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城市设计主要特征篇1
中图分类号：tU-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0)03-0069-02
到过罗马的人，无不被其伟大的建筑艺术成果所倾倒。那气势恢宏的斗兽场、万神庙，巍峨矗立的教堂，肃穆庄严的宫殿向我们讲述着这片土地上辉煌的艺术成就。而你可曾留意过散布在大街小巷间的喷泉，虽然那样朴实，那样谦逊，但每个喷泉都有一副独特的面孔，都讲述着一段动人的故事。尤其是那魔幻般的喷泉雕塑，与精雕细琢、气势恢宏的古典建筑相映成趣，是建筑艺术史和雕塑艺术史上的奇葩。
1 喷泉雕塑――罗马独特的雕塑艺术
“雕塑”与“建筑”一样，都是艺术的一大门类。它通常指用可雕、可塑性物质材料，用雕刻或塑造手段，创作出具有实在体积的，占有三度空间的艺术作品。人们用音乐去表现高山流水，用绘画去表现梅兰竹菊，而用雕塑去表现心中对于美好形象的向往。罗马三大艺术成就建筑、雕塑和绘画中，雕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同时期汉代注重气韵之美的东方雕塑艺术相反，罗马雕塑继承了希腊雕塑艺术辉煌的成就，注重完美，着力于细节描写，重视刻画和反映事物的真实特征，给人以强烈的体积感和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
“喷泉”原是一种自然景观，是承压水的地面露头部分，现也可以指人工设计建造的具有使用或景观功能的喷水设备。古代喷泉多利用既有水源改造形成，最早的大规模人工建造的喷泉始自古罗马时期。与中国、埃及等沿河流发展起来的文明古国不同的是，罗马人不是被动地适应水源，而是在城市中修建了最早的供水系统――输水道。关于罗马为何出现了城市输水系统，一般认为是由于罗马建立在七座小山丘上，运水不便，而超过百万的城市人口需水量极大，因而必须将贮存在城市周围水库和池塘中的水输送入罗马城。另一浪漫的说法则是，罗马人为避瘟疫，听从医神阿斯克勒皮厄斯的神谕改喝泉水。于是他们放弃了赖以生存的泰伯河水，而用输水道从附近几十公里外的山泉取水。罗马人的供水系统是开放式的，水不停地流入城市，然后通过地下水道排走，水流的循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人工喷泉，供人们排队取水的开敞空间就形成了一类以喷泉为主题的广场。随着技术的发展，城市供水不再使用未经处理的自然水体，汲水系统也不再依赖广场上的泉眼。于是喷泉的供水功能逐渐减弱，而其环境价值却不断得到提升。除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外，它们还有调节局部小气候、美化环境的作用。如今的罗马城保留有大大小小喷泉三千余座，被称为“喷泉之城”。
正是由于喷泉的艺术价值不断得到认识，雕塑艺术家们找到了新的创作载体，结合流动的水体设计出了造型各异、姿态优美的喷泉雕塑。(图1)通常的罗马雕塑，尤其是古代雕塑，无论是威武的帝王骑马铜像，还是米开朗基罗笔下的大卫，都是一种静态的表现形式。而正是有了这种喷泉艺术和雕塑艺术的结合，人们不但可以“观其形”，而且可以“闻其声”、“濯其泉”，因而赋予雕塑以生、光、韵的综合美感，产生出了一种超越三维静态空间的“四维”雕塑艺术。有了雕塑的喷泉就有了精神的依托，而有了喷泉的雕塑也就有了律动的生命，二者相得益彰，赋予这些古老的艺术以新的生命力。
建筑与雕塑自诞生以来就密不可分，他们彼此相互依存、相互衬托，共同构成了建筑环境艺术的主体。雕塑在建筑群体和城市空间中常常起到点明主题、画龙点睛的作用。这种艺术特点在意大利喷泉雕塑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常常作为建筑主题的标示符号，或作为城市广场的视觉中心，也常常是几条大街交汇处的空间节点……有了它们，古典建筑更增加了几分妩媚与神秘，使人印象深刻，流连忘返。
2 罗马喷泉雕塑的艺术特点
2.1 丰富的创作形式
雕塑的材料通常有石、铜、泥、陶等，由于金属锈蚀、泥土惧水，喷泉雕塑取材以石材为主，以圆雕为主要表现手法。从结构上看，喷泉雕塑主要有点式、组群式、跌落式等形式。点式喷泉最为多见，它们常作为广场中心和城市地标而存在，宛如摆在城市“多宝格”上精美的工艺品。例如，巴洛克大师贝尼尼的杰作巴尔贝利尼广场上的特里托内海神喷泉(图2)，以及圣彼得广场两个椭圆焦点上马德尔诺设计的喷泉等。有些喷泉将群雕、多组泉水和水池组织为一个整体，来表达一个明确的艺术主题。这种组群式雕塑，超出了喷泉作为广场群体空间组件的意义，而形成一个独立的艺术品。例如那沃纳广场上由一组喷泉组成的著名的“四河喷泉”(图5)。还有一种喷泉如罗马东郊埃斯特别墅的“百泉”，通过不同水体的交织来组成一种运动的群雕。
2.2 玄幻的艺术主题
古罗马雕塑受希腊雕塑艺术影响很大。但由于受帝国统治和世俗文化的影响，与希腊雕塑大部分取材自神话故事或体育竞技不同，罗马雕塑取材更广泛，以神像和世俗帝王、贵族的塑像并重。惟独喷泉雕塑继承了更多的希腊雕塑艺术的特点，取材多以动物、植物等自然题材为主，也常以传说中的神话故事为背景来创作。其中以海洋为主题的喷泉雕塑较为典型，常以水生动物、海神故事等为表达的主题，这也和喷泉以流动的水为艺术载体有关。罗马雕塑注重写实的特征和精湛的人体美学艺术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喷泉雕塑中，这些雕塑往往极尽雕琢之能事，造型惟妙惟肖，给人以天堂般的美感。例如罗马马德意广场上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设计的乌龟喷泉(图3)，线条玲珑美丽、巧夺天工，仿佛海怪来到了世间。两位佛罗伦萨雕塑大师维奇和卡拉多西联手创作了“女海神喷泉雕像”
(图4)。女海神俏皮地倚坐在海岩上，阳光般的笑容洋溢在她充满朝气的脸上，如同绽放在岩石上的鲜花。这座雕塑已经成为西方雕塑史上的经典之作。
2.3 华丽的表现手法
从艺术风格上看，早期的喷泉雕塑功能性占主导地位，仅仅在水池边略作美化，或在出水口处以兽头等元素稍加雕饰。随着喷泉雕塑的装饰功能不断得到重视，逐渐发展为独立的雕塑艺术形式。意大利喷泉雕塑艺术形成于罗马时代，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并随着巴洛克艺术思潮的兴起，呈现出变化奇异、光怪陆离，极尽装饰之能事，打破古典艺术宁静和谐特征的发展趋势。今天我们在意大利街头看到喷泉雕塑，很多都是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代表了意大利古代喷泉雕塑艺术的最高峰。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罗马那沃那广场的“四河喷泉”(图5)，由巴洛克大师贝尼尼设计。喷泉雕塑由分别象征尼罗河、多瑙河、恒河、巴拉那河四大河流的四座充满阳刚之美的男性石像组成。四个巨人神态自然，水柱从假山缝隙和泉眼中不规则地流出，在日光照射下，色彩璀璨夺目，整个喷泉活泼而富有
情趣。
2.4 浪漫的人文情怀
罗马喷泉雕塑的迷人之处，除了能工巧匠的精心雕琢外，更在于它们被注入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或表达宗教故事，或反映神话传说、爱情故事等浪漫主题。注入了人类美好理想的雕塑作品也就增加了其迷人的色彩。特莱维喷泉(图6)以海神得胜为主题，四座栩栩如生的神女像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两个勇敢的人鱼，为海神驾马通过凯旋门。传说一位罗马少女给打仗归来饥渴难耐的士兵指明这一喷泉的所在地，所以特莱维喷泉也称“少女喷泉”。相传当你离开罗马之前，背朝喷泉将硬币扔到水池里，同时许愿，那么就有可能得到重返罗马的幸运，所以特莱维喷泉又叫“许愿池”。人们来到这里，一方面是为其精美的雕塑艺术所折服，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获得精神上的慰籍。雕塑艺术在这里超越了其形式本身所给人的视觉冲击，而获得了更高层次上的精神感染力。
3 生活的艺术、平民的珍宝
喷泉雕塑不同于罗马反映僧侣风俗和祭祀礼节的雕塑。这些雕塑艺术被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当时的雕刻家们创作了不少罗马皇帝的形象，把罗马皇帝当作英雄来表现。还有很多凯旋门上的浮雕，表现的是帝王征服世界的功业。这些雕塑艺术是属于少数人的，罗马喷泉雕塑也不同于当时东方同样发达的汉文化下的汉代雕塑。东方雕塑艺术着力干表现视死如生的丧葬礼俗和宗教文化，要么位于帝王的陵墓前作为仪卫，要么处于地下作为陪葬品，表现出封闭性的特征。这种雕塑艺术也是属于少数人的。
古罗马城市设计主要特征篇2
关键词：古罗马；广场；演变
中图分类号：tU－09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1－0045－04
收稿日期：2006-09-27
作者简介：韦峰(1974-)，男(汉族)，河南沈丘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城市规划及其理论、城市史方面的研究；徐维波(1976－)，女(汉族)，硕士，助教，主要从事建筑设计和建筑史方面的教学、研究。
不论在整个人类建筑历史中，还是在古罗马辉煌的建筑长河里，“广场”(Forum)都被视为代表古罗马伟大光辉成就的象征。
古罗马广场据说是从雅典带柱廊的敞廊(agora)(图1)演变而来的，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城邦(polis)中，城邦对于自由公民是共同的(koine)，而大部分自由公民的公共生活，正是发生在敞廊(也可称为“市集”)上的，敞廊就是公民参与社会事务最直接的公共场所。这时的敞廊，代表着自由民的利益；同时由于地形的影响和活动性质的需求，所以它的布局也是自由的，并没有规划的痕迹。但是真正开始以广场为中心整体地安排整个城市的布局，在此基础上对庙宇、道路等进行全面规划的，是罗马人。古罗马从共和国时期到帝国时期经历了其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转变，而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直接反映的广场，在布局、形制上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我们要深入理解古罗马广场，就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古希腊敞廊的衍生物，而是要深刻剖析其不同的建造背景。罗马的创造者罗穆路斯选择了山顶宽大的帕拉丁山(palatine)作为古罗马城的中心城址，当山丘上住满人之后，商人王塔克文纽斯(tarquinius)主持修建了大下水道系统，解决了排水的问题，为竞技场和罗曼努姆广场(ForumRomanum)的建设提供了场址。公元前约600年，罗曼努姆广场的雏形出现于山下被排干的沼泽上，这里原是周围的农民、牧民和生意人进行交易的市集，后来，人们开始慢慢地迁到这里，在这里建立神殿、市集和法院等，这里逐渐成为罗马城市生活的核心。鉴于漫长的形成过程，广场更多地继承了古希腊广场的自由布局(图2)：建筑没有统一规划，每幢建筑都是独立的，显示了较大的自由；广场的平面为不规则的长梯形，四周有鱼、肉、纺织品等市场，还有法庭、交易所等建筑物；庙宇规模很小，形制也不是围廊式，更显得自由，灵活(图3)，整个广场的尺度较小，适应人的正常心理要求。它可以被看作是古罗马早期大型广场的典型实例。
这个广场的形式与做法显然与其特殊的地形和形成过程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古罗马仍是以氏族组织为主，尽管这种与古希腊类似的古老民主制度正在日趋消亡，但新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形成，因此，作为直接代表公共活动参与者利益的广场，还是非常自由的，这种自由，不仅是指广场上的建筑类型与布局，还包括广场上容纳的公民活动。
当然，影响广场形制的原因还有许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城市广场。维特鲁威在其经典著作《建筑十书》中提到，古罗马人在意大利的城市中采用与古希腊不同的方式来建造广场，他们根据斗剑比赛的实际需要来确定其形式与规模，为了便于观赏比赛，就形成了长方形平面，并且长宽比为3：2(图4)。从上些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至少一部分古罗马广场与古希腊的敞廊并不是一脉相承的，而是建立在其特殊的使用功能上而形成的特殊形制，这种广场就比较规则，四周已经完全被柱廊式建筑所包围。当然，这种形制产生之后，就不再只是为观赏比赛而服务了，而是具有了广泛的适应性。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古罗马早期广场的建造更多地依赖于市民日常公共生活的需求和城市规划的特殊要求，建筑类型也多是与此相关的，布局也适应这些基本需求。而随着共和制的建立与发展，古罗马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富裕阶级取代了氏族，政治社会取代了氏族社会。与之相对应的，广场这一载体就越来越多地承载了政治、宗教等功能，越来越体现了国家政治的意志，而这一特征到罗马帝国时期达到了顶峰。
公元前约525年，罗曼努姆广场建立了王宫和市议院，周围随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宗教和商业功能的建筑。进入共和时期后，广场上兴建了元老院和宣讲坛(Rostra)，并成为举行重要政治集会和凯旋典礼的地方。并且从公元前4世纪晚期开始，广场上兴起了树立纪念雕像之风，多数用于对军事将领的嘉奖，此风延续了近200年。公元前2世纪这里出现了最早的巴西利卡会堂(Basilica)和国家档案馆(tabularium)。
罗马文明的鼎盛时期是共和国转变为帝国以及帝国初期的三个王朝之际，亦即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2世纪的两三百年间。这时罗马疆域空前扩大，社会稳定繁荣，无论名都大邑还是边陲小镇，它们都按统一的政法体制、市政规划、公共设施和文化风格建设起来。万里之内无论南北东西都可在这些罗马城市中看到同样的广场、会堂、神庙、剧院、商肆、公路和引水道……。公元前27年，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以帝制取代共和制，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帝国。帝国政府制定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致力于罗马城的建设，要把罗马建成为世界之都，辉煌富丽超过古代任何城市。
于是在罗马域中，广场被一再扩建，首先增加的部分是为了纪念恺撤而建的恺撒广场(Caesarforum)，此后陆续添加了奥古斯都广场(augustusforum)、威斯帕西安广场(Vespasianforum)、涅尔瓦广场(nervaforum)和图拉真广场(trajanforum)，这些扩建部分总称为帝国广场(KaiserFora)。通过这些扩建，罗马广场的形式由开放式发展为闭合式(图5)。
恺撒广场是共和末期(公元前54-46年)恺撒所造的一个封闭的、按完整规划建造的广场。它的后半部是围廊式维纳斯庙，广场成了庙宇的前院。维纳斯是恺撒家族的保护神，因此，广场俨然是恺撒个人的纪念碑。广场中间立着恺撒的镀金骑马青铜像。恺撒广场头一个定下了封闭的、轴线对称的，以一个庙宇为主体的广场的新型制，体现了从共和制向帝制过渡转型阶段的广场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该广场仍保留了部分公建和钱庄，这说明市民日常公共性活动仍然可以在这里进行。
之后建立的奥古斯都广场(图6)呈封闭矩形，有严整的轴线。除了轴线端头的庙宇和两侧的柱廊之外无任何公建，和周围城市完全隔绝开来，整个广场格局封闭，气氛压抑。从凯撒广场到奥古斯都广场，庙宇的地
位逐渐加强，已经起到控制整个广场的作用，但这时的庙宇与古希腊不同，用途上无丝毫功能，只是对皇帝个人的崇拜，显示政治制度已经有了质的转变：公民的权力逐渐让位于帝王的威严，公民公共性活动被彻底摒弃于广场之外了。
帝制真正建成以后最强有力的皇帝图拉真，竟至几乎要把皇帝崇拜宗教化了。他在奥古斯都广场旁边建造了罗马最宏大的广场――图拉真广场(图7)，广场的型制参照了东方君主国建筑的特点，不仅轴线对称，而且作多层纵深布局。在将近300m的深度里，布置了几进建筑物，室内室外的空间交替，空间的纵横、大小、开阖、明暗交替，雕刻和建筑物交替。建造者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系列的交替酝酿建筑艺术高潮的到来。这种做法，几乎把对皇帝的个人崇拜发挥到了极致。严整的轴线，高大的凯旋门，复杂的多轴线关系，变化多端的空间形态，使人在行进过程中逐渐迎接对皇帝个人崇拜高潮心理的到来。
在广场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高达38m的图拉真纪功柱(图8)，柱身上200m充满动感的长浮雕饰带，表现了图拉真皇帝对达契亚人(Daces)进行两次战役的场景。柱基里面安放着图拉真的骨灰瓮，柱顶上竖有图拉真的金像(现为圣保罗铜像)。这种种处理手法使图拉真纪功柱成为古典时期最华丽雄伟的纪念柱，后世很多帝王都依此为蓝本进行仿建。除此之外，广场上还建有许多纪念碑性质的凯旋门、纪念柱和纪念像，尽管缺乏严谨的布局而显得拥挤，但每一座建筑巨大的尺度、雄伟的体量和强烈的纪念性仍然使人感受到令人窒息的壮丽与宏大，而这种壮丽与宏大正是古罗马帝制的最直接体现。
这时城市中心区域的广场，以其特殊的象征性，很自然地成了君主的禁脔，之前那种公民性与公共空间之间的适应性在这里已被瓦解了。原本具有普遍公共性的城市广场被统治者刻意地强化，已不再是公民公共性意识的表达。借助广场的重新建设，统治者实现了对城市公共的垄断，从而使自己真正的与众不同。
综上所述，从古罗马早期的罗曼努姆广场到帝国时代的图拉真广场，广场的形式由开放逐渐变为封闭，广场周围日常公共建筑逐渐减少，广场从公民公共活动的场所逐渐演变为对皇帝个人神化、崇拜的场所，成为皇帝个人的纪念碑，而这种形制的演变，始终与政治制度和城市公共生活有着相依相存的密切关系。
古罗马城市设计主要特征篇3
【关键词】地域文脉；传统文化；现代建筑设计；人文精神
一、决定文脉延续的思维方式
一般来说，新的历史文化总是在旧的历史文化的传统的继承中发展过来的。美国文化的前身来自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而欧洲的文化在美国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催化下衍生出新古典主义的文化形态，希腊复兴、哥特复兴、法式复兴等建筑风格。即便是在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建筑风格盛行的当下，在美国各地也充斥着各种有意识地保持历史上流传的古典建筑形式和风格特征的建筑，而这种风格并非仅是美学上和形式上的复苏，亦蕴含着批判理念，运用现代的材质及工艺，去演绎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精髓，尊重了理念和机制本源，并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设计方法。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山是美国的标志性建筑，是美国的象征，是美国民主精神的代表，既是罗马复兴式的建筑，也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艺术杰作。从建筑体量，到色彩材质，再到屋顶的雕塑造型，无不渗透着强烈的象征力量。在此地，没有人会误认为身处意大利，或质疑其建筑风格的代表性。因为这里是政治与艺术、历史与现代、当下与未来、发展与批判的节点。映射出的是美国摆脱殖民文化的迫切，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民主政体的渴望。林肯纪念堂位于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西侧，与国会和华盛顿纪念碑成一直线。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从体制到观念形态一直都是阻碍经济进展的阻力。林肯作为精神支柱展开了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文艺上的斗争。林肯纪念堂的建筑精神正符合古希腊的建筑所映射出来的语言正符合当时的需求。建筑不仅是时代的记忆，也是一种精神的延续。
新古典主义的复兴论在中国建筑界也有所波及和反映，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有着明显的古罗马建筑风格。但与美国不同，人民大会堂的古罗马风格的建筑上仍能识别出中国传统文化气息。正面十二根高大威严的大理石门柱符合罗马风格的排列方式，而颜色却是典型的北京古建筑特色，青灰色，沉静、肃穆，还有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屋檐亦是呈现了中国建筑的绚丽与庄严。中央大厅的护墙和地面用彩色大理石铺砌有古罗马建筑的典雅华贵，而各省的会议厅却又有着中国古典建筑的精美细腻，是名符其实的中西合璧。这与中国当时处于建国十周年这一时间节点不无干系，要批判封建复古主义，但在学习西方现代建筑的同时又不能丢掉传统，在反复论证后采取了吸取古今中外建筑精华，西方文艺复兴建筑体块上附加中国传统文化装饰元素的方法。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在当时作为一个时代的主题建筑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反应出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但是，正是这座里程碑式的建筑给中国当下现代建筑设计留下了难以突破理论枷锁――如何在现代建筑中识别出传统文脉的基因。这一点很清晰的看出中国和美国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存在不同的思维方式。
美国从外来文化到土著文化再到殖民文化的交叠，多元文化在美国本土扎根，在城市建筑环境设计中也呈现着对立与交融的形态，形成了各种文化与建筑风格的荟萃。建筑物风格多变，但是又彼此尊重和协调共存。美国的设计显露着强大的进取精神，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羁绊，急速发展的经济和科技动力，促使美国文化有力的吸收和分解外来文化的精髓，不排斥的博爱与进步的自由和独立，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形成了独自的文化形态和风格。这种强势的文化观念在设计领域对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冲击，中国也不例外，虽然给中国的本土文化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但是其中也不乏值得反思和借鉴的经验。
而中国拥有独特的传统文化脉络，年代久远，地域广阔，民族繁多使文化在风俗、建筑、文艺、思想等方面呈现不同形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和内敛渗透了整个民族文化的根源，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十分坚固和丰厚。丰厚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历代的积累，具有极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更是许多国家认知中国的一切印象来源。然而随着带有西方思想现代文明的急速崛起，中国的传统文化随之受到了挑战，设计师一面要应对大众对新生理念的追求，一面又要维护传统文化神坛的地位。文化积累越深厚，挑战衍生出的矛盾性越强，这也正是中国现代设计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设计师在处理其出传统文化接洽融合问题时就会越发显得无所适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的度依然是我们探寻的关键。
二、传承文化的态度
美国的建筑环境设计受到经济技术的推进和后现代主义的激励，对艺术与自然环境、建筑环境的关系进行的重新审视。设计中常出现运用简单的形体、重复、几何化的结构将自然材料以一种脱离这些材料原初的自然结构的万式集合在一起，带来了一种新结构中产生新意味的视觉综合体验。
然而，这些片段如果发生在中国就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可。多半会被认为是猎奇心理的调侃，或是设计师哗众取宠的炒作。中国崇尚延续的叙事意境，宁虚勿实，空间留白给予使用者审美遐想空间，发挥各自的想象填补空白，形成独特的审美意象。然而，厚重的历史渊源使得设计师在自持和谐统一的设计观的情况下将现代城市的地域文脉挥斩的支离破碎，究其原因，作者认为是设计师在面对如何处理传统文化的“扬弃”问题上没有了自己的态度。历史并不是遥不可及，传统的并非深不可测，可畏的是设计者没有立场而深受因袭的羁绊，人云亦云。所以，当王澍的作品突然出现的时候，受到业内外广泛的认可。认可的不仅是他作品的巧妙和独特，更是他人本的理念和发掘传统和建筑本质的心态。
小结：
与美国建筑风格大相径庭的中式文化在美国熔炉文化的背景下不但没有显得格格不入，反而为城市增添了一丝异域风情，丰富了美国的生活。中国在面对西方建筑理论侵袭时也需要有理性的判断，避免被西方的法则颠覆了我们的文化背景，也不要被自己厚重的传统束缚了手脚。
参考文献：
[1]龙灏，李昂博威.美国历史建筑保护体系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J].室内设计.2011.2
古罗马城市设计主要特征篇4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国土面积达到1707万平方千米，堪称广袤之极。与它巨大的空间面积不相符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不太长。俄罗斯是东斯拉夫人的国家，历史最久只能追溯到公元862年，当时俄罗斯诸部落为了结束混乱的战争，邀请北欧诺曼人的领袖留里克前来统治，建立了留里克王朝。从留里克到13世纪中期的蒙古入侵，算是俄罗斯的早期历史。由于蒙古铁骑的破坏性特别大，所以早期俄罗斯的古迹已经非常稀少了，只有在莫斯科西部的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两个城市，还保留了一些蒙古入侵前的建筑。1992年，八处古迹以“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白色历史建筑”为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让我们有机会由此管中窥豹，看到俄罗斯最古老的形态。这个国家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周朝，一开始王权鼎盛，到后来就变得诸侯分裂。公元1054年，雅罗斯拉夫一世大公去世，他的三个儿子共同执政，从此王权一蹶不振，国家走向了分崩离析的道路，各地诸侯国家纷纷兴起，直到1238年蒙古入侵为止，再也没能完全统一。与国家衰弱分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的兴起和文化的昌盛，一座座砖石建构的教堂在重要城市中拔地而起，新的装饰艺术也蓬勃发展。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地区的繁盛起源于一个叫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大公，他是东正教正统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九世的外孙。由于血统高贵，所以他在斯拉夫贵族中广受尊崇，以至于后来沙皇登基用的王冠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莫诺马赫王冠”，希望能沾一点罗马帝国的王气。莫诺马赫大公几乎重新统一了俄罗斯，他占领了北方广大的领土并迁都于苏兹达尔。1108年，他在苏兹达尔以南26千米的地方兴建了一个小城，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弗拉基米尔，之后这里就成了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公国。1147年，莫诺马赫的儿子叫长手尤里（全名尤里•博戈鲁斯基大公）在弗拉基米尔的西部修建了一个不大的木头宫殿，用于宴请宾客，这个地方被称为莫斯科，也是此后数百年俄罗斯的中心。世界遗产“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白色历史建筑”八处古迹中最古老的一个“圣伯里斯和格莱布教堂”，就是长手尤里兴建的。这个教堂建于1152年，用以纪念俄罗斯最早的两个基督教圣人伯里斯和格莱布。它在俄罗斯建筑史上的地位，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五台山南禅寺（中国最古老的木建筑），这个长名字的教堂虽然规模不大，却是俄罗斯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了。教堂位于一个名叫基蒂可沙（Kideksha）的小镇上，离苏兹达尔5千米。当年它是作为宫廷教堂而修建的，现在周围的宫殿早已不存在，只有这个教堂留了下来，成了俄罗斯白色石灰岩建筑的开山之作。这里游客很少，但不用担心找不到，因为教堂的样子很特殊，好像一个白色大方盒子上面插了一个细细的洋葱头，绝对不会认错。
博格柳博沃的世界遗产
在长手尤里的时代，俄罗斯有基辅和苏兹达尔两个中心，到了他的儿子安德烈•博格柳博斯基大公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改变。博格柳博斯基挥兵南下占领了基辅，并把城市洗劫一空，打算让俄罗斯只有苏兹达尔一个首都。不过他并没有成功，1155年的6月18日，大公率领马队从基辅返回苏兹达尔，走到了弗拉基米尔东北11千米的地方，突然间，按照史书的记载：圣母显灵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所有的马都再也不肯走哪怕是一步了。在无计可施之下，博格柳博斯基大公只好下令迁都弗拉基米尔，并且把那个马都走不动了地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博格柳博沃。世界遗产“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白色历史建筑”的八处古迹中有两处都在博格柳博沃，其中一处涅尔利代祷教堂特别不好去，不通车，要徒步走很久才能到，但非常值得一去。如果要在全俄罗斯选五座最美的教堂，涅尔利代祷教堂肯定可以入选。这个教堂的选址和比例近乎完美，它在一条小河的边上，周围都是青青的草地，建筑本身是一座四方形的白色石灰岩教堂加上一个蓝色的洋葱头，这些元素都没什么特殊，但是搭配在一起就成了神来之笔，和谐优雅，无懈可击，成了全俄罗斯最经典的乡间景色。涅尔利代祷教堂是博格柳博斯基大公为了纪念他最喜欢的儿子伊贾斯拉夫而修建的，当时俄罗斯和东方的保加利亚汗国冲突不断，伊贾斯拉夫就是死于和保加利亚人的战争（此保加利亚不是今天的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是源自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古代的保加利亚汗国有两个，一个在俄罗斯的东边，一个在俄罗斯的西边，只是东边的保加利亚在蒙古西征时被彻底消灭了，所以今天的保加利亚是西边的）。涅尔利代祷教堂虽然是沉重的白色石灰岩修建的，但是通体透着一种轻盈的飞升感，用来纪念升天的灵魂是再合适不过了。这种洗练纯熟的建筑工艺似乎不是当时尚属原始的俄罗斯能拥有的，考古学家仔细研究了教堂白色墙壁上丰富的雕刻，发现和同时期意大利北部的摩德纳大教堂非常相似。史书记载，摩德纳大教堂的建筑师是德国的巴巴罗萨大帝送去的，而巴巴罗萨大帝在参加的时候到过俄罗斯，所以涅尔利代祷教很可能是德国的宫廷建筑师留下的杰作。或许是因为喜欢自己的名字，博格柳博斯基大公最喜欢住在博格柳博沃，他在这里修建了宫殿，用于款待各国宾客，但他的统治也是出了名的严酷。1174年6月28日晚，一群对他残酷统治心怀不满的贵族发动了宫廷，大公在一个塔楼的台阶上被刺杀了。历史有时候很巧，时间过去800多年，古代的宫殿早已经消失了，在原址上矗立的大教堂是19世纪的新建筑，但唯独他遇害的塔楼被留了下来。这个塔楼中间有一道廊桥，连接着一座宫廷教堂，整个建筑设计精巧，现在也是世界遗产“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白色历史建筑”八处古迹中的一个。
弗拉基米尔的世界遗产
弗拉基米尔作为俄罗斯最早期的首都之一，有三处精彩的白色古建筑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笔者认为，最能体现12世纪俄罗斯艺术水平的是圣德米特里大教堂。这个教堂兴建于1193—1197年，原本是宫廷的一部分，后来宫殿塌毁殆尽，就只剩下它了。这个教堂的形制和涅尔利代祷教堂相近，只是规模要大上许多。最引人注目的是教堂的外墙，我从未在欧洲中世纪教堂的外墙上看到过如此众多的精美图案，工艺古拙而功力精湛，是难得的佳作。由于年代久远，所以考古学家用了几十年才搞清楚那些雕刻的含义。正北方的浮雕是当时的大公弗谢沃洛德三世和他的儿子们，正南方的浮雕是亚历山大大帝，其他的浮雕内容五花八门，多数和基督教有关，俄罗斯的圣人还有圣经诗篇的场景等等，都是雕刻的题材。这些雕刻都在教堂墙面的上部，和地面有几米的距离，这也是它们能保留到今天的原因。教堂内部本来有很多的壁画，但是后来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只留下一点点的痕迹。教堂的破坏者，当然就是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蒙古在远东一时没了敌手，于是太宗窝阔台召集诸王大会，确定下一个要消灭的目标是谁。经过大会讨论，帝国决定西征，消灭保加尔及俄罗斯诸国。窝阔台命令诸王宗室的长子各帅本部，全力出征，所以这次西征的名字叫长子西征，由于诸王长子中以拔都为首，所以也称拔都西征。蒙古军队在13世纪是天下无敌的，无论是新兴的强国还是传统的大国，在蒙古铁骑之前统统灰飞烟灭。西征军用了两年的时间，打通了西伯利亚的通道，消灭了路上所有的国家。然后在1238年年初分兵四路，连破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大城，最后于2月7日合兵围攻弗拉基米尔。古人说十而围之，但是蒙古铁骑根本无视兵书上的规则，哪怕人数不占优势，也能轻易攻下兵精粮足的坚城。弗拉基米尔的世界遗产“金门”见证了那场一边倒的战争。弗拉基米尔城是博格柳博斯基大公修建的，周围7千米，有五座城门，其中最大的就是金门，用了6年（1158—1164）才修好，城池高广，坚固之极。拔都的蒙古大军猛攻金门不下，于是直接向城墙发起了进攻，那年头城墙都是木制的，于是被迅速攻破。在那场战斗中，弗拉基米尔的主教堂“圣母升天大教堂”也遭到了破坏。圣母升天大教堂建于1158年，位置在一处临河的高地上，风景绝佳。这个教堂刚刚修好的时候，被称为是俄罗斯最漂亮的教堂，有无数的雕刻和壁画，但经历战火，早年的艺术品早已无存。城破之时，留守的皇亲国戚全部殉国，大公尤里二世于都城失守的一个月后被蒙古军斩于阵前，从此俄罗斯被蒙古统治了200多年，直到1480年才获得完全独立。在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也涌现了很多英雄人物，最典型的是新任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20-1263）。这个人于2008年曾经被俄罗斯民众投票评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俄罗斯人，原因就在于他在俄罗斯国破家亡的时候挺身而出，率军7.苏兹达尔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圣诞大教堂内部画满了精美的壁画8.苏兹达尔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圣诞大教堂是其核心建筑7击败了来自北欧和中欧的侵略者，并和蒙古大汗屈意周旋，用称臣纳贡的形式，避免了被直接统治的悲惨命运，间接保持了俄罗斯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也为后来的独立复国打下了基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去世后，被葬在了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升天大教堂里，直到1724年被彼得大帝封为俄罗斯英雄，移葬圣彼得堡。除了英雄的遗体之外，圣母升天大教堂还有一个至宝被拿走了，那就是号称俄罗斯天字第一号国宝的弗拉基米尔圣母像。弗拉基米尔圣母像据说是长手尤里大公从东罗马帝国请回的圣物，因长期供奉于弗拉基米尔而得名。1395年，中亚的征服者帖木儿进兵俄罗斯，形势危在旦夕，于是教会把这幅圣像运到了莫斯科用以祈福，然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兵强马壮的帖木儿大军居然一仗没打就撤退了，人们认为是这幅圣像拯救了俄罗斯，便将其奉为护国神物，供在莫斯科。为了感激教会，当时的统治者瓦西里一世派出了最好的工匠来修缮圣母升天大教堂，其中包括俄罗斯中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安德烈•卢布列夫。安德烈•卢布列夫在俄罗斯艺术史上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画圣吴道子，他在圣母升天大教堂里留下的壁画很有可观。特别是创作于1408年的《最后的审判》，堪称俄罗斯数一数二的壁画名作，笔墨线条章法有度，人物表情不落俗套，在那个充斥着呆板艺术的年代实属难能可贵。由于修建年代早，且保留有名家名作，圣母升天大教堂也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白色历史建筑”系列。
苏兹达尔的世界遗产
古罗马城市设计主要特征篇5
一、人类的出现
1、现代人类从非洲南方古猿进化而来(属“正在形成中的人”)。
2、会不会制造工具，是任何动物的根本区别。
3、直立行走是人类进化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4、“完全形成的人”阶段的代表：
①早期猿人：坦桑尼亚奥都威峡谷“能人”;②晚期猿人：中国元谋人和北京人、(印度爪哇人);③早期智人：中国丁村人、(德国尼安德特人);④晚期智人：中国山顶洞人、(法国克罗马农人)。
5、晚期智人出现的同时，现代人种的差异也显现出来。
6、三大人种(即黄种、白种、黑种人)
出现的原因：人种的差异，是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等众多因素长期影响的结果。
二、氏族社会
1、氏族社会的不同阶段：母系氏族?父系氏族
母系氏族：妇女在采集和家务劳动中举足轻重，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父系氏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发展起来，男子逐渐取代妇女成为主要劳动力，开始支配社会，父系氏族逐渐取代母系氏族。
2、国家的产生：父系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统治阶级设置了一系列机构和设施，如政府、军队、监狱和城墙等，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
第2课大河流域——人类文明的摇篮
一、金字塔的国度——古代埃及
1、国家的出现、统一及灭亡
①公元前3500年，尼罗河沿岸出现几十个奴隶制小国;②公元前3500年，初步统一的古代埃及国家建立起来;③公元前6世纪，埃及被西亚的波斯灭亡。
2、金字塔(古代埃及法老的陵墓)
金字塔是埃及国王权力的象征。
二、新月沃地孕育的古国——古巴比伦
1、公元前3500年以后，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南部建立起很多奴隶制小国。
2、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
3、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现存的古代第一步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三、古代印度
1、公元前2500年，印度河流域开始出现一些小国。后来，雅利安人入侵古代印度，征服当地居民并把他们变为奴隶，先后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建立起奴隶制国家。
2、印度的等级制度
①统治阶级：婆罗门(祭司、贵族)、刹帝利(国王、武士、官吏);
②被统治阶级：吠舍(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商人)、首陀罗(被征服者、贫困破产失去土地的人);
③影响：种姓制度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对后来印度社会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四、古代文明为什么多发生在大河流域?
答：①大河流域气候湿润，光热充足、地势平坦，适合人类生存;②河水定期泛滥提供了充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第3课西方文明之源
一、公元前2000年左右，希腊早期文明——爱琴文明发祥于克里特岛;
二、雅典城邦的繁荣
1、经济：雅典近海，海上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2、政治：伯利克里扩大公民的全力，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可以参加权利机构公民大会;3、文化教育：伯利克里鼓励学术研究，发展文艺，重视教育。
三、斯巴达城邦的繁荣
1、经济：斯巴达地处内陆，以农业为主;2、政治：少数奴隶主贵族专制;3、文化：崇尚武力，注重军事训练。
四、罗马共和国的兴亡(建立时间：公元前509年)
1、布匿战争：
①时间：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②原因：争夺地中海霸权;③对战国家：罗马?迦太基
2、西罗马的灭亡和罗马帝国的建立
①背景：公元前1世纪，罗马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共和制再也无力统治，奴隶主企图建立独裁统治，以稳固政权;
②过程：公元前49年，凯撒夺取政权?屋大维在公元前27年独揽国家大权，成为实际上的皇帝，罗马共和国被罗马帝国所取代。
五、罗马帝国的分裂及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①395年，内外交困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②4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被日耳曼人废掉，西罗马帝国灭亡了，标志着西欧的奴隶社会历史随之终结。
第4课亚洲封建国家的建立
一、日本
1世纪前后，日本开始出现奴隶制国家。大和不断征服扩张，于5世纪统一了日本。
二、大化改新(时间：7世纪中期)
1、背景：日本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大贵族奴隶主势力强大，政局混乱，改革势在必行。
2、内容：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封建国家，废除贵族世袭制，以才选官;经济上，把很多贵族土地收归国有，部民转为国家公民;国家定期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向他们收取赋税。
3、意义：大化改新是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三、阿拉伯国家的建立和伊斯兰教的诞生(穆罕默德)
1、背景：六世纪末七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争夺水源和牧场，部落间相互仇杀。在内部矛盾丛生、商路不畅，引起商业衰落、生产停滞和外部势力入侵。在这种形势下，阿拉伯人民渴望建立统一的国家。
2、过程：
610年，穆罕默德建立伊斯兰教并在麦加传教?622年，穆罕默德带领教徒出走麦地那，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国家?630年，穆罕默德兵临麦加城下，加速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632年，阿拉伯半岛基本统一。
第5课中古欧洲社会
一、等级森严的欧洲封建社会
1、法兰克王国的兴起：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人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法兰克王国。
2、查理?马特改革——封君封臣的封建等级制度
内容：8世纪前期，查理?马特任宫相时，改变以前无条件赏赐贵族土地的做法，实行有条件的土地分封。得到封地的人必须为封主服兵役。
3、特点：西欧封建社会虽有等级贵族制，但在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没有严格的上下级制约关系。
4、罗马教会的地位及影响：西欧封建社会时期，教皇和教会不仅是西欧的土地所有者，还是西欧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
二、西欧城市的重新兴起
1、地理位置：城市多兴起于交通便利、相对安全、容易获得廉价原料和销售产品的地方。
2、代表城市：意大利的威尼斯、英国的牛津、英国的曼彻斯特。
3、意义：在西欧城市重新兴起和工商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市民阶级形成了。它进一步分化出手工业者和商人、银行家等等。富裕商人和银行家发展成早期资产阶级。他们的出现，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三、拜占廷帝国(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1、繁荣：拜占廷帝国的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在这里保存下来。的圣索非亚大教堂是拜占廷建筑和艺术成就的结晶。
2、衰落：①帝国穷兵黩武，四处征讨，造成国库空虚，财尽民穷;②外族入侵;③专制统治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3、灭亡：15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被土军攻陷，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拜占廷帝国终于灭亡了。
第6课古代世界的战争与征服
一、希波战争
1、波斯帝国的形成与扩张：公元前6世纪，古代伊朗以波斯人为中心形成了波斯帝国。波斯帝国频繁地出征和扩张，先后征服埃及等国家和地区。
2、希波战争
①过程：公元前5世纪早期，波斯帝国三次出征希腊，史称希波战争。
②结果：公元前5世纪中期，希腊军民赢得战争的胜利。
二、亚历山大大帝东征
1、马其顿王国：公元前4世纪，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强大起来，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打败希腊联军，控制了希腊。
2、路线：亚历山大大帝出兵东征，扫荡了小亚细亚，攻入埃及。然后回师占领两河流域，灭掉波斯帝国，足迹远达印度，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定都巴比伦。
3、影响：
①积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②消极：战争带来灾难，充满暴力。
三、罗马帝国的扩张与文化传播
1、扩张：公元前27年以后，罗马帝国在屋大维统治下，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到2世纪，达到规模。罗马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广阔的地中海成为它的内湖。
2、文化传播及其影响：一方面，罗马帝国的征服和统治充满着暴力;另一方面。罗马文化渗入到它统治的广大地区。
第7课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一、阿拉伯数字的由来
印度人创立了从0到9十个数字的计数法，阿拉伯人加以改造，12世纪初传到欧洲，被称为“阿拉伯数字”，16世纪时写法已与现在的写法基本一致。
二、阿拉伯人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①翻译保存了许多希腊著作;②创立了完整的代数学;③拉齐斯的《医学集成》、依本?西拿的《医典》被欧洲医学界长期奉为著作。
三、丝绸之路——连接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经济的重要道路
四、元朝宫廷中的意大利人
1、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行纪》
1217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在中国生活了17年以后，从海路回到意大利。后口述了在东方的经历和见闻，由其一位狱友记录成为《马可?波罗行纪》一书。
五、和平交往的意义
答：和平交往是主旋律，传播了世界先进文化与生产力。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对人类整体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第8课古代科技与思想文化(一)
一、古老而神秘的文字
1、象形文字—古埃及;2、楔形文字—苏美尔人;
3、腓尼基字母?希腊字母?拉丁字母(罗马)
二、世界三大宗教
1、佛教
创立时间：公元前6世纪;地点：古印度;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
2、基督教
创立时间：公元1世纪;地点：巴勒斯坦;创始人：耶稣
3、伊斯兰教
古罗马城市设计主要特征篇6
城市是生产发展和人类的第二次劳动大分工的产物。现代城市的含义，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因素：人口数量，产业构成及行政管辖的意义。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迅速提高，人口也开始向城市聚集，新式交通工具和新商业类型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城市布局，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城市的集聚效益及高质量的城市生活，但与此相对的早期城市规划没有处理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二、城市规划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1、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
虽至今尚未发现有专门论述规划和建设城市的中国古代书籍，但有许多理论和学说散见于《周礼》、《商君书》、《管子》、《墨子》等政治、伦理和经史书中。商代开始出现了我国城市雏形；周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城市规划事件。
2、西方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
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城邦时期，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希波丹姆（Hippodamus）模式，该城市布局模式以方格网的道路系统为骨架，以城市广场为中心，反映了古希腊时期的市民民主文化。公元前1世纪的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的著作《建筑十书（DearchitecturaLibriDecem）》，是西方古代保留至今唯一最完整的古典建筑典籍。1889年出版的西特（CamilloSitte）的著作《DerStadtebaunachseinenkunstlerischenGrundsatzen（依据艺术原则建设城市）》是一本较早的城市设计论著。
三、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尖锐的矛盾，一批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各种社会改良主义者以及一些从事城市建设的实际工作者和学者提出了种种设想。其中主要有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在16世纪提出的乌托邦（Utopia）、康帕内拉（tommasCampanella）提出的“太阳城”方案、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主张建立的“新协和村”和傅立叶（CharlesFourier）主张建立的名为“法郎吉”的生产者联合会。他们的一系列著作和主张构成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渊源。
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ebenezerHoward）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他把城市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提出了适应现代工业的城市规划问题，今天的规划界一般都把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方案的提出作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开端。
20世纪初，大城市的恶性膨胀，使得如何控制及疏散大城市人口成为突出的问题。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由他的追随者恩维（Unwin）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大城市的建立卫星城市，以疏散人口控制大城市规模的理论，并在1922年提出一种理论方案。
20世纪初期“新建筑运动”向学院派及古典主义的冲击扩大到城市规划的领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人勒柯布西埃和美国人赖特（FrankLloydwright），前者的主要思想是空间集中，即建筑要往高层发展提升人口密度，而后者认为大都市必将走向死亡，美国人将走向乡村。
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美国，不久又在欧洲，出现了一种“邻里单位”（neighbourhoodUnit）的居住区规划思想。“邻里单位”思想要求在较大的范围内统一规划居住区，设置学校及一些为居民服务的公共建筑，在二战后公共建筑的项目和规模扩大，已经不限于日常必需品的供应，一般生活服务都可在小区内解决。
伊利尔・沙里宁（elieiSaarinen）在1934年发表了《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书，提出了有机疏散的思想。他认为有机分散思想存在正反应和逆反应，通过这两种作用可以把城市的紊乱状态变为有序状态。
1960到1970年的西方城市规划操作的指导理论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系统、理性和控制论，其代表是刘易斯・凯博（LewisKeeble）于1952年出版的《城乡规划的原则与实践》-书，但是理性主义理论更多的关注物质形态，对社会问题关心太少；对决策者的立场观点缺乏充分的认识，专注于细节而忽视城市总体规划。
20世纪60年代也兴起了对城市的设计和研究，其贡献就在于对城市设计进行了全面的理性分析，发现其中是有科学规律可循的，1952年吉伯特（F.Gibberd）的《市镇设计》和1960年凯文・林奇（KevinLynch）的《城市意象》是当时的代表作品。
20世纪60-70年代城市规划理论界对规划的社会学问题的关注超越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其开端是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于1961年发表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有大卫多夫（paulDavidoff）、罗尔斯（J.Rawls）、大卫・哈维（DavidHarvey）、卡斯泰尔斯（manuelCastells）、约翰・弗雷德曼（JohnFriedman）。1962年大卫多夫（paulDavidoff）与雷纳（t.Reina）合著发表的《规划选址理论》和他于1965年发表的《规划中的倡导与多元主义》强调了通过过程机制保证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罗尔斯（J.Rawls）于1972年发表的《公正理论》第一次把规划公正的理论问题提到了论坛上。作为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DavidHarvey）写了《社会公正与城市》一书，把这个时代的规划社会学理论推向高潮。
四、结论
综上就是城市规划思想的理论演变过程，在理论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城市规划思想也在发生着改变，其主要特征有四个：
1、由单向的封闭型思想方法转向符合发散型的思想方法
2、由最终理想状态的静态思想方法转向动态过程的思想方法
古罗马城市设计主要特征篇7
鞑靼人（tartar），又译作“塔塔尔人”，是俄罗斯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有人口为5554601人（俄罗斯境内，2002年统计），主要分布在伏尔加河流域，鞑靼、巴什基尔两个自治共和国境内和彼尔姆、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等地。在中亚国家的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有分布。
“鞑靼”一词源于7至9世纪时在贝加尔湖以南地区游牧的蒙古部落。在西方人眼里，蒙古和鞑靼一样，游牧、善骑射，并且在蒙古西征军中，便有许多鞑靼人，所以，“鞑靼”便成为蒙古的代称，中国明代把成吉思汗的后裔皆称鞑靼。随着蒙古的强盛，鞑靼已不只是族称，而且是个政治名词，赋有威慑力。欧洲人也把当年成吉思汗远征大军的蒙古人通称为鞑靼人。
现代鞑靼人是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西征后所建立的金帐汗国蒙古征服者的后裔，混合了跟随蒙古人西征的其他种类的突厥人的血统，形成了今天的喀山鞑靼人、阿斯特拉罕鞑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西伯利亚鞑靼人等分支。15世纪金帐汗国灭亡，在伏尔加河卡马河一带建立了喀山汗国。16世纪中期，被沙俄兼并。1920年建立自治共和国。
经过长达800年的蒙古人与其他民族的混血，从种族学特征来看，鞑靼人兼具白种人与黄种人的人类学特征。当然，也有一些人的种族特征更类似于中亚人。可以推测，鞑靼人的民族形成经历了多元混血的过程。鞑靼人的种族属性已经是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合类型。其文化也是欧亚文明交汇的产物。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鞑靼语，分中部（鞑靼斯坦共和国大多数居民的用语）、西部（或称米沙尔语）和东部（西伯利亚鞑靼人的用语）三大方言。1927年前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本民族语言，后一度改用拉丁字母，1939年又改用斯拉夫字母。现代鞑靼人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也有少数改信东正教（称楚瓦什人，主要在俄联邦楚瓦什共和国境内），还有部分信原始的萨满教。10月革命前，在鞑靼人居住地区清真寺到处可见，在一些穆斯林家庭中也设有礼拜点。
过去，鞑靼人主要从事农业，阿斯特拉罕鞑靼人则从事畜牧业和渔业，部分人从事制作靴子等皮革品、首饰以及纺织等手工业。乌拉尔地区鞑靼人的传统住宅是用圆木柱架成的木屋，墙上绘有各种色彩艳丽的壁画。阿斯特拉罕鞑靼人较多地保持着草原畜牧业的传统特点，夏季住帐篷。男女喜爱穿肥大的衬衫和灯笼裤，外罩无袖长袍。男子戴绣花小圆帽；妇女戴丝绒小帽和各色头巾，并喜欢佩戴金属胸饰。民间口头创作形式多样，长篇历史传说深受群众欢迎。
鞑靼斯坦共和国是俄罗斯境内鞑靼人的主要居住地，位于东欧平原东部，伏尔加河中游地段，俄罗斯中央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地区的结合部。疆域从南到北长290公里，从东到西长460公里。共和国西接楚瓦什共和国，东接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西北接马里埃尔共和国，北接乌德穆尔和国和基洛夫州，南接奥伦堡州、萨马拉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共和国境内百分之九十的领土属低地平原，森林面积占共和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境内主要河流有伏尔加河（流经鞑靼斯坦共和国境内的长度是177公里）和卡马河（流经鞑靼斯坦共和国境内的长度是380公里），水域面积占共和国领土的百分之五。
鞑靼斯坦共和国最丰富的资源是石油。伏尔加一乌拉尔油气带的一部分位于鞑靼斯坦共和国境内，众多的石油矿都在这个地方，如罗马诗基斯克矿、诺沃一叶尔霍夫斯克矿、五一矿和邦杜斯克矿。鞑靼斯坦共和国自石油开采之日起至今已开采了约26亿吨石油。其石油绝大部分分散在中小矿区，这些矿的开采期限为30～40年。因此，据有关资料统计，可供开采油量达8亿―9亿吨。近些年每年石油开采量减少了200万～300万吨，年均开采量为3500万吨。在鞑靼斯坦共和国矿产区，每吨石油就会伴生40立方米的天然气。除此之外，鞑靼斯坦共和国还蕴藏有褐煤层、可燃烧的页岩以及石灰岩、白云石、建筑用砂、石膏和黏土等。
鞑靼名城喀山
今天的喀山，是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首府。经历了千年历史洗礼的喀山市，不断焕发出现代化的朝气。喀山市分为老城和新城两大部分，老城主要指市中心一带的区域，各种历史古迹保存完好，一些主要的政治经济设施都坐落在老城。而新城指的是城市周边一带的居民区，那里建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喀山有31座伊斯兰教清真寺和27座东正教教堂，是世界上两大宗教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并存的地方。另外，市内老城的不少古建筑物也融合了西方与东方的建筑风格，达到了和谐与统一。城内的居民楼大都是米黄色或淡绿色建筑，具有典型的俄罗斯风格。但雕刻细致的彩绘木制窗框，却透露出伊斯兰的建筑特色。走在喀山的大街上，能够观察到，清真寺高高的宣礼塔与东正教堂的葱顶交相辉映。
建于16世纪的“克里姆林宫”，形似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只是规模略小。宫外有称“苏尤姆卡别”的7层红色尖塔，是以鞑靼族的喀山汗国末代王后的名字命名。城中有18世纪建造的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基大教堂，有带有鞑靼族建筑格调的喀山博物馆。喀山也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城市，当地人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金发碧眼，穿着也非常现代和欧化，但若注意观察，也能发现一些穿着民俗服饰的少女。她们头戴花冠状的白色头饰，身着鲜花点缀的白色连衣裙，成为街头一景。从着装上看，既可以看到蒙着纱巾的穆斯林女子，也可以看到穿着休闲的时髦女郎。
从民族学来说，鞑靼人是当年征服并统治俄罗斯大地的蒙古人同斯拉夫白种人混合的后裔。13世纪，蒙古大军横扫俄罗斯后，建立了金帐汗国，统治过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大片土地。正是这种历史背景，形成了喀山的多元文化和包容并存。喀山位于喀赞河与伏尔加河的交汇处，如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样，伏尔加河也哺育了俄罗斯族以及包括鞑靼人在内的众多民族。大约至少4万年前，这里就已经有人类在活动了。而喀山的历史则可以上溯到1000年前，大约11世纪初，当时统治喀赞河流域的伏尔加一保加尔公国为了抵御外敌入侵，在卡赞河东岸的一个山坡上修建了第一座木质的关隘，这也就是喀山的雏形。在鞑靼语中，“喀山”的意思就是“大锅”，这是因为当时这座城堡的形状如同一个倒扣着的大锅而得名。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也传入鞑靼人居住的地区，在此后的800年间，尽管这块土地几经易主，但鞑靼人的信仰始终没有改变，这里一直是鞑靼人的故乡。
鞑靼人同俄罗斯人的关系
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俄罗斯人同鞑靼人之间发生连年征战，互有胜负，鞑靼人曾俘虏御驾亲征的莫斯科大公，而俄罗斯人也曾经一度占领喀山城。直到1530年，一个名叫伊凡的俄罗斯王子的降生，改变了这一切，他就是后来的第一位俄罗斯沙皇伊凡四世。传说伊凡出生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喀山王妃伊琳娜从梦中惊醒，惊魂未定的她对喀山汗说：“莫斯科出生了一位皇子，他有两副牙齿，一副会吃掉我们鞑靼人，另一副则会吃掉莫斯科公国。”
1548年，年仅18岁的伊凡加冕为俄罗斯的君主，并改称沙皇，莫斯科公国也从此改称沙皇俄国。这位以暴戾和智慧而著称的年轻人，被后人称为“伊凡雷帝”。正是他，宣告了俄罗斯人与鞑靼人之间这场百年战争的终结。1552年，22岁的伊凡率领15万大军和150门大炮渡过了喀赞河，在喀山城下同鞑靼人展开血战。鞑靼人退回城内死守，伊凡雷帝下令坚壁清野，切断水源，欲不战而胜。然而10天、20天过去了，鞑靼人依旧生龙活虎，这令伊凡雷帝百思不得其解，最终一个鞑靼人的叛徒道出其中秘密：鞑靼人在城内的水塔下修建了一条密道，通往俄罗斯伊凡雷帝攻入喀山数百米之外的喀赞河。伊凡雷帝立即下令集中火力炸毁水塔，然后对喀山城发起强攻。几天之后，喀山沦陷，喀山汗国这个鞑靼人的政权，也就此灭亡。
古罗马城市设计主要特征篇8
[关键词]环境危机；古希腊罗马史；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G09；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6-0103-09
[作者简介]江山（1965—），男，安徽庐江人，德国哥廷根大学硕士，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副教授，厦门大学生态文学团队兼职教授，日耳曼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德语生态文学和西方生态文化研究；陈晓梅（1969—），女，江西进贤人，南昌航空大学附校教师，主要从事生态文化研究。（江西南昌330038）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德国生态意识文明史研究”（10YJa75201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ananalysisoftheoriginofwesternenvironmentalCrisis
authors：JiangShan&ChenXiaomei
abstract：theoriginofwesternenvironmentalcrisishaslongbeenahotcontroversialtopicinthefieldofeco-culture.nounanimousconclusioncanbeeasilydrawnastothistopic.thepaper，fromtheperspectiveofeco-culture，incombinationwithsubstantialhistoricalfindings，exploreshowancientGreeksandRomansconqueredandexploitednaturesothataconclusioncanbemadethatthewesternenvironmentalcrisisdoesn’tresultfromChristianization.anywayenvironmentalhistoryofancientGreeceandRomefeaturesdominanceandruleofnaturebyancientwesterners，overflowingwithbloodshedandviolence.therefore，studiesonthisbackwardculturecanserveasadmonitionandreflectionfortheprogressandprosperityofhumaneco-civilization.
Keywords：environmentalcrisis；historyofancientGreeceandRome；eco-culture
一、前言
20世纪60年代，人类面临环境危机的现实开始进入西方公众视野，这种危机正日益成为人类繁衍生存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许多时髦词汇如“环境”、“环境意识”、“环境保护”、“环境政策”等在欧美国家纷纷出现，并风靡全球。80年代，环境危机在西方得以缓解之后，在公众舆论中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危机产生根源深层次的思考：环境危机究竟从何而来？它是否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历史上的环境危机曾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美国中世纪史学家林·怀特（Lynntownsendwhite）就曾断言，环境危机应该起源于古罗马帝国晚期，即基督教传播在整个罗马帝国内已告全面成功之际。在此之前的希腊罗马教义曾规劝教民对“每棵树、每道清泉、每条河流和每座山丘”都施以神的崇拜和敬仰，而且在侵入自然之前还应该得到各种神灵的宽宥许可，以免受到他们的惩罚。而基督教的传入却骤然间改变了古罗马人的精神气质和天赋秉性，大自然从此失去了宗教神性色彩，并由此成为人的主宰空间和领地，①因为根据《圣经》中上帝的教谕，人应该“遍布地球的每个角落，让自然臣服自己。然后再管好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所有能爬行的动物”。②所以，在怀特看来，基督化之后人以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并傲视一切的行为，为自身控制和征服自然提供了无限可能，这也是我们人类至今仍需为环境危机后果买单的主要症结所在。持此相同观点的还有德国著名作家卡尔·艾姆瑞（Carlamery），在《天命的终结——基督化无情之后果》一书中，他在肯定怀特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人类对环境不负责任的行为本身就体现在“人类自身自私贪婪、不计后果的自然属性中”。③然而，德国神学家奥伊根·德雷维曼（eugenDrewermann）则反对他们的观点，在其《死亡的进步》一书中将环境危机的历史时间表进一步提前，甚至认为基督化之前的古希腊罗马人就已经“将自然直接简化掠夺为自己的后花园，以供自己剥削享用”，④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化所带来的环境危机后果也就此可以开脱而罪轻一等。
那么，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甚至史前时期，人与环境的关系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澄清，是怀特认为的自然被赋以神性而受到保护，还是德雷维曼所认为的自然早在古罗马时期就被肆意剥削奴役？要找到这些答案，就必须借助于出土文物、古籍文献、摩崖石刻等实物进行分析考证。借此史实研究，本文将从古希腊罗马人对自然的主宰统治思想和行为着手进行研究分析，这样就可以从中得出公允的结论，西方环境危机的真正历史根源也即不言而喻，自见分晓。
二、古希腊罗马人对自然的主宰统治思想和行为表现
对于古希腊罗马教来说，整个自然被赋予了神的灵性，也即所谓的泛神思想，这是怀特所看到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却完全忽视了古希腊罗马人对自然的主宰统治思想，这一点和基督化过程是否带来环境危机影响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人主宰统治自然的思想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找到观点来支撑：第一，许多古希腊哲学教义如斯多噶派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它们将人本身就视为环境的主宰物；第二，当时许多批评家持有世人对自然资源进行滥采滥用盲目追逐利润效益的经济观点；第三，驯服和征服自然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嗜好或地位身份的象征，如对野生动物进行家庭驯养以及对荒野土地进行人工垦殖；第四，特别是古罗马帝国时期，人们已拥有了相当的科技知识，他们凭此已拥有了相当强的毁坏、恢复和保护自然的能力，比如用于军事目的的矿山开采和武器冶铸技术等。然而，这种主宰统治思想究竟给自然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或者说它对人们的日常环境行为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并带来了哪些严重后果？这里将作出具体详细的分析研究。
（一）动物饲养和对动物的虐待残杀行为
由于古希腊时期既没有革命性的农业技术革新，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推行的机械化耕作，城邦联盟中的农民只能靠驯服饲养动物（如牛、马、羊、鸡等）来改善耕作方式，提高农业效率和生活水平。另外，为了攻城略地，扩大领土疆域，用于军事目的而饲养繁殖动物（如马、骡等）也一直盛行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可以说，动物在人类进化的文明史中，尤其在人类文明早期曾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古希腊罗马先民热爱动物和动物崇拜图腾已有大量的历史记载和实据可考，但同时对待动物的粗暴野蛮行为也屡见不鲜，有些行为表现新奇怪诞、荒诞不经，而有些行为甚至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如德国维尔茨堡市瓦格纳博物馆就陈列了古希腊文化中心阿提卡半岛出土的一件约公元前480年烧制的挂盘文物，它展现了一位古希腊姑娘接受心爱恋人赠送礼物的场景：一位古希腊小伙站在这位美丽的姑娘身前，他右手正提着一只刚捕获的野兔，左手则放在胸前，看上去他正在求爱发誓，神情显得虔诚安详，而姑娘却是那样的害羞矜持，显然，姑娘已默认了帅小伙的求爱许可。古希腊的这种求爱风俗表明，捕获的猎物虽是男女双方爱情的见证人，但最终却成为他们恩爱的祭品。①对动物的虐待行为从另一件约公元前540年烧制的圆陶罐器物上也可以清楚看出：古希腊人不仅捕获鸟类用于啼鸣娱乐，甚至还捕杀它们，将它们变成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在陶罐的一面，一位农夫正在赶着耕牛犁田，撒下种子，这表明秋天正是捕鸟的季节；在陶罐的另一面，两个捕鸟人一边一个正蹲守在一棵大树边，树边竖着一个捕鸟人做的假鸱鸮以吸引小鸟，树上放着许多涂满了粘胶的捕鸟胶杆，只见胶杆上已沾满了难以脱身的小鸟，他们纷纷落到地面，行将成为捕鸟人的猎物。②和古希腊人相比，古罗马人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关古籍文献中曾记录了他们大量血腥屠宰动物的残暴行为，众所周知的如罗马斗兽场中奴隶被迫与狮熊虎豹等动物进行荒诞的生死角逐。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屋大维在他的《行为录》中曾记述道：“在马戏院，在市区广场或圆形露天剧场，我曾以我个人或我儿孙的名义为我的臣民一共举行了26次非洲凶猛野兽的屠杀表演，大约有3500只动物野兽死于表演中。”③此后的罗马城一度成了屠宰动物以供贵族王孙淫乐享受的娱窟。据记载，屋大维执政时期的罗马城内圈养了至少9000头从非洲捕获来的凶猛野兽以供屠杀表演。公元2世纪初，古罗马图拉真皇帝执政时期，仅在123天之内，罗马斗兽场内就有11000只凶猛野兽死于非命，倒毙在奴隶的刀剑之下。④之后的戈尔迪安一世、普罗布斯皇帝执政时期仍有大量肆意屠杀动物的血腥记录。对于古希腊人在自然面前炫耀自身无尽伟力以图征服其他生灵的行为，悲剧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在其代表作《安提戈涅》中曾给予了猛烈无情的批判：“许多生灵凶残异常，但还没有哪种生灵比人这种生灵更凶残可怕。他们用猎网捕获一群群快乐畅愉的小鸟，甚至还那些野生动物。他们还用细密的渔网捞尽满是咸苦大海里的小鱼儿。这个机关算尽的人类，不惜挖空一切心思，施展阴险诡计，连自由无束、攀登在悬崖峭壁之上的野生动物也不放过。一切能动弹的生灵他都要在不远的将来消灭殆尽。”①另外，从古罗马文学家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和普鲁塔克（plutarch）的文学作品中也不难发现对人类残害动物行为所给予的拒绝和批评态度。西塞罗曾在公元前55年倡议一种自发的“公民动议”，强烈要求庞贝城举办屠兽表演的机构中断放弃屠杀大象的血腥表演。②
（二）对森林的滥砍滥伐
在古希腊，直接导致森林过度砍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城帮联盟内人口的急剧增长。为了提高收成，人们不惜放火烧山、砍伐森林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因而造成森林植被的大面积萎缩。正如古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titusCarusLucretius）在他的著作中对当时情景所描述的：“每天，人们都在向森林不断施压，要求它们退居山里，以期能腾出更多的耕作土地来。”③人口的急剧增加还导致了对燃料和建筑材料的大量需求。为了烹饪烧炊、冬日取暖和建造楼堂住所，由于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有限，人们往往由近及远，先砍伐城市周边的林木，然后不得不走进深山老林，继续砍伐，这对于当时公元前7、6世纪的雅典来说就意味着：附近西麦托斯和埃加莱奥斯两座小山上的森林已被砍伐得尽光，到公元前5世纪时，再远一点的帕那斯和基太隆两座山上的森林也变得稀疏不堪，前景堪忧。④另外，发达的商船海运业和战争也需要大量的木材作为后盾，以确保商船战船建造的不时之需。公元前480年左右，一项建造不少于260艘战船的计划使木材需求达到高峰。从此，雅典成为地中海霸主，很快促进了海运业的蓬勃兴起。为了建造商船，希腊北部地区的泰萨林和马克多宁成了源源不断的木材供应地，许多珍贵稀有木材包括银枞树等被南下运往几百公里远的海岸港口城市。⑤为了学习古希腊人的造船技术，古罗马人为扩大疆域，不惜砍伐大片森林树木以建造战船，战胜各地区劲敌。公元前260年，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古罗马海军在第一次普尼施战争中于西西里岛附近击败了来自于北非的卡塔加人，他们在60天之内就完成了从砍伐树木到建成百艘战船的奇迹。在随后的每年建造计划中，几百艘战船不断下海。据史料记载，在这场持续了23年的大海战中，罗马战船由于风暴和战斗损失了约700艘战船。⑥随着罗马帝国的不断扩张，用于战船建造、建筑、民用和冶炼的木材资源也越来越少，到了公元4世纪，亚平宁半岛台伯河两岸原本茂密的森林已极为稀少，罗马城内冬天的取暖柴火也变得十分稀缺，已到了不得不从北非领地进口的地步。面对亚平宁半岛这样的惨景，罗马大主教阿波里那利斯于458年在他的著作中这样悲愤地抒情道：“每一片森林在你面前已沉入海底，台伯河两岸早已被砍伐一空。你曾拥有如此多用于建造战船的储量，而现在，葬身于海底的一根根木材也远比大海中所有的水滴还要多。”⑦由于号称为“森林杀手”的古罗马人当时没有系统完善的森林恢复举措，所以在史料中经常可以看到地中海沿岸很多地区大量的水土流失、沙漠化、洪水泛滥、农业和畜牧业减产情况的出现以及自然风光的破坏，其中以亚平宁半岛和阿尔卑斯山山麓地区为最。
（三）对矿山的大规模开采
古希腊罗马社会不仅对木材有大量的需求，而且对用于建筑的岩石泥土以及用于手工业和艺术品等多种用途的金属也有很大需求，因此，露天和地下开采、矿山开采等行为不但损害矿工奴隶的身体健康，而且这种无节制的开采也成为人类无尽掠夺自然资源和毁坏自然的有力证据。雅典附近至今还残存着许多当时的露天大理石采石场，还有许多地方通过地下开采，金、银、铜、锡、铅、铁等金属被提炼出来，矿渣到处被丢弃，废水四处横流，直接导致了环境污染和人体健康的损害。公元前5世纪，在阿提卡半岛上的苏里扎山谷就有两千多个50米深的矿井，许多矿工奴隶在艰苦的环境下劳作，特别是矿井内的空气被二氧化硫和许多有害金属污染，从而导致他们患上了各种严重的疾病，如生育能力丧失、遗传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和贫血症等。除此之外，这些三万人规模的矿工奴隶整天还得担心矿山矿井随时会有凹陷垮塌的危险。①尽管古希腊境内的这些开采地区面积不大，但在局部地区除了毁坏大量的森林地之外，还造成了很大的环境压力。进入古罗马时代，这种情况愈演愈烈，随意开采挖掘已成了一种严重污染环境的社会公害。为了扩张军事，巩固帝国统治，古罗马人对建筑石料的开采和矿山的挖掘不仅仅限制在意大利卡拉拉地区和原希腊半岛地区，甚至还延伸到伊比利亚半岛、小亚细亚和今属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北非努米丁地区。和古希腊时期一样，无节制的石料场和矿山的开采不仅导致了大片森林的毁坏，还导致了矿渣废水的四处遗弃，到处千疮百孔，这些都无形中加剧了环境的污染破坏，尤其严重的是大批矿工死于空气污染和金属毒害。另外，有证据显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这400年时间内的有毒放射性空气和酸雨不仅污染影响了本地区，甚至还漂移扩散到格陵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可见污染程度之深，后果之严重。②
（四）公路网的修建使大自然变得伤痕累累
为了加强对广袤疆域的永久统治，古罗马人从公元前约300年开始修建铺设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对当时的自然环境也造成了很大破坏。堤坝式的路基，笔直的线路，密集的公路网，将田野平畴和自然风光任意切割成无数方块。它们翻山越岭，横跨河流，直至今天，后人还可看见当年留下的许多山中隧道和桥梁痕迹。如在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库玛埃地区，仍有一条长达1公里的山体隧道，而在整个意大利境内，仍有数以百计的桥梁保存完好。③公路修建固然为古罗马人的生活提供了便捷舒适的条件，但大自然留下的满目疮痍也是显而易见。为方便土地丈量，笔直的公路网往往直接成为田野平畴的分割线，虽然看上去田畴原野整齐划一，但它们却失去了原有的自然美，更为严重的是，大面积的挖掘开凿和填平拉直改变了许多地形地貌，加剧了水土流失，破坏了水土养分，对自然环境结构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另外，为了修路，许多山岭上的岩石被开凿切割，既影响美观，也破坏了山体结构，这对周边的气候环境和植被生长等也产生了破坏作用。在有关田园景致遭受破坏的描述方面，古罗马文学家瓦罗（marcusterentiusVarro）和卡托（marcusporciusCato）等对此都给予了深刻批评。在他们看来，如果破坏自然的人对自然仍有爱意，那也只是出于自然有用并能为自己带来实惠好处的目的；如果他们妄谈保护自然，那也是一种纯粹保存现有自然资源以图自己未来能获取更大利润的美妙借口而已。①此类批评可谓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五）兴修水利工程虽展现了古希腊罗马人主宰自然的姿态和能力，但却造成了许多自然伤害
对水患的征服早在古希腊史前时期即有之。为了疏浚河道，泄洪排涝，古希腊先民掌握了大量的排灌技术，如开凿运河、在湖泊下游筑造水坝、在海边堆起海防堤坝、在内陆地区修建与大海连通的养鱼池等等。②他们不但利用水力资源发明了磨轮驱动技术，而且还能为各居民区提供用于各种用途的水资源，如饮用水和工商业用水。公元前6世纪在萨摩斯小岛上，当地市府一位名叫奥依帕里诺斯的工程师就掌握了一项出色的工程技术，他将山那头237米的高处的泉水，通过挖穿山体，再经过1040米长的穿山渠道，引入山这边的市府内，这样的工程技术不得不令人惊叹。③同样，古罗马人也将这项技术发挥到极致。他们不但能从地下引水，甚至还能利用地形，因势利导，克服各种自然障碍，在整个帝国境内修建很多高架引水桥，以利农业灌溉、工商业用途和居民饮用。这样，不论远近，源源不断的水资源可资利用，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动力。如著名的引水设施就有屋大维时期在今西班牙塔拉戈纳地区修建的一座高26米、长200米的高架引水桥等。④这些浩大精湛的工程技术一方面展示了古希腊罗马人的聪明才智和征服自然的本领，展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必胜自信心，而另一方面，这种能力和自信又意味着人对自然的肆意征服、主宰和奴役。
（六）移民定居对田园景致的破坏
大量占用土地、破坏自然风光的行为还包括古罗马时期的移民定居。许多土地肥沃、物产丰饶、风景秀丽的地区由于大量人口的不断迁移定居而变得拥挤不堪，甚至资源枯竭，仅在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现德国巴登-符腾堡地区就遗存有两千多处当时的贵族别墅可以佐证。⑤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许多地方也是人口密布，庄园成片，别墅成群。古罗马诗人贺拉斯（QuintusHoratiusFlaccus）对于当时别墅成群的现象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耕地、草地和橄榄林经过人手眨眼间变成了一座座带着偌大花园的豪华别墅，这无疑是对自然田园风光的无情摧毁，也使美丽的大自然失去了它原有的本真面目。⑥另外，由于人口密集，那里的噪音、水、空气和垃圾污染尤为严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移民迁居很多是出于军事目的和战争需要，特别是在边境地带定居的大量移民，他们在那里挖掘沟壕，建造围墙，树立界桩，修筑各种防御工事，以抵抗外敌侵入。不难想象，各种形式的移民定居和军事防御设施的建造无疑也对自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最著名的实例莫过于古罗马人为防御抵挡北方蛮族日耳曼人的侵略而于公元1世纪至4世纪一直不断修建的利姆斯防御墙，这道墙不同走向的各个段落近乎呈直线状，最长的一段直线距离长达八十多公里，它横贯今天德国南部地区的山川河流和田野平畴，人们至今仍可看到绵延不断的古墙痕迹。①很多考古学家和生态学家认为，这道防御墙的修建没有利用当时各种有利的自然条件和地形特点，而是一味地追求古罗马人偏爱的直线型的几何形式美，由此造成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很多自然风光和森林山地被毁，许多动植物物种灭绝，甚至连阿尔卑斯山山麓的南北气候也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致使那里的原生态环境至今也难以恢复。②
（七）放射污染、空气污染、垃圾污染和水污染的危害性
无论是军营驻扎和移民定居，还是矿山开采和农业经营，古希腊罗马人都摆脱不掉环境污染的侵袭和困扰。上文提到的矿山开采中的空气污染和金属污染颇具代表性，最严重的金属污染莫过于有着“罗马金属”之称的铅金属的放射性污染。古罗马历史学家老普林尼（GaiuspliniusSecundus）在他的《自然历史》中对铅金属的危害性有过详细的分析描述。他认为，在炼铅的时候，人们必须要合紧鼻嘴，因为从冶炉中腾腾升起的铅雾对人的身体健康极为有害，往往连在场遭受中毒的犬类也不能幸存。③所以为确保人的健康，只有将铅雾通过高耸的烟囱排放到空中，让其消散。另外，从日常生活用品到粮食谷物，铅污染无处不在，它严重危害了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据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恩瑞亚古（Jeromeo.nriagu）教授1983年发表的测算数据，古罗马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奴隶的身体铅元素含量都远远超标，而且社会等级越高，接触的含铅制品（如铅金属用具、儿童玩具和女性化妆品等等）越多，铅中毒程度越深。④可以说，古代欧洲大陆差不多每个角落都遭受到铅金属的放射污染，很多重金属通过空气传播四处扩散，进入人体和自然界万物之中，对自然环境和人的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
在垃圾污染方面，尽管古希腊罗马人都很注意个人卫生，讨厌身体异味，并经常洗澡，但哪怕在人口居住密集区，他们也没什么制度条文严格规定垃圾的清除处理方式。不管是无机垃圾还是有机垃圾，他们丢弃起来都随心所欲，有时甚至从门窗直接扔出，所以在市区往往出现无人问津也无法处理的垃圾堆，由此为老鼠蚊蝇等传播疾病的动物提供了可怕的疾病传染源。⑤有关垃圾随处抛扔的物证在如今的罗马港口边仍可看见，它是一座周长近1公里、高达30米的陶片山，这个垃圾小山丘就是当年陶器制品在进出口运输过程中由于损毁被遗弃在港口边堆积形成的结果。⑥
古希腊时期，城市中的水污染情况已而有之。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在本次战争中，雅典人为消灭入城的叙拉古人，就曾先破坏城内的供水系统，然后往水井中投毒以毒杀敌人。⑦另外，雅典城中的艾瑞多纳斯河饮用水经常遭受污染，尤其是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这段希腊化时代文化繁荣鼎盛的300年内更为频繁。①水污染问题在古罗马时期也尤为突出。为清除垃圾，市民往往用水冲之，结果导致了大片水域污染。除水污染外，许多河流中的鱼类生存情况也不容乐观，古罗马文学家小普林尼（GaiuspliniusCaeciliusSecundus）就曾对阿玛斯特里斯河类似的污染情况有过详细记述。②虽然罗马城内有著名的排污下水管道（Cloacamaxima），里面可撑船划行，但并不是每个市区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尤为严重的是，下水道总出口处就在台伯河的入海处，由于污水的自然流动一直沿着河岸进行，这使本来被认为颇具疗效、供病人直接饮用以治疗疾病的河内圣水反倒加剧了这些病人的病情。③
（八）战争对自然的严重摧毁
众所周知，战争不仅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财产，也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环境，导致局部地区很长时间的生态失衡。无论是古希腊人还是古罗马人，只要他们向敌国开战，就意味着他们毁坏敌国庄稼田亩、橄榄园和葡萄山岭的开始，他们要将敌国夷为平地，借此打击对手，让对手臣服。普鲁塔克就记载了公元前3世纪古斯巴达城邦国王克莱奥梅内斯三世征服宿敌阿格斯人时的暴行，他动员他的士兵不惜毁坏敌国的一切，包括田里的庄稼，“不需用什么镰刀锄头，可直接用大刀棍棒将其毁坏”，这种行为曾被普鲁塔克讽刺为是一种“具有非凡战斗力和脑力智力”的行为。④最惨烈的莫过于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撤进城内的农民只能眼睁睁看着城外自己的房舍化为灰烬，农田被糟蹋殆尽。修昔底德记录了斯巴达人11年时间内5次入侵阿提卡半岛惨无人道的兽行：“只要是从前被夷为平地的地方又生长出什么东西，或是曾偷偷被保护下来又被发现的，他们会一概不留统统毁灭之。”⑤在古罗马史中，战争对自然的毁坏记录也随处可见，俯拾皆是。如公元前218年第二次普尼施战争中，哈尼巴尔人绕过伊比利亚半岛，穿越阿尔卑斯山隘口，击败古罗马军队，长驱直入，不断南下，所到之处，他们烧杀抢掠，惨绝人寰，将原本充满生机的亚平宁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洗劫一空。战争后的几十年时间内，那里都荒无人烟，寸草不生，惨象着实令人惊骇。古罗马史学家李维（titusLivius）在记述这段史实时，曾用了许多惊悚的拉丁语词汇来形容汉尼拔人的残酷暴行。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Josephtonybee）在总结这段战争所带来的自然灾难后果时也有过这样的描述：“如果看看这里的植物，就好像这个半岛刚刚遭受了一场飓风一般，它将树木连根拔起，又好像刚遭受了一场大火一般，它将草丛灌木燃为灰烬。那些原本孕育生命的土地也变得死气沉沉，没有了生机，放眼之处，皆是与荒凉。”⑦无论是对外发动战争，或是抵御外侮，甚至镇压国内的平民奴隶，古罗马历代国王皇不惜一切，将人与自然牢牢踩踏在自己的铁蹄之下。正如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publiusCorneliustacitus）在致函不列颠侯爵卡尔加库斯（Calgacus）时控诉古罗马暴君行径时所写道的：“他们把烧杀抢劫称之为统治。哪里被夷为平地，没了人烟，他们认为，哪里就是和平的开始。”卡尔加库斯侯爵也认为：“罗马人就是世界强盗。要是实在没什么可供他们肆虐的话，他们连大海也不会放过，甚至连波澜也要掀高三尺。”①
古罗马城市设计主要特征篇9
【关键词】重商政策/对比/西汉/古希腊/罗马
一、中西方重商原因比较
古代中西方的统治者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但两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体讲来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当时中西方的统治者决定实施重商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希腊境内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盖面小，矿藏资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在帖撒尼亚，拉哥尼亚，美塞尼亚虽有些小红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但同时它却有着优良的港口和金融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进口金属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腊人几乎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如希腊本地产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产谷物也不能补充不足，希腊人每年要从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亚平原等地运来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腊产的羊毛也不够用，必须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诸国输入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场。总之，希腊工业原料不能自给，工业原料输入希腊，工业品则从希腊输出，这种情况迫使希腊的上层统治阶级采取重商措施。希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地的类型有二：一是农业性，二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设立了塞斯托斯，兰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农业性的殖民据点，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别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更快。
西汉的地理环境是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地貌是广袤的中原，这种地理环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观念形态。为了满足自己统治、享乐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二）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的发展受农业生产力的限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生产力中较为活跃的商品生产必然突破政策的控制。“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作为专制主义政府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必然执行者。西汉经济经高祖、惠帝、吕后时期的经营，逐渐进入恢复阶段，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采纳贾谊、晁错的建议，实行轻谣薄赋、减轻田租，汉武帝征收的商税仅为商贾获利的6%。与此同时，人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礼教”而被本趋末，即“多去文学而趋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求富热潮。他们认为：“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俱欲者也。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一些穷人皆“学事富家”，一些读书人则“去文学而趋利”，社会上对商贾的羡慕和追求其最本质的即是“财”和“利”，极大地冲击了封闭形的封建自然经济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西汉政府也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引导人们，从而对商贾采取了“惠商”、“宽商”政策。
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古代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从价税2%。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
（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中国的封建政权尽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但封建统治者却不能不依赖于商业资本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古希腊、罗马这样的商业国家，财政收入的决大部分更是依赖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绝没有理由对其等而下之。
（四）西汉政府实行宽商、惠商政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西汉商贾的强大势力强烈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拟于“一国之君”，连郡国、政府都要向其借贷，人们对其蹑足侧目，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西汉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如废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除罪，甚至入粟拜官。
二、古代中西方重商措施及其效果比较
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古代中西方采取了各种重商措施，其共同之处表现为：鼓励支持贸易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的贸易活动得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奥古斯都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为罗马商人占取了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在科普托斯和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上修通了一条大道，沿途掘井引泉，开设屯或驿站，每队沙漠商队均有罗马官方的武装部队保镖，对于西南绿洲与法尤姆之间的商旅以及法尤姆与埃及之间的商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予以保障。对于尼罗河和各运河上的船只航行，有一支组织健全的河道考察队予以监护，帝国皇帝们还积极为改善航运和港口建设创造条件，克劳狄在奥斯梯亚开筑了一个人工港，尼禄将其加以扩建，图拉真也重修过它，使之成为输入罗马城所需的粮食和其它货物的一个最大的进口港，克劳狄对罗马的海路贸易和造船事业也深感兴趣，尼禄和图拉真曾改过安提阿姆，奇维塔维其亚、安科的诸港。安东．庇护曾修过特拉西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奥利港口加以改进，商人的和船主的帮会首先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承认、保护和特权。克劳狄曾把某些特权赐给船主和粮商团体中的一部分。“雅典有特别法庭(dicaiempoikai)专门处理商务海事案件”[2]。比雷埃乌斯港口和雅典城市的市场各有5位抽签年选的市场监督，以保证货真价实、保障公平交易；粮食市场的零售，要由专门的官员(sitophylakes)负责监督，确保价格平稳，避免有人囤积居奇。
西汉王朝也主张对外贸易，尤其是在汉武帝时，这一政策措施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支持。汉武帝积极开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结果为西汉政府对外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极为重要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王朝派使者携带丝绸织物西出远的到达当时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曾廷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长安城藁街设有“蛮夷邸”，属大鸿胪掌管，就是供这些外来的人使用和商人居住的地方。同时，西汉政府为了维护商旅的往来，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
两者在重商措施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则是相异性：
（一）古代西方主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早期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赋税而外，我们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它经济性措施。奥古斯都在击败安东尼之后，在埃及推行了一些经济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国家干预，这一政策被他推广到整个帝国，并为其后继者们所沿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时代是一个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个对私人创业发家机会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在共和时期或是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罗马都不曾承袭过某些希腊化国家，特别是埃及所推行的工商业国有化政策。在意大利的工业受到外省工业的冲击并逐渐落后于外省工业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意大利的工业。因此，在帝国成立以后，商业情况有日益依循经济供求规律而自行调整的趋势。银行业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罗马政府给予银行以自由，在埃及各城市中才会兴办那么多私人银行。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3]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二）古希腊、罗马为了发展商业，采取了推进城市化运动的措施。奥古斯都在东方各省沿袭共和国时期的政策，继续推进城市化运动，在许多村落和寺院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城市，使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自治城市的联合组织，在西方各省，他不以建立罗马公民新屯市为满足，而是竭力向高卢和西班牙的克勒特人灌输城市生活方式，在阿非利加原先的迦太基国境内恢复城市生活。一世纪时所有的皇帝们都或多或少地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克劳狄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他建置了许多新屯市，使城市化运动在他统治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这种发展并未停止，韦帕芬也和其前人一样对城市化运动持积极态度，他对于那些多少已罗马化的行省，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征兵地区，那些驻扎有罗马重兵的地区西班牙、日耳曼尼亚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加速其城市化运动，或是建立新的城市，或是把城市的权利赐给土著的市镇。
而西汉政府则是主张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通过农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汉武帝时采取了均输、平均的财经政策。均输是指由国家统一管理、以便远上之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由中央在地方设置均输官，地方应缴纳的贡赋“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即便，而官有利。”[4]要求地方均输官借鉴商贾转贩的经验，将地方所缴纳的贡赋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商人所贩运出境的丰饶而价廉的土特产品，再由均输官将这些物品运往价格较高的地区出售，换取中央政府所需求的物资。平均则是指国家利用经济手段管理市场，从市场机制出发，调制市场，其实质是稳定物价，防止富豪巨贾投机囤积，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引起市场混乱，而使市场成为按商品价值规律正常运转的有效市场。
（三）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的货币，古希腊、罗马采取的仍然是自由、放任的政策，虽然有些银行是由市政当局办的，但是银行这种企业同所有其它行业一样，大多数由个人经营。而且，他们的银行已有了现代银行的许多职能，如放款，活期存款和发放信用证明等。
与此遥相对应的西汉王朝，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尚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币制紊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政权对币制进行了调整，改革币制，把铸币权重新收归中央，禁止私人铸币。在元鼎二年，汉武帝下令成立专门铸币机构，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把先前全国各地所铸铜钱运到京师销毁，统一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国家统一铸造的五铢钱，由于质量上乘，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信赖，使货币的职能得以充分发挥，打击不法豪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个巨大的推动。
在不同的重商措施下，其效果也明显不同：
1.古代西方在这种自由放任的商业政策下，许多上层官吏也加入到了商品生产者的队伍，周一良、吴于谨主编的《世界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宗贸易都操纵在大商人的手里，出生于元老的奴隶主，以授产和委托经营的方式，也投资到商业中来。”
2.使得农业商业化。一方面，它使得土地商品化。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土地就已归个人所有，柏拉图明确指出：法律允许每个市民随意处置他的财产。另一方面，政府奖励商品农业。例如：梭伦劝告和奖励公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同时，农业商业化还表现为市镇走向工业化。m.罗斯托夫采夫在其著作《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讲：“蓬佩伊这个市镇走向工业化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了一种新型住宅，它的四周都环绕着商店，这些商店一部分由住宅主人亲自经营，而另一部分租赁给工匠和零售商贩，似乎从很早开始，各种料子和羊毛衣服就是蓬佩伊的特产之一，这些毛织物有一部分就在本城染色。”
3.重商政策促进了商业的蓬勃发展。当时罗马的许多大商人深入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爱尔兰、北非、东非和西非沿岸，向东与帕提亚、巴克特利亚、中国辗转相通，又从海路同印度到达孟加拉湾，马来半岛，并由此进入中国。m.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意大利那些讲究饮食的人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弄到每个季节里所有的primeurs〈新上市的蔬果〉和从遥远地方来的特产。Delicatessen〈美味〉。这也可以看出交易情况是多么发达。他们还用不着专门费力去定购这些东西，有着转为此而开设的大商店，其中储积了大堆这类货物。在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在帝国商业生活中占据突出的地位，甚至比公元前一世纪时还要突出。他们的这种重商政策在政治、文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它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三等公民也可以当选为执政官，打碎了贵族对这一最高行政官职的垄断。同时，它还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希腊城邦中，凡是维护重商主义的城邦，文化教育事业都很发达。雅典的卫城是冠于希腊城邦的一个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博物馆”。雅典城邦的富裕和宽松自由的民主环境，还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但由于重商政策的实施，使得贫富分化、奢侈之风盛行，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覆灭。
对西汉政府而言，重商政策的实施引起诸多社会变化。
1.导致了西汉社会人们思想的转变，普通百姓也逐渐改变观念，掀起了整个社会的“求富”热潮，形成了喜好商贾的民俗同一性。波及封建王公贵族，如吴王刘濞等亦参加其中，同时还使得，大贪官王根不但接受商人巨额贿赂，他还在第宅中设立西市，自营商业。故有人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5]官吏经商和商人做官，使非法商业活动借助于封建政治特权而通行无阻。
2.促进了西汉王朝的商业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商人阶级，他们有的“周流天下”，有的“废居居邑”；商品范围之广泛，“用事童仆”数量之大，市场之繁荣，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就连在军屯驻屯的地区还设有“军市”，如《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冯唐的话说：“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赏士卒。”
3.西汉的海外贸易更发达。汉代的对外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两种，而准许私人参与海外贸易是古代“重商”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代政府经常派使团到各国进行贸易。如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除丝绸之路外，还有和南方领海诸国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海外交通的都会是番禺，船由合蒲郡徐文县出发，大约可到达马来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同时，外国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广州贸易，一种以“贡献”为名向皇帝贡土特产，换取远大于所贡的赏赐。
4.商业大都市的出现。秦朝为削弱地方势力，曾采取隳名城的措施，加上秦末战争的破坏，城市比较萧条，汉初，对名城进行修复，而后，由于商业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商业都市遍及全国，并且形成了号称“五都”的全国性商业大都会，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然而商业的发展，也造成了社会贫富不均，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参考文献】
[1]史记．货殖列传[m]．中华书局，1959．
[2]pGarnsey.FamineandFoodSupplyintheGraeco-Romanworld:ResponsetoRiskandGrisis[m]Cambridge,1988:139.
[3]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古罗马城市设计主要特征篇10
关于罗马平民的身份问题，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由于观点、方法不同，提出各种不同看法，并且在“平民是否为公民”这一问题上发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根据尼布尔、蒙森、古朗日的看法，只有贵族是原始公民，平民最初不在公民之列，并且不在库里亚组织之内。然而，英国学者拉斯特则认为公民集团自古以来就包含了贵族和平民。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贵族是元老院显贵，平民则是普通大众。(注：拉斯特：《论塞尔维乌斯改革》(HughLast，“theServianReforms”)，载《罗马研究杂志》(Journalof RomanStudies)1945年，第30—48页。)
有趣的是，两种对立的理论都能从古典文献中找到证据，说明文献本身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是因为古代罗马史家大都缺乏历史发展观念，没有注意到平民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公元一世纪的平民与公元前五世纪，甚至王政时代的平民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他们笔下的早期平民和贵族的身上往往带有后世平民与贵族的特征，以致于使现代的研究者产生误解。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把古人提供的史实和他们自己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区分开，历史地考察平民在罗马早期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和处境，以便客观评价平民的身份地位。我们主要以王政时代和共和国初期的文献史料为依据，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早期平民的身份地位：
一、平民与定居地的关系
在王政时代，罗马的平民主要来自被征服地区。罗马人往往把被征服地区的人民集体迁移到罗马，这就使丧失了国土的平民与罗马人民聚居一地，发生了地域联系。
据文献记载，罗马第三位国王图路斯曾摧毁阿尔巴城，把全体居民掠走，使罗马“人口翻了一番”。阿尔巴人被安置在凯利乌斯山。(注：李维：《罗马史》Ⅰ，30，1(Livy，aburbecondita)译文参考穆启乐、傅永东、张强、王丽英译《建城以来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第四王安库斯占领特列涅(tellennae)，“把战俘迁移到罗马”；夺取费卡那(Ficana)，派兵摧毁城墙，焚烧房屋，“把全体居民迁入罗马”。两地居民都被安置在凯利乌斯山。他又征服波利托里乌姆城，把阿芬丁山分给新来的民众居住。后来又有数千拉丁战俘被安置在阿芬丁与帕拉丁连接之处——阿德穆尔基埃(admurciae)(注：李维：《罗马史》Ⅰ，33，5。)。
这一时期的外来平民大多是被强迫安置在罗马人的土地上的。他们与罗马人民虽同居一邦境内，但罗马人民是住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他们彼此之间既有血缘纽带，又有地域联系，是天然形成的公民集团；而平民是被剥夺了祖先的土地，人身从属于征服者集团。他们与罗马人民虽有地域联系，但无血亲关系，不属于公民集团，也就没有公民的权利。
由于没有公民权，平民对他们居住的土地没有占有权。例如，据李维记载，公元前456年，元老院通过了保民官伊启里乌斯提出的一项法案，“开放阿芬丁山供人们安居。”(注：李维：《罗马史》Ⅲ，31，1；32，7。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Ⅹ，31，1—32，5.参见(法)古朗日：《古代城市》(FustelDeCoulanges，theancientCity)，马萨诸塞1979版，第233页。)这条法案显然不是为争取平民在阿芬丁山的居住权，因为自安库斯王时期起，阿芬丁山就已成为平民的聚居区。很可能，保民官要求的是对平民开放阿芬丁山宅基地的占有权。也就是说，平民虽被允许在阿芬丁山居住，但是对于他们定居的土地没有任何权利，直到300年之后，经过同贵族的斗争，才获准占地安居。
由于平民对城邦土地没有占有权，所以他们不能随便择地而居，挤占公民的住地，只能在指定区域建房居住。罗马的公民聚居区与非公民聚居区的划分以“城址”(pomerium)为界线。设立“城址”需要经过占卜等宗教仪式，使之具有神圣性(注：盖利乌斯：《阿提卡之夜》(aulusGellius，atticnights)ⅩⅢ，14，3。转引自刘易斯、莱因霍德：《罗马文明》(naphtaliLewis，meyerReinhold，RomanCivilization)，纽约1966年版，第1卷，第57页。)。它象征着城墙以内的人民是受到邦神庇佑的，而城墙以外的人则是不受邦神保护的(注：关于设立“城址”的宗教仪式记载见李维：《罗马史》Ⅰ，44；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Ⅰ，88；普鲁塔克：《罗慕洛传》11(plutarch，Romulus)等。另见古朗日：《古代城市》，第134—142页。)。城邦的土地以城址为界分为两部分，城市内圈是公民集体赖以生长的土地，城市则是通过征服战争夺来的土地，是公民集体控制下的地盘。有权居住在城内的人们属于公民统治集团，而被迫住在城外的人们则是处于公民集团控制下的被统治者。这种情况与中国周代国野制度下，国人与野人的定居地彼此分隔的现象有类似之处。(注：参见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3页。)
最初的罗马公民主要聚居在帕拉丁、魁里纳尔、卡皮托尔山等山丘上(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50，1；Ⅳ，13，2；李维：《罗马史》Ⅰ，44，3。)。第一批来自阿尔巴的平民被安置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即帕拉丁的凯列乌斯山，此后更多的平民被集中置于阿芬丁、埃斯奎林和维米纳尔等城郊诸山上。直到王政时代末年，阿芬丁山始终未被划入神圣城址的保护圈之内。平民的聚居区与公民的聚居区彼此分开：公民住在城内，平民聚居在城郊。公民和平民聚居区的隔离反映出两等级成员之间身份地位的差距。
二、平民与生产资料的关系
罗马城邦的土地分为公有地和份地两部分。在建城之初，罗马人的土地是以氏族和库里亚为集体进行平均分配的。狄奥尼修斯说：“他(罗慕洛)把土地平均分为30份，每个库里亚分得一份。”(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7，4。)全体氏族成员和库里亚成员都有权从公有地中分配到一块大约两犹格的份地作为世袭产业(注：瓦罗：《论农业》，王家绶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页。)。无论哪一类土地，最初只有拥有魁里特公民权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土地所有者。罗马法典中有明文记载：“罗马人民一度也曾遵循过这一法则：某人或者根据魁里特法(iureQuiritium)是所有者，或者不被视为所有者”(注：盖尤斯：《法学阶梯》，Ⅱ，40。参考黄风译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财产是魁里特的财产，是罗马人的财产；土地私有者只是作为罗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7页。)。那么，平民是否能占有城邦的土地?
文献提到，国王曾经从公有地中划出部分土地分给平民。例如，狄奥尼修斯说，“图路斯把这些土地在那些没有份地的罗马人中间平均分配”(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Ⅲ，1，5。)；又说，塞尔维乌斯“获得统治权之后，他立刻把公有地分配给那些替别人当雇工的罗马人”(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Ⅳ，13，1。)。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罗马人”实际上指的是平民，而不是罗马公民。因为，这些人没有“份地”，而罗马公民一般都是拥有小块份地的私有者。又因为他们在别人的土地上做雇工，说明他们无权占有和使用公有地，可见这些人不是公民。
尽管平民也像公民一样从国王那里得到份地，但是，平民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关系和公民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关系本质不同。公民是城邦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平民只有通过与城邦建立从属关系，其中许多平民通过与贵族家族建立从属关系，才能间接使用城邦的，或贵族家族的土地生产资料。
古罗马作家费斯图斯(Festus)说：“父家长(patres)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把土地分配给他们的仆从。”(注：转引自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60页。)这里的“仆从”包括被保护人、奴隶和其他从属者，他们的份地又被称为“彼库里”(peculium)。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古朗日(FustelDeCoulanges)阐明了从属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他说：“家族的财产完全属于父家长所有，但他可以同小宗，甚至与被保护人共同分享。小宗在大宗灭绝后，对家族财产拥有权利，而被保护人却永远不会成为所有者。他耕种的土地只是托付给他耕种的，在他死后必须还给保护人。”(注：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27页。)
国王相当于城邦中的父家长，是全体外来平民的“保护人”。他也像一个父家长一样，负责给城邦的公民和从属于城邦的平民分配土地，但公民的份地可以世袭占有，平民则很可能没有继承权。《十二铜表法》第5表就体现了平民为争取财产继承权而进行的斗争(注：《十二铜表法》的内容参见谢邦宇等编：《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64页—371页。)。19世纪的罗马法研究者梅因(HenryS.meine)说：“当‘遗嘱权’在法律史上第一次出现时，像几乎所有伟大的各种罗马制度一样，有迹象证明它成了‘贵族’和‘平民’间争论的题目。当时有一条政治格言，即‘一个平民不能成为一个大氏族的成员’(plebsGentemnonhabet)，其结果是把‘平民’完全排斥在‘贵族民会’(ComitiaCuriata)之外。因此，有些评论家就认为一个‘平民’的‘遗嘱’是不可能在‘贵族民会’中宣读的，因此一个‘平民’也就完全没有‘遗嘱’之权。……法律规定，父家长得使用他的财产(pecunia)的监护权——这一条法律除了使‘平民遗嘱’合法化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目的。”(注：(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5—116页。)可见，王政时期的平民对城邦的土地没有占有权。
土地看来似乎是在公民和平民之间平均分配，但是，未分配的公有地是公民潜在的生产资料来源。这就造成了生产资料在平民和公民之间的分配极不平衡。全体公民都有权占有和使用公有地(虽然公民内部也存在分配不均现象，贵族家族利用特权往往比普通公民多占土地)，但平民完全没有占有公有地的权利。城邦可以给他们分配土地，也可以不给他们分配土地，平民只能被动接受。为此，公元前五世纪平民运动兴起之后，平民提出占有公有地的要求，经过两个世纪的斗争最终获得了土地占有权。
三、平民的劳动性质
王政时期，虽有平民通过各种渠道取得了份地，但是，看来并非所有平民都有土地。例如，在《十二铜表法》中就存在着“有产者(adsidui)”和“无产者(proleterii)”之分，说明当时还有许多人没有地产，或几乎没有地产。即使拥有两犹格小块份地也不足以养家。蒙森对此做了估算：“后来的罗马共和国和王政时期的农民都以平均小麦五罗马斗即可播种一犹格田地，种一收五。依此计算，如果不计住宅和宅院所占之地，视其全为耕地，并且不计算休耕的年数，一块世袭田的产物共计五十罗马斗，除去种子，共计四十斗。据卡托(《论农业》，第56章)估计，一个勤劳的成年奴隶每年吃小麦五十一斗。由此看来，一块世袭田能否维持一个罗马家庭，任何人都能从中做出解答。”(注：蒙森：《罗马史》，第1卷，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69页，注1。)
无论是无地的平民，还是拥有小块份地的平民都不得不另找生活来源，有的在富裕的公民家族的土地上劳动，有的在公有地上劳动。尽管平民与公民在田间并肩劳动，但是两者的劳动性质不同。公民或者在本家族的土地上劳动，或者在享有占有权的公有地上劳动，他们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平民对于这两类土地都没有权利，只是通过保护制度(clientship)，或借贷制度(nexum)，或短期雇工等方式，以人身抵押，以劳动交换，换取一份谋生的土地生产资料。
许多古典作家，如西塞罗、普鲁塔克和狄奥尼修斯都说，在罗马早期社会中，曾有许多平民投靠贵族做其被保护人(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9，2；普鲁塔克：《罗慕洛传》，13；西塞罗：《论国家》(Cicero，DeRepublica)Ⅱ，16。)。威廉·史密斯(williamSmith)提到了这些作家的记载，并解释说：“在罗马早期，被保护人的处境在许多方面要比平民的处境好得多，很可能，某些平民因此放弃做一个自由民的权利，同贵族建立起保护关系，这类现象也就出现在以上提到的那些作家的故事中了。”(注：威廉·史密斯：《希腊罗马古典辞典》(williamSmith，DictionaryofGreek andRomanantiquities)波士顿1870年版，第924页。)被保护人不是我们主要考察对象，需要指出的是，保护制度确实可以为缺乏生产资料的平民提供一条谋生渠道。被保护人与平民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从属于公民私人家族，而后者从属于城邦公民集体(注：蒙森最早提出这种看法。参见蒙森：《罗马史》第1卷，第78页。)。被保护人虽然获得了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但他们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其人身和财产都受到保护人的控制，他们的劳动属于依附劳动(注：普鲁塔克说：“被保护人要对他们的保护人示以忠心，不仅恭敬自持，如果保护人贫困，还要帮助他们女儿准备嫁奁，并代为偿还债务。”(《罗慕洛传》，13，6)另见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10，2。这表明贵族保护人不仅占有自己的财产，而且有权支配被保护人的人身和财产。古朗日对被保护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做了较详细的论述。参见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24—229页；第255—261页。)。
下面对罗马早期的借贷制度简要做一点说明，因为平民反抗债务奴役制的斗争是平民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文献记载，公元前五世纪，平民运动爆发前夕，平民普遍受到债务束缚，但这不是共和国初期才产生的新现象，而是自王政时代以来便一贯如此。事实上，欠债现象是平民被排斥于土地生产资料之外的必然结果。平民为了谋生不得不向城邦共同体或公民个人借贷土地、种子或牲畜等。在缺乏货币资金流通的时代，土地和人身是主要的抵押品。由于平民不能支配城邦的土地，只有以人身做抵押，这就不可避免地沦为“债务人”(nexi)。债务人以向债权人提供劳动的方式偿还债务，债权人向平民借贷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换取债务人的劳动。因此，“借贷制度(nexum)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大土地所有者提供依附劳动者(dependantlaborers)，任其剥削。”(注：t.J.康奈尔：《罗马的起源》(Cornell，theBeginningsofRome)，罗特莱基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页。)共和初期平民普遍欠债的现象，实际体现了平民在城邦土地所有制下的一种谋生方式。平民依附劳动者的存在既是古典奴隶制不发达的结果，反过来又对奴隶制在生产领域的发展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以致于罗马的奴隶大量局限于家务劳动(注：康奈尔：《罗马的起源》，第283页。)。
由此看来，在平民运动发生之前，平民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小自耕农集团，他们大多是从属于城邦或公民家族的生产者。公民集团则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间接地占有了平民的劳动。于是，平民与公民，即罗马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阶级矛盾的对立。这种现象可以作为列宁所说的“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区别的一种形式”(注：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3页，注1。)这条命题的注释。
四、平民只尽义务而无权利
平民整体上从属于公民集体所代表的国家，他们中的部分人还从属于某些公民个人或其家族。平民在城邦中的这种从属者身份突出表现为，他们对控制着他们的城邦只能尽义务，而不能享受公民所拥有的各种权利。
罗马早期社会的政治组织以氏族和库里亚为单位。只有库里亚成员才能参加公民大会，并通过公民大会行使其政治权利的。另外，氏族家族的首领可选派代表参加元老院，享有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无论是库里亚大会，还是元老院都没有平民的席位。
尽管库里亚大会中可能会出现非公民身影，例如，我们知道贵族经常带着他的被保护人一道参加大会。国王也可能带着他的侍从和支持者出席库里亚大会，甚至元老院会议。据李维记载，当塞尔维乌斯王和篡位的小塔克文进行殊死搏斗时，双方都率领着大批随从。国王的侍从和支持者大多为受国王保护的平民，据说塔克文王曾把他的支持者提拔进入元老院，李维说：“他增选一百人为元老，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小家族的’(minorumgentium)。他们是王可依靠的派系(factio)，因为他的恩泽才使他们进入库里亚。”(注：李维：《罗马史》Ⅰ，35，6。“库里亚”一词有多种含义，一指元老院会场，亦指元老院。据说，第三王图路斯·豪斯提利乌斯第一次为元老修建了一座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会堂——“豪斯提利乌斯的库里亚”(李维：《罗马史》Ⅰ，30，2)；一指库里亚组织。结合上下文，此处的“库里亚”指的是“元老院”。当然，获得了贵族身份的平民自然也就进入了库里亚组织。)但是，这些平民是以从属者身份跟随其贵族保护人或国王一道参加库里亚大会的。古朗日说：“在公民大会中，每个家族只有一票表决权。父家长有可能咨询他的族人，甚至他的被保护人，但他独自投票。而且法律禁止被保护人持不同意见。被保护人是通过贵族父家长与城邦发生联系的。”(注：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29页。)平民与国王和贵族家族的从属关系，决定了他们不能享有独立的参政权利。转贴于
虽然个别外来者或者外来氏族，经库里亚大会批准，可以被接纳为罗马公民，其家族首领甚至入选元老院，成为贵族，例如，安库斯王接纳了塔克文氏族(注：李维：《罗马史》Ⅰ，34。)。西塞罗说：“他很容易地被吸收为公民。”(注：西塞罗：《论国家》Ⅱ，20，35。)。塞尔维乌斯由一名被释奴转变为贵族。狄奥尼修斯说：“由于这些功绩，罗马人觉得应该投票表决把他从平民转为贵族等级，他们以前曾把这种荣誉授予塔克文，更早的时候曾授予努玛·庞普里乌斯。”(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Ⅳ，3，4。)直到公元前504年，共和国还接纳了一名萨宾部落首领克劳狄乌斯及其族人和从属者为公民，克劳狄乌斯被选为贵族元老(注：李维：《罗马史》Ⅱ，16，5。)。塔克文王曾从平民家族中选拔元老。李维说，共和初年，布鲁图斯也曾选拔骑士阶层的平民补偿元老院空额。但是，个别平民被提拔，获得公民权，甚至转变为贵族，只是他们个人获得的特权，并不代表平民整体上享有公民权和入选贵族元老院的资格。
平民没有政治权利还表现在他们不能担任城邦的高级职官，不能管理国家事务。公元前366年以前，罗马共和国只有一套属于“人民”的职官体系。独裁官的别名“人民的长官”(magisterpopuli)表明了其阶级、等级属性。平民只能担任保民官、营造官等低级的“平民的长官”(magisterplebi)。甚至“国家”一词respublica，意为“人民的财产”——只有“罗马人民”才是城邦主权的代表，这里面也隐含了对平民的排斥(注：西塞罗：《论国家》Ⅰ，39。)。
平民虽无权利，但必须对城邦承担服兵役和纳税等义务。图路斯王曾征募被征服的阿尔巴人组成10个骑兵队(注：李维：《罗马史》Ⅰ，30，3。)。老塔克文王也通过吸收平民扩充了罗马原有的三个军团的人数(注：李维：《罗马史》Ⅰ，36，7。)。塞尔维乌斯王更致力于吸收被释奴，扩大兵力。小塔克文王统治时期，平民的兵役、捐税大大增加，他还迫使平民从事繁重的公共工程建设，使大批平民破产(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Ⅳ，43，2；Ⅳ，44，1。)。
当然，公民也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且公民私人承担的服兵役的费用也可算作向城邦缴纳的间接税，但是，公民的义务和权利是一致的，平民却是单方面地承担义务，而没有权利。
五、平民的法律地位
平民虽然在城邦的保护下享有人身自由，但因为是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所以其自由受到城邦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平民还是公民集体的暴力专政对象。“罗马人民”(populus)一词源于“populor”意为“摧毁”、“劫掠”(注：格莱尔：《牛津拉丁字典》(p.G.Glare，oxfordLatinDictionary)，牛津1977年版，第1404页。)。由于平民主要来自被征服地区，所以对他们来说，公民集团是一个武装暴力集团，是“毁灭者”。李维说，安库斯王曾因大批外来人口涌入罗马，造成“恶行滋生”而修建了一座监狱(注：李维：《罗马史》Ⅰ，33，9。)。这种暴力机器的出现表明平民当时处于罗马人民的严密监督和统治之下。
恩格斯说：“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早期平民在城邦中的处境便是如此。平民普遍受到贵族的任意欺压和虐待。据狄奥尼修斯所载，公元前494年平民举行第一次撤离运动时集体立下的神圣誓言说：“不许任何人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强迫保民官违背意愿去做事；不许任何人鞭打他，或让他人鞭打他；不许任何人杀害他，或让他人杀害他。假如有人犯禁，使他受到诅咒，把他的财产没收献给凯勒斯神(Ceres)。”(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Ⅵ，89。)这从反面说明平民可能曾经受到罗马贵族的虐待，而且当平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时，罗马的法律不能给平民提供保护，平民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和宗教上的诅咒，或者强行反抗。
狄奥尼修斯提到平民出身的塞尔维乌斯王曾经专门制定了保护平民的法律，在此之前，只有贵族和罗马人民才能得到法律保护。他说：“塞尔维乌斯制定了法律，修改某些陈旧过时的法律，那些都是罗慕洛和努玛·庞普里乌斯制定的法律，同时他自己也设立了一些法律。”但是小塔克文篡权后，“塞尔维乌斯制定的使他们人人都能享有公平，保障他们与贵族交往时不受其伤害的法律，统统都被塔克文废除了。”(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Ⅳ，10，3；43，1。)直到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平民为重新获得法律保护同贵族进行过斗争。公元前456年，保民官要求“指定一个包括贵族和平民在内的立法委员会，合作制定出符合双方利益，保障双方自由的法律。”(注：李维：《罗马史》Ⅲ，31。)《十二铜表法》的颁布标志着平民初步获得了法律的保护。
共和时期，平民兴起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在法律方面，平民建立了独立的立法机构——部落大会，摆脱了执政官和元老院对立法权的控制与干涉，使罗马的立法体系分成两半。法学家盖尤斯说：“法律是由人民批准和制定的。平民会决议是由平民批准和制定的。”(注：盖尤斯：《法学阶梯》Ⅰ，3。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这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是罗马国家为调和两种不同成分之间的矛盾而发明的特殊的法律体系。
六、平民与贵族不能通婚
《十二铜表法》第11表清楚地记载着罗马早期社会中的这一习俗。然而，这一证据却受到部分西方学者的怀疑和否定。德国学者马德维格说：“禁止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通婚权，这一点对于那些认为贵族和平民在很早的时期就激烈对立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条体现等级间区别的最明显的标志，其实是第二个十人立法委员会的创制。”英国学者拉斯特同意他的看法，认为王政时期平民曾与贵族通婚，《十二铜表法》只是取消了平民的通婚权而已。拉斯特从文献中找到了根据，说：“除非我搞错了，实际上，三位权威作家——西塞罗、李维和狄奥尼修斯都这么认为。”(注：拉斯特：《论塞尔维乌斯改革》，《罗马研究杂志》1945年，第31页。)据此，他推断出“平民享有与贵族的通婚权”，并且认为平民同贵族一样，享有平等公民权。
我们来看拉斯特提到的证据：
西塞罗说：“他们又补充了两条极不公正的法律，以一条极不人道的法案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虽然通常甚至允许与外国人结婚。”(注：西塞罗：《论国家》Ⅱ，63。)
狄奥尼修斯说：“这些新法案中有这样一条，贵族与平民之间缔结的婚约应属非法，——按照我的意见，这条法案的制定不是为了别的原因，而是防止两个等级由于通婚与姻亲联系出现的一度融合，从而和谐地聚集在一起。”(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Ⅹ，60，6。)
李维记载了公元前445年通过的一项平民决议《卡努里乌斯法》，该法案废除了《十二铜表法》中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的法令。保民官卡努里乌斯与元老院的辩论，以及卡努里乌斯的发言显然出自李维自己的揣摩，从中可以看出，李维本人对于贵族不愿与平民通婚的原因是不很清楚的。他借卡努里乌斯之口发问：“如果一个贵族娶了一个平民妻子，或者一个平民娶了一个贵族妻子，这里究竟有什么实际区别呢?请问是什么权利受到侵犯呢?”(注：李维：《罗马史》Ⅳ，4，12。)
从上述材料可看出，这些古代作家一方面发现《十二铜表法》中确有“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法令，另一方面对早期社会居然有这样的立法感到十分不解。因为，在他们生活的年代，平民与贵族之间已不存在通婚的隔阂，甚至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公民权。西塞罗以公元前一世纪的公民平等观念为出发点，批评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的法令“不公正”，但这并不能证明上古不曾实行过这种习俗，也不能说明公元前五世纪或更早时期的人们也认为这条法令“不公正”。狄奥尼修斯以为在《十二铜表法》之前，平民曾与贵族通婚，但他并未提供王政时期平民与贵族通婚的证据。
因此，拉斯特的推断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把古典作家叙述的事实和他们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混同起来，而这两种材料的价值并不完全相同。法典文献真实地反映了其所属时代的面貌，史料价值无疑是极高的，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不应轻易否定。罗马早期社会制定的各种立法明白地显示出，平民并非从来就拥有通婚权、参政权等各项公民权利，而是经过长期斗争，逐渐获得的，正因为平民曾经没有公民权，所以才会为争取权利而与贵族发生冲突。古代作家对平民的公民权从无到有，平民与罗马公民从对立到融合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缺乏清楚的认识，往往不自觉地抹杀了王政时期“平民”与“人民”之间的界线。他们认为外来平民从一开始就被罗马人一视同仁地接纳为公民，享有平等公民权，因此在行文中经常混用“平民”和“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十二铜表法》中出现平民与贵族不得通婚的法令让这些古典作家如此不解的原因。
七、平民在城邦宗教生活中受到排斥
平民的主体属于外来者，他们自有其宗教信仰。在阿芬丁山上，平民有自己的祭坛(如凯勒斯神庙)和祭司，与卡皮托尔山上的代表城邦宗教信仰的神庙和祭司团形成对立。
由于罗马人在征服一地居民的时候，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神qí@①崇拜，有时甚至把外邦的神qí@①迁入罗马，使得外来平民在失去自己的土地和城邦的时候，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宗教信仰。例如，图路斯王摧毁阿尔巴城之后，下令把“各处的公共和私人建筑夷为平地，……只有神庙得以幸免。”(注：李维：《罗马史》Ⅰ，29，6。)
但是，平民的宗教信仰受到他们居住城邦的限制和规范。据李维记载，图路斯王征服阿尔巴之后，阿尔巴落了一场石雨，据说派去调查的人们“觉得听见一个来自山顶树林奇大的声音命令阿尔巴人按父辈的习俗举行献祭。他们已忘记了这些，就好象他们把诸神连同他们的祖国一起遗弃了一样。他们或是采用了罗马祭礼，或者，如通常发生的那样，记恨于命运，放弃了对神的崇拜。”(注：李维：《罗马史》Ⅰ，31，3。)这则材料说明罗马统治者曾经强迫阿尔巴人按照罗马人允许的方式献祭，并且迫使许多人失去了祖先的宗教信仰。狄奥尼修斯提到，公元前496年，贵族独裁官普斯图密乌斯(postumius)曾主持向阿芬丁山上新建的凯勒斯神(Ceres)、信义和促生女神(Liber-Libera)献祭仪式(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Ⅵ，17，2；94，3。)，说明平民的神qí@①崇拜须受到贵族祭司的指导和监督。
平民不能参加公民集体的宗教祭祀，不能担任祭司职务。古朗日说，这是因为“他们对于城邦的、家族的宗教组织全然陌生。”(注：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30页。)因为平民处于共同体之外，所以他们是不受邦神庇佑的人，例如，文献中经常见到贵族说平民“得不到吉兆支持”。李维说：“平民不能取得吉兆，仿佛他们被永生的天神所憎恨一样。”(注：李维：《罗马史》Ⅳ，6，3。)贵族祭司有时也替平民祈福，古老的宗教套语中有“愿神保佑罗马人民和平民”的话语。但是，平民无权直接向邦神祷告，更无权替罗马人民祈祷。直到公元前四世纪末，经过长期斗争，平民才取得了担任宗教职务的权利。
综上所述，根据平民在罗马早期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平民在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处境来看，平民是从属于城邦公民集体的(其中部分平民还从属于公民家族或公民个人)无公民权的自由人。
平民和罗马人民虽然同为居住在罗马城邦中的自由人，但他们之间的身份地位有较大差距。罗马法典对此做了说明。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指出：“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一切奴隶的地位没有任何差别；至于自由人则有许多差别，他们或是生来自由的，或是被释而获得自由的。”(注：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版，第12、14页。)把自由民分为不同类型，这是古代等级社会的重要特点。不同类型的自由民彼此之间存在着权利、地位上的差别。
廖学盛先生指出：“在自由民内部，从经济角度看，有奴隶主和自力谋生者的区别。而从政治方面考察，则存在有公民权者与无公民权者的严格划分”，“基于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等级和阶级地位的确立和区分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产生了处于早期奴隶占有制阶段的国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公民集体等同于国家。”(注：廖学盛：《从古希腊罗马史看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37页。)“公民集体等同于国家”这一见解是有依据的。罗马人认为“国家即人民之事业”(注：西塞罗：《论国家》Ⅰ，39。)，说明“罗马国家”即“罗马人民”，亦即公民集体，“平民”却不在其中(注：共和国时代的宗教祈祷语里还有“愿神保佑罗马人民和平民”这样的语句，说明在早期社会中，“罗马人民”曾与“平民”相对立。李维：《罗马史》ⅩⅩⅠⅩ，27；西塞罗：《反对慕雷纳》(promurenna)Ⅰ。)。
拉斯特等西方学者把“平民”视为原始“罗马人民”的一部分，继续沿袭古人所犯的错误——他们分不清平民和人民之间的区别。之所以产生混淆是因为拉斯特把氏族社会内部的等级分化，即“罗马人民”中的氏族贵族与普通民众之间等级分化，等同于氏族部落内外的等级差别，即罗马人民与平民之间的等级差别。他说：“平民包括那些不怎么显赫的氏族中的成员，失去保护人的被保护人，被罗马吞并的邻近村落的农民，以及迁入这座发展中的城市的移民。”(注：拉斯特主编：《剑桥古代史》(H.Last，theCambridgeancientHistory)第7卷，第2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第421页。)
显然，这种见解忽视了血缘关系在人类早期社会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世界各地的民族学材料，以及根据罗马古代文献所提供的情况看，刚刚从氏族社会废墟上产生的早期国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确立，往往源于氏族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内外区分，这种区分直接造成了氏族部落共同体内部成员与外来者之间的对立。罗马早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体现为populus与plebs之间的对立。
拉斯特混淆了populus中非显贵成员与外来平民之间的界线，看不清平民没有公民权这一事实，他说：“我们不能否认，罗马的平民拥有‘罗马公民’(CivesRomani)这一头衔，尽管平民并不充分享有后世公民权中的相关权利。”(注：拉斯特：《剑桥古代史》，第422页。)这句话本身就有矛盾：既然平民不能充分享有公民权中的各项权利，又怎能算是罗马公民?
罗马平民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罗马平民并非从来就享有公民权。在王政时代和共和国早期，平民属于无公民权的自由人。自王政后期起，至公元前三世纪初，平民利用战争对政府造成的压力，通过斗争逐渐获得了各项公民权，最终成为扩大了的罗马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到公元1世纪，“平民”和“人民”不仅在法律上权利平等，而且在罗马作家的笔下几乎成了同义语，二者之间的差别已彻底消失，渐渐被人们所遗忘。plebs一词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平民”继续存在，但它的对立物不再是“人民”，而是“贵族”。公元二世纪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编撰的《法学阶梯》一书反映了这种变化，他说：
“平民不同于人民，因为所谓‘人民’是指所有的市民，也包括贵族；而所谓‘平民’则是指除贵族以外的其他市民。”(注：盖尤斯：《法学阶梯》，第2页。)
这句话一方面承认平民与人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平民与人民之间存在对立关系。相反，盖尤斯认为平民包含在人民之中，与贵族对立，构成罗马人民内部的一对矛盾体。这段文字既见证了平民由外部渗入罗马人民内部的巨大历史变化，但同时又模糊了这一变化过程，仿佛平民与罗马人民之间深刻的裂缝不曾存在过似的。这是古代作家经常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