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篇1
我们在执行《条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条例》未作出规定的，而《处罚法》《复议法》作出了规定，应适用《处罚法》《复议法》的规定。
1、地域管辖问题。《条例》对违法行为的地域管辖未作规定，公安机关往往对发生在本行政辖区以外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而《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也应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查处，不得超出本行政辖区办理治安案件。
2、告知程序和听证程序问题。《条例》对此也未作规定，而《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四十一条又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公安机关在实施治安处罚前应当依照《处罚法》的规定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理由以及其依法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依照《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作出较大数额罚款（个人2000元以上）处罚前还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公安机关举行听证的权利。
二、《处罚法》有关条款先作出一般规定，又明确“但书”“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者，尽管《条例》的规定与《处罚法》的一般规定不一致，仍适用《条例》的规定。
1、对违法行为的追究时效。《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公安机关没有发现的，不再处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尽管公安机关发现时未超过二年，但超过六个月的，也不应予以处罚。
2、处罚主体。《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裁决。警告、五十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在农村，没有公安派出所的地方，可以由公安机关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裁决。”《条例》以法律的形式授权公安派出所可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五十元以下罚款、警告的处罚，公安派出所也是公安行政处罚的主体。其他不直接属于县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但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也是公安行政处罚的主体。
三、《处罚法》《复议法》有关条款作出一般规定，未“但书”“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条例》的规定与《处罚法》《复议法》的一般规定不一致者，应遵守《处罚法》《复议法》的规定。
1、简易程序的适用。《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但书”。《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却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处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下罚款的，或者罚款数额超过五十元，被处罚人没有异议的，可以由公安人员当场处罚。”公安部于1989年3月18日、1992年9月9日、1993年3月25日先后以《关于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当场处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当场处罚的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关于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当场处罚的有关问题的批复》，对可予以当场处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种类进行了规定，并且将罚款处罚的数额限定在二百元以内。《条例》及公安部的三个通知（批复）与《处罚法》是抵触的，所以，我们应当遵守《处罚法》的规定，当场处罚罚款的数额不得超过五十元。
2、对罚款处罚的执行。《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受罚款处罚的人应当将罚款当场交公安人员或者在接到罚款通知或者裁决书后五日内送交指定的公安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交纳的，可以按日增加罚款一元至五元。拒绝交纳罚款的，可以处十五日以下拘留，罚款仍应执行。”《条例》赋予了公安机关对拒绝缴纳罚款的当事人予以行政拘留的强制执行权。《处罚法》对此无特别规定。《处罚法》对加处罚款作了刚性规定，即“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条例》则是弹性规定，即“按日增加罚款一元至五元”。公安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又规定：“拘留后仍拒绝缴纳罚款，可以通知其所在单位从本人工资中扣除或扣押财物折抵。”这一规定与《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的含义也是不同的。《处罚法》规定的“扣押财物”是指行政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时依法扣押的财物，而公安部的解释中的“扣押财物”是指执行处罚时扣押财物。《条例》和公安部的解释赋予了公安机关对罚款的强制执行权，而《处罚法》只是规定了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那么，公安机关就不再有权对拒绝缴纳罚款的当事人予以行政拘留，不再有权扣押当事人的财物折抵罚款，对当事人加处罚款也只能是每日加处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
3、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和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的期限。《复议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而《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被裁决受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或者被侵害人不服公安机关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裁决的，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申诉后五日内作出裁决；不服上一级公安机关裁决的，可以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显然，《复议法》是从充分保护当事人权益和限制行政机关权利的立场出发，给当事人充分的时间行使自己的权利，敦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工作效率。公安机关应当告知当事人不服治安处罚申请复议（申诉）的期限是六十日，而不再是五日；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申诉裁决）的期限仍然是五日。
4、当事人对复议机关的选择。《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而《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被裁决受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或者被侵害人“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复议法》给予当事人双向选择复议机关的权利，《条例》规定的是单向选择。按照《复议法》的规定，当事人对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公安机关作出的治安处罚不服的，应当可以向该县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对不属于县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公安机关依法作出的治安处罚不服的，公安部作出解释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
公安部对待《条例》与《处罚法》、《复议法》关系的态度
《处罚法》、《复议法》实施以来，如何处理其与《条例》的关系问题，公安部没有作出专门的规定。从公安部的几个规范性文件可以看出其所采用的原则。
公安部在《关于行政处罚听证范围中“较大数额罚款”数额的通知》（公通字[1996]62号）中规定：“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罚款的……，在做出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又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在《关于公安机关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1999]72号）第13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中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的期限少于六十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履行复议职责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第14条规定：“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从其规定。”《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中也规定了对当事人予以处罚的，应当告知其交通违章行为的事实、处罚的理由和依据以及其依法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要求举行听证权。以此可以看出公安部采用了后法（《处罚法》《复议法》）优于前法（《条例》）的原则。
公安部在《关于对因拒绝交纳罚款而被裁决拘留不服能否申请行政复议的批复》（公复字[2000]5号）中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受罚款处罚的人应当将罚款当场交公安人员或者在接到罚款通知或者裁决书后五日内送交指定的公安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交纳的，可以按日增加罚款一元至五元。拒绝交纳罚款的，可以处十五日以下拘留，罚款仍应执行。’本款规定的拘留，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被裁决拘留的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如果公安部认为依照《处罚法》的规定，对拒绝缴纳罚款的予以拘留于法无据，必然要在批复中先强调对拒绝缴纳罚款的不能拘留，然后批复如果对其拘留，当事人依法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罚款处罚决定，拒绝缴纳罚款的，除依照本规定执行外，还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对当事人处以行政拘留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以此可以看出公安部又采取了特别法（《条例》）优于普通法（《处罚法》）的原则。
以上可以看出公安部在对待《处罚法》、《复议法》与《条例》的关系问题上，不是采取同一个原则，一会儿是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一会儿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
公安执法中的不适应点
公安机关在执行《条例》中，依法适用《处罚法》和《复议法》，在查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时，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执行《条例》和《处罚法》、《复议法》中，有着不适应之处。
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以较小数额罚款已不足于达到处罚、教育违法者的效果。将当场处罚罚款、派出所依法裁决罚款的数额限定于五十元以下，将大量的数额不是较大但又超过五十元罚款的处罚权以普通程序由县级公安机关裁决，造成执法成本的大幅度增长。二是履行完告知程序，然后作出处罚裁决，造成处罚时间的拖延，违反治安管理人也借机逃避他处，拒绝接受处罚，从而加大了民警工作量和办案经费。三是公安机关没有对罚款的强制执行权，对于数额小的罚款申请法院执行，费时费钱，得不偿失。为收缴罚款，往往做法违反规定。四是对行政拘留的暂缓执行和复议申请期限的超长规定，使行政处罚不能及时发挥处罚少数、教育多数、制止违法、平息事态的作用。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篇2
论文关键词司法实务劳动教养新法优于旧法
一、案情
2011年4月13日晚，原告陶某某与武某某在上海市某宾馆内进行活动被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区分局查获，2011年4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15天的行政处罚决定，后有查实原告于2010年3月15日因行为被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行政拘留15日，系有前科，遂上报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第四条第三条“因、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的，实行劳动教养，并由公安机关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决定》第三条“因、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规定，于2011年4月26日作出（2011）沪劳委字审第1115号劳动教养决定，对原告陶某某收容教养一年。原告陶某某不服向法院，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
二、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三种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认为，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作出了修改，但修改仅是将条文中引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改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第四条第三款条文“因、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的，实行劳动教养”未作任何改动，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并没有取消对再次违法行为可以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根据该决定第四条第三款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决定》第三条的规定，对因、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故被告所作的教养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观点二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均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属于同一位阶的普通法，二者在处理问题上有所不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因、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的，实行劳动教养；《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行为只能处以拘留或罚款的处罚，并不能对其实行劳动教养。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中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修改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行为只能处以拘留或罚款的处罚，取消了之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实行劳动教养的规定。又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时间晚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应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故被告所作的劳动教养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
观点三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作出了修改，这次修改晚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故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原则也应该适用前者，根据该决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因、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的，实行劳动教养”，故被告的教养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三、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劳动教养决定做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即本案是否适用新法优于旧法法律规则。关于本案，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本案适用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应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理由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这确立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一项基本规则即“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其基本含义是，当新法与旧法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时，新法的效力优于旧法，在新的法律生效后，与新法内容相抵触的原法律内容终止生效，不再适用。从概念来看，新法优于旧法法律适用规则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必须是同位法，即指同等位阶的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才能适用该项规则，不同位阶即构成上下位阶的法规范不适用此项规则；其次，必须是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才能适用该项规则。再次，两部法律规范在颁布时间上有差别；最后，两部法律规范必须在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上发生冲突。
结合本案，首先，《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均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属于同一位阶的普通法，也均是公安机关对者作出的行政处罚乃至决定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其次，《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之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于2006年3月1日颁布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于颁布，颁布时间上前者晚于后者。再次，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中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修改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原先《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严厉禁止、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第六十六条规定：“、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从内容上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为取消了原条例可能科处的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种类。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因、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的，实行劳动教养，并由公安机关处五千元以下罚款”。由此看来，《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在对再次、行为是否能科处劳动教养上存在冲突。通过以上分析，本案符合新法优于旧法法律规则的适用条件。
故根据新法优于旧法法律适用规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实施时间晚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本案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取消对实行劳动教养决定的情况下，被告仍根据《关于严禁》第三条、第四条第三款对原告作出劳动教养的处罚决定为适用法律错误。
另外观点三认为因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的时间晚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故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原则本案也应该适用前者，笔者认为该说法并没有理解新法优于旧法法律适用规则的实质，因为从内容上看，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施后，其他法律中涉及治安处罚的条款都需要根据修改，故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作出了修改。但是上述修改，仅限于将第三条、第四条文中已废止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替换为新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即这次的修改仅仅是文字的改动或是条文顺序上的调整，并未涉及涉及实质性内容的变动，显然这次修改并不能看成是后法。观点三对于新法优于旧法法律适用规则的理解是片面和肤浅的。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篇3
20xx年社会治安管理法全文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扰乱社会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公私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本条例处罚。
第三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适用本条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也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
第二章处罚的种类和运用
第六条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分为下列三种：
(一)警告。
(二)罚款：一元以上，二百元以下。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三)拘留：一日以上，十五日以下。
第七条违反治安管理所得的财物和查获的违禁品，依照规定退回原主或者没收。违反治安管理使用的本人所有的工具，可以依照规定没收。具体办法由公安部另行规定。
第八条违反治安管理造成的损失或者伤害，由违反治安管理的人赔偿损失或者负担医疗费用;如果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本人无力赔偿或者负担的，由其监护人依法负责赔偿或者负担。
第九条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不满十四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予处罚，但是可以予以训诫，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第十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应予处罚。
第十一条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由于生理缺陷的原因而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
第十二条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予处罚。
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将其约束到酒醒。
第十三条一人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裁决，合并执行。
第十四条二人以上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罚。
教唆或者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其所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处罚。
第十五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直接责任人员;单位主管人员指使的，同时处罚该主管人员。
第十六条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免予处罚：
(一)情节特别轻微的;
(二)主动承认错误及时改正的;
(三)由于他人胁迫或诱骗的。
第十七条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重处罚：
(一)有较严重后果的;
(二)胁迫、诱骗他人或者教唆不满十八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三)对检举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四)屡犯不改的。
第十八条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公安机关没有发现的，不再处罚。
前款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第三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处罚
第十九条有下列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二)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市场、商场、公园、影剧院、娱乐场、运动场、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的秩序的;
(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只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四)结伙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的;
(五)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法煽动扰乱社会秩序的;
(六)谎报险情，制造混乱的;
(七)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
第二十条有下列妨害公共安全行为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非法携带、存放枪支、弹药或者有其他违反枪支管理规定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二)违反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管理规定，生产、销售、储存、运输、携带或者使用危险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够刑事处罚的;
(三)非法制造、贩卖、携带匕首、三棱刀、弹簧刀或者其他管制刀具的;
(四)经营旅馆、饭店、影剧院、娱乐场、运动场、展览馆或者其他供群众聚集的场所，违反安全规定，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
(五)组织群众集会或者文化、娱乐、体育、展览、展销等群众性活动，不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
(六)违反渡船、渡口安全规定，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
(七)不听劝阻抢登渡船，造成渡船超载或者强迫渡船驾驶员违反安全规定，冒险航行，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八)在铁路、公路、水域航道、堤坝上，挖掘坑穴，放置障碍物，损毁、移动指示标志，可能影响交通运输安全，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第二十一条有下列妨害公共安全行为之一的，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设置、使用民用射击场，不符合安全规定的;
(二)未经批准，安装、使用电网的，或者安装、使用电网不符合安全规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在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施工，对沟井坎穴不设覆盖物、标志、防围的，或者故意损毁、移动覆盖物、标志、防围的。
第二十二条有下列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
(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
(三)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四)虐待家庭成员，受虐待人要求处理的;
(五)写恐吓信或者用其他方法威胁他人安全或者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六)胁迫或者诱骗不满十八岁的人表演恐怖、残忍节目，摧残其身心健康的;
七)隐匿、毁弃或者私自开拆他人邮件、电报的。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侵犯公私财物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一)偷窃、骗取、抢夺少量公私财物的;
(二)哄抢国家、集体、个人财物的;
(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的;
(四)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的。
第二十四条有下列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明知是赃物而窝藏、销毁、转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或者明知是赃物而购买的;
(二)倒卖车票、船票、文艺演出或者体育比赛入场票券及其他票证，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三)违反政府禁令，吸食鸦片、注射吗啡等毒品的;
(四)利用会道门、封建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利益、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或者骗取财物，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五)偷开他人机动车辆的;
(六)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规定，未经注册登记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或者被撤销登记、明令解散、取缔后，仍以原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七)被依法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在缓刑、假释、保外就医和其他监外执行中的罪犯，或者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
(八)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第二十五条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有下列第一项至第三项行为之一的，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有第四项至第七项行为之一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在地下、内水、领海及其他场所中发现文物隐匿不报，不上交国家的;
(二)刻字业承制公章违反管理规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故意污损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损毁公共场所雕塑，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四)故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路牌、交通标志的;
(五)故意损毁路灯、邮筒、公用电话或者其他公用设施，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六)违反规定，破坏草坪、花卉、树木的;
(七)违反规定，在城镇使用音响器材，音量过大，影响周围居民的工作或者休息，不听制止的。
第二十六条违反消防管理，有下列第一项至第四项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下拘留、一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有第五项至第八项行为之一的，处一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在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地方，违反禁令，吸烟、使用明火的;
(二)故意阻碍消防车、消防艇通行或者扰乱火灾现场秩序，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三)拒不执行火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灾的;
(四)过失引起火灾，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五)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占用防火间距，或者搭棚、盖房、挖沟、砌墙堵塞消防车通道的;
(七)埋压、圈占或者损毁消火栓、水泵、水塔、蓄水池等消防设施或者将消防器材、设备挪作他用，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
(八)有重大火灾隐患，经公安机关通知不加改正的。
第二十七条违反交通管理，有下列第一项至第六项行为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有第七项至第十一项行为之一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挪用、转借机动车辆牌证或者驾驶证的;
(二)无驾驶证的人、醉酒的人驾驶机动车辆，或者把机动车辆交给无驾驶证的人驾驶的;
(三)在城市集会、游行，违反有关规定妨碍交通，不听民警指挥的;
(四)无理拦截车辆或者强行登车影响车辆正常运行，不听劝阻的;
(五)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明令禁止通行的地区，强行通行，不听公安人员劝阻的;
(六)违反交通规则，造成交通事故，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七)驾驶未经交通管理部门检验和批准行驶的机动车辆的;
(八)驾驶机件不合安全要求的机动车辆的;
(九)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十)指使、强迫车辆驾驶人员违反交通规则的;
(十一)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在街道上搭棚、盖房、摆摊、堆物或者有其他妨碍交通行为的。
第二十八条有下列违反交通管理行为之一的，处五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驾驶机动车违反装载、车速规定或者违反交通标志、信号指示的;
(二)非机动车驾驶人员或者行人违反交通规则的;
(三)在交通管理部门明令禁止停放车辆的地方停放车辆的;
(四)在机动车辆上非法安装、使用特殊音响警报器或者标志灯具的。
第二十九条违反户口或者居民身份证管理，有下列第一项至第三项行为之一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有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行为的，处一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不按规定申报户口或者申领居民身份证，经公安机关通知拒不改正的;
(二)假报户口或者冒用他人户口证件、居民身份证的;
(三)故意涂改户口证件的;
(四)旅店管理人员对住宿的旅客不按照规定登记的;
(五)出租房屋或者床铺供人住宿，不按照规定申报登记住宿人户口的。
第三十条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嫖宿不满十四岁幼女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以xx罪论处。
第三十一条严厉禁止违反政府规定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违者除铲除其所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以外，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罂粟壳的，收缴其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的罂粟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严厉禁止下列行为：
(一)或者为提供条件的;
(二)制作、复制、出售、出租或者传播淫书、淫画、淫秽录像或者其他淫秽物品的。
有上述行为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裁决与执行
第三十三条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裁决。
警告、五十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在农村，没有公安派出所的地方，可以由公安机关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裁决。
第三十四条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处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下罚款的，或者罚款数额超过五十元，被处罚人没有异议的，可以由公安人员当场处罚。
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的其他处罚，适用下列程序：
(一)传唤。公安机关对违反管理的人，需要传唤的，使用传唤证。对于当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可以口头传唤。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公安机关可以强制传唤。
(二)讯问。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应当如实回答公安机关的讯问。讯问应当作出笔录;被讯问人经核对认为无误后，应当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讯问人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三)取证。公安机关收集证据材料时，有关单位和公民应当积极予以支持和协助。询间证人时，证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询问应当作出笔录。证人经核对认为无误后，应当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四)裁决。经讯问查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依照本条例的有关条款裁决。
裁决应当填写裁决书，并应立即向本人宣布。裁决书一式三份。一份交给被裁决人，一份交给被裁决人的所在单位，一份交给被裁决人的常住地公安派出所。单位和常住地公安派出所应当协助执行裁决。
(五)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讯问查证。对情况复杂，依照本条例规定适用拘留处罚的，讯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第三十五条受拘留处罚的人应当在限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拘留所接受处罚。对抗拒执行的，强制执行。
在拘留期间，被拘留人的伙食费由自己负担。
第三十六条受罚款处罚的人应当将罚款当场交公安人员或者在接到罚款通知或者裁决书后五日内送交指定的公安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交纳的，可以按日增加罚款一元至五元。拒绝交纳罚款的，可以处十五日以下拘留，罚款仍应执行。
公安机关或者公安人员收到罚款后，应当给被罚款人开具罚款收据。
罚款全部上交国库。
第三十七条裁决机关没收财物，应当给被没收人开具收据。
没收的财物全部上交国库。属偷窃、抢夺、骗取或者敲诈勒索他人的，除违禁品外，六个月内查明原主的，依法退还原主。
第三十八条被裁决赔偿损失或者负担医疗费用的，应当在接到裁决书后五日内将费用交裁决机关代转;数额较大的，可以分期交纳。拒不交纳的，由裁决机关通知其所在单位从本人工资中扣除，或者扣押财物折抵。
第三十九条被裁决受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或者被侵害人不服公安机关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裁决的，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申诉后五日内作出裁决;不服上一级公安机关裁决的，可以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条对治安管理处罚提出申诉或者提起诉讼的，在申诉和诉讼期间原裁决继续执行。
被裁决拘留的人或者他的家属能够找到担保人或者按照规定交纳保证金的，在申诉和诉讼期间，原裁决暂缓执行。裁决被撤销或者开始执行时，依照规定退还保证金。
第四十一条公安人员在执行本条例时，应当严格遵守法纪，秉公执法，不得徇私舞弊。禁止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打骂、虐待或者侮辱。违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公安机关对公民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错误的，应当向受处罚人承认错误，退回罚款及没收的财物;对受处罚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五章附则
第四十三条本条例所说以上、以下、以内，都包括本数在内。
第四十四条对违反交通管理行为处罚的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
第四十五条本条例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57年10月2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同时废止。
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决定
全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补充规定(草案)》的议案，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九条第五项修改为：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法煽动扰乱社会秩序的;
二、第二十条第二项修改为：违反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管理规定，生产、销售、储存、运输、携带或者使用危险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够刑事处罚的;
三、对第二十四条作以下修改：
(一)第一项修改为：明知是赃物而窝藏、销毁、转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或者明知是赃物而购买的;
(二)第四项修改为：利用会道门、封建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利益、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或者骗取财物，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三)增加一项规定，作为第六项：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规定，未经注册登记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或者被撤销登记、明令解散、取缔后，仍以原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四)增加一项规定，作为第七项：被依法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在缓刑、假释、保外就医和其他监外执行中的罪犯，或者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
(五)增加一项规定，作为第八项：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四、第三十一条增加一款规定，作为第二款：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罂粟壳的，收缴其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的罂粟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篇4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在下列几个方面对《条例》做出修订完善。
一、要将一些明显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和活动补充进《条例》，并增加有关对精神损失赔偿的规定。
现行《条例》是1986年9月5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后又于1994年5月12日根据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的有关决定做了部分修正。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基本能够适应对易于出现的各种违法行为惩处的需要。而十多年之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丰富而深刻的变化，治安管理的客体也随之出现了很多新内容，如娱乐场所、网吧、游戏室等，并出现了许多新的违法行为方式，对这些新出现的管理客体和违法行为，虽然国家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法规、规章等，但仍不足以规范和惩戒。如参与，少量使用假币，拾到他人少量财物拒不交还，少量制造、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等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根据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不得比照使用相类似条款认定为违法行为并裁决处罚，这样，就致使一些明显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得不到惩处，行为人逃避了打击。
在现行《条例》中，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只规定了应由行为人或其监护人对被侵害人采取赔礼道歉、公开声明检讨、消除影响等方法，而根据司法实践，对因侵权而造成精神损失的，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和经济责任，因此《条例》也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有关规定，对因各种伤害侵权而造成精神损失的，做出相应的规定。
二、处罚幅度偏轻，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
同《条例》制定时的1986年相比，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个体经济支付能力也随之提高，相对于提高了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和刑罚中的罚金数额，《条例》所规定的罚款数额明显偏低，对行为人来说不会产生切肤之痛，尤其是对沿海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违法者来说，更是不痛不痒。这方面，也应该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加大罚款幅度。
同劳教、强制戒毒等行政性强制措施相比，治安拘留也显得幅度比较轻，劳教可以处三年，强戒可以处九个月，而治安拘留仅仅才15天，也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
三、对有关办案程序方面规定得不很全面，应将《人民警察法》中所规定的传唤、留置盘问及有关法律法规中的告知、复议、申诉、听证、诉讼等方面的内容直接吸收进来。
现在，不论是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对办案的程序要求越来越严格，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正在逐步得到克服，而在实际运用当中，《条例》对治安处罚的程序仅规定了传唤、讯问、取证、裁决和申诉、诉讼等内容，而对留置盘问、事先事后告知、复议、听证等必要的程序没有规定进来，对传唤、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又分别规定在其他法律和法规中，因此，《条例》应将留置盘问、告知的内容和传唤、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具体要求直接吸收进来，以进一步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和完整性。
四、要进一步加强同其他法律法规的统一协调性，增加和废止有关内容。
为了适应社会形态的不断发展变化和治安管理客体的复杂多变，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有关职能部门不断制定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治安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通知、文件等，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强制戒毒办法》《关于严禁的决定》《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关于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等，从性质上看，这些法规、规章和通知等都属于治安法规体系，有些是对《条例》的补充和完善，有些是对新出现问题的规定，这些法规、规章、通知等由于不在同一部法规中，执行起来就比较难以把握，甚至有些规定还不为具体办案人员所知，除此外，还有许多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有时还会出现对同一种行为的不同处罚规定，这样就难免造成法出多门、无所适从的情况，也容易使一些违法行为人钻法律的空子。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篇5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种类仅四种，即: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由公安机关颁发的许可证。同时还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的处罚。就治安管理的现实需要来说，处罚种类较少。笔者设想，是否还可以引入和改进“社会服务令”这一新的处罚方式，同时将没收这种行政制裁措施设定为治安处罚种类中的一种。
(一)引入和改进“社会服务令”。“社会服务令”是社区矫正的一种手段。英国最早在1973年《刑事法庭权力法》中创立了“社区服务”的刑种，即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进行无偿的21社区工作，弥补因其罪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我国香港的《社会服务令条例》于1984年正式通过，并在1998年扩展至区域法院、高等法院的上诉法庭及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香港的“社会服务令”具有补偿性及协助违法者复康的双重作用［3］。根据此服务令，违法者须同意在空闲时间进行无薪社会服务工作，以补偿其对社会的损害，并可代替监禁。实施这项计划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自新，通过进行无薪的公益工作，促使其学习奉公守法;二是建设性的处理，即允许违法者继续在社区中生活，避免因监禁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三是补偿，给罪犯一个贡献社会的机会。虽然我国内地目前对“社会服务令”并没有明文规定，但2007年以来已有一些城市在区一级尝试推行“社会服务令”的做法，主要是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如上海的长宁区人民法院、河北省石家庄长安区检察院［4］。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签发“社会服务令”，让其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无偿劳动。“社会服务令”制度体现了一种现代的刑罚观念，即刑罚社会化的观念，在性质上属于刑罚替代措施，强调的是刑罚的执行与社会紧密联系。对一些未成年人等特定人群的一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或影响的违法、违规等行为，偏重于教育而不是惩罚，显示出其一定的优越性，它是实现对未成年罪犯“教育与感化”相结合政策的有益制度［5］。笔者建议，将“社会服务令”进行一定的创新，移植到治安处罚当中，作为治安处罚种类的完善。对某些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如散布谣言、盗窃、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等，可由公安机关对行为人签发“社会服务令”，取代单一的行政拘留。另外执行中，应当将依照法律规定不执行行政拘留人员移交社会矫正机构，送达处罚决定书。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改过自新，能够在不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更好地起到惩戒和教育的目的。而且这种方式更容易为被处罚人接受，收效也会比仅仅进行单独的行政拘留要好，是完全可行的治安处罚方法。当然，怎样能够实施好“社会服务令”，还需要从实际操作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加以完善。
(二)将没收这种行政制裁措施设定为治安处罚种类中的一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0条中规定，“被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人交纳保证金，暂缓行政拘留，逃避行政拘留处罚的执行的，保证金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已经作出的行政拘留决定仍执行。”而该条中的没收保证金的行政行为是不是行政处罚呢?从第10条规定的处罚种类看，该条款中并没有将没收这一行政行为设定为行政处罚，可以认为这里的没收行为不是行政处罚。但笔者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0条中规定的没收保证金的行政行为就是一种行政处罚。理由有二:一是没收是公安机关将违法行为人所持有的违禁物品或实施违法行为的所得或与违法行为相关的财物收归国有的一种行政制裁措施;二是在《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中，明确将没收这种行政制裁措施设定为行政处罚种类中的一种。
二、完善双罚制度
在部分处罚中，采取了行政拘留和罚款同时采取的并处制度(双罚制)，在执行中确实存在困难。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毁坏公司财物，处五日以上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罚款。根据本条文规定，此类案件必须要对行为人作出治安拘留。基层公安机关认为此条法律条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如因为民生问题引起的一些破坏行为、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的行为，公安机关就不能一概而论的去做出拘留处罚。还有因为政府的某种不恰当的行为导致了群众激动故意毁坏了公私财物的行为，单纯从法律的层面上讲，公安机关完全可以对嫌疑人进行拘留，但是拘留后很可能会引发社会更加的不和谐。再如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中情节严重、第四十条等法条中规定的并罚制度，基层执行较困难，伤害案件能够给被侵害人适当补偿和支付医药费已经不容易。在农村，被处罚人愿意被顶格行政拘留也不愿意处罚款;在城市，愿意被处罚款也不愿意行政拘留。总之，执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如果在一个执法行为结束后，导致了一系列不和谐因素的发生，那就说明这种执法行为本身存在问题。为此，建议在修改时，借鉴刑法有关双罚制度，适度适用，不能简单的用“并”来一概而论，多使用“可以”自由裁量、选择性文字。四、完善程序方面的不足治安管理处罚程序不完备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证明标准有缺陷。《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了给予行政处罚“必须查明事实”，可以认为行政处罚法采用了与刑事诉讼证明一样的客观真实标准，《治安管理处罚法》则未作特别规定，原则上应采纳这一标准。但治安管理处罚不同于刑事处罚，其行政性质决定了要符合行政效率原则的要求，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度远比刑事处罚的要轻，因此其证明标准应当比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低。治安管理处罚往往涉及转瞬即逝的违法行为，难以收集到明白无误、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证据。加上痕迹、法医及电信记录等证据涉及专业技术问题，行政机关根据现有条件，也无法象刑事侦查一样，收集到准确完整的证据。与诉讼中的证明不一样，部分情况下公安人员直接接触违法事实，对违法事实有清楚了解。如适用当场处罚程序中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情况，被侵害人是否受伤流血。也有部分案件不能接触案件事实，只能通过调查和收集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在这两种情况下，执法人员应用证据的程序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已知事实，通过收集证据向行政相对人、复议机关和法院证明案件事实;后者是未知事实，通过调查收集证据的过程来认识事实。对于已感知案件事实的情况在采用法律真实标准则明显有违处罚的正义要求，应当采用客观真实标准，以事实为根据。对于未感知事实的情况则可以考虑采用法律真实标准，以证据证明的事实作为处罚依据［6］。
(二)对听证程序的规定较为模糊。《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听证程序的规定仅涉及两条:第3条和第98条。第3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第98条有关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对公安机关作出的吊销许可证以及二千元以上罚款决定前，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举行听证。”但是，由于《行政处罚法》有关听证程序的规定比较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本应吸取的教训却语焉不详，所以也至少存在着如下三个问题:首先，把行政拘留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对公民而言，人身自由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财产罚。《行政处罚法》有关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仅以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以及较大数额罚款为限，没有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纳入到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则延续了这一缺憾。《治安管理处罚法》比《行政处罚法》的颁行推迟了十年，立法理应有大的进步或者突破，遗憾的是，有关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并没有丝毫的扩大或者突破，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的不充分直接导致控权的缺憾。当然，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范围，要充分考虑到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要设置严格的前置条件，防止其利用听证程序逃之夭夭。如申请听证时，必须先交纳一定的保证金或提出符合条件的担保人。其次，没有将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的处罚纳入到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对公民影响较大的财产权保护的缺失导致控权的盲区。由于《行政处罚法》对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有纳入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治安管理处罚法》又沿袭了《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也未将其纳入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事实上，上述两种处罚的严重性和后果都要远远大于较大数额的罚款或者吊销证照的处罚。立法者不管将其以何种理由排除在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以外，都是与该法的立法宗旨和初衷相悖的。再次，法律还规定了“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等内容，但没有规定其律师和其他人可否查阅或者复制调查人员的指控材料。如果其律师其他人没有查阅案卷的权利，他们就不可能充分有效地行使申辩权，从而影响到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适当性，不免使听证制度流于形式。这些有待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三)被侵害人与侵害人享有不平等权利。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9条规定，被处罚人或者被侵害人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2条规定，被处罚人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由此两条法律条文可以看出，《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赋予被处罚人复议、诉讼自由选择权时，取消了被侵害人的行政复议的权利。也就是说，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被侵害人无权申请行政复议，这是立法者(包括起草者)给全国人民开了一个“国际玩笑”。后来，在广大基层执法者和有关法律专家的强烈要求下，公安部于2007年关于印发《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的通知中，才明确被侵害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但我们要明白，首先这是行政解释而不是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其效力比较低，何况又涉嫌违反《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其次，《治安管理处罚法》赋予了被处罚人复议、诉讼自由选择权，而公安部在上述通知中只赋予了被侵害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人为设置了前置条件，被侵害人只有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时才能申请诉讼。显然，被侵害人与侵害人享有的权利不相同。
(四)将保证金、预付医疗费和损害赔偿费以及担保人程序纳入殴打他人和故意伤害案件办理初查阶段。在日常工作中，尤其是派出所的日常工作中，殴打他人和故意伤害案件是最为普遍的案件。此类案件如处理不及时、不妥当，最容易导致上访、投诉。笔者经过梳理认为，在办理殴打他人和故意伤害案件等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伤情不明案件处理。一般情况下，公安机关治安民警在接到报警后首要的是对案件双方当事人进行调查询问，以确定案件的性质、伤害程度以及处罚依据。在具体操作中，派出所首先要求受害人及时提供疾病诊断证明书，如果疾病诊断证明书能够证明是轻微伤，那么派出所就能够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罚，或者根据双方的主观意愿进行治安调解处理。然而，对于医院不能及时出具诊断证明，或者诊断证明中不能清晰看到受害人所受伤害的具体程度。比如说，到底是轻伤还是轻微伤，根本无法确定，那就需要法医的鉴定意见，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就要将案件先期受理为治安案件，然后要求受害人去做法医鉴定。那么，此时对嫌疑人的处理就是一个问题。公安机关到底是将嫌疑人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呢，行政拘留是一种具体的行政处罚，做出行政拘留后等于做出了具体的行政处罚行为，如果受害人伤情构成轻伤，我们既可以提请逮捕，也可以告知受害人走自诉渠道来解决。但是如果行政拘留结束了，受害人的法医鉴定还没有做出来，嫌疑人又是外地人，或已到外地打工，此种情况下受害人怎么自诉，在自诉案件中法院的送达文书无法向嫌疑人送达，导致法院无法开庭处理，那么最终法院又将案件退回到公安机关，此时无疑是给公安机关带来了麻烦。近几年，很多派出所办理的案件中就出现过这种问题。但是，刑事拘留是一种刑事措施，不是一种实体上的处罚行为，在我们对嫌疑人作出刑事拘留后，如果受害人伤情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那样岂不是公安机关的刑拘错误，公安机关无疑要按照《国家赔偿法》的具体规定，给嫌疑人进行赔偿。所以针对此问题，笔者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操作性不强的问题。2、关于办理殴打他人、故意伤害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受害人医疗费及损害赔偿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公安机关的职责是查清案件性质、案件事实，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但是在具体工作中涉及到受害人受伤后的医疗费用以及损害赔偿问题，这是派出所头疼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办案民警必须向对方索取医药费，但是在日常工作中，受害人根本不理解，他们认为警察就应该给他们解决医药费及赔偿问题。如果嫌疑人经济条件好，及时给予支付，那就好办。但是如果嫌疑人经济条件不好，或不愿意支付相关费用，公安机关又不能够在法定期限内对嫌疑人作出处罚(比如说诊断不能及时提供、法医鉴定不能及时作出)，那么在事后必然对公安机关的工作带来麻烦。鉴于上述两种问题，加上基层公安机关本身警力有限，派出所尤其是城镇派出所在受理殴打他人、故意伤害案件时，普遍采取让侵害人交纳保证金或医疗预付款或让侵害人找担保人担保的办法，如果双方对医疗费及损害赔偿的问题达不成协议，由公安机关向被侵害人支付一定合理的医疗费后将剩余的保证金或医疗预付款转交法院。这种办法明显违法，但却得到了基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的肯定和广大民警及群众的欢迎，受害人上访、投诉明显减少。同时，各级公安机关领导也对此办法进行了默认，当然，一些法律专家也公开指责公安机关严重违法。如果在一个所谓的“违法”执法行为结束后，促进了安定和谐的局面，得到了广大基层执法者和群众的称赞，那就说明这种“违法”行为本身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其让“违法”行为得民心，不如将其合法化。
(五)对执行问题进行规范。孟子云:“徒法不足以自行”，意思是说法律本身不能凭空贯彻，而是要靠人来执行。因此，再好的法律最终能否执行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法律只有在执行中才能体现它的价值，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的目的。法律能否被执行原因众多，但法律自身的可操作性同样不可忽视。首先，关于行政拘留实际执行情况。自《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以来，各地公安机关裁处了大量的行政拘留处罚，但执行情况并不乐观，几乎都有一部分行政拘留案件未实际执行，有些比例还比较高。究其主要原因，无外乎是被处罚人恶意逃避处罚。由于治安案件由调查取证到最终裁决有一个过程，在这中间有些被处罚人往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造成案件裁决下来后找不到执行的对象。另一方面治案案件又要求办案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十日，因此未执行的案件也不得不暂时草草结案。还有对逃往外地的被处罚人采取什么方法使其到案接受处罚，又成为一个问题。刑事犯罪嫌疑人可跨地拘留、逮捕，治安案件外逃人员该怎么办?行政拘留能否跨地执行?法律均无明文规定。再加上从实际执法成本和难度角度考虑，外逃人员都似乎成了法外游客。从长远实际出发，建议从以下角度解决这类问题:一是公安部建立全国统一外逃处罚人员网络体系(包括作案后立即外逃的人员)。二是法律上明确赋予公安机关异地调查和执行行政拘留的相关权利，哪个公安机关抓获，就由哪个公安机关就地进行相关调查(主要针对作案后立即外逃的人员)或送达并执行。三是从法律上明确赋予公安机关可以吊销外逃人员的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各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冻结存贷款及国家地方政策范围内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禁止购买火车票、飞机票、车票，暂缓发放各种证件，五年内禁止办理银行信用卡、取消享受任何低保以及购买保障房等优惠，且行政拘留仍必须执行。三是实行“社会服务令”。其次，关于罚款执行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罚款执行难度更大，直接表现就是被处罚人拒不交纳罚款。虽然行政处罚法上规定了对拒不缴纳者可采取三种方式来完成执行，即“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将扣押的财物拍卖抵缴罚款”、“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第一种方法明显苍白无力，罚款自身都难缴，还谈什么执行罚。第二种方法也很难行通，且不说不是每个案件都有扣押物，即就有，如何拍卖?适合拍卖吗?拍卖所得不够罚款怎么办?至于第三种方法，笔者也许孤陋寡闻，还未听说过一例公安机关申请法院执行的案例。这样做一是从心理上难以接受。二是程序复杂，效率低。三是法院就一定能执行或执行到位吗?法院由于法警少，执行率本身就不高。行政拘留与罚款之间也有矛盾，有些处罚往往是又拘又罚，实际结果是拘了别想罚，罚了别想拘，处罚只能执行一半。以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拒不缴纳罚款者可处以拘留，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是变相将处罚升格的表现，同时还认为这对其他行政处罚罚款来说也是不平衡的。但是当时的情况是治安罚款执行到位情况非常好，而且真正因未交罚款被拘留的人数比例也很小。从法理上分析，如果一个裁决不能被很好地执行，法律的尊严何在?它所调整的秩序怎样平衡?受害人的心理如何抚慰?长远考虑，一是可以对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做法加以改进与限制后纳入新法。如可规定，未经公安机关许可，三个月内拒绝交纳罚款的，可以处以15日以下拘留，罚款仍应执行。二是从法律上明确赋予公安机关相关权利，如三个月内拒绝交纳罚款的，可以吊销处罚人员的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各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从存贷款及国家地方政策范围内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划拨罚款，禁止购买火车票、飞机票、车票，暂缓发放各种证件，五年内禁止办理银行信用卡、取消享受任何低保以及购买保障房等优惠。三是实行“社会服务令”。
(六)对超过办案期限和公安派出所办理重大案件进行规范。治安案件办案期限可能使公安机关面临不作为和撤销治安处罚的行政败诉局面。所幸的是，不能在法定办案期限内办结的案件虽然也有不少，但复议或的仅为少数。如出现上述情形如何应对?笔者认为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是否可从以下方面予以考虑:一是建议借鉴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不能因已超过法定办案期限就不再调查取证。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逃，导致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无法收集足够证据而结不了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向被侵害人说明原因。对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治安案件的办案期限，应当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之日起开始计算。公安派出所承办的案情重大、复杂的案件，需要延长办案期限的，应当报所属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二是建议将移送管辖的规定纳入该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2条规定，下级公安机关认为案件重大、复杂，需要上级公安机关查处的，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公安机关查处。对因客观原因不能在法定期限办结的案件，以案情复杂为由移送上一级公安机关查处，重新计算办案期限。以此延长办案期限，同时尽快采取措施，尽快结案。三是借鉴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中止规定，对特殊案件可暂时中止调查，待中止原因消除后继续调查处理，重新计算办案期限。四是将听证期限和介于轻微伤和轻伤之间、无法及时作出鉴定案件的受害人住院时间从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中扣除。因公安机关从告知当事人召开听证会到实际召开听证会至少需要12天的时间;住院1个月以上或反复住院导致无法作出鉴定的人员大有人在，占用了大量的办案时间。
(七)对检查规定进行规范。《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7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可以进行检查，但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在这里，该法将一些特殊危险情况排除在外，好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68条又进行了有益的补充规定:“．．．．．．对确有必要立即进行检查的，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当场检查;但检查公民住所的，必须有证据表明或者有群众报警公民住所内正在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的案(事)件，或者违法存放危险物质，不立即检查可能会对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危害。”这个补充规定不但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在现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是规章，效力低，此规定又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条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建议将此补充规定移植到《治安管理处罚法》中。
(八)对送达程序进行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没有对送达作出规定，建议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3条规定全部纳入到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这里需要指出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3条规定与《民法》关于送达规定相比，有所扩大，《民法》中规定，受送达人不在的，可以交付其同住成年家属，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受送达人不在的，可以交付其成年家属，显然，取消了“同住”二字，对此，法官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公安部的规章已明显超出了《民法》规定的范围，涉嫌违法，他们也认为，只有将其纳入到《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才合法。
三、弥补内容上的遗漏
长期以来，在“有总比没有好”、“立法宜粗不宜细”的思想指导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立法现象在我国比较突出，造成的结果就是出台法律时忽视了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配套，后立的法与此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衔接、协调方面不够的情况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比比皆是，［7］《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同样未能例外。
(一)与刑法对应规定处罚分则，充分体现“尚不够刑事处罚”在许多国家并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一说，这些行为统一由刑事法律调整。《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定位在“尚不够成刑事犯罪”，所以一般来讲一行为如对社会有危害性，不是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是被追究行政责任。当然这也是理想状态，也是两种法律的完美衔接。但问题是有的行为只规定在刑法之中，一旦违反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自不必说，但一旦因情节轻微而不被或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又未被追究行政责任，那显然是不平衡的。如私藏(制造)枪支行为、职务侵占公私财物、故意毁坏花草树木等行为，达不到刑事追诉标准的，治安处罚无依据。再如，有几种过失犯罪像失火罪，过失爆炸罪等，都要求达到致人死伤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才构成犯罪，反之则太平大吉，行为人不用受处罚。还有，对票据诈骗、恶意欠薪、受贿、行贿等都有一定数额限制才达到犯罪，数额以下行为或由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或不了了之，这也是不合理的。此外，像故意使用假币，数量较少的;少量制造、出售假冒伪劣产品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等也可列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当然，不是说将刑法上所有罪名，全部要求行政法一一对应，但最少应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衔接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地步。
(二)增加对自伤自残违法人员处罚内容刑法对于自伤自残人员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有具体规定，治安案件也应当明确，对于这类人员明确规定必须执行拘留或罚款。
(三)增加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我国有一些其它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对违反其规定的行为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然而这些违法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却无法找到。比如《国旗法》、《国徽法》规定，对在公共场所故意以焚烧、损毁、刻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国徽，情节较轻的行为，参照《条例》的处罚规定，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拘留，该行为在《条例》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无相应的规定。类似情形，还有许多，希望立法者(包括起草者)予以重视。
(四)将违法纳入该法调整按照国务院《条例》规定，实践中对违法案件依法予以处罚是非常有必要和可能的。由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不明确，导致执行困难。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采取指导意见、与检察、法院联合发文等方式处理法律缺失。立法完全可以考虑将这一内容纳入，一并研究制定与《条例》衔接的法条。
(五)将破坏村(居)党支部(党委)选举纳入该法调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将受到拘留、罚款等处罚，但在这里却将破坏村(居)党支部(党委)选举的行为排除在外，不予处罚，而村(居)党支部(党委)选举一般在村委会办公场所举行，村委会又是自治组织，不具备“单位”性质，因而也不能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1项给予处罚，造成了保护农村党的选举秩序的法律真空地带。事实上，从现实讲，现在农村政策逐步好转，村干部的待遇与权力不断提高与扩大，特别是一些富裕的农村，村党支部(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往往掌握着很大的人、财、物权。相应地也形成人人想当村干部的局面，村党支部(党委)的权力争夺变得相当激烈。而且在一些农村已出现了村霸等黑恶势力以及宗族势力操纵选举，控制村党支部(党委)权力的现象。以贿赂、威胁等方式拉选票的现象时常有之。如不能对这些行为加以打击，村党支部(党委)的选举秩序将会遭到破坏，党和国家的“三农”富民政策就不能很好地执行。从立法上讲，刑法中破坏选举罪将其排除在外有情可说，而做为对尚不够成犯罪的轻微行为处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将其排除在外就显得要求过高了。当然，也有人提出，破坏党的选举，不应纳入法律调整，但笔者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早已纳入《宪法》，那么，将破坏党的选举纳入该法，具有《宪法》依据，不容质疑。
(六)将购买赃物纳入该法调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第规定了“明知是赃物而窝藏，转移或代为销售的”行为要予以处罚，但独独不见对明知是赃物而购买的行为的处罚，是不是这种行为就不必处罚呢?且不说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有对这一行为处罚的规定，我们举轻以明重，连转移、代为销售的行为都处罚了，对直接购买的行为不处罚说得过去吗?而且许多侵财案件(如盗窃自行车)之所以多发，往往与销赃渠道畅通不无关系。因此建议将明知是赃物而购买的行为纳入处罚范围。
(七)将惩处非法小广告纳入该法调整目前的非法小广告的者绝大多数是自然人，内容大都违法，如卖假发票、卖假文凭、收购药品、提供某某上门服务、私刻公章等。那么，应当如何处置非法广告行为?目前没有相关规定!基层工作者、居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到处非法张贴、喷涂小广告，反映给任何部门都不管，理由是没有执法依据!但笔者认为，应当将惩处非法小广告纳入新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加大非法广告者的违法成本，为彻底根除非法小广告这一“城市顽疾”而打下坚实的法治基础。故建议:将对非法广告者的惩罚加进该法第54条规定，作为第4款:即“违法在室外建筑物、路面、居民楼及商业楼内部墙面上等张贴或喷涂广告的”。
(八)增加对组织儿童行乞的行为加大处罚的内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1条规定:“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而在现实生活中，被胁迫、诱骗或利用去乞讨的对象其实主要是儿童。有人专门组织一些儿童在街上向路人乞讨，利用人们对这些儿童的怜悯为自己敛财。这些儿童讨来钱后全部都要交给这个组织者，而他只维持他们的基本温饱，把他们当成自己赚钱的工具。这种行为不但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也给这些儿童带来了极大的身心伤害，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有的儿童甚至连上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因此对这种组织儿童行乞的行为应当加大打击力度，建议增加如下表述: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乞讨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九)增加对盗挖文物处罚的内容盗挖文物在一些地方特别猖獗，但在打击上却出现了盲区。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规定对打击损坏文物、危害文物安全有两条规定，可问题是盗挖文物者，往往盗挖的地点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还没有列入到“文物保护单位”的地方，也不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造成抓了就放，放了再抓的被动局面。建议在第63条中增加第3款“违反规定，挖掘文物的”。
四、对部分条款和条文排列进行修订
(一)处罚幅度不统一，处罚幅度过低1．对故意损毁道路施工安全防护设施以及盗窃、损毁路面公共设施的行为处罚幅度过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7条规定，在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施工，……故意损毁、移动覆盖物、防围和警示标志的;盗窃、损毁路面井盖、照明等公共设施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故意损毁道路施工安全防护设施和盗窃、损毁路面公共设施行为，不仅侵犯了财产的所有权，而且还可能导致车辆、行人陷入或者跌入沟井坎穴，造成车毁人伤的后果，危害了公共安全。一般的盗窃、故意损毁财物行为侵害的只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相比较而言，故意损毁道路施工安全防护设施以及盗窃、损毁路面公共设施行为的危害性较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盗窃、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由此可见，《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危害性较大的故意损毁道路施工安全防护设施以及盗窃、损毁路面公共设施行为反而比一般的盗窃、故意损毁财物行为的处罚幅度要低，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也违反了罚过相当的立法原则。2．对阻碍执行职务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处罚幅度过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规定: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阻碍执行职务往往伴有殴打等行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的规定，一般殴打他人的行为最高可以处十五日拘留并处一千元罚款，而伴有殴打他人行为的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最高却只能处十日拘留并处五百元罚款。在目前执法环境较差，阻碍执行职务的现象较多的情况下，《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阻碍执行职务的处罚幅度却比一般的殴打他人行为的处罚幅度还低，不利于保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利于社会管理，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也违反了罚过相当的立法原则。3．对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处罚幅度过低。现在一些城市很多妇女抱小孩卖假证(身份证，学生证，学历证等)，最多每年挣10多万元，一个假学生证2－3元进货，20－30元卖出，10倍的利润。为何执法人员感觉对这些妇女管理难?正因《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有漏洞。不能对哺乳1周岁婴儿的妇女进行拘留，过于宽容，应取消这条规定，建议改为”对怀孕4个月以上的妇女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可以进行不超过24小时的拘留”。或者删掉“哺乳不满一周岁婴儿”这句话。并规定取消该妇女在当地城市享受任何低保与购买保障房等优惠待遇，还可实行“社会服务令”。否则，因为执法人员难以区分该婴儿是否为本人所生以及儿童的真实年龄，常常就不管她们了。这就造成不女以此为职业，甚至把别人的小孩抱来贩卖假证。4．对于航空器上扰乱秩序的人处罚过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对扰乱航空器秩序的，非法拦截或者强登航空器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条第一个重大缺点是，对于航空器上扰乱秩序的人处罚明显过轻。因为航空器不同于汽车与火车，任何混乱会对空中乘客有极大危险，所以，对航空器上的违法惩罚应该单独立法，不应与火车汽车写在一起。惩罚力度必须更高，200元罚款显然过轻。第二个缺点，对于情节较重者处罚500元过松，至少应提高到5000元。否则，没有威慑力。
(二)对违反计算机管理的治安管理行为处罚幅度过低第29条规定只处以5日以下拘留，又无罚款金额规定，显然处罚过轻。为何现在利用计算机对老百姓进行诈骗的那么多?那么严重?这和该法制定的处罚幅度过低有很大关系，对他们罚10万、100万都不算多。
(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规定过于笼统一般情况下，基层公安机关在办理治安案件中很多案件均可以以扰序做出处理。扰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个大概念。我们认为对于扰序案件中应该细化，那些是具体的扰序行为，以及扰序行为引起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群众因为对政府或某一组织、企业、社团不满，在政府或者某一组织、企业、社团做出了过激行为，比如辱骂或者伤害了某一政府、组织、社团、企业的领导、公安机关就一概而论将肇事者以扰序做出了处罚，这样很可能会导致群众更加的不满，很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在涉及到群众因为民生问题，比如就业、就医、就学等民生问题中的过激行为很多，公安机关如果不能妥善的处理，一味因为迁就某一组织而对行为人作出了处罚，很可能会引起群众对社会更加的不满，导致小的治安问题变成大的社会问题。
(四)将殴打他人行为并入故意伤害中殴打他人和故意伤害案件是常见的治安案件，《公安部关于规范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名称的意见》中将它们定为两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名称，但实践中，基层执法者往往分不清什么是殴打他人?什么是故意伤害?常常造成使用法律名称错误。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基层执法者水平本身有待提高，二是有的案件很难界定是殴打他人还是故意伤害?三是法律制定者不能要求基层执法者达到法律专家的水平，应在制定法律时，将相近的行为尽量能合并就合并，能简化就简化，避免基层执法者产生理解上的错误。
(五)个别条款重复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款中的“谎报警情”与第60条第2款中的“谎报案情”相重复，公安部网上答复择一处罚。建议保留一个即可。
(六)对“黄、赌、毒”行政处罚力度与违反治安管理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相当且法律条文排列的不科学由于“黄、赌、毒”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较之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都要大，且一直是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严厉打击的对象。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黄、赌、毒”这类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了10余个条款，通过对条款的认真分析，发现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为“黄、赌、毒”行政处罚力度与社会危害程度相悖。原治安管理条例规定对“黄、赌、毒”违法行为处以高额罚款，主要是考虑到这类违法行为具有较重的社会危害性。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黄、赌、毒”这类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却没有提高，依然保留了原条例中的3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额度。而对其他的违法行为，却按照不同的行为和性质，将原条例中的200元罚款，增加到500元、1000元的罚款，相对提高了1．5－－5倍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表现为法条排列顺序的不科学性。治安管理处罚法在“黄、赌、毒”的法条排列顺序上，依然是按照原条例的排列顺序，并不是按照立法规则那样按照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来排列的。1986年制定、1994年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正值我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黄色”猖獗，打“黄”治“黄”是当时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而的违法行为并没有象“黄色”那样严重。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涉及的违法犯罪活动愈发猖獗，世界各地都以将打击的违法犯罪活动放在首位，我国也不例外。由此看来，的社会危害性是远远大于色情和的社会危害性。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却忽视这个问题，从条文的排列和处罚程度上看，一是将“毒”违法活动排在“黄、赌”之后，二是对“毒”的处罚力度显然小于“黄、赌”的处罚力度。建议修订时予以考虑。
五、制定程序的公开化
立法公开，是法治社会趋势，同时也是宣传法律、执行法律、遵守法律的基础性工作，一部公开讨论的法律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一缺陷可以说是上述所有缺陷的直接根源。《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制定过程中是由公安部主持的，在立法过程中没有对全文进行任何公开，其征求意见也是通过内部发文式发给各个职能部门和相关学者，公众除了其透露出来的一小部分之外对这部法律一无所知。这种做法，是自《合同法》采用学者立法以来的一种历史的倒退。对这一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法律进行秘密的立法是行政机关愚民思想的反射，是古代“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思想的现代实践，是对民主立法精神的一次公然违反。在这部法律制定过程中，公众被公安部愚了一回，然而愚人者往往自愚，法律制定的失败对立法者(包括起草者)自身也会带来负面后果，因为公众会因失败的立法而对立法者产生不信任，危及立法者自身。［8］如果当年在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时，公开征求意见，就不会出现取消被侵害人行政复议权利的“国际大玩笑”。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篇6
一、本《意见》所称涉访违法行为，是指在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公私财产权利，依法应当予以治安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
违反《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到北隶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外国驻华使馆区和中央领导人住地等非接待场所重点地区或其他敏感区域的进京非正常上访，属于涉访违法行为。
二、涉访违法行为主要表现形式及适用法律
（一）在国家机关周围或其它公共场所非法聚集、静坐、下跪、呼口号、拉横幅、散发上访材料、出示状纸、穿状衣、以自杀相要挟、设灵堂、陈尸、弃尸等扰乱公共秩序的。
实施上述行为，经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劝阻、批评或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或者制止。其行为扰乱公共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处罚。聚众实施上述行为的，对首要分子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处罚。在公共场所陈尸、弃尸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工作秩序，不听劝阻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予以处罚。
（二）以为由围堵、冲击国家机关的
采取静坐或者其他方法围堵、冲击国家机关，经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劝阻、批评或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或者制止。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扰乱机关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处罚。聚众扰乱国家机关秩序的，对首要分子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聚众围堵国家机关，情节严重，致使国家机关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人员，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致使国家机关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以为由扰乱企事业单位秩序的
采取堵门、堵路或者其他方法，扰乱企事业单位秩序，经有关工作人员劝阻、批评或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或者制止；其扰乱企事业单位秩序的行为，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处罚。聚众扰乱企事业单位秩序的，对首要分子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聚众扰乱企事业单位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以为由聚众堵塞、阻断交通，以递交上访材料为名拦截车辆、强行登车，或以其他方法破坏交通秩序的
实施上述行为，经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劝阻、批评或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或者制止。不听制止，影响汽车、火车或其它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予以处罚。聚众实施上述行为的，对首要分子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五）在过程中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实施上述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予以处罚。
（六），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或者实施自伤、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进行的。
非法携带危险物品或者管制器具进入接待场所等国家机关或者公共场所的，分别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符合法定情形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其携带的危险物品或者管制器具，依法予以收缴。
在接待场所等国家机关实施自伤、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扰乱机关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处罚；在公共场所实施自伤、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予以处罚。
采取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其他危险方法自伤、自残或者自杀，危害公共安全，符合法定情形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七）在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接待场所的
实施上述行为，经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劝阻、批评或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或者制止；其行为扰乱工作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处罚。聚众实施上述行为的，对首要分子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八）在过程中故意损坏国家、集体和他人财物的。
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符合法定情形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九）人到非接待场所走访，多人走访不按规定推选代表，扰乱公共秩序的。
人违反《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到非接待场所走访，经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劝阻、批评或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或者制止；其走访行为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处罚。
多人到接待场所走访，拒不按照《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推选代表，经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劝阻、批评或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或者制止；其走访行为扰乱接待场所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处罚。
（十）人在过程中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
上述行为发生时，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解救被侵害人；对违法行为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非法拘禁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十一）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闹访滋事的
实施上述行为，扰乱工作秩序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处罚。
（十二）在过程中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
实施上述行为的，分别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符合法定情形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十三）在过程中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阻碍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予以处罚。
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通行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予以处罚。
强行冲闯公安机关设置的警戒带、警戒区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并强制带离现场。不听制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予以处罚。
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十四）煽动、策划、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
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不听劝阻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未经公安机关批准，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依照《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
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十五）进京非正常上访的
进京非正常上访经有关工作人员劝阻、批评或教育无效再次进京非正常上访的，到外国使馆区“告洋状”不听劝阻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予以处罚。进京非正常上访或者到外国使馆区“告洋状”，情节严重或造成恶劣政治影响，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六）有其它涉访违法行为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三、公安机关在处置上述涉访违法行为时，要注意维护人的合法权益，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正确认识和区分人的合理诉求和不合法表达方式，坚持依法处置服从服务于规范秩序和维护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在具体处置工作中要注意处置时机和执法尺度的把握，因情施策，避免激化矛盾，造成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损失；要按照有关规定慎用善用警力、强制措施和武器警械；要强化证据意识，依照法定程序及时收集固定各种证据；要准确定性和适用法律，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大力支持公安机关对涉访违法行为的依法处置工作，积极主动提供有关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等涉访违法行为人的情况。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篇7
【关键词】 法制视野；治安管理；处罚法定原则
随着社会多元化的不断形成和发展，多样式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层出不穷，这给立法者和执法者造成很大的困扰。具体的处罚法定原则也并没有出现在2005年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取而代之的则是以事实为依据原则。尽管如此，在执法的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执法者如果严格遵循处罚法定原则则可能导致行政不作为的现象出现；如果采用“类比处罚”则可能造成滥用处罚权的现象产生，这就使执法者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不管是立法者的故意为之，还是制度本身的漏洞，这制度的制定都将是维持社会治安的有力武器。接下来就从法制视野角度分析这个问题。
1.执法者的两难境地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条明文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 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 行政处罚无效。此条即是通称的行政处罚法定原则。作为行政处罚的其中一种，治安管理处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并没有很明确、很具体的规定。无论立法者出于何种意图，执法者都必须在遵守处罚法定原则或者类比处罚这两者之间进行抉择。这就造成了执法者进退两难的局面，举个例子为证。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遭遇的家中问题是否应该采取治安管理处罚措施的争论。在一栋居民楼里，住着几十户居民，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作息习惯在一定程度上都能给彼此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比如在炎热的夏天，家中无女儿的某中年男子通常为了避暑窗户大开，甚至在屋里乘凉。这就给邻居造成了一定的“视觉污染”，特别是对那些家里有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的家庭影响极其恶劣。这些家长为了保护孩子不得不在炎热的夏天门户紧闭，前去交涉，交涉无果后便向警方求助。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 条的规定，猥亵他人的， 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身体， 情节恶劣的， 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虽然该男子的行为对他人的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影响， 但因为不是在公共场所， 警方对此除了说服教育外毫无办法。然而在新加坡，这种对邻居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不管是否是在公众场合都会得到相应的惩罚。中国和新加坡法律的差异性彰显了我国立法者履行立法职能的不全面性，造成这种不全面性的原因也不确定。这就给执法者的工作带来了难度。还以上述案例为例，该男子经教育后仍不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执法者严格遵循处罚法定原则，对该男子的行为听之任之，则邻居间的矛盾将会进一步加大，甚至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社会也将给予中国法律更多的抱怨和不满；如果按照“类比”原则进行处理，则是对行政法治的无视，影响也很恶劣。尽管这个例子只是反映出多面社会的冰山一角，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法律问题的普遍性。由此而见，执法者在维护和践行法律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面对社会、媒体、相关部门的监督和质疑，执法者要提高自己的执法效果任重而道远。
2.法律与现实的矛盾
通常来讲，现实的发展要快于法律的步伐，这就使立法者与执法者始终在二者之间徘徊，不断地通过制定法律、调整法律、完善法律来适应当时社会秩序的发展。而且由于立法者和执法者职能分工不同，立法者可以对一些敏感问题进行回避，而执法者面对现实却不得不迎难而上，因此其工作难度要在一定程度上高于立法者。在当下，面对时刻在发展的现实世界和 现实问题，立法者必须维护法律稳定性和有效性，还得考虑执法的现实性，面对立法的双重压力，不得不做出抉择。因此立法者选了以事实为依据原则也是权宜之计。然而，立法者的这种无奈之举也将执法者带入了两难的境地，执法者如果严格遵循处罚法定原则则可能导致行政不作为的现象出现；如果采用“类比处罚”则可能造成滥用处罚权的现象产生。同时，这也导致了处罚法定原则渐渐地失去了应有的位置和作用，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明显地违反了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在日益提倡法治的今天，立法者仍然忽略法治原则的重要性是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反观世界各国立法例， 由于国外没有专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一般将类似我国治安管理处罚的内容包含在一般行政处罚或者是专门的违警罚中， 在立法上均明确地规定了处罚法定原则。如1926年奥地利《行政罚法》第1条第1款明确规定： 违反行政义务行为之处罚， 以行为前已有处罚规定者为限； 1968年德国制定的《违反秩序罚法》 第3 条明确规定：违反秩序行为之处罚， 仅在行为前法律规定该行为违反秩序而得处罚者为限； 即使在法治进程相对缓慢的越南， 其1990年《行政违法处罚法》第3条也明确规定：对任何组织、个人的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必须依照法定依据和程序。因此， 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处罚法定原则既是法治原则的要求， 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法治原则不仅要体现在立法者的立法过程中，还必须在执法者的执法过程中得以贯彻落实。治安处罚是一种深刻影响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行政执法手段， 执法者必须遵守处罚法定原则， 才能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有利于控制执法者的执法行为， 防范其， 违法行政。
就立法者来讲，应当重视处罚法定原则的重要性，并将其很好地渗透到具体的法律条文中。社会正处在法治初级阶段，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群众也应站在立法者的角度理解他们，积极地配合他们共同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3.结束语
世界是发展的，现实是多变的。处理好新型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所有立法者和执法者共同的奋斗目标。处罚法定原则并不能因此而遭摒弃，而是在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及时地修改法律和完善法律，使《治安管理处罚法》更好地适应社会现实，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参考文献
[1]魏继华.论行政法治视野下《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不足（n）.郑州大学学报.2007.（05）.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篇8
［关键词］治安管理处罚法
不足
行政法治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是我国治安管理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在这部法律中，立法者们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权力本位”的思维定势，将以人为本、保障人权、依法处罚等原则注入其中，顺应了当代社会发展对公民人权保障提出更高要求的历史潮流。但是，“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①，笔者认为，从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的视野以及“人权入宪”的要求的角度来衡量，该法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推敲完善之处。
一、在限制警察权力方面尚存在不足之处。
美国著名行政法学者伯纳德•施瓦茨认为，“行政法的历史就是行政权的扩大同时伴之以加强监督和限制的历史”。②可见，“行政法的最初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保护公民”。③而在政府的行政权中，警察权力与公民的人权之间的联系最为紧密，警察权力很大、管辖的范围很宽，既可以限制人身自由又可以剥夺财产，还可以采取各种临时性的措施，如果警察权力使用不当、滥用或误用的话，最容易侵犯公民的人权，因此，需要通过立法对之予以严格的限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过程中，常委会委员和受邀列席的全国人大代表普遍认为，过去多年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警察权力过大，主要矛盾是如何严格按照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目的，来平衡警察权力行使和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为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之予以了改进，在限制警察权力方面做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但是，从行政法治的角度来看，该法在限权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1、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大胆地处理问题，因此，伯纳德•施瓦茨教授认为，“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④但是，要实现行政法治，又必须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加以一定的控制，正如弗兰克•福特认为的那样，“自由裁量权，如果不设定行使这种权力的标准，即是对专制的认可”。⑤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授予是非常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不仅仅表现在行政拘留方面，还涉及警察行为的方方面面，例如增加多种行政处罚种类以后如何正确选择方面，在罚款幅度大大提高后如何合理掌握罚款金额方面，在警察有权现场处置违法行为时如何正确行使治安管理强制措施方面等等，都会遇到行政行为种类、方式、手段、幅度、期限、程序等等方面的合理选择问题。如果警察不懂得或者不善于正确、谨慎使用行政自由裁量权，那将会给自然人、公民和社会组织带来灾祸。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警察自由裁量权过大，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警察在执法中权力任意扩大，一些执法人员受经济利益驱动，在执法活动中“顶格处理”、“以罚代拘”的现象比较普遍，结果严重违背了执法公开、公正的要求，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亵渎了法律的尊严。因此，按照自由裁量权运用的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及合目的性要求进一步规范警察的自由裁量权是十分必要的。
2、程序性限权不足。现代社会中，程序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的认同，威廉•道格拉斯指出，“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⑥王名扬先生认为，“一个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断的专横的程序去执行，不能发生良好的效果。一个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个健全的程序去执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⑦程序规范是法律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严格地遵循程序性规范才能有效地约束行政机关的恣意行为，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转变为专横和不可捉摸的权力，才会给行政相对人平等感、透明感，使其心服口服，才能使行政行为的实效实现最大化，才能最大范围地让社会公众接受。但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却明显地存在着一些程序规定缺位的情况，例如，该法在对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引入了听证程序的同时，却对听证会的程序、听证程序中当事人与公安机关的关系等没有作出具体、明确且中立的安排，而且《行政处罚法》中同样也未对听证程序作类似的安排，由此极可能导致实际操作中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丧失、法律正当性下降的危险。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警察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及其责任追究，仅仅简单地规定了“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未规定具体程序和细节，因此，在实践中，所谓的“规范警察权力”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要被打折扣。另外，由于违反程序规范可能影响相对人的权益，更重要的是违反程序规范通常伴随着对相对人权利的蔑视，是对公民人格尊严的贬低。按照“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违反程序规范必须承担不利后果。但遗憾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并未规定警察程序违法的后果。
3、以权利限制权力方面，即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方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1）《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但该法未将听证程序引入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是该法的一个缺憾。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为一项基本的权利，其重要性要远远超出财产权，对如此重要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而不给予公民通过听证陈述理由的机会，是令人难以理解的。（2）《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严禁刑讯逼供或者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以避免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但问题同样还是该条款在实践中能否得到有效的贯彻值得怀疑。因为该法并未规定律师在治安案件处理中的作用，由于没有外在的第三种力量对警察的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警察往往握有“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法外特权”，即使警察采用非法手段取证，但由于行政相对人处于一种“超级封闭”的情况下，往往根本没有能力来证明证据是警察通过非法手段收集的。
4、权力限制权力方面的不足。《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提到的执法监督虽然规定了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不严格执法或者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收到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依据职责及时处理。但并未规定“及时”的具体期限、在查证属实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及警察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以及在有关部门拒不受理的情况下当事人如何得到有效的救济，当事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应如何救济等都未作出明文规定。此外，虽然规定了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都对公安机关和警察违法违纪行为有管辖权，不可否认其立法初衷是好的，为的是最大程度地便利群众行使对公安机关和警察的监督权，但如此多的部门都有权负责，且负责的是“得罪人的事情”，“政出多门”会不会发生那种大家都有权负责，却大家都不愿负责而互相推诿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该法规定的执法监督，还只能算作为一种宣言式的规定，并没有有效的保障措施来纠正公安机关和警察的违法行为和处理违法的警察。
需要指出的是，对警察权力予以限制，并不是为了故意给警察办案制造麻烦，限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公民的人权。尤其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处罚的范围扩大，处罚的种类增多，罚款幅度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如果对警察权力的行使从立法上不予以严格的限制，将意味着警察的权力得到空前的扩展。我们不能天真的、教条的以为，警察既然是“人民警察”，当然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会侵犯人民的合法权利呢？因为，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⑧而阿克顿公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已为历史所证实为一条公理，为我们所熟知。基于此，学者认为，“不信任是每个立法者的首要义务。法律自然不是用来反对善的，而是用来对付恶的，所以，某个法律对它的接受者预设的恶行内容越多，其本身反而显得越好”。⑨因此，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在立法时，对权力必须予以有效的约束，特别是对容易侵犯人权的警察的权力更应加以严格的约束。
二、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衔接、协调方面的不够。
长期以来，在“有总比没有好”、“立法宜粗不宜细”的思想指导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立法现象在我国比较突出，造成的结果就是出台法律时忽视了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配套，后立的法与此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衔接、协调方面不够的情况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比比皆是，⑩《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同样未能例外。
1、与《刑法》协调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法律条文的相互冲突方面，例如，《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里已明确排除了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一般违法性。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七条却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这里承认了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一般违法性，两者是矛盾的。此外，《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组织播放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组织进行淫秽表演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里同样也明确排除了组织播放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及组织进行淫秽表演的一般违法性。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九条却承认了组织播放淫秽音像的及组织淫秽表演的一般违法性。
2、与其他法律协调方面的不足。我国有一些其它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对违反其规定的行为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然而这些违法行为无论在旧的《条例》还是在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却无法找到。比如《国旗法》、《国徽法》规定，对在公共场所故意以焚烧、损毁、刻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国徽，情节较轻的行为，参照《条例》的处罚规定，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拘留，该行为在《条例》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无相应的规定。类似情形，还有许多。
“法律将容忍一种实际困难，而不能容忍不一致性和逻辑上的谬误”，[11]立法冲突是法治的一种消极因素，它破坏了我国法制统一的原则，势必造成法律实施中的混乱，使执法主体、司法主体和守法主体在法的实施方面经常无所适从，从而使这些相互矛盾和冲突的法无法取得实效，最终将极大地损害法律的尊严。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由公安部门负责起草，缺少语言功底好、逻辑能力强的法学研究者的参与，学理准备不足，以致立法出现与其他法律相互冲突的问题，实为憾事。
三、立法理念、立法程序及其他方面的不足。
1、众所周知，在行政民主化的世界性潮流影响下，近些年来我国的行政法模式，已由过去的“单向法”、“管理法”、“管制法”的模式，开始转向“平衡法”、“服务法”、“指导法”的模式，在立法中日益注重有效监督和保障行政权力依法行使，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并在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一部行政管理法律，虽然名曰“处罚法”，但其立法目的，自然也是保护公民的权利。近年来出台的行政法律已很少使用“管理”二字冠名，而《治安管理处罚法》仍沿用“管理”的名称，这多少折射出传统“部门立法”重“管理”的陈旧立法理念的痕迹。
2、立法程序方面。由于立法是一个博弈和妥协的过程，各种观点的表达和公开是博弈的前提，面对汹涌的民主法治的时代潮流，为了加强立法程序的科学化、民主化，许多国家在立法中增加了立法复议、立法听证、立法审查程序。这些程序措施对于提高立法质量，减少立法冲突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在我国，一些与公民权益有关的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已实行了“开门立法”。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起草却依然沿袭了传统的部门立法模式，即由治安管理处罚的主管部门公安部拟订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再由公安部将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送审稿报国务院，由国务院将法律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相当程度上是由公安部拟订的。对此，有关部门的解释是：“法律必须要由执行者来执行，执行者最清楚法律有哪些缺陷，需要怎样完善”。但这样的理由显然是不能服众的，因为缺少民众广泛的参与，人们因此有理由担心，提出的法案或多或少带有部门利益的色彩，天平会更倾向于公安部门。
刘武俊先生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一部与公民权益休戚相关的重要法律的修订，应当尽可能由地位相对超脱的治安管理处罚主管部门以外的其他机构或团体起草，选择公安机关之外的其他起草主体，重视法学界的专家建议稿乃至民间的公民建议稿，并且有举行大规模的立法听证会的必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尤其是作为治安管理相对人的普通群众的意见。退一步讲，至少也要将《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在媒体全文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立法建议。但令人遗憾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立法过程几乎都省略了上述程序。[12]“《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立法过程究竟是传统的立法模式的惯性，还是有关部门存在的‘立法不作为’，这颇值得深思”。[13]
此外，对于实践中警察经常使用的强制带离现场、强行驱散、交通管制等行政强制措施，这些行政强制措施如果使用不当，极易侵犯人权，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明确予以规范，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却并未予以规定。另外，对于学者提出的行政拘留是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制裁措施，应该更加公正地行使，不能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公安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做法成了我国警方广受非议的诟病。主张参照绝大多数法律体系完整严密的国家，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非法院不可擅自决定的做法，在我国建立治安法庭，让公安部门只负责调查取证，把制裁的权力交由独立的治安法庭来行使。笔者支持这种观点，但是，笔者认为，治安处罚“轻罪化”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与刑法、刑诉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协调，亦涉及到公检法部门职责分工等等，绝非一部《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能单独确立。
二、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衔接、协调方面的不够。
长期以来，在“有总比没有好”、“立法宜粗不宜细”的思想指导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立法现象在我国比较突出，造成的结果就是出台法律时忽视了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配套，后立的法与此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衔接、协调方面不够的情况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比比皆是，⑩《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同样未能例外。
1、与《刑法》协调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法律条文的相互冲突方面，例如，《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里已明确排除了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一般违法性。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七条却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这里承认了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一般违法性，两者是矛盾的。此外，《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组织播放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组织进行淫秽表演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里同样也明确排除了组织播放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及组织进行淫秽表演的一般违法性。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九条却承认了组织播放淫秽音像的及组织淫秽表演的一般违法性。
2、与其他法律协调方面的不足。我国有一些其它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对违反其规定的行为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然而这些违法行为无论在旧的《条例》还是在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却无法找到。比如《国旗法》、《国徽法》规定，对在公共场所故意以焚烧、损毁、刻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国徽，情节较轻的行为，参照《条例》的处罚规定，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拘留，该行为在《条例》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无相应的规定。类似情形，还有许多。
“法律将容忍一种实际困难，而不能容忍不一致性和逻辑上的谬误”，[11]立法冲突是法治的一种消极因素，它破坏了我国法制统一的原则，势必造成法律实施中的混乱，使执法主体、司法主体和守法主体在法的实施方面经常无所适从，从而使这些相互矛盾和冲突的法无法取得实效，最终将极大地损害法律的尊严。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由公安部门负责起草，缺少语言功底好、逻辑能力强的法学研究者的参与，学理准备不足，以致立法出现与其他法律相互冲突的问题，实为憾事。
三、立法理念、立法程序及其他方面的不足。
1、众所周知，在行政民主化的世界性潮流影响下，近些年来我国的行政法模式，已由过去的“单向法”、“管理法”、“管制法”的模式，开始转向“平衡法”、“服务法”、“指导法”的模式，在立法中日益注重有效监督和保障行政权力依法行使，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并在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一部行政管理法律，虽然名曰“处罚法”，但其立法目的，自然也是保护公民的权利。近年来出台的行政法律已很少使用“管理”二字冠名，而《治安管理处罚法》仍沿用“管理”的名称，这多少折射出传统“部门立法”重“管理”的陈旧立法理念的痕迹。
2、立法程序方面。由于立法是一个博弈和妥协的过程，各种观点的表达和公开是博弈的前提，面对汹涌的民主法治的时代潮流，为了加强立法程序的科学化、民主化，许多国家在立法中增加了立法复议、立法听证、立法审查程序。这些程序措施对于提高立法质量，减少立法冲突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在我国，一些与公民权益有关的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已实行了“开门立法”。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起草却依然沿袭了传统的部门立法模式，即由治安管理处罚的主管部门公安部拟订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再由公安部将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送审稿报国务院，由国务院将法律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相当程度上是由公安部拟订的。对此，有关部门的解释是：“法律必须要由执行者来执行，执行者最清楚法律有哪些缺陷，需要怎样完善”。但这样的理由显然是不能服众的，因为缺少民众广泛的参与，人们因此有理由担心，提出的法案或多或少带有部门利益的色彩，天平会更倾向于公安部门。
刘武俊先生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一部与公民权益休戚相关的重要法律的修订，应当尽可能由地位相对超脱的治安管理处罚主管部门以外的其他机构或团体起草，选择公安机关之外的其他起草主体，重视法学界的专家建议稿乃至民间的公民建议稿，并且有举行大规模的立法听证会的必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尤其是作为治安管理相对人的普通群众的意见。退一步讲，至少也要将《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在媒体全文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立法建议。但令人遗憾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立法过程几乎都省略了上述程序。[12]“《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的立法过程究竟是传统的立法模式的惯性，还是有关部门存在的‘立法不作为’，这颇值得深思”。[13]
此外，对于实践中警察经常使用的强制带离现场、强行驱散、交通管制等行政强制措施，这些行政强制措施如果使用不当，极易侵犯人权，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明确予以规范，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却并未予以规定。另外，对于学者提出的行政拘留是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制裁措施，应该更加公正地行使，不能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公安机关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做法成了我国警方广受非议的诟病。主张参照绝大多数法律体系完整严密的国家，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非法院不可擅自决定的做法，在我国建立治安法庭，让公安部门只负责调查取证，把制裁的权力交由独立的治安法庭来行使。笔者支持这种观点，但是，笔者认为，治安处罚“轻罪化”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与刑法、刑诉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协调，亦涉及到公检法部门职责分工等等，绝非一部《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能单独确立。
［参考文献］
①[英]边沁.政府片论[m],商务印书馆1995，99.
②④转引,李玲.法治与自由裁量[j],中州学刊,2003(3)
③[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5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篇9
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46条、第48条的规定，下列行为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以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侮辱老年人、捏造事实诽谤老年人或者虐待老年人，情节较轻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家庭成员有盗窃、诈骗、抢夺、勒索、故意毁坏老年人财物，情节较轻的，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篇10
（2003年6月26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对《上海市职业病防治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单位确定的自测人员应当报所在地的区、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二、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修改为：“（八）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分别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第四十一条中的“《行政复议条例》”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上海市职业病防治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附：上海市职业病防治条例
（1996年1月26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根据2003年6月26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职业病防治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的职业病，是指国家规定的在劳动过程中接触职业危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本条例所称的职业危害因素，是指国家或者本市规定的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化学、物理、生物等因素的总称。
第三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范围内有职业危害因素作业（以下简称有害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单位）、以及从事有害作业的劳动者。
第四条、职业病防治工作应当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在制定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统筹安排职业病防治工作。
第六条、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主管部门。区、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职业病防治工作。
市和区、县的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
第七条、各级工会对职业病防治工作实行群众监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有有害作业的单位必须设置相应的防护设施，建立劳动卫生制度，并采取有效治理措施，改善劳动条件，使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浓度或者强度符合国家和本市的卫生标准。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应当将作业场所的职业危害因素及其后果预先告知劳动者。
第九条、劳动者有了解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及其后果和所采取的治理措施的权利。
劳动者有接受劳动卫生培训的权利。
劳动者有依法要求单位改善有害作业的劳动条件和获得职业病预防、治疗的权利。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浓度或者强度超过国家和本市卫生标准而未采取治理措施，又无必要的个体防护措施的，劳动者有权检举、控告和拒绝操作。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当遵守劳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劳动卫生操作规范。
第二章、预防
第十条、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单位的劳动卫生监督，加强对劳动者的健康监护和劳动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进行职业病防治的技术指导。
市和区、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设立劳动卫生监督员，执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交付的执法检查任务。
第十一条、禁止将有害作业转移给没有相应防护设施的单位。
第十二条、涉及有害作业的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其劳动卫生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使用，并符合国家和本市的卫生标准。
涉及有害作业的建设项目设计的审查和工程验收应当有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参加。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本市的卫生标准对建设项目进行卫生学评价，提出审核意见。
第十三条、单位使用新化学品作为生产原材料的，应当在使用前向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并提供其毒性评审资料。
第十四条、有害作业场所应当与其他作业场所分开，并配备必要的劳动卫生防护设施。
易发生急性职业性中毒事故的作业场所，应当配备紧急防范设备和医疗急救用品，并确定专职或者兼职急救人员。
有剧毒、放射源或者产生放射线的作业场所，应当设置安全标志，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加强防范管理。
第十五条、单位对有害作业应当制订劳动卫生操作规程，建立各种相应的规章制度，并加强管理。
第十六条、发生职业病的单位，应当立即向所在地的区、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第十七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建立劳动卫生档案，记录生产工艺流程及职业危害因素影响劳动者健康的有关资料。
第十八条、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有有害作业的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单位内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劳动卫生知识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
单位应当组织从事有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劳动卫生知识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
第三章、测定
第十九条、本市对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机构实行资质认可制度。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未经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认可的，不得从事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委托测定。
单位确定的自测人员应当报所在地的区、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实施资质认可制度的具体办法由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二十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规定对作业场所中职业危害因素的浓度或者强度进行测定；也可以委托经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测定。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浓度或者强度超过国家和本市卫生标准的，单位应当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第二十一条、单位应当定期将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浓度或者强度测定结果报送所在地的区、县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并向职工公布。
第二十二条、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单位的职业危害因素浓度或者强度测定工作实施质量控制，并进行抽查测定。抽查测定不得收取费用。
第二十三条、单位对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抽查测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测定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监测鉴定委员会申请复核。
第二十四条、检测机构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的卫生标准和统一的检测技术规范，测定必须科学、真实，不得弄虚作假。
第二十五条、职业危害因素的浓度或者强度超过国家或者本市卫生标准的，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治理，并征收超标费。
超标费的具体收费标准和征收、使用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四章、健康保护
第二十六条、单位应当组织从事有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和定期的职业性健康检查，并应当及时将检查结果告知劳动者本人和建立健康档案。
单位应当对曾长期从事过有害作业的并可能患晚发职业病的离休、退休和调离岗位的劳动者，进行定期职业性健康检查。
职业性健康检查的范围、内容、间隔时间和职业禁忌症的范围，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单位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症的劳动者从事与该禁忌症相关的有害作业。
第二十八条、从事职业性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必须经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
第二十九条、急性职业病可以由初诊医疗卫生机构诊治。慢性职业病和急性职业病医疗终结后疑有后遗症的，由经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诊断。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条、从事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的职业病诊断标准，对患者的职业史、既往史、现场劳动卫生学调查、临床症状及相应的理化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后，集体作出职业病的诊断。
第三十一条、从事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送交职业病患者及其所在单位。
第三十二条、劳动者或者单位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上海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对上海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国家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
第三十三条、从事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进行职业病报告。
第三十四条、单位对被确诊患有职业病的劳动者，应当及时安排治疗或者疗养，并定期复查。
第三十五条、劳动者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发现患有职业病的，其职业病的医疗费用由造成该职业病的单位负责，具体实施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按照下列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的，处以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的，可以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的，可以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可以分别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分别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九）、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四条的，按照每人次五百元处以罚款。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除按照前款规定处罚外，可以责令停止有害作业操作。
第三十七条、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进行行政处罚时，凡涉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监督分工范围的，应当会同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第三十八条、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没款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财物收据。罚没款收入按照规定上缴财政。
第三十九条、卫生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中，认为有可能引起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可以采取控制措施。
第四十条、拒绝、阻碍卫生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对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二条、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对、、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