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篇1
关键词：职业能力；“6+2”基本原则；公共关系；课程整体设计
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高职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高职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戴士弘先生根据我国高职院校的实际，提出了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教学设计的基本原则（6+2），其中的“6”是指：①工学结合、职业活动导向；②突出能力目标；③项目任务载体；④能力实训；⑤学生主体；⑥知识理论实践一体化的课程教学。其中的“2”是指：①某些课程教学内容（如德育内容、外语内容）必须要注意采取“渗透”到所有课程中去的方式，而不仅仅依赖集中上课的方式；②对于职业能力中的“核心能力”（如自学能力、与人交流能力、与人合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等）也必须要注意“渗透”到所有课程中去。“6+2”基本原则代表了先进职业教育观念，是课程教学改革的核心中可操作、可展示、可核查的内容，解决了高职课程教学改革的难点。本文以“旅游企业公共关系实务”课程为例展示“6+2”基本原则在课程整体设计中的具体运用。
一、课程简介
课程性质和地位：“旅游企业公共关系实务”是高职旅游管理专业根据旅游企业管理的要求而设置的必修课程。了解、引导、促进社会公众的消费需求，提高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是旅游企业信息管理的重要内容，旅游企业公关实务作为组织塑造形象的艺术，乃是企业员工特别是管理人员必须掌握的技能。
授课对象：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三年级学生。
前导课与后续课课程：本课程的前导课程是管理学、旅游服务礼仪，后续课程是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二、课程目标设计
1.能力目标
能力目标是“旅游企业公共关系实务”课程整体设计的核心，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在旅游服务和管理岗位上所必需的公共关系意识和公关实践能力，使其成为促进旅游企业发展、合法经营与社会和谐进步的复合型人才。
能力目标具体如下：能围绕企业经营管理的目标，进行公关调查总体方案设计；能根据调查目的和项目，进行规范的公关调查问卷设计；能熟练运用抽样调查法，进行公关调查；能根据公关调查的需要，较好完成文献调查的任务；能根据公关访谈的需要，制定封闭式和开放式访谈文案；能依据公关调查的资料，撰写规范的公关调查报告；能围绕企业经营管理的目标，进行初步的营销公关策划；能根据营销公关策划的内容，制定具体实施的管理方案；能围绕企业公关的目标，进行公共关系广告的策划；能围绕营销公关策划的主题和公关模式，制定举行记者会、展销会等公关活动的方案；能基于企业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对其进行初步的形象设计；能基于企业经营的问题和市场竞争态势的分析，制定企业公共关系危机的预警方案；能依据企业的营销公关的目标和措施，制定企业公关效果的评估方案；能撰写企业营销公关效果的评估报告。
2.知识目标
与能力目标相对应的知识目标是培养学生掌握旅游企业公共关系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具体如下：了解公共关系的要素、本质及其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过程；理解公关工作在企业与社会公众关系中的角色定位；掌握公共关系意识的涵义及基本内容；了解情商的涵义与基本要求；了解公共关系工作的基本程序；了解公关调查的内容及其与市场调查的关系；掌握制定公关调查总体方案的基本要求；了解访谈调查法的涵义、分类与访谈的程序，掌握制定访谈提纲的基本要求；了解文献调查法的涵义、分类及操作程序，掌握文献调查提纲设计的要求；了解调查问卷内容的构成要素和问题形式；了解态度量表的形式及应用要求；掌握调查问卷设计的16要则及设计格式；掌握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配额抽样等方法的操作要点；掌握撰写调查报告的格式要求；理解公共关系策划的涵义与价值；掌握公共关系策划的程序与内容；掌握公共关系策划的原则与方法；了解公共关系活动的类型、形式及其特点；了解举行记者会、展销会的程序、内容及过程管理工具的构成；了解公关广告的特点、类型及策划的原则与方法；掌握CiS的构成要素、设计要求及CS战略内容；掌握公共关系危机的处理原则与预案制定要求；了解pR的基本内容；掌握公关工作效果评估的程序、内容和方法。
3.素质目标
本课程的素质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公关意识、公关心理素质、团队精神、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具体为：培养学生的公共关系意识和崇尚公关职业道德的观念；塑造学生的公关心理素质，提高学生在职业生涯中善于把握自己，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情商水平；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恪尽职守、乐于奉献的精神；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的意识。
三、课程内容设计
1.行业背景
（1）旅行社、旅游景区及酒店的公关工作，侧重于公共关系的促销职能。
（2）河源市泰和源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鱼面，是以地方资源为依托的创新性旅游商品，发展前景看好，但销路不畅，企业愿意本课程以该产品的营销公关作为教学载体以对企业有所裨益寄以希望。
2.本课程内容设计概述
本课程以泰和源鱼面营销公关为载体，以公共关系工作程序为依据，围绕公共关系工作各阶段及其各环节的任务组织教学。即，在全真和仿真的营销公关工作过程中，对泰和源鱼面营销进行公关调查、公关策划、公关实施、公关评估，使学生在达到本课程的能力、知识和素质等方面的教学目标的同时，积极参与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3.本课程能力训练项目设计
四、课程考核方案设计
本课程以真实工作任务为依据，对学生的能力训练过程进行精心的设计，课程考核设计同样强调形成性考核，体现综合应用能力。
1.形成性考核（占60%）：到课率考核，占15%；课堂教学参与程度考核，占10%；作业完成质量考核，占15%；实践能力考核，占20%。
2.终结性考核（占40%）：课程结束时，学生上交一份《泰和源鱼面营销公关报告》作为终结性考核的依据。
五、结语
基于“6+2”基本原则的高职“旅游公共关系实务”课程整体设计：注重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以真实的旅游企业公共关系项目为载体，以项目所包含的任务为驱动；在具体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重视学生校内学习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在教中学、学中做，实现理论与实践教学的一体化；充分体现了高职课程职业性、实践性、开放交互性的要求，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了教学效果，培养了学生企业公共关系的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1］姜大源.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m］.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2007.
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篇2
〔关键词〕公共卫生伦理学;公共卫生;医学伦理学;伦理思考
1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兴起
1．1公共卫生与公共卫生伦理学
公共卫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为保障人人健康的各种条件所采取的集体行动［1］。这是1988年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eofmedicine)关于公共卫生的里程碑式的定义。公共卫生，是指组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条件，预防控制传染病和其他疾病流行，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提供医疗服务，达到预防疾病，促进人民身体健康的目的［2］。这是中国首次提出的公共卫生定义，论及首次，仅仅因为中国对公共卫生基本概念的探索和研究较少，但实际上，公共卫生的实践确是极其丰富的［3］。长期以来，公共卫生对流行病学、传染病学、预防医学、政策法规方面的研究较多，而公共卫生伦理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开垦阶段。公共卫生伦理学是探讨与促进群体健康、预防疾病和伤害行动相关的规范，主要关注群体层次的伦理学问题，特别是政府、公共卫生机构及其成员、医疗机构及其成员、公民的义务和责任等问题。它一方面用于指导培养公共卫生机构和人员的专业精神，以维护公众的信任;另一方面，阐明指导公共卫生政策与措施的伦理价值，以促进人群健康和社会公正［4］。简而言之，公共卫生伦理学是一门旨在探究与公共卫生行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的伦理学科［5］。
1．2公共卫生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
公共卫生问题是医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也是医学伦理学必须重视的问题。但是，公共卫生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侧重面不同，因此，应建立不同的伦理框架。传统医学伦理学以医患关系为中心，以个体的生命健康为主题，重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20世纪60年代，人体试验、器官移植、生殖技术、生态污染这些伦理问题扩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医学伦理学进入生命伦理学阶段。生命伦理学仍然以个体权利为中心，强调病患个人的理性自主。1989年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比彻姆和丘卓斯合著《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一书，提出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成为指导医学伦理实践的基本的四原则。传统公共卫生以流行病、传染病的防治为重点，现代公共卫生除了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外，越来越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影响下的健康问题，以及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下的社会政策和法规问题。公共卫生伦理学侧重的是群体健康和社会的整体价值。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生命伦理学家认识到，医学伦理学的原则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解决公共卫生领域的伦理学问题，开始探索公共卫生伦理学的伦理框架。西方较早的学者有nancyKass［6］和Upshur［7］以及2003年国内《公共卫生领域中的伦理学》一文［8］，试图探索公共卫生伦理学的适用原则和伦理框架。2002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关于“公共卫生的伦理实践原则”中，提出12条应该性原则(publicHealthShould)，内容涉及疾病预防、个人权利、社区健康、尊重个人和社区文化、保护环境及公众信任等［9］。在《试论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10］，提出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效用原则、公正原则、尊重原则、互助原则和相称性原则。
2公共卫生伦理学的思考方式
2．1适度多元化，避免主义化
功效、自由和平等，这些是公共卫生领域中最基本的、合理的、独立的伦理价值观，当这些伦理价值发生冲突时，应该制约平衡，任何一个都不是绝对优先的。重要的是，如何做到制约平衡?当功效与自由发生冲突时，要考虑当前获得的功效是否值得牺牲相当多的个人自由。通常，人们会选择最低程度地限制个人自由以取得最大社会功效。功效主义、自由主义或平等主义任何一个主义都不适合解决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公共卫生伦理学的相称性原则就是基于这种思考。当人们比较功效、自由和平等哪个更优先时，不能固定化，而是要结合具体的情境，包括医疗资源供给、疾病性质、社会经济发展、公众信任度等。当然，功效、自由和平等并不是所有情境下都发生冲突，三者可以同时取得。
2．2处在关系中的思考方式
处在关系中的思考方式［11］认为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应该基于关系中的自主、关系下的社会正义和关系中的社会团结。公共卫生的实践需要一种社会团结和互相信任的氛围，特别是得到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女性主义和社群主义视角将对个人权利的重视转移到关系中来，公共卫生伦理也需引入这种关系的视角。关系中的个人自主。即使我们谈论尊重个人自，这种自也不是绝对的。个人总是存在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背景中，只有和其他个人产生互动和关系才能突出个体的身份和权利。个体的健康状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历史、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即便与生物遗传因素相关，也存在于家族谱系的关系之中。关系中的个人是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不可能完全平等。建立在关系中的社会正义。不同于罗尔斯《正义论》中提出的分配正义，irismarionYoung1990年在《正义与不同的政策》书中提出基于社会结构的社会正义，即存在五种不公正的社会压迫形式:剥削(ex-ploit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无权力(powerless-ness)、文化帝国主义(Cultureimperialism)和暴力(Vio-lence)［12］。这种社会正义是一种对人们处于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式的理解。人们要尽量去纠正不同关系组群之间的不公正，而不是强化这种不公正。powers和Fa-den2008年在《社会正义: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的道德基础》一书中［13］，提出社会正义是公共卫生最基本的道德辩护，与Young的关系组群不同，他们认为社会正义基于可以衡量人类幸福的六个维度:健康、个人安全、理性、尊重、依恋和自主。这几种不同维度是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的。关系视野下的公共卫生伦理学应该特别重视识别和揭示复杂人际网中处于特权和处于不利的群体。关系中的社会团结。一些生命伦理学家提出团结也是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基本价值观。一个社会的法律、机构和习俗就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行动方式，就像个人行为表达出个人动机一样，社会的行动也表达出社会群体的信念［14］。社会团结强调的是一种利他性和互惠关系，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尤其能从同情和移情的互助中受益。公共卫生中，通常处于社会地位最低和最没有权势的群体的健康风险越大，我们应该更多考虑这些群体。生存、安全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不能把不利的群体或社会当作他们，有优势的群体或社会当作我们，不管我们还是他们，在公共卫生伦理中，健康和幸福永远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追求。
3公共卫生伦理学研究内容及相关伦理问题
3．1疾病防治中的伦理问题
3．1．1传染性疾病防治与相关伦理问题。
公共卫生一直关注传染性疾病、流行性疾病和危机事件。人类历史上曾数次爆发过大规模的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性疾病，数以万计的人在瘟疫中丧生。虽然这些疾病有的已经灭绝，有的只是小规模再发，但新的传染性疾病仍时有发生。在面对传染性疾病时，公共卫生的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冲突，即监管与隐私权的冲突;强制疫苗、测试和治疗与是否对医学干预的知情同意权的冲突;强制社会隔离的措施与个人自由权利的冲突;政府对公众的义务、管理能力与信息透明性的社会不安定之间的冲突。
3．1．2非传染性疾病防治与相关伦理问题。
近几十年，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非传染性疾病(nCDs)的致死率已占到全世界死亡率的63%。联合国2011年在纽约召开关于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大会，这是继aiDS以后联合国大会第二次召开健康疾病相关议题的会议，敦促世界各国做好nCDs的防治工作［15］。除以上nCDs外，美国特别关注肥胖和超重，以及相关的饮食习惯、生态问题［16］。非传染性疾病主要与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环境因素相关，它主要的伦理问题涉及个体健康和行为对他人、社会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与个人自由、社会公正。
3．2以群体为单位的伦理问题
3．2．1弱势人群、重点人群的伦理问题。
社会弱势群体是由于自身原因或社会原因造成的出现生活障碍的人群，比如年老体弱者、残疾人、贫困人口等。重点人群主要指儿童和孕产妇。在《儿童健康，公共卫生》这篇文章中［17］，作者认为儿童应该受到有益的干预措施以保护健康，这些措施包括常规疫苗、新生儿筛查、营养摄入和早期疾病的预防。孕产妇需开展孕期保健服务和产后访视。这些群体涉及到的伦理问题主要有政府责任与义务、国家父权干涉与家长自由、卫生公平与效率、卫生资源合理分配。
3．2．2特殊人群伦理问题。
这部分群体包括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变性人、双性人(LGBt)，他们因为不同的种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不同的个体，只是因为与性相关的特殊性集合在一起。实际上，LGBt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不同的群体，他们有各自的健康伦理问题。社会受二元论思想影响，男女两性以及两性结合的思想根深蒂固，LGBt因为动摇了社会主流思想而处于非主流地位，很多人根本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无法享受一般公民基本的权利。LGBt的伦理问题主要有社会公正、尊重与宽容、隐私保护、aiDS伦理［18］。
3．2．3医务人员面向社会服务的伦理问题。
医务人员肩负对病人和对社会的双重义务。在对社会的义务中，医务人员主要承担面向社会预防保健的责任、提高生命质量的责任、参加抢险救灾的责任、发展医学科学的责任。预防保健指向公众进行健康教育宣传，提高公民的健康素养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抢险救灾是指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及时赶赴现场，提供健康服务。发展医学科学指不断钻研医学知识，促进医学科学发展。医务人员提供公共健康服务时主要的伦理问题有医务人员的义务、疫病流行时的资源分配、政府的职能、国际组织的作用。
3．3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中的伦理问题
公共卫生政策制定需要对其目标设定和价值取向进行深入反思。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一定要兼顾效益与公平。公共卫生政策要提高政府的公共医疗服务水平，使人人都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最重要的是集中公共资源提供真正的公共产品，比如公共卫生与医疗保障，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改善公共卫生等措施在内的预防疾病的条件，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解决弱势群体看病难的问题［19］。
3．4生物科学影响下的伦理问题
生物科学的发展也带给公共卫生新的伦理问题。比如，器官移植发展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不仅会影响临床治疗，也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生物银行(Biobank)也是医学伦理与公共卫生伦理共同关注的问题。HGp由美国科学家1985年提出，1990年正式启动，2005年完成，是人类为探索自身奥秘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一方面HGp企求更深层次地认识人体，通过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战胜疾病和促进健康;另一方面却引起隐私权、人类尊严的亵渎、基因歧视等伦理问题。近几年来，生物银行获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但也带来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eLSi)各种问题，包括社会公正、个人自主知情同意、基因咨询和意外发现(iFs)的处理［20］。
3．5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查问题
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一切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和相关技术的应用，都必须经过伦理审查委员会(iRB)的审查。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最核心的伦理问题是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受试者招募可能是弱势群体，有些研究是针对某特定人群和社区的健康需求，所有人体试验的研究目的最终是为了促进整个人类的健康，这些都与公共卫生伦理密切相关。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的伦理问题主要有个人或社区知情同意、风险利益的公平分配、利益冲突、国际合作的伦理审查。
4公共卫生伦理学的未来发展
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篇3
公共关系学是多学科融合的结晶，关于公共关系学的定义很多，在这里，引用国内某学者对其定义为：公共关系学是运用新闻学、秘书学、行政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总结现代经营管理和行政管理的经验和方法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管理科学。随着公共关系理论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运用该理论解决公司财务的有关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公司的社会化和公开化的大幅度加大，会计工作和财务工作面临着更多的社会公众，社会组织所面临的会计关系和财务关系也日趋复杂化和多元化，开展财务公关和会计公关研究势在必行。于是便诞生了公司财务公共关系一说。公司财务公共关系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的公共关系是一门需要财务参与的重要活动一样，如果没有财务的参与，恐怕就再也不能称其为“公共关系”了。
将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在公司财务管理中，就是公司为获得有利的形象，使股票总能得到满意的市场估价，公司的财务公关人员借助公共关系的传播媒介，通过各种渠道有计划、有组织地向财务界公众提供真实的财务信息和其他经济信息的一种现代财务管理活动，简称财务公关。
将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研究是一门具有较大实用价值的活动。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受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公共关系活动的开展起步较晚，更谈不上财务公共关系这一特殊领域了。目前，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深化，公共关系的重要性已经家喻户晓。开展财务公共关系活动已初步具备了外部条件，并己成为客观必然。将公共关系学的相关原理知识应用在财务管理中是两大理论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必要性体现在下述几方面。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有了更多的信息沟通，会计信息和财务信息成了各公司间商务活动中迫切需要的信息。此外，会计公众和财务公众与组织的利益是紧密相关的，都希望通过充分的沟通来了解组织的发展和未来的变化。面对复杂的会计关系和众多的财务公众和会计公众的需要，原来简单的财务报告已经不能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信息需要。因此，不断开展新的公共关系和财务会计的研究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稳定进步必然推动公共关系与财务会计的研究。
同时，公共关系和财务会计的研究是财务系统和会关系统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同公共关系学的主旨一样，会计工作和财务工作是组织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会计信息和财务信息是组织和公众的“纽带”。社会组织通过与会计公众和财务公众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及时的输出和返回信息，赢得会计公众和财务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实现组织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在制定和实施会计准则及制度过程中，在发展会计服务市场的道路中，在完善会计系统和财务系统程序中，公共关系和财务会计的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者，公共关系与财务会计的研究是组织实现长期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条件。财务公关和会计公关的基本原则是客观公正原则、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相结合、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互补的原则、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因此，对于一个社会组织来讲，在开展财务公关和会计公关过程中坚持这些基本原则，必然将赢得更多的社会公众的支持和合作，为组织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加快组织利益最大化。
从以上综述可以总结出，将公共关系学的应用在公司财务管理工作对公司有如下好处。
好处一是可以扩大对本公司投资者的范围，引起潜在投资者对本公司的兴趣。从事公共关系活动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公司形象和信誉，并以此作为一种无形资产，用以扩大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作为公司财务管理中的一项新的手段和塑造良好财务形象的艺术的公司财务公关活动，其目标也不例外。通过公司在财务公关方面的持久努力，使其各项理财方针政策尽可能地符合财务界公众的愿望和要求，树立良好的财务形象和公司形象，争取财务界公众的通力合作和大力支持，增强公司“软”竞争力，达到公司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优质的财务公共关系带来的好处二是可以为股份公司为获得有利的形象，使公司股票总能得到满意的市场估价，从而更加有利于公司在特定情况下以及重大投资项目时能获得如及时雨般的融资。这些潜在投资者因为有感于公司的外在名声，将会更加信任公司的盈利能力，更加放心将资金投入到公司的经营业务中。
好处三是可以力争在财务界公众面前取得一个公正的评价，培养公司所有者与投资者的好感，使公司能因知名度高而处于竞争的有利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和财务界公众打交道，采取“软销售”的方式是明智的。这就要求用开诚布公的态度，既“报喜”、也“报忧”。这便是财务公共关系工作的最大特征所在。如果把推销产品的某些技巧应用到财务公关中来，采取夸张宣传、虚张声势等手段，也许能起到偶然的、暂时的效用，但最终势必影响公司的信誉，使公众产生不信任感。
但如果要将公共关系学的有关原理运用于公司财务管理中，除了理论方面的研究，实务方面也应该协同并进，还要注意以下要点。
第一是拓宽报表报送范围，实现会计报表公开化和公证化。在改革公司会计报表内容和扩大报送范围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创造条件，大力发展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公证、鉴证业务，逐步实现会计报表的公证化。
第二要开展与主管部门、财政、银行等部门的特殊交往活动。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通过真实的“报忧”和财务状况的“口头”说明，以争取得到新的投资项目、生产经营任务、财政补贴、减免税收以及贷款数额等。因此，要有专职财务人员开展这方面的活动。
第三是开展“应收货款”的公关活动，促进“清欠”工作正常化。目前，“三角债”成了困挠我国经济的一大难题，许多会计人员被临时组织起来，为“清欠”而东奔西走。但是，靠这种临时性的清欠、催收工作无法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只有确立专职公关人员，广泛开展顾客信用程度和偿债能力的调查，加强与对方的交流，取得对方的理解与支持并掌握好一定的清欠谈判技巧，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坏帐发生率，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篇4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关系伦理困境公共性
一、政府公共关系中的伦理困境
政府公共关系就是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与社会民众进行平等的互动交流，进而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获得社会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而衡量政府公共关系良好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政府公共关系实践过程是否有悖伦理。现阶段，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之所以紧张就是因为公共伦理的缺失。
（一）政府的媒体危机意识淡薄
在目前的政府公共关系实践中，政府部门的媒体危机意识淡薄，尤其在信息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是封锁消息、欺上瞒下。如2003年“非典”初期。再或者是面对媒体的炒作、公众的质疑，迟迟不作回应，最后在舆论压力之下才有所回应。如2013年山西苯胺泄漏事件，事发5天才向上级政府上报。二是不能第一时间坦诚表态和信息。尤其是危机条件下，部分基层政府官员信奉“不说好、说不好、不好说”的信条，消极对待采访以规避责任风险。事实上，这里又出现了新的伦理困境：重视民意与忽视民意。但是，从实然的角度来讲，处理危机事件也是基层政府官员的一项职责。部分官员怕担责任而选择不接受媒体访问，这不仅严重违反了公务员的伦理道德，也致使部分基层政府陷入伦理怪圈：忽视民意。从应然的角度来讲，政府在接受媒体访问基本上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说错”的可能性较小。然而，因为官员实事求是的“错话”给上级丢了脸惹了麻烦而丢了“乌纱帽”的情况却屡见不鲜。
（二）政府公共关系主体的可信任度低
唐恩认为信任是公民与政府关系良好的核心要素，为了满足这一点，公民的预期在其依赖于政府官员的理性承诺的意义上也必须是理性的。有着理性基础的对官员的信任要求官员对公众的需要和要求作出回应。然而，在我国政府公共关系实践中，却存在着有损政府公信力的信任危机现象：一是由行为违规所引起的信任危机。部分行政人员在政府公共关系实践过程中基于个人利益直接或间接的进行权力寻租。二是政府管理过程中民主缺失所引起的信任危机。部分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未让社会公众参与政治生活或者未能充分重视民众的意见而致使社会公众对政府不信任；三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形成一届政府一个政策的局面。尤其是在危机条件下，连续性不足的公共政策使得民众对政府的理性诉求难以得到回应，其结果就是政府失去民众的信任，政府公共关系难上加难，这又形成了另一个新的伦理困境。
（三）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渠道不畅
政府公共关系主客体之间缺少协商对话渠道。基于2013年上海X区的关于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的调研，笔者认为公众的社会参与自主性不强。相当一部分公众没有认识到监督政府的重要性，被动的参与政治生活；少数公务人员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未对社会民众的监督权利给予肯定与支持。另一个方面，民意表达渠道不畅，公众参与度有限。参与的内容事项是分层次的，专业性强度大的公共政策基本上没有参与；制度性的直接参与的较少，多以间接参与为主；主动参与的层次较低且途径少；参与主体仅限于本地户籍；社会团体组织化程度偏低，主动性较差，习惯于听从政府。事实上，公众参与度的问题与政府如何处理公共关系密切相关。
二、政府公共关系中伦理缺失的原因
（一）权力本位的传统行政文化
以权力为本位的行政文化传统使得部分官员在处理与公众关系时未能从公共利益出发。这种倾向于个人修养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私德关系而忽视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公德关系的伦理缺失的社会心理根源在于人们思想深处充满了对于公共利益的淡化与侵占的动机，而这种动机的产生是以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的伦理道德水平低下为前提条件的。②权力本位的文化传统也影响了部分政府公关人员与公众的平等沟通，他们认为公众没有必要了解政府的工作过程，更没有必要向公众解释。这也是近年来危机事件频发和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政府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政府及其官员具有公私双重属性，一旦私人利益介入公共活动，政府的公共性就会被政府的自利性所侵蚀。换言之，政府的自利性是造成政府公共关系伦理困境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前提假设——人是理性的自私者。政府仍属于“经济人”的范畴，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工作的动机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政府掌控着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也容易把自身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满足自身的经济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是由非理性的人组成，故而其做出非理性的有悖行政伦理行为的可能性较大。
（三）伦理监督机制的缺席或失语
造成政府公共关系实践中伦理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行政伦理精神及其伦理监督机制的缺席或失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群众监督的独立性不强。从事社会监督的职能机构大多隶属于党政机关，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客观上导致这些监督机构只能听从而不可以监督。其次，作为社会监督主体的人民群众拥有知情权，然而现有的政务信息仅停留在形式上的或内容有限的公开，缺乏实质性内容。再次，新闻舆论监督受行政干预。我国媒体监督和西方媒体监督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党管媒体，新闻舆论部门并不能充当独立的的发言人。
（四）政府公共关系主体的公共责任意识不强
公共责任是公共管理伦理的具体化。在我国政府公共关系的实践中，由于某些政府官员的公共责任意识不强，导致政府公关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以2013年山西苯胺泄漏事件为例，民众质疑为何事发5天才通报事故，长治市新闻办主任称，“我们都是按照规定程序报的，并不是晚报5天。发生了污染以后，只要污染不出长治的边界好像就不用往省里报，自己处理就行，出边界了这才需要报，再详细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公共责任意识薄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为公众服务意识的缺乏。事实上，服务意识直接影响着政府公共关系主体的执行力和回应力，当公众得不到政府的有效回应时，政府公共关系紧张，伦理困境产生。
三、政府公共关系伦理困境之路径策略
伦理缺失是政府公共关系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世界各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笔者基于政府公共关系本质——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最大化，提出破解政府公共关系实践中伦理困境的路径策略：以公共性为出发点，以健全行政伦理体制和监督机制为准绳。
（一）转变“官本位”思想，重塑公共行政美德
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行政人员不仅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要重塑公共行政美德，积极营造以人为本的政治文化。“如果说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对权力的制约的话，那么这种制约主要就来自于统治者的美德，因为这些美德使他们具备了自己限制自己权力的性格特征。”库珀还认为“正义界定了最根本的公共善，他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的统辖性原则，从中可以推衍出诸如政治平等、代表全体公民以及公民身份的发展等等。有鉴于此，公平心、理性、审慎和勇气就是公共行政实践的最根本美德。”其次，行政美德是连接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行使与治理是否有效的纽带。公共行政虽然是公共权力的执行领域，但是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行政人员的价值观和内在品格某种程度上影响到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情况，只有行政人员充分发挥其美德时，自由裁量权才能被恰当使用。
（二）健全民意表达渠道，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
让公众参与进来也是政府社情民意的有效渠道。公民参与度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参与渠道太少，难以表达利益诉求，而健全广泛性民意表达和舆论性民意表达则是加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有效渠道。政府与公众沟通的前提是政府信息公开，这是因为要取得公众的理解信任，必须提供让公众理解的基础条件，即政府告知民众与其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网络时代，政府实行信息公开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借助新媒体信息平台，建立一个反应灵敏、运作有序的沟通运行机制。政府官员或政府新闻发言人可以尝试性地就群众关心的危机事件为主题，通过网络平台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或者通过官方微博或者微信及时通报已掌握的有关情况，加强政府、新媒体与社会民众的有效信息互动。
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篇5
【关键词】正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5）01-0182-02
当代以来，国内外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不多，且研究的角度不一，对其相关概念没有准确的定义，从正义视角对其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试图综合各界研究成果，拟从正义视角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进行系统阐释。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
1、公共服务的概念。一般认为，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一国全体公民不论其种族、收入和地位差距如何，都应公平、普遍享有的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从范围上看，公共服务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公共产品，而且也包括市场供应不足的产品和服务，广义的公共服务还包括制度安排、法律保障、宏观政策、产权保护等。从公共服务消费性质和风险的角度，公共服务可定义为政府利用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为促进居民基本消费的平等化，通过分担居民消费风险而进行的一系列公共行为。公共服务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一般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服务中的基本公共服务，侧重于“基本”，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为保障人的底线生存和社会基本运转，全体公民都应平等享有的公共服务，它具有人道主义色彩和平等性质。
2、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一般认为是指全体人民在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应该使国民平等地享有水平大致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尽可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2]，即基本公共服务应该包括教育、文化、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领域，基本涵盖了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六个基本面：即生存权、健康权、居住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和资产形成权[3]。
3、均等化的内涵。均等化的内涵随着研究的丰富与发展、深入与交融，达成了一定共识。一般认为，均等化是与公平紧密相关，包括机会均等、过程均等和结果均等等内容，并具有层次性、相对性和地域性等特点。均等化不是完全的平均，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分层次、分阶段的动态过程，目标是逐步消除不均等。成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状态表现为不同区域、城乡之间、居民个人之间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一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人均财力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最低公平等三种模式，而从我国国情来看，确保基本公共服务最低公平是目前最切合实际的。
4、均等化的标准。一般认为，均等化的标准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最低标准，即要保底。一个国家的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都有平等享受国家最低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就是政府应该提供的诸如普及义务教育、实施社会救济与基本社会保障，对其应该保证的最低限度的公共供给，必须由政府承担。二是平均标准，即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达到中等的平均水平。三是相等标准，即结果均等。这3个标准并不完全矛盾，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还不够高的情况下，应当先保底，再逐步提高到中等水平，最终目标是实现结果均等。
二、正义论理论
正义论理论中在不断发展丰富过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功利主义的效果正义论、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
其中，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提出了比较系统化的正义理论，认为正义是“以善为目标的中庸之道”，可分为普遍正义和个别正义。所谓的普遍正义是在理性原则指导下得以实施的最高德性即“中道”，它是适合于大多数人的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所谓的个别正义又有分配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之分。分配的正义首先承认人在体力和智力上天生的不平等，进而强调应该按照各自的价值分配才是公正。矫正的正义以人类的绝对平等关系为前提，要求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肯定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交换的关系。
功利主义的效果正义论曾占据主导影响力。以边沁、庇古等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将由个人效用得出的社会总效用的得失作为评价公平正义的主要标准，认为如果社会体制安排获得了社会全体成员满足的最大净差额，则可评价其为合理的社会。功利主义者对影响效用的因素的分析，使得公平正义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大众的经济活动尤其是收入分配。功利主义有其历史进步性和适用范围，但也存在着不足，在于其容许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实现多数人的利益或导致在社会利益分配方面的严重不正义。
针对功利主义正义论的不足，罗尔斯进行了批判，并指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罗尔斯正义论迅速传播并获得广泛认同，是因为其正义论建构在公平的基础上，不同于传统的功利主义。其强调“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4]主张以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来促进社会公平，强调所有公民具有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机会。这些基本权利和义务属于罗尔斯所指的基本善的内容。罗尔斯将基本善分为自然基本善和社会基本善。而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保障全体公民底线生存需要的社会价值，正是属于“社会基本善”的范畴[5]。因此，从正义论出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在均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时，应保障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二是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三是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结果大体相等。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正义原则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用于制度的两个正义原则”。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指出：每个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权利，即平等自由的正义原则。第二条原则指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4]可视为机会平等原则和重视差别原则。
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即平等自由的正义原则，保证了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正义的核心是平等，正义即公平，具体来说是指社会权利、利益的公平分配。社会成员所承担的责任、义务和享有的权利被罗尔斯统称为基本利益。因此，平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自由权利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首要原则。它要求社会中基本公共服务权利和义务分配是人人平等的。政府因此要为不同地区的居民提供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结果大致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提供基本条件。
机会均等的正义原则，是指社会职位对所有人开放，且人人都有机会获得，以保证拥有同等天赋和能力的人拥有相同的生活前景，达到人类基本的善――自我实现感。为了保证人人享有获得职位的机会平等，社会必须为所有人建立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而不管其家庭收入和所处阶层。同时，必须保证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建立市场体系，防止财富、财产、权力的过分集中。因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调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健康权等基本权利使公民在起点上实现公平。
每个人的资质天赋生而不同，这种差异导致了市场经济中个人收入和财富的差异。重视差别的正义原则，就是指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不平等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重视差别的原则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补偿要求，但并不等同于补偿原则，它不是要求社会完全消除差别，而是要通过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为最不利者谋利，实现“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他在自然资质的分配中的偶然地位或者社会中的最初地位得益或受损，而不同时给出或收到某些补偿利益”[6]。重视差别的原则本质上是一种互惠的观念和原则，因为所有社会成员是处于链式联系中的并不孤立的个体，每个人都依赖于在社会合作体系中通过互利共赢实现共同的满意生活。同时，重视差别原则并不是“劫富济贫”，而是要在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的同时，使每个成员都获得实际利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弥补二元发展格局缺陷的制度安排，首先获利的是“社会之最不利成员”，同样使非弱势群体受益，从而有利于缓解群体差距、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和谐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刘志昌，苏祖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研究综述.理论界.2009.（3）.
[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n].人民日报，2006-10-19（2）.
[3]唐钧.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6种基本权利[J].时事报告，2006（6）：42-43.
[4]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篇6
关键词：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内涵范畴
一、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提出在1978年以前，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尚处于“史前阶段”，行政法的研究几乎为空白。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研究却成了法学领域最具有活力的，这得益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法律实践。1983年，也就是我国行政法的创建阶段，<<北京政法学院学报>>刊发了应松年教授、朱维究教授撰写的<<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一文，此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再也没有中断过，倍受学者的关注。武汉大学周佑勇教授甚至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已经冲破传统的规范分析，走向理性思维的发展阶段。⑴
对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公共权力论、新控权论、控权加平衡论、控权加服务论、行政职责本位论⑵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深化对行政法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些观点当中，承载了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价值的考量与本质的理性探究。在行政法教材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多放在“行政法的概念”一节，目的显然，为了彰显“什么是行政法”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行政法何以为行政法？
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了“行政法理”的的命题，凡是一种基础理论，它对于学科的影响是全方位性的，这区别了我国早期行政法对行政法规范的分析。正是因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问题的重大性，使这一问题在行政学界有不少的争议。尽管理论成果众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主流的观点，也或者说没有形成流派。一元价值论强调对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只有一个，而一元价值论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追问，我们对于行政法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国外行政法研究的成果，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却又是全方位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所关心的是多元价值，这些多元的价值本质上必须是异质的。⑶我们如果要形成真正的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就必须对基础理论承载的方法论功能进行反思。
笔者认为，要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探讨，必须首先认识这一问题的内涵是什么，只有了解了问题的实质，我们才能在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内涵诚如以上所述，行政法基础理论对于行政法学科的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行政法理”。
笔者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至少应该回答了以下问题：
1行政法的概念，也就是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的概念是行政法学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第一个问题不能展开，或者表述含糊的话，就很难想象对行政法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表述了行政法学的价值，对实际的影响是：我们需要一门什么样的行政法学？或者说，我们所期望的行政法应该是怎样的？正因为对行政法学这个本质的问题很难全面或进行本质的阐述，有的学者刻意回避了行政法概念本质的表述，从行政法的表现形式入手进行。⑷
2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决定了行政法学研究的领域以行政法母国法国为例，最初采纳的是公共权力说，但是随着行政的发展，一些行政行为很难依据这个标准纳入法律视野，以布朗戈案件为转折，狄骥建立了的公务说，随着行政职能的扩展，传统的公共权力和公务说已经不能说明整个行政活动，于是出现了公共利益、新公共权力等多元标准说。对我们来说，这一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法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一个学科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每部分的内容应该涵盖哪些法律？例如，依据什么原理把行政诉讼法纳入行政法学体系？⑸行政程序法应该纳入哪一部分进行研究？如果缺乏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指导，行政法学只能是一些杂乱材料的堆积，行政法学研究者也只能是众多法律现象的“仓库管理员”。同时，行政法学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能兼容将来行政行为更多的不确定性发展，将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及时纳入行政法律的视野，而不必忙于修正得以建构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理论。
3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该成为行政法原则的理论支撑当今行政法学界和务实界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了很大的共识，即行政法的原则为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然而这两个原则却是建立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缺乏“本土化”的理论支持，以合法性原则为例，对这一原则的理论支持仅是宪法上的“法治原则”，“合法性原则渊源于法治原则并以后者为基础，但法治原则属于宪法原则，合法性原则属于行政法原则”⑹。以宪法原则推演出行政法原则并没有错，但是我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有着“契约论”和“自然法”的等理论的支撑，坦白说，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化的理念，在某种意义上，“”一词被赋予了工具性价值，单以宪法第五条来作为行政合法性原则的理论支持未免显的有点势单力薄。
4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当符合行政理念的发展趋势在大陆法系国家，公法私法是传统上对立的两极，但随行政职能的扩张演变，笔者认为“公法私法化”已经初露倪端，仍以法国为例，在80年代以前，行政机关在行政合同方面享有较对方合同当事人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权，包括对行政合同履行的指挥权、单方面变更合同权、合同解除权、对方违反合同的制裁权⑺，行政机关享有超出一般民事权利的权力，表现了强行政权力色彩，而在近二十年法国行政法的发展中，行政合同与往昔相比已经变的“面目全非”，“现在行政合同完全适用合同法（法国行政合同方面有公共工程特许合同，占用公产合同和公共采购合同——笔者注），行政机关与对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再享有特权，行政机关违约必须承担责任，过去实行过错责任，现在国家更多承担无过错责任”；在近20多年的法国行政法发展中，公共服务部门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不要求政府拨款，做到自治自足，而且公众与国家独立存在⑻。还例如，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强制的单方性、高权性、命令性、支配性，这种传统的观念源自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权力性和不可处分性，而有学者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全面考虑，对参与型和互动型的行政理念的关注，对这种传统的观念进行了置疑，认为行政强并非绝对没有和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⑼。而有观点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契合⑽。有学者更指出，透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两极摆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⑾。
三、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中的范畴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
笔者认为主要包括：
1现代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是行政法学领域的一个老问题，现代的行政已经从管理的行政向服务的行政转变，从命令的行政向合作的行政转变，从强权行政向弱权行政甚至非权力行政转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内在的动力推动着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有无规律可循？
2个人与群体在西方思想史上，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与“群体”是许多思想家进行叙事的角度。，如共和主义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个人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关于“个人主义”与社会的对立⑿。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入题都应从这个角度入手。
3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传统的行政法观念认为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现象之一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因对宪法关于为公共利益而对征用的补偿的修改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界定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词汇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而法律要求的不能是很含糊的表述，任何很含糊的表述都会成为权利或权力滥用的借口。用法律给“公共利益”进行规范的表述已经显示它的必要性⒁。而且我们也需要全面对传统行政法观念中的公共利益于个人利益的关系进行分析，究竟是否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消弭的张力？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认为道德就在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说：“道德主义者不断地谴责人性中的恶，但这只能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无知。人并不恶，他们只是由其利益所驱动。道德主义的谴责自然不可能改变人性中的这种动力。需要谴责的不是人性中的恶，而是立法者的无知，因为他们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与共同利益对立的位置上。”⒂
在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问题上，应该冲破传统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对抗的这种惯性思维。我们认为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当某项为公共利益进行的行政任务因个人利益的阻碍而难以完成时，行政机关可以采用其他路径完成，如果采用的路径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成本过高或者除非公民个人对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才能完成任务的话，也应该重新考量公共利益本身，公共利益是一些公共的资源，如果量化平均分配的话，公众中每个人分的的份额是否非常可观？也或者公共的利益是一种远期的利益，大部分公民个人对应该分配的这份利益不是非常急需或者近期的意义不是非常重大，这种因为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的个人却因此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的话，那么这种“特别牺牲”应该就是非正义的。同时，公共利益也不是一元化价值的载体，是多元价值的聚合体，如果为了某一两种价值的实现而牺牲了其他的价值，那么这种“公共利益”也是非正义的。
4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力应该是行政权力行使的界限，对这一点，国内和国外的行政法学都给于了应有的尊重，也是当代行政法学的轴心所在。笔者以前比较赞成以行政权为核心建构行政法学体系，但是应该注重“效率”与“公平”，功利主义代表边沁把功利原理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这也应该是当代行政理念之一，同时要注意被罗尔斯所批判的功利主义对“效率”和“公平”的埋没：只痴迷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漠视弱势者的自由权遭受的恶待⒃。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利当属弱者。特别是我国在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的物质利益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应当特别尊重非物质方面的权益。笔者认为，应该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把被行政权力侵犯的其他非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纳入救济范围。超级秘书网
5与行政法行政法素有活宪法、小宪法、动态宪法之称，行政法是宪法最重要的实施法，观念、制度、价值以及制度的设置对行政的发展的作用自然也应该纳入行政法学的视野，也是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同样不可回避的问题。
6本土法律资源与国外法律资源不可否认，对国外行政法的比较研究对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前我国建设的实际，要根据我国的历史传统、行政法的发展现状、以及我过当前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利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才能更好地为我过当前的法治建设把脉，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发展路线。
参考目录：
⑴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整和定位>>，载<<法律科学>>，1999（2）
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篇7
[关键词]公共理性政治文明政党政治
罗尔斯说：“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1）p225公共理性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公共理性是与个人理性相区别的，个人理性是私人生活领域里的理性，是有关自己生活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如何实现的理性，而公共理性是公共领域中的理性，是关于公共的善及其实现的制度创设的理性；其次，公共理性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政治正义问题，是政治生活中的宪法的根本和基本制度的要求。最后，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是由社会的政治观念所表达的、并在这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现代政治文明是以为核心，以民主、法治为主要形式的政治文明，包含了政治理念的文明、政治行为的文明以及政治制度的文明。公共理性是公民们在处理社会政治生活、决定他们基本的社会合作形式时，相互沟通、平等交谈所应用的理性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达成的最基本的共识和共有的价值系统，也是民主国家基本制度设计以及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强制力的应用的理性。公共理性深藏于公共政治文化中，是长期民主社会生活所形成的一种理性能力，是公民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应有的一种政治思维能力，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在应用国家政权时所应有的理性因而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
一、公共理性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
首先，公共理性是政治行为文明的理性的思想基础。公共理性首先是一种否定的理性，所认肯的政治价值是中立的互惠的共享的价值。公共理性的这种特征承认全体公民的平等思想自由的权利，有利于理性的公民平等对话与协商，从而为不同政治价值分享者创造出和平共处的和谐政治环境。
“理性的”与“合理的”是不同的概念，罗尔斯继承康德定言命令与假言命令的区别，明确区分了这一对概念。他说：“在平等的个人中间，当他们准备提出作为公平合作项目的原则和标准，并愿意遵守这些原则和标准时，假定我们可以确保其他人也将同样如此，则这些人在这一方面是理性的。”[1]p51理性是以普遍性原则为基础，寻求的是人与人之间互惠与合作，是平等公民处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所应有的心智能力。理性为公民相互合作的准则设定共享的正义的基础和公共证明的手段。“合理的”则是指单个的主体或联合的行为主体在追求目的时所具有的判断能力和慎思能力，是指主体对自己目标的认定以及对达到目标的手
段的选择，其指向是个体的偏好与兴趣。因而，“理性是公共的，而合理性却不是公共的。”[1]p55全整学说作为一种理论性的实践，是形而上学的。它以一种或多或少的一致而连贯的方式涵括了人类生活的主要宗教方面、哲学方面和道德方面，是与特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相联系的，是对特定的价值的偏好，与个人的特殊经历的反应和自我人生规划相一致。任何全整学说都是指向“自我的”而不是“交互的”，所以是“合理的”而不是“理性的”。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每一种有理性的思想都有存在的权利，任何公民都不应该企图借助国家的权力对另一种思想进行压制，国家也不应该对任何一种思想给以偏重，而是应该对各种学说持有宽容的态度。除非某种论说达到了与公共理性及其民主基础不相匹配的程度，对任何一种全整论说，公共理性对其既不进行批判也不加以攻击。理性只存在于公共性之中，是主体间的理性。公共理性必须是中立的，不倚重于任何一种全整学说，而是通过平等公民之间的对话，寻求不同学说的重叠共识。公共理性这样一种否定性的思维为不同全整学说的支持者的共生提供了思想的基础，否定了一切对思想自由压制的野蛮行径。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野蛮的政治性的大屠杀，都与人类这种不宽容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远致中国历史上的“焚书坑儒”、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侵”、烧死异教徒、近到现代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十年浩劫，都是以一种全整学说作为至善，对其他思想进行野蛮的压制，甚至不惜以残酷的屠杀统一思想。托马斯•阿奎那对异教徒的迫害就是这样论证的：信仰是灵魂的生命，金钱是维持生命的手段，因此腐蚀一个人的信仰比制造伪币更严重。所以，如果处死制造伪币者或其他犯罪者是正当的话，那么处死异教徒更是正当的。一旦“‘政治的意志’是由‘这家伙是敌人。把敌人消灭。’这样一种‘最简单明了的可怕的格言’所表达出来。”[2]p89政治的迫害和野蛮的复仇就变得极合情理，政治学作为一门通向共同的“可能的生活的艺术”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一切依据。政治行为也就会变成纯粹的国家暴力压制，甚至是“原教旨主义”的可怕的野蛮行为。由公共理性思维而产生的社会宽容是现代民主社会和谐共生的思想基础，是不同价值观念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基础，也是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使政治行为不致于演化成野蛮的暴力的思想基础。
其次，公共理性是正义宪法的理性基础。宪法作为“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一定要以正义作为基本的立法价值，体现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以专制为目标，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宪法不可以归结为良宪的范畴。宪法作为保障公民的权利的政治圣经，是以公共理性为基础，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
第一、立宪的过程就是公共理性的探究过程，公共理性探究的指南是制宪会议上各方代表论证的公共基础。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指出，因为宪法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因此一部正义的宪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满足自由要求的正义程序（2）它的构成应该是这样的，在所有可行的正义的安排中，它比任何其他安排更可能产生出一种正义的和有效的立法制度。第一个条件就是平等的自由原则在宪法所规定的政治程序中的应用。这一应用确立了参与原则，也即所有的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来参与制定公民将要服从的法律的立宪过程和决定其结果。要满足第二个条件，就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设计出一种正义的程序。任何可行的政治程序都可能产生出一种不正义的结果，任何程序规则的政治方案都不能保证不制定非正义的法则，完善的、最佳的方案只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这样就产生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从正义和、可行的程序安排中挑选出最能导致正义的、有效的立法的程序安排。这是一个代表各方就宪法根本的公共辩论的过程，根据参与原则，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宪法的讨论，对他们的要求作出申认。这就要求代表们在公共论坛中平等地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公共的论证，以获取公众的赞同。在民主的社会中，按照平等自由的原则，各种合理性的学说都有平等的存在的权利，理性多元论事实使得缺乏一致性成为了正义环境的一部分。各种完备性的宗教学说和哲学学说、个体或联合体成员视之为完整的真理以及那些苦心孤诣的普遍的经济理论都不可以作为代表们论证的手段，因为它们只是合理的而不是理性的，包含了丰富的个人情感体验，具有极强的个性化特征，不可以获得有理性的公民的全体认肯。公共证明“只诉求于现时为人们所接受的常识性普遍信念和推理形式，以及当下不存在争议的那些科学方法和结论，”[1]p238“各派在确保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个人利益之时，都坚持用可以理性地期待为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个人接受的判断和推论、理性和和证据，来指导实质性的原则的应用。”公共论坛只能坚持公共理性的原则，按照公共理性的探究指南将正义的原则应用于公共讨论，去决定宪法的根本，“任何公民或公民联合体，都没有理由享有这样的权力。在个人或联合体的完备性教义的指导下，运用国家权力去决定宪法的根本。”[1]p239只有政治正义的价值和公共理性的价值才能给所有的或者说差不多所有的涉及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提供一个合乎理性的公共答案。一种正义的程序必须满足这两种价值的要求，既要合乎正义的价值，又要合乎公共理性的价值。正义宪法的制定必须坚持公共理性探究为指南，满足各方正义的要求。
第二、宪法的根本应当充分体现公共理性的作用和精神。罗尔斯认为，“宪法”根本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指国家和政府的一般结构和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权利及其行使，等等。二是通过立法确定的为大多数人尊重的公民之平等的基本权利、公民自由，诸如选举的权利、参加政治的权利；良心自由、思想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及法律规则的保护；等等。正义的原则是贯穿于宪法基本构成的基本政治理念。政治正义观念包涵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它具体规定着立宪民主政体的基本权利、自由和机会；（2）它赋予这些权利、自由和机会以一种特殊优先性；（3）它认肯各种确保着所有公民有效利用其基本自由和机会并适用于所有目的的手段。政治正义是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而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每一个公民都只能是生而入其内，死而出其外。因此，政治正义主题是作为社会合作图式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平等公民在平等协商、就公共活动的原则、程序达成一致，并在行动中践履之的社会合作形式。政治正义包涵了两个方面，作为制度的正义与具体规定与各种政治问题相关的推理方式、检验原则，也即公共理性的探究指南。政治价值是由正义的价值与公共理性的价值二者组成，并且二者基本上具有同样的基础，是同一协定的诸配套问部分。政治正义价值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共同构成宪法的基本价值，前者是贯穿宪法根本的基本政治理念，后者是民主社会制定、认可、实行乃至修正宪法根本的基本方法。宪法要真正体现人民权利，宪法根本不可以运用国家强权去决定，而应该是平等公民在理性的公共辩论中逐步达成共识。以政府结构改变为例，政府结构是根据政治正义和普遍的善的要求而改变的，却不是服从某一政治竞选中占优势的党派或利益集团的特殊要求。如果是那样，政治势力的不断变化将会使得围绕政府结构所产生的争议无法达成一致，最终会导致政治社会的危机甚至于解体，由此削弱立府的根基。
最后，公共理性是政治权力应用的理性基础。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不同就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需要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以平衡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确保二者朝向良性互动方向发展。作为民主社会的政治权力不再是作为谋取一家之私的“私器”而是以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公器”，不是无限制的特权而是有理性的以公共领域之善为限度的公共权利。
政治权力之所以要符合公共理性，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必须从政治权力的本质着手解决。古典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人类所以要组志社会是因为自然状态的种种不便利。政治社会或者说国家，是基于人民同意的契约而建立起来的，目的是要保障人的自由与权利。卢梭认为：社会契约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服从其本人，并且仍像以前一样自由。”[3]p19最终解决了“人是生而自由的，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3]p4之悖论。在政治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p20这就是社会公约的本质，以政治自由换取自然自由，这是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所获得的文明成果。所以公意就是，国家是基于公意而成立的公共权力机构。公意要成为真正的公意，就必须从全体出发，才能对全体都适用，如果倾向于某种个别的特殊的目标时，它就丧失了它的天然的公正性。社会契约体现公意,而公意是人们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公意的运用,运用公意的组织是国家权力机构,而国家权力机构是人们缔结契约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人民天赋权利的产物,那么国家自然应该属于人民，政府只是者人民为了公共利益而建立的一个管理社会事务的机构。卢梭的国家学说确立了“在民”这一基本政治原则。
卢梭的公意学说虽然确立了在民的政治原则，但公意是建立在全体意志基本之上，而忽视了作为个人的权利，因而也会产生出“朕即国家”的极权观念，其思想内涵着深刻的矛盾。以洛克为首的古典社会契约论的另一派却将人理解为原子式的独立的个体的存在，而不解社会合作之真义。现代民主社会的关键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寻求平衡，国家的公共权力一方面要维护个人的权利不受到无限制的政治权力的侵犯，另一方面又要维护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应有的稳定性。罗尔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公民长期合作体系，政治社会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公民“生而入斯，死而出斯”。因而政治权力是一种集体的权力，“政治社会和每一个理性的和合理的行为主体——无论该行为主体是一个体，还是一个家庭或者联合体，甚或是多元政治社会的联邦——都具有一种将其计划公式化的方式，和将其目的置于优先地位并作出相应的决定的方式。”[1]p225因此，政治权力只有按照这样的方式行使才具有合法性，“只有当我们的行使符合宪法——宪法的根本内容是所有公民都可以合乎理性地期待大家按照他们视之为理性而合理的、因而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原则和理念来认可的——时，行使政治权力才是恰当的，因之也才是正当有理的。”[1]p230政治权力是惟一的通过国家强制力实施的权力，是由宪法所赋予的国家权力，宪法的根本要受公共理性的检验与审查，政治权力无疑也要受到公共理性的检验和审查。国家权力必须受到公共理性的限制，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强权与压迫。
公共理性是如何对政府官员提出要求，这是一个与公共事务正当性证明相关的问题。“公共推理旨在证明公共事务的正当性”。[4]p23对公共事务的正当性证明不仅要求一种有根有据的推理过程，还要具有他人也能够接受的合理前提。公共事务必须服膺于公共理性，官员们不得按照自己的已有哲学的、道德的或宗教的全整学说作出决定。以是否允许堕胎这一问题为例。有宗教价值观念认为胎儿就是生命，有着神圣的权利，因此，堕胎就是谋杀。但是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婴儿是否拥有人的权利。这时公共官员，比如大法官，就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全整学说作出决定，哪怕他自己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只有诉诸宪法中妇女权利保护的原则，由妇女作出慎思的取舍。公共理性要求民主社会成员尊重各种全整的宗教、道德学说，但坚决拒绝用这种全整学说作出公共决定。
二、政党政治必须有公共理性的向度
政党政治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是相对于无政党政治时代而言的一种政治形式。政党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由政党掌权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其基本含义是指“一个国家中政党的法律认可;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其它社会组织的关系机制;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及其存在和活动方式。”[5]p25政党政治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也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是与代议制民主政治相适应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也是民主政治发展不完全的结果。政党的政治决策必须具有公共理性的基础，政党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公共理性的指导和制约。
第一、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公共理性是政党政治内生的理性。正如前面所述，政党政治是近代民主政治兴起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壮大，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不断高涨的必然结果。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契约关系代替人身依附关系的历程，是一个权利取代义务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的历程。成熟的市民社会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高度分化的社会，也是一个民主多元的社会。民主多元意味着“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许多相对自治的（独立的）组织（子系统）存在”，比如公民因相互利益一致而形成的公民社团和行业组织等各种自组织系统，这些组织或社团利用其经济的力量参与并影响政治，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为“组织可能得用这种机会增加不公正或使之永远存在而不是使之减少，利用这种机会助长其成员的狭隘个人主义而不是关心公共利益，甚至削弱或毁坏民主本身。”[6]p1利益集团政治就是一个实例。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性，各种利益团体和公民的不同政治主张的不可协调性，使得民主与效率相互矛盾。市民社会需要政治的自由，但又要将自由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保持民主的适度平衡。一方面，为了保障民主、保护公民的权利，需要并允许公民有效地参与政治活动、表达政治见解；另一方面，为了确保政治活动的效率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又需要将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利益冲突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政党政治正是因此应用而生。政党作为“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7]p470是联系社会与国家的桥梁，是沟通政府与民众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强有力的通道，是民众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的主要组织方式，也是公民享有各项政治权利并依法行使其权利的有效途径。民众加入一个政党或支持其参与国家政权的竞选，是因为政党可以表达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受到国家权力的保障。政党在竞选过程中，为了和竞争的政党区别，他们可以表明他们的政治立场。但是，他们要成为执政党，并合法地行使国家权力，那么他们就要尽可能地代表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需要提出公共的善的理念，以取悦社会并获取自由公民的选票。只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才具有政治合法性，才可以在民主选举中获取竞选的胜利，才可以真正合法地拥有国家权力。执政的思维和革命的思维是不一样的，革命只是一个阶级利用暴力的形式夺取政权，革命的政党只是为了实现本阶级成员的利益而宣布与其对立的政党誓不共生，决一死斗，彻底消灭对立阶级的价值观念甚至是肉体。而执政却是通过公共决策，协调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因而执政党不可以单凭其一党的全整学说决定公共事务，也不可以将其自认为是真理的哲学和宗教价值强加与全体社会成员之上，而是要寻求社会的共识，实现公共的利益，保证社会基本秩序公平与公正。因此，政党政治必须要有公共理性的基础，其政治合法性受公共理性所检验。
第二、从政党政治的功能来看，公共理性是政党政治发挥规范民主政治的理性准则。国家、政党、人民三部分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体系。按照社会契约理论，国家是人民授权的产物，国家的功能在于利用公共权力机构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非法的侵害。国家在民，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决定宪法的基本内容及其根本原则，然后再依照宪法组织国家权力机构。宪法作为民意的集中表达，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产物。但是，在民主社会中，由于公民意志的不一致性，合理的价值冲突是民主社会的常态。因此，在决定宪法的过程中，完全的民主制是很难达成一致，即使可以达成其成本也是极高，极大地影响了政治活动的效率。代议制是实现民主与效率有效平衡的机制，现代民主国家多实行代议制度。政党政治就是代议制的产物。政党作为联系国家与人民的桥梁，它通过执掌国家权力，将其成员和其支持者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使国家政权真正服务于保障人民权利，实现政治民主化。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这种桥梁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集中民意，表达公民的政治要求和愿望，另一方面，又通过公意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领导与节制。这样，政党就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中介组织，起着沟通国家与社会的功能，通过将公民组织并纳入政治系统的方式，组织有序的政治生活。政党政治也正是通过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严格规定政党对国家权力的介入、影响、行使的程序和规范，明确规定各政党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以及对其进行监督和制裁的机制，从而使政治关系转变为法律关系，实现政治的法治而非人治。政党政治这种功能通过执政党对国空权力机关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并不是直接利用国家权力对社会进行调控，这样会导致以党代政，执政党承担了过多的不属于自己的职能，妨碍国家权力的有效运行，也破坏了国家、政党与社会三者的平衡。执政党的领导必须通过政治决策来实现，也就是说执政党是通过将社会各个阶层、集团和个人的不同利益及其价值取向整合起来，形成社会公共利益，并作出公共的决策。从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关系来看，执政党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就是提出公共决策并监督权力机关实现公共决策的过程。执政党拥有对国家权力机关领导的权力，这种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因而政党权力也是一种公共权力，必定是有限的权力，要受到公共理性的限制。另一方面，从政党权力与社会关系来看，政党权力也是一种派生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人民权利才是本源性的。执政党进行公共决策时，要以人民权利的保障作为根本旨归。政党虽然是特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的代表，但其执政要具有合法性，要获得人民的同意就必须真正体现人民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它就必须超越其自身的局限性，具有表达社会公共利益的能力，平等对待各党派、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全体公民的利益及其价值选择，并进行对话与交流，通过磋商在公民与公民团体之间达成共识，将全体社会成员合理的要求综合起来，整合成社会基本秩序，保障社会稳定和有序的运行。所以，政党政治功能的发挥必须坚持公共理性的准则。
第三、从政党治理角度而言，公共理性是有效的政党治理方式。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指出,治理是公域和私域、个体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一系列方式的总和。它是使多元或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整合并以此达成行动一致的过程。只要在存在权利委托与的组织之中，方与委托方就会存在利益的区别或冲突，双方就必须就利益配置的合理性与公正性进行不断滚动的谈判机制进行协商和调节。而每一次谈判都需要支付交易成本，因而导致了契约的非完整性，治理就是着眼与这种利益配置的协调，以确保合约的有效性与公平性。政党制度作为现代代议制度的产物，人们加入或支持某地政党参与选举并获取国家权力，就是要实现其利益。政党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是各种利益的博弈场，是社会上意见表达和利益实现的工具,它与社会必然存在权力授受关系。在政党内部和政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利益不一致的可能性，政党也就适用于治理关系。政党治理就是“政党同市民社会就利益分配与发展等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进行谈判与再谈判,在民意基础上完成社会整合、达成社会团结,并实现经济社会高效、有序的发展”[8]p22的全过程。因此，作为执政党要保持国家与社会的高效与稳定的发展，就必须理性地处理其价值理念，使其代表的利益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也就是说，执政党要从公共的善的观念提炼并不断修正其价值理念，以公共利益的创造和维护作为其活动的基本目标，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平衡党内外各种利益的冲突。总而言之，政党治理就是政党与社会就公共利益的分配的谈判与磋商过程，这一过程受公共理性的理想所规导。“每当法官、立法者、行政长官、以及政府其他官员，还有那些作为公共职位的候选人出于理性的动机并按照公共理性去行动的时候，当他们向其他公民解释他们用以支持根本性政治立场的理由的时候，而且这种解释又是在他们以为最合理的有关政治正义概念意义上作出的情况下，公共理性的理想就成为可以实现并能够达成的理想。”[4]p4由于民主社会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政党内部、政党与政府、以及政党与社会的利益时常会有不一致，如何就利益的分配进行谈判，这就要有一个各方可以达成共识的基础。公共理性的理想之所以可以成为各方利益协调的基础，是因为公共理性的理想为各方都设置了共同的谈判规则。政府官员以及各党派的竞选人都必须根据公共理性的要求，向他们所代表的选民论证他们所提出的方案以及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合乎正义的，并且他们都履行对于其他公民的公民性责任。同时，公共理性的理想也指导着那些并非政府官员和政党候选人的公民的行为。在公共理性理想指导下，公民们将他们自己当作立法者、公共政策的决策者、政党候选人，并且要问他自己什么样的方案是能够获得互惠标准支持。这样公民也就有了和政府官员以及政党候选人一致的判断标准，并拒绝接受所有践踏公共理性的政府官员与政党候选人。只有当政府、政党以及公民三方都可以按照公共理性的指导，就利益和合理分配达成一致，国家、政党、社会才可以实现稳定的平衡，朝向良性互动的方向了展。相反，一个政党如果只是从自己狭隘的利益出发，为一己之私利任意宰制社会利益的分配，就会成了一个凌架于社会之上的特权的政党，就会导致社会、国家、政党三者之间秩序的紊乱，破坏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也就会失去其政治合法性，最后失去其统治地位。政党治理必须坚持公共理性的指导，按照公共理性探究指南平衡各种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发展，这是执政党治理的根本方法。
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政治自由主义的论证是极有建树的，他的理论揭示了民主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就是理性在公共领域的应用，并对公共理性的形式作了政治自由主义的解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罗尔斯的体系就是绝对的真理，他的论证方法就是完美无缺的。罗尔斯的体系既使在西方社会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这些批评也是极有见解的。哈贝马斯从商谈伦理学的立场批判罗尔斯原初状态的设置是一种信息强制，公共理性是主体间性的理性而不是一种独白的理性。迈克尔•桑德尔则从社群主义的角度批评其“权利优先于善”的理念，并指出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慎思的理性。在此，我简单地提及哈贝马斯以及社会群主义者迈克尔•桑德尔对他的批评作为本文的结尾，以说明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共理性不是惟一的理解民主公民所依赖的相互尊重的方法，公共理性可以有多种表达形式，政治文明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同时更具有特殊性。各国因其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其政治文明也会有多种表现形式，我们相信这也和罗尔斯的观念是可以相容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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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伯特•达尔著，尤正明译：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m]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篇8
一、社会公共利益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一）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
我国《合同法》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基本沿袭了《民法通则》的做法。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合同法上的“社会公共利益”相当于法、德、日民法上的“公序良俗”概念。较之于公序良俗，“社会公共利益”概念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字面含义很容易使人望文生义地认为国家利益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是对立的，不如公序良俗既高度概括又简单明了。为避免社会公共利益观念所带来的不必要的混淆，本文也倾向于认为公序良俗观念更为合理。为行文的方便，后文将“（社会）公共利益”与“公序良俗”同义使用。
与公序良俗等义使用的社会公共利益包括“公序”、“良俗”两个方面的内容。公序指的是内在于一国法律秩序的原则和精神，法律是国家的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共同利益的体现，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往往具有同一性，因此，公序既代表国家利益，同时也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换言之，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都可以归结为公序。良俗指的是社会一般的道德观念，但不是所有的道德观念都是良俗，只有其中维护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标准，才是此处所谓的良俗。[1]当然，法律与道德并不易区分，除了纯粹技术性的法律，绝大多数法律都有其道德基础。只不过，较之于道德规范本身，法律对道德的要求相对较低，所以才有了“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提法。以被认为属于典型的善良风俗内容的非法同居协议为例，既可以从其违反了性道德，从而构成违反善良风俗；也可以认为其违反了夫妻双方具有的同居法律义务，从而认为违反了法律义务。正如梅迪库斯所指出的，《德国民法典》第138条并非旨在将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进行完全的协调，因为该条所称的善良风俗，“只是从道德秩序中裁剪下来的，在很大程度上被烙上法律印记的那部分”。[2]公序是内在于法律秩序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是对法律规则的补充，在法制成熟或相对成熟的国家，具有法律意义的道德已被“公序”概念所涵盖，因此，确实没必要也不可能严格区分公序与良俗。事实上，公序和良俗的衡量标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社会妥当性”或“社会的正当性”原则，而且在实践中往往也未加区别。但从揭示公序良俗内涵的角度看，二者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二者与现行法律秩序的关系不同。“公序”来源于现行法律秩序但又高于现行法律秩序，是体现在现行法律秩序中的原则或精神。但公序本身又不同于法律秩序，法律秩序是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化。良俗则是将法外的道德引入到法律体系中来，从而使法律调整与其他社会调整协调起来，共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二者的着眼点不同。“公序”是以外部的社会秩序为着眼点，而“良俗”则是以内在的社会道德为着眼点。因此，某些不能为公共秩序所涵盖的类型，如违反职业道德、违反最低限度道德的行为可以归入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
公序良俗与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性质上均属于一般条款，具有法官造法、弥补法律漏洞、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功能。尽管理论上学者多认为二者是不同的原则，但并未清楚地对二者进行界分，致使实践中很多人对其不加辨别，出现诸如合同违反公平原则无效之类的判断，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区分。笔者认为，对二者的区分，既应着眼于原理，更应注重实践；既应着眼于现状，更应注重其发展趋势。总体来看，二者的区别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从其性质和功能的角度看，社会公共利益系对合同只有的限制，表现为合同不得逾越的界限。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在性质上属于对个人和社会利益冲突的调整。而诚实信用原则则通过赋予当事人“诚信义务”，促使当事正确的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其在性质上属于对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的调整。也就是说，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因其具有反社会性，因此或应否定法律行为的效力，或因令权利人承担民事责任。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违反则是当事人之间的私益，因此，对其的违反并不影响法律行为效力本身，而且一般也不导致法律责任的承担。
其次，从法律效果的角度看，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当事人行为的界限，当事人一旦逾越，即须承担否定性的后果，或是合同无效，或承担民事责任。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则尽管该次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不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但是契约依然有效，以后当事人若变更了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的方式，仍有被法律认可的可能。可见，社会公共利益在调整方法上较为刚性，并无缓冲余地，其只能对法律关系做一般、划一的处理。相比之下，诚实信用原则“一事一议”，在处理方法上更具有弹性。
再次，从适用范围来看，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精神，适用于所有的法律领域，自然也包括民法的所有领域，人格权领域、经济社会领域、婚姻家庭领域；法律行为、事实行为领域，莫不有其适用。但诚实信用原则主要调整个人与个人的利益冲突，针对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的行为，主要适用于债法尤其是合同法领域，适用范围较窄。
最后，有学者认为，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现代民法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公共利益到诚实信用原则的转变过程。[3]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此种判断是成立的。因为某一行为究竟违反的诚实信用原则还是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在此问题上，总体上确实表现出从社会公共利益到诚实信用原则转变的趋势，即原本属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原则的内容，因其存在着后果僵硬的问题，不适应千差万别的交易需要，因而后来法官认为其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使合同继续有效。但也要看到，一方面，社会公共利益原则自身也存在着一个调整问题，即从指导性公序走向保护型公序、从绝对无效到相对无效的调整问题。另一方面，不论是诚实信用还是社会公共利益，都不过是对行为自由的限制，只不过，前者仍在私法自治范围之内，后者则为私法自治设定界限。即便在未来时代，二者都有其存在的必要和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公共利益永远有其存在的必要和空间。
（二）《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规范分析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分析《合同法》第52条第4项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即背俗无效规则。在该规定中，社会公共利益的本质在于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其主要通过否定合同的效力来实现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其内涵，有必要对背俗无效规则本身进行规范分析，以探究其对合同效力影响的机理。笔者认为，准确理解《合同法》第52条第4项规定，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是一项规则而不是原则。就民法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制度而言，存在不同的层次，分别是：（1）《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的民法基本原则意义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它广泛适用于物权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等所有的民法部门，抽象性最高；（2）《合同法》第7条规定的合同法基本原则，其抽象性尽管不如前者高，但作为基本原则而不是具体规则，只有在穷尽具体规则仍没有找到对应的规则时，才能适用；（3）《合同法》第52条第4项规定的合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则。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作为合同无效规则之一的《合同法》第52条第4项，不能将其与作为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合同法》第7条规定相混淆。民法规则（或规范）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个部分，《合同法》第52条第4项是有关合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一行为模式的规定，其与《合同法》第56条、第58条有关无效合同法律后果的规定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法律规范。尽管在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判断上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能否定该规范兼具行为规范和审判规范的性质，法院也可以直接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规定，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但作为民法或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作为立法准则和司法准则，只有在没有具体规范可供适用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换言之，其在适用上具有补充性。因此，在判断合同效力时，如果要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认定合同无效，为防止向一般条款的逃避，要援引《合同法》第52条第4项，不能援引《合同法》第7条，更不能援引《民法通则》第7条。例如在所谓“中国公序良俗第一案”的“张学英诉蒋伦芳遗赠纠纷案”中，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遗赠人黄永彬所立的遗嘱违反了公序良俗，属于无效行为，对原告张学英的诉求不予支持。笔者认为，遗嘱行为并非合同行为，因此法院根据《民法通则》而非《合同法》对法律行为的效力作出判断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在《民法通则》第54条第3项明确规定法律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的情况下，法院不援引该条，却适用《民法通则》第7条有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的规定，构成了向一般条款的逃避，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
第二，它是一个效力性规范，其本质在于限制合同自由。在合同法领域，社会公共利益为合同自由设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因其具有反社会性，因而归于无效。可见，社会公共利益对合同法的控制落在效力控制这一环节，这与诚实信用原则不同。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的影响几乎及于从合同成立、履行、变更、违约责任的全过程，不仅如此，它还向合同成立之前及解除（或终止）之后延伸，但其并不及于合同效力环节，这是社会公共利益与诚实信用不同的地方。从这一意义上说，有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的规则属于效力性规范，此其一。其二，只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才归于绝对无效，换言之，损害特定当事人或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仅为相对无效或可撤销。违法合同之所以归于无效，就其本质而言，仍在于其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换言之，在判断《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所规定的强制性规范是否属于效力性规范时，最终应诉诸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考察该违法行为是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只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才归于无效。[4]
第三，它是一个一般条款，其本质在于授权法官进行价值补充。尽管违法无效的本质在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但应当看到，作为效力性规则，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较之于违法无效更为抽象、更为原则，因此也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正因如此，笔者不同意以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确定违法无效的标准，因为如果说违法无效中的“法”还是相对确定的，因而只存在着如何在法律解释时确定其为效力性规范还是管理性规范的话，那么，在适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规则时，其前提是根本找不到相对应的具体法律法规，反过来说，只要有具体的规则可供适用，就不能适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规则。从这一意义上说，可以认为背俗无效规则的适用前提就是存在法律漏洞。但也要看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本身又是一项独立的合同无效规则，具有直接的可适用性，因而与通常所谓的法律漏洞又有所不同。究其本质而言，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规则属于一般条款，其实质就在于授权法官援引基本原则，并结合个案情形进行价值补充，属于广义的漏洞补充的范畴。为防止向一般条款的逃逸，就合同无效规则的援引而言，应遵循“具体的合同无效规则（《合同法》第52条前三项）——违法无效规则（《合同法》第52第5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合同法》第52条第4项）”这一从具体到抽象的顺序，该顺序同时也构成法院适用法律时的请求权基础检索顺序。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合同法》第52条第4项与第5项的顺序对调。
第四，它还是一个引致规范。如前所述，公序良俗包括公序和良俗两个方面，其中公序指的是就是蕴含在现行法秩序中的法律原则，包括民法原则和宪法原则；良俗指的则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因此，尽管《合同法》第52条第4项是有关合同无效的一个规则，但其内容却是抽象的法律原则乃至法外的道德。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过该条规定，抽象的法律原则和法外的道德进入了合同法的视野之内，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因此该条还具有引致规范的性质。
总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形式上是一个独立的规范，从这一意义上说有别于作为合同法乃至民法基本原则的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但就其内容或实质而言，其又是将公序良俗原则引进合同法并用以对合同的效力进行判断，与原则性规范并无本质区别，较违法无效具有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其只能作为最后的、兜底的或补充性的效力规则来适用。
二、背俗无效规则的类型化分析
正是由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很不确定，因此有必要通过类型化的方法加以具体化。在笔者看来，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进行类型化，既要立足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及司法实践，也要适当借鉴域外判例和理论，同时还要具有针对性、逻辑上的周延性。笔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即公序良俗，包括公序与良俗两部分内容，公序主要是指法律秩序，良俗指的是法律秩序之外的道德。在现代法治社会，宪法是公共秩序最全面、集中的体现，因此对公序的类型化应诉诸于对宪法规范的类型化。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宣言书，调整的就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派生出国家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国家机关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及横向关系主要涉及组织法的问题，与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关联不大，因而公共秩序主要涉及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就宪法上的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而言，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同时就是国家的基本义务，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义务同时就是国家的基本权力，二者属于一体两面的关系。笔者认为，可从基本权利义务的角度将公序分为基本权利实现型公序（对应的是国家的义务）和管理秩序维护型公序（对应的是国家的权力），其中前者又可进一步分为狭义的基本权利保护以及弱者利益保护两种类型，后者又可分为经济社会管理秩序之维护和婚姻家庭秩序之维护两类。基于这一分析，本文将公序良俗分为五类：（1）基本权利之维护；（2）弱者利益之保护；（3）经济社会管理秩序之维护；（4）婚姻家庭秩序之维护；（5）善良风俗，指的是伦理道德之维护。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有以下几种形态值得探讨：
（一）基本权利的保护与合同效力
在我国，法院包括最高法院并没有监督、解释宪法实施的权力，而且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并不存在侵害他人基本权利的问题，因而在民事审判中，不能直接根据宪法来判案。但宪法不能直接司法化，并不意味着基本权利对司法审判就没有任何意义，毕竟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条款是一切社会和法律规范中最高层次的规范，它们不应仅限于宣示功能，而应对各种法律关系包括私法关系具有指导意义。如果宪法不具有任何的司法意义，将会使宪法空洞化和抽象化,无法使宪法成为公民维护权利的法律武器。笔者认为，尽管法院不能直接拿宪法来判案，但宪法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作用于司法实践。
基本权利条款在民事司法中的间接适用，需要在宪法和部门法如民法之间搭设一条桥梁，使得基本权利条款可以通过这些桥梁进入到部门法中来，具有可司法性。基本权利条款与部门法间的桥梁就是各个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如民法中的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行政法中的依法行政原则、合理裁量原则、比例原则等等，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等。部门法之下，还有子部门，如民法内部还有人格权法、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侵权法等部门，这些部门在分享民法基本原则的同时，可能还会有自己相对独特的原则，如人格权法中的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原则、物权法中的物权法定和一物一权原则、婚姻法中的一夫一妻原则、继承法中的有限继承原则、侵权法中的自己责任和完全赔偿原则，等等。光有“桥梁”尚且不够，这些“桥梁”必须要通向某一个具体的规则。事实上，这些基本原则和子部门的原则，本身就是立法准则，是各种具体规定的源泉。基于这些原则，会生发出很多具体的规则。从广义上说，各项原则性规定以及各种具体规则都是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在部门法的实现，因为几乎所有的规则都是作为立法准则的原则性规范的具体化，故几乎所有的规则都可以认为系基本权利在部门法的实现，但如此一来，也就失去了探讨基本权利在司法中间接适用这一问题的必要了。因此，本文所谓的基本权利的间接实现，是从狭义上说的，即基本权利条款通过原则性规范指向某一个特定的规则，该规则就是将宪法上有关基本权利的规定转介（或称引致）到民法中来的规则，在民法上主要体现为公序良俗规则。王泽鉴先生指出：“私人间的民事关系亦应受基本权利的规范，惟应采所谓间接效力说，即经由民法上的概括条款实现宪法基本权利的价值体系，期能在法律体系上保障私法的自主性，使私法在其完整体系之内解决私法的问题，并维持法整体秩序的一致性。”[5]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意义上的公序良俗规则必须要具有以下特性：一是其形式上是一个法律规则，因而有别于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公序良俗原则；二是从性质上说，该条款兼具引致规范与一般条款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其引致规范性质表现在，通过公序良俗规则，将基本权利条款引入到民法中来，用以确定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时，有必要对基本权利所体现的客观秩序价值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价值进行综合权衡，进而确定合同是否无效。苏永钦先生指出：“间接效力说并不是把人权涵蕴的价值直接等同于公序良俗，而是以与私法自治的价值相权衡后才标定公序良俗的门槛，据以认定系争法律行为有无违反而无效。”[6]总之，公序良俗规则是以公序良俗原则为内容的规则，而公序良俗原则以外的其他民法原则，并未形成以相应原则为内容的规则，如并未形成以平等原则为内容的平等规则、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内容的诚实信用规则，因而有别于公序良俗原则。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说公序良俗原则是宪法间接适用于民法的“桥梁”的话，那么，公序良俗规则就是宪法间接适用的载体。通过公序良俗规则，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条款尽管不能直接作用于司法，但却对民事司法具有意义，此即本文所谓的基本权利条款在民事司法领域的间接适用。由此可见，《合同法》第52条第4项在法律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为准确理解基本权利保护型公序良俗规则的适用，特举“禁止结婚案”加以说明：甲公司在与其女性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不能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结婚，否则，视为自动辞职。”后女员工乙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结婚，甲公司要求其辞职，乙不同意辞职，甲公司遂以其违反劳动合同为由请求解除与乙的劳动合同，乙请求法院确认合同中有关结婚即视为辞职的条款无效。问：该约定是否有效？如无效，其依据是什么？对此，论证路径不一，可能的理由包括：第一，认为其违反了《婚姻法》第5条有关“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的规定，从而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违法无效规则认定该约定无效。第二，认为其违反了《婚姻法》第2条、第3条规定的婚姻自由原则，从而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背俗无效规则认定该约定无效。第三，认为其违反了男女平等原则，构成对女性的歧视，同样根据背俗无效规则而认定该约定无效。以上各说都有一定的道路。《婚姻法》第5条明确规定，第三人不得干涉他人婚姻，但一般认为，就该条规定的第三人干预主要针对的是第三人强迫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结婚或不结婚的行为，其后果是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婚姻法》第13条有关胁迫婚姻的规定撤销婚姻。而本案中，公司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女职工的婚姻自由，但并未强迫女职工与他人结婚或不结婚，因而不宜以违反《婚姻法》第5条的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那么，该约定究竟是侵害了女职工的婚姻自由权还是平等权？从表面上看，公司仅与女职工约定“不能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结婚，否则，视为自动辞职”的条款，而未与男职工作此约定，似乎侵害了女职工的平等权。但问题是，如果与男职工也作同样的约定，此种约定是否同样会罹于无效？答案是肯定的，因此，认为侵害了平等权的观点仅是看到了问题的表象，并未看到问题的本质。在笔者看来，此种约定之所以不论对男职工还是男职工都是无效的，关键在于其侵害了员工的婚姻自由权。我国《宪法》第49条明确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明确规定了婚姻自由权，《婚姻法》第2条、第3条也对婚姻自由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此情况下，公司与职工约定“不能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结婚，否则，视为自动辞职”，显然侵害了职工的婚姻自由权，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因而是无效的。
（二）弱者利益的保护与合同效力
在我国现行法制中，存在两种意义上的弱者。一是客观意义上的弱者，二是主观意义上的弱者。客观意义上的弱者，指的是法律将某一类人相对恒定地认定为弱者，并对其予以特别保护，此种弱者又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弱者，主要包括劳动者与消费者两种类型；二是生理上的弱者，主要包括妇女、老人与儿童。主观意义上的弱者指的是仅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是弱者，主要是指公司中的少数股东、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少数业主等多数决规则下的弱者。客观意义上的弱者，一般会有专门的立法对其予以保护，如《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就是专门对劳动者、消费者、妇女、儿童等弱者群体进行特别保护的法律。而主观意义上的弱者，往往并无对应的专门法律，因而只能在具体的某一法律制度中对其加以特别保护，如《公司法》有关少数股东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股东代表诉权的规定，就是对少数股东的特别保护。
对弱者进行特别保护本身就是公共秩序的重要内容，如我国宪法就有关于对妇女、老人、儿童给予特别保护的规定。但就制度层面而言，并非所有的弱者保护都需要诉诸于公序良俗原则或规则。以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为例，《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全过程、全方位地体现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劳动合同的订立、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劳动场所、劳动合同的解除、劳动争议及举证责任等无不体现了劳工保护的理念。问题是，在劳动法领域，是否还有公序良俗规则适用的余地呢？《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1款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该条并无背俗无效的规定，这是否意味着背俗无效规则不能用以确定劳动合同的效力？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背俗无效规则与违法无效规则是并列的，该条将违法无效规则纳入劳动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中，却没有规定背俗无效规则。根据明示其一排除其他的解释规则，应认为在劳动合同领域，不能适用背俗无效规则，即不能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宣告劳动合同无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背俗无效规则是合同无效的一般性规则，《劳动合同法》是特别法，特别法没有规定的，仍然可以根据《合同法》有关合同效力的一般性规定认定合同效力。既然背俗无效是合同无效的一般性规则，故仍然可用以认定合同的效力。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除了“明示其一、排除其他”的当然解释规则外，最重要的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已有大量地关于劳动者保护的规定，这些规定已对劳动者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保护，因而极大地压缩了公序良俗规则适用的空间，法院完全可以根据违法无效规则宣告合同无效，不必诉诸背俗无效规则了。对妇女、老人与儿童的保护也是如此，如遗嘱没有预留特留份的，部分无效；未成年人签订的合同原则上无效，等等，均无须借助于背俗无效规则。总之，弱者保护本身就是重要的公共秩序，而此种公共秩序又最集中地体现在客观意义上的弱者保护中，但对此种弱者的保护，因为已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反而无须借助于公序良俗制度来实现其目的，因而客观意义上的弱者保护反而与公序良俗规则的关联甚少，故本文主要探讨主观意义上的弱者保护与公序良俗的关系。
问题是，对少数人利益的保护是不是公序良俗？在分析之前，先让我们来看一则真实的案例：原告834人、被告38人均为某商厦的业主。某商厦的业主在其内部有1344个商铺。2002年1月25日，某商厦的业主正式开业经营。2004年10月24日，某商厦的业主召开首届业主代表大会，会上制定了《章程》和《公约》。2005年后，商厦内部经营方式存在部分业主自营、部分委托经营的情形。2007年7月8日，某商厦业主委员会根据大多数业主的意见（1344个铺位业主中已有1188个铺位业主与乙方签订委托经营合同，占业主所持票权总数的88.39%），与第三人经营公司签订了《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将该商厦的全部铺位委托甲公司经营。到本案开庭审理之前，共有1190个铺位的业主与选定的经营公司签订了《委托经营合同》，但仍有38名业主不同意将自己的铺位交给经营公司经营。于是，1190个铺位的834为业主作为共同原告将该38名业主起诉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有效。
关于业主委员会与经营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章程》、《公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鉴于某商厦商铺的整体关联性，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要对少数人权利作出必要限制，故《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有效，一审法院持此种观点。第二种意见认为，《章程》、《公约》是依据《物业管理条例》制定的，其中涉及经营方面的内容违反了《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应认定为部分无效。业主委员会与经营时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超越了其职权，是无效的，对38名不同意的业主不具有约束力。该案后来请示至最高法院民一庭，最高法院民一庭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经营性用房的专有部分的经营方式不属于业主大会的共同决定事项。业主公约或章程作出的该专有部分是自主经营还是委托他人经营，由全体业主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投票共同决定的约定无效。业主大会根据该公约或章程作出委托经营的决定后，业主委员会与他人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对未经同意或追认的业主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两种观点确实都有一定道理。第一种观点认为，《章程》和《公约》符合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从保护大多数的利益出发，应认可其效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多数决也不能侵害少数人的合法权利，否则就是无效的。二者的分歧最终体现在：究竟是多数人的利益属于公共利益还是少数人的保护属于公共利益？笔者认为，民主的精髓不在“少数服从多数”，而在于如何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否则，民主就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正因如此，民主需要通过法治来规范，其底线是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自由，因而侵害少数人合法权益的决议即便符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是无效的。
就本案而言，《章程》和《公约》侵害了少数业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专有部分所有权，因而是无效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一种复合性的权利，它由专有部分所有权、共有权以及成员权（即共同管理权）三部分组成，其中专有部分的所有权在性质上与传统上的单一所有权并无质的区别。但是一栋或多栋建筑相互毗邻，同一栋建筑内各单元、各楼层也相互毗邻，形成一种共同关系，因而需要各业主共同参与管理，对公共部分如绿地、公共设施、公共场所等享有共有权。正因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共有权和管理权涉及公共事项，因而需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由业主共同决定。因此《物权法》第76条规定的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针对的是这两部分权利，而不涉及专有部分所有权，对此，该条第1款第7项在其概括性的归纳中已明确的指出，该条仅适用于“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力的其他重大事项”，不涉及专有部分所有权。专有部分的所有权只能依据权利人自己独立自主的意思表示行使处分权，除非所有权人同意，他人不得代替所有权人作出决定，否则，其决定就是无效的。值得探讨的是，《章程》和《公约》无效的规范依据是什么？对此，民一庭的答复并未予以明确，即究竟是因为违法而无效，还是因为背俗而无效？笔者认为，其违反了《物权法》第71条有关“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的规定，因而可以根据违法无效规则宣告其无效。
（三）管理秩序的维护与合同效力
国家负有管理社会经济的权力，此种权力既表现为国家的权利，也表现为其职责或义务。现代社会，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管理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经济、财政、税收、金融、治安等都需要国家制定法律法规并实施相应的管理。从法律的性质来说，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的法律属于公法，与私法实行“法无禁止即为允许”不同，公法实行“法无授权即为禁止”的推理原则。因此，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管理以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为限，否则，即构成违法行政或违法司法。从这一意义上说，就管理秩序之维护而言，除了违法外并无违反公序良俗原则适用的空间，因为这违反了“法无授权即为禁止”的推理原则。但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仅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对于违反地方性法规或者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不能适用违法无效规则，只能根据《合同法》第52（4）条有关背俗无效的规则确定合同无效，所以才有公序良俗规则适用的余地。当然，并不是所有违反地方性法规或者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都是无效的，在判断合同是否无效时，同样涉及利益衡量问题。
在一个案例中，[7]委托人与人就“费及支付方式”约定，委托人以法院生效判决所判定的赔偿金额全额支付人作为律师费用，此外委托人不再支付任何律师费；提起诉讼所需的诉讼费亦由人承担；法院判决生效后，由人承办律师收取本案所判定的赔偿金额并全额作为律师费用。关于该条款的效力问题，法院认为，首先，系争的条款表面看反映的是律师诉讼事务，并收取费用的内容，但实质是当事人和律师事务所之间关于胜诉利益和败诉风险转移的约定。合同中关于律师费条款的约定使应由当事人承担的诉讼风险转嫁至律师事务所，造成了双方间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违反了《民法通则》关于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也违反了合同法关于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权利义务的规定。其次，履行系争费条款后，人已不再是单纯的人身份，其实际取代委托人成为案件结果的直接承担者。该约定超出了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就委托诉讼事务订立合同的范畴，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律师事务所及其委派的律师不是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是为自身利益参与诉讼。故该约定颠倒了委托人与人在诉讼中原有的当事人与人的身份性质与地位，违反了律师法关于律师必须依法执业，恪守执业纪律的规定。最后，律师收取费的多少，应当是以案件难度的大小、律师服务质量的高低、时间的长短等因素为标准。如果本案系争费条款所约定的律师收费方式被认定为有效，不仅将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会对正常的诉讼秩序和律师行业的规范服务等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故有关“费及支付方式”条款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其效力应为无效。
笔者认为，在案涉条款效力问题，法院以“费及支付方式”条款违反了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以及律师法关于律师必须依法执业、恪守执业纪律的规定为由宣告合同无效，理由并不充分。一方面，《合同法》相关条文明确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情形，其中并不包括违反公平原则的情形，而《合同法》第54条已将显失公平明确作为可撤销而非无效的事由，除此之外，显失公平不应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一般条款。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只有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合同才是无效的，违反其他基本原则如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原则的，不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可见，该判决混淆了公序良俗原则和公平原则、等价有偿原则等在认定合同效力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法院以该条款违反律师必须依法执业、恪守执业纪律的规定为由认定其无效，同样不妥当。《律师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可受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该条系原则性规定，并无明确的强制或禁止性内容，因而并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而案涉条款也不存在违法无效的问题。笔者认为，发改委、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实行风险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实行风险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该规定属于部门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对其的违反显然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100%的风险确实违反了该条有关“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的规定，因而可以将归入《合同法》第52条第4项有关违反公序良俗的范畴之中，进而宣告合同无效。本案判决并未明确宣告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并不妥当。
值得探讨的是管理秩序与“红头文件”的关系。“红头文件”并非法律用语，是老百姓对“各级政府机关”（多指中央一级）下发的带有大红字标题和红色印章的文件的俗称。“红头文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红头文件”就是从字面理解的带红头和红色印章的，既包括行政机关直接针对特定公民和组织而制发的文件，也包括行政机关不直接针对特定公民和组织而制发的文件，以及行政机关内部因明确一些工作事项而制发的文件。狭义的“红头文件”专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的公民和组织而制发的文件，这类文件对公众有约束力、涉及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法律用语所称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以外的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实践中，通知、答复、意见、公报、会议纪要等都是“红头文件”的重要形式。“红头文件”的大量存在并非毫无理由。它至少可以缓解法律供给和法律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在新的法律法规出台之前，“红头文件”不仅可以解决新的社会关系无法调整的问题，而且为制定相关法律奠定了实践基础。此外，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中央的规定往往抽象、概括，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的“红头文件”往往能厘清概念，有利于中央文件“落地”。但是，这种合理性并不能掩盖“红头文件”的先天缺陷。熟知“红头文件”产生过程的人们能够体会到，最终决定一方百姓福祉的“红头文件”往往出于一两个领导或者经办人员的动议，而这恰是“红头文件”与法律、法规制定过程最大的不同。
带有管理性的“红头文件”是否都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对此不应一概而论。一方面，要看“红头文件”的制定主体是中央还是地方。一般来说，中央机关的文件其权威性要高，更能体现社会公共利益。而地方性文件则主要体现地方的利益，在判断其是否属于社会公共利益时要尤其谨慎。另一方面，最为关键的是，要看其内容是否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大部分“红头文件”，是法律法规的有效补充，对于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具有指导性、补充性的作用。在法律适用时，法院尽管不能直接将其作为法律依据来援引，但可以将有关“红头文件”的规定作为说理论证的依据，对法院审理案件具有事实上的参考适用的意义。对于明显与现行法律法规相违背的问题“红头文件”，则应坚决否定其效力。北京曾发生著名“画家村案”，在媒体所普遍关注的李玉兰和村民马海涛的房屋买卖纠纷中，通州法院一审认为，李玉兰是居民，依法不得买卖农村住房，因此判决李玉兰和村民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北京市二中院二审维持了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判决，但同时认定，造成合同无效的主要责任在于农民反悔，画家可另行主张赔偿。但农村住房“依法”不得买卖，其法律依据何在？关于宅基地及其上的农户自住房流转问题，《物权法》并无明确规定，其第153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土地管理法》第62条也仅是规定，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法律不仅没有禁止或限制农户自住房出卖、出租的意思。事实上，禁止农户自住房买卖的，不是国家的法律，而是国务院的“红头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国办发[1999]〕39号）指出：“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正是根据该“通知”的精神，司法实践中才判令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为了进一步确立禁止农村住房买卖的规则，北京高院还于2004年《关于印发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合同效力认定及处理原则研讨会会议纪要的通知》，规定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应以认定无效为原则，以认定有效为例外。该“通知”同样属于“红头文件”的范畴，尽管具有实际上的效力，但不能作为法律依据来援引。
（四）婚姻家庭秩序的维护与合同效力
对婚姻家庭秩序的维护是传统公序良俗的重要内容，拉伦茨先生就将“违背家庭秩序和职业道德”作为独立的一种类型，我妻荣先生有关公序良俗的“我妻七类型”中，第一类“违反人伦的行为”主要也是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史尚宽、王泽鉴先生也都将婚姻家庭关系之维护作为公序良俗的重要内容。学者内地中，梁慧星先生也明确将维护家庭关系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型，被称为“公序良俗第一案”的泸州遗赠案，就是因为张学英是所谓的“第三者”，遗赠合同正是因为损害了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才被宣告无效的。
当事人的婚姻自由是婚姻关系的重要基础，但婚姻自由不同于婚姻家庭秩序：前者侧重于强调婚姻双方个人的自由，包括结婚和离婚自由；后者则侧重于强调婚姻家庭秩序。因而侵害婚姻自由的行为属于“基本权利保护型”公共利益，而不属于侵害婚姻家庭秩序。婚姻家庭秩序之维护也有别于后文将要述及的性道德之违反。应该说，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当违反性道德的当事人是婚姻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时，违反性道德的行为往往也是侵害婚姻家庭关系的问题，如女方的卖淫行为、丈夫的“包二奶”行为不仅侵害了配偶的权利，也侵害了婚姻家庭关系。但违反性道德的行为不一定都侵害婚姻家庭关系，未婚同居协议；反之，侵害婚姻家庭的行为也不一定有违性道德，如断绝父子关系的协议。
侵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包括：（1）侵害夫妻关系，如“包二奶”、重婚等侵害一夫一妻制的行为，通奸、姘居等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这些行为本身可能是事实行为，并不涉及合同问题。但基于此种基础事实，可能会产生法律行为，如基于“包二奶”、通奸等关系赠与“二奶”、情妇以房产，该赠与行为之所以无效，就是因为“包二奶”是违法的。此外，约定夫妻别居等侵害同居义务的行为，离婚预约等侵害夫妻关系稳定性的协议等等，都是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2）侵害家庭关系，如代孕母（借腹生子）协议、断绝父子关系的协议、母子或父子别居协议，等等。一般来说，根据通常的伦理观念，侵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是否侵害公序良俗相对比较容易辨别，但在某些情况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如实践中，妻子与经常夜不归宿的丈夫约定，如其再夜不归宿，以后每晚须向其交纳100元“空床费”，以弥补其“精神损失”，此种夫妻之间有关“空床费”的约定是否有效？对此，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夫妻间有关“空床费”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也有利于督促丈夫履行同居义务，因而此种约定是有效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尽管法律、行政法规并没有关于禁止“空床费”的规定，但此种约定将夫妻间的同居义务金钱化，且也不利于促进夫妻关系的和谐，违反了公序良俗因而是无效的。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空床费”本质上是同居权的金钱化，不利于淳化夫妻关系，违反了公序良俗，因而是无效的。
（五）伦理道德的维护与合同效力
如果说前述的几种类型都是有关“公序”（公共秩序）的类型化的话，那么，最低限度道德之维护则属于“良俗”（善良风俗）的范畴。如前所述，“公序”来源于现行法律秩序但又高于现行法律秩序，是体现在现行法律秩序中的原则或精神。而良俗则是将法外的道德引入到法律体系中来，从而使法律调整与其他社会调整协调起来，共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公序”是以外部的社会秩序为着眼点，而“良俗”则是以内在的道德为着眼点。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法官应先考察是否存在公共秩序的违反，只有在确定不存在公共秩序违反后，始可最后考察是否违反了善良风俗。换言之，是否存在伦理道德之违反应放在最后考察。
违反道德的行为可以进一步分为：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如行为；违反人伦的行为，如继父与养女结婚；违反性道德的行为，如卖淫嫖娼行为；违反职业道德，如律师违反律师职责，在协议中约定阻挠委托人调解的条款，在2009年的一个公报案例[8]中，双方约定实行风险，委托人如有接受调解、和解及终止等情形需与人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费数额补偿人经济损失。法院明确将律师侵害委托人诉讼权利的行为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进而宣告此种约定无效。在笔者看来，该案的本质就在于律师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因而构成违反公序良俗。古谚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律师作为职业的法律服务者，应殚精竭虑、尽心尽力地为委托人着想，最大限度地实现委托人的利益。为此，《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24条专门规定：“律师应当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职地根据法律的规定完成委托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在该案中，人通过约定阻挠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结案，其本质是为了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最大限度地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违反了律师的职业道德，从而违反了公序良俗，法院据此认定案涉约定无效是正确的。
三、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机理
（一）关于合同无效的若干问题
一是关于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主体资格问题。合同无效为当然无效、绝对无效、自始无效，对于当然无效的合同，实行国家干预主义，法院或仲裁机关不待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就可以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具有无效的因素。问题是，相关国家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如发现合同具有无效情形的，可否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如发现当事人间的合同存在无效情形的，可通过行政处罚等方式予以处罚，但无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因为对于当事人间的合同关系，行政机关并无诉的利益。如允许其干预私法关系，意味着国家可以任意地侵入当事人的私法领域，既违反了私法自治原则，也有违不告不理的原理。在此，特别需要注意区别私法上的公共利益与公法上的公共利益，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实现机制。在刑事诉讼中，犯罪行为作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其本质就在于侵害了国家或社会利益，因而检察院作为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有权提起公诉。可见，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公共利益是有其利益代表的。行政诉讼也是如此，国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而民事诉讼不同，在私法尤其是合同法领域，公共利益并无自己的“代言人”，因而只能通过合同当事人行使权利的方式，通过否定当事人之间违反公共利益的合同的效力的方式来实现。换言之，在私法中，公共利益并无对应的利益实现主体，相关国家机关无权代表“社会”提起民事诉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合同无效问题上不能有任何作为。一旦当事人提起诉讼从而形成诉讼系属后，法院作为国家机关，自然可以代表国家对合同的效力进行干预，故其有权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无效，而不论当事人有无提起合同无效之诉，或是否提出合同无效的抗辩。可见，在合同无效场合，一方面，从诉讼实施权的角度看，只能是合同当事人，任何人即便是国家也不享有诉权，这也体现了合同自由对国家干预的防御。另一方面，一旦诉讼发生之后，国家可以依职权审查合同的效力，不受当事人请求的限制。
二是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主体问题。如在外资股权转让场合，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合同以批准为生效条件。实践中，很多人认为，未获批准的合同无效或未生效，这是否意味着审批机关有认定合同无效的权力？笔者认为，有权对合同是否有效进行审查的主体只能是人民法院，在法院已经受理的纠纷中，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审查并确定合同的效力。换言之，人民法院认定合同的效力是以存在为前提的。而审批机关所为的审批行为并不具有解决纠纷的性质，且针对当事人的报批材料，审批机关只能作为批或者不批的决定，本身无权对合同效力作出有效或无效的评价。即便是不予批准的合同，其之所以因不生效而在实际效果上等同于无效，并非因为审批机关将其宣告为无效，而是因为合同因未获审批而未能成就法定的生效条件，最终不生效力。
（二）合同的效力体系与规则适用顺序
合同法有关合同效力的规定都属于强制性规范，在合同效力瑕疵场合，应遵循一定的顺序来判断合同的效力，这就是规则适用顺序。就合同效力规则而言，从发生论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违反强制性规范—具体的效力规则。其中，违反强制性规范是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化，而各种效力规则是违法无效规则的具体化。因此，在适用上，根据具体规则优于一般规则的法理，应先考察各种具体的效力规则，然后再考察是否违反强制性规范，最后才考察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具体来说，合同效力判断问题上的规则适用，应遵循如下顺序：第一，要立足于现行立法，优先考察是否存在可撤销、效力待定的规定，然后再是合同无效的规定。第二，在考察合同无效时，《合同法》第52条是关于合同无效的一般规定，而《合同法》第40条、《合同法》第53条以及其他法律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是特别规定。因此，根据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规则，应优先适用特别法上的规定。第三，在适用《合同法》第52条时，要优先考察有无前三项的适用，因为较之于后两项，前三项是更为具体的规定。在确定了不能适用前三项规则后，再考虑能否适用第五项，即是否存在强行性规范的违反。只有在确定不能适用违法无效规则的情况下，最后才考察是否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第四，就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而言，本身也有一定的顺序：先要优先考察是否存在违反公序的行为，然后再考察是否存在违反良俗的行为。就公序的考察而言，首先要看有无可供判断的规则，如考察是否存在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乃至“红头文件”。只有在不存在相应的规则后，始可求助于原则性规定。在考察是否存在违反民法基本原则时，应优先考察是否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之外的其他原则，最后再考察是否直接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中的善良风俗。在考察是否直接违反了善良风俗时，也要优先考虑有无倡导性的行业准则、公约的存在，等等。
只有遵循一定的规范基础思维，才可以杜绝当事人动辄使用公序良俗或相关的模糊概念，提一些似是而非的请求；对法官来说，通过规范实务操作程序、强化规范基础理念，进而在法律适用时，可轻松甄别当事人所提的有关公序良俗的请求或抗辩是否合法、合理。
注释:
[1]于飞：《公序良俗原则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2]【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10页。
[3]马兰、兰漫：《从公序良俗到诚实信用》，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8期。
[4]黄忠：《违法合同效力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129页。
[5]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0页。
[6]苏永钦：《从动态法规范体系的角度看公私法的调和》，载氏著：《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篇9
内容摘要：公共信托原则是环境权保护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本文通过对公共信托原则下我国环境权制度的理论研究，深入揭示我国环境权制度设定和运行中的诸多弊端，并为弊端的解决指出合理有效的途径，以期为我国环境权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公共信托环境权认识论反思
环境权视角下公共信托原则的发展与特征
（一）公共信托原则理论发展概述
公共信托原则（thepubictrustDoctrine）作为发源于罗马习惯法而至今被英美法系延续了几百年的一条基本法律原则，在具有广阔包容性的绿色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已经成为了自然资源法中的一个基本主题，进而该理论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同阳光、水、野生动植物等具有环境范畴意义的物产生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早在罗马法时期，共有物（Rescommunes）和公有物（Respublicase）就已经具备了现代公共信托原则的雏形，而其中物所指向的空气、阳光、海洋（周，1994）在一定意义上已具有了环境的含义。尽管众多罗马法研究者无法对共有物和公共物独立于其他的物而单独存在感到困惑：“对于海洋，在事务性质上无法解释它为何不能为私人所有……但通常海洋未曾为个人所有过”（R.Lee，1956），但这并不能影响其在公共信托原则设立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公共信托理论后来在英国得到了发展，1950年，英国法学家t·迪基斯提出的primafacie理论成就了公共信托理论的雏形，同时也成为英国普通法的规则之一。然而起源于罗马法、经英国发展而创设的公共信托理论，在美国首先得到了采纳，并在美国成立后成为了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立法史上，联邦最高法院通过martinv.waddell和Shivelyv.Bowlby案确立了公共信托原则。在这两个判例中，都以公共信托理论为基础确立了所有权人行使权力应当服从公共权力的原则，这在公共信托理论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然而，由此以后的一系列判决却并没有对公共信托提出明确的理论阐述，一直到现代法意义上的公共信托原则的提出才使得这一尴尬局面得到了有效解决。
现代法意义上的公共信托原则是由美国学者萨克斯（Sax）于1970年在其对tllinoisCentralRailroadV.illinois一案的评论文章中提出的。他认为“阳光、水、野生动植物等环境要素是全体公民的共有财产；公民为了管理他们的共有财产，而将其委托给政府，政府与公民从而建立起信托关系”。公共信托原则理论的核心是社会全体公民对环境的共有关系，全体公民都同等地对各种环境要素享有权利，而政府基于信托关系负责管理全体公民的环境财产。据此，萨克斯在其阐释公共信托原则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权利关系，即环境权。
（二）环境权意义上的公共信托原则特征
从环境权意义上说，公共信托原则蕴含着一般有别于其他权利的内容，应当严格加以识别，并不得使其滥用。
1.公共信托具有公益性。公共信托是基于人类的共有基本权利设立的，其运行的法律意义在于保护整个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社会价值，而排除他人试图通过使用公共信托而满足个人一己之利的需求。2006年美国弗吉尼亚州上诉法院在palmerv.Virginia一案中指出，拒绝私人在沿河码头建仓储设施符合公共信托的要求，因为其“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和幸福，不得污染、损害或破坏州的空气、陆地和水流”。
2.公共信托具有公众性。公共信托是通过法律运行保护广大人们的基本权利，纯粹的私人用途是不当的。公共信托的公共性充分体现了公众参与国家环境事务的公权力。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阐释了社会公民所有的公权力，即公民为“公人”，是参与社会政治共同体的人，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政治权力即为公权力。笔者认为，判断公共信托公共性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看信托目的有无明显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应当集中地表现为市民社会全体公民所具有的共同利益，该利益的行使关乎全局或者具有全局性联系的社会利益；二是判断受益人是否为特定，公共信托的公共集中表现为受益人的非特定性，即该理论所产生的利益并非为特定人所谋求。通过这两方面综合确定的公共性才能构成支撑公共信托的基本内容，“为公众所需”已成为公共信托原则的重要甄别标准。
3.公共信托具有排他性。公共信托理论主张从古老的信托理论中去追根溯源，并提出了某些资源是公共资源以至于排斥在传统自由意识下的私人所有制。公共信托原则要求在这一领域不能适用传统私法上的物权制度，特别是所有权制度。由此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保护信托物的义务，其出售、开发和利用公共信托物的行为都必须服从这一义务，且这一义务的存在和履行不以国家对公共信托财产享有所有权为条件，也就是即使公共信托财产由于某种原因或通过某种方式为私人所有或占有，政府对该信托财产的信托义务仍不得免除。美国orion案中，法院判决orion公司所拥有的padilla湾潮水地，因公共信托原则而禁止了orion公司的挖掘和填充计划，再次说明了政府履行公共信托义务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公众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充分享有对公共信托财产的权益。
基于公共信托原则的环境权认识论
环境权从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无休止的争议与分歧。无论是从物权还是人权角度，环境权都被从其理论到实践进行了详尽的剖析，但却在一定范围内始终无法有效解决环境资源所有者与受益者之间权利诉求途径和个人环境权利保护的公益性等问题。然而，公共信托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为环境权的研究开放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式。
（一）公共信托原则的运用揭示出环境所有权能的分化
公共信托原则在环境权益诉讼中的运用，揭示出环境所有权能的分化，并为解决所有权能分化后公民个人权益的主张提供了依据。环境被作为公共信托财产由委托人交付信托以后，其所有权能即被分化，其所有权能中的收益权能从所有权中被分离出来。此时，作为受托人的国家或政府虽然依信托手段而取得了相应的占有、使用和处分等所有权能的一些要件，但却无法取得收益权能，不能为自己的利益或即得利益而使用信托财产，更不能将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所生的利益归为自己享有。公民在行使环境权诉求的过程中，可以依据环境所有权能的分化以及收益全能的主张，有效解决环境权诉讼中个人权益的诉求问题，这在法学理论上解决了公民个人权益主张的瓶颈，使其诉求的实现成为可能。
（二）公共信托理论支撑下的环境权诉求被赋予了较强的公益性
公共信托理论支撑下的环境权诉求被赋予了较强的公益性，使环境诉讼作为优位利益突破传统私权限制具有了理论与法律上的依据。普通法对于私权的设定是基于传统所有权绝对理论的，这一理论将财产的私人自治放在了首位，通过所有权来设定物，并提升了作为组成私权的权利束的最重要的所有权以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而这种传统的所有权绝对理论，只考虑到将私人自治高于世界上人和人以外的组成部分，而并没有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生态关联性。公共信托理论支撑下的环境权的出现，有力地限制了权利主体与构成所谓“私”物之间的关系。当然，这种优位于“私”权的权利并不是可以随意滥用的，其自身的公益性是其优位价值存在的重要因素。
（三）公共信托理论支撑下的环境权为代际间资源配置提供了解决途径
公共信托理论支撑下的环境权，不仅使环境诉讼中代际间的环境资源配置寻求了一种解决途径，而且使代位权的实现成为了可能。从1893年“太平洋海豹仲裁案”第一次将人类从眼前利益保护扩展到长远利益保障之时，人们逐步开始透过代际权利实现来关注对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思考。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与环境息息相关，用与不用或是如何使用现存资源，都将引发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既可发生在当代人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还可能发生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之中（郭道晖，2006）。公共信托原则支撑下的环境权廓清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确立了后代人作为与当代人不同的利益主体享有的与当代人同样的权利。在笔者看来，环境权代际权利的实现应当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当代与后代权利人就危害事实的一致性；二是当代与后代权利人就危害事实的延续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后代人的不确定性和环境损害的关联性，使得权利主体并不仅局限于具有当前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从环境的共有关系来看，他人的代位权利诉讼也是有效和可能的。
我国环境权制度的反观与回应
环境权从其概念提出已有几十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受了诸如“私法自治”等利益群的质疑与抵触，但其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已日益凸显。“事实上，侵权法一度是我们控制污染力不从心的方式，而且在法学领域，环境保护曾经只在侵权发中被探讨。但是不断枯竭的河流和被污染了的天空已经表明侵权法不起作用；因此环境管理看来是势在必行了”（nancyKKubasek，GaryS，2002）。目前，我国虽然已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但纵观整个环境保护制度，仍然存在值得反思的地方。
（一）公民环境保护基本权利设立缺失
我国环境权制度对公民环境保护基本权利设立的缺失，使得环境保护陷入了被动、无力的局面。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义务，赋予了国家主动行使环境保护的权力。然而，这种基于对行政权力的绝对信任，却并未给环境保护留下司法救济的其他途径，这使得当行政保护缺失或懒惰以后，环境保护陷入被动、无力的局面。笔者认为，赋予公民环境保护基本权力，有效确立公民环境知情权和环境决策参与权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公共信托原则在环境权中的确立，对公民参与环境保护，扩展环境保护司法救济途径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为公民环境权诉求的获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公共信托原则承认了环境权能的分化，使得公民即可以通过国家或政府在行使占有、使用和处分权能过程中对环境权所采取的主动性义务而获得自己的诉求，同时也可以通过公民自身在行使收益全能过程中而主动实现自己的环境权诉求。
（二）我国公民环境权保护界线不清且力度不足
我国通过“民事侵权”来确立公民环境保护的基本手段，使得公民环境权保护界线不清，力度不足。我国在民事实体法中以相邻权等物权方式确立了公民环境保护的手段，但这种基于“民事侵权”而设立的公民环境权对公民的环境保护是不利的。按照传统民法理念，任何人无法对与自己无关的财产提出权力要求，因环境是全体公民的“公共财产”，非公民的个人具体财产，故而当公民环境权遭受侵害时，是无法依凭我国现行民法来行使正当诉求的。笔者认为，“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同传统民事侵权与救济相比，从法理、立法、救济功能与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之处”（王曦，2002）。我们应当基于公共信托原则建立一套有效环境公民保护的司法救济途径，有效的扩大原告范围，赋予单位和个人诉权，而不仅仅是“检举与控告”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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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Lee.theelementsofRomanLaw（4th.ed1956）
3.martinv.waddel,41U.S.(16apat)367(1842):Shivelyv.Bowlby.152U.S.1(1894)
4.SeeJosephLSax.thepublictrustpoctrineinnaturalResourcesLaw：effectiveJudicialintervention，68mich.L.Rev.471（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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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rionCorpV.state.109wash.2d621，641，747p.2d1062，1073（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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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ancyKKubasek，GaryS.Silveman：environmentalLaw.4thedition，newJersey.pearsoneducation，inc2002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篇10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