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理财方法篇1
医院财务分析是医院财务管理的核心重点，也是医院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本文从医院财务分析的目的与作用入手，通过阐述财务分析的方法和采取的措施，着重探讨了医院财务分析的重要性，明确了财务分析对进一步加强医院财务管理和经营管理工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解决医院的财务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
医院；经济管理；财务分析；重要性
医院财务分析是以医院的财务报表及其他相关资料为主要依据，对医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科学的评价与剖析，从分析中可以反映医院在经营过程中的利弊得失与发展趋势，从而为改进财务管理工作和优化经济决策提供重要的财务信息，它是医院经济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医院经济管理财务分析的目的与作用
判断和评估医院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反映其经营情况的重要依据是财务分析，它是衡量已经完成的经营成果的数据体现。当前，医院财务报表主要包括医院资产负债表、业务收支汇总表和明细表、基本数字表和药品收支明细表等。对这些财务报表和其他核算资料进行共同分析，可以了解医院的财务经营状况与成果，从中可以列举出影响医院发展的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进而调整财务指标，优化资产结构，提高医院的赢利能力。
财务分析的作用体现在：由于财务报表是医院财务状况的经营成果的综合信息载体，各类项目的数据如果孤立地去看，并无很大价值，但如果和其他相关数据进行横向或纵向分析与比较，利用财务的专门分析方法，就能从中看出端倪，发现有价值的信息，进而能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评价一个医院的财务状况，为医院的管理者提供有益的数据支持。
另外，现代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财务管理，同样财务分析也是现代医院资本运营的核心要求，也是医院谋求效益的重要手段。医院的一切活动需要以财务管理为基础，它涉及到医院的采购、供应等众多环节，通过正确的财务分析能为医院的高层管理者提供准确的资料；通过财务分析能从复杂的会计信息中出医院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从而为医院管理者作出正确的决策打下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在现代化企业管理过程中，医院管理亦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需求，加强财务管理，进行有效的财务分析，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让医院走上一条良性的健康发展之路。
二、医院财务的分析方法
医院的财务分析包括内部分析和外部分析两部分。内部分析就是专为医院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数据依据的。它主要包括筹资与投资分析、经营状况与财务状况分析等，其目的是为医院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务支持。外部分析主要是指医院在运营过程中分析医院的偿债和盈利能力、资产的运用效率和医院的综合能力。财务分析方法主要有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
（一）比率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就是对财务的比率进行分析，这是正确认识和了解医院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结构组成的重要方法，其分析结果较为直观，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趋势分析法趋势分析法主要是根据医院的经营和财务管理状况，来帮助医院管理者进行发展方向和经营决策的趋势性分析。趋势分析法可以用比率数据或百分比数据作辅助，也可以用数据的绝对值来反映医院整个财务状况的变化趋势。趋势分析法主要是为管理者提供服务。
（三）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主要是指对财务指标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可以是本医院与其他医院数据的比较，也可以是与其他医疗单位的财务状况比较；最常见的是医院上阶段与本阶段的财务状况比较，其比较内容是医院计划财务与实际财务的比较等等。通过这些数据的比较可以对医院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并整理出有价值的信息，为医院的财务管理提供依据。在医院财务分析的几种方法中，比率分析法的应用较为广泛，因为比率分析其结果较为直观，它能减少其他因素的干扰，从而有利于医院的管理者做出正确的决策。无论哪一种分析方法都要尽量让其分析结果准确，否则会直接影响医院的财管管理工作，严重者会影响医院的正常发展。
三、医院财务分析采取的措施
（一）强化学习，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医院的财务分析工作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只有高素质的会计专业人员才能胜任此项工作，也能为医院提供正确的会计信息。因此，若想搞好财务分析，就必须进行会计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断更新知识，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学、管理学的学习，不断调整知识结构，系统地掌握财务分析的方法与技能，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唯有此，才能为医院提供出高水平的财务分析，为医院管理者提供及时、准确、翔实的财务信息，进而减少决策失误。
（二）提高数据准确性、确保财务信息质量财务工作讲究的是数据的准确性，而财务专业人员会因自身素质和水平的限制而导致其计算的数据结果有差异，如果会计科目运用不娴熟、项目分类不明确，那么其最终的数据就无法保证正确。因此，在日常工作中，财务分析人员要准确、及时地收集各种有关财务状况的资料和数据，进行深入和广泛的调查，运用科学的分析手段和专业知识进行比对与分析，进而从中找出“问题”，特别是影响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主要因素，确保提供的数据有依据性、正确性，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出财务分析的作用，为医院经济管理打好基础。
四、财务分析法在医院财务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性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完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财务分析作为一种财务管理手段，已被各行各业广泛应用。由于医院是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的特殊经济组织，其经济运行的质量事关医院的生存和发展，进而保障医院的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偿还债能力处于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财务分析是医院财务管理的核心重点，医院的一切经营决策都必须以此财务分析作为依据，它也是财务预测的基础。医院在经营决策实施的过程中，更需要用财务分析去评估经营成果，因此，提高医院财务分析水平是保证医院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通过财务分析，医院管理者可随时发现自己的不足以及医院的发展潜力，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医院现有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合理安排支出，降低成本，扩大业务收入，使各种资源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发挥它们最大的潜能，让财务分析在医院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五、结语
医院的财务分析工作在医院的管理和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引起各级管理者的重视。因此，医院财务状况是否良好将直接关系到医院的生存和发展，这也是财务管理工作的核心。在医疗行业竞争不断加强的今天，医院只有不断加强财务管理工作，不断完善医院财务管理体系，从根源上搞好财务分析，才能保障医院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邵菲.管理会计在现代医院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现代生物医学发展，2012年10期.
[2]何铁方.医院财务报告的发展趋势.卫生经济研究，2011年12期.
正确的理财方法篇2
关键词：宪法 私有财产权利
一、中西方有关私有财产保护的思想文化对比
(一)西方有关私有财产保护的文化渊源
财产权观念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信条之一，重视财产权问题一直是西方的传统。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指出“如果不免除债务和重新分配财产，负债人就不可能以一种自由精神享受他们的权益，因此改革者希望他们获得某种适度的财产．确信贫困的产生更多在于人们的贪婪．而不是更多的在于个人财产的减少。这样的确信确实是社会安全最稳定的根源．使人们保持这样的信念是后来建立一切政治制度最稳固的基础”因此他指出“必须用某种制度来确定财产”
亚里士多德发扬了西方传统的财产权观念．认为私有财产会使人感到“人生的快乐”他指出了美德与财产之间的联系“巨富者倾向于傲慢和自负的卑鄙．赤贫者倾向于下贱和恶毒的卑鄙．而不正义的行为要么通过傲慢产生。要么通过恶毒产生，因而中产阶级更倾向于理性的行为”
洛克开创了“自然权利说”的财产权理论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普遍的自然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即使进人市民社会以后．人们仍然具有这些基本权利主权者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这种权力决不容许扩张到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须保证每个人的财产他奠定了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的理论基础
现代学者立足于现实需要．使财产权理论日益世俗化。边沁认为．财产权同法律是共生死的。财产权是财产在法律上的表现．是法律对财产的认可和确认．从而直接揭示了财产权在法律中的重要位置。
伴随着理论的日益成熟．西方国家也早就在宪法中提出了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的条款英国是第一个把私有财产纳入宪法保护的国家1625年的《权利请愿书》就开始了对私有财产的确认和保护。“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受侵犯”最早被规定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书》中，随后载人1791年的法国宪法。美国宪法虽未明确规定．但其关于财产权保障的内容亦蕴含在宪法修正案的第5条和第l4条的“正当法律程序中”．“任何人…不得未经法律正当程序既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
(二1中国有关财产保护的文化精神
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直到2004年才在宪法中明确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滞后性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文化传统中本身就缺乏这种思想背景。
自西周以来．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统治者奉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把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则处于辅助的地位。传统的“义利观”占据道德体中的核心地位。孔子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不义而富贵，为君子所不耻”，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而后取”。法家在治国上也重视“功利”，与儒家对立．但法家的废私立场，与儒家一致。韩非子以“法”为“公”．合称“公法”。常常以“法”与“私”对立．认为法的功能是“去私”
道家的立场是义利两忘．即所谓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道家是“忘利”的，且不分公私两利实则“去私”也是道家应有之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发展到宋代，理学明确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存之所欲。”此处的“理”．即为“公”，“欲”即“私”。宋明理学将义与利的对立推向了极端．进而影响了后来人的思想观念绵延了两千多年“义利”之争有一个共识就是“去私”而“倡义”。当然．笔者对传统的“义利”．“公利”之分析并不是对“倡义”这种传统的否定我所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对“公私”，“利义”，“理欲”过分的对立和对“利”、“私”和“欲”的过分抑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长期未能摆脱传统“公”与“私”对立思想的桎梏．认为社会主义就应该实行公有制．个人就理所应当的服从集体。认为私有财产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追求私有财产是自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侵犯私有财产的事例不绝于耳对个人利益的忽视和在法律上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缺乏，对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因此在宪法中确立私有财产保护的原则是国情的需要。
探究中西方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文化渊源．可以看出两种法律文化演进的路径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倡导自由的个人主义．崇尚法治．历来强调私权利对公权力的约束和限制其法律较早地凸显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成为必然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历来被我国所倡．进人社会主义阶段．此价值观与马列主义理论有契合之处．集体主义又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对集体主义的高扬必然会抑制个体对私权利的追求．甚至以谈私权利为耻．此种观念难以催生出私有财产宪法保护的立法行为这也是导致我国私有财产宪法保护的历程如此艰辛之所在。
二、宪法修正案在私有财产保护方面的进步性
此次修改弥补了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不周的缺陷．为完善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
首先．修正案进一步提升了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一是将私营经济以强调“监督管理”到增加了“鼓励”和“支持”的内容。表明了国家对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政策导向的变化二是从财产权的角度将私有财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在法律上予以同样地对待，即只要是合法财产就一概受法律保护
其次．扩大了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范围。在此之前．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仅限于所有权和继承权方面，限于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观念势必会对各类财产的有效利用和增值速率产生影响有鉴于此．宪法确立了“私产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以“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以“概括式”代替“列举式”．在扩大私有财产权保护范围的同时，也为私有财产权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法律保障。
正确的理财方法篇3
关键词：婚姻法 夫妻财产 无效婚姻 民事检察监督权
一、案情介绍
王某，男，某外国公司驻京代表。罗某，女，无业。二人于96年10月经婚姻介绍所介绍相识，97年4月登记结婚，罗某从89年起就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精神疾病且婚后也未治愈，但罗某及其家人对王某及婚姻登记机关均隐瞒了该事实。婚后不久，二人因无法共同生活而分居，2000年1月罗某起诉至法院要求与王某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王某在得知罗某患有精神病后，遂请求法院确认该婚姻无效。经一审法院鉴定：罗某在本次诉讼中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一审法院判决：准予二人离婚；婚后财产和王某名下存款，双方各得一半。二人均不服该判决，分别上诉至二审法院。罗某请求将分居及诉讼期间王某的工资收入列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而王某仍主张该婚姻无效且不同意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其财产。
二审法院认为：王某所称罗某婚前隐瞒精神病，此婚姻应属无效婚姻一节，无法律依据，不予认定，对其不同意按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的请求，亦不予支持；因罗某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对其上诉请求也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人仍不服终审判决，先后持上诉理由到检察机关申诉。
检察机关的审查结果：经审查认为，申诉人罗某对该婚姻的缔结有过错，且对自己主张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罗某予以认可并主动撤回其申诉；申诉人王某在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同时还向市高级法院提出申诉且已被受理，根据申诉人不能就同一案件同时在检、法两家申诉的规定，检察机关决定终止审查。
本案是在修订婚姻法实施前夕，终审判决的一起普通的离婚案件，虽说是普通的离婚案件，但它却涉及了我国婚姻立法中的两大制度即夫妻财产制度和无效婚姻制度。而制度构建上的缺陷，是导致本案当事人申诉的重要原因。本文，从此案开启并非是想以案论案，而是借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判决所持态度，对我国婚姻立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度和无效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修订婚姻法在制度构建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一粗浅论述。并兼论婚姻法修改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影响，以期对婚姻立法的完善及民事检察实践有所裨益。
二、关于夫妻财产制度
（一）我国婚姻立法中夫妻财产制度的发展与变化夫妻财产制 （matrimonial regime） 又称婚姻财产制，是关于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根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作为我国婚姻立法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它始终受到包括立法、司法及全社会的普遍关注。1950年婚姻法是我国第一部婚姻法，该法所确定的是夫妻财产为一般共同共有制，即不论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也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1980年婚姻法对此做了重大调整，根据该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80年婚姻法确立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与约定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一夫妻财产制度在调整婚姻家庭财产关系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夫妻财产日益多样化，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显露出其不足之处。为此2001年4月28日通过的修订婚姻法及同年12月27日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若干解释》）。对夫妻财产制度再次做出重大修改与完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制度结构上趋于完整。为论述方便，笔者将80年婚姻法所确定的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称为“二元制结构”，修订婚姻法虽予以沿用。但同时，第十八条又以列举的方式明确将：一方婚前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其它应归一方的财产，规定为夫妻个人财产。由此，在我国婚姻立法上第一次确立了夫妻特有财产制度，从而形成了现行的“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从而，在结构上弥补了我国婚姻立法中仅有共同财产而无个人财产的不足，较之80年婚姻法无疑是一大进步。第二、在财产范围上更加明确。80年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该条规定却未具体列明夫妻财产的范围，尽管93年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规定了夫妻财产的范围，但仍不尽合理。修订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和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5）其他应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同时，如上所述第十八条，也以列举的方式对个人财产做出规定，从而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及人们的财产状况。第三、在内容上更加符合物权法要求。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夫妻个人财产转化制度”的确立，并不符合我国物权法基本理论。为此，《若干解释》第19条规定：婚姻法第18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解释的出台，标志着修订婚姻法废除了不合理的“转化制度”，使夫妻财产制度的设立更加符合物权法的要求，是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第四、提高了约定财产制度的法律地位。80年婚姻法虽然确立约定财产制度，但仍以共同财产制为主，以约定财产制为辅。同时，立法对约定财产制度并没有具体规范，所以，在实践中该制度形同虚设，并未真正发挥作用。为此，修订婚姻法第19条在对约定财产制专门做出规定的同时还对约定的内容、范围、方式、及效力等内容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从而完善了约定财产制度，提高了其法律地位。第五、在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上有所突破。婚姻立法对交易安全的关注应具体体现在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上，但纵观80年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在维护交易安全方面几乎没有涉及。而修订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就夫妻财产与交易安全作了的规定。该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这是我国婚姻立法第一次将夫妻财产制度与维护交易安全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若干解释》第18条还进一步规定：婚姻法第19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从而加重了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突出夫妻财产制度在维护交易安全方面的功能，是我国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
总之，修订婚姻法较之80年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度方面有了较大进步，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暴露出其在制度结构的设计上仍有明显的缺陷，本文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建立非常夫妻财产制度进一步完善夫妻财产制度体系如果说修订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和个人特有财产制构筑了我国“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体系，那么，本文所引用的案例却反映出这一结构体系仍存在欠缺。
本案申诉人罗某能否主张将王某在其二人分居期间以及离婚诉讼期间的工资收入按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按80年婚姻法及修订婚姻法答案均是肯定的。因为80年婚姻法和修订婚姻法都确立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在此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的所得如没有特别约定就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所谓“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指从合法缔结婚姻到婚姻关系依法解除或自然终止的期间，即合法取得结婚证之时到离婚判决生效或因一方、双方死亡，婚姻自然终止之日的期间。它包括当事人领取结婚证后，双方尚未共同生活期间；因闹离婚分居期间；在法院进行离婚诉讼尚未判决离婚或虽经判决准予离婚，但离婚判决尚未生效之前的期间。也就是说，在上述期间内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的财产均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对于申诉人罗某的主张，根据现行立法的规定，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试问：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概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合乎法律的一般原理吗？合乎立法的基本原则吗？经过考察后我们不难发现，答案应当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因感情不合而分居以及进行离婚诉讼都是夫妻关系的非正常状态，法律不应将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一方所得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理由如下：第一、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不应仅以夫妻关系是否存在的形式为标准，夫妻间的是否正确履行权利义务也应做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如果夫妻一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权利义务，使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如分居或进行离婚诉讼等。在这种情况下，将一方或双方所得的财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即缺乏理论依据，也有悖于公平合理原则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第二、在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以及夫妻间的家事权势必会有所变化，而法律对这种变化却熟视无睹，仍然视其为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恐怕有违财产所有权人的意愿。第三、现行婚姻立法虽然将这种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的财产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审判实践中，主张权利的一方却常常因受举证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难以真正实现，不宜于解决纠纷。笔者以为这应当是本案申诉人罗某不断进行申诉，反映在立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设计上的原因吧。因为，根据现行婚姻立法，我国只有夫妻关系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而无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这不得不说是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设计上的缺陷。
如何解决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问题呢？有学者主张：在我国建立别居制度，并以此解决分居期间的财产关系。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别居制度不是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专门制度。所谓别居制度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出现某种法定情况而无法进行同居时，通过法院判决或双方合意，配偶双方暂时或永久的免除同居义务 .可见，别居制度是在法定事由出现时解除夫妻间同居义务的一项特殊法律制度，它当然会涉及夫妻在别居期间的财产关系，但这项制度并不是解决夫妻财产关系的专门制度。其次，建立别居制度不能完全解决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分居只是非正常状态下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形式，而别居制度的建立只能解决分居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对其他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却爱莫能助。所以，以建立别居制度来解决此类夫妻财产关系问题的设想不足为取。为此，笔者认为立法上首先应当承认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的存在，并针对这种状态设立相应制度即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才是真正解决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关系的有效做法。
所谓非常法定财产制，在瑞士婚姻立法中又称为特别财产制，在法国和德国的立法中则称为共同财产制之撤消制度，它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规定或夫妻一方或债权人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以法定或约定而设立的共同财产制的一项财产制度。 这是非常值得我国借鉴的一项制度，对这项制度世界各国不乏立法例，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对此规定的较为全面，其中《瑞士民法典》最具有代表性，《瑞士民法典》第185—189条规定了当然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和宣告的非常法定财产制两种，而且对各自适用的法定事由分别做了规定，较为完备，可以参考。
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是完善婚姻立法和满足司法实践需要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婚姻立法中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从结构上，如果说修订婚姻法中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建立弥补了过去仅有共同财产的规定而无个人财产规定的立法缺陷，那么，非常法定财产制的建立将再次弥补现行婚姻立法只有“通常法定财产制”的规定，而无“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漏洞，使我国夫妻财产制度在结构上更加严谨、科学。其次，从内容上，修订婚姻法承认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修订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二年的”调解无效，准予离婚。即承认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并以此作为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和判决准予离婚的标准和依据。但对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却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因此，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的建立正能弥补这一内容上的欠缺。再有，从功能上，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更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当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或出现其他一些特殊情况时，如夫妻一方个人破产时允许债权人申请法院宣告将共同财产制改行为分别财产制。能更有效地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使婚姻立法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更加健全。最后，建立非常财产制度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婚姻关系一经成立并非一成不变，夫妻财产的构成也并非一成不变，针对这种变化下的情况，设立相应制度才符合客观规律，涵盖现实生活中夫妻关系以及夫妻财产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满足现实生活需要。
对于如何设立我国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笔者认为：该制度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应当规定该制度的适用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由法院依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申请而适用。其次、应规定非常法定财产制包括当然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和宣告的非常法定财产制两种情形。即法院在法定事由出现时可以不依当事人的申请而直接适用的情形和在法定事由出现时必须经当事人的申请方可依法宣告适用的情形。第三、建立非常财产制度的关键在于规范适用该制度的法定情形。对于适用该制度的法定情形，因各国立法不同而有所差别，如《瑞士民法典》第185条将配偶他方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或其共同财产中的应有部分已被扣押；配偶他方危害到申请人或婚姻共同生活的利益；配偶他方以无理方式拒绝给予处分共同财产之必要同意；配偶他方拒绝向申请人报告其收入、财产及债务或共同财产状况；如配偶一方持续无判断能力；对实行共同财产制的配偶中一方的个人债务开始强制执行，且其在共同财产中的应有部分被扣押等规定为依申请而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第188条则将对实行共同财产制的配偶中一方开始破产程序规定为当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情形 ；而《法国民法典》则只将分居规定为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我国应规定哪些事由应根据我国国情和立法情况而定。有学者将下列九种情形作为法院当然或宣告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事由：（1）夫妻感情不和连续分居满一年的；（2）夫妻一方受对方虐待、遗弃的；（3）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清偿个人债务的；（4）夫妻一方拒不履行抚养、扶养义务的；（4）夫妻一方未经他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管理的财产的；（5）夫妻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查找不到的；（6）夫妻一方基于正当理由处分个人财产或共同财产而遭另一方无理干涉或拒绝的；（7）夫妻一方未经他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管理的财产的；（8）夫妻一方有其他严重违反婚姻义务行为的；（9）夫妻一方受破产宣告，另一方的合法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改用分别财产制。对此笔者不持异议。但结合本案，笔者还认为：“离婚诉讼”应成为法院当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并在离婚诉讼中依职权宣告将诉讼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改行分别财产制。最后，还应严格限制请求适用非常财产制的申请人的范围，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申请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申请人应仅限定为夫或妻一方，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夫或妻一方受破产宣告时，另一方的合法债权人才有资格请求人民法院宣告改用分别财产制，其他人则无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请求。
总之，在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基础上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即建立“四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要比现行的“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好得多。
三、关于无效婚姻制度
（一） 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所谓无效婚姻（Void marriage），也称违法婚姻，即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因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结婚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婚姻形式 .无效婚姻制度起源于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到了近现代，各国立法都有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
与国外立法相比，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发展相对落后。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无效婚姻的问题，在基本法的层面上始终未作明确规定，而仅见于行政规章和某些司法解释。在我国，首次提到无效婚姻的法律文件是6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而86年《婚姻登记办法》和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虽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但根据该条例第24、25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婚姻无效只能由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确认并宣告，而无法院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规定。所以，长期以来法院对于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都不予受理，而根据1989年最高法院《关于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将一些不适法的婚姻或本属无效婚姻的情形都作为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标准，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一般将涉及无效婚姻的诉讼按离婚案件处理，而不直接宣布该婚姻无效。本文所引案例，就是法院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所做出的“王某主张婚姻无效于法无据，准予双方离婚”判决的。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立法模式无疑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如本文案例中，王某对婚姻无效的问题只能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请求，由婚姻登记机关做出处理。倘若王某不服婚姻登记机关的处理，还将引发行政诉讼，而离婚案件只能等到行政处理或行政诉讼终了，才能恢复，这样的立法模式，不仅削弱了人民法院对婚姻效力纠纷的司法权，而且等于以行政诉权代替了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更大大地增加了婚姻纠纷的解决成本和当事人的讼累。同时，这种立法也不利于从民法上保护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修订婚姻法在总结司法实践和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新增了无效婚姻制度，从而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中正式确立起了无效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根据修订婚姻法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采取的是修改前的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即采取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并行的双轨制结构。同时，修订婚姻法还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效力、财产、子女及时效等问题做出了规定。《若干解释》对请求婚姻无效、可撤销的主体范围、适用程序等也做出规定，但作为我国婚姻立法中一项新的制度，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无效婚姻制度所需完善之处第一、关于宣告无效婚姻的机关有待进一步明确。
如上文所述，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法院直接确认和宣告婚姻关系无效的审判权，而是将确认婚姻关系无效的权利交由行政机关即民政部门行使，由婚姻登记机关在履行婚姻登记职责过程中对婚姻关系无效的情形加以确认并宣告。修订婚姻法虽然增设了无效婚姻制度，但对无效婚姻是否必须经过法院做出宣告其无效之判决却未明确规定。法院有权确认、宣告婚姻无效，只是从最高法院《若干解释》第七条关于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之主体的规定及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无效婚姻案件适用程序的规定中了解到我国婚姻无效之诉的存在。因此，修订婚姻法实际上赋予了法院对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审判权。但同时，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24、25条的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仍有权对无效婚姻做出确认和宣告。也就是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都具有确认和宣告无效婚姻的职权，即我国对请求确认、宣告婚姻无效实行的是行政和诉讼两种程序并行的双轨制。而对于由哪个机关、适用何种程序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理论界却存在着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应仅限于法院，即宣告程序应采用单一的诉讼程序。第二种观点认为，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即可由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处理，也可由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处理 .我国目前采取的就是这种双轨制。但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首先，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只是具体行政行为，婚姻登记只是标志着婚姻的成立，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缔结婚姻的行为在登记环节的监督管理，因此其只能负责婚姻的形式审查，即使婚姻登记机关认为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也只能是撤销该行为即注销该婚姻登记，但不能对婚姻效力加以认定，更不应对婚姻效力的有无做出宣告。其次，婚姻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其法律效力的确认不仅关系到婚姻关系当事人双方的人身、财产方面的权利义务，还关系到对子女合法权益的保障，对于这些问题婚姻登记机关都无力解决，且超出其职权范围。再有，从无效婚姻之诉的法律性质上来看，无效婚姻之诉为确认婚姻当事人之间婚姻事实关系不存在的消极的确认之诉 ，对于确认之诉只能由法院主管。此外，从国外立法看，多数国家采取单一的由法院依诉讼程序来确认婚姻关系无效，而没有行政机关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立法例。因此，对婚姻效力的确认及宣告的权利只能由法院行使。同时，笔者还认为：关于无效婚姻确认和宣告已经由过去单一的由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程序做出发展到目前的双轨制也虽说是一个进步。但不可否认，这种双轨制的存在同修订婚姻法与相关法律之间的不协调，不统一不无关系。由法院对无效婚姻行使审判权，须由婚姻立法对此进一步做出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应加强婚姻立法与相关法律的协调，对相关法律做出必要的调整。
正确的理财方法篇4
关键词：资产评估；财务；问题
社会发展带动科技发展，但从企业发展过程中看，判断企业在资产评估中所面临的问题类型及处理措施是具有非常显著的应用价值。例如：资产评估便是维系企业一部分正常发展活动的一种技术手段，无论是从企业评估收购还是在加强财务人员能力上，资产评估都具备一定地位。从使用条件及范围来看，我国一般资产评估主要为以下四类方法，其一收益现值法；其二清算价格法；其三现行市场价法；其四资本重置法。其工作机理为：通过专业评估机构或评估人员，坚持公开公平、科学严谨的原则，采取客观合理的估算计量方法对企业的资产状况进行评估估值的服务。为此，如何判断在企业资产评估中所面临的问题类型及相关问题处理措施均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重点问题。然而，从我国目前在企业资产评估技术手段来看，因受传统思想较为严重，从而使资产评估技术手段方法没有获得及时有效的更新，这样不仅使企业在评估收购过程中存在一定盲目性，还使企业投入的人力及资金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增加了成本。从企业的发展角度考虑，本文对“企业资产评估中的财务会计问题”进行分析与探究意义重大。
一、资产评估相关内容概述
资产评估指针对企业资产价值的一种估值计量行为；而企业资产评估则指通过专业评估机构或评估人员，坚持公开公平、科学研究的原则，采取客观合理的估算计量方法对企业的资产状况进行评估估值的服务。从使用条件及范围来看，我国一般资产评估主要为以下四类方法，其一收益现值法；其二清算价格法；其三现行市场价法；其四资本重置法。因我国针对于企业资产评估工作发展较为缓慢，所以，我国在处理企业资产评估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财务会计问题，均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重点问题。
例如：在企业进行收购过程中，收购方无法针对被收购方企业进行合理化价值估算，双方因收购价格无法达成统一，而造成交易无法正常进行，此时即需要第三方坚持公开公平、透明化等原则对被收购方企业进行合理准确的资产估算，最终促使双方交易正常进行。因我国目前资产评估手段较为单一，如何有效评估，如何使评估结果精确度高，使最终评估价格交易双方都易于接受，完善完整的被评估方企业的会计信息及财务报表信息均为在实践评估工作中做出了有力地技术数据支持。企业资产评估离不开企业财务会计数据支持，企业财务会计也离不开企业财产评估的监测，两者间存在着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联系。
二、企业资产评估中财务会计面临的问题分析
企业科学合理地进行资产评估，能极大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而在我国的企业资产评估中，存在着诸多沉珂弊病，资产评估环节较多，且只有正确认识资产评估对企业效用的认知，提供完整客观的企业会计信息，才能进行高质量的公正资产评估。正确认识分析我国企业资产评估中的财务会计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是做好企业资产评估的第一步。
1.财务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分析
首先，在企业资产评估过程中，如何进行真实、有效地评估，使评估结果精确度高，最终使双方交易顺利进行，完整完善的被评估方企业的会计信息及财务报表信息均是此项评估过程中的重要数据支持。其中被评估方企业的财务报表数据是进行企业资产评估的数据库，企业资产评估是以此为基准而进行估算价格上的调整。而虚假或误差的财务报表数据则影响了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对于企业资产的正常判断。例如：在企业进行收购过程中，被收购方企业会计计价数据出现误差或错误，评估机构或评估人无法针对错误或误差计价数据进行资产评估，而使双方交易失败，或无法使收购方企业规避所造成的收购风险等。所以确保财务会计部门提供正确有效的财务会计信息，不仅仅能促使企业资产评估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也约束了财务会计部门的投机取巧。总而言之，财务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突出，且此问题会大大约束企业资产评估工作的优化及完善。因此，有必要及时解决此类问题。
2.评估意识建立及评估资本投入问题分析
结合相关资料发现，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在财务管理上，前期评估意识建立不强，缺乏针对企业在资产评估上的认识。特别是我国部分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企业的财务会计部门人员，因受传统思想影响较为严重，错误地认为资产评估手段对于企业发展毫无作用，认为此类资金投入根本没有必要，此类资本也无法促进企业发展，反而增加了成本。例如：在企业自主进行资产评估过程中，部分财务会计部门人员或具体经办人员，因前期评估意识不强所造成工作上态度敷衍、“走过场”及信息马虎，最终都将影响企业进行自主资产评估的进度，也不利于企业整体财务会计水平及风气改善。所以，便有必要及时有效地解决评估资本投入等方面的问题。
3.评估系统健全性问题分析
目前，针对我国资产评估过程中手段单一、评估系统不健全及评估规范不统一等问题，建立健全规范的资产评估系统内，尤其针对部分企业改组、重组过程后，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会计制度，规范现有资产评估体系，是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例如：某国企在进行企业兼并和重组过程中，促进中小发展劣势企业向龙头企业转移，小到企业间资产评估标准的不统一，大到企业间财务管理制度不平衡，甚至企业间所有制的转化问题，均可能是企业已面临或即将面临的矛盾。重视企业在转型时期，对于企业资产的评估工作。从资产结构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有形资产；其二无形资产。最后，准确客观的评估企业资产的价值，建立健全规范的评估系统及核定标准，为企业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三、企业资产评估中财务会计问题的解决对策
在对企业资产评估中的财务会计问题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之后，发现了三个较为主要的问题，都是在与企业对资产评估认知与其评估标准上的问题，这类产业虽然在逐渐兴起，但是仍然没有统一的准则，未形成一套合理完善的企业资产评估体系，就此思路，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解决措施：
1.加强会计信息质量建设
鉴于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基础性和重要性，需要从两方面来对信息的科学性进行提升。一方面，企业应加强对财务会计人员的个人专业素养提升培训，加深其对会计理论知识的掌握，提升个人对于企业资产评估所需信息的敏感度和综合鉴定分析能力；另一方面，评估人员应敏锐地鉴别出企业提交财务报表的真实性，确保所掌握信息的真实客观性，通过咨询查证牢牢掌控住企业真实运营经济状况，继而对企业进行专业客观的评估裁定，依据所掌握的信息进行科学有效的解读，赖帮助企业进行下一步的发展。
2.提高企业资产评估的财务管理水平
加强企业资产评估的推广传播，促进企业的正确认知，让管理人员充分意识企业资产评估对于企业长期良性的重要性，认识到财务会计和资产评估人员的对于资产评估的重要性，将是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效率的前提。评估人员对于有形无形资产划分认知的标准，对于企业运营状况的正确解读，对于企业发展风险的正确预知，是一个合理的资产评估方案应有的科学有效性的体现，企业对于评估人员的这些能力应该进行着重的培养。
3.制定企业合理资产评估标准
在对资产的评估对比中，应建立统一合理的资产评估标准，对于能够纳入资产评估的类别和评定的标准，依据企业差异进行详细明确的阐述，以书面条文的形式颁布出来。在处理企业兼并的资产评估问题时，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以重置成本的方法为主，辅以收益现值法进行客观评估，当然，企业的无形资产无法折算为成本，需要采取其他的策略进行估定。
4.完善企业资产评估的法律监督体系
我国企业资产评估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与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企业资产评估法律监督体系有很大的关系。企业资产评估，首先得保障公平公正公开，在评估过程中不应该有弄虚作假的情况存在，评估人员也应秉着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避免发生企业资产流失情况的发生，资产评估法律监督体系的建立，将能有效预防资产评估不合理的情况，保障企业资产评估的公平准确性。
四、结语
企业资产评估，本身便是为了促进企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性的公益服务项目，能够正确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对于企业克服自身财务管理弊病，提升整体财务管理水平，正确评估公司现有资产和未来预期资产，作出正确的管理决策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保障企业能在和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中稳定快步的进行可持续发展。通过本文的探究，认识到现状下企业资产评估中的财务会计问题较为突出，总结起来包括：（1）财务会计信息质量问题；（2）评估意识建立及评估资本投入问题；（3）评估系统健全性问题。针对以上三大问题，便需要采取有效解决措施，本次研究中提到的具体措施包括：其一，加强会计信息质量建设；其二，提高企业资产评估的财务管理水平；其三，制定企业合理资产评估标准；其四，完善企业资产评估的法律监督体系。相信从以上方面加以完善，企业资产评估中的财务会计问题将能够得到有效解决，进一步为促进企业全面发展奠定夯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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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理财方法篇5
【关键词】预算管理;目标;执行;举措;效果
一、财务预算定义及特点
财政部在《关于企业实行财务预算管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企业财务预算是在预测和决策的基础上,围绕企业战略目标,对一定时期内企业取得和投放、各项收入和支出、企业经营成果及其分配等资金运动所作的具体安排。”一方面企业财务预算是在预测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具有不确定性,同时是在科学分析各环境因素后,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的要求作出的,必须能够指导企业一定时期的工作,因此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财务预算是为企业决策服务的,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一个阶段性的控制,因此必须是全面的、系统性的。
财务预算管理作为管理会计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企业管理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企业计划、协调、控制、激励、评价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综合贯彻企业战略方针的机制,以及对企业相关的投融资活动、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的未来情况进行预期并控制的一种有效管理手段。科学合理的财务预算管理有助于企业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但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却不能只依赖财务预算管理制度本身,关键是对财务预算管理的贯彻和执行。一项制度或政策制定不管多么科学合理,如果得不到贯彻执行或执行不到位不合理,都不能达到管理的预期目标。
二、影响企业财务预算管理执行力的原因分析
多年来的财务预算管理现状表明,很多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财务预算本身不科学不合理;另一方面是环境和技术因素的不客观不完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的执行力。
(一)财务预算制定不科学不合理,执行力差
1.企业财务预算与企业战略目标脱节
财务预算只服务于当期或短期的经营目标,重视眼前利益,使企业长期利益受损,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不一致,使得各期编制的企业财务预算衔接性差,造成预算调整跨度太大,执行困难。
2.企业财务预算缺乏管理弹性
在预算编制方法的选择上,多数企业对业务预算、资本支出预算和企业财务预算等仍采用传统的固定预算、定期预算等方法编制,所有的预算指标在执行过程中都保持不变,运行结束时将结果直接与预算指标进行比较。这种静态预算编制方法适用于业务量波动不大的企业。当企业销售量、价格和成本等因素变化较大时,静态预算指标则表现出盲目性、滞后性和缺乏弹性,难以成为考核和评价员工的有效基准。
3.企业财务预算忽视资金成本管理
企业主要以业务预算和资本支出预算为基础编制企业财务预算,非常重视成本费用预算和投资项目的资金支出安排,而忽视资金占用成本。这不仅使得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源浪费,而且造成资金结构不尽合理,资金成本增高,财务风险加大。
4.企业财务预算只重视内部因素分析,忽视外部环境研究
部分企业在进行企业财务预算管理过程中,主要以历史指标和过去的活动为基础,不对客观环境进行科学分析,凭经验预测,忽视对外部环境的详尽调研与预测,使很多企业财务预算指标难以与外部环境相适应,更难以在企业中实施。甚至一些企业将财务预算管理沦为调节期间指标的有用工具。
(二)环境和技术因素影响财务预算的执行力
1.实施财务预算管理组织机构不健全
由于我国企业尚未具备真正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企业决策高层在企业财务预算编制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较低,加之多数企业对有无必要开展企业财务预算管理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和统一,所以企业财务预算的编制和调整工作都落在财会部门或预算小组,致使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缺乏权威性和前瞻性,难以发挥企业财务预算的控制作用。
2.企业财务预算管理方法滞后
目前,企业仍然采用传统的制造成本法计算和控制成本。虽然将成本管理与核算工作结合起来,能使成本指标与会计准则保持一致,同时对提高员工生产积极性、增强规模效应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确定产品价格、控制未来成本方面,仍不能发挥积极作用。先进的成本管理方法如变动成本法,虽然在理论上的研究已趋于成熟,但在实践中由于管理者的认识、员工的素质等原因一直未能得到广泛运用。
3.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缺乏有效监督与考核
企业的财务预算要达到应有的效果,除了编制科学合理外,还必须有有效的措施和手段保证,尽管大多数企业认识到财务预算管理的重要性,但只是形成了一些财务预算管理文件,或只是编制了一些财务预算报表,企业缺乏对预算执行过程的监督控制,缺乏对财务预算执行结果的考核与激励,对财务预算执行差异及其原因的分析不及时,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财务预算的执行力。
三、加强企业财务预算执行力的举措
(一)健全和完善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组织机构
健全和完善相应的财务预算管理组织机构,负责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的组织实施。为了促进企业建立健全内部约束机制,加强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工作,企业必须结合相应的政策法规,成立预算管理组织机构,如企业财务预算委员会或总经理办公会,负责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工作的具体事宜,提高企业各决策层的财务预算管理意识,并确定企业法人代表为第一责任人,切实加强领导,明确责任。预算管理是一项将预算的编制、执行、控制以及考评与激励等预算活动融合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系统工程,涉及企业管理和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而这些环节都是由不同部门和员工分工执行的,因此需要全体员工直接或间接参与预算管理的过程。决策层应在财务预算管理过程中给予极大的支持,沟通和协调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员工之间的权益与责任,调动各个部门参与财务预算管理的积极性,以期实现全员预算管理。
(二)根据企业发展战略确定企业预算管理目标
以企业战略目标为基础进行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可使企业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战略意识的财务预算就是企业的短期行为,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不可能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在开展企业财务预算管理之前应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围绕企业战略的制定、实施、控制而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此基础上编制各期的预算,使企业各期的预算前后衔接,避免预算工作的盲目性。企业的财务预算管理从属于企业的战略管理,而不是简单的企业预测的战术和方法。企业的战略导向、战略目标将直接决定预算模式的选择,决定预算重点及其需要从哪方面进行重点保障,决定预算目标如何具体确定。财务预算只有这样定位,即定位在企业战略目标上,预算管理才能有生命力。因此,企业要实行财务预算管理,必须根据市场环境和企业的现有资源,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确定企业战略目标,把握财务预算管理的正确目标和方向。
(三)正确运用财务预算编制程序和方法
企业的财务预算应根据企业长期战略、发展规划,考虑未来政策、法规、经济、自然因素,由下至上搜集汇总编制企业财务总预算,经企业预算委员会审核批准后作为企业的正式预算方案。但该方案的实施必须整体分解到内部各单位,这是企业财务预算管理中的关键环节之一。企业在做好战略定位和目标分析后,应该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企业财务预算编制应采取的程序和方法。财务预算编制程序在各个企业尽管大同小异,但比较科学的做法应该在程序上按照由下而上、由上而下、上下结合、分级编制、逐级汇总的程序进行编制。财务预算具体到企业内部各个层面,应按照各预算单位所承担的经济业务的类型及其责任权限,编制不同形式的财务预算。在财务预算编制顺序上,企业应当按照先业务预算、资本预算、筹资预算,后财务预算的流程进行。同时企业应积极寻求更加科学、合理的方法,加强动态管理。例如:采用零基预算,不受现有项目的限制,能够调动各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挖掘降低费用的潜力,有助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利用概率预算,在不确定性环境中提高预算编制的可靠性和预算值的准确性,降低预算指标的风险;实行滚动预算,不仅能及时调整近期预算,使预算更加切合实际,而且实现了与日常管理的衔接,使管理人员始终从动态的角度把握企业近期的规划目标和远期的战略布局。
(四)严格财务预算的执行、分析与考核
首先,预算执行过程是整个预算的关键环节。预算一经确定,在企业内部具有“法律效力”。预算编制完成以后,企业各部门不仅明确了本部门的工作任务,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了整个企业的工作目标,以及本部门各项活动对整体目标的影响。所以,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预算,在整个企业树立起“预算概念”。只有严格、认真地执行预算,使每一项业务的发生都与相应的预算项目联系起来,才能真正达到预算管理控制的目的。其次,要及时总结分析预算执行情况。每个预算期末,通过财务决算报表与预算报表的对比,编制出详尽的预、决算分析报告,找出实际指标与预算指标的偏差,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属于预算偏差,则及时调整预算指标;属于执行偏差的,要正确分析症结所在,总结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给企业的持续经营或改变经营策略提供真实的情况,并为下一步的考核奖惩做好基础工作。再次,严格考核,树立“考核与奖惩是预算工作生命线”的观念,确保预算管理落实到位。没有考核,预算工作无法执行,预算管理变得毫无意义。严格考核不仅是为了将预算指标值与预算的实际执行结果进行比较,肯定成绩,找出问题,分析原因,改进以后的工作,也是为了对员工实施公正的奖惩,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确保企业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奖惩兑现是保障预算目标完成的重要环节,只有奖惩兑现才可保障预算的严肃性,确保管理过程各环节的衔接。在预算控制的时间选择上,我国多数企业对企业财务预算实行结果控制。在这种控制下,实际的偏差已经形成,损失已经产生,除了调整下年度的企业财务预算别无他法。如果选择过程控制与结果控制相结合,则不但能实现结果控制的效果,而且通过过程控制尤其是建立企业财务预算报告制度,既能及时调整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又能保证预算的顺利执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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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理财方法篇6
在进入21世纪、即将迎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50周年之际，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本次修宪的亮点之一是修宪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与价值。在公民基本权利保障领域，本次修宪第一次在宪法中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并赋予私有财产权以明确的宪法地位。毫无疑问，有关私有财产权的宪法规定，将对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给中国宪法学研究带来了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在现代国家中，财产权与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一起构成了公民最基本的三大基本权利体系，集中体现着人的基本价值与尊严。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和社会共同体的最高价值体系，通常把私有财产权价值的保护作为社会追求的基础与出发点。为了实现通过财产权所体现的人的基本价值，各国普遍在宪法中规定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原则、界限与范围，并通过普通法律把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原则具体化，为公民实现私有财产权提供法律基础。
在中国，对私有财产权的性质与功能有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过去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过分强调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正当的利益在法律体系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缺乏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基本制度与理念。从1954年宪法开始，新中国的几部宪法对公民的合法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等问题做了不同形式的规定，但内容与体系不完整，尤其是缺乏尊重和保障私有财产的社会与法律基础。如没有形成私有财产保障的理念，财产权的保障对象不明确，基本排斥了对生产资料的保护，只保护合法收入、储蓄、房屋等生活资料，对公民作为财产权主体应享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给予必要的保护。在具体保障私有财产权的规范体系与制度上，现行宪法没有明确地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只规定限制的原则，没有从宪法角度规定补偿原则与程序。在公共权力与私有财产的保护上，过去采用的原则是不平等的，对公共财产的保护采取更为积极和主动的政策，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显得消极和被动，在具体保障力度上明显向公共财产倾斜，导致两种财产权保护的不平等。由于财产权保护原则的不平等，客观上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私有财产的拥有者缺乏财产的安全感，开始出现了向国外转移财产的现象，出现了强行拆迁、拖欠民工工资、非法占用耕地等现象。从宪法角度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中公益与私益之间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财产权缺乏有效的保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个人财富的积累与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对财产权的保护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要求在国家法律体制中提供有效的保护。在政府、民众、民间力量与知识界的共同推动下，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维权热”或“宪法热”，社会主体普遍要求政府加强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根据社会实践和民众权利的要求，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得到保护，确立了“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宪法修正案规定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有助于在全社会实现保护私有财产的基本价值，要求政府和公共机关尊重私有财产权的价值，为私有财产权拥有者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二）
现行宪法颁布后，1988年宪法修正案中确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并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1999年修正案中进一步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经过两次宪法修改，私有财产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地位，但其宪法地位仍处于不确定状态。本次宪法修改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宪法基础，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一规定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政策导向的变化，即从单纯的管理、监督转为平等保护和引导，扩大保护的范围，使私有财产的保护具有统一的宪法基础。
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宪法上规定的财产权一般是指公法和私法上有财产价值的所有权利。宪法规定的财产权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属于不同范畴的权利体系。作为基本权利的财产权主要是针对公共权力而存在的，一旦被规定为宪法内容后就脱离民法上财产权的概念，为私法上的财产权保障提供法律基础。“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意味着国家有义务保护所有公民的财产权，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实现财产权价值。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财产权在宪法框架里具有双重性，即主观的防御性与客观秩序的性质。作为防御性权利，财产权是公民设防公共权力侵犯的权利，确立了公权力活动的基本界限。但另一方面，财产权又具有制度保障的基本属性，是一种每一个公民自由地行使财产权的制度或客观的法律秩序。因此，宪法对财产权的规定实际上起着保障个体自由地利用各种经济条件的“自由保障的”功能。基于财产权的宪法性质，宪法修正案扩大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范围。现行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采取了列举的方式，把保护的范围仅限于生活资料，没有规定生产资料的保护范围。财产权范围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财产拥有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财富的积累经常伴随着不安与非议。从宪法原理上讲，凡是根据社会通念形成的具有财产价值的法益都构成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1982年宪法规定的所有权概念并不包括财产权的所有内容，它只是财产权的一部分，无法完整地表述财产权的基本内容。为了明确公民私有财产中生产资料的保护范围，宪法修正案以财产权代替原宪法条文中的所有权，并确立了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根据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公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应受宪法保护，如公民的股权、土地承包权、承包经营权、专利、发明权等。在公民的劳动收入中既包括合法的劳动收入，也包括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主要指持股分红、买卖差价收入、中奖等。
随着公民富裕程度的提高，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部分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在有些公民的收入中甚至超过劳动收入部分。非劳动收入与生产资料的活动也有着广泛的法律联系。要引导人们投资，就要承认投资收益的合法性。公民在实际生活中取得财产权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很难在宪法中一一列举。根据财产权的性质，宪法修正案没有采取对财产权列举的方式，只确定一个原则，即合法的公民财产权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在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界限上，宪法的保护只限于合法的财产权范围，并不保护不合法的私有财产。在这里，“合法”是一种严格的法律判断，旨在强调财产积累过程的合法性，要求社会成员通过诚实的劳动积累财富，树立合法致富光荣的社会风气。
（三）
私有财产权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对于个人自由的伸张和实现其它基本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产权本质是实现自由的基本要求，是人作为有尊严的个体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个体拥有私有财产是社会协调发展与保护人的尊严的重要条件。与任何权利一样，财产权的存在并不是绝对的，财产权的社会性实际上决定了财产权存在的界限。各国宪法一方面规定财产权保护原则，另一方面对财产权也规定了必要的限制。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的这一规定有利于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之间确定合理的界限，使受侵害的财产得到合理补偿。征收和征用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限制的形式，但两者的性质与功能是不同的。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征收是所有权的转移，征用是使用权的改变，一般在紧急状态下的强制使用，一旦紧急状态结束，被征用的物体要发还给原权利人；适用征收和征用的条件和补偿标准也是不同的，因征收对权利人利益的损害大于征用，故补偿标准相对更高一些。过去，在限制公民财产权时，法律上并没有明确其标准，程序也不完备，由此引发补偿金标准不统一或过低等问题。宪法修正案为了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规定了征收和征用的条件与程序，对公共利益本身画定了严格的范围。按照宪法的精神，权利人对公共利益本身的正当性与否可以进行判断。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即社会整体利益，体现国家国防、外交等重大的国家利益，既要考虑为公益而采取的国家政策的价值，同时也要考虑社会正义的价值。公共利益不同于团体、社会组织或商业的利益，应进行严格的限定。实践中存在的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犯公民财产权的现象，实际上保护了商业利益和不正当的社会公共利益。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对公民财产权进行的任何限制，也不是无对价的剥夺私有财产，必须给予合理的补偿。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征收或征用给权利人造成了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财产损失，故从权利保护的角度给予合理补偿是十分必要的。宪法修正案对补偿制度的规定对于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将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公民运用损失补偿请求权得到权利救济。
（四）
私有财产权在人们的关注和期待中已成为宪法的内容。随着宪法的实施，私有财产权的价值将通过各种形式凸显出来，改变着人们对财富的看法与理念。修正案通过以后，人们的注意力将从宪法文本转到财产权的实现过程与社会效果的评价上。基于中国经验与教训的认识，有些社会成员对财产权能否得到实现可能仍抱有怀疑的态度。历史的事实说明，宪法文本的完备并不自然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我们需要以这次修宪为契机，在全社会宣传和普及私有财产权入宪的价值，使财产权保护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首先，私有财产权入宪对我国社会和法治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形成对公共权力的严格限制，规范了国家权力活动范围；要求所有的公共机关依照宪法尊重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严格遵循法定界限；有助于鼓励人们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从事创造性劳动，鼓励人们投资，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有助于建立公民权利救济制度。
正确的理财方法篇7
关键词：婚姻法夫妻财产无效婚姻民事检察监督权……
一、案情介绍
王某，男，某外国公司驻京代表。罗某，女，无业。二人于96年10月经婚姻介绍所介绍相识，97年4月登记结婚，罗某从89年起就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精神疾病且婚后也未治愈，但罗某及其家人对王某及婚姻登记机关均隐瞒了该事实。婚后不久，二人因无法共同生活而分居，2000年1月罗某至法院要求与王某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王某在得知罗某患有精神病后，遂请求法院确认该婚姻无效。经一审法院鉴定：罗某在本次诉讼中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一审法院判决：准予二人离婚；婚后财产和王某名下存款，双方各得一半。二人均不服该判决，分别上诉至二审法院。罗某请求将分居及诉讼期间王某的工资收入列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而王某仍主张该婚姻无效且不同意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其财产。
二审法院认为：王某所称罗某婚前隐瞒精神病，此婚姻应属无效婚姻一节，无法律依据，不予认定，对其不同意按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的请求，亦不予支持；因罗某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对其上诉请求也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人仍不服终审判决，先后持上诉理由到检察机关申诉。
检察机关的审查结果：经审查认为，申诉人罗某对该婚姻的缔结有过错，且对自己主张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罗某予以认可并主动撤回其申诉；申诉人王某在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同时还向市高级法院提出申诉且已被受理，根据申诉人不能就同一案件同时在检、法两家申诉的规定，检察机关决定终止审查。
本案是在修订婚姻法实施前夕，终审判决的一起普通的离婚案件，虽说是普通的离婚案件，但它却涉及了我国婚姻立法中的两大制度即夫妻财产制度和无效婚姻制度。而制度构建上的缺陷，是导致本案当事人申诉的重要原因。本文，从此案开启并非是想以案论案，而是借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判决所持态度，对我国婚姻立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度和无效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修订婚姻法在制度构建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一粗浅论述。并兼论婚姻法修改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影响，以期对婚姻立法的完善及民事检察实践有所裨益。
二、关于夫妻财产制度
（一）我国婚姻立法中夫妻财产制度的发展与变化
夫妻财产制(matrimonialregime)又称婚姻财产制，是关于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根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作为我国婚姻立法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它始终受到包括立法、司法及全社会的普遍关注。1950年婚姻法是我国第一部婚姻法，该法所确定的是夫妻财产为一般共同共有制，即不论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也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1980年婚姻法对此做了重大调整，根据该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80年婚姻法确立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与约定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一夫妻财产制度在调整婚姻家庭财产关系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夫妻财产日益多样化，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显露出其不足之处。为此2001年4月28日通过的修订婚姻法及同年12月27日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若干解释》）。对夫妻财产制度再次做出重大修改与完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制度结构上趋于完整。为论述方便，笔者将80年婚姻法所确定的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称为“二元制结构”，修订婚姻法虽予以沿用。但同时，第十八条又以列举的方式明确将：一方婚前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其它应归一方的财产，规定为夫妻个人财产。由此，在我国婚姻立法上第一次确立了夫妻特有财产制度，从而形成了现行的“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从而，在结构上弥补了我国婚姻立法中仅有共同财产而无个人财产的不足，较之80年婚姻法无疑是一大进步。第二、在财产范围上更加明确。80年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该条规定却未具体列明夫妻财产的范围，尽管93年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规定了夫妻财产的范围，但仍不尽合理。修订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和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5）其他应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同时，如上所述第十八条，也以列举的方式对个人财产做出规定，从而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及人们的财产状况。第三、在内容上更加符合物权法要求。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夫妻个人财产转化制度”的确立，并不符合我国物权法基本理论。为此，《若干解释》第19条规定：婚姻法第18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解释的出台，标志着修订婚姻法废除了不合理的“转化制度”，使夫妻财产制度的设立更加符合物权法的要求，是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第四、提高了约定财产制度的法律地位。80年婚姻法虽然确立约定财产制度，但仍以共同财产制为主，以约定财产制为辅。同时，立法对约定财产制度并没有具体规范，所以，在实践中该制度形同虚设，并未真正发挥作用。为此，修订婚姻法第19条在对约定财产制专门做出规定的同时还对
约定的内容、范围、方式、及效力等内容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从而完善了约定财产制度，提高了其法律地位。第五、在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上有所突破。婚姻立法对交易安全的关注应具体体现在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上，但纵观80年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在维护交易安全方面几乎没有涉及。而修订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就夫妻财产与交易安全作了的规定。该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这是我国婚姻立法第一次将夫妻财产制度与维护交易安全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若干解释》第18条还进一步规定：婚姻法第19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从而加重了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突出夫妻财产制度在维护交易安全方面的功能，是我国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
总之，修订婚姻法较之80年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度方面有了较大进步，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暴露出其在制度结构的设计上仍有明显的缺陷，本文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建立非常夫妻财产制度进一步完善夫妻财产制度体系
如果说修订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和个人特有财产制构筑了我国“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体系，那么，本文所引用的案例却反映出这一结构体系仍存在欠缺。
本案申诉人罗某能否主张将王某在其二人分居期间以及离婚诉讼期间的工资收入按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按80年婚姻法及修订婚姻法答案均是肯定的。因为80年婚姻法和修订婚姻法都确立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在此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的所得如没有特别约定就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所谓“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指从合法缔结婚姻到婚姻关系依法解除或自然终止的期间，即合法取得结婚证之时到离婚判决生效或因一方、双方死亡，婚姻自然终止之日的期间。它包括当事人领取结婚证后，双方尚未共同生活期间；因闹离婚分居期间；在法院进行离婚诉讼尚未判决离婚或虽经判决准予离婚，但离婚判决尚未生效之前的期间。也就是说，在上述期间内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的财产均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对于申诉人罗某的主张，根据现行立法的规定，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试问：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概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合乎法律的一般原理吗？合乎立法的基本原则吗？经过考察后我们不难发现，答案应当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因感情不合而分居以及进行离婚诉讼都是夫妻关系的非正常状态，法律不应将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一方所得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理由如下：第一、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不应仅以夫妻关系是否存在的形式为标准，夫妻间的是否正确履行权利义务也应做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如果夫妻一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权利义务，使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如分居或进行离婚诉讼等。在这种情况下，将一方或双方所得的财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即缺乏理论依据，也有悖于公平合理原则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第二、在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以及夫妻间的家事权势必会有所变化，而法律对这种变化却熟视无睹，仍然视其为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恐怕有违财产所有权人的意愿。第三、现行婚姻立法虽然将这种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的财产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审判实践中，主张权利的一方却常常因受举证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难以真正实现，不宜于解决纠纷。笔者以为这应当是本案申诉人罗某不断进行申诉，反映在立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设计上的原因吧。因为，根据现行婚姻立法，我国只有夫妻关系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而无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这不得不说是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设计上的缺陷。
如何解决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问题呢？有学者主张：在我国建立别居制度，并以此解决分居期间的财产关系。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别居制度不是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专门制度。所谓别居制度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出现某种法定情况而无法进行同居时，通过法院判决或双方合意，配偶双方暂时或永久的免除同居义务。可见，别居制度是在法定事由出现时解除夫妻间同居义务的一项特殊法律制度，它当然会涉及夫妻在别居期间的财产关系，但这项制度并不是解决夫妻财产关系的专门制度。其次，建立别居制度不能完全解决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分居只是非正常状态下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形式，而别居制度的建立只能解决分居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对其他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却爱莫能助。所以，以建立别居制度来解决此类夫妻财产关系问题的设想不足为取。为此，笔者认为立法上首先应当承认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的存在，并针对这种状态设立相应制度即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才是真正解决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关系的有效做法。
所谓非常法定财产制，在瑞士婚姻立法中又称为特别财产制，在法国和德国的立法中则称为共同财产制之撤消制度，它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规定或夫妻一方或债权人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以法定或约定而设立的共同财产制的一项财产制度。这是非常值得我国借鉴的一项制度，对这项制度世界各国不乏立法例，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对此规定的较为全面，其中《瑞士民法典》最具有代表性，《瑞士民法典》第185—189条规定了当然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和宣告的非常法定财产制两种，而且对各自适用的法定事由分别做了规定，较为完备，可以参考。
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是完善婚姻立法和满足司法实践需要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婚姻立法中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从结构上，如果说修订婚姻法中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建立弥补了过去仅有共同财产的规定而无个人财产规定的立法缺陷，那么，非常法定财产制的建立将再次弥补现行婚姻立法只有“通常法定财产制”的规定，而无“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漏洞，使我国夫妻财产制度在结构上更加严谨、科学。其次，从内容上，修订婚姻法承认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修订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二年的”调解无效，准予离婚。即承认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并以此作为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和判决准予离婚的标准和依据。但对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却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因此，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的建立正能弥补这一内容上的欠缺。再有，从功能上，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更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当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或出现其他一些特殊情况时，如夫妻一方个人破产时允许债权人申请法院宣告将共同财产制改行为分别财产制。能更有效地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使婚姻立法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更加健全。最后，建立非常财产制度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婚姻关系一经成立并非一成不变，夫妻财产的构成也并非一成不变，针对这种变化下的情况，设立相应制度才符合客观规律，涵盖现实生活中夫妻关系以及夫妻财产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满足现实生活需要。
对于如何设立我国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笔者认为：该制度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应当规定该制度的适用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由法院依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申请而适用。其次、应规定非常法定财产制包括当然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和宣告的非常法定财产制两种情形。即法院在法定事由出现时可以不依当事人的申请而直接适用的情形和在法定事由出现时必须经当事人的申请方可依法宣告适用的情形。第三、建立非常财产制度的关键在于规范适用该制度的法定情形。对于适用该制度的法定情形，因各国立法不同而有所差别，如《瑞士民法典》第185条将配偶他方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或其共同财产中的应有部分已被扣押；配偶他方危害到申请人或婚姻共同生活的利益；配偶他方以无理方式拒绝给予处分共同财产之必要同意；配偶他方拒绝向申请人报告其收入、财产及债务或共同财产状况；如配偶一方持续无判断能力；对实行共同财产制的配偶中一方的个人债务开始强制执行，且其在共同财产中的应有部分被扣押等规定为依申请而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第188条则将对实行共同财产制的配偶中一方开始破产程序规定为当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情形；而《法国民法典》则只将分居规定为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我国应规定哪些事由应根据我国国情和立法情况而定。有学者将下列九种情形作为法院当然或宣告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事由：（1）夫妻感情不和连续分居满一年的；（2）夫妻一方受对方虐待、遗弃的；（3）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清偿个人债务的；（4）夫妻一方拒不履行抚养、扶养义务的；（4）夫妻一方未经他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管理的财产的；（5）夫妻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查找不到的；（6）夫妻一方基于正当理由处分个人财产或共同财产而遭另一方无理干涉或拒绝的；（7）夫妻一方未经他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管理的财产的；（8）夫妻一方有其他严重违反婚姻义务行为的；（9）夫妻一方受破产宣告，另一方的合法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改用分别财产制。对此笔者不持异议。但结合本案，笔者还认为：“离婚诉讼”应成为法院当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并在离婚诉讼中依职权宣告将诉讼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改行分别财产制。最后，还应严格限制请求适用非常财产制的申请人的范围，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申请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申请人应仅限定为夫或妻一方，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夫或妻一方受破产宣告时，另一方的合法债权人才有资格请求人民法院宣告改用分别财产制，其他人则无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请求。
总之，在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基础上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即建立“四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要比现行的“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好得多。
三、关于无效婚姻制度
（一）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所谓无效婚姻(Voidmarriage)，也称违法婚姻，即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因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结婚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婚姻形式。无效婚姻制度起源于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到了近现代，各国立法都有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
与国外立法相比，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发展相对落后。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无效婚姻的问题，在基本法的层面上始终未作明确规定，而仅见于行政规章和某些司法解释。在我国，首次提到无效婚姻的法律文件是6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而86年《婚姻登记办法》和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虽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但根据该条例第24、25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婚姻无效只能由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确认并宣告，而无法院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规定。所以，长期以来法院对于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都不予受理，而根据1989年最高法院《关于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将一些不适法的婚姻或本属无效婚姻的情形都作为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标准，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一般将涉及无效婚姻的诉讼按离婚案件处理，而不直接宣布该婚姻无效。本文所引案例，就是法院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所做出的“王某主张婚姻无效于法无据，准予双方离婚”判决的。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立法模式无疑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如本文案例中，王某对婚姻无效的问题只能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请求，由婚姻登记机关做出处理。倘若王某不服婚姻登记机关的处理，还将引发行政诉讼，而离婚案件只能等到行政处理或行政诉讼终了，才能恢复，这样的立法模式，不仅削弱了人民法院对婚姻效力纠纷的司法权，而且等于以行政诉权代替了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更大大地增加了婚姻纠纷的解决成本和当事人的讼累。同时，这种立法也不利于从民法上保护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修订婚姻法在总结司法实践和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新增了无效婚姻制度，从而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中正式确立起了无效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根据修订婚姻法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采取的是修改前的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即采取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并行的双轨制结构。同时，修订婚姻法还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效力、财产、子女及时效等问题做出了规定。《若干解释》对请求婚姻无效、可撤销的主体范围、适用程序等也做出规定，但作为我国婚姻立法中一项新的制度，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无效婚姻制度所需完善之处
第一、关于宣告无效婚姻的机关有待进一步明确。
如上文所述，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法院直接确认和宣告婚姻关系无效的审判权，而是将确认婚姻关系无效的权利交由行政机关即民政部门行使，由婚姻登记机关在履行婚姻登记职责过程中对婚姻关系无效的情形加以确认并宣告。修订婚姻法虽然增设了无效婚姻制度，但对无效婚姻是否必须经过法院做出宣告其无效之判决却未明确规定。法院有权确认、宣告婚姻无效，只是从最高法院《若干解释》第七条关于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之主体的规定及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无效婚姻案件适用程序的规定中了解到我国婚姻无效之诉的存在。因此，修订婚姻法实际上赋予了法院对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审判权。但同时，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24、25条的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仍有权对无效婚姻做出确认和宣告。也就是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都具有确认和宣告无效婚姻的职权，即我国对请求确认、宣告婚姻无效实行的是行政和诉讼两种程序并行的双轨制。而对于由哪个机关、适用何种程序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理论界却存在着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应仅限于法院，即宣告程序应采用单一的诉讼程序。第二种观点认为，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即可由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处理，也可由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处理。我国目前采取的就是这种双轨制。但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首先，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只是具体行政行为，婚姻登记只是标志着婚姻的成立，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缔结婚姻的行为在登记环节的监督管理，因此其只能负责婚姻的形式审查，即使婚姻登记机关认为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也只能是撤销该行为即注销该婚姻登记，但不能对婚姻效力加以认定，更不应对婚姻效力的有无做出宣告。其次，婚姻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其法律效力的确认不仅关系到婚姻关系当事人双方的人身、财产方面的权利义务，还关系到对子女合法权益的保障，对于这些问题婚姻登记机关都无力解决，且超出其职权范围。再有，从无效婚姻之诉的法律性质上来看，无效婚姻之诉为确认婚姻当事人之间婚姻事实关系不存在的消极的确认之诉，对于确认之诉只能由法院主管。此外，从国外立法看，多数国家采取单一的由法院依诉讼程序来确认婚姻关系无效，而没有行政机关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立法例。因此，对婚姻效力的确认及宣告的权利只能由法院行使。同时，笔者还认为：关于无效婚姻确认和宣告已经由过去单一的由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程序做出发展到目前的双轨制也虽说是一个进步。但不可否认，这种双轨制的存在同修订婚姻法与相关法律之间的不协调，不统一不无关系。由法院对无效婚姻行使审判权，须由婚姻立法对此进一步做出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应加强婚姻立法与相关法律的协调，对相关法律做出必要的调整。
第二、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过于单一。
根据修订婚姻法的规定，我国所设立的无效婚姻制度包括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两种，而其中的无效婚姻又可称为绝对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又可称为相对无效婚姻。修订婚姻法第10条规定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未治愈的，未达法定婚龄的都属无效婚姻；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为可撤销婚姻。
从以上规定的法定情形可以看出，修订婚姻法实际上是将违反公益性要件即违反法律、社会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的不适法婚姻认定为无效婚姻，而将违反私益性要件的不适法婚姻，即婚姻当事人在缔结婚姻上的意思表示有瑕疵，违背当事人个人意愿的婚姻认定为可撤销婚姻。对于无效婚姻的几种法定情形笔者在此不作详细论述，而对于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笔者认为：修订婚姻法将可撤销婚姻仅限于受胁迫而成立的婚姻，其法定情形过于单一，不能涵盖现实生活中婚姻当事人双方在缔结婚姻上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情形，应予补充或增加，如因受欺诈而成立的婚姻、因重大误解而成立的婚姻均可规定为可撤销的婚姻。首先，对于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虽然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规定，但受欺诈而成立的婚姻、重大误解而成立的婚姻均被规定为不适法的婚姻，有的国家将其规定为无效婚姻，如法国、菲律宾等就将因误解、认定错误成立的婚姻规定为无效婚姻；有的国家，如英国、瑞士和我国香港地区等则将欺诈、胁迫、误解规定为可撤销的婚姻。根据我国婚姻法中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区分标准，受欺诈或重大误解而成立的婚姻均属违反私益性要件的不适法婚姻，因此，将其规定为可撤销的婚姻更为适宜。其次，根据我国现行民事法律规定，因受欺诈（不损害国家利益）、胁迫（不损害国家利益）或有重大误解而做出的民事行为，都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缔结婚姻的行为就是当事人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所为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法律重要组成部分的婚姻法将欺诈、重大误解而成立的婚姻规定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是与现行民事立法保持一致的需要。再有，我国宪法、婚姻立法始终坚持婚姻自由、完全自愿的原则，因此，将重大误解、受欺诈而缔结的婚姻规定为可撤销婚姻正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同时，将其规定为可撤销婚姻还可以尽可能地涵盖现实生活中不适法婚姻情形，以解决法律适用上的困难，有效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笔者建议，对我国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加以补充，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将受欺诈、重大误解和认定错误而成立的婚姻增加规定为可撤销婚姻。
第三、对无效婚姻是否适用过错赔偿没有规定。
试想本文案例，假若法院支持了王某关于婚姻无效的主张，判决宣告该婚姻无效，那么，罗某因隐瞒其患有精神疾病而导致无效婚姻，无疑是负有过错的一方。而问题在于该婚姻被法院宣告无效后，王某是否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哪些？修订婚姻法对无效婚姻的规定并未涉及此问题，最高法院《若干解释》也没有对此做出规定。修订婚姻法第46条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也只是列举了重婚的、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这四种情形，而不包括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的情形。也就是说在我国婚姻立法中只有离婚制度中有由于一方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规定。而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却没有由于一方过错导致婚姻无效，无过错一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的规定，这不得不说是我国无效婚姻制度设计上的一个缺陷。笔者以为，在无效婚姻制度中也应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赋予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当事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符合婚姻立法保护弱者利益，制裁违法者或过错方的立法精神。如有配偶的一方隐瞒已婚事实，欺骗对方与之结婚，婚姻关系因重婚被宣布无效的；一方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向对方隐瞒了病情，使对方与之结婚，婚姻被宣布无效的，都会给无过错方造成经济上或精神上的损害，无过错方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其次，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建立相应损害赔偿制度，有充分的立法依据，《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各自承当相应的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对于造成婚姻无效的，过错一方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无效婚姻作为一种特殊的无效民事行为，其过错方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应有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加以规定。因此，在无效婚姻制度中设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无效婚姻赔偿制度中，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应仅限于无效婚姻中有过错的一方，而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则仅限于无过错一方，无效婚姻关系以外的其他人均不能成为承担责任的主体，也不能成为享有请求权的主体。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标准和赔偿数额的确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对于无效婚姻赔偿制度的适用应以该婚姻被确认并被宣告为无效婚姻为前提条件。但这些都需要婚姻立法的明确规定，以完善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
第四、请求无效婚姻的主体范围的规定不够全面。
所谓请求无效婚姻的主体即指可以请求有关机关确认婚姻无效的权利人。对如何界定提起婚姻无效请求的主体范围，修订婚姻法第45条规定：对重婚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若干解释》第7条又规定：有权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请求宣告无效婚姻的主体包括四类：即无效婚姻的当事人、当事人的近亲属、基层组织及检察机关。但这里将检察机关的主体资格仅限定于对重婚犯罪提起刑事公诉，即检察机关仅享有对重婚犯罪的刑事诉权，也就是，实际上检察机关不享有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对于婚姻立法中规定检察机关的刑事诉权是否恰当暂且不论，但将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排除在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人以外，就显得享有请求权的主体范围不够全面，也不能体现出国家对无效婚姻的主动干预。从修订婚姻法所规定的无效婚姻的法定情形可以看出，我国将违反有关社会公益的法定结婚条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规定为无效婚姻，将违反私益要件的婚姻规定为可撤销的婚姻。因此，无效婚姻侵害的不仅仅是婚姻当事人个人利益，而且更多的侵害了国家、民族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体现国家和社会对无效婚姻的干预，其请求权的主体范围应当相对放宽，就向传统民法所认为的“法律行为之无效为绝对的，即不独对于当事人，对一切之人及为一切之人，皆为无效，故得由任何人对任何人主张”。笔者认为，我们虽不能宽泛到“得由任何人对任何人主张”，但《若干解释》第7条将请求权主体范围仅限定为当事人、其亲属及社会组织也是不够的，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应当享有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这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做法。对检察机关享有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笔者将在下进一步论述。
综上所述，无效婚姻制度作为婚姻立法中一项新的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婚姻法的修改对民事检察监督的影响
《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这一规定确立了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审判活动监督者的诉讼法律地位，婚姻法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最重要的民事法律，也是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所依据的主要实体法之一。但基于婚姻案件的特殊性，对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服的申诉检察机关不予受理，而仅受理离婚后对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不服的申诉。所以婚姻法中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修改以及无效婚姻制度中关于财产分割的规定无疑将对今后检察机关的案件审查工作产生法律适用上的重要影响，然而，这只能说是一般意义上的影响，此处不予详述。此外，还有两方面重要影响更值得关注。
（一）对检察机关现有抗诉权的影响。
上文已提到基于婚姻案件的特殊性，对于解除婚姻关系已生效判决的申诉，检察机关不予受理，所谓婚姻案件的特殊性主要是基于婚姻当事人身份关系的特殊性。法院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一旦生效，除非当事人重新履行结婚登记手续，否则其身份关系将不可逆转。因此，检察机关不宜对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进行审查，更不宜以判决解除婚姻错误为由提出抗诉。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六条第二款第二项也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解除婚姻关系的申诉不予受理”。所以，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始终坚持对解除婚姻关系判决不服的申诉不予受理，而只受理对解除婚姻关系判决中财产分割不服的申诉。
随着婚姻法的修订，特别是无效婚姻制度的确立对上述规定以及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所坚持的做法及现行规定是否产生影响呢？受本文案例启发，笔者试作如下分析，应当承认无论是判决离婚的案件，还是宣告无效婚姻的案件都将涉及到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但两者却大不相同。首先，在婚姻当事人的身份关系方面，解除婚姻关系必须以合法的婚姻关系存在为前体，当事人间具有夫妻身份关系；无效婚姻本身并不是婚姻，当事人之间只是一种非法同居关系，他们之间不具有夫妻间的身份关系。其次，在对婚姻当事人财产的认定方面，解除婚姻关系分割的是夫妻共同财产，而无效婚姻分割的是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根据《若干解释》第15条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可见，无效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为一般共同共有财产，但有证据证明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为一方所有的除外。再有，对婚姻当事人财产的分割方面，两者虽都属于共同共有范畴，但对二者的具体分割原则却不同。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以双方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照顾无过错方，坚持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且分割时不考虑夫妻双方的贡献大小。而对一般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首先要尊重当事人约定，在当事人无约定的情况下要以等分为原则，考虑当事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同时，根据修订婚姻法第12条的规定，还要照顾无过错的一方，但对于有证据证明同居期间所得财产为一方所有的则不发生财产分割的问题。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一起婚姻纠纷是解除夫妻关系还是确认并宣告为无效婚姻的错误判决，不仅会导致对当事人身份认定的错误，也会导致对财产分割上错误。对这种情形检察机关无疑应当行使抗诉权。但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的前提就是对解除婚姻关系已生效的判决不服的申诉予以受理，并进行全面的审查。这势必对现行的规定及习惯性做法产生巨大冲击，而这种冲击也正是修订婚姻法，特别是无效婚姻制度的确立对检察机关现有抗诉权及现行规定产生的积极影响。
综上，笔者建议，检察机关应结合修订婚姻法的实施对“对解除婚姻关系已生效判决的申诉不予受理”的规定予以取消或以“但书”的方式加以修改，即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解除婚姻关系的申诉不予受理，但对涉及婚姻效力及财产分割不服的申诉除外”。因为，婚姻案件却有其特殊性，除仅对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不服的申诉外，检察机关对解除婚姻关系已生效判决不服的申诉的审查应限于对婚姻效力的审查，对认定婚姻效力正确的，即使判决解除婚姻关系欠妥的，检察机关亦不宜以此为由提起抗诉。只有通过审查发现法院判决在认定婚姻效力上确实存在错误的，方可行使抗诉权。
（二）对检察机关民事权的影响。
自从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正式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制度以来至今已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参与并提起民事诉讼，其理论依据是“公益说”即检察机关只能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提起民事诉讼。诚然，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立法仅仅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在特定情形下有权提出抗诉，而尚未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职权，但未赋予，不能说明我们不需要。相反，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有权就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提起民事诉讼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实务界也强烈要求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但笔者以为“公益说”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机制的理论依据，不宜作为我国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的理论依据。而“公益说和广义监督权说”相结合的观点，能够为我国重构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机制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因为，我国检察机关只能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这正是“公益说”的理论核心。同时，我国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是实现其法律监督职权的方式之一，也就是说，其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应源自一般的法律监督职能。因此，笔者倾向于在“公益说和广义监督权说”相结合的理念上赋予我国检察机关一定范围的民事权。
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进一步认为，检察机关享有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即有权就无效婚姻案件向人民法院提讼，请求法院确认并宣告该婚姻无效。根据民事诉讼法理论，只有正当当事人的才能被法院受理，判断正当当事人的标准，诉讼法学界虽存在包括传统的诉讼实施权理论、管理权理论、实质利害关系理论等不同的理论，但诉之利益理论作为正当当事人基础的理论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如法国、德国、日本和我国澳门特区等民事诉讼法均采用此理论。诉之利益理论是为解决确认之诉的基础问题而被提出的，即确认之诉的原告虽没有管理权，但也可以提讼并可以获胜诉判决或使没有实体权利的主体也可以通过法院胜诉的判决获得权利确认和保障。正如上文所述，就无效婚姻之诉的法律性质而言，无效婚姻之诉属于确认之诉，即属于确认婚姻当事人之间婚姻事实关系不存在的消极的确认之诉。同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虽规定原告必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但《若干解释》第7条规定，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这里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婚姻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基层组织，他们不是实体权利的享有者，但被赋予了诉讼实施权，享有诉讼权利，具有诉讼利益。这就是根据“诉之利益”理论对利害关系人所做的宽泛解释，这也说明“诉之利益”理论已被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及立法者所承认并接受。正是基于上述理论，无效婚姻侵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检察机关虽不是实体权利的享有者和承担者，但他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应当享有对无效婚姻请求法院予以确认、宣告其无效的诉讼实施权，且享有诉讼权利，具有诉讼利益。因此，检察机关享有对无效婚姻之诉享有请求权，不仅有充分的理论基础，而且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同时，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目前，我国立法上虽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民事权，但婚姻法的修改及无效婚姻制度的确立，既为建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机制以及赋予检察机关对无效婚姻案件行使请求权奠定了更加牢固的实体法基础，同时，更需要检察机关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保障其实施。这不正是修订婚姻法及无效婚姻制度的确立对检察机关的民事权产生的深刻影响吗？对此检察机关特别是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司法实践中也应予以大胆尝试，为进一步完善立法奠定基础。
以上，是笔者结合对一起离婚申诉案件的审查对修订婚姻法的相关制度及其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影响所阐述的一点粗浅看法，有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abstract:therevisedmarriageLawhasmuchimprovedtherulesandregulationsconcerninginourcountry,surelystandsoutasoneofthemostnotablelandmarksinthemarriagelegislation.Howeveritshouldnotbeoverlookedthattherestillexistsomeproblemsintheestablishmentofrules.thisarticle,throughanappealingcaseinwhichbothoftheinterestedpartiesrefusetheiracceptancetothefinaladjudicationofcourt,isattemptingtodosomeanalysesonsomerulesandregulationscloselyrelatedtotherevisedmarriageLawandtheirinfluenceuponthecivilprocuratorialsuperintendence.
Keywords:marriagelawmatrimonialregimevoidmarriagecivilprocuratorialsuperintendence.参考资料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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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理财方法篇8
新经济是一种高技术、服务和办公室型的经济，是建立在新技术、新劳动组织方式和新产业基础之上的经济，是建立在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基础之上的经济，是建立在对外投资不断提高基础之上的经济。新经济的依托是不断创新、迅速发展的高新科技公司。新经济既加剧了市场竞争又增加了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加快了公司和就业的新陈代谢，极大地扩大了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使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价格。与此相应，理财人员在财务管理过程中持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即理财观念也应变革与更新，对此本文略作如下探析。
1.人本理念
人力资源是新经济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是推动新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优秀人才的创新思维往往能造就巨大的财富，正所谓“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才郎”。就企业发展来看，人力资本在新经济发展中已成为企业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本，企业能否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占有什么档次的人才，占有多少这种档次的人才以及如何开发与运用这些人才。因此，企业家必须树立“人本”理念，重视现有的人才，招揽紧缺的人才，并努力为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条件，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现代企业管理均奉行以行为科学为依托的“人本主义”管理。人作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的能动作用正在凸现，人力资源也成了新经济发展中最重要、最活跃的组成部分。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言，当今市场竞争表现为商品竞争，商品竞争的本质是技术竞争，其实质则是人才竞争———科技人员创新能力的竞争。这便要求理财人员充分意识到在新经济的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人才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人力资源是会计主体的一项资产，而且是企业组织中一项举足轻重的无形资产，是生产过程中惟一能动的资源。
2.创新理念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新经济的发展中，由于新产业不断涌现，产业调整与升级加速，产品更新加快，技术周期缩短，创新也成了一个企业永葆生机与活力，赢得竞争优势的源泉。新经济的发展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适应这种创新的要求，理财人员就必须具备创新理念，善于产生先见之明。由于创新的拓展与扩散，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理财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这便要求理财人员在财务会计工作中既要遵循理财的相对规范性，又要充分注意市场中每个会计主体的特殊性。因而理财人员便不可能用一成不变的财务管理经验、财务管理方法去适用于所有的理财对象。理财人员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有效推动理财水平跃上新台阶，才能有效提升自身的理财素养，适应新经济对理财灵活性、变动性的要求。
3.信息价值理念
信息是可以共享的，可以同时为许多人所占有、所使用；信息的作用和价值可以随接受者的不同而不同；信息可以多次使用，在使用中并不损耗；信息在使用中不仅不会损耗，而且可以增值，可以产生出新的信息。传统工业经济下信息用户注重的是财务信息，在新经济下信息用户不仅要获取财务信息，还要获取非财务信息；不仅要获取定量信息，还要更多地获取定性信息；不仅要获取确定的信息，还要更多地获取不确定的信息；不仅要获取历史信息，还要更多地获取预测信息；不仅要获取企业整体信息，还要获取分部信息。在信息质量上强调信息的相关性、一致性与及时性。同时，信息用户还要求拓展信息披露内容，增加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揭示，把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财务报表内，充分披露它的价值变动、报酬与风险的转移、潜在风险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增加对财务报表表外项目的披露，如长期租赁、长期购买协议以及与其相关的机会和风险等表外项目；分别列示经常事项和非经常事项的作用、影响；列表揭示分部信息；披露资产顶债计量的不确定性；提供不定期的财务报告；加强对无形资产的确认、计量。总之，会计信息用户要求获得尽量多的信息以利于其做出正确的决策。此外，会计信息用户还要求信息披露电子化。在新经济时代，一切经济活动均需以快、准、全的信息为导向。以数字化技术为先导、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主要内容的新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的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大大加快，从而使交易、决策可在瞬间完成，经济活动的空间变小。即时的通讯手段带来了即时的操作和调控，就像司机随时掌握着方向盘一样，信息使用者随时可根据经济实体变化的市场指标做出相应的理财对策调整。这便要求理财人员能够对理财信息进行更深层次的处理，注重对理财信息的实时搜集、利用和分析，进行理财决策和资金运筹，最大限度地做到实时跟踪理财项目的市场变动情况，这个过程是在整个理财中最能为会计信息用户带来价值的过程。这时理财人员和会计信息用户处在互利的关系之中。而且双方均要致力于共同创造价值，而创造价值的核心是要创造信息价值。这是因为，会计信息用户和理财人员的互动过程中最具有价值的环节实际上是理财信息更深层次处理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财人员、会计信息用户均在利用网络的共享信息和深层次的实时处理理财信息所带来的信息价值链，经营自我，挑战自我，体现自身价值和创新成果。
正确的理财方法篇9
1.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的界定
要依法对离婚财产进行合理分割，首先就必须将夫妻共同财产来加以明确界定和划分。从以往的婚姻法规定上看，虽然在法律条款的界定上，将夫妻共同财产划分的十分明晰，但现实生活中，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和划分并不能如条文规定的那样条理清晰，比如对于婚前或婚后财产的界定上，夫妻间共同财产和各自财产的划分上，往往无法实现确凿的举证，这也是导致离婚财产分割产生纠纷的根源所在。2010年新《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可以采用书面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和十八条明确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工资和奖金、生产或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除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外的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而“一方的婚前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或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和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只属于夫妻单方拥有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对“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进行了补充，即规定了“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或住房公积金、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或破产安置补偿费”等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补充条款进一步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多元化经济发展方式，并以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共同的意愿为前提，侧重于夫妻双方的约定法定效力，在约定缺失或没有法律效力的情形下，才适用法律规定原则。这样就很好地引导广大民众转换了思想，从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抵制情绪的藩篱中逐渐走出来，开始逐步采取风险预防措施，尽可能采取积极主动的婚前财产公证和婚后财产约定等方法，来规避有可能发生的离婚夫妻共同财产的确定和财产分配的矛盾和争议。
2.分割离婚财产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现行法律制度约束下实现离婚财产分割最大限度的公平公正，还是要遵循一个基本准则，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管这样的执法原则或许与事实公正不能够形成完全契合，但至少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当事人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生活秩序。因此在分割离婚财产上，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双方利益约定原则。《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商处理”。所以在判定离婚财产分割上，首先是要经过双方的充分协商，尽量找到双方利益达成的结合点，兼顾到男女双方的利益。婚姻法本身是一种私法,旨在解决家庭内部的纠纷和矛盾，婚姻双方都具备对于共同财产的支配权力，而当事人作为产生家庭矛盾的双方主体，有充分表达诉求和获得相应利益的权力，依照双方意愿作出适当的财产分配是婚姻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反映。坚持这一原则能够充分体现夫妻享有的平等财产权利,并极大避免或减少了家庭纠纷,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地发挥了家庭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二是坚持男女利益平等原则。《婚姻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这不但是夫妻婚姻存续期间要实现男女平等，在分割离婚财产时也要体现男女利益平等。在家庭生活中,由于夫妻两方经济收入存在差别，男方收入高于女方或者女方收入高于男方。但既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就具有平等支配的自然属性，所以，在分割离婚财产时，双方应有平等分配共同财产的权力。但坚持平等占有使用和分配共同财产并不意味着片面鼓励绝对的平均主义，同时财产分配要和离婚后承担的家庭义务相挂钩，不能只享有财产而不承担义务，也不能只承担义务而分配不到相应的财产，这样就严重违背了法律所维护的公平正义。
三是坚持法律救助补偿原则。婚姻法中明确规定了在双方财产分配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以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同时规定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的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是由于夫妻双方在家庭中工作或承担义务的侧重点有差异，这样分割离婚财产时，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就可以向另一方要求补偿。但这种补偿是从另一方分割后的财产中支付。而当今我国的家庭多数为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从中可以看出，法律在适用上倾向于照顾子女或女方等经济收入弱势群体。这样在双方离婚后，能够尽可能地保障由于婚姻变故导致的低收入群体的正常生活，以保证正常的社会经济运行秩序。从婚姻法和司法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利益倾向于无过错一方，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在财产分配上可以适当多分，这也充分体现了对受害方的法律救济。
3.分割离婚财产制度存在的不足
尽管法律或司法解释对离婚财产分割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新经济形式的不断出现，一些常见的问题也凸现出来，主要列举这样两点：一是一方失踪情况下分割离婚财产问题。在夫妻双方一放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另一方提出离婚请求。依据我国婚姻法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虽然在夫妻关系上给予了充分的法律界定，但在财产分割上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具体判决程序中对财产的清查只是依赖于诉讼方当事人提供的单方依据，对财产归属上也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在没有子女抚养条件出现时全部归属于诉讼方，有子女抚养条件出现时则多数以抚养费抵折方式判归诉讼方，这样对于失踪一方当事人来说有失公平公正。这样势必导致两种现象的产生：即抚养费低于失踪当事人应分配的财产，诉讼方获得的财产有部分是不当得利；抚养费高于失踪当事人应分配的财产，则直接侵犯了诉讼方应该获得的财产利益。这种判决方式显而易见有失公允。二是关于离婚中债务分割的规定。婚姻法中规定了“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第三方是否知道夫妻间财产约定或能否确定第三方是否知道夫妻间财产约定，这在离婚债务分割上的性质完全不同，如果在第三方即债权人与举债人恶意隐瞒的情况下，夫妻举债人另一方的合法权利就根本无法保证，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法律的立法本意在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但在规定上过于简单而导致与实际执行上存在着巨大差距。
4.完善分割离婚财产制度的建议
正确的理财方法篇10
「关键词宪政财政法公民财产权财政权财政立宪
一、财政与宪政——历史解读
西方宪政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宪政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人类理性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宪政制度最先在英国产生,随后传播到美国和法国,直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财政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财政权问题,正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
英国是宪政制度最初的实践者。人民(一开始以地主和贵族为主,后来以商人和新兴地主为主)对约束政府征税权的宪政制度的需求和国王因税收需要而对宪政制度的供给,一起推动了英国宪政制度的发展。⑴
在英国封建社会时期,频繁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家的国库紧张,国王必须要像臣民征税来获得财力支持,往往通过开会来讨论由贵族、地主和商人提供资金的问题。因此,在理查一世时代(1189—1199)“不得人民同意则不课税”的原则已略有雏形。⑵
约翰王时期(1199-1216)英国与法国之间争端不断,1212年英王约翰又与罗马教皇争权并于次年被俘。为了筹措战争费用并且赎回自己,他屡次不经贵族和自由民的同意而征税,激起了贵族的反抗。在贵族军队的胁迫尤其是筹款赎身的压力下,1215年约翰王不得不签下《大宪章》,这是英王与英国的贵族、诸侯及僧侣缔结的限制国王权力,特别是征收租税权力的法律,由此“不得人民同意不课税”的原则被赋予了正式法律的地位。征税权不属于国王而是人民授予的这一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
当然,国会最终获得征税权并不是这一个文件就确定了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和一次次的确认,才将控制税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中战争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宪章》之后,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数位皇帝都反复重申这一原则,宪政制度逐渐形成。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国王为了加强集权,试图用专制压服议会专享受税收权不成,于是通过罚款和劝捐方式填补国库亏空,遭到激烈反对。由于苏格兰战争,查理一世甚至几次解散议会而任意征税,激怒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造成了自己的覆灭。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国会才真正完成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君主立宪政体开始形成。后经19世纪的两次国会改革,下议院最终掌握了财政权。通过一系列宪法性的文件,如1627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权利法案》、1919年《议院法》等,财政立法权限、程序和国家财政体制等基本财政法律制度得以确立,英国的宪政制度最终确立。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英国宪政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英国的财政法史。⑶
英国之后18世纪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也正是由于国家因战争造成财政危机,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第三等级因不满承受税收负担却不能控制国王的征税权,因此激烈反抗开始的。到19世纪,法国也模仿英国最终建立了现代税收和宪政制度。
美国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其政治法律制度中继承和模仿英国的因素也很多。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其最初的起因也是英王向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和茶叶税。而人民认为“没有代表(议会议员)就不纳税”,即在未向英国国会派遣议员以控制征税权之前,殖民地不应纳税。独立战争由此打响,并最终在美国也确立了宪政制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起因于“税收危机”,税收关系到人民的根本财产利益,人民为了反抗国家任意征税侵犯个人的财产权,才寻找到了“宪政”这一出路。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要求政府采用规范的税收制度,停止任意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斗争史。⑷宪法在它诞生的一开始,就担负了平衡国家财政权,保障人民财产权的重任,宪法和宪政的完善离开财政制度的确立,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宪法对财政法理念与价值的影响
财政在宪政制度的形成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当宪法作为反抗专制的成果被固定下来之后,宪法理念的发展又对财政法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财政法的理念价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现代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和财政平等主义。财政民主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法定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法律形式,健全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平等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这四个原则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们的理念和价值几处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宪法的。
财政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要求人民通过一定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由于现代社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大多是议会,所以也称财政议会主义,即一国的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实质上是根源于宪法的人民主权理论,它是这一理论在财政法领域内的落实。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应当是财政法的根本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它也说明应当将人民的民主参与放在财政法制定的首要地位。
财政法之所以如此强调民主,与财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当代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维持在35%左右,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甚至超过60%.我国在2002年也已达18.5%,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可能也不会低于40%.⑸巨大的资金集中于国家手中通过财政收支不断循环,不仅是国家经济运转的推进器,也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现代财政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财政收入是来源于人民的,在理论上也是用之于民的,那么到底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理应由人民掌握最后的决定权。所以,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对与财政计划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决策的制定,这正是现代民主的要求。否则,国家机关就会藉“公共”之名,不当的追求部门的私利,在财政事项制定程序中引入民主,虽然也并不尽然就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但相比之下这是最好的方法。
财政法定主义是指议会对于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和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它实际上是财政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主义往往与民主交错重叠,
英国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因此,财政法定主义实质上就是“人民主权”的形式要求,它是实现人民在财政方面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同时,财政法定主义也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财政法治的制度基础。
财政平等主义包含了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它要求平等对待,也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财政法中的具体适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财政平等主义直接的宪法依据。平等主义要求人民对财政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人民利益也应当受到平等保护,财政法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与古代专制君主的横征暴敛无异。
宪法理论对于财政法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深刻和根本性的,财政法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内的具体实现,现代财政法必须以民主宪政为制度基础,并且体现民主性,因为国家的财政权力根本上是来源于人民的,应当由人民来决定有关的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涉及公权力的分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财政方面的相互关系、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基本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制定和运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财政法也应当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为依归,这也是与宪法“保护人权”的根本宗旨相一致的。
三、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