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篇1
关键词：合同市场 内生 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市场的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
四、化计划（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市场化
由于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篇2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比较
1949年到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规划并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其中以1949年至1953年期间最为典型。这是一种“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新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虽然是针对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但二者都是建立在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都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与调控，都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有很多的相似性。于是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复归。因此，进行两种理论的比较，分析二者的异同，对于澄清模糊认识，借鉴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及其有益的实践经验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有很大帮助。
一、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要在国家主导之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容允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论述：“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在中国……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的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了《共同纲领》中：“在国家统一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同时，毛泽东认为，国家主导并非政府控制一切经济活动，1948年9月，他在修改一份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文件时写道：“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并且必须是逐步地去加以实现，而决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的计划经济。”(在这里，他将“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严格地区分开来)建国以后，他提出，“除盐外，适当划分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采取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相结合多样化的经济管理形式。对国营企业实行了直接计划，即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对合作社和部分私营企业实行了间接计划，即通过实行有关的经济政策，确立利润和收益，推行订立合同，采取加工订货、通过包销、经销代销等经济措施，把他们的经济活动引导到国家计划的轨道；对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实行市场调节，但国家通过各项经济政策，如价格、税收、信贷和经济手段如预购合同对其加以调控，使其经济活动按照国家计划方向运转。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的这些论述是对计划与市场有机统一的深刻阐述，不仅是我们所要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也是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历史启示之所在。
从上述两种理论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的论述可见，两种理论都认为：经济运行应当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调节作用，但市场调节具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应当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的必要性。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需要通过具有自觉性、事先性的计划来弥补，把计划和市场两者结合起来。另外，不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也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两种理论在计划与市场两者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结合的方式上，体现出差异。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要比新民主主义经济大得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用范围覆盖全社会，甚至要扩大到世界市场。不论什么经济成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处于市场关系之中，所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都拥有商品生产经营的全部权力；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基本限于国内市场，而且被限制在一定的经济成分范围之内。国营经济基本上处于国家高度集中的直接的计划控制之下，流通领域的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也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合作社经济和部分私营经济处于半市场调节，只有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的市场调节发挥比较充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国营企业由国家直接经营，并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合作社经济、甚至部分私营经济生产经营权也是有限的。
第二，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存在差异。新民主主义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从横向看是在同一层面分别采取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带有“板块式、拼盘式”形式的结合，纵向看又是国家强有力的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的结合，而这种计划更多地带有微观计划的成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与计划各有长短，计划长于宏观、短于微观，市场长于微观、短于宏观，计划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宏观领域，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微观领域，二者是一种优势互补、扬长避短的内在的有机结合。
二、关于政府调控手段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将计划调节方式区别为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计划调节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计划调节。直接计划调节主要适用于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部分。间接计划调节适用于在控制商品交换关系基础上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小商品经济的计划管理。间接计划调节又分为两种手段：一种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自由市场活动，以吞吐物资、调整货币流通量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节，目的在于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这时计划调节主要作用于宏观经济层面，自发的市场机制仍在起基础调节作用。另一种则借助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实行，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层面，它以消除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为目的，此时基于供需状况并调节供需状况的自发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基本不再起作用。
******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应当以间接手段为主，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间接调控就是以市场为媒介，建立以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经济的办法包括宏观经济计划、经济杠杆、财政金融和产业经济政策等。法律的办法是依靠一整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认为，之所以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鉴于在目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经济和法律的办法的调节一时还难以完全到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加之目前的管理体制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正确、有效地实施，因此暂时还不能没有行政手段。
比较可见，在政府调控手段上虽然两者都有经济计划、经济杠杆、经济政策等手段，但各种手段的运用有所不同：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府调控除了间接的宏观调控外，更多地采用了对微观经济层面直接的或直接色彩浓厚的控制。所采取的手段中行政手段占了主要的地位。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调控的目的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控制、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按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引导、调节企业在市场中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和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这种手段是面向市场而不是直接面对企业的，政府部门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具体事务，其中：经济计划的重点是中长期计划和远景规划，它是宏观的计划而不是微观的计划，是指导性、预期性的计划而不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政策是以财政、货币、产业政策为主，更是一种宏观的、间接调控办法。而新民主主义经济较多使用的行政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而且保持在必要的范围内。
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于调节经济活动的法律不健全，法律调控手段很少应用，代之的是直接的行政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按照一套法规体系来运行，整个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制基础，按法律确定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关系，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维护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
第三，新民主主义政府的调控对于不同所有制所采取的调控手段不同，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各种手段面向整个社会经济，各种所有制在宏观调控面前一律平等。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异同的成因分析
第一，多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建国初期采取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现阶段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原因。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国营经济与其它经济形态之间以及其它经济形态之间经济运行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市场规律，采取商品经济形式。但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面临着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历史使命，同时又需要完成建国后国家财政经济的恢复、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避免商品经济的盲目性和不法私营资本家的投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因此采取了“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的这种结合方式，能够较好地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四面八方”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相类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产生了市场主体多元化，决策分散化，必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社会主义又要保证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实现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立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计划与市场内在有机结合，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两个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采取“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是与我国建国初期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相适应的。这个时期，我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总量很小，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也比较简单，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这种强计划的经济体制安排发挥了政府替代市场的作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效地实现了资源和资本的集中，解决了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的难题，在较短的时期办成了主要依靠市场办不到或需要花很多时间和代价才能办到的事情，恢复了国民经济，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加快了落后大国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任务是要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建国30多年国家经济总量增大，社会经济结构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对外开放也不断扩大，原有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在资源配置和企业运行中的弊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市场经济是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形式。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从1984年起我国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逐步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第三，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认识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准备的过渡性经济。由于毛泽东承袭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更多地加强了计划的作用，特别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采取了直接的计划控制方式，在国营企业实行了政企不分的国有国营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解放思想，打破传统习惯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划分经济制度的标志，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此，两种理论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两种相反的结果：建国初期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很快过渡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又对这一传统的计划经济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建立起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有共同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对于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手段认识不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优先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是重要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对国营经济采取了计划经济式的管理，对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也基本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必须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要通过公有制企业走向市场、自主经营，在与其它企业平等竞争中，不断提高其竞争力来实现。因此，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面前，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没有所有制的高低之分。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篇3
关键词：政府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规律；政府作用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51-05
随着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党的十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从理论上做出的深刻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从计划和市场转向政府和市场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阶段，改革的中心是如何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涉及的问题是在哪些领域应更多地运用计划的方式，哪些领域应更多地让市场来调节，以体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定位。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框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体现了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在理论上的总体认识。20多年前的这一认识，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概括具有的局限性是合乎认识规律的。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不再局限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而是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其实，这一问题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现代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高度社会化；二是经济发展的高度市场化。生产力发展高度社会化决定发挥政府作用的客观性和重要性，经济发展高度市场化决定尊重市场规律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和经济高度市场化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两个特征同时并存，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生产力发展高度社会化是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表现，经济发展高度市场化是经济发展规律的表现。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反映了对问题实质的把握，体现了对问题的不断深化认识。
市场和政府是调节现代经济发展并保证其高效和协调运行的两种力量。市场的力量是借助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以“看不见的手”的形式，通过利益机制来调节各经济主体的活动。政府的力量是借助行政权力，以“有形的手”的形式，通过行政、政策、经济的手段来调节各经济主体的活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只在于市场，市场引导的也不只是企业。事实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除了市场以外，也会直接作用于企业、个人，这种作用是覆盖全社会的。市场引导除了作用于企业外，也会直接作用于个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市场的作用也是覆盖全社会的。在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活动的两种手段，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经济活动可以通过计划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实现，但运用计划方式的时候是排斥市场的；同样，运用市场方式的时候也是排斥计划的。所谓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实际上是指在有的领域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计划调节来实现，有的领域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并不是指在同一个经济活动中既运用计划方式，又运用市场方式。因此，严格地说，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只是从宏观上可以在不同的领域运用不同的调节方式。计划和市场都不能覆盖全社会，只能是作用于不同的领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同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政府和市场不同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调节机制或资源配置方式，这两种调节机制对调节经济活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不是同一层面上的关系，政府是一个主体，本身不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或方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或政策，计划本身只是政府可以运用的一种手段。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并不排斥市场的调节，而是对市场调节后的调节，是对市场调节结果的再调节。
其次，政府和市场的调节机制不同于计划和市场的调节机制。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实际上是指令性行政命令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实质是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结合。政府调节从本质说不是一种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来干预经济活动，是一种政策调节和利益调节。
最后，政府和市场不同于计划和市场调节的地位和作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对整个经济活动调节的地位和作用是不明确的，谁起基础性作用，谁在经济活动的调节中起主导作用并不明确，这就难以对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做出准确的定位。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对整个经济活动调节的地位和作用是明确的，即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起基础性作用，政府调节不能取代市场调节的基础地位。
对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认识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转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标志着我们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解的深化，也更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实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计划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日趋弱化，在政府层面对经济活动产生中长期影响的是发展规划，这种中长期规划与原来的计划相比已经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和作用机制。政府的政策调节和运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是与市场调节并行不悖的一种调节机制，它不排斥市场规律的作用，相反借助市场机制来实现调节目标。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比计划的作用更加重要和突出。
二、尊重市场规律，明确政府的功能定位
尊重市场规律是对政府而言的，是要求政府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关键是对政府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政府不能无限界定自身的功能，不能认为政府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好，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看作自己的能力高于市场，政府必须把自身的功能定位在有限的范围内。政府不取代市场，实际上就是尊重市场规律。
尊重市场规律是因为市场规律能够高效调节经济运行，能够使各经济主体具有充分活力和发展动力，市场具有这样的功能在于利益机制的作用。市场是各经济主体彼此发生关系并从中获得利益的载体，各经济主体在市场上聚集，相互之间就会发生竞争，这种竞争关系一方面使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使他们面临巨大的压力，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的经济主体，就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竞争力只能被市场所淘汰。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在微观领域中使能够生存下来的经济主体都是高效率的。基于此，尊重市场规律就能够实现微观领域的高效率。
现代经济是高度市场化的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使微观经济活动市场化，不断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最终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强调市场化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肯定，也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取向的自信。这种肯定和自信说明市场化改革不能走回头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充满自信。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经济活动遵循市场规律的要求，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不影响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由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活动和进行资源配置，与所有制没有关系，因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对象是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而不是所有制。企业和经济主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会自发地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调节自己的活动。否则，就会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而在经济利益上遭受损失。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规律面前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与所有制没有关系，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只要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的要求。以现代公司制为主流形式的企业，基本特征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成分构成的不同不会影响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和所有制的关系，而是经济体制运行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在于政府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从尊重市场规律的角度看，政府功能定位在于不干扰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并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是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规律在竞争中得到贯彻，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同样在竞争中才能实现。充分发挥竞争的作用，就必须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竞争是否平等是衡量竞争环境好坏的主要标准，现实中的竞争并不都是平等的，不平等的竞争不能产生高效率。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消除不平等的竞争，营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使不同的所有制经济、不同的企业都能够在平等的环境中竞争。政府营造了这样的竞争环境，也就能够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是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有规范，没有规范的市场经济只会影响效率，而规范是通过法治来构建的。市场规范就是规定市场中的各经济主体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做了不能做的事情必须要承担什么责任。带有强制力的市场规范只有由政府来制定和实施，政府通过法治规范经济主体的活动，从外部环境为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提供法治保障。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的活动。
三是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诚信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要讲道德、讲诚信，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关系，信用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以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为基础的，而信任的基础是双方的诚信。诚信可以节约高昂的市场交易费用，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诚信度越高，就越有利于信用关系的发展，也就越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政府要用多种方法和手段来惩治不讲诚信的欺诈行为，培育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很长的时期里，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一贯主张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他们认为市场是一台灵巧的机器，能够自动、高效率地调节经济活动，保持经济协调发展。政府的职能只在于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政府不具有经济职能，更多的是充当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的结果只能是破坏市场规律，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没有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但这种观点很快被客观现实所击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经济危机证明市场并不能始终保持经济的协调发展，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说明自由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是有缺陷的，而克服这种缺陷的主要手段就是政府干预。西方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市场经济运行存在天然的缺陷，自由市场经济的调节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避免和解决经济危机的有效方法是通过政府的各种措施进行反市场的干预和调节，政府调节和干预理论也随之产生。但在这一理论的主导下，过多的政府干预又使经济发展遇到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的双重困扰。人们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又开始对政府干预的问题重新进行反省。这种情况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两种基本力量，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客观上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扩大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当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后，一方面市场调节具有的局限性也必然会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原来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做法也不能继续下去，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应具有哪些职能，政府的功能定位怎样才能既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又能够有效克服市场经济运行固有的局限，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共性，这一关系不会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改变。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进程看，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政府怎样做才是尊重市场规律。从总的原则讲，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不要干预市场经济的活动，因为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规律来调节，政府不要在微观领域寻求作为，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这就使尊重市场规律有了良好的保证，或者说，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不尊重市场规律的干扰源，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得到完善。
三、发挥政府作用的重点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现代经济中，发挥政府作用的重点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作用要与市场作用错位，这样政府作用才不会与市场作用相互冲撞、干扰和抵消。对政府和市场作用范围的基本划分是，政府主要作用在宏观领域，市场主要作用在微观领域，这一划分的根本依据是现代经济发展呈现的两大趋势。
一是经济发展在微观上体现高度分散化，现代经济发展由众多的具有各自独立利益的经济主体的活动构成，它们之间的分工和协作、生产和经营都是个体行为，都是由每个经济主体自己做出决策，这种分散决策的依据是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成本最低，产生的社会矛盾最少，协调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容易。现代经济发展呈现的这一趋势说明，市场经济的形式是最合适的，市场机制调节具有高效率，任何一个组织、机构或政府都不具有替代市场的这一功能，或者说不可能具有市场调节那样的高效率，这是被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证明的，也是今天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政府必须尊重市场规律，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让分散决策的事情由各经济主体自己去做，把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让给市场调节，使市场规律在调节分散化经济活动中发挥其优势和作用。
二是经济发展在宏观上体现高度整体性。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各主体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相互之间结为一个整体。一方面，各经济主体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宏观环境，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需要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如经济发展必需的基础设施。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市场没有能力，或不具有解决的优势。这就要求政府站在全局的高度，解决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不能解决或者通过市场解决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情。这些方面的问题需要运用一定的行政权力，在全社会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虽然不是纯经济问题，但与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宏观角度看，需要有一种市场以外的力量来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另一种力量，并不是只在市场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才能发挥作用，而是在市场经济整个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发挥作用。其实，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是今天才认识到的问题，政府干预经济的实践也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而是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市场规律调节经济活动是有效率的，但市场调节又是有局限的。经济发展中的整体性问题、宏观领域社会性问题，由政府来解决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社会效益，很多问题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解决。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是根源于现代经济发展具有的整体性趋势。政府作用主要在宏观领域中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具体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制定经济政策。政府作用主要通过对经济活动的政策调控来实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前提是科学制定和研究政府政策，解决好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经济发展一定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价就会得出不同的判断。所以，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具体说，政策的制定必须站在全局的立场上，以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为指导。特别是一些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更应该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这些政策也许并不能直接看到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效果，但从长期看，将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具有充分活力的社会环境。政策的制定不能只是由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说了算，应该在更广泛的范围、更高的层次来制定，避免政策制定部门的局限性。政策既不能长期不变，也不能经常变动，要根据政策的不同类型，有的政策应该具有相对稳定性，有的政策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政策越符合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越能够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政府作用的发挥就越充分。
其次，实施发展战略。科学的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政府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影响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是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内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体现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关系社会整体发展的问题，市场没有能力制定发展战略。实施发展战略需要经济发展的各领域和部门都要以发展战略为导向，政府则要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引导。如，通过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加强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等。增强了发展战略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也就增强了政府的作用，这是微观领域市场规律作用高效率与宏观领域政府作用高效率的结合。从整个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现代经济发展在微观领域的分散化，必然要求在宏观领域加强整体性，才能使市场经济发展在整体上具有高效率，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具有广阔的空间。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篇4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及其相互联系所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整体,是上层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关系是不能脱离经济而孤立存在的,它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当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时,就必然地要引起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基于这一原理,我们认为,政府机构与市场经济关系和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是其需要改革的深刻根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从产生来看,新中国是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在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下,主要按“苏联模式”所建立的。“苏联模式”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重要特点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国家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的办法去管理经济;政府部门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权力无所不及,其触角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界限、政府与企业的界限已经湮灭,诸如经济资源完全由政府以指令性计划加以配置,企业从人、财、物到产、供、销完全由政府支配;并由此使政府权力日益强化,政府机构愈加臃肿庞大。这样,也就形成了我国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关系、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是伴随着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开始的。这种认识又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十二大,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十三大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正是由于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步步加深,我国实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改革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革了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从经济事务的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做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把属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自还给企业,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转移到市场,属于辅、技术性、服务性的职能交给事业单位和服务性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就必然地要求改革原有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我党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1992年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和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篇5
[关键词]计划 调控 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使我国人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递进，而且也可以说它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最具创造力的一笔。但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排斥计划的，坚持以排斥或对立的观点来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市场运行的本质特征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国家垄断、计划调控以及自由竞争的市场作用作出了相当程度的整合，虽然这种整合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对抗性的矛盾，但却使他们的市场经济成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使“有调节的资本主义转变为有指导的或有计划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外壳没有被炸毁，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今天，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时，矛盾也不断地凸显出来。为此，笔者认为，应把高度重视有计划的宏观调控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战略选择。
一、计划调控是避免市场失灵的主要手段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
首先，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和经济总量的失衡。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以减少经济波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
其次，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众所周知，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使某些成本低、效率高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等。
第三，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着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更为严重的是，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最后，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等一系列手段出场调控，形成“区间均衡”。
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计划调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计划经济的否定，而是对高度集权型指令性计划经济一种变革。其一，根本上改变按行政指令配置资源、按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的传统计划经济的做法。其二，彻底改变高度集权型计划经济条件下排斥市场调节和政企不分的低效率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的计划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种经济形式，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在各自的历史范畴内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都是为广大劳动者和社会主义服务的。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不断刺激生产效能和经济现代化，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将使人类社会过渡到后工业时代，过渡到生产的全面自动化和世界经济的全球社会化与信息化时代，进而为市场关系的消失，产品计划经济的到来提供基础。因此，根据生产力标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恩格斯盼望的计划经济到来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看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二者都是资源配置方式，也要看到二者之间的承继关系。因此，要辩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就不能掩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个“社”与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个“社”两者之见所蕴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如果假借两者都姓“社”的名由，将马克思、恩格斯为其“社”所预测的单一公有制和单一计划经济照搬到业已建立了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用行政手段的方法人为地排斥和消灭小农经济，必然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邓小平正是能动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原则，科学地解决了经典作家和其他共产主义理论家没有解决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实现社会主义所需的市场经济的关系。
对于当代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性”认识不足，从根本上说是对
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认识的不足。如果说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多强调一些市场经济的长处以增强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走上另一个极端，即忽视市场的缺陷和不足，更不能把计划与市场的优劣简单地套用公有制和所有制来解释。今天我们看到了许多市场经济的负面现象，如个人主义、金钱至上、权力寻租等等，凡此直接侵害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因此，对于市场缺陷及其消极效应，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与此相联系，对于当代市场经济中“计划性”的认识不足，也表现为对于计划经济的积极因素的认识不足。传统的计划体制无疑存在着很多弊端，但是我们应当全面地考察计划经济的功与过，既不能把一些诸如“左”的思想的干扰等体制外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影响归结于计划经济，也不能对计划经济的消极作用任意夸大。当年，邓小平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对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就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例如他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计划经济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这点恰恰是市场所不能做到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也指出：“市场经济不能有效地应付重大的变化。如果资源需要大量地转移，它的方法过于缓慢和残暴。”另一位经济学家米德也指出：“我们不能期望市场机制可以精确完善地规划不确定的未来，这个工作只能通过政府进行预测，尔后再对未来预先作出计划来进行。”因此，如果我们冷静地、客观地总结计划经济的历史经验，就不会对它简单地加以否定。当然，达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计划经济和按需分配还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协调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主要任务，正如雷诺斯所指出的那样，克服计划的弊端，靠计算机完善计划机制在目前只能是一种空想，可行的只有改革计划体制，广泛地运用市场机制。所以他认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如何达到最优组合，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核心问题。”就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运作方式而言，仅仅用市场调节去解释，显然是行不通的，“世界银行专家们在广泛考察了西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后的一个报告中写道‘决定一个企业有无效率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它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而在于怎样进行管理。任何一种类型的所有制都有可能创造最大限度提高效率的刺激手段’。”
三、建立计划与市场辩证统一的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观
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在新世纪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科学发展观对如何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科学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适价值观。科学发展，不是单一方面的发展，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等等在内的各方面的发展，是所有这些方面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中，经济的发展处于中心的地位。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其他方面的发展奠定物质的基础，创造必要的条件，从而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这是人类经济社会的普遍法则，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需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具有普适价值。
以人为本无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的并不是为经济本身，而是为了人，为了切切实实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是发展的目的，当然也就是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目的。而经济建设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的手段。没有这个手段，目的就不可能达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始终着眼于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最根本的价值指向。
其次，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需要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实现的，政府调控并不是某个具体的对象，政府没有权力直接向微观经济单位下达计划指令，而只能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微观经济主体。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中各种因素复杂多变，宏观经济调控效力的大小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市场经济下计划调控的有效性对政府能力的要求更高。
第三，科学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现路径。科学发展观是对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系统论原理的辩证运用，包括了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辩证认识：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国家宏观调控实质上是国家计划的重要地位。中国虽然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和贫困的大幅度减少，但是也出现了资源紧缺、生态破坏、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趋势日益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隐患。现实要求我国在新时期必须调整增长方式，即从少数人分享型的增长转向全体人民分享增长成果的发展模式，从不公平的非均衡增长模式转向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公平增长模式。为此，要充分发挥计划调控的作用：
一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坚持发展，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稳定是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前提。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一定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二是加快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高度重视对市场经济的计划调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与市场的关系存在本质的差别，计划经济是计划替代市场的经济，计划经济中的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的是直接的行政干预手段，政府完全替代市场。这就意味着沿用计划经济中的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势必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是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依赖于市场机制，这表明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是与市场共存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类的市场经济，都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计划。为此，在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建立和完善宏观经济计划调控制度的经验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以及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有计划的运行模式。虽然形成成熟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经济计划调控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是它应该成为我国现阶段努力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社会发展则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目的和保障。只有经济不断发展，才能为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有条件增加就业，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一定要把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与合理保护环境、科学利用资源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良好循环的基础之上，努力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的协调统一，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美]阿兰・G・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美]刘易斯：《经济计划原理》，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页
[4][美]米德：《明智的激进派经济政策指南：混合经济》，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篇6
1.以史为据回溯了我国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思考与探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92年正式诞生,而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选择商品、市场、经济体制等经济关系的探索早就开始。回顾历史,于光远谈到: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均无一例外地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从理解和使用上的差异来看,广义计划经济指有计划发展的经济,狭义计划经济指社会资源主要由计划来调节,而不是由市场来调节的一种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一家独存局面早就存在,十月革命后才形成狭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格局。很明显,此处未区分市场手段与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吴易风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最初都选择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背景基础上,阐述了我国领导人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探索。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社会,“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列宁最初也坚持马恩设想,但在实践中发现排除商品经济关系在生产力水平整体不高的基础上,反而局限生产力的进步,通过引入和利用商品、货币、市场的新经济政策,解决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的难题。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斯大林继列宁之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地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初步解决了这一历史性难题。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我国得到重视和传播,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潜心研读这两部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着作,结合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研究,科学说明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在于商品生产为谁服务,科学社会主义史上这是对相关问题获得的第一次明确答案,回应实践提出的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条件、范围、积极和消极作用、计划和价格的关系等疑问;陈云进一步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邓小平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是他多次论述这些问题的积淀。有学者归纳我国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经历,第一个阶段是从“限制论”转变为“补充论”,即从认为市场与计划经济互相排斥,因而应限制市场,转变到认为市场可以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第二个阶段是从“补充论”转变为“结合论”,即从认为市场只是计划经济的补充转变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第三个阶段是从“结合论”转变为“基础论”即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转变到要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控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按中共中央基本精神梳理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任务、性质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学术界以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和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相关决定决议为基本依据,梳理了改革内容是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改革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刘国光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要全面地坚持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精神,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十几亿人民的命运,我们应该把这个精神讲清楚,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李慎明强调,促进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3.通过比较分析提炼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
定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种视角是相对传统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参照系而言:我国要建立的是公有制资料基础上,有一定的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第二种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的阶段,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具体形态(吴敬琏,1993);第三种是突出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结合,1992年十四大提出的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权威的定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有从社会制度层面区分;也有从所有制结构不同、收入分配依据不同两方面区别;还有学者从三方面区别: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使得市场活动中的规则、规范和市场竞争产生的后果都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二是计划和协调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大;三是两者的群众基础不同。学者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应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特征,还必须有社会主义的制度特性。但在这一问题的对比分析上,有的对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具体环节分析,也有的对照俄罗斯的市场经济路径阐述。高校思政课教科书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性作出了官方背景的也是权威的归结: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公有制企业与其他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在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在宏观调控以实现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使社会主义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4.探索性地归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包含的内容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出发,吴易风归纳这一理论的要点:(1)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手段。(2)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4)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5)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相同点是方法,不同点是所有制。(6)要避免市场经济滑向资本主义,必须确保所有制上占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经济,社会财富分配始终坚持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从现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着作看,都涉及的内容有:我国经济体制历史沿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与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府职能转变。但在强调市场经济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学科落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等具体内容方面,不同的着作差异明显。
5.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取向上进行了激烈交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理论上,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已经十分明确,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科学性与阶级性有机统一的双重指导价值,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但是,毋庸讳言,现实与理论有不小的差距。程恩富提出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认为应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他剖析了理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若干问题,评述了近年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重大理论创新,指出了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的缺陷,构想了对此全面重建思路。他指出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的同时存在若干不良倾向:改革前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模仿西方经济学。我国要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注意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大背景,对照多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以中外多种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实证描述为重点,科学凝练符合经济事物本质规律性的范畴和原理。他还强调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专门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研究者要面对中国现实问题发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凸显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几位经济学教授就“经济学理论多元化与中国经济学构建”问题的谈话从侧面反映了理论交锋。孟捷提到诺奖得主克鲁格曼2009年尖锐地指出:“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即以卢卡斯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说得好听点是没用的,说得难听点是有害的”。贾樟良强调,要警惕和防止发达国家和金融垄断资本对中国发动“经济学战争”,而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他们的战略工具。“经济学战争”四个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第一,高校讲授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实际上都基于发达国家利益,这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利益有损害。其间的诸多理论假设如要素价格均等化、自由贸易等都不现实,通过这些理论,垄断资本打开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第二,“模型误国”。中国经济学研究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当精神鸦片,在国外刊物,特别是发表数学化论文成为经济学学术研究标准,数学形式主义使中国经济学“殖民地化”,其结果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实现了支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国际垄断资本面前的中国变得麻木不仁。第三,当代多种范式只要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教条均遭攻击和打压,这里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包括当代一些其他经济学的范式。第四,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研究的停滞。经济学说史上,丑化促进英国、德国和美国崛起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学派等。
二、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多定性与对比性分析
国外有不少评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模式等方面的观点。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篇7
[关键词]人的发展经济学；经济体制；生存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F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6）05―0078―02
一、人的发展经济学的内涵
“经济”最初的涵义是“管理家庭”，源自古希腊。希腊思想家色诺芬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将“家庭”和“管理”相结合理解为经济。“经济”在中国古汉语中是治国平天下的意思，例如经世济民、经国济物等。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学问。
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怎样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怎样开展社会经济活动，是在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相互关系当中来揭示人的发展的轨迹和规律。经济发展是根源，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人的发展经济学核心内容是人的发展，指导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
二、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形态对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约束
（一）计划经济对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约束
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人类社会发展长河的每一个时代，经济的发展都烙上了计划的印记。现如今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制度中都蕴含计划。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促进人的生存和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其局限性，即对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约束。这里主要以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体现的局限性为分析点。
1.不利于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发挥
计划经济对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难以进行合理调节，容易产生动力不足、活力缺乏和效率低下等现象。在计划经济实践中，劳动产品没能很好地以按劳分配原则执行分配，平均主义倾向严重。造成生产者的劳动支出与劳动报酬相不一致，长期便影响了劳动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以致整个社会生产积极性下降，从而限制了经济发展，使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保障未能更好地得到改善。
2.不利于企业生产经营主体性的发挥
计划经济容易造成生产与实际需求之间脱节，容易脱离实际，因为社会的需求复杂多变，那么微观经济活动在计划经济下与社会的实际需求之间的不协调更明显，容易对社会资源造成巨大浪费。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微观企业富有活力，国民经济才有活力，从而才能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在社会生产与分配中却缺乏主体性。计划与实际缺乏灵活性，与实际需求脱节。生产的企业缺乏主体性，生产经营成果与其物质利益关系不大，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限制，生产经营方式僵化，企业发展动力不足，影响经济发展，进而影响了人的生存和发展。
3.不利于劳动者主体性的发挥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的职业比较固定，一定范围上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不利于劳动者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也不利于劳动力结构的及时调整。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能力发展和发挥受到地域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限制，社会成员按部就班地完场任务，从而滋长了社会成员的依赖性。
（二）市场经济对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约束
市场经济主要以市场主导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分配，目的是为了让生产资料占有者尽可能地获取更多利润的经济形式，是资源的配置方式。市场对社会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对社会生产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从而使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有更多机会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能力得到增强。市场经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也有其不可克服的消极影响。这里主要以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中体现的局限性为分析点。
1.减弱了家庭保障的功能
家庭保障在人生存和发展中起着基础作用，包括个人劳动力、个人衣食住行、个人事业基础、个人身心健康、家庭无劳动能力成员等的保障，这些都依附于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报酬。
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正常结合下，活的生产要素劳动应该是社会分配的决定因素，并且不能因为任何利益群体所作的产权规定而利益受损。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本身具有收益最大化这个特点，使得个人劳动力保障、个人身心健康保障、个人事业基础保障、家庭无劳动能力成员保障等这些需要的费用，很大一部分被外化，工人劳动报酬被尽可能地压低了，仅够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从而加大了工人的生存和发展保障危机。
2.降低了社会保障功能
社会越发展，社会保障对人的生存和发展越重要，社会保障的支出来自于社会分配中。市场机制具有唯利性，资本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一旦追求剩余价值，即利润最大化时，也就危害了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社会底层弱者的生存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3.增加了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代价
资本主导下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下，社会发展市场化过度，比如水源、空气、电磁场等公共资源也都市场化，资本使得部分人用少量的付费就污染了水源、空气、电磁场等，而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是以平民为主体的整个社会。为了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不惜代价和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市场机制作用具有被动型和滞后性，会出现信息失灵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从而难以对投资经营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等到市场供求关系极端恶化、产品大量过剩才可能做出相应反应，但一般为时已晚，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增加了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代价。
三、从经济体制视角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实现路径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还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市场，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生存和发展。应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积极作用，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充分发挥计划经济对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积极作用
首先，合理的计划使劳动在分配中比较平稳、平衡，所有的人都能有工作岗位，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也能较好地保障社会各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因为人生存和发展保障条件的好坏，除了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影响外，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就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与此同时也要出台措施克服计划经济中分配平均主义严重的弊端，防止压抑了企业以及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等。其次，生产和供应国计民生的必需品，解决了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活需要，实现收入均等化，稳定经济来进一步稳定社会，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再次，实现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合理化，宏观经济效益得到有效保障，通过收入分配的计划和产出计划两者的平衡来保证总供求的平衡，免于经济发展剧烈波动导致经济失衡、资源浪费，从而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最后，调整物价，控制物价不乱上涨，使经济发展的水平与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水平一致。
（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积极作用
首先，市场经济按照价值规律对经济进行自发调节，根据价格信号反应供求缺口从而指导企业的生产，发挥资源的有效使用作用，在配置资源上具有灵活性和很强的应变能力。而且市场经济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竞争性，这样有利于创新、采用新技术，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市场经济使得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市场经济打破了人在地域流动、单位转换、人员迁移上的桎梏，使人在流动上自由了，拓展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由空间，人的自由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推动了人的自由发展。再次，市场经济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下，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生产关系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例如：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在那些推行社会改良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这些都将保障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最后，市场经济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
（三）有效利用好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调节手段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邓小平1992年在南巡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经济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应充分发挥好计划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经济的发展与人的发展要有机结合起来，若不能有机结合，人和社会都将得不到很好发展，人的生存和发展就不会有保障。这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找“人”的位置的正确方式。生产劳动是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只有计划和市场进行结合才能更好地保障全体社会成员拥有工作岗位，参加劳动并获得相应的报酬，使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参加社会生产的机会更多，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提升，从而实现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篇8
【摘 要 题】研究综述
【关 键 词】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回顾与评述
【 正 文】
我国理论界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始于1992年“南方谈话”，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92-1993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对这一理论进行宣传、阐释、论证和相关概念的争论。1994-1995年为第二阶段，表现为对这一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第三阶段从1996年起到现在，则在缓进中酝酿着突破。经过和正在进行的这些宣传、研究，使理论界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有些内容尚未涉及和已有成果有待细化、深化、准确化、系统化等问题。为此，本文拟作一概略的回顾与评述。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源”和“流”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源”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因此，十分自然地引起学者们对该理论“渊源”的研究和探讨。龚育之在1992年提出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思想从何而来的问题，初步指出它既源自实践，又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结果。[1](p.35)
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源”较明确概括为“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是李铁映。他在1996年提出：“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说是在总结包括我国在内的现实经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来源于实践”。他还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运用和发展。”这些研究成果，已被学术界接受，成为大家的共识。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流”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除了来自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一“源头”外，还广泛借鉴了直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袖们的精辟思想，以及人类优秀思想成果，它们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中的“流”。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聂运麟，1998）、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冷溶，2000）、刘少奇的商品经济思想（黄祖琳，1995）和陈云的市场思想（符卫年，1995）等。除此之外，龚育之(1992)提出：“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开了多次务虚会……会上已经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1979年春天，我们党的领导层中进一步探讨了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有的领导人讲话，也用过‘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他认为，这些思想，与邓小平1979年11月讲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不无关系。[1](pp.30-31)
胡义成(1998)认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哲学，必然地渗透着或契合着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成分。”他在分析了197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荷兰籍经济学家库普曼的市场经济“超制度配置理论”的主要观点后指出：“这类观点如果不被邓小平理论加以批判借鉴，那倒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还认为，邓小平汲取日本社会党理论家佐藤的市场经济思想，“结合中国情况，构筑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pp.209、215、214)
上述观点中，有一点尚需进一步研究，即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不错，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确有一些与西方经济学相通的思想，但就此而得出两者之间的借鉴关系，还缺少足够的依据，需待有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化。但有一点结论倒是可以通过反复研读原着得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存在某些与西方经济学相契合的思想，是邓小平为了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对这些国家经济运行中既符合人类共同特性，又符合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做法，进行科学总结，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实际，加以概括和提炼的结果。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
（一）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考过程
再现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的思考过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尽管如此，学术界还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1)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多国的失败，足以说明必须对该体制进行革命性变革；(2)社会主义各国对新的道路的探索都指向了商品（市场）经济，引起了邓小平对人类已形成的关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的反思，结果，他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一家独有，而是有很强的兼容性，能为社会主义所用；(3)基于对我国改革在经济、政治和思想观念上的多重任务之间相互关系的战略性思考，邓小平认为用市场经济来统领这三方面的改革，具有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因而较容易形成改革的良性推进（许新三，2002）；(4)邓小平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是改良而是革命的深入思考，促使他选用了市场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5)邓小平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还考虑到了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需要。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
任何伟大理论的产生，都是创造者对世界某一事物长期观察并思考的结果。据此，有的学者考察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时，将视角伸向邓小平一生中与该理论创立有关的种种经历，如留法勤工俭学、莫斯科的大学系统学习、太行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等（聂运麟，1995），从而大大拓宽了对该理论的研究空间。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萌芽时间则是吴敬琏(1999)提出的：“邓小平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中，就有‘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这一条。显然，这里已经孕育了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p.103)
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阶段，龚金国等(1994)认为，这一理论“从提出、充实到完善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2、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p.6)聂运麟(1995)则提出二阶段论。“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2月至1987年2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邓小平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在结合中应以计划经济为主……第二阶段是从1987年2月至1992年10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邓小平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逐步转变为强调以市场经济为主。”
不论是二阶段论还是三阶段论，第一阶段都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因为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首次谈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是这样说的。可见，这种划分是有充分依据的。但也有个别不同意见，认为如果仔细分析邓小平1978年12月至1979年11月间的改革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便可知道，邓小平之所以提以计划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因为这种提法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而减少改革起步时上下的阻力，最大限度地争取更多的人赞成和支持改革，使市场取向的改革得以起步，以便打开计划经济的缺口，最终取而代之（许新三，2003）。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涵和基本内容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涵
(1)市场经济性质论
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都是手段”，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剥离出来，进而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是手段的认识，引起了学者们对市场经济是否是中性机制的进一步探讨。一种意见认为，作为运行机制的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与所有制、经济制度和产权完全无关的中性机制，不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缺陷的（张宇，1994）；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际生活看，市场经济从来没有过独立存在的形式，它总是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的（韩凤来，1997）。
关于市场经济是否中性的争论同市场经济理论的共性和个性是相关的，理论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解。
李克清(1992)提出：“市场经济是一个中性词，是用来表示经济一般的一个概念，本身并不姓‘资’，也不姓‘社’。作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也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
杨圣明(1996)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新市场论的内容包括市场经济共性与个性两部分……不懂得邓小平同志关于市场经济共性与个性的道理，也就根本不懂得邓小平同志的新市场论，或者说，也就等于抛弃了新市场论”。
(2)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关系论
综观邓小平的全部改革理论及其实践活动，我们看到，邓小平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传统计划经济的战略意图。但他也曾几次谈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观点，由此引起了学者们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互关系的争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取代论。吴敬琏(1992)认为，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即指“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1] (p.58)两年后，他更明确提出：“邓小平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戒律’，指出改革是一场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革命。”第二，并存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从根本上排斥计划经济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张朝尊，1992；蒋学模，1994）。第三，双义论，于光远(1992)认为：“计划经济一词事实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涵义。前者指的是有计划发展的经济，后者指的是社会资源主要由计划来调节，而不是由市场来凋节的一种经济制度。作为广义的计划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起来之后仍然是存在的……但作为狭义的计划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起来之后是不再存在的。”[10]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在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由于在资源配置上截然相反的做法，两者无法共存于同一个社会之中。对此，邓小平早就有清楚的认识。但他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而且应当运用计划手段来完善其体制，以利于造成对资本主义的体制优势。邓小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使用“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一说法的。
(3)市场经济阶段论
自从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就有了萌芽”的见解公诸于众后，市场经济的阶段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认识上分歧很大。一种意见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市场经济。伍柏麟(1992)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虽也有商品生产，有市场，但它们还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普遍形式，整个社会还是自然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才形成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11]另一种意见认为，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了市场经济。王珏(1993)提出，市场经济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代的市场经济，它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就其本身的发展水平而言，它是一种单一的市场经济，即一般商品市场，没有或极少劳动力、资金等方面的生产要素市场。第二，这个时期的市场经济从全社会范围来看只是一种补充成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是自然经济。第二阶段，近代市场经济……第三阶段，现代市场经济”。[12](p.83)第三种意见则将市场经济分为带有资本主义个性的市场经济和具有封建主义个性的市场经济，并认为前者出现于我国明清时代，后者形成于宋代（尹进，1994）。
仔细分析各方的论述，可以看出，人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不一致的。有人认为，市场配置资源必须成为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并且在全要素市场形成后，才能将其称之为市场经济。有人则认为，只要有商品市场，只要市场对资源配置已起作用，（尽管整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便可称之为市场经济。由于这一认识上的分歧，就有了市场经济阶段的不同划分。邓小平将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定位为“萌芽”状态，显然是经过仔细斟酌的，是将市场经济理解为全要素市场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并以此来划分市场经济阶段的。这一点又与邓小平要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思想存在着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
(4)生产力标准
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为标准来评判市场经济的优劣与是非，是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谈话中多次论及的问题，构成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涵，很早便引起学者的关注和阐释，并成为学者共识。龚育之(1992)在引用了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后提出：“小平同志在这里显然是强调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观察、评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1](p.37)陈志良等(1992)在引用邓小平上述同样谈话后提出：“邓小平的上述思想表明：邓小平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出发来设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生产力构成了邓小平探索和设计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13](p.287)
(5)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邓小平多次指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暗含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够相容这一前提。对此，学者们认识各异。一种观点认为，两者能够兼容。如龚育之(1992)认为：“就未经改革以前的公有制而言，说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还有一定道理。公有制实现形式经过改革，还说它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那就没有道理，全属偏见了”。[1](p.47)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兼容的可能性。吴敬琏(1993)认为：“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的公社’”和“斯大林时代所采取的国有国营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但是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产权社会化的现成形式——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下，显然出现了新的可能性。”[14](p.217)第三种观点认为，是否兼容尚须证明。臧旭恒(1993)认为，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至于现实中存在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他认为“截止目前仍不存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完全相容的成功的实例，但也不存在失败的实例。”[15]第四种观点认为，是否兼容已被证明。张宇(1994)认为：“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事实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结合的。”[16]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是一个迄今为止仍存在争议的话题。从现有的理论与实践看，目前我们还很难得出公有制已经融入市场经济的结论。因为一方面，我国的国有企业总体上还没有很好解决所有者缺位、委托以及与此相关的激励和监督问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是否已融入市场经济的测定标准尚待制订并完善。但是，经过从放权让利、承包制到现代企业制度等二十多年改革历程的国有企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有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随着我国各方面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而最终融入市场经济。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包含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邓小平在1979年11月至1992年2月间10余次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其主要内容有人概括为5点（李炳炎，1994），有人概括为6点（龙太江，1995），但其中3点为其核心内容：(1)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2)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二部分是邓小平为在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而采取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中所引出的理论创新，其包含的内容，也因为认识不同而有不同的概括。如有的学者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括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并把实现共同富裕、探索现代企业制度、培育现代市场体系、改革宏观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纳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之内加以研究和阐述（龚金国；1994）。也有的学者则将邓小平经济理论直接等同于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即在龚金国等人概括的基础上，再加上所有制结构、科教兴国、财政、金融、国企、外贸、农村改革等内容（唐任伍等，2001），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究竟包含哪些基本内容，应该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严格界定。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是1980年4月提出的，如把它看作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提，既缺乏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又容易产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后市场经济将不需存在的误解，也不符合邓小平在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的所思所想，因此，将其纳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提或基本内容是不合适的；邓小平在1975年至1985年抓教育科技工作时形成的思想，如用科教兴国的名义归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也十分牵强。
四、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伟大意义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谈话内容，虽然直到1992年2月南方谈话后才陆续公开，但这一理论却从提出之日起就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指导思想，对其实施指导的途径，学者们从两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其一是邓小平通过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谈话，使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提高，并通过党的决策来实施对改革的指导。对此，高路(1992)在详细考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出台始末后，总结道：“在1979年以来的14年中，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或重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期间，中央先后确立了一系列新提法，标志着全党的认识在不断发展、前进”。”[17]苏星(1994)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引用了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等内容后，接着写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就是以此为基础的”。[18](p.61-62)邢贲思(1994)则认为，邓小平这一谈话“对全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全国人民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p.450)龚育之(1992)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1984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表述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概括……作出这个新概括，源于邓小平讲过的意见，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20]吴敬琏(1999)则提出了邓小平1987年2月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对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以及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党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所起的决定性作用。(p.121)其二是邓小平通过具体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和措施，如渐进的改革方式、创办经济特区、价格双轨制等来实施对改革的指导。对此，张卓元(1997)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够一直坚持以市场为取向，没有出现大的曲折……同邓小平同志带头冲破传统理论的束缚，积极倡导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与市场经济论，有着紧密的联系”。[21]陈甬军(1998)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进展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实践证明，价格双轨这一中国经济改革渐进方式最主要方法的产生和实施，是中国改革目标制约和影响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小平同志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思想的产物”。[22]
（二）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中国确立的伟大意义
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其意义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学者们着重从现代文明、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周为民(1997)提出：“市场经济的自主性质不仅是经济活动与效率的保证，而且是整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正是市场经济，正是在自主基础上以契约为媒介的自愿的市场交换，构成这些崇高社会理想和现代文明基本精神的真正具体、现实的基础。一个缺乏市场经济制度的传统社会，必定是一个缺乏个人自由与平等关系的社会，以至于自由平等观念本身无论在‘抽象’的还是在‘具体’的意义上都是被排斥的”。[23]赵甲明(1999)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中国公民带进了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并参与世界性文化的形成，即使中国公民从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开始在全世界范围获得全面发挥其才能的手段，在广阔的时空发展其本质和能力，从而有了达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可能。”[24]边立新(2000)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与此相联系，市场经济对于人性的不断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样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25]
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伟大意义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于继续研究探讨。第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现有的研究还停留在一般性肯定中，缺少具体的分析和规律性的认识。而这一研究如果不深化，我们对于中国经济转轨的理论总结便是不全面甚至不深刻的，我们便无法真正解开中国改革成功之谜，也无法真正将以中国为分析范本的过渡经济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第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其中不乏有规律性的认识，值得我们去深入钻研和总结，并用于指导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也有一些谜有待我们去破译。但我们对此问题的研究还远没有到位。第三，邓小平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及其在中国的成功运用，有着方法论上的诸多启示，这是新世纪社会科学创新应遵循的重要轨迹，但这些方面的研究同样是十分欠缺的。
五、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地位
（一）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
1994年1月在深圳召开的“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学术研讨会”提出，“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26]
彭聚先(1994)认为：“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27]
龙太江(1995)指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而且也为这一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28]
（二）在社会主义史中的地位
高放(1993)认为：“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上了一个台阶……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新贡献。”[29]
邢贲思(1994)提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他首次科学地阐明了公有制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对利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19]
（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李连仲等(1992)认为：“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述，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30]
吕振宇(1999)提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1]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受各种条件（特别是历史条件）的限制，需要后人不断丰富发展，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要。邓小平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上，明智而又实际地选择了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即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在中国取得了既坚持和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又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等骄人业绩，使中国经济在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还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事实充分证明，邓小平为社会主义选择了市场经济，既是大胆的，又是正确的，其意义更是极其深远的。因此，已有研究成果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定位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十分准确和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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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篇9
匈牙利经济模式的特点是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匈牙利经济学家们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讨论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科尔内等著名经济学家在那一时期的讨论中就是活跃分子。以纳吉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对照搬苏联模式，盲目发展重工业，造成经济效益低下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进行了局部的经济政策调整。
1956年事件对匈牙利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照搬苏联模式的路再也走不通了，要重新赢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惟有改革。1957年开始，匈牙利先后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进行了尝试性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农产品收购采用官定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结合的混合价格机制，工业生产部门指令性计划指标减少，成本利润成为考核企业的主要指标，分配方面采用了利润分红制。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使计划经济与维护市场成分并行不悖，市场成分会不会取得优势，会不会把国家的经济引向自发和无政府趋势等。对市场作用应予以肯定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1964年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目标，并开始进行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大讨论。
被称作匈牙利"新经济体制之父"的原中央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中央经济工作组组长涅尔什·雷热所设计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经济模式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涅尔什设计的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合，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市场，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通过集体利益的实现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在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
按照这些设想，匈牙利196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改变传统的计划体制，扩大企业自开始。匈牙利社工党关于改革的《指导原则》规定：改进国民经济计划体系，建立中期计划（五年计划）为主、包括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的新体系；中期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形式，长期计划是五年计划的基础，短期计划大部分靠市场机制来解决经济发展的进程；在坚持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基本上取消中央直接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做法，让企业参照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国家主要抓宏观经济决策，运用利润、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从经济利益上促使企业执行或不偏离国民经济计划。
在计划体制改革的同时，价格体制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新的价格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固定价格、协议价格、自由价格。60%的生产资料和30%的消费品价格在市场上形成。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得到了肯定。"在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农业人口经营的辅助经济仍有存在的必要。"17非公有经济成分在匈牙利被称为"第二经济"。在70年代至80年代，第二经济非常活跃。
匈牙利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亚诺什18的《短缺经济学》19以及他提出的"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匈牙利和国际上都很有影响。
科尔内认为：任何经济制度都由多个层次构成。信息的迅速传递及其真实性是计划优化的前提之一，信息的流动分为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在市场经济中，横向流动占主导地位，而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纵向流动占主导地位。因而，使制定计划所需的经济信息在一种经济制度中上下流动，迅速传递，就必须使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机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控制系统，促使计划优化。无论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还是完全的市场经济都不能协调社会、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差别，保证经济的高速运行。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源约束型的经济，其主要表现是长期的短缺。但短缺并不是一种危机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状态。事实上，一般均衡只是一种假设的理想状态，而经济发展总是非均衡的。但短缺经济容易导致企业如下的行为特征：瞬间调整中的强制替代；短期调整中的数量冲动与囤积货币，长期调整中的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这种行为成为现实的充分条件是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主要是由于缺乏竞争的外部环境，税收制度和货币信用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国家和企业的"父子关系"所致。因而，要采取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将横向和纵向的协调结合起来。
匈牙利经济学家里斯卡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在匈牙利曾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个人所有制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国家把社会的所有财富平均量化给每个公民，使社会公共的财产同时成为每个人的个人资产；其次，国家以信贷市场为中介，通过市场竞争，把社会资产按照均衡利率承包出去，由能向社会提供最大效益的人来支配和经营；再次，承包经营者通过银行系统向社会资本的所有者支付利息，交纳利息后的剩余部分记入其帐户，归承包者所有，这样便使个人所有与社会所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里斯卡主张建立"承包经营者计划竞争市场"，对社会资产实行承包经营。经过竞争产生的承包经营者享有权、责、利的统一，自由地支配所承包的社会资产，自主经营，对社会承担着保值增值的责任，享有与经营效果相适应的物质利益。里斯卡的设想虽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是他领导的小组仍在部分大企业中进行了经营者承包的试点。80年代承包经营在小企业和农业领域被广泛应用。
苏联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硬态度使经历过1956年事件的匈牙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格外小心，"匈牙利的改革所追求的经济模式与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者直至布拉格之春失败为止曾追求的模式是相似的。……匈牙利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没有追求政治体制本质上的改变以及自治制度。"20"匈牙利不使用'市场经济'，也不用'市场社会主义'，而说'社会主义市场'，存在市场关系，但市场是受控制的。""西方刊登的谈论'匈牙利模式'的文章及研究资料首先力图证明匈牙利不同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实践相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次改革及我国实践所依据的观点和理论绝对不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的杰作，相同及类似的观点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过，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曾以各种方式付诸实践。如果说我国在实际运用这种观点的过程中使用间接的调节对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占优势的程度，这是确实的。'匈牙利模式'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匈牙利的实践。"21在这种背景下，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偏重于实践，而不是在理论上对市场经济进行更多的阐述。
匈牙利在经济模式是结合本国的国情，在反复实验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大讨论与匈牙利走上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些思想对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充其量也只起了某种参考的作用。但兰格、布鲁斯50-60年代的经济思想对匈牙利模式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匈牙利的社会实践。
五、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其他东欧国家的发展
在众多的东欧国家经济学家中，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和布鲁斯的地位是突出的。虽然1956年酝酿的波兰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实现，但波兰经济学家的思想成果对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兰格作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接参加了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将原来提出的"竞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发展为"含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和
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但市场仍有存在的必要性。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这不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也由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所决定。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只能用静态方法，也就是作为一般均衡问题，处理换算问题，不能提供充分的基础来解决增长和发展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需要市场，首先，必须有真正的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其次，生产资料的分配计划必须按照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式来进行。
兰格率先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存在信息传递方式上的缺陷。在这种模式下，市场机制的作用被完全排斥，横向的信息传播途径被阻断，企业只能和上级行政控制部门发生纵向的联系。信息的不完备使企业不能按照社会的实际需要自由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兰格主张通过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的办法，克服信息结构方面的缺陷，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实行这样一种经济模式：
一主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包括合作社经济在内的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个体经济、小手工业和小型私营经济等其它经济形式作补充。
实行中央计划指导下的多层次决策体系，即中央计划局、企业和家庭或个人的三级决策。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进行计划调节。企业根据中央的计划和自身的生产目标，自主地进行生产决策。家庭对个人消费和职业的选择有充分的选择权。价格的确定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存在着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
在收入分配方面采用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
兰格的思想精华被概括为：以分散的多层次的决策来实现国家的集中管理；利用市场计划来实现计划经济。
布鲁斯是对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提出了"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即著名的分权模式。他在60年代的代表作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布鲁斯从社会主义分工和价值规律的内在联系出发，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资源分配的积极工具。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是有调节的市场机制，它同纯粹的自由市场机制有别。企业有选择的自由，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但企业不能根据市场反应随机确定价格，价格只能由国家制定，并通过它调节市场。布鲁斯最有影响的思想是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其具体表现形式区别开来，阐述了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自己的经济模式，走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这个思想为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布鲁斯70年代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分权理论。他指出，中央单一的集中决策应让位于中央、企业、个人多层次的分散决策。宏观经济决策活动或者经济运行的一切重大的总量决策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如国家生产和投入的增长速度，国民收入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配，投资方向与结构，就业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外贸的数量与结构等。而经常性的一般决策则由企业作出。如企业的投入与产出的总量与构成，在中央总的收入政策的框架内决定本企业就业量和工资额，决定企业的供销。职工有择业的自由。
他认为国家不应通过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控制企业，而应通过各种经济杠杆来约束企业的行为。企业面向市场在国家间接控制下自主活动。资源不再由国家直接分配，而货币也不再是只起计算作用的消极的货币，而是资源分配的基本手段。
他主张用有限的买方市场代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过度的买方市场和社会主义集权模式下的卖方市场。
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他在1964年和1965年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提出"竞争性市场经济模式"。
锡克认为现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内在矛盾使社会主义市场关系产生具有必然性。锡克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经济可以按照整个社会的计划来管理。但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并不表明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就是直接的社会劳动，而只是具有"一般的直接的社会方向"，因此，劳动的这种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产生。
锡克从信息和利益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的必要性作了最深刻的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的外部形式是"经济上的买卖"，其内在实质是借助于货币和价格按比例进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交换，实现"所耗的劳动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性和利益上的矛盾，使得人们的每一具体劳动还不具有一般的直接的社会性质，并不能直接成为完全的社会必要劳动。具体的耗费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的矛盾，即劳动的内在矛盾，是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存在的根源。利用市场，企业掌握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加，使生产更加符合社会需要，既有利于生产的最优发展，又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又能解决因利益的矛盾而妨碍具体劳动耗费向社会必要劳动的转化的矛盾。因此，计划必须利用市场。
锡克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经济发展的宏观平衡的要求，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成为必然。计划经济同利用市场机制并不矛盾，相反，取消了市场机制，就不可能实现微观的平衡，亦不能达到宏观的平衡。因此，计划必需建立在市场运动的基础上。中央计划作为宏观收入分配计划，主要注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经济结构平衡和利润合理分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由自由市场机制决定，并准许资金在各部门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为了创造公平自由竞争环境，必须反对垄断。
社会主义必须自觉的利用经济规律，而生产发展最基本的规律主要是：运用的价值进化规律；比例性规律；节约时间规律；再生产规律。
他提出了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它的特点是：包括合作社经济在内的公有制形式为主体，同时存在其它经济形式作补充；集中决策和分散管理相结合，计划一部分由中央计划，一部分由企业作出，某些部分完全不需要计划；通过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保证计划的实现：价格的确定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存在着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
人们把他的思想精华概括为：以分散的多层次的决策来实现国家的集中管理；利用市场计划来实现计划经济。他的经济思想对东欧国家乃至西方左翼经济学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政府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锡克依据他的理论设计了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但是"布拉格之春"的流产使锡克放弃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流亡西方以后，锡克成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倡导者。
8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开始获得社会的普遍承认，西伯利亚学派的兴起就是标志之一。70年代末，苏联大批拥护改革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阿甘别吉扬和扎斯拉斯卡娅为领袖，聚集在《经济和工业生产组织》杂志周围，批判和分析苏联的经济体制，形成了西伯利亚学派。他们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高度分工的社会生产力的固有特征，市场是计划经济的必然属性，离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经济集中控制，指令管理和行政体制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企业必须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拥有高度自。西伯利亚学派的兴起，解除了苏联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围攻，他们的观点逐渐成为苏联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但苏联的解体使西伯利亚学派的设想失去了实践的机会。
注：
1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提到："英国的诺埃尔·汤浦森指出：'在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中有一些部分可以贴上市场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标记。'努提认为最早运用'市场社会主义概念'的是1922年的爱德华·海曼，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把市场社会主义的肇端追溯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著作，以及一些与其观点类似的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2索尔·埃斯特林等：《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3《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7卷，第322页。
4《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页。
5约瑟夫·e·斯蒂格利兹：《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6罗默、巴德汉：《市场社会主义：当前辩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格雷戈里、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
8m·拉文：《略论市场社会主义》，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90年第7期。
9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01页。
10[匈]《现代经济常识》，布达佩斯经济法律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11余文烈：《中译本序言》,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3页。
12《铁托选集》（1961-1973年）第134页。
13卡德尔：《社会所有制与社会主义自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1987年2月号。
14转引自范恒山：《国外25种经济模式》，改革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篇10
关键词：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体制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已不适应发展中的中国。这种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地方和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缺乏活力和竞争力，从而出现了经济发展滞后的现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权力主要高度集中在中央，中央再根据国民的需求按需分配物资。这就关系到了国民经济计划制定部门怎样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物资，首要的前提就是把握好被分配物资的人员和储备物资的信息准确性。也就是说，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就是国民经济计划部门必须能够拥有制定计划所需要的完整而准确的信息，制定出严密而准确的计划。信息的准确性是物资公平合理分配的前提和重要保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即信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存在着不稳定性。“任何组织穷尽各种手段也不可能掌握决策所需的完全信息，计划系统所涉及的范围越大，这种矛盾就越突出，政府计划制定部门也不例外。当国家计划制定部门依据其所掌握的不完整、甚至是不准确的信息做出决策，并强制微观主体执行时，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整个经济运行更大的波动和社会资源的更大浪费。信息问题可以很好地用于解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一定时期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而在另一时期却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一问题。”[1]有人认为，可以建立一个信息收集、决策和处理的体系，这样信息就会更加准确。这个体系的建立表面上看保证了信息的准确性，但是体系的信息量越大，传输渠道越多，就越容易使信息失真，这是因为每个环节的人都会为自己考虑，偏好于自身利益，就会使信息不准确，物资分配不合理的现象频生。“为了减少信息失真，使收集到的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又得加大投入，加强对各部门、各环节的监控，这反过来又会大量增加信息成本。从经济学上讲，当一种制度安排的运行成本上升到足以抵消这种制度的优势（收益）时，这种制度安排就变得不经济，必然要被新的制度安排所取代。”[1]当一个制度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时，说明新的制度必然要代替旧的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建国之初体现出了一定的优越性，使国民经济在当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个完美的体系，势必要被另一种体系所取代。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滞后性，针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被党中央重视起来。1979—1981年年间，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下，关于经济理论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其中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表明了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一直贯穿着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如“孙冶方重新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要学会利用价值规律，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等”。[2]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确定了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但是并不是主体地位，而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从属补充作用。直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关系的探索过程中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首次将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础框架。邓小平同志对该《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原则上，在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表明了侧重点又放在了计划经济上。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明了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28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发展，成功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充满竞争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全面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基础框架，我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基本理论。市场经济充满活力，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精神文明和民主文明法治建设得到全面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1978年到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3785.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提高到4140.4元，均实际增长了6倍以上，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3]我国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九年义务教育、文化事业、体育事业等共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稳步推进，形成了以中央为中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得到完善，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法、行政法、地方性法规等多种法律为主的法律法规体系，逐渐完善了我国的法律体系。第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经济基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和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立足点，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情况，确立了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国发展阶段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国初级阶段的发展国情，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找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推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总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推进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也同时推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启迪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启迪，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经济动力。第一，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听党的指挥，服从党的命令，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利完成的前提和基础。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全国人民的先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了反帝反封建主义的胜利，中国才赢取了在世界中的地位，中国才有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地推进了改革开放事业。总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的必要保障。第二，只有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思想，才能为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理论源泉。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36年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后在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思想引导行动，只有坚持正确的理论思想，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所以，要想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梦想，就必须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思想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仅要遵从思想理论的指导，更要敢于打破一切不符合中国国情和科学发展规律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提供新理论、新观点，为改革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第三，一切以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谋福利，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改革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过上理想的共产主义生活。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只有顺应民意、倾听民声，保障人民的根本权力，才能实现社会公正、和谐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人民共同拥护的结果，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保障人民的根本权力和利益，才能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长足发展提供人力基础。
参考文献
[1]郑绍庆：生产力研究：坚定地走市场化改革之路———从人性伦理角度再论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J].生产力研究，2008（6）.
[2]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五十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