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政策篇1
关键词：数字经济;oeCD;国家战略;iCt
一、引言
我国拥有13亿人口，网民规模达7.1亿，是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陆续部署了《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来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国家也都在积极制定相应的数字经济战略，力图抢占数字时代的制高点。特别是以经合组织（oeCD）为代表的相关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跟踪数字经济发展，在政策制定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oeCD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政策范围到底有多大，有哪些主要聚焦方面？显然，以上问题对把握全球数字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合理制定我国相关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二、oeCD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和政策范围
经合组织（oeCD）是由35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巨大影响力日益显现，oeCD各国政府愈加认识到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大部分成员国陆续把数字经济政策上升到国家战略，希望通过战略性举措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截至2015年，34个oeCD成员国中有27个制定了国家战略。部分国家虽然没有总体战略，但分门别类制定了若干针对特定领域和部门的政策，这些部门政策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数字经济国家战略的框架。
1.根本目标。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是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例如日本宣布到2020年要成为全球最l达的it国家。澳大利亚目标到2020年成为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国家。英国则聚焦优势领域，希望通过数字经济重构英国的全球竞争力。德国强调发挥数字经济的创新潜力来实现国家长期增长和充分就业。意大利强调在全社会传播数字理念，提高居民信息化技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丹麦在支持信息产业发展的同时，着力构建信息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基于信息产业下的增长。
2.政策范围。数字经济战略通常建立在信息产业政策基础之上，与现有宽带网络、数字政府、网络安全等信息产业政策存在交集。例如《奥地利数字议程》就是基于奥地利宽带计划、数字健康、数字教育等若干信息产业政策建立的。《瑞典数字议程》同样是基于国家宽带计划、数字政府、数字健康等信息产业政策而建立。然而数字经济的跨部门融合特征，使数字经济战略的政策视角相比传统信息产业政策要更为宽广。政策范围从关注信息产业自身发展进一步拓展到商业创造、生产率提高、公共治理、居民就业、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各领域。
三、oeCD数字经济战略的主要聚焦方面
oeCD数字经济战略主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在供给侧，包括大力完善通信基础设施、提高iCt产业国际竞争力。在需求侧，则包括加强电子政务、鼓励中小企业部门购买信息产品和服务，扩大信息技术普及率，提高老年人、残疾人网络使用率。总体来看，oeCD数字国家战略主要聚焦于提高宽带基础设施水平、推动iCt部门发展、建设数字政府、推动iCt部门与教育医疗融合、构建网络安全五大方面。
1.提高宽带基础设施水平。宽带网络是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构建快速、高效、便捷、低价的宽带网络对于加快发展新产业、促进形成新业态、不断构建新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支撑作用。oeCD宽带战略主要聚焦于三大方面：一是提高宽带网络连接速度;二是扩大宽带网络覆盖范围;三是改善现有宽带基础设施弹性。
在提高宽带网络连接速度方面。英国提出到2015年底使全国2mbps宽带覆盖率达到100%，到2017年底使全国24mbps超高速宽带覆盖率达到95%。美国提出到2020年为至少1亿个家庭提供最低100mbps的实际下载速度和最低50mbps的实际上传速度。瑞典提出到2020年实现世界级的宽带基础网络，保证全国90%的家庭和企业能够享受至少100mbps速度的宽带服务。捷克计划使所有捷克居民的网速达到30mbps，并使至少一半家庭的网速达到100mbps。
在扩大宽带网络覆盖范围方面。加拿大提出“连接每一个加拿大人”――保证农村地区的居民能接入高速宽带网络，充分享受廉价的无线服务，参与并受益于数字经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加政府计划在五年内投资3.05亿加元来完善宽带网络设施，让28万家庭享受到至少5mbps的宽带服务。澳大利亚计划在2020年以前，缩小首都和其他地区网速鸿沟。葡萄牙旨在通过促进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民网络访问情况，为此葡萄牙政府启动了五个农村地区高速网络公开招标，项目覆盖超过100万人，投资价值高达1.56亿欧元，力争到2020年前使宽带速度超过30mbps。
在改善现有宽带基础设施弹性方面。卢森堡尤其关注超高带宽领域，希望保证冗余光纤的使用。挪威通过强化交通运输部、通讯部、供应商、邮电管理局在网络安全上的协作，提高电信网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日本提出在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时，iCt部门可以借助冗余的iCt基础设施而正常运转。为此日本做出了三方面部署：一是提高国际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如海底光缆）的冗余;二是调整数据中心布局，将目前集中在东京地区的数据中心分散至其他区域;三是推动区域合作，鼓励建设分布式网络。
2.推动iCt部门发展。iCt部门是数字经济的基础，oeCD各国数字经济战略普遍提及推动iCt部门的发展，重点在鼓励研究和实验开发、标准制定和推广、吸引和扩大民间投资三方面给予政策引导和支持。
在鼓励研究和实验开发上。各国非常关注新兴技术，特别是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法国计划投资1.5亿欧元支持物联网、超级计算机、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方面的研发。德国提出在柏林和德累斯顿建立两个大数据中心，推动大数据创新在“工业4.0”、生命科学、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并促进iCt、信息安全、微电子、数字服务等领域的投资。日本强调支持超高速网络传输技术、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技术、传感器和机器人技术、软件开发和无损检测、多语种语音翻译系统。加拿大则计划向“加拿大研究基金”注资15亿加元来增强高校科研能力，特别是iCt领域的研究能力。
在iCt标准制定和推广上。欧洲数字议程提出“信息技术标准和兼容性”的概念，以确保新的信息技术设备、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库和服务之间无缝交互。英国也强调了标准和兼容性的重要性，提出英国政府需要联合标准制定领域的相关机构、一系列利益相关者来共同推进“英国标准”，抢占国际标准的制高点，提高英国未来的全球影响力。同时，英国还呼吁为“云计算”、“5G移动”、“移动物联网”等现阶段常用概念制定更为准确地定义，使这些概念更容易被纳入标准和服务中。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数字战略中，提高标准只涉及一些特定领域。例如，德国主要在“工业4.0”框架下，重点关注iCt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与“传统”制造业在相关标准上的协同与优化。
在吸引和扩大民间投资上。法国计划投资2亿欧元在巴黎市13区建设世界级的数字企业孵化器“弗雷西奈敞厅”，规划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超过1000家初创企业。并拨款1500万欧元用于国际推广，来吸引潜在投资者。卢森堡旨在为现有iCt公司保持积极的营商环境，吸引新的数字业务。埃及数字国家战略旨在吸引投资，来扩大现有iCt公司规模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3.建设数字政府。数字政府是数字经济的“催化剂”，开放公共数据、建立子档案是建设数字政府的两大重点任务。诸多oeCD国家数字经济战略里都提出要公开政府数据，例如爱沙尼亚提出开放公共部门数据推动业务创新，促进技术和数据的联合使用。日本提出“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先进it国家”，其中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让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通过一站式电子政务门户访问公共部门数据，享受公共服务。许多国家数字经济策略都提出，要以政府牵头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通过建立所有公民的数字身份和电子文档验证系统（包括电子账单系统），提高各方面对数字经济的信任，来促进电子健康、电子商务应用平台等新产品、新业态的发展。
4.推动iCt部门与教育、医疗融合。人口老龄化是oeCD国家面对的共同难题。近年来，iCt部门的快速发展为相关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机遇。oeCD数字国家战略提出将iCt创新成果与教育、医疗领域深度融合，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最终提升人口素质、改善人口质量。
推动iCt与教育领域的融合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同时展开。在硬件方面，政策重点在于提高宽带基础设施水平、增加学校计算机硬件设施数量。美国每年专项拨款39亿美元用于建设和改造宽带网络，以保证各地区学校和图书馆都能享受高速稳定的宽带连接。加拿大计划在四年内投资3600万加元支持学校更新计算机硬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数字设备和技能培训终端，以支持个性化学习。在软件方面，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在于增加在线授课内容。英国旨在促进大规模网络公开课（mooCs），来支持iCt学习、劳动力再培训。澳大利亚数字经济战略提出加快开发新课程，通过促进产业间合作来推动数字化学习，并将网络学习资源扩展到家庭和工作场所，提供在线虚拟学习机会。
数字健康是数字经济战略关注的另一个目标领域。将iCt应用于医疗行业，能够提高诊疗的质量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并构建全新的医疗模式。电子健康档案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它能够在整个医疗系统内实现医疗信息实时共享，使患者得到更加及时有效的护理。意大利计划投资7.5亿欧元来减少过度医疗和低效医疗，提高与健康有关服务的预防成本比率。具体措施包括为所有公民建立电子健康记录、电子医药处方、发展远程医疗、推动在线预约以优化卫生资源和减少等待时间。奥地利建立全民电子健康系统，旨在协调电子健康财务、互操作性、卫生机构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简化医疗费用结算手续和流程。澳大利亚数字经济战略同样聚焦电子档案和远程医疗。计划到2020年之前把老年人、母亲、婴儿、和那些慢性疾病患者能够访问的共享的个人电子健康记录比率提高90%。逐步推广远程医疗保险计划、全科医生视频会诊热线、孕妇婴儿帮助热线等远程医疗服务。
5.构建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措施也频繁出现在oeCD数字经济策略中。欧洲网络与信息安全局的《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指南》提出了构建网络安全的几条关键举措：发展网络防御能力、增加网络弹性、降低网络犯罪率、加强网络安全方面的资源投入和研发支出、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英国反复承诺保障国家网络安全，重点在研发和人才方面加大投入。牵头11所高校开展网络安全研究、资助78名博士、为2个研究机构提供资金，加强网络安全人才在各研究机构、行业、政府通讯总部之间流动。德国计划推广使用安全的通信基础设施，促进信息技术安全产业发展，强化在线服务的安全性。澳大利亚的数字战略旨在通过一些专项行动，如“国家打击网络犯罪计划”、“数字公民最佳实践原则”，来解决数字安全问题。匈牙利拨款1700万欧元用于信息技术安全，以最大限度保护网络、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公共管理电子服务和传播信息过程中的数字风险管理。
四、主要启示
本文总结回顾了oeCD主要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政策范围、主要聚焦方面。oeCD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一些先进理念、成功经验、成熟做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启示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一，必须将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数字经济是当今世界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世界主要国家都把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把数字经济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必须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的全方位辐射带动作用，顺应趋势、把握历史机遇，将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科学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抢占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制高点。
第二，高标准建设宽带基础设施。宽带网络是发展数字经济的硬件基础，要提高网络速率，降低网络资费，扩大网络覆盖范围，降低人均网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破除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瓶颈。要抢占宽带网络发展先机，加快下一代互联网部署和商用，加强互联网协议第6版（ipv6）地址管理、标识管理与解析，构建未来网络创新试验平台。推动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融合发展。开展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的研发、标准和产业化布局。
第三，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政府先行。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深入推进政务公开政府。目前，我国80%的数据掌握在政府手中，稻荨吧畈毓胫小笔羌大浪费，要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加快整合各类政府信息平台，避免重复建设和数据“打架”，增强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先推动交通、医疗、就业、社保等民生领域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在城市建设、社会救助、质量安全、社区服务等方面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第四，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引导互联网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渗透，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以融合促创新，最大程度汇聚各类市场要素的创新力量，推动融合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和新支柱。重点推动“互联网+”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普惠金融、高效物流、益民服务、电子商务、便捷交通、智慧能源、绿色生态、人工智能、创业创新等十一大领域，在跨界融合中，逐步建立产业组织服务体系，改变产业发展规则和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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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国家统计局2012投入产出研究课题“从投入产出表来看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项目号：io12-ZD06）。
数字经济的政策篇2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
(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数字经济的政策篇3
半个多世纪的宏观经济理论的争论和发展，主要围绕着政府是否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干预的有效性以及如何干预的问题展开的。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并主要实施需求管理，突出了政府赤字支出对总需求的扩张作用，认为在总需求不足，即经济陷入产出水平远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的状况下，如果政府增加其购买量，总需求就会增加。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货币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一般强调长期经济增长，主张放弃稳定商业周期的政策，尤其是货币主义明确主张政府应实行固定规则，政府对经济不宜实施相机抉择的政策。供给学派承认并强调财政政策在决定经济增长和供给方面的刺激作用，认为政府过多地运用税收政策增加收入或刺激需求，而忽视了税收负担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影响，高税收会使得人们减少劳动和资本供给，从而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因此主张政府应更多地通过减税政策，实行供给管理。
目前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属于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于这种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至今还缺乏深入而有说服力的研究。从以下的分析中，将提出支持前面判断的论据。
二、从政策出台的背景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许多文章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形成冲击之后，为了防止国内经济衰退而采取的政策措施。这个论点是正确无疑的，但是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分析。众所周知的事实是，80年代中期到1998年这一期间我国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除去对外贸易因素外，主要是金融业的间接和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会财力的80％左右集中在金融领域，政府财政预算内资金只占gdp比重的10％多一点，财政对经济的影响和控制力已弱化到极点。在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之前，政府主要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来调控经济。在1993—1995年间，政府主要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以后，从1996—1998年初，银行连续7次降息，事实上货币政策已经由“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从松”。但此时的财政依然实行以压缩财政赤字为主要特征的“适度从紧”政策。在连续降息之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经济，仍然呈现下滑趋势，“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必须进行调整的建议被提出。
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状况受到高度关注，在防范金融危机、化解金融风险为主要任务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发挥受到了金融业自身不健康和外部金融危机冲机的约束，在经济运行中难以发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财政政策不得不但当起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财政政策更为主动和主要发挥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含义的。
三、从宏观政策战略思路上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从“稳定、安全”的宏观政策战略思路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保障金融的安全。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地方政府财政采取措施解决农村基金会的清算问题；财政拨款100亿元启动和支持“债转股”，以剥离国有企业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化解银行风险等等。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稳定”和发展经济的作用，如国债建设资金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国债贴息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些已广为宣传，为人所知。
从宏观政策的总体组合和搭配上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搭配，包括的总体政策含义是，在主要保证金融稳定和安全的同时，相对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当然也要发挥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看，对积极财政政策仅从“松”“紧”角度和层次上考虑，可能难以描述其政策的更高或更深的含义。
四、从实际操作措施来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
完整理解财政政策措施，要对收入和支出以及收支平衡、赤字状况进行全面分析。
1．从收入政策来看，1988年以来我国没有采取减税的政策。官方认为，我国现阶段不宜通过减税刺激经济，而应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加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通过改革克服制约有效需求的体制和政策因素，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收入政策取向上，也没有明确提出增税政策。在实际操作的措施中，既有增税的措施，例如恢复开征利息税，清理和停止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税收征管等。也有减税措施，如恢复或提高出口退税率，逐渐降低银行业的营业税税率，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对西部地区和某些高科技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从上述情况看，我们似乎难以判定财政收入政策的特点。
从1998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长情况看，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幅度，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之比达到1：1．5—1：2以上(见图1)。由于gdp是按照可比价格计算，而财政收入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两者之间仍存在不可比因素，如果将gdp也按照当年价格计算，那么财政收入的弹性更高(安体富，2002年)。实际执行的情况表明，财政收入执行结果是明显的增税政策。
2．从支出政策来看，财政支出规模基本上呈现持续扩张的态势。支出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1998—2000三年也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但在2001年有所不同，财政收入增长高于支出增长(见图1)。对于2001年财政收入增长高于财政支出增长应做何种解释，在下文中将结合其他内容进行判断。
3.对财政赤字进行考察和分析。1998年一2000年赤字的绝对量逐年扩大，2001年赤字比2000年有所缩小。考虑到2000年开始，对赤字的口径做了调整，即把当年国债的付息额列入经常性预算支出，并体现为当年财政赤字。按照同比口径，2001年的赤字则比上年的赤字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从当年赤字与上年赤字比较的变化率来看，赤字扩大的速度明显降低，由1999年的89．1％降低到2001年的负增长4.8％，如果按照同比口径，2001年财政赤字的增长率为负9．2％。
4．对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和分析。与赤字的走势有所不同，1998—2001年国债的绝对规模逐年扩大，债务扩张的速度也明显提高。1999年为3．2％，2000年为9．1％，2001年为19．7％(见图2)。
2001年以来，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有所控制或减弱，主要论据是，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净债权数额比较以前年度有明显增加(李扬，2001年)，政府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控制在1500亿元，国债投资力度没有增加(张立群，2001年)。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仍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值得说明的是，从2002年的财政预算案来看，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又有明显的加大。
以上的实证分析表明，财政支出表现出明显的扩张性政策特征；而从财政收入政策看，按照目前的宏观经济理论，并不具有扩张性政策的特征，反而具有一定“紧”的政策特征。因此直接对表象的描述应为：积极财政政策是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张性支出政策与紧的收入政策的共同组合。有些经济学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但要作出更为确切的判断，关键问题在于对这样两种政策的作用合力需要进行比较分析。
现有的宏观经济经济理论认为，政府支出的扩张(即赤字和国债的扩大)会对社会总投资需求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是，当国债主要用于建设投资时，会产生扩大社会总投资的作用；另一方面，赤字的扩大，也即政府部门的国债投资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在我们受本文主题的限制，不可能对这两方面效应进行量化的分析时，我们暂时推论这两种效应对社会总投资量的影响是持平的。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考虑财政收入政策——实际的增税效应。增税也会产生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那么增加的税收收入会用于抵补政府的财政支出，这样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就取决于，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数量与政府赤字规模的大小。如果挤出数量大于政府赤字，那么增税的效应就是相对缩小了社会总需求；反之，政府赤字大于挤出数量，增税的效应可能就是扩大了社会总需求。这样看来，赤字成为了一个扩张与收缩的“闸口”。
总地来看，在总需求中，国债和增税都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是在做“减法”，政府的国债投资和消费支出，是在做“加法”。从总量上观察“加”和“减”的结果，粗略的量化分析是，对政府资金投入资源配置的净增量(投资的增加)和政府从微观企业资源配置中取得的收入增量(资金转移到政府手中，从而使企业资金减少)进行比较，这可以大致推断两者对总的加减结果。从1998—2001年政府投入的支出增量来看，债务增量总额约为9248亿元，同期的财政收入增量总额约为7062亿元，两者相比的结果是，政府的投入量大致为2186亿元。结论基本上是加数大于减数。
如果上述分析是成立的，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判断是，它总体上(中期内)具有扩张政策的特性。但是政府根据短期经济形势变化，通过对财政支出与税收增量的控制，适时在调整扩张的力度。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由于支出乘数大于税收乘数，在扩张性支出政策与税收增收政策的相互作用之下，支出扩张的乘数可能大于税收增收的乘数，所以更可以支持以上作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总体和本质上是扩张性的结论。综合考虑到存在着收入的从紧对支出扩张的缓冲，所以准确的概括是，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适度扩张性的政策。
数字经济的政策篇4
摘要：采用施加符号约束的SVaR方法，分别在两种价格主导区制下对经济周期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在长期，政府往往通过利率渠道而非数量渠道为赤字融资；在短期，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替代的，当政府承诺低通胀而紧缩货币后，财政赤字扩张的倾向将会对“低通胀承诺”构成威胁；从政策搭配效果来看，当通胀较为严重时采取“双紧”的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合理的，有利于减弱财政赤字自发扩张对货币紧缩政策产生的抵消作用。
关键词：SVaR；符号约束；财政政策冲击；货币政策冲击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7-31
作者简介：黄晶（1981-），女，河南洛阳人，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周期及宏观经济政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增长转型如何帮助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项目编号：15YJC790031；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Z15YD01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早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我国就已确立“综合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这一宏观经济调控基本框架。央行不久前宣布双降、多次逆回购+SLo操作、地方债务限额管理落地及置换扩容等措施，更是财政货币政策同发力的表现。在增长“新常态”与温和通胀压力的双重挑战下，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有效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财政部也多次表示“将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及时进行预调微调，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精准”就是必须精确地描述经济究竟是什么态势、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两种政策配合起来结果是什么样的态势（李扬，2013）。这不仅要求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还要求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力度，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职能分配（方红生和朱保华，2008）。多年来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常常出现“一边倒”的调整模式。一些学者提出，这导致了财政货币政策同时发挥效力不足、搭配模式不完善，不仅限制了其作用空间（周任，2011），也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类承曜和谢觐，2007）。由于财政政策冲击会引致货币政策的内生变化，货币政策冲击亦然。因此，创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及其配合，首先要了解二者的互动关系和配合效果。
财政与货币政策互动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早期的货币主义者认为由于央行具有独立性，价格水平由货币供给决定，不受财政当局影响。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财政主义学派则提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受到一个统一的跨时政府预算方程约束，不可能完全独立。由于政府财政赤字不具有持续性，因此最终的解决方案依然是由央行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Sargent&wallace，1981）。其后，Leeper（1991）、woodford（1994）、Dupor（2000）、Cochrane（2001）和Daniel（2001）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认为财政当局通过名义债券、税收等财政政策变量来决定价格时，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财政现象。woodford（1994）将这种财政规则称为“非李嘉图财政政策”。在非李嘉图规则下，政府通过锁定当期和未来剩余现值将政府收入及支出外生化，政府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解决。赤字越大，负债随之上升，价格水平越容易上升并导致通货膨胀。现代财政主义者还强调：政府如果采用非李嘉图财政政策，以稳定价格为己任的中央银行就不能无视财政政策的选择。而我国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并不能排除非李嘉图规则的可能性（郭庆旺等，2003），中国的赤字水平与通货膨胀互为因果关系，通货膨胀既是一个货币现象，也是一个财政现象（许雄奇和张宗益，2004）。
关于中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式及政策有效性的研究较多，而对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的宏观效果分析仍相对薄弱。目前，该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赵丽芬和李玉山（2006）研究发现我国扩张的货币政策通常伴随着收缩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被动扩张的货币政策。黄金竹（2005）、王文甫（2011）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我国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动适应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制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性；晏露蓉等（2008）通过分析我国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提出财政收支活动客观上构成货币投放与回笼的主体，国债政策会加大货币创造效应，加剧资金流动性过剩；袁卓群等（2014）的实证研究显示，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并且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
受限于数据，晏露蓉等（2008）采用统计描述方法，仅提出了财政政策影响货币政策的一种渠道；黄金竹（2005）仅分析了m1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形，在当前央行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大背景下，有必要从其他政策工具（特别是利率）的角度进行扩展；袁卓群等（2014）仅采用财政预算收支和m2指标建立VaR模型，作为两大调控政策目标――产出和价格――并未引入实证模型，因而对政策及其搭配的宏观效果分析不足。更重要的是，上述研究采用的方法都隐含地假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尤其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对等的。诚如赵丽芬和李玉山（2006）指出：“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财政部门与货币当局权力的分离要求不断提高，转向分析目标分离后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关系，特别是财政斟酌裁量权是否是对货币政策承诺责任的一种威胁显得更为重要”。
如前所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仅通过价格渠道和信贷渠道相互影响。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同时也对经济周期冲击做出调整。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主动做出反应，之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会通过政府预算约束的联系相互做出反应。为此，真正意义上研究政策互动还需要区分政策变量对经济周期冲击的反应以及对其他政策变量冲击的反应。然而，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前述文献均未对这两种反应途径进行分离。此外，对SVaR模型的经济解释会受到内生变量排序的影响，例如采用Cholesy分解方法识别冲击时，通常将政府支出排在SVaR方程组的第一位，即假设其他内生冲击不影响当期的政府支出决策，这显然未能体现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职能，无法分离主动熨平经济的财政措施和财政的自动稳定功能。
图12显示，当政府增加m2供给时，对产出的影响存在一定时滞，大约经历10个月的调整，产出才会从向下偏离稳态逐渐变为向上偏离稳态。对比图5，当价格由财政政策主导时，m2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从实施到起效所需时间更长。原因可能在于，m2增长率上升后，财政政策的变化与m2政策是替代的，赤字下降会抵消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而当价格由货币政策主导时，财政赤字的变化在短期与m2政策是互补的，会强化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刺激经济更快复苏。
五、冲击拟合结果及稳健性分析
本节在前述两种价格主导区制下，分别对两类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情形中的三种冲击进行了识别。结果显示，首先，两种价格决定区制下的冲击识别结果较为接近，价格决定机制对冲击识别结果的影响不大⑥；计算冲击的标准差（表3），用m2增长率度量的货币政策冲击比用利率度量的货币政策冲击的波动性更大，验证了脉冲响应分析中发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介入快、退出快”的结论。
其次，将识别出的冲击与现实经济中代表相应冲击的变量进行对比⑦。分别采用人均产出增长率的一阶差分、财政赤字的一阶差分、m2增长率的一阶差分表示现实中的经济周期冲击、财政政策冲击、货币政策冲击。从冲击发生的时点和冲击方向来看，模型识别出的冲击与现实经济中的冲击拟合效果较好（图13至图16）。
最后，王文甫等（2015）的研究采用混合货币政策定义货币冲击。本文也分析了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混合情形下变量的脉冲响应。建立VaR模型包含6个内生变量：产出、利率、m2增长率、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工资。根据两种不同的价格决定机制，做出如下符号约束假设：
假设323（货币政策主导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情形）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向量满足：m2增长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负的，并且利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正的；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负的。
假设433（财政政策主导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情形）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向量满足：m2增长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负的，并且利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正的。
结果表明，在混合型货币政策情形下，变量对三种冲击的反应方式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情形、数量型货币政策情形下的反应方式基本相同，表明这两种政策工具之间可能是没有互动的，只要政策的“松-紧”方向相同，不影响前文的主要结论。此外，王文甫等（2015）在VaR模型中还引入了消费和投资变量。本文验证发现，是否引入消费和投资，并不会对产出、通胀和工资对冲击的反应方式产生显著影响。
六、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符号约束的SVaR方法，分别在两种价格主导区制下，对经济周期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进行识别，并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互动及其搭配对产出、通胀和工资的影响：
首先，从冲击识别结果来看，模型识别出的冲击与现实经济中的冲击拟合效果较好。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介入快、退出快”的特点。财政政策在短期具有自动稳定功能，其影响传导快但持效短，最终受经济下滑的拖累财政支出会趋于紧缩；并且当搭配利率工具使用时，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消失更快。通过稳健性分析发现，使用货币工具组合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微乎其微。
其次，从政策互动情况来看，在短期政府可能会采取利率渠道也可能会采取数量渠道为赤字融资，在长期政府往往通过利率渠道而非数量渠道来为赤字融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独立时，政府考虑到财政赤字配合增发货币会快速推高通货膨胀，可能会采取相反的操作，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为反向操作提供了可能；而当货币政策非独立时，增发货币可能正是为了满足政府赤字融资的需要。即使价格由货币政策主导，由于在短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替代的，当政府承诺为维持低通胀而减少货币供给，货币紧缩后财政政策扩张的倾向将会对低通胀承诺构成威胁。
最后，从政策搭配效果来看，当存在财政赤字融资需求时，积极财政政策与利率的组合搭配比与m2的组合搭配刺激经济的持久性更强、缓解劳动力市场萧条的效果更好。当价格由财政政策主导时，财政赤字持续向上偏离稳态会推高通货膨胀，但推高通货膨胀的程度不及价格由货币政策主导时积极性货币政策推高通货膨胀的程度，表明在我国较高的通胀可能仍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尽管有学者提出“松-松”、“紧-紧”的搭配模式存在缺陷，但就其对均衡工资的综合作用的结果来看，不会造成均衡工资长期偏离稳态，对稳定就业具有积极作用。此外，当通胀较为严重时，采取“双紧”的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合理的，有利于减弱货币供给紧缩后财政赤字自发扩张带来的抵消作用。
注释：
①国内失业率数据在样本期内基本没有波动，大致稳定在4%上下。为此，借鉴mountford&Uhlig（2009）和王文甫等（2015）的研究，采用工资数据间接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
②月度数据不仅可以合理的规避掉简化式残差中的“系统性的相机抉择反应”（systematicdiscretionaryresponse），还能够很好地回避perotti（2005）提出的5个异议。
③该冲击等同于模型中的经济周期冲击。
④由于人口数据没有季度值，因此在计算人均数据时，同一年份内的季度数据均用当年的人口数进行调整。
⑤限于篇幅，文中未给出不施加财政赤字对经济周期冲击符号约束的脉冲响应结果，需要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⑥后文中仅给出了部分冲击识别结果，其他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⑦限于篇幅，文中只给出货币政策主导价格情形下的冲击拟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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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政策篇5
关键词：数字经济；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183-03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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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analysisofamericanDigitaleconomy
HeXiao-yin
(CommercialCollege，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52，China)
数字经济的政策篇6
带着上述问题，我们于1999年上半年，在法国巴黎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非成员国经济处，以及oeCD相关局处的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一、oeCD中绝大多数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经常运用财政赤字政策调节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和求得社会稳定。到1998年，oeCD中的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00%；接近100%的国家有日本、加拿大；这一比重在50%-70%的国家有奥地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荷兰、英国、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占40%左右的国家有冰岛、挪威、澳大利亚；只有韩国和卢森堡两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比较低。
1997年前后，oeCD国家开始减少赤字、降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绝大多数oeCD国家根据经济预测，制定中期计划，力争在1999-2002年间，使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都有所降低，只有日本和韩国的这一比重相对于1998年还会有所提高，预测日本的政府债务要由100%以下提高到100%以上。在最新一期的《oeCD经济展望》一书中，对oeCD几个主要国家的政府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进行了两年的估计和预测。
这些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加入欧元体系的国家受到马约的限制，要达到将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3%以下，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控制在60%以内的要求，为此许多欧元体成员国家采取了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的基本思路是，在政府财政状况与经济低速增长两者之间进行权衡，为把赤字占GDp比重控制在3%以下，容忍总供求不平衡留有少量的缺口。维持一定程度的失业率。2.少数国家由于近两年来经济增长较快，经济运行情况较好，为缩小政府赤字和债务奠定了财力基础。典型的是美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债务占GDp的比重在50%左右，其中1983年和1992年赤字占GDp比重突破了4%.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美国于1997财年实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结余占GDp的0.4%，预计这种平衡的财政状况在不发生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持续几年。
二、为什么《马约》把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超过60%作为加入欧元体系的标准。目前在衡量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大小时，常引用这一标准作为警戒线。《马约》在确定上述标准时，不是依据现成科学的经济理论和计算公式。目前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并没有解决财政赤字和债务的最佳规模问题。《马约》确定的上述标准是依据欧盟国家建立欧元体系时，德、法等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分别占GDp比重的现实状况作为标准的。其关键的意义和目的不是3%和60%的数字本身，而是为了使加入欧元体的成员国都要将财政赤字和债务控制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之下，以利于欧元体成员国之间在利率和汇率上的协调。值得说明的是，在《稳定和增长法案》中又进一步规定，并不是绝对不准许加入欧元体国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政府赤字和债务都必须在这一控制和限制线下。当一国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或战争情况时，准许该国政府在短期内突破这一限制，但必须力争尽快将赤字和债务占GDp的比重降至这一标准之内。
因此准确地讲，3%和60%不是赤字和债务的警戒线，而是欧元体系成员国的限制线。我们在运用这一限制线时，旨在与目前市场经济国家已存在的赤字和债务规模相比较，说明当我们需要运用这一政策工具时，尚存在余地。但是针对中国的国情，究竟多大规模的赤字和债务是可以接受的，这要将财政放在整个经济状况中，针对不同的经济情况，在经济增长率、社会稳定需要和财政状况之间进行利弊的权衡。具体说是在短期内牺牲经济增长还是牺性财政平衡、容忍多大程度的经济增长降低与容忍多大的财政赤字之间进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选择。当然，这是在不允许有通货膨胀的前提下的政策选择。如果再扩展一点看，除以上“两害”之外，通货膨胀是另外“一害”。在经济结构失调或遇到其他问题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要在“三害”之间进行权衡，这是经济结构调整，达到平衡必然要付出的成本，只是政府要权衡哪种成本或成本组合最低而已。
三、oeCD在衡量政府赤字和债务规模大小时，主要使用的指标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其次有时也使用净赤字（一个财政年度的财政收支差额）或总赤字（净赤字加上利息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但是，基本上不使用一定年度的债务收入（即总赤字加上归还债务本金）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即我国常用的债务依存度指标。为此，我们与oeCD的专家也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许多国家政府在需要使用财政赤字政策时，债务依存度可能会比较高，如果使用我国这种指标的话，就根本不能发行国债了，政府的难题就无法解决。例如俄罗斯，去年政府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二左右
我们分析，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主要是把财政状况放在经济中考虑，不是单纯地就财政论财政，而是把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和工具。他们在分析财政赤字政策和政府债务的利弊时，也是从财政对经济的影响来分析的，而不是单就财政本身的状况来选择财政政策的。这恐怕是oeCD国家为什么使用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这两个指标，而不使用我们的债务依存度指标的主要原因。
四、如何计算和估价政府债务的绝对额规模。这主要涉及到除国家预算公布的赤字和债务外，国有企业债券、潜在的社会保障欠帐、国有企业的亏损（对应于国有银行的坏帐）应不应该算做政府的债务？oeCD的一位专家指出，目前他们组织了专门的小组也在对各国政府债务的口径和范围如何规定和统计等问题进行研究。事实上，oeCD国家在政府债务的统计和计算的口径上，还不统一和一致。取得国际上对各国政府债务能够统一和规范的统计口径和范围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们认为，只能把我们上述提出的债务称为政府的或有债务，即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政府的债务。他们将继续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
几点体会和认识：
第一、在改革20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我国已初步确立。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要求我们原有的一些政策观念也要发生转变。在财政平衡政策问题上，转变观念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国民收入的总枢纽。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就会导致整个社会资金和物资之间的不平衡。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初次分配主要是由市场调节。财政的角色成为“补缺口的上帝”（GoDoFGap）。当社会总供求不平衡，出现缺口时，就要由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进行调节。财政赤字政策成为在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政府增加需求量的重要政策手段。这种政策的采用，使得财政收支不可能达到年年的平衡。而且，实行财政赤字政策后，由于借债是弥补赤字的主要办法，政府债务累计的还本付息额也使得政府财政收支难以做到平衡。因此，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成为经常的现象。政府可以提出和做出减少赤字和债务的努力，但是消灭它们，达到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那种平衡，既是不现实，也是与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宜的。从以上意义讲，追求年度财政平衡的观念是值得研究的。
数字经济的政策篇7
实事求是统计，统计则是一门科学；敷衍塞责统计，统计则是数字游戏；造假虚报浮夸，统计必是祸国殃民。
当数字与人们的感觉或期望相差甚远时，时常会出现“我被谁所平均，谁平均增长了我的收入”等等问题哗然大众。那么，为何会出现统计造假？原因又是什么？会造成何种危害？
杨永善：
造成统计不准确的原因有客观上的因素，也有主观上的，但主要是主观上的因素。
客观因素表现在：一是统计制度方法不够完善，统计范围不够规范，统计计算方法不够统一，统计手段相对落后；二是行为不够规范，国家诚信体制建设还比较滞后；三是统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统计是靠人来完成的，统计人员素质的优劣、水平的高低，对统计的结果影响极大。
主观因素表现在：一是各地“攀比风”盛行。存在省、市、县际之间竞争，“比学赶超”一浪高过一浪，用GDp看发展，以GDp论英雄。不断地提高GDp的增速，扩大其总量，以缩小同先进地区及周边的差距，这无形中充当了“攀比风”的吹鼓手，成了浮夸风的炮制者和执行者。
二是领导的“政绩观”欲望强烈。现在各地都建立了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GDp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他们认为GDp总量越大，反映工作中的成绩就越大，他领导的地区经济就发展越快。当地经济虽没有多大发展，但还需要高数据和大的政绩，唯一的办法就是浮夸造假，在数字上做文章。正如民谣所言：“领导眼睛一闪，增长93%；领导嘴巴一咂，增长98%；领导屁股一拍，增长100%。”、“这大战，那大干，不如统计算一算。”
三是制定的经济发展指标过高。各地区急于缩小同先进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差距，在制定计划指标时，有意将计划高定几个百分点，其结果大大超出当地客观实际，致使计划指标往往完不成。完不成时，就常会出现“暗示”、“施压”等办法，改变现状，下级部门往往也主动“送数上门，投其所好”、“卖数保官升官”。在暗地里为领导“使劲”、“合理做假”，让指标完成或“超额完成”，给领导解围。这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在统计部门内部的反映。正如美国统计专家达莱尔·哈夫在所著的《统计数字会撒谎》一书中曾说：“统计数字并不总是代表事物的真相，它可以被精明的统计分析者操纵，达到他们所要的目的，有时候还制造假象。”
四是统计部门某些领导只对当地官员负责。各地统计局没有实行和国家统计局上下的垂直领导，属当地政府的职能部门，其领导的升迁、提级、任用等都由当地官员说了算，和国家统计局只是上下的业务领导关系，不是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上述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均由地方政府决定，所以形成了“戴着地方的乌纱，吃着地方的财政”、“拿谁的钱，吃谁的饭，就为谁喊，就为谁干”的格局。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统计局既要管数，又要管人财物，从体制上实行垂直领导，从源头上彻底解决数字造假问题。
五是不能正确对待目标责任制的考核。目标责任制考核是考核部门和干部政绩的一项十分有效的措施，利国利民，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勤政廉政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从目前来看，考核已经成为好多政府的挡箭牌，使统计数据的虚报、瞒报“合法化”。首先是一些地方在考核时太看重GDp这个指标了，不是想法设法完成经济指标，而是当经济指标完不成时，大搞重复建设和“形象工程”，扩大GDp总量；其次是通过多种办法和渠道，给数字“注水”，在数字上大做文章，在造假上想办法，工作不足用数字来补；第三是通过给单位提前下达上报指标，加压单位按下达的指标进行上报，提前参与统计。
六是科学估计，修正数据被歪曲。由于统计指标体系相对滞后经济的发展，有些指标没有相应的统计渠道，如非公有制经济和服务业统计的不少数据，要通过典型调查、抽样调查或历史数据，对现有统计指标数据作出科学估计、推算，或者对现有统计数据进行修正等等。按理说，这也是统计数据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方法，做得好，还是比较科学的，数据也基本是准的。但由于目前人们普遍的浮躁心理、攀比心理、功利心理、升官发财心理、权欲心理等，估计、推算的数据往往掺杂有个人和某些地方官员的色彩，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和偏差，修正数据也成为个别人“篡改”统计数据的合法手段。
七是数字“水分”挤压不彻底。“挤水分”这是统计部门的一句行话，即对下级上报水分大的数据，结合当地前期及其相关联的数据，进行评估、论证，分析存在水分的大小，对其水分进行挤压，将其虚假部分拿掉，使其尽量反映客观实际。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各省数据之和大于国家数，各市数据之和大于全省数，各县区数据之和大于全市数。层层有水分，级级有虚报。一般来说，基层数字的水分相对较大，虚报也比较严重。一些企业厂矿等生产单位，常常是“烟囱不冒烟，机器不转圈，产值照样翻几番”。有的农村“白天没水，晚上缺电，睡了一夜，提前跨入（指数据）小康阶段”。
八是对造假官员打击不力。在统计法执行过程中，虽然也处理了一些人，但多是些“小萝卜头”，而县区一级以上的官员却处理的很少。因这些高官“精通”统计法，他们不会明着指示统计部门篡改数据，最多是作一些暗示而已。
以上8种表现对全国各地来说，多少都有所表现，只是表现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根本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增长主义”，在于“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功利逻辑和定位混乱。换句话说，统计造假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地方官员对于数字的过于干预。
为统计数字“注水”，危害是巨大的。没有准确的统计，就不会有正确的决策。真实性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准确性是宏观经济决策科学性、有效性的基础。不真实的数据会误导政府决策，损害政府公信力，阻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还会使地方政府痴迷于做表面文章。
数字经济的政策篇8
关键词：财政赤字；国债余额；基础货币；信贷余额；通货膨胀
中图文分类号：F81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08)03-0013-04
anempiricalanalysisoninflationinducedbyDeficitFinancing
tULi-qiao
(themanagementSchoolofHUSt，wuhan430074，China)
abstract：persistentdeficitfinancingmayinduceinflation.Deficitfinancingpolicyhasbeenexecutedcontinuallyfornearly30yearsinChina，fiscaldeficitsandpublicdebtbalancearerisingquickly.intheaspectofdeficitfinancingaffectingmoneysupply，thearticledemonstratestheeffectofdeficitfinancingoninflation.theresultindicatesthatthereisalittleeffectofdeficitfinancingoninflation.
Keywords：fiscaldeficits；publicdebtbalance；basemoney；creditbalance；inflation
1引言
Sargent和wallace指出持久的赤字财政迟早会引致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从而产生通货膨胀[1]。我国财政收支自1978年以来，除在1978、1981和1985年稍有盈余外，一直处于赤字水平，那么我国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否影响到通货膨胀呢?
一般人们认为赤字财政在不可持续的情况下才会引发通货膨胀，土耳其1994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波兰1989年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拉美国家1980~1990年间经济的急剧下降和通货膨胀的显著上升等均是赤字财政不可持续的结果[2~4]。当赤字财政可持续时，政府通常不会直接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此时通货膨胀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因而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之间不会表现显著的关联性。但是国债作为赤字财政的产物，不仅是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也是活跃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即使财政赤字没有货币化，国债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国债交易方式的不断创新，国债的金融特性愈加突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联结随之也愈加紧密。
通货膨胀的形成过程较为复杂，最直接的成因就是货币供给量超过了货币需求量的弹性限度，从而导致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既然国债影响到货币供给，那么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只是两者的联系随赤字财政的可持续与否表现出相对的强弱。从国外的实证来看，高通胀或恶性通胀基本上是赤字财政不可持续直接所致，因此经济学界对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颇为关注，分析和检测赤字财政可持续性的方法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在赤字财政可持续的前提下，中央银行才可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因而研究财政的可持续性对预防高通胀的发生非常必要，但这并没有揭示出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的内在联系。能否从货币供给的角度来探讨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呢?这确实有待探讨，因为弄清楚这个问题对确定合理的财政政策，更好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尤为重要。
2文献回顾
通过实证充分表明持久的财政赤字必然引致通货膨胀的有关文献并不多见。King和plosser分析美国等13个国家铸币税的决定因素时，发现财政赤字与基础货币、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5]；Dornbuschetal.以高通胀国家的经济数据为样本，运用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技术，得出财政赤字趋于调节而不是驱动通货膨胀的结论[6]；Fischeretal.以94个国家为对象，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证实财政赤字只是高通胀的主要原因，在低通胀的环境下财政赤字没有明显的通胀效应[7]，Catoetal.经实证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8]。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间的联系在实证中没有完全体现，很可能与计量经济技术的发展程度有关。
赤字负担率和国债负担率是衡量赤字财政的两个关键参数，合理设定这两个参数的上限为有效降低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提供了有力保证。Leeper指出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影响依赖于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政策[9]；woodford提出财政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单独决定通货膨胀[10]；正因如此，《马约》明确规定赤字负担率上限为3%，国债负担率上限为60%，并要求欧盟各国严格遵守。限定赤字负担率和国债负担率虽然遭到了一些专家的质疑与批评，但赞成的声音始终占优势地位。Beetsma和Bovenberg阐明了货币一体化必定推动欧盟各国赤字预算的扩张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从而造成货币政策难以完全控制通货膨胀，因此限定财政赤字大小和国债规模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力和提高社会福利[11，12]。Bergin论述了欧盟的物价水平由各成员国的财政预算共同决定，其中一国国债规模的上升可以提高整个欧盟的物价水平，所以需要设计财政规则限制各国的国债水平[13]。Dixit指出如果欧盟各国自由制定和实施本国的财政政策，将会搅乱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因而约束欧盟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非常恰当[14]。annicchiarico基于Yaari-Blanchard世代交叠模型，论证了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取决于国债规模的大小，国债规模越大，财政扩张后的物价波动幅度就越大[15]。围绕财政赤字、国债规模和通货膨胀的联系并由此探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仍是经济领域极其关注的课题。
当今只有欧盟明确了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上限，由于欧盟是实行“集中的货币政策，分散的财政政策”的区域，各国政府存在增加赤字预算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只承担部分通货膨胀成本的冲动，因此这两个参数上限的规定有助于维护欧盟的货币稳定，事实表明的确如此。其他国家尽管没有明确这两个参数的上限，但对照欧盟的规定一些国家也是格外关注这两个参数，日本1997年曾提出：至2003年国债负担率下降到60%，赤字率下降到3%[16]，毕竟持久的赤字财政可能引发较高的通货膨胀，进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
3实证结果
本文以我国1978~2006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基础货币量mB、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CR、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债余额DeB、财政赤字DeF等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通过国债余额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联系，探讨我国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大小。通货膨胀率π以Cpi的相对变动大小表示，SmB表示mB的增长速度，SCR表示CR的增长速度。数据来源：中国资讯行和中国国家统计局。
由表3可知，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财政赤字的扩张推动国债余额的增加，反过来，国债余额的增加又促进了财政赤字的扩张。因此，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间接通过对国债余额的影响而产生作用。
4结果分析
从实证结果来看，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路径为：国债余额影响着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而金融机构信贷余额的增长速度影响着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间接通过对国债余额的影响而发生。根据(3)、(6)两式推算，我国国债余额每增加10%，由此引致的通货膨胀率仅达0.306%，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赤字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很小，这一结论与马拴友等通过VaR模型研究的结论[17]一致。
根据(4)式可知我国赤字财政政策对基础货币没有产生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我国财政收支处于可持续的均衡状态，未出现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二是我国以发行中长期国债为主，而且投资对象为个人的凭证式国债份额较大，可用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短期国债数量极少，导致国债在中央银行资产业务中的占比很小。虽然国债对基础货币没有产生影响，但通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国债为媒介的信用创造活动，国债对信贷资金产生了显著影响。受国债品种、交易方式、市场参与者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国债对信贷资金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国债余额每增加10%，由此直接带来信贷余额的增加只有1.73%。
控制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国债的出现提高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经营的灵活性，也增加了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因此准确把握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鉴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考察赤字财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以及财政收支是否保持着长期稳定关系仍是制定赤字财政政策的重要依据，尚且不必考虑赤字财政引发较大通胀的可能性。当然，如果通货膨胀率已经处在比较敏感的水平，为配合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赤字财政政策应有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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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政策篇9
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
数字经济的政策篇10
Keywords：digitaleconomy；institution；innovation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