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的建议篇1
>>基于战略性视角重塑“一带一路”发展新思路基于文化共通与文化多元视角解读“一带一路”的意义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学翻译对等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锦州旅游发展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高职院校发展策略研究基于Berry文化适应理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启示基于“一带一路”视角对辽宁乡村旅游发展分析基于“一带一路战略”下陕西物流成本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一带一路”的制度设计的原则基于国际经济学视角对“一路一带”战略的分析探究基于金融生态的视角浅析“一带一路”计划的构想与前景基于贸易畅通视角的“一带一路”切入：贸易制度连接基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建设工程管理国际化人才培养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模式下的新疆入境旅游发展对策探究传播学视阈下基于“一带一路”战略对西安鼓乐的宣传策略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的《国际经济合作》课堂教学探索基于“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机制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下咸阳基于“互联网+”的“非遗”品牌化研究“一带一路”战略架构下基于“互联网+”的物流发展模式与策略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初探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哈萨克斯坦对这两条河流的依赖性较大，其国内民众十分担心中国在河流上游筑坝引水会危及本国的用水安全，哈萨克斯坦国内政要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中国单方面引水开发的担忧。为此，哈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表达了进行双边磋商的意愿，并要求两国政府签署相关协定。
中国也逐步意识到单方面的筑坝引水给下游国家哈萨克斯坦带来的用水安全担忧。从1999年5月到2000年5月，中哈双方共进行了三轮外交磋商，并就跨界水资源合作的一些基本原则达成共识。2001年，中哈双方签署了《中哈关于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的合作协定》，双方确立了通过建立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的方式展开双边合作，2008年该机制被纳入中哈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议程之中。从2003年至2014年，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共举行了12次会议，经过中哈双方的共同努力，目前两国通过联委会机制在跨界水资源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在阿拉木图举行》，资料来源：。二是湄公河下游国家认为中国建造的水利工程会阻碍泥沙的正常运输，对河流下游的生态环境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河流上游的泥沙物质是形成河岸、提供营养物质的重要保证，下游国家担心由于中国境内的大坝建设使得泥沙可能被拦截在中国境内的堤坝处，对下游的水文环境、农作物种植、渔业资源产生破坏。
2.湄公河流域国家对中国不加入湄公河委员会的非议
1995年，湄公河流域的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四国共同组建了湄公河委员会（mRC）。1996年，中国和缅甸成为该组织的对话伙伴国。目前，该委员会是湄公河流域唯一的从事水资源开发管理的机构，但是该机构的制度有效性一直备受怀疑。首先，湄公河委员会在区域水资源管理上的约束力和公信力不足，在涉及具体水资源利用问题时，各国都把自身的利益凌驾于共同管理之上，而湄公河国家在河流开发利益上不尽一致，以至于委员会成员国在处理具体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湄公河：无序的水资源争夺》，资料来源：。。其次，湄公河委员会经费来源受限使其很难独立自主地开展开发管理工作。湄公河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获得欧洲主要国家的资助，占据了其经费来源的80%。在进行具体事务的商讨过程中，委员会不得不顾及资金来源方的利益分歧，使得其在决策过程中难免会有失公允。贺圣达：《大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合作开发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载《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1期，第9页。中国基于我国水资源开发的自主性，一直以来没有成为湄公河委员会成员国，这是中国基于自身利益的战略考虑。由于湄公河委员会的弱制度性，中国担心加入其中会被其他国家孤立，从而陷入被动局面。中国倾向于在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框架内采取双边或多边渠道展开交流合作。湄公河下游国家则认为中国迟迟不加入湄公河委员会是逃避责任的做法，对中国产生不信任和抵触情绪，大大影响了中国在这一地区水外交活动的开展。
3.区域外国家基于本国战略意图的介入
与上述两个难点相比，区域外国家在湄公河流域的介入使得地区问题复杂化，大大增加了中国在该地区通过水外交途径解决跨界水资源问题的难度。其中美国和日本是此问题的主要助推者。近年来，美国积极通过“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和“湄公河下游之友”两种形式，不断拉拢区域外国家加入，通过建立多边技术交流、增加资金支持力度等方式介入湄公河开发事务。2014年6月，“湄公河下游之友”高官会议在缅甸仰光举行，参会的除了湄公河下游国家，还有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欧盟等，这些国家共同讨论了湄公河未来五年的合作方向，ChinaFailstoBuildtrustwithmekongneighbors，http：///2013/07/24/china-fails-to-build-trust-with-mekong-neighbours/.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唯独将中国排除在外。日本紧跟美国步伐，其通过提供援助和设立相关行动计划等方式来增强在该河流开发中的介入力度。从2009年至2013年，日本向湄公河流域国家提供开发援助资金高达1.2万亿日元。《湄公河水资源治理的新趋向与中国应对》，资料来源：http：//dfdaily.com/html/51/2014/1/17/1107154.Shtml。区域外国家在湄公河地区实施多样化和持续化的介入政策，迎合了湄公河流域某些国家极力引入外部力量牵制中国的目的，加深了该流域国家对中国的隔阂和离心力，给中国同湄公河流域国家解决跨界水资源问题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一）明确我国周边水外交目的：“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维护周边关系稳定――配合周边战略”
我国的水外交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实施水外交的目的缺乏系统的认识，很多时候错误地认为开展水外交只是用来临时性的处理纠纷。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使得我国在出现跨界水资源问题时不能很好地利用水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所以，中国要进一步明确我国周边水外交目的不是临时性的应对突发事件，而是要发挥其“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维护周边关系稳定――配合周边战略”的政治经济目的，要充分发挥水外交在处理地区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建设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水资源和能源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国际河流的特殊属性和进行开发利用的必然趋势使得河流上下游国家之间难免会存在利益上的冲突，而对于拥有“亚洲水塔”之称的中国来说，左右着众多与境外关联的国际河流，这就需要中国发挥水外交的作用，通过外交磋商、谈判和非官方交流合作等途径消除误解、化解矛盾，保证我国水资源开发的顺利进行，从而发挥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本着“合作共赢”的理念提出的，其实施的效果离不开周边国家的支持，其中政治互信是合作的基础。由于中国的崛起和国际舆论的误导，使得周边的一些国家对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解，这影响了中国周边战略的实施效果。在跨界水资源问题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分歧相对较小，可通过实施水外交活动化解矛盾，提升合作水平，加深与其他国家的互信，维护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的稳定，推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明确我国周边水外交主体分工：明确主次责任，连点成线
我国周边水外交的开展涉及的行为主体众多，这些行为主体职责不同、分工各异，如果盲目地介入处理某个具体跨界水资源问题，很可能会由于分工不明确导致处理效果不明显。所以，要进一步明确相关主体在跨界水资源问题中的责任，建立多部门联动制度，建设跨界水资源问题专家库。外交部、水利部、环境保护部和相关地方政府等要定期举行会议，研究跨界水资源开发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制定相关预案，保证在跨界水资源问题发生后能准确把握事态发展，能够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进行商讨、公关和信息。通过完善对周边水外交实施主体的分工，明确主次责任，将各个孤立的主体连点成线，从而形成全面的应对网络。
（三）转变我国周边水外交方式：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谋划
长期以来，中国对开展周边水外交的意义认识不足，使得中国的水外交发展相对滞后。中国的水外交主要以问题为导向，一般只在出现争端时才会通过外交途径斡旋处理，这种被动处理问题的方式效果有限。中国要改变传统的事后型水外交做法，实施积极有为的水外交方式。
第一，我国周边与中国存在水资源利益关联的国家有18个，分别位于中国的东北、西北、西南和南部等地区，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对跨界水资源的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中国应该根据跨界水资源的地区分布，将与我国有跨界水资源联系的国家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在区域框架内研究不同国家对跨界水资源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充分了解区域内国家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和水资源战略等问题后，实施有针对性的水外交活动。
第二，中国要以跨界水资源综合开发为切入点，把握好自身在资金、技术和传统友谊等方面的有利条件，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在水利水电项目开发、航道运输、水生态及岸线保护、周边流域内居民教育与卫生等方面展开有针对性的行动。这样可以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交流联系，获得对方国家民众和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第三，中国可与流域国家共同建立流域开发双边或多边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举行例会，并在遇到突况时召开紧急会议，以此作为开展合作和处理相关争端的平台，共同商讨水资源经济开发、水资源安全等方面的议题。在出现内部分歧时，要始终坚持将问题纳席会议机制内解决。中国可建议将“水资源综合管理”作为联席会议的主题，在河流开发中坚持将社会公正性、经济有效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三者有机结合。为了消除国家之间在信息上的疑虑，保证信息的权威性，可以在联席会议制度下设立相关评估机构，机构负责人由成员国轮流担任，相关人员由成员国各派专家组成。评估机构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统一相关信息，保证信息被各国普遍接受和认可。
第四，在区域水资源合作中，要积极主导规则的制定。就目前的国际水资源问题来说，冲突与合作并存，其最终是否会走向合作，需要有科学合理的机制和切实可行的规则来约束各方。所以在未来的水资源合作中，中国应注重规则制定和机制创设，以此实现在区域水资源合作中的主动权，将区域问题纳入地区和制度层面解决，防止地区问题复杂化和国际化。
（四）探索我国周边水外交新路径：建立与周边国家的跨界水资源合作利益共同体
国家之间的分歧和质疑是跨界水资源利益共同体建设的难点，而消除分歧、增加互信是利益共同体建设的起点，只有通过博弈妥协实现利益捆绑，才是跨界水资源利益共同体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最终目的。中国要充分利用好与周边国家在水资源开发、水生态保护、水资源管理和地区发展等方面的利益交汇点，共同建设跨界水资源合作利益共同体。
跨界水资源利益共同体建设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在水资源上的特殊利益需求，通过各发起国对利益共同体建设实施原则和目标进行充分商讨，确定其建设主旨，从而更好地为各国所接受。中国在跨界水资源合作利益共同体建设中要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同时也要强调发起国各自在资源、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注重将水资源综合管理与水项目经济合作进行有机捆绑，倡导对于多方共同参与的水项目要按比例提取相应的水资源开发保护费用和水资源合作利益共同体建设基金。
中国与周边国家要以水资源合作利益共同体建设为契机，加深在日常政治经贸和文化交流中的合作，倡导树立“合作共赢”的水资源合作利益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提升参与国的融合度并最终形成高效运转的跨界水资源合作利益共同体。该共同体的形成不仅能有效打消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水资源开发上的误解，提升整个流域的开发层次和水平，从长远来说，更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良好的周边环境，最终实现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
四、结语
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跨界水资源问题上能否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近1/3国土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联的东南亚、中亚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虽然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跨界水资源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激化，但是其存在的复杂化趋势，以及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为了避免中国同周边国家在跨界水资源问题上的零和博弈，中国要尽快构建我国周边水外交体系，坚持以“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与周边国家构建水资源利益共同体。通过跨界水资源问题的解决，加深与周边国家政治互信，维护周边关系稳定，从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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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流的建议篇2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跨境电子商务；问题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主要是指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形式进行国际贸易的一种模式。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2012年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高达2万亿元，在这一模式下进行贸易的企业超过20多万家，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跨境贸易逐渐成为我国企业实施海外营销和实现贸易转型的重要措施。我国政府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不断出台相关的文件，以促进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其主要目的就是解决目前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诸多问题，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是存在的问题依旧十分明显，其中我国政府的参与度较低、跨境物流发展缓慢以及跨境支付风险等问题长期伴随着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对我国跨境贸易企业的长期发展也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本文基于这一背景下，对我国实施跨境电子商务的现实条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建议以充分促进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为我国在电子商务背景下的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全新的思路。
1.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1.1必要性分析
国外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时间较早，受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集装箱式的对外贸易模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使得很多传统贸易型企业纷纷倒闭。因此，很多大型企业开始实施跨境电子商务，以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进而使得跨境贸易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同时，跨境电子商务模式下，能够使得贸易企业避开国际贸易壁垒的限制，成为一种全新的国际贸易模式。总之，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市场前景广阔、空间大以及巨大经济效益等特征，因此我国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显得十分必要。
1.2可行性分析
一方面，我国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引导是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政府及企业界逐渐认识到跨境电子商务对于增强贸易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尤其能够有效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纷纷高度重视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并出台了相关的制度保证其得以健康发展。国务院于2010年将电子商务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国家税务总局于2013年开始实施《网络发票管理办法》，这些制度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
另一方面，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不断完善是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要以电子商务平台作为基础。现阶段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相对万韩的第三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为我国企业进行国际贸易搭建了重要的营销渠道。同时，很多大型企业还不断在境外筹建准用的仓库，以不断节约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的资金周转率，这为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新时期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1对跨境电子商务的整体认识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在实施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都是采用传统的贸易模式，因此很多企业的对外贸易竞争力难以得到有效提升，随着世界范围内电子商务发展模式的逐渐兴起和不断发展，我国很多企业对其理解还存在很大的片面性。首先，由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间较晚，传统的贸易思维显得根深蒂固，对跨境电子商务这一新兴的贸易模式的接受程度相对有限。其次，很多已经实施跨境电子商务的贸易企业在很多方面没有实现突破。虽然我国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相关制度以支持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要求在2013年开始在有条件的地区实施跨境电子商务模式。但是，海关通关手续以及税收等诸多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最后，我国很多企业在邮递和货物运输及退换等方面，我国海关现有的监管模式还存在较大的执行障碍。
2.2我国跨境物流发展缓
我国现有跨境物流的发展还存在较大的滞后性，对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制约，主要如下：一方面，我国跨境物流体系建设存在较大的不合理性，基础配套设施还不完善。一般而言，与国内电子商务相比，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物流的要求更高，需要解决跨境仓库、运输和计税等问题，所以必须要一套完善的、速度快、成本低的高效物流体系。但是，我国的跨境物流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比如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等。另一方面，我国物流的信息化程度明显较低，难以满足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需求。信息化是电子商务物流发展的重要基础，物流信息化资源成为现代物流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我国目前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数量虽然在不断增多，但是整体水平还较低。在配送及选择等方面还处于人工化状态。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目前物流的信息化建设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使得商品的运输效率难以有效提高，很多企业主要依赖于人工进行商品的分拣，在高峰期会出现信息之后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物流信息化水平较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其发展面临的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2.3跨境支付风险难以有效消除
跨境电子支付具有很强的便利性，同时也是我国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核心，其风险程度将直接决定着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质量，甚至决定着其发展的成败。现阶段，我国跨境电子支付的风险性难以得到有效消除，还存在较大的风险，对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首先，跨境支付会由于系统故障或者信息故障等问题出现支付信息丢失甚至使得支付信息严重泄露等问题。其次，现阶段我国在电子支付风险的法律保障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漏洞，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方面，各国之间关于跨境电子支付风险的监管制度可能存在较大的冲突，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的支付问题适合哪一个国家的法律监管体系尚且存在很大的争议；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网络的发展，跨境电子支付的服务问题引起了和那的争议，同样存在较多的问题，发行电子货币的法律界定、电子支付服务主体的资格以及电子支付服务活动的监管等还存在较大的法律漏洞，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跨境电子支付的风险不断加大，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其面临的综合风险不断加大。
3.新时期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3.1政府方面的建议
政府在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承担着很大的作用。首先，政府要发挥规划和引导作用，从全局出发，充分借鉴国外经验为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制定完善的发展规划。其次，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将跨境支付平台的建设列入政府的工作范围之内，通过信息技术和交通网络基础等建设加强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管理，积极扶持相关企业的发展。同时，政府还应该大力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发展，培育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素养和能力的人才队伍。再次，发挥监督管理作用，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一套完善的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的法律体系，这会使得我国很多外贸企业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显得十分重要。最后，发挥国际合作的作用，从目前我国跨境电子商务自身发展的特征来看，在我国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政府要积极发挥协调能力，加强国际合作为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解决相关的问题，促进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3.2物流方面的建议
现阶段，我国主要有国际小包、海外仓储、国际快递等，因此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在未来的发展对物流的要求会不断提高，因此必须要提高物流资源的整合能力，不断提升在仓储、订单及配送等方面的时效性，为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更为便捷和优质的服务。首先，要完善第三方物流规划，要对其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扶持，比如可以从资金和政策两方面来加强对大型货物集散地和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次，要创新跨境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发展模式，通过委托和并购重组等方式，学习国外先进的物流管理经验和技术，根据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制定出新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发展模式。最后，要在海外建设更多的仓储，使得我国贸易企业坚持“走出去”的理念，要努力统筹各方面的资源，在周边国家乃至欧美等市场需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完善的第三方仓储，以此解决目前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物流问题，进而实施低成本、速度快、效果高的投递服务。
3.3信用方面的建议
现阶段，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整体市场安全性还较低，相关的法律和信用体系还不健全，因此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信用风险具有不断加大的趋势，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此必须提高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商业信用。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信用中介体系。以第三方实体机构为主的综合体系是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商务信用中介体系，主要有信用交易保障服务机构、信用征信与评价机构等。目前，“madeinchina”成为很过消费者的心理障碍，所以，电子商务企业必须要以优质的服务和诚信来增强消费者的认可度，以保证其自身的健康长期发展。因此必须要建立完善的信用管理体系。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技术安全支撑体系，跨境电子商务信用主要是依靠信息化手段处理交易活动中的信息，进而引导企业的行为。所以，必须要建立完善的信用认证体系，对网上交易的企业进行严格的信用管理，确保交易双方身份及信息的有效性及真实性，通过制定有效的管理办法和惩治措施，严厉打击网上支付的匿名性、虚拟性以及流动性和相关的违法行为。
总结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存在的问题依旧十分明显，在传统贸易条件下，跨境电子商务成为我国发展外贸的一匹黑马，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是未来我国企业实施海外贸易的重要发展趋势。但是，在很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因此政府必须要有效发挥行政职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进行有效指导，并制定相应的法律保障。同时要加快跨境物流的发展，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扫除物流方面的障碍，企业也要加强信用建设，以高度的商业信用赢得市场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实现健康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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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流的建议篇3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国际贸易迎来了新一轮高峰。2016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有望达12万亿元人民币，跨境电商已然成为我国最具活力的行业之一。随着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具有国际化视野、跨文化交流能力的电商专业人才，但是目前许多高校中的电商教育仅仅针对国内市场，忽略了对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尤其缺乏对通晓一带一路所覆盖的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当下，高校迫切需要加大力度培养跨境电商专业人才，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智力支持和国际化人才支撑。
一、明确跨境电商人才的能力要求
跨境电商在网络平台上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客户进行商品交易，期间涉及不同的人文国情，必然导致跨境電商人才与传统的电商人才在素质、技能要求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从事跨境电商的人才应该具备国际化、多方位的职业素质和操作技能。
第一，跨境电商企业无论是自建交易平台，还是通过速卖通、amazon、eBay等第三方平台从事跨境交易，都需要能够在平台上进行产品资料的编辑整理、图像制作、产品上架优化、提升搜索流量等一系列的电脑业务操作，因此跨境电商人才首先需要具备计算机、互联网、数据库等信息技术操作能力。
第二，跨境电商交易双方所在国语言不同，网上平台运营、产品介绍、市场推广、订单处理等操作都需要良好的外语能力。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要突出商务英语的运用能力，重点训练学生在交易平台上用英语进行产品描述、客户交流、订单处理、撰写社交媒体文章等实际外语运用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对英语等主要语种的教育投入较大，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通用语言投入不够。一带一路沿线所覆盖的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涉及的官方语言多达40余种，非通用语言人才缺口大，远远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贸易畅通的需要，因此需要加大力度培养跨境电商人才的非通用外语的基本沟通能力，形成英语+X外语的语言能力，为跨境电商排除语言障碍，增加沟通主动权。
第三，跨境电商的本质是创品牌、促交易，因此跨境电商人才需要掌握电商类专业理论知识，具备市场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商业流通、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基本知识与技能。同时跨境电商与国内电商不同，跨境电商人才还需要掌握国际贸易实务操作、海关实务、外汇管理等一系列外贸实际操作技能。
第四，跨境电商交易双方所在国文化、教育、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大，必然要求市场营销策略与其市场现状相匹配，才能建立起为当地国消费者所接受的品牌形象，因此需要熟悉对象所在国习俗、文化、宗教信仰、政策、法律等知识，关注当地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了解当地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把握当地政府经济政策走向等，对跨境电商人才在交易过程中能否顺利达成交易，解决交易纠纷，提升售后服务质量都至关重要。一带一路是连接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两大通道，辐射面广，涵盖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等众多国家，空间辽阔，地理、民族、文化、宗教、政治差异大，国情民意复杂，因此必须加大对人文知识的教育投入，培养跨境电商人才的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以国家一带一路构想为发展依托，跨境电商工作需要具备以国际人文知识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技术、跨境电商平台运营能力、外语能力、市场营销知识等复合技能型人才。
二、优化跨境电商专业的课程模块
课程模块建设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应该以人才能力要求为主线来设置课程模块。跨境电商专业涵盖电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国际贸易专业、计算机专业、外语专业等多学科知识技能，对于专业人才培养，应以人才的国际化和专业化为培养重心，加强不同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打破现有学科的分类布局，建立整合语言、文学、宗教、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管理等知识的课程模块，具体如下：
第一，通识教育课程模块。通识教育课程强调基础与应用能力，重点加强计算机、英语、国际交流、艺术、文学等课程。为提高专业人才的英语运用能力，每个学期都应开设相关的英语课程，尤其是听说课程。相应增设非通用语言课程，培养跨境电商人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语言沟通能力。自然科学类课程、艺术类课程、跨境电子商务礼仪、一带一路范畴内的商务文化比较以及跨境商务沟通等课程，则有必要纳入到必修课程当中，从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水平。
第二，学科基础课程模块（必修和选修）。学科基础课强调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包括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跨境电子商务概论、国际贸易实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商业流通等课程。
第三，专业课程模块（专业必修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和专业任选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侧重于跨境电商的营销基础理论，包括市场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国际市场营销、市场调研、网络营销、营销策划、社交媒体营销、顾客关系管理、电子商务网站设计与制作等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侧重于提高跨境电商的应用能力，设置的课程包括：品牌管理、网站推广、数据分析、跨境电商文案策划、电子商务项目分析与设计等。专业任选课程侧重于拓宽学生知识面，增强学生的团队沟通协调能力，课程包括：电子政务、公关关系学、创业学、平面设计、美工基础等课程。
在传授专业理论知识时，需要相应增加国际案例，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的案例分析，间接训练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专业能力，通过案例分析和学习，加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现状的了解。
在上述三大基本课程模块上，安排eRp沙盘实训、市场营销综合模拟实训、电子商务综合实训等集中实践环节，培养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同时高校有必要在跨境电商专业课程中强化经济全球化相关理论的教学环节，尤其强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的教学，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三、师带徒产教融合模式
跨境电商对人才的实践能力要求高，产教融合模式是提高人才实践能力的有效手段。但是传统的产教融合虽然鼓励学生参与企业的实际操作，但是由于没有明确谁负责教谁，从哪些环节开始教，教导缺乏系统性，学生真正学到的东西少且杂，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也无法达到企业的技能要求，导致产教融合效果不理想。师带徒产教融合模式是指让实习的大学生跟有丰富经验的老员工，一边实习一边学习技能。开展师带徒工作，能将作为师傅的老员工多年来的实际工作经验、方法、思路在较短的时间内，传授给作为徒弟的学生，使他们能够尽快掌握相应的岗位技能，提高实习积极性。同时，学生的特点是掌握着最新的理论知识，想法独特新颖有创意，通过开展师带徒工作对企业员工的理论知识的再提升和相關信息的获取也有很大帮助。
师带徒产教融合模式要注重实践操作的系统设计，哪些岗位如何轮岗，由哪些企业员工带队哪些学生均需落实清楚。同时，学校要安排相关教师跟班参加实践操作兼指导，辅导学生的实践操作。跟班教师要定期组织学生讨论、反省、总结岗位经验，提高理论结合实际的综合能力。所以，师带徒不但包含企业员工带领学生实践操作的师徒关系，也包括了学校跟班的专业教师和学生的师徒关系的两层含义。
师带徒产教融合模式可以应用到创业实践中，企业员工、跟班的专业教师和学生成立专业团队，充分利用各种专业大赛活动，以赛促练，指导并协助优秀学生创业。通过参加校级、省级、部级甚至国际级等各级专业大赛，不仅培养和锻炼学生应用能力、创新能力，也为提高专业教师的综合素质创造良好的机会。同时，学校可联合企业设立孵化资金池，为优秀的创业项目提供各种扶持政策，解决学生资金等问题。
学生的实习、创业等实践活动过程中，通过专业教师、企业员工组成的师带徒的方式，确立责任，精准传授，通过师傅与徒弟的手把手教导，产与教紧密结合，产服务于教的产教融合模式，可以实现高校、企业、学生和社会的多赢局面。
四、打造柔性教学团队
教师素质决定教学质量和效果，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跨境电商经营需要大量的具有实际操作经验的教师，因此要从多渠道建设教师团队。一是通过学校与企业建立教师培养机制，有规律地安排现有专职教师到企业锻炼，培养教师的实践能力，建设双师双能型教学队伍。二是从企业引入有跨境电商实操经验的业界导师，来校传授学生岗位技能，参与学校的课程编制，推动校企深度合作。三是组织专业教师参加全国以及国际性电商学术交流会议，掌握行业前沿资讯，鼓励教师承担或参与电商课题研究，提高学术水平。四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学院校的学术交流，建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学院校的访学制度，互派学者到对方院校访学进修等，提高教师队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活动的认知。
建设高校的教学队伍时，要敢于打破现状，充分发挥政府、高校、企业和行业协会在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方面的各自优势，分工合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人才技能提高为目标，打造以学校专职教师和校外兼职教师为核心，政府机关、行业协会等部门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相结合的柔性教学团队。
跨文化交流的建议篇4
一、两岸跨境毒品犯罪的现状
两岸跨境毒品犯罪主要是指某一毒品犯罪行为从策划、实施到危害结果的发生、犯罪分子的逃匿等整个过程跨越大陆与台湾地区。两岸跨境毒品犯罪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总体可归结为“人（毒贩）在两岸窜，货（毒品）往台湾流”的态势。现将两岸跨境毒品犯罪的现状分析如下：
（一）台湾毒贩将大陆地区作为毒品走私台湾的主要通道和跳板
金三角是世界上鸦片与海洛因的主要产地，也是中国大陆最主要的毒品来源，金三角毒品的运输通道，有利用缅泰边境与湄公河通道，经泰国输送至海外；有过老挝、越南经海路贩运至广东，再分销至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还有著名的“中国通道”，也就是利用中缅之间20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经中国云南、广东向中国全线渗透，多头走私海洛因、安非他命，再分销到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东南亚等国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区，云南省也因与缅甸、老挝交界的关系（邻近金三角），成为国际贩毒组织转运海洛因至全世界最重要的通道与源头，据估计约有八成的海洛因是经云南人境大陆，[1]由此可知，中国大陆仍是金三角地区毒品向外渗透最主要的通道。而台湾的海洛因来自于金三角者，其走私方式，多以渔船、货柜、夹带走私方式并有邮包走私、吞食、塞肛或赴毒源地购买、人货分离等方式，经泰国或大陆，辗转流入台湾，毒品经由大陆的走私路线有自缅甸经昆明，过厦门、香港到台湾，也有自泰国经香港而至台湾等多条的贩毒走私路线。根据台湾有关部门的统计，[2]自1998年至2006年，台湾地区平均每年缉获的（甲基）安非他命在过去几年多来自于中国大陆、台闽地区或“地区不明”等，但2002年始来源地为台闽地区的数量有逐年上升之趋势，而中国大陆的缉获量自2003年起有下降之趋势，2006年度，31.1%的（甲基）安非他命缉获量来自台闽地区；自1998年至2006年，台湾地区平均每年缉获海洛因来源地包括泰国、中国大陆、地区不明、其他地区、台闽地区与缅甸等，2006年度将近20％的海洛因缉获量来自泰国，台闽地区与中国大陆共占约14%。因此，台湾官方与学者均认为，大陆地区系台湾毒品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二）两岸贩毒组织利用各自优势合作制造冰毒
冰毒的重要原料—麻黄素，主要产地在大陆，但是制毒高手多在台湾，因此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的相关毒品犯罪组织进行跨境合作，加工制毒技术与设备由台湾流入，使台湾毒贩与大陆毒贩相结合，并由台湾毒贩传授技术、资金、原料、通讯器具，大陆毒贩则利用人脉与地理条件，在大陆东南沿海设置工厂，再走私至日、韩、台，也因此许多台湾的制造冰毒的犯罪集团，西移大陆东南地区，从大陆生产制造后再走私回台湾。2000年后，大陆地区加大了对制造冰毒犯罪的打击力度，这些制造冰毒集团遂逐渐移回台湾或东南亚，[3]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大陆向台湾走私制毒物品的犯罪活动的发生。
（三）两岸跨境毒品犯罪呈现“枪毒同源，枪毒同流”的趋势
近年来，台湾黑社会组织如“竹联帮”、“天道盟”涉足毒品犯罪日益增多，一部分黑社会成员负案在身，为逃避台湾警方通缉“跑路”到大陆，与境内贩毒人员勾结共同实施毒品犯罪。为保证毒品、毒资安全，对抗警方查缉，或应付黑社会火拼，他们想方设法获取枪支武器，武装护毒，[4]成为两岸治安的重大隐患。据福建警方统计，2001年至2008年，福建省各级公安机关共破获涉枪涉黑的涉台毒品犯罪案件5起，缴获各类枪支31支、子弹1108发。2001年，福建省公安机关抓获的台湾籍贩毒集团主犯丛某，就系台湾黑社会组织“天道盟”的头目，在台湾地区有两起命案在身。2002年4月13日，厦门市公安机关摧毁一个以台湾籍毒贩为首的走私、贩卖毒品团伙，当场缴获制式冲锋枪24支、子弹600余发。2004年2月7日，厦门警方摧毁一台湾籍毒品犯罪集团的制毒工厂，抓获台湾籍犯罪嫌疑人4名，缴获冰毒半成品69.42公斤、汽车2部、进口的制式枪支3支、子弹446发、毒资270余万元以及大批制毒设备、器具和化学配剂。[5]
二、两岸跨境毒品犯罪刑事司法协助的现有模式
两岸打击跨境犯罪的刑事司法协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早期仅限于个案上的协助，直到1990年《金门协议》的签定，但这样的协助也只局限于人犯的遣返和移交。近年来，针对两岸跨境犯罪的新形势，两岸警方已经在个案上开始了全面的司法协助，2009年4月26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签署，更是为两岸全面合作打击跨境犯罪构建了制度性的蓝图。两岸跨境毒品犯罪刑事司法协助也正是遵循着以上的模式来开展的。
（一）“窗口式移交”
1989年2月27日，台湾人杨明宗在台湾桃园市杀害一男子后经菲律宾潜逃至大陆，同年3月3日被内地公安机关逮捕，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通过新加坡国家中心局向台湾警方传递了希望遣返该案犯的信息。1989年4月2日，在得到台湾警方的默认后，大陆公安机关将逃犯杨宗明押送至新加坡，再由台湾警方将其押解回台湾地区受审，从而完成两岸首例遣返刑事罪犯的合作。[6]该案的司法协助模式被称为“窗口式移交”。
“窗口式移交”是两岸在缺乏直接沟通渠道之下的一种无奈之举，后来由于成本的考量及《金门协议》的签订，这种经由国外移交刑事犯的模式就没有再使用过，但这看似迂回的司法协助模式体现两岸开展刑事司法协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开辟了两岸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良好开端。
（二）《金门协议》
1.《金门协议》的背景及相关内容
1990年7月22日，台湾方面以极不人道的方式遣返大陆渔船“闽平渔5540号”，造成25名大陆私渡人员窒息死亡。同年8月13日，又将50名私渡人员强行并船遣返，导致“闽平渔5202号”被台军舰撞沉，21人落水遇难。海难事件发生后，两岸舆论界以及民众一片哗然，台湾当局在各方强烈谴责声中不得不暂停遣返大陆渔民。为避免再出现死伤悲剧，1990年8月，中国红十字总会向台湾红十字组织建议，双方签定遣返作业协议。1990年9月11日至13日，两岸红十字组织以个人名义在金门通过商谈达成了《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有关海上遣返协议》，简称《金门协议》。《金门协议》成为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分别授权的民间团体签订的第一个书面协议。
根据《金门协议》的规定，凡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区域的居民或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经一方将查获的待遣返人士造册后，经由两岸红十字会或海基、海协两会，传送到另一方主管部门，经查核无误后，双方商定时间、地点遣返交接，遣返交接双方均用红十字专用船，并用民用船只在约定地点引导。遣返船、引导船均悬挂白底红十字旗（不挂其他旗帜．不使用其他的标志）。遣返交接时，应由双方事先约定的代表二方签署交接见证书。
此协定的签订，使两岸对于刑事嫌疑犯或通缉犯的遣返（包含涉毒犯），无需再经由第三国辗转遣送，使遣送作业更加便捷。截至2009年1月，根据《金门协议》，两岸红十字组织共同实施双向遣返作业212批，双向遣返38936人。其中，大陆向台方遣返非法人境人员、刑事犯、刑事嫌疑人91批366人。《金门协议》是目前两岸遣返刑事罪犯的主要模式，涉毒罪犯也多以此模式遣返，据统计，[7]2006至2007年两年间大陆警方依据《金门协议》向台湾遣返13名毒品通缉犯。
2.《金门协议》的相关涉毒案例
（1)陈金煌遣返案
2005年6月17日上午，两岸红十字会人员依《金门协议》规定，于马祖完成嫌犯陈金煌交接手续。嫌犯陈金煌因涉嫌在台湾从事毒品犯罪活动，被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检察署”通缉后潜逃藏匿于大陆地区，台湾警方透过海峡交流基金会及台湾红十字会总会等相关单位，转请大陆警方协缉遣返，经大陆警方全力侦破予以逮捕。
台湾警方对此次遣返案的评价为：“此次执行遣返经缜密规划，终能圆满达成任务，对于两岸共同合作打击犯罪之执行，又注入一剂强心剂，不仅对于警察工作士气有鼓舞作用，对潜逃大陆之刑事通缉犯，亦有当头棒喝之效，另对治安维护亦具有正面意义。”
(2）两岸遣返史上人数最多的黄某淇等25人案
2007年1月26日，大陆警方将藏匿大陆地区的台湾通缉犯黄某淇等25人依照《金门协议》循“马尾—马祖”路线遣返回台湾，创下两岸警方合作打击跨境犯罪集团遣返人数最多之历史纪录。本次遣返25人中，涉嫌毒品犯罪的有4人。
台湾警方对此次遣返案的评价为：“本次能顺利遣返25名通缉犯返台究办，再次特别感谢大陆公安单位协助与配合，期盼未来两岸警方除继续加强合作联系外，更应加快脚步促成两岸警方交流、组团互访、构建治安合作网络，以有效保障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刘某煌遣返案
2009年5月26日，两岸依《金门协议》规定，通过“马尾—马祖”管道，遣返潜逃藏匿于大陆地区的嫌犯刘某煌。刘某煌因涉嫌走私毒品安非他命27公斤，2000年6月于高雄地区涉嫌运送、贩卖毒品遭逮捕，被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检察署”通缉。台湾警方通过“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联系机制”，洽请大陆警方协助缉捕该嫌犯。
台湾警方对此次遣返案的评价为：“2009年4月26日第三次江陈会在双方对等、尊严、互利的原则下，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将民众关切的重大刑事犯罪纳入双方合作范围，并建构制度化合作机制，以提升打击两岸跨境犯罪成效。《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签署后，两岸警方再次展现共同打击跨境犯罪之决心，将潜逃大陆地区刑事（通缉）犯遣返回台，对于两岸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又注入一剂强心剂，对治安维护工作亦有重大正面意义。希冀未来透过两岸警方制度化、常态化联系管道，建立两岸执法人员更紧密之合作关系。”
（三）澳门模式
1．澳门模式的背景及相关内容
所谓“澳门模式”，即大陆公安机关查缉到台湾通缉犯，在查核身分无误后，大陆公安机关将其列为“不受欢迎人士”驱逐出境抵达澳门，由澳门警方协助押解，同时间台湾刑事司法部门派员抵澳门机场押接，在通缉犯登上台湾航空班机后，便完成合作打击犯罪的任务。
透过“澳门模式”追缉逃犯，应可溯源1990年两岸签署《金门协议》，《金门协议》虽具刑事司法互助性质，但只是针对双方偷渡犯与刑事（嫌疑）犯的海上遣返事宜所达成的协议。近年来常有一些台籍人员在台犯案后流窜到大陆，与当地不法分子犯罪合流，严重破坏大陆的社会治安。因此两岸刑事司法机关透过私下合作管道另辟“澳门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1990年台湾“四海帮”头目杨光南、2002年潜逃大陆8年多的“穿山甲”詹龙栏、涉及天道盟“太阳会”头目吴桐潭命案及台中监理站运钞车抢案的陈文铭等人，都是循此模式遣返台湾归案受审。
2.“澳门模式”的相关涉毒案例：台湾“毒贩教父”黄上丰遣返案
2009年4月30日，广东公安从珠海看守所押解有台湾“毒贩教父”之称的黄上丰出狱到澳门，由澳门警方在机场管制区内，双方签署交接书后，旋即由台警方把黄押解登机返台，成为第三次陈江会签署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后，首位被遣返的要犯。
黄上丰其母涉嫌贩卖海洛因，1994年10月4日被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张金涂指挥侦办查获到案并收押禁见。黄上丰因而怀恨在心，1994年11月初购得制式手枪4把、子弹110颗后，于1995年1月8日以每人新台币100万元之代价唆使共犯锺某福、张某旗二人持枪，骑乘由黄上丰妻子提供之重机车至张检察官住所埋伏，并趁张检察官出门开车上班之际朝其下半身枪击12发，被害人中弹后不支倒地，经邻居报警送医急救后，紧急输血6000ml始救回一命。黄上丰为制造不在场证明，即于案发前出境至香港，事机败露后，长期潜逃匿居大陆地区。案发后仍持续隔海遥控贩毒，在大陆地区勾结詹某栏等多名通缉要犯与在台共犯，以货柜载运、模具夹带及渔船走私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跨境遥控制毒、运毒来台，分析走私来台毒品数量至少有数百公斤之多，俨然成为两岸跨境走私贩运毒品之大毒枭。1999年12月，黄上丰因在大陆犯故意伤害罪，被广东省司法部门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刑满释放后，2007年11月1日，黄上丰又因非法持有枪支和私藏弹药，被广东省公安机关查获，被广东省司法部门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2009年4月30日服刑期满，台湾警方在得知黄上丰即将刑满出狱时，即积极和大陆警方接洽遣返事宜。
（四）全面司法协助的新模式
1．全面司法协助新模式的背景及相关内容
上文谈到的三种模式，多适用于人犯的遣返，这种主要针对“已经发生”案件的模式，在打击“正在发生”的案件时，则显得“力不从心”，这显然不利于两岸及时高效地打击跨境毒品犯罪。于是，两岸警方在传统的司法协助模式外，正寻求一种全面的司法协助模式，即两岸警方通过构建个案犯罪情资沟通平台和统一行动部署机制，并以期将这种全面司法协助模式常态化和制度化。近年来这种全面司法协助模式的开展，极大提升了两岸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的成效。根据下图表[8]我们不难看出，两岸警方合作缉毒的成功案例正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良好态势。据台湾方面的统计：“2007年度台湾‘法务部调查局’与大陆缉毒相关单位合作侦破3案，逮捕嫌犯43人，缉获毒品海洛因12.18公斤，安非他命成品66公斤、半成品897公斤、原料1850公斤，恺他命3.8124公斤，摇头丸0.9358公斤；2007年‘刑事警察局’与大陆公安单位经由情资交换，破获张某等人涉嫌安非他命制毒工厂，现场并起获安非他命成品、半成品、麻黄素各约3公斤及制毒工具一批等，绩效良好。”[9]
2．全面司法协助新模式的相关案例：“707”特大走私毒品案
2006年2月3日，经过长期缜密侦查，在国家禁毒委、公安部、海关总署的统一指挥协调下，昆明海关缉私局联合泰国警方、台湾地区警方彻底铲除了以台湾人钟万亿为首的特大国际贩毒集团，缴获高纯度海洛因57.4公斤，市值2亿多元人民币，抓获多名犯罪嫌疑人。该案缴获的海洛因为近年来台湾地区查获的最大一宗货柜走私海洛因案。该案的成功破获堪称是两岸警方首次开展打击毒品走私犯罪全面司法协助模式的范例，也是大陆海关缉私警察与台湾地区警方合作双赢的一次实践，是两岸警方维护和保障两岸同胞共同切身利益所作具体努力的结果，为两岸警方进一步打击刑事犯罪合作奠定了基础。
上述案例，是两岸警方借由海协会与海基会既有的沟通管道，通过交换犯罪情资，统一展开联合查缉行动，最终破获贩毒组织。此种联合查缉行动，须在时间上密切配合，并精确地掌握情资，不让毒贩之间有通报讯息的时间与空间，才能在两岸异地共同侦破贩毒集团。
三、两岸跨境毒品犯罪刑事司法协助的困境
从两岸跨境毒品犯罪刑事司法协助的现有模式上看，自发、临时性的协助多于常规性的协助，个案的协助多于制度性的协助，而且这种协助还因两岸的政治关系时断时续。
（一）“一国两制”与两岸刑事司法协助的政治定位之争
目前，两岸刑事司法协助的政治地位问题，即两岸刑事司法协助是属于区际还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在两岸学者或官方之间还存在着争议。大陆的学者与官方代表一致认为两岸之间的司法协助属于区际司法协助，而部分台湾学者与官方代表则认为两岸之间的司法协助属于国际司法协助。“这两种刑事司法协助在协助内容方面基本一致，但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产生是建基在国家主权理念之上的，与国家主权息息相关，可以说属于刑事领域的国家对外事务；而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产生与国家主权并无直接联系，只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法域之间的合作关系，完全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10]
这种争议的实质在于是否将“一国两制”作为两岸刑事司法协助模式的基本原则。毫无疑问，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刑事司法协助正确的政治地位应是区际司法协助。“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是产生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最根本、最直接的因素，因此，要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就必须以“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为基石。近来有台湾学者提出，两岸应就“客观现实需要”，[11]抛弃“国家主权”的争议问题，而基于司法互助的实质内涵加以应用。实际上，两岸司法协助的政治定位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极大程度地影响两岸司法协助的成效，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直接导致了1999年7月至2000年2月间，两岸依《金门协议》遣返人犯作业停顿达8个多月之久，造成了遣返作业时断时续的局面。[12]
1990-2008年两岸函请对方协缉刑事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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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大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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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人）│所涉犯罪│人数（人）│所涉犯罪│
├─────┼──────────┼─────┼────┤
│767│跨境掳人勒赎、伪造货│18│劫机│
││币、诈欺洗钱及走私毒│││
││品等重大犯罪│││
─────┴──────────┴─────┴────
（数据来源：海协会与海基会相关统计）
（二）（（金门协议》内涵不足
首先，《金门协议》是由民间组织之间达成的协议，对两岸官方并无实质上的法律约束力。[13]它的落实，只能有赖于两岸的自愿配合与协调，而不是协议本身的效力。其次，它虽然是海峡两岸签订的第一份正式协议，但它不能涵盖两岸在刑事司法协助领域的所有问题，而且该协议的实施限于个案协商，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协助管道，影响了遣返和移送的效率。最后，两岸对该协议的认识存在分歧。由于台湾地区方面将两岸之间的遣返移交等同于国与国之间的引渡，坚持“己方人民不遣返”、“政治犯不遣返”、“宗教和军事犯不遣返”、“已进人司法程序不遣返”等原则，为遣返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14]
（三）两岸未形成稳定的打击跨境毒品犯罪司法协助机制
目前，两岸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的司法协助模式仍主要是《金门协议》模式，而《金门协议》仅规范刑事犯的遣返、传递情资与司法案件证据之调查，并无联合办案协议，或打击毒品的互助协定，司法协助不足，这显然无法应对日益猖撅的跨境毒品犯罪，使得合作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的成效受到限制。与《东盟和中国禁毒合作行动计划》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协议》开展的司法协助相比（具体见下表），两岸开展的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的司法协助项目就显得不足了。近年来两岸虽然已经出现了突破《金门协议》，通过海协会、海基会进行传递案件情报信息、委托调查案件证据的合作打击跨境毒品的案例，但仍只是停留于个案的协助上，两岸并未形成稳定的刑事司法协助机制。
合作机制（两岸、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之合作项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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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合作机制│大陆与东盟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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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交换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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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合作、联合行动││││
├──────────┼──────┼─────────┼────────┤
│采取互助侦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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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落实国际反毒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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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下交付││││
├──────────┼──────┼─────────┼────────┤
│提供司法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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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共同易制毒化学品的进出││││
│口的核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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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中成立工作小组以协调││││
│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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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执行情况的材料、统计资││││
│料及方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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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法律立法，消弭法律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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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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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岸警方未建立直接联系管道
目前两岸警方的合作是透过海协会与海基会或其他民间团体（如台商协会等）协助转达犯罪情资，两岸并未具有直接联系管道，但目前跨境毒品犯罪案件日渐增多，而两岸警方合作侦办跨境毒品犯罪却又存在困境，最主要在于现行的间接联系管道已无法满足打击犯罪的需求，犯罪情资沟通的效率有待提高。由于两岸警方无直接联系管道，导致有些案件的基本资料、犯罪事实搜集和回复时间难以掌握，延宕破案时机，阻窒有效向上发展案情，追查幕后“主事者”。[15]以当前两岸跨境毒品交易模式而言，主犯往往在境外遥控指挥，成员遍及两岸，跨境规划交易地点、方式，分工细腻，利用台湾海峡和两岸警方间接联系管道的时间差为时空障碍逃避打击。另外由于目前两岸间并没有货币兑换机制，毒资通过地下汇兑，变成当前跨境毒品犯罪最主要的洗钱模式，相关数据统计，每年两岸地下汇兑超过数百亿新台币，已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秩序。
四、两岸跨境毒品犯罪刑事司法协助的展望
两岸早在1993年的“汪辜会谈”中，就曾尝试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机关相互协助”等事宜进行后续事务性协商，却未有进展；1998年“辜汪会晤”，双方再次对于“涉及人民权益的个案积极相互协助”达成共识，其后虽然开启了两岸查缉跨境犯罪及司法互助个案协助模式，惟始终缺乏制度化的共同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机制，成效未尽理想。2009年4月2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在南京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并于同年6月25日生效实行。伴随这一协议的签署与生效，两岸司法界建立了直接、全面、深度的刑事司法协助关系，意味着两岸司法机构更深层次合作的开始，为未来两岸合作打击跨境毒品犯罪描绘了框架性的蓝图。下文拟通过解读《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结合该协议的执行情况，提出相关具体司法协助措施之构建，展望两岸打击跨境毒品犯罪司法协助的未来图景。
（一）解读《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1.《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签订的重要性
自1987年以来，两岸交流交往日益频繁，达到相当的规模。但由于两岸司法机关没有建立正式刑事司法协助机制，为不法分子或犯罪嫌疑人潜逃并藏匿对岸提供了机会。近年来，一些黑社会性质的跨两岸犯罪团伙更利用两岸治安防治无法对接之机，大肆实施拐卖、贩毒、洗钱、走私、诈骗等极端恶劣的犯罪行为，严重危害了海峡两岸同胞权益，破坏了两岸社会和谐。特别是近年来由两岸跨境诈骗案件的侦办，发现诈骗集团伎俩不断翻新，迅速消灭犯罪证据，更让电信诈骗逐渐从大陆、台湾扩散到东南亚国家，成为国际性犯罪。根据台湾大陆事务部门统计，台湾近两年来的诈骗犯罪件数平均高达13500件、2008年的诈骗金额更超过新台币30亿元。由于两岸犯罪分子联手并进行专业分工，对两岸警方而言，单独侦办往往有追缉盲点，不易破案。在2008年11月第二次“陈江会谈”结束后，台湾大陆事务部门针对下一阶段两岸协商议题进行民调，其中有75.07％的台湾民众，希望就两岸交流秩序正常化的相关议题优先协商（包括共同打击犯罪、司法互助等）。而根据该部门于2009年4月最新民调显示，对于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议题，有高达79.6%的台湾民众认为，两岸应该尽快进行协商并且签署协议，以解决司法侦查和人犯遣返的问题。显见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尽速签署协议、共同打击跨境犯罪，具有高度期盼。
2.《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基本内容
《协议》共有24条，分5章：一是总则部分，规定了司法协助事项的范围、业务交流和联系主体；二是共同打击犯罪部分，规定了合作范围、协助侦查、人员遣返；三是司法互助部分，规定了送达文书、调查取证、罪赃移交、裁判认可、罪犯接返（移管）、人道探视，涵盖了刑事和民事司法互助事项；四是请求程序部分规定了提出和执行请求的基本程序，并对请求的不予协助、所涉资料的保密和限制用途以及文书格式、协助费用作出规定；五是附则部分，对协议履行和变更、争议解决等问题作出规定。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大方面的内容：
(1)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方面：①资讯交换。两岸刑事司法机关将建立犯罪资讯交换机制，使双方得以利用犯罪情资的即时交换，先期掌握诸如跨境电信诈骗等犯罪行动的相关情资，并直接进行犯罪打击，断绝非法者的生路，以减少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害。②合作范围。不分犯罪类型，只要是刑事犯罪，两岸都扩大范围、全面合作打击，特别是两岸人民共同关切的重要犯罪类型，包括电信诈骗、毒品走私及经济犯罪等犯罪型态，两岸刑事司法机关更将加强合作力度，以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③协助侦办。两岸在协议的基础上，可以透过犯罪情资交换、协助侦办与取证、遣返罪犯等合作方式，使两岸的跨境犯罪活动一举成擒。④人员遣返。未来，双方对罪犯遣返的合作基础将更为稳固，从根本上阻绝罪犯潜逃，让罪犯无所遁形，并建立更完整的制度化遣返机制，使遣返作业更为顺畅、安全、迅速与便利。
(2)两岸司法互助方面：①文书送达。透过两岸司法互助管道，及时有效送达文书，确保诉讼案件合法进行，对于民众跨境进行诉讼程序，能够有效主张及维护自身权利。②调查取证。经由司法互助机制，可洽请对方协助调查、合法取证，协助法院及当事人顺利进行诉讼程序，解决法律争议，伸张社会正义。③罪赃移交。透过两岸协议，协助移转犯罪不法所得，使受害人得以获得赔偿或减轻损失，不让罪犯从中牟利。④裁判认可。透过申请程序，经由双方法院依据各自法律并基于互惠原则，对他方法院之民事判决、仲裁裁决予以认可，以利后续执行、主张权益。⑤人道探视。双方将针对受刑人家属之探视，提供便利与必要之协助，并经由两岸司法互助管道，确保双方民众因案受到羁押时，合法权益受到保障。⑥罪犯移管。基于人道考量，两岸经由司法互助管道，建立移管机制，在尊重当事人意愿及符合双方法规之情形下，对于因案在对方受到判刑及监禁的民众予以接返，并进行后续司法程序。
3.《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执行情况
2009年6月25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生效后，两岸司法机关即依据协议，逐步开展各项沟通渠道，建立业务合作基础架构，携手共同打击跨境犯罪，已逐步展现《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在维护两岸社会治安，保障民众权益，彰显社会正义的重要功能。2009年7月14日，台籍女通缉犯卓冬美遣返回台案，[16]成为《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生效后首个大陆将判刑的台籍人犯遣返案例，此案虽非大案，但对于两岸建立制度化打击跨境犯罪刑事司法协助机制，具有指标性意义。2010年3月6日，两岸遵循《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将台前彰化县“议长”白鸿森遣返回台，[17]更是在台湾岛内引发巨大反响，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认为，白鸿森的遣返案例，已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互助推展到一个崭新的局面。据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统计，截止2010年2月底，两岸依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所进行的互助业务已达5千余件。
(1)两岸警方积极交换经济犯罪等各类犯罪情资，在打击贩毒、假币等各类跨境犯罪方面成绩显著。据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统计，截止2010年2月底，两岸合作侦破诈欺(12案357人）、毒品（1案2人）、掳人勒赎（2案9人）计15案，逮捕犯罪嫌疑人368人（台湾籍280人、大陆籍88人）；其中包含12起电信诈欺案，逮捕犯罪嫌疑人357人（台湾籍273人、大陆籍84人）。
(2）两岸法院积极开展司法协助事务。截止2009年底，两岸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文书、调查取证数千件。
(3)海协会和海基会大力推动司法业务交流，相继组织司法考察团互访，强化合作机制，提高合作效率。目前，两岸司法机关的交流主要是通过相关协会互访的渠道进行的，例如，白鸿森的遣返案后，2010年3月18日，台当局“刑事局长”林德华率团前往北京等地参访，即是通过台湾刑事侦防协会协助下进行的。
（二）构建两岸跨境毒品犯罪刑事司法协助之具体措施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签订并生效，标志着海峡两岸刑事协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意义非同凡响，是自1990年两岸红十字会签订“金门协议”之后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协议，为今后两岸携手惩治与预防犯罪，共同打击跨境犯罪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基础。[18]但该协议仅是一个框架性协议，其规定相对粗疏，原则性强而操作性弱，需要双方因应实践需要进一步协商，解决具体操作性问题。下文拟就构建两岸跨境毒品犯罪刑事司法协助之具体措施提出建议：
1．两岸警方建立直接、有效及快速联系管道
为有效打击犯罪，对于犯罪资讯的提供贵在及时迅速，为能即时提供犯罪情报资讯，两岸警方建立直接、有效及快速联系管道，有利于处理两岸有关犯罪情报资料，遇有案即可充分利用此一管道迅速提供正确情报资讯[19]。
（1)设置联络热线
海协、海基两会原设有联络热线及专职联络人员，处理有关犯罪情报资料之提供及交换事宜，但此种联系管道需两岸警方透过两会才能取得联系，失之于效率。为避免政治争议，现阶段可考量由大陆的“中国警察学会”和台湾的“刑事侦防协会”[20]签订协议建立联络热线，大陆沿海地区则指定各省公安厅为配合单位，进行各项情资交流与共同打击两岸间之犯罪行为。
（2）互派缉毒联络官
根据以往破获跨境毒品犯罪案件，大部分主要依赖情报提供才得以破案。互派警务（缉毒）联络官是国际上打击跨国犯罪通行的做法，1998年5月，我国公安部首次向我驻美国使馆派驻警务联络官（时称缉毒联络官），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警务联络官，截止2008年底，我国公安部已向我在美国、泰国、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等19个国家的驻外使领馆派驻了30名警务联络官，这对打击跨国跨境犯罪及犯罪情资交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两岸警方在合作打击跨境毒品方面可以参照此模式来加强两岸的警务合作与情资交流，但由于政治原因，以何种形式互派缉毒联络官值得探讨。事实上，在《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签署后，有台湾媒体指称今年年底两岸将互派警察驻点人员，这在岛内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台湾地区刑事警察部门还为此发了澄清说明。
2．加强两岸跨境追逃协助机制
两岸跨境毒品犯罪分子在一个法域实施犯罪后逃窜到另一个法域，是多年来两岸跨境毒品犯罪的显著特征。由于两岸法律制度不同，司法上存在隔膜、区际司法协助机制不健全，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提供了可乘之机。虽然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的跨境追逃已经有了多年的实践和丰富的经验，但规范程度远不及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引渡和追逃。两岸跨境追逃虽不同于国与国之间的跨境追逃，但成熟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经验是可资借鉴的。跨境追缉逃犯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历史久远。据资料显示，早在公元前1280年，埃及和赫梯族在叙利亚战争结束时的“和平条约”中，就载有互相遣返逃到对方境内的罪犯的规定。世界上第一部引渡法由比利时于1833年10月1日颁布，之后的1870年，英国也颁布了引渡法。这两部引渡法标志着现代引渡制度的诞生，为各国的引渡立法和有关引渡的国际法规范提供了楷模。[21]加强两岸跨境追逃协助机制应先从建立统一的官方协调和沟通机制着手。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因为有国际刑警组织作为统一的协调组织，才表现出超强的统一性和快速反应性。两岸由于没有形成统一协调的沟通和协助机制，使得两岸在实行跨境追逃时往往局限于个案协商，随意性大，效率低下。
3．建立和加强对犯罪资产的追缴协助机制
建立和加强两岸区际间对犯罪资产的没收与追缴机制，是预防、监测和惩治跨境犯罪的有效措施，但在以往的两岸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实践上看，两岸司法机关却鲜有对犯罪资产的追缴的协助记录。《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中虽然对罪赃移交进行了规定，但其规定过于粗疏，操作性弱。事实上，两岸建立犯罪资产的追缴协助机制可以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2006年2月12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生效，其对犯罪资产的追回方式分为两种：直接追回与间接追回。直接追回，是指一缔约国在其资产因腐败犯罪被转移到另一缔约国，在另一缔约国没有采取没收等处置措施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途径，主张对该资产的合法所有权而将其追回的机制。间接追回，是指依据本国法律或者执行另一缔约国法院发出的没收令，对被转移到本国境内的腐败资产进行没收后，再将其返还给另一缔约国的资产追回方式。两岸可以透过海协会与海基会的交流平台，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经验，优先确立毒品犯罪此类两岸所共同打击犯罪的罪赃追缴机制。[22]
4．加强两岸刑事司法人员交流
加强两岸刑事司法人员交流有利于加深双方的情感交流与互信，建立未来两岸间共同打击犯罪的基础。目前，两岸刑事司法机关可透过两岸红十字会及海协、海基两会协助或其他管道，由业务相关人员组成参访团，或举办学术研讨会，交流合作打击跨境犯罪之经验。例如：2001年7月间广东省公安厅邀请台湾警方派员至澳门，进行非正式洽谈“两岸共同合作打击犯罪”相关事宜；2001年7月台湾“中央”警察大学邀请大陆“中国警察学会”成员共15人来台参访，并与台湾警方进行非正式洽谈“两岸共同合作打击犯罪”事宜，会中达成多项共识，对未来合作机制建立良好基础；台湾地区刑事警察部门负责人郑清松也以台湾“刑事侦防协会”会员的“民间身分”，应大陆“中国警察学会”邀请，于2001年12月10日前往大陆访问12天。
5．构建区际“控制下交付”(controlleddelivery）的合作机制
控制下交付，是国际社会在打击跨国境毒品犯罪斗争中创设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特殊侦查合作手段。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始于1988年维也纳国际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随后，在1990年联合国第十七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全球行动纲领》和1998年联合国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加强国际合作以处理世界性毒品问题的措施》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根据《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的规定，控制下交付是指在一国或多国警察机关实行严密控制或者监督下，允许不法分子在跨国境运输的货物中非法夹带或隐匿的毒品进出口岸，通过货运人自己的管辖区域，在对其流转移交进行全程监控中发现其他涉案人员，掌握地下交易场所与交易方式，进而查明有关的犯罪组织、犯罪网络和贩毒路线等情况后，选择最佳时机将犯罪分子和毒品毒资全部缉捕收缴的侦查方式。[23]
在两岸之间不断强化区域合作、密切经贸联系和提升司法协助规格的今天，建立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运行的警务合作新机制尤为必要，两岸警方需要认真总结国际社会对贩运中的毒品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成功经验，探索将这一侦查手段引入两岸区际警务合作中来，并在借鉴国际规范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把对毒品控制下交付的侦查合作方式扩大运用于查缉跨境犯罪的广泛领域。
6．建立和健全毒品犯罪情报资讯交流机制
“情报是我们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的这句名言一语道破了情报的作用和地位。“毒品违法犯罪中，往往是在a国种植毒品原植物，在b国进行制作加工，再经c国中转贩运至d国出售消费。事实证明，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从非法种植、制作、加工、贩运到消费，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化的犯罪循环体系。”[24]毒品违法犯罪的跨国性、跨地区性决定了禁毒工作仅依靠一个国家、地区、部门是难以完成的，必须加强国际交流与协作，有效地打击和防范毒品违法犯罪。国际或区际合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情报的交流与协作。有的学者建议，在厦门和金门分别设立海峡两岸刑事案件协查办事处，全权处理两岸刑事案件司法协助和犯罪情报资讯交流事宜，并提议两岸各自设立的专门机构要实行定期会晤制度，传递交换刑事犯罪信息，讨论某些专门性议题。[25]这些建议都很有意义，但是由于政治原因，有些方案并不那么容易实现。笔者认为，两岸毒品犯罪情报资讯交流还是应该通过两岸间的官方或半官方的组织来实施为宜。例如，通过上文提到的通过大陆的“中国警察学会”和台湾地区的“刑事侦防协会”建立某种情资交流机制。
【注释】
[1]刘复晨：“蜂箱夹层藏着海洛因”，载《法制日报》2004年7月20日第10版。
[2]参见2007年《台湾反毒报告书》。
[3]郑佑民：“两岸合作打击毒品犯罪之研析”，载《展望与探索》2004年第2期。
[4]朱晓莉、曹文安：“海峡两岸毒品犯罪的互动及合作打击困境”，载《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5]傅是杰：“闽台毒品犯罪问题研究”，载《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6]林锦村：“论海峡两岸之刑事司法协助”，载《法令月刊》1996年第12期。
[7]数据来源于2007、2008年《台湾反毒报告书》。
[8]参见2000-2009年《台湾反毒报告书》。
[9]参见2008年《台湾反毒报告书》。
[10]赵国强：“‘一国两制’下的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1]事实上，台湾地区对两岸合作打击刑事犯罪的需要更为突出，此种需要可从下文中的“1990-2008年两岸函请对方协缉刑事犯统计表”中分析得出。
[12]沈道震、刘进福、宋筱元、曾正一：《两岸合作共同打击毒品犯罪之研究》，台湾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2003年，第104页。
[13]同注[6]引文。
[14]唐荣智等：“海峡两岸司法协助课题研究”，载《台湾法研究学刊》2000年第1期。
[15]笔者对此点深有体会，笔者曾遇过这样一个案例，台籍被告人事实上是由大陆走私麻黄素到台湾制毒的，但由于缺少台湾方面的相关制毒证据，此案只能以走私制毒物品罪结案。
[16]卓冬美在台涉嫌在一起卖春案中行贿警察，之后潜逃到大陆，遭台湾司法部门通缉。卓冬美逃到大陆后继续从事诈骗集团行骗,2009年4月初被大陆司法机关逮捕，并遭大陆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2009年7月，福建省公安部门透过两岸司法协议，通知台湾“刑事局”派员接回。
[17]2009年12月13日下午，白鸿森通过帮派分子杨浩雄安排，从台中荣总九楼病房，避开警方监控后，坐上接应车子，直奔台北县金山附近海岸，偷渡到厦门匿居。台刑事警察局和“法务部”先后行文给大陆相关部门，请依两岸司法互助协定，缉捕并遣返白鸿森和罗道坚。2010年3月6日，两岸司法部门依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将因贪污案被判刑3年10个月脱逃大陆82天的国民党籍前彰化县“议长”白鸿森、同案被判刑4年4个月的其妹婿罗道坚以及协助逃跑的杨浩雄等共3人，由台警调干员从厦门经两门航线押解回台。
[18]时延安：“海峡两岸刑事合作新时代的来临—《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解读”，载《法制日报》2009年5月20日第12版。
[19]高政异：“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之探讨”，载《2001年犯罪防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1-33页。
[20]事实上，大陆的“中国警察学会”和台湾的“刑事侦防协会”的交流早在1995年就已经开始了。1995年，“刑事侦防协会”组织台湾现职警员组团赴北京，协商两岸合作打击犯罪破冰之旅。随后2001年大陆“警察学会”组团来台参访交流，借由两岸警方的互访，已成功奠定“携手共同打击犯罪、维护两岸社会稳定”基础，并开展两岸犯罪情资交换管道，拓建两岸刑事犯协助缉捕及遣返程序。
[21]黄风：《引渡制度》（增订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22]杨宇冠、吴高庆主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7-456页。
[23]易志华：“跨境侦查合作中的控制下交付”，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跨文化交流的建议篇5
关键词：南京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当前，全国上下都在贯彻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南京也在加快推进第二阶段全市综合改革工程，2014年1月2日，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关于实施综合改革工程第二阶段重点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南京都市圈要积极创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体制创新试验区，对都市圈体制机制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南京都市圈已经在机制建设上做了很多努力，有了良好的基础，但要创建在全国有示范意义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创新试验区，还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完善相关制度，初步思考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机制建设：
一是完善城市发展联盟合作机制。以2013年8月3日召开的南京都市圈城市发展联盟成立大会为新起点，建立强有力的跨省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南京都市圈跨省行政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指导南京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完善南京都市圈决策、协调和执行三级运作机制，健全都市圈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市长联席会议、专委会工作会议等政府间多层次协商机制，加强专委会、项目合作和项目监督等制度建设，提高决策效率和执行力，切实推进都市圈建设。充分发挥都市圈第七届市长联席会议上成立的五大类16个专委会在项目推进方面的主导作用。加强各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互访、会晤，就创建试验区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与决策。各市应成立推进都市圈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创新项目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各市联合努力积极向国务院上报《南京都市圈区域规划》，争取将都市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争取国家层面赋予南京都市圈在跨省都市圈合作方面先行先试权。坚持以《南京都市圈区域规划》为指导，精心编制都市圈产业规划、综合交通规划、公共服务一体化规划和毗邻地区发展规划等专项规划，不断完善规划体系，在规划体系框架内，系统、合理、有序地统筹都市圈合作项目，推动各领域合作协同发展，形成都市圈建设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时，还要逐步修正和统一各成员城市的地区性法规和政策，研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此基础上，商讨建立有利于都市圈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法规。鼓励行业协会、企业协会等跨区域合作，建立全方位、多领域的民间交流合作机制。
二是健全跨区域市场化整合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各类要素市场，实现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清理和修订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法规和政策，努力营造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统一规范的市场环境。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新一轮经济改革中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南京都市圈地跨苏皖两省，区域行政壁垒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因此，要充分发挥都市圈各市的资源禀赋优势，准确把握市场脉搏、顺应市场需要，多打造一些符合市场需求、具有发展潜力的合作项目，全面激发区域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积极探索跨区域园区共建以及企业兼并重组后的增加值统计归属、财税利益分成机制，通过股份制运营方式实现合作共建园区的利益分割。探索港口股份合作方式，由各地市出资组建港口集团，统筹港口建设与发展；建立激励细则，鼓励港口资产重组，实现港口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共同组建区域通投资公司，统筹推进都市圈跨界交通设施建设，推进城际轨道交通网建设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衔接，解决城际公路“断头路”和“瓶颈路”。组建跨区域公交集团公司，鼓励相邻城市相互开放线路，推进市场化的公交企业兼并与重组；探索相邻城市城际客运公交化运营模式。
三是健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基础设施项目协调难度大，建设周期长，社会关注度高，应重点推进跨界交通项目，确保按时间节点建成通车，同时加快推进重大枢纽工程建设，通过基础设施先行更好地实现资源互融。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城际轨道交通、公路交通网络建设，加快同城化客运公交和换乘枢纽建设，推进都市圈交通同城化。进一步加快实现快速道路、轨道交通、水资源保护与开发等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通信设施同城化，推进都市圈公益性文化体育、重大科研、环境监测网络等基础设施的相互开放与共建共享。在跨区域、非经营性的基础设施领域，建立规划统筹化、建设一体化、资源社会化的建设和使用制度；在区际经营性和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领域，推进经营主体市场化，建立投资者受益、使用者付费和管理者获补偿的利益共享机制。将社会设施开放工作纳入相应管理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考核指标体系，建立都市圈公益性文化体育设施免费开放与管理制度以及各类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市场化开放与管理制度。以水、大气质量监控为重点，建立都市圈环境监控网络共建机制；以“就近服务、付费共享”为原则，探索股份合作方式，建立跨界地区环境设施共建共享制度。建立数据共享的成本-利益分担分享机制，推进各城市地理信息库、人口信息库以及企业法人信息库三大数据库建设，协同共建数据交换中心。推动共建共享电子商务平台、物流信息平台、技术产权交易平台、投融资信息服务平台、生态环境与公共事务平台等行业领域信息平台。在做好基础设施先行的同时，要将合作项目从基础设施建设向产业、科教、文化、环保、民生事业等领域拓展延伸，实现多领域、多重点、有深度的全面合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积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靠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的公共产品的生产方面，如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教文化、民生事业等一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作项目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真正使“都市圈”建设惠及百姓、惠及民生。
四是健全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南京的科教资源优势，鼓励南京高校院所与都市圈各市开展技术对接，共建产学研联合创新载体。切实加大科技创新合作力度、创新产业合作模式，加快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实力整体提升。深化都市圈产业分工合作，根据各市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探索合作共建园区的利益分享机制，鼓励政府、园区、企业等多层面对接，促进要素流动，推进产业联动发展和转型升级。探索合作共建园区的利益分享机制，鼓励多层面对接，消除要素流动的行政障碍，实现园区共建与合作发展，推进区域产业联动发展和转型升级。以优势互补推进区域产业分工，转型提升片在培植研发和营销等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同时，引导加工制造环节在其他片区集中集聚布局，鼓励科技创新成果向其他片区扩散转化与大规模生产。以集群构建推进区域产业合作，实现园区共建与合作发展，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围绕钢铁、石化及化工新材料、汽车及装备、电子信息、航运物流等优势产业，打造若干产业集群，以集群为引领推动区域联合发展。整合各地优势资源，加强产业集群纵向一体化发展，形成相互关联的产业链空间网络，促进信息、原材料和产品在转型提升片和产业转移承接片之间传递和流动。以载体和园区共建推进区域产业联动发展，引进先进理念和成功做法，创新园区合作共建机制和方式，鼓励与其他沿海地区政府、开发园区、战略投资者和中央直属企业合作共建开发园区和科技城，推进组团式承接产业转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帮扶援建、委托管理、股份合作、产业招商等方式共建开发园区。建立利益分享机制，协商议定合作方式和税收分成，明确责任义务和经营期限，形成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区域联动发展新局面。
五是健全联合执法合作机制。建立都市圈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执法合作机制，推进都市圈农产品、食品标准相互认证与质量安全监管合作，加强跨界环境污染联防联治和联合执法。建立都市圈环境保护协调机制，加强跨界环境污染联防联治和跨界环境违法行为联合查处，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提升生态竞争力，建设环境友好的南京都市圈，提升都市圈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突发事件监测、预警以及联动处置机制，实现应急救助系统联网联动和统筹调度。建立都市圈统一的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共同提升流动人口服务水平。联合建立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合作机制，推进农产品、食品标准相互认证与质量安全监管合作。建立劳动争议仲裁受理、审理、裁审标准一致机制。制定在维护稳定、打击犯罪、治安管控、交通管理、警务指挥等领域广泛合作的长效机制。建立跨界污染联防联治机制，加强项目审批的沟通合作，统一审批尺度；加强跨界环境违法行为联合查处。建立都市圈城市管理跨地区联动工作机制，协同加强跨界地区的城市综合管理。成立跨界水体协调管理、整治机构，建立水务一体化管理机制；探索建立水权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级管理制度。在金牛山水库、石臼湖等备用水源地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中，加强资料共享。建立长江水源地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应急通报制度，上游城市江段发生水污染事故时，立即告知下游城市，并定期通报交换水质监测信息，加强防范能力建设。建立慢性病、职业病以及新发传染病的联合防控机制。
六是健全公共服务共享机制。建立公共服务互惠机制，推进都市圈公益性文化体育、重大科研设施、环境监测网络、水源地保护等方面的相互开放和共建共享，推进都市圈医学检验互认、教育资源合作、社保体系衔接，建设惠及百姓的幸福都市圈。统筹教育均衡协调发展，鼓励南京将中等职业学校跨市招生计划优先投放扬州、镇江两市，再逐步投放其他城市。探索建立中高职课程衔接、分段教学、学分互认、学历提升的创新机制，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深化学校师资结对交流，定期安排教师互派挂职、跟岗培训。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共享，推进医疗机构合作办院、设立分院、组建医疗集团，促进医疗水平共同提升。建立高层次医疗人才共享机制，推进疑难疾病联合攻关、重大疾病联合会诊等。积极促进就业和人才流动，建立统一的就业服务信息平台，推动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就业指导、岗位推荐、职位信息、政策咨询等就业服务对接。推动职业技术培训资源共享，逐步实现互认培训和鉴定结果。建立跨区域劳动人事争议信息共享、协同处理机制以及仲裁机构联席会议制度。逐步推进技能人才自由择业，探索建立户口不迁、关系不转、身份不变、双向选择的人才流动机制。推进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先期探索实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关系无障碍转移。加快推进社会保险参保缴费年限互认，实现流动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关系的有序衔接。推进养老服务同城化发展。深化文化体育交流合作，推动圈内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通过文化的融合发展增强同城化认同感。共同建立文化体育资源信息服务平台。统筹规划新增公共文化、体育场馆。推动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共建和服务协作，鼓励体育场馆双向免费开放。合作举办各类群众性文化演出、体育比赛，共申共办全国性、国际性重大文化体育活动。今年，都市圈城市将携起手来，按照“南京都市圈，共办青奥会”的目标，共同将青奥会办成享誉中外的体育盛会、文化盛会、青春盛会。
跨文化交流的建议篇6
关键词：跨界水域；水环境保护；横向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X524；F224.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683（2013）04-0166-05
跨界水环境保护是近年来受到全球关注的重要环境议题之一。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已将跨界水环境管理列为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同等地位的重点领域，并在资金方面予以倾斜。跨界水环境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多维问题，在属性上涉及到水体的物理和化学变化、水体形式包括地表水、地下水、降水的变化；在环境方面涉及到生态、大气、土壤、生物多样性、环境健康等；在管理方面涉及到观念、政治、政策、法律法规、机构、协调、配合、组织等；在技术方面涉及到理论研究、实践应用和技术支撑等等。这些因素随时间和空间尺度的变换而改变，再加之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如气候变化和边界变化等的影响，以及水体的流动特性，使得跨界水环境管理、、义务、利益等方面的协调要比同为跨界的土地资源等联合管理远为复杂，因此，跨界水环境管理也是世界性的环境管理的难题之一[1]。
随着我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不断加大，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剧，水污染日趋严重，污染治理压力也越来越大[2]。跨界水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跨界水体所涉及的各级政府之间矛盾频繁出现，一般为省与省、市与市、县与县及上下游之间的多重矛盾。无论在缺水还是富水地区，均存在着跨界水域水环境质量不断下降，饮用水安全频频告急和水污染事故等[3-5]。针对跨界水环境问题，建立有效的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正在逐渐成为我国面临的必然选择。
跨界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的集中反映，它不仅是自然问题，也是经济、社会、政治、技术和文化观念问题。跨界水环境管理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跨地域、跨学科、跨部门的复杂问题[6-7]，因此有效的管理方法必须同时考虑法律法规和政策、地域的责权与利益、学科的合作与互补以及政府或部门间的有效合作。
实践证明，建立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是完善我国跨界水环境管理的有效途径。首先，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可以为跨界水环境的全流域生态系统方法管理消除障碍。其次，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的建立，可为区域间及部门间的协同增效消除障碍。跨界水域环境问题不是单一区域或部门凭一己之力能够解决的，有效的政府间横向合作是实现跨界水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实现多赢的基础。通过合作机制，可利用综合力量，采取统筹一致的规划与行动，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实现本地区的治理和利用与整体利益的高度统一。第三，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可以打破地区和各部门间的技术壁垒，确保信息、技术和经验交流渠道的畅通，提高治理效果和效率。第四，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可以减少摩擦和政策冲突。通过协调与合作加强共识，并提供一个能够制定共同目标的平台，有助于制定统筹、综合、科学、可行的政策、规划和统一行动，减少摩擦和政策冲突。第五，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可提高服务质量。政府间横向合作有助于为市民提供更加整合、无缝隙的服务，提高政府和社会的整体效率与和谐。第六，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还具有政治意义，一方面它可对社会表达管理者的政治意愿，另一方面可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管理绩效，提高政府的回应性。第七，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可以提高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合作机制可为各方创造开放的平台，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机遇，不断提高各方的应对能力。因此，深入研究跨界水环境保护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建设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对不断提高应对复杂环境问题的能力，提高公共资源的管理绩效，以及进一步指导我国跨界水环境保护和提高整体管理水平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8]。
1我国跨界水环境保护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的现状我国有跨国界大小河流80多条，涉及到15个陆源毗邻国家[9-10]。国内主要跨界水体有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水系，另有浙闽区河流、西南诸河、西北诸河、太湖、三峡库区和南水北调东线等。其中，仅七大水系流域总面积就占国土面积的约45%[11]。而且这些跨界水体还是我国传统的工业、城镇和人口密集区，水资源分配和水环境污染也是突出的问题。浙闽区、太湖、三峡库区和南水北调东线等不仅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交大，也是跨界水环境问题广泛存在的地区。西南诸河与西北诸河流域，虽然开发强度不如我国其他水系，但这里有很多国际跨界河流，同时该地区也是我国很多重要河流的发源地。
我国跨界水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形势十分严峻。2011年，全国地表水总体为轻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和地下水水质问题仍十分突出。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南诸河和内陆诸河十大水系监测的469个国控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为61.0%、25.3%和13.7%。地下水水质问题更加突出，据在全国200个城市的4727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的监测结果，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达到55.0%[12]。
自2005年底松花江污染事件到2007年6月底，中国共发生126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4～5d一起。根据2006年—2009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分析，在每年环保部（总局）接报并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中，水污染事件分别占总数的59%、31%、55%、47%，除2007年居各类环境污染事件的第二位外，其余三年均居首位，其中大多数是跨界或具有跨界影响的事件[13-15]。
面对我国跨界水环境现存的诸多问题，2008年1月11日—1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淮河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恢复生机。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引下，我国各级政府多年来从技术、设施、法律、政策、机构设置、规划、合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国际层面上，由联合国环境署牵头，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四国政府（朝鲜为非正式成员国）1991年共同发起了“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1994年，中国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柬埔寨、澳大利亚、韩国等10国政府共同签署了“东亚海协作体”。2006年，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关于中俄两国跨界水体水质联合监测的谅解备忘录》。2008年又签署了《关于中俄建立跨界突发环境事件通报和信息交换机制的备忘录》。2011年，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跨界河流水质保护协定》。这些国际跨界合作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信息共享、政策法规、监测与评价、应急行动、宣传教育、污染防治、战略与计划、财政预算、融资等。
国家层面上，也开始了广泛的部际合作。1995年，环保部、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农业等部门及相关省政府等，共同签署了“松花江、海河、淮河、太湖等流域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09年，环保部与水利部签署了“海河流域级Km系统数据共享协议”。2010年，环保部与国家海洋局签署了“关于建立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沟通合作工作机制的框架协议”。在这些协议中，合作的内容得到进一步扩展，涉及信息共享、控制区域划分和规划、污染物控制、行政管理协调、生态保护、应急响应、数据与技术共享、执法、国际合作、工作机制、重大决策协调、沟通信息等。
几乎在同期，国内省际和省内部门间跨界水环境保护合作机制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2003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内蒙古和辽宁的水利厅签署了“海河流域水协作宣言”。2005年，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自治区）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9+2”）环保主管部门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2009年，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的人民政府及松辽水利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印发《松辽流域省界缓冲区水质控制断面考核会商制度（暂行）》的通知”。2009年，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湖北、四川、重庆和内蒙古11省（市、自治区）之间签署了《共同应对区域环境问题高层会商框架协议》，建立了跨区域环境污染及突发环境事件防控和预防机制。2010年，广西自治区环保厅和贵州省环保厅签署了“黔桂跨省流域协作机制”。这些合作机制涉及的内容涉包括联席会商机制、事故防控机制、事故信息共享和协作处置机制、事故后督察机制、事故信息机制、水体综合治理、大气控制、监管和区域联动、信息共享和、科技与产业、监测、预警、应急、规划编制、防控及事故处理、污染治理措施通报、职责分工、公众参与机制、协商机制、行政执法、科技合作、监督机制、资源优化配置等。
近几年，省级环保部门的跨省界合作力度也得到了大幅加强，目前已经制定专项的水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或综合的环境保护合作协议的地区达20多个。省级水利部门则以流域机构牵头，制定了跨省界的水协作机制，使机合作制推广到了除自治区外的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包括港澳地区）。
到目前为止，我国比较成功跨界合作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松辽管理模式，松辽流域通过国务院批准的、由吉林省人民政府牵头、由松辽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实施的松辽水系保护领导小组，形成了由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松辽水利委员会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跨地区跨部门合作的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互配合、全流域管理与重要支流管理有机结合的“松辽管理模式”[16-17]。另一种是太湖流域模式，它是通过国务院批准的、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并负责实施的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实施了由中央多部委和江苏省、浙江省及上海市3地人民政府组成的多利益相关方参加的跨地区跨部门合作，该模式主要以纵向强制推动为主[18-19]。
总而言之，建立政府部门间横向合作机制在我国已形成广泛共识，合作的内容正随着机制主体的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和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而得到不断深化。尤其是近五年来，我国新建流域合作机制的数量是过去十五年总和的近两倍。这些合作已使局部跨界水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2009年，全国七大水系的408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的断面比例上升到了57.3%，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下降到了18.4%[15]。但总体上我国跨界地表水污染仍然较重，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还远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我国重要的13个水体来看，除松花江、辽河和海河外，其余10个重要水体并未完全体现整体水文单元的全流域控制水体整合。要实现广泛的跨地区和跨行业综合的网络化治理结构，仍然任重道远。
2我国跨界水环境保护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的主要问题虽然我国在各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跨界水环境面临的诸多问题。我国的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建设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机制还存在着跨界水体分割化、机制主体单一化、机制状态非制度化、机制内容局限化、机制管理内部化和保障条件薄弱化等突出问题。我国现有的水污染管理政策、体制以及技术方法已不能满足跨界水环境管理的需要。
2.1缺少法律法规基础
目前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涉及有关政府间合作的具体规定和条例几乎还是空白，法律只规范了各级政府管理其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和上级机关（或中央政府）在跨域事务中的角色扮演，这使得我国在各种跨界水环境管理中协调与合作机制下开展活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缺乏法律支撑。这种缺少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松散合作方式，导致了我国目前在各类协调与合作努力下建立起来的一些委员会、协调组等作用也十分有限。
2.2缺少部门协调机制
我国在跨界水环境保护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建设方面，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建立起跨部门横向合作，即使已经建立了跨部门合作，也没有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多部门组成的完整利益共同体。主要原因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有效协调机制，无论国家层面还是省级部门层面，在机制主体上都存在着地区代表和部门代表的双缺位现象，造成跨界水体分割化和机制主体单一化的问题，目前只能解决一些两两部门间突出的职能交叉问题。在地方层面上，主要表现是地区缺位与河段缺位。
2.3缺少科技支撑
科技支撑是政府间合作机制建立与实施的重要保障条件和基础之一。这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现有机制缺乏科学的认知和科技参与，如问题的诊断、科学的规划、疑难问题的解决、新技术开发与引进、学术交流、科学的监测与评估都缺少技术指导和技术参与。具体表现为现有合作机制缺少科技支撑机构和体系，决策过程缺少科技人员参与，研发成果难以转化等。这种状况导致了机制难以准确定位问题所在，也因此无法确定共同的目标，这势必影响到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2.4机制内涵尚需完善
目前，我国大部分跨界合作机制对于合作的内容、方式和分工都没有明确的规定，甚至组成的成员尚不固定，使得本身就没有行政强制约束力的机制变得更加松散，也使机制的管理呈“非制度化”状态。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尚缺乏在共同战略指导下的、非危机管理阶段的、机制执行层面的跨部门和跨地区间的联合行动计划，这说明机制中的内容还尚未与各部门的行政管理真正一体化。合作机制普遍缺少长效机制以及前瞻性和计划性，也缺少长期规划，而更像是临时平台，就事论事，只解决眼前一些应急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我国目前政府间合作机制对改善跨界水环境污染的能力受到限制。
2.5缺少机制实现的有效路径
目前我国机制实现的路径主要是采用自己现有的管理方式，制定、实施、检查都靠自己。这样的机制很难有长远的期望和安排，难以发挥创造力，也缺乏变革与创新。在这种机制下，实施结果的公正性也会受到质疑，特别是难以实现、扩展深度合作，不利于增加透明性和增进信任。目前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政府间合作平台，以实现内外结合的管理与决策路径。
2.6缺少机制建立和实施的文化背景
这方面突的问题表现为缺乏合作文化基础。首先，政府间横向合作还没有变成政府部门的职责和每个行政人员的自觉意识，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机制的建设。其次，从经济角度看，合作机制有可能在使资源实现区域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某个局部有被拖累的可能。第三，行政长官缺乏和谐思想和合作意识，存在命令式的传统工作方式，这在主观上增加了达成共识的难度。第四，当合作机制在实施中出现纠纷时，缺乏上级的仲裁，影响机制的权威性和执行力。第五，现在的政府间跨界合作大多是各方以现有方式的物理叠加式合作，没有触动本部门或本系统的法律协调，未对本部门或本地区的法律法规进行化学融合，未进行新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组，因此，我国目前的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多数还属于非利益攸关的浅层合作。
3完善我国跨界水环境保护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的对策我国跨界水环境保护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的主要途径可以从机制的体系、结构、内容、方式和条件五个方面进行构建。其中体系决定机制组合框架，结构决定机制组成框架，内容决定机制核心目标，方式决定机制的影响，条件决定机制生存质量。
3.1完善机制的体系构建
针对机制制定主体中地区代表和部门代表双缺位的情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跨界水体分割化和机制主体单一化的问题，今后构建我国跨界水环境保护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应从国家和省级两个层面着手进行完善。
首先是部级机制体系。对于跨国界的政府间合作，鉴于国家间社会制度、经济水平、技术能力、文化语言、自然环境、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差异，其建设过程具有长期性和政治性，因此应建立在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前提下的横向合作机制。对于国内跨界水域间的部门合作，应重点扩展部门代表，建议以环保部与国家海洋局合作为范本，向其它与跨界水环境保护职能相关的部门（如水利部门、市政建设部门等）扩展，建立部级宏观政策层面的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其中，部门代表的构建应作为下一阶段部级机制建设的重点。
其次是省级部门间合作机制。针对跨部门合作尚没有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多部门组成的完整利益共同体这一问题。建议对整体地区代表缺位和部分地区代表缺位的水域进行调查，为扩补建新的机制提供依据，并将合作机制整合进流域整体，建立起跨界水环境保护目标下的区域横向合作。省级部门间合作机制的建设可以松辽管理模式为基础，并加以补充和改进，建立符合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新的管理模式。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由地方政府和流域机构组成的合作机构，以省级环保和水利部门、水利部所属的流域机构和环保部所属区域督查机构等部门组成“常任理事部门”，共同管理“跨界水环境保护常任理事委员会”；建立由“常任理事部门”与省级水环境保护规划主管部门、市政建设主管部门和农业主管部门等主要部门组成“理事部门”，共同管理“跨界水环境保护理事委员会”；建立由“常任理事部门”、“理事部门”与省级科技、工业、财政、国土资源、交通运输和林业主管部门等部门组成“成员部门”，共同管理“跨界水环境保护委员会”，形成完整的利益共同体。这样，跨部门的横向合作将能够支配和协调更多的资源并产生更大的效益。
3.2完善机制的结构
针对现有机制非制度化以及约束性和有效性差的问题，需要从机制的结构着手进行构建。因为机制结构决定了每一个机制的内部组成框架。建议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由以下7个部分组成：目标和原则；机制控制的水体范围；各方权利、义务和作用；水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机构权利、义务和作用；财政安排；工作制度，包括工作的形式。
3.3深化机制的核心内容
针对由于认识能力、经济水平和环境形势差异造成的初期阶段机制内容局限化问题，需要对机制内容进行模式构建。我国目前现存的机制模式可归纳为危机管理式、信息管理式、政策协调式和行动反馈式等四种模式。建议我国今后以行动反馈式为目标完善现有机制的内容，即在共同战略下实施联合行动计划，并将行动计划的效果进行评估和信息反馈。使合作机制实现从决策、执行到评估一个无限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状态。随着合作机制的内容由其他模式向行动反馈式模式由浅入深的变化，机制的核心目标也应逐步由边缘向实质进行变化，机制调节的内容深度上应从末端向前端转移，宽度上从局部向整体转移，长度上从短期向长远转移。
3.4丰富机制的实现方式
针对目前我国合作机制管理内部化的问题，需要对机制实现方式进行完善。途径是通过搭建政治平台和技术平台，在创新理念指导下进行创新设计，实现机制管理的内外结合，为机制的发展拓展空间。具体做法是扩展政治平台和技术平台，加强信息沟通、交流学习、统一认识，增进政治互认。技术平台搭建中应确保平台的下列特征：一是开放性，即各种政务信息可供跨界查询；二是协同性，能够打破各行政区域的限制；三是交互性，保证任何政府组织均可以交互表达和传递信息；四是直通性，减少中间环节，保证信息交换的直通。
3.5健全机制的保障条件
针对机制建立与实施缺少保障条件的问题，我国今后应重点从科技支撑、合作文化、法律协调和补偿机制4个方面进行加强。
科技支撑可以确保合作机制建立、运行及监测与评估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有助于实现整个区域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应关注对专业技术人员技能的培养，使其能够掌握新技术，实现复杂的跨地区、跨部门和跨学科的横向联合。国外成熟的管理体系一般都有附属的学术或研究机构，如《欧盟水框架指令》、美加五大湖管理和挪威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体系，都附设了常设委员会专门负责整个管理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当然，这些成功的案例，也都同时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上的科研团体参与管理中的理论研究、科学调查、技术开发、学术交流、信息管理等。
合作文化是增进政治互认的保障条件。必须摒除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树立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根据跨界水体管理的问题、设定总体目标，并就意愿、利益、权限、职责达成协议，形成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还需要营造符合区域文化传统的氛围，为建设合作文化提供成长的土壤，使参与合作的每一方都得到良好的尊重，在信任、友好、民主、平等的气氛中促进共识。
在法律协调方面，需要构建适于合作机制建立与运行的法律依据。这方面，建议首先从立法层面进行完善，其次需要用合作机制实施结果促进本地区本部门标准、法规和法律的调整和完善。通过机制的实施，对于本地区本部门原有法律规章中与机制实施的结论相抵触的内容，应做出调整，并且应该给予机制实施得出的结论比本地区本部门得出的结论更优先的确认地位，甚至将机制的成果直接上升为法律的组成部分，实现法律层面的利益调整，塑造新的利益平衡。
由于合作机制有可能在使资源实现区域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某个局部有被拖累的可能，此时需要建立局部损失的补偿机制，以确保各区域能够顾全大局，使合作机制实现真正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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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流的建议篇7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交际本民族中心主义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因特网把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时时处处在发生，跨文化交际的破裂和失败也跟着时时处处在发生。本文将就文化交际失败产生的原因进行讨论。
一、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是指来自不同文化的成员之间的交流。这个定义看似简单，过程却并不简单。通常，当一个来自一种文化的成员向一个来自不同文化的成员发出信息时，跨文化交际就开始了。
跨文化交际的第一个元素是语言过程：指我们如何谈话，如何思考。另一个元素是非语言过程，包括使用动作进行交流，不同文化间动作的含义有所不同。另一个重要元素是认知，“通过这个过程，个体对外界的信息进行选择，评估和组织”，文化认知是建立在信仰，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基础上的。交流活动的内容也受文化的影响。
二、造成跨文化交际失败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跨文化交际失败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方面：误解，本民族中心主义，定型观念。
（一）误解
1.对语言的误解。人们交际的最普遍方式是语言。在某种文化之外学习那种文化的语言就很容易由于语言产生误解。比如一中国学生听到“Lookout”以为是让她朝外看，而实际上人家是让她小心上面掉下的砖头。惊悚之余，互相都感到很气愤。对“FirstLady”，有些中国人会以为，既然有第一夫人，那一定有第二，甚至第三，第四夫人了。这些都是对语言的误解。
2.对习俗、习惯的误解。每个文化都有其代代相传的独一无二的信仰，价值观体系，习俗，习惯等，这些无疑会造成误解。在表达上，中国人所习惯的委婉和美国人的直接经常会造成双方的不愉快。而有些中外不同的习俗，如喝茶，中国人要喝热茶，多次冲泡，而外国人却只冲一次，在咖啡馆里喝茶时，外国侍者会以为中国人吝啬，而中国人也会认为外国侍者待客不周。这就是对文化习俗的不了解造成的误解。
（二）本民族中心主义
本民族中心主义是指以自己所在文化的观点看问题，认为自己的文化是绝对的，把自己的文化作为标准来评判衡量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等。很多人认为自己不是本民族中心主义的，而是相当“思想开放”，相当“容忍”的。可事实上，每个人都以本民族为中心。这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由于我们良好的意愿所完全消除。本民族中心主义会致使各民族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正确的，先进的，其他文化都应该向其学习，与之适应。没有人能生活在文化之外，没有人能脱离自己所在的文化的影响。作为文化的产物，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为中心看问题。
（三）定型观念
定型观念是指一个群体成员对另一群体成员的过分简单化的看法。定型观念通常代表对被定型人的过分简单的看法，偏见的态度和不负责任的判断。
定型观念来源很多，如笑话，课本，电影，电视等。关于牛仔和印地安人的电影把西部牛仔刻画成文明的，而印第安人是野蛮原始的。一个只通过看这类电影来了解印第安人的孩子就会对这群人有一种错误扭曲的印象。定型观念长期造成了对宗教，种族。文化群体的不正确认识。由于我们需要不断地作比较（因为作每个决定时都需要作出选择）我们无疑会对事物进行简单化，只注重一些显著的特征，而忽视了个体差异。比如，我们认为美国人都吃麦当劳；法国人都浪漫；日本人矮小，都是工作狂。而许多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个个会武术。
三、关于跨文化交际的一些建议
找出造成跨文化交际失败的原因目的是为了避免失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下面是几点建议。
（一）尽可能多地了解其他文化
要进行跨文化交际，我们必须先了解那种文化。因此跨文化交际的关键一点是知识。对文化差异的深层次的理解可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更加努力，更加博学。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跨文化交际的成功与否。
（二）了解你自己
首先，要记住我们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掌控着交际过程。第二，了解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和个人本民族中心主义的程度。把他们找出来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对交流的影响，也更注意避免。提升自己的文化意识是另一个要点。有意识的避免定型观念，偏见，认识自己的潜在问题是进行跨文化交际，避免冲突和交际失败的另一有效途径。
（三）冷静下来，耐心些，宽容些
冲突通常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一方试图改变另一方的行为方式，而双方并没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都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因而都容易拒绝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努力。这时候，停下来，听一听，想一想。这意味着从现场退出来，在下一步行动之前反思一下发生了什么事。这也对跨文化交际有帮助。当情况好像要变糟时，停下来想一想：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我误解了他们所说的，还是他们误解了我？通常误解是问题的根源。
每个人都应预想到很可能是文化的不同造成跨文化交际出现问题，并且准备耐心宽容而不是互相敌对互相攻击。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问题升级，人们应该谨慎的作出反应，不要自己理解到或听到什么就草草做出结论，因为你很可能领会错了。
四、结语
我们都是相似的，我们又都是不同的，文化体现了这些不同。我们都是文化的产物，作为多元世界的一员，我们必须理解文化的各种丰富表现。交流是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必不可少也不可避免的。在跨文化交际中，误解，本民族中心主义，定性观念和偏见是造成交际失败的原因。他们通常不被人注意到，但却是具有毁灭性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与外国的交流越来越多，要避免跨文化交际失败，我们必须了解文化，交际，理清文化与交际的关系，提高我们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知识。
参考文献：
[1]杨艳.中西文化冲突给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11（01）
[2]柳阳春.论文化差异与英语教学[J].教育与职业.2006（18）
跨文化交流的建议篇8
跨国界高等教育的产生、发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跨国界高等教育和二战结束至今的跨国界高等教育。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跨国界高等教育
跨国界高等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罗马高教的跨国“游教”和“游学”，1]但是国际交流范围很狭小。到了中世纪，大学是“真正的国际性机构”。2]因为语言、学习科目、考试制度的统一，为欧洲的学生在各国巡回学习创造了条件。现代意义的跨国界高等教育始于工业革命，它把人类带入工业社会，强化了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体系。教育内容从以本土文化传递为主逐渐向标准化、普遍化、通用化、跨文化交流乃至国际化过渡。二战以前的跨国界交流的主要领域是：学生的个人流动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从欧洲殖民宗主国向世界其它地区出口学术制度和教育制度；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合作和交流。
(二)二战结束至今的跨国界高等教育
二战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获得对世界其他部分更好的理解，维持和扩大其影响的范围，抱着明确的政治意图，促进国际教育交流和合作，推动了跨国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欧洲的许多学者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无暇顾及国际学术交流，使这些国家成为高等教育的中心。1968年，国际教育局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下属机构，由它开展跨国界教育协作和援助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德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得到空前的发展并壮大，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新的突破，具备国际化的特征。这个时期的特征：经济增长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欧洲共同体的加强，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的研究和教育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高教国际化的势头更为劲猛。主要有以下表现：第一，跨国界教育受到各国政府和教育机构的高度重视。美、英、日、德、法、加等国家以及欧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吸引外国学生，展开带有政府行为和政府导向的跨国界高等教育活动，旨在加强高教国际化。第二，留学生人数快速成倍增长，但流向呈不均衡状态。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发展中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流向少数的发达国家。第三，跨国界高等教育成为国际上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各国的政府、高等教育机构和组织、大学校长、高等教育科研人员、科学家多次召开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研讨会，研究在学校发展规划和课程设置中融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相关因素。
二、跨国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
(一)跨国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1.跨国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取向：由活动取向到过程取向。跨国界高等教育的概念有很多定义。Knoght&dewit将其定义为：“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服务功能在国际事业中的总和。”3]或更广义些，指“任何使高等教育应对社会、经济和劳动市场的全球化挑战与要求而做出的系统的、长期的努力”。欧美学者尝试从活动取向、能力取向、道德取向和过程取向四个方面对定义进行描述。美国学者Knoght对四种取向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活动取向指一系列活动，如出国学习、国际发展活动、国际学科、区域研究、联合授予学位计划及比较研究等；能力取向，这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取向，重视培养学生的国际知识、技能、态度与价值观；道德取向，重视营造一种促进国际化的校园氛围；过程取向，即国际化是一个过程，它把国际教育或跨文化教育的内容或观念纳入到大学的各项重要职能如教学、研究和服务中。这四种取向相互交叉、相互联系。国际大学协会(iaU)归纳了跨国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定义，采纳了过程取向。
2.跨国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力：由追求商业利益到人文关怀。跨国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驱动因素既有文化交流与教育本身发展的要求，也包括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因素。在发展进程中，政府、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其它机构更多考虑到的是商业利益，忽视了文化交流和教育发展本身的因素。针对跨国界高等教育过分被用作商业目的的现状及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成员国呼吁，“应强化这样一种思想，即知识应被全人类共享”，即高等教育应该促进全人类的和平、发展与繁荣。在当今这个高等教育竞争激烈且突出强调商业化目的的全球背景中，各国在利用高等教育国际化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还要发挥高等教育国际化人文关怀或者人性化方面的功能。
3.跨国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焦点：由学术流动到全面关注。学术流动指高等教育人士的跨国流动，包括学生的出国留学、教师的出国访学和根据国家的合作协议而进行的大学间的学生交换等，学术流动不但是跨国界高等教育最为显著的一个内容，而且一直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注点，学术流动和国际研究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曾是跨国界高等教育的代名词，但现在世界各国都普遍认识到，学术流动仅是一个方面，跨国界高等教育是一个更为宽泛、全面的概念，应渗透到整个高教系统中，是一种深刻的教育改革，将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研究、服务与管理等产生深刻的影响。跨国界高等教育的关注点在范围扩大的同时正逐步向纵深发展。
4.跨国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践日益优化。在当今的世界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一种客观发展的趋势。虽然，从世界范围来看，人们还没有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理念等达成共识，但是，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合作研究等实践早就存在。人们期望找出国际化各个方面的有效实践与优异做法，如学术流动、课程国际化、远距离教育、国际教育质量的保证、如何把商业目的与学术目的结合起来、促进大学校园内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之间的对话等，并对高等教育机构在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及解决办法进行了探讨。
(二)跨国界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1.资金短缺。针对跨国界高等教育，全世界许多机构面临着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源问题。一些机构和国家把国际化看作是出现在全球教育市场中获得额外基金的潜在来源，但在发展政策和计划时，又感觉资源十分有限。在所有国家相对减少高教基金的时代，政府没有更多的机会特意投资跨国界高等教育，因此国际化活动费用主要靠自我融资渠道。国际合作项目的费用多为慈善基金会和国际机构捐赠以及政府有关项目的款项，学生面临着资金有限的问题，不能承受流动的费用，在接、派学生不平衡的国家，财政问题阻碍了项目交流的成功。
2.跨国界高等教育带来的地区差异性。教育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的世界性的教育市场拓展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在此过程中处于极其有利的主导支配位置，他们凭借雄厚的智力资源和文化优势地位，充分发展了自身的教育。发达国家教育输出多，影响能力强，合理开发了过剩的智力资源，又向发展中国家传播了本国文化，在教育国际化中获得了文化和人才的双重收益。但跨国界教育活动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在适应跨国界高等教育的活动当中，面临诸多问题，比如“留学生”学而不归带来的优秀人才流失以及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的扭曲和丧失。而跨国界高等教育带来的外来文化日益扩张，本土文化日益淡化和缩小，也是一种更加深刻也更加长远的损失。
3.教学质量的挑战。发达国家把跨国界高等教育活动，如吸引留学生、输出教育、合作办学等作为抢占全球教育市场、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手段，却很少考虑向学生传授全球知识、技能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发展等。跨国界高等教育从传统的模式如学生和教师流动的国际化政策和实践，发展到今天的多种形式，如分校和学校合作，发展跨国大学网和高教虚拟传递等出口高等教育，有许多可喜的进步，但许多学者表示高等教育在国际化过程中，质量因素被忽略了，对教育的考虑也很有限。跨国界高等教育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有限性和困难，这将对跨国界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出挑战。教育机构国际化、跨国界教育活动并不能完全处理和研究具有核心功能的质量保障程序。跨国界高等教育需要为了国际化的质量而探索新的模式。
三、共享质量的跨国界高等教育模式
高等教育跨国界交流学术、人才的传统存在已久，并对社会的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但现阶段政府公共投资衰退，在高等教育全球化要求的推波助澜下，高等教育投资日益多样化，产生了新的办学方式。这样以来，由市场驱动的活动逐渐发展起来并面临很多挑战，仅仅依靠市场动力不足以保证跨国界教育的质量，促进公共效益最大化。学者们呼吁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管理，这是一个势在必行的趋向。国际化管理需要一个政策框架模式来管理跨国界高等教育，该模式把跨文化、跨国家的特点与教学、研究、社团服务相联系，旨在保障教学质量，确保跨国界高等教育的贡献满足公众的广泛利益，而不是牺牲于商业利益。2005年5月，国际大学协会(iaU)、加拿大高等院校联合会(aUCC)、美国教育理事会(aCe)、高等教育审批理事会(CHea)共同起草并签定了一份代表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观点的综述文件：《共享质量的跨国界高等教育》。该文件提出了共享质量的跨国界高等教育模式概念，并且重新界定了跨国界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和投资者应该遵循的原则，并对实行跨国界高等教育的国家提出合理化建议。
(一)共享质量的跨国界教育模式的关注点
跨国界高等教育是一个多层面现象，包括学生和教师等人员的流动，高等教育机构或者投资者在办学国家实际出现或者虚拟出现，学术内容、相关课程的发展。这些活动是在商业行为、国际发展合作以及学术交流和衔接的背景下进行的。跨国界高等教育行动的范围、数量、复杂性带来新的挑战，深化了现存的教育模式。应该关注的是：第一，鉴于高等教育在全球的关键作用，应该保护由高等教育和研究带来的贡献；第二，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灵活性；第三，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办学容量，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持续的可行性，尤其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资源和知识使用权的差距越来越大；第四，保持高等教育中语言和文化上的多样性。
(二)共享质量的跨国界高等教育模式基本原则
跨国界高等教育应该为社会团体宽泛的经济、社交、文化福利做出贡献；当受国际大环境影响而面临不同的方向选择时，为了促进全球平衡，应该扩充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办学容量；跨国界高等教育不仅针对那些能负担学费的学生，也面向受经济资助的合格学生；无论在那里实施跨国界高等教育，都应该符合学术机构质量的最高标准；对大众、学生个人、政府机构都负有责任，保留最终解释权；跨国界高等教育应该加强教学队伍、研究人员和学生国际间流动的机会；它和其他跨国界高等教育的投资者应该为学生提供清楚的、全方位的、有关所办教育的信息。除了向学习者提供学科、专业知识外，还应该潜移默化的培养他们的判断性思维方式。
(三)高等教育机构和投资者所遵循的原则
基于基本原则，国际大学协会签署了下列行动议事日程，以供从事跨国界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参考借鉴。第一，逐渐熟悉和跨国界教育以及相关行业有关的议题，了解各协会间的交流以及协会和政府间从事的建设性的对话。第二，努力确保跨国界高等教育对教育承办国的社交和经济福利做出贡献，在合适的时候与地方机构合作，加强地方高等教育的办学容量。第三，给来自其他国家的有资格的学生提供经济援助，保障学习。第四，从教育承办国政府或者其他主管的实体机构获得正式的授权，等同于高等教育机构来运转。同时，为了减轻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行政负担，政府和主管的实体机构应该加强协作、提高透明度、共享信息。第五，建立培养的实时质量回顾、反馈制度。依靠老师的专业知识，整合学生的知识体系，创建质量担保程序。第六，既与有关的政府和非政府实体合作，也与机构协会合作，促进有效的质量担保原则和实践，应用到跨国界教育活动中。第七，与有关的政府和非政府实体合作，基于质量担保和认可的允许，促进信息和协作的国际化交流。第八，主动给公众、学生、政府提供可以信赖的信息，比如有关办学机构的法律地位、学位授予职权、课程提供、质量担保机制。
(四)跨国界高等教育中政府角色
在应对来自跨国界教育的挑战时，特别需要高等教育投资者和政府及国家主管当局协调努力。基于这一点，有两方面至关重要：一是高等教育机构和教育协会之间所培养的牢固的合作关系，二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间的所培养的牢固的合作关系。合作的基础是对于跨国界教育管理经营理念原则和政策达成共识。这些理念原则和政策：第一，不应妨碍国家政府和主管实体机构去管制所属的高等教育体制；第二，确保在高等教育进行的公共投资，达成文化的、社交的、经济目标；第三，为学生提供公平和均等的机会。此外，政府在发展国家和国际政策框架行动中应该起到建设性的作用，促进跨国界教育为社会做出更积极的贡献。为了弥补高等教育投资者努力的不足，作为政府而言：第一，和高等教育机构、投资者展开对话，支持和促进学术的、研究的合作，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协作，促进其高等教育建设能力。第二，通过对需要经济援助的有资格的留学生加以支持来证明办学方的承诺，确保其入学。第三，和有关政府和非政府实体机构合作，确保同其国家一起运作的外国高等教育投资者是被正当授权和监管。第四，与有关的政府和非政府实体机构合作，确保国家高等教育机构准确、及时地发出质量担保、委派做法的信息。改进信息情报传递工具，确保上述参考的信息以某种体系方式实行国际共享。
四、结论
本文简单介绍了共享质量的跨国界高等教育模式。十分肯定，该模式前景非常可观，可以增强教育的公正性、加大留学生的就读机会、提高跨国界高等教育的质量，势必持续为共同利益作出贡献。发挥跨国界高等教育的潜能，是国际高等教育机构和相关协会共同承担的责任，也需要一切跨国界高等教育力量的参与、计划、扶持、监管、协调。希望政府关注共享质量的跨国界高等教育模式，敦促和确保和此教育模式有关的价值观、原则、任务、责任的实施，以此引导高等教育组织机构的一切协议和行动。
参考文献：
1]陈学飞.高等教育国际化——从历史到理论到策略J].上海高教研究，1997，(11).
跨文化交流的建议篇9
【关键词】拒绝策略爱情公寓老爸老妈浪漫史
一、引言
前人对拒绝用语已经从多角度进行过研究，但鲜有对于中美拒绝朋友策略的对比。在研究方法方面，前人更多采用的是“语篇补全法”，从电视剧中搜集语料的文章比较少。Condon（1986）表示，探索跨文化交际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算通过文学作品以及大众传媒。因此，从“爱情公寓”以及“老爸老妈浪漫史”中搜集的语料具有研究价值。请求，提供帮助，邀请，建议是四种不同的起始行为，起始行为的不同会导致拒绝策略的不同。ChenandZhang（1995）对以上四种起始行为做过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是基于陌生人之间。
在中美人民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一旦涉及拒绝行为，误会时常发生。为更好地理解和避免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误会，本文选取拒绝言语行为作为研究话题。本文试图研究：不同的起始行为如何影响拒绝策略的不同？中美拒绝朋友的策略有何差异？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原因是否对跨文化交流有指导作用？
二、理论框架
拒绝用语是一种面子威胁行为。Beebeetal.（1990，68）认为，拒绝用语涉及微妙的人际谈判。由于拒绝用语涉及告知听话者不愿意听到的信息，需要说话者帮助听话者避免尴尬。因此，拒绝用语要求高层次的语用能力。在实施拒绝言语行为的过程中，人们一般会采用一定的拒绝策略。在本研究中，主要运用Beebeetal.（1990）提出的拒绝策略，并将拒绝策略划分为直接拒绝用语，间接拒绝用语以及修饰语。
三、选取语料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情景剧《爱情公寓》和美国情景剧《老爸老妈浪漫史》。这两部电视剧在2000后播出，很好地反映了现代生活，对于朋友间的故事情节描述极为细致，因而这两部电视剧中的拒绝用语可以代表日常生活中的拒绝话语。本研究龚搜集了70条拒绝用语，35条来自《爱情公寓》，35条来自《老爸老妈浪漫史》。所搜集的所有拒绝话语均来自朋友之间的对话。
四、拒绝用语分析
1.拒绝策略。建议，请求，提供帮助，邀请是拒绝言语行为的四种起始行为，起始行为的不同会导致拒绝策略的不同，本章节试图分析起始行为与拒绝策略之间的关系。
（1）针对建议的拒绝策略。由于建议对听话者的选择有所限制，它威胁了听话人的面子。另一方面，如果建议被拒绝，则威胁了说话者的面子。因此，拒绝这一言语行为需要尤其关注。中国人拒绝朋友时的策略更为多样，而美国人更多的是使用直接拒绝策略。与此同时，有些拒绝策略仅中国人使用，比如反问句作为拒绝话语，陈述事实和回避。以上差别的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高语境的国家，而美国则是低语境的国家。
（2）对于请求的拒绝策略。根据ellis（1994），请求是说话者企图让听话者实施或者停止实施某种行为的话语。
美国人拒绝朋友的策略中，85%是直接拒绝，中国只有27%是直接拒绝。
2.不同拒绝策略的理由。
（1）传统差异。中国历史悠久，人们十分注重颜面，而美国是一个多移民国家，美国人更多地追求自由，这种自由也在其语言上体现为当他们拒绝朋友时，随意地表达自己所想。
（2）对友谊的认知不同。如前文的表格所示，在美剧HowimetYourmother中，66%都是直接拒绝策略，而中国电视剧“爱情公寓”里，只有29%是直接拒^策略。两国人民对友谊的不同理解可以部分解释这种问题的原因。对于美国人，朋友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算真诚。因此，当他们在拒绝朋友时，总是直截了当。但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人相当重视面子，这条规则也同样适用于朋友之间。因为有这种观念，中国人拒绝朋友时总是倾向于采用间接拒绝策略来挽救对方的面子。
五、总结
对于拒绝言语行为，本研究聚焦于亲密朋友之间的拒绝策略，研究发现：首先，与中国人相比，美国人在拒绝朋友时总体上采用更多的直接拒绝策略。其次，有些拒绝策略仅存在与中国人拒绝朋友的用语中，比如反问句，感叹词。除此之外，不同的起始行为会导致不同的拒绝策略。
对跨文化交流，本研究也有一些启示。对于中国人，当与美国人交流时，应当记住他们实施拒绝言语行为的偏好。更为重要的是了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并非因为他们个人问题，也不是他们不尊重彼此，而是因为文化和历史原因造成了拒绝上的直接。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努力让自己的拒绝策略迎合别国的习惯，不应一味地掩饰真实意思而导致误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andersen，G.（1998）.thepragmaticmarkerlikefromarelevance-theoreticperspective.inJucker.
跨文化交流的建议篇10
在很长一段时间，商务人士进行跨文化交际贸易时候，把工作重心放在金融预测、市场调查、管理模式等一些可通过量化获得确实数据的外显模式[1]的问题的研究上，而忽略文化这一柔性、变化不定的因素。我们不能用双手真正的捕捉它，甚至不一定了解自身所接触到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在一个跨国公司中发生冲突的时候，会影响老板与员工间的关系。一些公司领导人也正是虽然看到了跨文化冲突的负面影响，但没有想到这样的负面影响有多大，本着趋利避害的精神，选择了用刻板的章程制度来维护企业的经营运作，这样的做法不但没有能缓和解决跨文化冲突，反而加深了与员工之间的隔隙，员工对于工作的进取心会大幅缩减，许多行动计划实施起来会更加艰难，双方都没有办法开展好各自的工作，导致老板与员工之间的社会距离进一步加大。
而当距离不断加大，就会影响到彼此间的有效沟通，最恶劣的后果就是沟通中断。公司的管理者对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不重视甚至忽视的话，就可能会对来自不同文化的员工采取情绪化和非理性的态度，而这样的态度也会导致员工的非理性报复。长此以往，误会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深。双方形成难以消解的对立局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忽略跨文化交际水平和知识，不仅仅只是中国人吃饭用筷子，美国人用刀叉这样简单的现象，也不是美国人比“oK”手势代表“好”“没问题”的意思——而这样的手势在中欧国家带有性方面的侮辱——类似这样一些可以作为笑谈并迅速缓解的尴尬。商务跨文化冲突不得以解决，会导致商务活动失败，公司经营失败的重大负面结果。
二、影响解决跨文化冲突方法的因素
国际贸易的特点决定了贸易各方的资源获取是在不同文化下交融产生的，随着国际贸易往来增多，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在确信他们的交流处在一个多文化交融圈之中的同时，也开始意识到了跨文化交际冲突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后果，也意识到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多文化的环境下，评判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的高低，可以用适度和有效作为标准。
所谓“适度”，指的是交流的双方，在彼此关系中重要的规则、行为规范没有受到明显的侵犯和破坏；“有效”意味着选择成本合理的方式达到期许的目标。达到了这双重标准，跨文化环境中的交流才能成功。而同时满足这双重标准条件，才能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成功。
三、跨文化交际中适度能力和有效能力的培养
跨文化交际中的适度能力和有效能力培养，需要积累语境文化下的知识、动机和技巧。这三种能力缺一不可，只有同时具备才能达到适度、有效的目的。
语境下知识积累是指作为个体在特定文化中，需要了解的关于人、语境、合适可行的行为的认知信息。要及时补充交流对象的背景文化知识。没有了这些知识，就很难正确的去传达信息，导致所使用的方式不恰当。
动机是指真实语境交流过程中，作为个体具备的综合的情感联想素质。在锁定目标对象的同时，以想得到的结果为目标，提出有效建议方案。
行为是指视为适度、有效的行为的实施。在确立了哪些建议视为有效后，对不同的达到有效结果的方式行为进行筛选，结合目标对象的文化背景，做出最为适合的行为传达。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传播学系教授金荣渊YoungYunKim是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里的著名学者，她对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有关理论作了改进和重新释义。上述三个要素与她提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三个方面非常接近。在她2001年的著作[2]中，她设定了一种新的模式，通过运用社会心理学，应用语言学和社会学跨学科方法，把能够影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众多因素相结合。吸取采纳宏观和微观的研究跨文化交际的方法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它既有具体的维度，也有整体的维度。在这里，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个体在遭遇不同文化情况时的交际能力。这是一种在面对不同对象不同文化时，如何进行应对的能力，以及处理随之带有的不确定因素和由此导致的压力的能力。在她的理论模式中，认知因素，情感因素以及实践因素在实际情况下是不可分开的。它们共同作用了参与到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综合能力。三者的相互关联对于个体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十分重要。也就是说，话语者在认知方面知识越充分，他越愿意用目的语（thetargetlanguage指正在学习并希望掌握的语言。不论是外语或非本族语，甚至是非第一语言的母语，只要成为一个人学习并争取掌握的目标，都可以成为目的语。）进行交流。同时，在目标文化的交流当中更加灵活，而且对于目标文化下对象的审美、心理情感能够感同身受。实践因素则是认知和情感的表达形式。
总之，商务交际与文化密不可分。重视跨文化的交际、深入研究文化因素，可以为我国企业在国际商务交际活动中提供借鉴，也对我国企业进一步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并获得最大化利益提供一定的建议。所以，对国际商务交际活动成功因素进行分析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刚.国际商务谈判中文化差异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青岛：青岛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