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科技的意义篇1
abstract:thepaperelaboratestheproblemsintheChina'scurrentagriculturaltechnologyinnovationdevelopmentandproposesthecorrespondingsolutionfortheseproblems.atthesametime,thepapersystematicallydiscussesthegreatsignificanceofagriculturaltechnologyinnovationdevelopmentnowadays.
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意义;策略
Keywords:agricuturaltechnology;innovationdevelopment;significance;strategy
中图分类号:S-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7-0250-01
1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含义
农业科技创新是指包括农业科学研究、发明、创造以及科技成果推广和应用,增强生产能力,获得最大效益的运用过程,或者说是指改变或变更农业技术对农业生物要素与环境因素作用的过程。
2农业科技创新发展中的问题
我国农业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①由于我国农业的发展特点是高投入、高消耗、拼资源的粗放模式。②由于受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地域性和综合性特点的制约,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整体水平不高,科技储备和有效供给不足。科技产出能力较弱,专利授权的绝对数量相对较小,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比重低,仅占专利授权量的6.9%。③农业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业科研投入的不足严重影响着农业科研队伍的稳定和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影响着农业科研成果的产出。④科技成果转化扩散能力弱。国家公益性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主体地位不突出,基础设施落后,功能不强,服务弱化,缺乏自我发展后劲。⑤农业科技发展中的部级课题攻关项目较少。技术引进多,吸收消化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少。立项研究分散,低水平重复较多,科研队伍的团队精神不强。
3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意义
3.1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和重要保证农业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农业生产力的水平,而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又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质量和配制。技术创新不仅可以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而且可以优化生产要素的配制。技术创新能提高单位资源的效用,改善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从而提高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农业技术创新发展是农业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3.2解决地方“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解决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和“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合理开发与高效利用农业资源,最终走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的可持续农业发展的道路。
4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策略
4.1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增加资金投入①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主导,民间资金积极参与的多元化农业投入机制,加大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②要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政策上加大对中小农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农业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研究和推广;③最后是要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资金的监管,使资金真正落到科技创新的实处,防止资金被截流或挪用。同时,完善课题招投标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4.2面向市场和农民,推进农业体制改革①要进一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土地制度试点,以提效为目的,探索新的土地制度。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原则下,寻找实现土地规模化经的新方式。②要进一步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在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除提供公共服务的科研机构外,其余农业科研机构应转制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直接面向农民和市场提供服务并参与市场竞争,围绕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发挥各自优势,解决农业技术困难。③要在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优化科技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整合和统一农业科技研究机构和推广机构,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避免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的脱节。整合农业科研及推广队伍,提高科技创新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和工作待遇,以优化农业研发资源的利用效率。④在推进农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还要注重技术引进机制的改革,同时在技术引进后,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本土化创新和改造,使引进的技术成为真正适用的技术。
4.3加强教育,提高科研工作者和农民的素质①要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建立和健全激励机制,以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加入;②要重视对已有农业研发和推广工作者的培训和再教育,尤其是要加强对基层工作者的培训教育,以提高其掌握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③乡镇是农业科技推广的基层,也是真正落实农业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应加强财政支持力度,逐步提高基层科技推广人员的待遇,以促进科技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
4.4加强市场管理,规范市场秩序①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各级各类企事业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参与农业技术推广,规范推广行为和推广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和执法检查力度,为推进农业科技产业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宣传教育,保护农业科研机构的创新成果;②要加强农业技术创新咨询活动,改革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立以市场和农民需求为导向、以效益为核心、以服务农民为宗旨的技术推广体系;③要加强道德建设,推动各市场主体建立良好的信用关系,促进农业科技推广的可持续发展。
4.5针对地方农业特色,组织特色农业创新小组以新疆地方为例,可以主动联系相关科技团体,共同开发新疆当地的特色农业。并将其引向产业型经营模式,以市场为主导,利用新疆特有的自然优势,大力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比如:甘草、啤酒花等。
参考文献:
[1]王晓燕.浅谈农业科技创新的意义[C]//沈阳:辽宁省农业经济学会,2008.
[2]彭宇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发展及对策[D].长沙:湖南涉外经济学院,2006.
[3]刘振华.农业科技创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剂[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8.
[4]皮珊.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问题及对策[D].长沙: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2009(1).
发展科技的意义篇2
[关键词]科学技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10—0009—02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科技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不断改变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面貌，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领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西方争论基本上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科学技术的“对立论”“等同论”。“对立论”观点认为二者性质不同，形态各异，功能相反，是绝对对立的。“等同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并提出了“新意识形态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功能的分析向来都是辩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对科技的评价和描述可以说成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关系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是不能等同的，同时，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联系的，不是对立的。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过程中应该一直坚持的，不能忽略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绝不能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认为科学技术已然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涉及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正确把握两者关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要明确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现代科技通过控制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进而支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并为政治合理化提供依据，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成为新的统治形式。然而，科技虽然更多地承担起了影响社会和人文发展的角色，但它并不能回答和解释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科学技术不能成为与意识形态等同的意识形态。首先，二者的所反映的对象不同，科学技术反应的是自然界的的各种关系，而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二，二者的属性和功能不同。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是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则是一个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取向和观念的总和，其特征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盖现实的联系。郑永廷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一书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2〕第三，二者的任务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实施判断。而意识形态是为人类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们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辨别善恶和美丑，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也提供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事物之间不仅是有区别的，也是有联系的。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郑永廷在《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3〕一文中指出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中指出：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意识形态功能：维护政治制度，服务政治需要。再次，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业，他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本身具有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政治作用作为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意识形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保证也只制约，“也就是说，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能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而落后的、专制的政治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4〕
（二）.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它坚持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在它的指导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但是，我国的科学技术，由于历史的原因，同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是落后的，科技水平不高，科技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强。二者关系上处于不平衡的地位，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不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的指引作用也不强，“对科学技术作为动力推进意识形态发展的作用也重视不够，对科学技术强化意识形态功能亦缺乏研究，”〔5〕这对于我国而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尤其是科学技术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进大量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成果都不仅仅是一种纯技术那么简单，它一定连带着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文化背景与之相随。我们不可能完全同时引进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只能根据我国价值观与道德观的要求对引进的科学技术加以改进和应用。所以，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引进科学技术与外资，又要抵制与之相伴随的西方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并根据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对外来的科学技术进行消化。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世界政治局势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充分的利用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发展国防，维护政治的稳定。科技的发展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也会不断上升。但是，这绝不是说科学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国家把科技上升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为了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寻找的一条道路，这种科技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科学认识不能代替人文认识，科技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技术解决不能代替政治解决，自然矛盾不能代替社会矛盾。所以一定要认清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我们认清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价值功能，加快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的前提。
二、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合理的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
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片面的强调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把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简单的等同起来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西方学者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论断，虽然极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研究，除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还要研究其消极的社会功能，除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还要研究其社会功能、政治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对我们的生活各个领域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也不可否认当今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等问题也是和科学技术或多或少的有关系。怎样在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能的同时抑制其负面效应，是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而又相当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片调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造成了一些难以弥补的损失。正确处理好科学技术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际政治关系及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达国家凭借科技经济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日益拉大，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二是科技的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这就会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形成政治多极化格局。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才能促进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才能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是指被各个领域所使用，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或者说是被意识形态化了，但其本身绝不能称之为意识形态。
三、正确应对科学技术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技的发展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同时带来了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速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趋同论、终结论其要害无非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世界范围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这些理论不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中也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形成一些经济共同体，制定一些共同的经济条约，但是这只是谋求自身经济利益发展的需要，是互惠互利的产物，这并不能代表政治的一体化，不能代表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成立。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治经济多极化的出现更是对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有力反驳，所以我们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抵制这种思想的侵蚀，维护政治的稳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双重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扩张，跨国公司的建立，核心科技的加强等都对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思想渗透，推行其所谓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局面。所以我们要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和平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积极的去应对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全面研究、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文化激荡，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好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与时俱进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参考文献〕
〔1〕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68.
〔2〕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04.
〔3〕郑永廷.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J〕.高校理论战线，2012：12-13.
发展科技的意义篇3
关键词：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G3(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035－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KS04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XKS014)；广西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师政科技[2008]9号)。
作者简介：廖和平(1977－)，男，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谭培文(1948－)，男，湖南衡山人，哲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战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场以核能和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规模空前巨大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资本主义进入到所谓的“黄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繁荣稳定，革命偃旗息鼓。高新科技在彰显人的本质力量，提高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本身。科技进而成为衡量人的精神世界的终极标准，成为统治人的外在力量，于是便产生了技术理性与传统的价值理性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对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进行了批判，并论证科学技术在现代已成了意识形态，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起着“合法化”、“合理化”的作用。
一、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内容
哈贝马斯在1968年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所作的长篇演讲中说：“自19世纪后25年以来，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其一。强化国家干预，这确保了制度的稳定；其二，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这使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在这里哈贝马斯断定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
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后，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渗透性的生产力组成要素，其作用本来是隐而不显的，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但现在它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现出来，越来越彰显出其在改造世界以满足人类自身需要方面的威力，这与科学、技术、生产的越来越合一是相关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很难分清科学与技术的差别，进而也很难分出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差别，生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就是其最重要的体现。在直接的生产中，人似乎已经隐于幕后。变成了可有可无的组成部分，不再是生产中的主体，反而是作为生产工具的技术设备越来越成为主体本身，甚至就是主体，似乎生产已经成为生产设备的事情，而不是作为生产者的人的事情了。主体不在场，客体成为主体。
哈贝马斯认为，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公平交换”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观点，它起着对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辩护和维系作用，但是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国家的干预使得原有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辩护已经失效。哈贝马斯断定，国家干预使“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了，人们也就不能再用生产关系直接地批判统治制度了。”他认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履行着意识形态职能，实现着对人的统治，不仅不是人类解放的力量，反而成为人类解放的梗桔。这与国家的“科技立国”的战略政策是直接相关的。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决定性作用成为了当代生产力新的增长点。人的素质的高低，劳动对象的拓展都决定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人的价值与企业的效益的高低也是由科学技术决定的。由于企业生存的需要，也由于国家实力竞争的需要，社会对科技需求急剧增长。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再仅仅是为了企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需要，更多的是为了强国的需要，是为了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为了提升本国的综合实力，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国家作为一个主体积极介入到科技的研发之中，纷纷出台“科技立国”、“科教强国”战略。“科技立国”战略的出台使得各国纷纷增加科研投入，科技迅速发展，使得其发展和规模也只有国家才能控制。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发展本身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物。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反过来，科学技术越发展，运用越广泛，国家的统治也越容易。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影响和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进而使得人们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都归结为科技问题，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认为一切问题的缘由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合理。却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否合理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这就使人对社会的关注转移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关注，消解了人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使得科学技术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起着使资本主义合法化的支撑作用。他说道：“如果合法化力量能成功地把实践问题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甚至能成功地阻止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普遍主义激进化问题产生，那么，这样一类与合法化相关的问题甚至不需要被考虑。”但哈贝马斯也认为，不能无限夸大科技的社会作用，科技本身并不能完全消除原有社会制度中出现的各种“危机”，无法真正实现社会的完全合理化，无法赋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彻底的新的合法性。而且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意识形态必然会走向“科技统治”，使人的目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人对人的统治都内化于科学技术之中，导致人的主体性缺失和异化，导致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受挫，进而使得人们最终会质疑科学技术，对科技理性的批判成了唯一的选择。
二、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
理论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渊源。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理论。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指出：“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_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并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恩格斯也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不仅如此，马克思更是明确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适用的动因自身……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确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看到和肯定了科学技术在物质财富创造方面的作用。不仅如此，其实马克思也看到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可能的联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论述了科学技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论述了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工艺学(Dietechnologie)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但是马克思也并不因此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作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科学技术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是必然的，只是相比其它社会存在的影响更加深刻而已。
哈贝马斯接受马克思有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思想并进行了系统“发挥”。他说，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这种经验的最深刻的证明，至今依旧是《共产党宣言》”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有关科技是生产力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仍然适用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赞扬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也看到了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的维护与摧毁的辩证作用，但是其维护作用却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辩护作用。而哈贝马斯把他引申到意识形态上去了。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更直接的是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法兰克福研究所所长霍克海默的关于生产力的思想。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霍克海默提出了科学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他写道：“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之所以说科学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性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认为信仰、科学理论、法规、文化体制这些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活动皆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说法。并不是攻击那些发明这些行当的个人。而仅仅是陈述了这些实在在社会中所起的客观作用。”霍克海默指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并没有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看起来更少意识形态性，“相反，在特定的意义上，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而且“以某种富有争议的形式，该命题揭示出现行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成份。”霍克海默在自己的著作中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和意识形态中的巨大作用。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的一份子，接着霍克海默的论述提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既是合情合理的，也是理论发展自身要求的必然。
三、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价值和缺陷
(一)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价值
1.揭示了技术的负面作用，使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上的态度更加谨慎。科学是对自然界的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其社会效应是中性的。但其应用即技术则会产生或正面或负面的功效。科学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是贯彻着人的意图的，是人们利用真理以达到价值目标。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追求是不一样的，必然导致从真理问题到价值问题的转化的不同。当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异化的加深是同时的，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哈贝马斯虽然也看到并论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的正面作用，但是主要关注和揭示的是其负面的功能，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功能。哈贝马斯注意到了科技进步对人的理性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影响，以及科学技术被资产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与特定制度有关，这是值得肯定的。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虽然错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中价值因素的存在和作用，用价值因素和主体性消解了科学的真理性和客观性，滑向了相对主义。但是，不可否认，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背景，会渗入到科学中，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起导向作用；另一方面，科学本身也向意识形态渗透，从而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部分地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科学技术确实起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当今时代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碰撞与融合，导致对科学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的追问，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所作的批判性思考，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有助于我们深刻地汲取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建立和完善符合科学技术发展客观规律的新的运行机制，有效地协调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更好地发挥它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中的伟大作用从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它提醒我们，社会主义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也要慎重。
2.给了我们一个分析资本主义得以生存的另一种理由和解释。我们在分析资本主义何以没有灭亡时。常常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纳能力还没有释放完，还有继续发展的潜力，资本主义的经济还在快速发展。这些都没有错，可是事情并不是如此般的简单。哈贝马斯进一步揭示了其中的原因：原来是科学技术不单单是由于它自身的发展而使得生产力发展，而是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第一生产力，它不但因为自身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并且在这种需要中让人们沉沦到物欲的享受中去，自觉认可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技术发展起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使得人们认同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合法性”。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操纵功能不可抗拒，它不是一种幻觉，它对人的宰制与操纵极有“说服力”，容不得人们作出反思。哈贝马斯说：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一种被理性化的，能满足欲望的幻想(fantasy)、不是这样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幻觉(illusion)，可以用这种‘幻觉’来表示、解释和建立相互作用的体系。即使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公平的、摆脱了统治的、双方都会满意的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正是这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那些实现欲望和满足补偿的标准相符。它们赖以存在的交往是如此地受到压抑的限制，以致于不能直言曾经作为资本——劳动关系被制度化了的强权关系。但是。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在分裂的符号与无意识动机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因果关系既形成了虚假的意识又产生了意识形态批判所欠缺的反思力量，它不大容易被人们所反思，因为它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它并不按照意识形态的方式代表一种对‘美好生活’的规划(‘美好生活’不能与糟糕的现实同日而语，它至少可以获得事实上的与这种糟糕的现实相符的满足)。当然，这种新意识形态像老的意识形态一样，所起的作用是阻碍把社会基础作为思维和反思的对象。先前，社会暴力是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基础。如今，基础是由预先就赋予维护制度的任务的下述结构性条件所提供的：资本利用的私有形式以及分配可以确保群众忠诚的社会补偿的政治形式。”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不仅行使着操纵与控制的功能，而且这种功能的发挥带有很强的欺骗性，披着一层虚伪的面纱。而“在技术面纱的背后，在民主政治面纱的背后，显现出了现实：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在作预先规定的自由选择时的沦丧。”
(二)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缺陷
1.它的片面的深刻偏离了科学技术的本质。科学技术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力量的彰显，它标志着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广度和深度。科学技术的进步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增强。科学技术有它自身的辩证性，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是主要的，消极的是次要的。而且消极大都还不是它本身造成的，而是制度和人的使用所造成的。虽然这一理论较为深刻地看到了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但却走向了极端，最终否定了它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这就歪曲了科学技术的本质，走向了技术悲观主义，进而走向对科学技术本质的彻底怀疑。这是错误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看法背道而驰的。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是生产力的重要构成部分，科学技术所渗透的生产工具和所武装的劳动者推动着历史前进的步伐。科学技术进步使得人能够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自身的需要。它使得“世界历史”成为可能，使得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快速提高，使得人类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以拥有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它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基本前提或物质保证。人类不应该惧怕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而应该更加快速地发展科学技术。科技理性对人的控制诚然体现了它的消极作用，却也使得人的能力得以提高，使人的素质得到增强。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的合法只是表面的。它指出了科学技术发展导致的物质丰富使得人们跌入消费的欲望中消解了人的反抗意识，但却从一开始就误解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认为贫穷或者没有消费品是革命的根本原因，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2.把科学技术看做意识形态偏离了“两个必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贫穷，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不发展，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正是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快速发展、产品和财富的快速增加才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原因。当然这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得以存在的原因。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促使资本主义灭亡的不是他的财富、商品的少，而是“多”，是相对于无产阶级的购买力来说的过剩，而不是商品缺乏。相反，是因为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无偿剥削使得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导致的生产的商品不限扩大与无产阶级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差额使得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无法维系。进而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产生。经济危机使得再生产无法维系，同时也使得消费无法继续。无产阶级就必然要起来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针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本身来解决的结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不适用。继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范畴也不再起作用，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干预，生产和交换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结果，“经济基础”的功能中也包含有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会长期地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说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最后，顺理成章的结论是阶级斗争理论也不能到处搬用了。“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就是从对阶级冲突的危害所作的反应中产生的，它平息了阶级冲突。”这样资本主义的灭亡就是不可能的了。
3.把科学技术当作唯一的剩余价值的源泉偏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哈贝马斯的“第一位”有“独立变数”、“独立剩余价值来源”之意。有排除其他要素之嫌。哈贝马斯是从本原意义上来界定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他强调科学技术是唯一生产力，是生产力，社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应用前提便从此告吹”。因为“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在非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力的价值基础上来计算和研究发展方面的资本投资总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同这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相比较，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劳动力只在社会的前工业阶段才有决定意义。这显然是偏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剩余价值唯一的来源是劳动者的活劳动。是劳动力。邓小平的“第一”是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但科学技术并不是生产力的唯一源泉和动力。”科学技术作为潜在的生产力，日益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中去，因而起到变数的作用。“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在哈贝马斯这里，劳动力已经于剩余价值的来源无关了。与此同时，既然科学技术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而不是工人阶级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那么无产阶级就没有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就成为逻辑的必然。无产阶级没有受到剥削，进而有可能与资产阶级一起享有了科学技术创造的剩余价值，成为“共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没有必要和不可能的。
4.“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是非历史性和超越性的。哈贝马斯注意到了科技进步对人的理性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影响，以及科学技术被资产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与特定制度有关，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这就错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中价值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不可否认，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背景与科学本身有双向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人类提供改变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并不必然导致它对人们的控制，成为意识形态。起意识形态功能的科学技术只是在科学技术一体化后的晚期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而且在晚期资本主义也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也无法起到真正的长期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它的主要作用仍然是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容纳极限，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其实科学技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与它应用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直接相关的，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好，剩余价值的生产功能也罢，还是使人异化的功能都是只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出现，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是不会有的。把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出现的现象，不加限制的说成是科学技术本身必然会出现的后果，进而攻击科学技术本身，这就是一种非历史性和超越性的对待科学技术不科学的态度。
5.它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哈贝马斯认为，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看来，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生产力，在它的“连续提高依赖于本身也具有使统治合理化的功能的科技进步以来”，已不再是“一般情况下解放的潜力，而且都能引起解放运动”。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生产力”的三种表述。都内涵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的否定和对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肯定。如哈贝马斯说“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就愈来愈不重要了。”科学技术“已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哈贝马斯“第一位生产力”在理论来源上虽然接受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实质上他是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立场之上来表述他的思想的。哈贝马斯“主张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单向决定性’、‘唯一决定性’、‘孤立决定性’。这样，他就把科学技术及其作用偶像化和绝对化，置于社会经济根源之上，看成是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很显然，如果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都只能归结为本属于智力或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这也就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哈贝马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一切矛盾的根源，经济危机即使有意义也微不足道。如果社会的好坏决定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于科学技术，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消极因素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的原因，那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斗争就是无理无知的，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理论直接的就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与马克思主义要资本主义是截然相反的。这样。哈贝马斯完全站到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哈贝马斯确实是维护资本主义的。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批判不是为了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延续资本主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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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科技的意义篇4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科学发展观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科技社会化和社会科技化的双向趋势日益加深，技术伦理的现实语境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一系列日益显现的全球性风险。由于科学技术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历史进程中，科技进步在发挥其正面功能的同时，总会引起人类生活和社会利益关系的改变，总会引发文化滞后和伦理恐慌问题，因此，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诉求引起科技界、学术界、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由此引发了关于科学技术的伦理探索。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一方面结合我国和世界变化的大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不断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极其丰富的技术伦理思想，另一方面又不断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提出了用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宏伟战略，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大潮中始终巍然屹立。
一、消除科技异化和人的异化，推动科技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建设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旨趣．
马克思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对技术伦理方面进行了相当多的理论探索，对现代技术(机器系统)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有着深刻的理性洞察。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比以前几个世纪还要大得多的生产力，但同时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来说又是一个危险的革命家，它要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为自身发展寻找新的广阔空间，迫使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所有社会关系发生革命，从而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严重威胁。恩格斯警告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为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机器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使人得到更加合理的、自由的发展，相反，它加强了人的奴役，人越来越表现为物的奴隶，社会中到处充斥着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湮没在发财欲之中。科学技术的胜利是以人性沦丧和人的物化为代价的，这就是科技异化，即科学技术作为人的创造物变成了统治人、压抑人的一种异己性力量，它不但不是“为我的”，而是“反我的”，出现了有悖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使自然界向着不利于甚至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演进，结果导致了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实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危机的社会现实。而人的异化则在科技异化的背景下愈演愈烈，人本身不再成为科技发展的目的，而科技发展成为人统治人、压迫人的手段。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早就看到科学技术并非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是蕴含价值追求的社会事业，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能动力量。技术伦理问题产生的前提就是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属性，当科学及其成果成为人类需要的对象和依靠的力量时，它就成为了价值客体，从而表现出价值性。其正面价值表现为物质文明价值、精神文明价值、政治文明价值、制度文明价值、生态文明价值和社会变革价值。尤其在当代，社会科技化和科技社会化的双重趋势日益加深，种种社会因素和价值取向渗入科技领域，影响着科技活动，这表明现代科学技术已不再是纯粹的理性活动，而是与人的需求和社会全面发展更加紧密相关的实践活动。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理论的一个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对这一观点，邓小平把它发展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江泽民进一步把它发展为：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科技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不仅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必将深刻地影响下个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格局。”总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具革命性的推动力量。这一系列论述，重申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向人们极其全面地展示出了当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进步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这就为我们抵制国际性的反科学的思潮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虽然现代高科技为一部分人创造了富裕而舒适的生活，但也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在高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里，高科技没有被用来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反而却被用做推行霸权主义、屠杀无辜平民的手段。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剥削和侵略第三世界。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共同努力用科学技术的成果来免除许多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暴力、愚昧与贫困之苦，增进全人类和平与发展之福。”
因此，科技发展及其社会后果是人的物质创造力量对象化的产物，但是这种力量并不必然是人的本质力量。技术要反映人的本质需求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必须受到伦理的制约，伦理应该是科技实践的一个内在维度。换言之，伦理并不是外在于、强加于科学技术的东西，而是科技实践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规范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指导着科技成果的合理运用。惟其如此，科学技术才能真正反映人的本质需求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才能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变革社会关系、完善制度安排，保障人人共享科技发展成果，建设和谐世界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思想的现实途径
作为辩证唯物论者，马克思、恩格斯在看到技术自主性的同时并未无限夸大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是承认科学技术具有社会属性，把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来理解，并认为科学技术是通过工业生产的存在和作用显示出来的。马克思曾深刻地揭示，科技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分析的那样，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但制造了一种虚假意识，而且制造了一种虚假需求，即人们把受支配的生活当作舒适的生活，把社会压制的需要错当成他们自主的需要，把社会控制误以为是个人的自由。它成了大众的欺骗、公开的谎言以及集体性迷惑的工具，发挥着欺骗的功能，而且技术使人日益变成技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的奴隶，使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了单一的、片面的技术关系，从而使科学技术成为各种异化的万恶之源，成为巩固现存秩序的手段。因此，从广度上看，社会各阶层都受到科技带来的噩梦缠绕；从深度上看，不仅人的肉体和灵魂成为技术操作的功能，而且人的智慧和感觉都成为管理对象。
把科学技术比作双刃剑虽然看似正确，实则似是而非。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来，科学技术并非生来就是天使或者魔鬼，它的巨大社会后果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的社会制度。换言之，一定的科技形态究竟是生产性的力量还是破坏性的力量，是给人类带来康乐和福利还是带来危害和灾难，这不取决于科技本身而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取决于控制、操纵和使用科技的人。核技术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和平利用的高效能源，但是一旦被用于争夺霸权，就会成为战争的工具。
核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显示了毁灭性的威力，今天仍然有一些国家无视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了争夺霸权而拼命增加核储备，对人类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同样，基因和克隆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倘若被不正当地利用，便会造成极大的伦理困惑和危机。伴随科技活动的全球化进程，科技活动的风险已经上升为一种高风险后果——会对极大量人口造成普遍性后果的风险，层出不穷的危机(如核危机、生态危机)使得人的生活处于极端的不确定状况。概言之，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高度的物质文明并不会必然为人类创造出一个和平、幸福、和谐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实践作为联系人类和自然关系的桥梁和中介，表面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要消除科技异化和人的异化状态，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要使科技进步符合人性要求，抑制人的异化现象，充分实现科技发展的正面价值，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服务，就必须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狂热的科技霸权及其利益根源以及形形色色的科学蒙昧主义的实质，就必须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虽然在政治意义上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但它在技术变迁意义上也是一种对技术重新赋值的文化选择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目的是为了彰显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抑制其负面效应，因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要汲取以往那种旧式工业技术路线的深刻教训，通过技术批判或道德评价消除技术造成的任何异化现象，使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协调发展，保障人的创造力充分涌流，保障人人共享科技发展成果，走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绿色之路。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超越了对技术伦理的纯理论探讨，站在伟大的科技时代的前沿，认为当今时代技术伦理的主题是“服务于全人类”，强调和坚持的是为最大多数人服务的原则，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这个原则，就可以比较正确地处理科学技术在研究和应用时出现的各种伦理问题，恰当地调整在这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考虑到了个体，也考虑到了集体，既考虑到了现在，也考虑到了未来，这就达到了我们所追求的社会正义。从制度层面上看，技术伦理建设应注重促使“地球村”中的人群之间实现真正的平等合作关系，既要共享科技发展成果，又要共担科技风险。在我国，过去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功利主义泛化，存在过度消费、发展生产却污染了环境、科技犯罪等不道德行为，人与人关系出现不协调、不公平。如果缺乏科技道德行为的惩戒机制，对社会心理就会产生一种消极的暗示作用。只有对非道德行为通过纪律和法律的手段坚决予以禁止、惩治，新的伦理规范的确立才有保证。同时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性危机关乎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消除不负责任的单边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迫在眉睫。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建设的现实路径在于完善制度安排，人人都来监督、谴责损害环境、影响他人平等发展权利的不道德行为，这种制度安排和道德氛围将有利于在全世界、在全社会建立人与人真正的平等合作关系，有利于建设和谐世界。
三、坚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思想说服力和战斗力的根本要求
生态危机作为生态系统的失衡状态，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分裂对立引起的，而这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论自然观带来的，甚至可以说，生态危机是科技发展和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是工业文明或科技文明的危机，它意味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自然应享有不受侵犯的特权和得到保护，不能用攻击性的方法对待它，而应把自然体验为加以保护的、文明化的生活总体，使自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把人类历史溶解在纯粹的自然史之中，也没有把自然史溶解在人类史中，虽然自然界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优先地位，但这种“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只存在于历史实践的中介之中，而正是通过社会实践对自然的制约性，自然史和人类史才构成有差异的高度统一。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把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的过程称为“发展”，而“发展”的程度与速度即是人类改造外部世界与获取物质财富的标尺，甚至是一种标榜。于是人作为自然界的万物之灵，改造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是“当然”的，这种以利用科学改造自然的所谓发展，不过是人的一种主观判定而已。
人类在潜意识里总以为改造、改变自然的过程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进步的过程、上升的过程和变得更好的过程。这种发展观完全是建立在唯科学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认为科学的进步才是发展的根本，科学可以解决一切人类的问题。但是，随着各种危机的涌现，当科学技术为人类解决的问题与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一样多，它对人类的建设性作用与破坏作用几乎同等规模时，人类开始质疑科学是否是万能的。人们经常感到一种困惑：即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是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又害怕科学业已变成一种发展得超出人类的控制的不道德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的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的机器。面对科学带来的双刃剑效应，人们迫切需要对日益膨胀的科学理性进行反思与限制，对过于狭隘的发展观进行修正，从异化中得到解放与拯救。
马克思主义技术伦理的实践意义就在于将批判和建构结合起来，按照历史发展的必然朝向，以对抗异化的集体力量来重新定位技术发展的价值方向，从历史的发展中提出人类要掌握自身的命运只有付诸行动，使善、公正和自由成为支配包括技术在内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力量。也就是说，人只有成功地对现代技术异化作出反应才能获得幸福的人类生存状态。这就是共产主义，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在这里，技术发展的理想价值方向在于“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得到和谐的统一，既使人大胆“接受大自然赋予人类的那一份历史馈赠”，又使自然界不致降为外化于人的东西。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不仅要运用科技手段从自然界中取得各种物质资料，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有控制地利用自然，使自然界能够进行“再生产”，以维持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心大自然，就是关心人类的利益，呵护大自然，就是维护人类的生活权力。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当今，人类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但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痼疾。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一自然一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
发展科技的意义篇5
关键词：科技；革命；发展
目前，新科技革命的趋势正在迅速发展。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催化作用下，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各个国家的经济被越来越深地卷入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以至相互依存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面对这一汹涌奔来的世界潮流，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审时度势、从容应对，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时代课题。
1新科技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们与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日趋紧密。可以肯定，新科技革命对我国的建设和发展必将产生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中既有积极有利的一面，也有消极不利的一面；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前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资本流动的迅速增加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使我国能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既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的资源优势，也有利于大力吸收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参与跨国投资，利用国外资源。外资的大量引入，弥补了我国现代化建设急需的资金，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改善和生产力的发展；与外资同时引进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新科技革命加速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促进了我国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企业要想增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必须进一步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尽快形成更为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规模。我们只有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国际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结构优化升级，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
第三，加入新科技革命合作的协调机制，使我国能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中国加入wto后，世贸组织成员给予任何第三方的优惠、豁免或特权，中国企业都可以在wto规则的范围内享受。这可以使我国企业获得一个稳定、平等、公平的进入国际市场的权利，有利于我国企业进一步扩大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更好的参与国际竞争，并可以利用wt0的有关条款有效保护我国的合法权益。
新科技革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反映了当前世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运动，有利于国际范围内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部分反映了它是以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技术垄断的现象和过程。因此，新科技革命必然会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带来影响，形成严峻挑战，主要表现在：
第一，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当今新科技革命过程中所运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按发达国家意志制定的，体现和反映他们的利益。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要把新科技革命搞成全球经济美国化和西方化。这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是一个严重挑战。
第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促进优势的挑战。在科技应用方面，西方国家占有巨大优势。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发达国家每年用于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支出占全世界此类支出的95%以上，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只占不到5%。西方国家利用经济科技应用优势，极力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这对我们是又一个严重挑战。
第三，经济活动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国际资本主义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和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不是在经济、科技“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就是通过基金会之类的所谓“民间组织”，用金钱收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敌对分子，培植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势力。所有这些，都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
面对新科技革命这一国际背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我们只有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把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消极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内，才能实现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2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那么，怎样应对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呢？可以肯定的是，全面拒斥的观点和全面迎合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全面拒斥的观点认为，世界新科技革命趋势是洪水猛兽，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敬而远之。当然，对新科技革命的风险、威胁和挑战保持高度的警觉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此而发展到这样的偏激则是十分有害的。在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空前紧密、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把中国孤立于世界科技潮流之外，势必制约自身发展，使中国的发展陷于停顿。我们应该认识到，新科技革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进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
全面迎合的观点认为，新科技革命既然不容回避，我们就应当随波逐流，有的甚至公开主张去以中国的全盘西化来迎合新科技革命发展趋势。这种观点在客观上长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志气而灭了我们的威风。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在新科技革命的进程中就必然要断送社会主义，失去自主权，断送了社会主义，也就断送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不论是全面拒斥的观点，还是全面迎合的观点，都有着共同的思想意识形式：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意志软弱，都是缺乏自信力的表现。
发展科技的意义篇6
[关键词]电影 科技 人文 隐喻
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对峙、分裂，以及寻求其两者的沟通、融合，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宏大的世界性的历史语境。从古希腊科学作为实现人文理想，即达到自由的一种学问：到笛卡儿“我思”之演绎、培根“知识”之归纳，科学以独立学科身份出现，再到始自卢梭，历经康德、尼采，延续到海德格尔等的“浪漫哲学”思潮，对科技理性的忧虑及批判，对人文精神的追索与呼唤，以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关于自然科学“将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的预言等，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从未止息。
然而，就人类社会的艺术发展方面来说，电影艺术正是科技与人文的现代隐喻。电影就技术来说，对现代科技的依赖性十分明显。电影的胶片技术、音像同步技术以及电脑特技等等，无不是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下形成的。但是，电影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艺术，它无非是一种大众化的舞台艺术。一部没有深刻人文内涵的电影，肯定称不上是好的电影。任何类型的电影，即使是似乎纯粹幻想的科幻电影。仍然离不开对人类命运的殷切关注和艺术想像。
一、电影艺术对科技的依赖性
电影艺术是伴随着现代音响和影相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众所周知，1872年美国人斯坦福与科恩关于马奔跑时是否蹄子着地激烈的争执，最终通过多个相机的组合镜头才得以平息，这直接导致了电影的产生。19世纪末电影的诞生，从根本上说是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综合产物，在电影诞生之前，许多发明家已经为电影的诞生做过艰苦的工作和基础性的贡献。无论是相机的成相技术，还是固定底片连续摄影机的发明，无不是科技发展的结晶。而斯坦福与科恩的打赌事件，就像使这些科学技术糅合在一起发生巨变的催化剂，迅速导致了电影综合技术的出现和产生。使电影这门伟大的艺术叩响了20世纪的大门。
摄影技术的改进，是电影得以诞生的重要前提，也可以认为摄影技术的发展为电影的发明提供了必备条件。但是，影音的同步曾经是电影事业发展的一个难点，所以，早期电影是无声电影。卓别林的一系列电影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27年在世界电影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爵士歌王》影片的问世，是有声电影时代来临的重要标志。声音的同步使用促进了电影从单纯的视觉艺术。发展成为视听同步的银幕艺术，实现了电影史上跨时代的革命。同时，视听同步技术极大发展了电影的文学艺术定性，为电影艺术的发展拓宽了前景。后来，随着电影工作者对声音控制及运用能力的提高，以及录音设备和技术条件的不断完善，有声电影的发展才非常迅速。1933年以后，由于电影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电影的制作制作过程中，影像同步录音又发展为后续录音，这使得电影摄影变得更灵活，也更富有生气和表现力。同时，电影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电影中蒙太奇理论和手法进一步完善。前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的《逃兵》，第一次使用声画对位和对立的配音新方法，极大地加强了影片的艺术表达效果，使观众耳目一新。
另外，电影的成色技术在世界电影的发展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期的电影是黑白色，这种视觉效果显然影响了电影的艺术表达能力。1935年，马摩里安摄制的《浮华世界》，是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显然，彩色胶片的发明和使用，直接促成了电影艺术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声音和色彩的逼真。促使电影更加趋近自然，视听效果更具震撼力。有时，电影制作家会在同一部影片中交替使用彩色胶片和黑白胶片，收到了之前预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至今，这种表达方法，在电影电视中仍然在普遍使用。毫无疑问，彩色胶片电影的问世，标志着电影从诞生发展达到了成熟的发展阶段，从此，世界电影艺术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电影艺术从诞生到发展成熟，对摄影成像技术、音像同步技术及胶片技术等的依赖性十分明显。电影艺术本质上讲，是科技发展适应人们的艺术生活的需要，从而得到了蓬勃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电影艺术也不然会有需要的新的突破。例如，三维动漫的技术的发展成熟，就极大地提高了电脑制作的仿真效果，并促进了动画电影的普及。如今电脑特技的使用在电影制作中十分普遍，电影评论家马丁・贝克就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电影本身可以说成是一个跨越20世纪的特技效果。”可以预见，电影艺术对科技性将有增无减。
二、电影艺术的人文意义
电影艺术本质上是一种舞台艺术的现代化。舞台艺术当以戏曲戏剧为著，其中戏剧与电影艺术极为相似。从编剧、导演到演员的角色的配置等艺术追求方面来说，电影与戏剧均非常重要。当然，与戏剧相比，电影艺术在时间的跨越、空间的转换等方面更为自如逼真。因为电影借助现代科技将艺术的舞台生活化、真实化了。一定程度上讲，电影艺术实际上是借助了现代科技的发展，将舞台艺术普遍化、大众化。
电影既然是艺术，自然离不开人文方面的意义。那么，人文究竟指什么呢?人文从古代汉语来说，应该是“人”与“文”两个字合成的。“人”应该是指理想的人格，而“文”通“纹”，即留下痕迹，后来演变为教化之意。《易经》就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平人文以化天下”。人文实际上成了以理想的人格来教化天下，故而孔子的诗教观乃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人文主义思想。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是人们处世待物的行为哲学，具有明显的伦理色彩。所以，中国的艺术很难脱离“文以载道”的局限，这个“道”可以解释为伦理之道，也可以解释为政治意识形态。然而，电影中所谓的人文意义，自然不是“载道”。否则电影的艺术性很难有大的拓展。实际上，现今人们所谓的人文是指西方启蒙时代以降的人道主义或日人本主义思想。
电影艺术的人文意义至少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电影的主旨应是普世性的人性关怀。没有丰富的人文价值内涵的电影。即使有丰富的情节，也称不上是一部杰出的电影。当然，人文意义的内涵是宽泛的，可以是对日常人类生活的关怀，也可以是对卑鄙人性的批判，也可以是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等；其二，就电影的效果而言，应该可以给观众情感上的震撼，理性上的思考。这就需要电影本身具有深刻的人文内涵，并具备高超的艺术表达手法。只有对观众有巨大震撼力和吸引力的电影，方可保证其较高的票房收入，从而才有可能竞争惨烈的电影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不同的电影类型而言，其价值取向虽然稍有不同，却都是对人文精神的执着追寻。按照电影的主题或表现方法的不同，电影的类型大概有情感片、武侠片、战争片、恐怖片、动画片及科幻片等。无论是情感生活片对真挚生活的追求，还是武侠片对狭义精神的展示，还是战争片对人类和平的渴望，还是恐怖片对人类心灵的挖掘，还是动画片对善良人性的讴歌，还是科幻片对人类未来的想像，无不是对支撑人类前进的人文主义的充分肯定。电影艺术如果离开了鲜活的人文意义，则犹如没有灵魂的躯体，纯粹成了摆设的花瓶。就拿科幻电影来说，虽然表面上似乎是对科学的未来想像，但是，无论科学的未来可能性是好还是坏，所透露的深层意识无不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切。科幻电影经典之作《星球大战》以大胆的想像和离奇的画面，曾经令人耳目一新，创造了惊人的票房收入。实际上，它的精神本质是西方文化中的冒险精神和自由的人文主义理想。
发展科技的意义篇7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2-0031-09
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创新
制度对于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制约和推动作用，制度创新构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制度创新的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本文探讨的制度创新，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而提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坚持、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理论，而绝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就坚持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因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而言，本身就是在一个新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科学概括。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不断面向运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恩格斯在1893年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1](p17)马克思倾注其一生心血，深入研究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应当说，这一历史结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必须指出的是，要真正实现这一人类理想，还必须依靠我们的现实努力，尤其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历史方向的正确把握还并不完全等于制度的正确制定和实施。
如何将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转化为制度创新的现实过程,马克思本人为我们作出了典范。1861年，当时的沙皇俄国废除了奴隶制，俄国社会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的社会制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于是，处于这场辩论中心的查苏里奇便写信求教于马克思。针对查苏里奇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则显示了辩证创新的思维方式，努力探求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制度创新之路。在深入分析了俄国的具体情况后，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俄国社会是和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在近代所创造的生产力、世界市场及其交往方式是俄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俄国社会由于其独特的公社公有制的存在，这就可以使得俄国社会在吸取资本主义现有物质成果的基础上，可以避免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个因素基础上建立的东方社会制度，将是一个创新的社会制度。当然，由于各种社会客观条件变化和制约，人们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理解还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关于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种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其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p131)
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之初，由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迫使列宁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对于克服困难、保卫苏维埃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当人们将这一应急性的对策视为走向共产主义的便捷之路时，一场政治经济危机便迅速出现了。严峻的现实使得列宁开始探求一条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之路。列宁对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在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这种过渡必须是在全面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二是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三是要建设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并充分利用这一政治权力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四是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和实施不能机械照搬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而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不断加以创新。这一条也是最为重要的。在论及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时，列宁特别强调了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要不断创新的重要性。
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战略，这一战略也体现了制度创新的原则。在经济制度方面，开始突破苏联模式，注意区分根本经济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开始考虑允许非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思路。在政治制度上，一是提出了政治协商政党体制，而不是苏联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体制；二是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体制，这也不同于苏联所坚持的苏维埃和两院制的政府体制。在文化制度方面，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创建以现代化为坐标的新的文化制度。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党和国家于50年代后期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没能在正确的方向下坚持下去，但必须承认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同样构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体系的活的源头。版权所有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最根本的意思就在于邓小平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品格，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方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邓小平制度创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定位的创新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遇到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对自身制度作一个科学清醒的历史定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段时间内，对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定位过高，从而滋生了一系列“左”的失误，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夸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中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等，都使得社会主义蒙受了损失。因此，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方针政策的制定就无从谈起。邓小平也正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宗旨，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发展依据。他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p252)
2.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框架的经济制度的创新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生产力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未来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产品经济，在这一经济形态中社会将对生产进行自觉的计划调节，按照社会需要合理分配社会劳动和利用资源。但这种产品经济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一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是平等的。二是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工厂，社会总劳动由一个计划统一调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产品经济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首先从所有制形式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成分。其次，在现实中社会的计划中心无法保证个人劳动都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个人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必须达到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的个人劳动必须在企业里集合成为企业联合劳动；二是企业联合劳动成果必须满足社会需要，在市场上完成了商品交换。面对国际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指出，计划和市场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2](p148)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3.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先进的，具有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本身就标志着根本政治制度的实质性转变。1954年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颁布，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框架和氛围。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是曲折的，从具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来说，建国后，为了迅速医治战争所带来的创伤，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建设，我们选择了一个党、政、经、社一体化的政治制度，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具体制度便暴露出许多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等，进而最终导致“”的灾难。在总结“”的教训时，邓小平就曾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为此，邓小平设定了政治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基本目标，这包括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从长远来看，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就曾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3](p322)从近期来看，包括三个具体目标：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是克服，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2](p179-180)4.以“四有”和“三个面向”为目标的文化制度的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制度创新，就体现在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精神文明建设上，体现在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特征上。从“四有”到“三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文化制度创新，贯彻着这样一个原则，即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西方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个没有共同理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共同理想的形成又是建立在文化价值基础上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共同的科学的理想信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2](p137)面对当今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我们要不断深化改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更需要能够凝聚人心的共同理想。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文化制度创新的首要标志。其次，当代中国的文化制度创新必须吸取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面向未来和继承传统是内在统一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理念层面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在实践层面上，中国人民在长期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和反对剥削和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优秀的文化积累，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这两者都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纷纷被介绍进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一时间各种理论被传得沸沸扬扬。实用主义、社会进化理论、弗洛伊德主义等等，都曾以各种形式在中国的学界亮相，也曾吸引一些年轻人的注意。但这些理论各领没几时，很快便成为过眼烟云，明日黄花。惟有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站稳了脚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彻底胜利，首先是因为其理论本身是真理的反映。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一举击败各种思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种结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汇合。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作为全新的世界观在中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首先是它取得了传统文化进步或优秀因子的认同，两者在严峻的现实基础上发生了一次现代性整合。同样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所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一个创造性整合，是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的一次综合创新。离开这种文化承传关系，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文化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难以在中国形成一种民族凝聚力。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创新必须立足于世界，当代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带来了人类交往方式的一次革命。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造成了全球性的信息同步效应。当代中国要进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在世界经济交往和新技术革命的大潮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有一种开放意识，必须构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制度和理念。“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3](p64)
二、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全球化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地理条件的阻隔，不同的民族、地区和国家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中生存和延续的。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确立，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个转折，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p114)。
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就是现代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渗透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中，人类才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谋求共同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88)列宁曾用一个著名的公式说明世界交往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指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5](p768-769)毫无疑问，中国的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3](p78)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互联网的出现，人类交往更加密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更呈现为世界历史的最重要趋势。经济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存在当代世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的国际化。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现代产品的成本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交往程度。正是在世界经济的普遍交往中，才会使产品的成本效用降低。
二是资本的国际化。国际资本已成了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基本走向。资本在国际交往中得以优化集中，将大大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的国际化。
三是世界贸易的比重增强。世界贸易的繁荣是建立在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的基础上的。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是反映世界开放的综合性标志。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靠现代科学技术，通过资源和资本的优化配置，推动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它们控制和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规则，并力图将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固定化、合法化；它们在全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以不等价交换关系，迅速获取最大利益；它们还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上，利用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全方位地进行金融扩张和金融投机，造成他国利益的损失，自己从中获利。
不难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有着很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就是资本主义向整个世界展示其“资本文明”的过程。黑格尔认为，历史并不是人的各种意志相冲突的无序的过程，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的，主宰历史命运的力量就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具有世界历史性，这就决定了历史的世界性。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质上是形式的。”[6](p503)由此可见，或许各个民族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最终都要被“自由概念”所统一，最终都要走向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上去。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化实质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因为他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已达到了尽善尽美的顶峰，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无限的永恒性。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居于中心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资本主义控制世界交往的状况，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全部含义。
理想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国家和民族间相互独立和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将自己的优势换取对自己不足的弥补，正是在这种互补关系中，世界性的交往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态势来看，发达国家诚然力图利用其种种优势控制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即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颠倒的经济依赖”关系也越来越明显。因为第三世界的市场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发达国家如果失去第三世界广大的市场，它们的整体经济发展就会出现结构性危机。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2](p79)
从哲学层面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内生的一种价值误导，即制造出一种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表现为一种抽象普遍性。资本主义把理性推到了极致，他们认为理性既是自然的巨大力量源泉，又是人生幸福的最后根据。他们将整个世界纳入到由理性决定的抽象普遍性模式中。在这一价值坐标中，一切具体的民族和国家，都是这种抽象普遍性的特殊表现。事实上，在公平交往中所形成的全球化，表现为一种共生性和整体性。也就是说，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总和。列宁从“器官”的意义上来看待部分，认为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如果说，在世界历史之前，人类的存在方式主要表现为“普遍—特殊”的关系的话，那么世界历史的转折标志就体现在“整体—部分”上。
总之，世界经济全球化并非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化，而应该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基础上的现代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一方面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通过经济全球化，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广泛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并尽可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我们要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战略方针，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不断维护国家和经济安全，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一个独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据工业社会的特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高度评价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完成对封建社会跨越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7](p424)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正是科学技术的作用，才使得“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8](p277)。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意味着：
1.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指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无产阶级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3](p86)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当今世界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生产力的竞争，而生产力的竞争又直接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正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构成了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这一历史大趋势，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9]科学技术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发展资金相对短缺，这是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不利因素。我们要注意避免单纯依靠资本投入、资源消耗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2.科学技术必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和驱动的作用。据统计，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到了70年代，上升至50%，到了90年代则上升至70%以上。美国90年代仅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到30%左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3](p87)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须指出的是，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高，并不完全等于生产力水平高。只有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各要素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关，而且和经济体制改革也有着直接的关联。针对中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现状，邓小平提出了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思路：
一是从科技体制改革入手，进一步明确依靠科技进步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科技体制是建立在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管理基础上的，条块分割，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研究中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科学技术缺乏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内在机制和动力。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他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3](p108)目前，我国的科技体制应从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远需求，从适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的角度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建立明确的科技目标、评价标准、人事制度、分配机制等，进一步解决我国科技体制中重复设置、人员臃肿、机构僵化的问题。二是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为目的，建立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相结合、相配套的新机制，改变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现象。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3](p108)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机制和渠道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92年10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改革思路，通过分流和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等做法，比较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96年9月，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原则。我国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体制正逐步形成。但应当看到，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有许多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就需要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研究和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探索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新思路。
3.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推动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基本政策导向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的竞争条件下，知识和人才的价值越来越突出和明显，因为经济和科技竞争的根本就是人才的竞争。邓小平从整个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导向。邓小平所提出的新时期人才政策的内涵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是涉及到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得失的重要问题。科技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否完成这一历史性改革，改革能否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这是邓小平最为关心的。他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2](p108)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面向21世纪中国能否在世界竞争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能否完成，最终还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p380)
第二，科技人才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随着科技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变化，工人阶级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邓小平敏锐地看到这一问题，深刻指出：“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末，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4](p34、88)
第三，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在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培养、选拔高素质、创造性拔尖人才就成为当务之急，只是建立一个优化拔尖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才能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拔尖人才。邓小平特别指出：“在人才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4](p95)
收稿日期：2000-06-2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发展科技的意义篇8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认识与改造自然、认识与改造自我的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系。它们是贯串在科学探索和人文研究过程中的精神实质，是展现科学和人文活动内在意义的东西。(注：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次版，第49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古已有之，它们是在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不断滋生与满足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延续到近代，二者的互动互进对近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本文将以近代启蒙运动作为分水岭，就启蒙运动之后的发展状况对这两种精神进行相关论述。
科学精神是指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体现于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中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思维的发展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是近代科学精神得以形成的温床。(注：韩文甫，赵红光，成月季：《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73页。)而所谓科学，是指在理性的指导下，用实验与逻辑等手段，不以主观愿望和价值选择为转移，实事求是地探索自然界的本来面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并形成系统的知识。(注：李连科：《发动机与制衡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社会作用的不同互补》，《光明日报》，2002年4月23日，第4版。)由于特殊的文化历史渊源以及科学所具有的这些属性使得贯串于其中的科学精神有着三个方面的特点：1、以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前提，以物为尺度，以客观世界为认识对象，追求客观世界中的真；2、推崇理性至上的原则，往往借助于逻辑的、数学的和试验的理性手段，以求达到对自然世界的严密把握；3、科学探索无禁区。科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真理性的认识，无论在哪个领域，科学研究都可以涉足其中并一直深究下去。从总体上讲，科学精神尊重科技的价值和作用，强调依靠科技来推动社会发展。这种观念注重人的物质生活，强调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推崇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的强大作用，重视掌握科学方法、追求科学真理的意义。
就现实生活而言，科学精神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不竭的精神动力。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研究才能不断地获得突破，科学技术才能取得持续的进步。人类摆脱蒙昧状态和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都与科学精神的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足以证明，无论是在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科学精神都将是人类社会科技发展和物质文明进步所必不可少的思维指向。
人文精神是指蕴涵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在人文认识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态度。(注：韩文甫，赵红光，成月季：《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73页。)相对于科学精神而言，人文精神较注重非理性的因素，它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人为尺度，追求善和美；在肯定理性作用的前提下，重视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人文探索有禁区等。总体上讲，人文精神尊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精神生活，追求人生的真谛，强调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性，重视生产的人文效益、产品的文化含量等。
在现实生活中，人文精神指导着人类文明的走向。如果说科学精神注重于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人文精神的侧重点则在于研究“应该怎样”的问题。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只有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下，科学技术才能向着最利于人类美好发展的方向前进。在某种意义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可以说是承载和导引人类社会前进的两条轨道，缺失了其中的任何一条，社会就无法顺利前进。
二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最为宝贵的两种精神。二者之间有着共生互补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改造建设中，只有将二者并重，才能保证发展实践的正确取向和成功。
从历史上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宗教、神话与医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是共生于一个知识体系中的，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一开始呈现出的是相互交错、交相发展的融合态势。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科学虽然与神话、宗教渐渐分离，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但它总难以完全割舍同形而上思辩等人文观念的联系。就科学的现实形态而言，科学知识也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包含着人文的意蕴。即使从近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形成来看，它们也同是批判宗教神学的有力武器。人文精神首先呼吁人性的解放，尊重人的价值和权利。科学精神紧随其后，提倡科学实验，反对迷信。科学精神的弘扬恢复了理性的权威，人文精神的倡导重新树立了人的尊严，二者的紧密结合为人们推翻宗教神学的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指向。实际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同是人类精神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因子。有学者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形象地比喻成发动机与制衡器：如果将社会比作一辆行进的机车，科学精神及其在研究和生产中的应用，则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如果没有发动机，机车就会停滞不前；但如果光有发动机而没有制衡器，动力系统非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极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人文精神相对于科学精神而言，正是起到了这种制衡器的作用。正是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生互补中，人类社会才一步一步地走向灿烂和辉煌。
但自西方启蒙运动兴起以来，随着宗教神学统治的溃灭，自然科学的振兴，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在推进。这一时期，作为科学精神外在表现形态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变化越来越使人类感到极大地满足和折服。在巨量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充分感受到了科学知识所带来的实惠，从而使得人们对科学知识推崇备至。于是，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分离倾向便开始滋长。19世纪末，德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严格对立起来的强大思潮。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更是把这种对立推向了极端。其结果是自然科学逐渐占据了人类思维的中心，而人文科学的阵地则逐步陷落。这种思潮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直到今天，许多国家仍在艰难地进行着人文学科的重建和弘扬工作。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公开对立，进而造成了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单向度发展。确切地说，这种对立直接引发了两种极端思潮的产生：一是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一是人本主义。就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而言，它大致包含着以下内容：第一，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最精确、最可靠的知识，是其他科学的典范。第二，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唯一正确和有效的方法，是一切认识方法的楷模，应该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切研究领域。第三，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可以推广至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包括人生问题。(注：杨寿堪，李建会：《现代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走向》，《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第9页。)而就人本主义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以非理性主义观察问题：在人性问题上，以情感欲望、本能冲动、无意识等规定人的本质，认为“人是神秘的”；在认识上，以直觉、体验、信仰作为把握世界的途径，认为直接体验到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在本体论上，以意志、非理性的生命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是神秘的“实在”，等等。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割裂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补性和内在联系。科学主义推崇理性至上和科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贬斥关于人的价值、尊严的所谓空洞口号，片面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人本主义则鼓吹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和科学进步，主张抽象的个人价值、个人理想、个人本位和个人中心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滋生无疑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负面的作用。近代科技革命以来，从科学主义延伸出来的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极端推崇的态度，使得人类在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中隐含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上的每一重大理论突破都导致了影响深远的技术发明和新产品的问世，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认识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这个由科技打造的世界中，人们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强大因素，并且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与此同时，伴随着伟大的科技成就，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也悄然来临。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异、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人性的扭曲等。
而与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相对立，人本主义基于人们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失望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本主义者将一切危机都归因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理性和科学精神，大肆宣扬非理性主义，极度夸大人文精神的作用，并不加分析地将战争的残酷、机械文明的非人性、核武器的恐怖、环境的恶化等完全归罪于科技的发展。在人本主义的倡导下，甚至出现了一股反科学的极端思潮。人本主义的张扬无疑是片面和肤浅的，它宣扬“以人为本”，却恰恰没有看到隐藏于科学技术后面的真正主导因素是人。就历史的发展趋势而言，人本主义的倾向同样是不正确的，受其影响将会导致人的理性的缺失，科学技术的停滞不前，这样的后果也无疑会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分离所带来的人类普遍的价值危机已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实际上，现代科学危机或现代文明危机的实质是科学丧失了它的人文意义，是科学对人的存在的忽略，是科学对自己所赖以产生和形成的实践基础的遗忘，是科学观中人文精神的衰微、科学技术非人化应用和发展的结果。(注：辛继湘：《人文价值-科学课程价值取向的必然选择》，《教育评论》，1998年第2期，第34页。)因此，为了人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在发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弘扬人文精神。事实上，正如人类自身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一样，人类文化同时包括着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人类精神同时也包括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它们相互依存并相互补充，由此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方法和力量。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才能获得不断进步，从而也才能在物质上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提供保障；而科学技术只有在人的调控下，在高尚的人文精神的导引下，才会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积极正面的效应，缩减负面影响，从而真正造福于人类。因此，在科学精神中充分融入人文精神是决定科学命运和人类自身命运的关键。总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人类真正地认识世界，全面、合理地把握世界，并达到求真、向善、审美相统一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的建设发展中，任何一种精神的缺失都将会造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失衡、失序。当前，我们已跨入了21世纪，审视上一世纪的不足之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新世纪相融合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不容置疑。
三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思想的两个维度，它们的均衡发展是人类社会全面持续进步的保证。这意味着，现代社会迫切需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意味着一种精神对另一种精神的消解，而应当是二者的协调互补，共同发展。要实现这样的融合，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充分把握好影响二者融合的种种因素，从而才能在实践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为二者的顺利融合创造条件。就现实情况而言，影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因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有利因素
当前，人类社会已普遍意识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重要性。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话等，正是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具体表现。
现阶段，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进一步融合更有了令人乐观的前景。首先，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时代的主题，这就在客观上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创造了条件。“知识经济”的实质不仅是经济的知识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知识化。知识经济时代所追求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它更意味着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观念等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一个社会只有在拥有无数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并使得劳动者普遍知识化之后，才能实现国家的“知识经济”化。这里所说的知识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包括了科学技术知识，还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实践的经验、技艺和能力等。可以这样说，知识经济时代所重视的不仅是“智商”，“情商”也应是这个时代的重点。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随着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进行自由的交流与合作。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仅可以丰富各自的文化内涵，还可以促成崇尚科学精神的西方文化与崇尚人文精神的东方文化的有机结合，从而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拓宽了渠道。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还带来了大量的科研课题，这些课题提出了大量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推动着科技工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关注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人文问题，从而在科技活动中接受人文精神的指引，使得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交融在了一起。最后，知识经济时代从总体上讲倡导的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就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佐以合理和必要的人文关怀。可见，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不仅成为可能，还将成为必然。
(二)不利因素
从历史的渊源来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不是从来就分离的。它们的分离抑或对立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为了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再度融合，我们应当找出影响二者融合的不利因素，以做到有的放矢，为二者的融合扫清障碍。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影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不利因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1、科学主义仍然盛行。可以说，从启蒙运动至今，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一直是社会思潮的主流。尽管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里人文主义的思潮也十分强劲，但无论是人文 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们对科学的理解不但没有超出科学主义的视野，反而从根 本上否定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科学的片面理解。这使得科学 主义更加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将人类文化区分为两个对 立的世界：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科学主义者强调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方法的 独特性，否认人文学科的科学性并宣布其在认识上的无意义，这就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 神的融合设置了壁垒。
2、物质生活条件不够充裕。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尚未达到普遍富足的程度。尽管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但直到20世纪末，整个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依然在为解决吃、喝、穿、住等基本的生存问题而奋斗，许多人甚至远未脱离贫困。瞻前顾后，在科学精神指导下获取物质财富依然是人类首要的追逐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注重人的物质生活，强调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强调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作用的科学精神成为了人们首先推崇的对象。而看似只能带来“精神食粮”的人文知识及其精神则自然地被置于非常次要的地位。
3、社会制度存在弊病。现阶段，人类社会中的许多制度尚不完备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制度呈“单向度”的发展趋势，始终是围绕追逐和保护垄断阶层或资本家的利益来制定的。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下，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以最大化实现资本家的利润为目标，一切都以利润的赚取为中心。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对物质利益的无限追逐成为了人们工作的唯一目标，能够比较立竿见影地引导科技进步并最终带来物质利益的科学精神无疑成为了人们追求的首要对象。而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体现得比较含蓄的人文精神则被科学精神的大潮吞噬的了无踪影。现实生活中，社会制度存在着弊病，它导致了科学精神对人文精神的消解，并使得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问题被束之高阁。
4、教育学科设置、教育方式以及教育资金投入的偏颇。近代以来，教育在其进程中深受科学主义的影响。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人文学科的领地日渐狭窄，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学科的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资金投入方面，对人文学科的扶持力也越来越弱。此外，教学方式上，也多采用“唯理性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而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而较忽视沟通不同学科的知识，以及建立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伦理的联系；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的充分发展。这种“重理轻文”的现状使得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最终导致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走向了背离。
四
在新的世纪，对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而言，既充满了机遇，又面临着挑战。一方面，对上一世纪科学危机的反思使人们认识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的必要性，从而为二者的再度融合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而延续上一世纪的科技成就，人类社会迎来了倡导协调、持续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这就更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再度融合成为了可能。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迄今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利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主、客观因素，这些因素在当前科技发展迈向纵深的时代背景下极有可能发挥越来越大的干扰作用。因此，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冷静分析问题，思考在机遇与挑战中怎样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创造条件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任务。在当前的形势下，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发展科技的意义篇9
一、弄清思想文化与科技的基本内涵
准确理解和把握思想文化与科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全面准确理解与掌握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的基础。
什么是思想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文化是“思想”与“文化”两个概念的复合体。所谓“思想”，就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是一系列的信息，输入人的大脑后形成的一种可以用来指导人的行为的意识。“文化”从广义上说，就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从狭义上说特指精神财富。而“思想文化”则主要是指处在最高层次、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即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文化。
什么是科技？科技实际上是“科学”与“技术”两个概念的简称。所谓“科学”，一般是指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所谓“技术”，一般是指将科学理论转换成社会生产力的工艺方法或工艺过程，它是人类利用自然能力的标志。有人认为，从广义上说，科技不仅包含认识自然、社会、思维现象和对这些方面进行改造而总结出来的众多的知识，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而且还包括在科学研究活动中所形成的一整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制度和科学道德规范，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科学价值观念、科学价值标准和科学活动行为准则。此外，还包括由科学转化而成的技术，从技术物化而成的技术设备和物质产品。
二、明确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学习的基本目标
目标是行动的指南。思想文化与科技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故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庞杂，因此明确高中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学习的目标是我们学好这部分内容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把握：
从宏观层面看，就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历史（Ⅲ）”所指出的：“思想文化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的思想文化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程，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特色的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了解中外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及相关人物，进一步从思想文化层面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高中历史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通过学习，了解中外历史上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及相关人物；学会收集并综合分析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相关资料，探讨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认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增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树立自觉传承祖国和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意识。”
从微观层面看，就是《课程标准》“历史（Ⅲ）”中所规定的有关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学习的具体目标。如“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这些具体的学习目标，我们不能仅记住相关表述，而应准确理解与把握其内涵。以“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学习目标为例，仅能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如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等那是远远不够的，这里的学习重点是以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为切入点，通过归纳、比较分析他们的理学思想及其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关系，认识宋明理学是对传统儒学的发展，认识宋明理学的历史地位及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只有明确这一学习目标，我们才能全面学好“宋明理学”这一内容，才能从容应对当今高考对“宋明理学”内容的考查。
三、科学整合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的学习内容
高中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的学习内容纷繁复杂，这就需要我们运用一些简单且行之有效的手段或方法予以科学整合。这方面，我们不妨采用表格法和小专题法。
如：我们可以运用表格从点、面、线的角度整合“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理论成果”。
又如：我们可以运用表格比较分析“14—16世纪中西科技发展道路的分野”。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用表格，而以小专题的形式纵横归纳整合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内容。如：儒家思想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演变，可纵横归纳整合出如下知识要点：（1）从纵向看，儒家思想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继承与发展相统一。①争鸣时期：春秋战国。②非统治地位时期：秦、汉初。③占统治地位时期：西汉汉武帝——19世纪前期。④抗衡与斗争时期：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⑤退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领域：20世纪前期。⑥进入国家思想道德体系：21世纪初。（2）从横向看，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当时的时代和谐统一。
从纵横的角度归纳整合不同思想文化与科技发展内容，对适应高考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如2011年高考全国大纲文综卷第37题，就从纵向的角度考查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近代的“民主思想”的内涵及其关系。
3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在早期儒家经典中，民本思想有较多的体现。《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认为民贵君轻，又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据《孟子》等
材料二 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悔……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
——摘编自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材料三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昔……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他强调“民国之国家，为全国国民所公有；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民国之权利，为国民所共享”。
——摘编自《孙中山全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其理想的政治。
（2）根据材料二、三，概括指出王韬与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异同。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民本思想与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关系，并简析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兴起的历史必然性。
参考答案：（1）主要内涵：强调君民相互依存；君主应重视民意，顺应民心。理想政治：君主用贤人，行仁政。
（2）异：王韬：主张君民共治；仿效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孙中山：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国民；仿效美国实行共和制。同：吸取传统民本思想；接受西方民主思想；重视民权。
（3）关系：有一定联系，民本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家认识和形成民主思想的基础和媒介。有本质差异，民本思想是在君主政治下对君民关系的认识；民主思想否定封建君主制，最终形成“在民”的认识。历史必然性：封建制度面临资本主义的挑战；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探索。
四、注意评析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思维方法
1.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发展有其自身发展规律。
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发展规律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演变历程、发展脉络、历史足迹等，遵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等纵向规律；二是世界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这需要我们遵循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与多元化规律；三是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的传播与更新，遵循交流与碰撞规律；四是思想文化、科技文明与时代的关系及各领域文化成果的关系，遵循和谐统一发展规律。
2.多角度分析思想文化与科技发展的因果关系。
我们在分析某一思想文化与科技发展的因果关系时，应注意从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科技、民族与国际关系等不同角度去探究。如在社会环境方面，我们应注意当时的社会是安定还是动乱以及普通民众与社会精英的价值取向等。在政治方面，我们应注意当时的国家是否统一，政治是否清明稳定。在经济方面，我们应注意当时的经济是发展繁荣还是停滞萧条甚至民不聊生。在文化政策方面，我们应注意当时社会的文化政策是否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在文化交往方面，我们应注意各民族间的交流、中外之间的交往是否存在有利于思想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因素。以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科技衰落、整体落后西方的原因分析为例：就中国自身而言：在经济方面：一方面，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压制手工业的发展，不利于科学技术成果的产生和推广。在政治思想方面，明清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统治，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窒息了学术空气，知识分子普遍脱离生产，不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在科技方面，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体系结构不合理，科技长期处于经验层次，重视实用技术，轻视理论的提升；另一方面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从根本上对科技不予重视。相反，明清时期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科技发展积累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动力；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工业革命推动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中国封建统治者推行闭关政策，阻碍了中西科技文化的正常交流，使中国失去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条件。总而言之，日趋腐朽的封建制度是阻碍中国近代科技出现的最根本原因。
3.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正确认识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
《课程标准》明确规定：“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因此，我们在学习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运用历史唯物史观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作为高中学生，我们应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方式决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地位为例：（1）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以孔子的“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百家争鸣”局面出现，这是该时期分封制崩溃、奴隶制瓦解，社会处于变革和动荡之中，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2）秦汉时期：①秦统一后“焚书坑儒”，压制儒家思想，这是秦朝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推行专制统治的反映。②汉代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出现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主张，并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是当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国家强盛、思想大一统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3）宋元明清时期：①自魏晋以来有“三教合归儒”的趋势，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依然如故。②宋代出现了新的儒学体系——理学，提出了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等观点。③明朝中叶王阳明将儒学发展为“心学”思想，主张“心即理也”、“心外无物”等，这说明儒家思想走到了一个极端，充分反映了统治者进一步用极端思想来消磨人民的反抗意识，用更加纯粹的封建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反映了封建社会在逐渐走向没落。（4）明末清初：出现了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家，他们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经世致用，重视工商业发展，对儒家思想加以批判继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封建制度渐趋衰落、专制制度强化、商品经济发展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
我们还可以运用“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说明魏晋、隋唐、两宋、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对绘画所产生的影响：①魏晋以来的社会动荡和佛教、道教的发展引发人们对儒学的反省，一些崇尚气节的文人在政治舞台上碰壁，却不愿与流俗为伍，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道德情操和理想人格为号召的士人群体。在绘画作品上，凸显个性的人物画开始出现。②唐代政治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画家们创制法度，表现雍容华贵的盛唐气象，绘画风格多样，如宗教画、人物画、山水画等。③宋代，“重文轻武”成为朝廷的国策，文人阶层壮大，理学的兴起，又使文人更注重内心的修养。这种时代特点也影响到绘画作品中，使山水画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从注重写实变为注重意境。北宋的文人山水画构图气势宏伟，画风阳刚豪放，体现了国家统一后的开阔心态。南宋偏安，画家绘画的对象变为江南风光，构图不讲究对称，他们的绘画被称为“残山剩水”。另外，这时不仅出现了许多文人描绘市井风情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百姓自己的绘画艺术也发展起来。④明清时期，由于政治思想上专制的强化、社会的动荡不安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品经济和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出现了许多风格奇特、个性鲜明、格调清新狂放的绘画艺术作品和画家，如“扬州八怪”。伴随着明清小说的发展，为小说作插图的木版画出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百姓自己创作的富有实用性的绘画艺术形式出现，如年画、寺庙中的壁画、布贴画和剪纸画等。
第二，精神文明的进步，是依赖于物质生产活动的；一切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的辛勤劳动。
以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例，战国时期在思想领域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其经济根源是春秋以来，由于铁农具与牛耕的使用和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发展，传统的井田制逐步走向瓦解，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兴起，出现了多种经济基础并存的局面，从而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三，思想文化与科技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过程。任何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都不是绝对封闭的、排他的，各种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既有交流，也有矛盾、碰撞。某一文明正是在不停地借鉴其他文明的过程中一点一滴地改变着自己。因此，我们学习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史时，应注意其纵横联系，多角度理解文明的交融与发展。
以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发展为例，在其发展历程中曾出现过三次高潮：①以元杂剧为代表的戏曲初兴时期。元杂剧是在宋元时期我国北方形成的一种戏曲。其主要特点是反映的社会生活更加广泛、深入；大胆抨击时政，歌颂人民群众的抗争。关汉卿是元杂剧的奠基人，也是成就最高的伟大戏剧家。他与郑光祖、白朴、马致远齐名，被称为“元曲四大家”。②以明清传奇为代表的戏曲高峰期。明代前期，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之上，吸取元杂剧的艺术成分，形成了明传奇。汤显祖的作品较多，流传下来的有传奇《牡丹亭》等我国戏曲史上的浪漫主义杰作。③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地方戏高度繁荣时期。1790年，为庆祝乾隆皇帝八十寿辰，流行于安徽一带的徽戏剧团——三庆班，由高朗亭率领进京献艺。随后又有徽剧的四喜、和春、春台三班相继进京，统称“四大徽班”。徽调与流行于北京的昆曲相互融合吸收，形成了京剧。几经艺术家努力，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迎来第一个繁盛期。作为“国粹”的京剧，在不断革新的基础上，迅速发展，流派纷呈，走向世界，达到了艺术上的顶峰时期，成为世界表演艺术大花园里的一朵独放异彩的奇葩。
第四，辩证看待历史上的思想文化与科技文明。具体而言，一要正确认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繁荣、更新与前代文化的关系，注意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二要正确认识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注意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既要关注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化的影响，也要注意外来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三要正确认识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科技之间的关系，不能只看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忽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意识能动地影响社会存在。
以近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发展为例：近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它又影响经济的发展。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经济、政治利益，要求打破神学世界观的束缚，突出人性，在思想界出现了肯定人的价值、推崇人性的文艺复兴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他们直接提出反封建专制的启蒙思想，要求建立法治社会，用至高无上的法律去维护自身的利益。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工业资产阶级产生，他们希望摆脱政府的种种规定，能够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同时他们要求更多地参与政治。这样首先在英国出现了自由主义。随着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壮大，自由主义成为欧洲主要的社会思潮。经过不懈努力，工业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逐渐得以实施。到20世纪前期，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私人的经营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日益增长。英国的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学主张。二战后，由于欧美各国普遍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
发展科技的意义篇10
你们好!一直以来，我总是对共产主义的理想持有很强烈的怀疑，人们的私欲真的可以被所谓的崇高的思想品质所埋没吗?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不是最根本的目的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大同世界是一种理想的生活，但它企图掩盖个人或某一集团的私欲，却是做不到的。大到国家，小到工厂，都在为资源而进行着斗争。“石油战争”就是对工业化的冷嘲热讽。每一个集团都在为日益缺乏的工业原料而进行着疯狂的抢夺。在工业社会，资源供应的中断意味着死亡，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想把尽可能多的资源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虽然依靠各种法律和人的行为准则的约束，这种斗争得到了缓和，但随着资源的开采逐渐减少和美国单极霸权的形成，人类的精神文明就显得单薄了些，这种斗争势必进入白热化。面对可以把人类毁灭n次的武器系统，人类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挑战。
然而机遇和挑战往往是并存的。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对未来产生了很大的憧憬和希望。对人类外部环境的认识，使人类对工业文明又产生了极强的信心。新的资源的开发和和新技术的出现使资源危机得到了缓和。这里科技的发展使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占有欲矛盾得到了减弱。这说明了科技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利器。
从科技的发展史来看，生产力的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技的发展。而从科技本身的发展来看，它体现了全人类的合作。没有任何科技工作者认为他的工作没有其他科技工作者的功劳。牛顿说过：“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全人类共同合作的最完美体现。同时科技具有可复制性，是一种无限资源，它是唯一脱离了人的私欲的物质。
我们如果说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上，那么就不能逃出人的占有欲，因为资源的有限制约了它的存在。从个人的角度看，占有生活资料的多少是物质生活质量高低的根本体现之一，也就是说当个人的安全成为人的目的时，就少不了争夺。从以上两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共产主义的实现是要靠科技来完成的。
第一，科技知识本质上是共有的，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拥有。
第二，科技的创新和发展是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所以它可以促进世界各种族各民族的团结。
第三，人类的未来必将依靠科技的发展来实现。不管生产力的提高，亦或是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和改善人的适应能力，都离不开科技的发展。第四，科技和生产力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科技的发展需要生产力来支持，而生产力又需要科技来推动。
综观人类历史，人类可以保存下来的只是历史的记忆，科技的进步，人自身的发展以及体现了科技进步的生产力。其中历史的记忆是为其它三项服务的。而人自身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都离不开科技的发展。当然人的社会关系也是可保存下来的，只不过它只是环境的体现，不是主流。归根结底，人类的财富的积累就是科技知识的积累。认清了人类的社会生产的目的，我们也就知道了共产主义的实质就是科技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者的现今任务就是让大众了解科技文明的优越性和科技文明必将取代工业文明成为主流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