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质篇1
一、计划及其法律化要求
（一）计划的含义与一般价值
计划是一个使用得非常广泛的用语，在不同场合的含义可能不完全相同。有人给计划下的一个“简明的、不带褒意或贬意的定义”是：“计划”是未来行动的方案。相应地，计划具有三个主要特征：（1）它必须与未来有关；（2）它必须与行动有关；（3）必须有某个机构负责促进这种未来行动。[①]
一般说来，计划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未来的行动所作的设想和部署。它是人们在多领域、多层次上使用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在任何领域、任何层次上完整的计划，都必须具备目标、时限和主体三大要素。常识告诉我们，工作的内容越是复杂，参与实施计划的行为主体和涉及的环节越多，越需要计划性。我国古代就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思想。西方经济学家也阐明了这个道理：“虽然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但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当时所得到的信息而制定的未来计划，我们就无法合理地行事。”[②]工作有计划，至少可取得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所谓有序，是指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以及为此而确定的步骤、重点、分工等，可在实现过程中分别轻重缓急，保证重点，为全局奠定基础，有条不紊。所谓协调，是指通过计划作出事先的协调，处理好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总目标与子目标之间、各具体目标之间、预期目标与时间约束之间、目标与手段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促进目标的顺利实现。所谓效率，是指因为有序和协调，尽可能地激励了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合理地挖掘并组织相关的条件，减少了盲目性，避免操作中的重复浪费，因而有利于提高效率。[③]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也就构成了计划的一般价值。
计划主体是多层次的，计划的对象也是多层次的，因此计划有个人计划、家庭计划、企业计划和国家计划等。作为计划法所涉及的计划，是处于宏观层次的国家计划，而且侧重于经济计划。当计划被用作经济活动的调节手段，并与国家的职能和权力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国家经济计划。
计划是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经济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一般认为，经济管理具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职能，在这些职能中，由于计划职能反映了管理者的决策意图，决定着管理行为的方向，制约和决定着其他管理职能，因而被人们视为经济管理的首要职能。计划作为经济管理的一般职能，是一个广泛中性的概念，它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管理体制的国家之中，因而有无计划不是区别社会制度和经济社会属性的标准。[④]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控
由于我国在建国以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几乎无所不包，深入到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的手段。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计划本身应当如何定位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在这一过程中，不乏有因为计划经济的弊端而排斥、否定计划本身的，但是理性的审视和现实的需要又使得计划在市场经济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计划不是基本社会制度的范畴。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就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⑤]
同时，计划本身也不是特定经济体制所特有的范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虽然不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但它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而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事实上，计划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恰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把计划的作用过于夸大，反而使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未能显示出来，因为那时的计划已是无所不包，而不仅仅是在宏观上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对计划的普遍需要。市场经济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联系非常广泛和复杂。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经济要能正常运行，客观上需要一个社会中心进行协调，以使社会生产有组织、有计划地实现各种经济联系和协作。许多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说明，国家计划具有承担这种社会中心协调经济联系的重要功能，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更在于弥补市场机制内在局限性的客观需要。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它也不是万能的，而是有着自身内在的局限性和缺陷，即存在所谓“市场失灵”问题。这些主要有：第一，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市场信息是经济运行中已经发生不平衡之后的信息反馈，因而市场机制的调节是在事后，这种事后性往往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第二，市场调节的局部性。市场机制并非在任何领域都能有效发挥作用，有些领域的经济活动只靠市场是调节不了或调节不好的，如重大经济结构和布局的调整、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等。第三，市场调节的短期性。市场提供的信息在时间上是短期的，一般只反映眼前的供求关系和价格状况，不能反映以后时期供求和价格的变化，这就使市场调节只适应于短期的调节。第四，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经营者依据市场信息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但是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这就使得依据这种信息所作出的决策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市场机制的这些局限性表明它不能保障所有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市场经济客观上需要政府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宏观调控，而国家计划就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⑥]
计划调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如可以迅速调动现有的资源用于重点建设和短线产品的生产；可以进行事前和主动的调节；可以对社会经济进行总体性调节以及对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进行协调等。
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以社会经济运行总体为对象，主要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来调节经济利益，最终实现预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需要配套实施的经济政策。”[⑦]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也是经济手段。计划与财政、金融一起，是宏观调控中覆盖最全面、影响最广泛、使用最经常的三种重要经济手段，而计划又是综合协调各类调控手段的手段。
计划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普遍意义，即使是“在今天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原有形式已不能全面实现其机能，需要有人为的政策上的国家干预。因此，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计划，都有其必要性。”[⑧]“在现代世界里，政府完全可以很好地从事广泛的经济活动，包括调整收入和财产的分配，处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对付结构上的不可分性，维持经济的普遍稳定。要达到所有这些目标，政府就应该，其实也必须预先作好计划。”[⑨]
而对于要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计划调控更是不可缺少的。刘易斯也认为：“目前，听任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发展，这在不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的答案。”[⑩]
计划调控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超常规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调控的法律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的形式主要不是采取以往的指令性计划，而更多的是采取指导性计划。今后，国家计划的任务主要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和产业政策，搞好经济预测，规划重大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安排国土整治和重点建设等。这样的计划具有多种功能，如规划功能、导向功能、配置功能、协调功能和激励功能等。但计划作为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实际作用的发挥程度还要取决于计划调控本身的合理与科学。而这就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
现代经济理论中不仅有“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有“政府失灵”的问题，而计划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构成政府失灵的一个方面。虽然计划具有弥补市场失灵的优越性，但它也不是万能的，也有其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受信息不完全性的影响。计划的制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完善、及时的信息，而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信息的收集、加工、整理以及传递往往难以做到完善、及时。其次，受主观认识水平的限制。除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外，人们自身认识能力也是有局限的，因而存在着计划的制定不符合客观要求的情况。第三，受不同利益的牵制。各种计划出自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具体的工作人员之手，代表着不同部门和地区以及集团的利益，因此计划的最终确定往往受到较多的牵制。第四，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单纯的计划机制还容易受到非经济性因素（如政治势力、当权者出于政治目的等）的左右，产生所谓的非经济性调节，使计划偏离合理的目标。
为使计划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尽可能减少在这方面发生“政府失灵”的情况，国家应当将计划加以法律化，使其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以此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市场运作的依据。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缺少的，应该尽快出台。我国的计划法没有诞生在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而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诞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的确是令人回味的，但不是偶然的。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计划几乎无所不包，主要采取行政命令的形式，并缺乏实行法治的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为计划确定了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也就使人们能在这个位置上来制定和运用计划法，以有效发挥计划调控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首先应对计划进行正确的定位，依法界定计划的性质和计划的范围，保证计划真正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宏观调控手段，而不能让计划越位，挤占了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也不应让计划在应由其发挥作用的领域缺位，并保障政府计划职能的充分行使。其次，计划法应当对政府计划调控职权的行使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计划调控行为如其他宏观调控行为一样，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表现，这种权力的行使是关乎全局的，影响非常大，如果不能得到必要的约束，受到相应的法律调整，这种权力就有可能发生失控和滥用的情况，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有学者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是计划的前提，可以影响计划的制定或者限制计划的实施、甚至促使计划的修改与废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计划的某些缺陷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不可能消化计划的所有缺陷。当市场的内在缺陷于条件具备或变化而凸现、以至于市场失灵而“自身难保”时，包括计划在内的宏观调控等调节措施的介入，恰恰是为了尽可能弥补或消除市场的缺陷，此时，就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严格地制定与实施计划，力图将计划的缺陷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计划法。因此市场是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调节手段的“第一次限制”，而包括计划法在内的经济法则是“第二次限制”。在实践意义上，计划法对计划的意义则主要表现为：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以及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11]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
二、计划法的基本理论概述
（一）计划法的概念和性质
按照给部门法下定义的传统“模式”，计划法就是调整计划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说是调整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实际上，在法和经济法的属概念的基础上，计划法只需要说明它与其他法的主要差别就可以了。因此可以简单地说，计划法就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计划调节的法。从内容上看，计划法包括计划实体法和计划程序法。
计划法在性质上属于现代经济法的范畴。既然计划法属于经济法范畴，那么它也就具有经济法的基本性质。由于从性质上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是法律的基本分类，因此经济法的性质，主要是指它在公、私法的基本分类中如何归类的问题。虽然有人认为经济法具有公法的性质，但似乎更多的人认为经济法横跨公、私两个领域，兼有公法与私法的性质，尽管在具体的表述上不完全相同。我们也认为经济法属于公法与私法结合的社会法，只不过其中的公法因素更多一些，因为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即权力干预权利的因素。有人认为经济法是行政法的私法化的结果，并且指出：认识“经济法是社会法”的意义不亚于认识“宪法是根本法”的意义。[12]
计划法也明显地体现了经济法的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社会法性质。计划法所调整的是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计划调控的经济关系。本来，市场经济活动本身应该属于企业竞争自由、营业自由的范畴，属于“私人”活动领域，是私法的调整对象，但是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活动中却体现了国家的干预或调节因素，计划法对其进行调整主要运用了规划、指导等公法的调整方法。这种用公法的方法调整原本由私法调整的领域，是计划法具有公法与私法结合性质的主要原因。
（二）计划法的特征
作为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计划法具有经济法的一般特征，如经济性或专业性、政策性、行政主导性和综合性等。[13]当然，计划法在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特征时又有自己的方式，从而形成了其在经济法中的一些特殊性。从计划法的基本性质和内容出发，我们认为计划法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也具体地、典型地体现了经济法的特征。
计划经济体质篇2
关键词：新经济；新教育；计划经济
中图分类号：G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12）03-0174-01
一、当前教育问题的本质
近十余年来，我国教育方面的问题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严重，当前已到了人们无法接受的地步。例如，当前在校学生中有很多学生厌恶学习，农村很多义务阶段学生非经济原因辍学；大量农民工子女就学困难，许多有自主意识的学生选择退学或退考；绝大部分教师有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几乎所有中学都存在强制学生补课现象，几乎所有中小学校都有强制学生定期购买教辅资料的行为，许多学校向学生乱收费、屡禁不止，个别学校发生学生集体焚书事件，教师职称评聘乱象丛生、腐败不堪，教师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学校领导现象日趋严重等。
建国初期，我国对旧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使旧经济在1957年全部转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内，旧经济中的私有制被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社会所有资产都归政府和集体所有；旧经济中的私营经济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公营经济，即全社会经济由政府和集体经营；旧经济中的无序经营被取缔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切经济活动都要按照政府计划进行。
因此，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将旧经济转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经济发生了质变，而且也将学校转为了与过去不同的学校，从而使学校也发生了质变。学校发生质变意味着教育发生质变。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教育的这种改变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
到了1978年，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我国经济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开始从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又是经济上的一次质变。这个转变一直持续到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即1997年才基本结束。我国当前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前面道理一样，在经济发生“质变”的过程中，为经济服务的教育也应该发生质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改革过程中，计划教育没有发生任何质的变化，它仅仅是表面上被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改。因此直到今天，我们的教育仍然是计划教育。
现在，我们对当前教育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而又这样严重的问题应该明白了。在计划经济中，由于计划教育的存在是计划经济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因而这种存在是合理的。而在市场经济中，随着计划经济的消失，计划教育失去了服务对象，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因而它的存在变成了不必要，它原本合理的东西变成了不合理，变成了它的致命缺点。当前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就是其缺点的外部表现，是上述事实的具体反映。
同时，我们对二十七年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问题为什么有增无减的情况也应该明白了。二十七年里，由于计划教育只被动了皮毛，没被触及根本，因此改了半天，教育还是计划教育，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它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
因此，当前教育问题反映了计划教育不适应市场经济这一客观事实，它是教育与经济这对矛盾相互斗争的结果。
二、计划教育的缺点和两种必然性
缺点一：计划教育使教育被政府垄断，被政府经营。在计划经济中，教育“公有”和“公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在计划经济中私人没有任何资产，因而私人没有能力办教育（当时政府也不允许私人搞任何投资），更谈不上经营教育，只有政府和集体拥有大量资产，有权力做这方面的投资。
在市场经济中，私人有了一定资产，有了一定投资能力，因此这时教育“公有”和公营”就成了政府对教育垄断和经营。事实上，改革前后，政府办教育与经营教育的情况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因为经济形势变了，教育“公有”、“公营”的说法也变了。政府垄断教育和经营教育实际上弊端重重，下面略谈几点：
缺点二：计划教育使教育服务对象发生错误。教育的服务对象是学生，教育通过服务于学生的学习，从而服务于经济，服务于社会。可是，由于各个学校是“公有”和“公营”的，他们的经费来源于政府，所以他们只需要满足政府的需要，为政府服务好就行了。至于学生的需要从来不予考虑或极少考虑。
缺点三：计划教育使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变得十分僵化。教育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学生的学习需求是多面的，多变的，它们随着学生的年龄增长及个性变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此时，教育内容应该的多样化，以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
缺点四：计划教育使教育成为部分人的教育。学习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谋求生存的一种必要手段，它与人的衣食住行等行为一样，是人的一项基本行为。但是，由于招生计划的限制，相当一部分人的学习权力被政府运用考试这种手段“合理”的剥夺了，只有一部分人能够继续学习。中考，高考制度就是起“合理”剥夺的作用，除此而外，它没有任何作用和意义。可以说，中考，高考制度是现存计划教育诸多特征的典型代表。
因此，在市场经济中，计划教育的灭亡是必然的，新教育的产生也是必然的。这是教育进步的标志，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过程！
三、深化教育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教育
计划经济体质篇3
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为宗旨的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等等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阐述，虽已愈来愈清晰，却并非已无疑问，有的甚至更为模糊，思想更为混乱。因此，当我们已比较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经验教训之后，为了更好地吸取其有益成份，为我所用，就很有必要在此作一番讨论，以求正本清源，更好地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本文拟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⑶对抹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各种观点辨析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这里是打算从历史的角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说明计划与市场二者是相互对立或相互替代关系，还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指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必然要求。但如何实现这一按比例发展要求，即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学家对这不同方式方法的性质和作用，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活在上升发展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即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进一步把市场机制吹嘘成像受地心引力的钟摆那样，是一部非常灵巧美妙的合理配置资源的万能自动器。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明确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后，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于是，人类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
这样，在人类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就提出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同时也依此而展开了各种不同思路的争论。
十月革命后，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社会主义的冲击和威胁的情况下，以米塞斯（ludwigvonmise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发动了一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攻击。他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算》一文，公开指责社会主义计划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因为资源的合理配置需以经济计算为前提；经济计算要以价格机制为前提；各种物品的价格决定必须依存于市场，市场的存在必须以各种物品的所有人互通有无为前提。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所有这一切条件都不存在，因而就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断言“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见《现代外国经济论文选》第9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米塞斯的追随者，伦敦学派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斯（lordrobbins）、哈耶克（f·a·v·hayek）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将导致极权主义。在他们看来，一旦实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于是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将不复存在，个人主动性、进取心无法发挥，结果是官僚主义滋长，极权主义盛行。罗宾斯说，计划当局“将会试图象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指挥军队那样来管理整个生产……这种制度将要求把作为生产者的个人资金编入严密的组织”。(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英文版，第154－155页。)哈耶克在1938年发表的《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相容。他在1944年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制混为一谈，认为都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些情况说明，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只是一般地提出和论证了市场机制的方法；十月革命以后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把计划经济视为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对立物而加以疯狂攻击了。
面对米塞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攻击，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给予坚决的反击。他在1936年－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名论文中指出，米塞斯实际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一定完全排除货币价格工具的存在。同时他还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具有客观的性质。一旦中央计划当局把这种价格作为计算的工具，即可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在他1965年去世后才发表的《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又针对哈耶克、罗宾斯认为价格若由中央计划去计算需要解几百万个方程的观点时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引者注），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锁的试验似乎过时了。”(转引自李可等著《20世纪初的西方经济学》第138页，复旦大学1990年出版。)兰格的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科学，但他站在同情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否定计划经济的态度却是很明确的。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socialism）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但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其作用。
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运用计划机制不失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有效方法。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wilfredopareto）早在1902－1903年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就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和一种理想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经济计划”。(转引自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403页。)另一个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barone）在1908年写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管理部》一文中也认为，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参见《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第70页，洪银兴、周晓寒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当米塞斯发动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攻击之后，除兰格之外，还有一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弗雷德·曼维尔·泰勒（fredmanvilletaylar）、英国的亨利·道格拉斯·迪金森（henrydouglasdickinson）等都不同意米塞斯之流根本否定计划机制的观点。
60－70年代，前东欧各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实践进程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认为，兰格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二元运行机制，而且市场范围狭小，其中生产资料市场还是一种“模拟市场”，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试验法确定的市场价格易于失真和滞后，同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动力，以及企业能否对“模拟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及时作出反应的问题，因而在应用上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也从未能付诸实践。在提出这种意见的经济学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⑴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霍尔瓦特。他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才有可能；市场定价体系有平衡供求、合理分配稀缺资源，使经济行为合理化和公平化以及选择最优物质结构等四大功能；废除市场必然导致（前）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因而是东欧经济学家中较多强调市场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⑵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brus）。他在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各种不同模式之后提出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他认为这是在理论上比较正确和理想的一种模式，优点在于使供给结构更有弹性地适应需求结构。这种适应在计划所规定的比例和条件的限度内，是在供货者和购买者之间直接挂钩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必由中央一级直接地详细地加以决定，也不必在每一场合由中央一级批准。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kornai）。他强调兰格没有考虑硬预算和买方市场等条件，因而其模式是立足于对计划者和企业行为的错误假设之上。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其著名的短缺理论实质也是倾向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⑷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认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市场价格”。在他看来，市场功能不仅仅在于信息和管理，而且主要应归结为利益问题；企业应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既要受益于正确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的盈利，也要承担经营责任和投资风险。
总之，前东欧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修改和深化了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付之于实践最典型的则是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深化了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完全同于兰格模式，即它不像兰格模式那样重视计划的作用，而是强调企业和工人自治的作用。至于这个模式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回答。现历史已对这个模式作了不成功的结论。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不仅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频频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相当市场，英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英国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起源于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1884年成立费边社）。本世纪20－30年代托尼、德宾和盖茨克尔阐述了新费边社会主义即英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45年工党上台之际，英国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合流，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经济学，即英国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收入社会化，鼓吹“消灭贫困”、“合理分配收入”、建立“福利国家”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生产资料社会化。力图通过“国有化”政策把若干部门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所有，把单一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混合生长的经济，并将其视为改变所有制，从而使生产者摆脱被束缚地位的重大措施；第三，中央计划当局运用市场最优配置原理来指导决策。要求有自由选择的劳动市场，并以市场定价和以消费者主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进入8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又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的热潮。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的李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牛津大学米勒写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南安普敦大学普兰特的《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等，在这场讨论中唱了主角。他们提出了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联姻理论”和旨在启动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主导机制”理论，企图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实施国有化政策和福利政策，就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但很明显，英国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为它们把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工党政府身上，既不触动其政治结构，也不从根本上改变其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以上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究竟如何配置资源，长时期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两种方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依靠计划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计划与市场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实质究竟是什么等等。
从社会历史的实践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计划配置资源，虽然带来不少弊病和消极作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高速发展，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现在，有的把过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往存在的一切历史曲折和失误的根源都在于实行了计划经济，甚至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国企困难和“括风”等等也归咎于实行了计划经济。因此，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谈谈过去计划经济的得失问题。
就前苏联来讲，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曾使一个落后的沙俄在半个世纪内成为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重工业、国防力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若再考虑到苏联还顶住了法西斯疯狂侵略的历史功勋和遭受战争的巨大损失，而美国却成了战争的受益者等因素，更可显示出计划经济威力。在苏联，只是在战后，当经济已进一步大发展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才愈益显示出其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需要适当加以调整；而且这时苏联已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境况，本来可以对国民经济结构作适当调整，加快发展轻工业，更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快地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但这时，在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下，却固守原有的体制和经济结构不变，到了最后又根本否定计划体制，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经济。
就中国来讲，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使中国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转变成基本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53－1978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国民收入为6.0%，社会总产值为7.9%，工农业总产值为8.2%，.大大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同期原煤从0.66亿吨增至6.18亿吨，发电量从73亿千瓦/小时增长至2,566亿千瓦小时，钢从135万吨增长至3,175万吨，成品钢材从106万吨增至2,208万吨，水泥从286万吨增至6,524万吨，分别增长8－34倍。从主要农产品产量来看同期粮食产量从1.6392亿吨增长到3.0477亿吨，棉花从130.4万吨，增至216.7万吨，分别增长86%和67%。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由57.73%下降到32.76%，工业（不包括建筑业和运输业）的比重从19.52%上升到49.40%；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从56.9:27.8:15.3变为24.8:32.4:42.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国家普遍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却基本保持物价稳定，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50年代即使承受着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余波的冲击，也只2.3%，60年代为0.92%，70年代为0.56%。因此，除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外，人民生活稳定，全国居民消费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9年上升到188。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依靠计划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顺利地进行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由694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基本建设。而且这些项目的大多数是配置在我国工业交通一向不发达的经济落后的内地，缩小了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的产业结构布局；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新型工业部门，并建立起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和国家安全体系。
在8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系虽然已被冲破，但经济计划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起着相当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又有了进一步提高，1979－1990年我国gn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7%。国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8.4%。
可见那种完全否定过去计划经济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完全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必要性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至于有的人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国企困难、“刮风”等等消极现象也一股脑儿地归咎于计划经济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不需多费笔墨，只要排列一下时间顺序就足可把这种“因果”关系论彻底推翻。因为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开始之日起，就已在不断被改革、削弱之中，作为其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产品指令性计划指标，时至今日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78年纳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有837种，达到历史的最高峰。1996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属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仍实行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食用植物油、生猪、食糖、棉花、紧压茶、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盐、成品油、卷烟、烟叶、中药材等14种。)然而我国目前十分引人注目的腐败、国企困难等等恰好是在近20年来计划经济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在此之前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而自豪地说，在那儿十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世界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廉洁奉公的干部；国企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所以，怎么能说计划经济带来了腐败和国企困难呢？在此，我们并非说计划经济在过去的实践中是完美无缺和不需要改革，这在后面将会论及。但若把当前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20年前的计划经济是无论如何难以令人信服的。至于说到“刮风”，这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与计划经济更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证明，过去有“浮夸风”“共产风”；现在也有迷信“一包就灵”、“一股就灵”，还有“下海风”、“出国风”、大吃大喝，奢侈浪费风，以及假冒伪劣,虚报浮夸凤,等等。所以把“刮风”现象也记在计划经济的账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同历史上任何新事物一样，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也不可能不经过历史的曲折和考验。我国过去经济计划的主要缺陷：一是只片面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二是由于作为计划基础的经济统计工作薄弱，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够准确，使得计划缺乏科学性、准确性；三是计划过死，集中过多，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四是在计划安排上，在正确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却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使消费品的生产相对不足等等，然而，这一切缺陷都是由于经验不足，在运用经济计划规律的实际操作中发生的问题，而不是计划要求本身有什么过错。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的计划工作必须改革是毫无疑问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改革是要改其缺陷，而不能全盘否定，正如倒污水不能把小孩一起倒掉一样。
其实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手段，不论其社会形态如何，都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全面合理地配置资源，任何偏废都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的。因为市场调节是从微观经济利益出发的，即使在微观上是最优的，在宏观上却不一定最优；计划调节是从宏观出发的调节，因而对微观的利益则往往易于忽视，资源利用的潜力就难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一个统一整体，因此，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就自然需要相应地使宏观上的计划机制与微观上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合理地使用，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往下我们将会看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真理。
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片面强调市场机制调节，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由于市场调节本身所固有的盲目性、滞后性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便不可避免地使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中，以至在本世纪30年代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以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为特征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彻底破产。
面对30年代大危机和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凯恩斯理论是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体系却缺乏微观的理论基础。战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又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新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在强调国家干预的同时，又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在宏观调控方法上实行“相机抉择”、“松紧搭配”的“一揽子”计划。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或者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用作配置资源手段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区别于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既要以市场经济调节为基础，又要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所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乃是对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战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可以说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下，都通行的是上述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之所以有相对稳定、较快发展的局面，而未出现30年代那种大危机，就与实行了这种新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有关。可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乃是完善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不可缺少的。
作为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无疑更有必要，也更有可能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因为公有制企业为宏观计划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和微观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而早有预见地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之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且如前所述，在十月革命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正确原理，在过去相当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即在进行有计划地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以致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困难，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困难也愈益明显。正如陈云同志1979年3月在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时候说的：“在十月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作计划工作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克服过去单纯依靠计划调节的片面性，而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取二者之所长，补二者之所短，而不是要用市场去取代计划从而根本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14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说：“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是说，江泽民同志在阐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强调运用计划手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当我们把计划和市场看为配置资源手段的时候，对计划和市场二者的关系，则只能理解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能视为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或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使我国经济有了较为迅速、稳定的发展。
以上事实说明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后都逐渐发展到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阶段上，这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市场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的计划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二者殊途同归。这个事实再次说明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替代的关系。
必须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企图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鼓吹市场经济万能，把市场机制吹嘘为人类最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并认为，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根本否定经济计划性，谁说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强计划性，就要被扣上要走回头路，再搞计划经济那一套的大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近些年来的事实表明，每当国家放松了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出现不同程度混乱，每当加强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趋向于稳定。如1993年以来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正确决策下，逐步取得“软着陆”的胜利和“高增长、低通涨”的大好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也必须看到，在这大好局面下，迷信市场万能的倾向还远未清除。如有些地方、部门、企业抵制宏观计划调控，任由市场调节，以致出现大而全，小而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经济结构失调，企业开工不足，加重了工人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就是其明显的表现。据《人民日报》披露的材料，我国一些主要行业如机械、电子、轻工、纺织普遍是一般加工产品大量供过于求，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多在70%以下；在50%、40%以下的为数也不少。(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重复建设主要在加工产业》。)若从全国600余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来看，过供于求的商品在1997年上半年占5.3%，下半年猛增到31.8%，高出26.5个百分点(经济日报1998年2月25日，冯并、阎卡林《全面认识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一些工人被下岗分流，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这是在改革中出现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据估计，目前城镇下岗尚未就业的有约600万人，加上登记失业的570万人，失业率高达6.3%左右(见中国信息报1998年2月24日《城镇就业答问录》。)。不可理解的是，现有些人对于这种结构失调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不仅未从计划削弱方面去找原因，（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反而责怪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果。如前所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之日起就已处于不断削弱之中，时至今日，还纳入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等14种农副产品。现在生产过剩，结构失调的产品，恰恰不是计划分配的农副产品，而是市场调节的机械、电子等产品。比如1997年轿车全国生产能力可达110万辆，产量只47.9万多辆开工率不及45%(经济日报1998年3月12日《冷静看待汽车降价》。)。再如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605种商品的排队显示,供过于求的商品在1999年上半年占72%,下半年又进一步上升到约80%,其中供过于求的工业品占到91.14%。其他在第三产业中，诸如高档商场，星级宾馆也大量重复建设，设备闲置，难道也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么？
可见，我们如果不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使之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单纯片面地以市场调节去代替或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就没有不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和混乱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前面已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都需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市场经济。但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区别，事实上二者是有原则性的本质区别的，有的企图否认二者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词在国内外文献中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指生产的产品是用作交换的商品，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以区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二是指在社会经济中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机制，以区别于通过计划和国家干预来配置资源的方法，我们在上节里主要就是在这一含义上来论述市场经济的；三是指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经济学家戴维·w·波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出版）解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的经济”。不仅如此，过去联合国也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并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相区别的。例如，在之前《联合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世界统计提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plannedeconomies）国家、市场经济（marketeconomy）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developingmarketeconomics）国家三种类型。其中第一种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三种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是不科学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一些合理因素，即承认市场经济中包含有作为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的制度（不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内涵。我们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配置资源手段，它所以能调节和配置资源，仅仅因为它能调整参与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能对其产生强有力的激励、约束功能的结果。可见，市场经济既是一种配置生产资源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维护人们某种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即维护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行为主体按照他们所投入的资源、产品多少好坏来获取不同利益的经济制度。当然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独立地或孤立地存在的；相反，它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从属于或依附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一种派生的经济制度。
为什么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从属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派生的制度呢？这是由于一种社会形态最基本制度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内容的，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不同所有者之间对产品进行的交换或产权交换，所以市场经济总是与一定社会的基本制度相联系，并作为其派生的一种经济制度而出现的。单纯的抽象的市场经济是从来没有的。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怪西方经济学家总是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二者几乎可以划等号。后来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发现，市场经济还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起来，并从属于后者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一样。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以上说明，市场经济一词通常有着三种不同含义，实际上这三种涵义都是其客观存在的思想反映，而且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内涵。简言之，市场经济就是指在商品经济已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用以配置资源和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体系。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两种不同性质社会的基本制度本来就有本质的区别。这两种社会的基本制度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两种市场经济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利益，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以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在现实的操作运行上，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
1.两种市场经济各自与之相结合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这里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成分共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则根本不存在公有制的成份，而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这乃是两种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这里有几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需要给予说明：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有的认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之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坚持公有制，就意味着从事社会化生产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成了企业的主人，能自觉地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放弃公有制就意味着劳动者或迟或早将要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使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马恩选集第4卷，第303页）。这里说明公有制乃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基本特征。一切修正主义者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放弃了对实现公有制这一根本任务的要求。伯恩斯坦说：“只要社会一充分行使它的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那末经济企业向公共经营的实际转移就不象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了。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当然我国目前由于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发展的要求又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实行坚持以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第二，所谓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既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即在量上要求公有资产必须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据优势，当然，这个优势不应该只计算纯公有企业部分，同时也应把融入非公有企业中的公有资产部分一并计算在内。这是十五大所明确提出来了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同时在量上，既然是‘优势’，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就不能只占少数或50%以下，也不能只是简单多数或50%以上，而必须是60－70%以上或2/3以上。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否则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难以保证的。十五大报告中还指出这个公有资产的‘优势’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区别”。因此，有的村、乡甚至只有几万人的小区、小县，并不一定都要求公有资产占据优势，但也不能把这“有的地方”任意地无限扩大到一个地市甚至一个省，几个省的范围，因为这就无异于把“一国两制”的方针任意扩大到大陆境内。而且从发展的观点看，私有的范围如果在逐渐从一村、一乡、一区、一县一地扩大发展，就难保不会影响其他地区省市以至动摇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逐渐演变的现实。如，据统计资料表明，有的省份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已降到50%以下(据《中国信息报》报导，广东早在1992年底非公有企业注册资金（2,646.8亿元）就已超过公有（国有、集体）企业注册资金的总和。国有、集体、非公有企业之比重，分别为30.2%、16.4%、52.4%见《中国信息报》1993年4月23日。)，这是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的。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量上，还应表现在质上。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十五大不仅重申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制经济占有量的优势，而且进一步明确必须把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控制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或导向作用也要纳入公有经济“主体”内涵之内，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份。可见，在十五大报告中，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内涵，比人们过去所理解的更丰富，要求更高，而不是像目前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更低了，即认为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现似乎已不要求在量上占优势，因而它在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大小已无足轻重，或者说已可继续下降，首先是国有经济可以继续下降，乃至下降到20%或者更少的程度。(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经济信息报》1995年9月7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本来质与量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质的提高只能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这是一个起码的哲学常识。十五大要求“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并不是要抛开量的要求而去追求所谓质的提高，事实上如果削弱了量的要求、质的提高也就犹如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大厦是没有根基的。设想如果国有资产只占社会总资产20%（即在量上，公有经济已不占优势），它又怎么能保证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它又怎么能起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导向作用，充其量最多也只能像西方某些国家的国有经济所起的那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导向作用而已。
看来，要想把我国国有经济起着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国有经济的导向作用，已不是我们妄加在那些论者们头上的主观推论，而是由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蓝图。比如有的强烈要求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行业，积极主张“国有经济应主要集中于那些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非国有企业办不了或办不好，因而只能由国家兴办的事业”。有的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国有企业的范围，说什么“我们国家真正需要实行国有制的只有公益性产业，如城市交通等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甚至亏损的，或有关产业，如邮电、航空等”(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信息报》1995年9月7日。)据他们计算，这些国有企业资产在总资产中不足20%(同上。)原来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让只有微利或亏损的企业由国家经营，即由国家承担亏损，让其余80%的非国有企业，主要是让非公有经济的外国老闾和国内大款们去赚大钱，从而改变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使之成为替资本家服务的工具，即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说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的、为私人资本服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其根本的经济原因就在于它用国家财政收入来承担亏损，以便让私人资本企业去赚大钱。事实上，西方国家一般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建立起国有企业的。而且它们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约占20%，有的甚至更多。如1968年西方各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英国17%、西德227%、意大利28%、法国33%。(《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2页。)可见，那种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把国有资产比重继续下降的观点，实际是企图按西方模式来把我们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变为资本主义性质，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观点。
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质方面要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公有经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方面是更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体现的，不单是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或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后来，马克思给所有制下一般定义时进一步指出，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这里说的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因此，所有制的概念从表面上看只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而实质却是通过这个人与物的关系体现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对劳动力占有支配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则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占有、支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则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占有和运用的关系。恩格斯在说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时还特别指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其“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6页。)所以，对公有制主体的概念除了要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物关系，即公有资产所占总资产的比重外，还不能不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是否也占主体，即全社会参与生产的劳动者的主体部份是否已摆脱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束缚而成为在公有企业的主人。因此，在目前如果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和解决国有企业的某些困难而使大批工人沦为非公有企业的雇佣工人，以致最后发展到雇佣工人成为全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就很难说是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第三，非公有经济的性质问题。有的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就断言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这又是一大误解。这里说的“基本制度”不过是我们前面一再指出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或所有制结构，乃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既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有居于非主体地位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可见把非公有经济成份纳入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之中，绝不等于说非公有经济就已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了。所以十五大在提出了上述“基本制度”概念之后，紧接着又解释性的强调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却从没有说，也不可能说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如果把非公有经济也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那么，我国目前就已经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其实，客观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个体经济属于小生产经济，具有两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可以被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但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因此，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者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这里，之所以在“资本主义性质”之前还要附加“基本上”三个字的定语，是因为考虑到有些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主也参加少许生产劳动，因而还不是完全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2.两种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是按资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因而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制度，因而会兼顾公平与效率，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明确提出来了的。也是前述所有制结构所派生的一个结果。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消费品的分配自然要以按劳分配为主，它充分体现了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产品的分配自然还须相应地存在其他分配方式。所谓其他分配方式，包括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的产品，全部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所有（除去交纳的税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品除按劳动力价值支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和奖金外，其余都按出资的多少，分配给投资者所有，或者说实行按资分配原则。由于企业资本的来源不同，有的是企业主自有资本，有的是借入资本，因此这按资分配的剩余价值部份，往往划分为利润、股息、利息等各种不同形式分给各个资本持有者。此外土地所有者也需分得一份地租。这样在非公有经济中的分配就有了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和作为剩余价值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利息、股息、地租以及个体小生产者的劳动产品等各种形式，而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以各自提供不同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为依据的，因此，这“其他分配方式”又可较具体地表述为“按要素”分配。所以十五大报告在论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时，在重申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之后，紧接着又具体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很显然，这里说的二者的“结合”，不言而喻的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要素分配为补充的条件下的相互结合，而不是二者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情况下的结合。
目前对十五大表述的分配制度有三种误解是应该澄清的。
第一，有的认为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应占居主体地位。这种观点不仅与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不相称，而且与十五大强调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规定是相矛盾的。
第二，有的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之中，从而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按要素分配为主体，甚至全部都是按要素分配。在他们看来，劳动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所以“按要素分配”中已包含了按劳分配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是对十五大精神的一种曲解。如果“按劳分配”可融于“按要素分配”之中，那么再提“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起来”就完全是多余的，而只需提“按要素分配就够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十五大讲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是分别指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不同经济中的分配制度，二者既不能相互兼容，也不能相互替代。即使就劳动这个要素来讲，它在公有制下所得的收入是按劳分配的结果；私营、外资企业中得到收入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即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或价格；在个体小生产下是劳动者全部劳动的收入。后二者与“按劳分配”所得的收入都有原则的区别。实际上那种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的观点的要害也就在于企图抹杀这种不同所有制下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的原则区别，进而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要素分配相混淆，从而在分配制度上抹杀两种市场经济下的本质区别。
第三，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相混淆。十五大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观点，有的就误以为十五大已承认了价值由生产要素创造这一观点，所以才需要按要素分配。其实价值的分配与价值的创造完全是两码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出来，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要素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要素，也有不创造价值但却瓜分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等。论者笼统地说生产要素能够创造价值，或者说它们在价值的创造中作出了“贡献”，无非是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有者无偿瓜分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辩护，掩盖其剥削的实质而已。这种观点的庸俗性质，马克思在对“三位一体”公式的评析中已作了充分揭露。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现在还需着重说明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习惯于把技术、信息、品牌和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也列入生产要素之中，在产品分配中它们自然也应得到一定相应的收入。但这些要素从分配中所得到的收入的性质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而不能笼统地说它们都是由于自己创造了价值的结果。现分别说明如下：
⑴就技术要素来讲，如果指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知识经验，实际是劳动者脑力和体力，主要是脑力劳动能力，因此，依以获得的收入可以归入按劳分配收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收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指的是一种技术成果，如技术设计图纸、专利、机器设备，则可以视为各种不同的积累劳动，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其依以获得的收入一部份是转移的价值，一部份，很可能更多的部份是因使用这种新技术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⑵就信息要素来讲，由于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劳动和其他各种费用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物化劳动的一种形式，尽管有的信息并无一定载体，所以依信息而获得的收入部份有类似于技术成果的收入：一部份属于转移的价值，另一部份属超额利润。
⑶就品牌来讲，实际是指企业产品的信誉。它本身并非劳动的凝结，因而并无价值可言。但由于它是以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优等的规模、诚实的宣传等因素为基础的。而这些因素又都是直接、间接劳动投入的结果，所以品牌本身虽然没有价值，但归根结蒂与劳动价值有关，即品牌之所以有价格，是由于企业凭着与劳动价值有关的产品的信誉，能扩大销路，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能给本企业带来超过同行业中一般企业的利润，这可称之为“行业超额利润”，以区别于个别企业因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名牌价格就是这个行业超额利润的资本化，正如没有价值的土地的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一样。
用公式来表示：
行业超额利润量
名牌价格（或名牌价值）=————————
利息率
（rpm–arpm）(q)(spp)
=—————————————
i
式中rpm表示名牌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rateofpossessmarket,缩写rpm），arpm表示同行业产品平均市场占有率（averagerateofpossessmarket,缩写arpm），q表示同行业产品销售总量（quantity,缩写q），spp表示名牌企业平均单个产品的利润额（singleproductprofit,缩写spp），i表示利息率（interestrate,缩写为i）。这个用英文大写字母表示的分子式的含义是很明确的，分子为名牌企业所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分子为银行存款的一般利息率。公式表示，某个名牌的价值就是该名牌企业所能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资本化了的价格。其它企业愿以这个价格去购买这个名牌，就等于投下这个价格的资本以求获得行业超额利润，所以，这个价格也就成了品牌的价格或价值。
⑷就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来讲，如果属于生产企业的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决策和管理才能，就如同企业的普通劳动者的才能一样，属于劳动力的内容，因而它的使用能创造价值，所以，这部份收入是劳动收入，而且一般应比普通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他比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要大，或者劳动的贡献要多。但目前我国有些企业，特别是私营、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往往比普通劳动者高出很多倍，比如高出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上百倍。则其中一部份乃是瓜分了工人剩余劳动而得来的，因此是不合理的。
总之，按要素分配的收入，并非都是要素创造的价值收入，因而从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笼统地说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贡献的价值分配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被马克思批判过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3.两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有重大差别。
在运行机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需要把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结合起来，但二者结合的程度和方式却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应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的作用就比较薄弱，即一般都限于间接的调控和参考性、意向性的计划。国家约束力比较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更有可能加强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由于宏观计划反映的是国家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市场机制的调节只是以个别企业眼前的、局部利益为依据的，因此，要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在宏观计划的主导之下把宏观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从而使企业的眼前、局部的利益与国家长远、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使前者眼前、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后者长远、整体的利益。
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即使需要有计划也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让其发挥补充的作用。从而把市场凌驾于计划之上，根本否认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相混淆，甚至使国家在运用计划调控的作用上比起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日本等都还不如。
4.两种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实行按要素分配，形成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加之，在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配置资源方式下而形成无政府生产，必然造成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严重的失业。因此，失业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和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便能兼顾公平与效率，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因而不会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特别是要在宏观计划主导下把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便能最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避免无政府生产和结构失调，同时也就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所在。
计划经济体质篇4
一、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早期探索
建国之后，尤其是1956年以后，我们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经济的部分正确做法都当成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来看，并对之一一否定。但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没有完全否定和排斥商品经济，而且也从来没有否定和排斥过商品经济，而是特定地否定和排斥了私有制经济。首先，有人认为十年建设时期的计划经济是否定和排斥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水火相隔、互不相容。其次，认为那个时期人民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缺衣少食的现象都是由于实行计划经济造成的，而不是那个时期国家一穷二白的家底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导致的。再次，把发展个体经济看成是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些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问题上，毛泽东把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商品生产联系起来看待，这样不仅超越了苏联斯大林时期将商品生产自身的问题当作是两种所有制存在的认识，而且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识到:现阶段只要还是两种所有制的话，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不可或缺。同时，他认为苏联关于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论证的不是很清楚。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第一个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后还是要看它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密切程度。由此观之，我们社会即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整个社会物质产品还不是很丰富的话，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可能存在。
在我们能否彻底取消全部商品经济从而实现产品经济的问题上，有两个条件必须认真对待:一是国家占有全部社会生产资料，二是产品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之后，国家有权支配所有产品。毛泽东认为: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部门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从一定意义上说，物质产品的丰富程度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与否的必备条件。毛泽东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了社会历史进程，之后又提出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提高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出
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实践，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产品经济，在经济体制层面上也不应该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首先得把之前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完全对立的认识否定掉，重新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自觉遵守和依据价值规律，运用价值规律。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对商品生产和交换进行计划调节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建立在十分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因此，社会经济中存在着全社会范围内按计划分配社会总劳动和因社会劳动无法直接计算而必须借助价值来间接计算这两种客观必然性，这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备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双重属性，可以看成是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指出现阶段国家经济建设的方向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表明我们党改变了之前在经济建设中将计划经济跟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必然对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和企业微观经济活动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必须充分尊重价值规律，逐步形成计划与市场相互结合的调控方式，运用计划和市场两个调节的双重功能。这样既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又可以让国民经济有序协调发展。随着全国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有计划商品经济应运而生，应时而出，它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视察时在深圳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到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关系，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这次重要讲话使国家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重新有了新的认识，为党在十四大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三、有计划商品经济提出的意义
计划经济体质篇5
经营
经营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在企业管理中,经营具有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对企业各种经营活动进行运筹、谋划的综合性职能。经营工作是企业执行经营职能所从事的各种管理工作的总和。讲到经营,在这里引入一个概念,即经营战略。有专家将经营战略定义为:是企业面对市场的激烈变化和严峻挑战,为求得长期生存和不断发展而进行的总体性谋划。它是企业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企业经营范围的科学规定,同时又是制定规划(计划)的基础。在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经营战略是一种以变革为实质的概念。现代企业,要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必须通过不断革新来创造性地经营企业。要通过实施具有革新实质的经营战略,使企业不仅要适应目前的环境状况,而且也要适应未来的市场环境。要变革企业,就要正确地认识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1)应该变革什么?
(2)应该向什么方向变革?
(3)应该变革到什么程度?
(4)怎样实现这些变革?
这就是经营战略所要解决的本质问题。总之,企业在变化激烈、挑战频生的市场环境中,必须探索未来的动向,寻求未来事业的机会,变革企业现在的经营结构,选择通向未来的经营途径。下面,针对当前形势下邮电设计单位经营方面应该具有的几个观念,谈谈个人的看法:
1.市场观念
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设计单位单纯的事业型管理,淡化了人们的市场观念。现在特别是在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环境中,要求设计工作要面向市场、面向用户。就如邮电设计,无论你的实力多么雄厚,技术多么先进,但如果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就不能形成产品。同时,如果用户不满意,就不能产生经济效益。比如我院1998年1月～11月,签订合同额中,市场部分约占40%;设计收入中,市场部分约占30%;完成工程总投资中,市场部分约占50%。从中可以看出市场的份量。因此,设计单位的经营活动,要把巩固已有的市场,并扩大和占领新的市场当作经营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2.竞争观念
虽然设计单位之间,首先是相互协作和支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排斥竞争。社会主义商品竞争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是企业之间择优发展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发挥企业活力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所以每一个企业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设计技术优势和经营工作魅力,消除畏惧心理,敢于竞争,在公平合理的竞争中去占领市场。
3.效益观念
提高经济效益是设计经营工作的核心。但是提高经济效益也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本单位的赢利,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因此要防止那种只注重完成数量和本单位的经济收入,而忽视设计质量和工程效益的片面作法。
经营管理部门岗位设置
1.合同管理岗位
由于设计合同是技术性较强、牵涉面较广、业务关系十分复杂的经济契约,是设计单位和建设单位工作关系的纽带和依据。因此,要求在岗人员必须充分了解国家制定的收费标准及合同管理的有关规定,了解本院各专业技术情况及相关处的人员情况。同时,要求在岗人员依照收费标准,配合各专业处与建设单位签定合同(包括工程设计合同和技术合同),做好返回合同的登记管理,并处理好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纠纷。
2.统计工作岗位
设计单位统计工作的根本任务是要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整个设计单位的生产活动状况。而生产活动状况只能是根据本行业的一些特点,通过一些具体的统计指标来实现。一般设置以下几个统计指标:
(1)产值指标;
(2)收入指标;
(3)投资指标;
(4)完成工程项目数指标;
(5)设计工作量指标。
对于一个设计单位,完整的统计工作过程可分为统计设计、统计调查、统计整理和统计分析四个阶段。可以看出统计工作的过程是经过统计设计(定性)到统计调查和整理(定量),最后通过统计分析达到对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定性)的过程。它是一个从定性到定量,再到定性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统计分析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统计分析,整个统计工作将会功亏一篑。所以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地在现有统计工作的基础上,搞好统计分析,为设计单位的各项工作提供依据和参考。
3.技术经济责任制管理岗位
技术经济责任制是以产生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对整个单位实行全面管理的综合性管理制度。我院实行技术经济责任制是从1984年开始的。实行技术经济责任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经济杠杆、行政手段、思想教育等各种方式和途径,最大限度地调动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岗位每个职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管理职能的作用,增强设计单位的活力,优化综合经济效益,实现经营目标,使职工收入有所增加,集体福利有所改善。而我院通过实行技术经济责任制,改变大锅饭的状况,把责、权、利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增强队伍素质,讲求技术进步,提高设计质量,缩短设计周期,开创了设计工作的新局面。我院技术经济责任制具体内容是:根据上级下达的设计、科研等任务和考核指标,按照生产、辅助生产、管理和后勤服务等不同工作性质,落实到各处(室、所);根据各处(室、所)承担经济责任的大小、完成任务的好坏,本着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精神,进行盈余分配。在技术经济责任制逐年实行过程中,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地进行修改、补充。直到1992年,这套以承包为主综合计奖的技术经济责任制得到初步完善。
我院把专业处的奖金与完成工作量、设计质量、工程进度等挂钩,并增设了科学进步奖;职能部门除实行目标管理、责任考核、逐级评审责利挂钩外,增加了优秀管理项目奖;对承包单位实行在经济上包死基数、超收提成、节约提奖、超支扣奖的办法。在执行过程的初期,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对外活动中能够做到增产节支,可在对内活动中,部门之间体现不出来。针对这种情况,我院从1993年开始,在历年技术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经多方面讨论研究,实行工效挂钩为主的技术经济责任制。本次改革的原则是:
(1)加强内部核算,实行内部银行;
(2)实行小管理、大服务,内部服务有偿化;
(3)实行工效挂钩。工资总额与经济、技术发展、质量等挂钩。就目前而言,本岗位人员就是按照院定的技术经济责任制,对全院各部门的成本支出、完成的工作量、收入情况进行考核,核算各部门的综合效益,并和工资挂钩,按规定纳税后,计算应发奖金数。实行每月预发,并在年底做出结算报告,经院领导审定后,做出结算。
4.收费管理
我国设计改革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实行有偿经济合同制,即按照提供设计成果的质量和数量,收取相应的设计费。我院经营管理部门的设计收费管理业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编制设计收费计划
编制设计收费计划类似于编制生产计划。计划内容应包括收费项目名称、收费时间、收费金额及保证收费计划实现的措施等。
(2)下达收费通知
由经营管理部门收费管理岗位的同志填写《设计收费通知单》给财务部门,并由财务部门有关负责同志据此办理委托银行收款手续,或向建设单位直接邮寄收款发票。
(3)收款情况分析
我院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经营管理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设计收费情况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收费计划的完成。
(4)收费联系与交涉
当设计收费发生困难时,经营管理人员要主动出面,并配合设计人员与建设单位协商解决。
5.计划管理
我院目前实行的计划有三种,即年度综合生产计划、半年度院管工程计划和月文件出版计划。其中,年度综合生产计划就是对全院本年度将要完成的产值、投资、收入、合同值等做出尽可能准确的计划。院管工程计划是对属于院管工程管理范围的工程项目做出的更为详尽的工程计划。月出版计划是根据各设计专业处报来的当月将要出版的文件计划,逐项落实,依照缓急程度汇总,并交由印刷部门具体安排,并于下月初将上月出版计划实际落实情况反馈计划部门。
6.质量管理岗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质量的重要性就显得愈发突出。设计单位要谋求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加强质量管理,健全完善质量保证体系。针对这一情况,并与国际接轨,1997年7月,我院荣获GB/t19001—1994idtiSo9001:1994质量体系认证证书。按照这一质量体系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院质量管理部门制定了我院质量体系程序。
按照我院质量体系程序,合同评审要素责任单位为经营管理部门,具体由质量管理岗位人员实施。合同评审解释为:是在投标或签定合同之前,对合同或标书要求进行的评审活动。其目的是确保合同或标书提出的各项要求都有明确规定,并具有满足合同要求的能力。该岗位主要职责包括:负责承接或协同设计专业处承接合同项目;审查和掌握合同任务洽谈表和项目评审表内容是否符合程序文件要求;审查合格后收存上述两表,同时,给予该项目计划编号,表明承接合同的合法性;负责合同文件的保管;按季度填写“设计任务接受情况表”报院。
7.经营工作
经营工作具有全员性,它需要整个企业所有员工来共同关心和参与。而一般日常业务接待等工作,可以由经营管理部门人员兼职。必要时也可设专人负责,实行归口管理。
做好经营管理工作的必要保证
(1)充分认识经营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摆正其在管理工作中的地位,从思想上给予重视。
(2)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合理调配人员岗位,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潜力,从组织上给予保证。
计划经济体质篇6
1、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把国家建设成富裕的小康社会战略计划正在实施，小康社会不仅体现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拔地而起。市政工程是我国发展的前哨，靓丽的城市夜景，弯沿曲折的道路、水渠，都是我们市政业的产物。当然对于我们市政业来说，每建设一个工程，首先要对工程进行策划，这里策划，就是我们讲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方案的编制。因此下面对施工组织设计编制方法进行浅说。
二、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的作用及必要性
1、基本宗旨：
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基本宗旨是，按照市政工程建设的基本规律、施工工艺规律和经营管理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组织方案、施工方案，合理安排施工顺序和进度计划，有效利用施工场地，优化配置和节约使用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使竞争取胜，经营科学有效，施工有计划、有节奏、能够保证质量、进度、安全、文明，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2、作用：
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是规划、指导市政工程投标、签订承包合同、施工准备和施工全过程的全局性的技术经济文件。
首先，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是根据市政工程承包组织的需要编制的技术经济文件。其内容既包括技术的，也包括经济的；更确切地说是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文件，既解决技术问题，又考虑经济效果。所以，它是一种管理文件，具有组织、规划（计划）和据以指挥、协调、控制的作用。
其次，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是全局性的文件。“全局性”是指，工程对象是整体的，文件内容是全面的，发挥作用是全方位的（指管理职能的全面性）。
第三，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是指导承包全过程的，从投标开始，到竣工结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应当发挥施工组织设计在投标和签订承包合同中的作用，使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不但在管理中发挥作用，更要在经营中发挥作用。
3、必要性
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必要性首先是由市政产品的技术经济特点，市政施工的技术经济特点，以及市政工程交易活动的特点决定的。建筑产品的特点主要有3点，即固定性、多样性和庞大性。与市政产品的特点相对应，市政施工的特点也有3点，即流动性、单件性和露天性。市政市场交易活动的特点主要也有3点，即市政产品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同时进行（统一性），市政产品活动的阶段性和长期性，交易活动结算方式的特殊性（预付款、按月或按阶段结算和竣工后结算）。这些特点使得市政施工、管理和经营活动非常复杂，必须事前认真进行施工组织设计，才能确保成功。例如市政施工的单件性（即一次性），决定了市政工程项目生产活动的不重复性，不可能有现成的施工组织设计文件可供使用，必须在施工之前根据工程施工的需要针对性地进行施工组织设计，以保证成功地进行施工。再如，市政产品的庞大性，不仅使露天生产不可避免，而且使生产所需的资源耗量庞大，施工时间长，操作条件差，环境多乃恶劣，只有通过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才能确保资源优化配置，施工进度合理，施工工艺适当，排除各种干扰。市政工程的特点，决定了承包者要取得施工任务，必须在市政市场上参加竞争。承包企业要竞争取胜，就必须进行充分筹划，确定对策，并满足招标方标书中有关组织方面的要求，这就必须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另外，市政工程施工的复杂的施工工艺，对施工技术的特殊和高难要求，需要处理好的众多协作配合关系，施工准备工作的复杂性、大量性和长时间性，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强相关性等等，都要求具有科学、严密、有效的施工组织设计。
三、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种类
根据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设计阶段和编制对象的不同，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投标前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简称标前设计），另一类是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后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简称标后设计），后者又可分为三种：施工组织总设计、单体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分部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标前设计是为了满足编制投标书和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的需要而编制的；标后设计是为了满足施工准备和施工的需要而编制的。市政施工单位为了使投标书具有竞争力以实现中标，必须编制标前设计，对标书的内容进行规划和决策，作为投标文件的内容之一。标前设计的水平既是能否中标的关键因素，又是总包单位招标和分包单位编制投标书的重要依据。它还是承包单位进行合同谈判、提出要约和进行承诺的根据和理由，是拟定合同文件中相关条款的基础资料。这两类施工组织设计的特点见下表。
种类服务范围编制时间编制者主要特性追求主要目标
标前设计投标与签约投标书编制前经营管理层规划性中标和经济效益
标后设计施工准备至工程验收签约后开工前项目管理层作业性施工效率和效益
对于施工难度大、施工技术复杂的公共改造工程，在编制单体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之后，还应编制主要分部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用来指导各分部工程的施工。如基础工程、钢筋混凝土框架工程、钢筋结构安装工程、大量土石方工程等等。分部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突出作业性，主要是进行施工方案、进度计划和技术措施设计。
四、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
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
（1）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代号、地址、总规模、生产能力、总投资（或总造价）等；
2)工程组成、面积、结构、造价等（可列表说明）；
3)工程特点、地区特点、场地特点、地质水文特点、施工条件、技术经济条件、气候条件、地震裂度等；
4)设计单位、设计进度，市政概况、结构概况、设备安装概况等；
5)工程承包合同目标：工期及进度、质量、造价、安全、环境主要材料用量、承包合同中乙方的义务描述。
（2）施工管理组织
1）施工项目经理部的组织机构图；
2)各职能部门（或职能人员）的职责分工；
3）拟建立的主要规章制度；
4）内部承包规划和合同管理规划。
（3）施工部署及主要施工方案
1）分包计划；
2）劳动力筹集计划；
3）材料与预制构件供应、采购、订货规划；
4）市政机械设备选用（自备、购买及租赁）计划；
5）项目经理部内部的工作任务安排；
6）主要单体工程施工方案初步设计；
7）分期分批施工规划。
（4）施工准备规划
（5）施工总进度计划
（6）各种资源需用计划
（7）施工总平面布置图
（8）施工项目质量体系的设计
（9）成本目标控制规划
（10）安全环境控制目标及风险管理规划
（11）指标计算与分析
2、施工组织设计的重点内容
不论是哪一类施工组织设计，其内容都相当广泛，编制任务量很大。为了使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得及时、适用，必须抓住重点，突出“组织”二字，对施工中的人力、物力和方法，时间与空间，需要与可能，局部与整体，阶段与全过程，前方和后方等给予周密的安排。
从突出“组织”的角度出发，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应重点编好以下三项内容：
第一个重点，在施工组织设计中是施工部署和施工方案，在单体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中是施工方案和施工方法。前者的关键是“安排”，后者的关键是“选择”。这一部分是解决施工中的组织指导思想和技术方法问题。在编制中，要努力在“安排”和“选择”上做到优化。
第二个重点，在施工组织设计中是施工进度计划，在单体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中是施工工期计划。这部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顺序和时间。“组织”工作的得力，主要看时间是否利用合理，顺序是否安排得当。巨大的经济效益寓于时间和顺序的组织之中，绝不能稍有忽视。
第三个重点，在施工组织设计中是施工总平面图，在单体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中是施工平面图。这一部分是解决空间问题和施工“投资”问题。它的技术性、经济性都很强，还涉及许多政策和法规问题，如占地、环保、安全、消防、用电、交通等。
总之，三个重点突出了施工组织设计中的技术、时间和空间三大要素，这三者又是密切相关的，设计的顺序也不能颠倒。抓住这三个重点，其他方面的设计内容也就好办了。否则其他内容既无法设计，设计出来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五、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技术经济分析
1、技术经济分析的目的
技术经济分析的目的是，论证施工组织设计在技术上是否可行，在经济上是否合算，通过科学的计算和分析比较，选择技术经济效果最佳的方案，为不断改进与提高施工组织设计水平提供依据，为寻求增产节约的途径和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信息。技术经济分析既是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之一，也是必要的设计手段。
2、技术经济分析的基本要求
（1）全面分析。要对施工的技术方法、组织方法效果进行分析；对需要与可能进行分析，对施工的具体环节及全过程进行分析。
（2）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时抓住施工方案、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平面图三大重点，并据此建立技术经济分析指标体系。
（3）在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时，要灵活运用定性方法并有针对性地应用定量方法。在进行定量分析时，应对主要指标、辅助指标和综合指标区别对待。
（4）技术经济分析应以设计方案的要求、有关的国家规定及工程的实际需要为依据。
3、技术经济分析的指标体系
施工组织设计中技术经济指标应包括：施工周期、劳动生产率、工
程质量、降低成本、安全指标、机械化施工程序、施工机械完好率、工厂化施工程度、临时工程投资比例、临时工程费用比例以及节约三大材料百分比。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中技术经济指标应包括：工期指标、劳动生产率指标、质量指标、安全指标、降低成本率、主要工程工种机械化程度以及三大材料节约指标。这些指标应在施工组织设计基本完成后进行计算，并反映在施工组织设计的文件中，作为考核的依据。
施工组织设计技术经济分析指标可在图表所列的指标体系中选用。其中，主要的指标应是：总工期、单方用工、质量优良率、主要材料节约和节约率，大型机械耗用台班数以及单方大型机械费、降低成本额和降低成本率。
4、技术经济分析的重点
技术经济分析应围绕质量、工期、成本、安全、环境、五个主要方面。选用某一方案的原则是，在质量能达到合格（或优良）的前提下，工期合理，成本较低。例如：
（1）基础工程应以土方工程、现浇混凝土、打桩、排水和防水、运输进度与工期为重点。
（2）结构工程应以垂直运输机械选择、流水段划分、劳动组织、现浇钢筋混凝土支模、浇灌及运输、脚手架选择、特殊分项工程施工方案、各项技术组织措施为重点。
（3）装修阶段应以施工顺序、质量保证措施、劳动组织、分工协作配合、节约材料、技术组织措施为重点。
单体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技术经济分析重点是：工期、质量、安全，成本，劳动力使用，场地占用和利用，临时设施，协作配合，材料节约，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采用、环境保护。施工组织设计的技术经济分析重点是：施工周期，大流水作业，施工准备，临时设施，劳动力均衡使用与均衡施工，总分包协作，成本，质量，安全，节约，占地和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开拓性措施。
计划经济体质篇7
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主体经济，因此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必须首先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这是因为：
第一，只有具有主体地位的人，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著名社会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艾哈德认为，“根据我的宇宙观，根据我对经济政策的看法，人，才是一切事情的中心。”〔1〕一切经济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也即如何摆正人的地位问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人的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指令性经济的理想模式是：在这种经济中，参与活动的人并不是作为其本人，而是作为别人的人来行事的。他们是在执行命令，奉命行事。而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是：在这种经济中，个人是作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本人而行事的。如果有谁是作为别人的人而行事，那么，他是在自愿的，双方同意的基础上这样做的。〔2〕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不是作为主体而生存的，企业个人成为政府机关的附属物，丧失了自主权，一切听从指挥；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是作为主体而生存的，企业个人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享有自主权，自利自责自为。不言而喻，主体性的人比非主体性的人更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正是市场经济优越于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只有具有主体地位的人，才会有独立的自由意志。费尔巴哈指出：“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3〕意识是人的本能，人作为主体具有意志力，并且这种意志力能够转化为实践力，具有能动性，所以马克思称人是一种“能动的自然存在物”〔4〕。人的独立自由意志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的根源，是人的本质力量所在。一种经济形式是否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就在于它能否确立人作为主体所应有的独立自由意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只能由没有独立意志的、没有独立利益的人所组成”。〔5〕这种经济形式是不可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能促进社会发展，就是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主体经济最大限度地赋予人们以独立的自由意志。
第三，只有具有主体地位的人，才能从事有效益的生产。没有主体地位的奴隶，他们的生产是不会有什么效益的，这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我相信，一切时代、一切国民的经验，都证明了一件大事，即：奴隶劳动虽表面上看来只需维持他们的费用，但彻底通盘计算起来，其代价是任何劳动中最高的”。〔6〕“我相信，由自由人作成的作品，归根结底比由奴隶作成的作品低廉”。〔7〕
第四，只有具有主体地位的人，才会有进取冒险精神。艾哈德指出：“如果社会政策的目的对于一个人从一出生就给他全部安全，保护他绝对不冒任何人生的危险，那就不可能希望他的才能、智力、企业雄心以及其他人类品德得到充分发展；这些品德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以创业精神作基础的市场经济是必不可少的”。〔8〕一个主体性的人，是一个不愿苟且偷安而甘冒风险并敢于和善于应付生活中的一切风险的人。只有这种人才能铸就经济奇迹，这正如供应学派的代表人物吉尔德所强调的，市场经济体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秘密是，“它有把追求安全（体现在储蓄上）转变为愿意冒险（体现在企业精神上）的能力。”〔9〕相比之下，计划经济体制实施社会福利计划，统揽人们的“吃喝拉撒睡”，实质上是为人们购买了一份“保险单”，个人的社会安全受到国家的保护，结果个人也就愈来愈依赖于国家或集体，这样必然导致经济的萎缩和瘫痪。
第五，只有具有主体地位的人，才是一个负责的人。艾哈德认为，“社会市场经济基础的精神态度——那就是，愿意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从事于真正的自由竞争的态度。”〔10〕如果谁都不会为他自己负责，都想方设法地逃避责任，发展下去，“我们势必滑向一种社会制度，那就是每个人把一只手放在别人的口袋里。那时，生活的原则将成为：我供养别人，别人供养我。”〔11〕人没有主体地位，也就没有了责任感，结果只能导致偷懒，养成“搭便车”的恶习，传统体制下的那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把这一弊端体现得淋漓尽致。只有有责任感的人，才配当主体，才配享有自由，弗里德曼指出，“只有对负责的个人而言，自由才是可以维护的目标。我们不主张对疯子和儿童的自由。”〔12〕
第六，培植和造就具有主体地位的人是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之所在。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平等经济、自由经济、竞争经济、权利经济，等等，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市场经济是主体经济。只有具有主体地位的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竞争、权利等等才有意义。因此，培植造就具有主体地位的人，确立和维护人们的市场主体地位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政府本位还是企业本位
市场经济是一种主体经济，但这里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企业（由于个人为企业所包容并为企业所体现，企业是区别于政府最主要的市场主体，所以在这里个人一并为企业），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市场主体中，政府本位还是企业本位？
政府本位还是企业本位，体现着经济体制选择的不同指导思想。政府本位意味着：政府处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决策中心、指挥中心，政府是社会资源的最主要配置者，政府是企业的司令官；而企业处于次要地位甚至是被支配地位，企业少有或没有自主权，企业只不过是政府意图的忠实履行者，政府政策的严格执行者。以政府本位为指导思想所选择的经济体制就是政府主治的经济体制。在历史上政府主治的经济体制确实也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比如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如果不是政府本位、没有政府主治，那么就不能那么迅捷顺利地积累原始资本并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以及真正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如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政府本位及政府主治对于使国家尽快摆脱贫穷落后促使经济迅速起飞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正如著名的发展经济学专家托达罗所指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第三世界政府不可避免地应比比较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他们国家的美好将来承担更主动的责任。”〔13〕“不管一个人对合适的政府作用的观念形态的预想是什么，过去20年发展中国家政府不断要求担负起对他们的经济管理和指导的责任。据说，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如果政府不诱导发展，那儿也许从来就不会发展。怎样部署这些有限的人力资源是关系到发展成功与失败的一个关键的问题。简言之，政府怎样构造、怎样管理发展已经十分重要，将来会变得更重要。”〔14〕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也明确提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15〕但我们看到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时，还必须同时注意到并非一切政府都能如此，政府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首先要求提高政府质量，即政府应该赋有理性、具有效益、能够自律，没有这种高质量的政府就不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之所以能发动经济增长，它们的政府本位政府主治也是有特殊性的：第一，它们实行政府本位政府主治是因为国内企业不强大，国内市场不完善，一旦企业强大、市场完善了，就不再实行政府本位政府主治，政府自动让贤于企业和市场；第二，它们
的政府是高质量的政府，这表现在政府官员素质高，有理性，政府依法行政，高度自律、富有效益；第三，它们以政府为本位实行政府主治短期目的是以政府替代市场发动经济增长，但长远目的却是通过政府推行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来发育完善市场，最终以市场替代政府保持经济增长。所以我们不能脱离具体情况去推行政府本位和政府主治。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政府本位既不是因为企业不强大、市场不完善而恰恰是政府管理企业，使企业成为政府机关的附属物，计划排斥市场，使市场规律不起作用；我们的政府官员实事求是地说，有相当一部分是素质不高，理性不足，缺乏自律，效益不高，法治观念淡漠的，因此这种现状的政府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大可能的。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只能诉诸少数政府机关和少数领导人而不是求助作为社会动力的自由企业；它根据的只是以少数人智慧制定的计划而不是本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市场；它依靠的是政府的经济集权经济统制而不是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这种经济体制所具有的严重弊端，艾哈德早就指出：“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交给一个组织，我相信他也决不会感到快活；我也不相信最后的真理永远在最强大的组织那一边。”〔16〕并明确指出：“只从集体的角度看问题和提出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盛行的一种坏风尚。”〔17〕实践证明，这种体制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是行不通的。
企业本位意味着：企业处于社会经济的中心，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各分散决策主体，市场是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是企业隶属于政府而是企业独立于政府，不是政府集权而是企业分权，不是企业听命于政府而是政府服务于企业，企业成为市场经济最主要、最适当的主体。当然，以企业为本位并不是不要政府，但要求政府干预减少到最适当的限度，并且这最适当限度的政府干预也必须恰当地依法进行，就象一个照顾植物的园丁，为植物生长创造最适宜的条件一样，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政府管理企业是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还是使企业成为自己的附属物是衡量政府管理成功与失败的根本而具体的标准。排斥企业本位，政府就是越俎代疱。以企业本位为指导思想所选择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主治的经济体制也即市场经济体制。只有以企业为本位，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分散在社会中的各种知识，才能最广泛地调动最大多数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最充分地利用市场，才能最有效地进行自由竞争，才能最有力地抑制政府的非法干预，才能最根本地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实践证明，只有以企业为本位，一切为了企业，一切依靠企业，社会经济才能发展。强大的企业就是强大的经济和强大的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前总统柯立芝明确提出：“美国的事业是企业。”〔18〕对此，我们完全可以接着说，中国的事业也是企业，甚或说，一切发展社会经济的事业都是企业。
三、企业本位与权利本位
任何主体要想真正成为主体，就不能没有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没有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就不会有真正的主体。正义的法律，以提升、确立、保护人的主体地位为其根本理念，或如黑格尔所说的：“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是法的命令。”〔19〕
法律确认和保护的主体地位主要是通过赋予人们以权利来实现的，因此，人的主体性要求就是权利本位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企业为本位，这就要求依法确立企业的权利。要依法确立企业的权利，就要正确处理政府权力与企业权利也即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这里我们首先应树立对公权与私权的正确认识。公权与私权这对概念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人们从感性认识上往往喜好公权而厌恶私权，这导致了私权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尊重和保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必须为其正名并认识到，从本原上讲是私权派生公权、私权决定公权，公权服务私权，公权保障私权，即私权本位不是公权本位。只有真正服务、保障私权的公权才是真正合法合理的公权，也才配称为公权。具体到政企关系来说，就是企业权利本位而不是政府权力本位，企业权利本位意味着在政府与企业间进行权力（利）配置时以企业为本位，在既可以授予政府权力又可以授予企业权利的情况下，授予企业权利；在既可以授予政府权力又可以不授予政府权力的情况下，不授予政府权力；在既可以授予企业权利又可以不授予企业权利的情况下授予企业权利。企业权利派生决定政府权力，政府权力服务保障企业权利。
只有企业权利本位才能真正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主体。
确立企业主体地位，在法律上有种种途径，其中重要的如民法商法规定，民法关于权利主体尤其是法人制度规定，企业作为法人赋予主体的人格，享有自主的权利，具有自治的意思、承担独立的责任，民法对于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商法关于商事主体尤其是公司法关于公司的规定对于确立企业主体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正如美国前哥仑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在1911年所说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和电的发明。”美国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也指出：“正是公司制度使人们能够聚集起来对这个大陆进行经济征服所需要的财富和智慧。”
但仅凭民法商法是否以确立企业主体地位呢？由于在市场中，主体情形具有以下复杂性：一是市场主体既有政府又有企业，而两者无论是性质、职能还是权利、地位都是不同和不等的。政府作为一个社会的总代表，它作为市场主体，主要是一种市场管理主体，它享有具有支配性的公权力，这种权力的本性使得权力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律制约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滥用，必然会侵吞企业权利，使企业丧失主体地位而成为其附属物。这一点已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我国的改革一直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企业改革基本上是沿着“两权分离”、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企业经营方式，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路向前推进的。但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了，无论是理顺政企产权关系，改革企业经营方式，还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必须首先从改革政府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开始。这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中国企业自主权之所以难以落实，乃是因为企业“一怕银老虎（银行）、二怕铁老虎（铁路部门）、三怕电老虎（电力部门），但最怕的是‘亲王府’（政府）。”也就是说，地位不适当的政府是阻碍企业自主权落实的最大障碍，是阻碍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的最可怕的“拦路虎”。所以要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必须首先确立政府的地位，即政府在市场中处于何种地位才是适当的。政府在市场中处于什么地位直接影响到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如果政府的地位不适当，那么企业的地位也就不可能适当。这也就是说，要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不仅要依靠民法商法就企业本身规定企业享有什么权利，而且也更为重要的是依靠其他法律规定政府享有什么权力。凡是法律未规定的也就是法律未授予的，就是依法禁止的，政府不得享有，这样就界定了政府权力并禁止其滥用，从而为企业权利的真正享有和行使就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如果没有这种外部环境，企业不能有力地制约、对抗政府的非法干预，企业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主体。一是就企业与企业这种同类主体来说，由于企业间在资本、技术、设备、人才、规模等方面存在着千差万别，因此在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经过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优胜劣汰，生产集中，形成垄断，胜者为王，败者称臣；或者某些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而结成垄断性联盟，排斥其他市场主体的存在，这些都说明，由于垄断的存在将有
许多企业会丧失主体地位。由于民法商法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体现，就其本质而言是市场竞赛规则，它们能够确立强者的主体地位，但无法保护弱者的主体地位（保护弱者的主体地位在本质上是与民法商法的宗旨相背的），这也就是说，要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必须依靠其他法律来反垄断，只有反垄断成功了，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企业的主体地位。一是就单个企业本身来说，由于企业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的，为了争取自身利益的极大化，都有为实现该目的而任意行为的渴望，这样不可避免导致企业行为不规范，企业主体盲动，经济秩序混乱，这表明，给企业以自由，但并不是每个企业都配享有自由，都能恰当地行使自由，如果不依法加以规范约束，企业难以成为一个自为的主体，而不是自为的主体实质上就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但由于民法商法使企业能够知晓自身的内部情况却难以了解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信息；它们使企业各自为政，决策分散，企业能够管好自己的事务却难以进行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它们使企业能够追求自身利益却难以协调整个社会利益，因此单靠民法商法来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是远远不够的。
以上论述说明，要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不仅要依靠民法商法，还要依靠其他法律部门，其中经济法就是重要的一种，这是由经济法的宗旨所决定的。经济法的宗旨之一是界定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和明确政府责任，它规定什么样的政府机关才能作为经济管理机关介入市场成为经济法主体，经济法是通过规制政府主体来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的；经济法的宗旨之二是反垄断，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核心，它通过反对垄断来根除垄断企业对其他企业的支配，这样一方面是使垄断企业成为自我约束的自觉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是使其他企业成为自我发展的自立主体，从而全面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经济法的宗旨之三是克服盲目性，单个的企业谁也无法了解整个社会的信息，不能完全认知客观规律，它必然处于一种无知和盲目状态，为客观规律所左右，经济法就是通过计划向社会各企业提供整个社会的信息，使它们尽可能了解整个社会的信息，认知客观规律并利用客观规律，为它们决策提供参考，从而使企业成为自为的主体也即真正的市场主体。
四、确立经济法主体的根据
人们之所以对经济法主体有不同的认识，根源在于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不同的认识，因此要科学地确立经济法主体就必须正确认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我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自由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盲目性垄断性的社会关系。〔20〕经济法调整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目的在于克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反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垄断性，为了克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就在应当确立计划者，为了反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垄断性就在应当确立反垄断者，因此，我认为经济法主体主要就是计划者和反垄断者。
把经济法主体确立为计划者和反垄断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表明经济法主体不尽是政府机关，不能笼统地认为经济法主体就是政府机关。即使是政府机关也并不是一切政府机关都管理着国民经济，事实上，有的还是相当疏远的，如政府机关的某些部委厅局，因此在认识经济法主体时就是要正确地界定什么样的政府机关才能作为经济法主体。
&nbs; 第二，它表明不能简单地把民法商法的主体移植为经济法主体。经济法律关系与民商事法律关系是不同的两类法律关系，自然它们分别要求不同的法律主体，经济法主体与民商法主体无论在法律人格、主体特征、法定权利、法律责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两者应当理清而不应混同。
第三，有利于正确地把经济法主体与行政法主体和民法商法主体区别开来。我认为，一切法律主体从根本上说都只能是单个的公民所构成的组织，这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公民和组织到底是哪个法律部门的主体，取决于他们实施了什么行为、参与了怎样的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了何种法律关系。正象一个人一样，每个人的角色都是多重的，在家里可能是丈夫或父亲，在单位可能是处长或局长，在市场中可能是买主或卖主，很难说公民或组织就只能是某个或几个法律部门的主体。比如一个成年公民，如果他杀人，那么他就成为了刑法主体；如果他结婚，那么他就成为了民法主体；如果他开公司，那么他就成为了商法主体；如果他是公务员，那么他就成为了行政法主体；如果他从事国民经济计划行为和反垄断行为，那么他就成为了经济法主体。
第四，明确经济法主体就是计划者和反垄断者有利于从根本上真正抑制政府的广泛干预。由于不明确什么样的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可以作为经济法主体，从而笼统地认为似乎一切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都可以作为经济法主体，大量的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作为管理者存在，这是导致政府广泛干预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法主体的界定就是要把政府以一种总体的身份、所有的组成机关、笼统地权力从事经济管理活动转变为政府以特定的身份、具体的代表机关、明确的权限从事经济管理活动。把经济法主体确立为计划者和反垄断者，意味着其他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不应再作为经济法主体，这就大大地减少了管理者的存在，从而才能真正改变过去的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事不管的现象，使企业摆脱政府的广泛干预而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五、计划者
如同人都有大脑一样，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也都有大脑，这个大脑就是统筹、规划、协调、指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者。计划者之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就像大脑之于人一样至关重要。计划者如何直接决定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要促进和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造就和健全优良的计划者。
经济法主体制度就是要界定作为经济法主体之一的计划者应具有的条件。
（1）从根本上说，每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人，都是一个计划者。但在现实生活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者主要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由吸纳各方有代表性的个人所的机关，如法国的计划总局，日本的综合计划局，匈牙利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我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等等。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计划者主要是计划机关。
（2）计划机关是一种民主性机关。计划是一项庞杂的社会工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订计划需要非常全面的知识和信息。另一方面，计划的制订实质上也是利益的调整，因此，“计划要有效果，就必须不断地协调竞争利益和决定它们之间的优先顺序。”〔21〕这些都说明，计划是大众共同的事业，计划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依靠民主。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缪尔达尔之所以把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称为“民主计划”，就是因为“寻求大众的参与是‘民主计划’的中心原则”，〔22〕它旨在表明，第一意义是，“民主计划要求人民的参与和主动精神，不是在遥远的将来，而是尽可能早地在为自治和合作而创造新制度的过程中，从根本上说，计划问题就是如何诱导人民在补救所有使国家处于不发达的不太令人满意的条件过程中参与和合作。第二个意义是，整个计划和发展过程应该发生在民主政治结构之中。”〔23〕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认为，“人民的热情既是计划的润滑油又是经济发展的燃料——一种几乎能使一切事情成为可能的动力。”〔24〕不仅计划的制订需要发扬民主，而且计划的实施也需要发扬民主，“如果发展计划不能被其它部门心悦诚服地接受，即使它很合理，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保证计划的可接受性的最好办法是让那些将要实施计划的人们选派代表参与计划的制订。”〔25〕计划的民主性决定了
计划机关是一种民主性机关，计划机关具有民主性，计划机关的民主性应表现在：计划机关人员的组成除了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中央银行以外，还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尽可能吸纳一切可以吸纳的人；计划机关的工作方式应以民主为原则，自由发言，平等协商，批评与反批评，这里应当听到不同的声音，反对一言堂，长官意志，谁说出了真理谁就说了算，少数应服从多数，多数应尊重少数；计划机关制订计划应自下而上，克服官僚主义，尽量反应公众的希望，“倘若计划忽视或违背了公众的希望，它是否成功就前途未卜了。”〔26〕
（3）计划机关是一种统一性机关。计划机关的民主性并不意味着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如果这样的话，必然导致政出多门，国家四分五裂、经济一盘散沙。林德布洛姆曾把这称作“爱好指导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需要的协调一致被认为不仅是找不到的，而且是根本不存在的”，追求其爱好的人们，不能充分知道如何去识别正确的制度或政策而相互倾轧〔27〕。计划的民主性只是手段，它的目的在于集思广益，达成共识，形成一个在民主基础上集中起来的统一计划，只有统一计划才能协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强宏观调控。计划的统一性要求计划机关是一种统一性机关，这样才能避免扯皮推诿、争权夺利、互相掣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许多国家尽管有许多分散的计划者，但还要设立中央计划机关的根本原因。如法国的计划总局，日本的综合计划局，匈牙利和我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等等。中央计划机关具有权威性。
（4）计划机关是一种程序性机关。把计划的民主性集中到计划的统一性，必须依靠程序，没有程序作保障，必然导致要么混乱，要么专制，程序性是计划的民主性和统一性的共同基础。计划是一项十分庞杂的系统工程，计划的制订是分阶段、有步骤进行的，如协商、规划、决策、咨询、审议等，计划作为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政策，它关系到国计民生，计划的制订必须极其严肃谨慎，计划的制订必须具有相当严格的程序，这正如a？o克鲁格所指出的：“任何一项影响资源配置的政策、公共部门从事的任何经济活动以及对私营经济活动的管理办法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实行，即在政策内容及其手段清晰的前提下，存在一套论证政府可行性的详细程序与准则。”〔28〕可以说，计划的程序是计划的生命，计划必须高度重视程序，只有严格、健全的程序才能保证计划制订的科学性。计划的程序性决定了计划机关是一种程序性机关，凡是没有建立严格健全程序的机关就不配作计划机关。
（5）计划机关是一种智囊性机关。计划制订的实质是企图以理智去指导社会，它强调知识、智能、思想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林德布洛姆指出，在一个“理智指导的社会”中，“有知识的杰出人物，能够以有关社会组织、政府、政策和参与政治等方面的正确理论和实践，去教育人民”，由于这样，就比在“爱好指导的社会”更好地阻抑倾轧，鼓励合作。〔29〕大海航行靠舵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能人”和“精英”。新加坡、台湾、韩国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奇迹，与它们信奉“能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专家治国有关。因此，计划机关要想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成为一种智囊团。这就要求组成计划机关的人员具有很高的素质，包括精湛的专业水平，广博的社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高超的管理能力，灵巧的协调能力，崇高的人格魅力。刘易斯认为，“计划机构领导者的才能不仅必须包括计划技术的经验、管理一个复杂过程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与许多地位、性格、情趣迥然不同的人融洽相处的能力。”〔30〕计划机关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必须通过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用，把高素质的优秀人才选入计划机关，使计划机关成为卓越的文官系统。
（6）计划机关是一种职能机关。顾名思义，计划机关就是专司计划职能的机关，这些职能包括：阐明计划的性质和意义，提出计划建议，确立计划目标，进行统计与计算，作好计划准备，听取咨询意见，协调各种计划方案，编制计划草案，向权力机关汇报计划情况，提请权力机关审议批准计划，负责修改计划，监督计划的执行，等等。计划机关必须为切实完成上述计划职能而不懈努力。明确计划机关的计划职能，一是要求计划机关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不得玩忽职守，不务正业；一是要求依法保障计划机关的计划权力，其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不得侵犯或僭越。
（7）计划机关不尽是行政机关。前已论及，计划机关必须具有民主性，计划机关的人员构成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尽可能吸纳一切可能吸纳的人。在计划机关中，有政治领导人、计划人员、技术人员，他们并不也不应全部来自行政机关，他们应来自五湖四海，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刘易斯指出，“计划是为了一个民族而不是为了一个政府而制订的，这个命题也解释了计划委员会的结构，它要求公众参与计划设计的每一个阶段。”〔31〕计划的实施不仅仅依赖于政府；相反，它是从公众将从事许多发展所必须的活动为前提条件的。“〔32〕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许多国家计划都必须由国民议会（在我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
六、反垄断者
反垄断者是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忠实卫士。反垄断法的实施，垄断的根除，弱者的扶持，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秩序的维护，都离不开反垄断者。反垄断者是市场经济的内在构成要素，要促进市场经济公平自由竞争地发展，必须建立和健全反垄断者。
（1）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由于每个人都是作为消费者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从而垄断几乎会遭到每个人的反对，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反垄断者。但垄断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因此要真正反垄断主要不是靠个人，而是靠以国家公权力为后盾的专门机关，如美国的反托拉斯局、联邦贸易委员会，德国的卡特尔局、垄断委员会，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英国的公平贸易总局、垄断和合并委员会，法国的竞争委员会，等等。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反垄断者主要是反垄断机关。
（2）反垄断机关是一个专业机关。垄断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反垄断法是一种专业性、技术性、政策性都很强的法律，这就决定了反垄断机关是一个由各种专家所组成的专业性很强的机关。这一点，许多国家有关反垄断法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美国联邦贸易会法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下设竞争处和经济处，竞争处由法学家组成，经济处由经济学家组成；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4条第二款规定德国的垄断委员会是一个专家鉴定机构，“它由五名成员组成，他们必须具有专门的国民经济学的，企业经济学的，社会政治学的，技术的或经济法方面的知识及经验”；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第19条规定，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由委员长和委员四人组成，“委员长和委员……从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并有关于法律或经济的学识经验的人中，予以任命”；法国的竞争委员会由十六名委员组成。其中七名委员必须从行政法院、审计部署或法官中选任，四名委员必须是在经济、竞争法或消费者保护问题方面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专家，其余五名委员必须从事过工业、商业、手工业、服务业或自由职业。综观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机关，专家执法的特点格外醒目。
（3）反垄断机关是一个专门机关。反垄断机关是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化身，为了保障反垄断机关能够切实执行反垄断法，维护市场公平自由竞争，必须依法规定反垄断机关是专门机关，赋予它以独立的地位，割断它与社会上其他人与事的利害关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一条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不得从事其他实业、休假或其他职业”
；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4条规定“垄断委员会成员既不得就职于政府机构，联邦立法机构或州立法机构，亦不得是联邦、州或其他公法人的公职人员……他们也不得作为经济协会或雇主组织或职工组织的代表人，也不得与常设机构或商业事务方面有什么关系。在被当选为垄断委员会成员的前一年，他们也不得担任过同类职务”；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第37条规定：“委员长、委员和以命令规定的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职员，在任职期间，不得从事符合下列各项之一的行为：一、充任国会或地方公共团体的议会的议员，或积极地从事政治运动；二、除有内阁总理大臣的许可外，从事其他有报酬的职务；三、经营商业以及从事其他以金钱上的利益为目的的业务。”
（4）反垄断机关不尽是行政机关。确实，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反垄断机关是行政机关，如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就是一个行政委员会，它为内阁总理大臣所管辖；英国的公平交易总局也是一个行政机关，但总体来说，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机关不尽是行政机关至少不是纯粹的行政机关。如美国的反托拉斯局虽然在行政上隶属于司法部，但它不是纯粹的行政机关，它负责在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因此它又是一个检察机关，是一个准司法机关。而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则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机关，它的工作直接受国会的领导和监督。德国的联邦卡特尔局有权独立地对具体案件作出裁决，它具有准司法机关的性质，德国的垄断委员会的活动是独立的，它只受《反对限制竞争法》的约束。即使是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尽管它是一个行政委员会，但法律规定它的委员长和委员必须在取得两议院的同意后任命，而且公正交易委员会独立行使职权。英国的公平贸易总局尽管是一个行政机关，但公平贸易总局及其局长的业务活动不受政府指标的约束。指出反垄断机关不尽是行政机关对于我国进行反垄断法制建设尤其有意义。当前，在我国理论界有很多人把我国反垄断机关界定为行政机关，而且在实践中，也将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已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将要颁布的《反垄断法》的执行机关。我认为这种认识和做法都是不妥的，因为在我国尽管转变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减少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但种种事实表明，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那种政府主治的现象并没完全改变，而且也确实难以改变，因为在任何社会环境里在任何经济形式下政府都必然处于社会经济的核心地位，因此政府干预以及由政府干预所导致的行政垄断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垄断主要就是行政垄断，这种行政垄断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垄断都更能阻碍市场的公平自由竞争。这也就说明，反垄断首先要反行政垄断。如果说反私人垄断行政机关堪当此任的话，那么，反行政垄断就不能靠行政机关或隶属于行政机关的其他机关了，因为自己反对自己是不易和不力的，自身对自身进行制约就等于没有制约，反行政垄断必须依靠独立于行政机关的其他非行政机关，反行政垄断本质上也是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在经济法制方面的一个具体而重要的表现。因此，在我国不应该把国家工商行政部门这种行政机关作为反垄断机关而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反垄断机关，这样，一方面有助于反行政垄断，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政府机关借反垄断之名而行政府干预之实。
注释： 〔1〕〔8〕〔10〕〔11〕〔16〕〔17〕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87），第113页、第178－179页、第178页，第180页，第138页。
〔2〕〔5〕《弗里德曼文卒》，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均见第19页。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
〔6〕〔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4页、第74页。
〔9〕吉尔德：《财富与贫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12〕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页。
〔13〕〔14〕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13页、第514页。
〔15〕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0页、第516页。
〔18〕参见萨缪尔逊：《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第139页。
〔1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第46页。
〔20〕参见邱本：《论经济法的基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
〔21〕〔22〕〔23〕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第120页、第128页。
〔24〕刘易斯：《经济计划原理》，商务印书馆（1965），第117页。
〔25〕〔26〕〔30〕〔31〕〔32〕刘易斯：《发展计划》，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256，255，255页。
〔27〕参见博恩斯坦：《东西方的经济计划》，商务印书馆（1987），第38页。
计划经济体质篇8
主体是人，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自为性的人。成为主体，是人的本性的内在要求，是人的价值的根本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成为主体的历史，人类的最终解放就是人类主体地位的全面确立。主体确立，社会才能发展。
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主体经济，因此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必须首先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这是因为：
第一，只有具有主体地位的人，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著名社会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艾哈德认为，“根据我的宇宙观，根据我对经济政策的看法，人，才是一切事情的中心。”〔1〕一切经济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也即如何摆正人的地位问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人的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指令性经济的理想模式是：在这种经济中，参与活动的人并不是作为其本人，而是作为别人的人来行事的。他们是在执行命令，奉命行事。而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是：在这种经济中，个人是作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本人而行事的。如果有谁是作为别人的人而行事，那么，他是在自愿的，双方同意的基础上这样做的。〔2〕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不是作为主体而生存的，企业个人成为政府机关的附属物，丧失了自，一切听从指挥；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是作为主体而生存的，企业个人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享有自，自利自责自为。不言而喻，主体性的人比非主体性的人更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正是市场经济优越于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只有具有主体地位的人，才会有独立的自由意志。费尔巴哈指出：“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3〕意识是人的本能，人作为主体具有意志力，并且这种意志力能够转化为实践力，具有能动性，所以马克思称人是一种“能动的自然存在物”〔4〕。人的独立自由意志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的根源，是人的本质力量所在。一种经济形式是否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就在于它能否确立人作为主体所应有的独立自由意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只能由没有独立意志的、没有独立利益的人所组成”。〔5〕这种经济形式是不可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能促进社会发展，就是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主体经济最大限度地赋予人们以独立的自由意志。
第三，只有具有主体地位的人，才能从事有效益的生产。没有主体地位的奴隶，他们的生产是不会有什么效益的，这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我相信，一切时代、一切国民的经验，都证明了一件大事，即：奴隶劳动虽表面上看来只需维持他们的费用，但彻底通盘计算起来，其代价是任何劳动中最高的”。〔6〕“我相信，由自由人作成的作品，归根结底比由奴隶作成的作品低廉”。〔7〕
第四，只有具有主体地位的人，才会有进取冒险精神。艾哈德指出：“如果社会政策的目的对于一个人从一出生就给他全部安全，保护他绝对不冒任何人生的危险，那就不可能希望他的才能、智力、企业雄心以及其他人类品德得到充分发展；这些品德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以创业精神作基础的市场经济是必不可少的”。〔8〕一个主体性的人，是一个不愿苟且偷安而甘冒风险并敢于和善于应付生活中的一切风险的人。只有这种人才能铸就经济奇迹，这正如供应学派的代表人物吉尔德所强调的，市场经济体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秘密是，“它有把追求安全（体现在储蓄上）转变为愿意冒险（体现在企业精神上）的能力。”〔9〕相比之下，计划经济体制实施社会福利计划，统揽人们的“吃喝拉撒睡”，实质上是为人们购买了一份“保险单”，个人的社会安全受到国家的保护，结果个人也就愈来愈依赖于国家或集体，这样必然导致经济的萎缩和瘫痪。
第五，只有具有主体地位的人，才是一个负责的人。艾哈德认为，“社会市场经济基础的精神态度——那就是，愿意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从事于真正的自由竞争的态度。”〔10〕如果谁都不会为他自己负责，都想方设法地逃避责任，发展下去，“我们势必滑向一种社会制度，那就是每个人把一只手放在别人的口袋里。那时，生活的原则将成为：我供养别人，别人供养我。”〔11〕人没有主体地位，也就没有了责任感，结果只能导致偷懒，养成“搭便车”的恶习，传统体制下的那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把这一弊端体现得淋漓尽致。只有有责任感的人，才配当主体，才配享有自由，弗里德曼指出，“只有对负责的个人而言，自由才是可以维护的目标。我们不主张对疯子和儿童的自由。”〔12〕
第六，培植和造就具有主体地位的人是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之所在。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平等经济、自由经济、竞争经济、权利经济，等等，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市场经济是主体经济。只有具有主体地位的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竞争、权利等等才有意义。因此，培植造就具有主体地位的人，确立和维护人们的市场主体地位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政府本位还是企业本位
市场经济是一种主体经济，但这里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企业（由于个人为企业所包容并为企业所体现，企业是区别于政府最主要的市场主体，所以在这里个人一并为企业），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市场主体中，政府本位还是企业本位？
政府本位还是企业本位，体现着经济体制选择的不同指导思想。政府本位意味着：政府处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决策中心、指挥中心，政府是社会资源的最主要配置者，政府是企业的司令官；而企业处于次要地位甚至是被支配地位，企业少有或没有自，企业只不过是政府意图的忠实履行者，政府政策的严格执行者。以政府本位为指导思想所选择的经济体制就是政府主治的经济体制。在历史上政府主治的经济体制确实也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比如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如果不是政府本位、没有政府主治，那么就不能那么迅捷顺利地积累原始资本并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以及真正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如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政府本位及政府主治对于使国家尽快摆脱贫穷落后促使经济迅速起飞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正如著名的发展经济学专家托达罗所指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第三世界政府不可避免地应比比较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他们国家的美好将来承担更主动的责任。”〔13〕“不管一个人对合适的政府作用的观念形态的预想是什么，过去20年发展中国家政府不断要求担负起对他们的经济管理和指导的责任。据说，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如果政府不诱导发展，那儿也许从来就不会发展。怎样部署这些有限的
人力资源是关系到发展成功与失败的一个关键的问题。简言之，政府怎样构造、怎样管理发展已经十分重要，将来会变得更重要。”〔14〕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也明确提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15〕但我们看到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时，还必须同时注意到并非一切政府都能如此，政府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首先要求提高政府质量，即政府应该赋有理性、具有效益、能够自律，没有这种高质量的政府就不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之所以能发动经济增长，它们的政府本位政府主治也是有特殊性的：第一，它们实行政府本位政府主治是因为国内企业不强大，国内市场不完善，一旦企业强大、市场完善了，就不再实行政府本位政府主治，政府自动让贤于企业和市场；第二，它们的政府是高质量的政府，这表现在政府官员素质高，有理性，政府依法行政，高度自律、富有效益；第三，它们以政府为本位实行政府主治短期目的是以政府替代市场发动经济增长，但长远目的却是通过政府推行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来发育完善市场，最终以市场替代政府保持经济增长。所以我们不能脱离具体情况去推行政府本位和政府主治。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政府本位既不是因为企业不强大、市场不完善而恰恰是政府管理企业，使企业成为政府机关的附属物，计划排斥市场，使市场规律不起作用；我们的政府官员实事求是地说，有相当一部分是素质不高，理性不足，缺乏自律，效益不高，法治观念淡漠的，因此这种现状的政府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大可能的。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只能诉诸少数政府机关和少数领导人而不是求助作为社会动力的自由企业；它根据的只是以少数人智慧制定的计划而不是本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市场；它依靠的是政府的经济集权经济统制而不是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这种经济体制所具有的严重弊端，艾哈德早就指出：“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交给一个组织，我相信他也决不会感到快活；我也不相信最后的真理永远在最强大的组织那一边。”〔16〕并明确指出：“只从集体的角度看问题和提出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盛行的一种坏风尚。”〔17〕实践证明，这种体制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是行不通的。企业本位意味着：企业处于社会经济的中心，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各分散决策主体，市场是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是企业隶属于政府而是企业独立于政府，不是政府集权而是企业分权，不是企业听命于政府而是政府服务于企业，企业成为市场经济最主要、最适当的主体。当然，以企业为本位并不是不要政府，但要求政府干预减少到最适当的限度，并且这最适当限度的政府干预也必须恰当地依法进行，就象一个照顾植物的园丁，为植物生长创造最适宜的条件一样，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政府管理企业是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还是使企业成为自己的附属物是衡量政府管理成功与失败的根本而具体的标准。排斥企业本位，政府就是越俎代疱。以企业本位为指导思想所选择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主治的经济体制也即市场经济体制。只有以企业为本位，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分散在社会中的各种知识，才能最广泛地调动最大多数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最充分地利用市场，才能最有效地进行自由竞争，才能最有力地抑制政府的非法干预，才能最根本地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实践证明，只有以企业为本位，一切为了企业，一切依靠企业，社会经济才能发展。强大的企业就是强大的经济和强大的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前总统柯立芝明确提出：“美国的事业是企业。”〔18〕对此，我们完全可以接着说，中国的事业也是企业，甚或说，一切发展社会经济的事业都是企业。
三、企业本位与权利本位
任何主体要想真正成为主体，就不能没有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没有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就不会有真正的主体。正义的法律，以提升、确立、保护人的主体地位为其根本理念，或如黑格尔所说的：“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是法的命令。”〔19〕
法律确认和保护的主体地位主要是通过赋予人们以权利来实现的，因此，人的主体性要求就是权利本位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企业为本位，这就要求依法确立企业的权利。要依法确立企业的权利，就要正确处理政府权力与企业权利也即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这里我们首先应树立对公权与私权的正确认识。公权与私权这对概念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人们从感性认识上往往喜好公权而厌恶私权，这导致了私权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尊重和保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必须为其正名并认识到，从本原上讲是私权派生公权、私权决定公权，公权服务私权，公权保障私权，即私权本位不是公权本位。只有真正服务、保障私权的公权才是真正合法合理的公权，也才配称为公权。具体到政企关系来说，就是企业权利本位而不是政府权力本位，企业权利本位意味着在政府与企业间进行权力（利）配置时以企业为本位，在既可以授予政府权力又可以授予企业权利的情况下，授予企业权利；在既可以授予政府权力又可以不授予政府权力的情况下，不授予政府权力；在既可以授予企业权利又可以不授予企业权利的情况下授予企业权利。企业权利派生决定政府权力，政府权力服务保障企业权利。
只有企业权利本位才能真正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主体。
确立企业主体地位，在法律上有种种途径，其中重要的如民法商法规定，民法关于权利主体尤其是法人制度规定，企业作为法人赋予主体的人格，享有自主的权利，具有自治的意思、承担独立的责任，民法对于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商法关于商事主体尤其是公司法关于公司的规定对于确立企业主体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正如美国前哥仑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在1911年所说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和电的发明。”美国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也指出：“正是公司制度使人们能够聚集起来对这个大陆进行经济征服所需要的财富和智慧。”
但仅凭民法商法是否以确立企业主体地位呢？由于在市场中，主体情形具有以下复杂性：一是市场主体既有政府又有企业，而两者无论是性质、职能还是权利、地位都是不同和不等的。政府作
为一个社会的总代表，它作为市场主体，主要是一种市场管理主体，它享有具有支配性的公权力，这种权力的本性使得权力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律制约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滥用，必然会侵吞企业权利，使企业丧失主体地位而成为其附属物。这一点已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我国的改革一直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企业改革基本上是沿着“两权分离”、扩大企业自、改革企业经营方式，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路向前推进的。但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了，无论是理顺政企产权关系，改革企业经营方式，还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必须首先从改革政府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开始。这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中国企业自之所以难以落实，乃是因为企业“一怕银老虎（银行）、二怕铁老虎（铁路部门）、三怕电老虎（电力部门），但最怕的是‘亲王府’（政府）。”也就是说，地位不适当的政府是阻碍企业自落实的最大障碍，是阻碍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的最可怕的“拦路虎”。所以要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必须首先确立政府的地位，即政府在市场中处于何种地位才是适当的。政府在市场中处于什么地位直接影响到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如果政府的地位不适当，那么企业的地位也就不可能适当。这也就是说，要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不仅要依靠民法商法就企业本身规定企业享有什么权利，而且也更为重要的是依靠其他法律规定政府享有什么权力。凡是法律未规定的也就是法律未授予的，就是依法禁止的，政府不得享有，这样就界定了政府权力并禁止其滥用，从而为企业权利的真正享有和行使就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如果没有这种外部环境，企业不能有力地制约、对抗政府的非法干预，企业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主体。一是就企业与企业这种同类主体来说，由于企业间在资本、技术、设备、人才、规模等方面存在着千差万别，因此在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经过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优胜劣汰，生产集中，形成垄断，胜者为王，败者称臣；或者某些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而结成垄断性联盟，排斥其他市场主体的存在，这些都说明，由于垄断的存在将有许多企业会丧失主体地位。由于民法商法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体现，就其本质而言是市场竞赛规则，它们能够确立强者的主体地位，但无法保护弱者的主体地位（保护弱者的主体地位在本质上是与民法商法的宗旨相背的），这也就是说，要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必须依靠其他法律来反垄断，只有反垄断成功了，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企业的主体地位。一是就单个企业本身来说，由于企业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的，为了争取自身利益的极大化，都有为实现该目的而任意行为的渴望，这样不可避免导致企业行为不规范，企业主体盲动，经济秩序混乱，这表明，给企业以自由，但并不是每个企业都配享有自由，都能恰当地行使自由，如果不依法加以规范约束，企业难以成为一个自为的主体，而不是自为的主体实质上就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但由于民法商法使企业能够知晓自身的内部情况却难以了解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信息；它们使企业各自为政，决策分散，企业能够管好自己的事务却难以进行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它们使企业能够追求自身利益却难以协调整个社会利益，因此单靠民法商法来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是远远不够的。以上论述说明，要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不仅要依靠民法商法，还要依靠其他法律部门，其中经济法就是重要的一种，这是由经济法的宗旨所决定的。经济法的宗旨之一是界定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和明确政府责任，它规定什么样的政府机关才能作为经济管理机关介入市场成为经济法主体，经济法是通过规制政府主体来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的；经济法的宗旨之二是反垄断，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核心，它通过反对垄断来根除垄断企业对其他企业的支配，这样一方面是使垄断企业成为自我约束的自觉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是使其他企业成为自我发展的自立主体，从而全面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经济法的宗旨之三是克服盲目性，单个的企业谁也无法了解整个社会的信息，不能完全认知客观规律，它必然处于一种无知和盲目状态，为客观规律所左右，经济法就是通过计划向社会各企业提供整个社会的信息，使它们尽可能了解整个社会的信息，认知客观规律并利用客观规律，为它们决策提供参考，从而使企业成为自为的主体也即真正的市场主体。
四、确立经济法主体的根据
人们之所以对经济法主体有不同的认识，根源在于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不同的认识，因此要科学地确立经济法主体就必须正确认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我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自由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盲目性垄断性的社会关系。〔20〕经济法调整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目的在于克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反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垄断性，为了克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就在应当确立计划者，为了反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垄断性就在应当确立反垄断者，因此，我认为经济法主体主要就是计划者和反垄断者。
把经济法主体确立为计划者和反垄断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表明经济法主体不尽是政府机关，不能笼统地认为经济法主体就是政府机关。即使是政府机关也并不是一切政府机关都管理着国民经济，事实上，有的还是相当疏远的，如政府机关的某些部委厅局，因此在认识经济法主体时就是要正确地界定什么样的政府机关才能作为经济法主体。
&nbs;第二，它表明不能简单地把民法商法的主体移植为经济法主体。经济法律关系与民商事法律关系是不同的两类法律关系，自然它们分别要求不同的法律主体，经济法主体与民商法主体无论在法律人格、主体特征、法定权利、法律责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两者应当理清而不应混同。
第三，有利于正确地把经济法主体与行政法主体和民法商法主体区别开来。我认为，一切法律主体从根本上说都只能是单个的公民所构成的组织，这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公民和组织到底是哪个法律部门的主体，取决于他们实施了什么行为、参与了怎样的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了何种法律关系。正象一个人一样，每个人的角色都是多重的，在家里可能是丈夫或父亲，在单位可能是处长或局长，在市场中可能是买主或卖主，很难说公民或组织就只能是某个或几个法律部门的主体。比如一个成年公民，如果他杀人，那么他就成为了刑法主体；如果他结婚，那么他就成为了民法主体；如果他开公司，那么他就成为了商法主体；如果他是
公务员，那么他就成为了行政法主体；如果他从事国民经济计划行为和反垄断行为，那么他就成为了经济法主体。第四，明确经济法主体就是计划者和反垄断者有利于从根本上真正抑制政府的广泛干预。由于不明确什么样的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可以作为经济法主体，从而笼统地认为似乎一切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都可以作为经济法主体，大量的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作为管理者存在，这是导致政府广泛干预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法主体的界定就是要把政府以一种总体的身份、所有的组成机关、笼统地权力从事经济管理活动转变为政府以特定的身份、具体的代表机关、明确的权限从事经济管理活动。把经济法主体确立为计划者和反垄断者，意味着其他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不应再作为经济法主体，这就大大地减少了管理者的存在，从而才能真正改变过去的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事不管的现象，使企业摆脱政府的广泛干预而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五、计划者
如同人都有大脑一样，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也都有大脑，这个大脑就是统筹、规划、协调、指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者。计划者之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就像大脑之于人一样至关重要。计划者如何直接决定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要促进和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造就和健全优良的计划者。
经济法主体制度就是要界定作为经济法主体之一的计划者应具有的条件。
（1）从根本上说，每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人，都是一个计划者。但在现实生活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者主要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由吸纳各方有代表性的个人所的机关，如法国的计划总局，日本的综合计划局，匈牙利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我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等等。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计划者主要是计划机关。
（2）计划机关是一种民主性机关。计划是一项庞杂的社会工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订计划需要非常全面的知识和信息。另一方面，计划的制订实质上也是利益的调整，因此，“计划要有效果，就必须不断地协调竞争利益和决定它们之间的优先顺序。”〔21〕这些都说明，计划是大众共同的事业，计划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依靠民主。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缪尔达尔之所以把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称为“民主计划”，就是因为“寻求大众的参与是‘民主计划’的中心原则”，〔22〕它旨在表明，第一意义是，“民主计划要求人民的参与和主动精神，不是在遥远的将来，而是尽可能早地在为自治和合作而创造新制度的过程中，从根本上说，计划问题就是如何诱导人民在补救所有使国家处于不发达的不太令人满意的条件过程中参与和合作。第二个意义是，整个计划和发展过程应该发生在民主政治结构之中。”〔23〕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认为，“人民的热情既是计划的油又是经济发展的燃料——一种几乎能使一切事情成为可能的动力。”〔24〕不仅计划的制订需要发扬民主，而且计划的实施也需要发扬民主，“如果发展计划不能被其它部门心悦诚服地接受，即使它很合理，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保证计划的可接受性的最好办法是让那些将要实施计划的人们选派代表参与计划的制订。”〔25〕计划的民主性决定了计划机关是一种民主性机关，计划机关具有民主性，计划机关的民主性应表现在：计划机关人员的组成除了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中央银行以外，还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尽可能吸纳一切可以吸纳的人；计划机关的工作方式应以民主为原则，自由发言，平等协商，批评与反批评，这里应当听到不同的声音，反对一言堂，长官意志，谁说出了真理谁就说了算，少数应服从多数，多数应尊重少数；计划机关制订计划应自下而上，克服，尽量反应公众的希望，“倘若计划忽视或违背了公众的希望，它是否成功就前途未卜了。”〔26〕
（3）计划机关是一种统一性机关。计划机关的民主性并不意味着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如果这样的话，必然导致政出多门，国家四分五裂、经济一盘散沙。林德布洛姆曾把这称作“爱好指导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需要的协调一致被认为不仅是找不到的，而且是根本不存在的”，追求其爱好的人们，不能充分知道如何去识别正确的制度或政策而相互倾轧〔27〕。计划的民主性只是手段，它的目的在于集思广益，达成共识，形成一个在民主基础上集中起来的统一计划，只有统一计划才能协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强宏观调控。计划的统一性要求计划机关是一种统一性机关，这样才能避免扯皮推诿、争权夺利、互相掣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许多国家尽管有许多分散的计划者，但还要设立中央计划机关的根本原因。如法国的计划总局，日本的综合计划局，匈牙利和我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等等。中央计划机关具有权威性。
（4）计划机关是一种程序性机关。把计划的民主性集中到计划的统一性，必须依靠程序，没有程序作保障，必然导致要么混乱，要么专制，程序性是计划的民主性和统一性的共同基础。计划是一项十分庞杂的系统工程，计划的制订是分阶段、有步骤进行的，如协商、规划、决策、咨询、审议等，计划作为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政策，它关系到国计民生，计划的制订必须极其严肃谨慎，计划的制订必须具有相当严格的程序，这正如a？o克鲁格所指出的：“任何一项影响资源配置的政策、公共部门从事的任何经济活动以及对私营经济活动的管理办法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实行，即在政策内容及其手段清晰的前提下，存在一套论证政府可行性的详细程序与准则。”〔28〕可以说，计划的程序是计划的生命，计划必须高度重视程序，只有严格、健全的程序才能保证计划制订的科学性。计划的程序性决定了计划机关是一种程序性机关，凡是没有建立严格健全程序的机关就不配作计划机关。
（5）计划机关是一种智囊性机关。计划制订的实质是企图以理智去指导社会，它强调知识、智能、思想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林德布洛姆指出，在一个“理智指导的社会”中，“有知识的杰出人物，能够以有关社会组织、政府、政策和参与政治等方面的正确理论和实践，去教育人民”，由于这样，就比在“爱好指导的社会”更好地阻抑倾轧，鼓励合作。〔29〕大海航行靠舵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能人”和“精英”。新加坡、台湾、韩国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奇迹，与它们信奉“能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专家治国有关。因此，计划机关要想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成为一种智囊团。这就要求组成计划机关的人员具有很高的素质，包括精湛的专业水平，广博的社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高超的管理能力，灵巧的协调能力，崇高的人格魅力。刘易斯认为，“计划机构领导者的才能不仅必须包括计划技术的经验、管理一个复杂过程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与许多地位、性格、情趣迥然不同的人融洽相处的能力。”〔30〕计划机关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必须通过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用，把高素质的优秀人才选入计划机关，使计划机关成为卓越的文官系统。
（6）计划机关是一种职能机关。顾名思义，计划机关就是专司计划职能的机关，这些职能包括：阐明计划的性质和意义，提出计划建议，确立计划目标，进行统计与计算，作好计划准备，听取咨询意见，协调各种计划方案，编制计划草案，向权力机关汇报计划情况，提请权力机关审议批准计划，负责修改计划，监督计划的执行，等等。计划机关必须为切实完成上述计划职能而不懈努力。明确计划机关的计划职能，一是要求计划机关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不得，不务正业；一是要求依法保障计划机关的计划权力，其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不得侵犯或僭越。
（7）计划机关不尽是行政机关
。前已论及，计划机关必须具有民主性，计划机关的人员构成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尽可能吸纳一切可能吸纳的人。在计划机关中，有政治领导人、计划人员、技术人员，他们并不也不应全部来自行政机关，他们应来自五湖四海，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刘易斯指出，“计划是为了一个民族而不是为了一个政府而制订的，这个命题也解释了计划委员会的结构，它要求公众参与计划设计的每一个阶段。”〔31〕计划的实施不仅仅依赖于政府；相反，它是从公众将从事许多发展所必须的活动为前提条件的。“〔32〕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许多国家计划都必须由国民议会（在我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六、反垄断者
反垄断者是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忠实卫士。反垄断法的实施，垄断的根除，弱者的扶持，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秩序的维护，都离不开反垄断者。反垄断者是市场经济的内在构成要素，要促进市场经济公平自由竞争地发展，必须建立和健全反垄断者。
（1）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由于每个人都是作为消费者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从而垄断几乎会遭到每个人的反对，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反垄断者。但垄断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因此要真正反垄断主要不是靠个人，而是靠以国家公权力为后盾的专门机关，如美国的反托拉斯局、联邦贸易委员会，德国的卡特尔局、垄断委员会，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英国的公平贸易总局、垄断和合并委员会，法国的竞争委员会，等等。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反垄断者主要是反垄断机关。
（2）反垄断机关是一个专业机关。垄断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反垄断法是一种专业性、技术性、政策性都很强的法律，这就决定了反垄断机关是一个由各种专家所组成的专业性很强的机关。这一点，许多国家有关反垄断法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美国联邦贸易会法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下设竞争处和经济处，竞争处由法学家组成，经济处由经济学家组成；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4条第二款规定德国的垄断委员会是一个专家鉴定机构，“它由五名成员组成，他们必须具有专门的国民经济学的，企业经济学的，社会政治学的，技术的或经济法方面的知识及经验”；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第19条规定，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由委员长和委员四人组成，“委员长和委员……从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并有关于法律或经济的学识经验的人中，予以任命”；法国的竞争委员会由十六名委员组成。其中七名委员必须从行政法院、审计部署或法官中选任，四名委员必须是在经济、竞争法或消费者保护问题方面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专家，其余五名委员必须从事过工业、商业、手工业、服务业或自由职业。综观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机关，专家执法的特点格外醒目。
（3）反垄断机关是一个专门机关。反垄断机关是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化身，为了保障反垄断机关能够切实执行反垄断法，维护市场公平自由竞争，必须依法规定反垄断机关是专门机关，赋予它以独立的地位，割断它与社会上其他人与事的利害关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一条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不得从事其他实业、休假或其他职业”；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4条规定“垄断委员会成员既不得就职于政府机构，联邦立法机构或州立法机构，亦不得是联邦、州或其他公法人的公职人员……他们也不得作为经济协会或雇主组织或职工组织的代表人，也不得与常设机构或商业事务方面有什么关系。在被当选为垄断委员会成员的前一年，他们也不得担任过同类职务”；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第37条规定：“委员长、委员和以命令规定的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职员，在任职期间，不得从事符合下列各项之一的行为：一、充任国会或地方公共团体的议会的议员，或积极地从事政治运动；二、除有内阁总理大臣的许可外，从事其他有报酬的职务；三、经营商业以及从事其他以金钱上的利益为目的的业务。”
（4）反垄断机关不尽是行政机关。确实，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反垄断机关是行政机关，如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就是一个行政委员会，它为内阁总理大臣所管辖；英国的公平交易总局也是一个行政机关，但总体来说，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机关不尽是行政机关至少不是纯粹的行政机关。如美国的反托拉斯局虽然在行政上隶属于司法部，但它不是纯粹的行政机关，它负责在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因此它又是一个检察机关，是一个准司法机关。而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则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机关，它的工作直接受国会的领导和监督。德国的联邦卡特尔局有权独立地对具体案件作出裁决，它具有准司法机关的性质，德国的垄断委员会的活动是独立的，它只受《反对限制竞争法》的约束。即使是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尽管它是一个行政委员会，但法律规定它的委员长和委员必须在取得两议院的同意后任命，而且公正交易委员会独立行使职权。英国的公平贸易总局尽管是一个行政机关，但公平贸易总局及其局长的业务活动不受政府指标的约束。指出反垄断机关不尽是行政机关对于我国进行反垄断法制建设尤其有意义。当前，在我国理论界有很多人把我国反垄断机关界定为行政机关，而且在实践中，也将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已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将要颁布的《反垄断法》的执行机关。我认为这种认识和做法都是不妥的，因为在我国尽管转变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减少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但种种事实表明，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那种政府主治的现象并没完全改变，而且也确实难以改变，因为在任何社会环境里在任何经济形式下政府都必然处于社会经济的核心地位，因此政府干预以及由政府干预所导致的行政垄断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垄断主要就是行政垄断，这种行政垄断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垄断都更能阻碍市场的公平自由竞争。这也就说明，反垄断首先要反行政垄断。如果说反私人垄断行政机关堪当此任的话，那么，反行政垄断就不能靠行政机关或隶属于行政机关的其他机关了，因为自己反对自己是不易和不力的，自身对自身进行制约就等于没有制约，反行政垄断必须依靠独立于行政机关的其他非行政机关，反行政垄断本质上也是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在经济法制方面的一个具体而重要的表现。因此，在我国不应该把国家工商行政部门这种行政机关作为反垄断机关而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反垄断机关，这样，一方
面有助于反行政垄断，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政府机关借反垄断之名而行政府干预之实。注释： 〔1〕〔8〕〔10〕〔11〕〔16〕〔17〕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87），第113页、第178－179页、第178页，第180页，第138页。
〔2〕〔5〕《弗里德曼文卒》，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均见第19页。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
〔6〕〔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4页、第74页。
〔9〕吉尔德：《财富与贫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12〕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页。
〔13〕〔14〕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13页、第514页。
〔15〕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0页、第516页。
〔18〕参见萨缪尔逊：《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第139页。
〔1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第46页。
〔20〕参见邱本：《论经济法的基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
〔21〕〔22〕〔23〕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第120页、第128页。
〔24〕刘易斯：《经济计划原理》，商务印书馆（1965），第117页。
〔25〕〔26〕〔30〕〔31〕〔32〕刘易斯：《发展计划》，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256，255，255页。
〔27〕参见博恩斯坦：《东西方的经济计划》，商务印书馆（1987），第38页。
〔28〕a·o克鲁格：《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失效”》，参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1年第3期，第39页。
计划经济体质篇9
内容摘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的逻辑主线,造就了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种重要的兼容模式。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坚持以“社会”为主义,选择“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容模式维度
市场社会主义是国外在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夹缝中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经济体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制度模式。分析比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模式的维度,能够帮助我们把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路径规律,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内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维兼容路径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起源于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是国外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基本思路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为兼容主导,形成了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二元论”、市场“中性论”、市场“联姻论”、“市场主导论”等依次演进的逻辑主线。
(一)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论”
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论”主要是指早期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理论与实践。主要特点是试图在传统社会主义内部植入市场经济的因素,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是绝对主导地位,市场仅仅处于附属地位。主要包括“兰格模式”和“东欧分权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兰格模式”的模拟市场。20世纪30年代,“兰格模式”设想运用“试错法”第一次把市场引入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仅仅存在“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真正市场,关于消费品以外的市场主要由“中央计划局”模拟市场来起作用,中央计划局可以确定“组合生产要素”的原则、“工厂生产规模的原则”、“产量的规则”、“资源分配的规则”、“价格当参数使用的原则”等,从而可以规定物价使每种商品的供求数量平衡。由此可知,“兰格模式”中的模拟市场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与计划的地位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分权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附属性市场。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中出现了并存的计划与市场,但市场实际处于附属地位,计划仍然占绝对优势。南斯拉夫虽然肯定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但同时承认计划也是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经济体制。商品交换“会带有在各种阶级制度中商品生产发展所具有的全部特点”,通过计划的指导使社会主义的“市场成为生产者自由共同体中各种关系的简单组织形式”,使社会主义的市场“实际上不成为市场”,实现市场消亡的历程。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则被谨慎地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外,其它理论状态的模式,如布鲁斯的“宏观决策”与“微观决策”、科尔耐的“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锡克的“宏观平衡”与“微观平衡”等实际都存在这种倾向,市场的作用被局限于社会主义框架内。因此,实践状态的市场也是处于附属地位。
(二)市场”中性论”与市场“联姻论”
20世纪80年代,英国工党第二次在大选中败北且败绩创下了1918年以来最差纪录。为了扭转工党的这种不利局面,工党的智囊机构――费边社邀请了一批著名的学者探讨工党失利的原因,后来这些学者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哲学”研究组并开始定期召开会议,他们正是在市场“中性论”与市场“联姻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英国模式。
市场“中性论”。英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与实现“目的”的“手段”,据此他们提出了市场“中性论”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忽视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或资源配置的中央计划等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但“计划的内在实质并不意味着平等,国有化的内在实质也并不是消灭剥削”,它们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市场的内在实质也不会阻碍人们用它来实现那些社会主义的目的”,因为“市场具有许多吸引人的特性”,如信息机制、激励机制,只要运用市场有利机制“实现收入、财富和机会分配得当”,在必要时运用包括“直接运用行政干预的手段”等非市场手段来限制市场弊端,就一定能使市场“积极地促进而非阻碍社会主义各种目标的实现”。因此,他们明确提出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都是经济实现的手段,市场具有中性的特点。
市场“联姻论”。根据“计划”与“市场”都是实现经济发展手段的观点,他们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非常可行,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方面,市场主导的原则。他们提出,“在大规模潜在贸易中市场关系优于非市场关系”,而对于某些“市场关系并不优越于非市场关系的情形”,市场社会主义能够通过国家干预市场的手段,克服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弊端,如竞争问题、市场外部性问题、资本市场配置混乱问题、价格滞后、偏离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等。因此,“市场应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另一方面,指示性计划是市场重要的补充原则。他们认为中央计划模式存在因信息问题而导致制定的计划不可行;计划的实施不能严格按照要求执行等弊端。因此,他们普遍建议采用法国的指示性计划模式。这种计划只是计划内容的“构设和阐释的咨询、讨论过程”,实质上只是提供了一种信息汇集的场所,讨论有关经济外部性问题等;“计划并不包含实施的程序”,经营者在“计划框架内彼此签订独立的合同”;与自愿签订的合同一样,“每个合同都有强制力”。解决了计划信息不足与市场经济的弊端等问题,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的“联姻”。
(三)市场“主导论”
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西方左翼理论家在对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理想“双重幻灭”的情况下,开始重新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的路径,诞生了“市场主导”的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市场主导”的经理经营模式。“经理经营型”市场社会主义是美国类型的“市场主导”型模式,根本特点是通过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理的合理经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该模式主要包括罗默的“证券市场社会主义”与巴德汉的“银行监督的市场社会主义”等。巴德汉曾经认为,资本主义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但不能解决“资本市场对经理的有效监督”。因此,他设想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复制一个有效率的经理市场”,依靠银行监督经理经营的模式实现利润最大化。很显然,这种模式的“市场”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包括资本市场,同时也设想了管理人员的竞争市场。
“市场主导”的工人管理机制。“经济民主型”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兼容“工人自治型”与“经理经营型”优势的“市场主导型”模式,以美国戴维•施威卡特的“经济民主型市场社会主义”为代表。其特点是工人管理主导的市场机制模式,“工人管理”与“市场调节”在该模式中占有重要地位。施威卡特曾经提出“非市场的社会主义形式”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应该保留“协调绝大多数经济机制的市场”,明确表明了“市场”在社会主义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他也设想了一些市场投资与控制市场弊端的机制,完善了市场与社会主义兼容的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的多维兼容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的实践,逻辑思路是从“社会主义”到市场的多维兼容制度模式。经历了计划与市场的“二元”并存、“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等兼容过程。
(一)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兼容模式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体制在中国全面确立后,很多人确实感到计划经济存在一些问题,但不敢公开提出市场经济的观点,最多也就是主张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起一些补充作用而已。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观点明确表明这一思想;“另一个是孙冶方提出的,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激励企业改善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等观点。1978年,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总结中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显然是从陈云的‘三为主’、‘三为辅’脱胎而来”,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1979年,中央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肯定“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原则”。这种原则突破了以前计划经济体制是唯一经济体制的观念,计划与市场兼容问题迈开了第一步。
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做法引起了部分质疑。在计划体制框架内引入市场体制大家容易接受,引起的破坏较小;同时两种体制并存也会出现互相摩擦等矛盾。这样就出现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把问题的产生归咎于市场而主张限制市场等;一是把问题的产生归咎于计划体制改革不彻底而主张扩大市场,把市场经济引入国民经济的范围。经济学家薛暮桥20世纪80年代初期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不正确,应该代之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口号”。经过经济学家以及中央反复商讨,结合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实需要,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依靠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尽管在决定当中还出现许多限制商品经济的条件,但这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观点,肯定了“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观点。邓小平高度评价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得清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按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提出要“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的观点,提出发展商品、资金、劳务、技术等四大市场;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观点,彻底摆脱了“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模式;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特点、运行原则,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详细概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部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目标、任务和措施;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中国模式。
(二)“市场主导”的“三位一体”兼容模式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必须首先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而不能仅仅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或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要素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多维模式。因此,改革初期我国以经济体制兼容为主导的“二元”模式,必然会给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带来一定的问题。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的矛盾。我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决定了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把市场经济与计划体制兼容作为目标,尽管在改革之初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但在实际进展中却很缓慢,这导致了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矛盾,产生了许多制度性问题,如腐败问题、市场制度不健全问题、监督制度缺失、改革措施不到位等。因此,要想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深层次兼容,必须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实现社会主义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兼容。
第二,市场经济与文化改革的不协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仅仅局限于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改革,真正与市场经济接轨的文化改革考虑不够。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市场经济与我国文化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一方面,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带来了冲击。市场经济要求以经济利益为第一目标,而我国传统文化则以追求社会利益为目标;我国传统文化以精神理念为主导,而市场经济则以物质利益为主导。因此,在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传统文化遭遇市场经济的冲击就产生了很多问题,如道德滑坡、金钱至上、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性质产生了矛盾。社会主义要求以社会公平为目标,而市场经济则要求以市场公平为手段,因此如何协调社会公平与市场公平是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难以科学协调社会公平与市场公平的矛盾,同样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调,否认社会主义优越性等观点。因此,这些问题必然要求加强文化改革的力度,树立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实现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文化制度与文化模式。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改革模式,从“生产力、人民利益、先进文化”的角度构建社会主义的模式,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与社会建设,把政治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把“先进文化”建设问题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模式之中,完善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路径,“三位一体”的兼容模式初步确立。
(三)“市场主导”的“四位一体”兼容模式
21世纪以来,我国改革进入攻坚的关键时期,围绕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改革路径,改革过程中积累的问题逐步由个体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资源浪费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农民工问题等,这是我国改革路径必然产生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正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能完全兼容而提出的。经济发展方面,要贯彻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政治方面,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制度;文化方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先进文化等,加强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建立兼容市场的文化机制与文化类型;社会发展方面,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把“和谐的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这种新目标的提出,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性质与任务的最新认识,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科学社会主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就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总之,把社会建设明确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提了出来,确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思路,标志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确立。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模式的维度比较
(一)维度趋向存在一致性
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的思维逻辑具有同源性,都是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而提出的路径选择,把市场纳入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范畴之中。在选择市场的过程中都选择了逐步兼容的策略,由点到面、由部分到全部的过程。市场社会主义的“二元论”、“中性论”、“联姻论”、“主导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计划市场”并存、“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兼容模式,具有大致相同的趋向。因此,两种兼容模式都遵循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为兼容主体,社会主义发展完善为目标的维度趋向。
(二)兼容维度具有本质区别
市场社会主义坚持以市场为先导的逆向思维模式,核心目标是实现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兼容,往往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以社会主义为先导的兼容思路,是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制度兼容模式。
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兼容模式是在扬弃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的科学手段,按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逻辑思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逐步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兼容,形成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多维兼容制度模式。
一维兼容的经济模式。不论是东欧的分权市场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大多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兼容的经济模式,忽视了其它社会要素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形成了市场经济与旧的政治、文化要素的畸形结合,要么是幻想直接借鉴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模式等。
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体制移植到计划体制的框架内部,但没有考虑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等的兼容性,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忽视了市场经济配套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整体的因素,结果计划与市场矛盾引发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动乱等危机,这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如南斯拉夫盲目追求国家职能的消亡,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根本不考虑政府利益、政治需求,没有实现市场经济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兼容,反而采取激进措施废除国家职能、忽视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理念等,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的解体。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坚持资本主义传统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理念兼容的原则,试图在资本主义外壳内部孕育出社会主义,但这个社会主义的诸要素根本没有提及,抑或潜意识中要借鉴资本主义的社会要素,这个特点决定了这种兼容模式的乌托邦或改良性质。如“工人自治型市场社会主义”只关心合作社企业内部的社会主义,“经理经营型市场社会主义”仅从利润最大化原则经营企业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型市场社会主义”也不过是在经济领域推行民主而并没有真正触及政治问题。至于文化问题他们根本没有提及,也许他们觉得资本主义的文化制度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文化制度;关于如何协调整个社会发展机制问题更没有探讨。
结论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必须兼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以“社会”为主义,选择符合社会发展的制度模式。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是一个系统要素的结合,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偏废任何一个方面都会破坏社会结构,要实现社会合理发展就必须要求社会各个要素合理配置。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就不能仅体现在“计划”与“市场”的兼容,同时也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因素”与“市场经济”的多维兼容,才能促进社会主义体制的完善与发展。由此可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是未来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卡德尔论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6
2.[英]索尔•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计划经济体质篇10
[关键词]质量功能展开；模块化教学；贸易经济
[中图分类号]G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043（2020）10-0188-04
一、引言
随着“新文科”、“新财经”等教学改革模式的推进，贸易经济专业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来自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等相关专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专业界限日趋模糊，贸易经济的专业特色不再明显。另一方面，随着国内流通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信息技术的普及，贸易形式和贸易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贸易经济专业的课程内容已跟不上时展，亟需补充更新。课程体系是专业建设的核心，也是体现专业特色的着力点。因此，为了提升贸易经济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学科建设与社会服务的协同发展，需要改革现有的课程教学体系。已有文献中关于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科发展思路与教学方法创新、专业模块划分与相关课程设置等方面，并且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鲜有基于调查数据分析进行课程模块学分分配的定量研究。
本文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用人单位、专业教师和学生对贸易经济专业的核心能力及素质要求的认知，结合现有贸易经济专业培养方案中课程模块间的关联数据，借鉴工程管理领域的质量功能展开（QFD）方法进行课程体系规划设计与质量评价，并最终形成课程模块学分分配的优化方案。
二、基于QFD的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规划模型
质量功能展开（QualityFunctionDeployment，QFD）源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赤尾洋二（Yojiakao）等提出的质量管理方法，旨在帮助企业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将顾客需求转化为技术需求，优化产品设计以提升顾客满意度。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将QFD法应用于教育领域，开展质量评价，优化课程设置，以满足社会对专业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
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质量屋由专业技能需求矩阵、课程模块矩阵、专业技能与课程模块关系矩阵、课程模块关系矩阵竞争性评估与质量规划矩阵、课程模块质量设计矩阵等组成。
（一）贸易经济专业人才能力需求矩阵
获取社会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是质量屋构建的起点。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40家用人单位、30位专业教师以及200名贸易经济专业学生进行走访调研，获得了他们对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应具备的素质能力认知。经归纳整理，选取20家用人单位、20位专业教师、120名学生的有效建议作为数据分析的样本。依据贸易经济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结合问卷调查数据，本文把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素质能力需求分为三类，即基本素质能力模块、自我发展与创新能力模块和专业素质能力模块。素质模块的具体能力体现如表1所示。
表1中，学生、教师、雇主等列数据为细分能力选项的建议数，权重列数据表示各项能力的重要程度。权重列的数据计算方法如下：学生列的数据分别除以120，并乘以权重0.4；教师和雇主合并列数据分别除以40，再乘以权重0.6；将学生列和合并列处理后的数据按行相加，再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得到各项能力需求的相对重要度。
（二）人才培养质量规划矩阵
本文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电子商务专业作为贸易经济专业的参照系，这三个专业在课程体系设置上有一些共通之处，但对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有较大差异。国贸专业侧重对外贸易，重视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电商专业则聚焦互联网的商业应用，强调学生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能力；相比之下，贸经专业主要针对国内流通产业，与另两个专业相比本文认为贸经专业要强调产业特征，以产业经济学的视角促进专业发展，培养理论与实务兼备的复合型人才为己任。为获得相关数据，本文采用德尔菲法，请相关专业教师和社会人士就三个专业的情况进行打分，汇总结果如表2所示。
表2贸易经济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规划矩阵
对于一个专业来说，不仅要考虑客户意见和市场竞争力，还需要考虑专业发展目标和自身特色，来进行人才培养质量规划，即根据发展目标和自身特色，调整客户需求的重要度。本文以5分制进行质量评价，5分为满分，表示在该指标专业竞争力最强，分数依次递减，相应竞争力下降。为了表征专业特色，特设定三个特征点分值：1.5表示专业特征显著，1.25表示有一定专业特色，1表示专业特征不显著。令客户给出的客户需求重要度为wj，j=1，…，15，上升率ij，专业特征点为aj，则调整后的绝对客户需求重要度为wj：
对其进行归一化，得到相对客户需求重要度：
（三）贸易经济专业课程模块矩阵
依据河北经贸大学贸易经济专业教学计划，考虑课程间的关系，结合前期调查问卷获得的专业能力需求指标，本文将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划分为13个模块，结果如表3所示。
三、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质量设计
根据贸易经济专业教学计划，采用专家调查法，咨询用人单位和专业教师，按照能力需求指标和课程模块的关联程度进行打分，9分表示关联度最强，0分表示不相关。由此确定课程模块与客户需求间的关系，以及课程模块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推算各课程模块的学分设置。质量设计的计算过程为：
1.计算课程模块的相对重要度
令客户需求与课程模块间的关系矩阵R为：
课程模块的绝对重要程度t=（t1，t2，…，tn）的计算公式：
2.计算课程模块的资源权重
假定课程模块间的关联性矩阵Z为：
3.推算课程模块学分
课程模块i的推算学分计算公式为：
各课程模块学分分配如表6所示。
上述推算过程未考虑各高校课程模块学分设置的制度约束，因此推算结果未必合理可行，为此在实践中需要根据约束条件进行适当调整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