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濒危动物的办法篇1
关键词：珍稀濒危植物；资源保护；榆林市
中图分类号：Q9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12）02-0026-02
植物种植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当今，保护植物种植资源已引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重视。据统计，本世纪以来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令人触目惊心，平均每年至少有一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到八十年代，物种消失增加到每小时一个，而一个物种的消失会导致10-30种生物的生存危机，而且物种一旦消失，就不能恢复，人类将永远失去其利用的可能性。1988年9月在中国南京召开的“国际植物园学会术研讨会”上与会的各国代表向全世界疾呼：“保护植物，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我国政府对植物资源，尤其是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特别重视，于1984年公布了第一批《中国珍稀濒危植物名录》388种，1993年，又公布了第二批重点保护植物名录，多达640种，建立各级自然保护区700多个，植物园110多个，并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红皮书，这标志着我国对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工作已走上正常化轨道。我省为了把宣传工作搞好，使广大群众了解认识和保护国家珍稀濒危植物，各个林业单位、团体有目的的做好珍稀濒危植物的就地、迁地保护工作，在1983年编辑出版了《陕西省第一批国家珍稀濒危植物》专著，记载了陕西省第一批国家保护植物44种，论述了本省第一批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的自然背景，现状分布规律和区系成分，对每种植物的学名及文献引正、形态特征、分布与生境、保护价值、现状、保护措施及繁殖方法，均作了详细的论述，并附有形态图及分布图，提出对陕西省珍稀濒危植物的研究、利用、保护的意见和建议。榆林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把府谷的杜松天然林，神木的臭柏天然林列为自然保护区，建专站加强保护。科研部门列专项课题，对其繁殖加以实验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有部分已推广应用到林业生产。今年在靖边统万城遗址附近发现的成片天然胡杨林也将被列入自然保护区的行列。
1榆林自然概况及珍稀濒危植物的资源类别
榆林位于陕西省的最北部，地处陕、甘、宁、蒙、晋五省（区）交界，是毛乌素沙地和黄土丘陵沟壑区接壤地带，位于东经107°28′―111°15′，北纬36°57′―39°34′之间，海拔平均海拔1000~1500m。属半干旱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0℃，年降水量约400mm，蒸发量1200mm，干燥度1.6，无霜期约150d。地貌大体以长城为界，北部为风沙草滩区，南部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形地貌涉及梁、峁、沟、坡，土壤类型有黄绵土、沙壤土、含钙红胶土、岩石等。自然植被分布有稀疏的冰草，蒿草、山榆和酸枣等。
榆林珍稀濒危植物的资源类别繁多。卧云山民办植物园的徐登堂、朱序弼等同志统计，植物园内的珍稀濒危植物共计59种，其中本地乡土品种25种，引进外地品种34种。黑龙潭山地树木园引进或保护乡土和外地引进珍稀濒危植物53种，红石峡珍稀濒危植物园引进或保护23种，到目前为止，只是粗放的进行就地或迁地保护、驯化，还没有那家研究单位或个人对本地珍稀濒危植物进行过具体的分类研究。这也是今后珍稀濒危植物保护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2榆林珍稀濒危植物的地理分布
2.1臭柏。臭柏属于陕西省二级珍稀濒危植物，是我市地域范围内唯一长绿针叶乡土树种，也是我国北方半干旱地区固沙、水土保持及营造防护林带和园林绿化的优良树种。在我市主要集中北部风沙区的神木县大保当，现有保护面积11.5万亩，榆阳区的红石桥，大河塔，刀兔，横山县的雷龙湾一带也有分布，但数量较少。
2.2杜松。杜松属陕西省二级珍稀濒危植物，是我市珍贵的常绿乡土树种和水土保持树种，在我市主要集中在北部风沙区的府谷县，现保存面积大约有10万亩。
2.3胡杨。胡杨属于国家三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杨树，在地质年代上是第三纪的孑遗植物，出现于1.5亿年前，有着“活化石”之称。据2006年10月10日的《华商报》报道：在“十一”黄金周期间，西北大学李继瓒教授等人在考察靖边统万城遗址周边生态环境时，发现了成片的天然胡杨林，大约有50多株，加上附近村民栽植的共计100多株。胡杨耐旱耐涝，耐盐碱，根孽力极强，是荒漠地区特有的珍贵的森林资源，对防风固沙、固路，保护农牧业生产具有较大的作用。我省的首次发现无论从学术价值还是生态价值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榆林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情况及方法
3.1目前的保护情况。保护植物多样性，尤其是保护处于濒危状态的植物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在这方面陕西省治沙研究所沙地植物园、榆林市林科所、黑龙潭山地树木园，卧云山民办植物园、红石峡珍稀花木园、六敦灌木园等等单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方面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卧云山民办植物园，迁地保护了国家一、二、三级珍稀濒危植物达34种之多，其中保存了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银杏50多株、水杉2株、国家二级珍稀濒危植物杜种20多株，这在榆林这块片干旱土地确实不是一件易事。黑龙潭山地树木园搜集、引进、繁育、定植濒危树种达53种，其中部级保护树种31种，本地区濒危树种22种。不仅引种了大量的臭柏进行保护，并且驯化出其变种―直立沙地柏，该植株高达2-3m。更可贵的是此园在高工朱序弼的指引进行了珍稀濒危植物的无性繁殖研究，用珍稀濒危植物沙地柏做砧木，嫁接了的珍稀濒危植物―杜松、翠柏，用珍稀濒危保护植物樟子松做砧木，嫁接了的珍稀濒危植物―华山松，这在国内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史上也属创举。2002年《林业科技》第4期发表了朱序弼《杜松的繁殖技术》的文章，在首都科技界引起轰动。该论文在第二届新世纪学术论文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一等奖。同时获得入录《中国新世纪精英文库科技经典》的资格。
3.2目前采用的保护方法。一是就地保护。该法是在野外建立自然保护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的保护自然群落和种群，因为只有在野外，物种才能在自然群落中继续适应变化的环境进化过程。榆林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20世纪70年代，陕西省把府谷的杜松天然林，神木的臭柏天然林，各列为自然保护区。还有在靖边的统万城遗址周边发现的成片的天然胡杨林，暂时还没有规划为自然保护区，但就胡杨在生态界的地位也应划区进行专项就地保护。
二是迁地保护。虽然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然而对于许多珍稀物种来说，在面临日益增长的人类干扰下无法进行就地保护，如果残余种群小到无法维持，或若所有现存个体只能在保护区之外找到，那么就地保护就不会有效。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护物种免于灭绝的另一个有希望的方法是在人类控制的人为条件下维持其个体，这种策略就是迁地保护。榆林珍稀濒危植物的迁地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仅卧云山植物园就保护了34种珍稀濒危植物，黑龙潭山地树木园迁地保存了53种珍稀濒危植物，红石峡珍稀花木园保存了23种珍稀濒危植物。
4榆林珍稀濒危植物的开发利用对策与建议
4.1榆林珍稀濒危植物保护工作虽然在保护种类、数量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少数几种品种的繁殖有一定的研究，但总体科学研究水平较低。除由于经费不足，许多研究和保护工作难以开展，直接阻碍了珍稀濒危植物保护工作的进程之外，还与地方主管领导不够重视，研究及保护力量薄弱，学科合作不足等原因有关。
4.2植物迁地保护研究有待完善。我市地处毛乌素沙地和黄土丘陵沟壑区接壤地带，保护工作既要考虑到防风固沙，护田护路。又要顾及到保持水土，农民致富的问题。可考虑分区建设相关的珍稀濒危植物、树木园。另外，迁地保护除了建立植物园，种质圃外，还应包括建立低温种质库，超低温保存，试管保存（试管苗基因库）等。而我市在这方面的工作近乎空白，因此需要加强相关的研究。
4.3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未得到根本解决。一方面资源要进行保护，同时又要依靠这些资源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例如在臭柏无性繁殖时，必须采用大量的被保护的植株的嫩稍来做接穗。如何有效的在获得发展的同时，又能不损毁资源是一项亟待解决的课题。应加强植物化学和植物加工业研究，大力提高多层次加工综合利用水平。另外，现代生物技术手段的应用也可有效解决这一矛盾。这一方面要多向西安植物园学习。如可用组织培养技术对珍稀濒危植物进行快速繁殖以扩大种群数量，用悬浮培养技术提取某些植物的有效成分，以减少对这些植物的破坏程度。
保护濒危动物的办法篇2
[基本案情]2006年3、4月份以来，犯罪嫌疑人刘保海在郑州市金水区纬三路水产市场通过物流发货、汽车托运等方式先后从广西的犯罪嫌疑人黄伟超处非法收购穿山甲2067.3斤（合139只），熊掌1934.9斤（合248只，价值1242480元），巨蜥460.5斤（合9只），从河南南阳市的犯罪嫌疑人王胜青处非法收购大鲵100多斤（合73尾，其中亲体15尾，价值90000元；幼体58尾，价值139200元），向北京的田茂胜、浙江的傅宗林等人销售。公安机关在抓获刘保海的当场还从其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天明路26号院4号楼2单元1楼西户住处依法搜出其已收购但尚未销售出去的熊掌94只（价值470940元）、穿山甲75只、大鲵59尾（其中亲体12尾，价值72000元；幼体47只，价值112800元）、巨蜥1只、穿山甲鳞片34斤（价值20647元）、穿山甲肉158斤（价值3567元）。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2000年12月11日其施行，以下简称《野生动物资源解释》）就该罪“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采取了两种标准：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采取了数量认定标准、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采取了价值认定标准，即对野生动物活体直接按照该司法解释的附表规定的数量标准予以认定，对野生动物的内脏器官、鳞片、肉等按照价值标准予以认定。但检察官在本案的审查起诉过程中，就该种犯罪的认定仍有较多问题存在争议：
1.实际交易中，由于野生动物大小不一，犯罪嫌疑人多以重量计价，在查获的账本中也多显示销售动物的斤数而不是只数，如何根据犯罪嫌疑人收购、出售的野生动物的重量来认定其情节是严重还是特别严重成为办案中的难题。
2.对野生动物活体按数量标准认定大家均不持异议，但对于野生动物死体是按数量标准认定还是按价值标准认定却存有较大争议。
3.对野生动物进行驯养繁殖后的物种能否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存在分歧。
4.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价值，依照国家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核定；核定价值低于实际交易价格的，以实际交易价格认定。但是应依照国家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哪些规定来核定，如何核定，也是办案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
二、如何根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重量来认定犯罪情节严重还是特别严重
根据《野生动物资源解释》的第3条的规定，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一）达到本解释附表所列相应数量标准的；（二）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不同种类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中两种以上分别达到附表所列“情节严重”数量标准一半以上的。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一）达到本解释附表所列相应数量标准的；（二）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不同种类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中两种以上分别达到附表所列“情节特别严重”数量标准一半以上的。由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野生动物的数量上。故上述司法解释采取了以数量来作为认定情节严重和特别严重的根据。通常情况下，在小批量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交易过程中，野生动物数量很容易查明，指控犯罪也较容易。但是像本案，行为人采取以重量计算，按斤论价的方式进行交易，查明的证据也只能认定交易的野生动物的重量，故上述司法解释不能直接适用。如何将重量准确的转化为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量就成为本案认定的第一个难点。
本院采取过对已查获物品的测量，并结合相关学科资料的记载，确定涉案的每一种成年野生动物的体重参数，再以查明的体重参数为基础，折算出相应的动物数量。野生动物制品也采取相同的认定方式即以该成年动物相应部位的重量为参数，折算出制品数量。根据资料记载和测量结果，我们确定野生大鲵平均体重约为0.519千克，单只巨蜥体重的参数为25.0千克，单个熊掌的重量参数为3.9千克、单只穿山甲死体（已剥皮、除内脏）的重量参数为7.4千克、单只穿山甲出产鳞片的重量参数为1.1千克。因此本案犯罪的具体数量便可计算为刘保海从黄伟超处非法收购穿山甲2067.3斤折算成139只，熊掌1934.9斤折算成248只，巨蜥460.5斤折算成9只，从王胜青处非法收购大鲵100多斤，折算成73尾。
三、野生动物死体如何认定
刑法将野生动物规定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的犯罪对象，虽然没有特意在该罪中加入活体等限制性词语，但是在同一语境下野生动物的内涵和外延应该是一致的，不仅包括活体也应当包括死体。同时从立法目的来看，如果野生动物只包括活体，势必造成犯罪人规避法律，选择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杀死后再运输、出售，一旦被查获，司法机关只能按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来定罪量刑。和直接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活体相比较，行为危害性大了，但受到的刑事处罚反而轻了，无疑不利于打击犯罪和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需求量和获利额不断增加，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屡禁不止，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违法犯罪的任务非常艰巨，将野生动物死体包含在非法出售珍贵野生动物罪内，能够更加有效防控刑事犯罪，遏制破坏野生动物违法活动。
因此笔者认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应指，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以及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包括野生动物活体和死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指，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活体或者死体进行加工所形成的物品，包括毛皮、骨骼、肢体、脏器、体液、鳞片等部分及其制成品。
四、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物种如何认定
《野生动物资源解释》将驯养繁殖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也作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但由于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分别是全国水生野生动物、陆生野生动物的最高主管部门，两家又分别就驯养繁殖水生野生动物、陆生野生动物做了不同规定，所以非法收购、运输、出售驯养繁殖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是否一律都按犯罪处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保护濒危动物的办法篇3
一、管理的宏观层面
1.长期保护策略。制订我国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长期保护策略。提出我国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管理规章、管理机制、管理模式等；注重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整理与保管的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制订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体系的基本框架及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类型的档案载体材料采用不同的保护模式与方法，对损坏程度和稀缺情况不同的档案文献遗产采取不同的保护计划，还可采用数字化的手段进行抢救与保护。
2.专业法规。我国缺乏明确专指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与之相关的法律包含在现有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虽然国家档案局和各地方档案局也了一些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管理办法或条例，但是这对于全国不同地域的档案文献遗产的全方位保护来说还远远不够。在当今建设民主政治、法制社会的时代，法律法规的欠缺，会给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造成法律上的空缺或空泛，缺少执法的依据。各地区档案馆应根据国家档案法和相关遗产保护法等上位法健全和完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系统管理规章，对所有档案文献遗产的界定、分类、分级、保护措施、经费来源和利用原则、保护人员资格、责任、应急措施、抢救办法等等制订具体的标准或做出明确规定，把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和抢救工作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为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做对它的保护法制化，使之真正纳入法制轨道。
3.保护政策与标准化。在政策导向上，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适当考虑向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领域倾斜，鼓励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科技研究和实践。同时，加强标准化建设，促进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研究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标准体系的总体构成，研究各标准项目的适用范围、主要内容及与相关标准的科学关系，将先进的共用关键保护技术和普遍认可的保护材料转化为技术标准；重点开展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存环境标准、档案馆功能设施标准等通用标准研究；进行不同类型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与保护规范以及技术标准研究，推进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的发展及成果推广，推进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标准体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调整与完善。
二、管理的微观层面
加强对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管理，根据档案馆自身特点对其实施特殊的管理方法，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提高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效率，达到预防性保护效果。
1.为信息濒危的档案文献遗产提供特殊保管形式。通过提供特殊的保管形式，使得濒危档案文献遗产对诸多影响因素具备更强的抵御能力，延缓其老化的速度，预防损坏的发生。而特殊保管形式的提供可依靠微气候法实现。“微气候法是指为价值重要、较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营造一个小环境，通过加强对其周围微气候的控制，达到重点预防的目的。”2001年由国家档案局召开的全国档案局馆长工作会议提出：“各级国家档案馆，尤其是副省级市以上档案馆可以尝试建立‘档案特藏室’，将特别珍贵、重要档案集中保管，采用先进的设施、设备，对重点档案实施特殊保管和提供利用。”档案特藏室的建立是加强全国重点档案抢救工作，改善重点档案保管条件，保护我国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举措。档案特藏室的建立和微气候法的理念正好契合，即对最珍贵、急需保护的档案文献遗产提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控制，减缓其损坏的速度。建立特藏室的心问题是如何选择特藏档案，而正如第二章中论述的大多数信息濒危的档案文献遗产均较为珍贵，具有较好的文化和研究价值，因此，可将信息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放入特藏室中进行保护。
2.制订库房巡检制度，加大对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关注。对馆藏档案文献遗产整体调查的完成，并不意味着调查工作的结束。随着时间流逝、环境变化、人为损坏等因素，调查结果中情况较好的档案文献遗产可能出现破损，破损较轻的档案文献遗产可能情况恶化，抢救后的档案文献遗产也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因此，调查工作的跟进必不可少。档案馆可在日常库房工作内容中添加库房巡检制度，即在日常记录温湿度等环境指标的同时，随机对档案文献遗产进行抽查。抽查数量可在全面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馆藏中较为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或之前调查中损坏情况较为严重和普遍的全宗，可重点抽查。第一步可5点取样（一种重点调查的方法，即从库房中选定5个不同的区域进行调查，进行定性分析），如发现问题可增为8点取样，问题普遍可继续增加取点数。通过增加取样点可判断该问题是局部问题还是库房的整体问题，如局部问题可对局部进行抽样调查或者普查，如是库房的整体问题可根据之前调查的数据有选择的进行复查。
保护濒危动物的办法篇4
一、“抓鸟案”判决合法性阐释
(一)案情简介
2015年12月，《郑州晚报》刊出一则消息称，河南省某高校一大学生闫某在家掏鸟16只，因此以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其朋友王某以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但是宣判后两人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8月21日，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消息一出，舆论哗然，热议纷纷。对此，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检察院回应称，被告人闫某是“河南鹰猎兴趣交流群”的一员，在网上进行兜售时还特别注明了是“阿穆尔隼”，并且曾经网上非法收购一只凤头鹰而转手再出售。2016年4月26日，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消息称已经驳回了该案的再审申诉。
(二)法院判决合法有据
虽然《郑州晚报》存在故意误导舆论的情况，但是也有更多法律人士支持法院合法有据的判决。在1989年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当中，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而使用采用一级和二级两个保护等级，将存在中国特产稀有或者濒于灭绝情况的野生动物列为一级保护动物，将存在数量较少或者有濒于灭绝危险情况的野生动物列为二级保护动物。该名录将所有的隼类都列入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也当属在内。
在“抓鸟案”中，闫某所捕燕隼达16只。其所猎捕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法律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所侵害的客体正是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制度，闫某虽然主观上已经知道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但是仍然实行了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的危害行为，在侦查阶段及一审开庭时均对猎捕燕隼16只和所猎捕燕隼去向供认不讳。在审判过程中法院没有采纳其他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对闫某以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可以说是在量刑幅度内的。
然而判决的合法性并不能断送本案具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当规章制度以及刑事立法存在缺陷且与现实相冲突时，还能否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其判决的合理性能否使人信服，值得怀疑，同时反映出中国野生动物刑法保护应更加完善。
二、刑事立法合理性欠缺
(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范围归属滞后社会发展
目前，《刑法修正案九》都已经对社会公布，但是于1989年颁布，与刑法量刑相配套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时隔27年至今极少对其中的内容进行调整，没有得到系统全面的更新。从以下可以看出，该《名录》已经严重滞后于物种资源的变化。
与国际上相对比。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每年更新一次，该名录也被全世界公认为是全球动植物物种保护现状最全面有效的记录，但是《名录》却暴露出长达27年未系统全面的更新的问题。随着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部分物种逐渐变成珍贵、濒危野生物种，部分珍贵、濒危物种受到国家的大力保护，相应的数量种群也在稳步上升，并且在科研考察过程中不断发现了新的珍贵、濒危野生物种，需要尽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以黄胸鹀(又名禾花雀)为例，在广东等地遭到大量的捕杀食用，iUCn红色名录已将其列为“濒危级”。但是在我国其并没有列入《名录》，所以无法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
从成本投入与保护效果对比上分析。对于列入《名录》中的野生动物，国家必须投入大量的成本进行保护，如建立自然保护区或者繁育基地，支持各种相关的科学考察等等，甚至鼓励民众搬迁为野生动物腾出栖息地。在经过27年之后，物种数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针对数量上升，已不能达到珍贵、濒危野生标准的物种，国家的继续投入可能会造成有限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也使得那些成为珍贵、濒危的物种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以长江江豚为例，在缺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法律地位下，保护成本投入的不足可能无法有效阻止其数量加速衰减的趋势。而在保护专家看来，江豚是具有保护希望的。
由此得出，《名录》在没有跟上生态学和环境学关于环境利益认知步伐的情况下，这种滞后性一方面造成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投入难以均衡。另一方面当反映在“抓鸟案”中时，可以看出，燕隼虽然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是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条约》和iUCn2012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规定，燕隼属于生存“无危”(LeastConcerned)的动物，并不能够上“濒危”的级别。现实中燕隼的分布范围广泛，并不接近物种生存的脆弱濒危临界值标准。将无危动物与濒危动物不分等级的置于同样的保护力度之下，表明《名录》滞后于世界发展，对闫某刑罚适用的合理性也易受质疑。
(二)刑事立法没有保持应有的明确性
首先，中国刑法典没有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于是在2000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将其定义为“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而前面已经提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存在更新滞后、难以反映现实状况的严重不足的问题。刑法的不明确性则会使民众陷入“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恐惧当中。
其次，中国刑法典对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也只是比较简单的规定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该处以何种刑罚，但是对于严重程度的如何判断缺乏行之有效的规定。此罪不同于其他犯罪，民众能够以普通生活标准对情节严重具有大概的认识，但是对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情节严重程度民众是无法进行判别的。这是由于民众普遍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并不熟悉，而且猎捕、收购野生动物的数量带有相当程度的随机性，这势必会导致民众对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何为严重产生认识模糊而陷入刑法的恐惧当中。之后出台的《司法解释》对该问题进行了解决，却造成了在罪量设置上存在极大的不平等，这从以下的案例比较中可以看出。
(三)对闫某的处罚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不契合
与同类案件“2016年湖南东洞庭湖部级自然保护区1.18特大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系列案”(以下简称“洞庭湖案”)比较中，盗猎团伙组织者何建强以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一万元。何建强团伙多次对该保护区内的越冬候鸟进行毒杀活动，造成野生水鸟大量死亡的结果，其中不乏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该案也受到湖南省林业厅、岳阳市政府等的重视，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办案干警也提前介入该案。其轰动性远大于“抓鸟案”。而“抓鸟案”中，被告人闫某以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杀害是对肉体的直接消灭，后果具有不可挽回性。而猎捕行为仍旧保存了野生动物的生命完好状态，在野生动物被救助后，还具有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回补的可能，后果具有可挽回性。杀害野生动物与猎捕不能相提并论，团伙作案与个人行为亦不能等量齐观，最后两案判决相似。虽同属情节特别严重，但是具体案情中的主客观因素却存在天壤之别。
量刑设计应当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失当的量刑不仅难以实现刑罚目的，反而可能会导致犯罪数量的增加。东洞庭湖部级自然保护区凭借其特有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远名世界，其拥有极为丰富的候鸟资源，而且对生态系统调节发挥重要作用。渔民何建强主观上明知部级自然保护区内禁止狩猎，为了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凭借对保护区熟悉经验，仍旧铤而走险拉拢其他人选择在保护区内投放毒饵杀害珍贵鸟类。该保护区内也经常有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进行巡视，渔民何建强团伙为了不被发现，采取隐蔽性较好的投毒手段，实施了多次投毒的危害行为，造成了包括12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天鹅在内的63只候鸟死亡的危害结果，对保护区内的鸟类资源造成不容忽视的破坏，严重侵害社会法益形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在客观方面，何建强实施了远大于闫某的危害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也远大于闫某。可见《司法解释》在量刑考虑上存在严重的缺陷，除了数量标准外所规定的其他考量情形并没有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这种采取片面化的方式，导致加重责任规定不明确，以数量为主要标准的量刑设计导致的结果是对主观方面欠缺考量、危害结果上不加重视，这就不能使犯罪阶梯跟刑罚阶梯在实质上保持合理的对应关系，从而造成量刑不公的问题。以表面上平等的数量标准来机械性决定严重程度，实际上却因为案情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而造成天平失衡。
还有在闫某的违法性认识上，即使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但是对如此之重的刑罚可能并没有预见到，而且也并不妨碍以下的合理推断。要知道，至今在广大农村和山林地区，捕猎仍然是村民生活的一部分。并不能否认闫某所在的村庄仍有其他村民在进行捕猎行为，且习以为常，只是因为闫某将出售燕隼的信息挂到网上从而被公安机关发现。在众多猎捕者当中只有闫某被进行刑事处罚，不难理解闫某心中可能有自认倒霉的抱怨。如今仍可看到，侵害动物犯罪产业链条的终端买卖消费日益繁荣，各种先进捕猎工具大量出现。在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的其他环节依然薄弱的背景下，量刑却很重，由此导致的是社会对于量刑评价认为过于严格。繁荣的地下野生动物交易所催生出来的众多猎捕杀害行为，对个案的处罚能否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值得怀疑。过分依赖重刑来惩治犯罪实际上是一种“高成本，低收益”的犯罪治理模式。而且应当纳入公众考虑的是，被告人闫某作为在农村长大的人，可能对其而言抓鸟只是再为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却面临十年零六个月的刑期，很可能会加剧闫某的社会逆反报复心理。那么刑罚不仅没有收到效益，反而因强烈的副作用产生刑罚滥施的形象，导致过多适用重刑而恶性循环的局面，这是得不偿失的。保护野生动物是全社会的共识，刑罚也应当符合社会情理，否则普通民众对刑法的难以信服将降低其威慑力。因为公民的精神是受刑罚的精神影响的，而刑罚的精神应该体现宽和。
三、野生动物刑法保护完善的相关建议
(一)前提在于更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前面已经提到，该《名录》存在严重的滞后性，由此对刑法实施造成了严重影响。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九条：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及其调整，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公布。即由主管水生动物的国家农业部和主管陆生动物的国家林业局负责。名录更新工作对时间和人力投入都非常的大，与全球性的专业环保组织iUCn相比，无法做到每年更新一次，所以可以计划5年修订一次。名录更新牵涉众多的环节，从调查、论证、征求意见等一系列程序走下来，5年时间比较合理。为了增强适应环境变化的灵活性，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环保组织参与，制定临时增补名录的办法，使其能充分的反映现实状况。
(二)突破点在于完善量刑设计
纵观外国刑法，对于破坏动物资源犯罪并不是处以重刑，而是轻刑并以其他惩罚和教育手段辅助之。对此，再结合中国1979年刑法的规定，在当前形势下，适当降低最高刑是必要的。从刑法的谦抑性思想来看，刑法在处罚犯罪时也应当保持一定范围的克制态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对于情节轻微、危害性不大的，可以用行政处罚达到教育效果的，应当尽可能适用行政处罚，或者免予处罚。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由此可以提升罚金刑在此罪中的适用。在贝卡里亚看来，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在利益犯罪中，罪犯必会去衡量利益与后果之间轻重，当罪犯认识到罚金远大于犯罪所得时，能够更有效持久的阻止其再犯。
其次，刑法凭借其严厉性在预防及打击犯罪上发挥极大的威慑力与惩罚力，同时也使得刑法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遏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对罪犯的社会评价调低档次。当重刑能否收到效果存在怀疑时，就需要再改变量刑裁量因素了。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规定，实际上是要求刑法的轻重必须与罪行的轻重以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再犯罪的可能性大小)相适应。在《名录》更新的基础上，《司法解释》也需要进一步修改，改变以数量标准为认定情节严重的主要方式。因为数量存在机械性的特点，罪犯多数时候并不能认识到自己将要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的数量，但是数量标准因为其方便性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参考因素，也就是在达到法定数量标准时并不必然认定为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再结合具体案情，着重分析罪犯的行为手段是否恶劣，所要达到的主观目的是如何。这两个方面都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密切相关，这也是刑法所追求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社会。
此外，考虑刑罚对犯罪人将来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是必要的。因为刑法在对罪犯调低刑法档次时候同时也阻碍了罪犯的再社会化，这就体现在对于初犯和欠缺违法性认识的罪犯上应当加强警示教育，远胜于以重刑所收到的效果。
(三)重点在于预防犯罪
刑法的目的在于预防潜在的人进行犯罪活动，而不在于事后对罪犯进行惩罚，反之付出的成本将会高于惩罚的成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不能一味的寄希望于刑法的单兵突进，培根也曾经表示过：“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在时下多发生的野生动物伤人事件中，表现出国家侧重于民众的事后处罚，而忽略了民众的自我保护教育。所以如何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是目前应当做的。
首先，加强普法宣传。非法捕猎、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大部分案件是发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往往这一地区的普法宣传往往比较薄弱，并且农民与野生动物接触也最为紧密。可以利用村委会对农村情况也最为了解，最容易结合实际情况在对广大村民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并且宣传野生动物保护也并非难事，重要的在于长期坚持形成良好氛围，在耳濡目染中提升村民的动物保护意识，不去触犯法律。
其次，相关管理部门应当抓好其他紧要环节，加强对各种先进猎捕工具的流通管控，做好餐饮企业监督管理工作。因为我国目前野生动物保护的其他相关联的环节表现出仍然很薄弱的问题，急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完善调控。
最后，从犯罪原因来看，猎捕杀害野生动物一是经济利益驱动，二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应当引导有类似行为的村民调整收入结构，改善饮食习惯，做到有针对性预防。做好各项预防工作的社会成本远远小于对罪犯进行刑法处罚所付出的成本，社会效益也更容易得到认可，具有持续影响力。
四、结语
在整个“抓鸟案”舆论反转的过程中，体现出公众的罪罚观与法律人的罪罚观存在巨大的差异，有人指出媒体在传递信息时应当尽可能的避免失衡，民众也应当冷静理性的看待整个案件的事情经过。民众的罪罚观往往是基于社会情理，这体现了社会最一般的角度;法律人的罪罚观是基于立法条文，要求裁判结果合法有据。但是在刑事立法时，不能仅考虑国民不成熟的处罚感情，而要尽可能合理地、实证地考虑法益保护的适合性、必要性、相当性。李斯特曾经说：“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刑法在保护公民权益最后仍要回到社会法益这一基础上来。如此，一部法才能成为良法，成为人人信守的规范。
保护濒危动物的办法篇5
关键词 濒危语 满语 消亡
中图分类号：H221 文献标识码：a
在环保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受到越来越多关心和保护的现状下，另外一种“隐形”的，人类文化领域的濒危情形却鲜有人关注。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在目前已知的6700种语言中，超过2400种语言面临濒危的严峻形势。在这些濒危语言中，有607种语言状态堪忧，632种语言面临危险境地，502种语言形势很危急，538种语言濒临灭绝，还有超过200种语言在三代人以内将不复存在。语言的消亡速度让人警惕，其速度远甚于动植物消亡的速度。如果不加以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就会受到很大损失。“当所有人只使用一种语言的时候，这个世界会走向终结。语言是神圣的，当语言消逝的时候，生活的精髓也就随之而去。”
1 濒危语的界定和现状
1.1 濒危语的界定
语言的濒危状况近些年在学术界引起了众多专家的关注。“毫无疑问，20世纪90年代将记录在语言学发展史上，在这个时期，语言学家们越来越关注语言的消亡。”
不同的语言学家对濒危语有着不同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语言学家如下：美国著名语言学家JoshuaaaronFishman在《我们能拯救濒危语言吗?》(CanthreatenedLanguagesbeSaved，2000)一书中把濒危语称为“threatenedlanguage”，并把濒危语的发展分为八个阶段；澳大利亚社会语言学家Stephenwunn在《世界濒危语言图谱》(第二版)atlasoftheworld'sLanguagesinDangerofDisappearing(2ndedition)(UneSCopublishing,2001)一书中认为判定语言是否处于濒危状态主要应看该语言在语言社区中的使用情况，特别是儿童的使用情况。由于全世界语言濒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同时对濒危语言的界定，各家莫衷一是，在2003年，UneSCo开会经过讨论同意以以下9种标准来界定濒危语。标准如下：(1)语言的隔代使用情况：(2)该语言的绝对使用者人数；(3)语言实际使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4)语言使用的趋势；(5)该语言对新信息和大众媒体的接收情况；(6)教育情况；(7)政府和相关机构的态度及保护策略：(8)在语言社区中，语言使用者本身的态度；(9)文献资料的数量和质量。
1.2 中国濒危语的现状
中国目前的语言现状同样令人堪忧，根据《联合国世界濒危语言图谱》2010版(UneSCoatlasmapoftheworld’slan-guagesindanger,2010edition)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濒危语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宁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种类主要包括东北的满语，湖南省的土家语，贵州等偏远山区的仡佬语等，中国的台湾省也有超过20种语言面临濒危状况。中国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日常交流中使用的语言有120多种。这些语言分属于5个语系――汉藏语系、阿尔塔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根据语言学家统计的数据显示，在120种语言当中，有20多种语言的实际使用者不到1000人。另外，尽管有些语言的使用者人数超过1000人，但分布区域狭窄，如满语的主要分布区域位于现在的“黑龙江省黑龙江流域和嫩江流域的一些满族树屯”。使用满语的人群分布也主要是在老人中，如果不进行积极措施，“这些会讲满语的老人一旦故去，满语也就彻底消亡了。”(iBiD)其他有些语言在上世纪80年代刚发现，如彝语，现在都已经濒临灭绝。有些少数民族语言只有口语形式，没有书写文字，只是通过民歌、神话等代代口传，一旦这种口语形式消失，其语言和所承载的文化就随之消失。
2 满语濒危过程分析
一种语言面临濒危形势并最终消亡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满语成为濒危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经历了最初的创立，兴盛到后来被强势汉语的同化，及到现在最终的危险境地。总结起来，满语的消亡是由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
2.1 民族大融合导致使用满语的绝对数量减少
1644年，满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其表现之一就是满语成为通行的官方语言。满清的帝王很注重推广满语，建立有满语学校，官员的升迁考核也加入有满语科目。在社会文化层次，以满语创作的小说、戏曲等也层出不穷。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在图书馆和相关机构保存的满语文献资料超过100吨。
然而，满清统治的顶峰时期也标志着满语的下坡时期。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满族人口极大的被分散，满族贵族和八旗子弟被派往全国各地守卫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原来的聚集封闭效应被打破，在跟当地汉族势力交往过程当中，汉语具有交流的便利性，汉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主要的交流工具。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满族的离散程度也越来越高，以前满族子弟之间的单纯的满语交流被满汉双语甚至是几种语言的混合体所代替。
2.2 社会政治运动及经济的发展在满语的“去主流化”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满清末期，中国面临诸多内忧外患，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1911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统治，一方面满语失去了以前的官方语言地位，另一方面，在当时去除封建制的大环境下，很多在京的满清贵族也逐渐放弃了满语的使用，以求得政治上的中立。另外对普通满族百姓来说，为了生存，他们也逐渐放弃使用满语，而普遍使用汉语作为主要的交流工具。
在现当代时期，经济的发展使得各民族之间交往更为频繁，人口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大。“全球化同时有建设和破坏两种作用，起到既统一又分化的作用，在文化方面，它绝不是中性的，而是有偏向的。”经济市场化的发展使得普通话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而满语的生存空间被压缩殆尽。
2.3 政府保护的缺失及民问普遍缺乏保护濒危语言的意识也使得濒危语言的保护和发展步履维艰
从政府到民间组织，虽然制订了一些濒危语言保护条例文件，如在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但从政府到社会，“语言保护”的意识远不如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在当前生态保护尚不能很好贯彻执行的情况下。对濒危语言保护这种纯纯文化艺术类的内容的保护就更加缺失了。
3 从满语的濒危看濒危语言的保护
语言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跟它使用的环境有关，使用环境包括社会和文化的环境以及语言使用者的态度等。满语的濒危情况已经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可以给濒危语言的保护提供以下借鉴：
(1)立法。通过立法形式来提高政府的投入，加强公众保护意识，在日常用语中，自觉的多使用本族语言。如法国从政府到学者和民众都努力保护“法语的纯洁性”，在1994年，法国国会通过了“杜蓬法”，(10itoubon)“规定公共场所的所有标语、公告牌必须用法语书写，原文是其他语种的也要翻译成法语，而且法语字母不能小于原文。”
(2)建立保护机构。政府在保护濒危语言的过程中也应起到领导性的作用，应设立专项资金来资助相应机构来进行保护濒危语这一系统工程。如在1983年成立的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创立了《满语研究》学术刊物，对满语的保护和学术研究有很大帮助。
(3)建立学校。双语教育是一种很实用的方法来保护和促进濒危语的使用，以满语为例，在满族聚居地建立小学，在黑龙江三家子满语学校把满语课作为一门基础课，聘请满语教师进行授课，另外在学生中间开展满族传统体育项目，促进青少年对满族文化的了解。在2006年，阿城区创办了“阿城满文学馆”，2008年，坐落在阿城区的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将满语专业列入招生范围，成为全国唯一在高职院校开设满语中专专业的学院，首期招生30人，开展满语的启蒙教育教学，以抢救濒临消亡的满族语言和文字及补充匮乏的满语人才。
(4)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编纂词典、制作视频和音频文件、建立数据库等永久保存现有的文化资料。
保护濒危动物的办法篇6
案情回放
2007年9月26日，s海关下属邮局办事处在对邮寄进境物品查验的过程中，发现一件由美国邮寄至s市的邮件中有两件雕刻工艺品狮子疑似象牙所制。邮局办事处将上述两件物品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濒管办”)s市办事处鉴定，鉴定结论为象牙所制，海关应凭相关进口证明才能办理放行手续。收件人辛某不能提供有关进口证明，s海关遂立案调查。辛某认为邮寄进境的两件工艺品是文物，s海关于2007年10月22日将两件工艺品送省文物保护中心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现代工艺品，不属于文物。s海关于2007年11月28日列‘上述两件工艺品予以扣留。
辛某认为涉案物品虽是象牙制品，但属于文物，于2008年1月28日就S海关的扣留行为向s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8年4月15日，s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辛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期间，辛某撤回上诉，法院于2008年6月20日作出终审裁定，准许申请人撤回上诉。辛某于2008年7月1日，再次向s海关提出文物鉴定申请，s海关再次将涉案物品送省文物保护中心检验。2008年8月28日，省文物保护中心再次对涉案物品出具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仍为：现代工艺品。2009年3月30日，s海关作出延长扣留期限决定，决定对涉案物品延长扣留期限一年。
辛某不服该延长扣留期限的决定，认为原扣留决定就已违法，延长扣留期限更不符合法律规定，遂向海关总署申请行政复议。s海关答复意见强调了两点，首先其作出的扣留决定是有充分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程序合法；其次，因案件调查需要决定延长扣留期限并无不妥。海关总署经复议审查，最终维持了s海关延长扣留期限的决定。
问题解析
为什么扣留?
根据《海关法》、《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规定，海关是国家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承担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物品，查缉走私等职责，对于违反海关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可以依法扣留。
由美国邮寄至s市境内，收件人为辛某的两件雕刻工艺品狮子，经濒管办s市办事处、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检测中心鉴定为象牙所制。根据我国加入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其附录的规定，象牙及其产品禁止进行商业性贸易，并限制进行非商业性贸易。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第六条、二十一条的规定，禁止进口或者出口公约禁止的以商业贸易为目的进出口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人工培育、文化交流等特殊情况，需要进口或者出口的，应当经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批准(按照有关规定由国务院批准的，应当报经国务院批准)，向海关提交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接受海关监管。而辛某以及寄件人在两件象牙工艺品狮子邮寄进境的过程中，未向海关申报该工艺品为象牙所制，也未能提供允许进出口的证明材料，涉嫌违反《海关法》、《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因此，根据《海关法》第六条(一)项、《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二)项的规定，S海关将这一对工艺品狮子予以扣留。
可以放行吗?
辛某在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过程中，都反复强调象牙狮子属于文物回归祖国，在进境过程中不需要向海关办理任何手续。关于文物进出境的问题，国家对于文物出境进行了禁止或者限制。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向海关申报；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放行。而对于文物进境，国家并没有作出规定。本案涉案的一对象牙狮子经过权威部门鉴定，不属于文物，是现代工艺品，因此，不涉及文物进境的问题。正如S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判决中明确的：“原告主张文物回流不需要提交手续的主张，因无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且原告无证据证明其被扣留的物品系文物，对该主张本院无法支持。”
但是，如果该雕刻狮子经鉴定果真为文物，海关是否应当放行呢?在这种情况下，排除当事人违法的情形，仅从海关正面监管角度分析，雕刻狮子从其文物属性上说，不需要任何证件，可以放行；但是从其材质的象牙属性上说，需要向海关提交允许进口证明文件方可放行。笔者认为，如果雕刻狮子既是文物又是象牙制品，其进境就应当同时遵循文物进境和象牙制品进境的规定，也就是说仍应当向海关提交作为象牙制品的允许进境证明文件。
扣留期限有多长?
保护濒危动物的办法篇7
拯救濒危动物的成功范例
当今有11%的鸟类、18%的哺乳动物、5%的鱼类和8%的陆生植物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濒临灭绝的哺乳动物中有世界上大部分的灵长目动物、几乎所有的大型猫科动物、大象和犀牛等等。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地球上物种大难临头的可怕故事。
我们要致力于保护并恢复野生生物栖息地，保存尽可能多的野生生物栖息地就会使我们有机会保护成千上万的动植物种群。但是，当某一物种濒临灭绝以致没有栖息地的保护来拯救它时，就到了该严肃考虑将其捕获进行动物园人工圈养的时候了。
十几年前，将野生动物捕获圈养的想法相当普遍，几乎是在为现代动物园的存在提供新理由而大唱圣歌。今天，当野生动物被抓来关在生态环境保护区里饲养的做法已经变得司空见惯的时候，对这样做的真实效果做个实际检查就有必要了。“在上世纪80～90年代时，有人认为动物园工作人员可以圈养大群的濒危野生动物，然后将它们放回野外。”伦敦动物学会欧洲老虎饲养项目的负责人克里丝蒂娜・罗丽亚说。“但是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起码既不会是大规模的也不会是长期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许多动物，特别是大型的掠食性动物，已失去足够的野外栖息地。
尽管有困难，但以捕捉圈养方法来拯救濒危物种的名单仍在不断拉长。广泛引用的是拯救加利福尼亚秃鹰的故事，当时该物种在全世界只剩下17只，人们不得不将其捕获关在笼子里繁衍生息，待它们繁殖得足够多了再将其放归大自然。尽管秃鹰的自然掠食对象北美野牛已经绝种，人们不得不在喂养站放上肉以维持其生存，但秃鹰的生存现状还算良好。在批评家对这种人造的“野生环境”感到悍然之时，其他人却把这看作是地球的自然环境中食物链断裂所必然发生的结果。为了让这种雄壮的大鸟重新在蓝天翱翔，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是值得的。“这种人工饲养濒危物种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英国培根顿动物园的主任西蒙说，“在将更多的物种从灭绝的边缘营救回来的时候，这种事情将变得更加普遍。”
以动物园饲养野生动物的成功范例还有原产于巴厘岛的八哥，由于森林的破坏和宠物买卖的兴盛，这种鸟在野生环境中几乎已经灭绝，但在全世界的动物园和饲养场里却活得很好;塔玛林金狮在最近几年内被引进到其原产地巴西沿海森林之中;已经正式宣布灭绝的阿拉伯羚羊，由于人工饲养又使其恢复了生机;毛里求斯粉鸽由于在毛里求斯和泽西动物园得到人工饲养而使其逃脱了灭绝的厄运，现在在其原产地的森林中生活得很好。在中国东北，科学家利用人工饲养增加野生白鹤的种群数也获得了成功。
人工饲养不是个好办法
人工训养濒危物种已经成为许多物种恢复项目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当濒危物种的警报频频响起之时，靠人工饲养真能拯救它们全部或大部分吗？“我们永远不可能造出足够的诺亚方舟来拯救大量的物种。”马克・鲍勃・布劳顿说，“如果拥有必须的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和人工饲养的技术，在过去10～15年内我们就能通过物种恢复项目拯救更多的野生动物。”但是，仅仅依靠动物园的微薄之力，把动物园当作诺亚方舟未必靠得住。
自由出生基金理事会创始人兼主席格拉芙・兰帕德指出：将野生动物捕获并关起来人工饲养不是个好办法。兰帕德说：“有时我认为我正住在一块制造信仰的土地上。可能不少人会觉得动物园是拯救濒危野生动物的信仰落实的地方。然而我们都知道，事实上成千上万的物种正面临着灭绝。动物园告诉我们说他们正在拯救动物，有一天，当我们不再毁坏森林和污染大气的时候，就能把它们放归自然。有一位动物园主任认为这大约需要100年的时间。”
她认为：“无论费多大劲，哪怕你说得天花乱坠，我也不能相信100年以后所有的动物饲养场都会敞开大门，让里面所有多得令人吃惊的野生动物恢复它们在大自然中的生活。世界上成千上万的濒危物种，脆弱无助，朝不保夕。而更重要的是，它们是贪得无厌的人类进行开发的无辜牺牲品。据我所知，世界上1万多家动物园，很少有向野生动物伸出援助之手的，至多也就帮助过三五个野生物种吧。动物园世界在20世纪后期所采用的生态环境保护区的形式，贴着‘款待动物’的标签，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地方。仅有少数野生动物如阿拉伯羚羊、夏威夷大雁、塔玛林金狮等经过无数艰难险阻和高昂的代价终于获得自由，被放归大自然。”
被囚禁的动物患上了精神病
在人类的精神病学研究方面，科学家们早就知道人的反常重复行为是某种更令人担心的症状。其病态表现有36种以上的精神疾病症状，诸如孤独症、精神分裂症、强迫性神经症等。这些患者的大脑扫描图经常显示出他们大脑中的行为控制区域出现异常。
如今，动物园的研究人员发现动物也有类似情况。他们怀疑一些动物园、饲养场以及实验室中的条件会让动物发疯。如果他们的观点正确，改善被囚禁动物的环境将成为新的当务之急。大约10年前，科学家们在寻找可用于研究人类精神疾病的动物时首次发现了这种迹象。服用苯丙胺的动物像人一样表现出机动性重复。对实验室的动物而言，研究人员教它们摁某种颜色的按钮以获得食物奖赏，或者穿过某个出入口寻找食物。当食物被挪动后，正常的动物很快就学会改变它们的反应，但是服用苯丙胺的动物会一直摁同样的按钮或者穿过同一个出入口。
当然，让老鼠服用苯丙胺与把一头熊关起来并观察其行为出现反常大有不同，所以大多数动物行为专家不认可这些发现，坚持认为机动性重复行为对被囚禁的动物无害。但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赫布・凯莱赫不这样认为。他说：“机动性重复被认为是消除或者缓解失望感的一种办法，但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所有的行为都一模一样，为什么改善年老动物的生活环境也无法杜绝某些机动性重复行为。”凯莱赫和牛津大学的乔治・凯思琳一起研究验证的结果是：虽然并没有服用苯丙胺――但是有机动性重复行为的被囚禁动物，也像有反常重复行为的人一样患上了精神疾病。
凯莱赫指出，动物被囚禁在与已经适应的环境截然不同的环境中会非常紧张。其结果使动物无法根据本能挖洞和捕食，可能会扰乱其大脑中的神经传递素（神经传递素用来在行为控制区的神经细胞间传输信号）。
林肯大学兽医学专家丹尼尔・史密斯比较谨慎，他指出并非所有动物的机动性重复行为都是永久的。他发现在马厩中安放镜子模拟群居生活几乎能立刻杜绝马匹的机动性重复行为。他说：“大脑疾病不会一夜间治愈。”由于停止机动性重复行为的速度如此之快，他认为动物重复某一行为肯定有其他原因，或许它们只是对某种一直存在的孤独的信号作出反应。
改善环境胜于提高待遇
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有机动性重复行为的动物总是会弄伤自己，并且有健康状况不佳的迹象。科学家们认为有一种简单办法能使类似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改善环境。孤独症患者如果有强烈的信号指导其行为，机动性重复行为就会减少，如果动物拥有更多的自由，能按照本能生活，发生机动性重复行为的几率也将下降。
改善实验室动物的生活环境可能比提高它们的待遇更有意义――它能使试验结果更加可靠。被囚禁的动物如果发疯，大量以测试动物行为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可能将因此作废。
保护濒危动物的办法篇8
■秃鹫旋于景区上空，群鹿哀鸣
公元1681年，清康熙帝北巡，在广袤绿茵策马时发现了“万里山河通远缴，无边形胜抱神京”的片宝地，继而划定了周环千余里的木兰围场，作为皇家秋季围猎之地。“木兰”即满语“哨鹿”之意。当年，狩猎者用哨音引得母鹿前来，借此吸引大量公鹿，以便围猎。今天有所不同的是，围场的野生梅花鹿、糜鹿已成为“国宝”级动物，被充满融融爱心的人们精心养护。然而，今年春夏交接时，位于河北省滦河上游的国家森林公园爆出一则令人喜忧参半的消息：令人欣喜的是，由于生态环境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的持续加大，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一些已经消失多年的珍稀动物开始逐渐回归，学名秃鹫的国家二级濒危野生保护动物大量飞来，成为生态保护的受益者之一；令人担忧的是，“坐山雕”这种大型猛禽在保护区内频繁“游猎”，给同属“国宝”级别的梅花鹿构成致命威胁，甚至威胁到属于部级保护动物的麋鹿。
记者通过电话向自然保护区护林员问明情况。据介绍，几年前，河北滦河上游部级自然保护区为了给今后放养野生动物等工作创造条件，建立起养殖中心，让梅花鹿、狍子、马鹿等数百只食草类动物活跃在草原，去年还引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麋鹿10只。今年，大量秃鹫的“光顾”，让大家喜出望外。然而，春夏之交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数量普查时发现，中心内人工驯养的梅花鹿突然大量减少。开始时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坐山雕”是罪魁祸首，因为这种猛禽以前极少见到，只是最近才多了起来。直到巡山的护林员发现“坐山雕”凶猛地攻击梅花鹿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其分食，才确认了“真凶”。今年以来，保护区内至少有百余只梅花鹿受袭致死，成为“坐山雕”的“免费午餐”。让人更为担忧的是，与梅花鹿相伴而行的、数量很少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糜鹿的生存因此也受到威胁。
■都是“国宝级”，避免血腥何其难
今年6月上旬，记者前往河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了解详情，采访了木兰围场国家森林公园的游人、河北滦河上游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孔昭普局长以及相关领导。
刚刚从木兰围场游览归来、与妻子在承德避暑山庄与梅花鹿合影的天津游客卫先生表示，在木兰围场游览区，能看到野生梅花鹿特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糜鹿在悠然漫步，很感惬意。听说前不久大量秃鹫袭击鹿群很是担忧。幸好，他没看到这些惨烈场景。与卫先生夫妇结伴而游的北京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从在林业部门工作的一位朋友那里看过“坐山雕”扑食梅花鹿的录像，让人心酸。李先生希望，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能尽量制止“鹫食活鹿”的现象。
记者通过采访木兰围场国家森林公园有关人士获知，在没有建立保护区以前，很少有秃鹫这样的“客人”光顾此地，单个的秃鹫也很难捕捉到活的猎物，它主要以食用动物腐尸为主。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善，秃鹫种群数量不断增加，它们开始成群觅食，在其他地方食物较少的情况下，由于保护区内有丰富的“食物来源”，便开始捕食保护区内的狍子、梅花鹿等大型食草动物。今年以来，保护区内至少已有130只梅花鹿丧身“坐山雕”之口。
据介绍，被称为“活的自然文化遗产”的麇鹿，迁地保护项目是世界濒危物种重要引进项目，在全球15项重要引进拯救成功项目中，糜鹿保护的成就与大熊猫、野马等野生动物的保护构成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成功范例。今年春季，在研究人员和自然保护区麋鹿管育员的精心照料之下，木兰围场引进的10只糜鹿已安全过冬，研究监测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同时，3只雌鹿已完成自然受孕。倘若麇鹿或新生幼鹿遭到秃鹫袭击，必将对种群繁衍和科学实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为此，保护区管理局已经紧急行动，对麇鹿活动区域加大了巡护密度，在中心办公区附近开始新建幼鹿圈舍，并架设空中防护网，严防秃鹫袭击幼鹿。记者了解到，为对付秃鹫袭击鹿群，保护区管理局领导号召职工细心看护、及时驱赶，取得了一些效果。孔昭普谈及猛禽威胁糜鹿之事，忧心忡忡地说：“一个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个是国家濒危动物，作为保护区管理者和基层工作者，既不能伤为繁衍急于觅食的‘坐山雕’，还要看护好每头鹿，别让它成为猛禽‘免费午餐’，哪头都不敢轻慢，保护起来确有难度。”
■为保“四不像”，多方已高度关注
孔昭普说，滦河上游部级自然保护区是护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华北地区重要的动植物基因库，生态区位独特，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通过多年的发展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保护区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国家缺少对保护区动物保护等方面的投资，造成的损失只能由保护区自身承担，长此以往很难承受。因此，他希望国家出台相关的补偿办法，使动物资源保护和保护区自身发展之间的矛盾得以有效解决。据了解，目前北京市政府已出台了相应法规，规定了野生动物伤及同类、伤人、毁坏农作物事件由政府提供补偿，而国家相应的补偿办法尚未面世。作为缺少资金投入的滦河上游自然保护区，很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应的补偿办法，别让保护区的损失由其自身“埋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河北滦河上游部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生30只“坐山雕”捕食130余只梅花鹿事件，引起国家林业局、河北省林业局有关人士的高度关注。前不久，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全国鸟类环志中心钱法文教授和刘冬平博士受国家林业局的委托，赴河北滦河上游部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现场调查研究。
保护濒危动物的办法篇9
关键词：动物资源；刑事立法；刑法保护
中图分类号：DF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1-0058-02
动物是十分重要的自然、生态资源。动物资源是在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可以供人类合理利用与可能利用的资源。我国地大物博，多样的自然环境，动物种类繁多，动物资源极其丰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非法猎杀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虐待动物等现象屡见不鲜，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这也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因此，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在人类社会中，刑法是保护动物资源的一种有效手段，刑事立法显然是重中之重。从理论上讲，刑事立法充分发挥了刑法强制、教育的功能，对惩治犯罪、预防破坏动物资源的犯罪行为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从实践上讲，刑事立法能够更有效地维护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活环境并提高人类保护动物的思想意识。因此，为了有效抵制动物资源犯罪行为，必须全面、深刻、科学的完善我国破坏动物资源的刑事立法，达到保护动物资源以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最终目的。
一、我国关于动物资源刑法的现状分析
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动物资源保护意识也在逐渐增强，然而，有关动物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仍为较早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在1997年，我国《刑法》也增加了对濒危、珍贵珍稀野生动物的刑事立法，加强了对其的保护，但是直接规定野生动物方面的犯罪罪名也仅有《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刑法》第341条第2款规定的非法狩猎罪，《刑法》第151条第2款“走私珍贵动物、动物制品罪”。[1]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生活形式的不断变化，上述法律法规也随之出现缺陷，略显滞后；另一方面，上述法律法规也仅仅保护那些“濒危、珍贵、有重要经济科研价值的野生动物”，而日常生活中与我们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与重视。我国关于动物资源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并不完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传统的动物保护思想践行不当
中国儒家文化讲究“仁义礼智信”，主张“仁者爱人”与“仁者爱物”，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仁爱、恻隐。“尊重生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是也存在着局限性。就中国传统文化中动物保护思想和立法实践而言，中国早已具备了善待动物的法理和道德基础。[2]而在现在的中国仍然会出现活熊取胆、残忍虐猫、城市打狗、虐实验鼠等虐待动物的事件。对此我们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国经历了“”以及实行市场经济等一系列大规模的“反传统”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巨大，文化传承的断裂是我们不希望发生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动物的观念也发生着转变，过分考虑现实的经济利益，忽略了对动物的人文关怀，商品意识强烈，动物所具有的食用、药用、工业用价值等引起了人们贪欲、物欲，人们对动物的伤害是无所顾忌的，贪婪的欲望也永无止境。信仰的缺失，对生命的冷漠，动物保护的思想早已微乎其微。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并继承中国传统的动物保护思想，将现代的动物保护思想与传统文化中的动物保护理念相结合，提高对动物保护的思想认识。
（二）动物保护范围狭窄
我国现行的有关动物资源保护的范围十分狭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我国刑法大多保护的是野生、珍稀、濒危的动物，而不是任何动物，有的也只是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而非保护动物本身的目的。我国涉及动物的刑法中，对于非野生动物，例如实验动物、娱乐动物、观赏动物、宠物动物都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保护。网络上时常会出现虐猫、虐兔等虐待动物的视频，拍摄内容极其残忍，网友们纷纷谴责这种残害虐杀动物的行为。然而，刑法对于那些严重虐待、伤害动物的行为并没有进行明确规范，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以上所述行为，对于动物本身，其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社会层面上同样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有的人对此行为深恶痛绝，而有的人却争相效仿。
（三）刑罚处罚存在处罚不当现象
我国主要以自由刑和财产刑作为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行为的处罚方式。我国刑罚存在重刑情节，判处的自由刑相对过重且单一，财产刑以罚金刑为主，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单位，单位犯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的，实行双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同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个人犯本罪的规定进行处罚。
单纯的强调重刑可能会对不法分子予以震慑，但是又极易忽视生态法益的修复，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例如，犯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刑法法条中还有刑罚轻重关系不协调的现象。例如，按照刑法第151条的规定，犯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的，最高刑可至死刑，但根据刑法第341条的规定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最高刑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两者的刑罚轻重关系不协调；刑法法条中罚金刑数额规定不明确。例如，《刑法》中犯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我国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完善
（一）传承及提高动物保护思想认识
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中有着超前的动物保护思想，是朴素的平等观，对动物的保护与关爱只是传统文化的一小部分，而不是主体。中国文化更多的在意人和人的生活，关爱动物是人对自身生命价值认知的扩展与延伸。
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动物保护思想的基础上，还要把“仁”真正的扩展到动物上，坚决树立人与动物平等的思想理念，在法律思想上真正确立动物本身的“主体”地位，从而加强了动物保护的力度；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对动物的科学性研究，打破思想束缚，运用科学和理论来证明人与动物的同质性，确立现代的动物保护思想；积极组织多种宣传活动，提高动物资源保护思想的影响力。要做到尊重大自然，特别是要坚持“尊重生命、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理念。要坚决树立尊重生命的思想观念，生命形式都是独立的，理应得到相应的尊重，尊重生命是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的思想基础，善待动物是尊重生命的基本要求，人类必须受到行为道德的约束，本着人道主义，树立良好的动物保护思想。
（二）扩大动物保护范围
我国现行的动物保护制度大多针对野生动物、国家自然保护区动物以及进出口动物。与较发达国家立法中关于受保护动物宽泛的范围相比较，我国与之存在较大距离。早在19世纪中期，法国、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先后通过了“反虐待动物法”，并且将动物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任何动物”；1987年欧洲各国又签订了《保护宠物动物的欧洲共约》，公约规定“任何人不得引起宠物动物不必要的疼痛、痛苦或者忧伤”等；美国刑法规定“行为人故意或者轻率地使任何动物遭到残酷的虐待，或者使任何由他监管的动物遭到残忍的忽视，或者杀死、伤害他人的动物而没有得到主人的许可，构成残害动物罪”。[3]因此，笔者认为在完善我国动物资源保护刑事立法中，动物保护范围应将“任何动物”加以具体诠释，例如野生动物、经济动物、宠物动物、实验动物和其他动物等。科学有效的整合动物资源体系，也是完善动物资源保护刑事立法的重要基础。
在立法方面我国应根据基本国情借鉴国外优秀的立法思想，将罪刑明确具体，在立法时应当尽量采用详细说明的方式明确罪刑；破坏动物资源罪的立法保持高度协调，根据实际情况对与之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进行合理的修改，以致与所立刑法协调统一。
增设故意伤害、虐待动物罪名。故意伤害、虐待动物，尤其是对珍贵、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应将以上行为规定为犯罪，且范围扩大到一般动物。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建议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行政复议的期限和补偿政策以及配套法律的处罚依据。
增设关于杀害、买卖、滥食野生动物犯罪的罪名。杀害、买卖、滥食野生动物的行为屡见不鲜，却迟迟不见解决办法。刑法应增设“买卖、食用野生动物罪”，并给予一定的刑事处罚。[4]
（三）完善刑罚
在刑罚处罚方面，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刑罚轻缓且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与世界刑罚轻缓化的立法趋势相适应。首先，应当根据犯罪行为的轻重进行刑罚处罚，尽量减少死刑，情节极其严重的可适当将死刑降至无期徒刑，对破坏动物资源犯罪实行重刑重罚可能会起到震慑和预防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只强调严惩犯罪，应当充分考虑如何恢复和补救被破坏的动物资源；其次，适当的减轻破坏动物资源罪的自由刑，重视罚金刑的适用，明确规定罚金刑的数额，罚金应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进行衡量。这既能从经济上有效地惩治犯罪，又能利用资金对动物资源进行保护及补救；最后，统一量刑也是我国刑法完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部分。相同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在不同法条中所对应的处罚不一致也是法律条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因此，在完善法条的同时应当注重量刑相一致原则。
三、结语
动物资源保护已经引起社会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而动物资源保护的刑法立法是时代进步的要求，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法律上的重要体现。立法需要借鉴，但在借鉴国外立法时，不能一味紧盯最先进立法，必须立足于我国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公众的动物保护意识，以促进动物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三者的统一。[5]动物权利的保护也是人类自身权利被保护的必然要求。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凝聚着人类美好的愿望，而法治作为人类追求完善自身理想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注定要以关怀人类自己为落脚点。从表面上看，立法保护了动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类处置动物；但恰恰正是这种限制，反而在更深层次上体现出了人类关怀自己生存发展的价值取向，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今天立法保护动物，也是人类关怀自己明天的一种体现。
参考文献：
[1]马章民.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及立法完善[J].河北法学，2009（2）：136-141.
[2]孙江，王利军.动物保护思想的中西比较与启示[J].辽宁大学学报，2012（2）：00-107.
[3]王冬卉.浅析宠物动物福利的法律保护[J].法制与经济，2012（7）：111-113.
保护濒危动物的办法篇10
今日中国：有观点认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地球42亿年历史中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统计显示每天有大约4万种生物离我们而去。有专家认为，目前物种和物种栖息地的丧失在地球过去6500万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您对此有何看法？
赵树丛：根据科学家研究，地球生物多样性在大约3万年前达到最丰富状况。从那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兴起，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全世界原有森林76亿公顷，现已不足34亿公顷，并且以每年1%的速度递减，其中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带雨林每年消失18万公顷。全球湿地生态系统面积也在持续锐减，功能严重退化。人类生产生活造成的环境污染不断加剧。近些年来，全球范围的非法盗猎和走私贩卖野生动物及产品贸易活动日益猖獗，每年非法的野生动物贸易额达上百亿美元，成为排在、军火交易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走私活动。
以上种种原因，都严重威胁到全球各地野生动物种群的生存繁衍和安全。有数据表明，仅自1600年以来，就有83种哺乳动物及113种鸟灭绝，全世界目前仍近800种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备受关注的野生虎已由1900年约10万头急剧下降到目前不足3500头。
自然法则是客观、公平的。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经过亿万年进化的结果。一个物种一旦消失，就不会再生，同时还会通过生物链引起连锁反应，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对整个生物多样性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作为自然万物的一分子，人类必须遵守自然法则。野生动物面临的生存危机，同样也是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自然资源，并非无穷无尽、取之不竭，如果再不约束对自然的无序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利用，人类的子孙后代将只能面对荒芜、孤独的家园，从而最终失去生存发展的空间。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严峻局面，人类才真正开始了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的努力，本着加强合作、推进共同保护、实现全人类共同受益的精神，先后诞生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3年）、《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1975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此，保护自然及保护自然资源上升到国际重大合作事务的高度，成为人类调整自身发展方向的又一历史性选择，保护野生动物作为保护自然及保护自然资源的核心内容之一，也随之成为全人类为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珍稀野生动物种群稳中有升
今日中国：中国目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民生建设等方面都十分需要资金，但中国政府依旧每年拨付大量资金用于野生动物保护事业，请问这样做的意义何在？请您介绍一下目前中国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总体情况，以及保护现状。
赵树丛：生态无国界，虽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会认真履行相应的生态保护方面的国际义务。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野生动物保护。早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就了《稀有生物保护办法》。1956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国第一批自然保护区。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快了工作步伐，野生动物保护事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和付出投入到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一大批民间团体开展各类公益活动，社会精英、公众人物发出合理倡议，各类企业捐款捐物，广大志愿者积极行动，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科普知识和法律法规，生活在自然保护区、林区、野生动物分布区的群众扮演着守护者的重要角色。正是这些民间力量的累积，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中国是世界上野生动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到的脊椎动物约6500多种，约占世界脊椎动物种类总数的10%。其中，大熊猫、金丝猴、华南虎、朱、扬子鳄等470多种陆栖脊椎动物是仅分布于中国的特有物种。
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珍稀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种群已基本扭转了持续下降的态势，总体上稳中有升，并且一批极度濒危的陆生野生动物正逐步摆脱灭绝的风险，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其栖息环境也不断优化。目前，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1596只、人工繁育种群数量达到268只；朱从1981年发现时仅存7只发展到野外种群和人工繁育种群总数超过1700只；东北虎野外种群从2000年12-16头增长到18-22头；扬子鳄从上世纪80年代约300条发展到1万多条；藏羚羊从2000年约六七万头增长到目前近20万头；已在野外灭绝的野马、麋鹿又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
国内重保护国际促合作
今日中国：中国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成绩也引起了国外专家和学者的关注。有学者称，中国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展现出的巨大的决心和勇气，使得中国在全球生态保护领域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政府主要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来保护野生动物？
赵树丛：中国目前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形成了以《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条例》为核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明确了“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保护管理方针。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系。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四级政府，都建立了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在大部分野生动物重点分布区还建立了乡镇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同时，建立了由林业、公安、海关、工商等多部门组成的野生动物综合执法监管队伍。
第三，保护和扩大野生动物栖息地。加强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野外保护，中国现有林业自然保护区2150处，占国土面积的13%，同时建成41处国际重要湿地、483处湿地公园、2850处森林公园，使85%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投入4000多亿资金保护天然林、退耕还林，促进了栖息地的恢复、扩大。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严格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比如，青藏铁路专门为藏羚羊迁徙开辟了33条“通道”，云南思小高速公路西双版纳野象谷段成为全世界“以自然为本”的典范。
第四，实施野生动物拯救繁育和放归自然。建立包括专门基地、动物园、野生动物园等在内的拯救、繁育体系，对23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建立了稳定的人工繁育种群，对朱、野马、麋鹿、扬子鳄等14种人工繁育种群成功放归自然。每年还救护三四十万只野生动物。
第五，中国政府认真履行野生动物保护国际义务。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先后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湿地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韩国等签署了有关野生动物保护合作的国家间协议。加入了有关国际组织并开展良好合作。实施了一系列国际项目，支持其他国家保护活动。中国对有关野生动物保护国际事务的立场、主张，正赢得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认同。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政府重视切实提高野生动物福利。加强对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利用的规范管理，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建立专用标识管理制度，强化对资源消耗的总量控制。经常性开展监督检查和清理整顿，严厉查处和惩治各种恶劣对待野生动物的行为，促使中国的野生动物园、动物园、救护中心、繁育基地的场所条件、技术手段和野生动物生活状态得到极大改善，基本达到相关标准，有的还超过发达国家水平。
野生动物保护任重道远
今日中国：作为主管部门的领导，请您介绍下今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赵树丛：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对于全球生物多样性具有着重要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也越来越高，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现状还远不能适应时代和形势的要求，还有许多野生动物仍处于濒危状况，部分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仍在下降，滥捕滥猎滥食野生动物和走私、非法经营野生动物产品的案件时有发生，野生动物栖息地还面临着蚕食、污染、割裂等威胁，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日益尖锐，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呈多发态势。应对这些挑战，解决这些难题，任重而道远。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政府将按照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要求，坚持改善生态与改善民生并举，妥善处理好保护、繁育和合理利用的关系，不断开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新局面。
一是大力抢救并保护极度濒危物种。研究制定专项规划，将其野外种群及栖息地全面纳入保护范围，落实监管责任，消除保护盲区，严防物种灭绝及其基因资源的流失。加强救护性繁育，推进放归自然，促进其野外种群的逐步扩大。
二是强化对其他物种野外种群的普遍性保护。将野生动物保护与实施重大生态工程有机结合，严格限制和规范猎捕活动，坚决打击乱捕滥猎行为，促进资源总体增长和栖息地生境不断改善。
三是坚持生态优先、合理利用。在不损害野生动物种群发展、确保生态安全的前提下，从兼顾社会经济科研文化合理需求出发，鼓励和促进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利用，不断提升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水平，进一步提高野生动物福利。
四是加强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加强国家、省、地县各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建设，形成综合防控体系，完善机制，充实队伍，提高能力，实现对野生动物疫情的有效预防和快速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