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相关法条篇1
【关键词】《贷款通则》《放贷人条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识码】a
近两年来，陕西省榆林市借贷危机问题凸显，造成榆林借贷危机的因素比较复杂，有经济、政治、法律因素，也有民众盲目投资的因素，对该问题的解决不应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而应从不同层次“对症下药”，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下面笔者就从不同角度，结合榆林现状，提出建议，以期为应对榆林民间借贷危机提供借鉴。
国家宏观层面―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修订《贷款通则》的相关规定。依据借贷理论和相关规定，民事性民间借贷只需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性法律规制即可，纵使借贷合同是有偿的，也不会改变其民事性特征，因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合同和商事性民间借贷合同的主体要求是不一样的，前者可能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但都是普通的民事主体，而后者则具有了商主体的特性，必须经过法定机关的批准，才能从事相关的借贷业务。更何况，有偿和营利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合同必须同时具备营利性、连续性与持续性特点。而在民事性民间借贷中比较特殊的就是企业之间的借贷，如我国《贷款通则》第二条、第二十一条及六十一条规定，否认了非金融企业的贷款主体资格，直接导致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企业贷款的一律否认。在此，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纽约州《放债人法》的相关规定，企业与个人之间偶尔的借贷行为，不需要企业必须具备放债人资格，因为以营利为划分标准，这种行为可以不认为是商事行为，而是一种民事行为。
因此，建议我国的立法中，应逐步放松对企业之间借贷的管制，如有合作关系或投资关系的企业，确系因生产、经营需要而相互借贷的，不应否认其借贷合同的效力。当然，放松管制也应是适度的，完全放开企业借贷的话无疑会威胁到金融市场的秩序和安全。因此，法律对企业之间的借贷应通过列举的方式放开部分，保持普通的监管即可。而商事性民间借贷，则需要由专门的商事性立法来规制和引导，即笔者将在下文中分析的《放贷人条例》。但《贷款通则》对贷款人作出严格限制，即要求其必须是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经营贷款业务的中资金融机构，这与《放贷人条例》对贷款人身份界定存在冲突，正是《放贷人条例》未能通过的首要法律障碍。由此可见，《贷款通则》相关放款人资格的修订，不但涉及到民事性民间借贷的主体范围，也关系着商事性民间借贷的主体资格。因此，《贷款通则》的修订对民间借贷立法的完善至关重要。
加快《放贷人条例》的出台脚步。国内立法领域在民间借贷方面存在诸多不足。2008年以来，人民银行就开始起草《放贷人条例》，以对民间借贷的现有法律法规体系进行完善，至2012年两会召开前上报至国务院法制办审核已经是第五稿。这些举措，体现了我国对商事性民间借贷领域的关注和重视。笔者认为，如果《放贷人条例》颁布，其应该重点规制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确定放贷人的市场准入机制，坚持“只贷不存”原则。《放贷人条例》的最大突破是对放贷主体资格的放宽，即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通过注册开展放贷业务。但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要获得放贷人资格，必须要具备成熟的条件并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从而确保金融领域的安全与稳定。
首先，放贷人注册资金的准入门槛不应过高，可以参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即有限责任公司类和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分别不得低于500万元和1000万元。当然，也有学者提出，该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以更好地鼓励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发展，促使民间金融更好地服务于中小微企业。
其次，申请人的资格应该经过严格的审查，应该学习美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先进经验，对申请人或者公司的高管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查看其信贷记录及犯罪记录等。通过对“软信息”的严格把关，为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打好基础。
同时，必须坚持“只贷不存”，放贷的钱必须是放贷人的自有资金，严禁吸收存款。可采纳有些学者的观点，在《放贷人条例》中明确规定：“一旦发现有人利用放贷非法集资，就将取消他的放贷资格”。
第二，实行利率有上限的市场化，预防高利贷犯罪。“无利不起早”，民间借贷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利率问题。根据我国相关立法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全球经典的民间借贷金融立法之一就是香港《放债人条例》，而其中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对我国立法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该条例主要利用刑事惩罚的方式打击高利贷犯罪，其中设定了两个高利贷界限，即年息四分八厘和年息六分，放贷人会因为违反不同的利率限制而遭受不同的惩罚。其中，若利息超过六分年息，就属于放贷人违反其中第二十四条，经公诉程序定罪，可能被判“罚款五百万元及监禁十年”；若利息超过四分八厘年息，属于违反第二十五条，被认定为交易属欺诈。其规定明确了利率的上限及相关行为人的责任，使法律的操作性增强。鉴于此，人民银行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时，也应结合我国经济、金融等各方面因素，制定一个合理的利率上限，在该上限范围内允许民间借贷利率的市场化，从而在保障金融秩序和安全的前提下，给民间借贷充分的自由和空间，使其发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探索担保模式，规避借贷风险。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模式可以是保证，也可以是抵押和质押。但是，在民间借贷的实践中，借款人往往是没有资产用于抵押或质押，无法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而选择融资门槛较低，手续便捷的民间借贷。因此，保证担保这种以保证人信用为基础的担保方式就倍受青睐。而保证担保的风险大小则取决于保证人的信誉程度，像陕北榆林、鄂尔多斯等地，当“全民放贷，全民受害”的情形出现之后，保证人的信誉已然解决不了担保问题，因为无论是借款人还是保证人都有可能是“跑路”者，其中曾经有实力、口碑好的老板比比皆是。因此，为了能有效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保障放贷人的权利，创新担保模式亦是立法的重要任务之一。
而实践中出现的民间投资担保公司，是担保模式创新中取得的重大突破性成果。民间投资担保公司的性质是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服务中介机构，不得从事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和对他人发放贷款的业务。当然，对于该中介机构必须通过相关立法确立其合法地位，同时加强对其监管，从而保证民间借贷市场的安全性。多人保证贷款及辅助担保的担保模式属于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推行的一种创新担保模式，该行的此种担保模式将小企业贷款偿还责任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或者大股东挂钩，从而促使企业经营者谨慎投资。甚至要求以个人的“无限责任”担保企业的“有限责任”，由其夫妻提供共同担保。因此，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依法成立民间投资担保公司，为民间融资业务的开展提供服务。因此可以借鉴泰隆银行的成功经验，并不断探索和完善。
地方政府层面―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办法或者决定
据了解，《放贷人条例（草案）》几年内被修改了四五次，至今还是因种种原因被搁置。有学者指出，至上而下推行金融改革有种种阻力和困难。鉴于此，陕西省人大或者政府，甚至榆林市人大或政府也可以借鉴鄂尔多斯市的经验，制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办法或者决定，来应对当前的民间借贷危机，引导日后的民间借贷，使其发展更规范、更合理。
2012年6月5日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颁布了《鄂尔多斯市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属于国内系统规范民间借贷的首部文件，也享有国内首部“地方性民间借贷法”的美誉。该《暂行办法》的亮点有以下四点：一是主动承认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二是明确放贷人不得用非法集资等资金进行放贷，只能利用自有资金展开放贷业务；三是探索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推动借贷的规范化、阳光化展开；四是允许自行约定利率，默认利率市场化。该办法的出台，标志着鄂尔多斯引领了我国民间借贷规范化的潮流，将民间借贷的事后救济变成事前规范与引导，是探索地方性办法解决地方性问题的有效途径。
陕西省在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办法或者决定中，主要应包含以下一些内容：
强调民间借贷合同的规范性。在榆林市范围内，民间借贷基本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借贷双方可能关系密切，碍于情面或者出于信任，少则几千多则数百万的借款，可能一个电话就能搞定，没有任何书面的协议。而且好多人不习惯银行的转账业务，喜欢现金交付，连银行的存款凭条都没有，借贷危机爆发后，信任危机也随之而来，而此时的出借人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当然大部分民间借贷合同的表现形式基本上都是一张简单的借据，载明：“今借到张三人民币拾万元（100000元）。利息3分/月。李四，2010年6月1日。”关于借款金额，基本没有人会出错，但有些人会忽略了借款利息和借款时间，为借贷纠纷埋下隐患。因此，借贷双方最好订立完备的书面协议，以减少纠纷，保障自己的权益。借贷合同应包括的内容有：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姓名；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时间和还款时间；是否有偿，有偿的话，具体利率及结息方式；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等内容。
设立、完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提供登记备案和配套服务。温州金融改革和鄂尔多斯对待借贷危机的《暂行办法》都涉及到了一个共同的方案，即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登记中心）。该登记中心在性质、功能上基本相同。登记中心并非行政机关，也非由行政机关创设，而是由民间资本发起组建的，具有独立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特点，为借贷双方提供登记备案和配套服务。当然也有学者对民间借贷的登记备案的约束力提出怀疑。只要在温州登记中心有过备案的民间借贷，通过中心的相关证据，公检法系统将在同类案件中优先办理，开启所谓“绿色通道”。
鄂尔多斯的《暂行办法》也有相关规定，经登记备案的借贷关系法院优先受理。首先，其效力的优先性是否符合规定也值得探究。类似的《暂行办法》其效力只是地方规章，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宪法》赋予的，具体是通过《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来体现和实现的，而《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其效力位阶是高于地方规章的。因此，经过登记的民间借贷可优先受理的规定仅限于地方的应急阶段的措施，不具有普遍性。其次，登记备案的实际操作意义并不大，只要民间借贷纠纷的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即使未进行登记备案，人民法院也不得拒绝受理，因为诉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要借贷利率不超过标准利率的4倍，该民间借贷合同本身就是合法的。最后，备案登记中关于借贷双方的隐私保护，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登记中心的性质为中介机构的法人，其保护客户信息的工作也需相应的监管。因此，登记中心这一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讨和摸索，从而更好地发挥其中介平台的作用和功能。
尽管经过登记的民间借贷在司法领域的优先效力值得商榷，但在地方范围内，在应对危机的形势下，其积极作用是非常显著的。首先，在形式要件上，该登记中心可以为借贷双方提供规范的格式化民间借贷合同文本，明确双方权利义务，降低借贷双方因约定不明确而出现纠纷的几率；其次，登记中心可以为借贷双方提供对方的资信状况，尤其是为贷款人提供借款人的资信信息，为贷款人在贷款选择时提供参考；再次，在地方范围内，经过登记的借贷纠纷，法院给开绿灯，可优先受理；最后，登记中心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进驻登记中心，不但能及时为借贷双方提供相关业务咨询，有效防范纠纷的产生，而且可以为发生纠纷的双方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在借贷危机爆发后积极到各地进行调研、学习，并于2014年3月19日成立了省内首家金融综合服务中心―神木县金融综合服务中心。该中心主要有以下五类窗口：民间借贷登记、法律咨询、公证、中小企业政策咨询和信息服务。为了提高公信力，该中心由政府主导。除了提供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外，神木金融综合服务中心还提供各种民间融资需要的配套服务，专门设置法律服务区域，提供法律援助、咨询、民间借贷公证等服务。这无疑是榆林市神木县积极进行金融改革的有益探索。
坚持用自有资金放贷，明确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无论是地方性法规、规章、办法还是决定，必须坚持放贷人“只贷不存”的原则，即放贷人不得从事非法集资等行为，保证放贷资金是其自有资金。通过这种强制性规定，从而有效预防集资类犯罪，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保障民众投资的安全性。当然，其中的具体规定和监管措施都有待于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实践的不断探索、创新、发展和完善。
要预防民间借贷危机，必须变“堵”为“疏”，从根本上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制定、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当然，当前应对民间借贷危机情况紧迫，“自上而下”立法可能不利于问题的及时解决，陕西省人大、陕西省政府或者榆林市政府可以借鉴各地的先进经验，制定类似《暂行办法》的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办法或者决定等，“自下而上”进行金融改革，使榆林尽早度过借贷危机，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当然，该问题已然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地方社会问题。因此，要解决该问题，国家和政府必须多管齐下，从经济、金融、法律、社会等方面着手，进行综合应对和改革。在此，笔者只是结合自身认识，将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希望能对榆林应对民间借贷危机有所裨益！
民间借贷相关法条篇2
【关键词】民间借贷；放贷人资格；企业间借贷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045-02
民间借贷是指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在金融体系中没有受到国家信用控制和监管当局监管的金融交易活动，包括非正规的金融中介和非正规的金融市场。
一、民间借贷的特点及现状
（一）相较正规金融而言，民间借贷具有如下特点
1.参与广泛，地域性强。随着民间借贷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拓，民间借贷主体也从原先的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其主体不再局限在私人之间，而是包含了各个行业的各个层次的人员，这也就使得民间借贷的关系链条复杂庞大，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作为民间借贷基础的民间资本，其充盈程度直接影响了民间借贷的活跃程度，因此地方经济的发达程度及区域金融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当地民间借贷市场的活跃度，这种地域性的特点在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一的情况下尤为明显。
2.资金来源复杂。在传统民间借贷市场中，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城乡的储蓄，生产经营过程的积累，向银行借入或者向亲友借入的资金，该类资金以自有资金为绝对比例。但随着民间借贷市场高利润的投资回报诱惑，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变得越来越复杂，单纯的自有资金己不能满足投资所需，因此向企业借款、银行贷款、非法集资，挪用公款等形式的不正当手段被应用到资金筹集中，从而导致了民间借贷市场中资金来源关系复杂，资金链条脆弱。
3.交易手续便利灵活。民间借贷关系一般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商缘关系等社会网络为基础的信息平台上，双方都有一定的了解，在现实中，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往往更愿意将资金出借给亲戚、业务往来的伙伴等熟人，这样建立的关系受到了道德和合同的双重约束。因此民间借贷的审查程序和手续通常不复杂，完成迅速。
4.自发性、盲目性和趋利性。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在利益趋导下形成的资金流动和投资市场。其产生和资金的来源、投向决定了民间借贷的自发性、盲目性和趋利性。民间借贷自发形成的特性决定了其缺乏法律规制及相应部门监管；而资金流向中的投机心理和盲目心理使得民间大量的资本不能有效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市场，反而流向于各种利益回报丰厚的热门投机产业，如房产、股票，而这样的投资往往伴随着高风险，稍有不慎，投资者将遭受巨大损失。2012年的金融市场的危机即是因为民间借贷资本中的投机市场崩坏，造成资金链条断裂，从而给整个经济市场造成了威胁。
（二）民间借贷市场现状
民间借贷市场的资本流向、投资方向和投机心理促成的民间借贷资金链条复杂而脆弱，其关联产业的动荡直接造成民间借贷资金链条的紧或松。2012年，在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钢铁市场不景气。银监会己多次通知提示风险，导致各银行对钢贸企业的信贷不断收紧，中小钢贸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日益突出。许多钢贸企业因资金链断裂，经营者之间的民间借贷不断增多。
更具典型性的如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民间资本总量超过6000亿元，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根据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报告显示温州市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如此规模的民间融资规模，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和银行政策的调整下，许多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陷入困境，企业破产，老板跑路屡见不鲜。在此情形下，出借人上门要求归还借款，进而导致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资本市场崩溃。
二、民间借贷案件办理难点分析
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办理中发现，民间借贷的主体存在很大的争议，主要表现为借贷关系中以个人借款为表象，而行企业相互拆借之实。由于法律规定集体性的单位是不能相互借贷的，而许多企业便通过“委托贷款、融资租赁”等方式变相进行借贷；更甚者，中小民营企业的负责任以个人名义对外进行借贷，所借款项又用于其企业发展所需。这种形式的借贷已经脱离了民间借贷产生之实现民间资本最大利用和缓解民间中小企业在难以获取正规途径贷款时的资金困难之目的。而现今这种变相的企业之间借贷，资金数额巨大，动辄上千万，再加上企业之间联保，一旦某一企业资金链断裂，势必造成整个担保企业之间的经营困难。而有些合法企业更是违规经营，如小贷公司违反规定，对同一借款人发放巨额贷款，甚至跨区域经营，这种经营模式在贷款人资信不良贷款难以收回的情形下，势必造成企业经营风险。更甚者，某些担保企业还兼营变相的集资融资活动，将担保金集中后，转由其员工或其近亲属向外发放借款。如此形成的借贷法律关系复杂，资金链条繁琐不清，一旦发生纠纷，借款合同的效力和合同相对人的认定都将变得模糊不清。这种模式下的民间借贷市场给市场经济埋下了很大的隐患，也给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在实务办理过程中，民间借贷还在在事实查明难的问题。根据民法的举证原则，民间借贷纠纷举证责任配是：出借人需对双方之间借贷关系存在的事实和借款已经提供给借款人的事实进行举证，借款人需对借贷关系不存在、无效或其已经履行还款义务的事实进行举证。但由于民间借贷的自由性和随意性，民间借贷合同大多采用口头协议、借条、便条等不规范方式运作，对借款的期限、利率、归还方式等要素规定不明确，有的甚至只有出借人单方面记帐而己，因此在诉讼中双方都很难举证。而且在庭审时，被告不到庭，对于原告主张的先进给付的借款是否属实、收款企业是否将欠款交付被告、借款中是否预扣利息以及担保人的签字、盖章是否属实等事实难以查明。此外，不少钢贸企业经营者系亲友关系，对于原告主张巨额借款全部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且被告自认的案件，法院难以查明双方是否存在“手拉手”诉讼的嫌疑。
三、民间借贷案件难点的对策思考
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除了司法实践中造成的实务性困难，主要的争议焦点就在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认定上存在争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放贷人资格法律对放贷人的资格并没有做出明文限制。但有学者认为，民间借贷的放贷人一方只能是自然人，非金融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能作借款人，依法不能作为放贷人。然根据我国法律并没有将放贷人严格限制为自然人，只要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即有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条中如下规定：公民和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的借贷纠纷，应当作为借贷案件受理。且《合同法》第196条对“借款合同”的定义中也未对贷款人作出限制；另企业作为借贷主体与金融借贷业务不同，其并不具有经营性，而是偶发的，临时性的，因此不应该纳入金融业务的范畴。
对于我国法律之中对贷款人及放款人规定不清问题，在立法上，可参考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和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代拟稿）》，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通过确定注册资金的方式限定主体范围。放贷人作为经营货币的资金密集型行业，其并不具备吸收款项的功能，因此其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普通公司。《意见》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我国的市场制度亦还不完善，自然人作为放贷主体通过申请注册的手续可以适当减低该行业风险。在另一方面，也应该考虑起退出机制及破产制度，缺乏制度保障的自然人放贷主体将无法切实承担无限责任。其二，通过申请人资格审查方式设定主体范围。这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民间放贷行为极容易成为犯罪手段，如洗钱、放高利贷等，因此必须对进入民间借贷市场的主体进行严格审查，以保证民间借贷市场的有序、安全运行。
（二）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认定
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对放贷人规定清晰后，另一个需要认定的问题就是企业之间借贷效力问题。对企业之间的借贷效力，无论在理论观点上还是在审判实践中，一般都认定为无效。究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律规定之不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均作出规定，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然根据2006年1月1日实行的新《公司法》第149条规定之反面解释，董事、高管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并且不违反公司章程，以公司名义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该出借资金行为应属于合法有效。
笔者认为，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是有效的。其一，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多为偶发和临时的，不具有经营性，且借款对象特定，因此与金融机构所从事的需具备特许经营资格的信贷业务是不同的。其二，在司法审判中，对合同无效的认定以《合同法》第52条为准，即“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是“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然企业之间借贷效力的否定一句多为司法解释，在效力位阶上看，均非“法律、行政法规”；而对“社会公共利益“之认定更是模糊不清，究其具体内涵，难以言表。其三，在实践中也客观存在着一些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如企业内部机构或关联企业之间的借贷、有经常性业务往来企业之间的临时性借贷、非法人企业之间因生产经营与业务急需的临时性借等。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则可以按有效处理。
民间借贷相关法条篇3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风险公证
一、民间借贷的含义和主要法律特征
（一）含义
所谓民间借贷是指相对于金融机构借贷来说的，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依照约定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行为。
（二）主要法律特征
第一，民间借贷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借贷双方通过签订书面借贷协议或达成口头协议形成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从而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民间借贷是一种合约行为。民间借贷是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合约行为，借贷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以及借贷数额、借贷标的、借贷期限等取决于借贷双方的书面或口头协议。只要协议内容合法，都是允许的，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三，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借贷物的实际支付。借贷双方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标的、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将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这样借贷关系才算正式成立。《合同法》第210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二、民间借贷活跃的原因
（一）理论原因
依据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民间借贷属于货币的投资需求。货币投机需求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货币投机需求难以预测。因为人们出于投机动机而产生的货币需求，注重的是货币的流动性，但人们的流动性偏好随着他们对未来情况所估计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各人对未来的估计也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这种心理现象是变化莫测的，加上市场行情的变化影响，导致货币投机需求变幻莫测，难以预测。
第二，货币主要作为财富贮藏的手段。凯恩斯从繁杂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一种简单的经济假设：经济体系中只有两种金融资产，即货币和债券。他认为由于货币的特征，使其不仅具备极好的流动性可执行交换媒介的职能，还具有积累性，充当贮藏手段。一般来说，持有货币的目的首先是使自己的资产价值至少得到保存，然后才进行投机，尽力使其增值，对于不确定的未来，保存货币本身就会带来灵活升值。所以，货币投机需求强调的是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的职能。
第三，对利率极为敏感。出于投机动机而在手中保持货币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利率的高低，并对利率的变动极为敏感，现行利率的微小变动都会引起人们预测的变更，从而引起货币投机需求的较大变动。
第四，是现行利率的递减函数。这是因为现行利率越高，未来下降的可能性越大，到那时债券价格就会上升，因此人们宁愿在目前购入债券而不愿手持货币，并且现行利率越高，手持货币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人们就会尽力压缩手持货币量。所以，利率越高，货币的投机需求越小；反之，利率越低，货币的投机需求越大。
（二）实际原因
第一，社会传统的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强的家族血缘意识，加上亲朋好友之间互相了解，交易成本低，从而为民间借贷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二，盈利思想的引动。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民间借贷可以获得比在金融机构存款高得多的收益。放贷者既能较快获取暴利，又能逃避工商、税收等部门的监督，这是其存在并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三，信贷政策的影响。因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银根紧缩，银行贷款难度增加，尤其是房地产企业资金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第四，资金供求的失衡。资金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短缺状态，并且长期以来资金的配置存在不合理之处，导致了民间借贷的快速膨胀。
第五，手续简便的驱动。而我国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操作灵活、方便快捷与银行信贷相比，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融资方式。
第六，金融监管的薄弱。一方面民间借贷又大都十分隐蔽；另一方面，有关民间借贷管理尚无明确的规定，令基层银监部门监管无章可循。
三、民间借贷风险的新特点
随着民间借贷主体、地域范围和借贷规模的扩大，特别是中介组织的出现，民间借贷呈现出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特点，其隐藏的风险点也开始增。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借贷范围扩大、利率过高
2011年，民间借贷规模继续扩张。中国人民银行7月15日公告称，据初步统计，2011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7.76万亿元。2011年以来，受银行信贷紧缩政策的影响，中国民间借贷市场供需两旺，借贷利率平均年利率超过2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检测数据，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月息3%，最高可达4%-5%。
（二）民间借贷的不规范行为导致的操作性风险
主要包括：（1）借据书写规范无法成为法院判案的证据；（2）抵押物不规范，无法有效保全债权；（3）大额现金交易为“洗钱”提供隐瞒、掩饰犯罪收益的机会。
（三）变相转借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导致的转移性风险
目前，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已发生明显变化，自然人、企业法人、上市公司、商业银行等都参与其中，根据上市公司公布的半年报等材料，截至2011年8月31日，有64家上市公司涉及委托贷款业务，贷款总计170亿元，其中大多流向中小制造企业和房地产企业。商业银行主要通过承接委托贷款，开展表外业务，部分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向民间借贷市场。
（四）盲目追逐投资热点导致的市场风险
由于民间借贷成本较高，其贷款投向大都集中在高风险行业（如房地产行业、矿产业），以获得高额回报，这种盲目追逐投资热点的行为容易引发市场风险。
四、公证制度介入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一）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在一些部门法或是行政规章从不同角度分别对民间融资进行了调整，使其有法可依。具体来看，《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这一规定确定了只要出借人与借款人在实施订立、变更和终止借贷行为时，在形式和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国家就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予以法律保护；《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1991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货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99）第3号]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国务院于二〇一〇年五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并明确“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此外，司法部《关于办理民间借贷合同公证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为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公证机关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和当事人的要求，办理民间借贷合同公证；《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明确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包括有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各种借据、欠单”。
（二）公证对民间借贷风险的防范有着积极的作用
1.公证在民间借贷风险中具有审查预防的作用：第一，公证对民间借贷债权发生前具有审查的作用，民间借贷债权关系发生之前，公证机关就要介入借贷双方，对其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等进行审查和完善，严格把关；一方面，要对出借人的资金来源是否做好审查，另一方面，要对借款人的个人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查。第二，公证在民间借贷债权发生中具有审查作用，公证主要对民间借贷合同内容合法性进行审查。
2.公证在防范民间借贷债权风险中具有重要的法律作用。公证可以为借贷双方实现一定的证据效力，为民间借贷关系中相关的法律行为提供了一些可靠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出借人债权风险；同时也保障了借款人的利益。
3.公证在民间借贷债权风险中具有保护各方利益的作用。在公证的作用下，当事人的行为顺利纳入法律的监督之下，在法律的约束下，当事人的行为得到了强有力的制约和规范，有效减少了当事人信息的虚假性，提高了民间借贷债权关系的可靠性，这样不仅降低了风险；同时，国家的金融秩序也得到了良好的维护。
（三）运用公证法律手段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行为是公证机构发挥职能作用的有效体现
民间借贷行为，因为处在政策及律法监管的真空地带，且相当一部分当事人金融知识、法律知识匮乏，自我维权方式也不恰当，导致有关民间借贷产生的纠纷时有发生，如不及时疏导，极易使矛盾激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而通过公证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对民间融资借贷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消除非法民间借贷的负面作用，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公证普及法律知识，宣传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
五、办理民间借贷公证应注意的问题
在民间借贷具体公证实务中，公证员需尽到勤勉谨慎的审查义务，并着重注意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注意审查借贷双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民间借贷发生在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除小额贷款公司以外的企业之间不得进行借贷业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不属于该批复中列举的四种无效行为即应认定有效。因此，民间借贷的当事人是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对于企业之间借贷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企业间借贷问题的答复（银条法[1998]13号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禁止非金融机构经营金融业务。借贷属于金融业务，因此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不得相互借贷。
（二）注意审查关于借款利率的约定条款
《合同法》第211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
（三）注意审查民间借贷合同中利息、罚息、违约金并存问题
在借款合同约定利息、罚息条款并存或是利息和违约金条款并存均不矛盾。罚息和违约金均属承担违约责任的一种方式，罚息实质上是违约责任承担的一种方式。《合同法》第207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笔者认为可以同时约定并计算罚息和违约金，因为两者实质上都是违约金，对于二者相加的违约金数额，不管是高是低，若当事人没有提出调整的，尊重当事人合同意思自治原则。
（四）有关公证告知书和谈话笔录制作问题
1.民间借贷可能涉及中的非法集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高利转贷罪、洗钱罪，我们应将《刑法》中有关这四个罪名的法律规定，和相关解释以及与民间借贷资金进出的联系和可能的法律风险，以特别告知的方式进行告知说明，并在谈话笔录中进行询问，由当事人自查自我约束自我保证的方式进行处理。
民间借贷相关法条篇4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间金融；金融监管；法律规制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09-0075-06中图分类号：F832.38文献标志码：a
前不久施行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在第三章从民间借贷合同登记报备、公证等角度用了7个条文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然而，7个条文未能也无法对民间借贷主体部分之一“民间借贷”进行重点规范。针对民间借贷活动，我国法律层面的规范仍为空白。民间借贷是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中最具社会影响力和亟待法律规制的一类，下文对民间信贷规制的重点、难点和法律路径予以论述。
一、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和难点
民间借贷从法律效力上可区分为合法借贷与非法借贷，民间合法借贷中，主要根据放贷人主体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采取经营的方式从事放贷业务为标准，可将其区分为民间民事借贷和民间商事借贷。在民间合法借贷的两大组成部分中，民间商事信贷对民间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影响较大，因而当然地成为民间信贷规范的重点。同时，法律认可的民间商事借贷是商事经营性质的民间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为机构形态的民间金融，而我国社会中还存在大量隐性的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其性质是非法的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主要是尚未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和经营性高利贷，成为我国民间借贷规制的难点。我国地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规模膨胀速度惊人，2007年其规模介于7405亿-8164亿元之间，而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13年4月底，其规模高达2万亿至4万亿元，占全国总贷款额的7%。实践中，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行为人往往采取各种手段掩盖其非法经营性借贷和非法经营性高利贷的本质，例如以不同的公民个人名义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包括欠条等），将其放贷行为“简化”为最简单的民事借贷，一是得以逃避经营成本、工商管理和金融监管，二是得以蒙蔽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而逃避法律责任。下文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和民间商事借贷的法律规制予以重点论述。
在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出现的早期，自然放贷人以其个人名义从事经营性放贷活动，通常构成非法经营性高利贷活动，经过几年的放贷活动在同一法院累积了多起案件，行为人所在地区的受案法院统计后发现，以该放贷自然人为原告的借贷纠纷案件多达十几起，甚至几十起，与该放贷自然人相关的刑事案件也有多起，通常是人身伤害案件。主审法官根据多起案件案情的高相似度、案件证据的高相似度、案件之间的相互印证和关联关系等，可以推断此人是以经营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自然人，其行为可能涉嫌高利贷，并且债务人在抗辩理由中也提出放贷人（通常为原告）行为系高利贷，但债务人无法提供证明材料，放贷人追讨本利时容易与债务人发生纠纷和冲突，因而与不同债务人发生了多起借贷纠纷和人身伤害案件。非法经营性借贷活动经过一段时期发展后，“业务”老练的放贷人懂得如何从行为外观和证据上将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行为伪装成合法的民事借贷。据笔者调研得知，在法院已经审理的多起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案件中，放贷人提供的自然人借贷合同等证据材料从形式外观上完全合法，反映的借贷事实清楚，约定的利率也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法院审判的角度，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原告（放贷人）要求被告（债务人）支付本金和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有的放贷人还在借贷合同上约定了违约金，审判机关早期的态度是：只要约定利息加上违约金的总额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利息数额的均予以支持；如果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只是对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例如，2009年《江苏高院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案件意见》第6条规定：借贷合同当事人既约定借款利息又约定违约金的，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进行调整后的违约金与利息之和不得超过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经法院调查后的真实案情是：被告（债务人）在向原告（放贷人）借款时，从原告那里仅拿到少于自然人借贷合同上的借款金额的现金，少拿的部分作为事先支付的利息（俗称“双头息”），然后还应在债务到期日归还本金和不超过四倍的利息，逾期不还的还应支付较高的违约金（俗称“砍三刀”）。从事实上说，这种情况显然构成了高利借贷，但是被告无法举证，有口难辩，法院也无可奈何，只得依法办案，支持原告的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甚至部分违约金的诉求。
近年来，实践中还存在“旧据换新据”的案例，即放贷人在实施了上述“双头息”“砍三刀”高利借贷行为之后，在债务到期日向借款人追讨本利，若借款人暂时无力清偿债务，请求宽限期的，放贷人便让借款人重新出具一份新的更高欠款额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以换回先前旧的借贷合同，约定新的还款日期，给出一定的还款宽限期。事实上，放贷人没有提供新的借款给借款人，而是在原先的本利上来了个“利滚利”。“旧据换新据”也是一种新的高利贷形式。1991年最高院《审理借贷案件的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人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6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但是在法院审查时，根本无法看出其非法性，借款人若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只能判定借款人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和违约金。调研中还发现，有的地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处理方法，有时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被告（债务人）及其家人在案件开庭审理后，强调对方行为系高利贷，不肯支付高利息和违约金，通过采取在政府门前静坐、到法院闹事、绝食等各种手段要求法院对高利息和违约金不予支持。主审法官出于判决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考虑，又基于公平角度考虑，若能确定该案确系多起以同一人作为原告提起的借贷纠纷诉讼案件之一，且能推断原告为职业放贷人或涉嫌高利贷行为，而原告又无法举证证明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其利益实际受损的，则认定：“双方额外约定的违约金属于变相提高利率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限制借贷利率的规定，该约定显失公平，对原告的违约金请求不予支持，对双方约定的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也不予支持。”
如今，非法经营性借贷活动行为人更加有经验：为了规避法院推断出其行为的非法经营性和高利贷特征，不再以同一公民身份对外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而使用不同自然人的身份作为出借人，形成非法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活动组织，并通过注明不同的合同签订地、异地放贷、约定异地法院有管辖权等手段达到异地管辖的目的，从而使得在同一法院以同一自然人为原告（放贷人）的借贷纠纷案件大为减少；订立“阴阳合同”，例如在其订立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之外，另行达成口头协议，对实际执行的利率重新约定，通常该利率高于国家关于借贷利率的限制，放贷人预先从交付的本金中扣除该利率计算得出的高利息，使纸面利率沦为掩饰其高利贷性质和蒙蔽法院的形式；在订立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上花心思、大做文章，例如放贷人要求借款人提供保证人，并在借贷合同上作为借款人签字；在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上写明“乙方（借款人）承诺以自己所有的某处房产作为抵押，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虽根据《物权法》第187条尚未取得房屋抵押权，但通常可以震慑并不精通法律的借款人；订立两份自然人借贷合同，一份是借款人出具的借条，写明借款人从放贷人处借到多少金额的现金，从而有利于放贷人作为诉讼请求的证据提供，而借款人因此根本无法提供反证，但实际上到手金额少于借条金额，一份是双方订立的借贷合同，是用来约定形式上借款人应支付的利息和违约金的，变相提高借贷利率，从而有利于放贷人作为请求支付利息和违约金的证据；为了避免借款人提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而放贷人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因借款人违约到底遭受了多大的实际经济损失的情况，提前在借款协议上写明“乙方（借款人）确认约定的违约金低于甲方（放贷人）的损失”，以有利于原告（放贷人）在诉讼中要求被告（债务人）支付违约金，并且被告无法向法院申请降低违约金等。这些情况给法院审判带来很大的难度，通常难以识别简单民事借贷下掩盖着的非法借贷和高利贷，即使可以察觉，也由于证据原因而在对借款人利益的保护上显得无能为力，只能叹息被告（债务人）实在不懂得保护自身的利益，然后基本支持原告（放贷人）的诉讼请求。我国现有相关法律规范存在缺陷，无法规制和避免上述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只能要求借款人在订立借贷合同时学会自我利益保护，不去借高利贷，而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期待，在借款人有急迫的资金需求而又无法从正规金融或其他更好的渠道获得融资时，不得不求助于非法借贷和高利贷，放贷人往往就是利用借款人急需资金而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根本无法遏制非法借贷和高利贷，也无法有效地保护借款人的合法利益。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法官透露，近年来该法院在审判活动中遇到大量借贷纠纷相关案件，约占全部民事案件的1/8。根据法院受理的借贷纠纷案件情况来看，社会中的非法借贷和高利贷活动越来越猖獗。
二、民间信贷规制的法律路径
（一）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制
1.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识别和认定
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十分活跃，主要表现为未经许可和登记，以营利为目的长期从事经营性的借贷活动，行为主体主要包括：（1）个体形态的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体工商户；（2）组织形态的放贷合伙、合会等；（3）机构形态的非法经营借贷业务的企业法人等。由于我国对设立金融机构实施审批制，对从事金融业务实施特许制，未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审批和颁发金融业务许可证，不得擅自设立相关金融机构或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否则根据《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取缔办法》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予以取缔。然而，实践中少见采取毫无遮掩的方式开展非法金融活动的案例，大多是在地下从事着变相的、隐性存在着的非法金融活动，以降低成本、逃避金融监管和法律制裁？因此，实际上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认定和识别成为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打击和惩治非法金融活动的前提，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得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有法可依也十分必要。对于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制而言，确立法律上的认定标准和识别方法是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打击和惩治非法信贷和高利贷的基础。
关于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主要特征，实践中，民间隐性借贷以非法行为居多，包括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非法集资类借贷，否则行为人无须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来掩盖其行为性质，更无须通过隐蔽的方式在地下开展借贷活动，并且民间隐性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犯罪行为联系紧密，是一种长期的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法金融活动，故其实际上为民间隐性的非法借贷活动。通过调研和案例总结可以得出结论：隐性、以营利为目的、经营性、违法性是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主要特征。
关于如何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与民间合法商事借贷的区别在于其违法性和隐性，行为人通常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掩盖其行为性质上的违法性，变相地、隐性地于地下开展活动，使其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有合法的外观或不易被发现。理论上，就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违法性识别问题而言，不管其表现为个体形态、组织形态还是机构形态，其必然在某些方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譬如未经登记注册擅自经营借贷业务、未获得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而无借贷业务经营资格、违反国家关于借贷利率的限制性规定、资金来源和用途不合法以及违反国家金融监管规定的其他情形，只要能够证明其行为具有上述任一情形，即可认定其非法性。然而根据笔者调研获知，司法实践中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困难重重，主要是由于此类非法信贷是“隐性的”开展，司法认定上往往遇到证据不足和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如上文所述，一方面，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发生在某个人名下的同一类借贷纠纷案件过多，才能推断出该人是从事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并结合借款人的口供和放贷人变相提高借贷利息的具体情况，才能识别出该人从事的是高利贷活动，这确实是司法实践总结得出的一种识别方法，但不是所有法院都有足够的勇气根据该方法裁判相关案件，因为我国尚无具体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法院在法律适用和司法裁判上显得保守。另一方面，从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活动的行为人在掩盖其行为非法性方面的“反侦察能力”不断提高，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通常在表面上看起来仅是简单的民事借贷纠纷或者债权债务纠纷，从证据角度往往难以认定其行为具有非法经营性或高利贷特征。
从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的放贷人之所以能够掩盖其行为的非法性，重要原因之一是借款人明知而没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事实上放弃了诉诸法律保护的可能。放贷人往往利用借款人急需用钱的经济紧急状况乘人之危，提出苛刻的借款条件，双方真正执行的是放贷人提出的口头“霸王借贷合同”，变相提高利率的手法包括预先扣息、“换据”“利滚利”“双头息”“砍三刀”、借款反存、设立各种手续费等，为了蒙蔽司法机关和逃避法律责任，多以公民个人名义另立一个利率合法的民事借贷合同作为“外衣”，借款人因急需用钱却融资无道，被迫接受苛刻条件，所以借款人是明知利益受损却难以做到自我保护。纠纷发生后，由于整个借贷关系中非法的部分都以口头方式进行，因而借款人在诉讼中难以提供证据证明对方行为的非法性，又由于双方当事人均以公民身份确立借贷关系，借贷合同内容简单、模糊，从外观上看仅是简单的民事借贷关系，法院也难以认定放贷人行为具有非法经营性，故法院不得不支持放贷人的诉讼请求，而真正作为受害人的借款人的利益却得不到也无法得到保护。分析至此可以得出，实践中由于受多种条件的限制，难以找到理想的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方法，这也是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猖獗和打击不尽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有效地遏制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规范和促进合法的民间借贷发展，一是要提高公民的自我法律保护意识，不与非法借贷活动发生交易往来，在投融资活动中注意留存相关证据材料；二是国家提供更多的投融资渠道，让资金需求者能够从合法的途径更容易地获得融资，为民间游资创造更多、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三是在对商事信贷设定最高贷款年利率的前提下，推进有利率最高限制的利率市场化进程，让资金借贷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降低借贷的利润空间和回报，使得资金借贷本身不再是有吸引力的投资方式；四是为民间资本进入融资业提供通道，鼓励民间资本开展合法的经营性借贷业务，打击非法的借贷活动，明确非法借贷活动的法律责任，并应将其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可以适用于非法经营性借贷，未经登记许可从事经营性放贷业务的，应予取缔并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
2.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
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市场经济，缓解了市场对投融资的需求，为中小企业经济和部分人的生活改善提供了资金支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不受监管和无序的金融活动更多的是带来了各方面的消极作用：一是其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民间信用，可能引发“民间金融危机”，不利于金融系统稳定和金融安全，从温州蔓延开来的民间借贷危机即是典型的一例；二是其往往导致金融违法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容易引发非法集资、高利贷、绑架、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人身、财产安全；三是整个债权债务关系从缔结到消灭都潜伏着各种风险，不利于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引发诸多法律纠纷，破坏了社会和谐，提高了司法成本和难度；四是作为借款人的中小企业和自然人若不能及时偿债，便面临着高息压力和人身威胁，往往导致中小企业破产和债务人自杀或逃亡的情况，反而破坏了中小企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等。综上，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对其法律规制也应采取辩证的手段，即以打击取缔非法借贷和高利贷、促进民间合法商事信贷发展为出发点，坚持“引导改造为主，打击取缔为辅”的原则，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改造能够和愿意被改造的部分，打击取缔不能或不愿被改造的部分。
（1）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阳光化和合法化。
我国仅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许可了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村镇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企业的信贷业务资格，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一律不得经营信贷业务，只能从事非经营性质的民间民事借贷活动，未取得信贷业务资格的企业法人也不得经营信贷业务。实践中，囿于法律规定和资金条件等方面限制，社会闲散资金持有者为了赚取高额利息回报，或出于降低成本、逃避监管和法律责任等目的或因不符合信贷业务准入标准而无法通过设立信贷机构开展信贷业务，采取各种掩盖手段通过个体、组织、机构等形式隐性地开展信贷业务活动，根据1998年《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实践中未经批准从事的隐性信贷业务活动均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职业放贷自然人、经营借贷业务活动的组织、变相从事借贷业务活动的企业法人等从事的隐性信贷业务活动。我国关于民间借贷包括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少、漏洞多，认识上有偏差，没有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法律规制与市场投融资需求、信贷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国要想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必须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首先是要实现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合法化和阳光化改造，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扩大商事信贷经营主体范围，放宽信贷业务准入门槛。我国应扩大民间商事借贷经营主体范围以增强民间金融的主体力量，通过立法和修法许可个人（自然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合伙企业、其他组织等成为民间借贷经营主体，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民间借贷经营主体结构，形成商法人、商合伙、商个人三类借贷业务经营主体并存、互相竞争又互为补充的发展局面，并针对不同类型放贷主体设定不同的准入门槛，在现有准入标准上适当宽松，使更多的隐性商事信贷得以合法化并开展阳光化运作，活跃资金供求市场。
第二，确立民间商事信贷的正当、合法地位，将商事借贷与非法借贷区别开来加以保护和促进。鼓励民间资金进入融资市场，保护由商事借贷行为形成的法律关系，对因商事借贷而取得的债权、担保物权、股权等予以保护，通过出台政策引导和促进商事信贷的发展，而对非法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否定非法借贷行为确立的所谓权利义务关系，主要通过不当得利制度保障资金融出主体融出的资金得以返还。
第三，扩大民间融资渠道，为市场资金需求主体提供更多、更便利、更经济的融资方式，从而活跃民间金融市场，使得有偿还能力的资金需求主体无须求助于非法借贷即可快速地筹集低息贷款。非法借贷的贷款利率往往高于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以及民间商事信贷利率，非法经营者通过各种手段掩盖非法性质，通常采取预先扣息和订立“阴阳合同”等手段使得借款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且其收债方式不规范，往往掺和着暴力和威胁。扩大民间融资渠道能够使得非法借贷显得毫无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逐渐自生自灭或转化为合法借贷。
（2）民间借贷发展的规范化。
要实现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建立商事借贷业务登记制度。对职业放贷自然人、组织和法人实施登记管理，对商事借贷经营主体的格式借贷合同实行审查和备案登记制，确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登记机关。
第二，建立风险备付金制度，将放贷人经营借贷业务的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风险备付金与放贷人的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成比例，并不得抽回或挪用，随着放贷人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扩大，梯度提高风险备付金率或额度。有必要对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和其他组织的风险备付金率或额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他（它）们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也应作出相应的限制。
第三，建立商事借贷市场资信系统，建立诚信管理档案。由金融监管机构对商事借贷经营主体的资信状况、偿付能力、经营风险、风险备付金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和披露，对商事经营主体和借款人的在借贷活动中的诚信情况作出记录并建立诚信档案。
第四，建立商事借贷主体的退市制度，妥善处理各种债权债务关系，最大程度上维护债务人和债权人利益的平衡，维护信贷市场的信用和秩序，维护社会和谐和金融系统稳定。在个人破产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对于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的市场退出制度应作出特别规定。
第五，将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涉及的各项举措成文化、制度化。出台“放贷人条例”或“非银行信贷法”并修订《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信贷机构设立或职业放贷个人登记、变更和市场退出规则，确立信贷业务经营规范、信贷利率限制、风险备付金制度、放贷人资信评价制度、放贷人和借款人诚信档案制度、监管机构及其职责、法律责任与罚则等。
（二）建构民间商事借贷监管机制
我国民间借贷已经初具资金规模，不可小觑而放任不管。截至2013年7月，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银行与家庭金融行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民间借贷参与率高，有33.5%的家庭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借贷总额达8.6万亿元。问题是，占8.6万亿元大部分的是隐性开展的未与民间民事借贷区别规制的民间商事借贷，而如此之大的民间商事借贷金融规模却未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范围，民间金融风险容易失控，不利于防控借贷危机和金融危机。鉴于此，一方面，我国应将民间民事借贷与民间商事借贷区别规制，并确立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识别和认定规则及其法律责任，为司法裁判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建议我国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将民间商事借贷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建构我国商事信贷监管机制。建构我国商事信贷监管机制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制定“放贷人条例”或“非银行信贷法”并修订《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确立商事借贷的认定和监管规则，加强对变相、隐性的商事信贷监管，打击、取缔未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的非法借贷活动，确立银行业监管机构为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金融行政部门（金融办）一起协助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及其派出机构开展监管活动；其二，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监管机构的权责，由监管机构对放贷人的资信、偿付能力及其存入托管机构的风险备付金实施实时监控，对其经营行为实施适当监管，在其风险发生后及时介入并采取接管、托管、重整、并购、清算、司法破产等监管措施；其三，在商事借贷经营主体市场退出方面，商事借贷监管机构应在放贷人发生严重信贷经营风险、尚未支付不能之前介入并对其采取市场退出监管措施，保障债权人利益和金融安全与秩序；其四，在常规的监管措施上，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应对发生经营风险、风险备付金不足、不诚信记录等问题的商事经营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直至停业整顿、吊销其业务经营许可证、责令关闭等，对借款人的不诚信行为进行记录并通告各信贷经营主体，建议借贷经营主体对于发生二次不诚信记录的借款人不再发放贷款等，涉嫌刑事犯罪的还应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只有建构我国商事借贷监管机制，才能更好地规范和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商事信贷对中小企业经济发展和个人生活改善的作用，最大程度上减少非法借贷活动，形成良好的民间金融秩序，防范民间金融危机。
（三）发挥政策在商事借贷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民间借贷相关法条篇5
内容提要:解决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法律创新形成制度激励，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民间借贷立法应当采用自然演进与建构相结合、一般规范与分类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重点借鉴美国、英国、香港地区及我国古代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情况，应当尽快修改相关法律并制定专门性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只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且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商事借贷行为进行规范，重点是对主体准入、放贷利率、经营区域、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等加以规范。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资本穷国变为资本大国，民间借贷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0年5月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保护民间资本所有者的正当权利，引导民间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尝试从立法的角度探讨相关争议，为民间借贷立法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和对策性建议。
一、关于民间借贷规制的路径和模式
有关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虽然讨论了很多年，但有两个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一是哪些民间借贷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边界如何确定;二是应当由哪些法律规制民间借贷，以及是否应当制定统一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前一个问题的核心是法律上如何确定规制民间借贷的范围，后一个问题的核心则是如何选择民间借贷的立法路径和模式。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民间借贷立法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体系。
(一)选择重点规制的路径
是否应当制定一个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件以及如何建立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立法上始终摇摆不定。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在于恰当区分民间借贷的种类和性质，再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种类及特点选择相应的立法策略和规制路径。从法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放贷人让渡一定时间的资金使用权，到期后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行为。也有学说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转移了所有权转移，即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1]理论上对民间借贷的划分有多种方法，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转让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事行为，一般公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民事行为。但以收取利息为目的的货币流通则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具有了商事行为的性质。如果某一自然人、法人(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有专门法律规定不在此讨论)或非法人组织将发放贷款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时，则具有营利性和反复性，应属商事行为。民间借贷行为性质的这种多重性不仅决定了相关立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而且也成为选择规制路径的基本依据。
从金融制度变迁规律看，我国民间借贷目前处于从市场化显性信用阶段向规范化合法信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信用形式都能够或适合纳入法律体系加以规制，一些地区的小规模民间借贷组织更适合以民间形式存在，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融资需要。[2]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全面规制的法律体系不但比较困难，也没有多大必要，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立法范例迄今极为少见。因此，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不宜选择全面规制的路径，而应当采取重点规制的路径，即只需要在多样的民间借贷中确定某些重要的方面加以规制即可。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应当是一般性规制与专门性规制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多层次的立法体系下，根据借贷行为、借贷主体及借贷目的等不同因素，采用由普通法律、相关主体法律及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主要包括对借贷主体的准入、借贷利率、借贷地域等加以规范。对于一般性的民间借贷即那些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需要再制定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二)采用分类规制的模式
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不宜采用由一部法律进行全面规制的模式，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分类规制的立法安排:(1)对于私募基金，因其与一般直接融资不同，主要投资领域为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或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故应将其纳入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加以规制;[3](2)对于间接融资中具有合作金融性质的合作基金会与金融服务社等，其性质和功能定位于民间的互助，应通过制定专门的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推进，有关合作金融的立法应当扩大调整范围;(3)对地下银行(私人钱庄)，因其脱离了法律的控制可能会积累很高的风险，故应设定合理的准入条件，将其纳入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实施正式和有效的监管。银监会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大致就是这样的路径;(4)对于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而不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贷款公司等，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
上述四种民间借贷因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由相关主体法进行规范更为适当，专门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宜规定这些主体的借贷行为。按照分类规制的方式，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三个部分:(1)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规范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行为;(2)相关主体法，规范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3)专门的民间借贷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借贷立法问题主要是针对第三个部分。
在民间借贷立法中，以营利性为标准将民间借贷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是设计和检讨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科学性的重要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民事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无论其是否有偿，在不违反四倍基准利率限制的条件下，都予以保护。对于具有商事性质的民间借贷，如果没有经法定机关核准并登记，则归入非法金融行为(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由此观之，我国现行法律排斥和压制的是未经批准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无论放贷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其它组织，只有取得法定机关的批准才能获得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合法主体资格。总体上讲，我们赞成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这一限制，因为借贷是银行业中最为核心的业务，对于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有直接影响。截至2010年11月，银行总资产超过92万亿，[4]占整个金融业资产90%以上。银行业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贷款业务，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各国都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此外，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借贷业务的任意民间化、商事化、扩大化存在冲突。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解除金融抑制无疑是民间借贷立法的方向，但确定适当的法律限制仍然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区别民事性民间借贷与商事性民间借贷时还应当注意，有偿与营利是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能仅因有偿而认定为营利，后者需具备连续性和职业性特征。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民事主体偶尔从事营利活动，不属于商事行为。美国纽约州的《放债人法》第340条明确规定，个人或企业偶尔在该州发放贷款不需要遵守该法“禁止无牌照经营”的规定。实践中，民间借贷日益趋向专业化，某些民事主体反复涉诉，以民事性民间借贷的形式规避监管，实际上是在从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法律上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应是民间借贷立法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关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规制
既然不宜对民间借贷进行全面规制，那么，应当对哪些主体的借贷行为加以规制呢?同样是理论与实践中争议的焦点，也是立法中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难点。关于这一问题，以下两点最为关键。
(一)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涉及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12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210条和211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3)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4)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它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1条、122条、123条、125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1)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2)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3)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4)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1)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同业拆借纠纷;(3)企业借贷纠纷;(4)民间借贷纠纷。2010年1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解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罪的适用问题。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普通民事行为性质的借贷为法律所允许，但企业之间和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则一直受到法律的排斥。从民间借贷的作用及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5]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网点分布不均，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居民难以享受最起码的金融服务。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09年6月末，全国仍有2945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在27个省(区、市)，西部地区2367个，中部地区287个，东部地区291个。其中有70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占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总数的24%，分布在20个省(区、市)。[6]另一方面，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完全消化整个社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三农”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性的民间借贷在农村借贷中占有20%以上的份额。[7]从国际范围内看，信贷机构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完全靠正规金融机构、大银行难以覆盖全部融资需求，而且风险也过于集中。美国、英国、爱尔兰、南非、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从制度上促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推进民间信用体系建设也应该成为我国现阶段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8]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4年以来的中央七个“一号文件”都涉及“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的问题。2008年5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和指导各省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意见》的出台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为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007年10月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代拟稿)》(以下简称《条例》)报送国务院法制办，2009年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二档立法计划。《条例》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注册后从事放贷业务，并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2010年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法制办报送的《贷款通则》修订稿扩大了借贷主体的范围，对于未经批准设立为放款人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允许在限制总额、笔数和利息收入的前提下从事放贷行为，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借贷主体准入的管制。
综合《意见》和《条例》的有关规定及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对商业性放贷人准入的规范:
一是通过确定注册资金的方式限定主体范围。由于放贷人“只贷不存”，作为经营货币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我国《公司法》对于普通公司的一般规定。《意见》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我们认为是合适的，高门槛可以过滤一些不合资格的放贷人进入这种风险行业，也为整个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提供了屏障。尽管美国一些州对金融公司的准入资本门槛并不高，[9]如美国加州成立一般的金融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2．5万美元，但美国的市场体制和市场约束机制都比较成熟，这些公司必须接受更多的市场约束，日后才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融入资金放贷。当前，我国的市场制度尚不完善，通过注册资金适当限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准入范围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自然人在民间借贷领域的传统地位，参考有关国家立法现状，自然人作为放贷主体资格应当通过申请注册予以确定。自然人依法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可以不设资本金要求，但在考虑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资格时，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及个人破产制度，并作为配套制度应早日纳入立法议程。如果缺乏个人破产制度，自然人作为民间商事性借贷的主体则无法切实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影响民间借贷制度的实施效果。
二是通过申请人资格审查方式限定主体范围。放贷人资格的审查应当重视对申请人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审查。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民间放贷行业极易与犯罪联系，如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洗钱、发放高利贷、强迫欺诈交易等等，因此必须在准入门槛上警惕那些不适格的主体(如有犯罪前科的申请者)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在美国纽约州申请放贷人牌照需经历严格而复杂的“背景审查”程序，为此需要提交的资料多达11项，包括信贷历史记录、过去十年的民事诉讼和破产诉讼记录、犯罪记录(包括重罪、轻罪和违规)、教育经历、从业经历等等。此外，合伙人、股东、高管、董事等还需要通过提交指纹程序，审查有无犯罪记录。在我国香港地区申请放债人牌照，首先由警方调查申请人有没有黑社会背景，证实“身家清白”后才交法庭审理，但亦非由法官一人决定，而是由两名市民协同审查，经三人一致通过后才能发放牌照。我国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定这方面的程度和条件。
(二)放松对企业之间借贷的管制
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一直颇受关注，依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贷款通则》的规定，此种借贷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下发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中国证监会、国资委2003年8月联合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禁止上市公司有偿或无偿地拆借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将企业间的借贷或变相借贷合同确认为无效合同。在具体适用法律上，有的法院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的规定，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则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第58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以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益为理由确认合同无效。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从合同法、公司法等角度认为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应予认可。[10]
从性质来看，企业之间借贷的性质比较特殊，作为放贷人的企业并不是专门从事此项业务的主体，一般只是因与借款企业存在业务往来或者关联关系而发生借贷，借贷行为既超越了民事性民间借贷的范畴，但又不完全属于营业性质的商事民间借贷，而是介入民事性质与商事性质之间。针对这一特征，我们认为立法上应当采取特别规范的方式，既不应像对待民事性民间借贷那样完全放开，也不应像对待商事性民间借贷那样设立准入门槛，而应分类定性，区别对待。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美国纽约州《放债人法》将个人和企业偶尔的借贷行为排除在商事行为之列，不需要申领放债人牌照，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建议我国修改现行法律，放开企业之间的部分借贷，如具有上下游供应商关系、母子公司关系且因生产需要发生的借贷等，应当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借贷。但是，完全放开企业间的借贷并不可行，也不可取，因为完全放开此类借贷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放弃了银行业资产业务的准入门槛，势必影响金融市场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因此，通过列举的方式放开企业之间部分借贷的同时，仍然应当保留法律对企业之间借贷的一般管制。
三、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
利率是规范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法律规范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借贷利率水平紧密相关，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决定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间借贷的保护程度。
(一)应当设置利率限制
2004年10月28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第2条第一项规定，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贷款利率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0.9倍。根据这一规定，有人认为既然银行贷款利率没有了上限，民间借贷利率也应该完全放开。实际上，有关借贷利率的讨论由来已久，实际利息理论、货币利息理论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不同的论述。在市场中，利息是资金融通的价格，既然属于价格，必然涉及对价格管制的争议。即使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对此存有重大分歧。主张废除利率控制的学者本杰明(jere-mybentham)认为，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不应当反对贷款过程中的议价。[11]反对者则认为，他的这一主张完全是理想主义的，根本没有现实的基础。[12]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借贷双方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放贷人相对于消费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借贷双方之间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保障，不具有公平交易的现实基础，依靠放贷人之间的竞争来保证借款人承担合理利率的贷款市场还没有形成，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往往产生不公平交易。从历史上看，规范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唐《杂令》、《明律》卷九《户律》钱债部分第168条及《清律》卷九《户律》部分第147条都规定了对借贷利率的限制。从文化角度看，民间借贷的利率限制具有很强的社会感召力，国内家喻户晓的歌剧《白毛女》和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威尼斯商人》都揭露了高利贷的危害，甚至《圣经》中也有禁止高利贷的描述[1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高利贷有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加速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从政治的角度看，高利贷常常成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消除高利贷是新社会的标志性事件。
高利贷在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以及农村地区广泛存在，而且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就越高。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20世纪30年代未以来和美国19世纪的民间借贷史，验证了这一结论。[14]2008年浙江台州的飞跃集团、杭州的南望集团等地方龙头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大量高利率的民间借贷都是导火线。2009年重庆打黑过程中，警方披露的数据是:重庆高利贷逾300亿元，规模已占到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3强，黑恶团伙以高得惊人的利息强行放贷，而后通过暴力收债，从中牟取巨额不法收入。[15]2009年8月11日《经济参考报》以《宁夏固原民间高利贷盛行》为题披露当地高利贷问题。从众多事实来看，从利率设置上限制民间借贷的资金价格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范围内考察，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大部分州也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高利贷法。20世纪中后期美国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金融自由化，一些人主张取消利率限制，也确实有个别州(如特拉华州及南达科他州)这样做了，但美国的次贷危机表明，利率自由化是本轮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已经受到美国学术界、监管部门、立法机构及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质疑和批评。英国2006年修订的《消费信贷法》仍然规定了对最高利率的限制，并授权法院可以对此提供司法救济。向来以贸易自由自居的香港也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定了限制。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不能盲目地放开民间借贷市场，而应通过立法直接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并设置合理的利率上限。
(二)合理规定利率上限
对利率水平的限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权益，无疑是民间借贷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民间借贷利率与政府对产品的定价不同，相关立法不是干预借贷双方在法律限度内对利率的自由协商权，而是防止放贷人乘人之危或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借款人的正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期限划分为5个档次，这里的同类贷款利率实际上是指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在已有的立法先例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放债人条例》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不论是否为放债人)以超过年息60%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第25条规定: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48%，则为本条的施行，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由此可见，香港地区实际上是规定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我国台湾为防止民间借贷中出现重利盘剥，《民法典》第205条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20%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
在美国，对高利贷的规制也非常复杂，主要由各州法律规定。部分州对利率管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但大部分州仍然制定了限制最高利率的反高利贷法。在限制最高利率的各州立法中，对最高利率的限制通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贷款用途;(2)贷款的种类;(3)放贷人的种类;(4)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最高利率通常是一个固定利率，也可能是取决于某些指数的浮动利率，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纽约州的高利贷界限通常为年利率16%;华盛顿州高利贷通常的界限为年利率12%，或者合同签署前一个月联储26星期国库券初次拍卖报价利率加4个点，取两者中较高者;密西西比州高利贷界限为年利率10%，或者为联邦储备利率加5个点，5000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不受高利贷限制;阿肯色州非消费性贷款的高利贷界限为联邦储备利率加5个点，对于消费信贷高利贷通常界限为年利率17%。[16]虽然美国的国会一般情况下不会介入利率限制，但也有例外，如针对发薪日贷款，[17]2006年10月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法律，规定向军人及其抚养人员发放的消费贷款年利率不得超过36%。[18]
利率本质上是利润率的一部分，因此，利率上限的确定在立法上有很强的技术性，不仅需要考虑生产性资本和消费性资金的收益率，还需要考虑包括投资回报本身的风险性、契约执行的情况等因素，因此，有学者不赞成规定一个确定的利率限制。[19]对于高利贷的标准，如果规定得过高，则达不到公平保护借款人的目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后，贷款的偿还客观上存在信用风险。过高的利率也可能诱发道德风险，有的借款人为偿还贷款可能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暴利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对高利贷的标准规定得过低，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短缺;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从现实经验来看，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我国广泛存在的地下钱庄就是很好的例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利率限定为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根据人民银行确定的一年期利率，4倍限额大约在21－25%之间，折算成民间利率大约接近2－3分。随着人民银行对利率的上调，4倍限额也可能会达到30%左右。根据我国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分至5分之间，生产性借贷超过3分就属于比较高的利率了。如果是隔夜拆借或者几天内的拆借，其利率折算成月利率就会显著高于上述水平。当然，地区、季节、货币政策及法定基准利率水平等因素，都会对民间借贷的具体利率产生影响。例如2008年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各地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另外，通货膨胀对利率的走势也有重要影响。因此，上述因素都应在确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时予以考虑。
(三)完善高利贷法律责任制度
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很大，从微观角度看，扰乱公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导致借款人陷入债务深渊而无法自拔，收债过程往往伴随着恐吓、欺诈、暴力等非法行为，容易滋生犯罪;从宏观角度看，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美国次级贷款产品中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利贷，但足以证明利率过高会对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造成危害。尽管高利贷有着诸多危害性，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意见》第6条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来看，现行法律对发放高利贷当事人不具有真正的惩罚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发放高利贷基本上是听之任之，仅仅不保护其4倍以外的利率。这样一来，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可以任意约定高利率，其后果最多是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尽管进入司法程序的民间借贷案件近年来大幅增加，但是与实际发生的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相比，仍然很少。也就是说，不少高利贷合同实际上由借款人履行了，借款人的合法利益并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获得应有的保护。
另一个现象也应引起关注，在实践中，多数民间放贷人为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定，采取各种方式、手段掩盖高额利息，从而使借贷利率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如预先将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即借款人实际获得的借款低于借条中的本金(差额部分为利息)，这样使得借款人在诉讼中处于了非常不利的地位，很难证明高利贷的存在。此外，由于银行贷款政策“嫌贫爱富”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不断增长，加之民间资金充裕，催生出民间融资市场的职业化，出现了一些职业的贷款人和中介人。这些职业贷款人和中介人往往与当地的黑社会、准黑社会往来密切，依靠其背后力量威胁、恐吓借款人，阻止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权益。
从美国和香港的经验来看，利用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是其共同的立法选择。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设定了两个高利贷界限，对于不同层次的高利贷规定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违反该条例第24条(年息60%的实际利率)，即属犯罪，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以及就该协议或贷款而提供的保证，不得予以强制执行。此外，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a)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50万及监禁2年;(b)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500万及监禁10年(由1994年第82号第33条修订)。相比较1994年之前的文本，修订后的条例大幅提高第24条所规定的最高惩罚限度，由最高“监禁两年和罚款10万元”增至最高“监禁10年和罚款500万元”。2001年至2005年期间，香港根据《放债人条例》第24条就高利贷提出检控的个案数目分别为26件、18件、1件、28件及10件。违反该条例第25条规定(即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48%)，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在香港禁止高利率放债的双层法律规制架构中，把利率管制水平分别定为年利率60%和48%，是参考香港当时良好的商业惯例和其它司法管辖区(例如英国)的法例而决定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从执法的角度而言，第24条大体上可有效遏止在香港进行的高利贷活动。[20]
在美国，国会认为其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州际贸易条款”有权监管私人交易中的利率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划定高利贷的具体范围，而是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21]在各州层面，违反州高利贷法的法律后果通常具有惩罚性，即处罚金额超过所收取的利率与高利贷之差。具体的处罚各州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包括罚没已收取的利率或者按利息的倍数罚款。在某些情况下，高利贷还会导致整个贷款合同不得执行、放贷人承担刑事责任等。
民间借贷立法可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的立法经验，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建立梯级过渡性的双层法律责任制度。这样既可以起到打击和遏制高利贷的作用，也可以避免滥用刑事制裁手段，实现法律责任的梯级过渡。
首先，参考国外及香港地区的立法经验，考虑目前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水平，设定一个明确的年利率(如36%)作为追究高利贷放贷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超过该限度的放贷属于严重高利贷范畴，应当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其次，保留目前的规定，即民间借贷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四倍。超过该界限但尚未达到严重高利贷年利率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如严重通货膨胀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不得诉求法院执行该借贷合同及其附属担保合同，通过民事责任遏制此类高利贷。这样规定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人民银行通常会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及时调整利率水平，其公布的基准利率大致反映了当前资金的价格，4倍范围内的利率基本上可以补偿民间放贷人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以目前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其经营状况表明，3倍左右的利率已经基本上覆盖了风险，总体上实现了盈利。在有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中，也鲜见有关放开利率的呼声，而多集中于贷款的后续资金来源、跨区域经营、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22]20－30%的利率水平与我们的民间借贷实际利率也基本上相差不多，如果民间借贷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其风险水平事实上还会降低。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主张废除对民间借贷四倍利率的限制，但我们认为目前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是适当的，立法上应当坚持。
总的来看，利率水平的确定是一个应当能够实现双赢的选择，借款人和放贷人是一个矛盾体，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应当以考虑对方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的高利率并不可取，不顾草根规则的存在，任意压制民间借贷利率也难以达到从法律上规范民间借贷的目的。同时，立法应当始终固守法律的正义性，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借款人在民间借贷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民间借贷特别是有组织的民间借贷易滋生犯罪的事实，汲取中国古代、美国、香港的立法经验，限制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维护资金融通的公平秩序。
四、关于民间借贷区域的限制
大多数民事性民间借贷并不涉及区域限制问题，而对于具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区域限制则成为影响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规模经济与风险集中度的重要因素。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过程中，参与试点的公司希望扩大经营的地域范围，一些地方政府将允许跨区域经营作为对贷款公司的奖励。[23]也有省份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24]
(一)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
不少文献认为民间借贷源自于金融抑制。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理论，认为金融抑制使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而产生。[25]但民间借贷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也非常发达，而且这些国家都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非吸收存款类金融公司种类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金融公司和销售金融公司(也叫承兑公司)。据美联储的统计资料，截止2010年初，美国国内金融公司应收帐款余额为14194亿美元，资产总额为19368亿美元。[26]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压抑并不是民间借贷存在的根本原因。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clivebell等人在20世纪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条件。由于正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供给的不足，因此对金融产品的超额需求便“溢出”到民间借贷市场，这从需求方面解释了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同时，在现有条件下，民间借贷在信息、担保、交易成本等各个方面均具有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有能力供给部分金融产品以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造成的缺口，这就从供给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的产生。[27]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民间借贷具有“人格化金融”的特点，以“熟人关系”作为交易及契约执行的基础[28]，能够凭借各种人缘、地缘关系更有效地收集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正是其广泛存在的根本性原因，而金融抑制不过是一个强化因素。[29]以浙江某商业银行小额贷款营销的成功经验为例，归纳其做法可以发现，利用地域及信息优势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经营者认为本土化的客户经理非常关键，他们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人缘的优势，凭借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客户熟人等关系，从侧面对小企业主的家庭历史、道德品质、经营状况等信息深入了解，从而摆脱了对财务报表的过分依赖，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已累计向四万余家小企业发放了超过800亿元的贷款，不良贷款率仅为0．7%(2010年初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0%，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30%，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76%)。[30]在对贷款的监督过程中，民间借贷的信息优势有利于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把握贷款按时足额归还的可能性。
除信息优势外，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优势也是其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民间借贷经营者的监管负担较轻，组织机构本身小巧灵活，业务的技术性并不强，操作简便，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不高，合同的内容简单而实用，契约执行也往往通过民间习惯得以实现，避免了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进行诉讼所需的高昂费用和时间成本。
民间借贷的上述两大优势功能与其经营的地域范围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讲，民间借贷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具有信息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一旦超越一定的范围，离开了“熟人社会”的依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会凸现出来，放贷人的风险也将骤然上升，其优势功能就会因此而丧失。
(二)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又称“规模利益”，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生产能力的扩大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上述定义具有普遍性，银行业规模经济便由此而来。民间借贷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较小，尽管近几年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的总金额和单笔金额越来越大，纠纷涉案标的额成倍增长，但与商业银行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显然无法比拟。虽然在同等条件下民间借贷比正规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更低，但就其自身经营规模来看，民间借贷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贷前调查还是贷后追踪，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民间信贷机构如果没有规模效应，就很难持续发展。
本质上看，限制跨区域经营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金融抑制，不仅民间借贷存在这样的问题，银行业机构也遭遇过同样的难题。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对银行业同样实施严格的地域限制，《麦克法登法》(mcfaddenact)禁止银行跨州经营，银行和储贷协会只能在一个州开设分支机构。直到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才基本上扫除了银行在跨州扩张方面所受到的种种限制。美国众议院在审议该法案的报告中指出:消除这些限制，将会带来大量的好处:(1)使银行有机会进行更有效的建构，剔除重复性的职能，并降低费用;(2)可以推动建立更安全和更稳健的银行体系;(3)可以给客户提供更大的方便;(4)通过使金融机构能够进入目前没有实现完全竞争的市场，有利于促进信贷市场的竞争。[31]
美国众议院放开银行业跨州经营的上述理由同样可以适用于放开民间借贷的地域限制，如增加竞争、降低费用、便利兼并等，这些理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规模经济的要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长期费用曲线的下降不是无限的，现实中也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规模不经济则是指公司因规模扩大而导致公司利润率降低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规模经济与不经济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内，呈现规模经济，反之，则为规模不经济。有研究发现，银行的资产从10亿美元增加到100亿美元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但从1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时则几乎很少能获得这种规模经济。[32]民间借贷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因其具有自发性、民间性等特点，在一定范围内，规模越大业务量就越大，相应单位成本费用通过分摊会减少，信誉的外溢效应也较为明显。但是超越特定的地域范围后，其规模优势可能因其比较优势的丧失而呈现迅速下降趋势。尤其当其规模超越其管理能力时，规模越大可能效率越低。
(三)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风险集中度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集中度风险相对比较高，对中小银行而言，主要表现为客户集中度风险和区域集中度风险。为了降低这种风险，银监会于2006年和2009年分别颁布了《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放松了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规定统一的营运资金限制，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根据业务发展和资本管理需要统筹调节及配置。规定出台后，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开设分支机构的申请被批准。
民间借贷与银行的信贷业务在某些方面并无二致，民间放贷机构的贷款集中于某一区域也会面临如同银行贷款集中的风险。经营范围界定在一个县(区)的贷款人，其业务必然与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紧密相关，一旦当地中小企业面临市场冲击(如浙江绍兴的纺织业)，贷款风险就会急剧上升，从而威胁到放贷人的可持续经营。从现有的经验看，这种风险特别容易集中在沿海一些出口导向型地区以及内地的资源富集型地区。从规避风险集中的角度来看，跨区域经营又是必要的，但也同样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否则，民间借贷机构因地域扩大而丧失地缘信息优势又会使其风险从另一个方面凸现出来。因此，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必须恰当处理好这一对矛盾。
(四)按照审慎监管原则规定民间借贷的区域限制
结合上述三个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完全禁止民间借贷机构跨区域经营不利于其可持续经营，完全放开区域限制会诱发风险。考虑到民间借贷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地缘信息优势，民间借贷经营地域的拓展不宜过于匆忙，应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比照《商业银行法》第19条、20条、21条、22条的有关规定，适当规定跨区域经营机构的营运资金、管理人员等要求。同时，为体现审慎经营与监管的要求，相关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跨地域经营的一些约束条件，如规定民间借贷主体在开业经营的三年内无重大违规、连续盈利等，保障民间借贷稳定与可持续的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五、关于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限制
对于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问题，以前理论界讨论得较少，但随着民间借贷制度化试点(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推进，这个问题显得颇具实务性，并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禁止吸收公众存款是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红线”，不容越过，否则就等于放弃了对银行类机构的监管，难免危及金融安全。在坚守这个红线的前提下，应当创新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制度，促进民间借贷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
(一)建立商业性民间借贷经营者负债融资制度
虽然民间借贷不能通过吸收公众存款的渠道扩大放贷资金来源，但是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必须通过适度负债融资才能保障持续经营。
首先，如果仅仅允许其使用资本金放贷，意味着其财务资源的严重浪费。在金融资产的经营中，杠杆率高低与经营效率和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华尔街五大投行的杠杆率高达30倍左右，意味着他们的资产价值只要出现3．33%左右的下降，理论上就可能面临破产清算。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机构正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但是绝对禁止金融机构负债同样是不可能的，民间借贷也不例外。负债经营的关键是控制适度的杠杆率，反之则过犹不及。在禁止其负债的情形下杠杆率为零，但势必造成严重的财务资源浪费。一般认为，企业在资产负债率为50－60%时仍然可以处于比较稳健的经营状态，银行类机构由于更多地依靠负债获取资金来源，其资产负债率可以更高一点。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为例，截止2010年9月30日，工商银行的资产负债率94.34%，农业银行资产负债率94.78%。[33]商事性民间借贷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应当高于普通企业。
其次，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融资渠道，民间融资就可能会转为地下，进而寻找其它途径，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其它非法集资行为，与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的方向背道而驰，监管机构无法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并导致国家税收流失。
最后，有限度地放开民间借贷的银行批发资金融资渠道有利于培育商业银行贷款零售商，分散银行信用风险，构建多层次贷款渠道。依赖大客户是银行经营过程中很普遍的现象，容易导致风险过于集中，允许银行将资金批发给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使银行通过信贷配给方式甄别出优质的企业来[34]，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民间借贷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可以发挥其熟悉当地市场、专营小额信贷、监管负担较轻及贷款手续简便等诸多优势，有利于改善贷款的结构。此外，银行作为批发者将资金交由民间借贷经营者发放，民间借贷经营者再将资金分成若干小份，发放给不同的借款人，相对于由银行发给单一客户而言，明显分散了信贷风险。在现实中，无数小额借款人同时违约的概率极小甚至不会存在。因此，通过立法建立民间借贷经营者融资渠道制度，对于分散银行风险及促进商事性民间借贷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
如何规范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是民间借贷立法中不能忽视的一个要点。
首先，应当在立法上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线。《商业银行法》第81条及《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何谓“公众”、何谓“存款”，认识上存在很大争议。合法的民间借贷在实践中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纠结不清，比较著名的案例如“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反映出我国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准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活跃民间融资以及丰富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具有重要意义。《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将“公众”界定为“不特定对象”。对于所谓的“不特定对象”，应当结合行为人吸取资金的方式才能恰当确定。[35]实践中，借款人往往从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处募集资金，这些人是否属于“公众”范畴，亟待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在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标准上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融入资金的对象是否为不特定对象(即所谓的公众)没有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中的充分条件;第二，企业资金的用途成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要件，为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筹集资金一般不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指的“存款”应该是从资本、货币经营的意义上理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存款”，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中的资金来源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36]相对商业银行法及刑法的规定，浙江省司法部门与公安部门的纪要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是一种有益的改革尝试。2010年1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一解释虽然发展了民间借贷制度，但因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而且仅仅适用于刑事处罚，没有将筹款用途考虑在内，对民间借贷发展的推动较为有限。因此，建议有关立法及法律适用机构应结合筹款(融入资金)目的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对于民间借贷经营者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从事发放贷款、买卖证券、融资租赁等专属金融业务，可以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范畴，对于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的借贷应归入合法的民间借贷，避免因打击面过宽而累及合法的民间借贷。
其次，在商业原则下，应逐步放开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向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的渠道。目前有关规定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但有两个限定条件:一是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二是不能从两个以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尚处于试点阶段，对于其风险的认识还缺乏足够积累，因此暂时开了一个小口子，尽可能按照谨慎原则操作。在积累一定经验后，建议可以逐步放开民间借贷经营者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融资率上限，为民间借贷提高融入资金的来源。
再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于专门或主要服务“三农”的民间借贷经营者，应当适当给予政策性金融资金支持。民间借贷经营者中的一部分是面向“三农”、微型企业、下岗职工等金融弱势群体的。如目前试点中的小额贷款公司，当前经营的大部分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主动撤离和不愿介入的领域。这些领域利润小且风险大，如美国、泰国的法律要求存款类机构对弱势群体进行放贷、投资、服务，监管机构负责对此进行考核。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专门法律或者强制性规定，新《公司法》第5条在肯定公司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强调了公司的社会责任，但这个条款缺乏操作性，难以落实。虽然我国有政策性银行，但从实际效果看，对“三农”的支持与社会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为拓宽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改进政策性金融的运行方式，可以考虑在政策性金融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包括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募集的资金、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或者其他财政扶持资金等，借给那些从事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机构使用。这一立法举措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为政策性金融领域引入了适度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一举两得的制度安排。
最后，前瞻性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人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吸收非金融类企业的大额存款、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渠道。客观地说，我国资本市场并不缺钱，民间资本高达数万亿，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经验，通过市场融资的方式解决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问题。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通过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或资产转让等模式，在资金市场主动融资负债。这样有利于形成多层次的融资市场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进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另外，我国香港地区实行金融牌照分级制，接受存款公司可接受10万港元或以上、最初存款期最少为3个月的存款，存款利息没有最高额限制，但是吸收公众存款则必须获得银行牌照。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保留了对公众存款最严密的监管，而对大额存款的管制相对较松，在我国的民间借贷立法中，这一经验很值得参考。
注释:
[1]参见刘保玉:《物权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243页。
[2]参见王曙光:《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3]参见陈向聪:《中国私募基金立法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4]参见高晨:《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破92万亿》，http://paper．people．com．cn/jhsb/html/2011－01/10/content_720247．htm?div=－1，2011年2月11日访问。
[5]参见前引[2]，第74页。
[6]参见银监会:《三年实现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http://news．sohu．com/20091021/n267591626．shtml，2009年10月23日访问。
[7]参见韩俊等:《中国农村金融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
[8]参见邹东涛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9]在美国，金融公司(financecompany)是指向个人或企业提供贷款的非银行公司，区别于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贷协会、合作银行以及储蓄银行，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相似，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商业信贷来源。
[10]参见龙翼飞、杨建文:《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
[11]seejeremybentham:defenceofusury(1787)，http://socserv2．mcmaster．ca．/～econ/ugcm/3ll3/bentham/usury．
[12]参见张为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125页。
[13]《旧约•出埃及记》第22章第25节中说:“如果你借钱给我的人民，就是与你们在一起的穷人，你对待他们不可像放债的人一样，不可在他们身上取利。”
[14]参见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02－110页。
[15]《重庆打黑挖出黑色产业链高利贷达财政收入1/3》，载《经济参考报》2009年8月24日头版。
[16]stateinterestrates＆usurylimits，http://www．lectlaw．com/files/ban02．htm，2010年2月7日访问。
[17]发薪日贷款是一种短期无担保贷款期限很短，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差异巨大。
[18]thejohnwarnernationaldefenseauthorizationact，http://www．bankersonline．com/regs/jwnda/jwnda．html，2010年2月7日访问。
[19]参见前引[14]，第101－102页。
[20]参见香港立法会十题:《放债人条例》，2006年11月22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俊仁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的书面答复。http://www．fstb．gov．hk/fsb/chinese/ppr/press/doc/pr221106_c．doc，2011年3月22日访问。
[21]18u．s．c．§1961(6)(b)．seegenerally，racketeerinfluencedandcorruptorganizationsact．
[22]参见张建华等:《中国农村多层次信贷市场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0页。
[23]《内蒙古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具备一定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跨旗县、盟市设立分支机构。
[24]《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业务。
[25]参见［美］r．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8－82页;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64－766页。
[26]domesticfinancecompaniesassetsandliabilities，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20/hist/fc_hist_q．txt．
[27]参见陈蓉:《我国民间借货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载李昌麒主编:《经济法论坛(第四卷)》，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28]参见前引[14]，第120页。
[29]参见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
[30]参见前引[22]，第141－142页。
[31]参见［美］布鲁姆等著:《银行金融服务业务的管制案例与资料》，李杏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62页。
[31]参见史纪良主编:《银行监管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33]参见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2010年第三季度报告。
[34]参见徐忠、张雪春、沈明高、程恩江:《中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256页。
民间借贷相关法条篇6
【关键词】古代民间借贷利率法律管制借鉴意义
古代民间借贷的起源及发展过程
原始社会末期，原始的民间借贷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而出现。从逻辑上推论，私有财产的出现是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的前提条件。没有所有权的观念，就无从谈借贷：付出不必讨回；取得也无须顾虑将来能否归还；相应的利息问题更不可能提出。民间借贷的出现就是为了满足一种以不改变所有权条件的财富调剂的需要。
民间借贷在我国起源很早，即便从有文献记载时起算亦有三千多年历史。根据《周礼》、《左传》、《史记》、《管子》、《墨子》等典籍的记载，周初即有“贷谷”、“贷钱”等多种形式的民间借贷，随着商业的发达，至周朝末年民间借贷一度蔚为壮观，据《管子》记载，一国借贷之民多至数万家。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民间借贷已相当普遍，既有需要提供抵押物的抵押借贷，也有不需提供任何财物进行抵押的信用借贷，除了为发展生产和进行商业活动的借贷形式，在灾害或饥荒时的谷物借贷、平时急切贫困时的借贷及因租税徭役过重和战争而产生的借贷也成为常见的借贷形式。
进入封建社会之后，民间借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秦代税负沉重、峻法严刑，加之土地兼并和资本集中严重，造成贫富不均，此时放贷者多为豪强地主、富贾巨商，借贷者多为破产农民。汉代私人间借贷非常发达，借贷者多为农民，也有官员甚至天子诸侯向富人借贷的情形，《史记》即有“列侯封君高利借债于无盐氏”的记载。
唐宋时期的民间借贷进入发达完备的阶段，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根据借贷条件的不同，唐宋时的民间借贷分为质贷和无质贷两种，所谓无质贷即不需提供抵押物，多发生在商人与官吏之间，《资治通鉴》中就有“禁军大将尝借富室之债”的描述；所谓质贷，即抵押借贷，如贫农以土地作抵向富农借贷，无法偿还时该土地则由出贷者所有。抵押借贷的另一重要形式是典当，唐宋时期典当业已非常普遍，并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寺院及王公官吏进行经营不同，其已由寺院走向民间，在城乡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农业、手工业的关系尤为密切。该时期民间借贷还有一个特点，即关于借贷期限及利息多寡都有契约约定，唐宋两朝皆如此。
元代放贷者既有商人、军官等个人，也有书院、寺观等私人团体，放贷牟利蔚然成风，借贷利息居高不下，甚至出现按年加倍的“羊羔利”，虽有法定利率标准，但很少有人遵循。元代民间借贷的客体更加多样化，实物借贷既包括谷物，也包括布帛及日常用品等，货币借贷包括交钞、铜钱、白银等，其中的实物借贷不仅在一般民众中进行，在商人、地主等中间也较为普遍。元代典质业不断向纵深发展，除民间“质库”外，还出现了与民争利的公办“广惠库”，吸收官民资金，收办各种有利可图的店铺买卖，操纵市面，牟取暴利。
明清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民间借贷有了更大的发展并活跃于广大城乡地区，对当时的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清代，民间借贷的形式更加复杂多样，不仅有普通商人和地主富农放贷，还有旗人、灶户、外国商人放贷，民间借贷组织发展也很快，以同乡会馆与合会为主的信用合作团体放贷、以票号及钱庄的金融业放贷、典当行业的放贷发展都非常迅速。该时期不仅借贷主体众多，关系复杂，私人贷款合约利率也因时间及借贷主体的不同而多样化，并呈逐渐下降趋势。但这只是出现在现代商业信贷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内陆的利率一直保持在高位，如农村的分期付款贷款利率经常为60%，与较低的开放口岸利率形成鲜明对比。
古代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管制实践
周代为迄今可考的民间借贷发轫时期，主要包括实物借贷（以贷谷为主，也包括畜产及其他农产品）和货币借贷（贷款），《左传》记载：“齐……田氏（贷粟）……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墨子》记载：“牧、粟、米、布、钱、金，出内畜产，皆为平直其贾，与主人券书之。事已，各以其贾倍偿之”，上述典籍明确记载了可供借贷的财产形式及利息的差别。
周朝时期民间借贷利率在周初和周末有所不同，周初借贷利率较低，除因此时商业欠发达的原因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周代设有官贷于民的机构―“泉府”，随时为庶民提供资财，且根据用途的不同，不取利息或仅收取较少的利息。《周礼・地宫・泉府》篇中对此即有记载：“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其中“赊”是指祭祀、丧葬等消费性借贷，只需还本，不计利息；而“贷”是指为各类小生产者提供生产性资金，除返还本金，还需支付相应利息，支付标准为“以国服为之息”，就是按照官贷利息标准进行支付，根据熊正文的研究，周初法定年利率（约公元前1115年）为15%。
到晚周时期，随着商业逐渐兴起，加之租税繁多、灾害频仍，私人间高息借贷盛行，依据《墨子》“各以其贾倍偿之”的描述，此时的利息高至与本钱相同。周初政府对民间借贷利率管制较严，超过法定利率者会被处以刑罚；到了周末，虽然多数执政者反对高利借贷，但对高利借贷却几无法律的限制。
秦代二世而亡，关于借贷利率的政府管制并无相应记载。汉代民间借贷利率较高，通常达到100%，称为“倍称之息”，此外，还存在利率高至10倍的极端情形。尽管没有太多关于限制民间借贷利率的史料留存，但从政府限制官贷利率及向贷者征收利率之税的记载仍可推断，汉代政府对于民间借贷利率是采取了相应的限制措施的。
唐代的民间借贷利率变化较大，从20%至100%的利率都有，如唐代宗时私人间的贷钱利率常为100%，而到了唐敬宗时则降为20%。宋代利率较高，通常达到100%。唐宋对于借贷利率的管制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规定法定利率，唐玄宗开元十六年下诏：“比来公私兴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宜厘革，自今以后，天下贫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宋代则是在《宋刑统》中明确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二是禁止违法高利及计算复利，并规定了违法之后果。唐文宗时曾颁布敕令：“今后应有举放，又将产业等，上契取钱，并勒依官法，不得五分以上取利。如未辨计会，其利止于一倍。不得虚立倍契，及计会未足，抑令翻契，回利为本。如有违约，一任取钱人经府县陈论。追勘得实，其放钱人，请决脊杖二十，枷项令众一月日。”宋代的此类规定也较为多见，如宋太宗时规定：“……出息不得逾倍，……违者罪之”。
元代的民间借贷发展迅速，放贷者多为商贾、军官、寺院、书院等个人及团体，借贷利率居高不下，元世祖以前利率约为100%，其后降至36%。元代对于民间放贷通过规定较低的官贷利率以平抑和引导民间利率，此外主要是通过立法对民间借贷利率加以限制。比较以前各朝，元代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范较为严密和完整。一是明确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如元世祖时敕令，民间贷钱取息，虽逾限，止偿一本息。随后又立法规定民间借贷取息之法，以三分为率。二是对暴力索债进行立法规制。元代刑法规定：“诸称贷钱谷，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息。有辄取嬴于人，或转换契券，息上加息，或占人牛马财产，夺人子女，以为奴婢者，重加治罪……”。三是专门针对军官放贷进行规定。如元世祖时诏令：“禁军吏之长举债，不得重取其息，以损军力，违者罪之”、“禁云南权势多取债息”等，元代军法对此也作专门规定，如“诸军官役其出征军人家属，又借之钱而多取息者，并坐之。”
明清两朝继续沿袭历朝反高利贷的思想，立法规定了相对较低的民间借贷利率和相应的违法责任。《大明律》规定：“凡私房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违者笞杖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同明朝一样，清律也规定了民间借贷法定利率为年利36%，且从清朝立国直至宣统年间未有改变。明清两代放贷主体愈加多样化，除对军官放债有规定外，对官僚、平民等放贷者也有相应规定。明代法律规定：“若监临官吏，于所部内举放钱债、典当财物者，杖八十。违禁取利，以余利计赃，重者以不枉法论”，明宪宗时期曾有禁止所有官员放贷的规定。清朝对官员放贷限制更加严格，明确规定不得放贷取利，违反者治罪。为保护满人利益，清代法律还禁止平民放贷者向其放高利贷，违反者“……送该地方官，照领催枷号七十五日之例，减一等，枷号四十日。”
古代民间借贷利率管制实践的启示
目前我国通过股市和债市的直接融资比重较小，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借贷的间接融资方式。而长久以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迫使央行将准备金率提到了历史高位，并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规模，正规金融市场的数量控制措施使资金供给更为短缺。国家利率政策的调整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难的现象都促进了中国民间信贷的发展。由于民间信贷手续简单、放款速度快等优势，近年来民间借贷市场更趋活跃，呈现出借贷规模扩张化、借贷用途多样化的特点。
据研究发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的民间借贷无论从规模和利率方面都开始疯涨，此外，一些不发达地区的民间借贷也开始蔓延，并呈现出迅猛发展的状态。尤其是2011年以来，“民间借贷”比较活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但民间借贷存在着信贷风险难掌控、资金流向难检测、债务纠纷易发生等潜在的风险，同时也潜藏着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总之，现阶段我国的民间借贷存在着很多问题，亟须相关部门加强监管。而我国古代民间借贷盛行，历代政府都试图通过对利率的管制遏制高利贷，以实现对民间借贷的规范管理，虽成效不大，但仍有一些做法对于现今民间借贷的规制具有启示及借鉴意义。
利率法定。从周至清，各朝都制定有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以遏制高利贷的蔓延，虽并未得以很好实施，但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产生了一些作用。一方面，以法律规定放贷者可以收取相应利息，反映出执政者对利息来源于利润以及让渡财产的使用权应当取得回报等金融规律具有一定的认识，客观上对社会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法定利率为界定高利贷提供了一条简洁的标准，也是进一步规定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前提条件，这对引导民间借贷规范运行、抑制高利贷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代民法对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与古代各朝的规定有极为相似之处，这显然与中国古代法有着一脉相承的传统。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行为的司法解释：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是一种直接融资渠道，银行借贷则是一种间接融资渠道。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民间借贷分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和公民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贷。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家规定。公民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二十一条至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分为有息借贷和无息借贷两种，其中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生活性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两倍。
1999年颁布实施的《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1991年最高院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内的利率肯定受法律保护。
禁止复利。古代各朝多有“负债出举，不得回利作本”的规定，如唐文宗时期颁布的敕令：“今后应有举放……不得虚立倍契，及计会未足，抑令翻契，回利为本。如有违越，一任取钱人经府县陈论。”类似规定在我国现代法律中也有反映，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七条“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的规定与上述古代的规定如出一辙，应当是禁止复利和越法高利的“古为今用”，是对古代法制的传承。
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效应就要建立民间借贷利率定价机制，确定民间借贷合理的利润空间。贷款利率浮动空间的放开，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也没有上限，因此，央行要结合利率市场化和民间借贷的风险分布，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和个人经营的盈利空间来确定民间借贷合理的利率范围。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预警机制，民间借贷行为指引，规范民间借贷利率定价，遏止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行为。
我国目前缺乏对个体、私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加上金融产业布局不合理，使得中小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农民等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是民间借贷形成和活跃的制度性原因。
首先要实现金融服务的多层次和差异化，完善政策和制度供给，建立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需要的投融资渠道和制度，对个体、私营经济开放资本市场。
其次要积极创新中小企业债务融资的工具，使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可以从债券市场上得到筹融资机会。
最后要创建风险投资公司或产业、行业风险投资基金，并采取措施逐步使私募基金合法化。实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民间金融服务，为敢担风险者提供投资渠道，为中小民营企业的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尤需提及的是，古代在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法律管制的实践中还认识到金融制度的重要性，早在周代即产生了这种思想，认为对于高利贷问题既不能以令禁，也不能以法限，只有完善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使国家资本快捷流通、实现增值，才可实现借贷利息降低、避免产生高利贷的目标，这对于思考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及民间借贷法制化无疑也极具启示和借鉴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间借贷也呈现生机。如果规范得当，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融资方式会更加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规范不当，我们要充分借鉴中国古代民间借贷的发展经验及历代政府所采取的借贷利率管制措施，对当前民间借贷加以严格管理，否则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民间借贷相关法条篇7
关键词:民间借贷;现状;制度缺陷;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117-02
一、中国民间借贷概述
1.民间借贷的内涵。关于民间借贷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经济学界多持“金融说”:“民间借贷又称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1]法学家陶百川、王泽鉴等认为,“谨按消费借贷者,当事人约定一方转移金钱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权于他方,而他方于消费后,以种类、品质、数量相同之物返还之契约也。各国习惯上多有此事,且为实际上所必不可少者。”[2]笔者认为,民间借贷主要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非金融机构的法人、其他组织与公民之间产生的资金(资本)信贷关系,以地缘、血缘为基础,是一种非正式的、民间的金融运行机制。主要依托熟人的信用关系来控制信贷风险。
2.民间借贷现状分析。近年来,民间借贷根据市场需要发展得较为迅猛,呈现出以下特征:(1)覆盖范围广泛,总量逐步扩大。虽然民间借贷因各地经济水平差异而规模不一,但是在各个地区普遍存在,并且已经渗透到城乡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规模呈扩大之势。(2)资金用途以生产经营为主,生活消费为辅。当前民间借贷已从生活消费转向以生产经营和投资为主,原来因缺衣少食、用于生活消费的民间借款已经很少了,现在民间融资的范围和用途发生了根本转变,主要用来解决企业、各种农村专业户、个体工商户等的生产经营资金的不足[3]。(3)由于地区经济的差异、行业对资金的需求程度不同、借款期限不一,民间借贷的利率高低不同,有些地区甚至相差较大,高利贷现象突出。(4)手续日趋完备,借贷本金回收率较高,风险逐渐降低。虽然民间借贷方式简便,但手续趋于完备,大部分借贷双方都订有书面协议,有的还有订立担保协议,还有的会设置抵押等。
二、民间借贷制度的缺陷
1.现行的民间借贷法律制度不成体系。当前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参照的条文都比较分散,分布在多部法律中,没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各地对管理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所依据和遵守法律规则和原则也各有不同,难以统一。当前对民间借贷的规制主要参照《民法通则》、《民通意见》、《合同法》、《最高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若干意见的规定》(以下简称《意见》)以及最高院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批复。如此琳琅满目的法律法规给监管部门、司法部门在执法上、司法上带来了诸多不便,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2.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行为的边界不清,抑制其发展。中国现行的民间借贷制度中关于民间借贷与“非法经营”、“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地下钱庄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没有清楚的界限。实务中对一些大型的民间借贷存在定性争议,虽然“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已经尘埃落定数年,但是,对于该案所引起的法律问题之争论却从没有停止过。众多的社会人士从道德同情的角度对法律进行的围堵与非议,认为错的不在孙大午,而在于法律[4]。《刑法》第176条虽然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是没有界定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一些法院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来界定,这不仅违反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刑法基本原则,也容易导致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扩大化而且有可能把非法集资和一些合法的民间借贷这两种《刑法》根本就没有规定的行为定为犯罪[5]。
3.民间借贷的法律责任不明。现行法律中关于非法民间借贷的认定标准以及利率的确定规定不明,存在冲突。对大规模生产性借贷的法律地位、不同借贷关系的法律责任应否区分、有偿借贷和无偿借贷的出借人是否应承担同样的义务、民事借贷和商事借贷的区别、出借人的瑕疵担保责任等,立法均未予以明确。
三、中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完善
当前的民间借贷法律制度已经提供了立法基础,法律规则的创新和完善是在立法上作出回应的最好方式。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笔者建议从主体、客体、内容、责任等方面进行立法完善。
(一)民间借贷的主体规制
民间借贷的主体包括出借人和借用人,出借人有权请求借用人依据借用合同和法律的规定履行偿还义务;而借用人负有实施该行为的义务,民间借贷的主体应为一般主体。在私法领域,依据《民法通则》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有独立的财产和责任能力的主体均可成为民间借贷的主体,但并不是所有的法人均可。《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可以说,这个条文是把所有的非金融法人都排除在了借贷合法主体的范围外,大大抑制了民间借贷的主体范围。从当前来看,《贷款通则》的修改势在必行。对于正规的金融机构法人而言,其从事专门的金融业务,有专门的法律进行调整,理应排除在民间借贷主体之外。但对于其他法人,以营利和增加积累、创造财富为目的,把自有资金用于民间借贷的行为,应该属于行使所有权的行为,应该支持,给予其自由。
(二)民间借贷的客体规制
民间借贷的客体又称为标的,是指出借人和借用人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关于债的客体,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认识,王利明认为其客体应为债务人的特定行为,这种特定行为,通常称为“给付”[6]。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债权,笔者认为,其客体是特定的作为或不作为的给付行为。给付应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合法。给付行为必须合法,不为法律所禁止,以违法行为或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为给付的行为无效。其二,确定。给付至少应该在债务履行前是确定的,应该以能够实现的行为为给付,否则无效。其三,适格。是指以事物的性质,应当适于作为民间借贷的客体。
民间借贷的标的物涉及的种类比较多,从古代的“麦、粟、豆、绢、布、褐”等日用借贷到现在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货币借贷都可以成为民间借贷的标的。但是民间借贷标的物的来源应是合法的,防止洗钱行为,严格禁止黑钱、热钱从事民间借贷。同样,民间借贷标的的流向也应该是合法的,标的物禁止非法使用,从事、贩毒、走私等犯罪活动,打击黑色金融,保护国家的金融安全。
(三)民间借贷的内容规制
1.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与生效。有效的形式,民间借贷合同属于非要式合同,但最好采用书面形式,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具体形式应本着灵活、方便、快捷的原则自愿选择。可以是借条、借据、协议、合同等等。内容约定,包括借贷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偿还方式等条款。标的物的交付,民间借贷成立后,出借人应按照约定及时将标的物交付给借用人,在约定的归还期限届满以前不得要求偿还。另有约定的除外。民间借贷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应遵从《合同法》的要求,只要其符合合同法律关系成立的要件,理应认定其有效成立。
2.利息的确定。《意见》第6条规定,用于生产的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一规定主要是从利率上作出限制,即在利率限度内的民间借贷关系为合法、有效。《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贷款利率上限放开,但不得超过司法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具体浮动幅度按照市场原则自主确定。”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民间借贷的利率不得限制的过死,否则就失去了其发展的原动力。但是对高利贷的打击是不得松动的,允许民间借贷在法律规定的上限和下限之间自主确定,以适应市场要求。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对于发现有“超利率”的民间借贷如何处理的问题,实践中,有的地方可能因受高利借贷为非法之思想的影响,而将“超利率”的借贷关系统统(指已超和未超利率之和)以无效借贷处理,这是不符合上述《意见》的规定精神的。这种“超利率”的借贷关系,依民法原理,宜以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借贷关系处理为妥。
3.担保的设定。民间借贷可以设定担保,包括担保物担保和保证人担保。关于担保的规制应依《物权法》、《担保法》的规定,其方式有保证、抵押、质押和定金。留置权不适用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设定担保的实践早已存在,法律应在尊重习惯的基础上进行规制。在实践中,民间借贷抵押的设定一般都没有经过登记,这与抵押权经登记才生效的制度是不符的,笔者认为,民间借贷相对于正规金融的优势之一就是在与其灵活方便,成本低廉,如果要求民间借贷的抵押也要登记,势必会增加其成本,对民间借贷产生不利影响。所以,立法应对原有的抵押制度进行适当的修正,以适应民间借贷的发展。
(四)民间借贷的法律责任
民间借贷的法律责任以民事责任为主,严重者还要追究刑事责任。主要包括:(1)瑕疵担保责任。实践中存在因标的物的瑕疵而致人损害的的事实,因此法律应该对民间借贷的瑕疵担保责任作出规定,可以参照《合同法》和其他国家的制度。有偿的民间借贷,出借人应承担担保责任,对于无偿的,除非明知有瑕疵故意不告知,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2)违约责任。当事人违法借贷合同约定应承担的责任形式有四种:继续履行、承担违约金、定金责任和赔偿损失。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责任规定应根据民间借贷的特点,把法律制约和道德约束结合,充分发挥传统道德和舆论约束的作用,提高民间借贷的违约成本。
参考文献:
[1]高小琼.制度背景、经济运行与民间借贷[J].金融研究,2004,(12):135-137.
[2]陶百川,王泽鉴,刘宗荣,葛克昌.最新综合六法全书[m].台湾:台湾三民书局,2001:319.
[3]高小琼.制度背景、经济运行与民间借贷[J].金融研究,2004,(12):135-137
[4]黎四奇.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0):38.
民间借贷相关法条篇8
关键词 民间借贷抵押 登汜申请 不予受理 实务评析 意识矫正
引言
有时由于登记机关对法律条文涵义理解和把握不透彻，民间借贷抵押申请受到行政不作为的歧视待遇，为此，有必要依法加以分析和评判，消除法律认识上的障碍。但要把此障碍根除，还得从意识理念来源深处对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加以探索，以唤起抵押登记机关依法行政的动力，明明白白的做事，消除社会的为之不满感或缺憾感。
1 民间借贷的概念及其根基性明晰
1.1广义、狭义民间借贷的概念
广义上说，民间借贷是指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借贷关系。事实上，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要求，发生的所有借贷都必须以平等关系为基础，借贷为什么会冠以民间，是相对于官方批准的有许可资质的金融机构放贷而言的。但如果都建立在平等关系基础上发生的借贷，就无所谓民间与官方的分别了，即无所谓施与区分和鉴别。
狭义的说，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与自然人、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自然人与其他非金融组织等之间发生的借贷关系，也是本文所指的借贷。事实上，非金融组织之间，包括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违法借贷也应该属于民间借贷范畴，这里限于篇幅、鉴于议题原因，不予赘述。
1.2民间借贷在社会融资中的根基地位
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是社会最基础的借贷，随着社会法制的发展出现了法人和其他组织，于是发生了自然人与金融组织或非金融组织之间的借贷。可以看出自然人或组织与政府或金融机构之间的借贷是民间借贷的特殊形式，是民间借贷的发展和衍生。但法定金融组织放贷，有广泛的社会性，必须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而自然人放贷，是基于特殊关系产生的，就借方而言，没有广泛的社会性，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此借贷行为属于自由的范畴，这样的自由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自由。
不可以用法定的自由去歧视和遏制法不禁止的自由，违背逻辑，本末倒置。民间借贷的根本性、基础性不可动摇，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根基。
2 民间借贷抵押登记存在问题的实务评判
2.1非法要求民间贷款抵押登记的公证前置
《房屋登记办法》第43条规定的申请抵押权登记时应当提交的文件包括其他必要材料。登记机关以此为依据要求申请人先行公证，有时遭到当事人。公证书属于其他必要材料，没有明文规定，属于登记机关想当然的杜撰。如果登记机关联合司法机关用规范性文件予以这样认定，也是无法律依据的，且有悖于法理。
客观上讲，审查抵押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是既细致又专业的工作，纯粹依靠登记机关的力量来完成审查登记工作不太现实的。借助于公证机构的专业技能对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审查，可规避因真实性和合法性瑕疵而导致的登记效力风险。
但是登记机关由于自身专业力量在事实上的薄弱，而要求当事人事先公证，是没有道理的，是种无法律依据的转嫁行为。主动邀请专业机构介入以弥补登记机关自身能力的缺憾乃是明智之举。民间贷款抵押登记的公证前置要求，有非法之嫌疑。
2.2非法要求民间借贷抵押登记的审批前置1997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未按规定提交有关证明文件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申请，土地管理部门不予受理”。该条第6款规定“抵押权人为非金融机构，其抵押借款行为依法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这项规定被有些登记机关理解和应用得面目全非。
民间借贷的抵押权人多为自然人、企业等，系非金融机构，有着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借贷自由时，是没有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予以管制的，一旦管制即越权、即非法。这样“天然的”、“健康的”、“不违法的”自由，是社会融资运行最基本的途径，是不需要审批的。把没有法律加以限制的自由行为都理解成“依法应当办理审批手续的”，是在概念上用“非法的借贷”模糊地干扰“民间借贷”，把“依法应当办理审批手续的”误解成“依法应当办理审批手续”，这是由于对法条理解不细致、且对法律体系知识把握不透彻造成的。事实上，没有法律条文规定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等之间的借贷行为需要经过审批，至于借贷是不是行为非法，那又是题外话。
普遍而言，合法的不需要审批、不违法的也不需要审批、违法的不可能审批。前述规定本身没有错，但对非金融机构无从依法获取审批手续的情形，登记机关就不予受理抵押登记，是典型的行政义务不作为行为。也许有些特殊的融资，如委托融资等，在作为非金融机构的抵押权人申请抵押登记时依法需要金融机构内部实施的借贷“审批”前置，但这里的审批不是行政审批，是种民事同意行为。国有企业的非金融机构作为抵押权人，需要主管部审批，亦同此理。这些也许是上述规定的审批本意之一。如果有行政审批前置，则登记机关必须找到法律依据，也就是弄清依的什么法，才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登记所需要的审批前置手续，否则就是登记机关打着依法的幌子不依法办事，搞民间贷款抵押登记歧视。
3 怠于民间借贷抵押登记的意识行为评探
3.1畸形心态主宰着登记机关的不予受理行为
房地产抵押登记是房地产权属登记的组成部分，国家实行房地产权属登记制度，具有确定权属归属、定分止争；维护社会秩序和交易安全；促进物尽其用，充分发挥财产利用效率的功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房屋登记办法》、《土地登记办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若干规定》、《关于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章配套地规定了相关机关的登记职责和履行职责的方式。
为此，相关登记机关必须履行其法定职责，不得找非法借口不予受理，凡是因不违法的借贷关系而发生的抵押登记申请必须受到公平无歧视的对待。很难设想，民间借贷作为社会基础的融资关系都得不到确认，却让衍生的融资关系得到热衷地供奉，理念深处倒置，这是什么样子的社会呢。一些机关对民间贷款
抵押登记非法地不作为，是出于对社会运行根基理解上的幼稚。登记机关对民间贷款抵押登记的不作为，犹如一手执喷壶给树冠喷洒肥料、一手执铁锹去捣烂树根，这样的做法无异于让社会舍本求末。对非法借贷关系的惶恐与否定，导致对民间借贷遏制，犹如对恶人的恐惧，转向对善人的欺负，这样地行事，无异于一个心里很不健康的变态。假使登记机关和工作人员的知识匮乏了、理性缺失了，糊涂得是非难辨，就会感觉到不违法的、甚至合法的也是违法；电视机丢失了，看到好人都是盗贼。如此地代表着国家主流行为，让社会成员难以感到舒心和惬意。
3.2清除不予登记民间借贷抵押的事实歧视
《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该规定表明，只要出借人与借款人在实施订立、变更和终止借贷行为时，在形式和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国家就对债权人合法利益予以保护。《合同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明确了“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都确认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多次巩固了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地位。非法的以民间贷款形式从事的行为，不是民间借贷，是与民间借贷不同的、很可能遭到打击的非法行为，不能与民间借贷混为一谈。
从《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有关“订立借款合同，贷款人可以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的规定和《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的有关“债权人在借贷、买卖等民事活动中，为保障实现其债权，需要担保的，可以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设立担保物权”的规定，可以看出民间借贷甚至其他非金融组织间借贷的当事人基于抵押合同申请，如不存在《担保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禁止抵押情形，其合法借贷受法律保护，办理抵押权登记就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就是说，《担保法》规定的抵押并没有对债务的类型进行任何限制性规定，没有规定何种债务不可以设定抵押，法定的金融机构债务与自然人之间、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其他债务无根本区别。作为抵押登记部门对民间借贷和其他不违法借贷不予办理抵押登记缺乏法律依据，只给金融机构抵押权人办理抵押登记而不给自然人、非金融法人、或其他非金融组织办理是一种歧视，在法律上属于行政不作为行为。为此，法律赋予了登记职能，基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应当实施受理并登记行为，履行法定职责，无法定的理由却拒绝作为，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亦称“不作为违法”或“消极违法”行为。
总之，法律没有歧视民间借贷的抵押，是有关职能机关在事实上加以歧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出于行政机关本身能力问题的考虑，还是出于工作人员业务认识能力有问题，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发育不全的潜意识主宰的行政，让社会担忧与怆然。
4 剔除不予登记民间借贷抵押的混沌理念
4.1非法与合法、不违法与违法概念内涵释义。非法，查词典往往得出非法就是不合法，但是人们运用这个词语的时候，非法却不全然是不合法的意思，在立法和行为认定时候，常常会有概念内涵上的混乱，让非法与违法同义，形成习惯。事实上，这样理解和运用习惯，是很有害的。因为违法肯定是非法，但是不合法，就一定是违法吗?
合法，很显然，是符合法律或者说与法律相符合。其结果是法律予以肯定和保护，如果当事人遭到否定性打击，就可以申请国家机关或其他社会公权组织予以救济。对此，人们理解并无多大异议。
不违法，就是不与国家法律法规等相抵触或相对抗。合法属于一种不违法范畴，还有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不合法也属于不违法范畴。此时，不合法是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同时又不与法律法规相符合的意思。
违法，指社会成员，包括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或公民等，因违反法律的规定，致使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受到破坏，依法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这个概念与内涵，无多大异议，为社会所公认。
只有深刻清醒的认识到法律对社会成员行为要求或态度不同，上述概念全面内涵，才会在人们意识中清晰明了地一一显现出来。
4.2非法与合法、不违法对待社会成员的要求
对待国家行政机关来说，行政行为非法就是违法。因为法律对行政机关做出依法行政的要求，所以任何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不与法律相符合，就是违法。为此，有趣的是行政行为不违法可能就是违法，为什么，因为可能没有依法做出。就行政行为而言，合法必须依法。对社会自然人、社会组织、从事民事行为时候的国家机关而言，行为非法、不符合法律，不一定就是违法。因为法律可能没有对这些行为做出禁止性规定或者根本就未论及，所以非法不一定就是违法。就民事行为而言，法律的要求就是不违法，确切的说，法律根本没必要、也没有资格对不违法行为做出什么强求性要求。如果要求民事行为都合法，是比较苛刻的，失当的，此种理念必然导致国家执法司法机关对社会恶管，是很有害的，所以民事行为只要不违法即可。
想要根本认识这些，还得对法律产生的机理加以澄清。
4.3自由的配置和法律产生机理及其本初来源
法律是从社会成员那里收归国家并由其掌管和运用的自由，形成了权力，是有限的、被间接享有的、派生的。没有收归国家的自由，是社会成员保留着的、未提交的、广泛的、被直接享有的、本初的自由。收归多少自由和剩余哪部分自由，取决于社会成员的素养、社会和谐程度、操纵国家机器的力量善良程度、社会运转的必要程度。
社会成员、特别是公民，向国家交出自由的目的，是让交出的自由得到合理的优化安排并予以共享，同时维护和巩固未提交的自由之价值。用法律去侵犯社会成员保存的那份自由或用保存的那份自由违背法律，无异于“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在专制社会，自由被臆断地属于专制主的，其他社会成员的自由只是来自于专制主仁慈地送赏和恩赐；在民主社会，自由本属于人民，法律是来自于人民对自由的奉献，是国家得到人民同意予以收存保管的自由。抵押登记机关也应该对“保管物品”予以善待使用、诚实无欺，否则利害关系人会感到失去了交出自由的初衷，燃烧收回自由的欲望。
结束语
抵押登记机构，要加强自我修养，掌握作为与不作为的范围与度量，系统地把握法律体系，大胆地全面实施法律规范；要从自由的理念深处把握支配法律的无形内心意识，识别法律的民主共和真相，找到理解和适用法律的宝贵钥匙；要意识到依法应当作为的而不作为，是对社会的不诚实，是激化国与民之间矛盾的导火线，为此登记机关应当勇敢地启动民间贷款抵押的机制，不要让人民感到所信任的仆人在怯弱与无能。
参考文献：
民间借贷相关法条篇9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罪界定
近十数年来，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特别是建筑行业的发展程度很高，组织与个人的金融活动呈现日益增多趋势，因而接连触发不同种类的民事纠纷以及刑事犯罪，严重的会形成恶性群体性事件，对健康的市场环境造成破坏。因为法律制定本身即具有一定的滞后规律，刑法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民间借贷规范得不够清晰与详尽，有关部门在处理相关金融纠纷问题时，对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不清，容易造成罪名理解和运用时的误区。这种现象应当加以改观，民间借贷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要准确厘清，既要惩处金融犯罪活动，也要让正常民间融资活动得到保护。
一、罪与非罪认定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公诸媒体的很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笔者发现这个罪名呈现出了扩大化的趋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有些地区的司法实践却同时将一些普通的民间借贷行为也看成是此罪，而不考虑行为实施主体吸收资金的目的是为敛财还是谋求主体发展，甚至不考虑借贷行为有否造成损害结果发生。这样的盲目处理办法使得金融市场正常竞争的平等化趋势受到阻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秩序规范化的藩篱。从本质上说来，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范围加以扩大，一定会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更多不公平垄断，对于金融机构本身也是存百害无一利的。对于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进行明确划分，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二、当前我国民间借贷的形势
（一）民间借贷没有显著可预见性
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转轨期，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民间借贷的保障规范不够明确，民间借贷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制裁甚至打击。民间借贷本身对于其所产生的后果不能正确估量。合法民间借贷同非法民间借贷一样具有融通资金及利益回报功能，当事人在一般的金融活动中，难以区分合法与非法，这是民间借贷的制度性风险。
（二）民间借贷范围与规模日益扩大
民间借贷这种商业行为已经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一些企业与个人在进行融资时首先便考虑到此种途径，而普通社会大众也会从这种商业途径中收到利润。故而民间借贷从原来的地下活动转变为公开化活动，参与到其中的机构和个人数量越来越多，规模扩大化、用途丰富化、基数递增化，国家监管部门的态度则从严格控制转变为默许观望。
三、刑法中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
我国的一九七年年刑法中，并未设立该罪。因为资本市场渐趋活跃，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一定要想方设法加以避免，所以一九九七年修订刑法时将该罪名入刑，列为其中第176条，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内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指的是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正式批准，不向固定社会对象吸纳资金，同时不具备出资凭证，不能在承诺期限内归还本息的活动。当然，这种解释显得过于粗略，很难进行具体操作，对此，我国给金融业提出专属特许经营框架，严格市场准入门槛，吸收公众存款一定要由得到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允许的经营框架内依法实施，不然便属于非法。以下几个概念对于罪与非罪界定很有帮助。（1）非法：主体非法，意即没有吸收存款的主体资格却进行了此类业务；行为方式非法，意即内容上违反相关的国家规定，擅自将利率提高以达到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2）公众：指的是多数人、不特定人、不特定组织。（3）存款：用户在犯罪主体设立的金融机构上存进的货币资金。要明确的是，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正规金融机构以吸收存款的方式进行货币与资本经营。（4）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机关批准授权，便以投资、各类基金会、集资入股等名义或形式，向公众吸收资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观方面乃是出于故意，且以非法盈利作为目的，虽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但并非用诈骗手段实现公众存款的吸收，不然当以集资诈骗罪论处。
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同民间借贷的区别
为了让市场经营真正活起来，我们国家认可民间借贷以及募集资金等项活动，在有关的民法条文中有规定：建立于真实意愿基础之上的民间借贷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这项规定的前提是，民间借贷必须要依法而行。法律上有明确规定：民间借贷行为在合法之列，但是却应当遵守民间借贷利率不超过同时期同类别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之规定。民法相关条文以及按照民法原则由相应管理部门制定的资金募集管理规定、办法、细则等项内容，也均表明法律以保护正常运行的资金募集为目标，民间借贷类资金募集活动需要依据法定程序及条件，用向公众发行债券、股票的方式、融资租赁的方式、合资联营的方式，得到生产经营所应有的资金。除此以外，则均是非法集资行为。
民间借贷行为同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一旦出现违法违规运行情况，则非常容易发生利益纠纷，严重的会造成人际冲突、强制伤害，甚至形成上访集会、扰乱政府办公等恶性事件，对于社会公共秩序产生极大冲击。因为有种种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司法机关便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进行违法违规操作查外，继而造成罪名范围的扩大化。由此必然得到结论：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普通民间借贷间的罪与非罪界定，乃是司法正确实践工作的必需研究内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同普通民间借贷行为的不同之处，主要是行为目的同参与主体有区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用非法吸收或者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方式，达到牟取个人私利的目标，其主要表现是货币和资本的经营活动，犯罪客观是不确定群体。而普通民间借贷则是正常民间资金调剂的行为，通常不仅仅表现为纯粹货币与资本经营活动，其借贷行为所牵涉到的客体也仅限于少数特定对象。
我国刑法里面虽然已经明确设立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但是却决非全面禁止普通意义上的民间借贷行为；生活中所普遍存在的民间借贷行为法律没有禁止的理由，也无法全面禁止，这在操作层面上来讲就是不现实的。国家司法部门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当作犯罪行为来处理，其宗旨是维护正常金融经营的专属性，禁止普通公民与社会组织在未经批准的前提下从事有关金融业务，达到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秩序的目标。民间借贷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公民之间、公民同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资金募集；企业从职工处认购股份、筹措资金等。如此种种行为表面上虽然也表现为资金吸纳、利息计算、高额预期回报等特点，且没有经过金融管理机构授权，可是以上行为没有货币与经营资本的目标性，故而并不构成犯罪。可以说，是否具备货币与经营资本的目标性，是判别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区别的关键所在。
五、应当依法对民间借贷加以规范
（一）制定出单行性法规，对于普通民间借贷行为予以明确
政府所提出的对民间融资进行积极引导，使之持续健康发展，表明了政府能够正确理解民间融资行为：包括民间借贷行为在内的民间融资活动，添加了民情、亲情、传统文化、乡土信用等内容，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草根金融。在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所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面，已经提出了要加快放贷人条例的实施进程，更进一步明确了普通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地位，帮助其向规范化与健康化发展。所以要尽早制定出适应我国经济形势的放贷人条例，给放贷人义务、放贷人责任、放贷规则等内容以完善规范，让民间借贷行为早日进行规范化轨道。这项工作完全可以借鉴香港特别行政区早已经颁布的放债人条例，细化放贷主体、收贷对象、利息上限，对常规财务制度、风险防范制度、问题法律责任加以整理。
香港的放债人条例里面规定：任何人士，不论其是否属于放债人，如果其向他人提供贷款，实际利率超出银行年息的60%，便算违法，这完全可以引为借鉴。同时要继续研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于民间借贷行为的管理作用，抓住修改与整理的时机，对借贷通则、违法金融机构与违法业务活动取缔条例、担保法等内容加以法理学上的连接，确保其协调统一性，为放贷人条例的制定实施提供先期软环境。
（二）政府积极配合民间形成借贷自律的机制，帮助民间借贷向良性健康方向发展
自律机制完全可以参照银行业协会一类的行业自律模式，形成系统的民间借贷组织行业自律制度。普通民间借贷协会可以由一般的民间借贷参与者自愿参加，形成良好的行业自律氛围，帮助民间借贷主体依法进行经济活动，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实现规范自治，避免在民间出现罪与非罪认定混淆的局面。要多宣传法律与金融知识，比如借贷关系、借贷用途、出借双方协议、借款人资信情况等知识的普及，尽一切可能防止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三）强化民间借贷监管、积极防止民间借贷异化
民间借贷相关法条篇10
民间信贷在我国已有3000年的历史，钱庄、当铺以及私人借贷一直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与正规借贷相比，民间的中小企业贷款活动却异常活跃。尽管国家对诸如私人钱庄、农村合作基金等民间的非法的灰色金融机构进行清理整顿，但这些非法金融机构却顽固地生存着。制度的不完善也使得民间信贷出现种种问题，集资诈骗、非法信贷比比皆是。
关键词：民间信贷、融资监管
一、民间借贷活跃的原因
（一）历史和传统的根源
民间信贷是中国信用形式的雏形，随着物物交换和商品经济而产生和发展。中国是人情社会，乡土社会，靠血缘、朋友、地缘等关系来维系。当金融体系还未深入人心或者在某些地区影响力不深的情况下，民间信贷在集资融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通过朋友、亲人的介绍，交易成本低，利率和收益变通幅度宽泛，交易手段多元化和针对性大大满足了借贷双方个性化的需求，民间借贷是在一个固定的关系网络或地域范围之内，由于有诚信和互惠互利等一系列条件作为保障，与之相关者都不愿意失去它。基于互相了解情况下的信贷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成本高昂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另一方面许多担保品和偿还期限在法律和金融机构方面不允许或不可能实施的，通过民间信贷则可以作为担保。而大多数正规金融机构的筹资融资工具无法具体到个人层面，进行个性化的设计，从而为民间信贷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资金供求失衡和金融体制的落后
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我国已在农村建立了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但现实情况是银行贷款手续繁琐且门槛较高，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也使得农行的资金流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和企业相比，农村贷款风险大，经营成本高昂，没有可靠的抵押物和担保机构，在市场竞争机制下，自然而然银行将目光投入到城市的稳定优质客户，用在农户身上的资金并不多。据统计去年银行农业贷款余额仅占全国贷款余额的5%左右，乡镇企业也才占到6%，其它近90%的贷款余额全部流向了农业以外。同时现有几大商业银行金融分支机构的撤出和网点的撤并使得农村贷款的需求更加得不到必须的满足。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个体工商户的积极性不高。偌大的农村，大多数农户贷款由农村信用社提供，农户与农村信用社的依存度越来越大，但对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来源及由此产生的包袱却较少过问，有利农户贷款的配套政策也较少。金融盲区和资金紧张是民间信贷出现的根本原因。
（三）监管系统的不完善提供便利环境
金融立法的不健全，缺乏明细的法律条文是民间信贷活跃的外部条件。我国监管长期以来通过行政手段辅以一定的经济处罚来解决，而法律手段则使用较少。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约束，和管理，保护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对民间信贷的双方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合同内容、利率水平、违约责任等都没有详细的说明，大多数已有的法律条文零零散散分布在各种文件中，并且停留在定性层面上，无明确的量化标准，操作性和主观性极强。从而同一种情况会出现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评判结果。
二、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的对策和思考
（一）建立统一完善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科学合理的引导民间借贷的发展
有法可依是民间信贷长久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虽然在部分法律文件中有关于民间信贷的相关规定，但都比价零散，并没有确定统一的口径，社会上对民间信贷也持不同意见。一方面要制定一个统一的、健全的民间信贷的法律文件，从而避免政出多头、法律条规相悖情况的出现。明确信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业务范围、利率水平、资金来源、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等。将达到一定规模的民间借贷纳入金融监管范畴，进行管理、监测、引导和规范。另一方面要制定正当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区分标准，由于借贷法律的不规范使得民间信贷容易演变成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活动，并且界限的模糊也是执法人员难以操作和遏制违法活动的一大原因。准确把握合法民间借贷行为与非法民间借贷的界限，才能有效保护合法的借贷行为，打击非法的集资途径，在此基础上，尽快明确主管部门，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规范和监管，改变多头管理的状况。从而使民间信贷真正成为活跃市场经济的一份子。
（二）加强对民间信贷利率的调整和监管
国家在1991年7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信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信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迟迟没有改动，但是中国经济状况却是瞬息万变。利率呆板的管制行为丝毫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变化情况，扭曲了商业银行的行为，银行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规模扩张竞争，而价格管制又成为财富再分配的手段，不仅负利率把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债务人，而且利率管制为信贷人员提供了巨大的获利和寻租空间，在信贷紧缩的情况下贷款便会流入偏好的部门和地区，小型企业很难贷到款。由于监管的不利，民间放贷人可以利用关系把自己从银行以较低的成本取出来，然后再放出民间借贷利率的高利息，从而通过这种利率的差价牟取暴利，同时中国百姓对于民间信贷的高额利润趋之若鹜，从而出现了人人都是食利者的情况。一方面要从“信贷管控”转变成“利率市场化”，建立规范合理的资金定价机制，进行相关改革，降低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的利差，达到抑制民间借贷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民间机构借贷利率的监管，对机构进行审核、登记和电子化监控，将其纳入正规监管体系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