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科学的定义篇1
关键词：管理学范式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F2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5）06（c）-0199-01
1关于范式的概述
1.1范式的起源与分类
范式一词起源于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中，认为范式不仅包括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的集合，还有具体性元素。范式一词的问世引起了科学界的震动，乔治・瑞泽尔认为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科学论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在哲学领域中，当然还有史学、传播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的范式理解，我们会发现学者们对范式的理解都是源于的库恩的范式界定中，各自的内涵因研究领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面对范式的内涵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philippewerner-wildner（2012）认为范式具有生物角度上的不同发展阶段：诞生期、黄金时期以及衰落期，每个范式间是可循环再生，而这个循环就是对其发展的证明。
2关于管理学范式
2.1管理学范式的定义
在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前科学时期到常规科学时期的转变，一个学科一旦出现了统一的范式以后，就进入常规科学时期。在管理学理论研究中，意大利管理学家乔万尼・多西（1982）最先提出了“技术范式”和“技术轨迹”。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F・德鲁克（Drucker，1999）认为管理学范式为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及实务工作者下意识地持有，通过各种各样的表述被包含在学科中的东西。赵晓毅和刘家顺（2011）界定了管理学研究范式是管理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途径和过程，是管理研究遵循的思维方式。
2.2管理学范式的分类
各个流派对管理学理论的不同见解形成各自的管理学范式，最早的要属布赖尔和摩根（Bllrren和morgan，1979）的定义，将其分为职能主义范式、诠释型范式、激进的人道主义范式和激进的结构主义范式。Crockett（2005）从文化的视角将当今管理学研究中存在的竞争性范式概括为四种：主流的利己主义范式、康德主义范式、社会――经济范式及德性范式。张闯（2011）从研究方法视角提出了管理学领域中的社会网络范式。可见无论学者将管理学范式如何分类，都可以纳人布赖尔和摩根的范式分类中。
2.3科学主义范式
现代管理学第一个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或理论形态起源于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管理学的各个流派，都要在对泰罗制的继承抑或批判之间做出选择或回应。胡国栋（2013）将科学主义范式的发展阶段作了总结，认为福特制与泰罗制完成了科学主义范式在管理中的奠基与定型；二战后，西蒙提出“有限理性”预设和数量模型、计算机的普及是科学主义范式在管理研究中的发展。但是，很多学者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了质疑，早前质量管理大师约瑟夫・朱兰就指出：沿用泰罗体系会使数百万充满智慧的人的才能得不到充分利用。针对科学主义范式维度的不足，人本主义范式对其进行了必要的修正。
2.4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的人文主义范式可追溯到玛丽・福列特，也有人认为是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梅奥等人的霍桑实验引起对人性的关注；人本主义强调一切思想和理论的诞生都应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能够揭示人的生命、等非理性存在的意义，反对将人认为为科学理性的存在。罗珉强调现代管理学和后现代管理学仅仅是对人本主义精神“述而不同”的解读。但人本主义范式也有自己的缺陷，它把管理学看成是完全由人建构的事业，从而忽视了技术。
3管理学范式的发展
那种将管理学范式人为地划分为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是错误的，这会阻碍管理学的发展。著名的美国女管理学家玛丽・福列特指出：永远不能把人与机器截然分开，并预言管理领域中人际关系的研究与对生产技术的研究密不可分。
因此，郭英和袁冬华（2009）从泰罗的思想体系的再阐释以及人文研究方法向科学管理研究的渗透两个方面分析了泰罗主义与人本主义管理范式统一的方式。郭晓（2012）就曾指出，以管理实践为对象的管理学研究，应构建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很多学者认为强调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文化主义范式就是当代条件下对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的进一步综合。
4结语
从范式一词的问世，到管理学理论的丰富，国内外学者、管理学各种派系都为管理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奠定了管理学范式的确立。通过学者对管理学范式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1）无论管理学范式如何分类，都离不开科学和人文的角度，这两大分支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管理学的发展史，它们是管理学范式缺一不可的组成部分。（2）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之间的缺陷和矛盾之处，并非不可调和，因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3）无论是从科学主义范式到非科学主义范式的转换，还是科学主义范式到人本主义范式的过度，亦或者是文化主义范式的兴起，其中都包含了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的成分。没有绝对单一的管理学范式，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是彼此包含的，只是侧重点不同。（4）未来管理学范式的发展也必将是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的综合，而我们要做的只是调整二者在不同环境下的比例，研究因地制宜的管理学范式。
国内学者对管理学范式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大警示：范式与一国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我国管理学的发展起步较晚，在范式的研究上也是以西方管理学理论为基础探讨我国的管理学范式。因此，未来我国管理学范式的发展必然是，构建面向“中国问题”的管理学研究范式，在社会主义大环境下，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将是我国管理学范式发展的核心要素。
参考文献
[1]罗眠.构建管理学学科体系的研究范式和经验法评析――兼与张远凤同志商榷[J].管理学前沿，2003（2）：24-28.
[2]张闯.管理学研究中的社会网络范式：基于研究方法视角的12个管理学顶级期刊（2001一2010）文献研究[J].管理世界，2011（7）：154-162.
管理科学的定义篇2
关键词:管理科学;实证主义;管理科学
任何一门学科的构建都要经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通常借助其它学科应用、证实科学合理的方法和工具,汲取相关学科的研究精华,方能自成体系,对本学科要解释的现象和事实言之有道。否则,必定独木难支,经不起推敲与论证。管理学科也不例外。从20世纪初泰罗开创科学管理以来,各种管理理论纵横交织、竞相绽放,一直处于"管理丛林"状态,没能像自然科学或经济学一样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体系。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有自身特点;二是管理学科中应用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从两方面原因的关系来看,前者决定后者。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自身特点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般而言,对管理科学问题的研究可以通过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属类进行梳理,从管理学科与自然科学、人文学科不同研究内容和方法出发,探讨管理研究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不同。基于这种不同引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科学研究和思辨研究。科学研究是运用客观、实证和规范的研究方法获取知识的过程,研究对象要求具有可直接测量、重复出现和便于验证等特征,研究结果推崇精确性和有效性。思辨研究是研究者运用直觉判断和个人洞察力获取知识的过程,研究对象不易直接测量,研究过程难以清晰表达,研究结果不便于检验,主要靠切身体会。
从管理科学问题研究涉及的对象特点看,科学研究和思辨研究不可替代。因为我们已经十分清楚的是,管理问题既有科学性,也有艺术性。但是也正是基于“科学研究与思辨研究究竟孰轻孰重”的问题的争论,产生了管理学科长久以来百家争鸣的格局。这其中,管理科学作为管理学的重要分支,一直以坚持管理研究工作中的科学性作为解决管理问题的核心手段。自20世纪开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伴随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思潮的延伸,管理科学已经发展形成为以实证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以问题为基本导向,遵循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再到对策建议”这一基本流程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
可以说管理科学以实证主义为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学科背景特点的。归结起来,实证主义有如下特点:实证主义有下述几种基本特征:(1)以现象论的观点为出发点。现象即实在,是有用的、确定的、精确的、有机的和相对的,与现象的这些属性相对应,“实证”一词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一切知识都是对这些现象的共存和相继的描述。实证主义者把现象当作一切认识的根源,要求科学知识是“实证的”。(2)对经验进行现象主义解释,主张从经验出发,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认为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可以得到科学定律,强调经验上的实证对科学理论的重要性。(3)把处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作为其理论的中心问题,带有一定程度的科学至上和科学万能倾向。实证主义者认为,唯有确实根据的知识者是科学的;科学即实证知识,它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最高阶段;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以及社会大辩论况都要靠实证的科学方法;科学和科学方法使哲学也成为实证的。
然而,近年来,对于采用实证主义对管理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受到了一些质疑。大体上,多数反对用实证主义研究管理问题的人士认为管理科学和实证主义缺乏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他们认为管理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主观问题。某著名行为科学研究学者认为:"作为管理研究对象的管理者和企业成员是生活在现实中有各自价值观念、个性、偏好和情感的人。管理研究就是旨在发现、辨识和解决管理领域中烙有人的活动烙印的各种问题。所以,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对在不同的管理情景中带有人的主观倾向活动进行适当归类和处理是任何一中研究方法都不可回避的问题。要梳理、辨析各影响因素的关系和影响程度,不是设上几个变量,引证几个模型就可以讲清楚的。需要从全方位、多角度动态的审视管理系统。如果只是为了给文章增加点“科学”的味道,便于求证而使复杂的管理系统归结为几个单薄的变量关系,这就有点削足适履、牵强附会了。“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定管理科学遵循实证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定量方法分析管理问题的研究思路。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管理科学在管理研究领域的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国内外大型企业对管理科学的日益重视,已经说明管理科学在处理复杂的管理问题特别是系统集成问题上的不可取代的无限潜能。管理科学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管理科学是万万不能的。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管理科学遵循的一套从假设到求证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其实,对于管理科学研究的研究问题,最后的结论部分才是问题研究的重点。这里与科学研究区别最大的即是人的主观因素的整合。可能一个被认为是最优解的结论实际上在受到组织结构和领导者偏好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这些主观的非结构化的约束往往是很难在一开始就能够考虑进入模型的约束条件中的。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会发现实证主义对于管理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影响。当然,我们灵活运用实证主义思想,将实证主义与人为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避免单纯注意管理问题的科学与艺术性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特别是通过加强对人为主观因素的考量,将使我们能够以更全面的观点看待管理问题,利用定量方法的结论更好地为管理决策服务。
参考文献:
[1]郭奕杉.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兴起[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1).
管理科学的定义篇3
论文摘要：科学管理是一种教育管理工作方式。科学不同于科学主义，科学管理不同于科学主义管理，科学管理有自己的内涵与特征、产生与发展及限度。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一方面要提升科学管理水平，另一方面要批判和防止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的倾向。
一、科学管理的内涵及特征
(一)科学的内涵
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管理，首先对科学要有正确的理解。“科学”一词在西方有比较严格的界定，英文中“science”是naturalscience的简称，意指自然科学。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w.C.D丹皮尔在其著作《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说:“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研究。”“科学主要是追求纯粹知识的自由研究活动。”“科学按其本性来说，就是研究自然界的规律性的。”罗素认为，科学是诉诸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诸于权威的一切确切的知识。“确切的知识”，是指“从经验得来的知识”，即关于有限领域的、具体对象的、一定程度精确的或有实证根据的知识，而不是靠信仰得来的知识。我国著名学者赵震江教授与罗素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语境中，科学一般假设世界是有序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必然性的判断是可以通过经验，特别是观察来证实或证伪的，对客观世界的经验是可以通过对条件实施控制而重复证实的。我国1987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将科学规定为“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社会科学大词典》将科学规定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体系。”
我们认为，科学有两层含义: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手段、科学组织、物化的科学成果等知识体系部分，属于科学的“形而下”层面;而在追求客观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思想、科学信念、科学精神等组成的价值观念体系，则属于科学的“形而上”层面。正如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J·D·Birnal)所指出的:“科学是对未知的发现，是在非常不可预见的要素之中的发现。”“科学可以作为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系统，一种维持和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
科学不同于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在哲学上是指由于科学的过分膨胀而导致的对科学的工具价值和科学原则的无限扩张，以致视科学为万能。”而“科学是不断地追求真理的活动。科学精神是一种正确地对待科学的态度，科学精神就是求真。科学自信而又老实地坚持‘世界是能被认知的，但它将永远无法被完全认知’;因而求真也是一种宽容的精神，因为真理是要不断被批判和检验的。”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有自己的范围和限度。
(二)科学管理的内涵
对于科学管理的涵义，研究者也有不同的看法。萧宗六先生在其所著的《学校管理学》中指出:“所谓科学管理，一般是指凡是经过反复实践并证明能够提高效率的，是合乎客观规律的管理，它的含义既包括运用现代管理理论、现代管理技术的管理，也包括运用成熟的管理经验、讲究管理方法而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地管理。”“科学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最初是由美国人泰罗(F·w·taylor，1856-1915)提出来的。------20年代末科学管理则从‘动作与时间’的研究转人人际关系学的研究。”萧宗六先生所谓的科学管理可以包括经验管理、古典管理和行为科学管理。顾明远则在《教育大辞典》中从两个方面对“科学管理(scientificmanagement)”作了解释:(1)指按客观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组织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的理论与实践。其理论、方法随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完善。(2)古典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美国管理学家泰罗创立的一套企业管理制度，亦称“泰罗制”。周祖城先生认为科学管理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泰罗及其追随者所倡导的一种管理学说;第二层含义是指“科学地进行管理”或“科学的管理”，区别于凭经验的、盲目的管理。他还认为，这两层含义差别很明显，前者是特指的，特指管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或一种学说;后者是泛指的，泛指灵活运用一切已为人类社会实践所证明的科学的管理理论、思想、方法等进行管理。
我们认为，科学管理是指教育管理行为遵循教育和管理规律，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采用科学的、理性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实施管理的一种教育管理方式。科学管理方式相信科学理性;注重把调查、统计、测量、实验等科学研究方法所获得的结论，作为管理行为选择的依据;注重对管理对象、管理过程和管理效果进行量化分析，以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它包含两个层面:“形而上”层面就是科学管理相信科学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求真的科学精神;“形而下”层面就是科学管理有自己的特点和限度。
科学管理作为一种教育管理工作方式(或称科学教育管理)，有别于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科学主义的教育管理是一种绝对的管理观，可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的人性观:唯科学理性。科学主义认为人性就是人的科学理性。人的作用在于，一是运用自身的理性认识发现科学知识，并且去掉人的价值理性以及非理性的干扰，做到“价值中立”;二是人必须相信和服从由理性得到的科学知识。管理的世界如同自然世界，人只是有科学理性的人，作用在于认识管理规律和服从规律，甚至人本身的思想和行为也是有客观规律的，是管理中的确定因素，是一种可以计算的“资源”。第二，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的管理方法:科学方法万能。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强调四个方面:一是将对象理想化，即自然科学研究首先必须将对象进行分析和隔离，把对象理想化;二是数量化，在简化对象之后，还必须用数学公式将其确定表达出来;三是最优化，所有规律都是反映最优状态的，而不是反映现实状态的;四是程序化，科学制定的步骤要严格遵循，每一步都不能出错。科学主义主张标准化、定量化、最优化、程序化是最好的管理方法。第三，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的管理目标:效率的最大化。科学主义教育管理对人进行“经济人”假设，运用理想化、定量化、最优化、程式化的管理方法，其目的就是选择最优化的方案，使教育管理达到最大化的效率。追求效率实际上就是追求最大化的标准。第四，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的组织结构:单一的科层制。科学主义的思想体现在组织结构中就是科层制。科层制是建立在理性行为基础之上的权力结构。理性权力在整个组织中的设计，采用的是能直接控制人员的活动，并使活动达到具有高度可预测性的程度和能发挥其最大的效率。这是科学主义的思想。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认为，科层制是教育的唯一组织结构，不管是教育行政还是学校管理，都要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权力的层次结构，这样才能保证教育组织效率最大化。
(三)科学管理的特征
1.科学管理是一种相信科学理性的管理方式。科学管理方式确信教育管理是有规律可循的。教育管理需要用严格的方法来收集、分析、整理数据，建立假设并对假设进行检验、论证，然后用于实践。科学管理承认教育管理是一门科学，管理要以事实为基础。“以事实为基础的管理和以经验为基础的管理的区别不在于管理时是否提供事实，而在于以什么态度来提供事实。把管理决策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还是主要依赖经验而把事实作陪衬。”科学管理强调全面占有事实，全面收集信息，系统分析信息，然后作出决策。这是一种相信科学理性的态度，是一种求真的科学精神的体现，而科学精神本身是教育管理内在的追求目的。
2.科学管理是一种注重定量分析的管理方式。无论是经验管理还是行政管理，对管理对象和管理过程的分析都止于问题的性质、特点、规律、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处理方法等定性层面的研究，人们不会为管理对象去设计一个数学模型，去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决策等。科学管理方式不仅对问题进行定性分析，还要对问题内在深层的本质特点进行量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决策。例如，对于学校办学规模和成本效益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学校办学规模小则成本效益低，办学规模大则成本效益高。这是一种定性分析的经验性结论。教育经济学利用数理统计手段对学校办学规模与成本效益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结论:学校办学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有一个临界点。当学校规模较小时，随着规模的扩大，其生均成本降低，同时固定资产的使用率提高，办学效益随之增加;当规模继续扩大，超过临界点时，生均成本的下降趋势开始变得不甚明显，甚至有上升的趋势，这时固定资产使用率的变化也趋于缓慢。因此，学校办学存在一个适度规模的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科学管理的分析方式。
3.科学管理是一种综合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手段的管理方式。科学管理方式将系统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教育管理中来，形成了整体优化原则、动态平衡原则、合理组合原则、开放闭合原则、信息反馈原则等一系列的管理原则。科学管理将数学、统计学、计算机及传播学等科学的技术手段引人教育管理，为教育管理工作提供具体的技术手段，如教育调查、教育测量、教育预测、教育规划、教育实验、教育统计、教育诊断、教育评估、计算机辅助管理等。
二、科学管理作为一种教育管理工作方式的产生与发展
(一)科学管理方式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泰罗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经济快速发展，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但由于管理落后，生产混乱，劳资关系紧张，工人“磨洋工”现象大量存在，企业效率低下。泰罗认为，企业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管理部门缺乏合理的工作定额，工人缺乏科学指导。因此，必须把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系统运用于管理实践。基于此，泰罗提出了科学管理的一整套理论，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提出工人操作的每一动作的科学方法，以代替过去单凭经验从事的方法。第二，科学地挑选工人，并进行培育和教育，使之成长成才，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工人选择各自的工作，并各尽其能地进行自我培训。第三，与工人密切合作，以确保所有工作都按照所制定的科学原则行事。第四，管理者和工人的工作和职责几乎是均分的。管理者应该承担起那些自身比工人更胜任的工作，而在过去，管理者把几乎所有的工作和大部分职责都推给了工人。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引发了科学管理运动。首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大学里正式学习管理学课程以及对企业领导进行教育的必要性。其次，随着科学管理逐渐进人美国工业的实践，它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激发了英国、欧洲大陆、苏联以及日本的兴趣。最后，其他领域开始感受到科学管理的影响，而且通过在组织结构、政策、指导原则以及新兴大型企业中的表现，科学管理的思想超越了工厂管理而扩展到一般管理。科学管理为效率和理性提供了一种声音，既有实践的目标，也有理论的内容。科学管理反映了它所在时代的精神，为其在教育管理领域中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二)学校教育的发展催生了科学管理方式在教育管理中的运用
20世纪初，美国的公共学校教育迅速发展，学校管理面临着新的棘手间题。同时，国家和社会用于教育的开支不断增加，巨额的教育经费引起社会人士对学校工作的关注，他们开始猛烈抨击旧的学校管理方式，向学校要效率，迫使学校管理人员开始借鉴泰罗的科学管理方式。20世纪头10年的教育科学化运动也强调科学方式在教育管理中的运用。“教育科学”运动的奠基人爱德华·桑戴克断言:“我们可以客观地研究人类的行为”“人性的真实情况可以被制成供量化的科学进行研究的材料”。“教育科学”的方法被承认为管理的基本工具，并对教育管理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1913年弗兰克·斯波尔丁(FrankSpaulding)和富兰克林·鲍比特(FranklinBobbitt)将科学管理的思想运用于教育管理实践。斯波尔丁将注意力集中在量化方法的重要性并将它作为记录、分析和比较教育的产品和成本的手段。他将科学管理的技术运用于编制预算、计划资金和控制教育经费等方面。鲍比特认为，教育管理有必要借鉴和应用科学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在他看来，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可以用来应对城市学校所面临的管理方面的挑战。他在论文《用来解决城市学校系统问题的若干一般管理原则》中写道:“在那个多数人都谈论着‘科学管理’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可能性时，似乎就值得研究一下这种比较有效地管理形式的原则，以便弄清楚是否有可能应用这些原则解决教育管理和监督方面的问题。”由于学校教育的发展，斯波尔丁和鲍比特将泰罗的科学管理概念引进教育管理，促进了科学管理方式在教育管理领域的发展。
(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管理方式在教育管理工作中得到普遍推广
科学管理方式需要采用现代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技术手段对教育管理进行科学分析与管理。继泰罗制与科学管理运动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行为科学理论提出，开始了对人的行为规律和人际关系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将用于战争的运筹学、数理统计引人工业管理与教育管理;此后，经济学、工程学、数学和统计学的新成果及信息技术，都被用于解决教育管理活动中的复杂问题，而这些复杂问题靠经验管理和行政管理方式是无法解决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管理科学日臻完善，尤其是系统科学提供的系统分析的思想、原则、方法和手段为管理决策提供了新思路;同时，预测技术、线性规划技术、网络技术、系统分析、计算机辅助管理等逐渐进人教育管理领域;教育统计、教育测量、教育评估、教育诊断、教育预测、教育规划、教育决策、教育质量管理等成为常规的教育管理理论和技术手段。这些为科学管理方式在教育管理工作中的普遍应用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技术基础。
三、科学管理作为一种教育管理工作方式的限度
科学管理方式以反映教育规律和管理规律的科学理论为指导，采用现代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技术手段来实施教育管理;注重把调查、统计、测量、实验等科学研究方法所获得的结论，作为管理行为选择的依据;注重对管理对象、管理过程和管理效果进行量化分析，以提高管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其主要优点就是前文所阐发的相信科学理性及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体现的科学精神。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一下科学管理方式的限度。
(一)科学管理方式难以用于非理性因素的分析
科学管理方式注重理性的逻辑分析，长于量化的数据处理，强调直接的因果关系。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在教育管理中存在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如人的经验、情感、意志、灵感、直觉、创造性、机会等，这些是无法按科学方式进行定量描述的。
(二)科学管理方式难以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
教育管理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教育管理的主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人。人是有着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立场、习惯、情感、价值观。在用科学管理方式处理教育管理活动中的各种问题时，这种主观因素不可避免地渗透其中，使分析的结果带上主观色彩，影响决策的客观与公正。比如，学校管理中有学生评教。每到学期末，学生按照学校设定的教学指标体系给任课教师打分，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量化评估，再由教务部门将每一个班级全体学生的打分相加并计算平均数，得出每一位教师该学期的教学质量评估分。这个学生评估分数将进人教师的教学档案，成为教师教学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理论上，采用这种方式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评估是科学的，它似乎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难以给教师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样得出的教学质量分往往不具有可比性。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大家公认的好教师得到的评估分出现比大家公认的教学效果较差的教师得分低的现象。如果分析原因，就是统计学中的不同样本不具有可比性原理，不同班级的学生具有不同的群体评价标准，有的班级学生打分松，有的班级学生打分紧。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评价教师的教学工作缺乏公正性，这样的评估分数掺人了主观因素。
(三)科学管理方式难以用于模糊性因素的分析
管理科学的定义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企业管理；应用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产生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联系观点、发展思想、实践思想的科学完备的概括、总结和论证。辩证法囊括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介绍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体，人的本质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每个基本原理都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三个维度科学地揭开了世界普遍规律的神秘面纱。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条件。在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断地激化，愈演愈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日益明显和尖锐，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实践基础和阶级基础。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的发现突破了自然界中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观念，这些自然科学的新进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科学基础和强有力的自然科学论证。同时德国古典哲学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的“合理内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当时欧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概括和总结，是对人类哲学思维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发展的积极成果的继承。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斗争的思想指南，是指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论秘籍，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辩证关系原理、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等基本原理都可以很成功地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
（一）企业管理中的以人为本哲学
管理从概念上来讲，就是对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配置、领导和决策以达到企业预定目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决策是处于核心地位，贯穿于管理过程的始终。人是决定企业成功与否的最致命因素，领导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人性的理解和把握，一切计划和决策的组织和实施中，必须开展有效的过程控制从而及时进行衡量与纠正。管理无非分为管人和管事这两大板块。在企业所有的可利用资源中，人是唯一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元素。人既是管理活动的组织者和承担者，又是管理的对象和内容，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是管理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企业应该更多的体现人情味，彰显人文关怀。这也是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制定过程中认真考虑的首要问题。对人的本性的认识问题是现代管理学中的需要作出解答的重要问题，在西方管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从19世纪20年代泰勒、法约尔的“经济人”假设(人天生懒惰,必须用强制和严惩的方式严格管理)，到梅奥的“社会人”假设(人愿意实行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同时人有社会需求，在一定条件下会主动地追求责任，存在非正式组织)、麦格雷戈的X—Y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以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乃至20世纪70年代莫尔斯、洛西的复杂人假设（人是复杂的，在不同的情境中会有不同的需求、动机和表现形式，存在个性差异）和权变理论，对人的认识不断发展和深化。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早就形成了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认识。1845年，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换句话讲，人的本质或人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相应变化的。人不仅是一个自然人，更是一个社会人。人最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属性。人无时无刻不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对人性的不同理解也会产生不同的领导行为，人性的不同需求和表现就要求有不同的管理方法，这也是由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决定的，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性观。
（二）企业管理中的唯物主义哲学
在现代企业的管理与决策中，要树立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在企业日常经营中自觉地加以运用，从而保证企业的良性发展、健康发展、稳定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哲学，它强调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建立在这一原理基础之上的。作为现代企业的管理人员，要在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有一些个别的私营企业，每逢初一十五就要祭拜天神以求得企业的健康运行；另外还有一些企业领导人把经营失败或决策失误归咎于“天亡我也，非战之过”，认为是时运不佳；或者不做好详尽的背景调研而一拍脑门地决定，寄希望于奇迹的发生或者撞大运，这些做法都是不符合唯物论的。没有人会为过去而决策，决策一定是为了将来的结果而进行，这就意味着决策本身就很难完全地符合常理，特别是遇到一些风险型决策和不确定型决策的时候。而中国人又往往都很容易迷信，缺乏科学的信仰，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信念，所做的决策就很容易陷入唯心主义的误区，从而影响企业的健康运作。
（三）企业管理中的实践哲学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也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达到对世界的更深层次的体悟与认识。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决策必须要符合实际状况，坚持理论创新，用实践来检验一切。科学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因为科学决策的依据和基础是对客观实际和基本信息的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只有坚持实事求是，而不是从思维和主观意愿出发，只有客观地分析问题，而不是凭直觉观察问题，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准确可行的决策。因此必须注重实践，正如同志所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在企业中经常会出现基层群众与各个职能部门之间或者与高层领导之间的矛盾，其中许多都是因为制定的规章和制度、下发的政策偏离了实际。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必须深入实际，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再到实践，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将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相结合，不断往复，无限发展，有的放矢，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四）企业管理中的联系与发展哲学
随着管理的不断发展，现代管理理论日益完善，并融入了非常多的新内容、新思想、新概念。现代管理理论中强调，基于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进行科学的决策制定、以目标为导向因地制宜的实施方案以及系统论和大局观思想的运用都体现了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客观规律。企业中的各个部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协调作战的。如果每个部门只考虑自己的得与失，忽视整个企业的利益与发展命运，就会导致企业的破产。企业与各部门之间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整体离不开部分，部分也离不开整体。企业就是一台机器，而各个部门就是组成这台机器的零件，没有各个零件的配合与协调，这台机器就会腐蚀。发展是一种前进上升的运动，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排斥和否定。发展的实质是“扬弃”，是批判地继承，是合理地吸收，是辩证地对待。坚持发展的观点，就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问题。在制定企业的发展前景和发展目标时，应该把企业的利与弊分析透彻，把投入与产出做对照，同时吸收以前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可以借鉴其他公司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综合地评价和评估。
三、结语
西方的现代管理学理论是基于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业化成效以及当时经济大气候和文化背景的渲染而逐步确立起来的，特别是以高科技信息产业为核心的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科学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正确、客观地对待和分析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既要求我们大胆地借鉴，又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要有保留有摒弃，要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要研究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视哲学的探究与学习，是管理行为自身属性的要求，是管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借鉴和吸收西方管理学成果的需要，也有助于在不同的管理领域架构起沟通的桥梁。哲学思维有利于管理理论的更新与成长，也有利于管理思想的升华。从哲学层面来看，管理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实践活动，它是以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为客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和社会的本质及发展规律，使得我们可以科学地认识人和社会进而科学地认识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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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的定义篇5
[关键词]后现代教育理论；财务管理；本科教育
一、财务管理本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0多年来，我国财务管理本科教育与其它专业教育一样，遵循现代教育理论，采用现代教育的培养模式、教学方法和手段，为培养财务管理专门人才做出了艰辛的努力，财务管理本科教育在规模数量、质量、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对我国财务管理专业教育的现状并不满意。目前，我国财务管理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教育目标不明确
财务管理学专业从独立出来开始。其教育目标始终没有被明确地界定过。甚至于那些致力于财务管理学教育的教师和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对财务管理学专业的宗旨、目标、前景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认识。虽然也有学者对财务管理学专业教育目标下过定义，如汪平的“致力于财务理念和理财技术的训i练，以培养专门化的、高素质的理财人员为直接目标”，“本科阶段财务管理教育的基本目标可以确定为：培养一流的CFo”。但这一目标定位具有明显的理性主义色彩，教育目标单一，过分强调培养“完人”，忽视人的个性发展和学生批判能力、社会责任感的建立。
(二)财务管理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与人才培养目标不相适应
经过10多年的努力，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形成了四种类型：一是公共基础课，是学生学习专业课的基础，是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二是专业基础课，是学生必须学习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的课程，是为学生学习财务管理专业课打基础的；三是专业课，是集中体现财务管理专业特点的中心课程，包括专业理论课和实践环节课程，具有一定的职业倾向；四是跨专业、跨学科课程，是为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而设立的，多以选修的形式开设，以利于学生在专业化基础上向综合化方向发展。这种课程体系构建目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总体模式的缺陷；二是具体内容不完善。
1 从总体模式上看。这种课程体系安排的基本特点是：财务管理课程定位于教学目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教案等显性文本，追求的是标准化的答案和思维，忽视课程的生成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课程按学科领域的知识内容分类设置，重视学科的完整性、理论叙述的详尽性、思想观点的统一性、结构体系的严密性和教材编写的规范性，它是一种凝固的、静态的课程，与教育创新和培养学生独立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怀疑精神的要求不相适应。
2 从具体内容上看，上述模式下的财务管理课程内容存在不完善性问题。在西方，企业财务管理已走过百年历史，财务管理的课程水平较高，形成了由金融学、管理学、会计学、理财学等学科门类构成的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即便这样，西方理财学原理的内容也相对较弱，特别是它过分注重财务管理的技巧性、忽视人文性的特点很明显。在国内，目前学术界对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争议较大，以专业核心课的安排及内容为例，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按财务管理的内容安排；二是按财务管理环节安排；三是按财务管理的主体安排；四是按财务管理的知识层次安排。争议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结论，而且教学实践中矛盾突出，如内容重复、遗漏、老化等。
(三)教学过程的封闭性
钻研教材和设计教学过程是财务管理教师的中心任务，教师把学生作为某一抽象的群体来认识，教学过程的设计思路依据逻辑顺序，分解一系列问题和习题。为了教学的顺畅进行，教师要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措施、具体教学进度、课堂讲授内容及具体环节作出精密、细心的安排。上课只是努力实旋教案的过程，教师引导学生走向教学预案。课堂只是教师预案的回放与展示。这种“录像式”的封闭式教学过程忽视了作为独立个体、处于不同状态的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多种需求和潜在能力的开发。
(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单一性
我国财务管理的教学在方法上承袭了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典式；二是讲座式：三是推导式；四是科普式。特别是在教学方法上，只重视具体理财技术的传授，而对具体的技术方法外的人文社会知识关注不够。财务管理教学对培养学生的财务思想、职业判断能力和综合素质方面不够重视，只大量地讲授财务的计算，情景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网络导向法、试验教学法等符合财务管理教育特点的教学方法没有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教学手段方面，以黑板、粉笔为主的传统教学手段仍占主导地位，教学课件往往被作为板书的替代物，对网络和多媒体、教学资源库等现代教学手段的应用远远不能适应人才培养目标的教育要求。
(五)教学效果评价的片面性
目前，财务管理教学效果评价仍然是以理论为主、笔试为主，以知识的死记硬背为主。“标准化测试”盛行，评价指标单一，评价方法单一，忽视了财务管理实践的开放性、多元性、不确定性，不能为学生的创造性的、不同的见解留下空间。
二、财务管理本科教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植于现代教育理论下的现代教育模式的固有缺陷是其主要根源。支撑现代教育的思想支柱是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认为人有一个普遍的本质，因而主张用统一的手段达到一个统一的目标，在这一理念下建构的教育模式的固有缺陷表现为：
(一)理性的预设过程
现代教育理论基于理性主义，主张教师充当先行组织者的角色，在理性、集体、制度、秩序的原则下，预设理性的教育目标，并在目标的导向下，把严密组织好的、有顺序的、带有结论性的材料提供给学生。于是在教育实践中便有统一的培养目标、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评价方案，这种预设有助于缩短学生掌握间接知识的时间。但是，它忽视了学习的动态生成性。
(二)封闭的教学过程
泰勒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论述了课程实施的四个步骤：教学目标的预定；教育经验的选择；教育经验的组织；教育目标结果的评价。这种现代教育观认为：目标必须预先确定，而且一旦确立就无法更改。其它三个步骤都是围绕目标是否实现而进行的，这四个部分构成一个孤立的可循环的系统。
(三)单向的输出过程
现代教育观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处在一个与学生因素和环
境因素构成的复杂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师是知识的权威、学习的榜样，处于控制和支配地位；学生是旁观者，是预定真理的被动接受者、知识的容器，处于受控制、被支配的地位。
(四)工厂化的制造过程
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取得长足发展，一些人把用来提高工厂生产力的模式――科学管理模式用于教育领域，使教育以效率、标准化为基础，他们认为，如果工人包括教师能够按令行事，那么就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制造更多的产品。正如丘伯利在《公立学校管理》中所说：“学校是将原材料制成产品以满足生活中各种需要的工厂”。通过这种方式，作为原材料的青年，便被磨制成没有个性，但标准化了的产品。
三、后现代教育理论视角下的财务管理本科教育
在国外，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教育研究、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具有积极的、肯定的影响和贡献。
后现代主义在教育中的运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将后现代教育作为研究对象，如利奥塔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集中陈述了知识价值的变化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此种形式只占少数；二是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点引人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中。此种形式占多数。相比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著作，有关后现代主义教育的著述并不算多，真正产生影响的则更少，主要有：斯拉特瑞著《后现代时期的课程编制》；罗宾・厄休与里查德・爱德华兹编《后现代主义与教育》；威廉姆・多尔著《后现代主义课程观》；皮纳著《课程理论化：概念重建主义者》等。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以及运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学者的理论立场和观点各异，所论述或涉及的教育问题也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教育目的，有的侧重于教育制度，有的侧重于教育研究方法，有的侧重于教育的认识论基础。有的则侧重于学校课程等等。不过后现代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一般均对教育的认识论基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利奥塔尔和罗蒂对后现代知识论的观点是突出代表。
后现代教育理论在国外已经成为相对完善的体系。尽管如此，笔者还没有发现将后现代教育理论直接用于财务管理教育研究和实践的事例。
后现代教育理论反对权威和去中心化、倡导多元化和差异性、提倡交流与合作、鼓励自我意识和创造性、强调平等关系的教育主张，对于克服现代教育理论的固有缺陷是有益的。特别是后现代教育观的主张与财务管理学科特点和专业特点的融合性，为我们研究财务管理本科教育理论和进行财务管理本科教育实践提供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角。
(一)批判科学主义，有助于我们在财务管理本科教育中以人文视角理解财务管理本科教育的真正使命
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摆脱单纯的“技术”视角，而从“技术”视角和“人文”视角思考财务管理本科教育的真正使命，思考财务管理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一流的CFo，还是培育人格、关注人生、关注人生意义的实现。
(二)否定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有助于我们在财务管理本科教育中采取“复杂思维”方式
后现代主义对二元对立思维的消解，有助于我们将财务管理实践的复杂性、多层面性、不确定性特征纳入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中，并对财务管理本科教育进行复杂的、有机的建构。
(三)质疑理性主义，有助于我们在财务管理本科教育过程中重视人的“全面性”
从后现代主义对理性主义的解构中，我们应该置换财务管理本科教育的视野，一方面，关注生活与教育的密切联系，不能将教育仅仅视为一种传授理性知识、发展理性能力的活动，而应将教育视为一种生活，一种以精神交流和意义创生为主要目的的人的生活；另一方面，要重视人的全面性，使人成为一个既有理智又有丰富情感的健全人，而不是标准化了的“理财工具”。
(四)消解权威话语，有助于财务管理课程和教学的建构
在后现代教育理论看来，权威背后是三大主义：一是基础主义，真理是一切知识之为知识的基础，是全部学科围绕的中心及思想统一的标志；二是表象主义，其实质是主张以理性的、知识的和理论的态度看待一切问题，从而将科学、理性等推上了优先地位；三是普遍主义，其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对权威话语的解构，启示我们应该消除财务管理本科教育中的权威话语的影响，建构多元化、差异化、开放化、平等化、本土化、动态化的财务管理本科课程和教学体系。
由此，笔者认为，从后现代教育理论出发，研究财务管理本科教育理论和进行财务管理本科教育改革，既有实践意义，也有理论意义。
管理科学的定义篇6
古典教育组织理论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以及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出生在美国，在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公司工作。为使企业管理由一种随意的、经验式的管理变成科学的管理，泰罗从研究工人劳动时间和工作方法开始，对生产管理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形成了科学管理理论。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标准化管理和计件工资制，科学地培训和选择工人，协调作业人员和管理者，使企业形成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和严格的管理制度。现代教育管理思想大都可以追溯到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高校管理仍然可以应用泰罗的管理理念，讲求效率和科学，利用标准化的手段进行考评和过程管理，实行奖惩制度，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实行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分工协调，使行政管理人员充分高效地为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服务。高校人力资源部门对教师采取聘任制的管理方法，择优录取教师，建立竞争机制。同时，高校人力资源部门也要培训教师，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促进教师专业素养与个人素养的提高，通过考评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学水平和实践能力。亨利•法约尔（HenryFayol）是法国科学管理专家，他在实践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般管理理论”。一般管理理论着重讨论管理原则的理性化和科学化，重视组织这个整体，认为“管理就是预测和计划、组织、命令、协调和控制”。高校作为一个以知识为核心的组织，其管理活动也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例如，高校要制订本校的长期、中期、短期发展规划，对学校的设施设备、师资配备、招生人数等做出预测和谋划，由学校各职能部门制订本部门的年度工作计划、教师制订学期和学年教学计划等。高校的组织管理始终围绕学校的发展和改革，协调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预测、控制学校的未来发展前景，服务于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促进文化传承和知识创新，最终达到让学校这一组织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目标。法约尔提出了管理的14条基本原则，其中公平原则、首创精神、团队精神等理念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应得到很好的借鉴和应用。韦伯的理论重视组织的制度建设，重视下级服从上级的科层制建设，而人在组织建设中并不重要。在他看来，传统的管理主要凭借的是“世袭权力”或“魅力权力”，而现代社会管理则凭借以法律为基础的权力，所有的人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事，是职位规定人的行为，而不是人的行为规定职位。当前韦伯的科层制在高校行政管理中的现实痕迹较深，中国高校的机关化、科层化现象十分严重，高校行政人员的级别设置与政府机关的科层模式十分相似，致使高校成为一个追逐名利的行政化场所。中国高校管理的“去行政化”呼声虽然很高，但成效甚微。“去行政化”要去除行政级别，实现“教授治校”，由学校的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行使为教授服务的职能，教授民主决定学校的重大事情。另外，高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完成组织协调、运转的功能，以适应外部环境的需要。因此，高校的“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要强化依法治校，加强教育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体现公正、公平的原则，保证合理利用并整合教育资源，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保证高校发展的理性和稳定。
二、人本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及其应用
澳大利亚的美国行为科学家乔治•埃尔顿•梅奥在1927～1932年美国西方电器公司进行的“霍桑试验”，证明了工人的积极性更多地与人的精神因素有关，奠定了人际关系学说的基础。试验显示，当工人发现自己被关注时，尽管物质条件没有被提高，但工作效率却明显提高。霍桑实验以及梅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际关系学说，提高了管理中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认识，为人文主义管理思潮拉开了序幕。教师是高校这一特殊组织中与知识和文化打交道的特殊群体，以传承知识、创新文化为己任，往往更重视精神层面的获得。被尊重、被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是教师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共同的理念和道德标准形成了独特的教师文化，对学校文化的营造和认同是他们努力工作的主要动力。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意识更多地来自于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工资待遇和物质条件因素在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中不占主导地位。他们更重视自身的修养和人格魅力，重视校园的文化氛围和工作软环境。因此，在高校管理中利用人际关系理论，营造良好的教师文化和校园氛围，让教师在一种愉悦的文化气氛中工作，有利于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作为早期人本主义管理理论，杜威的民主教育管理理论以“民主”为核心，重视教师在学校管理中的参与，强调师生共同参与，提倡学生自治。杜威认为，教师既是一个领导者又是一个引导者，学校要尊重教师对于管理的参与，尊重教师的价值和尊严，给予教师参与管理的权力和自由，改变传统的权威主义领导方式。传统的管理用权威、命令、集权的领导方式，与高校教师的管理愿望相背离，不利于教师对学校组织运作方式的认同和积极参与。相反，高校的分权式管理、民主管理能充分调动教师群体的聪明才智，提高教师对学校管理的参与度，有利于学校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全校的人力资源，共同应对学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促进学校的改革与发展。高校的民主管理目标还要与教师及学生的发展目标相一致，将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与学校的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到20世纪70年代，具有不同哲学背景的人文主义学者形成了人文主义教育管理流派，与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相对立，如格林菲尔德的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霍金森的教育管理价值理论、福斯特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萨乔万尼教育管理文化理论。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更关注组织中的人以及人的非理性方面，如人的意志和情感、动机等；更专注人的价值理性和伦理理性；批判阻碍人的自由的社会制度，表达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强调高校教育管理要研究人的主观性的表达。高校教育管理活动必定是人的活动，而且最终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高校教育管理应该是教师和学生的意志、目标、动机和价值的表达。在价值多元的社会背景下，高校教师和学生在价值取向以及非理性、情感、动机、智力、体能、个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如何重视教师及学生的个体生命、个性特征，是高校管理实行“以人为本”理念的关键所在。
三、教育管理科学理论及其应用
管理科学的定义篇7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管理模式；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0-0196-03
随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的全面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材建设、教育教学方式和方法的研究与改革、教师队伍的素质和水平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但在管理模式上却没有明显变化，滞后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发展，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因此，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管理模式方面的改革非常必要。
一、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管理模式及其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先后进行了三次重大改革，每一次改革之后，无论课程设置、教材建设，还是组织机构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断得到完善。但在管理上却一直沿袭传统的管理模式，始终没有太大改变。
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行的是“一元制个人化”管理模式，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组织机构按照自身的功能定位，以其开设的各门课程为依托，设置若干课程教研室，根据各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将所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分别编入不同的课程教研室，再以教研室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基本单位，组织各个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以单一的教学管理为基本功能，以教研室领导下的教师个人的、孤立性的教学活动为基本方式，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管理功能的单一性。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功能定位主要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没有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等任务，由此决定了教研室在功能上基本是单一的教学管理。虽然教师事实上也进行科研活动，但并没有统一的、硬性的任务和要求，是从属于教学的，是出于教师个人的兴趣和自身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属于教师个人自己的事情，不需要由教研室进行统一的组织管理，教研室的职责仅在于保证教学工作的有序开展。
第二，管理方式的行政性。传统管理模式就其根本来说是一种行政化管理模式。它以对教师的人事管理为着眼点，通过对教师本身的直接管理来间接管理教师的教学工作。教研室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给教师下达教学任务，以确保教研室的教学任务的完成，教师不能自主选课，具有强烈的指令性管理色彩。
第三，管理运行的静态性。传统管理模式下，每个教师固定在某一个教研室中，未经批准不能随意改变自己与教研室的隶属关系，不能在不同教研室之间自由流动，只能在本教研室的组织领导下固定地从事本教研室课程的教学工作。
第四，管理范围的封闭性。传统管理模式的视野是内向的，即它只强调本教研室的自我管理，只关注本教研室内的教师和课程，对其他教研室的教师和课程则漠不关心，也不关注其他课程的教学状况，不重视不同教研室的教师和课程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缺乏教研室之间的外部联系。对本教研室外的其他从事本课程教学的教师也没有纳入其管理范围。
第五，管理对象的个人性。传统管理模式下，管理的对象是单个的教师，仅从教师个人来看，教研室对教师的管理是严密的，教研室能够对每个教师实行严格的垂直联系和控制；但从整体的角度来看，教研室对教师的管理却是离散的，即教师的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孤立的、个人的活动，是各自为政的，相互之间缺乏有组织的合作与联系，难以发挥整体效应。
二、新课程方案的实施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管理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传统的“一元制个人化”管理模式作为高校长期实行的一种思想政治理论课管理模式，具有结构简单、实施方便、运行稳定等优点。但随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新方案实施以后，面对新变化和新情况，传统管理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方案的要求，暴露出明显的弊端。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管理模式，成为进一步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必然选择。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功能的客观需要
随着新方案的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组织机构不再是单纯的教学管理机构，而是具有课程教学、理论研究、教师队伍和学科建设等多种功能。与此相适应，“各高等学校应当建立独立的、直属学校领导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二级机构。该机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的依托单位。其职责是：统一管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负责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相关管理工作；负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梯队建设等工作。”[1]
在新方案中，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复杂化、多样化了。功能单一的传统管理模式难以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多重功能，无法统合教学与科研、学科建设工作，容易导致“一手软一手硬”，不利于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课程教学和学科建设、教学和科研之间由主从关系转变为并行关系，课程体系与学科体系彼此分立却又相互联系，每个教师都面临双重任务，需一身二职。由于新的课程体系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四门必修课，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点则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六个二级学科，但四门必修课程和六个二级学科之间又不是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采用传统的单一的、线性的传统管理模式，就会造成同一门课程的教研室的教师，并不一定同在一个二级学科中，而同一个二级学科中的教师也不一定同在一个教研室中的乱局，导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无序状态。因此，只有建立与新方案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模式，才能充分发挥每个教师的最大潜能，保障课程教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有序开展。
（二）适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整体性的必然要求
新方案实施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过多种不同的名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包含的各门课程在内容上学科结构单一，彼此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相关性不强，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课程之间和课程内部对教师教学的协作要求不高。因而传统管理模式的封闭性、静态性和个人性的弊端没有明显暴露出来。
在新方案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及体系和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整体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门课程自身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主要阐释的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认识各方面的客观规律，阐释的是对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哪一个部分可以独立解决的，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来解决，其内容是包含三个组成部分的有机整体。“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成果进行阐明，而这些重大理论成果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和规律，它也具有整体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传播，涉及历史与政治、国家与民族、阶级与政党、革命与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同样具有整体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强调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大学生在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内容上包含哲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内容，也必然具有整体性。
第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整体性。新方案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虽然相对独立，但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和整体功能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新课程体系内容的建构，是基于其内在逻辑路线，即从基本原理到基本原理发展，再到基本原理运用的思路生成的，是特点鲜明、结构严谨的整体性课程体系[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其他三门课程的理论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继承与创新，而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又来源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实践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则在“中国近现代史”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得到运用和发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育则是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全部逻辑的落脚点。“总的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体系，以它们在理论原理、理论发展和理论运用的统一上，以它们在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上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3]
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课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构成一个整体。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课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六个二级学科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属的六个二级学科的建设，为丰富和充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提供了理论的和思想的材料，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打下了研究性基础。而思想政治理论课也以其合理的课程设置、科学的教学体系和丰富的教学实践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课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相互交融构成一个整体。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性要求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无论是同一课程内部，还是不同课程之间，还是课程与学科之间都要保持联系与合作，充分发挥集体智慧，而这是传统的管理模式所不能容纳的，需要超越每个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各自为政的局限，打破各门课程分离教学的界限，按照课程内部和课程之间的严密逻辑关系、课程和学科的相融关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模式，强化相互间的协同合作，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发展。
（三）应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新变化的客观需要
伴随着新课程方案的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改变了以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专门化、单一性、静态性的状况，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师资来源多元化。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的规定，高等学校要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源渠道，专任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和辅导员有条件的可承担一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吸引和鼓励相关专业课的教师承担一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要聘请理论研究单位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开设专题讲座，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要建立校际之间教授互聘、优势互补的教学协作机制，要注意发挥离退休的哲学社会科学著名专家学者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的作用，鼓励党政领导干部给大学生作形势政策报告[4]。随着这些要求的逐步落实，师资来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其次，师资结构复杂化。新课程方案实施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来源渠道拓宽了，教师队伍中人员身份多样化，他们学科背景不同，知识结构差异较大，有自己特殊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偏好，在思想政治教育上或长于理论水平、或长于学术研究、或长于实践经验，教师队伍结构复杂了。
再次，师资队伍的动态化。由于师资队伍规模扩大，非专职人员大量增加，他们来源于不同的工作部门，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只是一项临时性的或者从属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事情。他们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会带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数量在不同时间、不同课程上的动，造成师资队伍的不确定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新变化，使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如何使教师的素质结构与任教课程的要求达到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匹配、将非专任教师的教学活动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管理中、教师教学科研的跨课程、跨学科、跨部门合作等问题，需要建立能涵盖全体教师的、开放性的、能够促进相互协作的管理模式。
三、建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二元制团队化管理模式的思考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二元制团队式管理模式的内涵与设计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二元制团队化”管理模式是相对于传统的“一元制个人化”管理模式而言的。所谓“二元制”，就是将新课程方案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与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两大功能，依据其并列平行关系，通过两条线分开组织管理。所谓团队化，就是教学和学科研究管理的对象不再是单个教师个人，而是多个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与学科团队。具体地说，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管理机构（当前多数高校使用“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机构名称）下设教学管理和学科建设两个办公室，分别承担理论教学与学科、科研管理工作。将所有教师按照优势互补、自愿组合的原则，依据课程和二级学科，组成若干课程教学团队和学科建设团队，分别置于教学管理办公室和学科建设办公室的管理之下。每个教师既是一个课程教学团队的成员又是一个学科建设团队的成员。两个办公室分别组织相关团队开展教学科研活动，从而不仅使理论教学与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两项工作并行不悖；又能使每个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活动都处于一个团队集体中，整合众人所长，发挥团体优势，创造协同效应。
（二）二元制团队化管理模式的特点
与传统的“一元制个人化”的教研室管理模式相比较，二元制团队化管理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管理的专业性。传统的“一元制个人化”的教研室管理模式的着眼点在管人，通过对人的直接管理进而间接管理教师的业务活动。“二元制团队化”的管理模式的着眼点在管理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通过对教师的业务活动的直接管理进而间接管理教师队伍，建设教师队伍。因此，“二元制团队化”的管理模式更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定位，具有更强的专业性。
第二，管理的开放性。传统的“一元制个人化”的教研室管理模式下，每个教研室是封闭的，其所属教师是固定的，教师与教研室的隶属关系不能随意改变。“二元制团队化”的管理模式下的课程教学团队虽然也是依课程建立，但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开放性的，除了团队的负责人是不变的，其他教师可以在每学期结束后改变自己隶属的团队，在不同的团队之间流动；同时也将非专任教师纳入团队管理中，具有明显的流动性，更能适应新方案带来的教师来源、结构的复杂化，以及灵活应对某个学期某一门课程轮空的新情况。
第三，管理的团队性。传统的“一元制个人化”教研室管理模式下，管理面向的是单个的教师个人，教师的自主性不够，教师的优势特长得不到充分发挥。“二元制团队化”管理模式下，管理面向的是一个个由多个教师组成的团队，个人之间通过团队内部机制维持密切的联系，能够互相取长补短，更强调整体协同。
第四，管理的协作性。传统的“一元制个人化”的教研室管理模式下，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是各自孤立地开展的。“二元制团队化”的管理模式下，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通过相互协作来进行。如同一个教学团队集体备课，共享成果；或者分专题授课，分工协作。不同课程的教学团队共同商定教学计划，互通教学班级信息，协商处理重复的内容，教学中相互援引支持等。同一个学科团队共同申报课题，开展学术活动。
“二元制团队化”管理模式的建立，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对理论教学与学科、科研的管理建设都得到强化。由于每个教师都同时属于一个教学团队和学科团队，使理论教学与学科、科研的管理具有了相互联系的纽带，有利于课程教学与学科建设相互兼容、相互促进，避免教学科研条块分割，互不关联。同时，使所有教师优势互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集体的智慧，形成整体效应，有利于教师队伍的整体发展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水平的全面提高。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Z].教社科[2008]5号，2008-09-23.
[2]顾海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96.
管理科学的定义篇8
【论文关键词】计划生育；新机制；人口管理科学；人本主义
全面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以“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为内容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中央关于在新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所做出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以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创新发展。它不仅反映了中国新一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进执政理念，而且体现了人口管理方式的进步，反映了人口管理科学的要求。如果我们回顾人口管理学的发展，进而追踪管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到，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从旧机制转向新机制，与人口管理科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有密切联系，并且对人口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管理科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
人口管理科学是管理科学在人口管理领域的应用，因而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是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的。
管理科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诞生于20世纪初，一百年来，经历了从泰罗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到行为科学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演变，其管理哲学也从理性主义逐步向人本主义升华。
泰罗科学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罗是科学管理的创始人，他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提出了用科学研究和方法代替纯粹的个人经验的科学管理原理，即通常所说的“泰罗制”，开创了管理理论研究的先河，使管理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泰罗因此被人们称为“科学管理之父”。
以泰罗制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虽然以其科学理性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其理论本身包含着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理性”与“人性”的矛盾，在追求标准化和科学化的理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压抑人的心理需要和行为发展。古典管理学视管理客体为“经济动物”，主张对管理客体实行“物本管理”。其管理方式表现为重物轻人，把人当工具来管理，工人只是作为“机器的附属品”。“理性”在古典管理科学那里，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于是在其推行过程中，很快便暴露出了诸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紧张，工人抵触情绪严重等种种缺陷，最后其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被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行为科学所取代。
行为科学是通过把握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发展变化规律，来提高对其个体、群体、组织心理及行为预测、引导、控制能力，及时协调个人、群体、组织之间相互关系和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从而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与传统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相反，行为科学强调重视人这一因素的作用。它认识到一切事情都要靠人去做，一切物的生产都要靠人去实现，一切组织目标都需要人创造。因而强调应当把管理的重点放在人及其行为的管理上。行为科学研究了人的各种各样不同层级的需要，提出必须针对人的需要和需要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对人的行为进行预测、激励和引导，由此间接达到对事和物的有效控制，从而实现管理的预期目标。行为科学在管理哲学上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口号，带来了管理与人的关系的重大转变，奠定了西方管理哲学的人本主义基础。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外部竞争愈加激烈，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日益提高，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乃至博弈论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科学随之诞生。现代管理科学既吸取了泰罗科学管理理性的营养，又注重了行为科学对“人”的研究，使得人本管理开始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核心，进一步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以人为本”。
二、人口管理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
与一般管理科学的发展轨迹一样，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也遵循了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逻辑。虽然“人口管理学”这一学科概念提出的历史并不长，但是人口科学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并且人口科学的理论探索从来都没有忽视过人口管理的内容。
西方早期的人口思想是近代人口科学重要的思想来源。其主要代表人物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一公元前354)、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一公元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22)以及后来的重商主义都分别提出过国家干预婚姻、调节人口的主张。色诺芬对当时国王用人口是否增长作为评价官员政绩标准的做法十分赞赏；柏拉图主张由统治者规定结婚年龄和男女配偶选择，让最优秀的男女互为配偶；亚里士多德更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责就是调节人口数量，使之稳定在一定程度并协调其相互关系。重商主义则提出国家应采取各种手段鼓励人口增殖，甚至不惜从其他国家“获得”人口。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人们对人口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多的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认识到经济上的需求是调节人el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康帕内拉更强调婚姻和生育都必须服从社会的控制和调节。
最著名的还是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可以说是世界人口思想史上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一种人口思想。这种争议和分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
在人口思想史上都是空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思想为从事人口研究和人口管理的人们所熟知，他的“两个级数”、“两种抑制”将人口管理推向了理性主义的极致。
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人口科学研究更加全面系统，技术方法也更加成熟先进，涌现出大批经典的人口研究理论成果，如著名的“人口转变理论”、“适度人口理论”，以及凯恩斯的“失业理论”等都发端和发展于这一时期。这些理论成果虽然对人口过程的变动规律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但在人口管理的哲学理念上，仍然完全是理性主义的，贯彻了较多的“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
人口科学在人口管理理念上的真正跨越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行为科学和现代经济学影响下而产生的微观人口学。
微观人口学是以个人或家庭的人口行为为研究对象，它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1954年和1957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h．列宾斯坦分别发表了《经济一人口发展理论》和《经济落后与人口增长》两本著作，首开从微观角度对家庭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作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先河，实际上是引用了经济学的理论和概念，对家庭生育决策作经济学模拟。他将父母为生养孩子所花费的种种费用及为其牺牲的时间、机会等，都视为孩子的成本，而将孩子为父母带来的感情满足，为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贡献等视为孩子效用，然后像对产品进行成本效用边际分析那样，以家庭模型，即父母对孩子取舍作模拟分析，从而建立了生育的微观人口经济模型和著名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成为最先进行微观人口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为人口科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1960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发表《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一文，在吸收列宾斯坦有关微观人口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西方有关消费行为理论来分析家庭的生育决策，考察孩子的边际家庭效用及其数量质量替代关系，创建了著名的“孩子数量质量替论”，贝克尔以新视角考察研究家庭收入和父母行为对生育子女数目的影响，阐释了家庭规模与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对后来微观人口理论的研究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贝克尔本人也因其突出的研究成果，成为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并于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列宾斯坦和贝克尔的影响下，又有各种新的微观人口理论，包括“劳动一闲暇时间分配理论”、“家庭效益化和合理选择理论”等纷纷问世。微观人口经济分析，特别是生育率的微观经济分析在60年代兴盛一时。
微观人口学可被看作是从人口行为发生机制的角度来对人口管理科学进行的探索。它在人口管理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从技术上研究了人口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信息传导机制和博弈反应机制，而且在于它在人口管理的哲学理念上将人口管理的目光从“国家”、“社会”的需要转移到“家庭”和“母亲”的需要，把人口管理科学放置到了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因而它是人口管理科学的一个巨大进步。
近年来，人口管理科学注意吸收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营养，将人口行为的家庭人本需要与社会理性规范相结合，引导人们树立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文化认同，将人口管理推向了更具人口现代化意义的人本主义。
中国学者也对人口管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除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的大量人口管理学研究成果以外，根据《当代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一书所作的检索，人口管理学的学科名称其实还是中国学者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过建立人口管理学，抑或计划生育学的讨论，当时有几种主张：一是主张建立一门计划生育学。如史成礼、余亦之的论文《关于建立计划生育学之我见》就主张建立计划生育学。之后，在1984年，杨德清主编的《计划生育学》就出版了。二是主张建立人口管理学。如曹占泉的论文《对建立“人口管理学”研究的设想》中写道：“人口管理学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动态人口为对象，用计划的方法来组织管理人口的科学，人口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人口管理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根据人口的动态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性，通过国家确立的管理机构，有计划地调节、控制和管理人口，使人口的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并从有计划地调节、控制和管理人口的实践活动中逐步总结和完善人口管理的具体内容，为国家管理人口提供科学论据。”三是主张建立人口生育管理学。如向洪、邓明主编的《人口管理实用辞典》中写道：“人口生育管理学是研究人口生育管理活动规律及其方法的学科。人口目标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计划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信息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决策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人口政策管理活动的规律及方法等，都是人口生育管理学应该研究的对象。通过这些研究，揭示人口生育管理活动规律，确立人口生育管理方法，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人口生育管理学的研究体系。”除了上述三种主张以外，还有主张把学科定名为“计划生育组织与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等。
从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角度看，问题主要有二：一是不应把人口管理狭隘地理解为人口计划实施，而应理解为包括对人口行为发生环境、发生机制、控制机制等内容的全部人口行为的干预活动。二是其学科定义，还普遍带有很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要用于指导我们新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还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实现新的思维跨越。
三、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对人口管理科学的政策实践和理论推动
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人口管理方式和新的人口制度安排，它反映了中国的人口管理正按照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引领，从理性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它不仅是对传统的古典人口管理科学的革命，而且是对微观人口管理学的超越和对现代人口管理科学的呼唤。这表现在：
1．在政策基点上，新机制完全遵循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学系的竹下让(takeshita)教授曾经这样描述现代化的人口管理：生育动机(或生育意愿)取决于两种变量的权衡轻重：一是行为者的生育观，生育态度；一是行为者对群体社会生育规范、生育准则的感知以及对遵循这些规范的评价。如果前一变量起主要作用即主观性成分大，就易产生失范生育行为；反之，后一变量作用大即群体性社会性成分大，就易产生合理的生育行为即规范性生育行为。竹下让认为，人的生育行为就是主观生育观、生育态度，客观社会生育规范、生育准则两股力量在社会支持和自信心的影响下较量斗争的结果，这就是人们生育行为的内在动作过程。按照现代人口管理“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要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就应该对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各个要素特别是社会支持和自信心进行调控，通过引导人们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感知和对遵循规范的评价，建立一种生育文化认同，使人们生育行为规范化。
竹下让的观点反映了现代人口管理的人本主义追求，而这恰恰是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正在进行的实践。
新机制深刻理解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文化背景下人民群众的生育需要，充分尊重群众的生育意愿，在追求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管理目标时，不采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控制生育行为的做法，而是通过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提供各种生殖卫生、医疗保健等“优质服务”，满足其生活需要，同时辅以各种政策宣传，文化引导，在群众对社会生育规范和原则充分感知和评价认同基础上，将个体生育观、生育意向纳入群体社会生育规范之中。这完全符合现代人口管理科学对人口行为的人本管理原则。
2．在政策内容上，新机制提出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不仅体现了现代公民社会的理政原则，而且从人口管理学的意义上讲，这正反映了现代人口管理科学将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有机结合的要求。所谓“依法管理”，是既要对个体人口行为进行必要的制度约束，同时要求这种约束必须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在充分尊重管理客体法律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上，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措施将个体人口行为纳入社会制度规范之中，而绝不能以行政压迫和简单随意的方式对个体人口行为进行强制规范。所谓“村(居)民自治”，是既要注重村(居)民的组织角色，又注重其作为决策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充分肯定其自组织、自学习和自适应能力，将对个人激励的理论和方法转换到树立村(居)民整体的共同价值观念上，通过共同价值的认同，实现村(居)民的自我约束。所谓“优质服务”，则是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人们在物质生活和感情生活上的人本需要。
长期以来，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较多考虑的是贯彻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要求，而较少考虑为生育群众的个体需要提供服务；在工作方式上，更多注重的是对人口生育状况的监控管理，而较少关注生育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这些都与执政为民的理政原则不符，也与人本主义的人口管理理念不符。“优质服务”就是要对此作出纠正。而“政策推动”则是在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的基础上再辅以政策来发挥引导调控功能，从而把硬性管理技术和软性管理艺术结合起来，把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结合起来，实现由“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转变。计划生育是系统工程，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当人本主义的人口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成为大家的共识，各部门从多个角度共同为生育群众提供服务，解决群众的问题，满足群众的需要，“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新机制就落到了实处，计划生育工作就进入了人人有责，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全新境界。
管理科学的定义篇9
关键词教育管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伦理主义理论导向
从中小学教育管理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古今中外，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教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时，总会采取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在批判、继承、交流、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管理理论和流派。不同的教育管理工作者因其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不同，会认同不同的管理理论，也就会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风格。我们为论述方便，可以大体将他们归并为：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以效率为核心的“科学管理理论”；以人本主义为导向的“行为科学”理论；以伦理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①。在当今世界，这三种理论导向构成了教育管理的基本图式。在当代中国中小学，对各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轨迹，但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这三种理论导向发展的趋势，都正在逐步由对立走向整合，对这种趋势的深入研究，对深化我国中小学管理改革，意义极大。
一、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科学管理
在科学主义者眼中，科学是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客观真理被认为是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而对“科学方法”的普遍性信念，则被认为是人们在认识客观真理之后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法宝。现代科学管理是在社会大生产条件之下，对科学主义理论的一种实践。在教育管理中的科学管理作法，许多是从企业管理中移植过来的。对形成20世纪以来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影响重大的最早一种学说是英国工程师F·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原则有四条，一是对工人操作的每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替代老的单凭经验的办法；二是科学地选择工人和管理人员；三是培训工人，使其掌握自己工种的学问；四是资方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职责均分，资方要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不要把它们都推给工人②。这种理论提供了解决企业管理中怎样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这两个环节的方法，因而成了现代管理科学的基础，它也被称为“科学管理主义”。其思想不仅在企业界得到广泛运用，而且也运用到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在美国，由于公共学校教育在19世纪末得到迅速发展，教育管理面临许多新的棘手问题，同时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巨额投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向学校要效率，学校管理人员只好求助于泰勒的方法，成为在教育管理上与当时西方掀起的“教育科学化”运动遥相呼应的一种思潮。在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的热潮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政府、家庭给教育提供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同时对教育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也引发了教育管理人员学习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热情，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教育管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科学管理”思想影响下进行的。
科学管理思潮对教育管理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注重提高教育管理的功能和效率
20世纪初，由于社会、生产、科技的迅速发展，各国基础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学校数量大量增加，社会、团体、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大量增加，这引起了人们对教育效益的广泛关注，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学校在管理上的浪费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要求管理人员把重点放在质量和效率上。为此提出必须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行考核，在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之下，教育管理人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转向接受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管理模式，科学管理的思潮开始在学校管理中流行，它要求教育和管理人员明确了解教育目标，了解学校的总效率与员工们的工作效率的联系，了解教师的工作成效，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了解一个班和另一个班教学效果的差别，了解本校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较孰优孰劣，即注意把经费的分配同教学成本联系起来。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师富兰克林·博比特就提出，要提高学校行政的效率，首先要确定学校产品的理想标准（即学生标准）；其次规定学校的生产方式；生产者（教师）必备的资格和工作准则。这样“管理人员就一定能够牢固地掌握控制生产成本的规律并懂得如何引进更有效的工作方法”，而“效率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化和监督者对全部执行过程实施明确的指挥”③，这样注重效率、成本、管理全过程的观念对传统的经验型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二）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量化管理
随着科学主义观念的流行，教育科学研究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量化方法如教育调查、教育统计、教育测量成了学校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工具，成了记录、分析和比较教育产品及其成本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管理中十分流行的岗位责任制、教师工作量的量化，标准化考试的盛行，甚至学生品德也要实行量化标准，各种统计技术、量表以及成本核算程序的运用，使学校管理由粗放化走向了集约化之路。为保证质量和效率，竞争和淘汰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分数和年级、名次和证书，成为管理的主要手段，一切与此无关的兴趣活动和课外活动，便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课程之外。
（三）以科层管理为组织基础
科层管理理论属于古典组织学派的一个分支。它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weber)提出来的。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即建立在理性——法律权威基础上的等级体系。科层管理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科技革命改变了工作场所的性质，即分工细化和管理复杂化，这就有必要发展控制工作的综合机构，创造沟通和协调的系统，确定管理者及其属员的行为准则。在韦伯看来，“充分发展的科层组织机制较之其他组织，简直就象大机器生产与非机器生产方式之别”④，也就是说，他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体系。
虽然对教育管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科层管理理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⑤，但教育管理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人员仍试图运用科层组织的概念和操作方法来说明和解决教育管理问题，对教育管理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如在教育系统中建立上下衔接又有明确分工的管理体系；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赋予各级教育组织以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在学校内部建立和完善行政管理组织网络，各职能部门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有标准的工作程序；各级领导要经常考核下属的工作效率，并按他们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进退，等等⑥。
上述观点充分反映了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观点。由于有了效率意识，教育管理人员更容易与社会各界沟通，促进了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和理论化，促进了教育管理的专业化、理性化、协调合作、连贯性和激励作用，为教育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理论导向在实践中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首先，它把人看成机器人、经济人，只能服从，忽视了教育是一项特别需要教师创造性劳动的事业，仅仅视教师为执行命令的工具，无意调动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人失去人性并使教师和学生屈从于机械程序和某些领导人的专断独裁行为；其次，缺乏对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认识，不重视处理组织中的人的问题，在组织结构上的基调是独裁式，过份强调组织形式、成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等，缺乏对人格的尊重和对人的灵活性的重视，其等级化、制度化的管理常常使组织僵化，束缚了事物的发展。第三，在强调教育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共性时，忽视了教育过程与生产过程、教师劳动与工人劳动、教育投资与生产投资、教育结果与工业产品的区别。虽然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首创了运用定量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弥补了过去纯定性分析的不足，但事实上很难完全用定量的方法来分析和评价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其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
随着时间的发展，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给教育实践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加速了学历社会的形成，在教育中形成了两个无休止攀爬等级阶梯的群体，教师为更高的工资、更高的职务和职称而攀爬，学生为更好的学校、更高的学历和学位而用功，使教育背离了教育本身的价值，教师和学生常常在为许多虚假的目标而奋斗。其次，在教育内部，颠倒了人和教育的关系，压抑人性、摧残儿童，把人培养成了科学技术和官僚管理制度的工具，教育严重脱离了生活。再次，学校从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成为一个“筛选”的等级化机构和发放学历证书的场所，另外，由于学校教育转向考试中心主义，毕业证书成了挑选职业的通行证，其贬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激烈的升学竞争导致了普遍的厌学情绪，严重影响了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因此，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批评，一是来自人文主义，一是来自伦理主义，他们抓住科学主义的要害猛烈开火，批评它忽视人、忽视人性、忽视教育的本质、忽视教育与生活的联系，但它们各自的管理思想也是泾渭分明的。
二、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管理思想
本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劳工运动和民主思潮的蓬勃发展，新兴社会科学的产生，加上学校规模扩大和学校系统内部结构变化，科学管理思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抨击。于是，民主管理的新思想开始酝酿、诞生。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的倡导者当推杜威，他在系统地提出基于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的同时，提出要让教师有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管理，这不仅不会改变学校组织的本质，而且还将改变教师和管理人员之间关系的类型和性质；作为学校管理人员的“领导应当是通过和别人交换意见从而激发和指导智慧的领导，而不是那种孤立地依靠行政方法专横独断地将教育目的和方法强加给别人的领导”⑦。以后，工业和社会科学所进行的人际关系研究似乎在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了民主管理的支持者的所抱的信念——人道主义的领导方式能够提高组织的士气和效率。
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注重管理中的人际关系研究
当时工业方面进行人际关系研究的著名实验是美国芝加哥霍桑工厂的管理部门与哈佛大学管理教授e·梅奥(eltanmayo)等人合作进行的“霍桑调查”，其研究结果促使管理上的“经济人”模式向“社会人”模式转换，即注重集体以及集体中人与人的关系等社会问题对个人和组织效率的影响。不久，此种研究形成为有广泛影响的人际关系学说，其基本原理是：工人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成员，他们不仅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还有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安全、归属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欲望，满足工人的社会欲望，提高工人的士气（如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协作精神等），是提高效率的关键；领导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好集体工作，要在正规组织的经济需求和工作人员的非正规组织的社会需求之间保持必要平衡。
最早意识到把人际关系学说的研究和教育管理联系起来的教育家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导主任拉尔夫·泰勒，他在《变化中的思想概念促使教育必须调整》（1941年）一文中提出人际关系的研究与学校管理人员有关，他预见今后教育管理必将受到“霍桑实验”的影响。二战以后，把人际关系学说和教育管理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增多，如威尔伯·约契主张校长要正确处理好全体教职员之间的关系，要和教师以平等的地位对话等，给教育管理理论以新的启发。
（二）注重人的需要的满足
人际关系理论通过霍桑实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是提高工人士气。究竟怎样才能提高员工士气呢？人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认为：追求满足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是激励人们的动力。以后的一些行为科学研究者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人们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出自一定的动机，而动机又产生于人们本身存在的需要。因此，人们的需要和动机确定了人们行为的目标，人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从人们内在需要出发，推动人们采取某种有目标的行为，最终达到需要的满足，这就是激励的过程。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行为科学论者认为，没有达到满足的需要是激励过程的出发点，行为的推动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认为激励的前提是，一方面，人是有需要的动物，只有尚未满足的需要才能影响行为，而已经满足的需要不再是激励的因素；另一方面，人的需要是按重要性的等级排列的，一旦一种需要被满足，另一种需要就会出现，并要求满足。这个进程是没有止境的，人就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不断地生活和工作的。马斯洛在1954年发表的《激励和人》一书中，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等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性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些基本思想被后来的实际管理人员广泛接受，在教育管理中如何用更高层次的需要手段来激发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是教育管理人员普遍研究的课题。
2.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赫茨伯格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人们不满足于工作时，是对工作环境不满；如满意工作时，则是满意于工作本身。1959年他在发表的《工作的激励》一书中提出了激励的两因素论。即：第一，保健因素或维持因素。这种因素是维持一个合理的满意水平所需的，没有它们，职工就不会满意，但它们的存在并不构成强烈的激励。第二，激励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对职工强烈的激励，能使职工高度满意于工作。激励理论明确指出人们的工作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工作态度，而工作态度又取决于人们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而人们的需要是否能得到合理的满足，又受到工作本身和工作环境的影响。70年代以后，马斯洛、赫茨伯格的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的影响与日俱增，“自我实现”既是教育管理者自身的一种追求，他们也认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就是要帮助每个人成为自我，如格里菲思就断言：“学校全体教师中士气的高涨，是和管理人员帮助他们每个人在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所能达到的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⑧
（三）注重领导方式的研究
行为科学的研究者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在影响企业各部门工作效率的因素中，领导是最主要的因素。他们发现生产效率高的领导人总是让下级清清楚楚地知道目标是什么，需要达到什么要求，然后让他们有充分的工作自由。并且还认为，如果领导人员以职工为中心，不仅注重职工工作，而且经常关心他们的需要和愿望，那么这个部门的效率就高；如领导人仅以工作为中心，不关心职工的愿望和要求，这个部门的效率就低。利克特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就领导是否对下级信任、下级在工作中有无自由的感觉，以及领导是否积极与下级发生联系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组织领导的四种基本制度；一种是剥削式的专制制，第二种是仁慈式的专制制，第三种是参与制，第四种是民主制。调查结果发现，工作效率高的单位多采用第三、四种制度。因此，利克特认为，高效率管理人员领导人的组织有以下鲜明特点：第一，整个组织中每个成员是相互高度信任，目标一致，并有参与、支持完成目标的意识；第二，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有明确、合作的态度和正确的动机；第三，组织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工作有效的社会系统，成员之间相互信任、支持，领导鼓励成员有效“参与”；第四，对成绩的总结，主要用来进行自我引导，而不是为了控制。国际知名心理学家K·节英(Kortlewin)与其研究生在美国依阿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领导作风如何影响群体行为。结果显示，实行民主领导的组织活动成果丰富，组织成员对相互间的交际感到满意，他们表现出更有创造性和独立性。
不难看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思想之所以被教育管理界广泛接纳，除了与本世纪20—30年代的民主思潮发展有关外，更实际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决由于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越来越所造成的问题。同时，教育组织的进一步专门化及其在规模上的扩大、教育活动的复杂化都要求教育管理人员在处理有关事物的过程中应更加依靠教师的合作和专业知识，而民主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两者的确都提供了一些重新分配决策责任，以及帮助教育管理人员更好地同教师一道工作的方法。这种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实际管理中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它改变了教育管理中对人的看法，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将人的组织行为作为讨论的重点，不仅可资借鉴，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管理思想的繁荣；其次是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发展了管理理论，一方面开创多学科协调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人的行为的调查研究；另外，它还强调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和行为规律，并据此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第三是提出了在工作中实现“民主”和“自主”原则，恢复“人的尊严”或“人性”，使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等新的管理方式，开辟了一条管理新路，特别是倡导教师参与管理的各个方面，“目标管理”和“丰富工作内容”等方式方法，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影响是很大的。
然而，民主的人际关系学说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定阶段发展起来的管理思想，它不可能解决管理的全部问题，也无法解决随着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这种理论被行为科学论者片面强调其作用，夸大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性，其片面性显得更加突出。加之制约人的组织行为的因素相当复杂，单靠某一种理论予以科学的把握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寻求多种理论的整合使教育管理理论趋于完善便成了人们继续奋斗的目标。
三、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管理思想是由一系列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思维定势所组成，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就是他的管理观念的体现，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们无不出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融合。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管理思想则是东方文化的产物，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价值道德和思维定势。中国人处事、待人、律己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标准为准绳的。在管理思想上重人论、重和谐、重传统居于主导地位。正如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所说：“人伦关系和人伦价值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起点，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柱，人道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归宿。修养践履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本要求，而推己及人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唯一重要方法。”⑨我国现在的教育行政与管理人员就是在人伦为本的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头脑中潜藏着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思想。这种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强调政教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视教育为改造人的灵魂的工具。有一句名言：“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⑩，可说是这一观点的代表。道德理想主义者特别是在儒家的哲学里，政治就是教化，教化也就是政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管理者首先是一个教育者，管理过程也是一个教育过程。他们反对自然主义学说，认为人在组织中如不被好的东西去影响、改造，就会被坏的东西影响、改造。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化性启伪”，引人向善，就是把人的本性中好的东西发掘出来，用以驱除后天不好的东西，向“仁”和“君子”迈进。管理就是通过管理者的教育，使被管理者遵守人伦关系中的秩序。
（二）重视知行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用一整套伦理规范来规范人在组织中的行为乃至个人的生活小节，管理就是建立一种伦理规范，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做、行，在做和行的过程中养成行为习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者相信、道德理想、道德秩序是个人精神和国家的支柱，它甚至可以超越经济的、军事的力量，并且相信一种理想的道德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途径有效地灌输给受教育者，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就是进行这样的教育，也是实践这种管理。陶行知把它概括为“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12)
（三）讲求人伦秩序
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十分讲求人际关系中的秩序，要求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特别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朋友之间的“信”，上级对下级的“义”。办事要谦虚谨慎，宽容忍耐，严于律己，沉着稳健，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讲究中庸，强调团结，重视和谐，遵守纪律，这一切对于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道德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源远流长的，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思想在中国的教育管理者的头脑中也是根深蒂固的，从儒家的“修道之谓教”，到王阳明、陶行知的“知行合一”，都可以看出道德理想主义的影子。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若服务于一个理性的、民主与法制健全的国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将会大幅度提高，教育将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这种管理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土壤中也衍生出一些消极因素，成为中国人前进中的包袱，比如崇尚权力的官本位专制主义思想；论资排辈的等级观念和行为准则；只重情义不讲效益；和为贵，忍为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等等。这是我们今天所必须摒弃的消极因素。
四、融合——当代教育管理思想的基本走向
从以上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西方管理思想还是东方管理思想，各种理论导向都有自己的视角和侧重点，科学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都关心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组织更富有效率的问题，其视点在于组织结构方面。人文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其注意力则在于人的情感和其他的心理因素，强调人的需要。道德理想主义产生的变式则强调秩序、人伦关系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学科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趋势影响之下，许多学者发现单独一种教育管理思想解决不了问题，教育管理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融合，即博采众家之长，促进教育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
在西方，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突变理论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一种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开放系统管理理论开始受到管理界的欢迎，并引入教育管理，可以视为教育管理理论走向融合的发端。系统管理论认为，学校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认为学校、社区和社会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渗透的、相互作用的，社会上各种因素（政策的、观念的、经济的、风情的等等）都在影响着学校的教育质量、工作秩序和效率。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从系统观念上给教育管理人员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提供一种把学校内外环境、各种因素作为整体进行思考的方法，要求教育管理人员树立起整体优化观念、合理组合观念、动态平衡观念、开放与闭合统一观念、信息沟通与反馈观念。同时把系统分析的方式应用到教育调查、教育预测、教育决策、教育规划、教育评价、教育诊断之类的教育行为之中。另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认为教育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一体化系统，它是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开放的系统。第一，学校是由人、物资、教育媒介和其他资源在一定目标下组成的复杂系统，一个系统的变化会引起另外几个子系统的变化，学校领导人在协调学校内部管理过程时，要注意各子系统之间的动态联系。第二，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受外部环境影响，如社会对学校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及广泛的文化影响，它同时也影响外部环境，它只有在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中才能达到动态平衡。同时，系统管理理论往往同权变理论结合起来，不承认在处理组织问题时有一套放之各种组织而皆准的方法，管理应该是根据学校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具体情况对组织问题作出灵活处理。
在我国，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改造我国原有的管理思想和体制，大多数学者认为，我们学习西方管理理论，无论是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还是以行为主义为导向的，都是为了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根据对以上三种教育管理模式的分析，我认为必须用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教导为指南，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管理理论进行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把现代的先进管理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既不妄自菲薄，盲目崇拜，也不全盘否定，大加讨伐。纵观整个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与运用，多样与综合，已成为当代教育管理理论完善与更新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①参见袁振国：《对峙与融合—20世纪的教育改革》，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②F·泰勒：转引自关岩著：《领导心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页。
③F·Bobbitt,inS·C,parkered,"theSupervisionofCitySchools"(pubilSchoolpublishingCompany,1913),p53.
④H·H·Gerth&C·w·mills,"Frommatwober:essaysinScocrology"(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48.p215.
⑤⑥参见袁锐锷：《20世纪西方教育管理思想发展的回顾》，《教育研究》1995年第10期。
⑦J·Dewey,"prblemsofmen"(newYourk:philosophicolLibrary,1944),p64.
⑧D·Grittith,"HumanRelatioresinSchooladminstration"(newYork:appleton-Century-Crvfts,1956),p146.
⑨罗国杰著：《中国伦理传统的基本特点》，见许启贤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⑩《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页。
管理科学的定义篇10
关键词教育管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伦理主义理论导向
从中小学教育管理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古今中外，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教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时，总会采取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在批判、继承、交流、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管理理论和流派。不同的教育管理工作者因其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不同，会认同不同的管理理论，也就会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风格。我们为论述方便，可以大体将他们归并为：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以效率为核心的“科学管理理论”；以人本主义为导向的“行为科学”理论；以伦理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①。在当今世界，这三种理论导向构成了教育管理的基本图式。在当代中国中小学，对各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轨迹，但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这三种理论导向发展的趋势，都正在逐步由对立走向整合，对这种趋势的深入研究，对深化我国中小学管理改革，意义极大。
一、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科学管理
在科学主义者眼中，科学是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客观真理被认为是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而对“科学方法”的普遍性信念，则被认为是人们在认识客观真理之后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法宝。现代科学管理是在社会大生产条件之下，对科学主义理论的一种实践。在教育管理中的科学管理作法，许多是从企业管理中移植过来的。对形成20世纪以来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影响重大的最早一种学说是英国工程师F·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原则有四条，一是对工人操作的每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替代老的单凭经验的办法；二是科学地选择工人和管理人员；三是培训工人，使其掌握自己工种的学问；四是资方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职责均分，资方要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不要把它们都推给工人②。这种理论提供了解决企业管理中怎样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这两个环节的方法，因而成了现代管理科学的基础，它也被称为“科学管理主义”。其思想不仅在企业界得到广泛运用，而且也运用到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在美国，由于公共学校教育在19世纪末得到迅速发展，教育管理面临许多新的棘手问题，同时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巨额投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向学校要效率，学校管理人员只好求助于泰勒的方法，成为在教育管理上与当时西方掀起的“教育科学化”运动遥相呼应的一种思潮。在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的热潮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政府、家庭给教育提供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同时对教育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也引发了教育管理人员学习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热情，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教育管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科学管理”思想影响下进行的。
科学管理思潮对教育管理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注重提高教育管理的功能和效率
20世纪初，由于社会、生产、科技的迅速发展，各国基础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学校数量大量增加，社会、团体、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大量增加，这引起了人们对教育效益的广泛关注，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学校在管理上的浪费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要求管理人员把重点放在质量和效率上。为此提出必须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行考核，在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之下，教育管理人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转向接受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管理模式，科学管理的思潮开始在学校管理中流行，它要求教育和管理人员明确了解教育目标，了解学校的总效率与员工们的工作效率的联系，了解教师的工作成效，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了解一个班和另一个班教学效果的差别，了解本校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较孰优孰劣，即注意把经费的分配同教学成本联系起来。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师富兰克林·博比特就提出，要提高学校行政的效率，首先要确定学校产品的理想标准（即学生标准）；其次规定学校的生产方式；生产者（教师）必备的资格和工作准则。这样“管理人员就一定能够牢固地掌握控制生产成本的规律并懂得如何引进更有效的工作方法”，而“效率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化和监督者对全部执行过程实施明确的指挥”③，这样注重效率、成本、管理全过程的观念对传统的经验型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二）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量化管理
随着科学主义观念的流行，教育科学研究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量化方法如教育调查、教育统计、教育测量成了学校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工具，成了记录、分析和比较教育产品及其成本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管理中十分流行的岗位责任制、教师工作量的量化，标准化考试的盛行，甚至学生品德也要实行量化标准，各种统计技术、量表以及成本核算程序的运用，使学校管理由粗放化走向了集约化之路。为保证质量和效率，竞争和淘汰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分数和年级、名次和证书，成为管理的主要手段，一切与此无关的兴趣活动和课外活动，便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课程之外。
（三）以科层管理为组织基础
科层管理理论属于古典组织学派的一个分支。它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weber)提出来的。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即建立在理性——法律权威基础上的等级体系。科层管理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科技革命改变了工作场所的性质，即分工细化和管理复杂化，这就有必要发展控制工作的综合机构，创造沟通和协调的系统，确定管理者及其属员的行为准则。在韦伯看来，“充分发展的科层组织机制较之其他组织，简直就象大机器生产与非机器生产方式之别”④，也就是说，他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体系。
虽然对教育管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科层管理理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⑤，但教育管理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人员仍试图运用科层组织的概念和操作方法来说明和解决教育管理问题，对教育管理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如在教育系统中建立上下衔接又有明确分工的管理体系；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赋予各级教育组织以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在学校内部建立和完善行政管理组织网络，各职能部门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有标准的工作程序；各级领导要经常考核下属的工作效率，并按他们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进退，等等⑥。
上述观点充分反映了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观点。由于有了效率意识，教育管理人员更容易与社会各界沟通，促进了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和理论化，促进了教育管理的专业化、理性化、协调合作、连贯性和激励作用，为教育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理论导向在实践中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首先，它把人看成机器人、经济人，只能服从，忽视了教育是一项特别需要教师创造性劳动的事业，仅仅视教师为执行命令的工具，无意调动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人失去人性并使教师和学生屈从于机械程序和某些领导人的专断独裁行为；其次，缺乏对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认识，不重视处理组织中的人的问题，在组织结构上的基调是独裁式，过份强调组织形式、成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等，缺乏对人格的尊重和对人的灵活性的重视，其等级化、制度化的管理常常使组织僵化，束缚了事物的发展。第三，在强调教育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共性时，忽视了教育过程与生产过程、教师劳动与工人劳动、教育投资与生产投资、教育结果与工业产品的区别。虽然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首创了运用定量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弥补了过去纯定性分析的不足，但事实上很难完全用定量的方法来分析和评价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其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
随着时间的发展，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给教育实践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加速了学历社会的形成，在教育中形成了两个无休止攀爬等级阶梯的群体，教师为更高的工资、更高的职务和职称而攀爬，学生为更好的学校、更高的学历和学位而用功，使教育背离了教育本身的价值，教师和学生常常在为许多虚假的目标而奋斗。其次，在教育内部，颠倒了人和教育的关系，压抑人性、摧残儿童，把人培养成了科学技术和官僚管理制度的工具，教育严重脱离了生活。再次，学校从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成为一个“筛选”的等级化机构和发放学历证书的场所，另外，由于学校教育转向考试中心主义，毕业证书成了挑选职业的通行证，其贬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激烈的升学竞争导致了普遍的厌学情绪，严重影响了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因此，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批评，一是来自人文主义，一是来自伦理主义，他们抓住科学主义的要害猛烈开火，批评它忽视人、忽视人性、忽视教育的本质、忽视教育与生活的联系，但它们各自的管理思想也是泾渭分明的。
二、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管理思想
本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劳工运动和民主思潮的蓬勃发展，新兴社会科学的产生，加上学校规模扩大和学校系统内部结构变化，科学管理思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抨击。于是，民主管理的新思想开始酝酿、诞生。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的倡导者当推杜威，他在系统地提出基于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的同时，提出要让教师有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管理，这不仅不会改变学校组织的本质，而且还将改变教师和管理人员之间关系的类型和性质；作为学校管理人员的“领导应当是通过和别人交换意见从而激发和指导智慧的领导，而不是那种孤立地依靠行政方法专横独断地将教育目的和方法强加给别人的领导”⑦。以后，工业和社会科学所进行的人际关系研究似乎在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了民主管理的支持者的所抱的信念——人道主义的领导方式能够提高组织的士气和效率。
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注重管理中的人际关系研究
当时工业方面进行人际关系研究的著名实验是美国芝加哥霍桑工厂的管理部门与哈佛大学管理教授e·梅奥(eltanmayo)等人合作进行的“霍桑调查”，其研究结果促使管理上的“经济人”模式向“社会人”模式转换，即注重集体以及集体中人与人的关系等社会问题对个人和组织效率的影响。不久，此种研究形成为有广泛影响的人际关系学说，其基本原理是：工人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成员，他们不仅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还有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安全、归属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欲望，满足工人的社会欲望，提高工人的士气（如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协作精神等），是提高效率的关键；领导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好集体工作，要在正规组织的经济需求和工作人员的非正规组织的社会需求之间保持必要平衡。
最早意识到把人际关系学说的研究和教育管理联系起来的教育家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导主任拉尔夫·泰勒，他在《变化中的思想概念促使教育必须调整》（1941年）一文中提出人际关系的研究与学校管理人员有关，他预见今后教育管理必将受到“霍桑实验”的影响。二战以后，把人际关系学说和教育管理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增多，如威尔伯·约契主张校长要正确处理好全体教职员之间的关系，要和教师以平等的地位对话等，给教育管理理论以新的启发。
（二）注重人的需要的满足
人际关系理论通过霍桑实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是提高工人士气。究竟怎样才能提高员工士气呢？人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认为：追求满足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是激励人们的动力。以后的一些行为科学研究者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人们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出自一定的动机，而动机又产生于人们本身存在的需要。因此，人们的需要和动机确定了人们行为的目标，人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从人们内在需要出发，推动人们采取某种有目标的行为，最终达到需要的满足，这就是激励的过程。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行为科学论者认为，没有达到满足的需要是激励过程的出发点，行为的推动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认为激励的前提是，一方面，人是有需要的动物，只有尚未满足的需要才能影响行为，而已经满足的需要不再是激励的因素；另一方面，人的需要是按重要性的等级排列的，一旦一种需要被满足，另一种需要就会出现，并要求满足。这个进程是没有止境的，人就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不断地生活和工作的。马斯洛在1954年发表的《激励和人》一书中，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等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性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些基本思想被后来的实际管理人员广泛接受，在教育管理中如何用更高层次的需要手段来激发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是教育管理人员普遍研究的课题。
2.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赫茨伯格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人们不满足于工作时，是对工作环境不满；如满意工作时，则是满意于工作本身。1959年他在发表的《工作的激励》一书中提出了激励的两因素论。即：第一，保健因素或维持因素。这种因素是维持一个合理的满意水平所需的，没有它们，职工就不会满意，但它们的存在并不构成强烈的激励。第二，激励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对职工强烈的激励，能使职工高度满意于工作。激励理论明确指出人们的工作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工作态度，而工作态度又取决于人们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而人们的需要是否能得到合理的满足，又受到工作本身和工作环境的影响。70年代以后，马斯洛、赫茨伯格的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的影响与日俱增，“自我实现”既是教育管理者自身的一种追求，他们也认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就是要帮助每个人成为自我，如格里菲思就断言：“学校全体教师中士气的高涨，是和管理人员帮助他们每个人在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所能达到的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⑧
（三）注重领导方式的研究
行为科学的研究者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在影响企业各部门工作效率的因素中，领导是最主要的因素。他们发现生产效率高的领导人总是让下级清清楚楚地知道目标是什么，需要达到什么要求，然后让他们有充分的工作自由。并且还认为，如果领导人员以职工为中心，不仅注重职工工作，而且经常关心他们的需要和愿望，那么这个部门的效率就高；如领导人仅以工作为中心，不关心职工的愿望和要求，这个部门的效率就低。利克特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就领导是否对下级信任、下级在工作中有无自由的感觉，以及领导是否积极与下级发生联系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组织领导的四种基本制度；一种是剥削式的专制制，第二种是仁慈式的专制制，第三种是参与制，第四种是民主制。调查结果发现，工作效率高的单位多采用第三、四种制度。因此，利克特认为，高效率管理人员领导人的组织有以下鲜明特点：第一，整个组织中每个成员是相互高度信任，目标一致，并有参与、支持完成目标的意识；第二，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有明确、合作的态度和正确的动机；第三，组织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工作有效的社会系统，成员之间相互信任、支持，领导鼓励成员有效“参与”；第四，对成绩的总结，主要用来进行自我引导，而不是为了控制。国际知名心理学家K·节英(Kortlewin)与其研究生在美国依阿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领导作风如何影响群体行为。结果显示，实行民主领导的组织活动成果丰富，组织成员对相互间的交际感到满意，他们表现出更有创造性和独立性。
不难看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思想之所以被教育管理界广泛接纳，除了与本世纪20—30年代的民主思潮发展有关外，更实际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决由于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越来越所造成的问题。同时，教育组织的进一步专门化及其在规模上的扩大、教育活动的复杂化都要求教育管理人员在处理有关事物的过程中应更加依靠教师的合作和专业知识，而民主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两者的确都提供了一些重新分配决策责任，以及帮助教育管理人员更好地同教师一道工作的方法。这种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实际管理中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它改变了教育管理中对人的看法，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将人的组织行为作为讨论的重点，不仅可资借鉴，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管理思想的繁荣；其次是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发展了管理理论，一方面开创多学科协调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人的行为的调查研究；另外，它还强调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和行为规律，并据此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第三是提出了在工作中实现“民主”和“自主”原则，恢复“人的尊严”或“人性”，使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等新的管理方式，开辟了一条管理新路，特别是倡导教师参与管理的各个方面，“目标管理”和“丰富工作内容”等方式方法，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影响是很大的。
然而，民主的人际关系学说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定阶段发展起来的管理思想，它不可能解决管理的全部问题，也无法解决随着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这种理论被行为科学论者片面强调其作用，夸大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性，其片面性显得更加突出。加之制约人的组织行为的因素相当复杂，单靠某一种理论予以科学的把握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寻求多种理论的整合使教育管理理论趋于完善便成了人们继续奋斗的目标。
三、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管理思想是由一系列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思维定势所组成，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就是他的管理观念的体现，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们无不出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融合。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管理思想则是东方文化的产物，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价值道德和思维定势。中国人处事、待人、律己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标准为准绳的。在管理思想上重人论、重和谐、重传统居于主导地位。正如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所说：“人伦关系和人伦价值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起点，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柱，人道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归宿。修养践履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本要求，而推己及人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唯一重要方法。”⑨我国现在的教育行政与管理人员就是在人伦为本的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头脑中潜藏着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思想。这种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强调政教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视教育为改造人的灵魂的工具。有一句名言：“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⑩，可说是这一观点的代表。道德理想主义者特别是在儒家的哲学里，政治就是教化，教化也就是政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管理者首先是一个教育者，管理过程也是一个教育过程。他们反对自然主义学说，认为人在组织中如不被好的东西去影响、改造，就会被坏的东西影响、改造。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化性启伪”，引人向善，就是把人的本性中好的东西发掘出来，用以驱除后天不好的东西，向“仁”和“君子”迈进。管理就是通过管理者的教育，使被管理者遵守人伦关系中的秩序。
（二）重视知行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用一整套伦理规范来规范人在组织中的行为乃至个人的生活小节，管理就是建立一种伦理规范，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做、行，在做和行的过程中养成行为习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者相信、道德理想、道德秩序是个人精神和国家的支柱，它甚至可以超越经济的、军事的力量，并且相信一种理想的道德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途径有效地灌输给受教育者，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就是进行这样的教育，也是实践这种管理。陶行知把它概括为“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
（三）讲求人伦秩序
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十分讲求人际关系中的秩序，要求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特别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朋友之间的“信”，上级对下级的“义”。办事要谦虚谨慎，宽容忍耐，严于律己，沉着稳健，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讲究中庸，强调团结，重视和谐，遵守纪律，这一切对于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道德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源远流长的，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思想在中国的教育管理者的头脑中也是根深蒂固的，从儒家的“修道之谓教”，到王阳明、陶行知的“知行合一”，都可以看出道德理想主义的影子。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若服务于一个理性的、民主与法制健全的国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将会大幅度提高，教育将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这种管理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土壤中也衍生出一些消极因素，成为中国人前进中的包袱，比如崇尚权力的官本位专制主义思想；论资排辈的等级观念和行为准则；只重情义不讲效益；和为贵，忍为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等等。这是我们今天所必须摒弃的消极因素。
四、融合——当代教育管理思想的基本走向
从以上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西方管理思想还是东方管理思想，各种理论导向都有自己的视角和侧重点，科学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都关心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组织更富有效率的问题，其视点在于组织结构方面。人文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其注意力则在于人的情感和其他的心理因素，强调人的需要。道德理想主义产生的变式则强调秩序、人伦关系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学科高度分化、高度综合的趋势影响之下，许多学者发现单独一种教育管理思想解决不了问题，教育管理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融合，即博采众家之长，促进教育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
在西方，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突变理论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一种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开放系统管理理论开始受到管理界的欢迎，并引入教育管理，可以视为教育管理理论走向融合的发端。系统管理论认为，学校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认为学校、社区和社会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渗透的、相互作用的，社会上各种因素（政策的、观念的、经济的、风情的等等）都在影响着学校的教育质量、工作秩序和效率。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从系统观念上给教育管理人员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提供一种把学校内外环境、各种因素作为整体进行思考的方法，要求教育管理人员树立起整体优化观念、合理组合观念、动态平衡观念、开放与闭合统一观念、信息沟通与反馈观念。同时把系统分析的方式应用到教育调查、教育预测、教育决策、教育规划、教育评价、教育诊断之类的教育行为之中。另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认为教育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一体化系统，它是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开放的系统。第一，学校是由人、物资、教育媒介和其他资源在一定目标下组成的复杂系统，一个系统的变化会引起另外几个子系统的变化，学校领导人在协调学校内部管理过程时，要注意各子系统之间的动态联系。第二，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受外部环境影响，如社会对学校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及广泛的文化影响，它同时也影响外部环境，它只有在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中才能达到动态平衡。同时，系统管理理论往往同权变理论结合起来，不承认在处理组织问题时有一套放之各种组织而皆准的方法，管理应该是根据学校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具体情况对组织问题作出灵活处理。
在我国，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改造我国原有的管理思想和体制，大多数学者认为，我们学习西方管理理论，无论是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还是以行为主义为导向的，都是为了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根据对以上三种教育管理模式的分析，我认为必须用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教导为指南，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管理理论进行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把现代的先进管理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既不妄自菲薄，盲目崇拜，也不全盘否定，大加讨伐。纵观整个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与运用，多样与综合，已成为当代教育管理理论完善与更新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①参见袁振国：《对峙与融合—20世纪的教育改革》，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②F·泰勒：转引自关岩著：《领导心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页。
③F·Bobbitt,inS·C,parkered,"theSupervisionofCitySchools"(pubilSchoolpublishingCompany,1913),p53.
④H·H·Gerth&C·w·mills,"Frommatwober:essaysinScocrology"(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48.p215.
⑤⑥参见袁锐锷：《20世纪西方教育管理思想发展的回顾》，《教育研究》1995年第10期。
⑦J·Dewey,"prblemsofmen"(newYourk:philosophicolLibrary,1944),p64.
⑧D·Grittith,"HumanRelatioresinSchooladminstration"(newYork:appleton-Century-Crvfts,1956),p146.
⑨罗国杰著：《中国伦理传统的基本特点》，见许启贤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⑩《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