强审计成果在部门间的交流,使财政、税务、司法、监察等与审计部门联系紧密,能充分利用审计成果。同时,审计部门要认真梳理审计反映出的一些带有规律性、普遍性的问题,加强对审计结果的综合提炼,提出健全制度、完善政策的意见和建议,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四、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提升审计工作水平

审计监督是一项重要的法制措施和政府管理手段,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矛盾比较集中,必须切实加强领导,为实施审计监督创造良好环境。各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审计工作,旗帜鲜明地支持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要主动协调解决审计监督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为强化审计监督做好坚强后盾。各级各部门要把审计监督作为查找不足、堵塞漏洞、防范风险的重要机遇,主动接受、积极配合。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财经、法纪知识培训,增强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自觉接受审计监督的意识。

社会科学经济学篇7

地区生产总值:完成651亿元,同比增长11.2%。财政总收入:全年完成136亿元,同比增长26.3%。区级财政收入:完成51.6亿元,同比增长12.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56亿元,同比增长8.5%。工业总产值:完成180亿元,同比增长11.1%。招商引资:引进内资69亿元,合同外资7.69亿美元,实到外资7亿美元。拆除旧房:完成31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2.2亿元,同比增长12.3%。节能减排:超额完成市下达的阶段性节能目标。

(二)现代服务业集聚增长

以外滩金融开发推介大会为契机,金融、航运、中介、信息四大行业不断集聚,现代服务产业先导作用日益显现。全年引进现代服务业259户,注册资本金在10亿元以上的2家股权投资企业落户*;外资新引进现代服务业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85%,其中世界500强、跨国地区总部、行业领先企业16户。现代服务业全年完成区级税收17.6亿元,同比增长14.7%。其中,金融保险业完成区级税收5.93亿元,同比增长11.8%;以会计、律师、广告为主的中介业完成区级税收7.91亿元,同比增长16.5%。

(三)传统产业稳步提升

一是商业繁荣活跃,全年完成商品销售总额1634亿元,同比增长0.3%;完成区级税收9.98亿元,同比增长27%;南京路地区调整商业经营面积8.6万平方米,引进销售总部3家、旗舰店9家、国际品牌75个;老字号品牌向外拓展网点268家。二是旅游业平稳增长,全区完成旅游总收入80.84亿元,同比增长4.5%,完成区级税收1.3亿元,同比增长0.7%。三是文化娱乐业稳步发展,引进文化娱乐项目21个,举办大型广场活动21次,完成区级税收0.28亿元,同比增长3.8%。四是工业实力提升,完成工业总产值180亿元,同比增长11.1%。

(四)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内外资招商以高能级企业为重点,通过赴港招商等多种推介形式,促进功能性产业集聚发展。与上年同期相比招商引资超额完成新增2亿元区级税收目标;合同引进外资7.69亿美元,实到外资7亿美元,新批准合同外资1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28个,涉外总税收首次突破50亿元;东吴期货有限公司、香港建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一批内外资代表性企业先后落户*。同时,“亿元楼”培育取得新进展,完成“三个一批”楼宇招商23.8万平方米,“亿元楼”总数达到19幢,实现总税收54.83亿元,其中区级税收“亿元楼”4幢,实现区级税收9.15亿元。

(五)城建旧改有序推进

一是市政重大工程全面推进,外滩交通综合改造工程进入桩基工程;世博会及周边配套的路改建(二、三期)工程、*站路、*路—国货路改建工程全部开工建设;人民公园复绿基本完成;802号地块(协调区停车场)基本完成居民动迁;世博协调区内半淞园人行天桥、保屯路改建进入施工阶段。二是全年共拆除旧房31万平方米,完成了10个动迁基地的收尾。董家渡13a、15a、复兴地块等成片旧里改造已全面展开;东元坊动迁配套商品房项目已顺利启动,并被列入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

(六)商办住宅加快开发

全年竣工商办楼项目9个,总共27.4万平方米;置换改造老大楼5.6万平方米。大舞台广场、海怡大厦、新一百商城、金豫商厦、福都商厦、王宝和大酒店(二期)等项目相继竣工;半岛酒店、合生国际大厦、解放日报新闻中心和永寿里综合楼等商务楼宇建设按计划推进;宏伊广场、创兴金融中心、新一百商城、353广场正式开业。全年竣工住宅楼15.9万平方米。房地产实现预销售金额75.82亿元;完成区级税收11.4亿元,同比增长16.1%。

(七)迎世博行动全面展开

迎世博600天行动计划取得良好开局。制定了《*区迎世博加强市容环境建设和管理600天行动计划纲要》,全面启动了专项整治项目,完成了云南南路综合整治和餐饮“老字号”品牌集聚;新增公共绿地6000平方米、专用绿地1.07万平方米、屋顶绿化1.03万平方米;全面完成市第三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各项任务;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有效缩短垃圾暴露时间;推进食品安全示范街(楼)和市服务标准化示范街建设,提升窗口行业服务水平;举办了“世博进社区”大型活动和世博知识竞赛、迎世博公益广告创作大赛等,迎世博的参与度明显提高。

(八)国资国企改革稳步实施

一是推进国企改革重组,启动了金外滩集团与黄投发集团改革重组,基本完成新*集团股权比例调整,增持了二级市场上新世界和第一铅笔的股份。二是不断优化国资布局结构,目前已有90%以上的经营性国有、集体资产集中在15家集团公司和区国资总公司。三是实施政策聚焦,支持企业发展。推动了区属企业12处6.5万平方米商办楼宇招商引资。全年实现区级国资经营预算收入约1亿元,区国资总量同比增长达6%。

(九)社会事业同步协调发展

一是完成《科技京城发展定位战略研究》,引进高科技企业14家,23个项目申报国家和市科技创新基金。二是深入推进精品教育改革发展,区第一中心小学迁建结构封顶,永安路和好小囡幼儿园已经竣工。三是加强二级医院整合,确定了区医疗中心新址,推进区卫校、黄中心中医门诊部等卫生资源的整合共享,建成7个达标社区卫生服务站。四是成功举办国际艺术节“天天演”、文房四宝艺博会等群众文化活动,制定了区文化馆的迁建方案,推进小东门社区文化中心建设。五是圆满完成北京奥运火炬在*的传递任务,积极推进*体育馆改建工程。六是完成电子政务应用支撑体系和公务员门户网站建设,完成政务信息资源(人口部分)管理体系建设。

(十)民生保障持续改善

一是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就业服务网络,开展青年见习培训,全年新增就业岗位64554个,超额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年度目标;登记失业人数13170名,控制在年度指标内;积极帮助“双困”人员上岗就业,基本消除“零就业家庭”。二是加强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建设,落实各项社会救助措施,继续扩大廉租住房配租覆盖面,新增廉租住房受益家庭1541户,累计配租6248户;新建为老服务助餐点9家、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4家。三是以解决群众的急难愁问题为出发点,精心组织实施为民办实事工程,旧小区综合改造等12项实事项目按期完成。四是大力支援灾区灾后重建。全区先后组织103名援助人员参与抗震救灾,累计筹集各类捐款6950余万元。

二、2009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预期目标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大庆年,也是*迎世博的关键年。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要大力发扬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不懈努力。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四个率先”和“四个确保”的工作要求,紧密围绕区人代会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进一步突出速度与质量相统一、规模与结构相协调、建设与管理相并重的发展理念,以“保增长,迎世博,攻旧改,重民生,促和谐”为重点,积极把握发展规律、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全面完成“十一五”发展任务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二)主要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左右。

区级财政收入:同比增长7%左右,预算收入约55.2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左右,约378亿元。

招商引资:引进内资50亿元;引进合同外资3亿美元。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0亿元。

拆除旧房:完成25万平方米。

房地产竣工面积:完成住宅竣工10万平方米、商办楼竣工25万平方米。

社会科学经济学篇8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包括邓小平经济理论、三个代表经济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经济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它高度地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各个方面,系统地回答了经济上相对落后的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一理论至少包括以下内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部分。所谓基础性,就是说这一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创造性的独特贡献,搭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这些重大理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科学方法。

“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开创性部分。所谓开创性,就是说这一思想面向新世纪,着眼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在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三个代表”思想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的发展潮流,顺应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作为根本出发点,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视野,引领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局面。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经济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经济理论和“三个代表”经济观点为指导,准确把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的世界大势和我国的经济发展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提出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新思想,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意义在于,它既积极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科学的发展理念,顺应时展潮流,又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作出了新的科学揭示;既继承了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又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用新的思想观点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邓小平经济理论、“三个代表”经济观点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经济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制社会主义蓝图,我们要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唯一可学习、借鉴的就是苏联“老大哥”。当时对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认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本国的国情,但是从总体上看,是以学习苏联为主。无论是改变生产关系,还是发展生产力,都明显打上了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烙印,具有一定照搬的倾向。1956年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的错误被揭露的同时,也暴露了苏联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弊端也日益显露,纷纷开始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也敏锐地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对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进行反思。他提出不能照搬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深刻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开始一边反思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一边探索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并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然而,时隔不久就出现了严重失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到首位,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急于求成,搞什么“一大二公”,严重违背了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特别是史无前例的“”,使国民经济几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造成的危难局面,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果断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他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提出新问题,回答新问题,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他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经济理论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继承、发展和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在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纠正过去的错误的同时,又坚决维护和继承已经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回到了正确的轨道。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并立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深刻分析当达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和态势,果断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姓“社”、姓“资”的争论,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判断得失成败,明确提出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之一,“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还科学谋划我国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以为领导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经济理论大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并非仅局限于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诠释之上,而是在“十五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新概括,赋予了公有制经济新的含义。他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把非公有制经济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由“补充论”提高到“共建论”的地位和高度;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经济理论。

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经济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顺应历史发展新形势,抓住时展新机遇,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着力推进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强调“五个统筹”,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取得的丰硕理论成果,深化和丰富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为马克思主义宝库添加了新财富。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继经济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经济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如果说作为最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取得的经济理论成果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对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当时“以苏为鉴”提出了怎样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问题的话,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几代领导人则是与时俱进,不仅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理论,而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付诸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社会科学经济学篇9

论文摘要: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新概括、新发展,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紧紧围绕“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这个重大课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最具时代特色的科学解答。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发展的方方面面及发展的成果都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新概括、新发展,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紧紧围绕“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这个重大课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最具时代特色的科学解答。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发展的方方面面及发展的成果都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离开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就无从谈起,科学发展观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落实。

一、科学发展观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和社会形态的变迁,因而,也决定着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的发展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使商品生产成为生产的普遍形式,促进了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与封建专制制度相比,资本主义提倡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和人权,把人类从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社会关系和能力的发展。然而,资本主义毕竟是建立在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进行剥削与奴役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这必然造成生产资料与直接生产者相分离,资本与雇佣劳动相对立,决定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

暂且撇开资产阶级学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的本质理解的不同不说,仅仅在表象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目的就在于维护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因而难以实现和保障最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利益。私有制的存在也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转的种种弊端,如生产和消费的永远失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等;企业不计算外部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投资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却把污染留给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民主也不过是资产阶级享有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而已。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对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作了不少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对发展提出了许多的新的见解和认识。但是,由于这些调整不可能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难以最终解决发展的问题。只有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新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开辟了道路。

从理论上来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成员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奠定了社会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相结合的基础。由于企业不再是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其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能够更好地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要求。这就在根本上克服了个别企业内部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有利于实现整个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还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现实途径。一方面,公有制的确立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因而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公有制的确立,消灭了剥削制度,社会成员之间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平等劳动的关系。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广大劳动者获得了参与生产与社会管理的机会,并能够充分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制度保证。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有力地证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公有制。新中国成立前夕,经济处于几乎崩溃的边缘,产业结构畸形发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巩固,古老的中华大地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翻天覆地的变化。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876亿元,剔除价格因素,比1952年增长47.5倍。国家财政收入由1950年的62.2亿元提高到2004年的26396.5亿元,完成了一大批过去想做而无法做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改善了城乡居民生活环境。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科教兴国战略不断取得新成就。这一切都离不开社会主义公有制。离开了公有制,就不可能有效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较短地时期内改变旧中国落后的面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不可能使广大劳动者在生活艰苦、物资匮乏的条件下焕发出劳动热情和干劲,积极投身于艰苦的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无私的奉献。离开了公有制,同样不会有邓小平“两个大局”伟大构想的贯彻实施,也不会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当然,我们不否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这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对公有制认识的局限性所带来的问题。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在致力于用新的发展观来指导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更为明显的体现出来。20世纪末期,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轨国家接受了“华盛顿共识”,采取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了巨大挫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对此,2004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开展了对“中国发展新路向”、“中国发展模式”的广泛探讨,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尽管提出的观点各异,然而,一个基本共识在于中国没有接受“华盛顿共识”,没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探讨中虽然鲜有直接论及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所提及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渐进式、累积式的变革之路,和平发展的道路等问题,无一不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和基础。离开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只能是重蹈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覆辙,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极大危害。也正是基于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必须防止经济学领域中迷信、崇扬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的教条主义,批判庸俗的发展观。否则,就会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全面的、带有根本性的危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理解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保障,还必须科学认识现阶段的公有制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的。而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却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商品货币关系依然存在的状况。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资源能源短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矛盾和问题,这必然使现阶段公有制的涵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公有制的涵义有所不同,呈现出自己的特殊性。例如,劳动者只能掌握部分生产资料;劳动者还没有达到全面发展的程度,只能在有限的几种职业中选择;生产活动还没有达到由全社会统一占有和操作的程度,等等。对于现阶段公有制的这些特殊性,一方面要看到由于它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公有制存在很大差距,因而不可避免地对经济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现实公有经济是建立在已经认识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它会消灭一切阻碍前进的限制和障碍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状态下,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唯有如此,才能保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才能更好地为实现科学发展观的目标提供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当然,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保障,并不是说非公有经济完全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现阶段必须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已经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在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就业、优化经济结构、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公有制经济发展所起的巨大促进和推动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造福于人民。

二、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分配,没有生产就没有分配。同时,分配对生产又具有反作用,能促进或阻碍生产的发展。因此,能否建立起科学、公正、合理的分配制度是关系到经济发展,进而关系到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社会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的关键,也是关系到能否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的关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在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对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与调整,逐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一分配制度打破了“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使生产力各要素的积极性得到极大释放,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并正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分配制度又出现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的分配制度,在显著提高人们整体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导致了城乡之间、居民之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巨大贫富差距的出现。这些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正在产生越来越明显的不利影响,它不仅严重制约了城乡市场开拓和消费需求扩大,影响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而且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创造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对分配不公、腐败等问题不满情绪的增加,也致使社会心态失衡,严重影响着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迫切要求对发展的思路作出新的调整,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是解决分配不公及其所带来消极影响的要求,而且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力保障。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能建立起适应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较为合理的分配制度。当前,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目的在于,缓解城乡、地区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公平的分配环境,而这也恰恰体现了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主线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可以说,离开了科学发展观,分配制度的改革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具体来看,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五个统筹”,为消除分配领域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提供了现实的途径。统筹城乡发展,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才能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发展滞后的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实现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出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实现共同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才能逐步缓解和消除由于分配不公所带来的城乡居民在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差距,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着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共同发展。

科学发展观也为进一步认识和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构建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的社会分配机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永恒话题,是收入分配的一个基本问题。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理好了,会给经济社会发展铺设安全、快捷的轨道,反之,则会形成障碍。改革以来,我们在兼顾公平的前提下,强调了效率优先的原则。这对打破计划经济的桎梏,调动各种因素的积极性和潜力,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显著的作用。经过多年高速增长,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美元。但在同时,居民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地区发展间的不均衡也开始显现出来,并已经开始威胁、制约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要求我们必须要注重公平,使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只有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才能达到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树立、落实,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保障。它从当今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在毫不放松效率价值追求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问题,更加强调效率与公平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强调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更加有利于人民群众发展的需要,强调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无一不是体现和强调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不仅如此,国家还提出了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调整分配政策、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等具体措施,以保证效率与公平的实现。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让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全体成员,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动力基础。

在现阶段,推进分配制度改革以实现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目标,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分配上的实现。由于按劳分配把劳动者的劳动贡献与他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因而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促使劳动者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能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实行按劳分配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增强了劳动者作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的责任感,使他们更加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关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否定了按劳分配,劳动者就不会再关心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经济就会瓦解,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坚持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人民生活在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贫富悬殊日益拉大的现实,正视那些没饭吃、无房住的现象,正视那些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上不起学的现象,正视那些任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为此,要在肯定按劳分配和多种分配方式所带来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努力限制和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振奋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

三、科学发展观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最本质的特点。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邓小平也反复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还把这个原则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目标的指引下,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不断迈向新的台阶。到二十世纪末,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生活总体上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均衡的小康。这主要表现在:2000年,我国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属于中低收入的国家;人民群众的消费偏重于物质消费、生存性消费,而精神消费和享受消费,特别是发展性消费还得不到有效满足;不同省市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存在差别,小康实现程度是不平衡的。也正是在认识到现阶段小康的不足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体来看,就是要实现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不断扩大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等等。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最初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先富阶段”,进入了社会发展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阶段。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保证。

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始终咬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更快更多地创造出人们所需要的社会物质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以同志为代表的领导集体,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提出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以同志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依然高度重视经济建设,提出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科学发展观,正是对上述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既强调了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继承了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的重要指导思想,又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忽视质量和效益的倾向,提出我们所追求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才能使人民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根本保证,科学发展观不仅强调了发展,而且突出了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要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由于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片面从形式上推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导致了整个社会发展几乎处于停滞,人们的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们不仅解决了商品短缺问题,而且初步实现了小康目标,人民的消费结构正在从吃穿用等生存需要向满足教育、文化等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升级。但在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现象,致使许多人对共同富裕的目标产生了怀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要依靠人民。这要求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和具体工作,都要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三农问题、下岗和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贫富悬殊问题、腐败问题、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等等,扫除实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而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辛勤努力才能得到解决,为此,国家必须要为人民创业和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广大人民成为市场的主体、成为创业的主体,依靠人民的创造活力和艰苦奋斗,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

社会科学经济学篇10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社会;发展评价

abstract:theFifthsessionoftheSixteenthCentralCommitteeputforwardthatChinashoulddeepentheunderstandingofthebasicmeaningandspiritualessenceof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andestablishthe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evaluationsysteminlinewiththerequirementsof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thepaperexpoundstheframeworksystemofthefivecoordinatedevelopments,andproposestheresearchthinkingof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evaluationbasedon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accordingtotheconnotationofthescientificdevelopmentconcept,whicharepeople-oriented,comprehensive,coordinated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summaryoftheresearchstatusquoathomeandabroad.

Keywords: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economicsociety;developmentevaluation

一、发展评价的理论

对发展水平与进程进行评价既是对过去发展成就、发展的得失的总结,也是对当前发展道路、发展起点的选择与判断。关于发展阶段的评价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以结构差异为依据的发展阶段评价,二是从要素贡献角度分析的发展阶段评价。前者以钱纳里为代表,后者以库兹涅茨和丹尼森为代表。钱纳里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中,根据战后20年间101个经济增长程度不同的国家的统计资料,分析出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上的一般变化规律,以人均GDp为纲,将经济发展分成9个阶段,考察不同阶段经济结构在10个方面体现出的变化[1]。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主要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后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二是在这些国家的总产值不断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生产的部门结构和劳动力的部门结构的变动趋向如何。丹尼森在1960年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测算,发现在美国国民产出相当多的部分无法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增长来解释,丹尼森的解释是规模经济、资源配置和知识进步[2]。

通过发展成就来评价发展水平是当前广泛使用的发展评价方法,联合国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通过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在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体面的生活水平的平均成就反映一国的发展水平,这是目前为止衡量发展水平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指数之一;世界发展指标是世行每年发展报告的数据来源,包括世界概览、人口、环境、经济、政府和市场及全球联系6大类,近千项指标[2]。中科院现代化指标体系由中科院何传启在《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一书中提出,其现代化评价模型的基础是英格尔斯现代化10项指标,再加上三类文明发展指标(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分别衡量一个国家知识生产能力、国家知识和信息普及程度以及测试知识应用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何传启评价模型为评价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方法[3]。

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合作开发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是与发展评价相关的又一项广为人知的评价方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方兴未艾,各国专家和学者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评价理论和实践研究,建立了很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评价研究也倍受关注,基本形成了复合指标与多指标或指标体系两类评价方法。尽管各类评价方法仍处在探索阶段,但是指标与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的具体关系和联系、指标的权重、指标的阈值、综合评价方法一直是评价的核心和难点[2]。

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理念达成共识之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话题,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重点一直在评价体系的构建上。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主要有:

1.基于“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的体系。典型代表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联合国统计局(UnStat)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联合国可持续委员会(UnCSD)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在“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等四大系统”的概念模型和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DSR模型)的基础上,结合《21世纪议程》的内容设计而成,体系由25个子系统、142个指标构成,是目前较有影响且得到广泛应用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工具[4]。UnCSD的体系比较适合于环境受到压力和环境退化之间的关系描述,但对于社会和经济指标重视程度不够,其指标数目也过多,层次、粗细分解不均,压力指标和状态指标之间差异模糊,指标权属的不确定性明显[5,6]。

联合国统计局(UnStat)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FiSD遵循“压力-状态”体系的思路建立,即社会和经济活动对应于“压力”,影响、效果与存量及背景条件对应于“状态”,影响与响应对应于“响应”。该体系共31个指标,与CSD指标体系不同的是,FiSD指标不是依环境因素或将环境成分作为划分依据,而是以《21世纪议程》中的主题章节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应考虑的主要问题对指标进行分类。该体系的缺陷是选择的指标数目多于前者,在分类或指标属性上表现得较为混乱[4,5,7]。

2.综合指数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针对CSD和FiSD两种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一套高度合并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选取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共25个指标进行系统分析,采用无量纲化和加权平均的方法求得衡量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该体系根据指标的当前值和今后可持续发展政策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值之间的差距给予各自的权重,即对于那些当前值和可持续目标值差距较大的指标给予较大的权重,这就需要以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意见上的一致为前提。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意见存在着差异,该指标体系简单明了,易于认识和掌握,但评价中指标权重的确定有较大的不确定性[4,5]。

3.以价值核算为前提的综合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典型代表有基于净财富流量的指标体系如绿色Gnp、基于财富存量指标体系即“新国家财富”指标体系等。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提出的绿色Gnp体系,其思路是就资源、环境对原Gnp指标(也包括GDp和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进行修正。基本做法是从原Gnp指标中减去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世界银行提出的“新国家财富”指标体系,改变了传统的以“收入”为中心的做法,而以“财富”作为出发点,从考察实际财富以及可持续能力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这一宗旨出发,将可持续发展指标分为四个要素,即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首次将无形资本纳入可持续发展评价要素之内。该体系的优点是赋予可持续发展科学的内涵,并利用“储蓄率”的概念对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动态的表达。该类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一是在理论上是否一切资源环境要素都可以价值化尚有争议;二是即使可以对资源环境进行价值量化,在技术上也很复杂和困难[4,5]。

4.基于“能值”理论的指标体系(eSiiSDi)。能值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生态学家H.t.odum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该理论分别用能值产出率((eYR)环境负载率((eLR)、能值交换率((eeR)来衡量系统产出效率、系统过程的环境影响、系统的交换效益。能值分析将能量分析方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丰富发展了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1997年美国生态学家Brownm.t.和意大利生态学家UlgiatiS.首次提出了能值可持续指标eSi,初步填补了能值理论中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能值综合评价指标的空缺,在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能值评价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中国学者陆宏芳等人针对eSi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对能流、物流和货币流进行综合分析,将系统社会经济效益作为分子、环境压力作为分母拓展构建了与系统可持续发展性能成正比的新的综合指标((SDi)评价系统可持续发展。SDi值越高,意味着单位环境压力下的社会经济效益越高,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性能越好[4,8]。

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文发展指标体系(HDi)、道夫尼尔人类活动强度指数((Hai),Daly-Cobb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福利指标(wmDS),Cobb等的真实发展指标(Gpi)等,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ackernagel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Dal和Cobb1998年提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prescott-allen1995年提出的可持续性的晴雨表模型、荷兰国际城市环境研究所(HUe)提出的城市可持续评价模型均为可持续定量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4,5,8]。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跟踪国际相关研究的动向,1985年马世骏院士参与了世界第一份可持续发展宣言书《我们共同的未来》的起草,1994年中国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并就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牛文元于1993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度(DSD)指标体系,采用资源丰度、经济强度、社会稳定性、环境忍耐性和决策合理性等5个指标来衡量可持续发展[10]。赵景柱于1995年综合考虑世代的连续性、重叠性以及人类的生育年龄和工作年龄等因素,构造了时间跨度为30年的世代持续发展评价指标[11]。1996年毛汉英以山东省为例设计出4个系统层共计90个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资源环境支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层面评价了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水平[12]。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实验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1个目标层、5个准则层和42个指标层。

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1997年按照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资源和环境4个领域分别列举了重点指标,从总体上构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13]。1998年郝晓辉提出了由社会(含23个指标)、经济(含18个指标)、资源(含6个指标)、环境(含20个指标)等四个部分组成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14]。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和《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1998)建立了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总体结构是将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分成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和科教6个子系统,共计83个指标。王铮等2004年提出了一个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思想是按照资源、环境、增长、社会公平四维展开,每一维的测度都与新经济增长模型联系起来[15]。

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有些具有先见的专家学者对于建立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产生了一些具有特色的评价体系。朱庆芳2005年曾用38个指标组成指标体系评价中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度[16]。胡学锋2004年用科学发展观对小康社会的评价体系进行了修订(36项指标)[17]。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年提出了5大综合指标来衡量干部的政绩[18]。《领导决策信息》2004年也推出了与科学发展观相应的政绩评价指标,包括5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19]。

三、发展评价方法

根据指标权重赋权方法的不同可以将现有综合评价方法研究分为两种: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

1.基于主观赋权的综合评价方法。夏水春提出用aHp法评价高新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水平状况,来反映高新技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落实情况[20];姚天祥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汽车运输企业市场的竞争能力进行了评价[21];刘建翠(2005)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指标体系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22];刘亚臣等(2008)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几个典型省份的城镇化进行评价[23]。此类研究人为影响因素大,说服力不强。

2.基于客观赋权的综合评价方法。王大虎等将主成分分析法应用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对河北省11个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分析[24];王艳平利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陕西省的经济状况[25];陈玉娟等将熵值法应用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价中,并将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分成经济、社会、环境和支撑四个子系统,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26];杜心灵等(2007)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各省小康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27]。朱顺全(2004)采用因子分析对我国城镇的小康发展水平进行评价[28]。闫文周(2005)应用熵权方法对我国的小康发展水平进行评价[29]。此类研究对结果成因和评价过程的经济学解释说服力不强,其确定的指标权重也可能与其实际的重要程度产生较大的偏差,从而影响评价的准确性。

四、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思路

1.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第一,补充和完善反映科学发展观的指标集。在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增加国家进步指数、国民幸福指数等反映经济、社会、生态、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指标,改变现有研究指标残缺不全的现状,完善反映科学发展观的指标集。第二,进行科学的指标筛选。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正交旋转,对海选后的指标进行筛选,筛选出反映经济、社会、生态、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主要指标。第三,利用统计方法对指标进行合理的分层。采用Fisher聚类分析对筛选出的指标进行逻辑分层,构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利用地区差异系数,保证不同地区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应用topsis、距离函数确定绿色GDp、人均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的地区差异系数,量化不同地区在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区域差异。解决以往在不同地区的评价中忽略地域性差异而导致评价结果失真的问题。

3.采用循环修正的思路,构建评价方法体系。第一,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评价。例如,用模糊聚类、aHp、灰色评估、因子分析等方法对国家或地区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第二,一致性检验。利用Sperman等级相关系数,对上述方法得到评价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第三,评价结果的循环修正。利用平均值法、Boarda法、Compeland法等方法对通过一致性检验的评价结果进行修正,得到合理的评价结果,解决不同方法的评价结果相互矛盾的问题,提高评价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4.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评价结果的主要影响因素。应用主成分分析斜交旋转法对已获取的综合评价结果进行分析,确定影响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因素,弥补现有研究判定评价结果的主要影响因素缺乏量化分析的缺陷,提高判定主要影响因素的精确度,有利于评价主体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5.根据不同指标的特点采用不同的评分方法。分析不同指标的特征,选用不同的评分方法对不同的指标进行评分。可解决现有研究忽视评价指标个体差异所导致的综合评价结果失真问题,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综合评价提供新思路。

6.构建评价结果与改进措施相对应的评价机制。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找出评价对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以促进评价对象的自我管理和完善。

五、结论

建立一套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综合评价体系的应用价值,一是可以比较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年份的发展状况,根据不同年份评价结果的对比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找出影响评价结果的主要因素,归纳出发展最好年份所采用的措施及方法,为国家的宏观决策提供思路。同时找出导致发展比较差的年份的原因,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针对性建议,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二是比较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比较不同地区发展状况。例如,比较深圳、大连、西安等副省级城市或某一个省的各地级市某一年的发展状况。根据不同地区评价结果的对比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找出影响评价结果的主要因素,归纳出发展最好地区所采用的经验、措施及方法,同时找出导致地区发展较差的原因,并将评价结果及改进措施抄送给有关政府部门,为城市的宏观决策提供思路及针对性建议。

参考文献

[1](美)霍利斯钱纳里,莫尔塞斯塞尔奎.发展的格局:1950-1970[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204-230.

[2](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134-152.

[3]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08-132.

[4]张林英,周永章,杨国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简评[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5(5):50-62.

[5]叶文虎,仝川.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述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7(3):34-46.

[6]UnCommissiononSustainableDevelopment,indicatorsofSustainableDevelopmentFramework&methodologies,newYork:Un,1996(6):56-74.

[7]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环境研究所.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230-248.

[8]H.t.odum,environmentalaccounting,energyandevironmentalDecision-making[m].newYork:wilev,1996:48-56.

[9]wackernagelm,Reeswe,perceptualandstructuralbarrierstoinvestinginnaturalcapital:economicsfromanecologicalfootprintperspective[J].ecologicaleconomics,1997(20):28-36.

[10]牛文元.可持续发展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146-154.

[11]赵景柱.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的理论研究[J].生态学报,1995(3):50-62.

[12]毛汉英.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论[J].地理研究,1996(4):38-46.

[13]谢洪礼.关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述评[J].统计研究,1999(2):18-24.

[14]郝晓辉.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探讨[J].科技导报,1998(2):74-78.

[15]王铮.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估方法、指标体系与科学发展观[J].地理教育,2005(3):64-70.

[16]朱庆芳.从指标体系看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J].中国经贸导刊,2005(8):32-38.

[17]胡学锋.坚持以人为本改进反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J].南方经济,2004(7):54-62.

[18]张法一.政府绩效评估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J].理论新探,2005(5):38-44.

[19]田藏.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建立完善相应的考核指标体系[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5):22-30.

[20]夏水春,夏世斌,王芳.基于aHp方法的高新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评价[J].商场现代化,2006(16):301-302.

[21]姚天祥.汽车运输企业市场竞争能力评价研究[D].河南农业大学,2007.

[22]刘建翠.全面小康社会的综合评价与国际比较[J].中国青年科技,2005(1):48-52.

[23]刘亚臣,常春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城镇化水平模糊综合评价[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2008,24(1):132-136.

[24]王大虎,李建磊,金浩.主成分分析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0(6):721-725.

[25]王艳平.用因子分析法分析陕西省的经济状况[J].财经界(下半月刊),2006(2):299-300.

[26]陈玉娟,查奇芬,黎晓兰.熵值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中的应用[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3):88-92.

[27]杜心灵,赵彦云.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与综合评价[J].统计与决策,2007(12):6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