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文化的礼仪知识篇1
摘要：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其中跨文化适应能力直接关系着外国学生在第二文化国的生活学习质量。跨文化交际包括语言交际和非言语交际，而礼仪教育就像两者之间的桥梁，起到过渡和连接的作用。本论文试图从家庭礼仪教育出发，探索中西家庭教育的异同，表述中国家庭礼仪教育的历史和现状，重点反映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家庭礼仪教育的缺失，即由于电视及网络媒体的负面影响，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断层，使得礼仪教育处在难堪的位置，甚至严重影响了对外汉语教学和跨文化研究，且呈现了家庭礼仪教育缺失的表现，分析其缺失的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强调家庭礼仪教育的重要性。
关键词：对外汉语；家庭礼仪；跨文化交际
一、绪论
在生活中，人总是通过言语的和非言语的各种行为来表达情感和态度，而礼仪则是一种外在的、直接的表达，通过合理的、恰当的、正确的言谈举止向外界传递信息，包括个人的性格、气质、品行等。实际上，礼仪充当着交际的媒介，一种包含了人文关怀、价值观的文化符号，它就是尊重的外化形式，是实现相互沟通的美好纽带。礼仪作为一种文化的积累，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文理念和思维定式。
礼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与交往相处时，按各自身份遵循的行为规范。仪，朱熹训为礼，两者相通，仪侧重体现礼的外在形式，使礼更具有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礼字的本义解释是把玉盛在作为食器的豆中奉献给鬼神食用。《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周易・履卦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孔子家语・问玉》中孔子说：“言而可履，礼也；行而可乐，乐也。圣人力此二者，以躬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万民顺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礼。”荀子则称：“礼者，人之所履。”《荀子・大略篇》也把礼视为圣人示范传授的使上下尊卑有序的行为原则。自古哲人就把礼视为合乎人情、人伦、人道的行为。礼乐，成人之行也。礼者，敬而已矣。有序谓之礼，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①。但是，现代人越来越缺乏一种严肃的品性，网络文化的戏谑、娱乐至死主义正消解着礼仪的庄重性，而这一切正是从家庭礼仪教育的缺失开始的。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其中跨文化适应能力直接关系着外国学生在第二文化国的生活学习质量。跨文化交际包括语言交际和非言语交际，而礼仪教育就像两者之间的桥梁，起到过渡和连接的作用。本文从四个方面写作，包括说明家庭礼仪教育的重要性，呈现家庭礼仪教育的现状：缺失，分析缺失的原因，讨论解决方案。通过论文创作，本作者比较客观地能揭示了这一现象，并鼓励对外汉语专家重视家庭礼仪在二语教学中的前瞻性作用。
二、家庭礼仪教育的重要性
家庭礼仪教育可以视为家教的一部分，一个人学习礼仪应该从家庭熏染开始，长期的潜移默化、反复的训练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塑造他们耐心、坚强、尊重别人的品性。孩童时期的礼仪教育可以让他们受用一生，在生活细节中实践文明，从处理家庭关系中学会与他人相处的模式。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家庭礼仪教育是一种潜在投资。孩子经过长时间培养的良好品质有利于跨文化适应，以及正确处理在汉语学习中遇到的困难。礼仪是一种文化常新，既具有历史传承性，又能够与时俱进。
三、家庭礼仪教育的现状：缺失
在现代媒介（电视、网络）大行其道的年代，出现了成人化的儿童和儿童化的成人，他们的共同性是缺乏规范的礼仪。由于错误的家庭礼仪教育观念，使其逐渐丧失了约束自我、规范自我的能力。亲朋好友之间姑且不能以礼相待、不能端正行为，那么处理跨文化背景的复杂关系时又岂能彬彬有礼？
在婚礼、宴会、丧礼、特殊场合、公共场合中的言谈举止可以反映一个人的修养和文化水平。在现实生活中，礼仪教育缺失造成了道德滑坡、暴力事件、公共纠纷、财产损失、名誉受损、丑闻曝光等。而在跨文化交际中类似的现象频频出现，有些人只看到了文化差异和交际失误的原因，却忽视了长久以来潜藏在背后的根源：家庭礼仪教育的缺失，这几乎是个全球性的教育疏忽。
四、家庭礼仪教育缺失的原因
1.内部原因：家长的忽视，独生子女教育问题，妇女解放运动
家长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家长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观念对孩子的影响重大。中国当下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得部分家长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忽略了孩子的品德教育、礼仪教育。有些家长认为礼仪教育是学校的事情，认为学校应该对孩子全权负责。其实，家长对礼仪教育问题的认识多有偏颇。
现代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很严重，而由独生子女培养教育的下一代岂不是更让人堪忧。计划生育和现代城市生活造就了新的家庭模式，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最早暴露的问题是：独生子女和家长关系恶劣，独生子心智不成熟。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和老龄化现象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对家庭生活更具破坏力的是妇女解放运动。由于妇女解放，传统意义上的育儿形式所具有的优点和意义也一定会发生严重的衰落。正是妇女，也只有妇女才是礼仪的监督人。虽然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及美国那样彻底，但是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妇女纷纷走向工作岗位是导致家庭礼仪教育缺失的重要原因。
2.外部原因：学校与家庭礼仪教育的断层，媒体的负面影响，社会的物化和异化
国内应试教育分数至上，高考的至关重要是教育体制的弊端，而科教兴国要求的学生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礼仪教育本身的性质决定了事情的复杂性，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断层是礼仪教育缺失的罪魁祸首。电视、网络等媒体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东西，但是它们却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③。电视等媒介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教育人们的权力。现代媒体正是拥有了此种权力使得礼仪教育的地位一降再降，它们以负面影响侵蚀礼仪。的确，现代媒体不仅使得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也使得孩子越来越没有规范礼仪。更为可悲的是：孩子在电视机前所花地时间比和他们的父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长。这就意味着传统上以亲密、依赖和忠诚为特点的亲子关系因此而丧失，而它们恰恰都是家庭礼仪教育的内容。
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生活的充裕改变了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很多人追求更快捷更舒适更快活的生活，而不是更优质更优雅。在当下的价值体系中，人们轻视、践踏中华传统文化。拜金主义、利益至上消解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敬和包容。娱乐至死的噱头不断地毁灭着礼仪庄重、沉稳的外在形式。外在环境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礼仪教育，而家庭礼仪教育反过来也改变了社会文化。
五、探讨解决方案
1.改变固有的家庭礼仪教育观念，重视父母及其他长辈的表率作用。
父母应该以身作则，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礼仪。有些人认为在家人面前就可以肆意而为，可以没大没小。有些人认为为人父母必须严加管教孩子，控制孩子的全部生活。有些父母则将全部责任推脱于学校等等。父母应该尊重孩子，引导孩子懂礼貌、能与他人顺利沟通和正常交流、拥有良好的行为规范。同时，父母必须重视教子的方法：可以利用人生格言的训诫，人物实际故事的教导以树立孩子礼仪之观念。此外，还要认识到家教的重要性，榜样示范和潜移默化在教育为最上之法门。而家庭礼仪教育，尤以此为主要之手段④。在父母的影响下，孩子最终才能够习惯成自然，即养成良好的品德礼仪习惯。在实际操作中，父母始终要记得：引导而勿打压，不可曲爱，严宽相济，适时鼓励，持之以恒⑤。
2.认识到妇女在家庭礼仪教育中的重要性
司马光《家范》中告诫后人：“爱而不教，使沦于不孝，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母败之也。⑥”这虽然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却承认了母亲在家教中的重要性，母仪先于父训。母亲的性格、知识素养、言谈举止、礼仪规范等均影响着孩子的成长。母亲更应该限制子女暴露在媒体前的时间，仔细认真监督子女接触的媒介内容，并持续为他们提供媒介内容的主题和价值方面的批评，从而完成家庭礼仪教育。
3.学校教育和家庭礼仪教育的联合。
学校教育只是知识性地教育学生懂礼仪，没有开设系统的、专门的课程。而由于礼仪本身的特点，知识灌输并不能培养出真正懂礼仪的人。在重视基础教育的同时，学校也应该重视和加强德育，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国内往往以《论语》
和《孝经》⑧优先。为了落实礼仪教育，提高其交际能力和跨文化适应能力，需要社会、学校、家长长期的通力合作。同时，学生也应该加强自我修养，通过不断地学习和训练以提高自己的礼仪交际能力。
总之，重视家庭礼仪教育的家长不只是帮助孩子拥有懂礼仪的品行，而且是在培养某种精英人才。从短期来看，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一旦成人，会很受商界、专业领域和媒介的欢迎。从长期来看，他们实际上在延续人道传统、人文主义的存在。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育是个相当复杂，但是它也是一项
投入和产出不很平衡的活动。在实际的教学中，对外汉语老师可通过词汇的文化导入，文化专题、讲座的开设，以及开展相关的文化选修课来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以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笔者在论文中阐述了家庭礼仪教育对二语学习和跨文化适应的重要性，阐述了全球语境下家庭礼仪缺失的问题。虽然对于成年学生而言，家庭礼仪教育的作用在汉语学习中甚微，因为其文化价值观念已经定型，并不可能轻易被改变。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当下所面临的语言和文化困境有一部分源于家庭礼仪教育的不足。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以引起广大对外汉语老师的反思。毕竟，教育是面向未来，面向下一代的光荣事迹。（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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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童年的消逝》[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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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Bi教你破解身体语言》[美]JoenavarrotoniSciarrapoynter著，于乐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7
注解：
①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中华文化通志・教化与礼仪・礼仪志》，第7页至9页
③[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第65页
⑤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中华文化通志・教化与礼仪・德育志》，第247页
⑥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中华文化通志・教化与礼仪・德育志》，第259页
⑦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中华文化通志・教化与礼仪・德育志》，第264页
关于汉文化的礼仪知识篇2
【关键词】汉服运动；传统文化；教育路径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底蕴丰富，积累和传承了许多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传统文化经过历朝历代的洗礼、传承、融合与创新，至今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中，大学生作为新一代历史使命的担当者和建设者，培育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任重道远。汉服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服饰，其蕴含着许多精神和文化，具有“具象化、具体化、具小化”特点[1]，同时具有传承时间长、覆盖地域广、受认同感强等特点[2]。以汉服运动为载体，借助丰富多彩的活动平台，让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对于提升大学生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树立大学生理想信念，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校园良好精神风貌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具有长足的现实意义。
1汉服文化及汉服运动的深刻内涵
1.1汉服的起源与发展
汉服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是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的物质表现，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服饰体系。汉服，也称作华服、汉装。始于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定于周代，形成冕服、冠服制度，而后朝代汉服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一直到明末清初时期，受到“剃发易服”的影响，汉服传承出现断层，长达300多年之久。《左传﹒定公十年》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3]。对于华夏民族而言，汉服不仅仅是一件衣裳，还浓缩了纺织、蜡染、首服装、发式等工艺美学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汉服包罗了平面结构、交领右衽、绳带系结、上衣下裳、宽袍大袖六大要素，中国古代服饰具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色，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远远大于服饰本身。汉服诠释着中华文化中的庄重典雅、天地合一、中和之美、尊左卑右、师法自然等伦理哲学内涵。其中朱子深衣作为一个重要的款式，深刻地融入了礼仪教化内容，在教育教学中成为传承汉服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1.2汉服运动的推广与现状
汉服运动是指以服饰为载体的文化复兴运动，系一部分思想较为先进的汉族人发起，以重现汉服这一传统民族服饰为出发点，从而复兴汉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运动[4]。2003年郑州一位叫王乐天的电力工人，身着汉服走向街头，该事件扩大为公共事件后掀起了汉服热潮，而后各地区汉服运动组织、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因此2003年被称为汉服元年，至今十六载。2007年“两会”上，有代表提出将汉服定为“国服”的提议，2013年“两会”上，中国书法协会副会长张改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再次提出汉服作为汉族标准服饰的倡议。汉服运动不仅掀起社会热潮，得到了相关部门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同时影响到大学生群体，高校陆续成立汉服社。“淑女教育”“国学热”“古文社”等相继出现，部分高校将“孔子学堂”“汉服复兴”“礼仪学堂”引进校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教育。在汉服运动推广热火的同时，对于汉服文化错误的认识也时有出现，比如“秀衣党”“皇汉”热，接踵出现的“汉元素”“中国风”等现代服饰，复古风不属于汉服范畴，汉服的正确形制和文化需要同袍们积极传播。
1.3汉服复兴的意义
服饰是礼仪的表象，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之一，作为文化符号的代表蕴含了文化内涵和价值，也是交流的一种工具。汉服从黄帝时代开始到公元17世纪消亡，汉族人民至今都有着对自己民族服饰和民族标识的缺失感[5]。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意见》明确指出了“实施中华节庆礼仪服装、服饰计划”，汉服复兴增添了人们的自豪感、自信心，也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中国梦”实现的积极表现。
2高职院校传统文化教育现状分析
2.1高职院校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由于受到多元化的文化冲击，加上家庭教育在传统文化上的不重视、氛围不浓厚的因素，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停留在中学阶段的基础教学中，加上大学课程设置不合理以及师资力量薄弱等情况，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缺乏。一方面，体现在对于传统文化的礼仪风俗认识不到位，缺乏对传统礼仪风俗的重视和认可，对于传统文化、家庭、社会、个人社交等缺乏基本的素养和能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对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优秀哲理、道德、文化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于民族的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融合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高职院校大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停留在比较浅层次上，难有共鸣。在高职学生中继续弘扬和发展中化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打造高尚的品格，提升团结合作意识，消除部分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6]。
2.2汉服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隔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代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汉服文化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与发展，具有自我摒弃、自我发展的强大生命力，数千年汉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淀其中，不仅蕴含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哲学思想，还囊括众多非遗技艺，是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是大学生继续深化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让大学生通过汉服所承载的文化以及周边延伸的其他文化，培养相关兴趣爱好。学习汉服领域传统文化，对于大学生情操陶冶、德智体美发展以及提升爱国主义情怀、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
2.3高校汉服文化发展现状
在汉服热的推动下，当前许多高校成立了汉服协会、汉服社团，依托大学生社团，传播汉服文化、开展传统文化相关活动等到了部分学生的认可和喜爱，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汉服活动的普及面及受众团体较少，许多人缺乏对汉服的正确认识，参与汉服活动的同袍素质高低不一，同时在活动的创新模式上，由于学生的水平有限，很难有大的突破和亮点。此外，由于汉服的价格较一般服装贵，周边道具繁多，加上投入的经费难到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活动的普及和发展。
3汉服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探索
3.1创新活动形式，弘扬传统文化
党的“”报告中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为新时期传统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上国”，衣冠是礼仪之始，汉服不仅包含了人文风俗文化、社会价值观，还蕴含着民族精神、哲学思想和道德伦理等内容。创新传统文化载体，结合汉服文化，对大学生进行“仁、义、礼、智、信”教育，利用重大节假日、开闭学式等庆典，通过汉服载体进而延伸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端午时节举办的汉服体验活动，如点雄黄、射五毒、观汉舞、做香囊、斗百草等展示传统民俗；七夕佳节，投壶乞巧、穿针引线、诵读经典、花灯许愿；中秋祭月，猜谜博饼话民俗；花朝节吟诗作对、画扇赏花……此外，通过成年礼、及笄礼、朱子敬师礼、中国华服日和汉服日等激发大学生的责任意识，身着汉服，行文明礼仪，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美德。
3.2优化教育环境以营造文化氛围
汉服文化可以与茶道、绘画、舞蹈、花道、书法等结合，还可以借鉴“云汉服”[7]活动开展“责任担当““知书明礼”“心平性和”系列活动，增强素质教育，拓展文化传播途径。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合理安排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利用第二课堂、云课堂、微课等方式拓展学生的兴趣爱好，线下可以举办各类汉服比赛、知识能力竞赛。同时，结合云汉服教育，借助“着我汉家衣裳，兴我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可以通过汉服文化普及国学、礼乐、德行等诸多传统文化内涵，运用自媒体、云概念、直播等形式将优秀文化精髓以及民族精神呈现，倡导大学生提升综合素质，提升文化自信，深化责任意识，为民族复兴国家强大做出应有的贡献。
3.3加强社团指导以引领教育示范
设立社团指导教师，立足弘扬传统文化，定期开展学术、讲座交流，通过文化管理提升同袍素质，普及正确的汉服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汉服社团的文化内涵体系建设，培育大学生文化自信。除内部文化交流外，加强其他文化体系的交流合作，发挥各平台资源优势，规范正确形制、礼仪要点，打造一支有影响力、优质的文化传播团队。在活动形式上创新内容，除了开展传统节日活动外，可结合大学生创新创业途径，立足“一带一路”背景，结合汉服文化品牌，开发周边文创产品，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通过与学校资源、社会资源的整合，进一步提升社团水平，不断完善同袍素质。
4结语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在中国梦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汉服文化独秀一枝，有别于其他文化载体，具有更加广泛的影响力和实践性质。汉服多样化的形制、丰厚的文化内涵、蕴含的哲学伦理思想、审美观念等都对当今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古至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默默地流传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尽管现代社会日新月异，但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依旧广为流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高校应积极创建校园文化建设，大力弘扬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探索汉服文化与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新路径，具有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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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文化的礼仪知识篇3
一、和亲文化影响产生的原因
在中国文化典籍中，“和亲亦称‘和戎’‘和番’，是中国古代两个不同民族政权尤其是中原王朝及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2]。秦汉统一以来，由于中原王朝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之间的差异而形成对峙后，汉高祖刘邦采纳刘敬的建议，实行和亲。从此“和亲”逐渐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富有策略性的“和亲政策”。
第一、与少数民族政权在社会形态、经济状况、文化水平、生存条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是和亲文化影响形成的条件之一。
由于中原汉族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发展的不平衡性，当中原王朝已经是封建社会的时候，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依然处于奴隶社会或者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这样就形成了中原农业文化与边疆游牧文化之间的差异。由于双方在政治结构、经济状况、文化水平、生存条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的差异，使中原汉族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吸引、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少数民族多为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往往逐水草而居，在和亲政策下受到汉族定居思想的影响，使少数民族的城市化以及建筑风格快速发展。另外，通过与中原王朝的和亲，使少数民族政权的游牧文化深受农业文化的影响。再加上在和亲的过程中会有如汉武帝刘彻时期对匈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3]等比较开明的商业贸易政策，也促进了少数民族政权商业文化的迅速发展。
第二、和亲公主自身促进了和亲政策对中原王朝以及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影响。
作为和亲过程的女主角和亲公主，都是秀外慧中的人物，如有四大美女之一之称的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4]在昭君出塞之后，汉匈两族团结和睦，国泰民安，出现“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5]，呈现出一派出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唐朝远嫁吐蕃的文成公主“精于行算风水之术”[6]，吐蕃大臣大多数认为，在建造宫殿庙宇的时候要向文成公主请教“地脉风水之情”[7]。由于和亲公主在中原王朝以及在出塞和亲后拥有的特殊地位，再加上中原王朝为改善民族关系不断调整和亲政策，所以，她们本身极大地推进了和亲文化的发展。如和亲公主出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必然依照中原王朝的“六礼”进行婚嫁，这就在婚嫁礼仪文化方面对少数民族产生了影响。并且和亲公主在远嫁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携带大量的有关科技、农业等书籍和画卷等，这都大大提高了所嫁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水平。
第三、和亲公主出嫁过程中的随从和使节推动了和亲文化的发展。
和亲公主出嫁或者归国的过程中都有大量的随从和使者，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者专业素质，如汉朝出嫁乌孙的解忧公主的侍者冯?就“内习汉事，外习西域诸国事”[8]；唐朝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出嫁时，随从当中有大量的建筑、装潢、造纸、印刷、酿酒、雕刻等工匠，有医生、设计师、厨师、乐师等各类专门人才。他们这些人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授汉族的文化技术，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提高文化水平，在衣食住行、礼仪、风俗习惯等方面影响少数民族。
对少数民族来说，从求婚到和亲公主的出嫁，不仅仅要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等重要事宜反复往来，而且和亲公主出嫁后还有大量的后续事宜，诸如答谢、奉献方物以及汇报和亲公主的基本情况等。各种各样的往来活动，为这些侍从和使者直接沾染中原王朝的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汉朝采取和亲政策以后，由于历朝史书记载的多样性以及历朝统治者对待“和亲”这一问题所采取的外交手段的复杂性，中国古代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和亲，如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少数民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等。正是和亲方式的多样性，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就带有比较明显的复杂性质。而和亲政策所产生的文化影响正是各种联姻以及相关的和亲活动中逐步积累而形成的。
二、和亲政策所造成的文化影响
和亲是一种内涵比较丰厚的联姻形式，和亲政策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是由多民族文化汇聚而成的一种独特文化影响方式。
（一）和亲政策与婚嫁礼仪
中国自上古时期就已经初步具备嫁娶形式，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定制。《礼记?昏义》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这里所说的“六礼”，就是缔结婚姻时必须遵守的六种礼仪形式，也是进行婚礼时所必要的程序。只有将这些仪节一一完成，婚礼才算正式、合法。六礼是周王朝的人制定，但自上古至清末，历代都有一些变化与革新，有些内容被保留，有的内容被废除，但是历代王朝对婚姻的重视程度却一直保留下来。中国古代在和亲时也相当重视礼仪，唐太宗与吐蕃和亲，松赞干布“亲迎于河源，见王人，执子婿礼甚谨”[9]。如果婚礼不完备，往往会导致和亲的失败。如永元十六年（104），匈奴“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愿和亲，修呼韩邪故约。和帝以其旧礼不备，未许之，而厚加赏赐，不答其使。元兴元年（105），重遣使诣敦煌贡献，辞以国贫未能备礼，愿请大使，当遣子入侍。时邓太后临朝，亦不答其使”[10]。尽管当时北匈奴一再声称“国贫未能备礼”，并想派遣子弟入侍弥补所缺乏的礼仪，但东汉和帝与邓太后仍不答应。又如开元十二年（724年）七月，突厥可汗默啜派遣使者哥解颉利发来进献方物，唐玄宗及其大臣却以“婚姻将传永久，契约须重，礼数宜周，今来人既轻，礼亦为足”[11]为理由，拒绝与之和亲。由此可见中原王朝对和亲礼仪的重视程度。正是由于中原王朝特别重视和亲过程中的婚嫁礼仪。因此，边疆少数民族在与中原王朝和亲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原礼仪文化的影响，使其婚嫁礼仪逐渐向着“六礼”方向发展。
（二）和亲政策与服饰文化
服饰作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生活物品，它既能反映人们的精神风貌，又能反映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同样在和亲过程中，服饰都得以充分体现。例如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与龟兹王绛宾结婚后，他们夫妇二人经常往来于长安，“乐汉衣服制度”[12]，从而对西域的服饰产生了一定影响。又如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于吐蕃赞普，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送之。赞普亲迎于河源，见王人，执子婿礼甚谨。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沮之色，谓所亲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后代。’”[13]由此可见，吐蕃王心态的变化原因在于唐朝那华丽精美的服饰，他后来在服饰方面所采取的“为华风”，显然是受到和亲的影响。又如“吐蕃人原以毡帐而居”，穿着毡裘衣。文成公主远嫁到吐蕃后，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松赞干布“身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14]。此后，吐蕃人的衣服逐渐有了唐朝衣服的样式。在敦煌莫高窟唐朝时期的壁画里，吐蕃人的服饰既有唐人服饰的痕迹，又有他们自身特征。第159窟赞普礼佛图中的赞普，“头戴朝霞冠，长袖宽襟，披肩和左衽即是其证”。[15]再如唐御使中丞和逢尧在景云二年（711）出使突厥时曾劝默啜可汗说：“处密、坚昆闻可汗结婚于唐，皆当归附。可汗何不袭唐冠带，使诸胡知之，岂不美哉！”[16]和逢尧的言论虽然主要是劝说突厥可汗作为唐朝的使臣，但其表面却是采用中原王朝服饰进行劝说的。以上足以看出和亲对服饰文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三）和亲政策与建筑文化
建筑文化以及城居生活既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又是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原王朝的和亲公主因为都是自幼生活在大都市之中，出塞进行和亲后一般大都希望继续过着大都市的生活，而所嫁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也大都尽量满足她们的这一需要。所以，城市建筑便随着和亲而快速发展。如乌孙属于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在与汉朝和亲之前，乌孙地区还没有“城”这一类的建筑，细君公主出嫁乌孙与之和亲后，“自治宫室居”[17]，标志着乌孙地区有了固定的生活居住设施。汉朝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与绛宾结婚后，夫妇二人常到长安朝贺，深受中原文化感染。他们回国在龟兹都城建造宫室时，“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18]。绛宾模仿汉制建造的宫室，对龟兹的建筑风格有重大影响。龟兹都延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宫室壮丽，饰以琅‘金玉’”[19]。再如唐代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后，松赞干布为其建造布达拉宫；金城公主出嫁后，也“自筑城以居”[20]。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大都过着居无定所，随逐水草的游牧生活。但是他们由于和亲而频繁往来于中原王朝国都，为了满足和亲公主的生活需求，他们对于城镇生活的优越性有了切身体验，逐渐产生了城居和城镇化意识。突厥、回纥与中原王朝和亲的次数最多，这方面所受的影响也最深，致使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城居生活意识最为强烈。例如突厥毗伽可汗“欲修筑城壁，造立寺观”[21]，回纥从而出现了主动建造宫殿的状况。
（四）和亲政策与贸易文化
在中国古代和亲史上，和亲基本上都分布于陆路丝绸之路。借助和亲的便利条件，和亲的双方进行了许许多多的贸易活动，从而也推动了贸易文化的大发展。如景帝与武帝时期，“与匈奴和亲，通关市”[22]。所谓的“通关市”即为贸易双方进行贸易的活动。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他们也不同程度的认识到和亲与贸易活动是密切相关、紧密相连的。例如“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纥，诏关播为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异时使者多私赍，以市马规利入，独憬不然。”[23]这说明大部分和亲使者都在趁机与和亲民族进行贸易，以便谋取暴利。他们所用来贸易的物品大多都是丝绸、茶叶之类的东西。这就促进了服饰、茶文化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回纥等少数民族不论是被唐朝赐予还是通过和亲过程中不等价贸易所得到的绢帛、茶叶，他们一般只留一小部分给自己使用，其余的则是利用交通转运到新疆、中亚以及欧洲等其他地区。这些因为和亲所带来的贸易活动，大大促进了贸易文化方面的发展。
（五）和亲政策与音乐传播
在中原汉族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和亲过程中，音乐文化得以快速的传播、交流与发展。例如汉朝与乌孙和亲以后，解忧公主曾派他的长女弟史到长安学习鼓琴，学成回到乌孙后，极大地促进了西域音乐的发展。建武二十八年（52），北匈奴再一次派遣求婚使团抵达洛阳，“更乞和亲，亦请音乐。”[24]在唐朝与吐蕃和亲之前，吐蕃很少了解中原的音乐，其中吐蕃大臣论弥萨曾宣称“臣生于边荒，由来不识中国音乐”[25]。自从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入藏后，唐朝音乐传入吐蕃，促进了吐蕃音乐的极大发展。原西域音乐传入中原后被改造，成为“新乐”。到唐朝时这些音乐已经非常流行，进入鼎盛时期。
（六）和亲政策与文化知识传播
文化知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文化知识在少数民族的传播，无疑对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推动文化交流发展的一种动力，和亲成为中原汉族文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一条方便快捷、影响深远的渠道。例如汉代陪同和亲公主的使者中就有教导匈奴人学习计数，以便统计人口、畜产以及赋税等。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后，吐蕃王松赞干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26]。在金城公主入藏之前，吐蕃王就先派人到唐“学汉语”[27]。当金城公主入藏之后，她又曾派人向唐索求《诗》、《书》、《礼》、《左传》、《文选》等大量的书籍，唐玄宗随即下诏令秘书省抄写后赠送给吐蕃。这些对吐蕃的社会政治的快速发展及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他如农业、水利、纺织、造纸、印刷、医疗、植桑、养蚕、天文历法等方面知识，也大都通过和亲这一途径进入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七）和亲政策与宗教文化
关于汉文化的礼仪知识篇4
关键词近代丧葬习俗武汉市郊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
theevolutionofmodernChina'sFuneralCustom
——takingtheSuburbofwuhanin1980sand1990sasanexample
DonGFurong
（theHistoryDepartmentofnanjing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3）
abstracttheburialform，funeralconsumptionandsacrificialritualshavetakengreatchangesinthesuburbofwuhanin1980sand1990s，whichareduetothedevelopmentofeconomy，theprogressoftechnologyandtheadjustmentofthegovernment'spolicyandsoon.However，howtomaketheevaluationcoordinateswiththedevelopmentofeconomyiswhatweshouldconsider.
Keywordsmodern；funeralcustom；thesuburbofwuhan
120世纪80、90年代武汉市郊丧葬习俗的演变
1.1入葬方式
武汉市郊传统的入葬方式以土葬为主，也就是把逝者装在棺材里下葬，但自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入葬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土葬改成了盒葬或套葬。这两种方式都属于火葬，这是80、90年代武汉市郊丧葬习俗的第一个显著变化，即由土葬变成火葬。
如武汉市“新洲区一自然村在2000-2006上半年间共死亡77人，从2000-2003年，历年土葬的的人数分别为8人、6人、3人和2人，2004年后土葬消失，从2000-2005年实行套葬的人数分别为3人、3人、2人、1人、1人、1人，实行盒葬地人数分别为2人、4人、6人、8人、11人、12人，2006年上半年死亡4人，全部实行盒葬。”①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近代武汉市郊入葬方式由土葬到火葬的巨大变化。
1.2丧葬消费
除了在入葬方式上的变化外，80、90年代的武汉市郊在丧葬消费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在礼仪消费方面，以前，亲友主要是赠送礼品，如大批纸钱、花圈、灵幄等，而到了80、90年代，更多的人们直接送钱；主人的丧仪料理消费也大幅增加，大部分是用于殡仪馆各项服务。然后在情感消费方面，以前的唢呐在一些地方被淘汰，改为雇用新式的小乐队。最后是在信息消费方面，报丧不再是使用人力，主要是电话通知。
1.3殡葬、祭祀礼仪
第三是在殡葬礼仪上，传统的土葬需要8或16人抬棺入葬，而火化盒葬不需要抬棺，很多传统程式随之省去。其次，传统的吊丧礼节也变了：在传统土葬的情况下，亲戚一般以在入殓甚至出殡之前来吊丧为合礼，实行火葬后，亲戚一般以遗体火化之前来吊丧为合礼。
最后，在祭祀上，人们不再严格地遵守传统的祭祀礼仪，传统的有七七的各期祭、百日祭、头周年等，到了80、90年代，祭祀的次数大幅减少，祭品除了鲜花、水果这些传统祭品，纸扎的电器如电视、电扇、冰箱等现代生活用品都已经出现。
2演变的原因
2.1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物质决定意识，丧葬习俗的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是分不开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相应的丧葬消费较之过去也就增加了许多。同时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也有很大影响，如前面提到的报丧方式由人力改为电话。纸扎的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成为祭品，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这一影响。
2.2国家政策的调整
国家对丧葬制度也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1985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殡葬工作的第一个行政法规，第二条规定：“在火葬区，要提倡骨灰深埋、撒放等一次性处理，也可经批准有计划地建立骨灰公墓。在土葬改革区，应有计划地建立遗体公墓或骨灰公墓。”②这时国家还是允许进行土葬的，只是要规范相应的措施。
到1997年国家颁布了《殡葬管理条例》，代替之前的《暂行规定》，其中《条例》的第四条规定：“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应当实行火葬；暂不具备条件实行火葬的地区，允许土葬。”③武汉市郊则被划为应当实行火葬的地区。这一政策在当地的确立，以及当地干部的坚定执行，对促使村民实行火葬有很大的作用。
2.3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除了以上两个因素外，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也对丧葬制度的演变有一定影响。在农村，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很多村民还固守人死要留全尸，入土为安的思想。但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特别是信息的传播，许多新式的思想开始被人们接受，人们的眼界和思维更加开阔，法律意识有所增强，火葬以及葬礼的简化等被人们所接受。这都促使了丧葬习俗的演变。
2.4传统丧葬礼仪传承的断层
最后，传统丧葬礼仪传承的断层也是一个因素。在传统农耕社会里，农村年轻人都在村里从事农业活动，愿意从上辈中继承传统的丧葬礼仪。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代，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选择到城市打工，在村中生活的时间大大减少，在城市中也接触到了更多的开放思想，造成了他们对传统丧葬礼仪所知甚少，在思想上也不那么重视。随着熟知这些礼仪的老人的去世，传统丧葬礼仪的传承自然就发生了断层，促使了武汉市郊丧葬礼仪的简化与演变。
3一些思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武汉市郊丧葬习俗的演变虽然只是个案，但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近代社会丧葬习俗的演变。这种社会习俗的演变是否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传统丧葬习俗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相应的变化，但同时也会与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冲突。一个很典型的事件是去年发生在河南省周口市的平坟事件。2012年3月，周口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声称为了更好地节约和利用土地，推进殡葬改革的进程，必须要进行平坟。他们采取各种手段，甚至是强制性地进行，平了200多万座坟。这一粗暴的行为遭到很多村民的抵抗，一夜之间很多平了的坟头又被圆起。
这一事件充分地显示了传统丧葬习俗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进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社会习俗是人们经过长久的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它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一种信仰，坟头并不只是一个隆起的土丘而已，它寄托的更多的是人们尊祖尽孝的道德操守，是人们对逝去亲人思念的寄托。周口市政府利用行政职权强制性地铲平坟头，是对人们传统信仰的粗暴践踏，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当然怎么样循序渐进地改革我们的传统丧葬习俗，使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这还有待我们的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注释
①方秋梅.变易中的武汉市郊乡村丧葬习俗.学习月刊，2009（8）：35.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1985年2月8日，第二条.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1997年7月21日，第四条.
参考文献
关于汉文化的礼仪知识篇5
冠（笄）之礼是我国汉民族传统的成人仪礼，是汉民族重要的人文遗产，它在历史上，对于个体成员成长的激励和鼓舞作用非常之大。华夏先祖对于冠礼非常重视，所谓“冠者礼之始也”，《仪礼》将其列为开篇第一礼，绝非偶然。
现代的成人礼是在少男少女年龄满18岁时举行的象征迈向成人阶段的仪式。中华成人礼串连了自然、人文、古代、今朝，把握住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及时代跳动的脉搏，让中国的民族和传统文化，有了一个很好的落脚点。青少年在活动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启发心智，洗涤心灵，培养成心怀感恩、铭记历史、胸怀天下、勇于奉献、珍惜友谊的优秀品格，从而受益终身。
组织开展成人仪式主题教育活动，积极推动完成一名“未成年人”向“社会人”的良好过渡，是全社会人们共同的职责。“中华成人礼”的推出，不仅体现出全社会对青少年的关心和爱护，同时也彰显了社会对于当今少年的期望。活动宗旨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行成人礼，宣传传统文化，使青少年在活动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启发心智，洗涤心灵，培养成心怀感恩、铭记历史、胸怀天下、勇于奉献、珍惜友谊的优秀品格，从而受益终身。活动目的
1、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寓教于乐；
2、传达个体进入负有使命的成人社会时须具备的道德感和责任心；
3、激发个体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的意识，促进心理觉醒，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
4、使社会和父母意识到孩子们作为独立个体的事实，促进平等对话，和谐相处。
5、为活动场地——大成殿吸引人气，增加知名度和人流量
6、利用金陵汉服文化协会自身宣传优势以及庞大的汉服同袍（爱好者）为基础，给大成殿以及相关赞助商家带来后项收益
7、通过此次活动，利用活动场地独特的历史环境和地理位置，形成其自身的公园文化底蕴，并成为金陵汉服文化协会及传统文化爱好者长期的活动基地。活动时间
xx年6月5日10:00-15:00活动地点
南京市夫子庙大成殿活动流程
9:30——10:00签到（现场志愿者9点到达，分配任务）
参与者凭签到信息免费入场，参与者若有汉服请穿汉服到场（志愿者按区域帮助各位参与的同学列队，就位）
10：00——11：00成人礼仪式（大成殿）流程如下：
1.陈服器
大成殿入口西南角房间为更衣间。（受礼者在此间更换仪式衣装）
更衣间内准备好：三冠（布冠，弁冠，梁冠）和三衣（深衣，玄端，公服）
2.就位
行冠礼前老师，嘉宾（孔子后裔数名），执事（学生志愿者数名）各就于各自的位置，老师于庙内台阶前，嘉宾们于大成殿西侧等待，执事在平台西侧放置嘉宾坐席，东侧放置冠者席。
3.迎宾及赞者
老师自庙内出，面向西朝嘉宾们作揖，一路引领嘉宾至大成殿平台，三揖三让。升座（执事引领各位老师，嘉宾入席）。嘉宾面东。老师面西。参礼人员（汉服爱好者，各高校学生）立于阶下。
4.始加
老师领嘉宾，执事盥洗，复位。
执事从更衣间领加冠者（每批5人）着深衣，顺时针绕行上平台。面北跪坐，执事端布冠上，嘉宾取布冠，由执事帮助冠者带冠。冠者拜谢起身，向南面展示仪容，执事引领由西侧台阶回更衣室。
1
5.再加
同上，换玄端，加弁冠
6.三加
同上，换公服，加梁冠。嘉宾起身还礼。
冠者四拜孔子，冠者入座。执事加酒。
7.宾礼冠者
嘉宾代表简短祝辞，向冠者敬酒。
执事再加酒，冠者答谢酒。
8.见老师
北面拜老师，老师还礼
9.冠者见同学
冠者由西侧阶下，绕行至大成殿平台南面，向参礼同学行礼，同学还礼。
（冠礼结束后，是女生笈礼。步骤同上）
10.礼毕
老师向受礼者发放加盖“南京大成殿”印的成人仪式证书。
列队恭送嘉宾。
（自由活动10分钟，受礼者与各位合影留念）
11.集体列队，到大成殿后院明德堂撞钟，击鼓祈福
11：00——14:00（民间艺术大观园）共庆端午佳节
学生志愿者协助老师，向参与活动的汉服爱好者，高校学生，分发赞助商家提供的小点心糕点用作午餐（期间会有一些商家的宣传，以感谢支持本次活动的形式出现，不会引起反感）
才艺展示（茶道表演，现场泼墨，古琴独奏，诗朗诵，汉服展示，合唱，汉舞，合唱）（在此再次向各高校社团征集才艺表演，参与者名单最后确定，请各高校负责人报于贾老师处，或单独致电贾老师13913866282）
互动游戏（击鼓传花游戏进行随机比赛，射五毒，用雄黄酒写王字，洒雄黄酒，分发艾叶、五色丝长命缕、鸭蛋，投壶游戏，斗蛋游戏，立蛋比赛，曲水流觞国学竞赛，文斗百草，斗蛋游戏，立蛋比赛，与民间艺术大观园艺术大师交流）
本次活动“爱心商城”也是赞助方，所以我们会用爱心商城微博互动，贯穿始终，随机抽取微博留言，读到者即可领取小礼物一份
14:00-14:30全体游东市西市，最后在大成殿集合，集体拜孔子。
活动结束，结束后大家可自行安排之后的活动项目。
活动准备
1、事前策划准备
1、成人仪式用汉服及道具（），签到登记表，嘉宾邀请，主持人讲稿准备，小食、签到礼品，互动游戏道具（），“汉服简介，成人仪式简介，端午文化简介”kt板，展架的准备。
2、仪式及表演音乐、音响多媒体设备。
2、现场布置
1、门口放置签到处，于签到处及会场张贴宣传横幅
2、确定嘉宾席，张贴名牌和标语，x架，kt板展示
3、嘉宾席以及主席台准备饮用水（花）
3、现场流程
①活动开始前半小时播放活动音乐活跃气氛
②入场学生门口签到台进行签到
③仪式正式开始
a.主持人：由金陵汉服文化协会协调学生主持人并准备衔接上下活动
b.相关嘉宾：市委宣传部相关领导，孔子后裔会领导，各学校老师
④还原现场，回收可重复使用的宣传品，并之后一周内写总结报告
4、突发事件处理
1、准备2~3人组成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小组，负责事件的处理.
2、负责人以及各成员保持手机通讯畅通
5、参与活动办法
关于汉文化的礼仪知识篇6
【关键词】往来物研究价值社会实态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自秦汉以降，东亚文化圈内的文化交流趋势，是汉唐文化流向朝鲜、日本和越南。受中国文化传播的刺激，日本不仅保存了许多中国已经散逸的汉籍，而且产生了大量用汉字写就的著作。平安后期以来，日本文化的创新能力逐渐增强，对中国文化的学习，逐渐从大量直接吸收、单纯仿效的阶段发展到有所扬弃、自我创作，将已形成的文化不断“日本化”的阶段。研究东亚汉文化和汉字文化之时，那些由外国人用汉字写就的书籍，也是值得关注的对象。往来物正是这其中极具研究价值的一类书籍。
往来物的发展及研究价值
往来物是初等教科书的总称，被广泛使用在平安时代末期至明治初期的庶民教育领域。早期的往来物是书信习作的范文集，江户时代演变为以传授历史、地理等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知识为目的的教材。现存最早的往来物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公元八世纪到九世纪，是唐朝与日本交流最为密切的一段时期。平安京（现京都）的营造、律令制度的建设，都透露出浓厚的唐朝气息。当时的日本人对唐文化的喜爱和倾倒，可见一斑。随着大规模遣唐使活动的展开，大陆文化大规模传入日本。这段时期，随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留学生和僧人，把大量的佛家经卷、文学典籍带回了日本，供人们写信时模仿和套用的参考书―书仪，就是其中之一。现有的研究表明，从奈良时代起，书仪就已经东渡传入日本，为当时的公卿贵族所爱用。朝廷的公文、贵族公卿们的私人书信，这些参照一定的写作规范、用汉字写就的文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上流社会的公务活动和私人生活中。懂得文书的写作规范、能够写出一封得体合宜的书简，成为当时贵族公卿们必须掌握的一种技能。到了平安时代末期，出现了日本文人用汉文编撰的书简文例集。在学习唐文化成为举国风气的时代背景下，掌握了汉字和汉文学的贵族文人模仿中国的书仪形式，把生活中的往来书信编撰成书，这也是相当自然的一件事。不叫做“某某书仪”而是“某某往来”，或许是出于对唐文化的敬意，这其中恐怕也受到了本国文学意识的强烈驱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往来物出现了书简文例集以外的新形式。其淡化了礼仪规范的书信功能，侧重词汇、专业领域知识的传授，用于幼学习字、书法、官政常识、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等实用知识的启蒙。而江户时期最为多见的则是以商业知识为主题的往来物。究其原因，是随着社会商业活动的发展，商人阶层和负责处理商人事务的公职人员更迫切地需要了解相关知识。这类往来物内容简洁易懂，向时人传授社会生活和经营实业所需的基本知识，帮助他们掌握相关实用术语。明治时代初期往来物依然活跃在教育领域。例如佐渡地区的学童们，首先学习的就是往来物，然后才开始学习汉籍。①随着日本教育的近代化、统一化，往来物逐渐退出了教育领域，不再作为教材使用。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往来物不仅推动了日本教育的普及化，在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也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日本社会、日本文化史的宝贵资料。
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已开始了往来物的整理收集工作。明治三十九年（1906）五月，国书刊行会出版了《续续群书类从》。这部丛书收录了江户时代的书籍，其中《续续群书类从教育部》一书内收录了七部往来物，自此开启了往来物百余年的研究历史。平泉澄、石川谦、石川松太郎等一批学者以往来物的历史研究为核心，收集各时代的往来物作品，回顾和总结了往来物的历史，阐述了往来物在日本教育史上的作用和意义。在这些基础上，近年来日本学界围绕往来物继续展开研究，其中江户时代和明治时期的往来物研究占了绝大多数，如对江户时期女性用书道字帖的研究、从江户时代的教育和文化角度对往来物展开的研究、从日语语言学的角度对明治时期往来物进行的研究等。相比较而言，对江户时代前的往来物研究则零散而不成系统，往来物还有很多有待研究和探讨之处。
我国学者对往来物的研究起步较晚。周一良（1984）从书仪的角度来阐明中日文化的密切关系，其中简略地谈及了几部有代表意义的往来物，可谓国内最早言及往来物的学者。②谭建川（2003）阐述了往来物在日本教育史上的作用与意义。③王晓平（2014）利用敦煌书仪对日本最早的往来物《云州消息》中的敬语进行了详尽的分析。④
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在其所著《日本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表示，往来物的发展实际上体现了日本这个靠外来文化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实现教育独立之前经历的历史变迁。对往来物进行整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理清蒙学教材的发展及其在教育史上的作用和意义，还有助于考察近代以前日本在汉字使用方面的情况。有一些往来物汇集了日常书信的词汇、单句、短文，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单词，其语言学价值也不容忽视。另外，往来物内容涉及社会日常生活的很多层面，有的以社会生活相关的节会、祭祀活动、礼仪往来等为主题，也有对某一个专业领域知识的介绍，如寺院的各种佛教活动、礼仪、宴游、茶会、历史，以及地理、书法的相关知识和学习技巧，对于还原社会实态、了解民生民情方面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高山寺本古往来》的内容及研究价值
作为最早的往来物之一，《高山寺本古往来》有其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该书原本收藏于日本京都高山寺，现收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寺院藏书多为江户时代以后的书籍，即使是有一定历史地位的寺庙也极少有江户时代以前的藏书。这些保存下来的古书中室町时代的书籍要少于江户时代，镰仓时代的书籍较之更为稀少，留存下来的平安时代的书籍更可谓是凤毛麟角，而奈良时代前的书籍几乎已没有留存。究其原因，早期产生的书本总量非常少，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时光磨灭世间万物，一本书历经战乱、火灾、洪水、虫蛀、人为的损坏甚至遗弃，逃过这一切的灾祸，才有可能留存至今。这就让《高山寺本古往来》更显得弥足珍贵。
高山寺创建于十三世纪初叶，位于京都市右京区，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自中世以来，高山寺就以致力于学问而闻名，寺中收藏的典籍质、量兼备。明慧上人（1173～1232）和他的弟子们、以及高山寺的支持者们共同成就了寺中数量庞大的典籍收藏。高山寺不仅仅收集、抄写了大量的典籍，还编制了详尽的藏书目录，致力于书籍的传承。其中既有《鸟兽人物戏画》等日本“国宝”级文化财产8件，也有50余件被列为重要文化财产的手书典籍。其藏书多为佛教典籍，还有少量中国唐本和宋版书，如《齐民要术》、《华严三昧章》等。
《高山寺本古往来》的书写年代据推断为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是现存最早的往来物之一，书写者应为当时的山中僧人，具体已无法考证。全书计选取平安后期中下级贵族和朝廷官员的实际生活中的往来书信五十六封编撰而成，内容多为向对方借用物品、邀请对方赴宴、商谈人事诉讼、评论歌舞曲艺之道等。文中书信使用的并不是地道的汉文，而是一种“变味儿”的汉文形式。其总体形式仍是汉文，但是语法却不完全符合汉文的规则，夹杂有当时日语的语法特征，这种文体也被称为“变体汉文”。大约在公元七世纪下半叶，日本的文字资料中就出现了这种形式，尤其是平安时代朝廷的法令、公卿贵族的日记和书信多用这种文体。可以说，这种“变味儿”的汉文是日本从全面引进、熟悉使用汉字，到以本土固有语言对汉字消化和再创造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虽然《高山寺本古往来》采用的是书信集的编撰形式，但这五十六封书信都没有标注信件的书写日期、寄信人以及收信人等信息。与同期、包括后世成书的同类往来物不同，这部往来物虽然在材料整合上缺乏一致性，但以实际生活中的往来书信为素材编撰而成，从而使全书极具实用价值。文中内容涵盖面广，既有讲述音乐、歌舞曲艺等当时上流社会的风雅之事，也有讲述官吏日常政事、人事、刑罚诉讼等实务，还有向对方借用物品、邀请友人赴宴等世俗生活之事。对于现代研究者了解平安时代公卿贵族群体的政治生活情态和世俗生活样貌有非常重大的文献价值。
提起《高山寺本古往来》，不得不说说它的书写介质。和很多往来物不同的是，《高山寺本古往来》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和另一个文献资料―《高山寺表白集》共存，以“背书”的形式展现在纸面之上。在平安时代，纸张尤其是好的纸张仍然是很贵重的，通常只用于抄写经书，于是，在用过的或者废弃的纸张背面继续书写，就成为当时的书写常态。即便时展到了中世，这种做法在贵族和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寺庙中依然很常见。
《云州往来》的内容及研究价值
同为日本最早的往来物之一，《云州往来》得到的评价更高。它被日本学界公认为是往来物的发端之作，兼具书信文的实用性和丰富的文学性。作为宝贵的学术研究资料，在日本文学、日语语言学、日本历史、教育史、书法史等研究领域均受到了重视。
《云州往来》的作者藤原明衡（989～1066）是平安中后期的大学者，汉文学造诣深厚。藤原明衡曾担任出云地方的地方长官，这部往来由此得名。
《云州往来》之前，日本文学史上也曾出现书简形式的作品，例如正仓院《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万叶书简、本朝文粹书简等。这些书简都是实际社会生活交往中产生的真实书信，用作书信写作的范文自然是并无不可，但因涉及的社会活动有限，无法为当时的公卿贵族们提供能够满足其社会交往以及日常生活各场合所需要的书信写作示例。而《云州往来》全书二百余封书信，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公卿贵族们社交往来中可能遇到的所有场景，如新禧贺正、设宴邀约、祝贺吊唁、邀请来访、馈赠礼物、请求帮助、照会告知、日常问候等等。《云州往来》大部分书信采用往复的形式，有“来”有“往”，便于模仿、利用；借用“互飞短札”的形式，对当时上流阶层的实际生活中的例行活动、仪式习惯等进行讲解、说明；书信中还大量使用了出自我国古代重要典籍如《诗经》、《后汉书》、《文选》等的词语，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像《明衡往来》这种既能学到书信写作的实用知识，又能掌握贵族实际生活中必需的社会常识的书籍，可谓“一石二鸟”，故而很快就从贵族文人的书案扩散到了年幼学童的课桌之上。
《云州往来》成书以后受到了当时上流阶层的认可和赞赏，上至天皇、亲王，下至公卿、僧侣，都相当重视这部往来。公卿贵族们认为《云州往来》文笔出色，并对它加以诵读和学习。三条西实隆（1455～1537）是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公卿贵族，在历史掌故、和歌、书法等方面都有相当成就。他的日记《实隆公记》中有部分言及了《云州往来》，也从侧面证实了《云州往来》在公卿贵族们中的影响。日记中的相关记录表明，后土御天皇持有《云州往来》一书，当时的书法名家、尊元法亲王曾经亲自抄写了《云州往来》，他本人也曾受无量寺僧正v济之托，给《云州往来》注音。在公卿贵族间的流行，让《云州往来》有了众多抄写本，其中有一些流传至今，为今人所得见。
《庭训往来》的内容及研究价值
日本南北朝时期到室町时代这段时间（十四世纪中叶到后半叶），武家子弟和富庶百姓的子弟，延请教师在家中授课，或去寺庙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庭训往来》编成于室町时代，成书后即广泛流传，是近代教育制度确立之前日本初等教科书的代表之作。“庭训”语出《论语・季子》，孔子的儿子孔鲤因敬畏父亲孔子，快步经过孔子所在的厅堂，受到孔子学诗、学礼的教诲。后世之人遂以“庭训、鲤对、过庭闻礼”等泛指家庭教育。《庭训往来》的命名方式，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全书由二十五封书信组成，采取每月一对往复书信、按照一月到十二月的顺序编排而成（八月共计三封），在书信礼仪规范的传授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书中内容涉及国家政事、家庭事务、士农工商之事、武艺、神祗、佛教、礼仪、军旅、衣服、器械、宴乐、疾病等诸多方面，所用词汇种类丰富。使用最多的是衣食住和职业名称相关词汇，最少的是文学相关词汇。不同类别的词汇数量的差距，表明了《庭训往来》的编写者注重该书实际功用的用心，体现了《庭训往来》生活本位、实用本位的特点。词语的罗列不仅仅提供了大量的词汇以供学习者记忆，同时也给学习者带来了诵读的节奏感与流畅感，这也是《庭训往来》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庭训往来》从内容上看包罗万象，既有书信礼仪的讲解，又有社会生活的礼仪礼法、世情世态的讲授。书中包含的大量衣食住和农工商、百工诸商诸艺有关词汇，以及谷物果树、器物工具、地方特产、匠人职种等，这些对任何一个阶层的人来说，都是需要了解的。《庭训往来》的生活化、平民化、百科全书的性质让它经久不衰，很快超越早于它出现的诸多往来物，更广泛地为时人所接受。书中所展示的社会风貌，也有助于后人还原当时的社会实态，了解世风民情。
结语
往来物涉及内容多为当时社会人应该掌握的常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民生风貌。通过研究这类书籍，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文献所没有记载的社会人情和风俗习惯。
晚清学者杨守敬在日本访书时，曾在给友人李莼客的书信中指出：“彼国自撰之书，与中土可互证者尤多。”陈寅恪先生也曾说过，“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对往来物进行研究，既可以挖掘丰富的新资料，了解当时日本的社会风貌和民生民情，也可以为东亚汉文化和汉字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空间与资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讲师）
【注释】
①[日]黑石阳子：“佐渡地区的文弥净琉璃”，《佐渡乡土文化》，1993年第73期。
②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③谭建川：“日本传统启蒙教材―往来物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关于汉文化的礼仪知识篇7
关键词：古琴艺术；汉服
中图分类号：J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166-01
一、对传统文化的发扬
古琴是我国汉族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悠久、最具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的传统乐器。几千年来，古琴一直是中国文人修身养性的工具和完美人格的象征，并以其文献浩瀚、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而为世人所珍视，其遗存之丰硕堪称中国乐器之最！近年来，尤其是在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古琴艺术呈现出春意盎然的发展态势，实为琴坛之喜。
而汉服，即华夏衣冠，中国汉族的传统服饰，又称为汉装、华服。在古代时期，琴人们弹琴，自然而然地穿着汉服弹奏古琴。所以，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古装片里，弹古琴者都是着汉服的。由此说明，汉服与古琴同源于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当今舞台上都活跃着汉服的身影，相声、昆剧、京，传统戏曲等。这些舞台文化承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作为服饰文明，不论古今中外，男女老少，个人国家，都与其息息相关，所以是最易于普及和被人们所接受的。所以在中国文化复兴的今天，衣冠琴礼等古琴文化，理应受到人们（包括琴人）的关注与重视。许多琴人在弹古琴时纷纷按照琴学古籍的要求，穿着宽松潇洒的汉服，戴冠、巾、帽等。通身透着远古人文气息的古琴高古的境界，实现了“汉服、古琴的完美结合”。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只要琴弹得好，穿什么并不重要，不值得在这些细枝末节上花费这么大工夫。汉服抚琴只是一种在表观形式上模仿古华夏风貌，没有什么高深的。”其实，着汉服弹古琴，本身就是传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古琴礼仪的外化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此言“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指内在的仁德，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也就是说，没有合乎礼仪的外在形式（包括服饰），就像个粗俗的凡夫野人，但如果只有美好的合乎“礼”的外在形式，能掌握一种符合进退俯仰的，给人以庄严肃穆的美感的动作（包括着装礼仪），而缺乏“仁”的品质，那么包括服饰在内的任何外在虚饰，都只能使人感到像是个浮夸的史官。孔子以为服饰要合乎“礼”的要求，只有着装适度才能体现出社会制度的有序和本人的综合修养，也才能符合社会规范。文与质的关系，亦即礼与仁的关系。于此一则体现了孔子所竭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另一则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即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而做到过点且属不易。“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文质得中，岂易言哉？”因此，在孔子的眼中，作为教化人伦的乐器――古琴，古琴自然更加重视衣着了。
在传统的士大夫眼里，弹古琴不是一个简单的娱乐项目，而是一个修养身心与净化自我的过程。在他们眼中，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件参禅悟道的法器。所以对弹琴的时间、地点、场地、环境以及心境都有许多的要求与禁忌。现代人往往把这些要求与禁忌看作仅仅是追求形式上的一种风度，其实这些表面的形式是有它深刻的内涵的，因为弹琴与现代社会的一些乐器表演有着本质的不同。琴有十疵中提到“坐席不正、衣冠不雅、容貌不庄”。古人有“不衣冠不弹”，是因为操琴是心灵艺术。既为心灵之体现，自然要郑重自然、清净洒脱。为了利于达到这样的心理状态，琴家操琴时，往往要洁净身心，穿着宽松舒适的衣服（汉服是最佳选择）。明代杨表正在《弹琴杂说》中说“如要鼓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知古人之象表，方可称圣人之器。然后与水焚香，方才就榻，以琴近案”。《绿绮新声》中也写到：“衣冠不肃、毁形异服”不宜弹。
仪表本身就是琴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一种弹琴礼仪，而衣冠则是古琴礼节仪表的重要组成。可见仪表在琴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这种仪表不仅是穿什么衣服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礼仪的规范，即“琴仪”。杨表正在书中又写道：“琴本衣冠严肃，体貌端庄，仁德相称为之……毁形异服而抱鼓者，辱圣人之乐，大不宜也”。可见，衣冠不仅是古琴礼仪的一部分，更是琴德的外在表现。
身着汉服可展示传统礼仪。“诸形于内，必形于外。”著名古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杨青先生也强调“雅韵华章”的表演形式，即穿中国人的服饰（汉服），奏中国人的乐曲（古琴），更能体现中华文化与人为善、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
三、舞台演出的需要
音乐与服饰，犹如双生之花，曼妙的音乐需要备色服饰相伴才能沁人心脾；而绚丽多彩的服装则在音乐声中迷倒众生。音乐会上的燕尾礼服，时装秀上的感性韵律，音乐与服装和谐共生，呈现一场“视觉盛宴”。然而，我们看到，在正规场合下，钢琴家在演奏钢琴时，通常是穿燕尾服或晚礼服的，若身着牛仔服弹钢琴，就会给人一种不入流的感觉，那么有着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古琴在仪表方面的要求难道还不如钢琴吗？琴者，禁也。作为“圣人之器”的琴，演奏时自然有其独特而严格的规范。平常抚琴尚且如此，作为舞台专业演出应更加重视。
古琴演奏中的汉服是古琴演奏外在形式的完美表达，是琴德修养的外在表现，与古琴文化相得益彰，与古琴演奏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
参考文献：
关于汉文化的礼仪知识篇8
相比灼华汉服社，地处北京西城区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子衿汉服社成立更早，社员也更多。“子衿”出自《诗经》中的名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古人优雅飘逸的服饰。社员们学着成年汉服复兴者的范儿，见面时互称“同袍”（穿着相同的衣裳一起为复兴汉服文化努力之意）。每逢清明、端午、重阳等传统节日时，汉服社的社员们就会穿上心爱的汉服，在校园内外举办各种与古代民俗文化有关的活动。在吸引更多同学体验传统节日的同时，他们也不忘科普汉服文化，从汉服的起源、演进的历史到款式、纹样的门道都说得头头是道，俨然是一群汉服小专家。
课余时间，汉服社经常举办汉服雅集活动，社员们围坐在一起或诵读经典或对诗学礼，有特长的社员还会教大家弹古琴、跳汉舞，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提高大家的传统文化修养。
灼华汉服社和子衿汉服社只是当下中学生汉服社团雨后春笋般发展的缩影，据了解，仅北京市区就有十多所中学拥有独立的汉服社，而零散的中学生“同袍”几乎遍布北京的所有中学。与文学社、考古社、民乐社等社团相比，汉服社有着吸引力强、入门容易、活动影响大的优势，而且社长社员大多对推广汉服有强烈的责任感，这使得不少中学生汉服社团发展迅速，有的甚至在校园文化类社团中一枝独秀。
礼是更深的印记
2015年春天，灼华汉服社的高一学生吴鹏宇参加了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文丞相祠的一场祭祀活动，作为年龄最小的参礼人员，身着祭服的吴鹏宇不仅被屹立至今的指南树和镌刻在墙壁上的《正气歌》所震撼，更被祭祀活动庄严肃穆的氛围深深打动。不管是参礼还是观礼，每个人都在虔诚地表达着对先贤的敬慕之情，传统礼仪文化所产生的感染力在此刻胜过了任何教育方式。
在北京西城区的历代帝王庙里，一场由北京汉服协会主办的大型演礼活动――射礼拉开了帷幕，子衿汉服社的社员在社团指导老师的带领下专程前往观礼。在观礼之后的交流中，社员刘佳茜说：“作为全程观看了这场礼仪活动的中学生，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精神遗产，比如射箭时讲究‘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这告诉我们凡事要先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而‘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的理念则教给我们竞争也是要守规则、讲秩序的。”
如果说穿起汉服是体验古人的优雅，唤起作为炎黄子孙的文化意识，那么研习古礼则能让孩子们与祖先有更多心灵的交流。随着时代的变迁，礼仪的形式和细节也在不断演变和改良，其精髓延绵至今。子衿汉服社社员杨韵仪在一次活动讨论中说：“只有参与其中才能领悟到礼的真谛，以前我遇到师长时不知该怎样行礼，现在懂得了礼仪的精神，行礼也感到自然多了。”
汉式校服梦还远吗
近年来，关于校服改革的话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中学也尝试着迈出了校服多元化的脚步。
随着新式校服的不断出现，很多学生有了汉式校服的梦想。汉式服装是当代人设计出的具有一些汉服特点和传统文化元素的服饰，在汉服界常被称为“汉元素服装”。汉式服装虽然不是传统汉服，但具有制作简单、用料节省、穿戴方便、设计空间大、更适合快节奏生活等优点。汉式校服与传统的运动校服相比，对引导学生优雅的言行举止有积极作用，也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此外，这种校服更适合课堂、家居、校外活动时的环境，也与越来越多的节庆仪式相得益彰。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青年教师，同时也是子衿汉服社指导老师的何志攀告诉我们：“一些学生对汉式校服的追求和喜爱，从本质上说是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学生对民族文化符号的认同，也是对回归传统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的渴望。”
目前，一些小学已开始试用汉式校服，在创新意识较强、有一定文化底蕴的中学，汉式校服已引起校方的关注，并作为未来新校服的一个考虑选项。
枝繁叶茂离不开阳光雨露
汉服能够走进管理严格、相对封闭的中学校园，离不开校方、老师和家长的理解和包容。灼华汉服社成立之初，有汉服的同学并不多，学校社联特别申请专款为社团购置了公有汉服。在参观了几场活动后，校领导既为汉服社指定了有国学专业背景的指导老师，还为雅集活动提供国学教室作为固定的活动场地。子衿汉服社的何老师本身就是北京汉服协会的成员，他不仅在活动策划、礼仪指导、服装出借等方面给予了社团很多指导和帮助，还在校内外“同袍”的帮助下自编教材，开设了汉服选修课。
有了学校和老师的关照，很多家长对校园汉服社团也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逐渐接受，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参加校园外的汉服活动，也有不少家长主动给孩子买汉服作为生日礼物。
关于汉文化的礼仪知识篇9
摘要：汉乐四品是东汉宫廷的四类音乐，大予乐包括郊庙乐、上陵乐、殿食举乐和少量先秦雅乐；雅颂乐则是先秦所遗周颂雅乐；黄门鼓吹包括帝后的朝会、宴饮、丧葬殡仪，属于雅乐性质；短箫铙歌则属于黄门鼓吹的组成部分。汉乐四品实则三品。
关键词：大予乐雅颂乐黄门鼓吹短箫铙歌
中图分类号：J60文献标识码：a
汉乐四品是汉代（东汉）宫廷的四类不同性质的音乐，东汉明帝时，将乐定为“四品”。在《后汉书・明帝纪》、《东观汉记・孝明皇帝纪》、《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以及《通典・乐一》等文中均有记载。但是，从以上相关文献的记载来看，汉乐四品存在两种说法。这里姑且以两种说法中的代表《隋书・音乐志》和《后汉书・礼仪志》为切入点，探讨一下汉乐四品的问题。
《隋书・音乐志》认为，汉乐有四品：其一为《大予乐》，主要用于郊庙祭祀祖先的；其二为《雅颂乐》，主要在辟雍飨射时使用；其三为《黄门鼓吹乐》，天子用于大宴群臣。其四为《短箫铙歌》，作为军乐用于军中。而且《隋书》中也把其来龙作了说明，如“一曰《大予乐》……《易》所谓‘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颂乐》……则《孝经》之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三曰《黄门鼓吹乐》……则《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箫铙歌乐》，黄帝时，岐伯所造，以建武扬德、风敌励兵，则《周官》所谓‘王师大捷，责令凯歌’者也”。《隋书・乐志》所谓的汉乐四品，分别是“大予乐”、“周颂雅乐”、“黄门鼓吹”、“短箫铙歌”等四类音乐。
蔡邕《礼乐志》认为汉乐也有四品，主要是大予乐、周颂雅乐、黄门鼓吹。这与《隋书》所说前三类基本上一致。而且蔡邕对于汉乐四品的来龙解释除了与《隋书》重复的部分外，又加入了更为详尽的材料，如：“一曰大予乐……《周官》‘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食举乐，《王制》谓‘天子食举以乐’，《周官》‘王大食则令奏钟鼓’。二曰周颂雅乐……《礼记》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记》曰‘夫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谓也。三曰黄门鼓吹……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师大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
分析蔡邕《礼乐志》与《隋书・音乐志》，不难发现其中的疑点，就是蔡邕所述的汉乐四品与《隋书・乐志》所述少了一品，《隋书・乐志》的四品《短箫铙歌》在蔡邕《礼乐志》中称为《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完整记载“汉乐四品”的除《隋书・乐志》外，还有《通典・乐一》、《通志・乐略》、《资治通鉴・汉明帝永平三年》胡三省注等，这些文献均认为汉乐四品，一为大予乐，二为雅颂乐，三为黄门鼓吹乐，四为短箫铙歌乐。
那么，关于汉乐四品中的短箫铙歌，哪一种记录更可信服呢？为了分清其中的原委，我们先将这四品逐一分析：
一《大予乐》
东汉的第一品乐为《大予乐》，其名字始于《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从文献记载来看，《大予乐》是新皇登基所使用的音乐，同时也是应图谶而由汉廷下诏改名而产生的。这些音乐皆为祭祀先祖的郊庙雅乐，文中将这些郊庙之乐改为大予乐，将乐官称为大予乐官。而《后汉书・曹褒传》则较为详尽，其认为三皇五帝的礼乐都不互相因袭，而是各自体现了自己的功德特征。作为再次一统华夏的大汉，理应和三皇五帝一样，重新制礼作乐，以体现大汉的威仪和皇家的功德，而不是再因袭使用前朝的礼乐，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百世的模范。文中还借用《河图括地象》及《尚书璇玑钤》等书典为其寻找依据。如：《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璇玑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帝善之，下诏曰：“今且改太乐官曰大予乐，歌、诗、曲、操，以俟君子。”以上不难看出，《大予乐》就是东汉的郊庙之乐。
而郊庙之乐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蔡邕《礼乐志》认为，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西汉时期的郊庙祭祀之乐主要包括：高祖唐山夫人《房中乐十七章》，以及武帝时《郊庙十九章》，这些乐皆为西汉所创制的新乐，原属乐府职掌，哀帝罢乐府后改由太乐领属；还有一部分为西汉诸位皇帝郊庙祭祀所常奏之乐，如《文始》《四时》《五行舞》《盛德》等，这些郊庙之乐除了少量先秦雅乐外，大多为汉代所创制的新乐。这些雅乐在哀帝罢乐府归太乐领属，进而上升为汉代的雅乐，东汉时成为《大予乐》的一部分。
蔡邕《礼乐志》所述《大予乐》的另一组成部分为上陵、殿诸食举之乐。这又是什么乐呢？《后汉书・礼仪志上》云：“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乐阙，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
据史载，东汉明帝时对礼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每年元旦要求公卿百官、外国使者、各郡计吏及皇亲国戚等，皆到光武帝的原陵进行祭拜，要面对“神位”汇报粮价、民间疾苦、风俗动向等；八月，各贵族还要把最好的酒（酎）奉贡给宗庙，其礼与上陵之礼类同。此种仪式由过去的殿堂改为先帝的陵寝举行，由此看出，东汉对郊庙祭祀的重视程度。
而“殿食举之乐”，则承袭于周。《周礼・大司乐》云：“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礼记・王制》云：“天子食，举以乐。”可知，天子食，需奏乐。
而以上这些仪式活动所用之乐是什么呢？古人认为，天子饮食起居必须顺于四时五味，而且需奏乐，这些音乐就是食举乐。食举乐的作用就是顺应天地，祈求神明，赐福人间。但是从文献来看，汉代的食举乐并非古雅乐，而是汉廷新创作的音乐。如《隋书・音乐志下》引马防奏言“今官雅乐独有黄钟，而食举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臣防以为可须上天之明时，因岁首之嘉月，发太簇之律，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
因此，这些食举之乐是“太簇之律，雅颂之音”，而非“今请官雅乐黄钟”，说明其并非当时的“宫中雅乐”，而是以新创为主的新乐。
二《雅颂乐》
汉乐四品的第二品是《雅颂乐》。《隋书・音乐志》认为，《雅颂乐》为辟雍飨射之时所使用的，因为《孝经》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是最好的教化工具。而蔡邕《礼乐志》则认为：周颂雅乐，是辟雍、飨射、六宗、社稷的大典之乐，也引用《孝经》“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字句，而且又索引《礼记》为其找依据，如“夫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二者的不同是《隋书・音乐志》所涉及的名称缺少“周”字，而蔡邕《礼乐志》则有之，且后续文字加入了“六宗、社稷”的名称。
“辟雍”是讲习、教化之场所，“飨射”是春秋两祭之典，“六宗”是上下东南西北之神，“社稷”是方社和五谷之神。古人将雅乐用于人，颂乐用于神。“辟雍”和“飨射”是用雅乐而不用颂乐的，由此可知，《隋书・音乐志》所云二品《雅颂乐》就是蔡邕《礼乐志》所说的《周颂雅乐》。
而两汉的《周颂雅乐》主要是武帝时好古的河间王刘德所献的雅乐。这些先秦古乐当时武帝将其“立之太乐”，但“并不常御”，只在春秋飨射之时“作于学官”。在两汉这些都属于先秦雅乐，其包含的内容今已无从考证。
三《黄门鼓吹乐》
东汉汉乐四品的第三品是《黄门鼓吹乐》。所谓的“黄门”就是天子的“禁门”。东汉之时，“黄门”隶属于“少府”，是侍奉帝后的官署之所。
蔡邕《礼乐志》云：“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文中将《诗经・小雅・伐木》（雅乐）的“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又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由此推知《黄门鼓吹》是雅乐，其对象是“天子所以宴乐群臣”用的。如司马彪《礼仪志》刘昭注引蔡质所记“立宋皇后仪”中便有“黄门鼓吹三通”方面的记载：皇后在殿中即位，太尉手持玉玺和绶带，天子要临轩在旁，朝中百官也要陪侍在侧，然后由主持仪式的宗正念读册封皇后的策文。皇后行拜礼称臣妾后即可坐到所要加封皇后的座位上，此时太尉将玉玺和绶带授予皇后。然后，需要黄门鼓吹三遍，鸣钟鼓。皇后即位仪式方结束，便可大赦天下。
此外，皇帝作朝会时，也用“黄门鼓吹”行仪：“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悉坐就赐。作九宾散乐……钟磬并作，倡乐毕，作鱼龙曼延。小黄门吹三通，谒者引公卿群臣以次拜，微行出，罢。”
“黄门鼓吹”还可用于殡葬丧仪。《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丁孚《汉仪》记载：永平七年，光武阴太后驾崩，当时宫中下诏要求灵柩先置于殿中，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宫中男女侍官三百人皆身穿白衣，引棺挽歌，下殿就车，在黄门宦者带领下走出宫门。同时，“黄门鼓吹”还用于宫廷“大傩”之仪等。
从以上材料可看出，“黄门鼓吹”主要用于宴乐和礼仪两个方法面，具有雅乐的性质。
四《短箫铙歌》
汉乐四品的最后一品是《短箫铙歌》。《隋书・音乐志》认为《短箫铙歌》是军中所使用的音乐。《隋书・音乐志》与《宋书・乐志》的记载完全相同，但二者的记载则与蔡邕《礼乐志》的记载完全不同。蔡邕《礼乐志》则认为，第三类的黄门鼓吹，是天子宴乐群臣所使用的音乐，且引用《诗经》中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的字句为其找依据，并进一步认为短箫铙歌是军中之乐，并索引《传》为其找依据，如“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师大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
蔡邕在《礼乐志》中所述的《短箫铙歌》，只是《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另立的一类。《后汉书・祭遵传》也有类似记载：“建武八年，帝东归过，幸遵营，劳飨士卒，作黄门武乐，良夜乃罢。”李贤注云：“黄门，署名……武乐，执干戚以舞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沈钦韩也说，“黄门即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武乐，即短箫铙歌也”。
《后汉书・祭遵传》中所记载的是光武帝犒赏、宴请士卒之时，用的是“黄门武乐”，也就是沈钦韩所说的《短箫铙歌》。那么天子宴请群臣诸将应该是《黄门鼓吹》，现在刘秀所用是“黄门武乐”的“短箫铙歌”，因此可以证实“短箫铙歌”就是第三品《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说来，《隋书・音乐志》、《宋书・乐志》所述的汉乐四品的第四品为《短箫铙歌》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短箫铙歌》只是《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黄门鼓吹》中的武乐，它的功用主要是用于“王师大捷、军大捷”，是一种“凯乐”和“凯歌”。
综上所述，汉乐四品实际上只有三品。蔡邕《礼乐志》和《隋书・音乐志》在前三部分几乎都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蔡邕的解释更为全面些。而所谓第四品《短箫铙歌》在《隋书》中另分为第四品，而蔡邕《礼乐志》中可能是《短箫铙歌》和《黄门鼓吹》皆有军乐属性的原因，将其归类于《黄门鼓吹》中，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但从二者所处的时间来看，蔡邕之说最为接近汉代音乐的真实，因此蔡说应当较隋说更具有权威性，所以汉乐四品其实应当为汉乐三品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版。
[2]刘珍：《东观汉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4]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5]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
[6]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7年版。
关于汉文化的礼仪知识篇10
关键词：礼仪；跨文化意识；小学英语教学
1礼仪教育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 礼仪是人类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它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且以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对一个人来说，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对一个社会来说，礼仪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序、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反映。重视、开展礼仪教育已成为道德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礼仪教育对培养文明有礼，道德高尚的高素质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英语教学与礼仪文化新的《英语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在外语教学中，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有益于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有益于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有益于培养世界意识。在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在起始阶段应使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教学中涉及的英语国家文化知识，应与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在英语学习的较高阶段，要通过扩大学生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课程标准》规定了英语教学的目标包括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五个方面。文化因素教学是英语教学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交际习俗与礼仪如：打招呼，称赞，称谓，访友做客等都是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在英语教学中要适时进行礼仪教育，注重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更好地掌握并准确运用英语语言。
3在英语教学中逐步渗透礼仪文化意识
3.1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中，注重“礼貌原则”。礼貌是礼仪在言语动作上的表现。礼貌既是一种普遍现象，为各社会群体所共有，又是一种个性化的交际原则，受制于不同语言群体的不同文化背景。因此，“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甚至彼此完全不能接受，礼貌的话语可能伤害对方，从而导致交际失败。因此，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中，双文化比双语言更加重要。
3.2在不同的话题学习中比较中英礼仪文化的异同点，渗透礼仪文化意识。学生学习了Familytree以后。了解中英称谓礼仪的差异并能正确地运用英语进行交际。在中国的称谓礼仪中，不能对父母辈直呼姓名，更不能以不礼貌言词代称，要用准确的称呼，如：爸爸，奶奶，叔叔等。而西方人强调人人平等，无论长幼都可直呼其名，以表亲近。现代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极具有中国特色，这种称谓温暖，亲切，能有效地缩短交际者之间的距离。但如果套用到英语中效果会适得其反。例如在汉语中，出于礼貌，常常用“爷爷、奶奶”来称呼素不相识的年长者，这种称谓能使被称呼者觉得受到尊敬。而在西方礼仪文化中。忌讳“老”字，因为“老”意味着“old，useless”，“年龄大，体衰，失去活力”等，如果直呼其名他们会感到亲切，自然，若被称为“oldgrandrna”，则会感到反感，更可能恼火。他们不崇尚老，而崇尚的是年轻，活力，权利和能力。可见，一种文化礼仪未必在另一种文化中也适用。
在学习Foodanddrink话题中，学生了解到英语国家的不同的饮食习惯和礼仪，如正规西餐的常规菜序大致分为开胃菜(starter)、汤(soup)、主菜(maincourse)、甜品(dessert)和饮料(ddnks)等几道菜式。中餐则没有那么复杂，但有丰富的酒文化。英国人就餐时是男士为女士拉开椅子，女士入座后男士才入座；中国是长辈入座后晚辈才入座；中国人用筷子吃，而英国人用刀叉就餐，而且西餐规定不许将胳膊肘放上餐桌，这样是不礼貌的。同时教育学生在就餐时注意餐桌礼仪，如在家里要请长辈先入座，吃东西或喝汤是要小口吞咽，不发出响声，别人给自己添饭菜要说“谢谢”，主动给长辈添饭夹菜，吃完后要说“大家慢慢吃”。在学校就餐时要在老师的指导下有序地进入餐厅，坐在指定座位，安静文明进餐，不偏食，不挑食等。这样学生不仅了解了中西餐桌礼仪的异同，又学会了自己该如何注意餐桌礼仪。
学习Clothes话题时，学生学到了各种颜色，不同服装的英语名称，让学生了解和欣赏服装及颜色搭配的同时进行穿着礼仪教育，如着装整齐，朴素大方，按要求穿规定的校服，不穿奇装异服，不穿背心、拖鞋、裤衩等进教室，课堂上不敞衣和脱鞋，不佩带项链、耳环、戒指或手镯等饰物。按要求修剪头发，做到仪表整洁，服饰自然得体，协调大方。
在学习travel和Zoo的内容时，学生掌握了一些公共场所的劝告语：如：Don’tleavelitter(不要扔垃圾)，Don’tpicktheflowers(不要摘花)，Don'tthrowthingsattheimals(不要向动物扔东西)。然后让学生自己制定一些公共场所如影剧院、图书馆、旅游景点等的一些制度，从而进行公共礼仪教育。如在影剧院不要大呼小叫，不要大吃大喝，演出结束后有秩序地离开，不要推搡；在图书馆、阅览室要注意整洁，保持安静，不乱丢垃圾，爱护公共财产；在旅游景点要爱护旅游观光区的公共建筑、设施、文物古迹等，不要乱写、乱画、乱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不要乱扔果皮和杂物而污染环境。
4在小学阶段的英语教学中导入礼仪文化应注意的问题
4.1导入的礼仪文化内容应密切联系学生的日常生活，并能激发学生的学习英语的兴趣。如，对教师、家人、朋友的称呼、招呼和问候，道谢和答谢，赞扬和应答，邀请或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等，这些与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密切相关的内容让学生觉得有亲切感，往往是学生迫切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由于学生可以很快地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些礼仪文化知识，尝到学以致用的甜头，因而还会产生进一步学习英语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