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篇1
关键词：迟子建拯救意识自省包容困境
迟子建执著于在其小说当中构筑关于爱与美的世界，一方面，她用温暖和诗意的笔触把爱与美的生活直接呈现在小说之中，营造出一种单纯而令人向往的和谐；然而另一方面，迟子建并没有忽视生活和人性当中灰暗的一面，尤其是对于那些本性善良但由于性格缺陷、人性弱点等原因而犯下错误的作恶者，迟子建小说表现出一种对人性的拯救意识。而比起没有立场地展现生活的罪恶、人性的丑陋来彰显现实性的写作，迟子建小说包含着更深意义的一点在于，其自觉地对处于堕落边缘的人性进行拯救
一、人性的自省：道德观念约束下的自我拯救
在迟子建小说当中，我们难以发现一种无药可救的恶人，但是在人性弱点的驱使之下，某些人失去了善良的本性而成为了作恶者。然而，迟子建小说中普遍存在一种纯朴的道德观念，这使得作恶者内心也具有了一种无形的约束力，并及时警醒自我作出向善的改变。迟子建小说无意用现实的法律条文或其他硬性的手段对罪恶进行阻吓、限制和清洗，因为这样实际上是无法让深藏人们心中的恶意彻底消除的。迟子建也曾表示：“我想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恶人’，他总有善良的一面会在不经意当中被挖掘出来。”①其小说透露出的一种渴望是，只有寄望人们心怀善念、心存道德的底线和真正懂得反省自身的罪恶，才能让世间的罪恶消失于人们的心中。
人性的自省所反映的是迟子建小说对人性向善的确信。《鸭如花》中的逃犯因为杀害自己父亲而被捕，在被迫出逃之后唯一的目的就是到父亲的坟前拜祭，以减轻自己的罪孽。《腊月宰猪》中怀着孩子的外乡女，因为家乡闹灾荒而来到礼镇，骗取齐大嘴家有营养保证的生活并进行生育。在外乡女的不辞而别后，却来信每年要为齐大嘴做鞋作为补偿。从书写作恶者自我拯救这个角度看，迟子建小说一方面展示了人性的弱点，另一方面却没有因为人存在弱点而对人性产生怀疑。与之相反，迟子建力图证明变动中的人性最终始终会向着善的方向复归。
进一步讲，迟子建笔下的作恶者自省动力来自于内心的道德观念，因而其小说中的作恶者往往具有一种伦理认同的意识。而正因为认同伦理化的生活，曾经的恶行让作恶者感到对生活的脱离和对伦常的破坏，从而产生了负罪感。这与西方基督教思想传统当中人对灵魂与上帝深刻而沉重的拷问与忏悔存在不同之处，迟子建注重人性善恶本身的思考，但更注重道德对人的引导。《鸭如花》中的父与子、《腊月宰猪》中的“夫妻”，这些作品中的伦理道德关系是揭示人性走向自省的关键。
迟子建在表现人与恶行之间的关系上没有落入消极的个人化或非理性化，相反以人伦化的角度阐释人的自省意识，这与市场化年代中国文学的现象形成了对比。徐肖楠先生曾经论述道：“而市场中国的文学之手拽出了最污秽的生活却并没有放在阳光下，而是把它们置于更阴暗的地方，这些生活本来由于人们的羞耻感或表面的堂皇而压制着、而藏匿在最隐蔽的角落，现在它们就像蟑螂一样四处流窜。”②迟子建没有把人的恶行释放出来，作为某种“现实”供人们阅览。而更为重要的是，迟子建找到了灵魂救赎的道路，而非消极地任由人心之恶泛滥。
二、善意的包容：温情力量对作恶者的感化与拯救
除了寄望作恶者的自我的拯救，迟子建小说还试图用一种普遍的、人与人之间善意的包容来感化和拯救走向败坏的人性。于是迟子建小说在面对罪恶的时候，一方面并没有表现出疾恶如仇的非理性，而是以一片冷静以及宽容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间的消极一面；另一方面，迟子建在其小说当中并没有表现出对罪恶的无奈、恐惧与彷徨感，而是以一种广泛存在于生活的善意暖流来消解人心中罪恶的念头。迟子建小说在感化恶意、拯救失落的灵魂这一点上，与其小说所蕴涵的人文关怀是一体化的。
迟子建小说中善意的包容，是引导作恶者向善的一股温情力量。这股温情的力量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感化作恶者。她认为：“一个恶人向善，不能完全靠经文教条，因为经文教条太过间接，而生活中的温暖，却能直接感动人。”③在迟子建的小说当中，生活是温暖和谐的，而这往往衬托着作恶者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冲击着作恶者躁动不安的灵魂。《蒲草灯》中的“我”因为杀害了的妻子和五舅而逃亡到乡下，在机缘巧合之下“我”走进了骆驼的生活。骆驼的日本妻子在中日建交之后带上两个女儿回到日本改嫁，而他却没有责怪妻子的“无情”，依然活在思念的温暖之中，时时关心女儿和前妻的状况。纵然骆驼和“我”的妻子都以某种方式与自己脱离了关系，但是两人面对生活困窘的心态完全不同。骆驼以其豁达的爱浇灭了“我”心中的恨和恶意，致使“我”决意清洗自己的罪孽。如此一来不难发现，迟子建书写温情力量是在发现美，发现那些实实在在存在于生活而又容易被忽略的人间之爱。
迟子建小说用善意来包容拯救作恶者，而不是用某种“暴力”的方式与之对抗。《白银那》中的马占军夫妇为谋取自己的利益，阻断白银那人民售鱼的种种渠道，并提高用于盐价，间接害死了乡长夫人卡佳。但乡长并没有允许儿子的报仇行动，最后还呼吁乡人原谅马占军夫妇。《晨钟响彻黄昏》中的王喜林痛恨博士了其深爱的刘天园，但他并没有用极端的方法去报复心理扭曲的博士。迟子建认为生活当中自有消解罪恶的温情力量：“日常生活是多样性的，多样性的日常生活，当然会散发着人性中柔软、可人的气息。你无需刻意拾取，那种温情的东西就会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探出头来。这种温情有时就会有意无意地稀释外部环境的荒蛮和残酷。”④于是迟子建小说当中的生活虽然掺杂着罪恶，但还依然能展现出一种淡然的气质，而这种淡然是来自生活的包容性的。
三、善与恶的变奏：拯救困境的艰难突围
迟子建小说努力地引导失落的人性向善，但她同时也似乎意识到拯救困境的现实存在：因为人性的复杂，善与恶在人的心中时刻可能发生变动。因而迟子建并没有单纯地把人性的拯救途径归结于简单的自省――宽恕模式，她也承认人性是复杂而善恶交融的：“我觉得生活就是由善和恶构成的，而且善和恶在这里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它们是胶合在一起的……善和恶在某个人身上或者在某件事情上，都是统一体，小说家要做的就是这种善恶交融的工作。”①但由于坚信人始终向善，迟子建敢于探索人性的拯救困境，以及调和善恶的变奏与冲突。
首先，迟子建小说探讨了作恶者自救路上渴求得到他人原谅和宽容之难。我们可以看到人们面对已经得到惩罚、并努力自我拯救的作恶者时，其掩藏在宽容背后的偏见。一方面，曾经的受害者们似乎永远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而并没有平等地对待那些自我拯救的人；另一方面，受害者们还不断地试图从作恶者身上得到没有止境的补偿，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人性的压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宽容那些渴求得到救赎的灵魂。《一匹马两个人》当中老夫妇们的儿子因为发泄邻居薛敏的横蛮而将其，在九年的牢狱之期过去后，邻居胡裁缝不齿于为其做“脏裤子”，他再次走上犯罪之路，将看不起人的胡裁缝。正因为人们的偏见造就了人与人的不平等，作恶者的自我拯救无法取得人们的信任，其得救的希望也就被湮没在这种偏见之中了。
但从另一方面看，迟子建小说意识到人性自省的拯救方式同样存在困境。像《一匹马两个人》中的悲剧竟然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两次，这也表明迟子建并不是单纯地把善恶问题一分为二的。作恶者重复犯错的例子证明，人性有的时候是难以自救的：家人遭遇欺负，性格孤僻的他唯有用他自认为可行的方式保护家人。即在道德的善恶判断面前，作恶者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的，内心的道德尺度此时可能是无效的。要把人的善恶和切身利益彻底分开是难以达到的，更何况这时的恶行在我们看来多少值得唏嘘和怜悯。
总之，无论人性的拯救在善恶变动当中处于怎样一个困境当中，更为重要的是，迟子建小说拯救意识的最终指向是人心灵的纯净。要达到人性的纯洁纵然需要面对许多困境，然而在迟子建的小说当中，我们能看到一丝希望，那就是只要人们心中有善念，他们在人性的拯救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境都有突围的希望。
四、结语
从迟子建小说的审美理想来看，纯净的人格与灵魂是构成美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迟子建小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人的灵魂坚定地渴望纯洁，那么曾经的恶念也同样可以从人的灵魂当中得到净化；我们同时也看到世间的温情力量可以感化和包容世间种种自省中的灵魂，使得理想中诗意美好的生活越来越接近现实。而随着写作年月的增长，可以期待的是在迟子建将会继续坚守这份拯救的立场，并在其小说当中不断建构和完满其关于爱与美的生活。
注释
①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J].花城，
1998（1）：114-120.
②徐肖楠.我们文学中的恶欲[J].文艺评论，2008（5）：36-41.
③张铃，迟子建.要把一个丑恶的人身上那唯一的人性的美
挖掘出来――迟子建访谈录[J].山花，2004（3）.
④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J].当代作家评论，2006（4）：42-50.
参考文献
[1]施军.苦难叙事的看点与立场[J].文艺评论，2009（3）.
[2]于敏.论宗教之光烛照下迟子建小说创作的魅力与局限
[J].当代文坛，2013（2）.
[3]迟子建.迟子建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迟子建小说篇2
关键词：迟子建；辞格运用；形成原因
迟子建是现当代优秀的女作家，她的小说语言平实而不乏独特的艺术魅力。迟子建是现代优秀的女作家，她在北极村生活的经历造就了她的小说语言平实中不乏魅力。在迟子建小说中随处可见修辞格的运用，本文将从多种修辞方式入手对迟子建小说进行语言分析。
一、迟子建小说辞格运用分析
修辞通常来说就是对语言的修饰和调整，即对语言进行综合的艺术加工。[1]陈望道先生说过：“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2]对语言能运用自如的人，对辞格的驾驭能力也必定是极强的。巧妙地使用辞格，能给原本平淡无奇的语言增加一些可咀嚼的附加物，使从句子到文章读起来都如同在欣赏一场语言盛宴，耐人寻味。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中经常使用多种辞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比喻、比拟、夸张、反复等。
（一）比喻的运用
迟子建在小说中常用的喻体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事物，她不喜欢用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物来做喻体，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她比喻的与众不同，反而使她的小说因此更有其独特的的魅力。
1.以植物为喻体
（1）以可以吃的植物为喻体
①六只大白鹅见了她便从鹅里嘎嘎嘎地叫着聚过来，鹅的脖颈一律高耸着，像是一颗颗挺拔的笋。（《洋铁铺叮当响》）
②我坐在大门口，盼啊，盼啊，夜幕低垂了，月亮在山坳里不停地拱啊，终于拱出了一点，金黄色的，细长的，像是一颗豆芽的月亮边。（《北极村童话》）
例①本体是大白鹅，喻体是笋，把白鹅比喻成挺拔的笋，都是白色直立的物体，形似，而且笋是很好吃的食材，突出了主人公对大白鹅的喜爱之情。且主人辍学后一直在家干闲活，符合她的人物身份和性格，体现了她的朴实。例②中本体是残月，喻体是豆芽，残月和豆芽也是形似的事物，作者能把二者联系起来可见其童心未泯。“我”在天黑以后都是会悄悄溜出家门与一位不认识的老奶奶玩耍，而这又不能让奶奶知道，形象地写出了“我”盼望天快点黑，可以溜出去和老奶奶玩的急切心情。
（2）以花为喻体
花本身就是美好的事物，迟子建喜欢用花来比喻或者反讽，寄予花以强烈的感彩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引起读者的想象和共鸣。
她奔过来，蹲下身，拍着我的脸蛋。“奶奶，你的裙子像喇叭花。”我扳着她的肩，对她说。（《北极村童话》）
例中本体是奶奶的裙子，喻体是喇叭花，把奶奶穿裙子的样子写成是喇叭花很是形象，既是表露对奶奶的喜爱又表达出“我”的调皮可爱。“我”本来就很喜欢老奶奶，她教会我识字、唱歌、猜谜语等等，“我”很希望老奶奶能一直这样开心。
2.以动物为喻体
迟子建多选用体型各异的动物作喻体，有蝴蝶、苍蝇、小猫、小狗之类的小动物，也有老虎、熊之类的体型庞大的动物，体现了不同的情感特色。例如：
①我记得离开楞场的最后一天，最后三个木排满载着木材走了。木排越走越远，最后小得就像飞在水面的三只蝴蝶。（《越过云层的晴朗之伐木人的家》）
②美奴捡起一块砖头冲出家院，哭着怒喊着：“你们这些老母狗，快滚开，离我家远些，不然我就用砖头给你们的脑袋开瓢！”（《岸上的美奴》）
例①木排载着木材远离的场景和主人公即将离开的心情相呼应，他看到木排越走越远，最后小得如三只蝴蝶，深刻地表现出了对自己的渺小的无奈以及要离开的忧伤。例②中作者用母狗来比喻爱嚼舌根的妇女。
3.以人为喻体
迟子建在她的小说中以人为喻体的比喻也不在少数，人本身就是具有思想的可活动的，以人为喻体具有以别的动物和植物所没有的独特性，其中她又多爱以女性形象为喻体。女孩、孕妇等都可以被她信手拈来用作喻体，赋予物以人的感彩，表达出浓郁的人情味，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婉容也不喜欢那些丰腴的红鱼，它们更像一群久处闺房嫁不出去而又盛装华服的老姑娘。（《洲国》）
例句中把红鱼比作姑娘，丰腴的红鱼和久处闺房盛装华服的姑娘一样是引人注意的，但红鱼是不能吃的，和未嫁的老姑娘一样没有实现其生理使命。
迟子建在小说中大量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类型多种多样且富于变化，给看似平凡的语言添了些妙趣横生，使平淡的语言大放异彩。
（二）比拟的运用
比拟这种修辞手法具有思想的跳跃性，能使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力，对所要描写的事物产生鲜明的印象，感受到作者的感情，引起强烈的共鸣。迟子建的小说作品中也经常运用到比拟这种辞格。
1.拟人
把物当人来写，赋予“物”以人的言行或思想感情，使物具有人的特点，比如性格、行为、感情等。主要是运用描写人的词汇来形容或陈述事物，激发读者的联想，拉近读者和事物之间的距离，使读者触发生活体验，由物及人，增强事物的形象色彩，丰富语言的情感信息。例如：
①而真的到了人日子这天，洗衣婆吩咐女萝擀面条给一家人拴腿的时候，猛然听见外面一阵呼啦啦的风声，风尖叫着将杨树摇得呜呜叫。（《秧歌》）
②两片空网摊在一起，晨光温存地抚爱着它们，使每一个网眼都泛出柔和的光泽。（《逝川》）
例①把风和杨树当作人来写，风会尖叫，还会摇晃杨树，杨树也会呜呜直叫，都是人才有的动作和行为，生动得把风的强劲和杨树被吹得东倒西歪的形象展现给了读者，让读者自然而然产生联想，加深印象。在“人日子”这天忽然起风了是不好的预兆，为下文人物遭遇不幸做铺垫。例②把阳光当人来写，赋予阳光以人的行为把阳光人性化，抚爱着空网，在安慰没有捕到鱼的它们，其实是在安慰着一无所获的主人公―吉喜。
2.拟物
把人当物写拟体是物，使人具有物的情态或动作；或把甲物当乙物写，拟体是已物，使已物具有甲物的特征或情态。例如：
①他和余美珍年纪大了就可以到大连看看儿子，也看看海。他美滋滋地想象着这一幅幅锦绣画面，然后充满慈爱地看着小马驹一样有生气的二小。（《洋铁铺叮当响》）
例①他和妻子对儿子二小的期望就是在那些贫穷的日子里，孩子能长得很健壮，把孩子当成小马驹来写，赋予他马的矫健和活力，引起读者联想。二小是夫妻俩的希望，他们指望儿子能有出息带他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三）夸张的运用
为了达到某种效果故意言过其实，对客观的人、事物故意做夸大或缩小或超前的描述。且经常与其它辞格一起运用，更好地表现出人物心理，塑造人物形象。例如：
①大小一气之下关了电视机，到院子里用铁锤砸一块本不该砸的废铁，砸得黄昏都要碎裂了。（《洋铁铺叮当响》）
②雨越下越大，车越开越慢，苫布哗哗响着，感觉不是雨珠打在上面，而是一条河从天上下来了。（《一坛猪油》）
例①是夸张与比拟一起运用的，大小是很生气后去砸铁的，力气就会很大，作者不直接描写而是夸大了这种声音能把黄昏给砸裂了，可想而知大小很生气，又不愿直接说明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发泄出来心中的气愤，作者运用这种夸张的手法把大小内向的性格和气愤的程度表现得淋漓尽致。例②在雨天出行本就是不喜欢下雨的，况且是这种大雨，女主人公带着孩子在雨天出行，雨下得像条河从天上流下来了，是与比拟这种辞格一起运用的，且显然雨再大也不可能是一条河那种水量，这样的方式来写雨下得大，是很成功的夸张。
（四）反复的运用
为了突出某个意思或强调某种感情，特意重复某个词语或句子，这种辞格就是反复。迟子建在写作中虽然运用反复的频率不如比喻、比拟等辞格，但是这种辞格在其作品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①我感到头发沉、胸闷极了。眼前模糊的一片，身上冷得直哆嗦，好像谁给涂了一层冰。我把头无力地搭在小舅的肩膀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累极了，累极了。（《北极村童话》）
例句中接着出现2次“累极了”，强调了“我”累极了就逐渐没有了意识逐渐入睡的情境。
迟子建正是综合运用各种修辞手法使其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不仅是作者本身的情感表达，也是她要呈现给读者的场景，进而更进一步加深读者的印象，给读者留下更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使其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表现得更加深刻和透彻。
二、迟子建小说辞格运用特色形成的原因
（一）故乡情结
迟子建出生在东北黑龙江的一个小村里―北极村，在考上大兴安岭师范学院以前都生活在那里，东北独特的地理特征和文化风格都对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她就是凭借着对故乡的书写才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在迟子建的文学创作中她很自然的从故乡取材，那儿一年有一半时间是下雪的，绿色植物就很稀罕，所以她对植物很是喜爱，在写作中也是经常出现各种植物，其在比喻中会以植物为喻体，比如在《北极村童话》中她描写“小姨”时写到“她的长裙曳地，自然打着旋，像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就很自然地以在黑龙江很常见的牵牛花为喻体；在比拟中，也用故乡生活中常见的各种植物作为拟体，例如在《逝川》中“她们在逝川岸边的形象宛如一株株粗壮的黑桦树”就把女人们当成了桦树来写；同时迟子建也会把故乡生活中熟悉的动物作为拟体，运用到比拟中去，比如在《雾月牛栏》中“外面有些凉，星光像蟋蟀一样在院子里跳荡，他看见了屋子里的灯光。”可见迟子建在其写作中的取材多倾向于她喜爱的故乡，更倾向于普通的、大众化的事物，进而呈现出朴实、真挚的文学特色。
（二）个人喜好
迟子建在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中说到，我很喜欢做饭，厨艺很好，她写作的时候在晚上上床后，要为第二天构思两样东西，一个是小说情节如何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吃什么。迟子建觉得，“吃”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就像一个人的呼吸一样。你总不能让人物在作品中一味谈“精神”而不吃不喝吧？这有悖生活的常理，当然，无节制地炮制吃，小说又沦落为菜谱了。所以迟子建在写作中会以可以吃的植物为喻体并不稀奇。例如在《洋铁铺响叮当》中“一会儿的功夫，一根根油光可鉴的小辫子就很帅气的垂吊下来。那些小辫子看上去就跟丰收了的麦穗一样”；迟子建又很喜欢森林，也喜欢在森林中嬉戏，所以各种小动物也都成了她辞格运用的对象，以致在比喻的喻体中会出现体型各异的动物，例如在《原始风景》中“姥姥和围在饭桌旁的亲戚们像被捣了老窝的蜜蜂一样一哄而起，纷纷跑出房屋，这时候我二姨却从容地从菜园迎着我们走来。”《秧歌》中“她见自己的老头成了这副样子，就低下头笑出一串声音，仿佛一条鱼在水中弄出一串水泡似的：‘老了老了，还出这个洋相！’”都是以动物为喻体，自然贴切。
迟子建的小说在文学方面贡献很大，她的语言平实而不乏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与她辞格运用时的特点密不可分。通过对迟子建小说辞格运用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解读其作品的创作内涵和艺术特色。（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册）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60.
迟子建小说篇3
摘要迟子建的小说中，以儿童和少年为叙事人的小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小说的技巧和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儿童的叙述视角。儿童由于较少受到世俗的浸染，以儿童的视界去透视世界，人类的生存世相将会脱离“习惯性桎梏”下的理解方式，呈现出别样的意义。本文从回望故园、塑造边缘儿童形象和复调特征三个层面分析了迟子建小说中儿童视角的意义。
关键词：迟子建小说儿童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是一个多种元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小说也不例外。在迟子建的小说文本中，多种艺术元素交织于其间，共同铸就了一片广阔的艺术天地。迟子建小说的技巧和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儿童的叙述视角。
一
视角原来是绘画透视学中的术语，画家观察和描绘人物，需要选择一个较为恰当的视角，才能更准确地描摹人物的精神面貌。鲁迅的《社戏》开创了儿童视角书写乡情的先河，在《社戏》中鲁迅以童年回忆为视角，着重挖掘乡土生活中的真善美，表达对乡土乡亲的热爱。迟子建的作品中，以儿童和少年为叙事人的小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迟子建习惯用儿童的眼睛去观察故乡，沉醉于对故乡风物的描写。这些儿童视角小说展现了迟子建对于家乡故园的依恋。
童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仅此一次，也正因为如此，童年的天真和率性才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追忆的。儿童眼中的世界，是人的自然感性生命与世界之间的相通相融，在这相通相融之中，心灵与自然融为一体，生命获得圆满和谐。由于有了这种和谐，我们看到这些精妙的句子也并不稀奇――
“春天就在屋里屋外竖着或者躺着，它的身体绿得明滑鲜艳。山丁子树芽中的那些绿嫩让人牙疼，而草甸子上整整齐齐的像密密实实的丝绒地毯的绿又给人一种抽筋断骨的感觉。（《原始风景》）
又如写北方的雪：
“在北国是无法阻止大雪降临。上帝把寒冷季节中最温柔最灿烂的景色泊在这里，本身就造成了一种雄壮和神秘的气氛。雪的色彩极为绚丽，它时而玫红，时而幽蓝，时而乳黄。”（《逝川》）
冰冷的大雪在迟子建笔下，不仅美丽妖娆，而且使朝霞也失去了鲜艳。她用徐缓平和的语言，把北方的严酷淡化得只留一点诗意、一份美丽。
茅盾在《文学与人生》中谈到：“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去描写别种来。”文学所摄取的信息，总是与特定时空中的具体认识相关联的。在迟子建的小说世界里，那铺天盖地的大雪、轰轰烈烈的晚霞、波光荡漾的河水、开满了花朵的土豆地、被麻雀包围的旧窑、秋日雨后出现的繁星一样多的蘑菇、在雪地上飞驰的雪橇、千年不遇的日全食等等，都能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旷达绚烂与生机。迟子建本人曾以充满感情的语言，表达过她对大自然的深情：“我总觉得自然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一直认为，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它有呼吸、有灵性，往往会是你与它产生共鸣。”可见，对大自然的钟情和与自然之美产生的心灵共鸣，是迟子建创作的原动力之一，也是她对家乡故园产生依恋的重要原因。这些共同支撑其小说艺术大厦。
二
儿童视角本质上是一种边缘化叙事。按巴赫金分类，儿童、傻子、骗子、小丑等社会角色都属于边缘化人物，以他们的视角形成的叙述形成了边缘化的文学叙事。儿童由于较少受到世俗的浸染，以儿童的视界去透视世界，人类的生存世相将会脱离“习惯性桎梏”下的理解方式，呈现出别样的意义。迟子建小说中儿童视角的运用，直接塑造了一系列边缘的儿童形象。
迟子建早年的作品《北极村童话》、《原始风景》中的“我”，《树下》的七斗、《清水吸尘》中男孩天灶，《麦穗》中男孩麦穗等，都是由一个男孩或者女孩的眼睛来看，以他们的口吻叙述故事；有的则是多重视角插入儿童生活的儿童视角，如《鱼骨》中的小女孩旗旗，《日落碗窑》中的关小明，《朋友来看雪吧》中的鱼纹等。
从本质上说，作家都是儿童，他们总是瞪着一双迷惑的、探究的、质疑的眼睛来观察和审视周围的世界，作家的一切创作活动几乎都是在变大对人生和世界的困惑、质疑、发现、批判和梦想。迟子建塑造儿童形象的作品是想用一颗童心来观照世界，来参透人生，并且在所有儿童都不能遂愿的结局中揭示儿童与成人世界之间的厚障壁。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大人们不让孩子接触过多，本意上是想保护孩子不受到伤害，但事实上，孩子那颗渴望成长的心灵恰恰是在大人们不理解、不支持的态度中受到了伤害。由此，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忽略的，是不重要的。
《北极村童话》中的“我”是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小说是从“我”被“抛弃”的命运讲起的：“大轮船拉笛了……妈妈走了，还有姐姐和弟弟。我真想哭。妈妈真狠……我恨你。”
这一段写的是妈妈送“我”走时的情景和“我”的感受。从小说的一开始，“我”和妈妈就产生了隔阂。“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懂得了“抛弃”这个词。除了被抛弃，“我”还品尝到了寂寞。姥姥家人口不少，可是每个人都很忙。无聊的“我”只能捉蚂蚱，捏泥人，自己找乐。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的知音――一个被全家人抛弃、孤苦伶仃的被称作老苏联的老奶奶，却由于被姥姥发现而不能再来往，直到老奶奶悄无声息地死去。“我”之所以能与老奶奶成为知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曾被“我们”生活的环境所“抛弃”。不管这种“抛弃”是事实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我们”都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了被人们忽略却又无法改变自身现状的“边缘人”。
除了《北极村童话》中的“我”之外，《清水洗尘》里天灶被亲人忽视的受挫感；《日落碗窑》里关晓明时刻想证明自身能力的渴望；还有《树下》、《晨钟响彻黄昏》、《雾月牛栏》里遭到伤害的孤独无依的孩子复杂的内心感受，都说明在现实的生活中，孩子在大多数时候是不能进入成人的世界的，而孩子心灵深处的感受也往往都是被忽略的，尽管家长们很爱他们。成人世界在用成人思想忖度孩子的思想，这往往把孩子从主流世界边缘化了。
因为儿童是懵懂的，是幼稚的，其身份含义和行事原则由处于中心位置的家长来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儿童只有想象的空间而没有发挥的余地。然而在小说中，当儿童具有了与成人一样的对世界、人生、历史的阐释权时，童心映照的自然人性之美，会让读者的心灵受到无法回避的深刻震撼。
三
儿童视角的运用使得小说呈现出一种复调特征。
“复调”本为音乐术语。巴赫金借用这一术语来说明小说创作中的“多声部”现象。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指出：由“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效果，是陀氏在艺术上创新的结果。小说中的“复调”主要指的是在一部小说中有几类声音、几种思想同时存在，彼此照映，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儿童视角小说以儿童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以儿童的口吻进行叙述，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成人世界发生龃龉。小说中又不可能不对成人世界进行描写。因此，在儿童视角的小说文本中，儿童话语系统与成人话语系统交织在一起，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不断发生摩擦与碰撞，儿童叙述者与隐含的成人作者之间也不断对话，这就使得文本中呈现出鲜明的复调特征。
在小说《雾月牛栏》中，由于经济的拮据，宝坠只能与继父和母亲同睡在一个炕上。有一天半夜，宝坠偶然看到了继父与母亲“叠在一起”的情景，在继父无意识的一拳之后，宝坠便从一个孩童变成了无知的弱智，这也成为继父一生不灭的愧疚和无尽的梦魇。宝坠从此却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对继父的敌视。他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问“我叔死了吗”？并在潜意识当中有一种小小的期待；也可以肆无忌惮地超脱生死界限，道出生命的本质和活着的意义：“叔都死了，送他他也不知道。”他甚至可以更露骨地预言妈妈的未来“叔死了，再来个活的叔和她一起住”……童痴眼中的世界，是那么简单，是那么明净，他不必为了妈妈的意愿维持他与继父的关系，也完全不必承担叔的愧疚和悔恨，他可以由着性子终日和牛在一起，也可以在氤氲的雾气中骄傲地欣赏牛栏上的梅花扣。当叙述者选择宝坠作为主要叙述视角时，宝坠的生命方式获得了肯定――既然人生本是意味着贫穷、心酸与无可避免的意外和死亡，像宝坠这样将人生之苦难挡在意识之外，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令他快乐的东西，他可以尽情享受，令他不快的事情，他可以完全不想。在他的世界里，他完全是一个主宰。
就如同死者本身并不是感受死亡痛苦最多的人一样，宝坠也同样感受不到痴傻的痛苦。真正感受这种钻心疼痛的人是宝坠的家人，尤其是作为“罪魁祸首”的继父。在这篇小说中，宝坠见情见性的生活和继父沉痛的赎罪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种声音构成了小说的复调。
在小说中，继父用八年的时间来惩罚自己冲动间的一时失手，最终病弱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种惩罚并未解除，继父仍然惦记着宝坠的痴傻。事实上，除了他自己以外，并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是宝坠致残的元凶。母亲对真实内幕也毫不知情，只是认为“丈夫善心肠”。但是，继父本质上的善使他无法从旁人的毫不知情中蒙混过关。他备受自身道德的谴责。这种惩罚是来自于心灵而非外部的。所以，与宝坠的童痴声音相对应，继父的心里在千千万万遍呼唤宝坠能够恢复记忆，并且给了宝坠一切作为父亲能够给予的关爱。然而，宝坠的痴傻丝毫没有因此而改善，命运继续用自责折磨着这个本性善良的男人。继父思虑成疾，最终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这是赎罪者所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自己的罪过依然无法释怀，只好带着无限的悔恨和遗憾去了另一个世界。但这也不是最可悲的，更可悲的是继父还债的过程是痛苦砝码不断增加的过程，他所有的努力宝坠都无从知晓，他所有的呼唤都化作了漫天的雾气，随风而散。继父的呼唤和宝坠的茫然这两种声音增大了作品叙事的张力。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说：“就小说本性而言，它是作家创造的产物，纯粹的不介入只是一种奢望，根本做不到。”儿童视角毕竟是有限度的视角，其对生活的透视受囿于儿童有限的认知水平，因而要做到文本主题的严肃而深刻，成人作者必然要对儿童视角做出干预和介入。钱理群认为：儿童视角是“过去的‘童年世界’与现在的‘成人世界’之间的出与入。‘入’就是要重新进入童年的存的方式，激活（再现）童年的思维、心理、情感，以至语言（‘童年视角’的本质即在于此），‘出’即在童年生活的再现中暗示（显现）现时成年人的身份，对童年视角的叙述形成一种干预。”在这种复调叙事结构中，儿童视角中不断插入成人视角和成人声音，成人叙述者的话语和判断总是带有分析评论，甚至哀求的意味，他的声音在童年的时空中穿梭。迟子建作为一位具有悲悯情怀的作家，她希冀宝坠能够救赎他的继父，因此设置了复调的小说模式，尽管未果，但表达了作家对良心救赎的认同。这种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相互交织的叙事艺术，一方面使儿童视角具有呈现具象的原生态生活的功能，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了审美愉悦；另一方面成人叙述视角对儿童叙述视角所展示的世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使作品的主题更加深刻，从而拓展了作品的叙事空间，整个作品的内部充满叙事的张力，超越了一种单纯视角所带来的固定或单一的意义阐述。
叙事角度是创作过程中的一个综合指数，是叙事谋略的枢纽，是整部创作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种选择。儿童视角的选择使得迟子建不以启蒙精英或精神领袖的姿态居高临下，而是贴近底层，置身民间，带着热切的人文关怀从事写作，这使她的作品总是洋溢着善意和良知，有一种不自觉的唯美倾向。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大荒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0BZw088；牡丹江师范学院人文指导项目《迟子建小说中“边缘人”叙事》，项目编号：RZ2008010。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全集》（卷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迟子建小说篇4
群山之巅，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到谁的呼唤？
这是迟子建的新长篇小说《群山之巅》的最后一句话，在网上被众多网友转发，不少读者首先就是被这句话打动吸引。《群山之巅》讲了一个有历史有渊源有悬疑的杀人和缉凶故事。全书一共17个片段，也就是小说的17章，每一章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小说的篇幅不是很长，只有20万字，容量却很大，要做足铺垫的话，这个篇幅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作者充分考虑小说结构布局的紧致，采用环形链式结构，用倒叙开篇，自然地把每个人物的历史和过往叙述出来。这些人物相互勾连，事件一环套一环，相互承接勾连，又构成一个整体群像。虽然人物众多，形形，又各自有鲜明的个性，但这个群像不是松散的，有一个贯穿整部小说的主线，线头是辛家的养子辛欣来。
《群山之巅》的故事发生在北方龙山之翼一个名叫龙盏的小镇。那里有桦树皮的清香，有人们钟爱的野花、松鼠、白云、雪地、格罗江……但那里没有田园牧歌。迟子建不是叙写民俗风情志，而是要讲述一群小人物的生活、过往和他们的命运以及抗争。迟子建是黑龙江人，是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被誉为大兴安岭的文学代言人，她笔下不离她热爱的北国世界，那里有苍茫的群山和奔流的大河。迟子建坦言，《群山之巅》是“一个写当下生活与历史有千丝万缕纠葛的作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幸她完成了这个挑战。《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是《群山之巅》最早的读者之一，正如他所言，《群山之巅》“构建了一个独特、复杂、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方世界”。
好小说要有好故事，但仅仅有好故事，还不一定称得上好作品。《群山之巅》不仅讲了一个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好故事，也沉淀了作者对多个重大人生课题的思考，这和迟子建的创作习惯和本书的创作意图有紧密联系。
具体而言，《群山之巅》涉及了以下主题：历史――英雄和逃兵；罪恶与忏悔――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灵魂负累，并为此忏悔；女性――爱情、婚姻、身体、生育；城市化与环境――以唐镇长为代表，宁愿牺牲经济发展，也要保护环境，但仍然被时代大潮裹挟；神性与人性――安雪儿和辛欣来为两极代表；风俗与制度――比如殡葬改革、死刑的执行方式；热点时事――朱令投毒案、刑讯逼供、器官移植与买卖、英雄的塑造与宣传。每一个主题都是通过叙事来呈现，从细节上生动地再现复杂的人性和有棱有角的现实生活，绝非传声筒式的抽象论述。
在两年多的创作过程中，由于长期沉浸在大山之巅的飘雪世界，和书中的人物共情至深，迟子建甚至写到晕厥，让家人十分担忧。收笔之后，仍然心颤，不能释然。毫无疑问，《群山之巅》是一部可读性很强又沉甸甸的耐读的杰作，它让沉默的生灵发出声音。迟子建认为，小人物是小说的“珍珠”，无论多么宏大的主题，都可以由小人物串起来。迟子建的小说里边的每一个人骨子里都是孤独和沉默的人。人物都是小人物，但山却是大山，大山就是他们的绵延不绝的挣命与生活，山巅之上的小人物也可以有他们的巍峨。那些卑微的人物，怀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这是作者赋予他们的生命的尊严。
《群山之巅》是迟子建时隔五年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日前，迟子建携书出现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人和书都引起轰动。迟子建成名已久，在读者眼里早已被划归为进入文学史的“老作家”。知天命之年的迟子建还是那么年轻，端庄贤淑又在嘴角眉梢带着几许少女般的热切与明亮。迟子建说，《群山之巅》是自己50岁收获的一个沉甸甸的成果，她正在创作生命旺盛的阶段。为《群山之巅》发行站台是迟子建生涯首次参加新作推介，可见她对《群山之巅》的重视。
迟子建小说篇5
对于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迟子建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平和与宁静，她说自己对获不获奖没有太大的期待。
其实迟子建更早以前的一部长篇小说《洲国》也曾入围茅盾文学奖，但最终没有获奖，如今《额尔古纳河右岸》最终获得了评委们的青睐，她个人认为可能与这部小说的主题有关：“《额尔古纳河右岸》与《洲国》相比，不仅是一部单纯的历史题材的小说，它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书里描写的一切都是活生生存在的。我去过很多国家，发现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正经历着与鄂温克部落相同的命运与遭遇，许多原生态的东西都正在被戕害。作为一个作家，不会去做道德评判，不会探究事情的合理性，我只是希望能把这种现代化慢慢消除世界文化差异性的过程展现出来。”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一个“小女子”的大见地。
“我的作品最大特点是不写自我”
女性驾驭历史题材往往会把个人思想的痕迹留在里面，对于这一点，迟子建说：“我很少写关于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我也从来不去刻意追求一部作品的厚重感，因为深刻是求不来的，只能是自然而然呈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很信奉的一点是，虽然后天的知识储备、文化积累必不可少，好的作品与作者的创作环境、生活环境也是息息相关的。优秀的作家不能与现实生活割裂，否则他的作品一定非常苍白。只有深入地了解生活，拥抱生活，才能获得创作的灵感源泉。
“小人物说大历史”
迟子建从《洲国》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长篇小说创作始终实践着“用小人物说大历史”这一创作理念。因此说迟子建也是“小人物”她一点儿都不反感，但说她是小女子，她未必愿意，尽管她的作品中无处不体现着女性的温婉与细腻。迟子建曾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近来又摘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无疑，她这个“小人物”已向大作家的行列迈进。
曾经也是个“少女作家”
和近些年涌现出来的那些“80后”文学青年一样，迟子建也是在青春时期就开始了幸福的作家梦。“我第一次尝试创作长篇小说是在1984年，当时只有20岁。”迟子建说，“我感觉青春是一种力量，能够给予一个作家激情和灵感。而且，真正写作的人，不管年纪多大都不会苍老，时间、知识和阅历的积累会让一个人更加成熟。”迟子建说自己的青春就是在写作当中度过的，这种青春的写作从各个方面都会给予她很多很多东西，使自己慢慢变得成熟。
而谈到“80后”文学青年批判前辈的反叛精神，迟子建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论是称赞还是批评都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她也告诫“80后”文学青年：“批判一个事物的前提是真正懂得和了解它，这要有深层次的积累。如果仅仅从感官而不是从心灵去批判，就难以产生艺术震撼力。”
迟子建小说篇6
关键词：《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创伤体验；生命审视；自我超越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005-01
迟子建早期作品如《北极村童话》、《亲亲土豆》等如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香，总给人一种醇朴、温暖的感觉。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却如时而凄厉又时而呜咽的声声悲泣给人以巨大的生命冲击和心灵震撼。
一、自我创伤体验的文字书写
“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忧伤。”《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这句话映照了迟子建心中无法言说的伤痛。童年时期与死亡的接触不仅使她过早认识了生命的脆弱，也给她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而丈夫的早逝，更成为她生命中无法弥补的裂痕和无法治愈的创伤。
“体验过家庭的疾病与死亡的艺术家更偏爱表现生存与死亡这个永恒的精神所渴望的主题。”①迟子建常在文字中思考生命、生存和灵魂等形而上的问题，因此她温情的笔下隐含一种冰冷的寒意，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甚至让人感到一种尖锐而持久的疼痛。
迟子建将自我渗透其中，书写了一个同样经受丧夫之痛的“我”独自踏上去三山湖的旅途，从此陷入了死亡的梦魇：在乌塘，陈绍纯被自己的画砸死在深夜，小摊主的妻子打个吊瓶就丧了命，死于矿难的蒋百被冰冻在自家冰柜里；在风景区，云岭的母亲被小狗咬伤而死去……“死亡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主旋律，它在小说里一遍遍奏响，密集到令人不能喘息的程度。”②生命就如同深秋里的最后一片树叶，永远无法预知将在哪一刻坠落。迟子建用她沉重而无奈的笔触展示这一无法躲避而又荒诞的“灾难”。
二、对生命个体生存的审视
迟子建并不执着于展示死亡的阴暗与恐怖，死亡只是她观照人生的一面反光镜。共同的生命体验使她真诚表现那些不幸人们的内心世界，她的作品也愈深刻、愈透彻地审视个体的生命状态，反衬出个体生存的艰难。
在乌塘生活着一群底层的小人物：无钱上学而卖笤帚的女孩；命悬一线的矿工们；满腹悲歌的陈绍纯；不幸丧妻的小摊主……每个个体存在都充满了苦难和困顿，他们在不可知的命运旅途中艰难跋涉，饱尝着生的苦闷。
蒋百生前是一位普通矿工，虽然他也不幸死于矿难，但为了某些原因，蒋百嫂隐瞒了他的死讯，将他的尸体冷冻在大冰柜中。他没有葬礼和墓地，虽然坐在家里，感受的却不是温暖，这种超乎寻常的方式不仅使蒋百失去了应有的身份认可，也注定了蒋百嫂将永远得不到心灵的安宁。灵魂的折磨常使她半夜蹲在陈绍纯门前，在他漫天大雪般的悲调中独自泪流满面，对她而言活着比死了还要可怕。迟子建说：“生比死艰难，死是速战速决的，而生则是非常惨烈的过程”。③这种惨烈的生的苦痛不仅仅是生命个体心灵上的自我冲突，更是其与之所处的生存环境的剧烈冲突。死亡和苦难成为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生命个体普遍的生存景观和整体性的生存遭遇。
三、在对生命个体的关怀中超越自我
迟子建始终相信艺术虽不能拯救世界，但能给人带来心底的安宁和幸福。她的文学创作过程不仅是关怀生存困境中的生命个体的过程，也是对自我心灵创伤进行疗救和超越的过程。
生命的苦痛并不能阻挡迟子建追逐温情的脚步，她依然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中寻找那些能弥补残缺、温暖世界的画面。尽管小说揭开了人生苍凉、灰暗的一角，但她从不渲染绝望与苦痛，她要给他人、给自己一点温暖，这种执着的信仰在她的作品中缓缓流淌：周二夫妇之间真挚的夫妻之情，对蒋百嫂一家的照料和对陌生瘸腿人的帮助、牵挂；小摊主对亡妻无法阻断的生死之恋；蒋百那条为等待主人回来而奄奄一息的狗……迟子建以温情的力量使人们、也使自己获得了驱除苦难、超越苦难的信心和勇气。
在文中，“我”最终突破了个人情感的限制，将自己的丧夫之痛融入到了集体的伤痛之中，从而获得了一种对于生命的共同担当与精神认同。从乌塘到三山湖的旅途既是“我”超越悲苦，寻找生之希望的过程，也是迟子建努力面对现实，完成个体情感嬗变和自我超越的过程。
洞悉了人间苦难与残缺的迟子建，以自己深切的生命体验，在揭露生命个体残酷生存真相的同时努力挖掘和展示温暖、善良的人性之光，牵引着每一个在生命泥淖中挣扎的个体走出绝望与沉沦，并在对生命永恒意义的追寻中不断超越自我，走向诗意的栖居之地。
注释：
①马建高.艺术家死亡意识的美学体现[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3）.
迟子建小说篇7
论文摘要：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对我国东北原始游牧民族鄂温克族进行了出神入化的描述，构筑起了一个与森林同生共死的游猎民族的百年史话。文章针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内容，从故土情结、悲悯情怀、忧患意识三个方面来阐释迟子建的创作个性。
迟子建在2005年岁末出版了一部哀伤凄美的史诗性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作品通过“我”——年过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妻子的回忆，讲述了生活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鄂温克民族在中国20世纪的洪流中悠长而伤感的发展变化过程。迟子建用她清丽、温婉、诗意的语言、饱满的激情，构筑起了一个与森林同生共死的游猎民族的百年史话。
这些鄂温克族神圣历史的碎片，迟子建对其东北故土的深深依恋之情的宣泄，氤氲着作者浓厚的悲悯之情。文中“我”饱含忧伤的述说更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文明与古老民俗的冲撞，以及作者对原始文明的忧患之情。
《额尔古纳河右岸》无论从对边地少数民族的书写还是从对原始文明的依恋来看，都可以称作是逆行于当代社会的一只精灵。
1故土情结
迟子建出生于中国最北端的漠河，这个风景秀美的北国边陲给她留下了太多的记忆。黑龙江的鱼汛、大兴安岭的林涛、鄂伦春的马队点拨了她的才情、丰富了她的情感、开阔了她的视野，人类的精神溯源性又使迟子建与生俱来地形成了一种眷恋北国故乡的生命情结。而在当今文坛上，认同世俗、赞美欲望正成为当今许多文学作品的表现主题，在这样的氛围中，迟子建没有以媚俗的姿态迎合市场，而仍以孤独而执著的探索精神，坚持着自己由来已久的创作追求——深情地注视着故乡的土地，营构着一支支吟唱故乡田园的淳朴自然而又粗粝野性的牧歌。她像肖洛霍夫写顿河哥萨克、福克纳写美国南方小镇那样心无旁骛地书写她的北国边陲。
《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鄂温克民族巨大的风俗画卷上，迟子建深情描画了酋长、萨满等众多可爱鲜活的人物，感悟着鄂温克人民或粗犷、宽厚，或细腻、温柔，或愚昧、小气的生存哲学。
迟子建在《从山峦到海洋》的短文中说，“我就是在那片土地出生和长大的……故乡对我来说，就是催生这部长篇(即《额尔古纳河右岸》)发芽、成长的雨露和清风”…，“没有大自然的滋养，没有我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如果没有对大自然深深的依恋，我也不会对行将退出山林的鄂温克部落有特别的同情，也不可能写出《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右岸》出版时，曾经有人怀疑迟子建是位汉族作家，涉足少数民族题材也许会有困难。事实上，在大兴安岭山林中长大的她“二十岁以前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兴安岭”，“森林对她而言就像自家花园一样”，从小就经常见到生活在她周围的鄂温克人以及和鄂温克人生活方式、习俗极为接近的鄂伦春人。他们在山林中游猎，在唯一的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上骑着大马去集市里换盐、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她几年前写的散文《马背上的民族》就是写鄂伦春人的生活。她对鄂温克人的熟悉和尊重已经渗入到灵魂深处，正如迟子建本人所说：“他们所经历的四季风景变化、白灾(雪灾)、瘟疫等我都能理解，所以写这篇小说是我灵魂深处对鄂温克部落这种情感的集中爆发，是一个宣泄口。”又如施战军教授所说：“边地是她的肉身的近邻和精神的原乡，她不是边地的旅行者、造访者，也不是借宿者、暂居者，没必要摇铎采风或者非要把动物写成人，因为她将自己置身其中，仿佛与生俱在。”
从某种角度上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植根在黑龙江民间土壤中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体现，是来自她对自己所生活着的这片土地的热爱，是对一种生活信念的坚定，体现在作品中，就是无处不在的民间情感，血肉与共的民间情绪。
2悲悯之情
《额尔古纳河右岸》描写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使我们透过原始森林中五彩斑斓的光环，看到了鄂温克人身上充盈的最野性的阳刚之气、最原始的力量、最纯粹的情感。小说着意塑造了两位具有悲悯情怀和传奇色彩的萨满形象。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盛行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它的基本观念是有灵论和有神论，即相信灵魂不死，相信人世之外还有神灵世界的存在，相信神无所不生，神无所不在。而人如果需要将自己的意愿传达给神，就要通过“萨满”这一中介才能实现。逢增玉的《黑土地文化和东北作家群》中说：“……‘萨满’是具有通神的能力、得到神助、用神法能知道神异的现象、承担沟通人神世界使命的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就是这样两位沟通天和地的通灵人。在那支部落里，他们就是医生的角色，但他们为人除病不是用药物，而是通过与神灵的沟通来治疗疾病。但是治病救人总要付出代价，他们勇于舍弃个人身上“小爱”、获得人类“大爱”，他们是有着血性与豪情、有着悲壮命运的萨满。
尼都萨满是“我”的叔叔，在痛失爱人之后突然具有了非凡的神力，成了萨满。他主持着族人的葬礼、婚礼、降生礼，替族人祈福，他的跳神可以使生病的驯鹿好转，可以让伤口消失，他可以在舞蹈和唱歌中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他的法术甚至折服了狂妄的日本军官。他在部落面临着瘟疫、疾病、死亡等威胁的时候，镇定、从容、义无反顾地迎难而上。为了同族的所有部落的利益，为了和他们感情敦厚的驯鹿，他用神灵赋予他的能力，倾其所能地一次又一次地跳神，跳神使他最后失去了生命力。他对生死、人性的强烈的超然态度，使他放弃真爱，捍卫萨满的尊严，坚定不屈地带领族人抵御异族外侮，深受族人敬仰。
文中最浓墨重彩的是坚韧而纯洁的妮浩萨满。尼都萨满去世后，妮浩萨满为部族带来了新的生机，但却也为自己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苦难。
萨满虽然有起死回生的神秘力量，然而他们却最终无法违抗“神”的旨意，更多时候他们只有目睹死亡，或者，以自己的孩子的死来换取别人孩子的生。小说中的妮浩萨满和丈夫情深意笃，一生有很多孩子。生下的可爱的儿子和女儿，他们取名为“百合花”、“黑桦树”，却为了拯救族人，一次又一次地牺牲自己孩子的生命，这是因为她救了不该救的人，所以她的孩子将作为代替品被神灵取走。但是她无怨无悔。甚至为了救治因为饥饿而偷他们部族驯鹿的汉族少年，她不顾腹中快要出生的孩子，倾尽全力舞蹈，少年死而复生，她腹中的孩子却再也没能来到这个世界。就这样，她一生救了无数的人，她多半的孩子也因此而过早地离世，而每一次的舍弃她都是事先预料到的。但她宽厚的情怀使她感觉不到丝毫的后悔。
而她自己也死于为部落祈雨灭火的一次跳神。她悲壮而凄美的一生体现了人的梦想与现实的冲突。在访谈录《迟子建：现代文明终结诗意传奇》中迟子建如是说：“当她的天职在现实中损及她个人的爱时，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爱’。这个萨满用她那颗大度、善良而又悲悯的心达到了。”正是这样，妮浩萨满面对着这种大的苦难，如果没有朝气蓬勃的生命观，没有“无我”的精神气质，没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她在面对苦难时是不会如此镇定、慷慨、从容的。她就像部族灾难中的希望，黑夜中的明星，给她的部族时刻准备着光明和温暖。
而文中妮浩萨满的悲悯情怀无疑是作者迟子建情怀的体现，作家张炜曾说优秀的作家“塑造了众多人物，最重要的一个从来就是他自己”，在访谈录《东北文化仅仅代表荒寒与粗鄙?》一文中，迟子建也说：“我认为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之境。”联系文本，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作为一个作家的迟子建的影子，能够发现她的独特气质和心灵轨迹。
鄂温克这些可爱可敬的猎民们天籁般的人生并不是原始，而是一种原生态的美丽，他们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他们有的不仅是美酒、驯鹿、森林、鲜花的陪伴，有的是一种无可名状的集体意识，是一种旷古形成的亲情、关爱、淳朴、厚道和善良。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首不同的歌，这些歌交错纠缠，汇成一支生命的天籁之音，茫茫苍苍，绵延不绝。迟子建对这些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描写，也是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蕴含的。
3忧患意识
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它从古至今绵延不息逐渐积淀到民族的心理深层，演化为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集体无意识。今天的作家迟子建也是以此作为自己创作的驱动力的。她的每一部作品都体现了她对自然、社会、人类的深深思考以及最富有远见的忧患意识。尤其是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表达的是反思人类当代生活的尖锐声音，文章表现出的对失去的美好大自然的哀叹，对原始文明消失的惋惜，就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部族是我国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兴安岭是他们赖以栖身并形成自己的民族信仰和民族文化的渊薮。然而山林的过度开发曾使他们不得不短暂地委身于现代文明的屋檐下，但是他们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依傍，他们的生存本能和生活趣味便失去了根由。于是他们又顺着驯鹿的脚印回到了山林。本文的主题是借助大兴安岭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鄂温克部族告别森林，迷茫、困惑、失落的迁徙过程，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弱小民族所遇到的生存的艰难和文化的尴尬、悲哀和无奈。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问题，是世界性的、关系到人类文化学的话题。迟子建如是说：“当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消亡的时候，我们连触摸它的机会都没有，最原始的气息都不存在，这是一种悲哀”。
在追逐这个行将消失的鄂温克部落、面对其文化正在逐渐消失的现状时，作者的心情是悲凉的。迟子建借小说中的“我”的角色，从“清晨”、“正午”、“黄昏”依次沉痛讲来，同时也把鄂温克这个游牧民族从自然原始走向现代文明，从兴盛走到衰落的过程及原因展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当失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氏族伦理逐渐在现代文明的侵犯下崩溃之时，这个民族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不得不走向黄昏。作者还对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作为代价提出了批判，叹惋少数民族文明的消失，反思主流意识形态和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压抑和摧毁。她通过揭开鲜为人知的原始部落生活风情的一角，令我们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现代文明中，看到了另一种“原始风景”的存在，而谁能证明这种“原始风景”不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呢?另外我们从文章中还看到了作者的一种坚持，一种源于信念的对自己的心灵、对自己精神家园、对原始文明的坚守，而这坚守不只是今天的(酋长女人的)，更有明天的(安草的)。
迟子建的这种对大自然、原始文明忧患意识的产生从表面看来源于对故乡山水的热爱，源于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不过，这只是文本叙述的一个内趋力，另一个更大的推动力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刺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由古老传统的农业文明飞速驶入以工业化、都市化、商业化为特征的工业文明。置身其中的人们常常以物质化的手段对待自然，城市正成为一座座水泥“森林”，人们离自然越来越远，生活正变得越来越疲沓、庸碌和公式化，缺少质朴与激情，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古朴的民风民俗日渐枯萎失传，物质对人的精神的压迫更是日益显现。生活在当下工业文明时代的迟子建正亲历着现代人的某种精神荒芜和心灵的异化之痛，她意识到无根的城市生活使宁静而自足的生活状态显得格外珍贵，于是她一次次地重返故乡，把自己和笔下的人物置身于广阔而生动的大自然之中，探寻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捕捉对于自然万物和人类自身的深层体认。她试图借助故乡美丽的自然景致、淳朴的风俗民情的描写，召唤一种传统质朴的生活方式，回归美好的远古和往昔，追求人性的完美和真的纯洁，激活现代人日渐疲惫麻木的心灵，实现精神和灵魂的返乡。
迟子建小说篇8
稳定是利益的保障
今年59岁的迟长良，略黑的脸庞看上去有些疲倦。他用低沉的声音说，要是你们昨天来，都进不来屋，都是来要动迁补偿款的村民。我和村委其他领导花了很长时间才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今天才安静下来。他说得有些轻松，其实心里很沉重。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以迟长良为首的村“两委”为村里经济建设和提高百姓生活质量做出的诸多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他几乎不曾向我们提起，更多信息还是听同行们提起的。
近年来，为加快推进全域城市化进程，大连市制定出台了《加快推进全域城市化实施方案》。华农村所在的普湾新区，正是大连全域城市化进程中的重点。早在两年前，村里就按照普湾新区的规划，有计划地进行了动迁。在动迁过程中，迟长良和班子成员既要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宣讲到位、落实到位，又要保护村民的利益。那段时间，他们真是磨破了嘴，操碎了心，跑断了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华农村的动迁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果树砍了，地不种了。
然而，由于动迁补偿资金迟迟没有到位，村民们心中难免有些想法，纷纷找到迟长良和村“两委”成员讨说法。面对着这种情况，迟长良和村“两委”成员一方面安抚村民，耐心细致地给他们讲解政策，让大家都知道，面对新的发展思路和方向，政府相关部门既需要政策调整，也需要积累资金来发放补偿款，请大家理解政府的困难；一方面，主动与政府的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希望尽早解决村民的补偿问题。类似这样的维稳工作，对迟长良来说其实并不陌生。
自从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和担任村里的党总支书记，让迟长良平时少有空闲。全域城市化战略实施以后，他又开始为了动迁改造的事情到处奔忙。
迟长良告诉记者，“说老实话，动迁工作不好做。村民能住上新楼房是好事，可他们失去土地后，没有新的收入来源，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如何在政府的总体规划与村民的实际需求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年来，大家对我的工作一直都挺支持。在碰到老百姓不理解的时候，我也认账，绝不会带情绪工作。农村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摆在你面前的事情很多，大家都在看着你，农民也在期待着你。作为农村基层工作者，只有在吃透民情上下功夫，深入民情，了解民情，才能真正维护好农民的根本利益。而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1989年，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经商多年事业有成的迟长良被推举为新任的村委会主任。面对领导和乡亲们的殷切期望，迟长良不顾家人、朋友的好心劝阻，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村里的工作中，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干得正红火的苗圃和花卉产业，成了一名“专职村官”。
谈及放弃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企业是否感到有些遗憾时，迟长良平静地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其实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是你的不要急，不是你的不要动。我做生意赚的钱都比较少，所谓赚的就是交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收获。”
迟长良自己做生意不在乎赚得多少，但在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的历史进程中，他却把每一笔账都算得特别精细。经过多次调研，根据华农村的实际情况，迟长良和班子成员确定了以“工业兴村，多种经营，富民强村”的创新发展思路，努力为企业发展和农民致富提供服务和支持，大大推动了全村经济的发展。
2000年，大连华农集团扩大生产规模，迟长良想尽一切办法争取项目落户华农村。项目确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和华农集团合资组建塑料包装制品厂。如今，这个厂生产的塑料制品已随华农集团走出辽宁，进入全国市场，每年实现利税500余万元，成为村里的一大支柱产业。
在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村里每年都拿出数十万元，修建农业基础设施和村屯建设。根据本地特点发展种养业，现在全村60%以上土地实施地下管网灌溉，形成了五十里小山屯蔬菜生产基地，仅此一项，每年就创收200多万元，村民每户年收入达两万多元。此外，村里现有养鸡专业户100多户，全年生产肉鸡50万只，养牛20多户，生产肉牛1000多头。
近年来，面对华农村发展的新形势，迟长良又大胆创新，狠抓产业结构调整，全面实施项目带动战略。目前，村域内有千亩黄桃园观光园、千亩樱桃采摘园、千头奶牛繁育基地；大连华农企业集团、顶新国际集团、日本富田株式会社、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外大中型企业均在华农村投资建厂。华农村已形成服装、食品、机械、农产品加工等门类众多的工业体系，拥有工业企业60多家，其中规模工业企业16家，二、三产业飞速发展。2011年，华农村完成社会总产值30.58亿元，实现税收746万元，再创历史新高。
“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富民、富村、富社会，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现在，我们村的村民不仅可以到工厂打工，还可以经商，从事服务业。农业的收入也比较可观，有的村民种茄子一亩地一年下来就能收入上万元。”迟长良说。
党建是发展的源动力
“要赢得群众的信任，不能光靠哪一个人，还要靠党组织的力量，靠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我们每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要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让群众通过我们来认识党。”迟长良始终把党建工作放在工作首位，不断探索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新路子，找到党建工作与发展华农经济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两年来，由于普湾新区建设，华农村正处在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加强班子建设，尤其是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进一步增强党组织总揽全局、领导发展的能力，切实肩负起实现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的重任，便成了新形势下摆在华农村党委班子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充分发挥党委班子的领导核心作用，以迟长良书记为核心的村领导班子，坚持高标准、选能人、用强人的工作要求，严把村干部入口关。从入党积极份子、企业经理、致富能手中选出工作能力强和责任心强，具有开拓精神的后备干部，进入党支部班子。
与此同时，还为无职党员设岗定职，让无职党员有职有责，按照“因事因人设岗、简单明了、自主自愿、方便操作”的原则，设置了宣传监督岗、维护社会稳定岗、科技示范岗等岗位，从而构建起了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平台，有效地推动了村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此外，华农村党总支每年都要投入10多万元资金用于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积极引导、鼓励党员参加党校、函大、电大等学历升级培训班，不断提高党员素质；每年都要组织党员和干部分期分批到外地参观学习考察，拓宽他们的发展思路和眼界，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健康发展增添活力；通过完善《村规民约》，使每个村干部都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增强了宗旨观念，转变了工作作风，把为民服务的思想与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带领群众致富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切，也使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农村基层得到了显著提高。
如今，党建工作已成为华农村发展的不竭动力。一支知民情、晓民意，时刻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的党委领导班子，使华农村的民心更顺了，凝聚力更强了，关系更和谐了，发展更快了。
正因为如此，当邻近一些地区出现因动迁引发的时，华农村一直都保持和谐稳定。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有党组织在，有像迟长良这样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在，有村两委这样优秀的领导班子在，他们的利益就不会受到“损害”，他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用公心换民心
眼下，很多农民都把拆建当成了一夜暴富的机遇，这也给正常的动迁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尽管如此，迟长良还是底气十足地说：“作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我必须很好地贯彻落实上级的政策；作为村民选出来的代表和带头人，我又要切实维护村民的利益。明知道有时候很难、很累，但必须用一颗公心把工作做好。”
迟书记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还得从头说起。迟长良刚当书记那会儿，发现村里有欠了很多村民30多年的账――上世纪50年代，很多村民车马投资进入合作社，到现在为止还没把这部分钱还给百姓。他说，“有的百姓都已经不在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坚决一次清账。即使村干部不开工资，也要把这笔钱给百姓。”很快，迟长良就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2003年，村里又为村民免除了100多万的欠款，用迟长良的话来说，“村里欠老百姓的钱一分也不能少，都要还给百姓。老百姓欠村里的钱一分钱也不能要，全部免除。”
此外，村里还投资400余万元改造10条街，铺设了长达9公里的柏油路面；全村260余名中小学生全部实行通勤班车，免费接送；村里所有60岁以上老人都享受最低800元以上养老金；逢年过节，村里为村民发放米、面、油等慰问品；全村99%村民已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低保户重新进行调标，按照政策，掌握标准，应保尽保，已为169户265名村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仅去年一年就发放低保金50多万元；时刻关注弱势村民，对因病致贫、因学返贫等71户、121名困难村民给予救助，使村民享受到贫有所助，难有所帮，充分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深受百姓的欢迎和好评。
“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要‘三个文明’一起抓。”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抓好教育和文化环境建设，华农村还建立了图书室、多媒体电教室、健身室，文艺宣传队，定期为农户进行科普知识宣传、乘凉晚会、大合唱等活动，提高村民生产、文化娱乐生活水平。
同时，华农村还把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大力开展“十星文明户”评比活动，现今已有90%住户被评为“十星文明户”。通过这些举措，华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取得了喜人局面，多次荣获大连市精神文明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为提高村级组织议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村里还建立了村民代表议事会、民主理财机构和民主监督小组，认真贯彻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四议两公开”，健全和完善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落实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农村基层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迟子建小说篇9
[关键词]迟子建作品生态美学特征
生态学来源于生物生态学，是对生态问题的研究的一门全球性学科。当今社会，生态学已经广泛的与文化、哲学、美学联系在一起，从而引起人们对生态问题的研究和关注，并且引起激烈的讨论。虽然美学界对生态学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已经形成了生态美学，作为一门多学科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它的理论指导是生态的世界观和生态的文化观，是一种对学术的创新。生态美学具有生态美，具有自然美，具有技术美，具有功能美。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化，使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著名作家迟子建的作品中就充斥着生态美学的观点与理念，让读者在对迟子建作品的品读中，被其作品的生态美学所深深吸引。
一、迟子建作品中生态美学的生命之美
生态美学作为一门综合类的学科，更加注重对人类所处的生态系统的观察，将人的生命作为前提条件，以生命系统的关联和运动作为出发点。可见，生命观是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点。这也是迟子建的文学作品中为什么如此关注生命的根本原因，迟子建作品中对生命的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其作品中死亡意识的流露。作为一名杰出的文学创作者，迟子建作品对生命的关注表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清醒、深刻。在迟子建的代表作《死亡的气息》中，她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向人们陈述这一严肃深沉的话题。其中“死亡一旦饥饿了，它便张开血盆大口劫掠人”这一句在迟子建的笔下将死亡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让原本抽象的死亡不在那么抽象，让读者可以深深地体会到死亡的具体含义和内容，可见，迟子建对死亡的深刻理解，这得益于迟子建的生活经历，她经历了丧父的痛苦之后，就对死亡的理解更加深刻，正是对死亡的深刻理解，使得迟子建在对生命的描写时，游刃有余，并且在文学作品中对生命的描写更加注重对生命的生态美的表述，让原本惊悚的死亡表达得如此之“美”。
二、迟子建作品中生态美学的自然之美
迟子建出生在黑龙江漠河，从小就对自然拥有男性难以比拟的敏感性，正如在接受采访中说：“我想我若生为男性，也许不会成为作家，因为男性往往对大自然不够敏感，而我却恰恰对大自然无比钟情，才创作了无数人生的感慨和遐想，正是自然之美支撑着我的艺术世界。”可见，迟子建对自然的热爱，并且尽最大努力融入到自然之中。同时，迟子建对自然的理解绝不是局限在单纯的自然世界，而是一种可以像人一样呼吸，像人一样有情感，像人一样拥有灵性的事物。这也变成了迟子建文学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栖息地。在迟子建文学作品中往往流露着一种独特的意识追求，这种意识表现在对大自然的亲近，与自然融为一体，对心灵自由的追求，让生命获得其独特意义的存在形式。迟子建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物就是那种能将自己生命与大自然结合在一起的角色，让其生命充满自然之美，用自然之美来升华情感，用自然的澄明烛光，将人自身的劣根性过滤，让人达到一种自身的完善，让人类始终保持对人性的真诚祝福，保持对美好的不断呼唤。自然是自由原始的，自然之美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生命的本质和人类的欲望追求，在迟子建的文学作品中，对自然界的描述可以让读者在充分理解文章更深层次思想的同时，感受到字里行间的自然生态美，净化心灵。
三、迟子建作品中生态美学的精神之美
精神世界是人类所独自拥有的，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的审美关系是生态美学的重要课题。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具象到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关系好坏，具体到迟子建的文学作品中，对生态美学的精神世界的表述可以具体到人们对幸福的追求。迟子建对幸福的界定，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对人类而言，幸福应该是源自人类心灵的自由和快乐，与外在的物质世界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正如她的《热鸟》中对少年赵雷离家出走以及感情变迁的描写中，更能了解到迟子建对幸福的理解，以及迟子建的精神世界，她对精神世界美好的追求与向往。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意识到人与人互动性的重要性，人与人良好的互动关系往往可以实现对幸福的追求，达到精神世界的满足。
结语：
迟子建的文学作品对生态美学的描写是深刻和引人发省的。正是迟子建对生态美学的关注，表现了人们对完整、幸福生活的追求。让我们找一个惬意的环境，慢慢的品读迟子建作品的生态之美，重拾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
参考文献
[1]郭力.有关死亡的另一种表述——论迟子建创作中的死亡意识[J].文艺评论，2010-02-15
迟子建小说篇10
【关键词】迟子建小说萨满文化满―通古斯语族禁忌文化
“禁忌”，国际学术界将其称为taboo或tabu，意思为避免遭到惩罚。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指出，“禁忌随着文化形态的不断转变，逐渐形成为一种有它自己特性的力量，同时也慢慢远离了魔鬼迷信而独立。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习惯、传统，而最后则变成了法律。”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禁忌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满-通古斯语族也不例外。
满―通古斯语族禁忌文化特征
当满―通古斯语族先民面对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时，其以为有超自然的力量在操纵着一切，于是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和生存本能的驱使下，为了躲避灾难，保证生存繁衍，便根据生活经验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祈求通过自我的约束控制，以避免可能遭受的惩罚和厄运，从而形成了最早的禁忌，并在其后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满―通古斯语族传统萨满文化中独特的禁忌文化。这些禁忌文化作为民族的独特精神原型和文化起点，蕴涵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密码和精神内源。不过因为没有文字，满―通古斯语族只好用口耳传承的方式来接续民族的精神血脉，因此不仅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民间口承文学，也使民族的禁忌文化大量出现并存留在民间口承文学中。
迟子建的故乡大兴安岭是我国满―通古斯语族生活的核心区域，内置于民间口承文学中的禁忌文化对成长于其中的迟子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她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之一。检视迟子建近年来的创作，不难发现满-通古斯文化元素在她小说中的频繁出现，甚至可说每一部作品都浸透着对满―通古斯文化的思考，尤其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作者面对传统文化的转型危机而向内心深处的满―通古斯文化寻求自救方案的心路历程。这种为缓解现代性压迫而生成的自我澄清过程，迟子建是通过对满―通古斯文化的书写来完成的，所以其文本中融入了大量的民族神话、传说、故事、神歌等民间口承文学资源，尤其是伴随满―通古斯语族从远古一路走来的内容丰富和内涵深远的禁忌文化，使我们有了就此进行某种文学主题以及文化主题研究的可能和空间。
满―通古斯语族的禁忌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独特性，历史和文化含蕴也十分丰富，所以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是借助对满―通古斯语族中有代表性的鄂温克族生活的描写来完成自己的文化检索和思考的。鄂温克族在历史上创造了极具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而禁忌文化正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作为民族精神面貌、性格特征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存在于民族的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一般来说，禁忌文化可以分为信仰禁忌和世俗禁忌两大类，信仰禁忌主要包括自然禁忌、图腾禁忌、祖先禁忌、神灵禁忌和命运禁忌等，世俗禁忌则主要包括狩猎禁忌、生育禁忌、婚姻禁忌、丧葬禁忌、生活禁忌、饮食禁忌、居所禁忌和服饰禁忌等。可以说，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鄂温克族禁忌文化的描述是多角度、全方位的，甚至有着民族历史和文化史诗的韵味。
满―通古斯语族禁忌文化的文学体现
萨满教信仰是中国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的原始信仰，以泛神论和万物有灵论为哲学观念和思想基础，并衍生出丰富的禁忌文化。其中尤以自然禁忌和图腾禁忌更有代表性。在自然禁忌中，鄂温克族的先民们把自然力或自然物都视作具有生命意志和超凡能量的对象，形成了对日、月、星、风、雨、雷等物的自然崇拜，并赋予它们神异的灵性和超自然的力量，对其心存恐惧，进而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唯恐由于对自然力或自然物不敬而招致祸患，从而产生了自然禁忌的诸多观念与行为。图腾禁忌渊源于图腾观念，是原始人把图腾当作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的一种表现。根据其内容，图腾禁忌又可分为行为禁忌、食物禁忌和言语禁忌三种类型。行为禁忌指对图腾物禁止伤害、禁止捕杀、禁止触摸甚至禁止注视，食物禁忌是指禁止食用图腾，而言语禁忌则是指禁止直接称呼图腾的名称。根据鄂温克族的分布地域，其图腾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比如说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崇拜蛇图腾和熊图腾，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族、雅鲁河流域鄂温克族崇拜蛇图腾。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对人与熊的关系有许多描述，比如“熊的前世是人，只因犯了罪，上天才把它变成兽，用四条腿走路”等等。不过，鄂温克人一方面把熊作为图腾来崇拜、供奉，但生存所需却又猎杀熊和吃熊，所以捕猎熊后，鄂温克人为了释放心中的恐慌与不安，便以一种约定的仪式来延续这种图腾禁忌：“他们把熊抬回营地后，迎候的人都伫立着，假意垂泪，或者吃它的时候要像乌鸦一样‘呀呀呀’地叫上一刻，想让熊的魂灵知道，不是人要吃它们的肉，而是乌鸦”，这让我们看到了鄂温克族人关于熊的特殊的图腾崇拜和禁忌。
就世俗禁忌而言，迟子建把描写的重点放在了狩猎禁忌、生育禁忌和婚姻禁忌等几个方面。首先，对于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鄂温克族来说，狩猎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而狩猎的结果则关乎族群的生存发展，因此在将能否获得猎物视为神灵的奖赏或惩罚的信仰中，族人对狩猎者的语言、行为等诸多方面都有着严格的禁忌。小说中出现的多次关于狩猎禁忌的描述，如“大人们出猎前，常常要在神像前磕头”等等。其次，由于先民对人类的生殖繁衍充满了神秘感，加之狩猎生产和部落战争的需要等原因，于是形成了怀孕禁忌和分娩禁忌等各种生育禁忌。如小说中“不能让新娘睡熊皮褥子，那样会不生养的”等等，同时他们还把分娩过程中出现的血污看做是不洁之物，怕在家中分娩给家人带来灾祸，因此女人分娩时要搬进专门搭建的“亚塔珠”中，甚至“男人是绝对不能进亚塔珠的。女人也很忌讳帮别人助产，据说那样会使自己的丈夫早死”。
鄂温克族禁忌文化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在日常生活方面也有诸多禁忌。他们在礼仪、交往、行为以及语言等各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生活禁忌要求，并在日常生活当中严格的遵守。如鄂温克人认为人间之所以会有各种灾祸与不幸，主要是因为人们在生活中冒犯了神灵。就像小说所描写的，伊万的妻子娜杰什卡顺手在伊万的头上摸了一把，依芙琳斥责娜杰什卡“我们这个民族的女人，是不能随意摸男人的头的，认为男人的头上有神灵，摸了它，会惹恼神灵，加罪于我们”。
满―通古斯语族禁忌文化的文学内涵
通过对《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内部的禁忌文化进行文化密码的破译，可以让我们充分体会到鄂温克族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神秘性，而且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诸多禁忌是普遍存在于鄂温克人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的。当然，产生如此众多禁忌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总体来说主要还是与鄂温克族的萨满教信仰和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是鄂温克族为适应环境、维持生存和谋求发展的一种无意识的选择。不过，即便禁忌文化有着鲜明的不足，但是无论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角度考量，都能够发现禁忌文化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内涵是多元性的，对鄂温克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