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管理篇1
【关键词】环境；非营利组织；管理
管理纵横Sweepingoverthemanagement够交流以及交流后公众对组织的形象。公共关系要写作论文有成效，必须先了解组织的目标与需求以及它是否与组织相接触到的公众的目标与需求相符。有效的公共关系通常包含以下几步：确定组织的整体目标、界定相关的公众、评估公众对组织的印象、建立公共关系计划、落实计划、对营销工作进行常规式与总结式评估。对于资源有限的小型非营利组织，本书推荐了一些技巧：利用志愿者资源；采用实习生制度；邀请大学的公关系，把组织当成个案来研究等。
内部管理。“因为组织是由不同背景、知识、技能的人所组成，所以有效的沟通非常重要”。在非营利组织中，沟通能增加做出正确决策的机会，是让工作顺利完成的重要基础、可以提供归属感。通常组织的沟通有效性与其规模成反比，为了克服这种沟通的不利，书中讲述了六个建立良好沟通气氛的步骤：设定目标、找出沟通不畅的问题所在、确定沟通中的重要因素、制定执行计划、执行、对该沟通做评估与改善。“管理与人密切相关，跟人一起工作、鼓励人们一同努力是管理的真谛”。在论述非营利组织内部管理这章时，盖拉特由道格拉斯x/y理论出发，得出有机式的、机械式的两种基本的管理方法，随后又重点介绍了管理四象限及情景领导。在内部管理这一章中最出彩的地方是有关董事会与员工这一章。德鲁克在1992年就提出非营利组织管理结构的核心是董事会和总裁。由于非营利组织形式多样,董事会与总裁的分工也不尽相同。同德鲁克不同的是，盖拉特首先界定了强董事会（健全的董事会）和弱董事会（辜负众望的董事会）的特征，并提出好的董事会应设定高的期望、视员工需要提供援助，并留给员工自我发挥完成任务的空间。
组织理论提醒我们：组织依赖环境而生存；与环境互动才有希望。作为现代社会结构分化产物的非营利组织，如果无法做到与变化的环境相适应，势必为时代所淘汰。在美国，过去的十五年中有1/4的非营利组织因跟不上环境的变化已遭淘汰，《21世纪非营利组织管理》就是一剂开给非营利组织适应新环境的良方。
一、21世纪的新环境21世纪在人口结构，价值观，教育政策等层面上的变革，对非营利组织的结构和管理有巨大影响。主要如下：人口老龄化、社会急趋多元化、志愿者制度的改变、职业女性比率增加、主流价值观的变化等。为适应21世纪新环境及应对以上十大问题，盖拉特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详细描述了组织该如何管理。
二、非营利组织的新管理管理大师德鲁克有句名言：营利组织向非营利组织学使命，非营利组织向营利组织学效率。他的《新现实》中的管理七原则常被管理人士奉为提高组织效率的金科玉律，《21世纪非营利组织管理》全文虽没有明确按照七原则来行文，但每一章节都可以看到德鲁克的影子。鉴于将全书的12章一一列出稍显杂乱，所以本文根据这12章的内部联系，将全书分成以下数块：1、愿景设计。“共同的目标与价值观非常重要”是七原则之一。杰出非营利组织的以德鲁克的眼光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具有明确界定的，且为所有成员认同和珍惜的使命。清楚的使命感，能使上至董事会下至全体员工都能据此凝聚共识，全力投入，使机构形成一体，是组织成长演化的原动力。愿景陈述应做到以下几点：语气积极、把愿景当作现实状态来叙述、勇于冒险、叙述具体明确。愿景陈述之后就是战略规划，战略规划由任务陈述、环境评估、目的、优势劣势、策略方向、目标六大块组成。为明白非营利组织的目的，书中介绍的方法有团体举荐法。2、信息获取。“管理必须能随着组织成员的需求，以及组织所处大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是七原则之一，了解信息对组织来说非常重要。书中主要介绍了两种了解及使用新信息的方法：九宫格及趋势图。信息与组织的三大基本过程：输入、处理、输出有密切关系。筹募经费作为输入的重头戏，更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否则将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被淘汰的非营利组织的原因在于募款能力不佳导致经费短缺。战后婴儿潮的一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职业女性的增多左右着募款的变化。募款可以分成以下四个步骤：因素分析；目标设定；拟定行动计划并实际执行；绩效评估与检查。3、组织营销“营销的目的是让销售行为变得多余，她的目的是让我们对客户的了解非常深入，使产品或服务刚好符合他的需求，无需推销就自己卖出去”德鲁克这句关于营销的话虽不是管理七原则之一，但对于组织管理的影响还是意义深远，营销中说要找出顾客的需求、兴趣、需要，并使组织的能力、产品或服务能够符合顾客的需求。故有效的营销管理就是一个让双方都能够感觉受惠的交换过程。盖拉特由此提出了非营利组织的营销。4p是传统营销的四大基石，在非营利组织中也存在4p：product——了解组织成员的愿望与需求；price——服务成本，如果人们认为服务特别，就可以提高收费；promotion——信息爆炸时代，推销工作很重要;place——营销的功能同时涵括资源配置（提供商品与服务）与资源吸引力（得到收益）。公共关系也是非营利组织营销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衡量一个非营利组织是否健全的指标就是组织是与各类群体是否保持足——读盖拉特《21世纪非营利组织管理》
三、总结非营利组织面临的巨大挑战需要它在管理上适时做出改变，盖拉特的著作对处于变革时代的非营利组织很有意义。全书唯一的不足在因为成书较早，而在绩效评估一节过于单薄。
【参考文献】
组织管理篇2
内容摘要：组织承诺即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和忠诚度，然而，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其对绩效的影响上，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对其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差异；学术研究需要与管理实践展开对话，以更好的指导管理实践。
关键词：组织承诺工作绩效管理实践学术研究
组织承诺，即员工对组织的心理认同和忠诚程度。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用于反映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关系。随后，组织行为学家发现，组织承诺可以很好的预测员工的离职、缺勤与绩效水平，因此，成为管理社会学派中的一个概念。学者们认为，每个员工对组织的态度，累积起来，会对组织的绩效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将从学术研究回顾开始，比较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对组织承诺的观点和看法，这将非常有助于组织承诺未来的研究和应用。
组织承诺的概念与模型
社会学家贝克认为，组织承诺是员工对组织的心理认同程度，是员工在心理上对组织的依恋和依赖；他认为，随着员工对组织认同度的提高，其心理资源的投入也在增加，这样，在心理上，就更会与组织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对这一理念，贝克只是从思辨的角度展开论述，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实证研究，因此没有引起实证主义科学的注意。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管理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员工的心理社会因素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受到关注，组织行为学家开始关注组织承诺这一话题，比如，组织行为学家波特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对员工组织承诺做了重新定义，认为“承诺”一方面表现为员工对组织的一种感情依赖，另一方面表现为一种“经济上的依赖”，因为员工在组织中贡献了很多，如果离开组织，会产生相当大的机会成本，如丧失工资提升和职务晋升的机会。心理上的依赖和经济上的难以割舍，构成了高水平的组织承诺。社会学家威纳指出，组织承诺可以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乃至社会中某些群体的规范等逐步内化而成，并影响着员工对组织的承诺行为。
上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认为组织承诺由较为单一的维度构成，并主要是理论上的一种构思，没有量化研究的支持，很多学者试图丰富和深化这一概念。1984年加拿大学者梅约与阿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组织承诺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们指出，组织承诺可以由“继续承诺”和“感情承诺”构成，这两个维度并非从思辨与推理中得出，而是从统计的因素分析中得出。其后，麦吉和福特进一步将“感情承诺”作为一个独立而重要的维度，同时将“继续承诺”深化为3个因素。但他们并未对这4种因素做进一步的分析。随后，很多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承诺在实质上可以由三个较好的维度构成，即感情承诺（即难以在情感上与组织割舍）、继续承诺（指将继续留在组织中的意向）和规范承诺（指认同组织各种规章制度的意愿），这就是著名的组织承诺三因素理论。至此，组织承诺这一概念，便走出了纯粹思辨的窠臼，开始接受量化研究的检验。组织承诺的维度得到了统计上的确认，为组织管理者进一步了解员工心理提供了思考的方向。
21世纪初，我国学者凌文辁教授结合中国企业和文化的特点，编制了“中国职工组织承诺问卷”，测量了各类企业中的员工和一般管理者，得出了组织承诺的五因素模型：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和机会承诺。
上述是学术研究者对组织承诺这一概念的看法，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们的观点远非如此。如管理大师韦尔奇认为，组织承诺就是，员工用实际行为表现出来的贡献愿望；盛田昭夫认为，“必须让员工的身体和心灵都深入到企业中，双方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和认同”。管理实践者和学术研究者同样关注这样一个领域，但是，他们的看法不同，前者更为简明，在含义上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而后者总是试图把这一概念限定清楚，结果概念的本身含义精确而狭窄；前者便于在管理中用艺术和直觉性手法来应用这一理念，后者试图在实证研究中找到某种明确的数量化的支持。
组织承诺与绩效
组织承诺是一个态度性变量，是个体认同的程度。组织承诺影响了工作绩效、离职倾向等与组织的利益关系紧密的因素，许多研究者认为，对组织有较高程度承诺的员工会更加努力的工作，于是，组织承诺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自然成为了研究人员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其前提当然是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
然而，兰德尔的定量研究显示，组织承诺与员工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较低，两者的相关系数仅为0.12，只有组织支持与工作绩效存在相关。梅约也认为，几种承诺与绩效之间仅有微弱的相关。有研究者在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组织承诺和组织绩效的相关度约为0.07-0.11，这样的相关非常低，研究者同时指出，由于很多论文在研究中并没有得出统计上的显著性，这样论文就被搁置而得不到发表，这意味着，组织承诺对员工绩效的预测力很低。
也有研究者认为，在考察组织承诺和员工绩效时，得到低相关，仅仅说明影响员工绩效的因素很多，应该从组织层次上，来看待组织承诺对整个组织绩效的影响。相关的元分析研究表明，在组织层次上，组织承诺与组织绩效的相关度为0.15-0.23，中位数为0.17。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非常多，这样看来，组织承诺也是组织绩效的有效预测器。
现在有研究指出，组织承诺与绩效之间可能存在中间变量。如工资报酬可能在组织承诺和工作绩效之间起调节作用，如果将薪酬直接与员工的绩效挂钩，那么持续承诺与绩效之间可能会呈现高相关。同样，工作目标的清晰性也有可能作为调节变量在情感承诺与绩效间起作用。中介变量不同，组织承诺对绩效的影响也可能不同。
在管理的实践中，有管理者指出一个问题，他们发现，在同一个行业里，市场地位较高且盈利较好的组织，其组织承诺水平也较高。这就提出一个疑问：到底是较高的组织承诺水平导致良好的组织绩效呢，还是良好的组织绩效导致了较高水平的组织承诺？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组织承诺模型并不能给出回答。但韦尔奇认为，当员工对（危机中的）组织不太认同的时候，就需要领导和管理者展现出相当的勇气，用激动人心的愿景和使命，用组织绩效的实际提升，来提高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度和忠诚度。实际上，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总是存在着不和谐，学术研究者认为首先应该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来提高员工的组织承诺水平，而管理实践者倾向于认为，组织承诺水平可能只是组织运行中的一个结果，比如，可以想方设法提高组织的经济利润，然后，组织才有能力去获取员工的心。
在这一因果关系中（如果存在的话），管理实践者的观点和管理行为是相当灵活的，即他们不固执的认为，高水平的组织承诺可以改善员工的绩效，同样没有相反的看法。他们的观点是，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如果有，也不用去过度理会！因为，有很多有效的管理理念来改善业绩，来改变员工对组织的看法。但学术研究者则不同，他们的研究总是先界定组织承诺的概念，然后再去测量组织承诺与其他变量（如绩效）的关系，似乎在他们眼里，组织承诺是其他变量变化的原因（虽然没有明说）。
组织承诺在国内的研究发展
很多国内学者从本土化的观点考察了组织承诺的内涵。他们多采取主位研究或者主位和客位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在新理论的建构上，一般采用归纳的方法，先从理论上进行内涵的建构，然后，采取量化方法进行验证。如国内学者凌文辁采用半开放式问卷的方法，让被调查者列出其愿意和不愿意留在某个单位的原因是什么，在此基础上通过量化研究方法建立了中国企业职工组织承诺的心理结构，发现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组织承诺有五个维度：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和机会承诺，既有与国外观点相同的维度（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经济承诺），也有独特的维度（理想承诺、机会承诺），并且作者认为维度之间的相互组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组织承诺的不同表现形式。在另一项研究中，他们发现不同承诺类型的影响因素也有区别。也有国内学者认为，对组织承诺的考察，应该结合具体的行业和组织环境，比如，在影视行业，员工的组织承诺会非常低，他们只是为了尽快赚钱，然后离开这个行业；再比如，在临时职工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组织员工的组织承诺其实远不及他们对自己所从专业的忠诚度（专业认同）。
有研究者从文化背景这一思维框架下来理解组织承诺的含义。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员工倾向于从离职角度考虑自己与企业的关系；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倾向于从留职角度考虑自己与企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一个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组织承诺形成过程模型，并通过模拟实验研究发现，组织承诺与组织支持感之间有密切的线性关系，两者的相关达到0.63-0.71；可选择的工作机会能够影响组织承诺，并且组织承诺的形成还受到组织支持感和可选择工作机会的交互作用。从文化角度来看待组织承诺，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很明显，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组织承诺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组织承诺应该有着很大区别。
通过对组织承诺在我国的研究分析发现，学者们的研究有以下的共同点：第一，都认为组织承诺是一个受文化影响的概念，它的概念、维度或者形成过程体现出文化差异；第二，都是从离职/留职的角度研究组织承诺。这个特点又进一步约束了组织承诺对管理实践的效用。因为，对于不同组织承诺水平的员工，他们的选择远远多于离职与留职这两个选择。
国内的研究有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忽略经济因素与心理因素的相互影响。原因在于，国内考察组织承诺的人，基本上是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学者，他们习惯于从心理角度来考察一切。而在西方，有很多领域的学者来关注这一话题，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管理者。比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就曾经指出，所谓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等心理学概念，必须进一步结合人们对自我利益（经济利益）的关注来探讨，企业是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的，虽然心理因素对组织的作用很重要，但是，毫无疑问，经济因素是第一位的，他指出，很多心理学或组织行为学专家在做研究时，割裂了学术和管理实践之间的联系。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对组织承诺的看法，都存在着一样明显的差异。国内的企业家最常用的口头禅就是，“员工要爱厂如爱家”、“员工要有主人翁的精神”“公平对待员工，爱护员工，才能获得员工对组织的家庭感”。朴实无华的语言，同样道明了组织承诺的深刻内涵。
结语
毫无疑问，无论在员工层次还是在组织层次上，组织承诺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变量。承诺水平如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走低，很可能预示着组织的分崩离析。但是，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的距离导致了以往研究的局限性。
局限性之一在于，学术研究往往遵从于概念的清晰性与操作性，这对于实证研究的科学性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对于科学与艺术并行的管理实践而言，就显得过于狭窄，甚至毫无用处，因为这样狭窄的概念把管理活动分割成了细小的碎片，这比“管理的丛林”还要糟糕。即使同样研究组织承诺的学者，也常常不能有一致的语言，更遑论学术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的对话了！
局限性之二在于，组织承诺的研究不能回答绩效与组织承诺的因果关系。这是困惑研究者的大问题。组织绩效很难在实验室中进行人为的控制，似乎这个因果关系不能从严格的实证研究中得到解决，这样，以往的研究只不过是一种相关研究，对管理实践的意义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管理和领导的实践领域中，人们发现，组织承诺之类的学术研究，充其量只是给管理者提供了微观上的思考角度，至于其与组织绩效的相关系数倒是非常次要的。有一点可以佐证，德鲁克、巴纳德的管理思想很少提到一些具体而微的心理学式的概念，但其哲学式的思维和管理经验的总结，却有力地指引着管理的实践。
什么是组织承诺？学术研究者首先应该统一思想，取得共识，并与管理实践者多对话，而不是刻意用统计上的因素分析来分隔出三个或者五个的维度。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太过的认真和刻板，反而降低了学术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凌文辁，张治灿，方俐洛.影响组织承诺的因素探讨[J].心理学报，2001，33（3）
组织管理篇3
(一)法制建设滞后
目前，从整体来看，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管理框架尚不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存在着法律位阶不高、涵盖面不够、操作性不强且相关条款彼此缺乏衔接与协调等问题。
按照是否统一于一部法律规范文件的标准划分，我国既有的涉及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规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另一类是非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前者主要由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组成，除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等四部行政法规外，其余的多是政府规章或者部门规章，法律效力等级偏低。后者主要由内容涉及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法律或法规组成，如《公益事业捐赠法》《信托法》《合同法》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等，虽然这些法律法规的效力等级可能高于前者，但由于它们都不是专门调整社会组织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法规，仅有少量法律条文涉及社会组织，因此，这一类法律法规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对社会组织的运营产生约束，反而有可能与专门性的行政法规产生矛盾，带来管理上的冲突。
例如，我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但是，在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又允许民办教育的投资者获得利润回报。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之间出现的这种“打架”现象，不仅令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们无所适从，还给社会组织自身以及社会公众评价其运营活动的合法性带来了冲突和摩擦，混淆了社会组织与营利企业的根本区别。
此外，在我国既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这三部专门性的行政法规中，还普遍存在着法条粗疏、规定模糊、难以操作执行等问题。例如，这三个行政法规都明确规定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社会组织的财产；否则，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该由谁来负责制止和惩处这种行为、应按什么样的程序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侵占者为此该受到何种惩处，却没有明确的、可操作的具体规定，致使这些法律条文在现实的管理中难以落实、流于空泛。
总之，既有的社会组织法律管理制度，在满足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要求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和制度漏洞，这种局面不仅使社会组织的管理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还令某些社会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社会组织成长和运营的环境受到污染。
(二)行政管理体制滞后
当前，我国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制度仍然沿袭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双重管理体制，即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别对社会组织实施管理的双重负责的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在控制社会组织发展、分散社会组织管理失范风险的理念下形成的，其原意是希望通过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合作，把好社会组织发展的“入门关”，对社会组织的运营进行全面的管制，从而达到纯洁社会组织发展、控制其发展规模的目的。虽然，这种管理体制的设计意图本来是美好的，而且也曾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较低的时挥过良好的作用；但是，在社会组织急遽增长的今天，该管理制度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显露无遗，“双重管理”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双重难管”的困境。
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管理制度易造成业务主管单位的管理失度，即作为社会组织的成立审查和业务指导者，主管单位难以平衡和履行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责、程度和方式。由于我国的行政法规仅仅把行政管理机关作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要求其必须履行业务指导及管理职责，并未对行政管理机关如何履行该职责作出具体规定，也未授予行政管理部门相应的管理职权，因而导致行政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权责不一致，致使其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在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时，容易走向无为放纵和积极干预这两个极端。所谓无为放纵，是指行政管理机关借工作繁忙、人手不足、业务不熟等理由，逃避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责，任由社会组织出现管理漏洞，发生违规行为。而积极干预则是指行政管理机关借管理之名，对社会组织的人事管理、机构设置、日常工作、活动运营、财务开支等事务进行全面控制，侵犯社会组织的独立自治权；或者把社会组织视为自己的，成为其安置冗余人员、规避法律?谋取部门私利的工具。以协会为例，目前我国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行业协会已有4万余个，其中由民间自主、自发成立的仅占10％。大多数协会不是作为一种会员服务机构，而是准政府组织存在。一些不方便由主管部门或主管部门不能做的事情，包括不便收取的费用、不便报销的费用(交通费、通讯费、招待费、职工福利、奖金等)就全部交给社会组织处理，把社会组织变成了业务主管单位的附庸或寻租工具。
另一方面，这种管理制度还导致登记管理机关的管理无力。因为我国法律同样未对各级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如何承担社会组织的成立、变更、注销的登记或者备案，年度检查，行政处罚等监管职责给予切实的财政支持和赋权。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在对社会组织依法实施管理时，普遍面临着权力有限、力量薄弱等问题。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省市的民政部门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执法机构实施其对社会组织的监管职责。与工商、税务、公安、消防等部门相比，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缺乏基本的威慑力和必要的执法权力。对于违规或违法的社会组织，民政执法机构没有场所检查权、账户检查权，以及为保存证据所需实施的强制措施，只能通过谈话的形式予以调查取证，执法难度大、风险高。在依照现行法律，对社会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时，民政部门可适用的行政处罚手段单一、惩戒效力微弱。比如，对于非法组织，民政部门只能采取取缔的处罚手段；对于合法组织的违法行为也只能采取警告、停止活动、撤销等处罚方式，不能采取罚款、没收财务等经济处罚手段。而且，民政部门的处罚对象只能是组织，对于欺诈、私分、侵占、挪用社会组织财产的个人，或以社会组织为名进行敛财、经济诈骗活动的个人没有任何处置权，只能任其逍遥法外。
此外，从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依法管理程序来看，由于缺少对个人或组织的简易处罚程序，因而对每一个社会组织的处罚案件都必须严格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条例的规定，遵照立案、调查取证、事先告知和召开听证会等流程进行，至少耗时一个月才能作出决定，这就给民政部门的人力、物力及财力造成较大的消耗。再加上经费匮乏、人员不足等因素的制约，直接导致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裹足不前、流于表面。
(三)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
社会组织自身必须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规章制度和民主机制，才能实现其公益目标与价值。然而，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较低，因而其内部的各项自律机制仍处于待完善状态。在很多社会组织内部，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民主决策制度不健全、内部监管流于形式的问题。
一些社会组织的管理者民主意识淡薄、家长制作风严重，常常通过“一言堂”、“一支笔”的方式，将社会组织的重大事项决策与日常运作管理权集中在个人或极少数人手中，破坏组织民主。其个人专断独行式的家长式管理模式，在影响社会组织职能履行的同时，还为个别人利用管理漏洞，贪污、侵占、挪用社会组织的资产留下隐患，这种现象在一些由政府部门或退居二线的行政领导兼任负责人的社团和单纯依靠创建者个人声誉成立的民间机构中，尤为突出。例如，曾经以“中国母亲”的形象获得无数赞誉和支持的胡曼莉，就是因为独揽丽江民族孤儿学校的一切权力、独自决定学校的大小事情，个人权力没有任何约束而导致学校的资金使用出现问题，引发跨国官司。
此外，不少社会组织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其内部管理松散，特别是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着印章管理混乱；财务不公开、不透明；缺乏必要的财务审计或审计流于形式；违规使用票据和经费等问题。这些现象的存在，除了直接导致社会组织的运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低劣以外，使社会组织的资产处于高风险状态，直接纵容并催生个人的行为。例如，东莞市教育基金会的办公室副主任余某就是利用该组织印章管理混乱、财务审计缺失、贷款的发放和收取全由一人操作的制度漏洞，长期挪用公款378.3万元，给组织带来巨额的财产损失。
(四)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
除了法律规制和行政监管以外，社会组织的管理还需要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的配合，由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多层级的社会组织监督体系来规范社会组织的运营及资金使用情况。不过，就我国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而言，也存在着监督机制不健全，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多层监管变成“谁也不管”的问题。
首先，对于社会组织社会监督体系的结构和问责制度，即何种机构、组织和个人可采用何种方式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权力如何得到保障和救济，现行的法律法规没有作出规定。其次，从现有的社会监督方式来看，还存在着监督渠道单一、不畅，监督权利难以落实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公众一般只能采取上访、举报或向媒体曝光等方式实现自己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权力，这种监督方式的效力较低，难以对违法违规运营的社会组织产生威慑，监督作用极其有限。再者，从社会监督的力量构成来看，社会组织在当前主要承受着来自大众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压力，一些原应由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立法机关履行的监督职责并未得到落实。例如，党员和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监管力量之一，并未在社会组织的运营中发挥应用的监管作用，此外，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的透明度不高，也没有相关法律要求社会组织必须对外，尤其是对公众披露其财务及组织运作信息，所以，社会组织自身也缺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意识，对于来自外界的社会监督普遍持有排斥及不合作的态度。
二、完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具体对策
(一)健全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
这是规范社会组织运营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与核心的一步。对它的完善和健全，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其他管理制度的效力。在社会组织的法律管理框架设计上，首先应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尽快制定和颁布《社会组织(促进)法》，从总体上统一规定社会组织的性质、作用、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财产权属、活动范畴及税收减免条件，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及有序管理提供基本指导。其次，可以考虑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等有权立法机关成立“社会组织法律、法规清理工作小组”，对已有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进行清理，重点解决诸如《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与《民办教育促进法》之间关于社会组织宗旨及分工规定不一致等法律冲突问题，解决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的“打架”现象。第三，建议由国务院召集，会商发改委、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中央业务主管部委，落实社会组织在营业收入、社会捐赠、政府采购资金等方面应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管理登记、证照办理、土地使用、办公用房、公共事业收费等方面的费用减免政策，及在人事制度、职称评定、薪酬待遇、福利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扶持政策。第四，敦促各地政府尽快建立健全的政府采购操作机制。通过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及评估机制，在实现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的同时，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二)改革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制度
首先，应从加快推进政社分开、政府职能转移的角度，变革业务主管单位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内容及方式。一方面，应在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内部统一并明确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权限，变以往若干个内部机构同时对其主管的社会组织进行模糊管理，为仅仅交由一个内部机构对其主管的社会组织进行统一的资质认定、业务指导。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理顺社会组织与其业务主管单位的关系，使二者在管理机构、人事安排、资产权属、办公场所等方面完全脱钩，达到既无行政隶属关系，又无人事派遣关系和资产关系的“三无”状态。
其次，应加强和改进民政部门作为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权限与方式，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完善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一方面，应尽快通过“备案制”将大量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管理范畴，由民政部门或其授权的社区管理部门对其人员、结构、资产及重大活动进行监管，另一方面，应建立工商登记与民政登记的转换渠道，允许那些早年以工商形式获得登记的公益组织尽决转为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第二，加大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权限，包括适度扩充各级登记管理机关的规模和力量；在各级登记管理机关组建有场所检查权、账户检查权等强制执法权力的执法机构，专门负责惩处违反行政法规的社会组织，并由国家财政为其提供必要的办公经费。第三，严格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年检制度，要通过对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具体落实，来改变以往“重登记、轻管理”的监管倾向，将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的行政机关落到实处。第四，要求每个业务主管单位都必须与登记管理机关建立定期的信息通报和日常工作交流机制，配合登记管理机关的执法行为。
(三)健全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制度
这是规范社会组织运营的内在条件与动力。实践已经证明，只有从社会组织内部完善治理结构，实现组织自律，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和约束社会组织的行为。因此，要重视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建设，充分发挥理事会、会员大会等机构的监管作用，健全与落实社会组织的内部民主制度，鼓励社会组织成员参与组织决策，对组织各项管理制度的落实发挥监督作用；要建立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与机制，要求社会组织向社会公布其基本信息；要规范社会组织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组织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四)创新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管机制
社会组织的规范运行需要来自全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外部审查和监管。具体而言，这种外部监管制度主要由以下几个层面构成：第一，加强党组织的监管。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方针和法宝。我们应在充分考虑社会组织“灵活、小型、多样”特点的前提下，努力根据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采取独立、联合、挂靠、改建、指定、派遣等多种方式在社会组织内建立党组织。并通过党组织的日常活动，实现对社会组织工作方向的指导和监督。第二，健全司法监管。可以考虑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定监督机关在法律上拥有对社会组织公益财产的保护职权，当社会组织的公益财产被侵犯时，赋予人民检察院提讼的资格。第三，鼓励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充分发挥和行使媒体及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与权力，建立便利群众的监督平台与方式。要在巩固传统的监督渠道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引进新的监督方式，如通过设立公共举报机构、党员举报信箱、开通公共举报电话、网络举报系统等，鼓励群众对社会组织的违规行为进行检举，提高社会组织违规运营的风险和成本。
组织管理篇4
[关键词]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
近年来，非盈利组织的迅速发展，已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一种重要社会组织形式。非盈利组织的迅速发展表明，非盈利组织不仅可以有效弥补政府社会保障之不足，且有利于缓和社会各基层矛盾，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民间非盈利组织发展还落后许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其中财务管理问题是关键问题之一。随着非盈利组织急剧增长，资源的限制使许多组织机构面临生存危机，非盈利组织如何加强财务管理，获取资源并合理进行配置以完成组织使命也随之成为理论界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如何获取更丰富的社会资源和财务支持，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成为非盈利组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美国非盈利组织的财务管理以基金会为基础，按照基金种类分别进行核算与报告的一种会计模式。基金是指按照制度的约束或限制，根据执行特定活动的用途或者为了实现一定目的而分别设置的。预算方面基金为基础管理与控制各项收入和支出；会计方面基金为基础核算与报告资金、负债、收入、支出等项目。
英国、瑞典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主要采取三种形式：
1.严密的预算管理。
英国、瑞典国家的非盈利组织预算管理程序和我国的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相似，主要包括预算的编制、预算执行和决算等。但与我国“轻预算重决算”不同，英国、瑞典在编制预算、执行决算方面比我国严格严密。
2.科学的项目管理。
英国和瑞典的非盈利组织都实行项目管理。通过项目承担单位将资金落实到项目并完成项目。在英国项目分为竞争性项目和非竞争性项目，由各非盈利组织提出项目申报。个单位对竞争性项目投标时所申请的项目费用一般包括项目直接费用、项目管理费用（一般直接费用的30%）和必要的项目收益（一般为直接费用的15%）。然后，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形成一个或多个评审委员会，对项目进行评审，然后由政府指定。
3.规范的代管管理。
管理师西方普遍采用的一种项目管理方式，英国和瑞典也都对项目实行管理。在英国，机构是自收自支的非营利组织，有自己的业务和财务目标。在瑞典，机构专门代政府部门管理项目和经费，相应的机构所需经费也有财政供应。英国、瑞典两国市场化运作的非盈利组织在改革过程中，经历了从申请项目到竞争项目，从依靠政府到面向市场，从事业性到企业性、竞争性的三个根本性的转变。
二、国内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现状
1.资金匮乏，收入结构不合理
资金的短缺使得非盈利组织没有足够的财力实现为公益服务的社会使命，一些非盈利组织甚至由于资金太少而难以为继。根据调查，在我国非营利组织中，仅政府提供的财政的财政拨款，补贴和会费收入就占了非营利收入来源的70%以上，其中又以财政拨款和补贴居多。营业性收入仅占收入的6%左右，募捐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更是微不足道，仅有百分之二点多。
2.支出规模小，结构不合理
将近90%的非盈利组织每年支出额在50万元以下，甚至有些组织的年支出额不足1000元。在总支出中，真正用于活动或项目的经费相对较低，不到总支出的一半，远低于日本等国的水平。支出结构不合理还体现在非盈利组织往往把绝大部分支出用于短期项目而忽视自身组织能力的建设。
3.缺乏完善的财务制度，财务管理水平落后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缺乏系统而完整的非盈利组织财务制度。各种财务制度散布于各部门、各行业非盈利组织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与相关范是中。由于财务制度不尽完善，相当多的非盈利组织一般不做年度报告，或者随做年度财务报告但无严格审计。非盈利组织中的财务管理同样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其水平远远滞后于组织自身的发展，组织中缺乏有效的财务监督和财务评价机制。
三、如何构建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体系
一是：深入开展非盈利组织的筹资和投资模式的选择研究。目前关于非盈利组织筹资和投资方面的研究虽然很对但较多针对一般性非盈利组织进行研究，并且主要集中在筹资和投资方面。而非盈利组织是一个复杂宽泛的概念，不同类型的非盈利组织机构由于受其自身条件限制以及承受风险的能力不同，对筹资和投资的侧重方式不同，现有研究并未对不同筹资和投资模式的适用性进行讨论。鉴于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筹资成本和投资评论的讨论，针对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深入开展筹资和投资模式的选择研究将对非盈利组织的财务管理工作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是：加强对非盈利组织日常资金管理控制的研究，为了解决大部分非盈利组织资金困境，学者们多从开源的角度出发，努力探索筹资渠道，扩大收益来源，而对日常资金管理研究涉及较少，忽视了加强日常资金的管理控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是解决伸出围巾的重要措施。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应该借鉴盈利组织经验的基础上对如何建立日常资金管理控制体系，合理安排支出结构等方面加强探讨。
三是：拓宽非营利组织财务风险管理研究。财务风险迎新财务效率，随着我国非营利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的非盈利组织将面临财务风险问题。而目前关于非盈利组织财务风险管理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我国更是如此。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够，并且主要集中少数领域，因此，在借鉴国外和盈利组织财务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应该扩大研究的领域和范围，通过理论的发展进一步推动非盈利组的发展。总之，目前关于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研究还不成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更多研究成果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1]褚松燕.中外非政府组织管理体制比较[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
[2]王名.非盈利组织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张雁翎、陈慧明.非盈利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筹资效应分析,《财经研究》2007年11期.
[4]张彪.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财务策略,《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年121期.
[5]阿尔文H赖斯.非盈利创新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版
[6]田凯.西方非营利组织理论评述[J].中国行政管理,2003
[7]谢蕾.西方非营利组织理论研究的新进展[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
[8]易育林.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控制[J].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9]冯君.浅谈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J].财经界,2009
[10]周以德.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存在的问题浅析[J].财务监督,2007
组织管理篇5
关键词:环境;非营利组织;管理
管理纵横Sweepingoverthemanagement够交流以及交流后公众对组织的形象。公共关系要有成效,必须先了解组织的目标与需求以及它是否与组织相接触到的公众的目标与需求相符。有效的公共关系通常包含以下几步:确定组织的整体目标、界定相关的公众、评估公众对组织的印象、建立公共关系计划、落实计划、对营销工作进行常规式与总结式评估。对于资源有限的小型非营利组织,本书推荐了一些技巧:利用志愿者资源;采用实习生制度;邀请大学的公关系,把组织当成个案来研究等。
内部管理。“因为组织是由不同背景、知识、技能的人所组成,所以有效的沟通非常重要”。在非营利组织中,沟通能增加做出正确决策的机会,是让工作顺利完成的重要基础、可以提供归属感。通常组织的沟通有效性与其规模成反比,为了克服这种沟通的不利,书中讲述了六个建立良好沟通气氛的步骤:设定目标、找出沟通不畅的问题所在、确定沟通中的重要因素、制定执行计划、执行、对该沟通做评估与改善。“管理与人密切相关,跟人一起工作、鼓励人们一同努力是管理的真谛”。在论述非营利组织内部管理这章时,盖拉特由道格拉斯x/y理论出发,得出有机式的、机械式的两种基本的管理方法,随后又重点介绍了管理四象限及情景领导。在内部管理这一章中最出彩的地方是有关董事会与员工这一章。德鲁克在1992年就提出非营利组织管理结构的核心是董事会和总裁。由于非营利组织形式多样,董事会与总裁的分工也不尽相同。同德鲁克不同的是,盖拉特首先界定了强董事会(健全的董事会)和弱董事会(辜负众望的董事会)的特征,并提出好的董事会应设定高的期望、视员工需要提供援助,并留给员工自我发挥完成任务的空间。
组织理论提醒我们:组织依赖环境而生存;与环境互动才有希望。作为现代社会结构分化产物的非营利组织,如果无法做到与变化的环境相适应,势必为时代所淘汰。在美国,过去的十五年中有1/4的非营利组织因跟不上环境的变化已遭淘汰,《21世纪非营利组织管理》就是一剂开给非营利组织适应新环境的良方。
组织管理篇6
关键词：幸福管理；幸福组织建设；eap
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管理，而对人的管理的实质则是通过满足人的需求来激发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以达到组织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组织绩效的最大化。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具有自我保存的倾向，这也使得大部分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是趋利避害、追求个体需要的满足。这也使得管理的最终落脚点应该也必然是围绕人性，探索如何满足人的需求，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活力与潜能，实现管理的终极目标。
一、人性理论与幸福
纵观管理实践的发展，可以看出组织的管理策略背后，都是基于某种关于人性的假设，也即是组织管理往往是以人性假设为价值前提。而每一种人性假设在对人的本质进行推定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措施来满足人的需求并激发和约束人的行为。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天生懒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应该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既要满足其物质需求又要严加约束。“社会人”假设认为人是社会人，相较于物质利益，人际关系对个体更为重要，因此管理要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满足个体的社会性需求。“自我实现人”假设认为人只有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力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相应的管理要着眼于个体潜能的激发，满足个体的成就感和自我实现感等高层次的需求。“复杂人”假设认为人是复杂的，人的需求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故而应该采取权变管理的方式，满足人们的多样多变的需求。“文化人”假设强调人是具有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体，管理要重视人的问题，对个体要信任、亲密以及一致的组织目标和共同的价值观念，才能使组织获得成功。
关于人性的假设从“经济人”到“文化人”的发展都反映了对于人性的不同认识，它们各自从人性的不同侧面说明了人类的某种或某些共性的具体需求，并提出了针对性的管理手段去满足人相应的需求，以达到一种相对满足的状态。然而这种满足的状态并非管理的最终目的，因为人类的首要本性是趋乐避苦，幸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目标，幸福具有终极性——管理的终极目的应该是改善人的生活，使人获得幸福与快乐。从这个角度来讲，上述五种人性假设的背后其实都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各自当时所处时代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首要因素。
基于此，考虑到人们的工作及生活的目的是未来获得幸福，各种表层次的追求都是获得幸福的方式、手段和过程，本文认为幸福感是影响人们工作动力和职业行为的根本因素，组织管理要从提高员工幸福感的角度出发，从根本上满足员工的需求，培养幸福、高效的员工，推动组织绩效的提升。
二、幸福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1.基于时展的需要。“十二五”期间，“幸福”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施政导向，在政府、社会、企业以及个人生活等各个领域备受关注，从此种角度而言，可以说幸福管理是当今时代的需要。具体体现在：（1）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富足，个体的心理预期不断拔高，而财富的增加所带来的满足感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态势，在这种背景下，管理需要在物质刺激手段之外寻找促使个体心理满足的手段。另外，伴随社会急剧转型所带来的激烈竞争，组织中的个体饱受工作压力增加、职业倦怠、心理枯竭等问题的困扰，导致员工的幸福感并没有随GDp的增长而明显提升，反而有所下降。这也同样折射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着力探索提升员工幸福感的必要性。（2）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知识型员工已逐渐成为组织的生力军，而对于知识型员工，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式的约束加激励管理策略的局限日渐凸显，知识型员工的多元价值追求和较强的主体性意识给传统管理带来巨大挑战。（3）随着传统管理方式的受限，人本管理、心本管理的理念正逐渐发展，被广泛采纳并付诸实践，相较于传统的刚性制度管理，人本和心本管理的理念更强调柔性的人性管理，突出强调人的价值和作用，此种管理理念的最终落脚点应该也必然是幸福管理。（4）随着国家将幸福指数作为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组织对幸福的关注和管理也将成为必然。所有这些都使得幸福管理成为新时期组织管理实践的重要课题，促使组织从幸福的视角审视管理的终极性以及自身的管理资源，以提升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的持续性。
2.基于组织发展的考量。毫无疑问，人才资源是组织最宝贵的资源，且组织管理实践的事实证明，健康、幸福、高效的员工是组织的最大财富。大量研究表明，幸福和高效呈正相关。幸福感有助于个体在生理、智力以及社交资源上获得更多的支持，这些要素都是帮助个体提高工作绩效、突破困境、提升对组织的责任感和忠诚度。幸福员工通常可以体会到更多的正向情感，激发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并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创造性。另外，研究还发现员工幸福也会使得组织更加和谐、更具向心力和凝聚力。可见，员工的幸福必然带来组织的幸福，而幸福组织又必然能达成组织的高效。
三、幸福管理的内涵
组织管理篇7
【关键词】环境；非营利组织；管理
管理纵横Sweepingoverthemanagement够交流以及交流后公众对组织的形象。公共关系要有成效，必须先了解组织的目标与需求以及它是否与组织相接触到的公众的目标与需求相符。有效的公共关系通常包含以下几步：确定组织的整体目标、界定相关的公众、评估公众对组织的印象、建立公共关系计划、落实计划、对营销工作进行常规式与总结式评估。对于资源有限的小型非营利组织，本书推荐了一些技巧：利用志愿者资源；采用实习生制度；邀请大学的公关系，把组织当成个案来研究等。
内部管理。“因为组织是由不同背景、知识、技能的人所组成，所以有效的沟通非常重要”。在非营利组织中，沟通能增加做出正确决策的机会，是让工作顺利完成的重要基础、可以提供归属感。通常组织的沟通有效性与其规模成反比，为了克服这种沟通的不利，书中讲述了六个建立良好沟通气氛的步骤：设定目标、找出沟通不畅的问题所在、确定沟通中的重要因素、制定执行计划、执行、对该沟通做评估与改善。“管理与人密切相关，跟人一起工作、鼓励人们一同努力是管理的真谛”。在论述非营利组织内部管理这章时，盖拉特由道格拉斯x/y理论出发，得出有机式的、机械式的两种基本的管理方法，随后又重点介绍了管理四象限及情景领导。在内部管理这一章中最出彩的地方是有关董事会与员工这一章。德鲁克在1992年就提出非营利组织管理结构的核心是董事会和总裁。由于非营利组织形式多样，董事会与总裁的分工也不尽相同。同德鲁克不同的是，盖拉特首先界定了强董事会（健全的董事会）和弱董事会（辜负众望的董事会）的特征，并提出好的董事会应设定高的期望、视员工需要提供援助，并留给员工自我发挥完成任务的空间。
组织理论提醒我们：组织依赖环境而生存；与环境互动才有希望。作为现代社会结构分化产物的非营利组织，如果无法做到与变化的环境相适应，势必为时代所淘汰。在美国，过去的十五年中有1/4的非营利组织因跟不上环境的变化已遭淘汰，《21世纪非营利组织管理》就是一剂开给非营利组织适应新环境的良方。
一、21世纪的新环境21世纪在人口结构，价值观，教育政策等层面上的变革，对非营利组织的结构和管理有巨大影响。主要如下：人口老龄化、社会急趋多元化、志愿者制度的改变、职业女性比率增加、主流价值观的变化等。为适应21世纪新环境及应对以上十大问题，盖拉特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详细描述了组织该如何管理。
二、非营利组织的新管理管理大师德鲁克有句名言：营利组织向非营利组织学使命，非营利组织向营利组织学效率。他的《新现实》中的管理七原则常被管理人士奉为提高组织效率的金科玉律，《21世纪非营利组织管理》全文虽没有明确按照七原则来行文，但每一章节都可以看到德鲁克的影子。鉴于将全书的12章一一列出稍显杂乱，所以本文根据这12章的内部联系，将全书分成以下数块：1、愿景设计。“共同的目标与价值观非常重要”是七原则之一。杰出非营利组织的以德鲁克的眼光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具有明确界定的，且为所有成员认同和珍惜的使命。清楚的使命感，能使上至董事会下至全体员工都能据此凝聚共识，全力投入，使机构形成一体，是组织成长演化的原动力。愿景陈述应做到以下几点：语气积极、把愿景当作现实状态来叙述、勇于冒险、叙述具体明确。愿景陈述之后就是战略规划，战略规划由任务陈述、环境评估、目的、优势劣势、策略方向、目标六大块组成。为明白非营利组织的目的，书中介绍的方法有团体举荐法。2、信息获取。“管理必须能随着组织成员的需求，以及组织所处大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是七原则之一，了解信息对组织来说非常重要。书中主要介绍了两种了解及使用新信息的方法：九宫格及趋势图。信息与组织的三大基本过程：输入、处理、输出有密切关系。筹募经费作为输入的重头戏，更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否则将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被淘汰的非营利组织的原因在于募款能力不佳导致经费短缺。战后婴儿潮的一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职业女性的增多左右着募款的变化。募款可以分成以下四个步骤：因素分析；目标设定；拟定行动计划并实际执行；绩效评估与检查。3、组织营销“营销的目的是让销售行为变得多余，她的目的是让我们对客户的了解非常深入，使产品或服务刚好符合他的需求，无需推销就自己卖出去”德鲁克这句关于营销的话虽不是管理七原则之一，但对于组织管理的影响还是意义深远，营销中说要找出顾客的需求、兴趣、需要，并使组织的能力、产品或服务能够符合顾客的需求。故有效的营销管理就是一个让双方都能够感觉受惠的交换过程。盖拉特由此提出了非营利组织的营销。4p是传统营销的四大基石，在非营利组织中也存在4p：product——了解组织成员的愿望与需求；price——服务成本，如果人们认为服务特别，就可以提高收费；promotion——信息爆炸时代，推销工作很重要;place——营销的功能同时涵括资源配置（提供商品与服务）与资源吸引力（得到收益）。公共关系也是非营利组织营销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衡量一个非营利组织是否健全的指标就是组织是与各类群体是否保持足——读盖拉特《21世纪非营利组织管理》
三、总结非营利组织面临的巨大挑战需要它在管理上适时做出改变，盖拉特的著作对处于变革时代的非营利组织很有意义。全书唯一的不足在因为成书较早，而在绩效评估一节过于单薄。
参考文献
组织管理篇8
一、规范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凭证及使用范围
党员组织关系包括正式组织关系和临时组织关系。转移和接收正式组织关系，应当凭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转移和接收临时组织关系，应当凭据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信或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
党员外出地点或工作单位相对固定，外出时间6个月以上的，一般应当开具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外出时间6个月及6个月以内的，一般应当开具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信。外出地点、时间不确定的，一般应当持有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短期外出开会、参观、学习、实习、考察等，时间在3个月及3个月以内，无需证明党员身份的，可不开具党员组织关系凭证。
二、进一步明确在全国范围相互直接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的权限
按照中央组织部有关文件的规定，原具有在全国范围相互直接转移和接收党员正式组织关系权限的党组织不变。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境内企业党委（直属党委），铁道部部属各公司、各铁路分局及分局级公司党委，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组织部（处），可以在全国范围相互直接转移和接收党员正式组织关系。
具有在全国范围相互直接转移和接收党员正式组织关系权限的党组织，同时具有相互直接转移和接收党员临时组织关系的权限。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及市（地、州、盟）各部门的机关党组织，县（市、区、旗）直属机关党（工）委，乡镇党委，城市街道党（工）委，企事业单位党委，中国人民和武装警察部队团或相当于团级单位政治机关，可以在全国范围相互直接转移和接收党员临时组织关系。
三、在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中有关党组织的主要职责及对党员的要求
转出党员组织关系党组织的主要职责是：
1.教育督促党员按照规定及时转移组织关系，并如实填写党员组织关系凭证。
2.建立转移组织关系党员基本情况登记制度，对临时外出的党员要采取适当方式与其保持联系。
3.及时了解党员外出期间的表现，查验流动党员活动证记载的有关内容。
4.及时掌握党员去向，与党员所去地方或单位党组织保持联系。
接收党员组织关系党组织的主要职责是：
1.认真查验转移党员组织关系凭证，为党员办理组织关系接收手续，及时将党员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并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
2.将接收党员的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及时反馈给转出组织关系的党组织。
3.在流动党员活动证上如实填写党员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组织关系变更、民主评议情况等内容，并将相关材料转给其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
4.对于因工作需要、经济条件等原因不能回原所在党组织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的党员，帮助其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对党员的要求是：
1.因工作、学习、生活等原因离开原所在党组织，要及时转移党员组织关系，在规定时间内到所去地方或单位党组织报到。
2.短期外出或外出时间较长但无固定地点的，应当通过适当方式主动与原所在党组织保持联系，汇报外出期间的有关情况，按照规定交纳党费。
3.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支部大会应当决定把这样的党员除名，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四、有针对性地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和接收工作
凡党员所去单位已建立党组织的，应当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单位党组织；单位未建立党组织的，应当将其组织关系转移到单位所在地或其居住地党组织，也可以转移到行业主管部门党组织，或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劳动）服务机构党组织。
集体外出、地点相对集中且外出时间较长的党员，可不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由原所在党组织在他们中建立党组织并进行管理，所去地方或单位党组织协助管理；也可以由原所在党组织委托所去地方或单位党组织管理，原所在党组织协助管理。
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党员，流向比较集中的，原所在单位党组织应当与其所去单位或地方党组织做好衔接工作，为他们集体办理党员组织关系移交手续；流向分散的，原所在单位党组织也要主动向党员所去地方或单位党组织提供情况，帮助党员及时落实组织关系。党员所去单位或地方党组织原则上不能拒绝接收。暂时不具备接收条件的，上级党组织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积极为这些党组织创造条件，并对其接收外来党员提出具体的时间等要求。
离退休干部、职工中的党员组织关系的管理，原则上按照已有规定办理。对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纳入社区管理的退休干部、职工中的党员，应当将其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社区所在的街道党组织，并将其纳入所居住的社区党组织进行管理，社区党组织接收确有困难的，上级党组织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积极创造条件，并对社区党组织接收外来党员提出具体的时间等要求；被原单位返聘的，其党员组织关系可继续留在原单位党组织；对易地安置的，应当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安置地党组织；对异地居住、受聘到新的单位工作或外出务工经商的，应当根据时间长短及工作单位等具体情况转移正式组织关系或临时组织关系。
高校毕业生党员，已经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将党员组织关系及时转移到所去单位党组织；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可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劳动）服务机构党组织；按国家有关规定选择将户口两年内继续保留在原就读学校的，也可将党员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就读学校的党组织，原就读学校党组织要承担对其教育管理的责任，党员本人要主动与原就读学校党组织保持联系，按规定交纳党费。
五、切实加强对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工作的领导
党员组织关系管理，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各级党委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对于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管理和具体指导。要健全管理制度，落实专人负责，定期督促检查，确保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各项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组织管理篇9
[关键词]非正式组织企业人本管理
当今世界，随着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间竞争的内容，除了市场、产品、技术外，增加了人力资源的竞争。以人为本的管理已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自哈佛大学教授梅奥（eitonmayo）通过霍桑实验首次提出非正式组织概念以来，学术界对非正式组织的研究不断深入，对非正式组织的管理已成为人本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是客观存在的，研究它是很有必要的。研究非正式组织的目的，在于把其视作可开发的一种人力资源，正确引导，发挥非正式组织的积极作用，避免破坏作用，使工作群体的行为合理化，提高工作效率。
一、企业中非正式组织存在的客观性
非正式组织的概念是哈佛大学教授梅奥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它是指企业成员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由于抱有共同的社会感情而形成的非正式团体。譬如在一个企业里，在同一车间的同事之间，或者在兴趣相同的人们之间，或者因职务关系接触较多的人们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往来，从而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群体，这是很自然的事。构成这样的群体，可能是同一单位的，也可能是跨单位的;可能是同级的人，也可能是不同级的人。他们凑到一起，谈的问题可能是和工作有关，也可能是和工作无关系的其他问题;可能是在传递某些信息，也可能是在一起打球，打桥牌等等。任何一个组织内部都存在着非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的产生总是随着正式组织的产生而产生，它在企业中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因为:第一，正式组织的不完全性。即正式组织在权力安排、信息传递、社会交往、成就感和安全感等方面的不完全性。第二，组织成员的多层次需要。在正式组织中，人们心理需要、情感需要往往难以得到满足，因而组织成员要加入非正式组织以获得心理和情感需要的满足。第三，企业员工由于工作性质相近，社会地位相当，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基本一致、观点基本相同，或者性格相近，业余爱好相同，使得他们相互吸引，相互理解，从而自发形成非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多种类型。
二、企业中非正式组织对企业的影响
分析非正式组织对企业的影响，是探讨如何管理非正式组织的前提和基础。非正式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存在着各种关系，非正式组织既可能促进正式组织的发展及其目标的实现，也可能阻碍甚至破坏正式组织的发展及其目标的实现。总体而言，非正式组织对企业组织有着三种影响，即：积极的影响、中性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
1.非正式群体对企业的积极影响
非正式组织对企业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员工提供安全的情绪释放渠道。它为员工提供了一个倾诉和发泄不满的场所，有利于减少员工不满情绪的郁积，有利于调整员工情绪，保持其心理健康。二是沟通作用。非正式组织群体的活动不受行政界限的限制，超越行政权力的时空，比正式组织沟通的范围大。因此，正式组织可以利用非正式组织群体这一特点，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扩大沟通的范围，做好自己的工作。三是可以为企业发现人才提供机会。有些非正式组织群体是以各种爱好为基础形成的，这些群体为某些人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机会。
2.非正式群体对企业的中性影响
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对企业的中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非正式群体对员工凝聚力的影响和非正式群体对企业内部沟通的影响。对企业而言，员工之间的凝聚力高常常被认为是好事，因为一个高凝聚力的团队往往能够带来高工作效率，这时高凝聚力就变成了积极的因素。问题是当员工与企业之间出现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时候，高凝聚力的群体就比低凝聚力的群体对企业负面影响更大。非正式群体内部的沟通也起着类似的作用。
3.非正式群体对企业的消极影响
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对企业生产和经营管理具有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影响工作效率。非正式组织群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时会有约定俗成的工作标准，当这一标准与企业计划所规定的标准没有冲突时，企业的计划能够较顺利地完成，若这一标准与企业的目标相冲突，则会阻碍或干扰企业目标的实现。二是阻碍企业决策的贯彻。企业中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和群体利益网络形成了一个个独立于正式组织并与企业抗衡的力量，阻碍了企业方针政策、决策的贯彻执行，尤其体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对组织变革的反作用上。三是容易传播流言蜚语。非正式组织易于利用人际间交往关系，扩散子虚乌有或者走了样、扩大了的小道消息。四是滋生小团体倾向，影响企业内部稳定。
三、企业中非正式组织的人本化管理
在企业改革与管理实践中,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从尊重人、重视人、引导人、发展人的角度出发，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问题，利用其积极因素、克服其消极因素的影响以增强企业活力、促进企业的发展。
1.从尊重人的角度出发，赋予企业中非正式组织存在的合法地位
尊重人是以人为本的人本管理的本质特征，而尊重人的需要是尊重人的具体表现。企业管理者应认识到，员工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而企业正式组织是不可能满足员工的一切需求的。因此，从尊重人的角度出发，企业的管理者要尊重员工加入非正式组织的需要，要赋予非正式组织存在的合法地位。只有赋予非正式组织存在的合法地位，才能真正体现出管理者对非正式组织成员需要的尊重，体现出人本管理的管理理念。企业管理者要接纳非正式组织存在的客观事实，任何不承认或轻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的态度和行为都是不正确的。
2.从重视人的角度出发，合理利用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
在一个企业中，人是最基本的因素，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管理者应从重视人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把所有管理工作的落脚点放在如何调动员工队伍的积极性上，用其所长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在企业内部，员工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组织对企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对企业发展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企业管理者应善于研究非正式组织的成因、特点等因素，融合企业特有的组织文化，妥善运用权变领导策略，充分发挥非正式组织的积极作用，使非正式组织成为实现企业目标的推动力之一。
3.从引导人的角度出发，区别对待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
企业管理者不能按一成不变的模式来管理非正式组织，而应该根据不同类型的非正式组织的特点和作用，区别对待，进行灵活的控制。从引导人的角度出发，应该深入研究企业非正式组织的性质、成因、结构和核心人物，做到“知己知彼”，从而实现对非正式组织的正确引导，使非正式组织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一致。
4.从发展人的角度出发，削弱非正式组织建立的可能性
事实上,探讨非正式组织如何管理,是很不切实际的一种研究企图。既然是管理,就要以正式组织原则对待非正式组织,而非正式组织的特点是以潜规则为行为规则,不仅赋于无形,而且不稳定,变化多端,如果能被管起来,就是非正式组织正式化了。除非“以毒攻毒”、“以非抗非”，即采用一套“非正式的管理方法”对待非正式组织。然而，何谓非正式管理方法呢？这种方法是否存在呢?面对太多的疑问，我们应选择削弱非正式组织建立的可能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从发展人的角度出发，帮助、促进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非正式组织的形成源于共同的价值观体系，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内容。人本管理的核心是通过员工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实现员工的自我价值。因此，企业应当从发展人的角度出发，建立有助于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企业价值观体系，通过创造良好的环境使企业员工从情感需求、个性需求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的不完全性中解放出来，帮助、促进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果每个员工都能在正式组织中实现自我价值，那么员工自行组织或参加非正式组织的可能性就会大为减少。
参考文献:
[1][美]弗雷德·鲁森斯王垒等译:组织行为学(第九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2]斯蒂芬·p·罗宾斯柯江华译:组织行为学(第七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3]李艳朱正威王静华:非正式组织的利弊分析.企业改革与管理,2003,(7)
组织管理篇10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该条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著作权的实施，著作权人与著作权有关系的权利人，可以委托授权给著作者集体管理组织行使；
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授权后，应当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授权人工作，实际上明确了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人有关的权利人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关系是行纪合同关系，而非行政管理关系。行纪合同关系，依合同法规定：“是行纪人受委托人委托，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财产交易等事务并直接对第三人承受权利和义务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