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篇1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完善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195-02
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形成及实施成效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形成
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有人口5.4亿，当时国家没有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人口处于无序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一度达到20%。1957年“中国人口学第一人”马寅初一针见血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愈加棘手，愈难解决。但该观点不但未受重视，反而遭到批判，这无疑助长了人口进一步膨胀，至1974年，人口达到9亿。针对这一情况，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指示，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得到重视。1980年以来国家对城镇户籍人员严格实行了“晚婚、晚育、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对农村户籍人员有条件地允许生育两胎，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把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方针、政策、制度、措施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计划生育不仅有了法律保障而且成了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
（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成效
1.促进中国生育率大幅度降低，有效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三十多年，在这期间中国实现了人口生产由“两高、一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三低”（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1981年人口突破10亿，而2012年人口才达13.7亿，大大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现今，中国进入到人口低速增长的阶段，缓解了人口快速增长给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带来的压力，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2.生育率的下降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行计划生育，由于控制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生育率下降，使得中国平均每年少生约1500万人。不仅缓解了国家在能源、原料、基础设施、教育、服务、住房交通、粮食和就业等方面的需求紧张和资源短缺状况，也缓解了人地矛盾，提高了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
3.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人口质量。实行计划生育，国家可以把节约下来的资金用于教育和健康医疗，使更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培训和医疗保障，从而达到提高全民族人口质量的目的。
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的风险
1.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导致独生子女性格偏执。在城镇一个家庭基本上只有一个孩子，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导致有的家庭父母对子女期望值过高、要求过严，有的孩子认为自己无法达到父母所期盼的要求时，容易偏激，走极端，更有甚者走上了不归路。近年来，大学生自杀案件频繁发生，这无不与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有关。独生子女家庭还容易出现溺爱现象，基本是六个大人照顾一个小孩，捧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些过高期望和溺爱往往造成许多独生子女性格上出现一些问题，如过分自我乃至自私、是非不分、与人交往缺乏互助精神、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受挫能力差等。
2.空巢家庭和失独家庭逐渐增多，家庭生活陷入孤独和痛苦。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多年来，伴随着独生子女家庭而出现的是空巢家庭的大量增加，独子或独女的父母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独与寂寞”的境地。大部分独生子女家庭的家庭生活是围绕孩子运转的，独子或独女因就业或就学等原因突然远离家庭，这使得父母一时失去生活的重心，容易使原本美好的家庭生活陷入紊乱。
据统计，中国1.5亿户独生子女家庭中目前失独家庭已达500多万户，独生子女出现意外，使这个家庭失去了依靠和希望，带给父母的是无尽的痛苦，因为许多失去孩子的父母已失去生育能力，今后其养老和正常的家庭代际传承都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中国已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人口老龄化国际上较流行的标准是，若一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7%以上，或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0%以上就可以认为是老龄型人口社会。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2%以上，而且照目前趋势看，不用多少年这一比例将会达到30%，因此可以说中国已经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养老问题，以前多个子女照顾两位老人变成现在的一对夫妻要照顾四位老人，不仅给子女带来了很大负担，也必然给政府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数量的下降，根据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28～40岁的青年劳动力十年后将骤降一半，劳动力成本将会很快上升，如果不采取措施促进人口结构均衡发展，将会使中国失去赶超发达国家的时机。
（三）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按照国际标准，正常的男女性别比为103至107：100。由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导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存在着升高的现象。1981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8.47，明显偏高。1990年进行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人口出生性别比进一步提高到114.2。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人口出生性别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16.86。根据201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总人口性别比为118.06[1]。
2007年，19岁以下的男性多出女性2377万，2010年后，这一人群开始逐渐进入婚龄，男女婚龄人口的比例失衡将会突显，农村成年男性中的某些困难人群会遭遇严重的“娶妻难”，买卖婚姻现象会加剧，婚外会增多，家庭稳定性也会受冲击，社会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2]。
据有关专家预测，2020年中国适婚男性比适婚女性将多出4000万人。这种情况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几千年来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部分地区及广大农村地区，这一传统观念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家庭为了达到生育男婴，通过一些非正常渠道去医院做胎儿性别检查，如若检查发现所怀的是女婴，立即选择中止妊娠。
三、调整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当初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从目前中国的自然生育率来看，已多年低于国际自然生育率，“一胎化”已完成历史使命，况且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明显出现了一些问题。党的十报告在谈到人口问题时也明确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因此，应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一些调整和完善。
（一）加大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力度
对于有生育多孩能力和意愿的人来说，只生一孩，响应国家政策，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理应受到奖励。而加大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力度，这也是为保持计划生育政策的连续性，应该进一步完善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机制。
（二）逐步放宽“二胎政策”
1.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数量激增。有人担心认为放宽二胎政策，将会导致人口数量激增。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放二孩生育政策试点地区承德、酒泉、翼城和恩施情况看，这些地区多年来人口数量竟然保持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保持在两个孩子以下，这有力地说明了在二孩生育政策下，实际生育水平并非一定会激增。并且，宽松的生育政策推动了试点地区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向自然平衡的水平发展。从长远来看，二胎政策还能有效地调节出生性别比面临的失衡问题，缓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老龄化压力和独生子女问题，以更好地引导人们正确的生育观念，从而达到调控人口的根本目的。
2.“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更符合人民的生育愿望。二胎政策的放宽将更能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缓解人们超生、不生、不合理性别选择等生育问题。相关调查调查显示，55%的城市妇女理想子女数为一个孩子，43%认为两个孩子最理想，70%的农村妇女倾向于两个孩子。这表示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在城市和农村都更符合人们的生育愿望。
3.拉开生育间隔，严格控制生育三个子女。在放开二胎政策的同时，应规定第一胎和第二胎之间应有一定时间的生育间隔，尽量拉长两胎间的生育间隔，减轻家庭抚养孩子的压力，同时也可以缓解空巢家庭和失独家庭存在的风险。严格控制生育三个子女，避免中国人口数量的激增。
4.调整和改善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政策环境。不断健全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健全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是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后盾，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落后的生育观念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但是在没有相应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养儿防老仍是农民的现实选择。农村违法生育现象必然不断涌现，性别比指标居高不下。立足于现实而且从长远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实施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
综上可见，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过快增长，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人口政策体系已经明显滞后于新的人口变动趋势和社会的进步，亟需根据新形势、新情况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以适应当前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篇2
关键词：中国生育政策演变
中国生育率下降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生育政策执行的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里，中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今天以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为标准，回顾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历程，会对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方向提供支持和帮助。
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阶段划分及其情况
1949-1970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生育基本处于放任状态。1949年，在《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中，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1在当时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政府照搬苏联的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在政策和舆论上主张学习苏联奖励多生育的做法，对多生孩子进行支持和鼓励。2
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人口增长过快。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同时社会各界人士，比如当时的“中国节制生育之父”马寅初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人口增长过快，着手酝酿人口理论。但是，5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落到实处，就随着反斗争而夭折。
和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出现了补偿性生育。1962年和1963年，人口出生率从1961年的18.20‰升至1962年的37.22‰，1963年进一步达到43.60‰，自然增长率由1961年的3.78‰升至1962年的27.14‰和1963年的33.50‰3。由于人口增长太快，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但是，由于的暴发，该项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1971-1999年为第二阶段，这期间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71-1986年为独生子女政策形成阶段；1986-1999年为严格执行阶段。70年代初，发出“人口非控制不行”4的指示。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1971一1978年间，国家加强了对计划生育药具的生产和管理，全国各地组织机构相继恢复，计划生育政策初步形成。同年底，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会议明确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晚”是年龄方面的控制，提倡晚婚晚育；“稀”是生育间隔方面的控制，要求生育间隔3年以上；“少”是生育数量方面的控制，一对夫妇最多生育两个孩子。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为在20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并且积极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不过，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与农民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在农村地区遇到了抵制，并且一度恶化了干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84年及时地下发了《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七号文件，以山东“开小口堵大口”的经验，即适当放宽农村群众生育第二胎的政策(开小口)，但严防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行为（堵大口）。这样，最后形成了所谓的“一孩半”政策，即如果第一孩是女孩的农村户口家庭，可以再生育一个。1986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六五”期间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和“七五”期间工作意见的报告》的13号文件，强调了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先后颁布了地方计划生育条例，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得以形成。
2000-2010年为第三阶段，为稳定低生育率阶段。进入21世纪，党中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目标，我国社会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促进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这一决定不仅重申了国家对人口和生育进行计划，也表明了在计划生育工作方法和目标的根本转变。2002年中国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这个法律“提倡”而不是要求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当然，对于超生的，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在当今形势下，人口问题的变化比预期的更为复杂。2006年1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讨论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要求在吸取以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经验基础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完善中国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内涵和途径。“十一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标识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传统的单纯控制人口增长转向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二、未来展望
新中国成立60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人口政策的初衷是控制生育，降低生育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而中国确实达到了生育水平下降的目标。生育率迅速下降把女性从生育中解放出来，改善了妇女的健康状况，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减轻了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矛盾，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
但是，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总和生育率在1.5的水平。而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生育率降到1.5以下之后，开始鼓励生育，但是鼓励生育的措施和手段并没有达到目的，这引起了一系列负面后果，甚至是人口危机。比如日本和韩国，最初的生育率下降都是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带动的，但随着总和生育率降低，开始鼓励生育，但是目前他们的措施没有达到目的，从而引发了很多人口社会问题。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我们仍然要借鉴低生育率国家的经验，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向，使得计划生育政策真正地能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参考文献：
[1]《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1509-1517.
[2]杨发祥.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J].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篇3
关键词：生育观念；计划生育；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已经实行了多年，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得到很大转变，这项政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1生育观念的转变促进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近年来，在计生部门转型发展的大环境下，曹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在生活中探讨新思路、在工作中探索新方式，用朴实的话语、暖心的举动、高效的能力为全乡育龄群众、留守老人和儿童送上贴心关怀与服务。
1.1转变传统观念，提升服务质量。在全面实施两孩政策的大环境下，“学”政策，利用每月例会对相关政策进行讲解培训，做到温故知新。“做”实事，以全县当前实际情况为基础，要求计生专干每月坚持多下组、多访户，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法律法规和生殖健康等知识。“改”方法，积极改变传统工作方法，通过建立全县计生专干QQ群、微信群和各村计生服务群，充分利用新时期、新方法及时现行计生政策信息和掌握该村育龄群众信息，提高工作效率和方法。
1.2强化办事程序，解决群众需求。曹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将各项办事程序及所需要的材料汇编到公开栏，通过公开规范办事程序、减少了群众不必要的跑路，提高了为民办事效率，也避免了推诿扯皮现象；严格执行“限时办结”制度，对于群众的需求，能够马上办理的绝不拖延；对于暂时不能解决的，给出合理原因，同时承诺办理期限，并且上报备案。通过规范承诺制度，大大提升了计生窗口服务的满意度和信誉度。
1.3开展多彩活动，丰富群众生活。充分利用春季集中服务、5.29协会活动日、“两癌”筛查等有利时机，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孕产妇保健、儿童保健等惠民政策宣传活动和“好婆婆”、“好媳妇”、“计生光荣户”等生育文明示范户先进典型做出表彰并颁发了荣誉奖牌和纪念品，引导群众主动接受孕优、孕期保健、产前筛查和诊断、预防出生缺陷，保障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有成效；引导广大家庭以先进家庭为榜样，正确树立科学进步的婚育观、家庭观和幸福观，为构建美丽、文明、幸福、和谐新风尚做出积极努力。
1.4贴心为民服务，拉近干群距离。新增优检、孕情、出生、手术集中开展一次上门随访服务，为育龄群众送上贴心服务和关怀；结合时间节点与精准扶贫等重点工作相结合，计生干部进行入户走访，用真诚的态度、暖心的话语，为群众送上党和政府的温暖之情，用实际行动践行“两学一做”，切实拉近干群距离。
2提倡转变生育观念，促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措施
在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条件的制约，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没有贯彻落实到每个地方，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起来比较困难，也非常被动。所以，怎样转变生育观念，促进计划生育的开展，是当前计划生育的重要工作。
2.1对我国人口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应展开全方位的教育
应该加强我国人口形势的教育，使每个公民都了解到我国人口的基本特点，意识到我国人口的现状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逐渐增强人们的人均观念。通过进行全方位的人口教育，使公民意识到，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影响了公民的文化素质水平，阻碍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同时，人口的急剧增长，给环境带来了较大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在人口上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转化为社会压力、经济压力和生态压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媒体等（报纸、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段，进行宣传，给人们思想上以警示，使计划生育的责任感存在于每个公民的心中。
2.2形成以“宣传教育、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府推动、综合治理”为标准的长效工作机制
大力宣传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引导现代人形成科学的婚育观念，在各个社区中以及乡镇中，各个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可以开展一些婚育活动，营造良好的计划生育氛围，进而有益于社会计划生育活动的开展。正确引导公民关注社会、关注自身发展，了解国情、省情以及身边发生的事情，自觉树立人口意识、人均观念，同时，加入到宣传计划生育的工作中，从自身做起，尽自身能力，为减轻社会人口压力尽力一些微薄之力，政府要提高综合之力能力，保障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2.3注重实施奖励措施，以经济手段引导生育观念的转变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完善人口政策体系，出台与政治发展政策相配套的人口政策。在农村实施计划生育的过程中，要紧抓当前农村改革的发展机遇，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进一步转变生育观念。在各项惠民政策出台时，政府应提前做好宣传，提前介入，增强利益导向作用，通过经济杠杆和各种利益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进行有效调整，引导人们将外部的利益政策转变为自身内部的自觉行为，对自觉执行计划生育的家庭，要给予一定奖励和优待，使他们感受到经济上的实惠和生活上的保障。通过相关奖励措施，加强群众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自觉性，教育引导群众树立科学进步的生育观念。
2.4有效实施政策劝导，加强法制治理力度
有效利用多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加强计划生育普法教育工作，把婚育行为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上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做到学法、制法、懂法、守法。各地方计划生育办公室，应大力宣传各项相关法律制度，不断增强民众的婚育法制观念，使民众具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政策外生育，应该对相关人员依法高限征收社会抚养费，充分发挥警示作用，使群众认识自己遵守婚育法规条款；对于农村计划生育的管理，应采取民主管理的方针，充分调动计划生育协会在当地的实际作用，联合广大农民群众，全面推进农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不断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村务公开制度，根据各项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健全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加强村民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法规中的各项制度。
2.5建立“生育关怀基金”，在政策上鼓励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优育，做好养老保险的配套工作
相关部门（各计生协会、慈善总会）应建立“生育关怀基金”，用于开展计划生育家庭慈善救助活动，若独生子女出现意外情况，可给以不同标准的救助金。此外，随着独生子女逐渐成年，他们的父母也陆续步入老年人行列，“空巢”家庭也越来越多，所以，社会应开展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关怀服务，进一步深化生育关怀行动，在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体现对独生子女母的优先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1]张洪青.以群众需求为中心加强宣传教育[J].中国人口报，2012-06-15）.
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篇4
【关键词】城乡计划生育政策比较
【中图分类号】R9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851（2014）2-0521-01
前言
经济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城乡的发展，无论是在经济增长上还是居民素质的提升上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也直接导致了在城乡计划生育政策上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当然，这些不同都是建立在统筹兼顾、均衡发展以及控制人口基数的基础上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比较探究可为我国将来城乡计划生育的发展方向提供一个导向作用，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选择从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发展、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异同以及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展望这几个方面进行一番研究。
一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发展
从上世纪开始，我国就开始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时代的更替，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传统观念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也有了不同于前的发展。从开始的以严惩严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手段到慢慢缓和的计划生育措施，发展到现如今的以惩罚多生超生和奖励晚育少生。这些计划生育的政策发展无不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其次，随着人们观念的发展以及我国人口增长的放缓，在部分发达城市，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使用了，新时代提倡的晚孕晚育晚生已然成为了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了，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城市老龄化人数的不断增多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因此，如何解决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问题开始成为众多学者专家的所关心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形势下，我国计划生育的重大改变和发展就在不远的将来。
二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异同
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异同体现在具体的措施、以及社会效果等方面。从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措施上来说：首先，在处罚政策上，虽然都有进行金钱上的处罚，但是其金钱的处罚力度却是有所区分的。处罚金的多少和个人的收入多少有关，这也就直接导致城市违反计划生育的居民接受的处罚比农村的重，其次由于城市的居民大多是有单位的，超生也直接影响其发展前途，特别是那些吃公饭的人们，多生可能直接导致其丢掉直接的铁饭碗。其次，由于在许多农村地方的传统，生男孩似乎成为了许多人的不可改变的人生大事，为此，国家在政策上做出了些许的特殊对待，对于农村的人们，在第一胎生的是女儿的情况下，允许其再生第二胎，而这在城市却是不可的。在社会效果上，城乡计划生育政策也有着极大的区别。由于城市居民的整体素质、文化程度都明显高于农村的，因此，计划生育政策支持度、执行力明显优于农村地区。其达到的长远社会效果也更好。这给城市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推进，但是还是有许多违反乱纪的实例。甚至造成了许多没有户口的孩子这样恶劣的影响。除此之外，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异同还体现在文化背景，人口发展趋势等各个方面。
三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展望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重以及计划生育取得的积极效果，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的人口基数虽然依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数量庞大，但是根据我国人口的基本国情，调整城乡计划生育政策已然势在必行。在控制我国人口基数的基础上，鼓励晚育晚生的政策是几十年不变的基本计划生育政策，其次，在某些发达的城市，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会进入到人口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阶段，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很有必要进行调整，适当的鼓励政策是十分的必要的。只要这样，才能保证城市所需的劳动力，保障社会秩序和安全。而对于农村地区，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基本还处于增长阶段，但是相对于上个世纪来说，计划生育的效果已不言而喻了。因此坚持坚定的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当然，更为缓和的计划生育和奖惩并存的政策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给我国的人口基数控制工作带来极大的积极效果。
结语
通过上文从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发展、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异同以及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展望这三个方面对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比较探究，我们对我国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措施以及影响等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有了更多的理解。同时我们也相信：只要我们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制定相适应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将我国的人口数量控制在可调的范围内，为社会的秩序、安全以及国民经济的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蒋莲莲.从罚到奖――试述农村计划生育的“调整”[J].改革开放2012（8），
[2]王红晓.构建和谐社会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8（2），
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篇5
关键词：新形势；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几点思考
在新形势下，要提升计划生育的工作水平还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问题的分析和考虑，以此对人口数量还有人口结构进行多方面的优化，让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使用以及人口增长等等工作更加协调，并且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基于此，笔者对以下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分析，借此希望对计划生育工作者能够产生一定的建议性作用。
一、强化教育宣传，以此形成统一性的认识
首先，强化计划生育管理相关领导和主管的主要责任和意识，让其能够在新的形式下充分的关注提升计划生育水平工作在国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严格的关注在管理中责任体制的有效性落实，不断的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制度的学习，让人口教育和计划生育工作得到共识，在学习培训和考核评比的制度下做好此份工作。另外，对于基层计生人员的培养还需要秉承一定的原则，即能专则专。给基层工作人员也提供更多的有利工作条件，加强在工作方面的管理和部署工作，做好过程的有效监督，落实多种制度，保障这一项工作，有理有据的进行。
其次，关注对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宣传和培训。在强化计生工作人员对新生理论知识的了解的前提下进行宣导，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相关知识也需要进行更多更为广泛性的学习，不断的强化在业务方面的能力，还需要在业务培训的基础上，强化政策学习的及时性和透彻性，保障政策执行过程中可以更为有时效，对多种工作方式进行宣导，能够更好的处理好多种问题，强化计生人员的自我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意识，切实的提升业务人员在业务发展方面的能力。
二、在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做好工作的有序衔接
首先，对相关制度进行修订，通过进一步的完善《生育证的管理》以及《计划生育基础信息管理》在这些方面加以修订就能够强化计划生育的水平，强化育龄妇女对孕前的服务还有基础性的信息管理，不断的提升基层服务的管理水平，让基层工作不能出现放松的情况。另外建立健全比较完善的计划生育责任追究制度，如果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需要有针对性的加以改变，并且追究具体行为人的责任。针对当前的二孩政策，在初期阶段需要避免一些领导以及基层工作人员在思想上所出现的松懈性，建立起有奖的信息核查制度，树立起实事求是的工作指导方针，保障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计划生育的健康发展方向。
其次，建立和完善流动性人口在计划生育方面的管理水平。制定出有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强化对于城市地区流动性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并且深入的调查和了解这些人口在生育二孩方面的思想倾向，促进流动人口生育服务管理的制度化，不断的创新工作的机制，通过切实可行的流动人就服务管理制度，明确每一个方面的责任，以此实现流动人口的网络性管理和人性化管理，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反应。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部，明确管理责任，引导流动人口参与到社会保险的购买当中，在社区服务功能完善的前提下，让流动性人口成为计划生育管理网络当中关键的一部分，以此开展工作将会更有效[1]。
最后，强化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管措施。要想提升政策执行活动的透明性，就需要强化计划生育的政策的执行情况，向公众公开制度，让群众对此项工作进行有效的全面性的监督，以此能够更加及时有效的对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错位现象进行负责，还需要让社会的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等等监督手段落实到位。在工作人员执法的过程中做到文明执法，给人们讲解关于计划生育的知识吗，让人们认清当前的基本情况，依法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的问责制度，让执行管理的人员能够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强化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在道德还有业务方面的素质，能够更好的贯彻和执行计划生育的相关政策措施[2]。
三、工作程序的加强和优化，提升工作效率
首先，优化计划生育相关证件的办理程序。要严格的落实计划生育人员在落实《生育证管理方面的办法》，明确生育证相关的办理条件，例如，在办理的过程中可以采取的是一次性的高职以及及时办理总结和及时采取措施的办法，全面的落实被动的审批方式，变成主动的代办。从传统工作方式当中的管控变成当前工作的服务，这样才能够积极的解决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尤其是对于一些生活不便的群体，要建立起绿色通道，并且也做好相关政策的宣讲服务，做好耐心性的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群众在了解政策的背景下，真正的好办事。
其次，提升妇女孕产期的全程服务水平。计划生育工作是多个方面的，需要认真切实的做好医学方面的管理和监督的工作，尤其是孕期的检查以及备案工作，建立起全面的孕期检查机制，特别是面对一些政策之外的生育事件，更需要做好引导和备案。落实关于避孕、节育等方面的工作政策机制，减少和杜绝产生政策之外生育的现象，让人口的出生率掌控在计划范围内，真正的为群众所服务，为国家服务，在源头上进行服务漏洞的管理和堵塞，尤其是一些重c的人群，不断的细化服务政策，保障如果有孕情能够及早的发现，并且更快的加以落实和引导[4]。
最后，建立完善的人口性别检测考评体系。在计划生育方面需要强化宣传的力度，对一切关注性别的孕期父母以及医务人员进行宣传，以此形成一个优良的人口性别综合管理的舆论氛围，在加强政策引导和协调衔接方面，让人们群众树立起正确的生育观念，引导自然生育[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新形势下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的几点思考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主要是从强化教育宣传，以此形成统一性的认识、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做好工作的有序衔接、工作程序的加强和优化，提升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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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培安.论全面两孩政策[J].人口研究，2016，4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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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篇6
一、普惠制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之间形成的导向冲突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近年来，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惠民政策，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些政策的主旨可用授利于民、造福于民、方便于民来概括，分别覆盖了农民增收、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实实在在惠及了城乡千家万户。
但是，从“十五”以来制定实施的部分主要面向农村的惠民政策来看，这些政策要么是彻底的普惠，要么只是根据个人经济条件进行筛选，基本没有对受益人以是否符合基本国策为标准进行的资格认定。从各方面调研反映的情况看，这些初衷为民的政策由于制定和实施中考虑欠周已经在一定程度导致了惠民政策与基本国策在导向上的不一致，尤以对当前正处于敏感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较为明显。
1．从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政策来看
为了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中央对农村的免税和补贴政策力度一直在加大。从2002年免除农民的“三提五统”到2004年开始减免农业税，全国农民比税改前人均少负担近200元/年；另外，从2004年开始实施直补、间补农民政策，直补农民现金合400元/人/年，加上良种、农机具等各种间接补贴，一减一补，较明显地提高了农民的现金收入。在生育意愿有违“规”动机的人群数量在增大但农村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尚未及时跟上的情况下，收入增长带来的后果可能不是“富而思乐”而是“富而思生”，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似乎与各国经验反常但合乎中国国情的生育意愿与收入同步增长的现象。其后，尽管有关改善公共服务的惠民政策（主要指社会保障方面）也逐步出台，由于生育意愿的惯性较大加之这些政策中也并未体现出计划生育政策方面“违者罚、顺者奖”的原则，这种情况仍然存在。而且，增收政策的一视同仁，使得刚刚推行的计划生育奖补政策等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导向力度相形之下显著减弱。还有些农村地区，在城市化或者工程占地补偿中，采取的是按人头发放政策，有的农民超生后所交纳的社会抚养费低于人均征地补偿费，超生仅计算直接经济效益也“产出大于投入”。这种情况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冲击就更直接了。
2．从改善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来看
仅列举其中最为敏感的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
——以教育为例。2004年开始实施的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尤其是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群众抚育子女的成本。由于享受政策的八类人群的划分标准主要就是“经济困难”，这样的惠民政策反而可能起到激励部分低收入家庭违反政策多生的效果。而且，目前享受政策的贫困学生中超过30%来自双子女或多子女家庭，其中约10%是违法生育子女，少数还未接受违法生育经济处理（缴纳罚款和社会抚养费等）。这种状况易于对群众产生错误导向：反正读书不要钱了，超生的孩子国家还要一视同仁地补助学费，违法比守法更划算。这种导向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影响是显然的。
——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为例。先于农村低保制度的计划生育奖补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替代性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但即将全面建立的农村低保制度，从影响力度和影响面来看，都已显著大于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奖励补助金。从影响力度来看，2006年全国的人均月保障标准达70.3元/人/月，已经高于计划生育奖励补助金（50元/人/月），且是即时可得，没有60岁以上限制条件；从影响面来看，全国已经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人数达1262万余人（全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后农村2370万贫困人口都可享受），而独生子女奖励补助金覆盖范围最多只有200万人。显然，普惠制的农村低保政策的导向作用实际上更大，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计划生育奖励补助的效果，这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利影响是显然的。
这两方面的政策都说明，惠民政策的普惠如果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协调，容易使群众形成这样一种错觉：多子多福——孩子生得多的家庭享受的社会福利也越多。另外，有的普惠制政策中还人为设定了不利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障碍。如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明确排除了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对象，其治疗费用不纳入报销范围。手术后遗症是不可完全避免的，现在的后遗症患者98%以上均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人口计生系统现有的治疗费补助标准较低，解决不了大问题。如果农村合作医疗在这方面设置了障碍，则必然从另一个方向阻碍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3．从社会管理便民措施来看
社会管理的便民措施，也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但这些措施在出台时存在这样的普遍问题：配套政策和管理环节替代措施尚未出台，为了便民，原有的政策就已取消，造成了原有兼顾各方面考虑的政策在某方面的管理失效。这类问题在我国屡见不鲜。这些年来较突出的包括取消婚检、放宽入户审核等，也给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带来较大冲击。例如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当事人凭身份证即可办理结离婚登记，取消强制婚前检查。这些措施方便了群众，但也弱化了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的管理力度，造成违法怀孕、违法生育发现难（如一半以上的育龄妇女长期外出）、取证难、处理难问题，影响了计划生育工作。
总计这三类惠民政策，发现历来对独生子女家庭的特殊奖励或扶助没有与普惠制惠民政策的出台与时俱进：在新政策中，独生子女家庭的特殊优惠或优先优惠都没有体现，这可形象地比喻为“水涨船不高”,在计划生育管理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手段的今天其负面影响越发明显。而理论上，家庭的生育决策选择取决于边际孩子预期成本与效益比较,通过利益调节，可以有效降低计划生育家庭的孩子成本和计划外生育家庭的孩子效益,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的孩子效益和计划外生育家庭的孩子成本,从而影响家庭生育决策。如果计划生育家庭和计划外生育家庭的孩子效益相仿，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力度就会被削弱。
事实上，不仅是普惠制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政策导向冲突，其它本意是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在某些方面也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等基本国策产生了导向冲突。
二、普惠制惠民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未建立部门协调机制是政策导向冲突的成因
普惠制惠民政策的纷纷出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但这类政策涉及面广且在我国属于“新”政策，诸多政策过程需要完善，需要在坚持惠民导向的同时兼顾各方面考虑。就以和谐社会总体目标的要求来看，这些政策应该服从于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显然，公平正义不仅是和谐社会的六个目标之一，也是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
根据上述公平正义要求，对惠民政策和基本国策的导向冲突可做如下衡量：基本国策关系到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充分体现了一个国家认为的“公平正义”原则。与基本国策衔接不够的普惠制惠民政策似乎有助于实现“机会均等化”，却忽略了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从符合政策（尤其是基本国策）的角度而言，人群本身是差别化的，有少数人因为在某些方面违反了既有政策甚至是基本国策，在享受这些新出台的惠民政策时不应获得机会公平。这就好比违法的人会在某些方面被剥夺公民权利一样。否则，惠民政策就会产生不利于基本国策执行的激励效果：对不符合基本国策的人群而言，违“规”之后还能照样受益于有关政策，甚至受益程度大于违“规”所失，必然产生从利益角度而言的违“规”导向。这不仅加大了基本国策的执行难度，对符合政策的人而言，这事实上也构成了机会不公平。普惠制惠民政策的初衷只是改善人民福利，并非是为了搞另一种形式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人均福利的改善仍然是在符合国家基本方针、与基本国策不违背的前提下。如果有关惠民政策不利于执行基本国策，最终结果也是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以此衡量为基础，具体到计划生育，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总结政策导向冲突的直接成因：
①在促进增收和改善公共服务政策方面，有关政策出台过程中忽略了其不仅有授利、造福于民的作用，也有物质激励导向的作用。由于这种物质导向的涉及面广，因此其社会心理影响是巨大的。一视同仁的普惠反而是对遵守国策的大多数人不公平，从而会形成违“规”导向。
②在社会管理政策方面，忽略了原有政策具有多方面的管理功能。如果没有相关替代措施或统筹考虑，某个方向的单纯意图的便民反而会带来比原来更多的扰民。一般而言，原有政策在当初出台时都是有合理性的，在执行中也肯定发挥了较有力的管理作用，只是按和谐社会的要求来看，有若干不尽人意之处。对策通常是两个：取消它或完善它。若取消它，必须有其合理管理功能的替代政策出台为前提；若完善它，则需要相关部门都参与进来，确保在完善不尽人意之处的同时，原有的管理功能仍然有效。否则，就会带来政策导向冲突。
可以利用政策过程理论从更基本的层面分析这种冲突的制度成因。根据政策过程理论，成功的政策过程中应该有两个要素：政策制定环节的协调机制和政策实施环节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政策制定环节应该强调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基础上的协调，政策实施环节应该强调以优先取得整体利益建立实施机制。为了保证政策变迁能在达到目的的同时稳定原有政策的效果，避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即新政策在某一方向改善的同时造成了与其它政策的冲突），政策协调应该更多体现在制定过程中，在协调中应体现整体利益优先的原则。据此，可认为产生惠民政策与基本国策的导向矛盾根本的制度成因是：政策协调机制不完善，没有明确基本国策作为整体利益的反映应是所有政策的上位政策，有关本意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政策在制定和实施中未建立有效的基本国策主要执行部门参与机制。例如，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决不仅仅是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但许多关联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惠民政策却并没有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参与到其制定和实施中，以致在有的部门出现所谓“国家利益部门化”的同时，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却出现了“国家义务部门化”的尴尬局面。
三、若干政策建议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更多措施的出台和各项政策力度的加大，这种本意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政策和基本国策导向冲突的涉及面和后果还将扩大。如果不从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上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就难以解决已有问题和防止产生新问题，难以真正落实惠民初衷。仍以计划生育为例，根据前述分析，应该从以下两方面建立这样的基本国策协调机制。
1、在政策制定环节，切实做到“国策上位、优先优惠”。即明确计划生育为惠民政策的上位政策，建立基本国策协调机制，从普惠制惠民政策的各个方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确保计划生育家庭的优先优惠
应由国务院出台相关文件，建立基本国策协调机制，明确惠民政策的制定应有基本国策的主要执行部门参与。同时，建议国家对已经实施和正在制定的各种惠民政策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导向冲突加强调查研究并据此做出修改调整。在政策调整中，应从惩、奖两方面加大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做到“区别对待”和“水涨船高”。“惩”方面的“区别对待”指要尽快完善农民增收和改善公共服务政策方面的甄别筛选机制，明确规定对合法生育子女和违法生育子女在政策享受标准上实行差别对待政策，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者在享受国家补贴方面应显著少于符合政策者，以利形成政策的正确导向；“奖”方面的“水涨船高”指在实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低保及医保等制度中，应充分体现“奖优”原则，在统一基本国民待遇标准的基础上，明确对于计划生育家庭及其成员的具体倾斜政策，确保在普惠制政策施行后能让计划生育家庭“水涨船高”。例如，把中年丧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手术后遗症患者家庭等列为政策倾斜的重点（国家统一确定需要照顾的各种对象，要么少交个人费用，要么直接明补）；在即将出台的农村低保和农村养老等制度政策中明确对于计划生育家庭的特殊优惠办法等。
2、在政策实施环节上，应该形成部门间联动和信息共享，使计生部门参与到受惠对象的确定和直接的施惠工作中。条件许可时以计生基层网络为基础建立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篇7
68岁的段太通，是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的农民。20多年前，他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了一个女孩。当初整个生产队有28个人领了独生证，但后来又都生了小孩，他是生产队长，要以身作则，就没有生第二胎。现在，按照最新的国家政策，他和妻子将在每个月享受由政府提供的每人50元奖励，直到亡故为止。
这笔钱将极大地改变他的生活，因为女婿不肯养他，他和残疾的老伴住在一起，每个月靠摆小摊赚的20多块钱勉强过活。无论是说到当初的独生子女政策还是现在的扶助政策，他都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记者说："党的政策好。"
计划生育政策新变局——"跟共产党走不吃亏"
今年3月，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文称，将对年满60周岁、1973年至2001年间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规和政策的部分农民进行每月最低50元的奖励扶助。4个月后，这项名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新政策在14个省及贵州省遵义市开始试点。
国家人口计生委高官接连出席国务院新闻会及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推介这一政策。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亲自给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农户颁发计划生育光荣证和一本家庭奖励扶助存折，高姿态推进试点的进行。
新政策的推出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相当好评。香立媒体《信报》引用专家言论称，大陆这一举动"昭示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加尊重人权。"
官方显然对新政策寄望颇高。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公文描述该政策的意义："是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转变的质的飞跃，是建立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份文件甚至宣称这一政策可以使农民"亲身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觉得响应国家号召，政治上有地位，生活上有帮助，经济上有实惠，跟共产党走不吃亏。"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友华对这一制度的落实也评价颇高："这标志着国家的计生政策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国家计生委几十年里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一件。"
此前大陆也曾对执行了计划生育的夫妇出台过各种奖励优惠政策，但是其中不少要求由地方财政负担，因此常常流于形式。此番中央则明确表态：这次奖励扶助计划的经费除去经济条件良好的东部省份由省级财政包干，中部省中央承担50%外，财政相对吃紧的西部省份将由中央承担80%，并明确要求试点地区要将奖励扶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有评论认为，此举将大大加强这一政策的可操作性。
不过，陈友华也表示忧虑:"30年前就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人还是非常少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后符合奖励扶助标准的人数将呈现几何增长，我们的财力是否能够支撑，将关系到这一政策是否能够保持持续性。"
30年国策，成效显著，困境渐显建国之初，警告人口增长过快的马寅初和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遭到批判，在"英雄母亲"、"人多力量大"等观念的灌输下，大陆年均人口增长率一路飙升，甚至曾达到罕见的2.5%，8年内增长1亿人。
1971年，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中央开始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要求：鼓励晚婚晚育；鼓励夫妇生育两胎的间隔达4年以上；鼓励少生育子女。这一政策既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主张，又相当柔和，符合人口发展规律，因此至今学界仍有声音呼吁现今政策能够效法。
但到了1980年，面对接近10亿的人口数量，中央了著名的"9.25公开信"，正式提出"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大陆的生育政策自此在实践上变得严格。据邓小平子女回忆，对子女向来干涉甚少的邓也明确要求自己的子女:"你们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中国人口这么多。"
"这个政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教授张天路说，从理论上讲，"一胎制"会带来比较严重的社会压力，在落实中更面临巨大阻力，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被称为"天下第一难"。
1984年，被称为"7号文件"的《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一度尝试进行政策微调，适度放开了二胎及多胎的生育条件。
然而1990年人口普查大陆11亿人口的数字震惊了高层。为了完成1980年提出的"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1991年，中央"9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全国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实施严厉的"一票否决制"。
由此，大陆再度确立了刚性的生育政策，具体实施多依赖行政力量对违反计划生育者进行处罚。
曾在四川担任过农村计生干部的谭小秋对记者说："那个时候，有的地方连续几次在计划生育评审中处在末尾，领导马上被就地免职。你想想我们压力有多大。"谭说，他们甚至不得不半夜三更把计生干事叫起来去抓"大肚子"。
严格的生育政策显示出了巨大的成效，有统计称，"1971-1998年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全国少生了3.38亿人，为家庭以及国家节省了74000亿元抚养费。"
尽管计生政策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为21世纪的中国甚至世界解除了一颗最大的"人口炸弹"，但对人口数量长达30多年的人为干预，已逐渐暴露出自身的困境与危机。
一方面，早期"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导致后来的计生政策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第一要义，此间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主要体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暴力事件和底层社会震荡；另一方面，人口政策从松到紧的遽变，无可避免地带来一场随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的困境：性别比例失调，老龄化社会的抚养压力，国民经济发展后劲堪忧，而这一困境将覆盖城乡所有人群。
强制执行的"国策"：来自西方的人权指责王幸福笔下的几十个案例，是中国广大农村频频上演的计生工作悲剧的一个缩影。"一胎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加上某些地方上的政策执行不当，导致超生游击队、暴力执法、人员死伤、上访、倾家荡产，不仅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痛苦，也令当地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趋于紧张甚至对立。在有些地区，下乡的计生干部甚至需要警力配合，否则根本无法进村或出来。
针对强制进行的经济处罚，南京大学副教授陈友华更指出："一些超生妇女本身就经济困难，再对她们进行经济处罚，她们的处境就更糟，母婴得不到良好的营养。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出生儿童的残疾比例高的原因之一。"
而几乎从中国宣布计划生育之日起，一些西方国家更对这一被中国官方宣传为"百年大计千秋伟业"的国策表示极度不理解和强烈抵制。
据法新社华盛顿2004年7月16日电，美国国务院当日宣布，美国将连续第三年扣留原本要提供联合国人口基金的3400万美元的经费，原因是有人指控这些钱"在实施严厉人口控制政策的中国被用在给妇女堕胎"。
事实上，自2002年起美国即以这一理由扣留这笔经费，至今已连续三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为中国反复辩护和争取，终告无效。
据1997年第4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发表的"论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一文显示，"早在1984年，美国参议院就指责中国强迫堕胎、绝育和杀死婴儿。1985年9月，美国国会又通过谴责中国实行强迫性堕胎的决议。美国的人权报告也污蔑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一项具有高度侵犯性的政策。"文中将"计划生育问题"与"政治犯问题"、"司法制度问题"、"问题"、"问题"并列为中美人权具体实施方面的五大分歧。
由于美国习惯将人权问题与对华关系及对华政策挂钩，并最终影响中方国家利益，中国政府曾多次为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过辩护努力。1991年11月1日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始发表中国自己的人权白皮书，此后10年间，共发表直接以"人权"命名的白皮书6个，并另外就具体问题针对性地发表了12份白皮书，计划生育问题即是其中一个。
而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媒体对中国大陆计生"新政策"的叫好基本集中于"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也与中国力图改变此一领域的国际形象有关。
4000万光棍是谁惹的祸？
据官方最新透露的信息称，大陆现在男女出生性别比高达117:100，即每出生100个女孩的同时会有117个男孩出生，在海南省，这个数字甚至达到135:100。而根据人口发展的规律，要保持人口的性别平衡，这个比例应该在105:100左右。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意味着在2020年，大陆将会有4000万男性找不到配偶，成为"光棍"。
男性比例过高，除了会造成婚姻压力外，还会加剧性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的出现，并加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此外，香港《太阳报》报道指出："2020年，是中国预期的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届时如果中国真有4000万光棍，恐怕和平崛起也会大打折扣。"
这一数字的公布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亲自到中央电视台接受这一问题的专题访谈。国家主席和总理都在相关会议上专门谈及这一问题，并向有关部门提出要在3-5年内遏制这一势头。
有观点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对此，国家人口计生委高官纷纷在公开场合进行辩驳，认为这一现象与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以韩国尽管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人口出生性别比也曾达到过116:100为证，说明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儒文化国家重男轻女、姓氏沿袭的文化传统。
"但是在过去，老百姓生男孩的愿望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大陆某学者指出，"实行计划生育，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后，他们会更多的选择通过流引产，只生一个男孩。韩国虽然也出现过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但是那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我们这里面政策的客观因素更多一些。"
南京大学的陈友华在德国读书时发现，欧洲国家为了解决自己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情况，曾经开展了"引进新娘"的项目。但是他认为这种方法并不适合中国，他说："大陆已能肯定至少会有4000万光棍，这个数字太庞大了。而且我的朋友到地方上调查时看到了不少贫穷的''''光棍村''''，这甚至会对中国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形成冲击。"
高科技如B超显然被滥用，很多夫妇在分娩之前先通过这种手段鉴定是男是女，并决定是否堕胎。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对媒体说，希望在刑法修改时，对用B超进行婴儿性别鉴定和人工中止妊娠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严厉打击"。
从人多力量大到老龄化问题严重
当"madeinChina"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坚信中国即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理由之一是中国储备了极为丰富的廉价劳动力。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新出生的人口和老龄人口比例都很低，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降低，且劳动力供给充足，这就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机会。在人口学上被称为"人口红利"。现任国家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的于学军撰文称，中国的人口红利时段为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海外有观察者甚至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归功于中国的人口红利，而历史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几乎无一不是利用了这一"红利"。
但是，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日方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表示："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仅用30年就进入了人口红利的阶段，但正因为如此，同时也就面临着人口的老化，人口红利也就消失得快。"
"现在享受红利越多，以后偿还的就越多。"陈友军说，"这是我们厉行了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回报，但是当今天庞大的青壮劳动力进入老年后，就会变成巨大的压力。"
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人口红利时期，尽管当时日本就已经未雨绸缪地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体系，但是当日本进入老龄社会后，在面对巨大的抚养压力时，这些体系仍显得捉襟见肘。
今年5月14日，迫于媒体压力，小泉的私人秘书饭岛勋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小泉在1980-1986年期间没有缴纳养老保险金。而日本媒体的调查发现，在日本众参两院全体国会议员725人中，共有112人存在未缴纳国民养老保险金的问题。日本国民对其社会保障和养老体系的普遍失望，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的情况显然更加严重，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大陆几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在农村，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日方发出警告说，欧美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至1万美元之间，而我国人均GDp去年才刚刚迈上1000美元的台阶，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老龄化问题将更为严重。
显然，仅仅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无力帮助中国走出现有困境。2003年3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求从人口战略高度综合研究人口问题。
刚刚调入国家人口计生委任政策法规司司长的于学军，对计生委的更名给予高度好评。采访中，他对《凤凰周刊》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不能没有专门的人口机构。而在此之前我并不认为中国有专门的人口部门，计生委只负责计划生育，公安部也只负责户籍管理。"
据他介绍，更名之后，国家人口计生委成立了"发展规划司"，专门负责人口战略研究。
今年年初，有120多名院士和专家、学者参与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正式启动，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健敏在座谈会上要求在研究人口问题的同时，要进行资源、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的相关研究。
这项规模庞大的研究计划包含3个课题，21个子课题。于学军说，这项研究，将指导未来中国的人口战略，作为政策法规司司长的他，也在等待这项研究的成果。
不过，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于学军说:"制定生育政策一定要非常谨慎，稍动一点，就会引起人口的巨大变动。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50年代和80年代的教训了。人口生产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人生出来，就不能回去，所以政策的修改，要慎之又慎。"
面对学术界和媒体的声音，于说他要保持冷静。至于是否会在近期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于学军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还要等待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数据和结果。
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篇8
政策调整来之不易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这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宣告了实施长达35年的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为目的、以独生子女为主导的生育政策的终结，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生育政策调整的最后实现，实在来之不易。回想从2000年以来呼吁推动生育政策调整的十多年历程，感慨万千。
从本世纪初开始，国内外一批关注中国人口趋势的学者们聚集在一起，论证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在2004年4月正式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调整中国生育政策的建议》。建议书中所提出的诸如生育率低下、人口增长趋缓、人口老化、劳动力减少等关于中国人口趋势的论断在今天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但在当时却几乎被视为奇谈怪论。主流意见认为生育政策一旦松动，必然引起生育反弹、人口失控，危害国家发展进程。
为了回答这些质疑，我们随之对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实施二孩政策达20多年的地区开展调研，发现那里的生育率多年来都没有达到每对夫妇平均生育二个孩子，甚至比实施“一孩半”政策（即在许多农业省份实施的对农村夫妇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的所在省份更低，“三孩”生育则是“微乎其微”。我们还在江苏各地调研按照当地生育政策可以生育二孩的夫妇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情况，发现生育了二孩的竟然不到10%。
根据这些调研结果，我们在2009年1月形成了第二份建议书《关于调整中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上报中央，提出生育政策调整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但当时的主流意见仍然是生育政策还要保持30年不变。好在形势比人强，低生育率到来的负面效应在各方面变得越来越明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每年的两会上有关的提案越来越多，许多提案引用了上述二孩政策地区的实践经验，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
随之而来的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信息可谓时起时伏，曾经好几次似乎快要启动了，但随后又偃旗息鼓。2012年11月十召开，宣告了国家人口计生委和卫生部合并成一个国家卫计委。一年后的三中全会又宣布了“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终于启动了期盼已久的生育政策改革。实施的结果表明，各地申请生育二孩的夫妇数量很少。人们将之形容为政策“遇冷”。
为此，我们在2015年1月以《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为题，形成了第三份建议书并上报中央，提出顺应中国人口格局新常态，进一步实施生育政策调整，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并及时取消对公民生育数量的限制。建议书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在各方面的呼吁努力下，终于迎来了10月五中全会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决策的正式出台。无论对千千万万家庭还是中国的长远发展，这一决策都是一个福音。尽管被耽误了这么久，但毕竟是到来了，怎么能不令人欢欣？
全面二孩恐再遇冷
随着放开二孩生育决策的公布，新一轮的对未来生育形势的估测又开始纷纷发表了。要预估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情况。2015年10月30日，黄枫与她的孙子在北京一所农民工聚居地。黄枫对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改变非常高兴，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多一个孙子或孙女。
对于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究竟是否“遇冷”？究竟是“爽约”了还是“符合预期”？现在还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对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的结果如何定性可以各持己见，但如在《关于中共中央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的，“据调查，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来，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2015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符合条件的夫妇中，申请生育二孩的夫妇不到六分之一，那么最后真正生育了二孩的夫妇将会更少，这也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与其争论是不是“遇冷”，更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只有那么少的夫妇申请生育二孩？
我在去年一年中，利用到各地考察的机会了解当地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惊讶地发现，无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对这一政策的反响都是意外地平静，申请生育二孩的夫妇很少。有媒体问我，是不是早就料到“单独二孩”的实施会反响如此平静，我老实回答，尽管一直希望生育政策早日调整，我也没有预料到申请生育的夫妇会那么少。我的直觉感到，我们的社会真是变化太快，包括青年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自己的认识已经滞后于现实的变化。
那么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后会怎么样呢？全面放开二孩生育针对的是夫妇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即“双非夫妇”。调查表明，双独夫妇、单独夫妇、双非夫妇的平均年龄有一个不断递增的趋势，即双非夫妇恰恰是所有的夫妇中年岁比较大的夫妇人群。官方统计也表明，在9000万符合生育条件的夫妇中，50%在40岁以上，也就是说这部分夫妇即便有再生育的愿望，也未必有再生育的生殖能力。
在打算生育二孩的夫妇中，为什么有的最后生了，而有的最后没有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二者的区别？我们在江苏的调查中发现，最后生育二孩夫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共同点是父母能够帮他们带孩子。而要做到这一点，要求他们的父母不仅有愿望，而且有体力来承担。由于双非夫妇本身年龄比较大，也就决定了他们的父母难免年迈而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难以承担带孩子的任务。这很可能会成为双非夫妇最后不得不放弃再生育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仅如此，如同对单独夫妇一样，生育二孩可能造成的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和家庭经济的压力都会使双非夫妇在是否生育二孩的最后决策和行动面前犹豫不决、踌躇不前。如果形势的发展真是如上面分析的那样演进，那么前景很可能是：如同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遇冷一样，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可能会再次遇冷。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国生育水平在未来继续下滑就在所难免了。
全面取消生育限制
在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同时，是否应该全部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成为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我们在2015年1月的第三次建议书中，明确提出了这一点。但仍有意见认为，在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同时，仍然要严格禁止“三孩”生育，并且要对这些“政策外多孩”的夫妇继续征收社会抚养费。但是，真的有必要吗？
从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和各地的出生情况看，目前夫妇大多希望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三孩”及以上孩次在全部出生中所占比例很小。尽管各地比例不同，全国平均大概在5%左右。所谓不符合当时生育政策的“计划外生育”大多是二孩。另一方面，现在年轻人群中由于种种原因不想生育或不能生育的夫妇越来越多，这种趋势会对生育水平产生下压的影响。所以，即便部分夫妇多生了孩子也正好是对其他夫妇少生或不生的弥补。因此，即使取消对生育的限制，让夫妇按自己的意愿生育，全国的生育水平也难以达到人口世代延续所需的、平均每对夫妇至少生育两个孩子的更替水平。
既然“严禁“三孩””对未来的生育趋势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甚至可以一定程度抑制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为什么还要为继续对公民实行生育限制提供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呢？
在《关于中共中央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已经明确指出，“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念变化了，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增加了，同时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了，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明显弱化，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用几个“明显”明确地概括了当前中国人口格局的总趋势。在“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的形势下，在已经决策全面放开二孩生育之时，还要强调严禁政策外生育“三孩”，继续征收社会抚养费，显得多么不合时宜，只能说这是对中国生育水平长期走低的趋势以及恰当应对的紧迫性还缺乏正确认识。
计生工作亟待转型
面对中国多年处于低生育水平、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今天，长期以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防止计划外生育为宗旨的计划生育工作又何去何从呢？目前基本上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很低了，计生卫生部门也已经合并了，计划生育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可以因此终结了；另一种认为，计划生育工作仍然要严格坚持执行既定政策，继续加强管理，堵住一切漏洞，防止计划外生育的发生；还有一种认为，计划生育不应取消但需要转型，即从长期以来的“管控型”转向面对未来的“服务型”。
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篇9
【关键词】计划生育新人口政策
一、文献综述
1、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介绍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台背景：
（1）国际背景
玛格丽特桑格出于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的角度宣传计划生育，成为计划生育的首场者；1912年，第一届国际优生优学大会在伦敦召开；1936年，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了人口研究所；二战后，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开始兴起，出现诸如：《人炸》、《增长的极限》等控制人口书籍；1946年1月，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立人口委员会，自此之后，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督促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对坚持控制人口国家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2）国内背景
张京生首先引进计划生育这一理念，但在当时并不被受重；建国后响应的“新人口论”，马寅初第一个提出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理论，率先提出计划生育政策，被当时的思想理念驳的体无完肤；1981年，中国人口学会成立，力崇宋健、陈道等人思想，接受联合国基金援助，严格控制人口；近年，以牛文元、胡鞍钢等人提出“低碳发展国家行动方案”，认为中国最大挑战就是人口问题，呼吁控制中国人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2、学术分歧
面对计划生育政策，学术界并不没有一边倒，计划生育政策在饱含争议中出台，至今也分为两种不同观点。
（1）赞成计划生育学者观点
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以胡鞍钢为代表人物。胡鞍钢对中国人口的研究始于1985年。1989年，胡鞍钢在《人口与发展》明确提出中国会相继迎来人口高峰、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和老年人口高峰，反对人口红利说。
（2）反对计划生育学者观点
与近30年宣传的中国人发理论相反，易富贤认为从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来看，根本无法界定中国人口的上限，中国人太多的说法只是危言耸听。并且否定人口比例与资源失调这一问题。具体分析了在客观条件上中国是矿资源大国，而水资源不够用只是技术还不够先进，没有将雨水利用起来，近年很多国家开始开发海水转变为淡水技术，所以水资源并不缺乏。他认为人是资源的消耗者同时也是资源的创造者，人力资源就是一个国家的优势，从人口来看待世界经济，印度将超越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
二、未来人口政策的前景
那么未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如何发展呢？
1、增加人口
无论二胎政策是否软着陆还是突然全部开放，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中国必须开始发展人口，发展青壮年劳动力。中国在这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如果不发展青壮年劳动力，就无法再继续提高经济，更加无法应对沉重的老年负担。中国应当并且尤其发展有文化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因为单纯靠以往人口优势产生的人口红利不是一种长远发展的方法，依靠简单劳动力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还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按照全球发展趋势，这种时代也已经过去了。
2、加大教育投资
中国大学扩招以提高高校就学率，十几年下来，就学率看似升高但是隐藏了一系列的问题。很多大学盲目扩招，最终结果是太多的本科生没有在大学学到很多知识并且出来仍然找不到工作。加大教育投资应当是实现教育公平，让偏远山村的孩子也能享受到同等的教育水平，如今大学里，尤其是重点高校，来自农村孩子所占比例越来越少。教育不公平导致农村孩子上大学困难，不利于改变当前的经济结构，全面发展。当今大学也应当发展自己的优势学科，不要一味追求暂时的经济效益而盲目扩招，这种才有利于大学生毕业后有更好的发展。
3、改变现在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
中国人口不可能增加到从前的数量，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如果我们还想保持经济大国的实力，必须转变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再以手工业制造为主要经济来源。而且改变经济结构有利于环境保护，牺牲环境带来的GDp是不可取的。适应中国人口的发展就必须改变经济产业结构。
4、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比城市低很多，农村低收入老年人收入基本上来源于农业，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提高农村老年人整体收入水平的必须完善农村养老保障。而对城市老人而言，重要的是发展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的发展，让老人们能够有个安静愉快的晚年。
5、平衡人口结构
如上文所述，计划生育在一定方面恶化了重男轻女的现象，因此未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坚持控制人口大规模增长的基础上，还应当兼顾男女比例平衡的问题，以缓解性别比例失衡带来的问题。从思想上宣传男女平等观念，制度上杜绝产前性别鉴定等非法行为。
参考文献：
[1]易富贤.大国空巢.
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篇10
第一条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22号）精神，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开展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确保按时足额到位。
第三条奖励扶助对象依据本办法规定，享受奖励扶助政策待遇，不影响其享受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其他奖励优惠政策待遇。
第四条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提供捐助。
县级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受理捐助，捐助款项纳入当地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订的各项惠民便民政策，要确保农村计划生育家庭优先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提高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扎户家庭的优惠补助标准，给予其人均、户均增发相当于当地补助标准1/2以上的补助资金。
第二章奖励扶助对象
第六条凡户籍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夫妻均为农村居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适用本办法。
第七条享受本办法规定奖励扶助政策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包括：
（一）依法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
（二）依法终身只生育两个子女并自觉主动落实了结扎措施的家庭；
（三）依法生育两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未满18周岁死亡，只剩下一个子女，并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再生育的家庭；
（四）离婚或丧偶前依法只生育过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儿，离婚或丧偶后不再婚或再婚后不再生育的家庭；
（五）再婚夫妻一方依法只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再婚后不再生育的家庭；
（六）再婚双方依法各只生育过一个女儿，再婚后不再生育的家庭。
第三章奖励、救助与扶助
第一节奖励
第八条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依法生育两个子女，自觉主动落实结扎措施的，按下列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
（一）在本办法颁布施行后依法生育的双女户，在产后六个月内自觉主动落实结扎措施的，一次性发放奖励金1500元；
（二）在本办法颁布施行后依法生育的，除双女户以外的计划生育家庭，在产后六个月内自觉主动落实结扎措施的，一次性发放奖励金1200元；
（三）在本办法颁布施行前依法生育的双女户，在本办法颁布施行后六个月内自觉主动落实结扎措施，女方年龄在35周岁以内的，一次性发放奖励金1000元；
（四）在本办法颁布施行前依法生育的，除双女户以外的计划生育家庭，在本办法颁布施行后六个月内自觉主动落实结扎措施，女方年龄在35周岁以内的，一次性发放奖励金600元。
第九条农村计划生育家庭依法生育一个男孩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一次性发放奖励金1000元。
符合生育二孩条件，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一次性发放奖励金2000元。
第二节救助
第十条农村独生子女未满18周岁，因意外伤残经设区的市组织医学专家鉴定为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每年发放600元的救助金，直至其年满18周岁止。
前款规定的对象，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按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特困户生活救助等制度的规定给予救助。
第十一条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夫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救助金，直至年满60周岁止：
（一）独生子女死亡，不再生育也不收养子女的；
（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户家庭，一个或两个女儿死亡，不再生育也不收养子女的；
（三）除双女户以外的依法生育两个子女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子女全部死亡，不再生育也不收养子女的。
第十二条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夫妻本人依法落实计划生育手术，因手术出现并发症，经设区的市组织医学专家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一次性发放4000元补助；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一次性发放2000元补助。
前款规定的对象，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按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农村五保户供养、特困户生活救助等制度的规定给予救助。
第三节扶助
第十三条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独生子女考生和双女结扎户女儿考生，报考普通高中、中专和普通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时，按照分数线总分降20分录取，具体办法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独生子女考生和双女结扎户女儿考生，报考普通高等院校和普通高等职业教育学校时，按照分数线总分降10分录取，具体办法由自治区教育厅负责制定。
第十四条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免除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子女年满18周岁前）所承担的农村一事一议的筹资筹劳。
第十五条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扎户及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每年缴纳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由其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负担。
第十六条发展改革部门在以工代赈、异地搬迁中应当优先安排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并在项目、资金安排上给予适当倾斜。实施异地安置扶贫、库区移民搬迁项目时，在人均补助标准的基础上，给独生子女户、双女结扎户家庭人均增发1/2以上的补助资金。
第十七条民政部门要将生活困难，符合救济、救助条件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优先纳入五保户供养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实现应保尽保。
第十八条农业、水利、林业、扶贫、科技、劳动保障、卫生和金融等部门，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开发、扶贫到户贴息贷款、沼气池项目安排、劳动力转移、技术培训、农业新技术和优良品种推广应用、改水改厕等方面，应当优先照顾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并在项目、资金安排上给予适当倾斜。
第十九条教育部门在实施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时，应当优先安排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子女。
第二十条妇联组织在实施“春蕾计划”、“双学双比”等项目时，应当优先安排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并在项目、资金安排上给予适当倾斜。
第四章资格确认
第二十一条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按下列程序确认：
（一）奖励扶助对象向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提出申请；
（二）村委会调查核实，将符合条件的奖励扶助对象名单在村民聚集地公示七日无异议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查；
（三）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人员进村入户、走访群众调查核实，将符合条件的奖励扶助对象名单在村民聚集地公示七日无异议后，报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四）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组织人员进行复核后，由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与符合奖励扶助条件的对象签订《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合同》，免费发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证》；
（五）奖励扶助对象凭《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证》享受奖励扶助。
第二十二条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年度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永久档案，录入计算机管理。
第二十三条享受本办法奖励扶助的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夫妻一方或双方由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从发生变动之月起，停止享受有关奖励扶助政策待遇，已领取的奖励扶助金不再收回；
（二）子女由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从当月起停止享受有关奖励扶助政策待遇；其父母仍属农村居民的，继续享受有关奖励扶助政策待遇。
第五章资金保障和部门职责
第二十四条奖励救助金按下列比例负担：
（一）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奖励金，属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的，由自治区财政负担50%，市级财政负担20%，县级财政负担30%；属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县的，由自治区财政负担40%，市级财政负担30%，县级财政负担30%；属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县的，由自治区财政负担30%，市级财政负担30%，县级财政负担40%；
（二）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奖励金，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由自治区财政负担60%，市级财政负担20%，县级财政负担20%；属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由自治区财政负担50%，市级财政负担20%，县级财政负担30%；属非国家、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由自治区财政负担40%，市级财政负担30%，县级财政负担30%；
（三）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和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救助金，由自治区财政全额负担；
（四）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救助金，由户籍所在地县级财政全额负担。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规定的扶助项目所需资金，由相关部门依据职能负责落实。
第二十六条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负责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的确认工作。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财政、人口和计划生育、审计、监察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资金按时足额到位、专款专用。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停止享受奖励扶助政策待遇，由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收回已领取的全部资金，上缴财政专户。
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追究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并追缴其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弄虚作假或以其他手段骗取奖励扶助金的；
（二）贪污、挪用、截留、克扣奖励扶助金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举报电话，鼓励公民和社会进行监督。
第三十一条各级人民政府要做好本办法与本地区相关政策的衔接工作。各市、县（市、区）现行奖励扶助制度规定的标准低于本办法规定的奖励扶助标准的，按本办法规定的标准执行；现行奖励扶助制度规定的标准高于本办法规定的奖励扶助标准的，可按原标准执行。
自治区鼓励各市、县（市、区）根据本办法的精神，制定配套奖励扶助办法或在本办法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奖励扶助标准。各地制定的奖励扶助办法，报自治区人口计生委备案。
第三十二条本办法所称的生育包含收养。
第三十三条本办法所称的奖励、救助与扶助资金具体发放的有关规定，由自治区人口计生委、财政厅负责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