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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思想的发展史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4:46:23

管理思想的发展史篇1

管理作为相对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起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在人类历史上却早就出现了。它伴随着人类共同劳动或劳动协作的出现而出现,伴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中西管理思想史是古今中外有关管理的观点和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是中西管理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化、系统化。从学科的角度说,中西管理思想史是研究和揭示中西管理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

西方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主流是秉承客观的历史观。管理思想就是流传后世的前辈管理思想家的理论著作和管理实践。西方管理哲学是一种理性化的、操作化的、明确的,定量化科学式管理;而中国管理哲学则是一种整体性的、模糊性的、不确定和非优化的混沌式管理。二者的这种技术与操作层面特征区分来源于它们在管理价值观上的不同。中西管理哲学思想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二者各自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其不同的历史作用。出于这种差异,现代管理思想已经出现了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两种路线的分歧。

二、科学分析中西管理思想史的学科特点

中西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既包括管理实践,又包括管理思想、管理理论以及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的辨证关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管理思想演变的相互关系等。

(一)中西管理思想史是一门边缘学科

所谓边缘学科是指一门学科与另外一些学科有交叉关系,同时属于两个以上不同学科的研究范畴。显而易见,中西管理思想史既是管理科学的组成部分,又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管理学概论都或多或少地介绍管理思想的发展过程。历史学,特别是人类文明史等学科必须反映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管理的发展水平。然而,就学科内容比重及习惯性分类而言,中外管理思想史基本上属于管理科学范畴,因为它是用史学的方法来研究管理实践、管理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主要向人们展示的是管理科学的内容。

(二)中西管理思想史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突出的史学特点

中西管理思想史展示的是管理理论、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从泰勒、法约尔等人的古典理理论和梅奥等人的行为科学理论,到巴纳德等人的社会系统理论和西蒙等人的决策理论,再进而到卡斯特等人的权变管理理论和明茨伯格等人

的经理角色理论,管理理论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具有动态性。研究中外管理思想史,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管理科学丰富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

(三)中西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

为了反映人类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不仅应该详细研究管理思想演变的来龙去脉,同时也介绍了与之相对应的管理实践发展水平;为了清晰说明某些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的深刻内涵,了解该思想理论的应用要求及其效果。对于尚未形成管理思想体系和管理理论体系的中外早期管理思想,除了从政治、经济、教育、学习、宗教等多角度反映当时的管理思想精粹外,还通过对当时重大而典型的社会管理、政治管理、工程管理实践的介绍,来折射和揭示管理思想的发展水平,从而加深对当时管理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四)中西管理思想的发展完善

到了近现代,发展经济、富国强兵成为各国的普遍追求。美国企业界的精英们最先看到管理对经济发展的突出作用。1911年,被西方管理学界公认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在美欧得到较大发展,管理思潮迅速席卷了整个西方,随后又蔓延到世界各地。在亚洲日本认识到,引进外国先进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以改善自己的管理,他们抓住管理作为其重建经济的中心动力和关键因素,在日本掀起了管理热潮。这股热潮逐渐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后又进入到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冲击世界的一种发展潮流。社会各阶层、各学科的专家学者都投入到管理的研究与运用中来,人们对管理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管理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成为当代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到了现当代,国外许多管理界人士都十分重视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最突出的是日本的企业界。自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就有“《论语》和算盘珠相结合”的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将美国的科学管理和中国的古代管理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日本式经营管理的“两个轮子”。中国的一些古文献,尤其是《论语》、《老子》、《孙子》、《三国演义》等,都受到日本企业界和经营管理学者的重视,有些大企业甚至将其用作培训经营管理干部的教材。应当承认,国外企业界、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兴起和中国管理思想史学科的创建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启发作用。中国大陆学者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杨先举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集粹”系列,包括《孔子管理学》等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开始陆续出版。管理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在科学的史学观的指导下不断引向深入。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管理思想史的著作相继诞生,标志着管理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进入独立发展阶段。

由美国的管理思想史学家小乔治(ClaudeS.George)撰写的《管理思想史》于1972年正式出版,这本书篇幅不大,写作简明扼要,条理清楚,全面地介绍了外国管理思想(主要是西欧和美国的管理思想)发展的过程;美国管理思想史学家丹尼尔‘雷恩博士所著的《管理思想的演变》也于1979年出版,该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历程,其影响非常广泛;我国学者李明新、孙耀君、郭咸纲等先后撰写了管理思想史方面的多部专著,在管理思想史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果。

三、中西管理哲学走向触合的趋势

现代管理价值观的融合:发展与稳定作为一种人类社会进程的两个因素,是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的。因此,在当今世界,发展和稳定已成为人类社会新发展的共同价值目标。在当今世界出现的一股试图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发展的稳定的关系的理性思索和重新定位。

中西管理哲学思想在管理价值观和管理哲学及其由此所决定的管理方法论和手段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源于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之不同。在世界意义上考察,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19世纪起受到了西方管理思想的冲击。但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经过具有理性分析的操作行为的西方管理思想的冲击和洗礼后,再回到本身的起点,会反过来去对西方管理哲学思想造成冲击。中西方管理哲学思想将会汇合与互补,形成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管理体系,这个趋势一方面在西方管理哲学思想遭受危机,寻找出路的情况下显露出来。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所独具的深厚智慈和管理经验。可以肯定21世纪中西管理哲学必然要走向融合,管理哲学达到有史以来的顶峰。

参考文献:

[1]姚威.从人性假设的演变看西方管理思想发展史[J].

[2]宋刚,冯茹等.管理哲学的学科体系构建及其发展对策[J].

[3]彭贺.论东方管理的研究策略[J].

[4]赵翰清.关于中外管理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J].

[5]蔺博.关于中西方管理差异分析的文献综述[J].

作者简介:

管理思想的发展史篇2

关键词:档案经营管理作用开发利用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3.07.486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7-0424-01

档案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衍生出来的产物,经过漫长的社会活动,人们发明了档案这一概念[1]。由于每一个人在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当中,会接受当地社会环境的文化熏陶,因此,人的很多行为和活动不仅仅是被看做单体表现,而且看做群体活动的具体表现。在活动中产生的记录材料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档案这一概念便因此而产生。经过不断地实践,档案工作已经发展成为社会活动管理中一项重要的职能。

目前,档案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职能,分别是凭证和参考职能。档案工作如果能够发挥这两项职能,对于现实生活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档案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信息资源,它的管理越来越受到重视。下面主要介绍医院档案的作用及开发利用。

1医院档案在医院经营管理活动中的作用

1.1医院档案的定义。医院档案是指医院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声像等方面的记录,能够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服务。

1.2医院档案的重要作用。医院档案中的财产档案和基建档案是医院资产的证明,也是医院土地使用权的依据,承载和见证着医院的发展建设历史。

科研和教学档案则是医院发展的重要动力要素,能够促进医院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快医院知识创新的速度。依靠档案,人们可以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不断推动技术的发展,并利用科研档案的相关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产生更好的效果。

人事档案包含着大量的人力资源信息,为医院人才引进、培养和管理提供重要的信息依据,对医院的发展起保障作用。

1.3医院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的依据。档案信息是由医院日常工作积累形成的,内容上各方面都与医院工作有关。对信息的记载,如果只凭借记忆进行记录,容易导致准确性下降,对于一些细节和关键点也容易遗忘,导致信息难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完整的档案信息能够为医院的经营管理提供真实的信息依据。目前,由于医院的规模不断扩大,经营管理的难度也逐渐加大,要解决信息方面的问题,就必须依靠加强档案信息管理,通过对档案信息进行参阅,进而为决策服务,才能有效提高医院经营管理的工作效率。

2医院档案信息的开发利用分析

2.1利用档案对医院的历史文化进行发掘和继承。每一家医院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医院文化和历史[2]。因此,正确对医院历史文化进行弘扬和传承是非常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对医院的历史情况有正确的了解,其中包括医院的物质、精神、制度等,这些都是对医院文化积累的一种表现,通过这几方面的积累,形成互相依存、促进和凝结的医院文化;其次,医院的档案是具有物质形态的,因此是一种文化物质载体,它能够对医院的文化内容进行传承。借助档案对医院发展的历史进行了解,是对医院文化历史传承的有效途径。

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随着时间的不断转移,医院经历的事件便会通过管理人员逐渐转化成档案。要全面了解医院的过去,只有从档案当中去寻找答案,通过档案的记录,能够对医院的过去进行了解。在很多情况下,医院档案成了医院历史传承的唯一方法,如果档案失去有效的管理,后人对医院历史的了解就不可能全面。实现医院档案管理的重视和加强,最好的方法就是对档案进行利用开发,让其以某种形式出现,便于领导和职工接受和传承。

档案的开发利用,主要是指对储存在档案当中的历史信息进行有效加工,主要包括信息的采集、归类和整合三方面。通过对信息的开发利用,让医院的历史信息更加清晰地展现在大家眼前,通过方便、快捷的方式了解医院的历史,有助于员工对医院的历史传承和发扬。比如:医院提倡勤俭节约的风气,医院的领导有意发扬这样的优良传统,档案管理部门针对这一计划,主动配合收集大量关于勤俭节约的资料,进行归档处理,制作成展板,放在医院显眼位置进行宣传展示,让员工充分认识到勤俭节约的重要性,从而让勤俭节约的风气深入人心,全院上下自觉地弘扬这种精神,最终达到良好的效果。事例说明,对档案信息进行有效利用和开发,能够帮助医院更好地弘扬文化,对于医院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历史文化的传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2医院档案的开发能够促进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刻把握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医院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对于弘扬医院的精神文化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具体表现,主要通过历史档案的形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作为贯彻党卫生事业的基地、汇聚人才的地方,医院在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样体现在医院档案中。

档案是印证历史事实的重要手段,是历史事件进行物质化、具象化的信息载体,通过档案的记载,历史能够重现在人们的面前,为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借鉴,同时也为人们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和信息依据。为实现医院档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促进医院经营管理,医院管理者必须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广泛收集知识材料,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实践素材,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不断发展。比如:在医院发展的某个时期,出现了先进的、感人的事迹,档案管理人员必须对这些事迹材料进行全面收集并详细记录,让后人能够对这些先进事迹进行了解,并借助对事迹进行研究分析,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从而有效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医院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的许许多多原始材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在档案管理的工作中,持续对医院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实践进行记载,继而对过去的教育实践进行反思,对教育的成效进行分析,能够促进教育的良性循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3结束语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技术的普遍应用,医院档案管理的要求和技术也不断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大胆利用新技术、新模式,加强对档案的制作和应用,同时,档案管理人员要认真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充分发挥医院档案工作在医院经营管理中的价值,促进医院的发展。

参考文献

管理思想的发展史篇3

关键词:管理思想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东方思维

管理学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名词,而人类的管理实践却几乎同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一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是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办法给管理和管理学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定义,对管理思想的研究也还局限于管理学自身,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甚至哲学的角度,也没有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的各种管理方法、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管理学空前“繁荣”,另一方面管理上和社会上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而一贯的解决方法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越来越没有效,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管理思想失去哲学基础支撑,不能进行思想和理论创新。本文试着从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通过对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进行挖掘,得出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借鉴意义。

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管理思想的演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整个社会的思潮对具有历史性的管理思想影响巨大。而一个社会思潮的形成在于人们的实践和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天才思维。归根到底,管理思想历史演化的背后是其深刻的哲学渊源,掌握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路线,就能把握管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提供指导。

(一)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线索有两条,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主流。按照一般的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理性主义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根本特点的思想或倾向。近现代的西方理性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时代变换的最主要标志。中世纪的人相信神的启示至高无上,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渐渐相信人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开始,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来发展到经验理性,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内涵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再后来发展到天赋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变为科学理性,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后来发展到机械理性、工具理性和数学理性,认为只有那些能用数学和几何学准确推导的才是科学和真理。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它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进行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对应的是分析的研究方法。

沿着理性路线的管理学理论和思想的特点是以“工作”为中心,遵循理性的逻辑和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强调理性的决策、定量化、标准化的管理、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权限隶属关系、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采用金钱刺激和纪律控制等。理性路线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有泰勒等人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等。二战后,运筹学的成功,加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管理提供了深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这时相继出现的数理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等,都从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科学管理的进一步强化,同时对人性的关注相对忽略。其中尤以管理科学学派为典型,他们强调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建立管理的数学模型与逻辑程序。在管理科学学派看来,管理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完全可以而且只能用数学模型和逻辑程序进行,不容许有半点非理性的艺术成分的存在。

2.非理性主义不是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流。非理性主义是指那些将人的心理的非理性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加以强调的思想。它强调人的意志、欲望、情感、直觉的作用,不过分强调理性与逻辑的作用。它的理论表现有生命哲学和心理分析理论。非理性主义是将人心理中与思想无关的因素,如情绪、本能、冲动、直觉等置于最高的地位,进而认为一切存在的最深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是注重研究外部世界,非理性主义则从自身内部找原因。当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理性主义认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推导错了,甚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而非理性主义认为“是我的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心里的欲望太多、太杂而又不切实际,还是我的想法根本就不对?”。它从古希腊的神化故事开始,表示人向一种更高的智慧和力量的屈服;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它极大发展了非理性主义,牢牢的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交锋后,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非理性主义重新被人们拾回,因为社会和经济等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与困惑

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和完整,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

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但科学所培育出那种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这种负面的影响可以从技术层面和系统层面来看。

从技术层面来看,它本身内部就存在许多的“悖论”。首先,人类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人类理智和思想力量的强大支持,但人类的理智和思想造出的产品反而压制了人类的思想和理智。其次,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广泛应用,电子文化乃至人工智能装置却以其精神生产的工业化、平面化、批量化、非个性化消除了人的思想创作的冲动,抹煞了人类的个性。各种应用于生活中的软件设计活动的高度技术化和产业垄断,无形地剥夺了他们培养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人们必须被动地接受各种设计,人把自己的理性变成了技术,交给了技术,物化的技术理性却抹煞了人的思想和灵魂。再次,由科技发展而来的工具理性,由市场竞争而来的功利理性,以及由货币广泛媒介关系而来的价值理性等,它们都抛弃了培育它们的人文精神,让本来作为手段的它们成了主宰人生的目的,把本属于目的的人变成了服务于它们的手段。

从系统层面来看,首先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模式的劣势在于: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困和落后,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虽然部分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但总体上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这种模式既没有带来全球普遍的和共同的发展,也没能保护好环境。其次,西方理性主义过度繁荣也使得伦理、道德的沦丧,人类的精神家园遭到破坏。这种精神的沦丧并不是由于外敌入侵,而是因为某种错误的学说使我们误入歧途。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所有这些“理性”,都因其方法的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而博得人们的欢迎。然而“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代价,却是从最深的根处切断了精神源头的活水。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借鉴

(一)东方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东方思维可以概括为:整体论、超级系统论、和谐论、太极思想。根据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里面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人是整体宇宙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有统一性,统一的基础在人之内。第二是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方式不是一般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它是一个超级的有机系统,也许目前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中国思维注重综合,着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和功能,不注重它微观实体和元素。第三是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和谐包括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做事情讲究“合情合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是,宇宙以人为中心,知识以利于人为准绳。“太极思想”是中国又一重要思想,太极图被人们誉为“第五大发明”,但现代人类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价值。在目前人类可以认知的时空状态下,太极思想能被人类认识的至少包括有:矛盾的观念(阴阳鱼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永恒变化的观念、永恒不变的观念。以上这些都是高度的思维方式,它引导西方管理哲学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发展。

(二)东方思维解决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发展的困境

西方管理思想自身的理性和非理性维度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自身增长的极限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类自身心灵和道德的问题。从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出,物质上极大的丰富却没有真正使西方幸福、快乐起来。

西方理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必然是东方的实践理性。因为人类创造的工具、方法、流程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类的实践中来,回到“知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上来,可以有“真空的数理推导”,但不可能有“真空的管理”。

西方非理性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全面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的对人自身的关怀悄悄的演变为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已经变为把自身欲望的满足和各种动机的得到响应看成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这种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精神,创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但是正由于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却不同程度的损害了其他一些人的真正的自由,它在本质上缺乏对人性真正的关怀和对心灵的呵护。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非理性维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东方人文主义。东方人文主义与西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不同,东方人文主义主张人类与自身的心灵和谐相处,即所谓“正心、诚意”,在自身心灵得到呵护、合理欲望得到合理满足的同时能增进与周围人的和谐,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和谐。东方人文主义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和为贵”、“合情合理”、“和气生财”、“互惠互利”;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和周围环境关系上是“天人合一”,共生共荣。

综上所述,西方管理思想无论是从非理性路线还是理性路线最终都要回归到东方思维方式上,这种西方管理思想的东方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1.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管理思想的发展史篇4

尽管“财务”并非一个古老的概念,但在自然经济状态下,财务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也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人类步入近代社会,尤其是以公司经济为支撑的近代市场经济产生之后,公司财务与会计不仅处于并驾齐驱的地位,而且财务在公司经营与管理运作时序上要先于会计,成为公司经营运转的开端。管理学家认为,至近代社会“财务控制可能是早期管理控制中最发展的一种”(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即便是起源于地中海沿岸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萌芽阶段的威尼斯兵工厂,在产业革命之后的“工厂制度发展阶段”,客观上“财务”也已成为这个古老工厂里的管理“王国”(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1918年世界著名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在公司经营与管理组织体系构建中,正式把“财务”作为公司组织运作中的先导性部分(亨利・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随着股份公司制的产生与演进,公司意义上的财务便日益社会化了,财务控制随之成为资本市场管理基础层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至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对资本市场管理,如果不在管理工作中把财务、会计、审计置于市场经济管理控制上的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它们在基础控制中的作用,那么发生在宏观经济与中观、微观经济管理上的失误便不可避免。

因此,谈多娇教授2013年出版的《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史》与2008年出版的《西方理财思想史》这两部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这两部著作填补了中国财务史研究上的空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企业和大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者,以及学士、硕士、博士正确认识掌握财务理论与实践都具有指导性作用与启示性意义。这两部著作给学者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财务理论参考,它们对管理者如何端正市场经济下的财务管理思想与如何进行管理实践,提供了典型的历史案例与可兹借鉴的历史经验及其可记取的历史教训,并且对于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开展财务管理方面的实证研究,具有指引作用。

理财思想史与财务理论发展史,在历史逻辑上完全具有一致性。这两部书开展的研究,表现为一个科学、完整的财务史研究体系,所以,如学者通读这两部书,一定受益匪浅,通过它有利于加深对现代公司财务的认识,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创造新的业绩。仅就《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史》而言,笔者认为它是一部颇具创作特色的著作,分析作者立论所开设的八章财务理论发展专题史的逻辑体系,其特点在于:

(1)研究具有前沿性。这部书的一至八章都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探讨现代财务管理中的前沿性问题,尽管这八个史论专题各自具有研究上的独立性,但在对重要财务研究方面,又彼此关联,形成现代财务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对公司财务管理活动实践具有系统的指导意义,对财务管理原理的学习也具有全方位启示性作用。(2)系统揭示了现代公司财务运行的基本历史规律。这部书的一至八章,作者在研究中都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空观为指导,从历史分期上研究现代财务的基本理论问题与各历史阶段的问题,每个专题都把剖析问题的成因放在重要方面,并把前后协调贯穿起来,总结某一理论的发展成

管理思想的发展史篇5

论文摘要:和谐是人自古以来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实现人与自然、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谐发展是由人来完成的,而构建和谐的行政管理观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因为现代社会的人的社会行为是在政府有组织的管理下完成的。和谐行政管理观的核心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三者紧密相连,构成同一的整体。和谐行政管理观对于政府治理、执政党的建设都有重要意义。论文关键词:和谐行政管理和谐行政管理政府治理2011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把构建社会卞义和谐社会”作为党在新时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日标,并进一步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仃务的必然要求”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火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高尚品格和追求,而且表明构建科学执政、民卞执政、依法执政”的和谐行政管理观将成为深化行政体制改竿、建设社会卞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环节一、和谐行政管理观概述何谓和谐行政管理观?概念十分复杂,就总体而言可以从和谐、行政管理两个方面展开方面和谐的思想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体现了人类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人类追求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自身和谐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行政管理思想的产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是近代资木卞义政治、经济制度确立后出现的新兴事物,仅百年历史总之,和谐的思想、行政管理的思想构成了和谐行政管理观的基本要件。和谐的思想曾被历代先哲所言及,尽管表述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和谐是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协调发展的最仕途径,并从不同侧而揭示了和谐的含义从本质而言,和谐可以概括为是一种协调的、动态的、平衡的可控状态这种状态不但对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而目‘对于人类社会自身的协调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意义。行政管理的思想是近代的产物,指政府的政治管理所谓政治管理,就是国家权力按照某种特定的秩序和日标对政治生活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约束或制约的一定方式就是说.通过这种特殊的约束方式使政治生活的各方面都能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日标来运行和发展”简言之,就是政府抑或执政党通过政府采取何种措施管理国家的经济事务、政治事务、科教事务、文化事务、社会事务进一步讲,就是行政管理的主体如何处理与行政管理的客体——民众之问的关系。和谐行政管理观,就是行政管理的卞体在协调的、动态的平衡的可控状态基础之上,通过何种方式处理与行政管理客体关系的执政理念达到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进一步增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行政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和执政党,客体是行政管理的受众和国家的经济、政治、科教、文化、社会事务等和谐行政管理观的实质是体现以人为木的执政理念”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ix.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构建有限的、服务型的政府,促使我网经济史加发展、民主史加健全、科教史加进步、文化史加繁荣、社会史加和谐、人民生活史加殷实”。二、和谐行政管理观的内容从上面的概述

管理思想的发展史篇6

根据省委的决定和我校党委的具体部署,我院严肃认真对待这次“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大讨论活动。7月30日,我院全体中层干部参加了校党委组织的大讨论活动动员大会,认真学习了《许昌学院关于开展“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大讨论活动方案》,认真听取了仉书记在许昌学院“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大讨论活动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根据校党委的关于大讨论活动的安排,我院专门召开了院党政领导班子会议,对我院的大讨论活动作出安排。首先制定了大讨论活动实施方案,并成立了领导小组。7月31日下午3点召开了全院教职工会议进行动员,传达了《许昌学院关于开展“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大讨论活动方案》和仉书记在许昌学院“新解放、新跨越、新崛起”大讨论活动动员大会上讲话精神。我院在大讨论活动中采取了集中组织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形式,对大讨论活动要求学习的篇目进行学习。通过学习讨论和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大讨论活动中,我院教职工主要就解放思想的意义、如何解放思想,结合我校和我院的实际如何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破解我校和我院发展过程中存在和遇到的难题如何破解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我校和我院的发展历史来看,凡是大发展时期,都是思想解放、与时俱进、求实创新之时。思想保守,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满足现状,学校发展就会落后。曾有一个时期,我们关门办学,不关八面来风,夜郎自大,以“三阳一许”自足,校园建设无进展,专业学科建设无进展,只是维持教学而已,甚至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一些专科学校升本的情况下,我们显得很无奈,提出办什么特色师专。结果,走在我校前头的高校越来越多,越走越远,本文来自拒绝采集,本文_仅供参考!紧追我校的高校越来越近,越来越少。升本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是我校发展最快和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学科专业建设,科研工作,还是干部队伍建设,校园基础文明建设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学生管理工作,校园建设,教职工福利等都取得长足的进展。这是有目共睹的。教职工生的满意率不断提高。纠其原因就在于思想解放,富于进取,敢于探索,想法子,找路子,真抓实干。

事实上,之所以反复强调解放思想,不仅因为思想解放是加快发展的“助推器”,更为紧迫的,是因为思想的不解放,已经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封闭保守、求稳怕乱,开放意识、创新意识不强;小进即足,危机意识、进取意识不强;坐而论道、相互埋怨,实干精神和务实作风不够;思想僵化、生搬硬套、死板教条,不为发展想办法、只为落后找理由。

虽然升本以来我校建设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与兄弟院校相比,与广大群众的要求,与广大的师生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我院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现从我院实际出发谈一下如何针对我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寻求新的发展机遇,破解发展中存在的难题,解决存在的问题。通过学习交流和讨论,我们认为我院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传统专业办学活力不足;新专业教师相对年轻,缺乏实操技能,实践动手能力不强;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结合度不高;学生思想教育形式化多,本文来自拒绝_采集,本文仅供参考!实质性的内容少,针对性不强;学生管理工作刚性化多,人性化少。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解放思想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解放思想,不是放纵思想、胡思乱想,而是追求真理;不是割断历史、脱离现实,而应与时俱进;不是搞歪门邪道,而应坚持实事求是、秉持科学精神。

基于以上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在以后工作中应该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大胆探索创新,工作要有新思路、新举措,要有新成效。打造学科特色,形成学科优势,服务地方建设,提高社会效益,把我们的学科专业大造成许昌市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离不开的学科专业。

我院现有三个本科专业,一个专科专业。三个本科专业是历史学专业、人文教育专业和旅游管理专业。历史学专业和人文教育专业可以说都是传统专业,应该说这两个专业在育人方面和提高人们的人文素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高考指挥棒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驱动的影响,这两个专业举步维艰,招生规模小,办学活力不强。旅游专业作为一个新兴专业,专业特色方向还不十分明确,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度低。那么如何解决以上问题?针对传统专业,一方面提高老师政治素质业务能力,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学加强学生素质和技能培养,取得就业竞争优势,进而扩大社会影响,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扩大生源规模。同时,结合地域历史文化特点,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本文来自本文仅供参考,拒绝采集!打造学科特色,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近几年,我院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许昌三国文化旅游城建设中,我院专业教师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人才。我院教师多次参加许昌市三国文化节学术讨论会,参加许昌市旅游规划论证。钧瓷文化研究也是我院学科专业发展的一大两点,并且与禹州钧瓷烧制企业结合,拓宽研究领域。针对旅游专业,我们的发展思路一是以酒店服务与管理为特色,培养酒店管理的中高级人才,是我院成为许昌市、河南省酒店管理人才基地。而是发挥我院旅游专业师资优势,与许昌市旅游经济发展相结合,摸清许昌市旅游资源底数,对许昌市旅游资源进行深度优化规划与开发,为许昌旅游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咨询,使我院旅游专业教师成为许昌市旅游发展离不开的人才。针对旅游专业教师专业技能欠缺的问题,实行双师型制,与旅游企业相结合,到旅游企业(酒店和旅行社骑警区)挂职学习,把老师培养成理论扎实,动手能力强,精于管理的教师。

针对学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创新学生工作思路,采取灵活多样的手段和形式管理学生,务求实效,注重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品格。

积极申报新的专业,拓宽办学思路。今年申报了两个新的专业:文化产业管理和社会工作。

管理思想的发展史篇7

[关键词]社会治理创新;以人为本;民本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3.006

我国社会治理需要创新,而创新首先是理念的创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也是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理念,它博大精深、内涵深刻。但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深刻理论基础的。追溯社会治理之以人为本思想之源,理清其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这一思想的逻辑进程和历史必然性,深刻理解其真理性和科学性。

社会治理之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它汲取了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然而今天它又是建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坚实理论基石之上、与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一脉相承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惟其如此,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应确立以人为本理念,要牢牢坚持社会治理的基础在于人民群众、社会治理成果由人民所共享、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关键在于民众参与的价值取向。

一、文化积淀: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

我国古代社会治理之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周,历经战国、汉唐,至宋明时期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可以说,社会治理之以人为本思想饱含着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是中华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积极扬弃的结果。笔者认为,我国古代社会治理之民本思想的精华主要体现为:民为邦本,立君为民;顺应民心,与民同乐;解民疾苦,富民为要。

1.民为邦本,立君为民

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认识到治国之要是“民本”和“仁民”,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的思想。儒家重民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创始人孔子主张“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儒家亚圣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的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3]已成为我国历代明君贤相治国安邦的警世通则,它深刻揭示了民众的伟大作用,提醒统治者不要轻视民众的力量。汉初思想家贾谊则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4](p339、332)西汉皇族刘安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5]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贞观政要・论务农》)。

2.顺应民心,与民同乐

孟子曾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主张为政者要与民同好恶,与民同忧乐,并多次向当时的统治者建议“与民偕乐”(《孟子・梁惠王上》)。管子曰:“善为国者,顺民之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6]。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汉代王符提出:“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7](p17)宋代杨万里则指出:“人之命在元气,国之命在民心。”(《壬辰轮对第一札子》)明代陈以勤提出“爱民实为人君之先务”(《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十》)。清初黄宗羲提出了“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8]。清代唐甄则指出“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爱民”(《潜书・考功》)。可见,以上思想家都深刻认识到忧乐天下、得失民心的重要性,警示统治者民心向背是治乱兴衰的分水岭,对待民众要有开阔的胸襟。历代贤君也深谙此道,如唐太宗就很注意笼络人心,经常告诫官吏以谋百姓甘乐为己任,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3.解民疾苦,富民为要

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家都十分关心民众疾苦,深刻认识到治国必先富民的道理,主张轻徭薄赋、赈济灾民、劝课农桑、藏富于民。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政”。孔子认为“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家语・贤君》),荀子提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荀子・富国》)。管子主张施民以惠,改善民生,“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汉代王符提出了“为国者以富民为本……民富乃可教……民贫则背善”[7](p5)。汉代贾谊指出:“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4](p337,166)汉代刘向认为,“善为国者”对待民众宜“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说苑・政理》)。汉代淮南王刘安认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安民之本,在于足用”[5]。宋代苏辙说:“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新论下》)富民思想对许多统治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清代康熙皇帝则认为“为天下民生忧心”(《康熙圣思录》)乃君道之基。

民本思想在我国唐代贞观时期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曾被成功运用,并取得了昭彰历史的成效,即著名的“贞观盛世”。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民本思想发展达到顶峰,唐太宗李世民在政治、经济、立法、司法、民族关系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治国方略无不渗透着民本思想。“贞观之治”时期的统治者亲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深刻认识到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因此,其治国理念能够注意民本思想,关注人民利益。唐太宗李世民曾提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克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资治通鉴》卷一二九),从而形成了“畏民、存民、安民”的民本政治思想。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推行并实践民本思想,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体现民本思想的措施,包括节俭自律、轻徭薄赋、兴农护民等与民休养生息相关的政治措施,采取了以仁治国、执法宽平、率先垂范、公正严明、慎重刑罚等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了广开言路、鼓励进谏、广听民意,以及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整顿吏治等政权建构原则及措施。正是由于以上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才出现了“贞观盛世”:“其时,风调雨顺,年登岁捻;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贞观政要・征伐》),“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捻,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岑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道”(《贞观政要・政体》)。

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既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这种民本思想归根结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虚伪性。统治阶级对人民大众做出的种种让步,多属无奈之举,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斗争的结果。作为统治术略的民本思想,是为了更好地“牧民”“御民”,谋求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动态平衡,消解矛盾和冲突,从而更好地维护剥削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当然,我们要用辩证的和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它,对其不能全盘否定,其在重民、顺民、富民等方面的思想和做法也确实使人民群众得到某些好处,有利于社会进步。对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批判继承的同时要看到其与以人为本思想的本质区别。

二、理论基石: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

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我国社会治理中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和必然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体系以人为本思想的大厦就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基石上建立起来的,是其与时俱进的合乎逻辑的产物。

与中国人本思想重在提醒“君主”不同,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西方人本主义的复兴,旨在唤起“民众”,不仅深刻影响了400多年的近现代史,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来源之一。基于此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主要涵盖以下4方面内容。

1.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历史运动和发展的主体是人,“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9]。马克思还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人的物质性实践活动推动的,人通过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

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整个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活动创造了物质财富,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同时人民群众也参与了精神财富的创造,可以说,一切科学、艺术、文化等都根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实践。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于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列宁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也十分强调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他说:“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够活下去,我们就能成就一切,恢复一切。”[10]

2.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从人的需要与利益出发来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的生产实践活动,而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又与人的需要和利益紧密相关。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人的需要是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内驱力,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1]生产关系则使人的需要转化为利益,利益能唤起人们活动的激情,促使人们积极行动起来,是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2]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在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更替。正是人的需要和利益的不断产生与满足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3.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

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手段,更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类创造财富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实现自身的解放。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手段与目的的辩证统一。对此,马克思曾作了很好的说明:“(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13]列宁也曾指出,“‘历史’可不是利用人作为工具以达到自己目的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它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4]。

4.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所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而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p53)他们认为,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的活动的一种自觉自主状态,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束缚和限制的摆脱与超越,是不断提高自己改造世界的能力,不再盲目受自然的摆布;是不断突破社会条件的限制,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不断超越自我,提升自身的能力。恩格斯在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之初就曾指出,应当“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5]。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多方面的协同发展,包括人的各种能力的全面发展,个人需要的全面发展,个人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等。马克思晚年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认真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6]。

100多年过去了,但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基本原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主体观、动力观、目的观和自由全面发展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我国社会治理所应坚持的以人为本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根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真理性和生命力的科学前提。

三、一脉相承: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与思想中以人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在批判吸收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具体包括以下3方面内容。

1.人民动力观

人民动力观是思想中以人为本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7](p1031),就是其人民动力观的生动写照。早在1920年代,就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认为改造社会之黑暗、拯救人类之苦难的力量就在于民众大联合;他还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为中国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抗日战争时期,认为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是抗日战争的不竭动力和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认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18]。解放战争时期,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的著名论断,因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19]。广大人民群众不但是推动革命前进的力量,也是保护革命成果的强大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认为社会财富是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创造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20]。

2.人民民主观

人民当家作主是贯穿于思想以人为本思想的一条主线。民主问题一直是思考的历史性课题,他强调要尊重和保障人的人格和尊严、平等和自由、生存权和发展权,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真正的民利。领导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强调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保证人民的民利,人民民主是人民内部的民主与人民对敌人的的统一,对敌是保障人民民主的前提条件。1954年颁布的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从法律和组织上保证了人民的各项民利,包括人民的管理权、监督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实行革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更广泛的民主”[21]。人民代表是人民自己选出来的,要让人民代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让每个民族都当家作主,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对待派问题上,要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流于形式。

3.人民利益观

人民利益观是思想中以人为本思想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它要求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中,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位置。的人民利益观可以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7](p1094-1095)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外,党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利益。“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7](p1004)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人民利益观的必然要求,指出群众路线要体现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中,它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他曾说:“我们是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7](p864,p1096)

虽然后来在探索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丢弃了自己的一些正确思想,但这并不能否定以人为本思想的正确性和历史地位,它是我国社会治理以人为本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为我国社会治理以人为本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根基,那么可以说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为我国社会治理以人为本思想搭建了框架。

四、发展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论深化和实践创新

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基本价值取向的以人为本思想,是对我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扬弃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以人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经历了从邓小平理论中的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及其实践,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化,再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对我国社会管理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新理念,至此,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1.邓小平理论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在社会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体现

邓小平理论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思想集中体现于其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及实践中。邓小平曾指出:民主政治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就是“要在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22]他积极倡导和践行群众路线,坚持人民利益标准;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对干部人事治理要求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确保党员干部永葆人民公仆的本色。实践上,邓小平紧紧围绕解决民生这一体现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主题,并贯彻在各个方面。政治上,贯彻人民民主主题,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确保社会稳定。经济上,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重新认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准确界定,得出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落实按劳分配的政策,确保人民利益,积极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为改善民生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保持国家稳定。文化上,贯彻以人为本思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视知识的重要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做出优先发展教育这一重大决策,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维护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管理思想充分体现出其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核。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我国社会管理以人为本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正确判断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把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新的经验加以概括、总结而形成的,是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完整的表述,他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于坚持执政为民;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个代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核心是人民的利益,其中,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基础和前提;发展先进文化,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重要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贯穿着人民主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人为本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

3.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社会管理以人为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以为代表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在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以及世界发展趋势的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发展的实践经验,并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要求而提出的新的命题。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作出了准确的界定: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指导思想,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中内在地包含有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科学规划、科学管理等科学发展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核心思想当然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核心指导思想。这是合乎科学发展观理论逻辑的。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思想为核心,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在社会管理上,就是要调整社会矛盾,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人民和谐为表现,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保证,让全体人民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通过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从十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标志着我国以人为本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深化与创新

2012年11月8日,在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报告第一部分在对我国社会建设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时提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保持和谐稳定”[23],并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教育事业、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总结了我国社会管理的具体创新性举措。这些举措无不是贯彻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为本思想的结果。在报告第一部分的最后,对以人为本思想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地位加以强调,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际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3]。报告第七部分“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第六分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提出“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增强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能,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23],努力建成一个“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可以看出,十报告中已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管理所发生的重大变化,那就是随着“社会碎片化”问题的出现,社会组织等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应该充分加以重视和运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事业全面深化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盛会,全会以高昂的姿态宣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3]。“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23],这里与十报告相比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把“社会管理”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提法,笔者赞同有的学者的说法:将“社会管理”转化为“社会治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体现出我国在社会建设方面思维方式的调整。第一,“社会治理”说更能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趋势要求;第二,“社会治理”更好表现出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如社会组织等之间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关系,这也是社会治理取得良好效果的内在要求。“社会治理”理念是我国在社会建设实践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对于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民主”,“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24]至此,我国以人为本的创新社会治理理论得以形成,创新实践活动得以更充分的开展。

总之,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底蕴,它建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坚实理论基础之上,与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一脉相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价值取向,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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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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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管理思想的发展史篇8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更是影响世界的利器。没有思想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没有思想的行动是苍白无力的。一个好的思想,胜过千军万马。试想如果没有马克思卓越的思想,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没有的杰出思想,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繁荣小康的今天。

思想比黄金更重要,历史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很多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思想活跃、思想家辈出的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是宋代,一个是民国的北洋时代。人们似乎不可理解,因为与这三个时代同步的社会并不稳定,经济也不发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正是因为这三个时代人们思想的解放,思想的活跃,带来了民智的开发,科学的发展,开启了后来秦汉、宋明和新中国的统一、繁荣和中兴。无独有偶,在西方也有三个被公认为思想活跃与兴盛时期,即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同时的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20世纪开始的民主自由大论战。这三段时期同样开启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复兴和繁荣,古希腊罗马文明成为西方文明的活水源头,文艺复兴带来了工业革命,民主自由大论战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

显然,没有思想上的解放和革命,就没有民智的开启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西方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得益于古希腊时期思想的百花齐放,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得益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今日中西文明从形式到内容乃至概念,无不是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延续、延伸和发展。思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巨大的,是物质、技术和精神的活水源头,没有新思想的形成,经济的发展、新技术的创造是不可能的。

刚过世不久的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说过,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存在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确实,在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中国制造”风行世界,这种依靠大量资源投入和人口红利的增长,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很多问题,这就是中国进入矛盾多发期、改革深水区攻坚期的根源所在,也是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因所在。正是基于这些忧患,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邓小平开启的思想创新、思想解放遗产,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梦”思想,提出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思想。正是这些思想,引领着中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个“中国梦”。可以说,中国正处于思想活跃、新思想辈出的第四个时期,或者说进入了思想创造时期。

中国从来就不缺伟大思想,也不乏伟大的思想家。但新思想的创造、伟大思想家的诞生,需要建设一个开放的、完善的思想市场。思想市场的形成远比商品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更有价值,影响更深远。那些有形的市场影响可能只是一时一地,GDp的增加只能物质富裕一些居民,而无形的思想市场的形成将影响整个时代、整个人类,它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比那些“中国制造”的故事更加丰富多彩,更能影响世界,感动世界。

开放的、完善的思想市场的形成,能够与各种社会力量交相呼应,互为融合,共奏出和谐之韵。虽然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化解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商品市场的引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也幸运地引导中国找回自己的文化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从而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中国思想创造市场的形成,不但惠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在精神和物质上极大地惠及世界。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责编/刘建美编/李祥峰

思想小传

善讲故事的思想者

唐任伍,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mp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管理思想史首席专家。承担过国家和省部级以上课题数十项,获得北京市、国家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发的各类优秀成果奖十余项。

唐任伍教授的核心研究领域为全球化与行政效率、经济思想史。近三年来,唐教授撰写主编了《世界管理思想史》《2011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迎接“十二五”保障与改善民生挑战》、《2011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新公共管理视野下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投入与产出》、《2012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跨越变革世界的“民生陷阱”》、《2012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消除社会鸿沟》等著作。

管理思想的发展史篇9

按照党组织关于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安排和部署,本人严格按照“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目标要求,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再次对党章党规党纪进行全面学习,检视自我,深入查找不足,分析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明确了整改措施,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学党史、悟思想

一是通过和支部全体党员一起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重要论述,深刻理解和把握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二是通过党史教育学习,从党史中汲取经验,在思想上自己在锤炼政治意识、磨炼政治能力的政治洗礼中,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加强了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学思践悟中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坚定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价值使命,通过认真学习领会,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和的重要讲话要求上来,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

二、办实事、开新局

一是认真学习了集团董事长近期系列讲话精神,通过深研细读、学深悟透讲话精神,指导开展本职工作,积极运用到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编制、生产计划制定、产能管理及争取政策资金等方面,努力在企业低碳转型发展中“站排头、争一流”。

二是通过参加参加集团“团结一致向前看、凝心聚力谋发展”主题教育巡回宣讲报告会,深入了解、掌握集团都当前的发展形势、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推进今后工作紧紧围绕能源集团打造全球清洁能源供应商和世界一流能源企业的发展定位起到促进作用。

三是将办实事、开新局运用到日常工作中。为保障企业利益,利用好国家、行业优惠政策,确保政策红利落实落地,服务好下属企业单位,编制了集团争取政策资金工作专班方案,组织政策研究室、财务部、环保技术中心等部门,指导、协助权属单位主动前往政府主管部门,咨询、沟通、汇报,确保企业利益最大化。今年1-7月份,集团公司共完成争取政策资金2.57亿元,其中一季度约0.67亿元;二季度约1.68亿元,7月份,约2237万元,实现可享受的政策红利落实落地。

三、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一)存在问题

1.理论学习方面。一是学习党史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虽然平时也比较注重学习,但学习的内容不够系统、全面,对党史钻研的不深、不透,优势只注重表面学习,只满足于片面地引用个别原理,没能深刻、准确地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做到与党史学习有效衔接。二是学习不够刻苦。学习的自觉性还不是十分强,忙于业务性工作多,静下心来学习党史、思考问题少。平时坚持得比较好一些,但是在工作多、任务重的时候做得不够好,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有时结合得不够紧密,没有做到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深入思考学,有浅尝辄止和半途而废的现象。

2.履职担当方面。一是工作中多数时按照党委部署既定工作按部就班的进行落实,主动性上还不够,创新意识不强,存在一定程度的“等、靠、要”思想。二是在工作推进方面有差距。这些年随着工作头绪越来越多,缺乏敢闯敢试的锐气,保守思想有所抬头,对工作实践进行理性思考、理性总结不够,存在重干轻学的现象,不善于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工作的思路、办法和措施。

(二)整改措施

1.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提高自身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工作中把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放在第一位。确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思想修养,时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2.把精力和热情全身心地投到工作中,积极主动地开展好工作,严抓管理,落地有声,充分体现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强化责任意识,大局意识,个人服从组织,增强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求真务实,大胆创新,服从组织领导,贴近组织心声,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充分运用辩证方法处理好问题,严抓工作落实,做好本职工作。

管理思想的发展史篇10

[关键词]古代思想管理现代企业

一、前言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传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

二、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1.“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

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把人视为现代企业最为核心和宝贵的资源,重视“仁”与“义”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人性化管理和家庭式文化,努力发现、培养和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让企业成为员工生活与工作的希望之“家”。随着知识经济的极大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企业中“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开始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企业运作,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来达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所采纳。

2.人类社会协调的和谐发展观

《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之所以长久,就在于能够让人生存,无私奉献。企业要协调、持续发展,也需要具备天地的“不自生”品德,希望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客户贡献能源,为股东谋取利益,为员工提供发展,并寻求这四方的和谐与平衡。尤其推崇“和谐”的企业发展观,认为和谐是一种稳定状态,是人类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企业与社会、股东、客户与员工的和谐发展是现代企业最高的使命和追求。

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的“入世精神”

古代思想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以伦理为支撑点的民族文化精神,表现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古代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文化,即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并投身于改造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提倡经世致用、兴邦论国。数千年来这种积极关注社会的“入世”精神不断延续和发展,影响着代代中国人。今天,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如海尔集团的“争当世界500强”的精神,长虹集团的“以产业报国、民族兴盛为己任”的理念,都是古代中国“兴邦治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科学的企业管理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四、结语

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面对跨国集团的强势登陆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如何推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保持企业良性持久发展,成为颇受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古代管理思想作为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效应正在日益凸显。把现代西方管理理念与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路,对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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