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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前和融资后的区别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9:30:56

融资前和融资后的区别篇1

2000年以来,在保持融资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我国的融资结构也呈现出不断优化的态势。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中,人民币新增贷款占比较2002年下降36.3个百分点;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融资占比分别较2002年上升6.8和1.1个百分点。在关注全国融资总量变化趋势和规律的同时,研究区域融资结构的运行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2004年以来《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提供的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为基础数据,研究2000年至2010年11年间东中西三大区域融资结构的变化。

一、十年来中国区域融资结构变化态势

(一)三大区域直接融资量不断上升

2010年东中西部直接融资量分别为19555.18亿元、4225.23亿元和2503.58亿元,分别是2000年的15.2倍、10.9倍和14.4倍。直接融资量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十五”期间,东部地区年均融资量为1304.37亿元,中西部地区年均融资量分别为244.60亿元和139.76亿元;“十一五”期间,东中西部地区年平均融资量分别为12637.00亿元、2237.85亿元和1220.05亿元,分别是“十五”期间的9.7倍、9.1倍和8.7倍。

(二)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发展迅猛

债券融资量在“十一五”期间大幅上涨,呈现超越股票融资之势。东部地区在2000年到2004年间股票融资额一直高于债券,从2005年开始债券融资额开始大幅上升,2010年东部地区债券融资量高于股票4431.77亿元。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趋势类似,2010年,中西部地区债券融资量比股票融资量分别高827.93亿元和523.75亿元。

(三)债券和股票融资占直接融资比重不断调整和优化

从直接融资结构看,2001年至2006年,西部地区债券融资占直接融资比例一直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2007年至2010年,西部地区债券融资占比逐渐下降,股票融资占比不断上升,到2010年三大区域直接融资中债券和股票占比逐渐接近,债券约占六成,股票约占四成。

二、中国区域融资结构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间接融资占主导的地位仍然显著

2000年至2004年,东中西三大区域贷款占融资总量比重总体上升,比重在90%至95%左右,从2005年起贷款比重开始下降,东部下降幅度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2004年至2010年,贷款占融资量比重从高到低分别为西部、中部和东部,2010年该项比重西部地区为84.2%,中部地区82.4%,东部地区为77.6%。

(二)区域间直接融资量差距明显

十年来三大区域直接融资量基本呈现逐年上涨的态势,在2005年之前三大区域之间差距不大,从2005年开始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直接融资量是中西部地区之和的2.30倍,在2005年达到十年间最高水平为6.56倍,2007年至2009年该数值一直维持在4倍以上,直到2010年才降为2.91倍。

(三)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比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量比重在2004年以后明显上升。2000年至2004年间,三大区域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量之比差异均在10%上下波动,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比并不占优。从2005年开始,东部地区直接融资优势显现,到2010年东部地区直接融资比重分别高于中西部4.8和6.6个百分点。

三、进一步完善区域融资结构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壮大企业规模和实力

中西部地区应着力提高企业的规模和盈利能力,以达到在金融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的门槛。政府应大力优化企业良性发展的政策环境,企业应不断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壮大自身实力。

(二)充分发挥集合票据和集合债券功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集合票据和集合债券面向中小企业和经济发展较为薄弱的区域,可以实现将规模较小的企业联合起来在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筹资的目的,各地应通过第三方担保、信用增级等方式帮助当地企业获得发行资格。

(三)制定提高中西部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推动中西部地区融资结构改善

应制定更为行之有效的区域发展规划,尤其要明确支持中西部地区提高直接融资规模。成立专门立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筹资主体,授权其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支持中西部落后地区和薄弱环节的集合票据或集合债券,并且建立透明化的运作机制以控制风险。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课题组,何起东.关于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几个问题的研究[J].浙江金融,2011(7).

[2]盛松成.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J].中国金融,2011(8).

[3]尹继志.社会融资总量与金融宏观调控新目标[J].上海金融,2011(9).

[4]岑树田.广西区域融资结构问题研究[J].当代广西,2008(22).

融资前和融资后的区别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灾后重建物资融通资金融通

5.12地震发生后,对灾后重建的研究不断强化,涵盖了政策规制、流通体系、物资和资金筹集等诸多方面。灾后重建的核心是物资和资金的融通。物资和资金融通的顺畅,将保障灾后重建和拉动内需应对危机的顺利进行,从而实现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建设的战略目标。

一、金融危机与灾后重建物资与资金融通的相互影响

1、危机对灾后重建物资与资金融通的影响力评估

大地震对灾后重建物、资融通的影响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而加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滞缓和切断了灾后重建的物、资融通渠道。由于金融衍生的抑制和前期的银根紧缩,全球流动性紧缺,国际机构无暇顾及我国灾后重建对资金和物资的需求,来自世界银行、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机构对我国灾后重建物资和资金支持大量减少;国内金融系统在自身受损的同时需要维持自身行业的运转,对以四川为主的灾后重建资金支持极为有限;各级政府和各地企事业单位也因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出现资金短缺现象。以上三方面因素必然导致物资的紧缺,国家一万亿的灾后重建资金和地方债券的发行并不能完全满足灾后的需要。并且,即使拥有充足的资本,但出于对风险的考虑也不会大量投放到市场,特别是周期较长的灾后重建市场。因此,本轮危机对灾后重建的影响不仅仅涉及到融通模式,对融通渠道、融通量、融通效率乃至融通监管都造成巨大冲击。

2、物资与资金融通体系重构将对灾后应对危机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以模型说明金融危机下物资与资金融通体系重构对灾后重建应对危机的核心影响。设w表示灾后重建的总体效果或进程,f函数表示金融危机和特大地震对灾后重建成效的影响函数,a(t)表示灾后重建进程的外部影响因素,例如政策支持、气候环境、金融危机的影响等等,这些因素对灾后重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和外来的。?琢表示灾后重建的技术支持体系;?茁表示灾后重建的物资融通体系;?字表示灾后重建的资金融通体系;K表示金融危机对灾后重建物资与资金融通体系构建的影响因素;表示灾后重建的其他内部影响因素。需要强调的是金融危机对灾后重建进程及成效的影响是双向的,既作为灾后重建的外部影响因素作用着灾后重建的全过程,又影响灾后重建部分内部因素作用力的发挥。构建模型如下:

二、金融危机下灾后重建物资融通的对策

1、多措并举,全力保障重建物资的市场供应

第一,动用一切力量,在全国、全球范围内征集重建物资。首先建立物资融通快速通道,构建川西交通大动脉,优先扩展周边地区的物资供应来源,保障急需物资的供应;其次可考虑由毗邻省市与对口支援省市提供货源,在全国范围内强化急需物资的生产和所需原材料的供应;最后可在全球范围内征集重建物资,主要包括我国技术水平暂时难以满足要求的重建物资。第二,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大力支持重建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建立灾后重建统一协调小组,由省上主要领导牵头,包括发改委、经委、财政、税务、交通、商务、城建等行政部门和要素保障部门相互协调,大力配合重建物资生产、供应工作。第三,恢复灾区商业网点,组织大型生产资料交易场所开设,重建商品市场体系。灾后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涉重建物资的供应、运输、仓储和分配等涵盖了流通的全领域。第四,组织国内企业加强生产,切实保障市场供应。首先,要组织灾区本地的物资生产企业,特别是紧缺物资生产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确保就近供应原则。其次,对于国内非受灾省份的有关企业,要通过省际政府部门相互协调和沟通,加强组织引导。此外,还应考虑灾区现有大量废旧物资,如废旧钢筋等的再利用问题。

2、确保重建物资市场价格的稳定

第一,加强对重建物资价格监管。价格主管部门应启动重建物资价格应急监测机制,对灾后重建所需物资的供求情况加强分析,加大对重建物资市场价格的监督、检查力度。第二,对重建物资实行价格干预。各级市场和价格管理部门要及时采取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并通过限定差价率或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努力保持灾区重建物资的价格稳定。特别是要重点加强干预和管理水泥、钢材、砖瓦砂石等灾后重建重要物资的市场价格,抑制其不合理的上涨。第三,开通灾后重建物资供应绿色通道。相关部门可出台政策措施,为重建物资供应开通绿色通道。价格主管部门可会同有关部门对重建物资供应相关事项实行优惠,严禁对重建物资生产、流通的乱收费。对民政部门或红十字会等相关组织统一组织的、整车向灾区运送重建物资的车辆,免征过路过桥等车辆通行费,全力支持灾后重建物资的供应。第四,建立社会监督机制,积极动员群众参与监督。通过建立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对各企业、个体工商户进行社会监督。此外,还可面向社会广泛征集经验丰富、符合要求的义务监督员,分区监督,并实行“流动制”,定期换区互查,确保重建物资价格稳定。

三、金融危机下灾后重建资金融通的对策

1、加大重建中的财政政策支持力度

第一,完善对灾区重建财政划拨的科学规划。国家和地方财政对灾区重建的投入,应尽快完成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的恢复、重建和升级工作,履行政府财政的主要职能。同时,分税制实行以来,中央财政增收加快,县乡一级财政本身就比较困难。第二,设立灾后重建基金会,利用杠杆效应广泛吸收社会资金。重建基金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必须由政府设立,通过政府公共权利和信誉的强大导向作用,吸纳和引导其他社会资金参与重建工作。第三,实施灾后重建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要确保重点,与灾区重建步伐相一致;对因地震灾害造成损失的个人,示损失轻重减免个人涉及税收;对涉及国计民生、重建物资生产和资源类企业,大幅减免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和地方性税收,一般受灾企业适当予以税收优惠。

2、构建灾后重建的金融支持体系

第一,加强对受灾地区和重建项目的信贷支持。对灾区的金融支持主要体现在民生工程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涵盖了个人贷款、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企业重建贷款等多项内容。灾区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应由政府牵头,展开银企对接,打造灾后重建的金融超市。第二,发行灾后重建特别债券。发挥债券融资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充实灾后重建资金。灾后重建特别国债应注意与地方债券的区别;同时,优先支持和发行灾区大型企业债券,支持灾区大型企业和重点企业重建;参照国际经验,逐步尝试发行巨灾债券。把债券融资作为灾后重建融资的主要渠道和来源。第三,实现由“输血”向“造血”的转变,构建金融支持长效机制。结合灾区经济社会和地质地理实际构建山区城乡金融支持综合运营体系,实现快速反应和合理分布;逐步摸索建立巨灾保险机制,降低续发性地址灾害风险。

四、灾后重建物、资融通体系构建的政府和市场角色定位

1、政府和市场角色的博弈分析

博弈模型反应在物资融通体系构建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相互对立或相互排挤甚至是相互融合的过程。由于此模型是研究灾后重建支持体系的构建,所以前期必然是政府(a)先入手,市场(e)通过观察政府的行动来决策自己的行动展开博弈。市场和政府均有选择合作与不合作的权利,其博弈矩阵如下:

其中:x1>x3>0>x2>x4(x2与x4的负效应来自于政府的不合作导致体系运行的低效率和高成本);y1>y3>0>y2>y4(y2与y4的负效应来自于市场的不合作导致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产生的浪费和低效率)。

整个博弈模型的博弈树描述见图1:

由以上博弈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在灾后重建物资与资金融通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因为灾后重建是一个庞大和复杂的过程,需要多方的参与,且自始至终需要宏观政策的引导。融通体系中的政府主导、市场参与模式将更好的推动灾后重建的顺利进行。

2、政府和市场角色的具体定位

通过上述政府和市场角色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和市场的协作才是体系构建的最佳选择。而在灾后重建物资资金融通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政府和市场怎样分工或者协作,进而推动灾后重建的顺利实施才是政府和市场角色定位的核心。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将决定物资与资金融通体系的具体模式。灾后重建是一项保障民生和经济发展并重的重大工程,所以在灾后重建的始末,政府将始终扮演主导角色,特别是在重建工作的前期,政府必须在物资和资金的筹集和分配、政策的支持等方面起引导和支配作用。而本轮金融危机也加剧了市场职能的萎缩,使得政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所以在灾后重建物、资融通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政府需要扮演的角色是:负责体系构建前期以及体系中的主要物资和资金筹集与分配;全过程的协调各方的关系,以便物资与资金及时、公平、合理的输送到各需求主体;对其他各参与主体以及体系构建的质量以及运行的效率进行监督监察。而市场的主要作用将集中在物资与资金的筹集和运输上。由于市场的高效率,使得市场能及的从各个渠道筹集和输送所需物资与资金,特别是后期,政府只需要发挥配合的作用,更能保证物资与资金融通体系的高效运作。

(注:本文系国家教育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研究”应急项目:《灾后重建与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研究》,编号:2009JYJR012阶段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审计署:关于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的通知[Z].2008-05-20.

[2]国务院: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Z].2008-07-03.

融资前和融资后的区别篇3

关键词:金融;经济;金融现状;原因;金融扶持

中图分类号:F1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100-04

西部开发是国家为加快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协调不同区域间的发展,消除东、西部各方面差异所做出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项决策。作为一项系统的开发工程,西部大开发涉及的范围广,开发的时间长,消耗巨大,尤其需要巨额的资金。然而西部传统的金融模式很难满足西部开发所需的资金。为此,政府应进行必要的金融扶持。

1.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金融是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货币和信用的融合。金融经济时代,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并且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其作用越来越明显。金融对经济的作用是双重的,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金融能促进储蓄和投资的增长。在经济由落后走向发达的过程中,金融把资金持有者手中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以此来满足投资者不同的投资组合。金融的特点在于资金的融通,金融交易的广泛性和持续性,使得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冲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第二,金融发展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优化了资源的配置。金融的存在,大大节约了获取信息的成本,使社会资源向风险低、报酬率高的行业流动;金融监督体系的客观存在,使得资金的使用效率不断得到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监督成本。

第三,金融可以改变个人储蓄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上的储蓄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逐渐被缩小,这最终刺激了储蓄的增加;资本市场良好的流动性,使得消费信贷更加便利,这也间接地刺激了消费。我国近十年来平均8%~9%的经济增长率的背后(见表1),是银行从1999年后每年以2万~3万亿元的增长速度吸收储蓄、发放贷款所给予的金融支持。到2005年底,银行吸收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达15万亿元左右,金融的发展对我国GDp的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2.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现状

金融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影响着金融的发展。与全国经济发展相比,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相对应的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也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

2.1西部地区金融资源匮乏

西部地区经济总体不发达,相应的金融业总体上发展相对滞后,这主要表现在西部地区的存、贷款余额上。存款反映了一个地区的金融资源,而贷款反映的是投入一个地区的信贷资金量,体现的是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虽然西部地区的存、贷款余额较过去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其所占全国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的比重却一直较低。例如2005年末,东部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占全国的比重为61%,其中储蓄存款占55%,企业存款占70%,外汇存款占83%。与之相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仅存款数量小,而且结构相对单一,存款来源主要是储蓄存款;贷款方面,2005年末,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分别为11.1万亿元、2.9万亿元、3.2万亿元和1.5万亿元,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信贷资金,贷款占全国的比重达到57%,而中、西、东北地区分别仅占14.9%、16.4%、7.7%。东、西部存、贷款余额相差悬殊,意味着西部地区金融资源不足,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强。

2.2西部地区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发展滞后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初具规模。但是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各地区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存在不平衡性,西部地区的发展尤其明显:

首先,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数量少。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加,上市公司的竞争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增强。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上市公司不仅竞争力差,而且数量少。1995年,西部上市公司仅有42家,仅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13%;1999年末,这一比率为17.19%;而2003年末,在全国1287家上市公司中,西部地区共有上市公司251家,只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20.1%。但是,同时期东部地区共有上市公司656家,所占全国的比重高达52.4%。

其次,西部地区资本市场的筹资规模小,融资能力不强。据2002年有关数据显示:东、西部地区平均每家上市公司股本规模分别为5.9亿股和2.5亿股,平均每家上市公司市值分别为40亿元和22亿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东部上市公司股本规模大于西部上市公司的股本规模,西部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能力有待增强。

再次,证券机构的数量少,竞争力不强。目前,全国资金及竞争实力雄厚的证券机构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证券机构的数量和规模较西部地区的证券公司都有很大的优势。截至2003年末,我国的388家证券经营机构中,东部共占了243家,占全国总数的62.6%;而西部仅有66家,所占比重为17%。由于各证券机构对利润的追逐,西部地区的一些证券公司其经营的重心也有向东部地区倾斜的趋势。

2.3西部地区银行机构设置不科学,金融资产总量不足

2005年末,全国各地区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共计20多万家,总资产共计37万亿元。其中,东部地区聚集了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部;在金融资产方面,东部地区聚集了全国资产总额的60%以上。与之对比,西部地区却没有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部;在资产总额方面,虽然2005年西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增速很快,但是其总额只有6.3万亿元,仅占全国总数的17%。

2.4西部地区对外资缺乏吸引力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外资在地区分布上却极不均衡。1999年,我国利用外资的合同金额已达6137.1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076.31亿美元,外商投资项目341538个。其中,西部地区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分别只有237.33亿美元和99.01亿美元,分别只占全国总数的3.87%和3.22%,西部外商投资项目只有17108个,约占全国总数的5.01%;2004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606亿美元;其中东、中、西部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632亿美元、89亿美元和29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84.3%、11.9%和3.8%。虽然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总量在不断加大,但是与东部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2.5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服务滞后,普遍缺乏优秀金融人才

当前,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运行机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使得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身的制度创新有限,金融工具创新落后,技术创新的能力不足。西部地区的金融环境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讲较差,很多东部地区的优秀人才很难被吸引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部金融业的竞争力。

3.西部地区金融滞后的原因分析

第一,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资本形成的能力不足。西部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东部发达地区还很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不能健康的发展,这使得在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西部地区很难形成有效的资金群。没有有效的资金,资金的内生机制得不到巩固,资本生成与积累的能力得不到加强,导致了西部地区的金融业在西部经济发展中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而市场规律的作用又使得西部有效资金流向了东部发达地区。

第二,西部地区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资本市场的发育迟缓,导致了直接融资的渠道不畅,融资方式单一,同时证券发行范围小,这进一步减弱了西部地区融资的能力。

第三,西部地区金融政策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在:首先,西部地区缺乏有针对性的区域性货币政策。目前国家的货币政策并没有体现出政策上的倾斜性。统一的金融调控、商业银行存贷比例、授信额度、贷款结构等,使得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出现了东、西部金融市场上的“马太效应”,即越落后的地区,资金越匮乏;其次,西部地区缺乏健全的多元化的金融组织机构体系。目前西部地区的金融构架,还是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其他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及政策性银行为辅的机构体系。这使得金融机构本身的服务职能不能完全发挥;再次,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虽然在西部设立了分支机构,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还是不能满足西部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第四,金融的外在环境恶劣。自然环境对地区金融的影响一般不直接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影响国内生产总值来间接地影响金融活动。西部地处中国内陆,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这些客观上阻碍了西部地区金融业与东部及国外金融业的交流活动,影响了金融对西部地区及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金融所处的经济环境方面,金融对经济的促进功能是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得到提升的。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比重高,工业化进程缓慢;国有企业数量多,民营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缺乏竞争力。西部地区经济环境的落后,使得金融对经济的贡献降低。

最后,金融的自我调节机制被严重破坏。目前,西部金融环境失衡状况较为严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金融政策传导机制的失灵。金融政策在由上而下的传导过程中,易受人为因素的影响,经常出现政策与金融实践相背离的情况;二是金融监管的失衡。现行西部金融风险监管仍处于事后监管,监管机构无法对地区的金融活动进行超前控制。监管的方式虽然市场化,但并没有达到真正的网络化,各监管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现象严重,协调性差。

4.西部地区金融扶持的对策

4.1完善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

西部金融组织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当地的筹资能力减弱。加快西部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整合西部的金融资源。为了逐步完善西部金融机构组织体系,笔者认为,在原有的组织结构的基础上,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解决:

第一,鼓励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以此解决西部开发中的资金需求;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设立方面,可以尝试在西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国家开发银行的分支机构,以此来拓宽所需资金的渠道。

第二,根据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提出的新要求,逐步建立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区域性金融机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可以摆脱跨区域金融机构制定政策时的不协调,还可以针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迅速地制定适宜的政策,快速地做出反应。区域性金融机构聚集资金的渠道更为通畅,能更有效地实现金融资本的流动和配置。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在西部建立西部开发银行,以便完善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

第三,组建西部中外合资中长期信贷银行,吸引外资参与西部开发。为了较好的利用外资,我们可以允许西部地区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办理人民币业务,允许这些机构开办零售业务。以此鼓励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立分支机构,进行开发投资,以弥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部分资金缺口,加强西部金融业与国外金融业的交流。

第四,大力发展西部地区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特色金融机构,以此支持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和民族经济发展;有计划有步骤的在西部地区发展小额贷款组织;加快西部地区农村信用改革力度,针对当地经济情况,可建立具有当地特色的农村合作银行;同时,积极引入和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允许有条件的大型企业成立财务公司,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4.2完善金融扶持体系

第一,建议国家在东、西部地区实行不同的法定准备金制度。目前西部的货币乘数要小于东部,为进一步发挥存款准备金在区域建设中的调度资金的功能,可以考虑使东部发达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高一些,西部地区低一些,让西部地区有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和再贷款权。这样可以有效地集中资金,发挥资金的集中优势。

第二,实施地区差别式的利率政策。央行在统一制定全国基准利率时,应该考虑东、西部地区的地域差异,制定与各地区经济相配比的利率政策。针对西部经济状况,允许西部地区的实际贷款利率低于基准利率。对落后地区的产业开发投资项目,可给予利息补贴等优惠政策。

第三,以必要的法律条款明确西部金融扶持的政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西部开发中,在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之间、引用内资与外资之间可能会存在矛盾,为了充分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政府有必要制定有关法律政策,使金融扶持有法可依。同时,通过法律条款的形式,可以监督地区金融扶持措施的实施情况,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以此来促使社会资金向西部流动。

4.3拓展西部融资渠道,建设诚信的西部资本市场

首先,整顿股票市场,扩大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数量。西部地区的企业总体上来讲竞争力较弱,国有企业较多。虽然政府一直致力于西部地区国有企业的改制工作,但是仍有许多企业存在着产权不明晰,管理混乱的问题。这就要求西部地区的企业必须树立改革创新的思想,在发展相关产业的同时,要强化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力争上市。当然,对一些规模小、发展潜力巨大的公司,可以放宽市场的准入条件,允许这些企业在地区证券交易中心开展柜台业务。

其次,建立西部地区的期货交易所。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发展期货交易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可以针对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的期货交易中心。例如,在新疆地区设立棉花的期货交易所,这不仅具有针对性,而且也降低了交易费用和交易风险。但是政府应加大对期货市场的扶持,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期货经纪公司;积极发展西部产权交易市场,为新兴产业和高科技技术行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为此,可以考虑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允许外资以股权的形式设立中外合作资产,为高新技术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最后,丰富西部地区的融资模式,支持西部地区的基础建设。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已经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同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样,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也具有资金需求量大、投资风险高、建设周期长等特点。为了解决资金缺乏的难题,就必须对当前的融资模式进行创新。现行的融资模式主要有两种:资本市场融资模式和项目融资模式。资本市场融资模式方面,应积极筹措发行西部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券。可考虑在发行中央政府“西部开发建设国债”的基础上,允许西部省、市级地方政府发行中长期市政债券来筹集建设资金;项目融资模式方面,可以采用Bot模式、tot模式、ppp模式及aBS模式。不管哪种融资方式,其核心目标都是为了在降低风险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融资,但是,在选择模式时要针对具体情况,采取有效的融资模式。

4.4为西部地区培养高素质金融人才

由于金融业本身发展不均衡,西部地区金融人才在绝对数和相对数上都显得偏少,尤其是具有创新能力和掌握现代金融知识和技术的人才尤为稀缺。为此,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中尤其要强调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西部地区金融部门主要领导首先要解放思想,大胆选用现有人才,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性,发挥其自身的特长;其次,抓紧培养和培训特殊岗位的人员,对具有一定专业特长的人才进行新知识、新技能的培训;最后,规范人才的选拔制度,使有能力的员工能够在公平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有金融作保障。西部地区的金融环境整体水平不高,金融本身的发展不良,主要表现在其单纯地追求财富的创造而忽略了地域经济发展的需求。这使得西部地区的金融对经济的贡献相当有限。我们建议对西部地区的金融扶持,就是要让西部地区的金融在继承自身内在的特殊性的同时,吸收先进的金融成果,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具有西部地区特色的西部金融文化,即依靠政府政策的倾斜及法律的保护,建立一个合理的市场金融体系,形成一种兼容外来先进文化、不断完善自己的金融文化环境,为西部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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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5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Z].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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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望.西部金融创新与资本市场建设[J].西南金融,2005,(10).

[6]朱小燕,刘海月.金融发展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J].当代经济,2006,(4).

[7]程雪莲,严亚.西部大开发中的融资模式选择[J].盐城工学院学报,2005,(3).

[8]杨永杰,李曾来.浅论西部开发的金融支持[J].经济师,2003,(7).

融资前和融资后的区别篇4

摘要:运用三阶段Dea分析法,考量中国“十二五”期间金融支持对东、中、西部区域的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控制金融支持变量前后东、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的绝对水平较低且存在较大的差异;控制金融支持变量后,东、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依次下降,东、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下降幅度依次增大。鉴此,应完善技术创新金融支持体系,加快技术创新的配套条件建设,完善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关键词:金融支持;技术创新;区域性差异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038-05一、引言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移。虽然2015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的贡献率已超过50%,但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机制还很脆弱。技术创新的风险与收益的原生关系会导致企业在既有技术支撑下低效甚至无效扩张,改善技术创新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关系必须要有较为完善的金融支持机制。客观评价“十二五”期间我国既有金融支持措施的效果及其区域性差异,并就技术创新金融支持体系的构建和结构优化提出针对性建议,对实现资本与技术间的良性互动、提高创新和金融资源的效率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二、文献综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内在机理和效果实证三方面。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整体效果及区域化差异研究较少,既有区域化差异研究还有一定的改进空间。King&Levine(1993)从金融体系提升技术创新服务和增强技术创新效率的角度肯定了金融支持的重要性[1];Vanacker(2013)等从金融支持影响技术创新公司的治理分析了技术创新的金融需求[2];张德成(2007),孔欣欣(2009)分别从技术创新风险收益的匹配和金融促进技术创新内在机制两个角度指出了金融支持体系的必要性[3,4]。Greenwood&Jovanovic(1990)认为金融机构具有信息优势,可对技术创新项目进行筛选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5];wonglimpiyara(2016)等认为政策性金融支持措施的激励作用主要针对技术创新的公共性、正外部性等特点,资源整合措施主要针对创新的不确定性、高风险性特点[6];Rajan(1992)认为银行信贷对具有阶段性融资需求的创新项目和具有内生性投资于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资金支持时表现得更有效率[7];poHsuanHsu等(2014)发现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信贷市场则会抑制技术创新效率提高[8]。三、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一)模型与方法创新效率的测度通常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随机前沿分析法(SFa)。Dea法对投入与产出变量的要求较低,但难以区分不同投入的影响;SFa法可以区分不同投入的影响,但效率测度参数较多。为了准确评价金融支持的效果需要控制金融支持变量,Fried等结合传统Dea模型与SFa方法所提出的三阶段Dea模型正好能满足分析需要。第一阶段,采用传统Dea方法(BCC)模型测算决策单元的效率值(te)和投入的松弛变量(Sir)。这样不仅可得到科技金融环境、管理效率和随机误差共同影响的相对效率,还可区分造成技术无效率的原因以准确反映决策单元的管理能力。第二阶段,以投入的松弛变量为被解释变量,金融支持变量为自变量构建SFa模型,通过对投入松弛变量的调整控制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管理效率的影响,将全部决策单元调整至相同环境。第三阶段,使用经SFa方法调整后的投入变量ir代替原始投入变量xir,再次运用BCC模型测算控制金融支持变量后的效率值。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6年第5期2016年第5期(总第203期)赵婧,吴珍珠等:金融支持促进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差异研究(二)变量选择在技术创新的产出指标和投入指标的选取方面,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指标衡量体系,以国内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完整性和有效性为原则,选定各阶段实证分析所需指标。1.技术创新投入变量。充足的资本和多元劳动力是知识生产的基本条件,也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投入变量。我们选取R&D经费支出和R&D人员投入为技术创新的投入变量。鉴于数据可得性,R&D经费支出由R&D内部经费支出来代表;R&D人员投入采用R&D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2.技术创新产出变量。在研发阶段,技术创新产出主要为发明、新型实用专利及外观专利等,我们选取专利作为产出指标,其值为专利授权数。考虑到三类专利的创新程度之间的差异,按权重结构(0.5,0.3,0.2)取加权平均值作为最终专利考核指标。在成果转化阶段,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将各区域的技术交易市场成交额作为衡量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产出指标。3.科技金融环境变量。金融环境变量的确定主要从区域经济环境及具体金融支持措施两方面考虑。区域经济环境变量包括衡量地区经济水平的地区生产总值(地区GDp)、区域市场化程度等。由于研究期间较短,市场化程度差别不大,故只将地区GDp作为反映区域经济水平差异的基础指标。金融支持技术创新主要表现为政府支持、金融机构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等形式。对政府支持力度指标的选取侧重于地区财政对技术创新的支持,选取各地区科技经费筹集中的政府资金作为衡量指标;地方科技经费筹集中的企业直接融资、金融机构贷款分别作创新企业资本市场融资和金融机构信贷的衡量指标。(三)数据及其处理由于及港澳台等地区数据缺失,故选用国内除上述四个地区外的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2011~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由于技术创新活动投入及环境变量对产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滞后年限参照nasierow[9]的方法取1年对投入变量与环境变量进行滞后处理。在2009年后,我国对科技经费筹集来源不予列示,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参照郑玉航[10]等提出的计算方法,利用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其他资金的增长率作为科技创新政府来源、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金融机构信贷的增长率,进而以2008年为基期计算获取科技经费中政府资金、企业直接融资及金融机构信贷。(四)实证分析过程1.第一阶段:Dea效率测评分析。采用传统Dea模型(BCC模型,使用Deap2.1软件)对30个省市区域创新效率水平和规模报酬所处的状态进行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在不考虑外部环境因素条件下,对十二五期间我国各区域创新效率进行简单加权平均可以得出全国技术创新综合效率(te)、纯技术创新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分别为0.590、0.619和0.930。从东中西区域来看,十二五期间东部地区技术创新综合效率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从各省市自治区来看,北京、浙江两省最高,内蒙古最低。总体来看,各省市自治区对研发经费和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都比较低,相对来讲东部地区要高一点。各省市规模效率差别不大,都比较靠近前沿包络面,意味着投入变量的运作和管理水平(反映为纯技术创新效率)对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制约作用较大。2.第二阶段:SFa分析。运用SFa模型(采用Frontier4.1软件)分别用十二五期间我国地区生产总值、科技经费中政府资金、企业直接融资及金融机构信贷对上一阶段测算所得的企业R&D内部经费支出松弛值和人员投入松弛值进行分析,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相关变量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可以认为金融支持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远大于随机误差项和管理无效率的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对企业R&D人员和经费的冗余量分别具有正向和负向影响;政府资金对企业R&D人员和经费的冗余量都具有正向影响;直接融资对企业研发经费的冗余量具有正向影响,对科研人员的冗余量具有负向影响;以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对研发经费的冗余量具有负向影响,对研发人员的冗余有正向影响。对投入变量进行调整可以得到各省市在控制金融支持变量后的实际投入值,为进一步的效率测度做准备。3.第三阶段:调整后的Dea效率测评分析。以第二阶段得到的调整后投入数据为基础,利用BCC模型(使用Deap2.1软件)对区域创新效率进行测评,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在控制金融支持变量后,十二五期间全国技术创新综合效率(te)、纯技术创新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分别为0.377、0.617和0.572。从东、中、西区域来看,十二五期间东部地区技术创新综合效率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从各省市自治区来看,北京、浙江两省最高,宁夏最低。总体来看,各省市自治区对研发经费和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都比较低,相对来讲东部地区要高一点。各省市规模效率出现大幅下降,说明金融支持具有显要影响,纯技术效率。4.控制金融支持变量前后的比较。对比分析控制金融支持变量前后区域创新效率值,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控制金融支持变量前后东、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的绝对水平较低且存在较大的差异;控制金融支持变量后,创新效率均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在东、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下降幅度依次增大。这意味着金融支持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金融支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加强。东、中、西部地区原生的技术创新效率水平依次降低,其中原因可能在于东、中、西部地区,在技术创新的配套条件的经济、技术、信息及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以此减弱。四、结论与建议(一)研究结论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十二五期间金融支持前后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控制金融支持变量前后东、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的绝对水平较低且存在较大的差异;控制金融支持变量后,东、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依次下降,东、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下降幅度依次增大。可以认为:金融支持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对技术创新的配套条件存在显著差异。(二)政策建议1.立足区域金融支持创新现状,完善技术创新金融支持体系。在东部地区,加大构建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力度,健全风险资本退出的渠道,贯彻落实股票发行和债券发行注册制,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建立健全转板机制和退出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资通过股权、债券直接投资,并适当提高风投机构或创投基金股权融资比例。在中西部地区推行政策性股份银行试点,通过建立科技发展银行对区域范围内具有相对优势的基础性、原创性重大科技项目及创业团队、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定向提供生命周期内低息中长期贷款,同时可通过阶段参股、aB轮融资等相应股权融资或债权融资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2.以技术创新的区域定位为基础,探索配套金融支持模式。东部地区在技术创新布局中处于领头羊地位,技术创新活动具有自发性且资本市场层次结构较完善,应充分实现并发挥市场在技术创新活动资源配置的功能。积极探索“创投主投+银行主贷+科技保险”的投贷保联动模式,加强商业银行、风投机构、证券机构、科技保险公司等专业金融机构与中介金融机构的联系,充分发挥在创投“生产链”中银行的协调作用,连接政府、创业者、风投机构、孵化器和中介机构,扩大基层科技保险服务覆盖范围,实现政银企多方合作机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技术和产业转移中处于承接地位、在技术创新布局中的赶超技术研发,创新资源逐步向着中西部地区集聚。应大力推广“资金+金融服务”金融支持模式,在加大资金力度的基础之上,提供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所必需的融资咨询、知识产权评估、科技保险等专业服务,实现项目资金有效利用。3.加快技术创新的配套条件建设,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利用价值。建立以信息网络建设为依托,集信息共享、金融服务与成果交易为一体的部级综合性科技金融平台,有效实现技术创新活动的“顶层设计”与“统一规划”。科技部和财政部发挥对平台的组织管理作用,提供持续资金支持,各省据实际发展情况,实现地方科技资源共享立法,为科技金融平台提供制度保障。信息共享平台通过提供优质技术创新项目、科技数据及成果等信息,提高科技资源匹配的时效性并有效解决技术创新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分散研究和重复立项问题。金融服务平台整合全国范围内高校、科研机构、研究实验基地或其他专业化机构资源,实现创新项目成果转化信息的有效对接,促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成果交易平台通过市场实现技术创新成果定价,有效为科技资本投入寻找出口,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4.完善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满足创新人才需求。发挥金融体系“桥梁”作用将有影响力的创业平台与公共投资平台对接,搭建可吸引更多的人才或其他具有创新能力的机构进行交流。并通过政策激励或科技成果奖励等措施,吸引科技人才及机构进驻西部地区,满足其创新人才需求可有效推进西部创新。同时,优化科技成果利益分配机制,将股权或债权以岗位分红等方式发放给企业高管或技术核心人员,可有效地将股东、公司、员工等各方利益结合在一起,从而调动起技术人员及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创新积极性,激励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企业长远有效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1]KingR,LevineR.Finance,entrepreneurshipandgrowth:theoryandevidence[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es,1993,(3):523-542.[2]t.Vanacker,V.Collewaert,i.paeleman.therelationshipbetweenslackresourcesandtheperformanceofentrepreneurialfirms:theroleofventurecapitalandangelinvestors[J].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2013,(50):1070-1096.[3]张德成.论技术创新的风险利益原理与金融支持的必要性[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3):56-60.[4]黄国平,孔欣欣.金融促进科技创新政策和制度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9,(2):28-37.[5]GreenwoodJ.,JovanovicB.Financialdevelopment,growth,andthedistributionofincome[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0,(98):1076-1107.[6]Jaruneewonglimpiyarat.Governmentpoliciestowardsisrael'shightechpowerhouse[J].technovation,2016,(1):18-27.[7]RajanR.G.insidersandoutsiders:thechoicebetweeninformedandarmslengthdebt[J].JournalofFinance,1992,(47):1367-1400.[8]poHsuanHsu,Xuantian,YanXu.Financialdevelopmentandinnovation:crosscountryevidence[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14,(1):116-135.[9]nasieroww,FrcekusFJ.ontheefficiencyofnationalinnovationsystem[J].SocioeconomicplanningScience,2003,(37):215-234.[10]郑玉航,李正辉.中国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有效性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5(7):127-135(责任编辑:钟瑶)

融资前和融资后的区别篇5

关键词:融资平台;贷款;监管

近年来,为了突破资金瓶颈和法律障碍,各地政府开始建立了一系列的专业投融资公司或事业单位承担建设任务,并利用这些单位法人承借银行或信托资金,成为地方政府获取资金的主要平台。借助融资平台,地方政府从金融机构获得大量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2008年以来,这一投融资模式被地方政府深度开发与利用,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此类贷款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也引起社会各方广泛关注。2010年1月19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总理把“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列入今年宏观政策方面重点抓好的工作任务之一。为掌握合川中心支行辖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相关情况,近期我们对此开展了专门调查。

一、辖区政府融资平台及其贷款的基本情况

到2010年底,辖区共有政府融资平台8家(合川区4家,铜梁县1家,潼南县3家),贷款余额共计98.59亿元。从出资人看,8家融资平台均由当地财政(国资管理部门)出资成立,其中两家融资平台的出资人为本地另外两家平台,而且潼南县三家平台的法定代表人及财务负责人均分别为同一人,平台之间“关联性”特征明显。从设立时间看,除合川三家平台成立较早外,其他5家平台成立时间均在2006至2008年之间,“为融资而成立”的特征十分明显。从贷款总额与注册资本总额来看,平均比例为4.56,最高的合川城司达17.97;如果考虑对外担保,融资平台显性和或有负债总额与注册资本之比更高,平均比例为5.1,依靠平台自身偿债能力显然不足。从平台获取贷款的途径看,除本地银行贷款外,部分平台还从辖区外金融机构(主要是国开行重庆分行和一些中小股份制银行)获得贷款;从 贷款的期限上看,上述平台贷款均为3年期以上的中长期贷款,部分贷款期限长达12年。

调查中了解到,近年来以上贷款在三区县土地储备和整治、道路和桥梁建设、园区扩建和旧城改造以及实施林权制度改革和绿化造林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直接拉动了固定资产投资,增大了地区生产总值。为平台争取更多的融资已成为当前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如2010年三区县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列出了明确的平台融资计划,其中潼南县计划融资10亿元,铜梁县计划融资6亿元,合川计划融资35.5亿元。

二、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尽管政府平台贷款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此类贷款规模过大,信息不透明,使用、管理不规范以及由此给银行带来潜在风险等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1 少数区县过度举债问题较为突出。以合川区为例,目前该区四家融资平台贷款总额达74.93亿元(此外还有近9亿元的对外担保)。而同期该区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228.7亿元和25.39亿元。也就是说,假设该区一年的财政收入不用于其它,全部用于偿还平台贷款,也需花三年多时间。如果2010年该区实现《政府报告》中提出的再融资35亿元的目标,即使其财政收入继续按2009年48.9%的较高速度增长,其债务缺口还将新增20亿元。总之,目前合川区举债过度的问题相当突出。相比之下,潼南县和铜梁县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与地方经济发展和财力相比,较为适度,但如果不加控制,相互攀比,不久也可能大超过自身承受能力。

2 贷款借、用、还主体不一致,导致贷后管理和按期还贷风险加大。如某县银行机构反映,该县一些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借款人是融资平台,但贷款的使用人和还款人却是另外的主体,这就导致贷后管理和按期还款的难度加大。同时,一些融资平台自身也面临是否继续生存的问题,如前不久重庆市政府规定,大的区县政府融资平台最多不超过3家,小的区县不超过2家,按此规定合川至少有一家融资平台将不再存在,如果某一平台被注销,其贷款面临的风险更大。

3 个别融资平台的借款信息不透明。调查中了解到,合川区某融资平台实际贷款余额大于信贷咨询系统上查询到的贷款余额。这反映出该平台的贷款信息透明度不够,在平台向多家金融机构(包括区外银行、信托机构)建立信贷关系的情况下,借款人借贷信息不透明必然误导一些银行的放款决策。

4 单个银行对融资平台贷款集中度较高。潼南县三家融资平台中,潼南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潼南县富潼林业开发有限公司两家的全部贷款3.91亿元均是由农发行潼南支行一家发放,平台贷款占该支行贷款总额的45.6%,贷款集中度明显偏高。另外,合川江城林业投资有限公司的3.42亿元贷款也全部由农发行合川支行发放。上述贷款由于期限较长(均为8-9年),目前风险尚未暴露,但潜在风险不可忽视。

此外,融资平台贷款无担保或担保有效性不足(如高估抵押物价格抵押物变现能力不强)、平台注册资本金不实等问题在辖区也一定程度存在。

三、相关建议

1 地方政府应对融资平台贷款高度重视,增强自我约束。尽管融资平台贷款问题已引起社会有关方面的关注,但一些迹象显示,作为借贷主体的地方政府对此却有些“不以为然”,加大平台的融资力度仍然是地方政府当前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建议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地方各级政府从珍视政府信誉和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过度举债可能带来的危害,在借债问题上减少盲目攀比,主动进行负债总量的平衡,明确自身的资金缺口,自我控制借债节奏,增强自我约束,切实做到量力而行。

融资前和融资后的区别篇6

关键词: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7-0017-04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天津市金融领域先行先试改革创新成果丰硕,地区金融聚集效应不断增强,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天津市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呈井喷态势,给多元化、多层次的区域金融发展注入活力,同时也给天津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然而,金融机构在津过度竞争带来的效益损失和引发的区域性金融风险逐步显现。货币政策逐步收紧也使天津市金融机构面临的资金压力不断加大,争夺存贷款资源的竞争空前升级,系统性金融风险日益累积。因而,如何正确看待当前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问题,协调好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与有效控制金融风险二者的关系,已成为金融监管部门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天津市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现状

(一)概念界定

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各类金融机构在津新设经营机构,其二是天津市本地法人金融机构到外地(省)新设经营机构,这两类跨区域发展模式对地区经济金融系统健康稳定发展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其实现途径和方式有多种,既包括设立分支机构的形式,也包括兼并、收购的形式;既可通过参股、控股的方式,也可通过业务战略联盟、组织机构联合等途径实现。

(二)近年来天津市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特征

1.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呈加快趋势。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机构四大类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情况看,各类金融机构在津新设经营机构数量以及本地法人机构在外地新设经营机构数量近年来均不断增加,特别是2009年以来,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机构数量增速明显加快。

2.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成为跨区域发展布局最为活跃的银行类型。相对于国有银行跨区域发展网络相对完善以及农村合作机构跨区域发展实力有限,近年来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成为天津市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的主角和最活跃力量。近两年来,上述两类金融机构新设机构数量已超过全部新设机构数量的80%。特别是2009年4月银监会调整城商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程序,为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提供了新机遇。

3.股份制银行跨区域发展实力提升显著,而农村合作机构跨区域发展收效有限。以机构数量增长与存贷款业务增长是否同步作为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效率高低的简单判定标准,近年来,天津市股份制银行在跨区域发展中实力得以大幅提升,2003-2010年期间,股份制银行机构数量占比提高了4.87个百分点,而同期存贷款比重分别提升了11.6个和10.3个百分点,整体实力通过跨区域扩张不断增强。而同期,农村合作机构扩张的同时业务量占比却显著下降,其机构数量比重提高了1.33个百分点,存贷款业务占比却分别下降了1.8个和2.6个百分点,跨区域发展效率明显偏低。

4.跨区域发展同业竞争日趋激烈。从反映市场集中度的CR4指标看,随着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的加快,市场竞争程度加剧。近年来,存贷款规模最大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存款集中度和贷款集中度均呈逐年下降态势,2003-2010年期间,全国存、贷款CR4指标分别下降8.85个和8.73个百分点,同期天津市存、贷款CR4指标降幅更为明显,分别下降12.4个和14.5个百分点,降幅和下降速度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表明金融机构同业竞争更为激烈,见表4。

三、存在的风险问题

(一)跨区域过快发展加大了金融机构揽存和放贷冲动,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此轮金融机构跨区域扩张恰逢国内货币政策由宽松向稳健转变,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存贷比等监管要求相应提高,银行资金压力趋紧。金融机构扩张引致的同业竞争加剧,迫使银行采用高息、高价交易或推出高收益理财产品等方式吸引资金竞相揽储。由于当前利差收益为银行主要收益来源,放贷冲动不可避免,迎合了天津市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由2003年的42.6%下降到2010年的31.8%,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加大,投资长期化与金融机构存款短期化资金错配矛盾不断趋强,各类金融机构存贷比指标全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金融风险不断积累。

(二)跨区域经营趋同问题日益严重,专业化特色经营日趋模糊

金融机构在跨区域发展过程中,战略趋同、产品趋同、服务趋同、收入结构趋同现象严重,银行相关业务几乎总-分-支全覆盖,导致银行“大而全小而全”,未形成有效的市场划分和专业市场定位,各家银行产品结构以存放汇为基础,以对公、零售和中间传统业务为主导,服务同质化和产品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拼价格、拼费用、拼关系”的低级营销模式日趋严重,息差收入仍为收入结构主体等问题,特色业务和职能分工的缺失使资源重复配置和闲置问题严重。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和社会资金面趋紧的背景下,金融机构资金融入成本将面临成本升高、利润大幅缩水的风险。

(三)顺周期扩张增加了金融系统性风险,区域间金融资源不平衡矛盾加剧

金融机构跨区域扩张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单纯的微观审慎管理难以有效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随着国家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稳健,2010年以来央行已12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驻津金融机构资金紧张压力陡增,特别是在贷款维持前期高位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经营压力空前,截至2011年5月末,天津市金融机构存贷比达85.81%的历史高点,远高于75%的监管上线,高于全国同期存贷比16.84个百分点,较2008年提高近10%,通胀导致的存款负利率增加了银行存款转移和地区金融体系流动性风险。此外,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等东部沿海地区,新机构的进入势必引起金融资源区域间不平衡矛盾的加剧,进一步拉大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差距。

(四)规模不经济和范围不经济问题显现,银行潜在经营风险不断累积

金融机构有效的经济规模和合理的经营范围均受其资产、网点、人员等资源的限制,过度的规模扩张,一方面会因其额外运营成本的增加而削弱自身盈利能力,如新增设机构、人员培训、科技支撑维护及额外的客户公关和维系成本等都将大幅增加,引起市场重新分割和人才频繁流动,引发无序竞争,另一方面也带来更多的经营风险,如管理链条的加长造成内控有效性降低,发生操作风险和各种案件的可能性都将增大,加之异地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少,对当地企业的经营、财务、信用等信息不对称性增加,难以对贷款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贷款风险损失机率和贷款信用风险不断增大。

四、成因分析

近年来,天津市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与相关风险呈现同向加速变动特征,特别是在当前从紧货币政策下,累积风险加快显现。这既与滨海新区金融先行先试的政策惯性因素相关,也有金融机构自身战略发展因素,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我国当前宏观金融监管制度的不完善。

(一)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和投融资规模持续扩大,成为近年来天津市金融机构集聚的重要磁石

2008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滨海新区金融领域先行先试政策优势成为吸引众多金融机构入驻天津市的重要政策引擎,与之相伴的经济增速、投融资规模均呈现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出于扩大经营规模、分散风险、获取地区经济政策优势等考虑,加快了来津增设分支机构的步伐,而且在政策惯性作用下,此轮金融机构集聚潮仍将延续。

(二)金融机构盈利模式未根本改变,存贷款利差仍是其盈利的主要来源

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利润结构单一、过度依赖存贷差已成为国内银行业的痼疾。以法人银行为例,近年来各家银行净利息收入占比一直超过九成,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不到10%,盈利结构显著不合理,银行存贷规模直接决定着银行盈利水平的高低。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由于不具有网点优势,在吸收存款方面压力较大,加之当前银行品牌效应与银行网点数量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成为推动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内在动因。此外,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国家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管理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金的真实成本,进一步助长了银行增加网点数量、扩大存贷款规模的冲动,形成高盈利与低竞争力并存的格局。

(三)金融机构业务扩张与承担风险不匹配,跨区域经营硬约束机制失灵

由于特殊国情和部分商业银行的国有性,使得我国至今仍未以法律形式确定存款保险制度,政府承担了商业银行大部分经营风险,政府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助长了商业银行过度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贪大求全的扩张冲动,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和相关风险预警机制弱化,跨区域经营的硬约束机制失灵致使银行不顾忌风险的超前扩张,加之银行业务扩张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金融危机后扩张性经济政策助长了银行此轮跨区域扩张的热潮。尽管已出台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措施,未来更多银行将可能被纳入监管范围,但短期内仍难根本改变它们业务扩张、扩大市场融资等经营模式。

(四)全球流动性充裕与国内监管政策的放松,成为此轮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热潮的重要动力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为刺激经济复苏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全球流动性过剩,为金融机构跨区域扩张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银监会放宽金融机构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准入的要求,如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商业银行在相关地域范围下设分支机构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并且不再对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设立分支行设定统一的营运资金要求等,成为金融机构跨区域扩张潮的直接动力。危机后我国对金融机构监管经历着由微观审慎向宏观审慎的转变,但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界定仍有待统一,对金融机构跨区域扩张的风险因素尚未充分重视,为金融机构此轮跨区域扩张提供了监管政策空间。

五、相关对策建议

(一)从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入手,实现金融机构区域扩张与区域合作相结合

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目标,银监会等相关监管部门应加强对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的审核和引导力度,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总量、金融资源、市场环境、政策环境、金融机构竞争程度和饱和度、客户资源等因素,优化其分支机构跨区域布局,推动跨区域经营的各类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在国际业务、资金运营、银团贷款等方面的业务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推进在网络、网点、信息等资源方面的共享,提升整体竞争力,实现多赢格局,推动中国金融体系良性发展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对经营和管理模式进行市场分工和定位,形成各具特色的银行服务和盈利模式

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降低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利差的盈利模式,加大其产品和服务创新,通过政策倾斜,引导金融机构在跨区域发展过程中实行差异化经营策略,充分发挥自身特长,进行合理的市场定位和细分,集中优势资源,搞好特色经营,避免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同质化竞争,配合区域经济发展特点,提高其整体盈利能力,实现金融机构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有效降低金融机构风险发生和扩散的概率

建立金融机构扩张的内部约束机制,实现风险可控下的规模有序扩张和盈利水平的提高。要求金融机构构建全面的风险管理构架,覆盖市场风险、信贷风险和操作风险,对不同风险、不同业务、不同地区进行差别化管理,提高风险识别、计量、监控和处置能力,引进先进的风险识别与评估技术,实现风险的动态监测和量化管理,建立完善基础数据库系统,并采取相应预警和处置措施,将事前预防、事中检查、事后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及时预防并化解金融机构过度扩张引发的各类风险。

融资前和融资后的区别篇7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这一纲领性文件指引下,上海自贸区已搭起了基本制度框架,改革路线图日渐明晰,自贸区热潮传递到社会各界。不过,处于制度创新这座金字塔顶端的金融改革,目前仍止于框架阶段,市场屏息等待它的细节。

适值上海自贸区挂牌满月之际,国务院参事、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夏斌撰文,把脉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他认为,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要实现突破,关键就是在制度上建立“特别账户”这一无形“铁丝网”,坚守“一线彻底放开、二线有效管制”的原则。

将引发“区外境内”制度“裂变”

推动上海自贸区建设,其意义不可低估。只要是真正决心改革,大胆简政放权,短期内一定可以看到,上海自贸区会在吸引外资、航运、贸易、金融等方面发展迅速,对提升不仅是自贸区内而且是周边地区居民的医疗、教育、娱乐、就业、购物消费等福利水平方面产生明显效应。

从中长期看,自贸区的溢出效应绝不限于上述内容,在地理范围上也绝不限于上海。因为,通过自贸区改革会必然衍生其他一系列经济制度的改革,特别是金融这一核心制度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制度效应,迟早会传递到“区外境内”的中国各地,会产生现在估计不到的反应和各地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压力,进而会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新矛盾、新问题,逼迫自贸区外的中国境内其他地区发生一系列的制度“裂变”,提升整个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和竞争力,进一步给中国与正在变化中的国际贸易规则接轨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可以说,上海自贸区是继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加入wto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重要的里程碑。

实体经济改革可“适当超前”

基于上述“重大意义”及“区别”的思考,尽管中外在建设自贸区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我们仍在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安全发展前提下的自贸区建设。首先,态度必须积极。其次,对其中的投资、贸易、航运等领域及其相关的税收、通关、其他行政审批管理方面,可参照tpp等谈判要求,大刀阔斧,“壮士断腕”、“适当超前”地加快改革步伐(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少数投资领域除外),主动培育改革的溢出效应。因为,仅在28平方公里内实体经济改革的“适当超前”,不会对国民经济全局形成颠覆性的冲击。而对金融领域的改革,则需慎而细之。

“金改”三步走

夏斌认为,自贸区金融改革具体可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制度上建立“特别账户”这一无形“铁丝网”,自贸区内的金融机构与企业可通过该账户向“区外境内”中国其他地区开展QFii、RQFii、投资与贷款等其他业务,但其业务规模由外管局核准;第二步,尽快启动对自贸区区外浦东陆家嘴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建立“特别账户”通道,实施“非居民”的试点准备,允许“特别账户”上的货币资金可自由接轨国际金融市场;第三步,在天津、广州或深圳前海等地,推广资本管制和本外币自由兑换开放的内容。

只有通过设立无形的银行“特别账户”这一“铁丝网”,自贸区金融改革才能坚守住“一线彻底放开、二线有效管制”的原则。

所谓“一线彻底放开”,即在自贸区内,金融机构的准入、金融产品的创新、汇率利率和本外币的兑换及去境外市场的筹资投资,一切按市场规则或国际惯例办。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放开,才有试点意义。

所谓“二线有效管制”,即与国际金融市场完全打通的自贸区内与区外的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其资金往来是可以的,然而是有部分管制的。但是,此管制可以不同于以往,一是管制的内容和规模,可随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是动态变化的;二是有意识地去通过“特别账户”这一通道,把自由贸易区内由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机制,主动引进、传递到“关外境内”、传递到全国金融市场,实现既对国内的金融改革形成一定的冲击压力,又对这种冲击压力尽可能做到可控、可接受,这才是真正的有效管制。

“在设计自贸区金融改革制度上,总体上应把握以下三项原则。”夏斌表示,一是首先要支持区内实体经济的发展;二是在此过程中,各项制度的安排要有利于稳步推进整个资本账户的开放;三是有利于主动、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夏斌分析,经过上述不断的探索(当然,若有把握也可跳过第三步,即在实施第二步的同时,选择渤海湾的天津、珠三角的深圳前海等地也推广试点业务)和资本账户逐步开放的经验累积,如果进程顺利,则意味着,一方面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已在规模可测、风险可控的情况下稳步推进,另一方面,由于在此过程中国内的利率、汇率改革同时在加快,自贸区“区内区外”的套利活动在逐步减少,海内外金融市场之间各种市场性指标的波动率在逐步接近。当试点推广进行到一定的时候,自贸区“区外境内”全国其他地区资本账户开放的金融交易规模,自然逐步收敛、逼近于取消试点后整个中国资本账户对外开放后可能出现的金融交易规模,说明此时已“水到渠成”,宣布整个中国实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的时机已经来临。届时,即可在“风平浪静”中实现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性宣告。

夏斌相信,这可能是已经走上“渐进”、“以我为主”路径依赖的中国金融,若要实现进一步开放的较优选择。同时,通过这一选择,客观上也许在2020年之前的某一年提前实现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

>>>新政观察

自贸区将迎来政策高峰

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已有1个月,各项试点和改革措施正陆续公布。据了解,未来更多开放和创新政策将陆续落地,自贸区将迎来第二批政策高峰期。

在金融开放方面,自贸区可能将先行试验隔离型的自贸区资本项目可兑换。自贸区资金流动实行区内“一线打通,区内自由,二线隔离”。在区内开放自由汇兑交易,对区内与区外的资金,按跨境原则管理。

还有更多的政策制定以及相关工作在推进之中。在法制建设方面,全国人大已完成自贸试验区内调整实施有关法律工作,一些国家部委也已经出台落实试验区总体方案的实施意见和支持措施。

据了解,自贸试验区新的产业规划和形态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启动。另外,在《总体方案》六大服务业开放领域的23项开放措施中,有12项已经落实,7项在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调整后可以实施,还有4项尚待相关部委明确管理办法或出台细则。

>>>延伸阅读

自贸区的智库支撑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溢出效应”初现。标志之一,即是研究热、学术热。仅10月12日一天,本市两所高校,针对自贸区,从财经、法律两个层面,成立专门研究机构。

这一天,“中国自由贸易区法律研究院”在华东政法大学成立。研究院工作要抓住两个主题,即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着眼于自贸区内的监督与管理问题。

同一天,上海财大自由贸易区研究院暨上海发展研究院揭牌,赵晓雷教授任院长。研究院首先将选择重点难点做半年、年度的研究计划,在较短的时间内梳理问题,解决问题。

融资前和融资后的区别篇8

一、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研究综述

目前人们对西部大开放金融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的作用程度认识;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问题;西部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直接融资政策以及外资政策等方面。

(一)金融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的作用程度认识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离不开金融业的大力推动。问题是金融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人们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1、金融支持处于主导性地位

马润平等人认为,“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须有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系统。在该体系中,金融支持处于主导性地位。”他们的理由是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可以拓宽西部开发资金供给的渠道,可以优化资金投向和经济结构调整等等。

2、金融支持不起主导作用

戴小平认为,金融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主导作用这种提法是过分夸大金融作用,也忽视了金融的特性。在他看来,金融业在西部大开发中确实能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原因是在西部大开发前期,由于投融资项目的长期性、非盈利性,商业性金融和外资大举投资内在动力不足,应以财政投资和政策性金融为主导;而在中后期西部投资环境改善后,商业性金融和外资才会发挥其资金融通的主导作用。除外,支持这种观点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兰州市中心支行有关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在肯定金融业支持西部开发作用的同时不能夸大了金融业的作用,原因是金融作用的发挥要与金融领域内外环境紧密相关,不对西部金融环境进行改革,金融将难以真正发挥对西部开发的支持作用。

(二)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问题

在分析西部地区经济金融落后的根本原因时,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央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和西部地区差异性的矛盾所造成的。为了发展西部,不少人认为必须根据西部地区实际,实施特殊的金融政策,为此提出了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战略。如马润平等人认为:要推行有差别的货币政策,途径有:①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政策;②扩大再贴现和再贷款业务等。马洪波认为实行向西部倾斜的信贷政策其措施有;①降低西部存款准备金率;②东西部差别贷款利率;③提高西部地区商业银行分支行的贷存款比例等。和秀星等人认为,有效的倾斜性金融政策是一种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所不能替代的无形资源,它是金融杠杆撬动西部大开发的“支点”。他们提出的措施有:①按大区实行差别准备金政策;②适当提高西部利率浮动水平;③适当提高西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比例等;④提高呆帐准备金比例等。

在这股要求实施倾斜的货币信贷政策的强大呼声中,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戴小平的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倾斜受到很大限制,在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有着不同的货币政策,那将给中央银行监管带来很大困难。在他看来,货币政策因为主要是调控总需求,即使倾斜后对于结构调节的作用也不大。作者认为他所理解的货币政策的倾斜,应是体现在实施具体的优惠利率和约束性管制的节制等两个方面。

(三)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

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到底是多还是少?人们看法不尽相同。张锖认为,“金融组织体系残缺不全,尤其是区域性商业银行缺位,是限制西部地区外部融资环境的一个主要因素。”她的根据是西部金融机构的网点密度与资产总量远落后于东部,提出的对策是适当降低金融机构的设立标准等。人行兰州市中心支行有关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谈到要对“机构准入政策进行创新,降低西部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可见,不少人的观点是认为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少了,为此提出通过降低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设立的标准等措施来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金融组织体系。

而戴小平则认为,在构建金融组织体系之前,应明白西部需要怎样的金融机构。西部的金融组织体系目前是基本建立了,这时候过多增设网点,无异于自相残杀,引起恶性竞争,当务之急是增强西部现有金融机构的服务职能。他还认为没有必要专门设立西部开发银行,原因是三大全国性的政策性银行可以履行这一职责。

(四)直接融资政策

发展西部金融,通过金融机构融资,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目前西部普遍存在着金融市场不完善的问题,表现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的滞后。但许多人提出的直接融资政策中关注更多的是西部资本市场怎么发展。和秀星等人认为“应放宽直接融资的政策限制,促进西部资本市场的发展。”人行重庆营业部一个课题组关于西部大开发中金融政策的建议之一是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张方等人对于直接融资政策的建议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市场的培育完善;二是设立西部开发基金。他们提出的措施有对西部企业上市给予倾斜和优先;在西部建立第二层次的证交所;在西部发行区域性债券等。

戴小平却是从一个比较广阔的视角来谈直接融资政策。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内容:一是在发展资本市场的同时不应忽视货币市场的发展。理由是资本市场主要是解决长期资本的融通问题,货币市场主要是解决短期资金的融通。两种市场对西部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在发展资本市场时,应找准切入点,股票上市只是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更不能为上市而刻意破坏规则;在重视股票市场的同时注意发展债券和投资基金的市场。此外,吴跃云等人在论及货币政策融入西部大开发的难点时,谈到的一点是西部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他们主要是从西部货币市场的不完善来说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部地区发展货币市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五)对外资(FDi)的政策

西部大开发必须采取各种政策,以多元化方式提供多种渠道吸引外资参与开发建设,其中灵活的金融政策对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点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外资政策的建议方面,人行重庆营业部课题组认为:实行外资银行国民待遇,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立分支机构。马洪波认为:要加大西部利用外资力度,必须从基于规制的政策来吸引外资,那些对外资金融机构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法规和不合理的行为必须及时清除。张锖对外资政策提出如下看法:在间接利用外资方面,可考虑在西部地区率先放宽外资银行的经营范围(首先是人民币经营种类的放开);逐步推行所谓“同步设点”政策,即要求已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金融机构,今后如要在东部增设分支机构时,必须相应的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等。

简言之,人们关于外资政策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是为了吸引境外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点,必须实行国民待遇原则,以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外部环境;其二是可以通过西部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政策来吸引外资。

二、制定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应注意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从有关西部大开发中金融政策研究的综述可以看出,当前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进程。总结分析各方的观点,笔者得到的启示是,在制定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时应注意处理好如下几对关系,这些关系理顺了,才能更好地设计,出现实可行的金融政策。

(一)增长与稳定关系

金融业遵循的最高原则之一是稳健经营,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在稳定币值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在促进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政策设计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鼓励金融投;资西部大开发与维护金融业稳健经营原则之间的关系。当前有的金融政策主张很有创新力度,但如果执行起来,其结果可能仅仅是在鼓励金融机构的冒险精神,与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的稳健经营基本职责相违背。如适当降低西部企业贷款条件、降低西部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等。金融业一旦置于稳健经营原则于不顾,大肆投资放贷,金融泡沫也就为期不远,到时不仅造成巨大金融风险,还影响了西部大开发的进程。所以制定金融政策时,必须正确处理好西部发展与金融稳定的关系。

(二)政策创新与维护关系

西部情况的差异性和西部大开发的紧迫性需要金融政策的创新思维,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我们在强调金融政策创新的同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金融创新本质上属于一种市场行为,而不仅仅是由政府政策就可以推动的结果。金融创新是在经济、技术、市场需求等外部环境都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产生的,我们在对金融政策进行创新时,应遵循金融创新的这种特性。政府行为不是万能的,政府失败论是客观事实。所以在研究金融政策时,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政府的金融政策不应过多地于预金融活动主体的自主经营活动,而主要以市场取向为主。有人提出的“同步设点”等措施实质上是强调·以政策的硬性规定(行政干预)来“迫使”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该政策可行性值得怀疑。②在对金融政策进行创新时,应该是在总结、吸收已有的政策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不应前后矛盾。如有人主张的降低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措施,“如果硬要实行,则会否定商业银行一级法人体制改革成果,回到原有的以各地分行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③相关金融政策的创新应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如倾斜性的金融政策旨在消除东西部存在的政策不公平现象,具有合理性,但应注意的是,在消除旧有的不公平的同时不应该又造成一种新的不公平产生。这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也是公共政策的属性之一,因为实现公平是公共政策要寻求的目标之一。有的金融政策主张在消除已有的不公平同时无意中造成新的不公平,并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这是在进行金融政策创新时应加以避免的,如,降低西部法定准备金率等。

(三)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的关系

当前西部地区的金融落后是由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和西部地区差异性的矛盾所造成的。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金融政策属于“一刀切”做法,这种做法忽视西部经济金融落后的实际以及对统一性政策给西部经济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许多入主张实行倾斜性的区域金融政策。该政策强调了地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其一系列政策主张的本质是通过政策手段在抑制本地区资源和要素的不断流动的同时吸引外来资金的投资。笔者认为,区域性金融政策的提出同样没有很好地处理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关系。因为该政策的实质是借助于人为力量将地区市场与全国统一的市场割裂开来,在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潮流面前显得不是很合适宜。况且,这种区域性金融政策的存在也会给中央银行的监管带来困难。“原则上,为了区域发展目标,货币政策可以区域化,但由于货币系统的高度一体化,这样做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此,货币政策是较少用于区域目的的。”所以,该政策的现实性让人怀疑。人们在研究金融政策时需要从系统论观点出发,同时考虑金融政策的一般要求(统一性)与地区现实存在问题,协调好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之间的关系,以便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金融政策。

(四)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的关系

针对当前西部地区经济金融滞后的状况,许多人提出的金融政策之一就是放松对西部金融机构相关标准的要求,希望以此帮助西部地区金融业尽快发展起来。如,降低西部地区的法定准备金率、适当降低再贷款条件、降低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等措施。人们可能对倾斜性的西部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实际上,西部地区经济金融的问题,不仅仅是资金短缺的问题,金融外部环境的不完善则是更深层次的方面。西部地区还属欠发达地区,本地区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造成地区经济效益普遍较低,投资环境不佳,可投资的有前景的项目不多,银行贷款回收、资产治理和风险问题因而也变得突出。这种状况下如果再降低有关标准,而不同时强调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那么可能的结果是一些并不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一哄而上,为了生存势必恶性竞争,导致的后果将是严重的。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就认为:“在西部开发中,应始终强调投资质量和防范金融风险。”所以,金融当局不可能对西部金融机构一放了事,与此同时强化金融监管也是十分必要的。从政策科学的角度讲,一项政策的周期包含制定—执行—评估—监控—终结等环节,其中监控环节对于及时矫正政策偏差、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金融监管措施是一项金融政策的重要环节,在强调对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适当放松管制的同时,强化金融当局对其相关金融政策进行监控是其职责所在。总之,放松管制必须与强化监管紧密结合在一起。

融资前和融资后的区别篇9

目前人们对西部大开放金融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的作用程度认识;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问题;西部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直接融资政策以及外资政策等方面。

(一)金融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的作用程度认识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离不开金融业的大力推动。问题是金融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人们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1、金融支持处于主导性地位

马润平等人认为,“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须有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系统。在该体系中,金融支持处于主导性地位。”他们的理由是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可以拓宽西部开发资金供给的渠道,可以优化资金投向和经济结构调整等等。

2、金融支持不起主导作用

戴小平认为,金融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主导作用这种提法是过分夸大金融作用,也忽视了金融的特性。在他看来,金融业在西部大开发中确实能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原因是在西部大开发前期,由于投融资项目的长期性、非盈利性,商业性金融和外资大举投资内在动力不足,应以财政投资和政策性金融为主导;而在中后期西部投资环境改善后,商业性金融和外资才会发挥其资金融通的主导作用。除外,支持这种观点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兰州市中心支行有关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在肯定金融业支持西部开发作用的同时不能夸大了金融业的作用,原因是金融作用的发挥要与金融领域内外环境紧密相关,不对西部金融环境进行改革,金融将难以真正发挥对西部开发的支持作用。

(二)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问题

在分析西部地区经济金融落后的根本原因时,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央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和西部地区差异性的矛盾所造成的。为了发展西部,不少人认为必须根据西部地区实际,实施特殊的金融政策,为此提出了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战略。如马润平等人认为:要推行有差别的货币政策,途径有:①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政策;②扩大再贴现和再贷款业务等。马洪波认为实行向西部倾斜的信贷政策其措施有;①降低西部存款准备金率;②东西部差别贷款利率;③提高西部地区商业银行分支行的贷存款比例等。和秀星等人认为,有效的倾斜性金融政策是一种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所不能替代的无形资源,它是金融杠杆撬动西部大开发的“支点”。他们提出的措施有:①按大区实行差别准备金政策;②适当提高西部利率浮动水平;③适当提高西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比例等;④提高呆帐准备金比例等。

在这股要求实施倾斜的货币信贷政策的强大呼声中,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戴小平的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倾斜受到很大限制,在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有着不同的货币政策,那将给中央银行监管带来很大困难。在他看来,货币政策因为主要是调控总需求,即使倾斜后对于结构调节的作用也不大。作者认为他所理解的货币政策的倾斜,应是体现在实施具体的优惠利率和约束性管制的节制等两个方面。

(三)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

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到底是多还是少?人们看法不尽相同。张锖认为,“金融组织体系残缺不全,尤其是区域性商业银行缺位,是限制西部地区外部融资环境的一个主要因素。”她的根据是西部金融机构的网点密度与资产总量远落后于东部,提出的对策是适当降低金融机构的设立标准等。人行兰州市中心支行有关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谈到要对“机构准入政策进行创新,降低西部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可见,不少人的观点是认为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少了,为此提出通过降低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设立的标准等措施来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金融组织体系。

而戴小平则认为,在构建金融组织体系之前,应明白西部需要怎样的金融机构。西部的金融组织体系目前是基本建立了,这时候过多增设网点,无异于自相残杀,引起恶性竞争,当务之急是增强西部现有金融机构的服务职能。他还认为没有必要专门设立西部开发银行,原因是三大全国性的政策性银行可以履行这一职责。

(四)直接融资政策

发展西部金融,通过金融机构融资,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目前西部普遍存在着金融市场不完善的问题,表现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的滞后。但许多人提出的直接融资政策中关注更多的是西部资本市场怎么发展。和秀星等人认为“应放宽直接融资的政策限制,促进西部资本市场的发展。”人行重庆营业部一个课题组关于西部大开发中金融政策的建议之一是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张方等人对于直接融资政策的建议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市场的培育完善;二是设立西部开发基金。他们提出的措施有对西部企业上市给予倾斜和优先;在西部建立第二层次的证交所;在西部发行区域性债券等。

戴小平却是从一个比较广阔的视角来谈直接融资政策。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内容:一是在发展资本市场的同时不应忽视货币市场的发展。理由是资本市场主要是解决长期资本的融通问题,货币市场主要是解决短期资金的融通。两种市场对西部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在发展资本市场时,应找准切入点,股票上市只是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更不能为上市而刻意破坏规则;在重视股票市场的同时注意发展债券和投资基金的市场。此外,吴跃云等人在论及货币政策融入西部大开发的难点时,谈到的一点是西部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他们主要是从西部货币市场的不完善来说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部地区发展货币市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五)对外资(FDi)的政策

西部大开发必须采取各种政策,以多元化方式提供多种渠道吸引外资参与开发建设,其中灵活的金融政策对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点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外资政策的建议方面,人行重庆营业部课题组认为:实行外资银行国民待遇,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立分支机构。马洪波认为:要加大西部利用外资力度,必须从基于规制的政策来吸引外资,那些对外资金融机构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法规和不合理的行为必须及时清除。张锖对外资政策提出如下看法:在间接利用外资方面,可考虑在西部地区率先放宽外资银行的经营范围(首先是人民币经营种类的放开);逐步推行所谓“同步设点”政策,即要求已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金融机构,今后如要在东部增设分支机构时,必须相应的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等。

简言之,人们关于外资政策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是为了吸引境外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点,必须实行国民待遇原则,以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外部环境;其二是可以通过西部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政策来吸引外资。

二、制定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应注意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从有关西部大开发中金融政策研究的综述可以看出,当前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进程。总结分析各方的观点,笔者得到的启示是,在制定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时应注意处理好如下几对关系,这些关系理顺了,才能更好地设计,出现实可行的金融政策。

(一)增长与稳定关系

金融业遵循的最高原则之一是稳健经营,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在稳定币"值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在促进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政策设计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鼓励金融投;资西部大开发与维护金融业稳健经营原则之间的关系。当前有的金融政策主张很有创新力度,但如果执行起来,其结果可能仅仅是在鼓励金融机构的冒险精神,与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的稳健经营基本职责相违背。如适当降低西部企业贷款条件、降低西部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等。金融业一旦置于稳健经营原则于不顾,大肆投资放贷,金融泡沫也就为期不远,到时不仅造成巨大金融风险,还影响了西部大开发的进程。所以制定金融政策时,必须正确处理好西部发展与金融稳定的关系。

(二)政策创新与维护关系

西部情况的差异性和西部大开发的紧迫性需要金融政策的创新思维,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我们在强调金融政策创新的同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金融创新本质上属于一种市场行为,而不仅仅是由政府政策就可以推动的结果。金融创新是在经济、技术、市场需求等外部环境都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产生的,我们在对金融政策进行创新时,应遵循金融创新的这种特性。政府行为不是万能的,政府失败论是客观事实。所以在研究金融政策时,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政府的金融政策不应过多地于预金融活动主体的自主经营活动,而主要以市场取向为主。有人提出的“同步设点”等措施实质上是强调·以政策的硬性规定(行政干预)来“迫使”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该政策可行性值得怀疑。②在对金融政策进行创新时,应该是在总结、吸收已有的政策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不应前后矛盾。如有人主张的降低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措施,“如果硬要实行,则会否定商业银行一级法人体制改革成果,回到原有的以各地分行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③相关金融政策的创新应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如倾斜性的金融政策旨在消除东西部存在的政策不公平现象,具有合理性,但应注意的是,在消除旧有的不公平的同时不应该又造成一种新的不公平产生。这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也是公共政策的属性之一,因为实现公平是公共政策要寻求的目标之一。有的金融政策主张在消除已有的不公平同时无意中造成新的不公平,并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这是在进行金融政策创新时应加以避免的,如,降低西部法定准备金率等。

(三)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的关系

当前西部地区的金融落后是由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和西部地区差异性的矛盾所造成的。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金融政策属于“一刀切”做法,这种做法忽视西部经济金融落后的实际以及对统一性政策给西部经济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许多入主张实行倾斜性的区域金融政策。该政策强调了地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其一系列政策主张的本质是通过政策手段在抑制本地区资源和要素的不断流动的同时吸引外来资金的投资。笔者认为,区域性金融政策的提出同样没有很好地处理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关系。因为该政策的实质是借助于人为力量将地区市场与全国统一的市场割裂开来,在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潮流面前显得不是很合适宜。况且,这种区域性金融政策的存在也会给中央银行的监管带来困难。“原则上,为了区域发展目标,货币政策可以区域化,但由于货币系统的高度一体化,这样做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此,货币政策是较少用于区域目的的。”所以,该政策的现实性让人怀疑。人们在研究金融政策时需要从系统论观点出发,同时考虑金融政策的一般要求(统一性)与地区现实存在问题,协调好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之间的关系,以便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金融政策。

(四)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的关系

针对当前西部地区经济金融滞后的状况,许多人提出的金融政策之一就是放松对西部金融机构相关标准的要求,希望以此帮助西部地区金融业尽快发展起来。如,降低西部地区的法定准备金率、适当降低再贷款条件、降低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等措施。人们可能对倾斜性的西部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实际上,西部地区经济金融的问题,不仅仅是资金短缺的问题,金融外部环境的不完善则是更深层次的方面。西部地区还属欠发达地区,本地区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造成地区经济效益普遍较低,投资环境不佳,可投资的有前景的项目不多,银行贷款回收、资产治理和风险问题因而也变得突出。这种状况下如果再降低有关标准,而不同时强调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那么可能的结果是一些并不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一哄而上,为了生存势必恶性竞争,导致的后果将是严重的。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就认为:“在西部开发中,应始终强调投资质量和防范金融风险。”所以,金融当局不可能对西部金融机构一放了事,与此同时强化金融监管也是十分必要的。从政策科学的角度讲,一项政策的周期包含制定—执行—评估—监控—终结等环节,其中监控环节对于及时矫正政策偏差、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金融监管措施是一项金融政策的重要环节,在强调对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适当放松管制的同时,强化金融当局对其相关金融政策进行监控是其职责所在。总之,放松管制必须与强化监管紧密结合在一起。

融资前和融资后的区别篇10

一、内蒙古金融运行基本情况

截至9月末,全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795.37亿元,比年初增加720.3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73%;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836.13亿元,比年初增加596.1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80%。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企业存款较快增长,储蓄存款、企业存款增加额占比呈反向变化。2007年9月末,企业存款增加额占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增加额的比重较2006年同期上升了13.99个百分点,而储蓄存款增加额在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增加额较2006年9月末下降了17.10个百分点,占比呈反向变化。

(二)各金融机构存款份额占比变化较大。在全部金融机构中,4大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占比呈下降趋势,政策性银行存款占比上升。1~9月份,4大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增加362.52亿元,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49.93%,较上年同期下降9.95个百分点;政策性银行存款增加74.52亿元,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10.26%,较上年同期上升9.42个百分点。

(三)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速同比虽有所回落,但仍持续在高位运行。9月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805.61亿元,比年初增加600.43亿元,同比多增68.5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96%,同比回落2.04个百分点。增加额在全国和西部12省区排名分别为第二十一和第六位,同比分别下降一位和二位;增长速度比全国17.13%的增速高4.83个百分点,在全国和西部12省区排名分别为第二和第一位,全国排位同比下降一位。1~9月份的人民币各项贷款新增额已占到2006年全年新增额的96.93%。

(四)贷款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基本相适应,按好地支持了自治区的经济建设。2004年以来,内蒙古经济快速发展,以18%以上的速度排在全国前列。金融机构在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大背景下,积极调整资金支持经济发展,贷款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3.46个百分点,与经济增长基本相适应。

(五)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贷款发放季度趋于均衡。今年以来,为了预防经济过热,国家进一步加强了贷款投放管理,部分金融机构贷款规模由全年控制转为季度控制,尤其从下半年开始,部分金融机构贷款规模逐月进行控制,使得今年贷款投放季度比例趋于均衡。今年前三个季度贷款增加额分别为247.59、210.34和151.50亿元,各季度贷款增加额占1~9月份贷款总增加额的比例分别为41.42%、33.53%和25.23%,而上年同期则分别为39.19%、45.15%和15.64%。贷款投放更加趋于理性和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六)贷款投放体现区域政策,“金三角”地区贷款增幅较高。1~9月份,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三个地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291.68亿元,同比多增26.59亿元,增加额占全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的48.57%,比上年同期下降1.27个百分点。其中呼和浩特市和鄂尔多斯市增加最多,分别增加90.16和145.33亿元,同比分别多增50.18和30.18亿元。优势经济区域信贷的大幅度投放,形成了优势区域的带动作用,有效地促进了优势区域、优势产业、优良客户的联动发展。

(七)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持续较快增长.票据融资增幅继续下降。9月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短期贷款余额为1600.35亿元,比年初增加246.65亿元,同比多增48.9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40%,同比提高3.76个百分点,比1季末回落2.49个百分点,比2季末提高2.16个百分点;全区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余额为2051.97亿元,比年初增加351.81亿元,同比多增80.3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5%,同比回落0.53个百分点,分别比今年1、2季度提高1.10和0.50个百分点。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各金融机构紧缩信贷规模,通过控制票据融资业务量调整信贷增速,票据贴现增量明显减少。9月末,全区金融机构票据融资余额为150.71亿元,比年初增加2.17亿元,同比少增60.3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19%。

(八)农业贷款增加较多,个人消费贷款继续保持较快增长。1~9月份,贷款投放围绕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自治区六十周年大庆,重点支持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9月末,全区金融机构余额为297.80亿元,比年初增加106.28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新增额的17.7%,同比多增26.68亿元;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为51.85亿元,比年初增加25.47亿元,同比多增22.71亿元。个人消费贷款继续保持快速增长。9月末,全区金融机构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为170.48亿元,比年初增加43.63亿元,同比多增52.4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3.65%,同比提高40.31个百分点。9月末,全区金融机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130.87亿元,比年初增加31.59亿元,同比多增36.8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3.09%,同比提高37.31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的76.77%,个人住房贷款增加额占个人消费贷款增加额的72.40%。

(九)金融机构经营效益显著提高。截至9月末,全区金融机构本外币盈利额达74.58亿元,同比增盈29.72亿元。其中,农业发展银行实现利润0.94亿元,信托投资公司盈利0.77亿元,扭转了上年同期亏损的局面;农村信用社盈利4.15亿元,同比增盈1.07亿元;4家国有商业银行共盈利53.66亿元,占全区金融机构盈利额的71.95%,同比增盈20.78亿元。

二、内蒙古金融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存贷款期限错配进一步突出。今年1~9月份,全区金融机构新增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共计499.40亿元,同比多增136.21亿元。其中,活期存款增加463.43亿元,同比多增227.26亿元;定期存款增加35.98亿元,同比少增91.05亿元。1~9月份,新增中长期贷款351.81亿元,同比多增80.30亿元。从近年来的统计数据看,在全区金融机构的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中,定期存款余额和增加额占比不断下降,与中长期贷款占比逐步提高形成鲜明的对比。结果导致银行资金运用中,更短期限的资金来源对应更长期限的资金运用,使存贷款期限错配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二)信贷需求旺盛与宏观调控的矛盾依然存在。2006年以来,国家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大,截至2007年9月末,央行已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7次加息,目的是严把信贷闸门,遏制投资和货

币信贷过快增长。而目前全区经济正处于较快发展的阶段,在直接融资渠道不畅的条件下,对银行信贷资金呈现刚性需求。因此,如何认真执行“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宏观调控政策,找准宏观调控政策与全区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切入点,是摆在全区金融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三)金融机构信贷投向依旧集中。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内蒙古金融机构通过信贷资金的集约投放有效地促成了电力、交通等地方基础产业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与经济的双赢。但同时也造成了信贷资金配置上的高度集中。9月末,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贷款余额达904.12亿元,占全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23.76%,比年初增加71.57亿元,占全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额的11.9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贷款余额为424.48亿元,占全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11.15%,比年初增加81.41亿元,占全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额的13.56%。9月末,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鄂尔多斯市三个地区贷款增加额占全区各项贷款增加额的48.57%,占比近全区的一半。9月末,全区中长期贷款余额为2051.97亿元,较年初增加351.81亿元,占全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额的58.59%。

(四)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金融机构收入影响较大。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后,中央银行存款利率没有相应提高,金融机构利率收益受到影响。虽然提倡金融机构控制贷款,着力提高除贷款外的其他业务收入,但内蒙古其他业务较少,国家宏观调控贷款发放,减少了金融机构贷款收入,其他业务又没有相应的开展,对金融机构收入影响较大。

(五)“牛市”对金融业的影响显现。自去年以来,我国股市持续火爆,金融机构的营运能力受到考验。一是储蓄存款增速趋缓,银行资金来源压力增大;二是储蓄存款加速活期化,银行资金管理难度增强。本轮“牛市”行情持续时间长、增幅高,使投资者获利丰厚,也使居民对股市、基金投资的信心倍增,一方面已入市的资金为了操作方便通常是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在金融机构进行存放,另一方面未入市的居民资金也往往以活期存款的形式持有,等待时机进行投资,因而造成储蓄迅速活期化。储蓄存款活期化虽然使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的成本降低,但使管理难度增加,特别是在当前信贷资金长期化的背景下,极易增大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给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带来挑战。

三、实现内蒙古金融平稳运行的政策建议

(一)充分认识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中央银行一直在积极推进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同时也充分考虑并最大程度地维护了金融机构的利益。一是通过注资和不良资产剥离,大力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使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大幅度改善,盈利能力显著增强;二是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过程中,人民银行承担了绝大部分汇率风险;三是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保持对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控制,使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四是通过发行中央银行专项票据置不良贷款,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促使其改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五是为了大力支持农村金融服务、体现金融调控政策的“区别对待”原则,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执行低于一般金融机构1.5~2.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

(二)端正对市场份额的认识,争做小而精的社区银行。目前,商业银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金融机构对市场信贷份额的争夺更为重视。中小金融机构处于业务发展初期,扩张贷款规模的欲望更加强烈。事实上,中小金融机构经过几年的发展,贷款占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流动性比较充裕的情况下,中小金融机构应严格审批条件,避免盲目吸纳大银行退出的不良客户以继续追求更高的市场份额或以更快的速度扩张规模。中小金融机构作为银行业的中小企业,应该立足区域、立足特色、立足专业技术、追求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和利润的稳定增长。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有效的盈利途径,充分利用当前利差较大的时机,大力推进业务经营的战略转移,通过加大业务创新、技术研发力度、拓展中间业务、细分客户市场、培育客户忠诚度等途径来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根据社会经济需求,保持贷款均衡投放。今年,商业银行在均衡投放贷款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各商业银行一定要从长远利益考虑,建立起“百年老店”的品牌意识,防止短期行为,给社会一个稳定的预期,即好企业任何时候都能贷到款,坏企业任何时候都贷不到款。金融机构继续秉承贷款投放与贷款项目和实体经济正常贷款需求相匹配的信贷基本原则,改善信贷服务,避免贷款在月度间、季度问的大起大落,在自身稳健经营的前提下,支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