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责任机制篇1
论文摘要:政府责任机制的改变是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在新公共管理责任机制中行政部门的管理责任上升并成为主导责任，它关注的是管理结果和目标的实现以及管理者对此负有的个人责任，同时加入了行政系统对公民的直接责任，而官僚系统的政治责任则不像以往那么突出，管理者与政治家之间形成了更加灵活而紧密的关系。在这种新的责任机制框架下，公共管理在实践中形成了绩效管理、引人市场、顾客至上等多种灵活有效的管理方式与技术。因此，从责任机制的转变与构建来把握新公共管理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国家掀开了政府改革的新篇章。针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官僚体制的僵化、低效等种种弊端，新公共管理从多元、民主的现代社会冲豁正出发，借鉴私营部门的成功经验为政府量身裁制了一套全新管理模式。政府运作模式转向新公共管理的过程从根本上说在于责任机制的改变和再造。作为官僚系统运行的根本动力和约束，责任机制成为研究和把握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视角。下面将退封丈对政府责任机制的转换和建构研究来深人而全面到断垂析新公共管理模式。
一、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资任机制转变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兴起并日益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替代物。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是在工业发展的特殊时期应运而生的，其体系和技术都与早期的工业年代相吻合;常规的等级制和政治与行政的分离是其突出特征，也反映着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责任机制。然而，这种传统模式在今天表现出的僵化、低效使其不能再有效发挥作用了。
休斯曾把公共部门的责任归结为两种相关的责任机制:政治责任与官僚或管理责任。第一种是选举产生的政府对选民的责任;第二种则主要表明官僚制组缪拐寸选举产生的政府的责任。以此来审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就会发现它在今天力不从心的根源:没有明显的指向结果的管理责任，政治责任也是间接的、含混的。
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在政党分赃之弊的解决对策中形成了政治—行政二分原则，引门色其作为要永久坚持的理论基础。由此，传统官僚制要求行政独立于特定的政治范围之外。官僚制组织仅仅是在政策方面给政治领袖提供建议，并且尽可能地代表政治领袖管理其拥有的各项资源。这样，行政部门的责任链走向便表现为公务员通过各个部门的等级结构，在技术上对政治领袖负责，并最终对人民负责。此外，传统公政责任机制假设，作为政治官员活动领域的政策事务与留待公务员完成的行政事务是可以严格区分开来的;实际上公务员是中立的、匿名的，且与任何特定政策无关，因此，只有政治官员才真正负责任。
不难看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官僚系统的政治责任是模糊不清的。民主政治要求官僚系统必须对公民负责，然而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官僚体系只有通过政治领导人而间接地对公民负责，也就是说，由于官僚系统直接对政治领导负责，行政者的行动也就成为政治领导的行动，因此选民通过投票选举政治领导人来评寸古政治方面和官僚方面的能力。传统官僚制的政治责任机制实质上振当恿过某种政治制度把官僚系统和公民最终联系起来，这种对公民责任的间接性是其政治责任模糊含混的根源所在。
传统模式下的行政责任机制被认为是一种“范围较窄的责任”，“在这种机制中，虽然由谁最终负责是很明确的，但这种责任是对错误，而非对成就而言的。传统的公共行政要求公务员准确无误地贯彻执行既定政策，在行政“习卜政治化”的原则下，这也是对公务员的唯一要求及衡量标准。这种激励使得“照章办事”比取得成果重要，必然导致官僚系统中“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消极作风的盛行。另外，由于严格的等级制和命令一一一月民从模式，行政者可能以没有下达命令或命令不清楚为由逃避责任，特别是个人的责任。在此，传统官僚体系的僵化、低效等弊病也就容易解释了。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责任机制存在的缺陷使其不能在今天的社会中有效运行、发挥应有作用，也成为采用管理主义模式的主要原因。新公共管理以管理主义、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试图用适合当代社会的一系列全新.构建一套根本不同于以往的公共管理模式，来代替漏洞百出、力不从心的传统官僚机制，这些理念包括:公务员被假定为具有经济利益动机;私营部门的灵活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政治与行政不可分离;在从行政到管理的理论变化中，一个关键的区别是，行政是执行指令，而管理是获取结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要全面理解新公共管理，应从其责任机制的更新与构建人手。这一变革的突出特点就是行政系统的管理责任上升并成为了行政组织的主导责任。也就是说，在完成政治领导制定的战略目标时，官僚组织需要负的是管理责任而非政治责任;虽然在对政策目标的分解和细化中公务员常常要参与政策制定并监督目标的实现，下旦这一过程也被视为公务员指向战略目标的一系列管理过程，他们在其间的责任也就更多地表现在管理方面。所以，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显著变化就在于关注重点转向了管理目标的实现和管理者对结果所负的个人责任。
从本质上说，行政是指听从指令，而管理则是实晒胜吉果。既然管理责任成为官僚组织的主导责任，那么它的一切行为责任就集中在对结果的实现上了。新公共管理并不认为实现某结果有一条最好的途径，管理者在被赋予责任之前也就没有被告知如何获得结果。决定工作方式是管理者的一个职责，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管理者对此应当承担责任。这意味着公务员的角色已从行政者变为管理者，他可以综合运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监督等多种方式来更好地实现目标。于是，新公共管理下官僚组织的运作模式及公务员职能都比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有了根本性的扩展与转变。
阿利森右少付公共管理的某些刃乙点进布予综合的基础上归结出了“管理的一般职能”，主要是三个方面:战略、管理内部构成因素和管理梦卜部构成因素。其中“战略”又可划分为:(1)确定(组织的)目标和重点(以对外部环境和组织能力的预测为依据);(2)设针也展作讨戈蛆以实现所定目标。“管理内部构成要素”包括:(1)人员的组织和调配;(2)人事指挥和人事管理制度;(3)控制绩效。“管理外部构成要素”有:(1)与组织的“外部”单位协调关系(它们服从于同一个权力机关);(2)与独立的组织协调关系;(3)与新闻媒介和公众协调关系。
管理的自由性与灵活性使公务员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积极发挥能动性，找到完成目标的最佳或最适宜方式，出色地完成目标。像企业家一样发挥自身的创造性，把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地方，达到优化配置原本十分有限的政府资源，使得在税收不变的情况下，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公共服务。很明显这种指向结果的管理责任鼓励官僚组织内的创新意识、效率和成本意识，也就是运用私营部门的成功经验来改善公共部门的运作和绩效。
在注重结果的同时，管理责任还强调“谁对结果负责”，也就是公务员对结果的个人责任。可以说这种个人负责机制是公务员成为管理者的基础和前提，因为谓织寸结果负责谁就有权选择管理方式。同时这也是公务员积极工作、争创业绩，同时努力减少和避免失误的有效激励。个人负责的责任机制包含对出色实现目标的个人奖励和未实现或达到预期目的的个人责任追究和惩罚机制。由此引申出的“责任管理”更是以往官僚行政中消极懈怠，“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思想的克星。英国曾对政府责任机制进行过一系列改革，富尔顿报告认为责任管理就是要“使个人和单位对已得到尽可能客观评价的绩效负责”，它的实现依赖于“在政府部门内部确认或建立责任单位一这些单位的产出能够被尽可能客观地加以考核，同时，这些单位中的个人则可以个人的名义对自己的绩效负责。
可以说，新公共管理责任机制的杨:就是公务员的管理责任。在这一机制下，公共管理者应为自己的行为及所属机构的行为负责任，在政策执行中他们不能以所有行动应是政治责任为由而否认他们自己的职责。这一点对于责任追究和功绩奖励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是新公共管理在责任机制方面比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进步之处。表面上看强调公务员的管理责任仿佛会降低整个行政系统的政治责任，同时也减少了政治领导人的责任。事实上，管理责任的上升并不提多寸政治责任的削减，而是使政府责任得以明晰化。传统行政机制下，政治官员在为其所主管的部门承担责任时并不曾明确真正的管理责任，以致承担了与自身职位不相称的政治责任，而行政人员则可因此而形成逃避责任或规避风险的倾向，其管理绩效与成就方面的责任就显得很微弱了。所以说，要克服传统行政机制的弊端必须明晰政治责任和管理责任;即便新模式下政治责任在某种意义上真的有所减弱，然而“政治责任任何程度的减弱都可以被管理责任的改进所抵消。"
新公共管理责任机制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增加了对公民的直接责任。它要求官僚组织建立对公众的直接联系与责任，这种联系的建立可以是为公众提供相关咨，增加行政透明度，接受公众监督，倾听公众意见，或是提供政府服务时与社会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等各类团体的直接接触及共同协商等。实际上，行政系统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渴望得到公众的认可与支持。从系统论来看，行政系统生存和发展的活力之源来自外界不断的需求信息和能量的输人，经过一系列内化、整合过程后再向外界输出，并得到反馈，以此来调整和促进组织的再运行。并在与外界的互动中不断更新自身，达到与环境的适应和共同发展。因此有学者认为，由于这种对公众直接责任的存在，官僚制组织本身甚至比政治官员或利益集团更具有责任感:“作为政治代表，官僚制组织的优势在于它们既有信息也有责任感。在令人信服地处理某事务时需要第一个特点，而在证明行政的合法性时则需要第二个李东点。像立法者等选举产生的代表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但有时却会严重缺乏专门知识。私人利益集团—立法者经常依靠它们获取信息(及金钱)—拥有丰富的信息，但却对合法权力的来源缺乏责任感。相反，公共官僚制组织部同时具备了专业技术及正式的法定权力。从有效性以及可提供广泛联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组合。如果没有官僚制组织，将会使社会更加不平等，使政治更加动荡。
为了突出行政系统与公众间的直接责任关系，新公共管理把公众喻为公共服务的“顾客”，并提出政府在公共管理中要做到“以顾客为中心”，对顾客需求敏感并作出及时、周到的回应。“以顾客为中心”成为了新公共管理对传统公共行政的重大突破与创新，正如休斯所言;“传统模式缺乏对顾客的特定反应，事实上也不需要。但对责任体制的思考改变了这一点，并且反过来导致了行政体制的改变。世界经合组织(oeCD)甚至认为，整个经济效率须依赖于公共部门在提供商品及服务时如何对顾客需求作出反应。经合组织还就此提出建议，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提高行政体制的可理解性，对顾客的需要予以满足，保证政府与公民接触渠道的畅通，以及推动公民的积极参与等等方法改进对公众作出的反应。
对公民的直接责任机制，使行政部门像企业关注顾客一样关心公众需求，有针对性地为不同公众群体提供又快又好的服务，以满足今天多元的社会需求。在此需要指出一点，把公众当作顾客来对待并不是像有的批评所说的那样要改变公民的主权地位，而是强调一种以公众现实需求为出发点和导向的服务理念，这恰恰提岁寸公民权利的最大尊重与实现。根据公共选择理论，企业把顾客作为上帝是为了争得更多的“货币选票”，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政府以顾客为中心为自己赢得了政治选票，这样才能在公民的认可中获得和巩固自身的合法地位。因此，对公民的直接责任成为了公共管理模式的责任机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份。
二、公务员与政治家、公众间的贵任关系
传统的公井衬了政模式因其责任机制的单一、僵化和政治—行政二分法的不切实际而遭到批评，随着从行政到管理的转变，新公共管理模式下公务员与政治家、公为匕之间的责任关系必然发生改变。
传统模式中，管理者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是范围狭小的和技术性的，类似于主人和仆从之间的那种发号施令和唯命是从关系。但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下，政治家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比以前灵活而紧密，突破了传统的狭隘范围和技术性局限”由于政治权威依然存在，公共管理必然是处于政治权威影响下的管理……其结果是将公共管理与未受政治权威影响的其他管理形式区别开来。今天的公务员(公共管理者)日益卷人公共政策制定中，也与传统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事务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雷尼所说;“在技术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公共管理者在某些情况、某些层次上有较大的自主权而不受政治干预。政治干预在其他情况下则有支配权。而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和行政标准则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于是，特别是在行政管理的高层人员身上，管理责任与政治性也出现了交融—出现了一批“官僚政治家”。他们更有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地致力于公共管理，而不是无党派或中立的。人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一个有效的管理者必须在政治上也要长袖善舞。可以说，公务员与政治家之间这种灵活而紧密的关系是与当代政治与行政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因此也是相适应的。
另外，随着“以顾客为中心”的提出，公务员与公民间建立了直接和互动的责任关系。新的责任机制改变了公民的被动服从或接受地位，公民要求可以直接成为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和压力，公务员与公民间变成了倾听与合作关系，行政部门以积极的回应态度与公民共同努力，以创建更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三、新公共管理资任机制在实践中的运用
以管理责任和对公民的直接责任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责任机制，成为了政府运行模式和管理方式全面革新的内在动因和根据。新型的责任机制促使政府逐渐在各个层级之间、在监督机构与执行机构之间、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以及公共部门内部引进一种更为契约化、更具参与性、选择更为自由的关系。在新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指向目标和结果的责任、管理者个人责任、对公众的直接责任和与政治的灵活关系构成了一个全新的责任机制框架，以此为基础创设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我国学者陈振明曾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让管理者进行脊里，(强调职业化管理);2)衡量业绩(明确的绩效标准与绩效评估);3)产出控制(项目预算与战略管理);4)顾客至上(提供回应性服务);5)分散化(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6)引人竞争机制;7)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8)改变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的关系。
很明显，新公共管理的责任机制使政府在管理实践中更倾向于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和成功经验，以“三e"(F.coramy，efficiencyande6ec)标准来提高生产力并增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世界经合组织(oe)认为应通过“两个主要途径”。
其一是:“提高公共组织的生产绩效，目的是提高人员、发展合格人才的招聘以及绩效奖励等方面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具体内容包括让组织员工参与决策和管理过程，在推行严格的绩效目标时相应放松管理控制力度;运用信息技术;改善顾客反馈渠道并强调服务的质量;将供给与需求决策结合起来(例如采用使用者付费方式)。”
这一途径主要为了在组织内部加强对公务员个人的激励和绩效测量，以及改善与顾客的关系;这与组织内部个人负责制和对公众的直接责任机制是对应的。同时，在关注结果而非控制过程的管理责任机制下，行政组织有了充分的自由空间来选择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而在现有的社健牲圣济条件下，市场这个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成为首选方式。
于是，第二个途径便是“充分利用私营部门建立一个可靠的、有效的、竞争性的以及公开的采购体制，将原来由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转包出去，通过合同形式购进中间形态的产品和服务，并终止供应的垄断现象和其他保护形式。”当然，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管理者还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或者创造出最适宜的管理方式以求为公众提供更满意的服务。用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政府责任机制与管理方式二者之间好比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新公共管理责任机制的建立使政府运营和治理模式焕然一新，而今后围绕这一机制，公共管理技术与方式将随实际情况的不同而变化发展，但这种形式的不断变换却始终以责任机制这个“内容”为基础和依据，也始终反应和适应其要求。
公共管理的责任机制篇2
摘要：政府公共管理责任具有民主政治性、义务性和制度性三个特点。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民主政治的体现，是依法治国的体现，是政府廉洁的体现，也是政府能力的体现。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让公众来评议政府、让政府回应公众及让公众追究政府责任三个方面。
关键词：政府责任；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公众评议政府
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责任是指政府及其官员因其享有国家行政权而相应承担的遵循宪法原则、维护国家法律制度、保卫国家安全、发展公共事业、维护公民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等方面的责任。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行政干预的力度加大，行政责任也就加强了。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自由主义国家也成为经济发展的机关，成为社会均衡的保证人，承担起对整个社会实施规制的全面责任。在现代国家，一方面维护和强化了关于秩序和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国家又干预经济社会关系，行政必须监视经济的运作，保证经济的发展，防止经济的危机，行政保证个人的福利，在所有方面充分保障个人的发展。政府权力不断扩张要求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探讨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是民主和法治的需要。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性质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民主政治性
在民主的社会里，政府组织是由大众所创立的，为了大众而设立，以及需要对大众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法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更是责任政治。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体现了民主制度的发展。政府从不负责任，到负完全的责任，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种委托-之间的关系来概括。委托-理论是伴随着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和发展而逐步成熟起来的，其核心是通过明确委托人与人特定的责、权、利关系，建立相应机制，处理公司结构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以及各层组织之间的关系。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委托-关系可以广泛地发生于一切组织、一切合作性的活动中。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公民委托的前提是政府必须为公民的利益而行使公共管理权力，同时，不允许政府滥用公共权力，并且行使权力者必须因使用了公共权力来承担相关的责任。
但是，在现代社会，从权力的运作方式来看，政府权力在不断扩张。社会发展也要求政府扩张权力，而权力的扩张如果缺少了边界，那么权力总会越过边界而发生滥用权力的现象。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碰到政府权力扩张的现象，政府自身也有不断扩张权力的动力，如果缺少对于权力的控制的方式，政府权力仍将继续增长。
公共部门权力的增长具有两面性，由于国家权力的存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权力的存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正如诺思所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政府权力运用适当可以让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乃至出现超越常规速度的发展，但是，一旦政府权力使用不当，将会严重危害到民主政治前途。在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上，最好的解决之途就是：“授予政府多少权力，必须课以相等的责任。”
（二）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义务性
对于公共管理主体来说，承担政府管理责任的过程，是一个为公民服务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政府的义务性。从理论上说，公共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是一致的，乃至是同一个概念，只是在一般的伦理学中，为了向近代以来的政治学和法学原则妥协，把责任和义务分开。其实，“责任和义务是同一个东西，在人的某种社会关系中，是以外在规定的形式存在的，而在另一种社会关系中，就成了人的内在规定，在本质上，责任和义务是统一的，都是人与他人、与社会的一种特殊关系，只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特定的阶段，责任义务才出现了分离的状态。”［3］
近代社会，虽然在政治理念上提出了平等的要求，而在事实上人们之间的社会等级差别并没有真正取消，所以，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概念区分也依然存在。由于近代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造成了对社会等级的痛恨，进而这种情感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所产生的作用总表现为极力去模糊那些具有等级社会特征的概念的质，更多地赋予其形式化的内涵。所以，公共管理责任和义务越来越不趋于同一。
政府公共管理的责任，也就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义务。这种义务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向国家权力主体承担尽责效力、谋取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和遵法执行的义务。我国的公共管理责任体现为政府要向产生它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最终体现为向的所有者--公民尽义务；二是与政府层级节制的行政权力的下授权相一致，下级官员对于上级官员负责，承担忠于职守、努力工作、提高效率和遵纪守法的义务，这种义务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
（三）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制度性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是政府整体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又自成体系。
首先，公共管理责任在国家整体政治制度中，政府机关和行政官员的行为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在现实中与政治法律过程中的其它国家机关及其官员发生相互制约的关系。当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违法乱纪时，就会被追究责任，这种内在机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制度发生作用的结果。
其次，公共管理主体的责任都是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度化、固定化和合法化，并以此作为追究政府行为责任的依据。这样既便于政府尽自己的义务来负责，又可以以此来规定政府的行为，使政府的行为做到行之有据。
再次，公共管理责任是一个制度化了的控权体系。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公共管理责任，主要依靠外在的控权体系来约束政府权力，为了确保公共的意志和法律得以执行，就需要依据控权的程序来防止和反对政府权力用来追求自身的利益，防止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建立和健全政府责任的控权体系，以政府的制度化责任来规范政府的行为。
二、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重要性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从政府合法性角度上看，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当然应对人民负责。政府公共管理责任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承担道义上的、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责任；政府必须接受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控制以保证责任的实现。政府必须对民意负责，进而应对民选的代议机构负责。因此的拥有者要想有效地掌握控制权力，则对于一个机构的任何授权，必须同时课以相应的责任。权力如果分散并有边界，那就容易控制。但政府机构拥有较大的权力，并且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权力呈不断扩张的趋势，假如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而越过了某种边界，致使民主控制失去了作用，那就可能鼓励独裁政治的出现。
从西方国家政府无责到政府负有限责任，直至负全责，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体现。责任型政府职能的确立是西方国家控权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上运用的结果，而权力制衡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西方国家责任型政府理论，就是强调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然后控制政府的责任，追究政府的不负责任行为。这是对政府有效的监督方式之一，因为，处置权的实现，才能让政府行使权力时能够慎重，否则会被追究责任，政府官员由此而承担失职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使政府不敢轻易滥用权力。
（二）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依法治国的体现
以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自由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相伴生的伟大制度化运动。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对“国家”进行治理，这里的“国家”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机关，是法治的客体，而公民和社会是法治的主体。当然，依法治国必然要求国家机关依法立法、依法行政和依法审判，也就是要求国家行为法制化。不过，这是依法治国对国家运行机制的具体要求，是社会对国家进行限制这一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而不是依法治国的本质本身。法治下的政府必须对法律负责，受法律监督。对政府而言，政府责任不仅意味着政府要对公民负责，而且要对法律负责。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法定程序实施，严格依法行政；行政权不得滥用，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滥用行政权力造成的损害必须能够经过法定程序予以救济，并对行政违法责任人追究责任。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法治之下的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必须对公民和社会负责，而不是凌驾于公民和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在法治国家，政府的行政权是人民赋予的，并通过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有权依法对政府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三）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政府廉洁的体现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政府高效廉洁的基本前提。实现高效行政是实现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基本目标和应有之义。如果一个政府管理缺乏效率，不能为公民和社会提供优良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就是政府的失职。因此，政府履行职责也体现在效率上，体现在为公民和社会提供高效的组织管理和社会服务上，也体现为有效地利用各种公共资源造福人类，总之，体现在有效地推动社会生活的全面发展上。
同样，廉政也必然要求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廉政意味着政府及其官员坚持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如果政府官员为政不廉，政府中的腐败现象泛滥，实质上是政府官员以渎职为前提谋取个人私利，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这样的政府显然不会是负责任的政府。责任政府与行政效率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一个政府有效率才能切实地履行政府责任，同时负责任的政府才能有效率。责任政府与廉政也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与廉政具有共同的制度基础和人格基础，官员在人格上的堕落表明已经失去了对公民、对社会的负责精神，一个不廉洁的政府不可能把公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全心全意对公民负责。因此，公民对政府高效廉洁的诉求，最终转化为建构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机制，只有负责任的政府才能实现高效廉洁。
（四）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政府能力的体现
依据官僚层级制建立起来的政府，在实际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存在着效率低下、相互推诿和争夺权力等多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和现象。在公众合法权益不断受到侵害，国家资产也不断遭受损失的今天，人民呼吁责任政府的出现。如果不负责任的状况严重发展下去就会使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甚至会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使政府的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建构责任政府。
确立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可以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很难说是一个管理能力强、管理效能高的政府。政府只有时刻对自己的行为向公众负责，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要求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有效性。这种全面的小康社会是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要求政府对社会各领域的管理负起更加重要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发展，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公平发展。“只有权衡各方面利益的政策策略才能够同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公平发展的目标。”［4］这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解决社会稳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迫切要求建立责任政府。
三、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方式
（一）让公众来评议政府
从制度设计上看，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应该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因为公众是政府行政行为的直接对象，他们对于政府行为的好坏，最有权力作出判断。让公众来评议政府，更为有效和准确，并在正确评价的基础上，追究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从实践上看，兴起于江浙一带的公众评议政府制度，得到了全国各地政府广泛的认同。让公众来评判政府的优劣，已成为让政府部门承担相关责任的重要手段，这一手段大大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效行政。
首先，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宪法责任。我国的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一规定揭示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宪法也是应该承担违宪责任的。可以这样说，宪法责任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最核心的责任，离开了宪法责任，其他任何责任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宪法是国家的母法，任何行为只要是与宪法相违背，就肯定是不合法的，是应该追究宪法责任的。所以，在现代民主国家，违宪行为是可诉的，有的国家甚至有专门的，以审查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府的宪法责任。宪法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而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我们制订宪法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宪法来管制公民，而是以之规制国家的权力、配置国家的权力。宪法不是为无限制的最高国家权威辩护，而是为人权神圣与有限政府立言。因此，政府的任何行为（包括行政立法行为）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宪法责任是公共管理过程的所应承担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责任。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够健全，还没有违宪责任追究机制，也没有，因此，往往出现违反了具体的法律（如刑法）可以追究责任，但是违反了宪法却无法追究政府责任的局面。让公众来评判政府的宪法责任，这是维护人民所必需的；让公众对政府的行为从宪法的角度来评判，是保护政府行为不违宪的重要手段；让公众从宪法的角度来评价政府行为的责任，可以抓住要领，从最高层次的宪法精神上评判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其次，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政治责任。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的一切行为、政府官员的一切行为须以民意为归依，统治者的权力建筑在被统治者的同意基础上，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所在，民主政治与传统专制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政府要承担政治责任。政府的政治责任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目的性，即合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政府的决策必须依据人民的利益而制定，不可与人民的利益相违抗。如果政府决策失误或者行为有损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虽然政府不承担法律责任，但要承担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治责任；二是行政机关的首长要负责决策得到有效的执行。行政首长不一定非要亲自去执行不可，但他有责任拿出有效的措施，推动其下属按既定的目标行事，以确保决策得到有效的执行。如果行政首长所管辖的部门用人不当、管理不力、工作失察或在发现问题后又没有采取补救措施，从而造成重大损失，那就是失职，就要承担政治责任。追究政府的政治责任，要求我们应把评判政府政治责任的权力交给公众，因为政府的政治责任是围绕公众的利益进行的，公众对于政府是否执行了为人民的宗旨，最为关心再次，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行政责任。政府是一个依据层级节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依据官僚层级制的要求，在政府体系内部，对上下级行政机关、领导及职务须任劳任怨地负行政责任和义务。政府机关一旦建立，经过合法程序进入行政体系的公职人员应当遵守法定的权限，不越权行事。政府是按官僚（层级）制构成的国家组织，政府官员们“个人是自由的，仅仅在事务上服从官职的义务”、“处于固定的职务等级制度之中”、“接受严格的、统一的职务纪律和监督”。
我国的政府行政组织具有严格的等级制，每一个公务员要严格地执行权力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在层级节制的体系中，对上有服从的责任和义务，对下有监督的义务。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除了司法人员依法审查的诉讼案件不受上级的干涉外，一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上级的命令有忠实服从的义务和责任。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有保守秘密的责任和义务，无论是否主管事务，均不得泄露；也不能以私人或代表机关的名义任意发表有关职务的谈话。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自当符合法定的目的，不，不容假借权力，以图本身的利益或图利他人或加害于人；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自当合理行使裁量权，避免行政失当。上述内容都属于政府公共管理的行政责任。最后，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道德责任。如果政府行为明显与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相背，就应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生活与行为若不能适合人民及社会要求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将会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一个口碑不好的官员的形象必然会影响政府的形象。所以，在现代社会对于官员首先要求他是一个合格的“公民”，然后在此基础上被选拔为担当公共事务管理者，并由法定程序任命，最终从法律上和道义上获得人们的认同。一个官员不仅要有娴熟的政策执行技术，更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公共管理的道德责任对于公共管理事务来说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法律责任是一种被动的责任，而道德责任则是主动的责任。道德责任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有具有了充分的道德责任，才能在法律对于他的岗位责任存在空缺的时候，更充分地履行其岗位责任。把评判政府行为的道德责任交给公众，是促进政府行为具有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公众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评价政府的道德责任：一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这是社会主义公共管理道德责任的核心内容；二是必须遵守公务员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三是必须有工作责任心和尽职尽责的思想意识。
（二）让政府回应公众
让公众评议政府只有追究政府责任的基础和前提，要实现政府因行政行为失范而承担责任，要求政府必须回应公众的评价和请求，否则政府责任承担就成了空话。
“从最广意义上来看，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责任意味着政府的社会回应。”［6］政府必须是“市场”导向（marketingorientation）。从“市场”的观点来看，当一个政府回应并满足了“民众市场”的要求时，政府便是有责任的。在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过程中，强调和树立“顾客”（clients）的观念和价值，倡导“顾客至上”（clientsfirst）、“顾客取向”（consumer-oriented）。
其目的是使政府回应社会的需要、公民（顾客）的需求，即要求政府具有“回应性”（responsiveness）的能力。政府回应公众的核心，是使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统一在一定的公共服务生产模式之中，通过减少中间环节和扩大社会参与，在保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正常供应的同时，努力去满足人们多样性的个性需求和价值期望。实现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是现代行政的重要标志，它与传统公共行政的责任价值存在根本的区别：传统公共行政的责任在方向上更多的是向上的，是对中央机构、选举性官员负责任，责任对象是政治决策者和行政上级机关；推行政府向公众回应后，政府责任的方向是向下的，是对机构所要实现的目的和所要服务的社会群体即顾客负责。
政府回应公众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政府回应公众是以政府服务的对象为目的，政府回应公众可以避免政府行政过程中，因循守旧，脱离现实，只知执行，不知变通等弊病。政府回应公众反对形式主义和对结果的忽视，认为负责任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目的既是机构的使命所在，又是机构存身的根基，因而献身于规则不再足以保护官员免于批评和指责。负责任的政府是以公众为本的政府，政府行政的目的成为政府行为灵活性的一个主要源泉，利用目的来指导行政机构和行政官员，一方面可强化公共服务生产的针对性和适应性，满足社会中真正需要服务的那部分成员；另一方面通过扩大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赋予其自主选择更有效率、更经济的供应公共服务的生产方式，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众的需求。
（三）让公众追究政府责任
政府承担责任的方式有很多，其中让政府接受公众追究责任的方式最为有效和持久，因为，公众是政府施政的对象。政府如果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让政府自身纠偏，远没有让公众来纠偏更有动力。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要让政府恪守这一原则，需要公众督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自觉”遵循。既然人非天使，绝大多数人在多数时候就得自愿遵守对其行为的众多约束。一般来说，政府管理人员之所以会自愿服从，是因为“出于从伦理标准、中立默认至自利的种种原因。出于对自利的默认，出于不同的原因和伦理，大多数人都会自愿遵守。或者，正如马克斯·韦伯强调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深信权威系统的合法性。”［7］我国政府是按照社会主义制度来建立的，其工作人员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我们从没有放弃过对于公务员政治思想上的教育。我们对于公务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公务员就是人民的公仆，这种公仆精神需要做到自愿地投身到为公众服务的行业中去，政府的公共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而绝不是相反。至于公务员是否真的为人民服务了，是否真的当好了“公仆”，政府及公务员自己说不能算数，公众说了才能算数。
让公众督促政府遵循公共责任，前提是要有明确的公共追究责任机制。这就需要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至少明确个体哪种行为是合适的，哪些行为是不合适的，如果做了不合适的行为就要追究责任。有了这个“明确”，公众就能很方便地督促政府负责任。在政府管理过程中，有些标准是十分明确的，一个机构能正常运转往往就是依靠这些标准来进行的结果。如不可运用公车办私事、不准将办公用品带回家私用，这样一些标准往往不需要任何教育，工作人员都应该知晓。对于不需要教育就可尽知的标准，公众亦能知晓，因此，只要具备了公众追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责任的机制，就可以促使政府负起责任。当前，我们缺少这种机制，如公车改革难以彻底进行，就是因为公车私用不是公众不知晓，而是知晓后没有追究政府责任的机制。如果完备了追究的机制，让公众来追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无疑是最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
因为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主要依靠外在的控权体系来约束政府权力，所以还要求将公众追究政府责任制度化。由于政府是按照官僚层级制建立起来的组织，这种组织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层级节制，在其组织系统内，上级对下级基于隶属关系，具有强烈的控制关系，以维系下级对上级的命令-服从关系，最终达到责任的目的。上级机关对于下级机关、上级领导对于下级就有很大的监督权，下级最怕上级的监督。这种监督往往是最有效最直接的，但是这种责任监督的机制有一定的缺陷。这一缺陷主要在于上级领导、上级机关是否有兴趣监督，是否会对腐败的人和事“拍案而起”。实践证明，由于上级与下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认为监督出下级的问题等于自身管理有问题，或是由于监督与不监督一个样，或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总之，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往往不到位，因此，也就出现行政监督往往难以真正追究到违法乱纪的下级，最终使监督权力成为虚设。作为最有监督热情的公众，在追究政府责任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因为，责任追究往往是一种行使权力的行为，虽然公众理论上是权力的拥有者，但是公众不能靠自己去行使权力，只能依靠自己的代议机构来行使。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代行人民权力的人大，选择产生“一府两院”，政府责任得靠代议机关来监督落实。而在政党政治体制下，代议机关又是接受执政党领导的。这样一来，公众要行使监督政府、追究政府责任的权力，往往要绕上很多个圈子，公众权力落实的圈子越多，公众权力越流于形式。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创造一种政治技术，以便于公众最直接最简便地追究政府责任。
笔者认为，让公众问责政府就是一种简便的政治技术。现在政府问责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官员依法行政，但这种政府责任追究制仍然是内容追究责任制度，其制度性的缺陷是靠政府“自觉”来进行，而政府不可能永远或在每一件需要承担责任的事务上都自觉。只有公众追究政府责任才是最有动力和持久的，因此，需要制度化公众问责政府机制。公众问责政府机制可以通过在公众公正评价政府的基础上，“一票否决”政府。公众对政府部门不满意，就问责政府部门领导，建立“不满意就撤换”制度。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服务的质量不够好，完全可以做到让能够提供良好服务的人员来提供服务。“随时撤换”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这是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群众路线，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已告诉了我们这一原则。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0.
［2］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25.
［3］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84.
［4］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57.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6.
公共管理的责任机制篇3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民主政治性
在民主的社会里，政府组织是由大众所创立的，为了大众而设立，以及需要对大众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法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更是责任政治。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体现了民主制度的发展。政府从不负责任，到负完全的责任，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种委托-之间的关系来概括。委托-理论是伴随着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和发展而逐步成熟起来的，其核心是通过明确委托人与人特定的责、权、利关系，建立相应机制，处理公司结构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以及各层组织之间的关系。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委托-关系可以广泛地发生于一切组织、一切合作性的活动中。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公民委托的前提是政府必须为公民的利益而行使公共管理权力，同时，不允许政府滥用公共权力，并且行使权力者必须因使用了公共权力来承担相关的责任。
但是，在现代社会，从权力的运作方式来看，政府权力在不断扩张。社会发展也要求政府扩张权力，而权力的扩张如果缺少了边界，那么权力总会越过边界而发生滥用权力的现象。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碰到政府权力扩张的现象，政府自身也有不断扩张权力的动力，如果缺少对于权力的控制的方式，政府权力仍将继续增长。
公共部门权力的增长具有两面性，由于国家权力的存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权力的存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正如诺思所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政府权力运用适当可以让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乃至出现超越常规速度的发展，但是，一旦政府权力使用不当，将会严重危害到民主政治前途。在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上，最好的解决之途就是：“授予政府多少权力，必须课以相等的责任。”
（二）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义务性
对于公共管理主体来说，承担政府管理责任的过程，是一个为公民服务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政府的义务性。从理论上说，公共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是一致的，乃至是同一个概念，只是在一般的伦理学中，为了向近代以来的政治学和法学原则妥协，把责任和义务分开。其实，“责任和义务是同一个东西，在人的某种社会关系中，是以外在规定的形式存在的，而在另一种社会关系中，就成了人的内在规定，在本质上，责任和义务是统一的，都是人与他人、与社会的一种特殊关系，只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特定的阶段，责任义务才出现了分离的状态。”［3］
近代社会，虽然在政治理念上提出了平等的要求，而在事实上人们之间的社会等级差别并没有真正取消，所以，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概念区分也依然存在。由于近代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造成了对社会等级的痛恨，进而这种情感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所产生的作用总表现为极力去模糊那些具有等级社会特征的概念的质，更多地赋予其形式化的内涵。所以，公共管理责任和义务越来越不趋于同一。bsp;政府公共管理的责任，也就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义务。这种义务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向国家权力主体承担尽责效力、谋取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和遵法执行的义务。我国的公共管理责任体现为政府要向产生它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最终体现为向的所有者--公民尽义务；二是与政府层级节制的行政权力的下授权相一致，下级官员对于上级官员负责，承担忠于职守、努力工作、提高效率和遵纪守法的义务，这种义务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
（三）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制度性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是政府整体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又自成体系。
首先，公共管理责任在国家整体政治制度中，政府机关和行政官员的行为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在现实中与政治法律过程中的其它国家机关及其官员发生相互制约的关系。当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违法乱纪时，就会被追究责任，这种内在机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制度发生作用的结果。
其次，公共管理主体的责任都是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度化、固定化和合法化，并以此作为追究政府行为责任的依据。这样既便于政府尽自己的义务来负责，又可以以此来规定政府的行为，使政府的行为做到行之有据。
再次，公共管理责任是一个制度化了的控权体系。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公共管理责任，主要依靠外在的控权体系来约束政府权力，为了确保公共的意志和法律得以执行，就需要依据控权的程序来防止和反对政府权力用来追求自身的利益，防止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建立和健全政府责任的控权体系，以政府的制度化责任来规范政府的行为。
二、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重要性
（一）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从政府合法性角度上看，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当然应对人民负责。政府公共管理责任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政府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承担道义上的、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责任；政府必须接受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控制以保证责任的实现。政府必须对民意负责，进而应对民选的代议机构负责。因此的拥有者要想有效地掌握控制权力，则对于一个机构的任何授权，必须同时课以相应的责任。权力如果分散并有边界，那就容易控制。但政府机构拥有较大的权力，并且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权力呈不断扩张的趋势，假如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而越过了某种边界，致使民主控制失去了作用，那就可能鼓励独裁政治的出现。
从西方国家政府无责到政府负有限责任，直至负全责，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体现。责任型政府职能的确立是西方国家控权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上运用的结果，而权力制衡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西方国家责任型政府理论，就是强调政府应承担的责任，然后控制政府的责任，追究政府的不负责任行为。这是对政府有效的监督方式之一，因为，处置权的实现，才能让政府行使权力时能够慎重，否则会被追究责任，政府官员由此而承担失职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使政府不敢轻易滥用权力。
（二）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依法治国的体现
以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自由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相伴生的伟大制度化运动。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对“国家”进行治理，这里的“国家”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机关，是法治的客体，而公民和社会是法治的主体。当然，依法治国必然要求国家机关依法立法、依法行政和依法审判，也就是要求国家行为法制化。不过，这是依法治国对国家运行机制的具体要求，是社会对国家进行限制这一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而不是依法治国的本质本身。法治下的政府必须对法律负责，受法律监督。对政府而言，政府责任不仅意味着政府要对公民负责，而且要对法律负责。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法定程序实施，严格依法行政；行政权不得滥用，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滥用行政权力造成的损害必须能够经过法定程序予以救济，并对行政违法责任人追究责任。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法治之下的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必须对公民和社会负责，而不是凌驾于公民和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在法治国家，政府的行政权是人民赋予的，并通过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有权依法对政府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三）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政府廉洁的体现
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政府高效廉洁的基本前提。实现高效行政是实现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基本目标和应有之义。如果一个政府管理缺乏效率，不能为公民和社会提供优良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就是政府的失职。因此，政府履行职责也体现在效率上，体现在为公民和社会提供高效的组织管理和社会服务上，也体现为有效地利用各种公共资源造福人类，总之，体现在有效地推动社会生活的全面发展上。
同样，廉政也必然要求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廉政意味着政府及其官员坚持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如果政府官员为政不廉，政府中的腐败现象泛滥，实质上是政府官员以渎职为前提谋取个人私利，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这样的政府显然不会是负责任的政府。责任政府与行政效率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一个政府有效率才能切实地履行政府责任，同时负责任的政府才能有效率。责任政府与廉政也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与廉政具有共同的制度基础和人格基础，官员在人格上的堕落表明已经失去了对公民、对社会的负责精神，一个不廉洁的政府不可能把公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全心全意对公民负责。因此，公民对政府高效廉洁的诉求，最终转化为建构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机制，只有负责任的政府才能实现高效廉洁。
（四）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确立是政府能力的体现
依据官僚层级制建立起来的政府，在实际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存在着效率低下、相互推诿和争夺权力等多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和现象。在公众合法权益不断受到侵害，国家资产也不断遭受损失的今天，人民呼吁责任政府的出现。如果不负责任的状况严重发展下去就会使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甚至会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使政府的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建构责任政府。
确立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可以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很难说是一个管理能力强、管理效能高的政府。政府只有时刻对自己的行为向公众负责，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要求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有效性。这种全面的小康社会是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要求政府对社会各领域的管理负起更加重要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发展，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公平发展。“只有权衡各方面利益的政策策略才能够同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公平发展的目标。”［4］这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解决社会稳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迫切要求建立责任政府。
三、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方式
（一）让公众来评议政府
从制度设计上看，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承担责任，应该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因为公众是政府行政行为的直接对象，他们对于政府行为的好坏，最有权力作出判断。让公众来评议政府，更为有效和准确，并在正确评价的基础上，追究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从实践上看，兴起于江浙一带的公众评议政府制度，得到了全国各地政府广泛的认同。让公众来评判政府的优劣，已成为让政府部门承担相关责任的重要手段，这一手段大大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效行政。
首先，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宪法责任。我国的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一规定揭示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宪法也是应该承担违宪责任的。可以这样说，宪法责任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最核心的责任，离开了宪法责任，其他任何责任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宪法是国家的母法，任何行为只要是与宪法相违背，就肯定是不合法的，是应该追究宪法责任的。所以，在现代民主国家，违宪行为是可诉的，有的国家甚至有专门的，以审查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府的宪法责任。宪法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而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我们制订宪法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宪法来管制公民，而是以之规制国家的权力、配置国家的权力。宪法不是为无限制的最高国家权威辩护，而是为人权神圣与有限政府立言。因此，政府的任何行为（包括行政立法行为）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宪法责任是公共管理过程的所应承担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责任。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够健全，还没有违宪责任追究机制，也没有，因此，往往出现违反了具体的法律（如刑法）可以追究责任，但是违反了宪法却无法追究政府责任的局面。让公众来评判政府的宪法责任，这是维护人民所必需的；让公众对政府的行为从宪法的角度来评判，是保护政府行为不违宪的重要手段；让公众从宪法的角度来评价政府行为的责任，可以抓住要领，从最高层次的宪法精神上评判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其次，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政治责任。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的一切行为、政府官员的一切行为须以民意为归依，统治者的权力建筑在被统治者的同意基础上，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所在，民主政治与传统专制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政府要承担政治责任。政府的政治责任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目的性，即合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政府的决策必须依据人民的利益而制定，不可与人民的利益相违抗。如果政府决策失误或者行为有损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虽然政府不承担法律责任，但要承担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治责任；二是行政机关的首长要负责决策得到有效的执行。行政首长不一定非要亲自去执行不可，但他有责任拿出有效的措施，推动其下属按既定的目标行事，以确保决策得到有效的执行。如果行政首长所管辖的部门用人不当、管理不力、工作失察或在发现问题后又没有采取补救措施，从而造成重大损失，那就是失职，就要承担政治责任。追究政府的政治责任，要求我们应把评判政府政治责任的权力交给公众，因为政府的政治责任是围绕公众的利益进行的，公众对于政府是否执行了为人民的宗旨，最为关心。再次，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行政责任。政府是一个依据层级节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依据官僚层级制的要求，在政府体系内部，对上下级行政机关、领导及职务须任劳任怨地负行政责任和义务。政府机关一旦建立，经过合法程序进入行政体系的公职人员应当遵守法定的权限，不越权行事。政府是按官僚（层级）制构成的国家组织，政府官员们“个人是自由的，仅仅在事务上服从官职的义务”、“处于固定的职务等级制度之中”、“接受严格的、统一的职务纪律和监督”。
我国的政府行政组织具有严格的等级制，每一个公务员要严格地执行权力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在层级节制的体系中，对上有服从的责任和义务，对下有监督的义务。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除了司法人员依法审查的诉讼案件不受上级的干涉外，一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上级的命令有忠实服从的义务和责任。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有保守秘密的责任和义务，无论是否主管事务，均不得泄露；也不能以私人或代表机关的名义任意发表有关职务的谈话。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自当符合法定的目的，不，不容假借权力，以图本身的利益或图利他人或加害于人；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自当合理行使裁量权，避免行政失当。上述内容都属于政府公共管理的行政责任。最后，要让公众评价政府行为的道德责任。如果政府行为明显与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相背，就应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生活与行为若不能适合人民及社会要求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将会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一个口碑不好的官员的形象必然会影响政府的形象。所以，在现代社会对于官员首先要求他是一个合格的“公民”，然后在此基础上被选拔为担当公共事务管理者，并由法定程序任命，最终从法律上和道义上获得人们的认同。一个官员不仅要有娴熟的政策执行技术，更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公共管理的道德责任对于公共管理事务来说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法律责任是一种被动的责任，而道德责任则是主动的责任。道德责任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有具有了充分的道德责任，才能在法律对于他的岗位责任存在空缺的时候，更充分地履行其岗位责任。把评判政府行为的道德责任交给公众，是促进政府行为具有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公众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评价政府的道德责任：一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这是社会主义公共管理道德责任的核心内容；二是必须遵守公务员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三是必须有工作责任心和尽职尽责的思想意识。
（二）让政府回应公众
让公众评议政府只有追究政府责任的基础和前提，要实现政府因行政行为失范而承担责任，要求政府必须回应公众的评价和请求，否则政府责任承担就成了空话。
“从最广意义上来看，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责任意味着政府的社会回应。”［6］政府必须是“市场”导向（marketingorientation）。从“市场”的观点来看，当一个政府回应并满足了“民众市场”的要求时，政府便是有责任的。在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过程中，强调和树立“顾客”（clients）的观念和价值，倡导“顾客至上”（clientsfirst）、“顾客取向”（consumer-oriented）。
其目的是使政府回应社会的需要、公民（顾客）的需求，即要求政府具有“回应性”（responsiveness）的能力。政府回应公众的核心，是使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统一在一定的公共服务生产模式之中，通过减少中间环节和扩大社会参与，在保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正常供应的同时，努力去满足人们多样性的个性需求和价值期望。实现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是现代行政的重要标志，它与传统公共行政的责任价值存在根本的区别：传统公共行政的责任在方向上更多的是向上的，是对中央机构、选举性官员负责任，责任对象是政治决策者和行政上级机关；推行政府向公众回应后，政府责任的方向是向下的，是对机构所要实现的目的和所要服务的社会群体即顾客负责。
政府回应公众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政府回应公众是以政府服务的对象为目的，政府回应公众可以避免政府行政过程中，因循守旧，脱离现实，只知执行，不知变通等弊病。政府回应公众反对形式主义和对结果的忽视，认为负责任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目的既是机构的使命所在，又是机构存身的根基，因而献身于规则不再足以保护官员免于批评和指责。负责任的政府是以公众为本的政府，政府行政的目的成为政府行为灵活性的一个主要源泉，利用目的来指导行政机构和行政官员，一方面可强化公共服务生产的针对性和适应性，满足社会中真正需要服务的那部分成员；另一方面通过扩大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赋予其自主选择更有效率、更经济的供应公共服务的生产方式，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众的需求。
（三）让公众追究政府责任
政府承担责任的方式有很多，其中让政府接受公众追究责任的方式最为有效和持久，因为，公众是政府施政的对象。政府如果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让政府自身纠偏，远没有让公众来纠偏更有动力。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委托，要让政府恪守这一原则，需要公众督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自觉”遵循。既然人非天使，绝大多数人在多数时候就得自愿遵守对其行为的众多约束。一般来说，政府管理人员之所以会自愿服从，是因为“出于从伦理标准、中立默认至自利的种种原因。出于对自利的默认，出于不同的原因和伦理，大多数人都会自愿遵守。或者，正如马克斯·韦伯强调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深信权威系统的合法性。”［7］我国政府是按照社会主义制度来建立的，其工作人员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我们从没有放弃过对于公务员政治思想上的教育。我们对于公务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公务员就是人民的公仆，这种公仆精神需要做到自愿地投身到为公众服务的行业中去，政府的公共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而绝不是相反。至于公务员是否真的为人民服务了，是否真的当好了“公仆”，政府及公务员自己说不能算数，公众说了才能算数。
让公众督促政府遵循公共责任，前提是要有明确的公共追究责任机制。这就需要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至少明确个体哪种行为是合适的，哪些行为是不合适的，如果做了不合适的行为就要追究责任。有了这个“明确”，公众就能很方便地督促政府负责任。在政府管理过程中，有些标准是十分明确的，一个机构能正常运转往往就是依靠这些标准来进行的结果。如不可运用公车办私事、不准将办公用品带回家私用，这样一些标准往往不需要任何教育，工作人员都应该知晓。对于不需要教育就可尽知的标准，公众亦能知晓，因此，只要具备了公众追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责任的机制，就可以促使政府负起责任。当前，我们缺少这种机制，如公车改革难以彻底进行，就是因为公车私用不是公众不知晓，而是知晓后没有追究政府责任的机制。如果完备了追究的机制，让公众来追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无疑是最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
因为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主要依靠外在的控权体系来约束政府权力，所以还要求将公众追究政府责任制度化。由于政府是按照官僚层级制建立起来的组织，这种组织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层级节制，在其组织系统内，上级对下级基于隶属关系，具有强烈的控制关系，以维系下级对上级的命令-服从关系，最终达到责任的目的。上级机关对于下级机关、上级领导对于下级就有很大的监督权，下级最怕上级的监督。这种监督往往是最有效最直接的，但是这种责任监督的机制有一定的缺陷。这一缺陷主要在于上级领导、上级机关是否有兴趣监督，是否会对腐败的人和事“拍案而起”。实践证明，由于上级与下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认为监督出下级的问题等于自身管理有问题，或是由于监督与不监督一个样，或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总之，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往往不到位，因此，也就出现行政监督往往难以真正追究到违法乱纪的下级，最终使监督权力成为虚设。作为最有监督热情的公众，在追究政府责任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因为，责任追究往往是一种行使权力的行为，虽然公众理论上是权力的拥有者，但是公众不能靠自己去行使权力，只能依靠自己的代议机构来行使。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代行人民权力的人大，选择产生“一府两院”，政府责任得靠代议机关来监督落实。而在政党政治体制下，代议机关又是接受执政党领导的。这样一来，公众要行使监督政府、追究政府责任的权力，往往要绕上很多个圈子，公众权力落实的圈子越多，公众权力越流于形式。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创造一种政治技术，以便于公众最直接最简便地追究政府责任。
笔者认为，让公众问责政府就是一种简便的政治技术。现在政府问责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官员依法行政，但这种政府责任追究制仍然是内容追究责任制度，其制度性的缺陷是靠政府“自觉”来进行，而政府不可能永远或在每一件需要承担责任的事务上都自觉。只有公众追究政府责任才是最有动力和持久的，因此，需要制度化公众问责政府机制。公众问责政府机制可以通过在公众公正评价政府的基础上，“一票否决”政府。公众对政府部门不满意，就问责政府部门领导，建立“不满意就撤换”制度。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服务的质量不够好，完全可以做到让能够提供良好服务的人员来提供服务。“随时撤换”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这是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群众路线，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已告诉了我们这一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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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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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6.
公共管理的责任机制篇4
(一)宣传公共危机知识,使农民树立公共危机观念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的转型期,要正确地进行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就要求村干部树立新的理念,主要包括快速应对的效率观念、一切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有章可循有法必依的法制理念、信息和政务公开的“阳光政府”理念、决策民主化的理念、尊重科学规律的理念、积极协作的合作理念等。一个政府,只有他能够保障社会利益,促进事先社会意志及其目的,真正履行其责任的时候,才是合乎理性、道理,合法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村干部首先必须从自身做起,树立农村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管理意识,把履行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基本责任,作为村干部行政的最高目标。对农村公共危机事件危机意识的教育和普及主要包括农村社会公共危机事件防范意识的教育,对道德责任感的培养,对科学知识的普及,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事件的心里教育、辅导和心里疏导。通过教育和普及。使村民对农村公共危机管理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树立起良好的道德责任感和发生事件时较强的承受能力。
(二)对农村公共危机事件进行预警管理
农村公共危机事件预警预防预控管理,主要包括突发事件信息预警和反馈机制的建立、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危机预警预防和预控机制、建立公共危机的检测体系,注重信息联动系统,信息处理制度的建设以及对其进行管理,不断完善危机信息的收集、传递、处理、识别以及信息的和信息互动系统,一旦发现有危机的征兆,就可以迅速的进行分析和确认,以便及时发出预警警报,并能立即采取预控等措施,尽可能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村干部应尽快的建立相应的预警体系,避免更大灾害的发生。
(三)危机发生时实施应急处置与控制管理
应急处置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最重要、最紧迫、最关键的一环。要事先感知及早处理公共危机并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必须有足够的条件和因素,才可以有效的进行。在公共危机发生后,必须迅速做出有效的处理,才有可能将危机转化为转机。许多农村公共危机事件,比如说重大的农村自然灾害,虽然是不能避免的,但却可以控制和管理。一个国家如何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有效的管理,体现除了这个国家的能力和政府的管理化水平,同时也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公共危机影响扩大并恶化的时候,应急管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减少损伤,恢复公信力,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并控制事态的发展。
(四)对农村公共危机的善后管理
在控制管理与应急处置的后期,农村公共危机进入善后处置阶段。对这个阶段的管理,村干部的工作主要包括:善后安置、善后救助、对农民进行慰问和安抚、善后赔偿问题等。危机消除之后,要尽快恢复公共服务与设施,组织被疏导的村民重返家园,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生活困难的村民进行民政救济。组织心理专家,对心理收到创伤的村民进行干预,帮助其恢复健康。
(五)推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创新
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与常态管理相比有更多的危险与挑战。村干部必须不管的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有效的措施提升应对危机的能力,提高管理农村公共危机的水平。
二、村干部管理农村公共危机的问题
(一)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理念老化、陈旧
公共危机发生时,村干部倾向于根据自己的经验去进行决策,没有听取群众的意见,不尊重科学规律;信息透明化程度不高,造成村民不知道真实情况,散播谣言,造成恐慌;村干部容易把政府和自身的利益放到第一位,把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了第二位。
(二)缺乏公共危机管理的专业知识
我国的村干部一般是由本村有声望的人担任,大多数村干部没有收到大学的教育,很少会接触到公共危机管理的知识。目前,村委会也有一定的大学生村官,他们在大学学到的专业知识多种多样,即使有相应的人才,因为是“外人”,村民们的排外,使他们很难施展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才能。
(三)农村公共危机管理意识不强
在农村,自然灾害事故和是比较常见的公共危机。其中自然灾害发生有一定的季节性规律,村干部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配合上级部门进行处理;主要表现在集体上访,近年来近郊的农村多发生此类事件,土地被征用赔偿不合理是村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原因,村干部在对发生此类事件的处理上也形成了一定的程序。但是,如果发生不可预知或者没有以往的经验可供参考的公共危机事件,村干部对事件的处理则会手忙脚乱,耽误了处理事件的最佳时机,造成危机事件影响的扩大。
(四)处理公共危机时的法律责任意识不健全
公共危机发生后,对造成的重大影响,村干部因担心自己的前途和个人影响,把责任相互推诿,不愿意承担责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不利于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村干部管理农村公共危机的对策
(一)明确职责,建立责任机制
村干部对危机管理各个阶段的决策、领导和控制职责,对危机事态的扩大应承担主要责任,甚至绝大部分责任。
1.明确村干部的职责。村干部是对农村公共危机活动进行管理的主要人员,因此,村干部的职责始终贯穿在危机管理活动之中。当危机情境出现时,村干部需要及时出击,在尽可能短的时限内遏制危机苗头。当危机发生时,危机管理者要冲在前面,要面面俱到,不能忽视任何细节。危机过后,村干部需要对恢复和重建进行管理。
2.建立责任机制。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一切失职、失察、失范行政行为,致使时间损害扩大或未能实现可能实现的减少、降低损失目标,都必须进行责任追究,或要求责任人说明情况,或要求责任人引咎辞职。
(二)提高村干部的素质
人是公共危机管理别是在危机处理中的决定因素,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生命财产的保护。因此村干部应提高自己的公共危机管理意识,及时学习新的知识和案例,以备在危机发生时可以借鉴相关经验。同时,村干部村干部还要有良好的心理控制能力、创新能力、较强的客观判断力、沟通能力、适应能力和团队精神。
(三)对村干部进行激励
公共管理的责任机制篇5
第一条为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提供及时、科学的防治决策信息，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的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传染病防治法、应急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
第三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坚持依法管理，分级负责，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鼓励、支持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
第六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中做出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规定及时如实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信息，不得瞒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缓报、谎报。
第二章组织管理
第八条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按照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与管理工作，具体职责为：
（一）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行政辖区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进行监测、信息报告与管理；负责收集、核实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信息和其他信息资料；设置专门的举报、咨询热线电话，接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的报告、咨询和监督；设置专门工作人员搜集各种来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信息。
（二）建立流行病学调查队伍和实验室，负责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与处理，搜索密切接触者、追踪传染源，必要时进行隔离观察；进行疫点消毒及其技术指导；标本的实验室检测检验及报告。
（三）负责公共卫生信息网络维护和管理，疫情资料的报告、分析、利用与反馈；建立监测信息数据库，开展技术指导。
（四）对重点涉外机构或单位发生的疫情，由省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报告管理和检查指导。
（五）负责人员培训与指导，对下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对辖区内医院和下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疫情报告和信息网络管理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第九条国家建立公共卫生信息监测体系，构建覆盖国家、省、市（地）、县（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的信息网络系统，并向乡（镇）、村和城市社区延伸。
国家建立公共卫生信息管理平台、基础卫生资源数据库和管理应用软件，适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定传染病、公共卫生和专病监测的信息采集、汇总、分析、报告等工作的需要。
第十条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承担责任范围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任务，具体职责为：
（一）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信息监测报告制度，包括报告卡和总登记簿、疫情收报、核对、自查、奖惩。
（二）执行首诊负责制，严格门诊工作日志制度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报告制度，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监测信息报告工作。
（三）建立或指定专门的部门和人员，配备必要的设备，保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监测信息的网络直接报告。
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等应按照规定时限，以最快通讯方式向发病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报告，并同时报出传染病报告卡。
报告卡片邮寄信封应当印有明显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疫情”标志及写明XX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收的字样。
（四）对医生和实习生进行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工作的培训。
（五）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标本采样。
第十一条流动人员中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的报告、处理、疫情登记、统计，由诊治地负责。
第十二条铁路、交通、民航、厂（场）矿所属的医疗卫生机构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应按属地管理原则向所在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第十三条军队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军人中的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由中国人民卫生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直接报告。
军队所属医疗卫生机构发现地方就诊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按属地管理原则向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第十四条医疗卫生人员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将传染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和个人病史以任何形式向社会公开。
第十五条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辖区内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负责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情况，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三章报告
第十六条执行职务的医护人员和检疫人员、疾病预防控制人员、乡村医生、个体开业医生均为责任疫情报告人。
责任疫情报告人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发现有法定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或病原携带者，必须按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进行疫情报告，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十七条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均为责任报告单位。依照有关法规对责任疫情报告人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乡(镇、地段)级以上的责任报告单位必须建立疫情管理组织，指定专职疫情管理人员，负责本单位或所辖区域内的疫情报告工作。
县(市、区)级以上责任报告单位必须实现计算机网络直报，乡(镇、地段)级责任报告单位应创造条件实现计算机或采集器的网络直报。
第十八条责任报告人在首次诊断传染病病人后，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
传染病报告卡由录卡单位保留三年。
第十九条责任报告单位对甲类传染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和乙类传染病中艾滋病、肺炭疽、脊髓灰质炎的病人、病原携带者或疑似病人，城镇应于2小时内、农村应于6小时内通过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系统进行报告。
对其它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和伤寒副伤寒、痢疾、梅毒、淋病、乙型肝炎、白喉、疟疾的病原携带者，城镇应于6小时内、农村应于12小时内通过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系统进行报告。
对丙类传染病和其它传染病，应当在24小时内通过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系统进行报告。
第二十条有关单位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当在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接到报告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2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向卫生部报告。
卫生部对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当立即向国务院报告。
第四章调查
第二十一条接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的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力量对报告事项调查核实、判定性质，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并及时报告调查情况。
不同类别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应当按照《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规定要求执行。
第二十二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现场调查应包括以下工作内容：
（一）流行病学个案调查、密切接触者追踪调查和传染病发病原因、发病情况、疾病流行的可能因素等调查；
（二）相关标本或样品的采样、技术分析、检验；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确证；
（四）卫生监测，包括生活资源受污染范围和严重程度，必要时应在突发事件发生地及相邻省市同时进行。
第二十三条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有关领域的专业人员，建立流行病学调查队伍，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第二十四条接到甲类传染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和乙类传染病中艾滋病、肺炭疽、脊髓灰质炎的疑似病人、病原携带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等疫情报告的地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立即派专业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接到其它乙类、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疫情报告后，应在12小时内派专业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
第二十五条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管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报告信息系统，各级责任报告单位使用统一的信息系统进行报告。
第二十六条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积极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业人员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调查、采样与处理。
第五章信息管理与通报
第二十七条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所设与诊治传染病有关的科室应当建立门诊日志、住院登记簿和传染病疫情登记簿。
第二十八条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指定的部门和人员，负责本单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报告卡的收发和核对，设立传染病报告登记簿，统一填报有关报表。
第二十九条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报告卡、报表的收发、核对、疫情的报告和管理工作。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公共卫生监测体系网络系统平台的要求，充分利用报告的信息资料，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定期分析通报制度，常规监测时每月不少于三次疫情分析与通报，紧急情况下需每日进行疫情分析与通报。
第三十条国境口岸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港口、机场、铁路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国境卫生检疫机构，发现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时，应当互相通报疫情。
第三十一条发现人畜共患传染病时，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农、林部门应当互相通报疫情。
第三十二条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通报和公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授权，及时通报和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内容包括：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性质、原因；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发生地及范围；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的发病、伤亡及涉及的人员范围；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处理措施和控制情况；
（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发生地的解除。
与港澳台地区及有关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交流与通报办法另行制订。
第六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第三十四条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在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的技术指导。
第三十六条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在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工作。
第三十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责任报告单位或责任疫情报告人有瞒报、缓报、谎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情况时，应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第七章罚则
第三十八条医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会同有关部门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它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据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的；
（二）未指定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工作的；
（三）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
第三十九条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它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
（二）未按规定建立专门的流行病学调查队伍，进行传染病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三）在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后，未按规定派人进行现场调查的；
（四）未按规定上报疫情或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第四十条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或者吊销其执业证书。
责任报告单位和事件发生单位瞒报、缓报、谎报或授意他人不报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或传染病疫情的，对其主要领导、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由其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疫情播散或事态恶化等严重后果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共管理的责任机制篇6
一、案情简介
湖南长沙市的张建云家的房子自从2005年10月开始，三个月内七次被重型大货车所撞。警方调查发现，老张家门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老路，南北走向的书院路；一条是东西走向的湘府西路，这条路是2005年10月1日才开通的。两条路在老张家门前汇合，形成一个丁字路口，老张家就在这丁字路口处，但是车为什么会偏偏撞向他家呢？交警部门认为，发生车祸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是司机对路况不熟；第二司机不知道前方是急转弯路口，在转弯时没有减速才造成了侧翻，撞向了老张家的房子。在这之后，交警部门及时在老张家门前的这条路上设置了减速丘，并安装了限速标志以及事故多发的警示牌。但效果并不理想，2005年11月19日，老张家又被撞了。接下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老张家竟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七次车祸。经过仔细分析，交警部门终于找到了事故频发的一个原因，就是转弯的外侧低，内测高，形成一个反差，使得车辆转弯的时候，因为离心力的作用造成翻车。在正常情况下，右转弯的路面应该是内低外高，但这个路面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是内高外低，正好是离心力和重力分力合在一起，导致车辆翻车事故频频发生。专家和交警部门的观点一样，老张家所在的丁字路口路面施工不当是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但是从道路设计部门、施工部门到监理部门一直在相互推诿，使得老张至今仍然在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从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案例。近年来类似的案例时有发生，其中影响较大、较有代表性的有王烈风诉千阳县公路段损害赔偿案，南京机场高速公路案，重庆彩虹桥垮塌案等，围绕着这些案件，我国法学界也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大家观点不一，众说纷纭，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问题：公有公共设施的含义，公有公共设施致害是否应纳入国家赔偿？共有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制度的构建等。本文也打算按着这个思路，对比国外有关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经验，并结合“长沙”的这个案例，对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制度作一粗浅探讨。
二、公有公共设施的含义
我国法律上并未使用“公有公共设施”这一术语，学者们在讨论相关赔偿时使用的称谓很不统一，但大部分学者使用了“公有公共设施”这一术语。公有公共设施包括“公有”、“公共”和“公共设施”三个方面。首先对于“公有”的涵义，有学者认为公共设施以国家、公共团体或者其他公法人所有为限[1]，私人出借或者借与国家为公共目的使用的公共设施不在此范围内。如果因此类设施或者管理存在欠缺，导致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损害，被害人只能按照《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或者按照《铁路法》等特别法的规定，向所有人请求赔偿，国家并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有学者认为公有不以国家所有为限，不看重所有权归属，事实上处于行政主体管理状态者即可[2]。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设置和管理公共设施之所以成为国家的一项公务活动，在于它是国家为了公共目的，而向公众提供使用的活动，国家所有权的存在与否并不是关键。只要为了公众使用的目的，国家在事实上管理公共设施即应当适用相应的公法制度，而无论这种管理源自所有权、租借、法律授权甚至无权限的管理[3]。比如，警察为追捕疑犯而临时借用公民的汽车，这时，虽然汽车的所有权依然是公民的，但是为了公共目的，此时汽车已处于国家事实上的管理状态中。其次，对于“公共”的涵义，理论界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理解的“公共”认为仅以供社会公众利用为限[4]。广义的解释认为，公共设施是为公共目的设置的物质设备，不以供一般国民使用为限，行政主体供自己使用之物亦包括在内。笔者同意狭义的解释，所谓“公共”应当指国家为公务目的供一般公众使用，不包括专供行政机关自身使用之物。因为前者是直接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活动，属于公务，应当适用特殊的公法制度。后者只是间接地满足公共利益的行为，其性质与私产管理行为无异，没有必要适用特殊的法律制度[5]。再次，对于“公共设施”的涵义，是指有体物或者其他物之设备，不包括人的行为或无形的财产。设施主要包括不动产，对于是否包括动产，学界存在争议。
综上，“公有公共设施是指由行政机关或特许的公务法人设置或管理，供公众使用的设施，包括公路、铁路、桥梁、码头、堤防、下水道、车站、机场、自来水、煤气供应站等”。[6]其实“公有公共设施”是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中使用的名词，台湾地区1981年实行的“国家赔偿法”第3条规定：“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体或财产受损害者，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台湾“国家赔偿法”本身对何谓公有公共设施并未解释。日本《赔偿法》第2条采用了“公营造物”的概念，该条规定：“因道路、河川、或者其他公共营造物之设置或管理有瑕疵，致他人受损害时，国家或公共团体对此应负赔偿责任。”该概念是从德国行政法引入的。其他大陆法系的国家赔偿法中也存在类似公有公共设施的概念。例如，德国1981年颁布的《国家赔偿法》（草案）第1条第2项规定：“公权力主体对于因技术性设施之故障所生权利之侵害，亦负赔偿之责。”法国行政法中则有公共工程和公共建筑物等概念，与公有公共设施的概念有所重合。[7]
三、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赔偿的现状
截至目前，我国尚没有关于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专门立法，民事法律中也没有针对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专门规定，国家赔偿法也没有涉及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法，我国公民有权获得两类国家赔偿：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而这其中并没有涉及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问题。《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的说明》对此给出的理由是“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管理欠缺发生的赔偿问题不属违法行使职权的问题，不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受害人可以依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向负责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请求赔偿。”而对于由政府设置并由政府实施具体管理的公共设施致害引起的赔偿责任，在现行《国家赔偿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也常作为民事侵权案件处理。
依照《说明》的指引，处理该类赔偿问题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即“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2003年12月4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对《民法通则》第126条做了补充说明，这一补充说明扩大了《民法通则》第126条的适用范围。然而，就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问题来说，这种补充说明虽然扩大了赔偿范围，减少了司法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在实践中有其积极意义，但它对于真正完善解决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问题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四、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应当纳入我国国家赔偿的范围
1.公有公共设施的建设、管理是一种公共服务，具有公益性。由于现代福利国家的形成，理论逐渐被公共服务的观念所取代，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的内容日趋复杂化、技术化、专业化，政府在提供社会服务时又不得不大量地利用各种资源，包括各种公共设施，从而能够达到一定的行政目的。这就意味着国家设置管理公共设施之类的行为不再是一种恩惠，而是国家对公民承担的义务。因此，国家的这种设置管理行为必须受到公法的严格约束。既然设置管理行为本身已经受到公法的严格约束，那么相应的赔偿制度也需要考虑到公法的因素。
2.公有公共设施的利用者与管理、设置者之间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对于公有公共设施在设置、管理方面存在瑕疵，致使利用者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失的，适用民法规定既不符合处理公法关系的原则，也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应该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3.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法律性质要求其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和管理瑕疵是政府疏于履行其法定职责的结果。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没有尽到合理义务，使公有公共设施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具有造成他人损害之风险。此种情况下，国家应当承担责任。在我国，公有公共设施有的由具体某一行政机关负责设置、管理，有的则以公务特性或行政合同、行政委托的方式交由具备资格和能力的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管理、维护。但是公有公共设施并不因设置、管理者的性质而改变其自身性质，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应当由设置、管理者承担，因为设置、管理者只是被委托者，由国家选任、受国家监督而实施行为，故他们只能作为赔偿义务机关，而最终的赔偿责任应当由国家来承担。
4.适用民法规定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未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受害人主要依据《民法通则》第126条请求责任人承担特殊侵权赔偿责任。该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从法条我们可以看出其存在的问题在于：（1）赔偿责任适用的范围只限于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而公有公共设施的范围如前文所述，外延非常广泛，包括公路、铁路、桥梁、码头、下水道、车站等等，设置还包括一些无形的管理设施或设施的管理活动。所以此条无法涵盖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所有类型，不利于保障公民的利益。（2）从归责原则方面看，如果相应的公共设施属于《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的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适用推定过错责任；如果不属于，则一般适用该法第106条规定的过错责任。这样的归责原则在实践中会造成一定的不确定性，并且难以体现法律对公务行为的特殊要求。（3）管理机关自行承担责任的弊端在于，由于公有公共设施致害没有纳入国家赔偿，不能纳入国家预算，往往因经费困难而无力赔付。
5.行政不作为理论逐渐成熟。过去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责任必须以行政行为的存在为限，然而随着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行政不作为理论也逐步得到承认，并运用到实践当中。所谓行政不作为，指的是行政机关负有某一方面的作为义务，而且本身具有履行作为义务的主观意志能力却怠于履行这种义务，或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行政不作为虽不是主动侵害公共利益，但由于没有完全履行行政机关所应负有的职责，其不作为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对于行政不作为，可以宣告其违法，并且责令在一定时间内履行以弥补损失，或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公有公共设施的侵权损害赔偿理由在于设置和管理方面的瑕疵，往往带有不作为的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加害行政，即让行政相对人一方负担了更多的风险。[1]
五、比较国外有关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制度
1.日本。被公认为对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救济最有力的日本，在明治宪法时代拒绝对违法行政作用造成的损失由国家给予赔偿。为了缓和这种豁免理论下公民权利无法得到保护的困境，日本法院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归入私经济行政的范畴，通过适用民法给予赔偿。在大正时期（1912-1926）发生的德岛游动圆木事件中即以判例形式确立了国家对公共营造物的设置、管理瑕疵承担赔偿责任。[2]1947年的日本《国家赔偿法》以成文法形式确立了这种国家赔偿责任，该法第2条第1项规定：“因道路、河川及其他公共营造物的设置或者管理存在瑕疵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国家或者公共团体负责赔偿。”[3]日本确认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责任的依据是：既然国家或公共团体建设道路、公路、学校等公共设施供广大国民利用，由于设施的瑕疵，利用者以通常的用法加以利用而发生无法预料的损害时，作为该设施的提供者就应承担责任。[4]
2.德国。在德国，基于公私法的严格划分，公有公共设施的瑕疵责任仅在其涉及公权力主体履行公法上义务时，才由国家依国家赔偿法负责；对于邮政、铁路等非公法义务，由国家依民法负赔偿责任。德国1981年《国家赔偿法》第一条规定：“国家对其因技术性设施的故障所产生的侵权行为，应该负赔偿责任；因违反对街道、土地、领水、违章建筑物的交通安全义务所造成的损害，国家应负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德国试图对技术性设施致害赔偿建立一套统一的国家赔偿制度。虽然该法因违宪而无效，但是表现出来的力图追求法律的系统化和照顾公共管理的传统和现实需要之间协调的精神，仍不失为德国法治的特点。
3.法国。在典型的实行公私法二元分立的国家，则将国家行为分为权利行为、管理行为及统治行为，对于管理行为中由于执行公务、公共财产管理、国立学校、医院、公路造成的危险责任，判例法上承认国家赔偿责任。[1]但是，法国并没有“公有公共设施”这一概念，类似表达为“公共工程”。对于公共工程的损害赔偿，适用公法赔偿制度，由行政法院管辖。这一制度在布朗戈案正式确立国家赔偿制度之前就存在。法国的公共工程损害赔偿是一个范围极广的制度，它包括一切和公共工程以及公共建筑物有联系的损害赔偿，而且法院判例不要求这种联系关系密切。
六、从“七度生死劫”案件浅析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
1.致害物须为公有公共设施。根据前面关于公有公共设施含义的详细讨论，公有公共设施指由行政机关或特许的公务法人设置或管理，供公众使用的设施，包括公路、铁路、桥梁、码头、堤防、下水道、车站、机场、自来水、煤气供应站等。具体到本案，公共道路作为行政机关为公共利益之目的而设置的基本设施之一，显然是属于公有公共设施。但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大量公共设施由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对这类公共设施的致害赔偿问题需要分类分析。
2.该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和管理须有欠缺。公有公共设施的国家赔偿责任，以存在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欠缺为前提。
设置是指公有公共设施在投入使用前的设立行为，如设计、建造、施工、装设等，扩充或者扩建行为也包括在内。管理是指公共设施投入使用后，为维持其发挥预定的功能，以及维持可运营的状态而做的保存、维护、改良等。设置欠缺，是指公有公共设施在设置时，即已存在设计不良、位置不当、基础不牢、施工质量低劣等不完备的问题，致使公共设施的设置存在缺陷。管理欠缺，是指公共设施在设置后，存在维护不周、保护不当、疏于修缮检修等不完善的问题，使公共设施不具备通常应当具备的安全性。[2]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物”的侵权责任，而不同于一般公务员履行公务时的侵权。这种物的侵权责任产生的基础在于供公众利用的公共设施本身产生了致使损害发生的某种欠缺，而非设置管理该公共设施的人的行为或不行为。所以关于设置和管理瑕疵的判断标准，学界通常采取的是客观说，即对设置管理欠缺应进行客观的判断，唯以欠缺的存在、不安全状态的存在为标准，至于产生的原因如何，及设置管理者有无违反义务，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者过失，均不探究。只要公有公共设施存在物理性欠缺，给利用者带来损害，便承认国家或公共团体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导致事故频发的原因主要是该道路具有设置上的瑕疵。经过专家和交警部门实地鉴定，路口设计是“反超高”状况，即转弯的地方外低内高，与转弯时力学基本规律要求的设置相悖。这种违背基本力学规律的设计存在重大缺陷，正常、合理行驶的车辆在道路存在安全隐患的条件下将面临巨大的损害风险：不仅具有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重大风险，同时也会危及自身安全，而这种致害的源头则是道路存在设置上的缺陷。
3.需因设置管理欠缺造成公民人身或财产的损害。这里有几个关键的问题需要注意：（1）损害事实，这是一切侵权责任的必备要件，构成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责任，同样须具备这一要件。并且这种损害必须具有确定性，是已经发生的实际损害，而不能是尚未发生的或者可预期的期待利益。（2）构成这种赔偿责任，应以公民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为限，公民的其他权利受到损害，不应包括在内。因为公共设施管理、设置欠缺，在一般情况下，所造成损害限于人身或财产的损害，不会造成其他诸如自由、名誉、姓名乃至债权、无体财产权的损害，损害事实不应予以扩大。[3]（3）设置或管理上的瑕疵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公共设施设置欠缺或管理欠缺，须是公民人身、损害发生的原因，而公民人身、财产损害的发生，须为公共设施设置、管理欠缺所引起的结果。即公共设施的设置、管理欠缺构成公共设施的危险性，该种危险性转化成现实的危害时，造成了公民人身、财产的危害。
本案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首先，导致居民人身、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是车祸，公路设置的缺陷只是造成车祸的原因，与居民的人身、财产的损失没有直接的联系；其次，公路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未导致损害的必然发生，即并非所有的车辆路经此地均发生了车祸。这便成了政府及行政机关规避责任的重要理由。但我们应注意到的是，在前面我们所述的因果关系链锁中，欠缺须是损害发生的原因，但是当欠缺并不是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时，欠缺与台风、地震、洪水等自然事实，以及第三人的行为或被害人自己的行为相结合而发生损害，如本案中道路的欠缺与车祸即第三人的行为相结合而发生损害的结果，国家仍应该负损害赔偿责任。自然事实与他人或被害人行为形成了损害发生的共同原因，对此，仍构成赔偿责任。
4.归责原则。日本《国家赔偿法》第2条对公营造物设置管理瑕疵致害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只要公共设施管理或者本身存在缺陷是造成损害的原因，除非公共设施管理人能够证明受害人有过错，或者没有因果关系等抗辩事由，赔偿责任成立。[1]我国台湾地区“国家赔偿法”仿照日本的立法例，也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这种归责原则也是与判断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瑕疵客观说相对应的。因此，受害者只需要证明公共设施存在瑕疵，自己的损失也是由于该瑕疵造成的，即可获得赔偿。
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公有公共设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更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因此，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时，应当考虑对该类赔偿采取无过错责任。
公共管理的责任机制篇7
【关键词】公共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责任
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利益和权力将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的分配、转移，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我们要站在复杂和综合的角度上，对危机的性质、状态和前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把握、估计和预测。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人，在公共危机的预警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试图分析政府在公共危机预警中的责任缺失，以明确政府责任问题，进而在理念上实现由强调公民义务和政府权力到强调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的转变。
一、公共危机预警机制及政府责任
（一）公共危机的概念界定
按照国际社会的一般看法，公共危机是指在社会生活中突然发生的、严重危及社会秩序、给社会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而美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社会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我国学者认为公共危机是由于某些无法预测的因素诱发产生的对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形成重大威胁的事件。
（二）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的政府责任
公共危机预警机制是指在危机演变的不同阶段中，对可能引起危机的各种要素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危机信号和危机征兆进行严密监测，对其发展趋势、可能发生的危机类型及其危害程度作出合理科学的估计，并向有关部门发出危机警报的一套运行体系。
建立一个有效的完善的危机预警机制，需要政府做的工作有：
1．建立灵敏、准确的信息监控系统，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并加以分析处理。
2．制定各种科学意义上的应对控制措施，努力探究危机形成、爆发的一般规律及其解决的一般规律和控制策略。
3．开展政府雇员危机管理培训和全民危机管理意识教育，增强全社会特别是政府雇员危机管理的意识和技能。
4．在危机的潜伏期和初显期，政府应对可能导致其爆发的因素做好控制工作，努力把一切苗头消灭在萌芽之中，化解于爆发之前。
二、我国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政府责任缺失的具体表现
（一）危机监测不力
危机预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各种潜在风险进行随时评估，我国现行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中就缺少风险评估机制，对危机发生或能发生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因素的调查、评价和预测。再加上没有灵敏、准确的信息监控系统，未能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并加以分析处理，缺乏敏锐的危机判断能力，很难做到对危机的详细预警分析。
（二）预案粗陋，缺少演练
要做到预案求实，不仅要有危机一旦发生应对各种可能情况的多套行动（遏制危机、处理、消除危机，重建或恢复正常状态）方案，而且要通过教育、培训、演练或计算机模拟、培养，提高领导者的指挥能力和群众的应变能力，检验预案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使危机一旦发生，预案能够切实地发挥作用。我国现实存在的问题，不仅是预案粗陋，更重要的是缺乏培训和演练，停留于应付上级检查，做表面文章，甚至多发的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的预案也是如此。
（三）没有及时准确地信息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在信息传递方面喜欢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致使内部信息渠道严重阻塞或扭曲；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缺乏规范、及时的信息披露制度，宣传主管部门又习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管理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缺少必要的法律保护，这诸多原因使大众传媒的信息传递作用和社会监督作用受到极大限制。再加上各级政府为了“保稳定”，各级官员为了“保乌纱帽”，以及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过分看重吸引外资、发展旅游等方面的近期局部利益，使得各级政府在预防和救治危机进透明度极差。
三、我国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政府责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危机意识淡薄
在全球化背景下，危机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不只是战争会引发危机，环境、金融、病毒等也成为诱发危机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国家与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小概率事件的触发下都有可能诱发大规模的危机。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基本上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发展势头，各级政府部门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忽视了危机意识的培养。
（二）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职能的划分不够清晰，许多事项管理的权力、责任存在严重的条块分割、部门封锁现象，沟通存在比较明显的障碍。在这种制度下，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非常困难。当危机爆发时，对于一些重大事项谁负责、对谁负责的问题更是难以明确，许多事项往往要由中央政府统一下令才能协调一致，导致了政府应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大打折扣。
（三）缺乏常规性危机管理部门
危机爆发时，训练有素的危机管理机构有利于政府作出正确的反应。危机管理机构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因此，必须把懂得危机管理的人员组成专业机构固定下来，持续累积信息和经验。使危机刚出现时，及时控制。而我国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主要依赖于各级政府现有行政机构，既缺乏专门机构和完善体系，又缺乏专业人员和应急运作机制，对于危机处理方式经常是遇事就成立一个指挥部或领导小组，具有浓厚的临时色彩，因此在进行跨部门协调时工作量非常大，效果也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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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制滞后
法律制度是各种制度中最强硬的一种，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稀缺资源，同样地，法制建设也是危机管理制度建设中关键的一环。在西方发达国家，危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成果就体现在立法上，如美国、日本、俄罗斯就有《紧急状态法》。而我国在危机管理的法制建设则相对滞后，政府在处理危机时仍然习惯于运用人治方式，相对忽视了法治方式。
（五）问责制度缺失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把自己视作管理者，把民众视为被管理者，这种理念必然造成问责制度的缺失。我国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拥有公共权力，必须接受监督并负有责任。但是实际过程中过于强调官员个人的主观动机而不论其工作成效，缺乏一种权力与责任对等的意识。有时即便是对责任官员做出了处理，也通常是久拖不决，甚至到最后不了了之。
四、强化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的政府责任
预警机制中政府责任缺失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一方面导致危机的扩大，增加危机处理成本，另一方面破坏了政府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强化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的政府责任势在必行。
（一）建立敏感的信息系统
1．加强危机管理软件系统建设。应当利用it和网络技术，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信息网络，覆盖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基层自治组织、科研机构、事业单位、非营利团体、民间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等，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信息管理系统，形成自己专用的、畅通的、可靠的信息采集、加工系统。政府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从静态上讲，包括三个方面的信息库：涉及各种社会现状与发展情况的信息库；危机防治与救治的资源信息库；危机管理中的技术数据信息库。从动态上讲，政府危机管理信息系统除上几个方面的信息库所涉及到的信息收集能力外，还包括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
2．整合外部力量。一方面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功能发挥必须有广大民众的积极配合，因此必须加强民众的危机意识和科学精神。从科学决策的角度看，政府应该对危机涉及的各个方面集思广益，充分发挥智囊机构的作用。他们带来的是新的视角，新的逻辑，新的对策，他们常常能够使决策出现柳暗花明的气象。另一方面在危机管理上，我们要积极争取国际性的组织和地区性的组织在资金、人员、技术、教育和培训、以及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加强与国际组织在信息方面的沟通。通过全球合作，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谅解，维护国家的国际形象，一方面可以提高危机管理的效率。
（二）强化危机预警的组织保证
1．建立分权式的组织结构。面对越来越多的决策，分权式组织结构可以让“下面”或“外面”做出更多的决定，减轻政府做决定的负担，有利于信息的收集与传递，提高危机预警的效率。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政府自身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系统，在各省、市、县、乡镇（街道办事处）都设置专职专业人员负责各种与危机有关的信息的收集、加工、分析和传播；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吸收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基层自治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社管会）的参与。通过这两方面的结合，形成一个上下联动、内外协调的危机应对组织网络。
2．设立常规性危机管理机构。在中央一级政府这个层面上，应尽快建立起具有会商决策和综合协调的常设性危机管理机构，并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和任务，组织有危机处理经验的专家和政府官员对各类危机开展分析总结工作，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上制定长期的反危机战略和应急计划，并协调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工作，加强他们协同运转能力。在地方各级政府层面上，地方政府应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设立相应的对口管理部门，并根据本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设置具体的职能部门及组织形式，加强各部门间协调运作和快速反应的能力。
（三）加强制度建设
1．加强紧急状态立法。我们可以借助国外的危机管理经验和相关的法律制度，结合国内处理各类危机的经验，制定出一部统一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紧急状态法》。对危机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权力义务、管理机构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义务、组织运行程序、政府紧急权授予的规定、社会各阶层和公众的责任和义务、紧急管制措施规定、政府社会动员和征调规定、公民权利保障规定、政府信息通报规定、危机处理绩效考核、奖励机制及责任追究等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
2．建立行政问责制度。所谓行政问责，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公众等对公共行政行为进行质疑。权责对等是“行政问责”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它认为官员在接受权力的同时，也就接过了责任。不肯或未能承担起应有责任，则其便没有资格或不必再持有权力。它更加强调的是工作效果。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主要有：司法机关追究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法律责任；各级党委行使人事任免权，追究行政首长的领导责任，行政机关对公务员的责任追究；行政相对方的追究。其中行政相对方的追究是构建我国公共危机责任机制中最重要最有力的一环。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王成，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公共管理的责任机制篇8
关键词：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监管归责
去年引起轩然大波的“温州动车”事故、10年轰动全国的山西贴签疫苗事件使人们的视线一直聚焦在公共服务上。‘动车’和‘疫苗’事件揭示出了政府履行公共服务义务中的越位、错位、和缺位。基于此，本文首先从对公共服务概念和范围的界定入手，并试图阐述服务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监管的方法，以及公共服务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等问题。
一、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
温总理曾明确提出，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信息等，为公众生活和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1]这是政府对公共服务含义的基本界定。在实际生活中，服务型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环境保护、公共信息、文体休闲、科学技术十个方面。[2]公共服务的特殊性使得单纯依靠政府或市场都无法达到公共产品的最优配置。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源于政府和公民社会的有序互动，治理质量取决于发生在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的质量。这一理论的根本转变在于用合作而不是支配的观念来透视公共服务。因此，试图构建由政府、市场经济、和第三部门的分工协作的供给体制才能够达到我们的最优治理目标。这不仅意味公共、私人和第三部门间的新型伙伴关系的形成，而且也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多中心供给体制的建立。“在多中心治理中，政治权威应该支持各种层次的群体和社群有能力自治。”[3]奥斯特罗姆等主张将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应区分开，政府首先是作为供应者而存在，首要任务是汇集和表达公民的愿望和要求，来提供相应的服务。
二、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义务的监管机制
（一）我国公共服务监管存在的问题
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分饰多角的现状给我国公共服务监管带来了不小的阻力：第一，政府职能的多角色。这是造成我国公共服务监管长期难以到位的根本原因，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导致了复杂的利益冲突，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第二，监管职权的模糊。公共服务涉及文化、卫生、教育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的主管机构都分设了监管部门，同时，预算、价格、登记等职能部门在各公共部门均有自己的管辖部门，因此各主管部门的职责非常模糊。职能的重叠并不能带来多重监管，反而会导致权力真空。第三，监管规则陈旧，规则间冲突严重，执行规则不健全。我国虽建立起了基本的公共服务法律体系，但仍处在改革时期，一些不符合社会现实的内容并没有及时进行修改。更严重的是，缺乏切实可行的执行规则，很多部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联系紧密，监管难以执行，政府公共行为一度被认为是不可诉的。
（二）我国监管机制完善的设想
制定《公共服务供给保障法》对公共服务进行统一规制是当务之急。同时，《保障法》作为公共服务部门法的统领，应当尽量做一般性规定，注意与其他现有的公共服务法律法规相配合，并对下位法做适当的修改和调整。此外，针对我国公共服务监管缺失的现状，借鉴国外监管制度的经验，对我国公共服务监管制度的完善提出三点设想：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代表大会的授予。在公共服务监管中，对于政府兼任运动员与裁判员所造成的问题，从理论上，最佳的解决方法是由人民代表大会来对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进行限制。虽然，我国通过《宪法》、《立法法》等法律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地位，保障人民代表履行职能，但短暂的开会期间和未能实现的代表职业化，致使代表很少有机会实现监督权。只有争取早日将代表职业化写入法律，给代表充足的时间倾听民意，为民请愿，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宪法赋予人民代表的监督权，人民代表才能‘名副其实’。
2.公益诉讼制度。社会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授权，就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行为提讼，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的司法活动。”[4]公益诉讼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将抽象的公民权转化为了具体的现实权力，鼓励公民通过可靠的诉讼方式改善公共利益被侵犯而诉诸无门的困境。公共利益是公共服务价值目标的应有之义，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核心之义。公共服务面向整个社会进行供应，拥有广泛的受众群，覆盖面极为广阔。正因为在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大量‘搭便车’现象，容易造成公民蒙受损害而不维权的窘境，大量侵犯公共利益事件没有得到有效监管治理。更为重要的是，公益诉讼能够真正地推进民治，“法治的主语应当是民而不是官，官治要靠民而不能是官自己。只有由民来治官，治官才会彻底，才有可能形成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5]通过公益诉讼促进公共服务监管，打破原有政府权力的不可问责性，正是通过诉讼推进民治的应有表现。
3.违宪审查制度。根据违宪审查的定义，违宪审查制度规制的对象有二，即某项立法和某种行为。这里的行为主要是指政府行为。通过违宪审查制度，可以对违宪的公共服务立法和行为进行监管，特别是针对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违宪行政法规以及具体行政行为。我国宪法已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违宪审查权，但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违宪审查作为监督法律和政府行为的重要手段一直未得到重视。即便如此，违宪审查作为监督公权力的有力手段，是现实所需的。但根据我国国情，目前要全面实现违宪审查制度还有些为时尚早，我们大可通过现有的行政诉讼资源来解决这一问题，明确行政庭审查违宪案件的范围和权限，比如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受理范围。同时，也能为今后违宪审查制度的全面建立提供经验。
三、公共服务义务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
（一）公共服务义务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中存在的模糊
我国公共服务义务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并不清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认定和归结的主体。“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是由国家特设并授权的专门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6]但法律责任的强弱是有层级之分的，只有发生刑事责任，国家专门机关才必须介入，而民事责任既可以通过司法也可以通过民间调解得到解决。法律责任有时需要直接向国家负责，而更多的是国家利益处于受害人利益之上，只有损害了受害人的利益才殃及国家利益。当受害人利益得到合理补偿时，则无须依靠公权力追究违法者的责任，除非同时侵犯了国家利益。因此，非常有必要赋予民间组织认定和归结责任的权力，比如消费者协会。鼓励第三部门参与调解公共服务纠纷，在公共服务不法行为触及国家利益之前悬崖勒马，增强社会组织和私人在法实现中的作用，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第二，我国长期存在政府行为虚假问责和不可问责的现象。受体制影响，虽然《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颁布实施已久，政府职能改革不断深入，我国政府依旧掌握着强大的行政权力，‘民不能告官’、‘民不能同官斗’的思想观念浓厚。政府失职行为造成损失后无人‘埋单’现象大量存在，而我国公民维权意识淡薄、更确切地说是诉求无门的无奈使得本应承担责任的政府免除了法律制裁。因此我们有必要引进一些新制度，促进公共服务义务责任得到应有的认定与归结。
（二）“法院之友”与举证责任倒置的运用
1.法院之友。法院之友制度是指“案件当事人以外的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动地或经当事人邀请，向法院或其他裁判机关提交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意见或法律意见，以影响裁判的制度。”[7]法院之友可以通过递交书状和直接以言词方式参加庭审来参与诉讼。英国是最早将法院之友制度引入诉讼的国家，目的是阐明一些法院尚未掌握的事实以及相关制定法方面的信息，通过美国的继承，逐渐发展成了政府、私人和民间组织均能作为法院之友参与诉讼的格局。法院之友在诉讼中的地位与第三人有所不同，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要求其必须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实际上第三人往往以原告的身份参加诉讼，而法院之友却是以中立的立场参与诉讼。将法院之友与公共服务义务责任的认定与归结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公共服务所具有的特殊性质――专业性。像医疗、教育这样的公共服务，必须具有专业知识，而在追究责任时，公民无法自行提出具有专业背景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必须要有一个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组织机构或个人中立地提交具有权威性的文书或者直接参与庭审提供专业意见，而且社会组织的参与往往能使判决更加体现公共利益，帮助法官做出更合理的判决，间接促使政府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法院之友制度在我国的移植将会面临不少阻碍，比如诉讼模式的不同、与部分诉讼制度功能的重合、和缺乏司法独立的法律文化环境，如果说目前完全实行法院之友制度为时尚早，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它的某些观念和元素来帮助我们完善现有的公共服务诉讼，待理论界研究成熟、制度设计合理、和法律维权意识浓厚时，将有望发挥其作用。
2.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诚如耶林曾尖锐批评的那样：“我们的普通法所提供给权利人的救济通常是以完全不可能得到的证据为前提的，…这样的诉讼是原告的灾难，被告的幸运。”[8]为了弥补实体法的缺陷，便在程序法中创造了责任倒置原则。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私人领域的运用多见于特殊侵权案件。这些行为所造成的侵权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加害人对证据的控制能力要远大于受害人。医疗机构、排污单位不仅具有专业知识的优势，而且往往也掌握着与认定和归结责任密切相关的证据；受害人则不同，他们无权进入加害人的企业收集相关资料和数据。这正与追究公共服务义务责任时公民常无法取证的情况相吻合。而且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私法领域的大量运用也为公共服务诉讼中的援引，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明确了义务机关负有的举证责任：“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处理赔偿请求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这也为将来在《公共服务保障法》中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提供了立法范例。
参考文献：
[1][2]王海龙,公共服务的分类框架：反思与重构[J],东南学术，2008(6):48-58
[3]陈天祥,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社,2007:57
[4]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52
[5]陈云良,通过诉讼推进民治[J],中国律师,2000(9):59-61
[6]张文显,法律责任论纲[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1):7-21
公共管理的责任机制篇9
第一条目的与依据
为推动公共机构节能，提高公共机构能源利用效率，发挥公共机构在全社会节能中的表率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全市所有公共机构。
前款所称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第三条指导思想
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坚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为统领，以公共机构节能规划确定的节能目标为龙头，以节能工作体制、机制、制度的建立、完善为牵引，以节能监管、奖惩为推手，突出能耗统计、能耗监测、定额标准、考核评价核心体系建设，重点抓好建筑节能，日常能源节能，节能诊断，节能审计，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推广应用等工作，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第四条节能改造经费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将公共机构节能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用于支持节能监督管理体系建设、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理、先进技术及产品的推广应用等。
第五条责任主体
公共机构负责人对本单位节能工作全面负责。
公共机构的节能工作实行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公共机构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核体系，公共机构行政负责人是本单位节能工作第一责任人。各单位节能机构工作人员是本单位节能工作直接责任人，负责本单位内部节能考评工作。
第二章管理体制
第六条领导体制
(一)成立市人民政府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节能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市公共机构节能的组织、领导、协调等工作。市节能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节能办”)，负责市节能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县级也应成立相应工作机构。
(二)市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部门主管全市公共机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三)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市节能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在市管理节能工作主管部门指导下，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考评全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县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负责本级公共机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指导和监督下级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在同级管理机关事务工作机构的指导下，开展本系统内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第七条具体职责分工
(一)节能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辖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重要事项的决策、领导、组织和协调，从宏观层面指导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节能办负责本级节能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负责督查落实领导小组会议议定的事项；开展节能宣传、教育培训，普及节能科学知识；按要求报送、传递能耗各类信息；提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重大政策、措施建议。
(二)管理机关事务工作机构负责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定本级公共机构节能规划，按规划要求制订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并分解下达本级各公共机构，担负能耗监测、诊断、能耗定额执行、审计、统计、能耗公示等节能管理工作，制定考核评价制度并落实节能奖惩等工作。
(三)市、县级节能办应当与本级发展和改革、工业经济发展、监察、财政、建设、审计、统计、电力等部门建立节能工作协调机制，成立公共机构节能协调小组。定期分析、研究、总结本辖区公共机构节能运行工作情况，加强工作交流，沟通节能信息、评估节能形势，及时向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提出意见建议。
第八条工作例会制度
(一)节能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也可根据情况适时召开。主要进行节能工作经验总结，节能经验交流，安排部署各项节能工作，及时研究决定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重大问题。
(二)公共机构节能协调小组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也可适时召开。主要进行节能信息的相互沟通，分析能耗定额内能耗情况，协调节能工作运行中的矛盾等。
(三)节能办会议每月召开一次。主要分析本行政区域、本级能耗特点、能耗定额标准执行、节能工作制度落实等情况。
第三章节能管理
第九条节能规划和目标
(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全省公共机构节能中长期规划，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市公共机构节能中长期规划和本级公共机构节能规划，并按年度将规划确定的节能目标和指标，分解落实到本级各公共机构。
县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制定本级规划，同时将节能目标和指标分解落实到乡镇(街道)公共机构。
(二)各公共机构应当结合本单位用能特点、上一年度用能状况和对本单位的节能考核目标，制定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并报本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备案。
县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将本辖区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备案。
各级公共机构向上一级管理机关事务工作机构的备案时间是每年3月底前。
第十条节能联络员制度
按照《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印发〈市公共机构节能联络员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事文〔〕38号)的规定，各公共机构应当建立节能联络员工作制度，明确专人担任本单位节能联络员，负责收集、整理、传递节能工作重要信息，按时报送能源消费统计情况。
第十一条能耗统计制度
能耗统计是指公共机构按照规定，准确、及时、全面地对能源消费计量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和归纳汇总。各公共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制度〉的通知》(国管房地〔〕20号)的规定进行能耗统计并及时上报统计结果，上报统计结果应当加盖单位公章。
各公共机构应当确定具备与统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的人员担任能耗统计员(以下简称“统计员”)。建立单位能耗统计台帐，及时如实收集、整理和归纳汇总能耗数据。
第十二条能耗计量制度
能耗计量是通过计量手段，采集公共机构的总能耗以及各系统、各部位的能耗。各公共机构应当通过计量及时掌握能耗各类指标，进行能耗状况分析，因地制宜制定各项节能措施，建立健全能耗计量工作岗位责任制。
各公共机构应当选定责任心强、具有一定计量业务素质的人员负责能耗计量管理工作(简称“计量员”)，并按规定时限将计量数据及时报送统计员。
各公共机构应当按规定配备和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能源计量器具；区分用能种类、用能系统，实行能源消费分户计量(指对公共机构中不同的使用单位进行分区计量)、分类计量(指按水、电、热、油等不同种类对能源资源分别进行计量)、分项计量(指对公共机构中的空调暖通、照明、动力、信息机房、食堂等不同系统或部位进行分别计量)。
具备能源信息化管理条件时，应当实时对能耗计量数据与能源利用率进行监测管理，及时发现用能异常情况和管理漏洞，纠正用能浪费现象。
第十三条能耗公示制度市、县管理机关事务工作机构应当对本级公共机构能耗状况按照市每半年、县每季进行排名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全市各级公共机构能耗数据通过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网站进行公布，公示内容包括：用水量、用电量和公务用车耗油量等。
各公共机构应当每月对本单位能耗状况在单位内部和其公共网站上公示。
第十四条能耗定额制度
节能办应当综合辖区内各种能源尤其是水、电、油历史消耗、现在消耗、特殊时期消耗等情况，在发展改革、财政、审计、工业经济运行等部门配合下，制定本级公共机构能耗定额。能耗定额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能耗消费结构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
财政部门根据公共机构能耗定额，制定能耗支出标准。
第十五条能耗分析制度
各公共机构每月5日前应当对上月本单位的能源资源消耗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分析评价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公共机构建筑面积、用能人数、主要用能设备变化情况；主要能耗指标的变化趋势；人均能源资源消耗、单位建筑面积能源资源消耗、公车能耗和能源资源消耗总量同比分析；与同类公共机构进行比较分析。通过能耗分析查找各项能源资源消耗水平降低(升高)原因，拟定下一步采取的措施等。
节能办应每月分析一次本辖区能耗定额标准内使用能源情况，对超出能耗定额使用能源的，应发出预警意见。有关公共机构超出能耗定额使用能源的，应向本级节能办作出书面说明。
第十六条能耗诊断制度
节能办每季度应组织专门力量对能源消耗较大的单位进行节能诊断，根据能耗数据同比分析，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和措施并督促落实。
第十七条能耗统计报告制度
各公共机构能耗统计员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向本级节能办报送能耗统计报告，下级节能办汇总后应当向上级节能办报送：
(一)报送要求。按期报送，报送周期分为月报、季报、半年报和年报。
(二)报送时间。按照各级节能办要求时限。
(三)报送奖惩。对积极完成各类报表报送任务的单位予以表彰；对迟报、误报、不报、消极应付对待统计报表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单位领导和个人的相关责任。
第十八条能耗审计制度
市、县级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和各公共机构应当按照《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第22条和第23条的规定进行能耗审计，并根据审计结果采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措施。
市、县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公共机构的能耗统计报告和开展节能检查的情况，定期选择一定数量的高能耗公共机构和用能超过能耗定额机构进行重点审计。
第十九条能源管理岗位制度各公共机构设置能源管理岗位，实行岗位责任制，指定或聘任节能督查员。重点用能系统、设备(主要指：供暖系统、空调系统、通风系统、照明系统、炊事系统、给排水系统、网络机房、锅炉房、配电室等)操作岗位应当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各公共机构应当定期对能源管理岗位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适时开展岗位技能竞赛，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严格按照岗位责任制要求进行岗位考核和奖惩。
第二十条节能运行管理制度
加强用能系统运行管理，完善设备运行管理制度，克服“重设备、轻管理”的观念，确保设备高效运转。
设备运行管理制度应当包含：岗位职责制度，值班、巡视检查、运行记录制度，维护保养制度，节能管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和操作规程制度，文档管理制度等。操作人员应当熟知岗位制度、工作流程、故障诊断与排除等基本技能。
第二十一条节能改造制度
(一)节能改造前，需委托专业的节能服务公司或第三方能源审计机构进行综合诊断或专项诊断。
(二)根据能源审计结果或节能改造进行经济性评价，投资回收期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一般不超过四年。
(三)在节能改造合同中，应明确节能量化要求及相应的违约责任。应当充分收集节能改造前后的相关数据，对节能改造进行量化对比和评价，并据此确认改造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第二十二条新建建筑节能评估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制度
(一)严格控制公共机构建设项目的规模和标准，并对建设项目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未通过评估和审查的项目不得批准或核准建设。
(二)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级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计划，分步骤、有秩序地组织实施。严禁以节能改造的名义改建、扩建办公用房或进行超标准装修。
(三)公共机构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维修改造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建筑节能设计、施工、调试、竣工验收等方面的规定和标准。
第二十三条节能宣传、教育和培训制度
节能办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本辖区内公共机构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
主要内容：结合本地实际，适时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普及节能知识，浓厚公共机构节能氛围；定期开展能源资源国情教育，增强公共机构工作人员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节约意识；有针对性地开展岗位节能技术、知识培训，提高节能管理能力和操作运行水平；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引导和监督作用，营造有鲜明特色的公共机构节能文化。
第二十四条节能社会监督制度
建立健全公共机构节能公示制度，利用公共媒体公示公共机构节能情况，公布节能监督电话，广泛听取意见或建议，对有关节能意见和建议应当及时予以反馈。
第二十五条政府采购制度
节能办应当与政府采购部门加强沟通协调，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强制采购或者优先采购的规定，采购列入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清单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的产品、设备。
各公共机构不得采购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
第二十六条合同能源管理制度
公共机构可以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委托节能服务机构进行节能诊断、设计、融资、改造和运行管理。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应当加强对合同能源管理的研究，在本级范围内积极开展合同能源管理试点，形成经验后逐步展开。
第四章节能措施
第二十七条建筑节能
(一)所有新建公共建筑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建筑节能措施。公共机构的既有建筑由本级机关事务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建筑年代、结构形式、用能系统、耗能指标、寿命周期等进行调查统计和分析，制定综合节能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新建公共机构建筑和既有公共机构建筑节能改造，应采用节能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优先采用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
第二十八条办公节能
(一)管理机关事务工作机构应当优化配置办公用房、办公设施和设备等资源，提高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
(二)大力推进电子政务的应用，充分使用无纸化办公，减少纸质材料的使用。
(三)充分利用电视电话会议和视频会议系统，减少会议数量，缩短会议时间。
(四)及时淘汰更新高耗能办公设备，减少计算机、打印机、复印及传真机等办公设备的待机能耗，及时关闭用电设备。
(五)建立办公区巡视检查制度，督促和提醒工作人员养成离开办公区及时关闭用电设备的习惯。
(六)公共机构范围内逐步淘汰使用一次性纸杯，倡导绿色祝福，杜绝使用纸质贺卡。
第二十九条用电设备节能
(一)创造条件采取分户、分项计量用电。
(二)空调系统节电。夏季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冬季空调温度设置不高于20摄氏度，做到无人时不开空调，非工作时间、节假日不开空调；提倡每天少开1小时空调。加强空调系统节能诊断和节能技术改造。
(三)照明系统节电。
1.公共机构办公场所新装灯具应当全部使用高效节能照明灯具，既有普通灯具应当换用高效节能照明灯具。
2.充分利用自然采光，除阴雨天气外，白天尽量不开照明灯具。
3.改进公共区域照明控制方式，推广应用声控、光控、红外感应等智能调控装置，提高控制效率。
4.严格控制办公区装饰性景观照明，除重大节日和庆典活动外，尽量减少使用或者关闭强力探照灯、大功率泛光灯、大面积霓红灯等高亮度、高耗能灯具。
(四)电梯系统节电。
1.加强电梯运行调节，在保证正常工作的前提下，选择最佳派梯模式，合理确定电梯启用数量、层次和时间，避免空载，减少等候时间，提高运行效率。
2.办公区内三层以下(含三层)停开电梯。
3.节假日原则上只保留一部电梯运行。
4.开展电梯智能控制改造，加强维护保养，降低电梯单位能耗。
第三十条用水设备节能
(一)加强用水设备的维护，严禁跑冒滴漏和浪费。
(二)加大节水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使用力度，提高用水效率。
(三)绿地用水和景观环境用水，采用喷灌、微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禁止用自来水涌灌。
(四)定期开展节约用水教育，培养公共机构人员养成良好节水习惯。
第三十一条用气(燃油)设备节能
加强对用气(燃油)系统、设备的运行管理，根据需要进行节能检测和改造，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切实提高气(燃油)利用效率。
第三十二条公务用车节能
(一)对公务用车实行编制管理，严格控制车辆保有数量。
(二)加强日常管理，实行“一车一卡”加油和定点维修制度。
(三)建立完善本级公务车辆档案，推行单车能耗核算，每月对公务车行驶里程和耗油量状况进行公示，推行单车能耗核算和节油奖励制度。
(四)制定公务用车登记制度，严格公务用车使用范围，建立公务用车节假日封存停驶制度。
(五)严格执行公务用车报废制度，按规定及时报废高耗能、高污染的车辆。
(六)积极推进公务用车服务社会化，加快班车、接待用车和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鼓励工作人员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和非机动交通工具出行。
第五章监督与奖惩
第三十三条监督检查管理机关事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本级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
(一)节能管理规章制度建立和落实情况；
(二)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的制定、落实情况；
(三)能源消耗计量、监测、统计和报告情况；
(四)能源消耗定额执行情况；
(五)公务用车的配备、使用情况；
(六)能源和管理岗位设置及能源管理责任制落实情况；
(七)用能系统和设备节能运行情况；
(八)公共机构建设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情况；
(九)开展节能宣传教育情况；
(十)开展能源审计情况；
(十一)执行节能产品、设备的政府采购情况及执行国家、省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名录和淘汰或者限制使用的用能产品、设备、设施及材料名录的情况。
对节能规章制度不健全、超过能源消耗定额使用能源情况严重和能源审计中有重大问题的公共机构，应当进行重点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节能整改
公共机构违反规定用能造成能源浪费的，由本级管理机关事务机构下达节能整改意见书，公共机构应当及时予以落实。有严重问题的应当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第三十五条考核评价
(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全市公共机构节能考核评价工作，应当制定公共机构节能考核评价办法，建立公共机构节能考核激励机制。考核主要内容为：节能管理体系建设、节能规划、节能管理工作、节能宣传与培训、能耗统计、节能改造项目、节能措施落实、节能监督检查、节能资金落实等。
市节能办具体组织实施。
(二)半年和年终，市节能办应当会同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考核组，对全市公共机构节能任务和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评价；
第三十六条表彰奖励
对在公共机构节能管理、节能新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中做出显著成绩，以及举报公共机构严重浪费能源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人民政府按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第三十七条惩戒措施
公共机构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机关事务管理机构会同或者建议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并由有关部门对公共机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
(一)未制定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或者未按照规定将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备案的；
(二)未实行能源消费计量制度，或者未区分用能种类、用能系统实行能源消费分户、分类、分项计量，并对能源消耗状况进行实时监测的；
(三)未建立健全能源消费统计制度、能源消费状况报告制度和公共机构节能联络员工作制度的；
(四)未设立能源管理岗位，或者未在重点用能系统、设备操作岗位配备专业技术人员的；
(五)超过能源消耗定额使用能源，未向本级机关事务管理机构作出说明的；
(六)未按照规定进行能源审计，或者未根据审计结果采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措施的；
(七)开工建设未通过节能评估和审查的公共机构建设项目，或者以节能改造的名义改建、扩建办公用房和进行超标准装修的；
(八)违反规定超标准、超编采购公务用车，不如实报告公务用车数量，或者拒绝报废高耗能、高污染车辆的；
(九)未按照国家有关强制采购或者优先采购的规定，采购列入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设备的；
(十)拒绝、阻碍节能监督检查的。
第三十八条管理人员法律责任
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公共机构节能监督管理中、、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公共管理的责任机制篇10
一、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优化
配置的主要原则
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纵向配置的实质，是如何正确解决各层级政府之间合理分担整个国家机构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总成本问题。因此，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纵向配置与公共经济责权的纵向配置格局总体上相一致，应当是其首要原则。即哪一级政权机构拥有提供某种公共物品的责任和权力，那么该级政府也就要相应地承担为这种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成本资金即财政支出的责任。如此说来，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是一件十分简单之事，只要提供各项公共物品的责权在各级政权机构之间划分明确了，据此——相应地向各级政府分配财政支出责任也就万事大吉了。
但是，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如果考虑到公共物品的层次性、效益外溢性和公共物品提供的效率性、公平性、民主性，公共经济责权在各级政权机构之间的实际配置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其中对许多种公共物品的提供而言，为了克服其效益外溢性、兼顾到效率与公平，不仅其决策责权、执行责权、管理责权、监督责权需要分别配置于两级以上政权机构，而且其中决策、执行、管理、监督每一项责权差不多都要以不同的侧面配置于不同级政权机构。例如中小学义务教育，按照效率原则，其设施的建设、维修和教师的聘用、考核、解聘等事务决策、执行、管理、监督责权应当配置于基层政府。但由于义务教育对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质具有战略意义，同时也是当代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客观上不同地方的基层政府在财政能力方面又存在很大的差别，如果将提供义务教育的全部责权一揽子配置于基层政府，那么，就难以保证全国所有地方都能按照现代整个社会需要与可能的标准提供这项最重要的公共物品。因此，正确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将提供义务教育的责权细分为范围、标准性基本决策责权与校舍建设、维修等具体实施性决策责权以及不同层面的管理、监督责权，按照不同层级政权的优势与能力分别配置于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权机构，分工协作，共同承担。对于社会治安、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和交通、供排水等重要公共物品的提供而言，同样有类似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决策性、执行性、管理性、监督性责权履行本身需要消耗的公共行政费用自然应当分级负担外，像校舍建设（危房改造）资金、教师工资、学校日常运行费用如何由各级政府分担，就成为需要进行科学合理地确定的问题。在法国，小学一般属于市镇管理，中学归省管理，大学归国家管理，但是大、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全部由国家开支，市镇修建学校、幼儿园还可以得到国家补助。在荷兰，中小学教育归市政府管理，但90％的教育经费由中央补助。多数发达国家对诸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社会治安、道路交通等涉及公民生存与发展基本条件的公共物品，都是采取提供责权多层次划分、筹资责任两级以上分担的方式解决的。上级政府之所以要以不同比例分担下级政府负责直接提供的公共物品成本，归根到底是由于这些公共物品具有正效益外溢性，只有在得到上级政府给与适当成本补偿的情况下，这种公共物品才能在数量和质量上实现最佳提供。由此可以得出财政支出责任纵向划分的第二原则，即纠正效益外溢性的成本补偿原则。当然，这个原则与前述原则并不矛盾，而是对前述原则的必要补充。
第三个原则——财政支出责任划分与辖区居民受益紧密衔接。财政支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代表辖区居民所费，而公共物品的提供则是辖区居民所得。根据物质利益规律，通过体制设计将居民所费与所得之间的联系衔接得越紧密，就越能调动公民参与公共经济决策和监督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越有利于提高公共经济的效率和政治民主的广泛性。因此，直接财政支出责任（与此相对应的是上级政府通过给与补助承担的间接支出责任）应当尽可能配置于最接近纳税人的那一级地方政府。这就是尽管许多国家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集中于中央、而财政支出则半数以上通过地方实现的主要原因。
第四个原则——财政支出责任配置与财政收入筹集能力相适应。不管财政支出责任配置有多少条原则，但这种责任的落实都必须以相应层级的政府具有相应的筹资能力为基本前提。在某一层级政府筹资能力被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客观限定的情况下，如果赋予其超过这一能力的财政支出责任，或者允许其量力而行地提供低于相邻地区水平的公共物品（适用于非基本的公共物品），或者上级政府必须负责补充为提供标准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财力缺口（适用于涉及公民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公共物品）。
以上四项原则是从不同侧面分析公共经济责权的纵向配置问题得出的，其中后三个原则是第一个原则针对不同情况的具体深化和延伸。它们并行不悖，在具体划分各级政权机构的财政支出责任时，应当综合地加以应用。
二、实现我国政府间财政支出
责任优化配置的具体建议
依照上述原则衡量，我国目前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的纵向配置存在诸多弊端，极大地制约着国家财政体制运行效率，亟待通过财政体制的创新加以解决。从目标模式来看，根据上述原则，按照公共经济责权纵向配置的逻辑顺序，我国公共财政支出责任在五级政权之间优化配置应成如下格局：
1.性公共物品生产成本支出责任的配置。国防事业中的国防设施、装备、正规军（包括军区、预备役）及武装警察部队日常支出、征兵及转业安置费用、军事工业与科技支出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民兵训练费用由省一级财政负担，部队人员转业安置的地方机构公务费用支出由省、市、县财政分级负担。部级外交支出由中央财政负责，地方级国际交流与合作费用由同级地方财政负担。国家安全、海关机构和货币发行及金融监控、外汇与国际收支管理、性外债管理与控制的部级机构支出全部由中央财政负责，中央转贷地方的外债管理费用由同级地方财政分别负担。国界勘定费用由中央财政负责，省界勘定由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按比例分担。
2.法律、制度、政策性公共物品生产成本支出责任的配置。这类支出主要是国家机关日常公务费用和机构公务设施修建费用，应当完全由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按照机构隶属关系分别负担。
3.司法、治安与公共行政服务成本支出责任的配置。这类支出同样包括机构日常公务费用和设施、装备支出两个方面。其支出责任配置应当是，以按照机构层级分别由中央、省、市、县、乡（乡级不设置审判、检察、公安机关）负责本级支出为基础，在本级无能力保障基本支出需要的情况下，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按照下一级财政整体收支对比状况给与适当比例的补助，以确保相应的公共物品按照正常标准提供，即保证各级政权机构正常运转。
4.人口控制、调节收入再分配与协调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支出责任配置。强烈的效益外溢性，决定了此类公共物品的实体性成本支出责任必须由中央财政承担（部分地也可由省、市、县财政适当分担）；而基层政府承担人口控制和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具体执行性管理职责，以及省、市、县政府承担相应的执行性监督职责，其管理性直接成本支出应由机构所属的本级财政负责。其中，就社会保障各个项目而言，养老及失业保险由于涉及保障对象的基本生存来源而且所需资金数额巨大，应作为中央和省两级共担的支出责任；医疗、工伤、女工生育保险则可以由省市两级政府共同承担支出责任；住房保障可以按照人员的隶属关系由各级财政分别补助；自然灾害救济的支出责任，则应当按灾害损失量级分别配置于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之间，而不宜无论灾害损失大小将救济支出责任全部集中于中央。协调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责权按照管辖范围分别配置于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因此它们应各自负担本辖区内协调下一级行政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成本支出。
5.水利工程、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气象服务成本支出责任划分。其中，水利工程支出责任，应当按照受益范围和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政能力，合理分配于决策级和受益区政府；资源开发既有获得直接收益的一面，又有造成土地及附着物、环境损失的一面，同时还有保护资源、维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控制问题，因此，资源开发的直接成本和社会成本支出应由直接受益者负担，而对资源开发进行战略性控制和规制的管理成本支出则应由中央、省、市、县级政府按机构隶属关系分别负担；环境保护支出中，属于效益外溢性极大的重大措施支出主要由中央财政负责，省、市、县地方财政负担执行性管理支出和一般绿化、经常性防污治污支出（后者主要由市、县财政负担，省级负责规划和监督性管理支出）；气象服务由其规模效益特点所决定，其成本支出应主要由举办相应机构的中央、省、市级财政分级负担。
6.市场秩序、经济稳定、增长与就业成本支出责任划分。尽管此类公共物品的效益外溢于全国，其决策责权也主要集中于中央，但地方政府也要普遍承担执行性责任，特别是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地方政府会有更多的直接受益。因此，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平抑经济波动、重大经济结构调整、稳定发展农业、保持通货与物价稳定的成本支出中，属于管理性的，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应当按机构隶属关系分别负担；属于减免税的，当涉及地方税收时，地方财政也要按税收归属和统一政策分担；属于为刺激需求直接增加投入性支出，应主要由中央财政负责，但用于地方部分各级地方政府也要按照受益和能力原则承担必要的配套性成本（例如改善地方基础设施、调整经济结构的投资和增加政府公务员及其他雇员工资的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与增加就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的责任主要是为投资者、经营者创造尽可能良好的治安环境、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条件和行政服务，也包括在促进科技进步方面给与政策性支持和通过组织协调帮助投资者解决某些困难问题。前一方面的支出责任划分，需在相关之处分述；后一方面的相应支出，则只能由提供这种公共物品的那级地方政府自己负责。
7.交通设施、邮政通信、广播电视与空间资源管制成本支出的责任划分。交通设施、邮政通信、广播电视一般属于混合物品。在必须由政府举办的场合下，交通设施的建设与维修成本支出应按照国家干道、省道、市道、县道、乡道的层次和受益原则划分基本责任，对于基层政府无承担能力的地方，县、市、省、中央政府要依次上推按照与下级政府的财政能力大小成反比例的原则给与必要资助；对于传播各级党政机关意识形态和政策信息的广播电视设施修建和机构运行费用支出，一般应按举办级次分别由同级财政负责，但对偏僻地区邮政通信和广播电视网络的覆盖，也须比照交通设施支出的分担办法解决。空间资源管制成本支出，按其提供责任应由中央财政负责。
8.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保健、公共文化事业及意识形态管理成本支出的责任划分。其中，一般管理费用性支出和基础科研、一般公共文化事业、意识形态方面修建性支出，由机构所属层级政府分别负担；教育、公共卫生保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方面修建性支出，首先由举办或直接管理层级政府分别负担，超出本级财政负担能力的部分，义务教育、本科以上高等教育、乡村公共卫生设施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由中央财政给与资助，高中阶段教育、大专教育、县级公益性卫生设施由省级政府予以资助。
9.市政设施、消防、自然垄断行业管理、公园及其他居民公共服务成本支出责任划分。市政设施、城市交通管理（包括路标设置）、消防、自然垄断行业管理、公园修建与维护支出，由市、县、镇政府负责。垃圾清理、市容美化、街区户牌、物业管理等社区服务支出，由城市区、乡村镇政府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