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关系的本质篇1
关键词:市场经济;特质;民商法;品格;法律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法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的,是以法律形式表现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准则。我国民法学界认为,这种经济关系或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就是商品经济关系或市场经济关系,而这种商品经济关系则反映为社会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法乃商品经济社会基本法,因此要正确认识民商法的性质和品格特征,必须首先正确认识和把握民法所要反映和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特征。但对市场经济的特质和民商法应当具有的品格,学术界并无系统之探究。20世纪80年代,我国着名民法学家江平先生在其所着的《资本主义民商法概论》中曾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是证券经济的观点;至90年代后半期,我国理论界逐步有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是信用经济的说法;但系统探究市场经济特质和民商法品格的文章尚未见到。本文的学术价值就在于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对市场经济的特质进行了探讨,并以此为基础对民商法的品格作了全面论说,以期就民商立法的目标和理论思路提供整体的把握与参考。
直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才比较普遍地称之为市场经济。接着曾经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又说是信用经济。那么,还应当说市场经济是什么经济呢?
市场经济还有哪些特性呢?我们不禁设想: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究竟具有何种特性?市场经济又究竟具有哪些特质?如果对这些最为基本的问题我们都没有认真讨论并取得比较全面清楚的认识的话,肯定难以构建出科学的民商法法律体系,我们将难以把握由市场经济决定的民商法的应有品格,民商法将难以体现其应当具有的精神和生命力,也将难以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应有的科学调整作用。本文着意探讨的即是由市场经济特质所决定的民商法所应当具有的品格。推荐阅读：如何写好教育硕士毕业论文的方法
曾几何时,我们视市场经济①为魔鬼经济,为剥削经济,视其为洪水猛兽,称我国所处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为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经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经济。
商品经济关系的本质篇2
②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些基本经济范畴的同时,赋予了这些范畴科学内涵,由此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变革,使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说根本性的超越。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根本性的超越,其首要原因是马克思找到了分析纷繁复杂经济现象的支点,即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商品。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7世纪将人口、民族或者国家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后来他们从这些生动具体的实存中分析出一些抽象范畴,如分工、货币和价值,但没有将商品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之所以把“商品”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的特点就是按照正确的逻辑思维方法通过概念、范畴的展开进行,而逻辑范畴的推演必须从最简单、最抽象、最基本的概念谈起,因为任何一个复杂事物中最简单的东西也就是最抽象的东西,它虽然抽象,但却是复杂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对马克思来说,“商品”概念就是他用理论的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起点。“商品”是一种怪诞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说,它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③的物:说它可感觉,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一种突出表现:“庞大的商品的堆积”;说它超感觉,主要是由于它“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④马克思以桌子为例来说明这种怪诞,在他看来,桌子的怪诞不是源于它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源于价值,而是源于商品形式本身,即商品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属性需要以一定的物质载体反映出来。物质载体在反映商品的社会关系本质时,造成了对商品本质的一种遮蔽,使私有制下的分工交换关系采取了一种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从而产生了商品拜物教。正是这种商品拜物教现象,使古典经济学家就此止步。他们将商品形式视为人类永恒的形式,没有追问商品的价值为何要采取交换价值的形式,即商品所内涵的社会关系本质为何需要借助于其他商品表现出来。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而消除商品拜物教,马克思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两种不同质的商品之间能够互相交换,它们之间质的等同性,也就是说两者之间能够互相交换比较的第三者是什么?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由交换价值进一步发现了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属性,它们分别由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生产出来。正是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使马克思避免了大卫?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缺陷。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马克思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的分析入手,才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和怎样形成价值的问题,并进一步由商品的内在矛盾研究了价值形式,考察了从简单价值形式到扩大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成的发展历史,为科学的货币理论乃至他整个的政治经济学找到了最基础的逻辑起点。从外在表现上看,马克思从“商品”开始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黑格尔把握问题的逻辑理路:从概念入手,通过概念的逻辑自我展开环节完成对于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这好像仍然是一个“头脚倒立”的体系,但马克思认为,这是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
也就是说作为科学上正确的叙述方法,它不同于充分地占有材料进行分析的研究过程。因此作为已完成对黑格尔“头脚倒立”体系颠倒过来的马克思来说,商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最准确概括。这一点和黑格尔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不同从根本上说就是“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正是由于这种根本的不同,商品内涵的这一社会“基因”伴随着马克思对商品概念的具体逻辑展开过程,在深层次上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
经济学研究与人的价值立场休戚相关。由于理论旨趣的不同,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目的上具有根本差异: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财富如何增长的问题,而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③虽然古典经济学家接触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的阶级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相反,他们对经济生活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层面,例如从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去研究经济范畴。这就使他们抽象掉了物与物之间发生关系的历史情境,客观上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世化和永恒化了。而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④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不是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要揭示财富增加的源泉,而是通过对这种经济关系的研究,揭示这种“物”的关系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怎样改变这种“物”关系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特殊性。“商品”的本质不是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物,而是它具有价值。而价值的实质是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它体现的是在私有制下由于劳动分工的存在,商品所有者在社会分工纽结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他的私人劳动同时内在的具有社会性质。但是要把这种社会性质体现出来,需要通过市场的交换来完成。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和价值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二者的纽结点就是货币,正是货币把价值的本质最深刻的体现了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货币是私有制和分工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实现的一种方式。资本的出现,则标志着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出现,它的存在以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为前提。正是借助于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资本实现了增殖,由此货币摇身一变而成为资本,而资本生产关系在本质上讲是一种权力关系,它以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剥削为基础,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劳动者虽然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然而它自身却一无所有。资本家以这种支配关系和权力关系实现了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马克思正是通过恢复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抽象掉时间维度和社会关系维度的经济范畴,揭示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存在状态。由此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是以商品为起点,依商品-货币-资本的演进逻辑分析资本的产生;进而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剖析资本周转、循环和流通的本质和规律;最后从整个资本主义总生产的高度通过分析利润的分配提出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这样马克思透过物的表层分析内在的生产关系,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主线,由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构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对“劳动力”的分析,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并为工人如何摆脱这种悖论式的生存状态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合理因素的过程中,以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变革和理论立场的转变。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说:“《资本论》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
①如果我们从方法论的层面审视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超越关系,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二是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方法论。从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看,马克思在宏观上主要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在微观上主要运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二者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首先从宏观上来看,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建构了一个圆圈式的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架构。以《资本论》为例:从总体上看,《资本论》是由三个不同等级的圆圈构成一个大圆圈。《资本论》共分三大卷,第一卷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经济)的总过程”。这三卷中的每一卷各是一个独立的开放式的圆圈,分别论述一个圆圈的内容,同时这三个圆圈之间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体。这三个圆圈的关系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关系。第一个圆圈是第二个圆圈的基因,而第二个圆圈是第一个圆圈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个圆圈是对第一、第二个圆圈的否定之否定,是在更高基础上向第一个圆圈的回归。因此可以说这三个圆圈是由三个不同等级的圆圈构成的一个大圆圈。其次,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来看,马克思主要运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商品经济关系的本质篇3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违背其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有局限性，但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性是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质和鲜明特征，应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科学真理的同时深化对其的再认识和深入研究。
通过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和深人研究，我们意识到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是在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后，即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当时的经济结构是以工农业物质生产为主，非物质生产比重很低;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生产中体力劳动占绝对优势。所以，马克思以考察产业资本为主，着重研究的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科学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迅猛强劲，市场机制的作用和范围不断扩大，使得现代劳动的内容、形式和结构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深切表明: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种类在增加，已不局限于产业劳动者的直接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领域也在拓展，即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拓展，早已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这就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实践在发展，理论要创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劳动价值论的本质特征。
其实，马克思也不是对此一点没涉及和预见到。在马克思看来，在商品生产中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商品价值的惟一创造者。马克思一方面鲜明指出资本家是社会生产中的寄生虫并坚决抨击之，另一方面，马克思绝不无视或轻视作为企业管理者的资本家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相反，马克思也承认他们参与了商品价值的创造，并对管理型资本家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微观经济活动中的领导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也解决不了的理论困难，回答了为什么劳动要转化为价值，是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又怎样创造价值的问题。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首先发现并论证的，它是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价值论及其劳动二重性学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进行政治经济学学习与研究的决定性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劳动二重性是揭示商品经济内在矛盾运动发展的钥匙，也是揭示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化商品经济道路的钥匙
马克思第一个阐明了商品的二因素，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物，由此创建了商品二因素学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却不能解决它。亚当·斯密在其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就反映了商品的二重性，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但是，由于他(他们)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因而不真正懂得商品的二因素，最终只能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同起来。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他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那里，把商品归结为“劳动”的分析都是不清楚和不彻底的，必须把商品归结为具有二重形式的劳动。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可见，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
货币是商品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的第一次外化。商品是使用价值的体现、具体劳动的产物;货币是价值的体现、抽象劳动的结果。马克思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包含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现在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是商品交换的必然。
货币之所以能作为价值物存在并行使其职能，始终是因为它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所以，从本源上看，货币拜物教和现代拜金主义一类，不过是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在认识上颠倒商品与货币，使用价值和价值关系，根本不懂得或歪曲了劳动二重性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
劳动服务是商品的第二次外化。但无论是它的使用价值或价值，都不具有物质形态，所以服务商品的二因素很容易被人忽视。这也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因。其实，服务作为商品，具有一切商品所固有的由劳动二重性决定的二因素。只不过其二因素在表现形式上有不同于任何其他商品的特点。服务的使用价值即由劳动服务引起的效用，比如马克思举例分析的运输业所出售的商品使用价值，就是场所的变移。为了取得场所变移的这种效用，劳动在特殊的合乎目的的形式下被消耗，而相应耗费的还有生产资料如燃料、运输工具、交通设施等;“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而且，服务的价值同样取决于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运动要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因此，在一个时期的服务价值变动，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化方向和速度是基本一致的，即呈上升趋势。
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对服务商品二因素的揭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讲，不管它是以物质形态出现显而易见也罢，还是以非物质形态隐蔽地出现也罢，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讲，认识服务商品的二因素，把服务业及其产品作为市场交换的内容和社会总产品统计的对象，对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扩大社会生产力和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都有直接的指导性。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商品的第三次外化。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有条件的，同时也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产物。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不容置疑的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结合，只是有它自身的特殊性而已。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其特殊性在于它可以还原为维持劳动者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且还包括了一个历史的道德的因素。正因为这样，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内容、范围、比例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而且使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劳动力商品最大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即创造商品价值的能力。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向我们充分表明了培养人尤其是教育人的重要性。人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要实现“两个转变”，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建立相应的教育和科技发展体制。因此，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所揭示的发展生产的两种方法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以增加社会劳动总量，增加投资来发展生产，扩大财力开发是可以的，但对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十分有限。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和外延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过时。而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基础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无限的，因为具体劳动的增长、科技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是无限的，这就是我国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的依据。
二、劳动二重性是解析资本主义复杂经济现象的密码，也是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复杂现象新情况的密码
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经常会碰到许多矛盾的经济现象和复杂的经济过程。只有透过这些矛盾的现象和复杂的过程，才能获得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充分预见到我们可能遇到的这些困难，他说:“这个似乎存在而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存在的矛盾”，可能把他们引人迷途。他还告诫后人，要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仅仅依靠某些个别的、偶然的、孤立的事实是完全不够的，甚至还可能产生歪曲资本主义经济实质的论点，而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作系统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
首先，劳动二重性学说及其方法论作用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全部事实的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从商品细胞开始的。他不仅揭示了商品的二因素，指明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而且阐明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以商品生产从而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全部矛盾的萌芽状态开始的;因而，贯穿资本主义经济始终的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抗性矛盾自身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表现形式。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引起政治经济学革命性变革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二重性为依据的。正是考虑到劳动二重性学说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及其基本规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马克思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科学地提出并解决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必须以明确区分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价值的劳动与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为前提。从劳动二重性学说出发，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成为难题的关于简单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分问题。尽管简单商品流通(w-G-w)与资本流通(G-w-G}存在似是而非的相同之处，而实际上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恰好属于两个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是以商品二因素的对立为基础的。
正是由于把劳动二重性的方法引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他写道:“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由劳动二重性决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的观点，还引出了雇佣工人劳动的二重性、资本主义工作日的二重结构，增加剩余价值生产提高剥削程度的二重方法，资本的现象和本质以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等重要观点。由此展开的进一步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并阐明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的其他重要理论，如积累理论、流通理论、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都是以劳动二重性原理为基础的，都可以劳动二重性作为方法论手段来破译和论证。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有力武器，也是创新社会主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批判与继承相结合，否定与发展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过的一条成功道路。没有密切地联系实际经济生活，特别是在对一切新经济现象的分析中，不断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会有今天的蓬勃生气。劳动二重性作为认识经济过程的方法，也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研究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毫无例外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是普遍地把具体劳动同抽象劳动相混同，尽管这种混同在不同流派有质的区别，但根源却是共同的，在于它们的阶级局限性。
在古典学派那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凭直觉划分劳动的两个方面，而没有把握它们内在的矛盾统一。其代表人物就是亚当·斯密，由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也就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结果只能得出片面的自相矛盾观点。发展下去，不可避免会产生像著名的“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因此马克思鲜明地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不过，马克思并未就此否定斯密理论的科学内涵，相反地肯定了他促使人们去认识劳动二重性方法上的重要贡献。
在庸俗政治经济学则是另外一回事。对它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划分，正好相反，蓄意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相混同，是其理论思想的一般原则，实质是要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抹煞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界限。“生产要素”论就是典型的例证。
“生产要素”论的创始人让·萨伊，以斯密的“伟大继承者”自居，但却否定劳动是价值的基础，抹煞了斯密的主要贡献，主张物品是否有价值在于它是否有效用。他以生产三要素论来说明效用的产生，认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并且偷梁换柱，在用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代替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之后，把参加生产过程的三要素:具体劳动、生产资料、土地概括为价值的源泉。很明显，萨伊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更是混淆了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妄图用一般生产来偷换资本主义生产，用一般劳动来顶替雇佣劳动，用生产资料取代资本，用土地代替地产，以此达到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资本剥削的本来面目。萨伊还否定了斯密分配理论中的科学成份，主张既然价值(效用)是生产过程三要素共同创造的，那末，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基本阶级收人的源泉就应该是:劳动—工资的源泉;资本—利息的源泉;土地—地租的源泉。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和讥讽的“三位一体公式”。
商品经济关系的本质篇4
作为出口商品检验和监督管理的法律依据，商检法突出了国家对出口商品检验的重视。商检法主要包括商检的时间和地点、商检的标准和方法、商检的机构和检验证书等方面。货物买卖的商品检验主要是针对商品的品质、种类、重量、标记、产地、残损等进行检验和鉴定，根据商品检验的目的可分为法定检验和公证检验。法定检验是指政府法律规定实施的强制性检验，法定检验的主要对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进出口商品、涉及安全卫生的进出口商品、容易发生质量问题的进出口商品以及国家制定由商检统一进行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等。公证检验与法定检验不同的是非强制性的，主要是根据国际货物买卖的有关当事人的申请，由公证检验机构进行的出口货物的检验。
商检法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出口商品的检验，以保证商品质量，从而保护对外贸易有关的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顺利进行。商检法的实施，保证了进出口商品的质量，维护了对外贸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对促进中国对外开放和外贸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进出口商品的检验管理体制也在不断地完善。
二、商检法与经济法关系
明确商检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能够有助于说明两种法律体系的协调，以及各自不可替代的地位。商检法致力于加强商品的进出口的检验工作，规范进出口商品检验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进出口贸易有关的各方的合法利益，从而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顺利发展。商检法执行主体是商检机构和行政管理相对人，商检机构依法对进出口商品实施检验和管理，行使的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商检法为进出口商品检验提供了可靠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了做出了为什么检、检什么，怎样检的规定，促进了经济的协调发展。而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经济管理关系以及和经济管理关系密切有关的经济关系，在主体方面经济法的主体比较广发，使用的方法也比较综合，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经济纠纷，一般要经过主管部门调解或仲裁解决，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经济法主要致力于调节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从而促进资源的优化、提高经济效益，发展国民经济。在基本功能方面，商检法与经济法都是以经济功能为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对外贸易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法与商检法制度也得到了不断完善。2002年修改后的商检法秉着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统一的原则，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立法角度转换更加完善等原则，适应了我国商检工作的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而经济法实现了宏观规制与宏观调控手段的结合，使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调控社会经济，使社会经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交易费用成本的提高，商检法、经济法的产生，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节约了交易费用，有效地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密切结合的混合经济，商检法和经济法共同扎根于市场经济，分别是这种混合经济的两个方面的必然产物和法律表现，同时市场经济的本身特点也要求了商检法与经济法必须相互配合。商检法与经济法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两者缺一不可。
三、经济法体系的构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经济法作为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规范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经济法体系是由经济法各子部门所构成的统一整体，各经济法子部门内外协调一致，保证了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国家调控经济的意志性。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要利益关系有国家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国家对外经济利益关系、人民群众与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投资的利益关系等。对各种利益关系综合起来可分为一是国家和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二是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经济法体系主要可分为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两个子部门。
1．宏观调控法。主要是对调整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宏观调控是指的国家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运用各种宏观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的供求关系进行调节、控制。宏观调控法也就是当社会经济运行与市场主体发生经济关系时，国家对此经济关系的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主要的宏观调控法包括:金融法、计划法、产业机构调整法、财政法、税法、价格法和涉外经济管理法等。
商品经济关系的本质篇5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弄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于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十分重要。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于社会生产的全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人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来实现自己。比如，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在生产中就处于支配地位，同时占有劳动产品。
和生产关系紧密相连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生产力。生产力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形成的物质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时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所以，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同样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就是从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入手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调整，适合了我国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改革从理论上说符合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我们党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正确把握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对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论述，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商品二因素理论。商品作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用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性，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一个永恒的范畴。社会物质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社会、为他人的;商品使用价值一定是通过交换才能获得。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个历史范畴，价值所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劳动比较关系。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他关心的是商品价值，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关心的是使用价值。生产者之所以也关心商品使用价值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劳动二重性是指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叫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抛开劳动的具体形式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叫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抽象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所特有的。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并论证的，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商品价值量理论。商品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叫个别劳动时间，决定个别价值。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形成的比列关系不同对商品生产者影响不同，只有当个别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商品生产者才处于有利地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简单劳动为基础，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变化，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所以在现实生产中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得自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中获得价值差额。无论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还是在现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是如此。
价值规律理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商品交换中，商品的价格除了受商品价值决定之外，还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商品的供求关系。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到价值以上;反之，供过于求时，其价格就会降到价值以下。商品价格总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就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价值规律的作用：首先，它可以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分配，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其次，价值规律自发地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价值规律促使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当然，价值规律对经济的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特点，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为了克服价值规律对经济生活调节的这种消极作用，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都缺少不了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现代经济的调节机制是价值规律调节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在商品经济中，货币是和商品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经济范畴。通过对货币产生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货币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产生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即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货币的产生使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发展成为商品与货币的外在对立。商品生产者必须想方设法将商品换成货币。商品到货币的转化，马克思将之称为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跳跃完不成，摔坏的不一定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马克思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市场销售对于商品生产者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关于货币的职能，马克思认为它是在商品流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货币本质的具体体现。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当商品价值用货币来表现时就是价格，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可以是想象或观念的货币。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物就是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流通手段职能改变了商品交换的形式，商品交换由商品——商品，变成了商品——货币——商品的交换，买和卖变成两个相互分离的过程，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危机的可能性就隐藏其中了。马克思分析了货币流通规律，即流通中货币量的规律，它等于商品价格总额/同一货币的流通次数，这一规律在商品经济中普遍适用。马克思还分析了铸币和纸币的问题。货币产生之后其形态经历了贵金属币、铸币、纸币、信用货币，到当今的电子货币，其一般等价物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货币还有派生职能：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围绕剩余价值马克思建立了资本理论、分配理论、流通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等，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涉及所有制和产权理论、企业运行机制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农业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对外经济关系理论及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等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制订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依据。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创新。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时，不仅要认真学习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结合实践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商品经济关系的本质篇6
单项选择题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是(B)。
a.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理论B.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C.资本主义庸俗政治经济学D.重商主义理论
2、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D)。
a.社会生产力B.社会生产关系
C.社会生产方式D.物质资料生产
3、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B)。
a.生产力B.生产关系C.经济基础D.上层建筑
4、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时，必须联系(B)。
a.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B.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状况
C.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D.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利益
5、构成生产关系的基础并决定其物质的是(a)。
a、生产资料所有制形成B、生产资料的占有、支配和使用关系
C、产品的分配和交换关系D、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6、社会生产在生产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是(C)。
a、交换B、消费C、生产D、分配
7、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和依据是(a)。
a、生产力发展状况和要求B、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C、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D、社会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和内在矛盾
8、生产的社会条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B)。
a、政治法律B、生产关系C、历史文化传统D、伦理道德规范
9、马克思指出：“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这段话说明(a)。
a、价值的存在以物的有用性为前提B、价值的存在与物的有用性互为前提
C、只要有物是有用的，它就有价值D、物越是有用就越有价值
10、作为商品的计算机软件，其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B)。
a、软件磁盘本身B、软件的有用性
C、购买软件的货币D、应用软件的计算机
11、马克思在研究商品时，之所以考察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使用价值是(D)。
a、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B、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
C、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实体D、商品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12、马克思说：“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这句话是说明(C)。
a、使用是不同质的，可以满足不同的物质需要
B、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价值
C、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但它并不反映任何生产关系
D、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体现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
13、商品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它是在(a)
a、同类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中实现的
B、不同商品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中实现的
C、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中实现的
D、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竞争中实现的
14、投入某种物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不变，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和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之间，两者的变化表现为(C)。
a、商品的数量增加，价值量不变B、商品数量不变，价值量增大
C、商品数量增加，价值量减少D、商品数量增加，价值量增大
15、个别劳动的社会性质通过(C)。
a、商品的有用性来表现B、商品的广告传播来体现
C、商品的交换来体现D、商品的质量鉴定来体现
16、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其完备的外在表现是(D)。
a、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对立B、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的对立
C、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D、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对立
17、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C)。
a、剩余价值学说B、生产价格理论
C、劳动二重性学说D、劳动力商品理论
18、商品的价值是(B)
a、生产商品的实际劳动耗费B、商品中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
C、生产商品的有用劳动耗费D、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耗费
19、商品价值量与生产它的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是(C)
a、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商品的价值量不变
B、劳动生产率降低时商品的价值量不变
C、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它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D、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它的劳动生产率成正比
20、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a)
商品经济关系的本质篇7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的阐述了商品拜物教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了。而商品拜物教的产生根源是从商品形态、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三个方面来分析的。商品拜物教的发展形态包括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关键词：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价值形态
目前，人们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研究虽然很详尽，但是由于商品拜物教理论是伴随着《资本论》始终的，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深入的对商品拜物教进行研究。有了对商品拜物教的准确认识才能有助于我们研究《资本论》及其影响。在《资本论》的第一章中商品拜物教理论被单独列出来，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重视程度。在这一节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商品形式本身、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对商品拜物教产生的重要作用。并且通过分析揭示了价值的本质，充分体现了劳动价值论的精华。
一、商品拜物教的内涵
马克思借用光线对视神经的刺激的物理实例引出对商品拜物教的含义，他指出“商品形态及表示商品形态的劳动生产物间的价值关系，是和劳动生产物的物理性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绝对没有关系了。那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在人看来，这种关系，居然幻想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譬喻，我们必须逃入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脑的生产物好像是赋有生命、而互相发生关系，并与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物一样。在商品界里，由人手造的生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个叫做拜物教。”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本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却被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掩盖，人们对这种虚幻的形式的崇拜就产生了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无疑是研究商品的，马克思把商品拜物教放到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和价值形态之后来研究，就更证明了商品拜物教与商品价值形态的关系。而所谓的价值形态就是人们交换商品时的形态，简单来说就是货币形态，这种形态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进行了交换。交换必然产生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种种社会关系，正是人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社会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商品产生了一种看似很神秘的性质，所以产生了人们对于商品的崇拜。从商品拜物教的本质上来看，人们所崇拜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崇拜这种商品给人们带来的东西，因为人们通过商品的交换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商品，也正是因为有商品拜物教，人们才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获得更多商品所带来的东西，而不断地制造商品。因此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增加了劳动的生产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商品拜物教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强大的动力。
二、商品拜物教产生根源
马克思明确的指出商品谜一样的性质既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其价值内容，而是从商品形式本身产生的，劳动产品通过交换而取得了商品形式。所以商品形式本身就是产生商品拜物教的根源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述过其中包括的三种情况。首先，人类的各种具体劳动必须转化为质上同一的抽象劳动。这种劳动的同一性，又必须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人类劳动就表现为价值，才使人们难于看到本质。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人类劳动的平等性，具体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相等的价值对象性。”②其次，生产商品所支出的劳动力消耗本来应该用劳动时间计算的，但是商品经过交换之后，就采取价值量来代替。也就是用商品价值量代替了产品的劳动量，所以马克思指出：“人类劳动力的支出，由时间计算的，则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价值量。”③再次，生产劳动产品的生产者用自己的劳动产品进行交换，表现的应该是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这种社会关系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表现。所以，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人们才看不到其本质而使商品产生了一种神秘性质。马克思认为：“生产者的关系――他们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就是在这种关系上成立的――又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社会关系。”④
商品形态之所以会产生商品拜物教观念，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商品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指出：“商品形态所以有神秘性，只因为在这个形态内，人们把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看成了劳动生产物自身的对象性质，看成了劳动生产物的社会的自然性质；从而，生产者对总劳动的社会关系，被认为是生产者外界诸对象物间的社会关系。”⑤这就是说生产者按照自己的意愿生产产品，不管生产什么都是生产者自己的事情，所以使劳动具有了私人性质，即为私人劳动。然而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社会中，生产者必须拿出自己的商品来跟他人交换，而且由于社会分工，每个私人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所以，生产商品的劳动既是私人劳动也是社会劳动，也就是说生产者的劳动因为具有了特殊的社会性质所以产生了商品形式，然而商品形式又掩盖了这种特有的社会性质，所以就产生了商品拜物教。
接下来马克思又分析了商品拜物教的来源正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因为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正是产生此矛盾的原因。马克思指出：“私人劳动的复合，形成社会的总劳动。生产者既然是因为互相交换劳动生产物，才有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也是在这种交换上显现出来；换言之，私人劳动之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是因为交换在劳动生产物间并间接在生产者之间，树立了一种生产关系。”⑥商品经济中的基本矛盾就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而产生这个矛盾的原因正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而且这种特有的社会性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表现出来。所以，这样又使商品本身具有了一种神秘的性质。另外，马克思把这种私人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质还具有二重性，马克思指出：“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在事实上，取得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它必须当作某种有用的劳动，来满足某种社会的需要，从而，在自然发生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当作总劳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所以能满足生产者的复杂的需要，仅因为每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皆能与他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与他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等。”⑦这二重性简单来说就是私人劳动的有用性和可交换性，就是说这种私人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需要对他人具有使用价值，从而使它和其他商品在相同的质上相交换，在量上相比较。但是由于这种二重性质不能被生产者所察觉，单单看到交换时的商品的表现形式，而不能看到本质，所以使私人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质被掩盖了，由此产生了商品拜物教。这也是产生商品拜物教最根本的原因。
这三种商品拜物教来源是相互补充、相互佐证的。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是产生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的主要原因，而商品形式的产生又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而又对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产生反作用而产生商品拜物教。因此，商品形式只是商品拜物教的直接来源，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以及商品的劳动的特有的社会性质，才是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最根本的来源。
三、商品拜物教的发展形态
商品经济是商品拜物教存在的必然条件，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商品拜物教发展的不同形态，商品拜物教的发展形态包括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商品拜物教不断发展，也使其自身的形态不断地发生改变。人们通过商品之间的交换，发现了一种特殊商品，这种商品就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产生货币以后，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又一次被掩盖了，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转变成了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换，货币成为了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货币除了可以购买一切普通商品，还可以购买人类认为所有可以出卖的东西，有了货币人们产生了货币可以购买一切包括人们的身份、地位、名誉和良心的错觉。谁占有的货币越多，谁的财富也越多，从而谁的权力也就越大。人们也因此对货币产生了与商品本身相同的一种幻觉，认为它也具有了神秘的性质，因此商品拜物教就发展成了货币拜物教。关于货币拜物教马克思认为货币形式作为商品的发展形式，用商品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而没有把它们揭示出来。货币拜物教其实就是商品拜物教，只是用货币代替了商品，只不过这个变化使人们更容易发现它。
商品拜物教的另一种发展形态就是资本拜物教，随着时代的发展，商品经济同时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货币也转化为资本，货币拜物教也必然发展为资本拜物教。而资本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完成形态，马克思认为，资本价值通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预付到生产中，都在产品的价值中体现出来。因此，就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具有了某种神秘的性质，剩余价值的起源也因此被掩盖了。所以，资本也具有了一种神秘的性质，让人们以为那些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本身能产生出剩余价值，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资本拜物教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生产关系，同时也掩盖了剩余价值、资本的来源。资本拜物教甚至派生了地租拜物教，让人们以为地租是由土地给予的，是自然恩赐的，而看不到其根源决定地租的土地所有权的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使拜物教发展到了顶峰。
要消除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就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方式，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成为消除商品拜物教的有效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崇拜已经根深蒂固，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商品拜物教一定会被消除。
四、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现实意义
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对于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商品拜物教，在中国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根据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领域的确存在对商品、货币过分崇拜的问题，而且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并不是商品拜物教灭亡的必然条件，因为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外，还包括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例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因为这些领域非常容易引发人们对商品的崇拜，明白了社会主义也存在商品拜物教之后我们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运用商品拜物教理论来指导社会发展，如何克服商品拜物教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我们要认清商品拜物教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对商品乃至货币顶礼膜拜，不能认清其虚幻的本质，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掩盖。我们通过对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认清商品本质，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投入自己的力量。其次，我们要通过学习商品拜物教理论，来正确对待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商品经济中必然存在商品拜物教，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社会主义不产生资本，所以货币与商品的关系就尤为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价值来体现，而货币又是用来反映这种关系的形式。而货币的表现形式在今天来说就是价格，政府需要通过对价格的调控，来保持市场的稳定，为广大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在今天仍然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它揭示了价值本质的重要性，它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补充，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消灭商品拜物教的不利影响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商品经济关系的本质篇8
[关键词]知识经济知识商品知识商品经营理论体系
知识是以人为主体,对客观事物认识活动的总结与归纳。知识具有显性和隐性二重属性,因此通常我们将知识划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类。广义的讲:显性知识是社会发展普遍需求,通过语言、文字、传媒等形式进行广泛传播的知识。隐性知识是在显性知识的基础上,针对具体的应用目标,有所创新,独有所长,仅有少数人(组织)掌握或应用的知识。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和客观世界的无限性,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索研究是永无止尽的。知识的隐化是相对的,知识的显化是绝对的,知识的发展是绝对的。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物质商品和知识商品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商品的地位逐渐提高、作用愈来愈明显,主要表现在:知识作为物质商品的生产要素之一,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已经成为物质商品的最重要生产要素;与物质商品的社会再生产一样,知识商品的社会再生产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引导并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物质商品充分体现了丰富多彩、门类繁多等广泛性和发展性的特点。与物质商品一样,知识商品也具有广泛性和发展性。
其广泛性来源于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从空间上看,在当今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位、每一个角落,知识无处不在。
(2)从时间上看,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存在、发展进步都体现了知识的广泛使用和不断创新。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知识商品必然无时不在。
(3)已经建立的多学科、多门类、多层次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大容量的广泛存在,更深层次揭示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新理论层出不穷,相应的应用技术也不断涌现。作为无形资产,知识商品体系繁多,规模庞大,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
知识商品的发展性来源于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物质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其生产过程中就基本确定下来了。而知识商品则不同,知识商品的使用价值虽然在生产的时候也为一定的目的和方向所规定,但在使用过程中经过某些适用性改变之后(甚至不加改变),便可以不断地衍生。若横向转移,可扩大使用价值的范围和领域;若经纵向渗透,则可继续生产出一系列相关新知识。
(2)各种知识商品通过人脑的组合加工而形成的新知识大于投入各种旧知识的简单相加,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知识将取代并超过旧知识。
(3)由于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对同一知识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认识具有局限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们对同一知识商品潜在的使用价值的认识与应用能力将会逐步提高,导致在现实生产的使用过程中,知识商品使用价值必将不断扩展。从而,有利于新产品的进一步开发和研制生产,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并进而为整个社会带来广泛的经济效益,必然促进社会生产的扩大与发展。
(4)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会提高这些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知识投入的逐渐加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全面繁荣与发展,这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完全一致的。
相对于物质产品,知识具有两重属性(隐性、显性);相对于物质商品,知识商品具有多种特性;相对于物质商品的社会再生产,知识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规律与物质商品截然不同。知识商品的广泛性和发展性,决定了其区别并相对与物质商品而自成体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知识商品经营理论体系由以下基本理论构成:
知识商品导论:探讨知识的二重属性(隐性、显性),分析知识商品的十大特性,明确与知识商品经营理论相关的基本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论证知识商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内在规律,阐述知识商品经济理论与应用研究的重要性。
知识经济的概述:明确知识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以知识商品化、知识商品的大规模社会在生产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形态,分析知识经济的由来、现状,阐述知识经济基本特征,研究知识经济的现实意义及应对策略,并预测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前景。
知识流通经济学:在尊重知识的两重属性、知识商品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十大特性的基础上,分析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研究知识商品规模经营,对社会经济发展各个领域、各个阶段的影响及其内在的经济运行规律。探索和研究知识商品市场运行机理,分析知识商品市场需求、资源分布,阐明知识商品流通在知识的社会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知识营销学:在尊重知识的两重属性、知识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十大特性的基础上,研究知识商品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策略、方式、方法。
知识经营的系统应用: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现有社会经济条件下,改革市场经营体制,建设、完善知识经营应用系统的必要性。
商品经济关系的本质篇9
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Y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历史。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突破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经济机制和经济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影响。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前后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5]（5、6两条是改革后的？）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内容正在逐步消失。”[7]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的重要代表。卓炯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9]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12]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理论的过程中，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随之趋于向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16]（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17]
4.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体。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18]（3、4两段也是改革后的？）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几乎每一种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引发一场论战，而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会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特别是“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正式宣告了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和资本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社会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19]
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理论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发展，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其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孙全认为，苏联消费品商业的整个体制就不是商品流通体制而是分配调拨体制，与生产资料的分配调拨体制之间，只有集中程度的差异，没有实质性区别[21]。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自然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23]董辅?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工业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25]柳随年提出：“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7]。陈文玲等通过对我国近20年的消费变化、商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商业对就业的作用等方面的数量统计分析，说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加强，并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比较后指出，由于历史因素，我国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偏低，应该继续加强和发挥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的助推器作用。[28]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从而忽视流通产业的重要性。”。[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的讨论较为热烈，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对此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如果用“流通决定论”来加以概括，也没有什么错误[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32]。
在关于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的讨论中，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更广阔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流通看作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现在看来，……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5]刘国光提出，目前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我国以往由于对流通本身的不重视，也就谈不上对于“物流”的研究。近年来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一句“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不能从历史实际出发作出评价。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将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作为恢复与开拓市场、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商品流通在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商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发展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他提出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3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现代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研究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各有关部门，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历史档案资料、经济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其中主要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的运行和数字，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问题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s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农村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40]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单一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地进行按部门、地区分割，商品流通和商品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经营按是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分配上“统收统支”等，既影响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客观规律。从70年代末起，关于商业体制改革的讨论与争论即不断在进行。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建国20世纪后半叶50年来的商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文章阐述了各阶段商品流通体制的状况与改革情况[41]。有关研究还有肖怡的《建国以来流通领域变革的成因与深化思路》[42]。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是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穷二白”，正需要执行“公私兼顾”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商业尤其要执行这一政策，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业来扩大商品流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关于“一五”时期的商业政策，万典武他认为，一般的说法是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43]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一般持肯定意见。谢洁萍考察了1953－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分为二个阶段：1953－1979年，国有商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44]。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45]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通至今。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市场问题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46]。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47]。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48]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金融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49]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
学术界就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消亡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赵凌云认为1949－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50]。武力的《论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51]一文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高积累下社会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52]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现代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53]董志凯就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5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在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55]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批判方式，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通过分析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中国明确认为工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兼顾农业，中国的统购统销没有实现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的目的，在1953－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农村，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在此分析基础上，从工农产品交换关系、城乡市场演变等方面研究了新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56]。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历史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57]。苏志平等将1949－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变化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2年粮食自由购销阶段；1953－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阶段；1985－1993年粮食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阶段；1994以后，宏观调控下粮食市场流通阶段，并分别考察了各个阶段特点，提出了40多年总结的经验性结论（前述《中国商业发展报告》）。徐建青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1953年到1957年间农村国家粮食市场从建立到关闭的整个过程，考察了我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过程[58]。赖睦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50年的历史演变》[59]将这段历史分为4个阶段，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对策建议。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一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涉及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关论著众多。这里仅略述其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剪刀差问题之争产生于前苏联，我国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也有很久了。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等。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问题的由来，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60]。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前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61]。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62]。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看1952－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这一时期从价格变动关系看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影响[63]。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计算方法、1952－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64]。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65]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徐建青在《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一文中，以粮食类和花纱布两类商品为典型，从市场运行及其成本的层面上，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内商品市场的变迁。认为，建国前期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市价与牌价两种性质的价格，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价与牌价并行这种价格运行机制本身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而这个时期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以较低的预期成本迅速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是这一时期国家进行制度选择的依据这可能是导致市场萎缩关闭、制度变迁的更为直接的原因。[66]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和发展非农产业。[67]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还有待于深入。
近年来关于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很多，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总的看研究是在走向深入。同时，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我国探索走出一条适应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理论“探索”与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奠基”，罗螺旋式上升的进程。看来这是我们研究的主线。我国尽管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经历了长期探索和曲折前进的路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科学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更好地总结过去，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探讨和开创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将是经济史学界和理论界的长期使命。
注释：
[1]参考了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1965年再次被戴上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1]孙全：《再论清除无流通论对商业的影响》，载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河南社科院经济所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22]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8]《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28]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有：洪奕谋等：《必须十分重视流通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职能》，（《福建论坛》经社版，1995年第8期）；周时昌：《谈谈流通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财贸经济》1998年第1期）；童年成：《商品流通功能新说》（《中国流通经济》1998年第6期）；赵国柱：《新时期商品流通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5期）；谢洁萍：《浅论我国商业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4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时代》（《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7]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38]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以下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0]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1]《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2]《商业经济文荟》，1999年第5期。
[43]《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44]《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45]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46]《1950年市场疲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7]《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8]《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9]《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0]《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1]《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52]关于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吴育频：《50年代党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初步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5期）；陈清林：《论建国以来党的市场改革与市场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2期）；陈乐一等：《中国市场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1953－1990》（《湖南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53]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4]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5]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56]《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
[57]《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58]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5期。[58]《50年代农村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和取消》，《当代农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9]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59]《湖北财税》1999年第10期。
[62]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63]《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
[64]《过渡时期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与历史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商品经济关系的本质篇10
1．物流是电子商务的重要构件
随着信息化的深入，电子商务的组成部分日益明晰，包括信息流、商流、物流、资金流等。以商品性质为区分依据，商品可分为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可以完成信息流、商流和资金流的交换，甚至可以完成无形商品的所有权变更，但是对有形商品的运移乏力，必须借助物流系统，因此，物流是电子商务系统的重要构件，承担着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实物配送服务，直接影响着电子商务优势的发挥。[7]纵观当前消费模式，消费者倾向于以电子商务方式购买商品，不仅由于科技创新引导消费模式的转变，还由于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商品种类繁多、价格合理，能够方便快捷地满足消费者日益增多的个性化需求，然而，所有这些变化最终都要落实到消费者得到的商品上。若物流服务不到位，就会直接影响消费者对商家的信用评价，削弱企业竞争力。所以，必须将物流纳入电子商务发展系统，明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应只局限于商品本身，将物流发展水平当作评估电商系统和电商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2．电子商务引领物流发展方向
传统商务向电子商务转变是经济发展、技术变革、信息膨胀、经济一体化的综合体现与要求。电子商务是商业贸易的电子化形式，对物流发展影响巨大，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物流的发展理念、管理组织、运作模式等的演进方向，左右着物流服务的内部组织形式、具体工作流程等的改革力度，从而决定着物流在电子商务系统中的经济地位。[8]随着科技与信息检索结合程度的深化，电子商务与时俱进，交易媒介不断多样化，交易实现日益便捷化，这必然要求与之配套的物流服务必须通过采用新技术、拓展新思路、构思新方式等途径不断自我完善，以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需求。
3．物流质量决定电子商务水平
电子商务是一个系统工程，有众多组成部分，物流服务是其中之一。高品质的物流服务能够加速信息流、商流、资金流，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宏观视角下，有形商品仍占电子商务的绝对比重，随着电子商务规模的扩大，物流在电子商务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可以说，物流服务质量已经成为电子商务推进的基本保障，尤其在“以顾客为中心”的现代商务活动中更是如此。同时，优质的物流服务也使其更好地辅助于信息流、商流、资金流的直接表现。微观视角下，信息技术渗透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技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先进技术对现代物流发展至关重要。高品质的物流服务可以减少商业纠纷，为商家赢得良好声誉，有利于与消费者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可以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本利用率，提升利润率；可以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催生消费需求，从而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然而，劣质的物流服务对电子商务会形成严重的制约。若物流服务采用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超前于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必然造成物流资源浪费，加大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妨碍电子商务推进。若物流服务采用的技术和管理滞后于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必然因短板效应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甚至使经济社会陷入供求紊乱的窘境。可见，物流服务质量决定电子商务的发展高度，而且只有与电子商务发展相匹配的物流才是高品质的物流。
二、物流是我国电子商务体系的短板
1．物流发展落后于电子商务发展
较之其他国家，我国电子商务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和互联网的普及迅猛发展。目前，我国电子商务平台已形成以淘宝、京东、凡客、天猫等为代表的群雄竞争的格局，其中，淘宝网在2011年的交易额达6000亿元，占当年GDp比重的1.3%，2012年交易额超过8000亿元，占当年GDp比重的1.5%，两年内交易绝对值及比重都出现持续增长，尤其是2011~2013年的“双11”节，单日销售额从52亿元剧增至350亿元。物流发展水平则与之形成强烈反差。面对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我国物流服务水平明显滞后，在物流量骤增时，“爆仓”问题严重，支付渠道拥堵，甚至引发物流系统瘫痪。同时，由于物流服务人员平均素质较低，暴力分拣、货物丢损、物流对象混乱、货物检查不严等事件频发，致使物流与电子商务衔接中断，造成电子商务平台需求旺盛、供给不足的假象。此外，由于当前诸多因素的制约，商家掌握的产品、企业、消费者等相关信息十分有限，物流滞后问题加速恶化，导致节庆优惠时，消费者因不能从商家获得可靠的商品物流信息或恐惧物流乏力而提前交易，不能真正享受类似“双11”的优惠，或以实体购买替代，从而使电商卖家仓储积压等。显然，物流已成为电子商务活动中的关注焦点。
2．物流服务制约电子商务平台的拓展
拓展电子商务平台应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拥有完善的商品补给系统，即商品输入系统；二是构建高效率的商品运移系统，即商品输出系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我国的商品生产与补给较为充分，然而，由于地域范围、时间差异、消费者差异等微观因素影响，物流已成为制约我国电子商务平台拓展的一大障碍。例如，由于区域跨度大、基础设施落后，西部地区的消费者往往要加付物流费用，这削减了电子商务市场份额。实践中，消费者与电商企业都有开拓电子商务平台的愿望，因此，提升物流服务质量、加高电子商务系统短板成为当务之急。解析物流发展要素，基础设施水平决定着商品运移速度与安全，先进技术应用状况影响着企业综合竞争力，从业者素质直接决定着消费者对商家的信任度。反观我国物流构成要素，基础设施落后，部分地区道路毁损严重，物流集散点少；先进技术利用率低，分拣商品自动化程度低，易损易腐商品储存空间漏洞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随意处理货物的现象时有发生，等等。这些都成为物流发展的软肋，也使物流成为电子商务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同期，国际社会都在竭力推进现代物流，以新型集成式管理理念替代传统物流下简单劳动叠加的管理模式，以整体商品销售链为分析依据，降低运营成本，以利润的可持续获得为原则提供优质的人本服务。我国物流发展与国际趋势要求差距明显。实践证明，物流理念的转化会不断强化其与电子商务的关系，创新物流运营模式，有助于减少物流对电子商务的束缚，因此，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必经之路。
3．物流现状阻碍电子商务活动的顺畅推进
物流是商务活动的纽带，不仅是本次交易商品配送的承担者，也是下次商务活动改进的信息提供者。在我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向物流系统提出了严峻挑战。面对骤增的商品量，现阶段我国的物流只是疲于分流配送压力，仅以完成商品配送为目标，缺乏信息搜集意识，对物流是电子商务实体支柱的认识肤浅，错失诸多以商品配送为跳板搜集消费者偏好等相关信息的机会，这严重阻碍了电子商务活动的推进。与传统商务活动不同，电子商务活动更注重与消费者沟通，每次交易的起点和终点均是沟通，以获得消费者对意向商品的评价信息，便于交易活动的完善，可见物流在电子商务活动的两次沟通中均举足轻重。然而，我国的物流发展现状尚不能保证其在电子商务活动的两次沟通中很好地发挥纽带作用，常因物流滞后或配送货物与订单不符，或消费者不能在商家承诺期内收到商品，致使电子商务活动中的长期合作关系难以持续维系。
4．物流干扰消费者对商家进行客观评价
从本质上讲，电子商务为买卖双方提供了一个近乎双赢的平台。网购形式下，商家能够提高商品流转率，实现高利润，消费者则可以以一种全新的消费方式享受不受时空限制的、更为人性化的便利。与传统商务不同的是，电商企业的发展更依赖消费者的评价，而这种评价涉及一次电子商务活动的方方面面，其中物流服务至关重要。商品在仓储、保管、运输、签收等一系列环节中的任一失误都会使消费者降低对商家的满意度，而不关乎商品质量本身。客观审视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电商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并不融洽，这大多源于物流服务的滞后。相对落后的物流难以承担电子商务快速推进引发的商品流量和存量压力，致使商品运移速度缓慢，各次购销活动的连续性受阻，导致消费者忽略我国电商企业与物流大多各自独立存在，而因物流因素影响不能客观评价商家，从而妨碍我国电子商务规模经济的充分实现。因此，必须重新科学评估物流在电子商务系统中的作用，打造匹配于电子商务发展需求的物流服务，使电商企业赢得消费者客观评价的机会。
三、基于电子商务平台构建物流系统的必要性
1．电子商务倒逼物流系统的完善
电子商务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日益重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断深化，正在稳步推进我国经济发展，且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升级，对物流发展的影响尤甚。物流既是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子系统，也是自成一体的商务系统，电子商务对其存在连续的影响。电子商务是社会技术进步的结果，推动物流服务必须主动进行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正如电子商务依赖物流服务，后者也必须依靠前者优化升级。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对物流服务必然产生一定的压力，且发展方向就是与电子商务相匹配，这可以视作电子商务对物流发展的一种拉动作用。作为电子商务的子系统，物流服务必须与电子商务的发展水平相匹配，才能互促并进。
2．系统化运作物流能够提升电子商务的竞争力
物流是电子商务系统中的关键环节，若将前者仅仅视为独立的系统，而忽略其作为子系统的重要性，物流服务可能陷入效率与成本不能兼顾的窘境，从而难以真正缩小电子商务发展的供求缺口。为缓解矛盾，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系统化运作物流是有效途径。先进技术的引进会导致物流运行成本增加，但只要服务效率提升幅度高于成本增加（且系统化运行本身具有转移成本的优势），就会因物流水平的提升而增强电子商务的竞争力。然而，我国传统物流服务多以自身利益为考量依据，权衡预期利润与投入成本，如果前者低于后者时会致使物流服务投入不足，商品交换不能维持，难以保障电子商务顺利进行。而将物流服务作为电子商务平台中的子系统，将物流服务的收益与成本纳入电子商务的投入产出体系，以电子商务大系统整体利润为目标，将物流服务部门化，有助于宏观视角下物流服务系统的发展与完善。另外，缺乏系统性保障的物流发展，各服务部门相互独立、机构冗余、功能交织，使本应开展的合作让渡于内部竞争，各服务部分衔接受阻，成本增幅高于收益增幅，加之系统化理念下的先进技术成本转化率低下，导致物流职能无法体现在电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容体系中。从规模经济层面看，系统化运作物流易于形成规模效应，促使电子商务系统长期平均成本呈现递减态势。诸多现代化因素催生了电子商务，经济全球化对其提出更多的要求和挑战，系统化运作物流有助于宏观视角下电子商务与物流服务的有机整合，提升电子商务竞争力。
3．构建物流系统有助于降低投入产出比
较之发达国家，我国物流存货持有成本、运输成本、管理成本等过高。[9]2011年，我国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为17.8%，而发达国家不到10%；仅管理成本而言，美国、日本和德国只占GDp的0.4%，我国则超过2%。就流通信息投入资金占销售总额的比重看，我国是0.1%~0.3%，发达国家平均为1.2%~2%，其中，投入信息化的软硬件比例，我国为1：5，发达国家为1：1到2：1，差距显著。这是我国物流长期独立于电子商务发展的结果。一方面，割裂了物流与电子商务的天然联系；另一方面，物流各组成部分因目标差异而导致摩擦率高，最终使资金不能及时回流至商家。基于电子商务平台构建物流系统，通过强化基础设施、提高人员素质、优化付款流程等，提高资本流通速度，降低电子商务投入产出比。
4．打造物流系统符合国家宏观政策要求
物流系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夯实这一基础，国家着力进行多层面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十指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求重新审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系统必须以开放的姿态迎接现代化市场的挑战。加之国家放宽商贸流通与电子商务领域准入标准，我国物流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只有以系统化理念处理物流与信息流、商流、资金流等的关系，才能实现我国电子商务平台“质”的飞跃，而这与新时期国家发展要求极为契合。
四、电子商务时代物流系统化的战略思考
1．现行物流模式比较
电子商务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与之相宜的物流系统作保障。现行物流模式主要有自建物流、物流联盟、第三方物流及物流一体化等四种，其各有利弊。自建物流由单一组织管理，内部易于协调，便于统一指挥，兼具灵活性和稳定性，但投入要求高，成本压力大。物流联盟通过利益共享联盟有效分担物流成本，对单一个体投入要求较低，但由于是多头管理，易产生分歧，组织脆弱性显著。第三方物流以专业化分工运作，生产效率较高，但依靠高投入维系的专业化必然超出小企业的承受能力，且独立于电子商务的运作会延缓信息传递。物流一体化是围绕物流系统将生产、销售、物流、消费者等打造为一个链条，这种大系统模式是物流发展的高级阶段，但需要协调诸多层面和环节的利益，且现阶段以物流为中心建立一体化体系的科学性尚待论证，未全面进入实践阶段。可见，我国的物流模式必须立足电子商务发展现状进行选择。
2．以动态开放理念构建物流系统
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任一构成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系统的变化，且不存在一个在任何时空皆适宜的市场经济范式，特定地域内，它在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健全完善自身。电子商务就是其发展进程中的产物，也必然是动态、开放、发展的系统，这意味着信息流、商流、物流、资金流等构成要素尚处于发展状态，就现状而言，物流发展相对滞后，未能与其他构件耦合，制约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发展。因此，分析电子商务发展趋势，以动态开放的理念构建匹配的物流系统，这是当前电子商务平台拓展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为此，至少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采用先进技术，如条码技术、电子数据交换（eDi）技术、射频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和全球卫星定位（GpS）技术等，拓宽物流发展视野；二是更新基础设施，提升设备技术含量，推进物流系统自动化，减少人为意外，提高运作效率。
3．构建匹配于电子商务发展的物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