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的心得体会篇1
关键词：消费内需税制改革
一、新时代下提振消费的必要性分析
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框架内，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需求管理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整、熨平经济周期的主要手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通过大幅度增加投资的“四万亿”计划，积极对冲了出口下滑的负面影响，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不过，随着近年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化，原有的资加速计划引发的风险被放大，很难再大幅度增加投资，特别是公共投资。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成为新时代经济增长的长期动能。首先，出口需求对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下降。近十年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显著下降。2018年7月6日美国对340亿美元的我国产品加征了关税，随后在9月份进一步扩大到2000亿美元。中美贸易争端对我国的产能输出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在短期内将加剧我国的经济波动，使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其次，大幅度增加投资的系统性风险显性化。近年来，政府投资引导基金、ppp等大幅度扩张，加上地方政府操作不规范和不透明，形成了较为隐蔽的地方政府债务。一方面，政府债务的膨胀加大了地方政府的支付压力，直接对其他类别的必要支出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债务还可能传导到金融系统，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虽然每年的名义赤字率都控制在3%以内，但赤字率与债务规模的反差，说明低赤字率不能作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依据。最后，提振消费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健康动力。我国的人口、经济和地理等维度为消费的增加提供了可能。但是近年来，国内消费增长缓慢，消费外流越来越多，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存在错位。与出口需求的短期波动性相比，消费需求的可持续性更强，更能在长期内支撑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此外，投资虽然也能在短期内带动经济增长，但是短期内的投资往往成为长期的供给，供给的增加会在下一个阶段加剧需求不足，因此短期内扩大投资只是在时间维度上重新分配了需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与投资不同的是，消费的需求属性更强，是一种彻底消化产能的良性需求，因此也更可能健康推动未来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二、现行税收制度对消费的制约
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确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物价水平、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和理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导致税收制度的部分环节与经济基本面出现错配，制约了国内消费的增长。这种制约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通过税收筹集的公共资金占经济总量比重过大，侵蚀了居民消费；二是累进性不够的税制设计在结构上不利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而这部分居民恰恰是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群体；三是税制随基本面动态调整的机制不够完善，增加了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品市场中的摩擦，从而增加了社会总福利的无谓损失；四是与其他资金流向的征税幅度相比，我国的高流转税制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成本，使居民收入或流向国外消费，或被挤出到投资等其他领域。这些因素在各税种中均有体现，我们从税制整体结构、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四个方面分析我国税收制度中对消费的制约因素。
（一）税负总量及税制结构对消费的抑制
1.公共资源占比过大侵蚀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收入水平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公共资源的占比越高，则居民消费水平必然缩减。在税负方面，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基本持平。①然而，讨论公共资源的占比不能单纯从税收占比上看，更应该看公共资金的使用和流向。oeCD成员国多属于发达国家，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较高，更多的公共资金直接流向民生类支出。在财政支出中，除教育支出外，我国医疗和社会保障两大类民生支出的占比要远低于oeCD成员国。民生类支出不仅能将个体风险分散到社会层面，为居民提供更安心的消费环境，而且也可以将其看成是一种带有纠正性质的集体消费，将原本需要居民自己承担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支出纳入公共支出的范畴，从而让居民更自由地安排收入中的其他部分。可见，民生类支出可以充分释放居民的消费能力。而我国在宏观税负与oeCD成员国基本持平的情况下，民生支出占比却远低于他国，导致实际的公共资源占比过大，侵蚀了居民的消费和福利水平。2.在税制结构上，以间接税为主体不利于收入再分配，抑制了社会总消费。按照凯恩斯消费理论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原则，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其用于消费的比例会逐渐减少。所以就社会整体而言，如果将一部分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则富人减少的消费要小于穷人增加的消费，社会总消费将得以提升，这也是收入再分配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在税收层面，实现收入再分配的主要途径是税制设计的累进性，即向高收入者征收更高比例的税收，而给予低收入者更多税收优惠。由于直接税不易转嫁，所以天然具有更强的收入调节效果。相比而言，间接税税负可转嫁，最终税负承担者不够明确，所以收入分配效应较弱。又因为间接税对商品实行普遍性征税，以占居民收入比重来计算的税收负担对低收入群体会更重，若进一步考虑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则流转税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侵占显然要高于高收入群体。我国的流转税制中虽然也存在一定的收入再分配设计，如增值税的多档税率、消费税等，都指向于降低基本生活品的税率而提高奢侈品税率，但从经验检验上看仍呈现出相当程度的累退性，不利于收入再分配的实现。近年来，随着直接税征管手段的改善以及间接税税制的改革，间接税占比有所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税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有利于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提高，但在与其他国家的横向对比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二）流转税中制约消费的因素
1.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整体上提升了商品价格，不利于消费的扩张。我国自2009年后施行消费型增值税，由于允许抵扣购进投资的进项税，故最后的征税对象就完全是消费，制度上通过环环抵扣的设计将税负转嫁到最终的消费上，成为居民购买行为时所支付价格的一部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正常商品的价格上涨会带来市场整体的需求量下降，所以流转税本身对消费的抑制是必然的。但同时，流转税凭借其诸多优点成为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税种，评价我国流转税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不能单纯与不征税的情况比较，更合理的是与同类型国家的横向对比。在税负比例上，我国自2018年5月1日起将增值税最高税率下调至16%，但不论是在亚太地区范围内，还是与实行现代型增值税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增值税率都是相对较高的。虽然欧盟成员国的税率普遍略高于我国，但其高收入和高福利的社会经济状态保证了居民消费对商品含税价格的敏感程度较低。所以，综合上看，我国的流转税税负较高，对居民消费存在较大的抑制作用。2.流转税制中缺乏随经济基本面调整的机制，增加了由制度带来的无谓损失。制度对市场的调整应以市场的现实情况为基础，但在消费理念等不断快速更替的今天，流转税制却没有相应的机制对这些变化作出调整。例如，某些消费税设立之初所认定的高档消费品，如化妆品、小汽车、摩托车，早已成为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必需品，而贵重珠宝、高尔夫球具、高档手表等也是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成为未来主要的消费增长点，但由于税制相对滞后，仍采用高税率对其征税，这无异于增加了税制整体的累退性，使居民消费受到挤压。3.高流转税造成了国际间的商品价差，导致部分消费流向国外。随着国际间交流和旅游成本减少、人次增多，非正式渠道的跨国消费逐年增长。近年来，我国年境外购物消费额不断扩大。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有二：一是国内商品在供给上存在结构性的短板，无法满足部分消费的需求；二是相同商品在国际间存在价格差，消费者倾向于在国外用更低的价格采购，而造成这种价格差的重要原因就是国内外流转税率的差异。特别是一些高档易携带的消费品，如化妆品、电子产品等，由于其本身不含税的基础价格较高，税率差带来的价格差较大，给了居民更大的激励去国外采购这些商品。税率差带来的价格差将部分国内消费挤出到国外，不仅对国内消费总量，而且对财政收入、经济活跃度等造成了不利影响，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所得税中制约消费的因素
1.个人所得税中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缺乏随价格动态调整的机制，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工资薪金所得，其制度类型为基本减除费用加多级超额累进制，这样设计的目的在于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消费。然而，近年来，我国的物价水平上涨较快。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至今，我国消费价格指数年均涨幅为2.8%，且该指标并未将同是基本生活保障的住房纳入进来。同时，我国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物价水平因地而异，根据“我国地区价差指数方法和应用研究”课题组（2014）的测算，2011年我国物价水平最高的上海比最低的宁夏高出30%左右，同期上海房价更是宁夏的3.9倍，这一比率在2017年扩大至5.2倍。可见，不管在纵向的时间维度还是在横向的区域维度，我国的物价水平均不平稳。然而，以保证基本消费为目的的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却采用全国一刀切政策，导致高物价地区居民的保障性收入也进入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而在时间维度上，个人所得税中基本减除费用的调整从2000年至今也仅有四次，①显然无法抵消逐年波动的物价水平。这种与基本面脱节的基本减除费用的设置不利于最大程度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职能，对国内消费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抑制。2.个人所得税分类课征模式不利于收入调节功能的实现。个人所得税的课征模式有分类课征、综合课征和混合课征三类，其中分类课征按照不同收入来源分别计税征缴，综合课征按照个人所有收入的总和计税征缴，混合课征则是前两者的混合状态。这三类课征模式可实现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因为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职能主要通过税率的累进性实现，综合课征可以最完整地将居民的支付能力对应到相应的税率，而分类课征模式则无法做到这一点，高收入群体可以通过分散收入来源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所以，征税模式的综合性越强，税收的再分配效应就越强，对消费的刺激也越强。然而，综合课征模式的征收成本较高，且需要有十分完善的个人信用体制做基础，我国的现实情况尚无法满足这些要求。2018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虽然将四类所得合并综合征税，但距离真正的综合课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增加了居民消费的顾虑。在广义上，按工资薪金一定比例缴纳的各类社会保障费符合税收的一般性质，也可以看作是一类特定目的的税收。理论上，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会减轻居民的风险损失，让居民可以将收入更加平滑地分配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而无须为不可预见的因素进行大量的储蓄。在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形式是社会保障费，由于其立法层次较低，所以在实现过程中存在制度碎片化和征收刚性不足的问题，企业逃避缴纳责任和地方政府违规减免等行为屡禁不止，导致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较大、社会保障资金总量供给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2017》显示，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已达10万亿元之多。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以及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的低下，工作年龄人口的养老风险不能以社会保障的形式予以填补，只能由居民自己通过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的方式来未雨绸缪。
（四）财产税中制约消费的因素
财产税是税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征税对象具有非流动性，纳税群体在空间上较为集聚，所以许多国家用财产税作为区域性公共品提供的资金来源，以体现税收的受益原则。财产税中最直接面向居民的是房地产税，其计征模式为按房产当年评估价值的一定比例征缴，会对居民收入产生持续性影响。在我国，由于受到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财产登记制度和公众接受度等多方掣肘，真正意义上面对普通居民的房地产税尚未开征。正是由于这一缺位，导致我国税制体系不完整，住房市场未能得到有效的调控，间接制约了居民的消费水平。1.房地产税的缺失弱化了税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税收的量能负担原则要求支付能力越强的居民承担更多的税负，这一支付能力一方面体现在流量的收入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存量财产上。房产作为我国最保值的财产之一，成为居民财富的主要蓄水池。在此种现实基础上，税收政策的再分配职能理应在房地产领域有所体现。但受到前文提到的诸多因素限制，我国房地产税迟迟难以推出，现有税制对存量财富缺乏有效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在整体上弱化了税制的再分配效应，间接限制了居民消费的扩张。2.现有房地产税制未能实现对房价的调控，致使房价高筑挤出消费。近十年来，高房价及其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推算，2017年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均在30左右，意味着一个家庭购买一套住房需要花费其30年的总收入，这无疑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造成我国房价高企的原因有很多，投资性购房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投资性和刚需性购房的一大差别在于住房的空置，前者通常会通过大量购买并空置的方式垄断城市住房供给，以此抬高房价从中获利。理论上，房地产税会增加住房的持有成本，迫使非刚需性房产持有者将住房投放到市场中，从而增加市场供给，使房价回归正常水平。3.房地产税的缺失提高了住房投资的回报率，将收入由消费引向投资。在标准的跨期模型中，决定居民当期消费和储蓄比例的主要因素是利率，或者说是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越高，则储蓄能带来的收益越高，储蓄的比例就越高，相应地当期消费就越少。在房产投资过程中，房地产税的缺失降低了住房的持有成本，同等条件下提高了住房投资的回报率，从而激励投资者将更多收入由消费转入到住房投资中。从社会整体看，低持有成本推涨了住房市场的热度，使更多资金进入楼市，在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当期用于消费的比例必然受到侵蚀。
三、促进消费的税制改革思路
税收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在当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内需不足的背景下，利用税收刺激消费是公共政策中的优选方案。然而，我国现有税制中存在的上述诸多因素限制了国内消费的增长，为此，现有税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以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一）合理调整财政收支结构，藏富于民，方能扩大消费
收入水平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我国民生类支出占比过低、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较高的税负比例必然会对居民消费造成侵蚀。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整体上降低宏观税负以激发居民购买力及民营经济活力，加速商品及要素市场的流转，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二是增加民生类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用公共资源最大程度保证居民的共同偏好，减少居民的个体风险，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现实中，由于我国政绩考核以地方经济发展为主要指标，地方政府普遍倾向于扩大财政支出，并将其重点投向对经济有直接刺激作用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等，从而挤压了民生类支出的占比。所以，要改善我国财政收支的结构，还需在根源上调整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更多维地考察地方政府对本地社会福利的提升，在预算编制、审核过程中也应更多关注来自民生的诉求。
（二）提高直接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
直接税比重的提高可以为税制及消费环境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改变：首先，由于税负不能转嫁，直接税的累进税率可以直接作用于居民的收入，带来比间接税更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其次，间接税税率的降低将使商品含税价格下降，一方面可以加速最终消费品市场的流转，活跃国内商品市场的氛围，另一方面也可以缩小由税制体系差异带来的国际间商品价差，使境外消费回流。最后，相比于间接税，直接税没有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在实现财政收入和收入再分配职能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持了政府调控对市场的中性原则，在征税总量相同的情况下，直接税对市场行为的扭曲和给社会总福利带来的无谓损失均更小。然而在现实中，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的直接税却面临着诸多征管阻力，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放弃直接税而采用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纳税人而言，直接税的税负感受更为明显，在纳税意识还未树立、纳税遵从度较低的社会环境下容易滋生偷税行为；二是直接税的征管成本较高，无论是对个体的收入还是财产征税，都需建立在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之上，且需匹配更多的稽查力量和更科学的征管体系来实现对每个个体的监督。在这些因素尚未得到完善时贸然转变税制结构，将会给财政体系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干扰。所以，要转变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占比，除了建立合理的所得税、财产税制度外，还应重点打造良好的征纳环境：一方面，要加大税收宣传，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透明度，让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税务机关的征管水平，在户籍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完整覆盖的收入申报、财产登记等社会信用系统，为直接税的扩围打下基础。
（三）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精细化再分配政策
个人所得税直接面向居民收入，是再分配效应最强的税种。然而，我国现有个人所得税制度中的缺陷限制了其政策效果的发挥。改革思路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建立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的动态调整机制，以各地物价、收入水平为基础计算居民的基本生活开支，建立因地而异的专项附加扣除，使个人所得税制度与经济基本面相契合，最大程度激发累进税率的再分配效应；第二，加速个人所得税课征模式由分类课征转变为综合课征，将居民所有收入纳入到统一的课征体系中，以保证非工薪类高收入群体负担其应有的税收；第三，将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范围由要素类扩围到投资类，即将资本市场的投资收益全部纳入个人所得税的范畴，最大程度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职能。实现基本减除费用动态调整和个人所得税综合课征都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增加核算成本。无论对居民、企业还是税务部门，精细化和综合化都意味着流程的复杂化。但随着会计、信息系统的电子化和网络化，更多繁杂的流程可以交由自动化信息网络来完成。所以，在推动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过程中，应注重升级税务部门征管体系，用科技来降低复杂税制带来的征管成本。
消费税的心得体会篇2
内容摘要：“十二五”时期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需以扩大消费需求为着力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为此，研究、制定长期的、有利于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尤为重要。
关键词：消费税收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投资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13亿人口大国的消费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过去的五年间，我国政府按照“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的方针，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财税政策，消费“短板”在一点点长高。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2009年最终消费对GDp的拉动为4.6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达52.5%。这一贡献率高于2008年的45.7%和2007年的39.4%，也比2000年以来的年均贡献率高出7.8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愈发强劲，在“保增长”中，消费成功地打下半壁江山。“十二五”时期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需以扩大消费需求为着力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为此，必须“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影响消费需求的财税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消费需求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国际和国内的数据都表明，居民消费占消费需求的比重大致在80%左右，是消费需求的主体。因此，扩大消费需求应当从促进居民消费入手。从财税角度看，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税收
税收对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税收的收入效应方面。税收的收入效应是指由于国家征税，使纳税人的收入减少，从而降低商品购买量和消费水平。由此可见，税收与消费呈反方向变动关系，税收通过影响居民收入直接影响消费，因此，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可以通过增减税收这种反方向调节机制对消费产生影响。当消费不足时，政府通过实行减税政策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当消费过旺时，政府又可通过增税来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降低居民消费支出。为了实现以上调节目标，又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作为自动稳定器的累进税率应担此重任，政府通过设计较为合理的累进级距和税率规模，对居民收入水平可起到调节作用，进而对消费产生影响。另外，由于流转税具有税负转嫁性质，税收负担最终会落在消费者身上，因此，流转税比重的大小对消费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收入分配制度
收入分配制度对消费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小；二是居民收入中财富集中度和收入差距大小两个方面。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短期内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即期收入的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增加，而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收入的比重越大，居民收入所占比重越小，而政府收入并不全部用于消费，有相当一部分要用于投资而影响消费。在我国，从1998-2007年，政府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7.5%上升到24.2%，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8.1%下降至57%。收入分配体制的失衡，使得原本应该由普通百姓消费的资金，最终变成了政府的投资。据统计，1996-2006年，我国的投资率从38.8%上升到42.5%，而最终消费率却从59.2%下降到49.9%，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和发展中国家（74%）的平均水平。
从财富集中度和收入差距角度看，如果财富过于集中，贫富差距过大，出现“马太效应”，就会造成低收入者虽有消费愿望却无消费能力，高收入者因其消费需求大都得到满足，虽有消费能力但消费愿望降低，由此形成消费不足。我国目前居民储蓄额约25万亿元人民币，但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就基尼系数而言，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78年的0.16增加到2008年的0.49，不仅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水平，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
（三）社会保障制度
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对消费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性。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降低居民的不良风险预期，解除居民为预防意外而进行储蓄的心理压力，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使他们能放心大胆地进行即期消费，从而有利于社会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相反，老百姓只能靠自己增加储蓄来应对有可能出现的“危机”，储蓄增加，即期消费肯定减少。
“十二五”时期扩大消费需求的财税政策改革建议
从以上影响居民消费的财税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分析看出，促进居民消费除了通过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税制，减轻消费者负担；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能力外，还应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居民后顾之忧，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一）降低流转税比重，减轻消费者负担
目前我国税制结构仍以流转税为主，流转税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接近70%。这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在保障税收稳定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流转税具有转嫁性，所以，在现行税制设计下，表面上看，我国税收大部分由企业交纳，但企业却可以通过税负转嫁的形式将税收转嫁给居民个人。据有关资料显示，企业部门交纳的税款占84.3%，居民部门仅占15.7%。但是在企业交纳的税款中，有87.3%是可以转嫁的间接税。因此，从减轻税负、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的角度考虑，应适当降低流转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具体来说，在间接税的减税方案中，应优先考虑对与人们生活需要密切相关的商品和劳务减税，比如，增值税中对生活必需品可实行3%左右的低税率或免税；进一步调低商业行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提高增值税(包括营业税)的起征点，以减轻个体工商户的负担，有利于就业和创业。营业税中服务业的税率可降低到3%。进一步优化消费税税率结构，对一般性生活用品以及具有节能、环保特点的产品实行低税率或免税，如取消对排气量在1.0升以下汽车的1%消费税。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取消现在已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征税，如汽车轮胎、工业酒精、医用酒精等。
（二）实行结构性减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步伐。将现行的分类所得税改为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模式，费用扣除方法由以个人为标准改为以家庭为标准，并建立扣除标准随物价变动相应调整机制，降低最高边际税率，简并税率级次，完善征管制度。通过税率、扣除标准的调整可体现减税取向，有利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能力；税制模式转换和征管制度的完善可保证应收尽收，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改革房产税，将现行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等与房屋有关的税取消，在房屋保有环节开征物业税，促使房价降低，增加住房消费。对首次买房者减免契税，减轻住房消费压力，促进住房消费合理化。开征遗产与赠与税，既可调节收入，又可减少储蓄意愿，有利于提高社会总消费水平。
（三）调整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增加居民收入
进一步规范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现行税收政策存在安置特定人员比例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税收政策的吸引力，不利于鼓励规模较大的企业安置就业弱势群体。另外，现行政策优惠期限的规定使得一些企业为获得实惠而发生短期行为，他们往往在优惠期内按照政策规定安置特定的群体就业，一旦享受优惠期满便将这些人员辞退。因此，可考虑将安置特定人员比例限制和优惠期限废除，直接按安置特定人员人数给予一定的优惠，安置越多，优惠越多；安置时间越长，优惠时间也就越长，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同时还要通过调整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突出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扶持，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降低中小企业税负，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鉴于占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可通过进一步降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税率，扩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范围，充分利用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投资抵免、延期纳税，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降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等多种形式，有效降低其税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2009年在全部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中，第三产业占51.2%，但与发达国家60%-70%的比例有很大差距。因此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就业有较大的潜力，应加大税收政策对第三产业的扶持力度，扩大享受税收优惠的政策范围，以便第三产业企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四）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全社会消费倾向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等方面，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办法是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这就必须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为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利用财政、税收、金融等资金分配手段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并加大对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财力支持，尤其是要大力支持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农村居民享受城市居民一样的硬件和软件；缩小行业差距，按照“限高、扩中、保低”的原则，一方面严格控制高收入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另外，进一步完善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各地应随物价变动、GDp增长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通过规范的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保障职工合法利益；缩小地区差距，应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强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改善居民收入状况，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尤其是让贫困人口尽快脱贫，促使全社会消费倾向提高。
（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消费信心
我国政府经过多年努力，已初步建立起包括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还存在覆盖面窄，各地标准不一；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管理体制不完善，资金缺口大，立法滞后等问题；农村的养老、医疗等保障问题更是刚刚起步，因此，应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养老保险方面，要继续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通过改革社保基金筹资模式，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多渠道积累足够的资金，弥补资金缺口，做实个人账户，保障退休人员切身利益；切实实行省级统筹，并争取早日实现全国统筹，促进人员有序流动。医疗保险方面，应当将覆盖面扩大到城镇各类劳动者，按照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通过保险机制，壮大基金力量，切实做到基本医疗保障并逐步提高报销比例。失业保险方面，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合理确定失业保险待遇标准，改变目前待遇标准偏低的现状，切实保障失业人员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以利于再就业和社会稳定。在农村也应加快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适当提高农民大病报销比例，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真正形成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良好的社会氛围，让老百姓放心大胆地去消费。
综上所述，通过制定、实施合理有效的财税政策，使消费尽快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持久动力，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极其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程霞珍，潘理权.扩大居民消费的难点、重点与对策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0（1）
消费税的心得体会篇3
关键词:商品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
目前,在我国已开征的税种中,对收入分配起调节作用的税种,一般被认为是个人所得税。因此,2005年9月全国人大举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调整的听证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然而,2006年3月我国对消费税税目和税率的调整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只不过多数人关心的是自己购买的商品价格是否受其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直观感觉到消费税对收入分配有一定影响。那么,消费税作为主要的商品税是否具有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商品税税种设计的调节机制应如何配套?本文在这里做一些基本的分析和探讨。
一、商品税设计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
所得税对收入分配具有直接的调节作用。因为所得税的设计本身就是以个人收入为纳税能力标准来体现的,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和认识到。但是,商品税对个人收入是否也具有直接的调节作用?这就需要站在个人收入的形成(或取得)和使用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从个人收入的形成(或取得)角度看,收入的多少体现纳税能力的大小,因此,所得税以收入为基础或标准来进行课征,从而达到一定的调节目的。同时,设计一定标准的起征点或费用扣除,设计宽窄不同的级距和累进税率,对不同收入者调节的深度和广度则会更加明显突出。另一方面,从个人收入使用的角度看,个人收入表现为对商品的购买能力或支付能力。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对商品价格影响的情况下单独看商品税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对商品课税会使商品价格直接上升,使不变的收入所购买的商品数量减少,从而对个人收入的使用结果产生相应的调节。如果将不同收入者购买不同类型商品的购买比重做相应分布分析,对不同类型的商品进行有选择的课税或不课税、课重税或课轻税,则产生调节不同收入者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例如,我国今年4月1日实施的消费税改革中,对小汽车税率调整变动:
从税率调整情况看,越野车税负增加最大。以税率调整前一台排量为4.5升、价格50万元的越野车为例,按原税率计算:其税收负担为50万×5%=2.5万元,按新税率计算:其税收负担为50万×20%=10万元,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税率调整则会使其价格上升空间为7.5万元;相反,对一台排量为1.4升、价格8万元的小汽车而言,则会有价格下降为8万元×(5%-3%)=0.16万元的空间。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税的调整设计,在理论上存在着对不同收入者的收入使用结果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二、商品税的设计形式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效果
商品税按着与价格的关系分为价内税和价外税。价内税是指商品税的税额属于价格的组成部分。消费者购买商品时看到的是商品的价格,看不到含在商品价格之中的税收,所以,消费者不知道自己是否支付了税收。价外税是指商品税的税额不属于价格的组成部分、是依附在商品价格之外。消费者购买商品时不仅看到商品的价格,同时也看到依附在商品价格之外的税收是多少。
商品税设计形式表现是价内税还是价外税,对个人收入调节是不一样的。从价内税的形式看,由于人们在购买商品时看不到税收,个人收入使用结果的差异与税收是否变化无法直接对应,对应的是商品价格的变化。所以,个人感觉不到税收的存在和调节,所感觉到的是商品价格的存在和调节。举例说明,假定商品价格是100,其价格构成为:成本为60、税收为20、利润为20;如果排除供求和垄断等等外在因素,仅从价格内在构成看,这三者都可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推动价格的升降。具体情况分析为:(1)成本推动,成本变动而其他因素不变,成本为70或55,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所支付的货币价值为110=70+20+20或95=55+20+20;(2)税收推动,税收变动而其他因素不变,税收调整为25或15,则消费者所支付的货币价值为105=60+25+20或95=60+15+20;(3)利润目标推动,利润目标变动而其他因素不变,利润目标调整为25或15,则消费者所支付的货币价值为105=60+25+20或95=60+15+20。所以,在这里必须明确,在价内税的形式下,商品价格的变化有税收调整的因素,同时还有许多非税收因素。
另一方面,从价外税的形式看,因为税收是依附在商品价格之外,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既要为价格支付货币价值、又要为税收支付货币价值。当商品的价格不变而税收调整变化时,那么,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就要为税收的变化多支付,直接感受到税收对个人收入使用结果的调节。例如,假定商品的价格为100,税率为10%,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所支付的货币价值为100+100×10%=110;如果商品价格不变,税率调整为20%或8%时,则消费者所支付的货币价值为100+100×20%=120或100+100×8%=108。在价外税的形式下,影响商品价格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都会使商品价格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发生不同的变动,作为生产经营者从成本与利润的关系角度,既要考虑影响商品价格的各种因素,又要考虑税收因素;作为消费者从货币价值支付多少的角度,则考虑的是商品价格升降与税收调整变化,即是支付商品价格部分的货币价值多呢还是支付税收部分的货币价值多呢?
三、价外税的形式的商品税的设计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
如果一个国家开征的商品税都表现是价外税的形式,那么又如何更加明确的调节个人收入呢?这就是在税制方面如何设计选择性税目和差别性税率的问题。
从税收横向公平原则角度出发,纳税范围越广泛、纳税人越普遍,税收公平性就越突出明显,即税目设计的越多、税收所能调节的空白和遗漏就越少。但是,征税对象普遍,只能解决横向公平问题,不能解决纵向公平问题。而对个人收入分配调节,即对收入差距调节,则更多地是体现在纵向公平方面。所以,对商品税而言,应是对课税对象(或税目)进行区别对待,即选择性地确定税目,方能体现对个人收入使用结果的纵向调节。
如何选择性地设计税目,对商品税的课税环节而言,首先应体现在零售消费环节课税;其次,对不同的商品有选择地纳入课税范围。例如,对生活必需品、尤其是大众性食品不以课税,可以设置专门的免税商场或专门的免税专柜;反之,设置课税商场和课税专柜,尤其是对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课税,其标准可以不定期调整。从恩格尔系数的角度讲,系数高的都是低收入者或家庭,他们对食品等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占收入绝大部分,基本上不涉足高档商品和奢侈品;相反,恩格尔系数低的基本都是高收入者或家庭,他们对基本必需品的购买占收入的比重很小,对高档品和奢侈品的购买占收入的比重相对大。当然,这里不否定在目前的必需品中也分出低、中、高的价格差异,这仍然改变不了高收入者对两类商品购买的基本比重情况。所以,对商品区分必需品和非必需品进行选择性课税,对不同收入者的收入使用结果产生纵向调节作用。
不同商品设计差别性税率课税对个人收入分配的使用结果纵向调节。在区别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的基础上,对非必需品进行差别税率课税设计,即将非必需品进行分类分档设计高低不同的税率课税。例如,对非必需品划分为趋近必需品的和远离必需品的,与此对应设计低税率和高税率;对同一类非必需品划分为由低到高的不同档次类别,设计相对应的低到高的不同税率。这样,即使对非必需品课税,也会对不同收入者形成纵向调节的对应目的。当然,在价外税的形式下,对不同商品设计高低不同税率进行课征,其操作上有一定难度,同时,还会增加征税成本。但是,对不同收入者进行纵向调节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四、关于我国商品税对个人分配调节问题
目前,我国的商品税体系基本设计是,对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经济行为普遍开征增值税,对各种服务的经济行为普遍开征营业税,在征增值税的范围基础上有选择地开征消费税。从税收转嫁机理看,商品税的负担通过商品价格变动可以传递给最终消费者,即商品税的负担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从公众对商品税的一般认识角度看,商品税与自己利益直接相关的税种是消费税,而消费税是否调节个人收入的使用结果,并没有直接的认识和感觉。站在对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角度,不能不引发对我国商品税设计调整与改革的一些思考。
1.为什么我国的商品税设计是价内税的形式
长期以来,我国的商品税基本上是采取价内税的设计形式。1994年实行的增值税,虽然是以价外税的形式设计为主,但是进入零售环节后依然是价内税的表现形式。为何如此?经济改革以来,我国的税收设计所体现的目标尽管多元化,其财政目标仍然是第一位的。由于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中国家,商品税是我国的主体税种,其财政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在设计商品税的表现形式方面,在考虑征收机关的可行性操作基础上,非常注重纳税人对税收的接受程度和可能接受的形式。因此,我国的商品税一直采用价内税的设计形式。
以价内税的形式所体现的商品税,从税负转嫁的传递结果看,也会对不同收入者产生收入使用效果的调节作用。正如前面曾分析到的那样,价内税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会出现两种逆向结果:第一,纳税人感受不到税收的调节;第二,非税收因素掩盖税收作用。从纳税人对税收的认识和感觉到是税收调节的角度看,我国的商品税应从价内税的形式转换为价外税的形式。
2.我国的消费税虽然是选择性税目,为什么没有明显的调节效果
我国这次消费税调整,由原来的11个税目调整为现在的14个税目,对资源性产品和高档奢侈品增加了税目,体现国家对自然资源、环境保护以及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虽然,国家对有些高档奢侈品纳入到征税范围,如对于高档手表、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高档护肤品等涉税商品来说,消费税具体如何征收、“高档”商品究竟如何界定等政策细则,对许多人都是不明确的。同时,这些商品的消费群体对价格的敏感度比较低,市场抑制作用也不十分明显。从另一方面看,这些高档消费品的价格上扬后传递给消费者,消费者也并非认为是税收调整的结果。其主要原因,一是,消费者看到的是商品价格变化,不是税收的变化,即价内税的表现形式结果;二是,我国的消费税基本上是在产制环节课征,即对生产者课征,不是在零售环节直接对消费者课征。
3.是否可以从产制环节课征转换为消费零售环节课征
从对纳税人收入使用的调节效果看,商品税应在零售消费环节课征,同时,与其配套价外税的设计表现形式。但是,这里要涉及到征管技术与水平、征管成本、人们的观念与接受程度等几个方面问题。首先从征管技术和水平看,在产制环节课征,征收机关比较容易掌握和操作;在零售消费环节课税需要征收机关对零售环节资料进行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这就要求征收机关的征管技术和水平要有比较大的提高。其次从征管成本看,在产制环节课征比在零售消费环节课征简单易行,所以,在产制环节课征成本比在零售消费环节课征成本低。再次,从人们的观念和接受程度看,在产制环节征税是对生产者课征,如果生产者通过提高商品价格的方法可以将税收负担转嫁给消费者,这样的结果是,消费者接受的是商品价格变化,而不是接受税收的变化。由于在产制环节课税使消费者无感觉,这对纳税意识比较差、对税收逆反心理比较强的社会下,是适宜的。
4.是否到了人们接受从价内税转换到价外税的时候
从2006年3月消费税调整所引起的各界关注以及效应看,这次消费税调整引起社会各界比较广泛的关注和关心,除了税收变动会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发生改变的经济作用之外,我认为,还有两个方面的作用显示: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看,越来越多企业关注和关心国家经济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的变动。这种情况说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越来越规范,企业赢利的渠道、方法和表现形式也日益规范化。所以,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尤其是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经济行为的重要和直接因素,各个企业现在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家税收政策调整与自己利益变化之间的对应关系。2005年9月全国人大举行个人所得税听证会,引起全国各阶层的普遍关注。从公众对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调整变化的关注情况看,我们认为,我国的商品税表现形式转换已经到了比较可行的阶段。
5.我国商品税体系是否要重新设计
目前我国的四大商品税,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和销售进行课征,当然,也有部分是对劳务课征,即加工、修理和修配,在此处与营业税的课征范围形成交叉;同时,营业税中对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进行课征,也形成与增值税课征范围的交叉。消费税是在增值税普遍课征范围基础上选择部分税目进行再次课征,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政策性。营业税是对劳务普遍课征。
从我国的商品税设计体系来看,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制度设计缺陷,即增值税和营业税课征范围交叉问题。如果从理论角度讲,实际上有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即对劳务的主体劳动力是否属于商品。从价值形成、递延或扩展的角度,或者说从商品价值的生产和传递角度看,对商品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其价值生产和递延或扩展,都应用一个税种普遍课征。对我国来讲,就是用增值税普遍课征,取消营业税。在普遍课征增值税的基础上,对部分范围进行有选择地课征消费税。
站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角度讲,通过商品税设计来调节收入分配,应把增值税作为普遍横向调节的主体税种,在此基础上把消费税作为纵向调节的主体税种,其它商品税应在此框架下作为补充税种。
参考文献:
[1]蒋晓蕙、张京萍.论税收对收入分配调节的效应[J]税务研究,2006,(9):8-12
消费税的心得体会篇4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起点，是繁荣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消费需求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最积极、最有效的因素，经济增长最终靠消费来拉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我国经济发展仍处在保增长的关键阶段”的科学判断，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靠“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来拉动。把扩大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作为战略重点，提升居民消费率、发掘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应该是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努力方向。
一、拉动内需，税收应有作为
充分运用税收政策的调整来增加居民收入和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从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首先，税收政策产生的收入效应可以起到调节需求量的作用。收入效应是征收正的所得税使纳税人的即期可支配收入降低，导致纳税人的即期消费减少：但与此同时，实施负的所得税会使负所得税纳税人收入增加，并促进这部分纳税人的消费增加。其表现为政府课税使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下降，从而降低商品购买量，使消费居于较低的水平上，税率越高消费总量降低得越多，反之实行低税率就能有效提高消费总量。
其次，税收政策产生的替代效应可以起到调节需求结构的作用。税收的消费替代效应是指当政府对某些特定商品课税以后，会使课税商品价格相对上涨，造成消费者减少对课税或高税商品的购买量的一种影响。由于政府课税的差别改变了消费的相对价格，课税的消费品价格相对高于不课税的消费品价格，高税率的消费品价格相对高于低税率的消费品价格。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就很有可能从课税商品转向免税商品，从高税率商品转向低税率商品，从而相对地增加免税或低税商品的购买量。课税的范围越小，替代效应越明显。因而对某些商品提高或减少课税能够引导消费方向，从而起到调节需求结构的作用。
二、用好税收政策，刺激消费
具体来说，税收对消费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阶段：
(一)收入来源阶段，通过个人所得税的调节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增加可支配收入
1 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适当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使个人所得税制向综合制转变，综合所得税制的最大优点是能够体现纳税人的实际负担水平，符合量能课税原则，能够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使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多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无需缴税或缴较少的税，从而有效地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作用。
2 降低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一方面，提高投资者本身的消费能力，促进其消费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提高投资者的经营能力，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起到促进消费增加的作用。
(二)其次在收入使用阶段通过调整消费税的税率、税基，创造新的消费热点
税制结构可以通过税基和税率来影响消费状况。一般来说，一国税基无外乎收入、消费或财产。而相对于以消费为税基的广义消费税，以所得为税基的所得税更有利于消费，因为所得税使一部分税负落在了储蓄或投资所得之上。由此可见，税基影响所有收入阶层的消费决策。但这只是税制结构影响消费的一个方面。税制结构还可以通过税负在人群之间的分布来影响收入分配状况，进而对消费状况产生影响。
(三)在财富占有阶段，又可以通过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调节收入的存量，避免财富过分集中，鼓励即期消费
(1)通过推行一般财产税，扩大征税范围和税基，将资金分流到消费领域，以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2)增加财产税的累进性。具体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由于个别财产税对不同财产区别对待，也不容易对纳税人的财产总额实现累进征收，因此，可以考虑逐步向一般财产税制靠拢，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税基来提高财产税的累进性。第二，采用低累进税率来增加财产税的累进性。低累进税率既有利于改革的推进，副作用也较小。(3)开征遗产和赠与税。这不仅有利于改变国民过度节俭和遗留遗产的习惯，增加国民的当前消费，而且有利于改善消费投资结构。
消费税的心得体会篇5
1、居民消费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一些税收政策在刺激我国居民消费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进一步就刺激我国国民消费需求仍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仍然不够高,其主要表现在国民消费能力不强。其次,贫富差距太大,消费不均衡。再者,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收入的调节力度不够,使得很多居民普遍认为钱存在银行是不错的方式。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个人所得税没有发挥作用,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不够;费用扣除范围不够科学合理;还有,税率政策在设计上面存在问题等。这些都是目前我国税收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
2、造成问题的原因
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目前实施的税收政策不够科学合理,其可行性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我国经济回升基础不够稳定,其经济发展过快,财政人员还无法很好的适应现代化经济增长趋势,很多时候政策制定没有抓住最好的时机。或者是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建设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体系在运行中,由于新旧体制相互交织,容易引发很多矛盾和问题。这些都说明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的改进和完善
二、进一步刺激消费增长的税收政策
进一步刺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目前税收政策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相关工作人员要对政策进行研究,尽快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而实现居民消费水平明显的增长,且增长趋势能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下面提出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希望能帮助解决当前问题。
1、整改现行的消费税收政策
由于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方向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所以,政府要通过改革调整消费税,来引导我国居民消费方向,不断推进消费结构升级。首先,可以通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适当取消一些商品的税收,如减少烟酒、化妆品等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及汽车轮胎等生产材料的税收。然后适当增收一些行业消费税收,如电子产品、高档家电等商品的消费税收。其次,还可以考虑降低一些交通工具行业商品的消费税,使得商品的价格得到一定程度的下滑,刺激居民消费,如摩托车、电动车这些商品的消费税。
2、完善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的调节直接影响着居民手中可支配的消费资金。目前由于我国居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消费水平也各不相同。所以,政府可以通过缩小税收范围,降低中下阶层居民收入税收,从而有效的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提升整体消费水平。首先,必须要改革个税征收点,创新税收模式,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模式,将不同消费对象进行分类,然后依据情况征收所得税。如果征税对象属于投资性、没有消费费用扣除的项目要实行分类课征,如利息、股息以及红利所得的收入。而对于劳动所得报酬要实施综合课征,如薪水、承包项目所得以及劳务报酬等费用。其次,要适当的扩大费用扣除范围,将个人财产,如购房、医疗费用以及教育费用等作为扣除对象。同时,制定税收政策时,工作人员要考虑个人赡养老人以及子女的不同情况,然后制定不同的税收扣除范围,一定要照顾我国中低层居民生活水平情况。最后,要适当调节超额累计税率,降低税率,从而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对征税对象进行综合考虑。
3、新增其他税收
针对目前我国税收政策还没有涉及到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税收,而社会保障机构作为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活动部门,也可以适当的对其进行税收。首先,政府要结合自身行政手段,完善社会保证体系建设,增加居民消费信心,刺激消费。工作人员在开展税收设计工作时,可以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一些私营企业等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个体户或者社会团体等对象加入到社会保障税缴纳中,从而带动居民消费。其次,要针对不同参保对象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计划。一般可以按照下面税率征收:养老保险征收税为单位缴纳12%,个人缴纳6%;失业保险由单位缴纳1%,而医疗保险则由单位和个人各交3%。依照这种征税税率试行征收税务,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
4、加大各项税收扶持力度
加大扶持力度有助于提高社会困难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其政策主要扶持对象是失业或者待岗人员,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就业的各项税收扶持政策。首先,要适当放宽对一些安置就业企业的限制。并且实施一些有利于安置就业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减少税收,进而减少企业发展的负担,使其更好的发展,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同时,还能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尤其是要鼓励企业使用广大农民工群体,将这种情况纳入特殊扶持对象中,进一步降低税收利率,并且还提供一些其他的资金扶持。其次,还可以适当增加优惠税种,对自主创业、个体户以及一些困难户实行优惠政策,可以定期减免营业税、经营建设费用以及教育附加税等。通过这些政策激励更多的居民自主创业,增加自己的收入。只有居民收入得到提高,居民才会有更多的收入资金进行消费,所以,政府税收政策要针对不同的居民群体,实施不同程度的征税税率,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提升,经济均衡增长。
消费税的心得体会篇6
从2014年11月1日到12月5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共收到16.7613万张选票，其中“税”字选票8679张，居第一位，其后依次为“热”、“嘘”（谎言）、“灾”、“雪”、“泣”、“喷”、“增”、“伪”、“妖”等。
消费税增税涉及国计民生
消费税增税是2014年日本发生的一件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引起其国民的极大关注。消费税是以消费品消费的流转额作为课税对象的各种税收的统称，属于典型的间接税。各个国家基于国情对消费税的具体征收办法不尽相同。日本消费税实行价外税，由购买方承担税款，征收对象更具广泛性，向生产和流通等各个环节的商品和制品征收税款。消费税是日本的三大主力税种之一，目前消费税收入仅次于所得税，大体占日本国税收入的25%。1989年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逐年增加的问题，竹下登内阁首次开征消费税（税率为3%）。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又将消费税率提高至5%，并一直沿用至2014年3月31日。此次17年来未有变化的日本消费税的改革，因关系到普通民众的生计问题而备受关注。
对于安倍政权将消费税率提高到8%，日本国民心态矛盾。某种意义上说，消费税增税是安倍内阁从野田佳彦前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一笔遗产。在野田执政期间的2012年8月10日，日本内阁通过了《为确保社会保障稳定财源而提高消费税等税制改革修正案法案》（简称《消费税法修正法案》），其中明确规定2014年4月1日将消费税率（含地方消费税）上调至8%，并预定于2015年10月1日继续上调到10%。消费税增税恰恰与安倍经济改革亟需扩大财源实现了“无缝对接”，因而被安倍内阁积极推进。
从大数据上看，日本国民对于政府提高消费税既理解，又难过。日本经济新闻社与东京电视台在2013年9月27～29日所做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安倍内阁将于2014年4月把消费税率提高至8%，有47%的人表示赞成，48%的人表示反对。而随着安倍经济改革效果的日渐显现和社会保障压力的增加，日本国民认同政府提高消费税的比例也逐渐升高。据日本产经新闻与日本富士新闻网（Fnn）联合所做的舆论调查结果，对于消费税率提至8%，有60.9%的人表示“认同”，有34.6%的人表示“不认同”。就对个人生活而言，消费税率的提高无疑给日本国民的日常家庭开支带来了影响。日本每日新闻社2014年4月19～20日所做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有60%的人表示消费税率提高到8%对自己的生活形成了负担。
总之，日本国民能够理解政府为确保年金、医疗费等社会保障费用的稳定财源而提高消费税率的做法，但又为增税后家庭开支的陡然增加而满腹苦水，陷入未来与现在、国家与个人关系的两难选择之中。
消费税率上调亦难解国家财政难题
消费税率上调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国家财政难题。日本政府承诺将增加的税收与社会保障捆绑在一起，用于填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今后的财政状况不再因人口老龄化而进一步恶化。长期来看，这样做对改善日本的财政状况有益处。但是，从消费税率提高的时机上看，却有本末倒置之嫌。就如静冈县立大学本田悦朗教授所言，政府不应该通过期望增加消费税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应该等经济增长且增长平稳之后再来提高消费税率。从政策效果来看，消费税率的提高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也未必会有多大效果。提高消费税率一个百分点每年最多增加2.7万亿日元左右的税收，提高三个百分点也仅会增加8万亿日元左右的税收，这些增额对于解决目前1000多万亿日元的日本长期债务无异于杯水车薪。
为了解决增税后的消费反落问题，日本政府宣布实施5.5万亿日元的特别经济对策预算。此外，安倍内阁还要求大企业涨薪，以拉动消费;并企图通过全面下调企业所得税，给企业减负，促进企业投资设备。从理论上讲，下调企业所得税必然使税收减少，这与财政结构改革的大目标严重冲突。不仅如此，一方面不断提高消费税率，使穷人越来越穷，另一方面又给企业减税自然会使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越来越富：政策效果在向两个不同方向发展。
从2014年第二季度的主要经济数据来看，提高消费税率的负面效果十分明显，实际GDp增长率环比下降1.8%，换算为年率下降了7.3%。这不仅远远超出了下降4%左右的市场普遍预期，也成为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第一季度（-15.0%）以来的最大跌幅。更为严重的是，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几乎全是负增长。其中，私人消费下降了5.1%，这是199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住宅投资下降10.4%，设备投资下降5.1%，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3.7%，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0.5%和5.6%。1997年4月上调消费税后，当年第二季度实际GDp增长率下降了3.5%，很显然这次调税带来的冲击也远远超过上次。
为税而苦，国民愈发关心“钱袋子”
日本国民对未来消费税率继续上调至10%深表担忧，更加关心自己的“钱袋子”。就如一位53岁的大阪市民在给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的选票中所言，今年似乎是开始于消费税、而又结束于消费税的一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4年11月18日晚间的记者会上宣布，将于11月21日解散众议院并提前举行大选，同时表示将再次上调消费税率至10%的时间延迟18个月至2017年4月。
消费税的继续上调如同悬在日本国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他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持续担忧下去。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的分析师小川隆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倍政权过去大半年大力推行货币量化宽松和经济优惠政策，生态链还没有反应到最后一环――国民的工资上，在这种情况下提高消费税，等于物价上涨了而老百姓手上的钱却没有增加，日本民众的实际收入在缩水。如果再继续增税，对老百姓的生活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日本舆论调查协会2014年9月27～28日所做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有72%的人反对消费税率继续上调至10%，仅有25%的人表示赞成继续上调。从历史上看，自1988年竹下登内阁开始征收消费税、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将消费税率由3%上调至5%，到2012年野田佳彦实施消费税改革，每一次消费税增税都是造成经济下滑、时任首相下马的重要推手。
另一方面，2014年发生的多起政治家侵吞、滥用税金案，令国民大失所望。2014年3月，桥下彻在任大阪市长期间为了推行“大阪都构想”而辞职并再次参选大阪市长选举，出现了历史上最低的投票率和超过六万张的无效票，这次选举也因而被媒体指责为“浪费了国民六亿日元税金”。安倍晋三在任期内突然宣布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也被媒体指责为解散理由不充分、滥用了国民631亿日元的税金。而继小保方晴子涉嫌Stap细胞造假事件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后，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理化学研究所2014年又被爆出涉嫌滥用税金问题。该研究所于2011年3月18日曾花费约487万日元购入意大利高档家具，2012年使用6400万日元巨款购买了308批次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地方议员的滥用税金事件也频繁被曝光，其中有代表性的案例是2014年10月1日三个兵库市民人团体告发县议员水田裕一郎以及釜谷研造存在伪造收支报告、以巨额款项购买邮票骗取经费的问题，引发了国民对于政治家滥用经费问题的高度关注。
消费税的心得体会篇7
关键字：增值税；说；费用说
增值税“说”是否合理？
我国现行增值税的会计核算体系是围绕“说”而构建的。“说”认为，企业在生产经营各个环节所征收的增值税都包含在消费者支付的商品的最终价格中，企业已缴纳的增值税最终能从消费者那里得到补偿，消费者才是增值税真正的纳税负担者。由此在整个税收过程中，企业只是起到了纽带作用，为政府和消费者搭建一座桥梁，使得增值税能有理有据地从消费者流向政府。增值税与企业自身并没有任何关联，不构成其成本的组成部分，所以在其财务报表中也没有必要作为支出项目予以反映。“说”是否合理，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
（一）从增值税的征税和扣税原理分析
从《增值税国际比较》对说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说”是政府部门基于征税技术而非会计技术，为方便征收增值税而专门构建的理论。政府往往不关心会计核算体系的健全合理，而更关心企业的纳税义务以及如何能更方便地为国家征更多的税，从而忽视会计要求的收入与税负的配比原则。此外，作为增值税的征收方，税务部门把增值税当成了委托给企业销售的商品，而进项税和销项税则类似于它定期向企业支付的购货款项和向企业收取的委托代销商品款。所以，增值税缴纳的多少与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根本无关，企业当然没有必要也不能把它作为费用计入利润表。
（二）从增值税的经济学原理分析
“说”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增值税的流转性和可转嫁性。增值税是否能够全部转嫁给消费者？企业又能否实现金蝉脱壳而将自身置之度外落得一个自在逍遥呢？我们可以从增值税的经济学原理分析一下。
由图，e0和e1分别为征税前后的供需平衡点，p0和Q0为税前平衡价格和数量，pS（不含税价）和Q1为税后平衡价格和数量，pD为消费者支付的含税价格，pS超过pD部分就是商品应缴纳的全部增值税。由图pDp0由消费者承担，p0pS由企业承担。（增值税采取价外税且采用比例税率征收，所以征税前后供给曲线不变，需求曲线逆时针旋转到D'。）
由此，说“增值税能够全部转嫁给消费者而与企业无关”的理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增值税的转嫁程度由商品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值决定。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企业就能将大部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反之，则不能大量转嫁。
结论：以“说”为基础设计征税机制是合适且有用的，但是由于它的立足点过于偏向征税方而偏离了事实，不能真实反映利润的形成过程且违背了“真实性”原则，故而用于构建增值税的会计核算体系是值得商榷的。
增值税“费用说”是否合理？
与“说”相对应的是增值税的“费用说”。所谓“费用说”，是指增值税本质上同所得税一样，是企业需要负担的一项支出。依据该理论，增值税并非与企业无关，而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均与企业利润存在密切关系，是需要企业承担的一项支出，因此需要列示在利润表中，并与收入配比。“费用说”是否合理，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分析：
（一）“费用说”能揭示增值税的费用实质
我们可以从以上的经济学分析看到，增值税实际上是需要企业和消费者共同负担的。从这个层面上讲，增值税无疑是企业的一项费用，需要在企业的日常核算和财务报表中予以重视和体现。而“费用说”恰恰能够很好地体现增值税的这种费用实质，不易让人产生误解。
（二）“费用说”能反映增值税会计的双重目标
增值税会计是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交叉领域，因而肩负着实现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双重目标的重大使命。增值税会计的税务目标是，协调税法和会计准则规定的差异，为企业缴纳增值税提供相关报表和资料，更好地实现企业的纳税义务；其会计目标是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到增值税的经济业务进行确认、记录、计量和报告，从而为信息使用者提供相关信息。只有建立在“费用说”理论基础之上的增值税会计才能更好地反映以上的双重目标。
（三）“费用说”能增强财务报表的可比性
“费用说”将增值税作为一项费用列示在企业的利润表中，这样就能够清楚地看出增值税对企业利润形成的影响过程，还可以据此分析评判各个行业之（下转第41页）（上接第39页）间以及各个企业之间的增值税的水平。这不仅增强了财务表提供信息的纵向和横向的可比性，提高了财务信息的质量，而且会对政府调整增值税政策有很大裨益。另外，“费用说”也使得本期增值税费用与本期销售收入实现配比，更好地体现了配比原则。
（四）“费用说”减少了税法对增值税会计处理的干扰
增值税的会计处理受税法的影响过大，就会使得增值税会计信息无法忠实地反映企业的经济事项，从而使其利用价值大打折扣。随着增值税税制原理和会计处理的不断完善，增值税的会计处理已经越来越复杂，这无疑加重了企业会计人员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费用化使得增值税不必为了迁就税法而过于繁琐和复杂，也给会计人员的处理带来了方便。
构建新型增值税会计核算体系设想
综上，目前以“说”为依据的增值税会计处理模式存在着很多弊端，而“费用说”恰好能够弥补这些弊端。基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有着类似的费用本质，再加上现如今世界范围内企业所得税的发展较增值税更加完善和深入，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目前企业所得税的处理方法来构架增值税的核算体系。关于这一体系的构建，值得会计界所有专家和学者共同努力，这样才能将“会计”从“税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又能把二者相互协调起来，共同为我国经济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盖地.增值税会计：税法导向还是财税分离[J].会计研究，2008（6）
[2]吕志明.增值税会计处理模式改进[J].财会月刊（理论），2008（3）
[3]盖地，梁虎.转型后的增值税费用化会计处理方法探讨[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2）
消费税的心得体会篇8
所谓绿色税收，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推进清洁生产，实现绿色消费而征收的税收或税收体系。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范畴，狭义的绿色税收即实现保护环境目的而专门征收的环境税，广义的绿色税收则包括对环境保护起作用的税收体系和收费。21世纪的税制不再是以经济增长即GDp为中心而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税制。与此同时，税收的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也将发生内涵上的改变。传统的效率原则体现在税收有利于GDp或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但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税收效率应体现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上，换句话说，要考虑税收的生态效率。传统的税收公平原则主要考虑当代人之间财富分配的公平，而不考虑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公平，新的发展观则要求考虑到“代际公平”。由于上述的差异，现行税制必将按可持续发展观做进一步调整，构建我国绿色税收体系已势在必行。
1.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要求构建绿色税收体系
（1）社会环境：政府、企业和公民对生态问题的日益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推进均为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提供了有利的契机。目前我国正处于由“消费型”向“享受型”社会的转化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对生态问题日益重视，公民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环保的程度也有普遍提高，环境立法趋于完善，这为绿色税收体系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现实条件：现行税制中具有生态保护效果的税种和税收条款为建立绿色税收体系创造了现实的基础条件。
（3）实践经验：国外一些国家的实践证明，绿色税收是政府调节资源使用，有效治理环境污染，筹集环保资金的重要手段。我国可以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做法，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少走“弯路”。
2.构建绿色税收体系是政府调控生态建设的最佳选择
税收在克服这种以危害自然为表现形式的“负外部性”所导致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时有其特殊优势：
（1）具有环保效应。西方环境经济理论认为，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导致了生态问题的“市场失灵”。政府在治理这种市场失灵过程中使用的手段主要有税收、收费和津贴。税收以其固定性、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把污染者污染环境或浪费资源成本扩大化，使其得不偿失，从而达到节约资源、优化生态环境的目的。
（2）具有财政效应。建立绿色税收体系一方面将收费或行为改为收税之后，税收以其固有的特征可以为生态环境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来源和财力保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
（3）具有公平效应。在绿色税收缺失的情况下，企业间的竞争是不公平的。政府通过征税，把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会减轻那些合乎环保要求的企业的税负，有利于体现公平原则，促进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4）具有贸易效应。加入wto后，我国将面临更多的绿色贸易壁垒。建立绿色税收体系，一方面促使企业节约资源、控制污染、开发和采用环保产品和环保技术，进行绿色生产。同时用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治理和控制污染，从而突破绿色壁垒，增加出口创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有害环境的产品和技术的输入成本，使其无利可图。
二、我国现行税制的缺陷分析
1.尚未形成绿色税制体系，缺乏全面的提高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我国现行税制中环保税收主要分散在某些税种中，难以形成整体效应，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2.现有税制中存在对环境具有负效应的税收规定。如我国现行的资源税由于收入大部分归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有因为是对使用煤、天然气、石油、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往往起到了鼓励地方对资源过度开发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3.税、费调节面过窄。现行税制只是在鼓励利用“三废”、限制生产污染、鼓励节能治污、鼓励利用资源和发展环保科技等方面有些单项规定；现行《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也只是对排放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征收一定标准的排污费，现行税、费制度基本没有涉及制约散滥开发资源、无偿占有、随意浪费资源以及推进循环经济建设方面的制度规定。
4.调节力度弱化。国外经验已证明，污染治理投资达到超过GDp的1%-1.5%，环境恶化才有可能得到控制，环保状况才能大体保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如果达到2%-3%，环境质量可以得到改善，我国只达到0.93%.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环保的投入，1998-2002的五年间，国家累计投资5800亿元用于环保建设，是1950-1997年投资总和的1.7倍，占同期GDp的1.29%，2003年这个比重达到1.39%，但这些投入大多依赖国债资金、世行贷款等完成，若靠现行税费制度是不可能完成的。
5.环保方面的税收优惠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
三、国外建立绿色税制的经验与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全面“绿化税制”（GreeningtaxSystem）。税制“绿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征各种环境税；二是调整原有税制。
1.开征各种环境税
（1）对废气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美国70年代开征的二氧化硫税，芬兰1990年开征的二氧化碳税，法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按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征收的氮氧化物税。
（2）对废水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前西德从1981年1月1日起开征水污染税。
（3）对垃圾排放课征的污染税%D%D垃圾税：如挪威1974年开征的饮料容器税，规定对不能回收的饮料容器征收30%的从价税，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在轮胎的生产或销售环节征收的旧轮胎税。
（4）对噪音污染征税：如美国征收的噪音税。
（5）对农业污染物征收的污染税。如比利时、芬兰、挪威、瑞典等国都对农药和化肥征收污染税。
2.调整原有税制
（1）对消费税的调整。包括：区分含铅汽油与无铅汽油，调高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鼓励使用无铅汽油；提高污染型能源的消费税率；在原有消费税基础上，对能源另征能源税或能源消费附加税；取消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税收优惠，对清洁能源减税。
（2）对所得税的调整。对环保投资支出允许税前扣除或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抵免；鼓励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环保设备加速折旧；公车私用的税收措施调整。
（3）对机动车税的调整。征年机动车税时对节能车予以优惠；机动车销售税的税收优惠。
四、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和完善我国绿色税收体系
1.“绿化”现有税种
（1）增强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一是扩大征收范围，将那些必须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如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水和地热等自然资源；二是调整计税依据，由现行的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并适当提高单位计税税额，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征以重税，以此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三是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的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并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育林基金、林政保护费、电力基金、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等也并入资源税。
（2）加大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对污染环境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对企业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征收环境保护税和消费税的方式加以限制，鼓励健康性的消费和保护资源环境的绿色消费。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一次性木筷、饮料容器、一次性纸尿布、高档建筑装饰材料等，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对煤炭、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产品也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3）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税种也应体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税收理念。取消企业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免税或低税征收的规定；取消有毒农药、农膜低税率的规定；对经营环境公共设施的企业，在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给与优惠；允许清洁能源企业、污染治理企业、环境公共设施以及环保示范工程项目加速投资折旧。
2.尽早开征环境保护税
借鉴国际经验，要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税法》，分期分批开征环保税。首先将对排污的收费改为对污染征税，解决水污染、大气污染；其次是对工业废弃物和城市生活废弃物的征税；最后在时机成熟时对噪音等行为征税。
3.建立“绿色关税”体系
为了有效保护我国可能用竭的资源、改善我国的出国结构、鼓励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国、减少污染产品的进国、增加环境保护资金，应建立绿色关税。绿色关税一般包括出口税和进口税。对进口一些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禁止其进国，甚至对其进行贸易制裁。
4.尽早开征燃油税
燃油税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能起较好的促进作用。现有机动车税费结构的存在着严重弊端，即保护浪费、排斥效率，保护落后、排斥先进。主要表现是入门税费过高，运行税费过低。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消费者追求高排量的机动车，落后车型和超龄服役的车辆难以及时退出，车辆的保养维修不能到位，从而产生目前机动车绝对量不大而污染严重的现象。
5.贯彻绿色税费激励机制
制定绿色税收体系时，对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和行为要予以支持。如对利用“三废”的生产行业和产品进行的减免税；对生产环保产品的产业给予的政策倾斜，如对无污染的农药、化肥等可采取减免税措施，对无铅汽油可实行较低税率，对达到高排放指标（欧Ⅲ）的小汽车可以实行一定优惠；对从事环保科学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进行支持，对单位及个人给予环保的投资、再投资、捐赠予以退税或所得税税前扣除等；鼓励企业防治污染设备加速折旧；对使用环保建材的建筑企业要予以减免税费等。同时，对不利于环保的企业和行为要借助惩罚性的抑制手段。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等。新晨
6.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保持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而社会保障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因此，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也是绿化税收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7.完善税收分配管理体制
绿色税收体系直接涉及到收入上实质只有两个税种：环境税和资源税。建议在确保地方利益的前提下对绿色税收的筹集和级次作如下调整：将资源税划为中央、地方共享收入，由国税部门负责征收，将环境税划为地方政府收入，由地税机关负责征收。这样调整后，地方利益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也将得到充分调动，绿色税收作为专项财政资金用于环境保护，将有效地推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安体富、龚辉文，“可持续发展与税收政策”，《中国可持续发展》2001年第5期。
[2]曲顺兰、路春城，“用科学发展观构建我国生态税收体系”，《税务研究》2004年第12期。
[3]高萍，“征收环境保护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税务研究》2004年第5期。
[4]胡孝仑，“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税务研究》2004年第12期。
消费税的心得体会篇9
关键词：和谐社会，绿色生态型社会，公平性社会，创新性社会，税收政策
contentabstract:constructstheharmonioussocietytorequesttheestablishmentgreenecologysociety,fairnesssocietyandtheinnovativesociety.taxrevenueasnationalmacroeconomicregulationandcontrolimportanttool,witheconomical,politicalandsocialculturelifecloserelated.throughthedeterminationsuitabletaxpolicy,maydisplaythetaxrevenueadjustmentsocialjusticeandthepromotionharmonioussocialdevelopmentfunctionandthefunction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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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公共治理的和谐，是绿色生态性社会、公平性社会和创新性社会的综合。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拓宽视野，运用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实现和谐社会的综合目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建设绿色生态型社会的税收政策
1.通过税收调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社会生产投入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从本质上改变了传统经济呈现的“资源—产品—废物”的线型增长方式特征，表现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模式特征，是以有限资源支撑人类社会无限增长的必然趋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为达此目的，一是开征原生材料税、生态税、填埋和焚烧税、开征垃圾税或垃圾收费，达到通过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再利用来发展经济。二是对销售工业余热、热电联产、煤气综合利用项目给予税收优惠，可以采取免征增值税和所得税形式。三是通过税收优惠大力推行节能产品，对循环经济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转让可以通过免征营业税加以鼓励。四是继续执行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通过征税措施严格限制过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的使用数量和范围。五是改革现行的资源税，强调其惩罚性，对资源税的征收采用累进制方式，将资源的使用量划分档次，不同的档次适用不同的税率，税率逐级跳跃式增加。
2.建立绿色税制，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开发资源。（1）开征环境保护税。将现行的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等收费制度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建立起独立的环境保护税种。（2）加大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功能。首先，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高档家具、高档一次性纸尿布、高档建筑装饰材料等，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其次，对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把煤炭、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产品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第三，对于资源消耗量小、循环利用资源生产的产品和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绿色产品、清洁产品，应征收较低的消费税。如对无铅汽油可实行较低税率，对达到高排放指标（欧ⅲ）的小汽车可以给予一定优惠。（3）增强并完善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首先扩大征收范围。应该在现行对7种矿产品征收资源税的基础上，将那些必须加以保护性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如土地、森林、草原、滩涂、海洋和淡水等自然资源。其次调整计税依据。把现行的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并提高单位计税税额。第三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并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等也并入资源税。第四制定必要的鼓励资源回收利用、开发利用替代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资源的利用率。（4）完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推动环保产业发展。除继续保留我国原有的减税、免税和零税率等税收优惠形式外，还应针对不同优惠对象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主要包括：在增值税中增加对企业生产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方面的环境保护设备给予减免增值税的优惠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为治理污染而调整产品结构、改革工艺、改进生产设备发生的投资给予税收抵免的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实行加速折旧的规定。这样可以增强税收优惠手段的针对性，便于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税收优惠形式激励企业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提高税收优惠措施的实施效果。
二、建设公平型社会的税收政策
1、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目前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一种地区间梯度发展战略，轮番给出发展重点，轮番进行政策倾斜，轮番推出区域优惠。这种被扭曲的区域发展战略从客观上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要按行业来进行，相应地税收政策的调整也要根据行业来推进，建立税收政策的行业导向机制。
在企业所得税的调整上，要注重把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重心定位于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采取投资和资源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并实行加速折旧和再投资退税或给予投资税额抵免，以保证投资者较快收回资本和获得较高的利润。
在增值税的调整上，目前在东北地区推行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对东北地区内的八大行业有利，从全国范围来看，会出现同为冶金行业的鞍钢和武钢税负不均，同为汽车制造业的二汽比一汽的税负重，不利于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了全国范围内的公平竞争。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因此，要变区域性试点为行业性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对八大行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工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军品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统一先允许对当年新购进的机器设备应扣税款给予实际扣除，然后再逐步全面推行对所有行业的消费型增值税。
2、实现公平分配的税收政策。（1）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现税负公平。一是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模式。二是健全费用扣除制度。税制应该更多的考虑纳税人不同税收负担程度，根据纳税人的不同身份分别制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级次和税率，并要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成员人数和子女教育费用等。应随着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的变动对扣除标准进行相应调整，即实行“指数化”，消除物价变动对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影响。三是逐步拓宽税基。取消或减少某些特定的税负减免项目，把原来未列入应税项目的收入如个人证券交易所得、个人股票转让所得、资本利得等归入综合所得之中；对于附加福利有市场价格的按市价计算，无市场价格的按国家统一规定标准计算，严格管理予以课税；对个体工商户或个体专营种植业、养殖业、捕捞业的高收入者一并征收个人所得税。四是依法治税，加强征管。完善代扣代缴制度，建立双向申报纳税制度及交叉稽查处罚制度。尽快推进个人财产、存款实名登记制度。（2）统一内外资企业两套税制，体现环境公平。一是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并与现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相衔接。二是将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合并为统一的房产税。三是将车船使用牌照税和车船使用税合并为统一的车船税。四是将土地使用费和土地使用税合并为统一的土地使用税。五是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彻底实现内外资企业税制的统一。（3）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调节存量财产的公平。根据当前我国的情况，遗产税征收的起点应当高一点，把一般中低收入者排除在外，宜采取累进税制，建立向慈善机构或其他公益事业捐献免纳遗产税或扣除的制度，以鼓励人们捐献。同时为了防止遗产税应纳税人事先转移、分散财产，遗产税与赠与税应同时出台。（4）改革消费税制，体现消费公平。一是根据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变化，进一步将一些高档消费品列入征税范围。例如高级皮毛及裘皮制品、别墅、摩托艇、房车、沙滩车、高档家用电器等高档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并制定较高的税率。对某些高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为充分发挥消费税引导消费、调节分配的作用，应对某些高消费行为在征收营业税的基础上再征收消费税。如高尔夫球、赛马、垂钓、射击等高档体育活动和休闲行为，高档夜总会等娱乐行为，高档美容美发、瘦身、洗浴、影楼等场所的消费行为。二是鉴于摩托车已成为大众化的交通运输工具，建议降低或取消对摩托车征收消费税。三可以考虑将更多地应税消费品和全部的应税消费行为，明确在零售环节或消费环节实行价外征收，突出消费税的特殊调节作用。（5）开征房地产税（物业税），调控房地产价格。住房制度改革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拥有了私人住房。高收入群体也将购买住宅作为保值投资的手段。住房占有量的多寡，已经成为区分人们财富多寡和贫富差异的标准之一。将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的税种合并为房地产税，并同时设置起征点，实行累进税率，以照顾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一方面可以对富人的财产和收入起到调节作用，避免其多购房进行投机而造成房价的不正常上涨；另一方面也是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的需要，地方政府只有去抓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和执法情况，改善居住条件，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个地方的房价才会上升，政府收的房地产税也会越多，地方政府才有了一个良性的稳定财源。
3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涉农税收政策的调整。2006年全国范围内全面免征农业税后，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仍然应有纳税义务，这也是取得国家公共服务的前提和条件。涉农税制的改革的远期目标是构筑农工商业统一的财产税、流转税、所得税及社保税组成的一元复合税制。并以财产税作为地方基层政府的主要税收收入，彻底解决现行城乡二元税制的种种弊端。在现阶段，可以考虑以措施：
（1）对某些收入高的种植、养殖大户征收个人所得税，作为在农村开征个人所得税的试验。（2）在企业所得税的调整上，对农副产品链式产业化开发的企业给予减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推进农村工业化的进程。（3）在增值税政策的调整上，一是提高农民销售农产品缴纳增值税的起征点；二是取消对农民同时销售农产品和其他非农产品时，农产品销售额要占整个销售额一半以上的限制，规定只要农民销售中含有农产品的，销售额达不到起征点的，也不缴纳增值税；三是提高收购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扣除比例；四是规定对农民购进的农资中，如机械设备、种子、肥料、农药等所包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允许扣除。（4）城乡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将现行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城乡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把农业用地作为土地使用税中的一个税目。税率可根据农业用地所处地区、肥沃程度等自然条件划分等级，实行差别比例税率，按年征收。
4、完善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目前就业难的问题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要用税收政策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形成新增就业能力。企业所得税按企业组织类型设置差别税率，对中小企业专门设置一档税率。可适当降低金融业的营业税税率，以增强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能力；一方面要用税收政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对商贸、旅游、社区服务、餐饮、流通等投资少、就业成本低、就业容量大的行业，实施减免所得税、降低营业税率等优惠措施，加快其发展。发展多种所有制的服务业，采取减免税等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大力创办服务业，如对从事就业介绍、劳动者岗位能力培训的中介机构给予税收减免和政府资金支持，对对外输出劳务的中介给予税收补贴等。另外要用税收政策大力支持再就业，降低失业所造成的各种损失。放宽再就业安置企业范围的限制，各类企业不分性质，都可享受税收优惠，如可将适用对象放宽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同时，取消对建筑业、娱乐业安置下岗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限制。对现行仅给予下岗失业人员的优惠扩大到尚未获得就业机会的群体。如农村富余劳动力、高校毕业生和中专技校毕业生等。
三、建设创新型社会的税收政策
消费税的心得体会篇10
关键词：和谐社会，绿色生态型社会，公平性社会，创新性社会，税收政策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公共治理的和谐，是绿色生态性社会、公平性社会和创新性社会的综合。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拓宽视野，运用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实现和谐社会的综合目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建设绿色生态型社会的税收政策
1.通过税收调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社会生产投入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从本质上改变了传统经济呈现的“资源—产品—废物”的线型增长方式特征，表现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模式特征，是以有限资源支撑人类社会无限增长的必然趋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为达此目的，一是开征原生材料税、生态税、填埋和焚烧税、开征垃圾税或垃圾收费，达到通过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再利用来发展经济。二是对销售工业余热、热电联产、煤气综合利用项目给予税收优惠，可以采取免征增值税和所得税形式。三是通过税收优惠大力推行节能产品，对循环经济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转让可以通过免征营业税加以鼓励。四是继续执行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通过征税措施严格限制过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的使用数量和范围。五是改革现行的资源税，强调其惩罚性，对资源税的征收采用累进制方式，将资源的使用量划分档次，不同的档次适用不同的税率，税率逐级跳跃式增加。
2.建立绿色税制，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开发资源。（1）开征环境保护税。将现行的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等收费制度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建立起独立的环境保护税种。（2）加大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功能。首先，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高档家具、高档一次性纸尿布、高档建筑装饰材料等，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其次，对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把煤炭、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产品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第三，对于资源消耗量小、循环利用资源生产的产品和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绿色产品、清洁产品，应征收较低的消费税。如对无铅汽油可实行较低税率，对达到高排放指标（欧Ⅲ）的小汽车可以给予一定优惠。（3）增强并完善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首先扩大征收范围。应该在现行对7种矿产品征收资源税的基础上，将那些必须加以保护性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如土地、森林、草原、滩涂、海洋和淡水等自然资源。其次调整计税依据。把现行的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并提高单位计税税额。第三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并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等也并入资源税。第四制定必要的鼓励资源回收利用、开发利用替代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资源的利用率。（4）完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推动环保产业发展。除继续保留我国原有的减税、免税和零税率等税收优惠形式外，还应针对不同优惠对象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主要包括：在增值税中增加对企业生产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方面的环境保护设备给予减免增值税的优惠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为治理污染而调整产品结构、改革工艺、改进生产设备发生的投资给予税收抵免的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实行加速折旧的规定。这样可以增强税收优惠手段的针对性，便于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税收优惠形式激励企业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提高税收优惠措施的实施效果。
二、建设公平型社会的税收政策
1、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目前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一种地区间梯度发展战略，轮番给出发展重点，轮番进行政策倾斜，轮番推出区域优惠。这种被扭曲的区域发展战略从客观上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要按行业来进行，相应地税收政策的调整也要根据行业来推进，建立税收政策的行业导向机制。
在企业所得税的调整上，要注重把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重心定位于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采取投资和资源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并实行加速折旧和再投资退税或给予投资税额抵免，以保证投资者较快收回资本和获得较高的利润。
在增值税的调整上，目前在东北地区推行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对东北地区内的行业有利，从全国范围来看，会出现同为冶金行业的鞍钢和武钢税负不均，同为汽车制造业的二汽比一汽的税负重，不利于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了全国范围内的公平竞争。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因此，要变区域性试点为行业性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对行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工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军品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统一先允许对当年新购进的机器设备应扣税款给予实际扣除，然后再逐步全面推行对所有行业的消费型增值税。
2、实现公平分配的税收政策。（1）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现税负公平。一是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模式。二是健全费用扣除制度。税制应该更多的考虑纳税人不同税收负担程度，根据纳税人的不同身份分别制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级次和税率，并要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成员人数和子女教育费用等。应随着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的变动对扣除标准进行相应调整，即实行“指数化”，消除物价变动对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影响。三是逐步拓宽税基。取消或减少某些特定的税负减免项目，把原来未列入应税项目的收入如个人证券交易所得、个人股票转让所得、资本利得等归入综合所得之中；对于附加福利有市场价格的按市价计算，无市场价格的按国家统一规定标准计算，严格管理予以课税；对个体工商户或个体专营种植业、养殖业、捕捞业的高收入者一并征收个人所得税。四是依法治税，加强征管。完善代扣代缴制度，建立双向申报纳税制度及交叉稽查处罚制度。尽快推进个人财产、存款实名登记制度。（2）统一内外资企业两套税制，体现环境公平。一是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并与现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相衔接。二是将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合并为统一的房产税。三是将车船使用牌照税和车船使用税合并为统一的车船税。四是将土地使用费和土地使用税合并为统一的土地使用税。五是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彻底实现内外资企业税制的统一。（3）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调节存量财产的公平。根据当前我国的情况，遗产税征收的起点应当高一点，把一般中低收入者排除在外，宜采取累进税制，建立向慈善机构或其他公益事业捐献免纳遗产税或扣除的制度，以鼓励人们捐献。同时为了防止遗产税应纳税人事先转移、分散财产，遗产税与赠与税应同时出台。（4）改革消费税制，体现消费公平。一是根据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变化，进一步将一些高档消费品列入征税范围。例如高级皮毛及裘皮制品、别墅、摩托艇、房车、沙滩车、高档家用电器等高档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并制定较高的税率。对某些高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为充分发挥消费税引导消费、调节分配的作用，应对某些高消费行为在征收营业税的基础上再征收消费税。如高尔夫球、赛马、垂钓、射击等高档体育活动和休闲行为，高档夜总会等娱乐行为，高档美容美发、瘦身、洗浴、影楼等场所的消费行为。二是鉴于摩托车已成为大众化的交通运输工具，建议降低或取消对摩托车征收消费税。三可以考虑将更多地应税消费品和全部的应税消费行为，明确在零售环节或消费环节实行价外征收，突出消费税的特殊调节作用。（5）开征房地产税（物业税），调控房地产价格。住房制度改革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拥有了私人住房。高收入群体也将购买住宅作为保值投资的手段。住房占有量的多寡，已经成为区分人们财富多寡和贫富差异的标准之一。将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的税种合并为房地产税，并同时设置起征点，实行累进税率，以照顾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一方面可以对富人的财产和收入起到调节作用，避免其多购房进行投机而造成房价的不正常上涨；另一方面也是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的需要，地方政府只有去抓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和执法情况，改善居住条件，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个地方的房价才会上升，政府收的房地产税也会越多，地方政府才有了一个良性的稳定财源。
3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涉农税收政策的调整。2006年全国范围内全面免征农业税后，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仍然应有纳税义务，这也是取得国家公共服务的前提和条件。涉农税制的改革的远期目标是构筑农工商业统一的财产税、流转税、所得税及社保税组成的一元复合税制。并以财产税作为地方基层政府的主要税收收入，彻底解决现行城乡二元税制的种种弊端。在现阶段，可以考虑以措施：
（1）对某些收入高的种植、养殖大户征收个人所得税，作为在农村开征个人所得税的试验。（2）在企业所得税的调整上，对农副产品链式产业化开发的企业给予减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推进农村工业化的进程。（3）在增值税政策的调整上，一是提高农民销售农产品缴纳增值税的起征点；二是取消对农民同时销售农产品和其他非农产品时，农产品销售额要占整个销售额一半以上的限制，规定只要农民销售中含有农产品的，销售额达不到起征点的，也不缴纳增值税；三是提高收购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扣除比例；四是规定对农民购进的农资中，如机械设备、种子、肥料、农药等所包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允许扣除。（4）城乡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将现行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城乡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把农业用地作为土地使用税中的一个税目。税率可根据农业用地所处地区、肥沃程度等自然条件划分等级，实行差别比例税率，按年征收。
4、完善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目前就业难的问题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要用税收政策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形成新增就业能力。企业所得税按企业组织类型设置差别税率，对中小企业专门设置一档税率。可适当降低金融业的营业税税率，以增强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能力；一方面要用税收政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对商贸、旅游、社区服务、餐饮、流通等投资少、就业成本低、就业容量大的行业，实施减免所得税、降低营业税率等优惠措施，加快其发展。发展多种所有制的服务业，采取减免税等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大力创办服务业，如对从事就业介绍、劳动者岗位能力培训的中介机构给予税收减免和政府资金支持，对对外输出劳务的中介给予税收补贴等。另外要用税收政策大力支持再就业，降低失业所造成的各种损失。放宽再就业安置企业范围的限制，各类企业不分性质，都可享受税收优惠，如可将适用对象放宽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同时，取消对建筑业、娱乐业安置下岗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限制。对现行仅给予下岗失业人员的优惠扩大到尚未获得就业机会的群体。如农村富余劳动力、高校毕业生和中专技校毕业生等。
三、建设创新型社会的税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