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交规酒驾处罚规定篇1
20xx年交通法规扣分标准1驾驶证扣分清零相关规定
从驾驶证上的“初次领证日期”起算，一年为一个记分周期。
法规规定，一个记分周期内未被记满12分的，将违法行为(记分)的罚款交清后，下一记分周期开始，记分系统会自动将上一记分周期所记的分值清零。
违法记分是按累计分值的方法记录的。即一个记分周期里，所被记的所有(被记分的次数)分值都是累加起来的(同一记分周期内即使是将罚款交清了，分值还是继续累加)，只有累计没达到12分，下一记分周期开始记分系统才将所有分值清零。
如果本记分周期有记分违法行为未交清罚款的，下一记分周期开始则将未处理的记分累入下一记分周期。达到满12分需要考试科目一合格将12分清零后才可以正常使用驾驶证。
驾驶证上“初次领证日期”时间每年的月、日零时起至第二年月、日的零时止，就是一个记分周期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2酒驾新规
① C1及以下驾驶证实习期酒后驾驶机动车注销驾驶证且一年内不得申领驾驶证!并罚款20xx元!若醉驾注销驾驶证后罚款5000元且五年内不得申领驾驶证并处拘留15日!且终身不能升级驾驶证!
② B2及以上驾驶证实习期酒后驾驶机动车扣120分驾驶分和行为分并处20xx元罚款，暂扣驾驶证一年!最高准驾车型无论级别考试合格后统一降为C1且终身不得升级驾驶证!若醉驾注销后罚款5000元且五年内不得申请驾驶证!并处15日拘留!且终身不得升级驾驶证!
③ 驾校学员酒后驾驶教练车道路上练习将罚款20xx元并处15日拘留!已通关考试成绩全部作废!教练扣除120分行为分!罚款20xx元!若有证据核实教练不知道学员饮酒将免除处罚!
④ 驾校学员醉酒驾驶教练车道路上练习将罚款5000元并处30日拘留!已通关考试成绩全部作废且三年内不得申领驾驶证!教练将吊销教练证!暂扣驾驶证半年!罚款5000元!
⑤ 科目三考试前将统一使用酒精测试仪!合格后才能考试!不合格取消今日考试资格!若达到醉驾标准已通关考试成绩全部作废!
⑥ 酒后驾驶机动车扣除120分驾驶分120分行为分!并处罚款20xx!暂扣驾驶证6个月!
⑦ 醉酒驾驶机动车注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申领驾驶证!罚款5000拘留15日!
⑧ 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注销驾驶证十年内不得申领!罚款20xx0!醉驾发生交通事故终身禁驾!且以危险驾驶罪定罪!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终生禁驾!且以危险驾驶罪定罪!
⑨ 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注销驾驶证五年内不得申领驾驶证!且终身不得升级驾驶证!罚款5000拘留15日!若醉驾营运机动车将终身禁驾!驾驶小型营运机动车如出租车教练车未载人酒驾或醉驾按照机动车酒驾处罚!若载人按照营运机动车处罚!
3最新交通法规处罚细则
① 醉酒驾驶机动车
酒后驾车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处15日拘留，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罚款。对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一律处15日拘留，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20xx元罚款。
② 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300元罚款。对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一律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500元罚款。
③ 超载或超员
对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尚未达到20%或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尚未达到30%的，一律处500元罚款。对公路客运超过额定乘员20%的或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30%的，一律处20xx元罚款。
④ 超速
对机动车行驶时超过最高限定50%的，一律处1000元罚款，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⑤ 无证驾驶
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证被暂扣期间继续驾车的，一律处500元罚款，并处15日拘留。对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处15日拘留，并处200元罚款。
⑥ 驾驶拼装或报废机动车
对上道路行驶的拼装、改装或者应该报废的机动车一律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对驾驶前款所列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驾驶人，一律处1500元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⑦ 使用伪造驾驶证
对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驾驶证或者使用其它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一律处20xx元罚款。
⑧ 记满12分继续驾车
对机动车驾驶人记满12分继续驾车的一律处800元罚款。
⑨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律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⑩ 交通肇事后逃逸
一律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⑪不给急救车让道扣3分
20xx年1月1日起式实施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把不让行急救车纳入扣分细则中。其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的，或逆向行驶的，一次记3分。
⑫无牌照车违章停车双重处罚扣6分罚200
对于司机摘号牌逃避违法停车处罚的情况，交警将通过记录和拍下车架号来开罚单，还会进行双重处罚。
最新交规酒驾处罚规定篇2
关键词：酒驾台湾地区法律规范比较
一、台湾地区对于"酒后驾车"的法律规范
相对于中国内地，台湾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早，加之岛内地势较为崎岖，因此民众多以机动车作为代步工具，其机动车普及较早。与大陆相同的是，宴席无酒不欢、拼酒等习俗也在岛内盛行，"台中酒驾害死加班男案"、"消防员遭遇酒驾追撞截肢案"、"叶少爷案"等酒驾案件也受到岛内外的关注。据"内政部警政署"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道路交通事故酒后驾车肇事在24小时内死亡的人数为576人，占总死亡人数的22.39%，2008年1月至10月份因酒后驾车失控肇事死亡人数为419人，占总数的22.93%，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台平均每20小时就有1人死于酒驾，且近三年来交通事故肇事排在第一位的均为酒后驾车。[1]
为了规制酒后驾车行为，台湾地区于1986年公布《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当时已将"酒醉"列为该条例第37条之处罚对象，汽车所有人若明知汽车驾驶人有醉酒、患病、精神疲劳、意识模糊等情况而不予禁止驾驶者，也将处以吊销驾驶证的处罚。后1975年及1986年等两次修正，为提高其警示程度，将罚则提高至第35条。1997年又明文规定拒绝接受检测者的处罚规定，并且将"酒醉"二字修正为"酒精浓度过量"。1999年，台湾首次将酒后驾车"入刑"，仿造德国刑法第三一六条之规定，于刑法第十一章公共危险罪增订第185条之3，规定："服用、品、酒类或者其他相类之物，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驾驶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三万元以下罚金。"[19]酒后驾车行为由单纯的行政不法提升到刑事不法。2001年再度提高其罚款金额至新台币15000元（约合人民币3200元）以上60000元（约合人民币12000元）以下，并将"酒精浓度过量"等文字修正为"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且增加对于驾驶执照扣掉期间之再罚的规定。2002年再将"禁止其驾驶"等修正为"移置保管其车辆"。2007年修正该条，将刑度提高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十五万以下罚金。"显示岛内面对交通安全相关议题重视的态度。2011年，台湾省新北市一名消防员赖文莉遭遇酒驾追撞截肢，引起台湾民众对于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量刑之强烈关注，同年11月30日台湾当地政府旋即修正"刑法"第185条之3，提供法定刑度，并增订加重结果犯之处罚规定："服用、品、酒类或其他相类之物，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驾驶者，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二十万以下罚金。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20]但酒驾情况并没有在"重刑"之下有所好转，2012年4月25日，台湾富豪之子叶冠亨（人称"叶少爷"）酒驾害死3条人命，引发社会公愤，高雄地院宣判，由于叶酒驾失控撞上安全岛，致同车乘客陈冈逸死亡，还波及晨运妇人李幸蓉身首异处，更间接害李妇丈夫悲愤猝死，2人8岁成孤女，严重罔顾公众交通往来安全，重判他6年，创下岛内酒驾致死案件判刑最重案例。[2]有些"民选代表"、"议员"甚至鼓动"立法院"将一般醉酒的刑度提高至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亦有学者任务修法提高法定刑作为解决不能安全驾驶行为之手段，无异于缘木求鱼，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二台湾地区关于酒驾的法律规范与大陆相关规范之比较
综上内容可知，较之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刑罚规制酒驾的时间较长，且相关规定经历过多次的修订和调整，醉驾入刑后的司法制度较为完善，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与我国2011年修改后的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内容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范相比较，台湾地区对于酒后驾车的法律规定具有以下特点：
（一）犯罪构成较为严谨和封闭，规制范围更加广泛。台湾地区规制酒驾的罪名简称为"不安全驾车罪"，其犯罪构成有三：第一，服用酒类、、剂或类似物品。此三种物品皆是足以影响人类意识状态之外的刺激物品。与刑法第一三三之一的仅仅限定醉酒状态相比，更加广泛。第二，不能安全驾驶，即当事人因服用前述物质导致无法正常、安全的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台湾学术界虽然对于此罪属于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争论不休，司法实务上则明示采用抽象危险犯，即酒精含量，呼气检测超过0.55毫克，血液酒精含量超过1.1毫克没公升即达到"不安全驾驶"的程度，但又辅以酒精含量，呼气达到0.25毫克以上而为达到0.55毫克，若辅以其他客观事实，得认证已达到"不安全驾驶"。在。三、驾驶交通动力工具。此处的动力工具指凭借非人工动力而推进的机械工具所产生行进动力的交通工具，包括机车、汽车卡车、电车、船舶、航空器等在内。相比之下，刑法一三三条的"驾驶机动车"的表述就过于简单。
满足了以上三点仍不能达到犯罪成立的标准。在台湾地区犯罪成立需要经过"三阶段审查"即第一层构成条件成熟，第二层行为具有违反性，有侵害他人、社会的法益的事实或可能性、应然性。第三层为有责性，即行为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因所在。而内地在"醉酒入刑"之处就面临着醉酒是否要一律入刑的争议，就在于虽然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也强调犯罪行为必修以侵害或威胁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但却缺少对于酒驾这类抽象危险犯的"危险"以及"危险"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威胁或侵害程度的界定与厘清，最终导致实务上的判断规则偏离"罪行法定"的原则，仅仅以血液酒精含量为唯一标准，导致发生在停车场附近挪动车位被举报酒驾，最终被判处刑罚的案例。而台湾地区对于此模拟较有争议的犯罪类型多是加以具体案例以及"大法官"的评析，把抽象的犯罪具体化，判断标准不仅有酒测结果，还包括客观具体的辅助证据，使得"罪当其罚，罪罚相当。"
（二）刑事处罚较重，行政处罚严格。从前面对于台湾地区对于"酒驾"的立法历程可以看出，岛内对于"酒驾"的规制经历了"由轻到重"、由"简单到逐步完善"的过程。首先，"由轻到重"是指酒驾最初由行政罚升级至刑事罚，财产处罚由1986年的"一百元以上三百元（旧台币）以下罚款"，升至2011年的"科处或并科处二十万以下罚金（新台币）"。自由刑由"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升至"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而内地"醉酒"处罚的最高限不过拘役六个月，但相同的是台湾地区每一次修法的进程都是由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案件推动，如"叶少爷案件"、"女消防员案件"等。但一些学者却认为刑罚的力度要与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害程度相当，一味依靠刑度的提高治理酒驾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导致刑罚体系的混乱，如果不安全驾驶罪的刑罚提高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则将超过交通肇事罪的最高刑罚限度，而导致一些肇事司机为了减轻其犯罪的负担选择酒驾后肇事逃逸，而给道路交通秩序出现严重的混乱，也较重了交警职务的危险性。其次，由"简单到逐步完善"，则是指规范酒驾的法律规范的层级不断增多，每个层级规范的内容不断细化，对于处理酒驾案件的整个过程的规范更加到位。自1986年酒驾被归于行政罚处罚后，经历了多次修改，增加了对肇事车辆所有人、拒绝接受酒测者、负载未满十二岁的肇事人员等的处罚规定，对肇事车辆的处理也改为保管制，收取保管费用，如保管期限到期后所有人在三个月内没有取回车辆，则保管机关将其依法拍卖。对于处理酒驾案件的人员也有相关的行政程序法加以规制。目前台湾尚无德国、日本地区的取缔酒后驾车程序法简称"取缔程序法"（即处理酒驾案件的行政程序法），而是依据《行政执行法》，其执法程序包括拦停、询问、领交付证件、酒测、检查甚至同行、留置等。
而大陆方面，醉驾行为从一种违反行政法行为上升到犯罪行为，因其独有的特点而使得办案人员在适用在侦办醉驾案件时，由于其独有的特性，使得办案人员醉驾入刑也产生了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
1、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鉴定规则》规定，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抽血行为后，由于其所属交警部门受制于技术能力与法定资质的影响而无法进行鉴定时，必须通过办案人员呈请--领导批准的方式进行委托，并制作《鉴定委托书》。由于涉及热机、取样、混匀、离心等一系列检测步骤，一例血液酒精检测需耗费10～50分钟不等，加上检材报送路途上的时间，严格的委托鉴定程序如果是外部委托，还要考虑到被委托的鉴定机构可能由于承担其他业务较多，而不能及时出具检测报告而造成的延迟，致使从抽血到检测报告之间往往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间隔，甚至超过12小时。在这段时间中，办案人员要将犯罪嫌疑人带回办案机关进行讯问，以便确认犯罪嫌疑人身份与犯罪实施过程，并采取下一步行动。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不得超过12小时，由于犯罪嫌疑人处于醉酒状态，对其讯问难以开展，甚至会出现12小时仍未查清犯罪嫌疑人身份的情形，此时如果检测报告还未作出，公安机关就缺乏将犯罪嫌疑人继续拘留的法律依据。如果释放，由于犯罪嫌疑人身份不明，则给案件继续侦办带来巨大困难。[3]
2、对醉酒驾驶行为设定的最高法定刑为拘役，在所有的刑法罪名中只此一例，而逮捕必须是针对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因此，对醉驾案件不能适用逮捕的强制措施。而在实践中，由于拘留的期限只有七天，拘留七天的期限届满，司法机关就没有了继续关押犯罪嫌疑人的法律依据。[4]但是，在这七天内走完从侦查、到法院判决的全部诉讼程序，未免仓促。在此情况下，只能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但是，问题随之产生，如果遇到犯罪嫌疑人拒不交纳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以及拒不在监视居住期间履行法定义务，办案机关又将如何实施？逻辑上，如果遇到犯罪嫌疑人拒不交纳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则无法适用取保候审，但又无拘留和逮捕的适用为后盾，只能适用监视居住。监视居住期间对犯罪嫌疑人24小时的全方位监督在技术上不具备可行性，如果犯罪嫌疑人出于对任何强制措施的抵触情绪在监视居住期间拒不履行义务，则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五十七条对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期间违反义务的--予以逮捕，在此情况下，不能适用逮捕的醉驾，使得醉驾入刑与刑事诉讼法再次产生冲突。
综合上述内容可知，台湾地区对于"酒驾"采取的是全面与综合的治理方式，不仅规制肇事人员，还提高了汽车所有人、未满十二岁儿童监护人的注意义务，有效的避免了肇事人员不配合检测和其他环节纠纷的产生。而内地入刑不到2年，对酒驾的处理还处于比较"粗糙"和简单的阶段，虽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治理酒驾案件中却存在许多问题，如醉酒入刑后与刑诉法有冲突，缺乏继续拘留嫌疑人的法律依据。因此，笔者认为醉酒入刑只是一个开端，治理酒驾任重道远，需要不断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有效配合，才能做到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杜慧锦.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量刑事务分析[J].司法周刊，第1612期。
[2]台海网."叶少爷"酒驾案一审判6年，判刑定谳学校将开除学籍
[eo/LB]http：//.cn/c/2012-11-10/104925550883.shtml.2012.6.7
最新交规酒驾处罚规定篇3
内容提要:“酒驾肇事”是对当前发生的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酒后、醉酒驾驶行为的统称。酒驾肇事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酒后、醉酒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行为人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与酒后、醉酒犯罪的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行为人实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实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我国《刑法》惩治酒驾肇事案件存在法条设置和刑罚制裁均缺失等方面的问题。
一、酒后、醉酒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根据问题
（一）酒后、醉酒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特点
酒精对人体神经的毒害作用简称酒精中毒，也称醉酒。醉酒一般可分为生理性醉酒和病理性醉酒。由于病理性醉酒属于精神病的范畴，因此刑法上通常所讲的醉酒是指生理性醉酒。
关于生理醉酒，医学上一般将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兴奋期，又称轻度醉酒，表现为脱抑制现象，如兴奋话多、情绪欣快、易激惹、容易感情用事、招惹是非等，此期控制能力有所减弱。第二期为共济失调期，又称中度醉酒，此时醉者动作笨拙、步履蹒跚、举止不稳、语无伦次、辨认和控制能力都有减弱。第三期为昏睡期，又称高度醉酒，此时醉者面色苍白、皮肤湿冷、口唇微紫、呼吸缓慢伴有鼾声，此期可有一定程度的意识障碍。[1]
根据饮酒量和酒精发作周期的不同，酒后、醉酒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在兴奋期，行为人虽然出现脱抑制现象，控制能力也有所减弱，但行为人的辨认能力完好，能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其对自己酒后、醉酒时实施的行为仍然可能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www.133229.com第二，在共济失调期，行为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都有所减弱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其对自己酒后、醉酒时实施的行为不能完全辨认和控制。第三，在昏睡期，行为人已经出现了意识障碍，其对自己的行为既无辨认能力也无控制能力，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
（二）酒后、醉酒犯罪的主观心态特点
第一，根据醉酒原因的不同，醉酒可分为自愿醉酒和非自愿醉酒。在非自愿醉酒中，行为人醉酒系不得已而为，其主观并未预见到醉酒的危险性。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非自愿醉酒者主观上对自己的行为既无故意也无过失。当然，对因非自愿醉酒陷入限制责任能力而犯罪，则可根据犯罪时的心态确定是否成立故意或者过失，并可依《刑法》第18条第3款的规定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根据醉酒前有无犯意的不同，自愿醉酒又可以分为事前无犯意的醉酒和事前有犯意的醉酒。事前有犯意的醉酒，是指行为人出于逃避惩罚，减轻罪责的动机或想借酒精对神经的兴奋作用来增强其犯罪勇气，故意醉酒使自己陷入限制责任能力或者无责任能力状态，并利用此状态实施犯罪行为。事前有犯意的醉酒并因此而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
第三，根据醉酒后的责任能力状态不同，事前无犯意的醉酒又可区分为：一是因醉酒而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的事前无犯意醉酒；二是因醉酒而陷入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事前无犯意醉酒。对于第一种情形，一般来说，行为人实施行为时无犯罪的故意、过失，但其对醉酒时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对此，可依其醉酒时对危害结果的心态而成立故意或者过失。对于第二种情形，行为人不仅对醉洒行为有故意或者过失，而且对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也有故意或者过失。对此，可依其犯罪时心态而成立故意或者过失。
（三）酒后、醉酒犯罪与原因自由行为
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于限制责任能力或者无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2]行为人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行为，称为原因行为；在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称为结果行为。[3]结合有关学说，我们认为，酒后、醉酒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根据主要在于：
第一，行为人的酒后、醉酒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我国《刑法典》第1条规定，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因此，尽管刑法既要保护人权也要保障人权，但是从社会政策的角度，刑法立法应当以社会公共利益为重，保护社会的根本利益，对于严重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予以惩处。这是行为人对其酒后、醉酒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社会基础。
第二，行为人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与酒后、醉酒犯罪的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行为人酒后、醉后犯罪行为是行为人饮酒这一原因行为所引起的。行为人是整个饮酒行为、酒后或醉酒犯罪行为的发动者。行为人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是一个行为整体，共同导致了危害后果的出现。行为人对此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是行为人对其酒后、醉酒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基础。
第三，行为人实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虽然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或者只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但是行为人在饮酒的时候完全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他有义务和能力控制自己的醉酒行为以防止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却没有控制。因此，行为人应当对此承担刑事责任。这是行为人对其酒后、醉酒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人基础。
第四，行为人实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虽然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的当时无责任能力或责任能力受到限制，因而在主观上可能不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但这种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出现是行为人故意或过失造成的。行为人应当对其故意或者过失实施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这是行为人对其酒后、醉酒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心理基础。
因此，基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行为人应当对其酒后、醉酒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并且不能从宽处罚。
二、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设置问题
（一）我国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设置及特点
在我国刑法中，可以规制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主要是《刑法》第115条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和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我国《刑法》第115条第1款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从我国《刑法》关于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设置看，它的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立法方式上，刑法没有专门设置有关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而是将酒后、醉酒驾驶与其他相关的不法行为放在一起统一规定。这种立法方式，在效果上，不利于有效发挥刑法有针对性地惩治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作用。
第二，严格区分了故意和过失犯罪。在法条设置上，我国《刑法》严格区分了故意的酒后、醉酒驾驶犯罪和过失的酒后、醉酒驾驶犯罪，并分别设置罪名。其中，对于故意的酒后、醉酒驾驶犯罪，依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对于过失的酒后、醉酒驾驶犯罪，则依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只有当先前的肇事行为必然会造成当事人的死亡时，其逃逸行为，即‘不作为’才能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4]而交通肇事中过失的确立与认定与现代社会的信赖原则密不可分。[5]
第三，在犯罪的成立条件上，规定必须发生了严重危害后果才负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115条和第133条的规定，酒后、醉酒驾驶，只有发生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才负刑事责任。在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中，除要求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前提外，发生重大事故的结果是个非常重要的罪与非罪界线和适用不同量刑档次的标准。[6]
（二）我国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设置缺失
第一，没有将酒后、醉酒驾驶行为入罪。韩国2009年4月1日修订的《道路交通法》第44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醉酒状态下驾驶车辆。对于违反者该项规定醉酒驾驶者，将被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者一千万韩元以下罚金。[7]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在我国，酒后、醉酒驾驶只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才成立犯罪，单纯的酒后、醉酒驾驶行为不是犯罪。这使得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惩治延后。
第二，没有规定拒绝酒精检测的刑事责任。酒精检测是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酒后、醉酒驾驶的重要保证。在国外，有不少国家规定对拒绝酒精检测的行为可追究刑事责任。如韩国《道路交通法》就规定，交通警察在有相当理由认为驾驶人员处于醉酒状态而驾驶人员拒绝酒精呼吸检测的，要被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一千万韩元以下罚金。但我国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第三，没有将酒后、醉酒驾驶的部分共犯行为人罪。关于酒后、醉酒驾驶的共犯，日本2007年9月19日生效的《道路交通法》对酒后驾车做出了严格的规定，除对酒后驾车者本人严加惩处之外，还设有“车辆提供罪”、“酒水提供罪”以及“同乘罪”等新罪种。[8]这实际上将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多种共犯行为分别入罪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通过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部分指使、强令酒后、醉酒驾驶的行为纳入了交通肇事罪的范围，但并没有规定提供车辆等帮助行为可以入罪。
三、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制裁问题
（一）我国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制裁检视
关于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制裁，主要体现为我国《刑法》第115条第1款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规定。
在法定刑的设置上，我国《刑法》第115条第1款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我国《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则分为三档，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国关于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制裁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对过失的酒后、醉酒驾驶犯罪，法定刑设置很轻。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在过失的情况下，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最高只能判处7年有期徒刑。而同样的情况，在日本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英国可以判处10年有期徒刑。相比而言，我国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设置非常轻。
第二，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根据我国《刑法》第115条、第133条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同样是酒后、醉酒驾驶致1人重伤的情况下，对过失的酒后、醉酒驾驶致死的，最高只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而对故意的酒后、醉酒驾驶致死的，则最低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最高可判处死刑。两罪的法定刑相差幅度较大。这为司法中的定罪量刑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为了防止量刑的规范，有必要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和量刑规划化制度。[9]
第三，在法定刑的设置上，没有体现出酒后驾驶与醉酒驾驶的区别。国外不少国家和地区在酒后、醉酒驾驶犯罪法定刑的设置上都区分了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一般情况下，醉酒驾驶犯罪的法定刑要高于酒后驾驶犯罪。如根据日本《道路交通法》规定，对于醉酒驾车者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万日元以下罚款；饮酒驾车者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万日元以下罚款。[10]但是，我国刑法没有酒后驾驶肇事和醉酒驾驶肇事的法定刑进行区分。
（二）我国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制裁缺失
第一，没有规定罚金刑。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规定罚金刑，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如韩国《道路交通法》关于醉酒驾驶罪和拒绝酒精检测罪都规定了一千万韩元以下的罚金。芬兰《刑法典》关于迷醉状态下驾驶、严重迷醉状态下驾驶等犯罪中也都规定了罚金刑。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规定罚金刑，有利于剥夺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从加强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惩治。我国《刑法》没有在有关惩治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条文中规定罚金刑，是一个立法缺失。
第二，没有规定资格刑。酒后、醉酒驾驶的资格刑主要是指吊销驾驶执照和禁止驾驶。英国《1991年道路交通法》规定，醉酒或吸毒陷于不适宜状态而驾驶车辆的，剥夺驾驶的期限不少于2年。在我国香港地区，两次或者多次实施醉酒驾驶犯罪的，一般要吊销不少于2年期限的驾驶执照，并处罚金。在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暂扣、吊销驾驶执照以及禁止驾驶。但是，我国刑法中并没有相关规定，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处罚非常轻。因此，即便在对行为人判处刑罚的同时由公安交通部门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酒后、醉酒驾驶者暂扣、吊销驾驶执照或者禁驾，行为人仍然可以很快重新驾驶。这不利于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惩治与预防，应当进一步加强刑法与《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行政法规的协调。[11]
四、结语
我国刑法在惩治“酒驾肇事”案件方面，既存在法条设置上的缺失也存在刑罚制裁上的缺陷。但是，基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出于保护社会利益的需要，我们必须加大惩治“酒驾肇事”行为的力度，为此需要从刑事司法、刑法立法等多个方面寻找解决的方案，“在立法技术的层面，刑法立法要处理好立法简明与立法细密的关系”[12]。事实上，只有进一步严密惩治“酒驾肇事”行为的法网，并进一步加大刑法对“酒驾肇事”行为的惩治力度，才能充分发挥刑法惩治“酒驾肇事”行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参见汤涛、黄富颖：《原因上的自由行为与急性酒中毒的司法精神病鉴定》，载《法医学杂志》2000年第4期。
[2]参见林山田：《刑法通论》，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76页。
[3]参见赵秉志：《论原因自由行为中实行行为的着手问题》，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5期。
[4]参见龚昕炘、刘佳杰：《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适用分析》，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6期。
[5]参见毛元学：《信赖原则在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6期。
[6]参见黄伟明：《交通肇事罪构成中结果标准的数量因素分析》，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
[7]参见《韩国：新增醉酒驾驶车辆罪》，载《法制日报》2009年9月1日。
[8]参见陈曦：《关注酒后驾车：日本严惩酒后驾车同乘供酒者并罚》，www．xinhuanet．com，访问日期：2009年8月20日。
[9]参见王瑞君：《案例指导量刑与量刑规范化》，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8期。
[10]参见陈曦：《关注酒后驾车：日本严惩酒后驾车？同乘供酒者并罚》，www．xinhuanet．com，访问日期：2009年8月20日。
最新交规酒驾处罚规定篇4
酒后驾驶调查调研报告
肖文
一．我国酒后驾驶现状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近日分组审议了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一些常委委员提出，“应在草案已有的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力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拟在刑法中增加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追逐竞使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很多人听说这一条款的出炉都拍手叫好，于是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对我们的家乡——河北省沽源县，我们采取了抽样调查的方法分别选取周一、周三、周五、周日四天车流量较大大的红绿灯点进行了调查，通过观察每一个被交警拦截下的司机及记录他们是否被罚的情况得到如下结果：
周一有33辆车的司机是酒后驾驶，其中8人是醉酒驾驶。周三有25辆车的司机是酒后驾驶，其中10是醉酒驾驶。周五有28辆车的司机是酒后驾驶，其中11人是醉酒驾驶。周日有63辆车的司机是酒后驾驶，其中有42认识醉酒驾驶。并且我们通过网上调查100人、咨询交警得知醉酒驾驶的司机一般会出现以下情况：一、27%的人看见交通信号灯后反应慢。二、40%的人开车方向左右摇摆不定，突然转向或者在道路中线驾驶。三、15%的人逆向行驶。四、7%的人乱踩刹车。五、6%的人转弯幅度达，突然转弯或违法转弯。八、5%的人黑夜开车不开前灯。同时我们又咨询开车司机，发现几乎每个司机都知道酒后开车是违反交通规则的，但是有90%的人不知道是违反了什么法例。同时67%的司机都有醉酒驾车的经历，95%的人都有酒后驾车的经历，但是当被问及既然知道违反交通规则为什么还要驾驶时70%的人认为酒后驾驶不会出现事故，30%额人是出于没办法，侥幸心理的存在使他们驾驶。
二．是否应将醉酒驾驶纳入刑法
通过以上调查，酒后驾驶的严峻性却非一般，我们确实应该高度重视这一现象，因为酒后驾驶不仅仅危害了驾驶人自己的性命安全，更是对社会安全具有严重危害，但是为什么酒后驾驶的情况屡禁不止呢？我们应该如何更加有效更加合理的制止酒后驾驶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以下浅薄的意见和建议。
首先，将醉酒驾驶写入刑法是否真的可以制止酒后驾驶呢？是否必须将酒后驾驶写入刑法呢？其他法律是否真的不能调整，必须由刑法调整呢？
创新犯罪是犯罪化的基本形式，而刑罚作为刑事责任的主要实现方式，以对犯罪人的基本人权进行行为限制和剥夺为内容，在部门法体系中具有最高的严厉性和强制性。但是，现实生活中追究刑事责任的经济成本通常高于其他法律责任形式，并且在形式法制责任内部，制定新罪的经济成本又高于既定罪行的条文的调整。因此，无论从人权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我们都有必要赋予刑法以谦抑性，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充分保护法益时才可适用刑法。换句话说，只有是其他法律部门可以规制的问题，最好不要通过刑法的途径来解决。因此将危险驾驶入罪并非改善交通安全的唯一出路，关键在于因地制宜，采取适当的治理模式。
因此建议我国应修改并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相关内容。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暂扣三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罚款；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千元罚款。
三．其他法律如何规范醉酒驾驶
但是该条款在现实生活中却并没有发挥我们想象中的作用，我们对司机和交警的调查，不同的人对该条款有不同的反应，一些小型的营运司机或是收入比较少的司机他们普遍反应该条款还是比较有约束作用的，毕竟该条款规定的罚款数额和其他的罚款措施对他们来说是比较严厉的，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该条款却对大多数收入较高的有钱有势的人来说，并不具有约束力或是具有很小的约束作用。因此该条款规定的暂扣或吊销驾驶证、处罚罚款和拘役刑对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都可以巧妙地躲过处罚。同样的法律条款对不同的人群起着不同的震慑作用，这是我们寻找的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首先《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对所有的醉酒驾驶的机动车驾驶员按同一标准处罚就很难使不同的人都对该条款服从，因此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通过钱财和权势的疏通很容易就可以将扣留和吊销的驾驶证取回来，免除了拒役，并且20__元的罚款对于他们也就是一顿咖啡钱。因此我们建议将钱改为不特定的数额，即规定罚款由其驾驶的交通工具的价值决定，如驾驶一百万的宝马的司机处罚的就比驾驶几万元的轿车高。
最新交规酒驾处罚规定篇5
人闯信号、翻越交通护栏、骑自行车和非机动车带人等行为的时候，“五一”之前只要罚款5元。但现在，交管部门在处理这类违法行为的时候，将按照《道路交通法》第89条的规定对行人、乘车人处20元罚款，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处50元罚款。
新手不准上高速
所谓新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市民第一次领到驾驶执照为一年的驾驶员。由于高速公路上的道路通行条件比较好，车速比较快。而新手的驾驶技术有限，经验不足，不能适应高速公路行车的要求。所以，新手驾车上高速是一种违法行为。
统一粘贴新手标志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2条已经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车身后部粘贴或者悬挂统一式样的实习标志。
司机肇事逃逸 终生禁止开车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如果机动车驾驶人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将被吊销驾照，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根据规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法律规定，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事故目击人和知情人举报属实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给予奖励。
醉酒开的士 从重罚两千
以后，喜欢“喝两杯”的驾驶员该认真考虑在贪杯和驾驶之间选其一了。即将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加大了对饮酒、醉酒后驾车的处罚力度。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将被处15日以下拘留和暂扣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重罚。
最新交规酒驾处罚规定篇6
自《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打击“醉驾”的热潮。根据公安部的统计，仅2011年5月1日至5月15日的15天内，全国共查处醉酒驾驶2038起，其中，北京共查处酒后驾驶505起，公安部门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1]相对于全国民众对于酒驾的持续热议，人们对于吸毒或服食过量安定类药物后驾驶，即“毒驾”的问题却鲜有关注。然而这一日渐显现的问题却是影响交通安全的一大隐患。
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明确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或者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显然，酒后驾车和吸毒后驾车都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但是现有法律法规中对于酒驾行为的规制显然多于对毒驾行为的规制。在对上述两种行为的惩处力度方面，酒驾行为已为“危险驾驶罪”所涵盖，然而对于毒驾行为则只能依据《禁毒法》以及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对吸毒司机予以行政拘留并注销驾驶证。对两类行为处罚力度的差距显而易见。
现阶段我国法律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规制机制能够妥善地处理毒驾事故并抑制毒驾日渐高发的态势。因此完善危险驾驶罪的罪状设计，引入刑法规制毒驾行为，从而弥补我国交通肇事刑事立法的缺陷与不足刻不容缓。
一、对毒驾行为的界定
目前，对于“吸毒或服食过量安定类药物后驾驶的行为”，我国还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此做出明确解释。理论界对此也众说纷纭。有学者提出，所谓吸毒驾驶行为是指在非医疗目的情况下，使用具有依赖性或者依赖性潜力的品和，在其药理作用时间内驾驶机动车并足以对道路交通安全产生危害的行为。[2]另有学者认为，吸毒驾驶是指驾驶人因吸食品或后，在其药理作用时段内继续驾驶机动车，足以给社会带来危险性的行为。[3]笔者认为，对于吸毒驾驶行为可以从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其一，正确理解“吸毒”行为。前文已述，驾驶人员在服用品或者国家管制的后驾驶车辆的行为违反了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有关规定，此时论及的品和国家管制的应当和我国《禁毒法》中所指的“吸毒”加以适当区分。《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服用国家管制的或麻醉品行为涵盖了出于医疗目的和非医疗目的两种行为。而《禁毒法》中所谓的“吸毒”行为，亦即药物滥用行为，仅仅指的是出于非医疗目的而服用或者麻醉品的行为。具体到的范围则大致分为以下三类：海洛因、鸦片等传统；冰毒（甲基苯丙胺）、（氯胺酮）、（二亚甲基双氧苯丙胺）等新型；以及杜冷丁、吗啡等医疗用麻醉品。
其二，对驾驶范围的界定。广义上的驾驶行为涵盖了驾驶飞机、火车、轮船、机动车在内的所有的交通工具的行为，而狭义的驾驶行为通常指的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针对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吸毒驾驶行为主要发生在机动车驾驶过程中，因此笔者将本文中的驾驶行为限定在狭义的范围内。
其三，对危险驾驶罪性质的认定。我国刑法对于危险驾驶罪的刑罚配置了“处拘役并处罚金”这一最轻的法定刑。这明显不同于我国刑法对于具体危险犯的处罚方式，由此可见本罪属于抽象的危险犯。[4]毒驾行为作为危险驾驶罪中的未尽之意，则其行为本身应认定为抽象的危险行为。因此前文中提及的两种对吸毒后驾驶的行为的界定笔者都不甚赞同。
其四，如何认定“吸毒后驾驶”。目前我国对于饮酒驾车和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都是单一的形式标准。具言之，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即为饮酒驾车；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即为醉酒驾车。对于吸毒后驾车的认定，也可以以此为参照。吸毒行为作为一种违法行为，依法应当按照公安部《吸毒检测程序规定》中的标准认定吸毒行为。从理论方面来讲，所谓“吸毒后驾驶”应是指驾驶人员在的药理作用期间内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从实践操作方面而言，执法人员应根据检测是否呈阳性来对驾驶人员进行检测。只要驾驶人员的检测呈阳性，就可认定其属于“吸毒后驾驶”。采用此种认定方式主要考虑了在实际执法检测中认定的效率和操作的便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的“吸毒后驾驶”，是指驾驶人因吸食品或后，在其药理作用时段内继续驾驶机动车而产生相应社会危险的行为。
二、毒驾行为域外立法的借鉴
纵观世界各国关于危险驾驶的规定，一些国家已将毒驾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中。对于毒驾入刑的问题，了解域外立法实践，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立法是不无裨益的。
德国刑法典在危害公路交通安全罪和危害铁路、水路和航空交通安全罪中对毒驾问题均有涉及。在具体条文中规定驾驶人员在故意或者过失的主观意识下饮酒或者吸食麻醉品或者由于身体或者精神上的障碍，使自己处于不能安全驾驶的状态下仍然继续实施驾驶行为的，以犯罪论处。针对主观方面的不同，德国刑法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处罚规定。
法国刑法典通过非故意伤害生命罪和非故意伤害人之身体罪对毒驾行为进行了相应的刑法规制。行为人因为自己缺乏注意未能尽到法律所规定的强制安全义务的行为被视为犯罪，构成犯罪的行为人会受到相应的监禁和罚金处罚。
日本对于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较为严密，同时处罚方式也相对严厉。在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的条文中规定，行为人在饮酒或者药物的作用下实施的危险驾驶行为，且该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结果致人受伤或死亡的，则以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对行为人进行处罚。此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在实施危险驾驶行为时认识到该行为会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西班牙刑法典中规定，行为人在饮酒或者吸食后又实施驾驶行为的，该行为人会被吊销驾驶执照并判处监禁或者罚金刑。
按照美国刑法的规定，毒驾行为包含在公然醉酒罪的范畴之中。公然醉酒罪规定，行为人在非出于医疗目的摄取麻醉品等药物后对社会公共场所中的他人或者财产造成干扰或损害的，对行为人以犯罪处理。美国对于吸毒后驾驶行为的处罚同样是较为严厉的，不论该行为是否导致交通事故都不影响将该行为定性为犯罪行为。对于毒驾行为均先由警察部门对其羁押后交给刑事法庭处理。由于毒驾行为导致严重交通事故的，行为人将会被永久吊销驾驶执照，另处至少四百美金的罚款。此外，行为人犯罪情节的轻重对量刑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情节较重的行为人可能会被判处十几年的监禁。
英国早在1988年就颁布了道路交通法，并在此后对其进行了两次修订。对于何种行为会被认定为“危险驾驶行为”的表述也相当清晰明确。该法规定行为人在酒精或者的作用下处于不适合驾驶车辆状态下在公共道路上驾驶车辆，没有做到驾驶车辆时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他人死亡的按照犯罪处理。
新加坡刑法规定，行为人在药物影响下导致处于不能安全驾驶的情况下驾车的，处半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对于再犯的行为人，则处以更长时间的徒刑和更高金额的罚金。此外，新加坡刑法还对于处于不能安全驾驶状态下发生驾驶行为和尚未发生的驾驶行为进行了区分并设定了不同的处罚标准。
加拿大刑法规定：因酗酒或吸食损害其驾驶能力并因此致伤他人者构成可诉罪，处10年以下监禁；酗酒或吸食损害其驾驶能力并因此致死他人者构成可诉罪，处14年以下监禁。
三、毒驾入罪的必要性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毒驾的规制甚是薄弱，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以本文开头提及的案件为例，在实践中，若吸毒后驾驶人员并未肇事，公安机关在查处时只能依照《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以治安管理的处罚手段（行政拘留）对行为人的吸毒行为进行处罚，对其吸毒后的危险驾驶行为则只能根据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注销其驾驶证。若吸毒司机肇事，公安机关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放宽放松了对没有产生严重后果的“毒驾”行为的处罚力度。《道路交通安全法》虽在第22条明确规定服用国家管制的或品，不得驾驶机动车，但在第91条只规定酒驾应承担法律责任，而对“毒驾”的法律责任却出现真空。
“毒驾”如同醉酒驾驶、追逐竞驶危险驾驶行为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威胁着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破坏了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应纳入刑法调整范畴，而危险驾驶罪却未能将其表述在该罪的罪状之中。对同样性质的行为给予不同评价，不仅会造成处罚的漏洞，而且有违实质正义，难以实现危险驾驶入罪的立法初衷。因此，有必要对危险驾驶罪的罪状进行补充。
据此，笔者认为应对危险驾驶罪的罪状进行相应扩充，将吸毒或者服食过量安定类药物后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中，将危险驾驶罪的罪状表述为“在道路上醉酒、吸毒或服食过量安定类药物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注释：
[1]赵秉志、赵远：《危险驾驶罪研析与思考》，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8期。
[2]李文君、续磊：《论道路交通安全领域中的吸毒驾驶行为》，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最新交规酒驾处罚规定篇7
【关键词】危险驾驶；调研分析；量刑均衡意见建议
为依法严惩醉酒驾驶犯罪，统一法律适用的标准，充分发挥刑罚的功能，以便于有效地遏制醉酒驾车犯罪的多发、高发、频发态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2011年5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新设了危险驾驶罪，并将醉酒驾驶行为归入该罪。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定罪，改变了原来“交通肇事后再处罚”的法律现状，将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作为犯罪予以法律化，这是治理各种危险驾驶行为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对规制危险驾驶行为在刑事立法上的重大进步。但是，危险驾驶作为刑法大家庭中的新成员，其在具体适用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将我院审理危险驾驶罪案件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在量刑均衡上的基本情况及意见建议等方面做如下分析探讨：
一、危险驾驶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2011年5月1日至2013年6月15日，潍城法院共审结危险驾驶犯罪案件84件。对审理的上述案件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犯罪主体都是青壮年工人、农民或者无业人员，且文化水平较低。涉案84名被告人的身份分别为农民43人、工人26人、无业人员15人；被告人年龄均在23岁以上50岁以下的82人，未满18岁的2人；大学文化2人，高中文化9人，初中文化44人，小学文化29人。
二是在涉嫌危险驾驶犯罪同时多伴有无证、无照驾驶等行政违法行为。在涉案的84名被告人中，有14人是在酒后无证、无照驾驶。
三是在涉嫌危险驾驶犯罪同时多伴有交通肇事、寻衅滋事等行为。涉案的被告人中，有12人是在交通肇事后被查获的，5人在酒驾后因寻衅滋事被查获。
四是全部自愿认罪，量刑较轻。涉案人员一般是在治安卡口、事故发生地当场被查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所以均自愿认罪悔罪，全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宣判后无上诉改判。从刑罚上来看，拘役期限一般在一至四个月之间，除对1名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缓刑之外，其他均无适用缓刑情况。
二、在审理危险驾驶案件过程中遇到的以下问题
一是对于危险驾驶罪并没有规定具体的量刑幅度。目前我国对于“醉驾”的认定并不是根据人的意志状态，而是根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而定。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但是每个人对于酒精的耐受程度并不一致，仅凭酒精含量并不一定能够证明行为人属于“醉酒”的意识模糊状态。应该以行为人对于酒精的耐受程度作为判定“醉驾”与否的标准之一，在审判中一概将酒精含量作为认定是否犯罪的标准不够全面与科学。危险驾驶罪在量刑过程中，没有宽严幅度，体现不出法律的严肃性，如果不管何种情节都在一个幅度处罚，也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什么是情节恶劣，情节恶劣的处罚幅度是什么，应该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对于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手段、造成的后果，应当分出情节轻微、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之间的界限，然后再处以不同的刑罚。对于单纯的醉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撞人以及多次酒后驾驶的就应该做出不同的量刑幅度，体现罪当其罚的原则，宽严相济，该宽则宽，当严则严。
二是在审判实践中对危险驾驶案件审理时遇到诸多程序性问题。刑法修正案（八）中对危险驾驶罪的最高期限为拘役六个月，而刑诉法中对逮捕的条件规定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罪犯。故在审判实践中，公安机关一般对醉驾嫌疑人只刑拘，并且在刑拘期限内迅速结案并且向检察机关移送。而检察机关也往往在一、二天之内完成审查的工作，向法院。而案件到了法院，刑拘期限一般已经届满或接近届满。根据刑诉法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必须在书送达被告人十天后开庭，故在刑拘期限内结案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面对此情况法院只有对被告人采取变更强制措施的方法，否则便构成了超期羁押。在被告人没有被收监的情况下，审判机关对案件的审理就会存在诸多的不便，如不能按正常的法定审判程序审理案件、判决后的收监问题，被告人在外串供问题等等。故对于该程序性的问题，还需相关的规定予以完善和解决。
三危险驾驶罪在证据体系上呈现出新的特征。危险驾驶罪系抽象危险犯，故其在证据体系上以“证明行为人驾驶状态”的各种证据为主。其新的特征表现在：其一，鉴定结论、视听证据成为此类案件的主要定案依据。侦查人员对涉嫌“醉驾”的行为人，采用抽取静脉血液并进行酒精含量鉴定的取证方式，以鉴定结论作为认定危险驾驶犯罪事实的依据。其二、证明方法上，证据补强、补正适用扩大。如前所述，此类案件在证据上更多地依靠鉴定结论和视听资料，而该两类证据在证明体系中均需要其他相关证据的说明以及其他材料的佐证。因此对此类案件的证明活动必然会更多地使用证据的补强、补正等规则。
四是危险驾驶罪的执行成本高，导致执行难。现代社会交通之发达、车流量之多，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候。面对数量如此之多的车辆及驾驶人，有限的执法人员只能采取抽查的方式来查处危险驾驶车辆，但实际上这种抽查方式的概率是很低的，肯定有很多危险驾驶人侥幸未被查到。另外，判断是否属于危险驾驶行为，有无造成实害结果的危险，这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同时，危险驾驶行为入罪以后，相对行政处罚方式，刑事诉讼因为要进入立案侦查、审查、审理宣判等司法程序的处理，公检法机关都参与进来，需要更多的程序环节，更加耗费时间和司法资源，显得成本很高。
三、关于量刑均衡问题的基本做法
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有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如何准确把握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标准？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统一对危险驾驶罪案件的量刑基准，即：以被告人被查获时血液中酒精含量值为基础确定基准刑，酒精含量每增加80mg，基准刑增加一个月，最高不超过六个月。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的，基准刑为拘役1个月；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160mg/100ml的，基准刑为拘役2个月；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240mg/100ml的，基准刑为拘役3个月；以此类推。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情节进行调节。以被告人被查获时追逐竞驶的最高时速超过当时所在道路允许通行的最高时速的比率确定基准刑。以当时道路上最高时速为80km/h为例，当被告人以104km/h的速度追逐竞驶时（超速百分之三十），确定基准刑为1个月；当被告人以116km/h的速度追逐竞驶时（超速百分之四十五），确定基准刑为2个月；当被告人以128km/h的速度追逐竞驶时（超速百分之六十），确定基准刑为3个月；以此类推。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的情节进行调节。
2、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基准刑基础上，对其加重处罚：
（1）在被查获现场逃避或抗拒检查的；
（2）具有其他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情节，如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已过有效期未办理换证手续、驾驶非法改装车辆、驾驶无牌照车辆、驾驶报废车辆、违反交通法规等；
（3）因酒后驾驶被行政处罚、曾因醉酒驾驶被判处刑罚、曾因酒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
（4）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违反相关监督管理规定的；
（5）驾驶营运车辆的；
（6）驾车在城区内繁忙道路上追逐竞驶的；
（7）拒不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的；
（8）认罪态度较差的；
（9）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3.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基准刑的基础上，对其酌情减轻处罚：
（1）家人、朋友基于对被告人的安全考虑报案的；
（2）醉酒驾车时距离饮酒结束超过6小时的；
（3）积极赔付轻微交通事故中的被害方损失，并取得对方谅解的；
（4）醉酒驾车但未发生交通事故的；
（5）驾车具有善意的目的，如救助他人等；
（6）醉酒驾车行驶较短距离即被查获的；
四、关于完善审理危险驾驶案件的意见建议
1、进一步明确危险驾驶罪与其它罪名竞合时的定罪标准，保证司法公正。对于危险驾驶罪在量刑阶段应当根据不同的酒精血液浓度进行严格的划分，确定各个标准段的酒精血液浓度应该判处多少个月的拘役，避免罪责刑不相适应的情况发生。当危险驾驶行为导致重大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时，应按交通肇事罪论处；危险驾驶者明知醉酒驾车、追逐竞驶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追逐竞驶，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应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实施以上行为的话，应按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论处。
最新交规酒驾处罚规定篇8
论文关键词危险驾驶罪罪名构成间接故意
一、危险驾驶罪的罪名构成分析
（一）从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认定
关于危险驾驶罪的主观要件，我过刑法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笔者认为，行为人在违反交通法规的主观上明显是故意，但其对发生使公共安全陷入危险的后果应当是持一种放任的心态。如果其主观上主动追究危害公共安全后果的发生则应当根据其行为手段的不同，以危害公共安全按罪中的其他罪名定罪处罚。在这点上容易引起争议的是醉酒驾驶的主观认定。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说明我国采用的是“原因行为自由理论”，就行为人知晓其行为将造成自身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下降，仍然实施该行为，其应当对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后行为造成的后果予以负责，这也符合刑法中的“可期待性理论”，这一处罚原则将行为人喝酒前至案发时的主观看做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过程。从这一理论来看危险驾驶罪的主观要件，行为人明显对其醉酒后造成的使公共安全陷入危险状态的状况持一种放任的心态，属于间接故意。
（二）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行为认定
1.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性质认定。关于危险驾驶罪是一种危险犯，还是程度犯，抑或是行为犯，在刑法界存在较大争议，该认定影响到该罪的认定问题。是只要出现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行为即构成犯罪，还是借助其他情节、案发现场情况来具体认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使公共安全陷入到危险状态才认定够罪。笔者认为，从该罪的立法愿意上来看，由于此前的醉酒驾驶与驾驶竞逐行为未造成后果即给予行政处罚，造成后果便以交通肇事罪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但行政处罚难以遏制这两类行为的频繁出现，处于预防重大、恶通事故的发生，使人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设定此罪，该罪的设置也是公共安全这一法益在未遭到实际侵害之前就对可能对其造成危害的行为予以规制，用刑罚的手段来避免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的发生，这属于法益保护的提前，是因为这类行为具有高度和极为严重的社会危险性，一旦该行为发生极易造成危害后果同时造成的后果往往极为惨烈，所以刑法将这类未遂或预备行为作为既遂行为对待，直接规定为独立的构成要件。如果就该罪的构成再设置一些条件，使行为人产生一些可以钻空子的侥幸心理，那么设置该罪的预防目的就难以达到了。故危险驾驶罪应当是一种抽象的危险犯，即立法者根据人们的一般生活经验，将经常发生的几种极易导致重大危害后果的醉酒驾驶、驾驶竞逐等行为直接规定属于刑法惩罚的状态，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该行为，立法者就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了危险状态的发生直接对其定罪处罚。
2.危险驾驶罪行为之认定。刑法中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行为只规定了醉酒驾驶与驾驶竞逐情节恶劣两种。醉酒驾驶标准较为明确，而且应当以国家质检总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关于醉酒的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临界值80mg/100ml或者进行人体平衡的步行回转试验或者单腿直立试验，评价为暂时丧失驾驶能力的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使的行为。而不再根据行为人不同的酒量与行为人自己感觉是否醉酒的状态来区别认定，这是因为：一是虽然个体对酒精的反映确实存在不同，但个体醉酒的数据难以精确认定，而且每个人由于其当时身体状况、情绪等酒量也会发生变化；二是虽然酒后驾驶与醉酒驾驶的处罚不同，但行为人对自己喝酒后驾驶的行为应当是明知的，而酒后驾驶无论是否醉酒都是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违法性是明知的，对是否醉酒更是存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所以存在处罚的基础。对于醉酒驾驶的人只要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临界值80mg/100ml均应当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而对于驾驶竞逐的行为则存在情节恶劣的认定问题。竞逐驾驶的行为在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上的控制力并没有减弱，其只是因追求取乐、寻求刺激、相互嬉戏等原因而相互竞驶，同时由于其驾驶机动车的地点限速等原因不同，认定其恶劣情节也不在不同：一是在不同限速、路况不一样的公路上对其竞驶恶劣情况的认定应当有所区别，在车辆、行人密集的闹市区和在车辆较少限速较高的高速公路上竞驶造成的危险肯定是不一样的；其次应当区分一般的超车与竞驶的区别，行为人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超车就是其存在一定的违规行为，但是不是为了追逐竞驶，应当按照行政法规对其处罚。
二、危险驾驶罪立法完善建议
（一）危险驾驶罪行为种类可以扩展
危险驾驶罪设立本意是为了处罚导致公共安全陷入危险状态的违规驾车行为，但由于刑法明确只将醉酒驾驶与驾驶竞逐情节恶劣两种行为入罪，导致危险驾驶罪处罚范围过窄。对此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立法对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种类，并结合我国较为突出的行为进行定罪处罚。
1.国外立法体例对危险驾驶罪的规定情况。作为英美法系代表国家之一的英国，关于道路交通犯罪的制定法，可谓在西方国家中为最完备者之一。1972年，英国的《道路交通条例》对各类型的危险驾驶行为均进行入罪，设置了“鲁莽或危险驾驶罪”、“疏忽及不小心驾驶罪”、“酗酒或吸食后驾驶罪”、“血液中酒精浓度超标驾驶罪”、“高速公路飙车罪”等违法驾驶行为。而同为大陆法系的日本在1960年的《道路交通法》规定了无执照驾驶罪，后又规定了酒后驾驶罪、疲劳驾驶罪。2007年有对醉酒驾驶罪进行了新的修改，一方面区分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犯罪行为，并提高法定刑；另一方面增加了“车辆提供罪”、“酒水提供罪”及“同乘罪”等新的罪名，从源头上遏制和惩罚酒后驾驶行为。
2.我国在立法中予以对危险驾驶的行为种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使得司法解释也难以进行扩张解释，故必要在立法上对其他一些不亚于酒后驾驶和竞逐驾驶的行为进行定罪处罚。笔者认为相对于刑法规定的两种行为，疲劳驾驶、吸食驾驶、无证驾驶、报废车辆驾驶等行为的危害性可以说更大，我们在立法上一方面应当将此四类行为予以明确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另一方面也应当针对立法的不周延性，给出现新的违规驾驶行为导致公共安全陷入危险状态时的司法解释留出一定的余地，设立兜底条款即“导致公共安全陷入危险的违规驾驶行为，情节恶劣的，应当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二）对危险驾驶罪的量刑立法建议
刑法修正案（八）只是对危险驾驶罪规定了拘役并处罚金的量刑等级，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是因为危险驾驶行为毕竟只是抽象的危险犯，其并没有造成具体的危险，更没有造成具体的对人身、财产的损害后果；二是如果危险驾驶的行为造成相应的具体危险状况或具体的损害，则应以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来定罪处罚。这种立法上的安排看似较为合理，但也存在不足。在实际中我们还经常会遇到一些行为人其经常性的以飙车等作为日常取乐的行为，更有甚者是以地下赛车为职业，这部分人对较轻的刑事处罚不太在意，更不会遵守行政法规，其在危险驾驶经过处理后一般都会重操旧业，现在的刑事处罚难以产生效果。对此，笔者建议：
最新交规酒驾处罚规定篇9
游伟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
审慎对待“醉酒驾驶”入罪问题
由于近年来酒后驾驶造成危害后果的案件数量急剧攀升,尤其是因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恶性案件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致使对醉驾肇事案定罪量刑的传统标准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个别“影响性案件”的法律适用上,确实呈现了值得重视的司法变化现象。
比如一向以过失犯罪对待的交通肇事罪,如今似乎很难再使用于醉驾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了,常常代之以“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其实,醉驾肇事,甚至在肇事后逃逸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按照被告人的实际心理状态分析,也不是一定都具有“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犯罪故意。但由于行为后果严重,似乎超出了一般“肇事”的范围,人们往往想不到运用同样是过失犯罪性质的“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去定罪量刑。在重刑思想的指导下,更愿意去使用故意类的犯罪罪名,并适用重刑乃至死刑。而如果同样的行为造成并非特别严重的后果,认定过失性质并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刑,似乎并不会产生太多的问题。看来,从危害后果出发去寻找“量刑适当”的罪名,然后对犯罪事实予以“必要解读”,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并直接构成了对现实司法的影响。
然而,以“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此类案件,毕竟存在着“不典型”问题,难免有“变通”的嫌疑。于是,在面临刑法讨论修订之机,提出增设新罪名并加重刑罚量,便又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提请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就拟定有一个“醉酒驾驶罪”,并设置了最高刑为拘役六个月的刑罚。这个条文虽说“刑罚”较轻,但入罪条件非常特别,并不需要产生实际的危害结果,只要有“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即可定罪判刑。有些参会委员和学者甚至认为法案中的刑罚依然规定得偏轻,提出了可以提高至三年或者五年有期徒刑的建议。
应该看到,醉酒驾驶行为在以往的治安管理处罚案例中,真正被严厉处罚的其实也不常见,即使是在全国交通安全整治活动中,行政处罚的力度也据情而有所区别,行政执法并非一律“顶格”适用行政拘留十五日处罚(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对其中情节严重的,最重可以处以劳动教养。笔者认为这不尽妥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有理由认为,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和实际威慑力并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发挥;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醉酒驾驶毕竟是其可能肇事的实害行为的“先期行为”,究竟应当定性为故意还是过失,从专业的角度上讲,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也确实与过失决水,过失爆炸、失火,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等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将它设置为“行为犯”、“危险犯”,也一定会有相当的争议。
在这种颇有争论的状态下,如果便匆忙根据“民众的呼声”迅速单独设罪并“加大刑罚处罚力度”,其本身是否科学,是否真能起到遏制此类行为“高发”效果,着实值得质疑和商榷。
虽说,刑法规范并非是僵硬和一成不变的,它也需要符合社会需要、与时俱进,但法律的稳定性、科学性和平衡性,始终也是一条重要原则。因此,审慎对待和仔细论证“醉酒驾驶”是否需要单独入罪问题,对于科学认识此类行为的违法属性、切实把握刑罚的功能效用、正确处理行政与司法的关系等,应该都会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飙车醉驾入罪值得期待
近年来,一起起血淋淋的交通事故惨案,引发人们对酒后驾车、飙车的空前关注。为此,2009年8月以来,我国掀起了一场猛烈的治酒驾风暴,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震慑了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然而,仍有不少人漠视法律规定,顶风作案。公安部的一组数字显示,2009年8月15日至9月15日,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65397起,其中醉酒驾驶10711起,分别比2008年同期上升了86%和91%;因酒后驾驶发生的交通事故仍达到320起,死亡118人。根据最高法统计,仅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2009年1月至8月,发生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
在我看来,酒驾飙车之所以屡禁不止,关键原因在于现在对酒后驾驶和飙车行为的处罚太轻、量刑标准过低,缺乏震慑和惩戒作用,导致司机存在侥幸心理。《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网上调查显示,有97%的人承认身边存在酒后驾驶现象,有81%的人认为我国对酒后驾驶处罚过轻,有70%的人认为“违法成本过低”是酒后驾驶现象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确实,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酒后驾驶处罚过轻。如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新加坡和印度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地区,把严重酒后驾驶行为列为犯罪,可能被处以6至12个月的监禁,情节严重的甚至要处3年徒刑。而我国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仅适用于违反交通安全法规、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犯,而对尚未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未将其设定为犯罪,只能给予行政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对现行酒后驾驶的有关法律规定进行修改,增设“危险驾驶罪”,加大对酒后驾驶、飙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从法律制度层面建立遏制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的长效机制,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一旦“危险驾驶罪”写入刑法修正案,其所能起到的警示效应和社会效果,是多少次的严查、多少次的从重判决都难以比拟的。
与此同时,增设“危险驾驶罪”还是统一我国法律适用,维护法治权威的需要。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归罪,在司法实践中争议也很大。2009年5月,沈阳人吴凯因酒后驾驶造成3死2伤,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7年,但杭州人魏志刚酒后驾驶造成1人死亡,则是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被处以有期徒刑2年3个月。同样对醉酒驾驶肇事后造成重大伤亡,有的地方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的地方定为交通肇事罪,这种“同案不同罪”、“同罪不同刑”的现象时有发生,损害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增设“危险驾驶罪”,将有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
李克杰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危险驾驶如何入罪还需仔细斟酌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增加“危险驾驶”的条款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2010年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这部草案时就这一新增条款纷纷发言,不少组成人员建议修正案草案应该加重对醉酒驾驶的惩罚力度。
其实“危险驾驶”条款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不仅仅是惩罚力度不够,至少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充实完善:
首先是要进一步厘定应当入罪的危险驾驶行为范围和种类。草案目前规定的危险驾驶行为仅限于醉酒驾驶和马路飙车两种行为,并没有涵盖与之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驾驶行为,如吸毒后驾驶、无证驾驶以及严重超速和疲劳驾驶等,有的危险驾驶行为已经严重威胁了公共安全,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的后果,同样需要入罪加以遏止。特别是这个条款采用列举式规定,而没有概括性的兜底式规定,大大降低了未来对形势变化的适应性,甚至也完全排除了以法律解释方式扩大其适用范围的可能性,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是危险驾驶行为的最低入罪条件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问题。有委员指出,只要醉酒驾驶,无论该行为是否存在恶劣情节,都构成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建议删除修正案中“情节恶劣”的表述。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个别委员存在误解。从草案条款的表述看,醉酒驾驶构成犯罪并不以“情节恶劣”为条件,“情节恶劣”是限定马路飙车的,也就是说,“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才构成犯罪。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委员还存在混淆“犯罪情节”与“犯罪后果”的倾向。比如有委员就质问:“何为‘情节恶劣’?恶劣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恶劣到一定要死了人或者造成重大事故才算是恶劣?”死了人或者造成重大事故,已不属于“情节恶劣”而属于“后果严重”了。“情节”往往指飙车严重超速、飙车屡教不改、在道路繁忙的路段飙车或因飙车造成市民惊慌、交通拥堵等等,而一旦出现事故或人员伤亡就是有了“严重后果”。事实上,危险驾驶罪是一种行为犯,也是一种危险犯,并不要求后果出现。因此,草案的这个条款在文字表述上已经非常严谨,不存在问题。
第三个问题危险驾驶罪的处罚力度以及危险驾驶造成严重后果的罪名衔接问题。草案拟定的法定刑是“拘役并处罚金”,罚金往往受到犯罪人经济条件的制约,存在执行能否到位的问题,因而能否完全起到惩罚震慑作用,或在两可之中。如此一来,刑罚的威慑力就只能寄希望于主刑了,那么,一至六个月的拘役能否与醉酒驾驶和马路飙车的巨大危险性相适应,恐怕很值得怀疑。特别是它属于故意犯罪,最高法定刑为拘役明显处罚过轻,同时幅度这么小的刑罚在适用上也很难与不同程度的醉酒相适应。
最新交规酒驾处罚规定篇10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刑罚体系；困境；完善；思路
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5-0064-04
一、危险驾驶罪的刑法规定简述
（一）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背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富裕，全国机动车数量和驾驶员人数猛增。由于缺乏严厉的法律规制，实践中酒后驾车、飙车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日益增多，也严重侵害到社会交通秩序和交通管理制度。显然，对于尚未造成重大事故却给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危险驾驶行为，我国刑法的原有单一的交通肇事罪已经不能对此类行为起到良好的规制作用。
因此，综合我国的国情以及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2011年颁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此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的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将《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确定为危险驾驶罪。[1]15至此，危险驾驶罪成为我国刑法的独立罪名，危险驾驶行为被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二）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体系分析
科学合理的配置一个罪名的法定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理论界相关研究较为粗疏，立法机关在给新罪配置法定刑时尚没有特别明确的原则和规则予以遵循。笔者认为，在对个罪配置法定刑时，应当始终坚持罪刑均衡原则。具体地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刑足制罪，即为个罪配置的法定刑应当具有足够的威慑力，能够阻遏已然犯罪个体或潜在犯罪个体实施犯罪活动。“惩罚之值在任何情况下，皆须不小于足以超过罪过收益之值。”[2]225二是横向平衡，即对个罪配置的法定刑，应当与其他类似犯罪的法定刑相衔接和均衡。这样处理，既有利于整个刑罚体系的稳定和协调，也与民众“犯罪等于坐牢”的朴素的刑罚观是契合的。
根据经济学的“理性犯罪人”理论，任何一个犯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计算者，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会将犯罪的预期成本与预期犯罪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决定是否从事具有风险的犯罪行为。[3]56-68如果犯罪的收益小于犯罪的成本，犯罪人就会放弃实施犯罪的计划；相反，如果犯罪的收益大于犯罪成本，犯罪人就可能从事犯罪的活动。因此，要预防和减少犯罪，就必须增加犯罪成本，提高刑罚的威慑力。
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条文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的主刑属于单一刑种，并限定为拘役，附加刑为罚金（对危险驾驶罪附加罚金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拘役刑的期限为一个月至六个月，数罪并罚不超过一年。依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犯罪行为受到的刑罚应与其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相符合，而轻罪通常被适用于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从危险驾驶罪的构罪标准来说，其是抽象的危险犯，不需要造成人身或财产的损害后果。因此，现行刑法将危险驾驶罪视为一种轻罪。
从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来看，二者是一种补充关系，即将预防犯罪的关卡前移，通过惩治交通肇事的“预备行为”来防止更严重的实害结果的发生。但由于危险驾驶罪是危险犯，交通肇事罪是实害犯，所以，前者的法定刑低于后者的基本刑。另外，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上比较容易符合，而放火、爆炸、决水等犯罪则是具体危险犯，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上较难符合，所以，前者的法定刑低于后者的基本刑。最后，鉴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在配置饮酒驾驶、醉酒驾驶和超速驾驶等危险驾驶的行政处罚种类时，均有罚款，为保持处罚的一致性，符合罪责刑相符合原则，危险驾驶罪的刑罚种类也设置了罚金。[4]13因此，危险驾驶罪的现有刑罚体系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二、危险驾驶罪刑罚体系存在的困境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两年以来，危险驾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惩治。但通过分析发现，危险驾驶罪在打击和惩治危险驾驶行为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内在的缺陷，其中刑罚体系的缺陷给实务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刑种单一给法律适用带来困难
危险驾驶罪的主刑为拘役，是我国刑法中少有的单一刑种规定，这给法律的适用带来了如下难题：
一是刑期较短，跨度较小，影响司法裁量和法律的威慑力。危险驾驶是典型的危险犯，刑法所要惩治的就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危险的驾驶行为。但实践中危险驾驶的不同表现形式所引发的危险程度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同为醉酒状态，在车流量很大的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与在偏僻无人的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相比，其造成的潜在危险或客观危害显然更为严重。如果对危险驾驶行为最高仅能处以拘役和罚金，那么部分危害性较大的危险驾驶行为将很难有效遏制；而对于某些危害性较小的危险驾驶行为，如果也据此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处罚，则可能对行为人日后的工作生活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一单一的法定刑的刑度并不能有效地保证对危险驾驶罪的处罚实现罪刑均衡”。[5]35-36
二是对刑事诉讼的高效有序运行造成诸多不便。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的一般条件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具有特定的社会危险性，三者缺一不可。而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不符合逮捕条件，因此实务中对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处理并不是在拘留期间提请检察机关决定逮捕，而是变更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如果不变更强制措施，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必须在七日内完成整套工序，即案件的侦查、审查、裁判等，否则，就会产生超期羁押。在当前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的情况下，这样的办案程序给办案机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有时难以实现。若对于涉案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一些外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随时到案，影响办案效率；有时还可能出现脱逃的现象，大大增加了司法成本。
（二）法律后果与其他道路交通违法犯罪存在倒挂
关于交通违法犯罪行为，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制体系主要有四个层次：一是饮酒驾驶，主要由行政法律法规调整；二是醉酒驾驶，根据危险驾驶罪条款予以规制；三是交通肇事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非逃逸情况下）；四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即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过失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从上述法条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应处于中间层次，其社会危害程度大于饮酒驾驶，而小于交通肇事罪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法律规定的刑罚也基本一致（交通肇事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法定刑一定程度也存在倒挂，本文不展开讨论）。但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
综合刑法的规定，犯危险驾驶罪可能会被判处拘役实刑、拘役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这会产生以下问题：酒后驾驶可能会被处以最高十五天的行政拘留并处最高5000元的罚款，如对危险驾驶罪判处缓刑或者相对不，则实际刑罚轻于酒后驾驶；交通肇事罪如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则危险驾驶罪的实际刑罚可能重于交通肇事；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能出现的倒挂情形与交通肇事罪类似，即宣告刑为缓刑的状态。上述三种情况有违于刑法的“举轻以示重”和“举重以明轻”的基本法理，会产生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偏差。
（三）缺乏统一的量刑标准
由于法律只规定了对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没有规定统一的量刑标准，导致同样或类似的犯罪情节在不同地区出现了差距很大的裁判结果。由于缺乏司法解释对统一量刑标准的细则规定，对于危险驾驶罪中的醉酒驾驶行为，不同地区的缓刑适用条件有着明显的差异，相同血液乙醇含量的犯罪嫌疑人在不同地区的量刑结果可能截然不同。而量刑结果是公众对于司法裁判的直观感受，同案不同判往往会产生负面的社会效果，削弱了法律的震慑力和公信力。
三、危险驾驶罪刑罚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确定某一罪名的刑罚，应当结合违法性的大小、有责性的轻重和预防必要性的大小综合考量。[6]33故对于危险驾驶罪的刑法体系，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予以完善。
（一）增设有期徒刑为法定刑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体系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是拘役刑期本身缺乏伸缩度与跨度，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量刑难以规制不同程度的危险驾驶行为，不利于司法裁量；二是可能判处拘役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采用逮捕的强制措施，且客观上对司法机关的办案期限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导致《刑事诉讼法》中强制措施的实践操作的巨大困难。
对比其他道路交通安全的相关罪名，在未产生严重后果的情形下，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低量刑标准是“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14条），危险驾驶罪法定刑为拘役并处罚金。这使得那些未达到“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标准、同时以危险驾驶罪处罚又过轻的危险驾驶行为无法得到准确的量刑。因此，笔者建议，可以增设有期徒刑为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将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修改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一是将未达到“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标准的行为进行更好的规制，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二是克服司法实践中对程序法适用的困境，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制措施时，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合理决定，避免部分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嫌疑人利用取保候审的机会脱逃，也使此类案件的办案期限更加科学合理，不再出现“七日之限”的现象。
（二）规范本罪与其他道路交通安全罪名的衔接层级
现行法律对酒后驾驶处理的四个层次存在明显的冲突，这种冲突造成的法律后果倒挂，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公平。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从整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律体系入手，对每个层次的法定刑设置予以调整和完善，使之更加合理。就危险驾驶罪而言，除增设有期徒刑为法定刑外，还应当规范缓刑的适用、相对不和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可以用明示列举加兜底条款的方式对缓刑适用的情形予以规定。作为一种危险犯，如果大范围的使用相对不或免予刑事处罚，就难以实现通过刑罚遏制危险驾驶行为的初衷；另一方面，如果一律不适用缓刑，则会导致法律适用过于机械化，可能与其他道路交通安全罪名的刑罚倒挂，造成不公平的司法结果；同时，对于交通肇事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缓刑的适用条件需要进一步规范，这一条件不应低于饮酒驾驶的处罚标准和危险驾驶罪的缓刑适用条件。
（三）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
量刑在本质上是一种司法决策活动，是法官依据相关的犯罪事实、行为人的相关情况，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范围内，对具体的个案进行分析、判断并最终以定量的形式决定对犯罪行为人适用刑罚的思维活动。[7]立法机关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是解决各地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量刑标准不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以醉酒驾驶为例，虽然各地实际情况具有差异性，但定罪量刑及适用缓刑的标准应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各地可以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根据本地实际对罚金标准作一定程度的调整。这样才能在保证立法目的实现的前提下，避免出现“隔条马路醉驾风险截然不同”的不公平结果。
笔者认为，要做到量刑标准的明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针对近两年各地在危险驾驶罪的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量刑问题，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量刑的标准予以细化，使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标准明确。二是进行案例指导。通过案例的指导和约束，给司法机关处理同类案件提供具体的参照标准，有助于实现量刑统一，也有利于社会公众通过了解案例，对案件的处理过程和诉讼结果产生合理的预期。这种预期无疑是促成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的有效剂。
较之理论界侧重于“罪”的研究，社会民众往往通过“罚”的直观感受来评判个案的公正。对危险驾驶罪而言，亦是如此。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道路交通安全的高度关注。危险驾驶罪的个案判决结果，尤其是量刑的结果，常常会影响到公众对法律的认知判断。近两年的司法实践表明，现行法律对于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体系规定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司法等相应手段对其进行完善，才能够克服法律在实施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使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体系更趋于合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犯罪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8]4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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