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增长篇1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006-03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涵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罗德、多马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推导出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即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解释部分经济增长问题,但其主要还是在资本系数不变的基础上,强调经济增长理想状态实现的困难性,即所谓“刃锋”上的均衡增长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以索洛-斯旺模型(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索洛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难发现,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仍然一无所知。因此,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避免“不愉快的结果”,阿罗、宇泽弘文和谢辛斯基等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们的研究首次给出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并强调这种源于无意识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有意识的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但在上述模型中,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因此,这些模型仍没有最终解决“索洛剩余”问题,即如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索洛剩余”又称,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式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1)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K是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Δa=ΔY-αΔK-(1-α)ΔL(2)
为了更好理解“索洛剩余”问题可以用实际的例子来理解:假设有间制鞋厂在1990年正式成立,厂长投资2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并雇佣了10名员工。此时,工厂每小时可以生产出2双鞋。在10年之后,原设备报废并且在市场上出现了更先进有便宜的设备,于是制鞋厂还是投资2万元购买新设备并仍然雇佣原来的10名员工。此时,因为员工们经过10年的工作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有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所以生产效率是每小时5双鞋。2000年比1990年每小时多生产3双鞋,虽然这个制鞋厂的员工数量不变,资本投入仍是2万元,但人力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导致了产出的增加。这种生产率难以与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因此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或“索洛剩余”。以下是某制鞋厂的发展过程表:
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将知识与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通过发掘斯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内涵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需要解释(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不会发生的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源泉与动力。如罗默(1986)认为,知识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防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和知识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卢卡斯(1988)则认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具有核心作用,并且这些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产生贡献,从而使生产呈现规模递增收益,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并且是“内生的”,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的,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如卢卡斯(1988)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在罗默模型(1990)中,知识或技术进步被赋予了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罗默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这种技术以两种方式进入生产:一方面技术会用于中间产品,并进而通过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会增加总的知识量,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总之,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如罗默(1986)、卢卡斯(1988)认为,无意识的知识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理解增长的钥匙在于知识的“连续增进”。罗默(1990)、塞格斯特罗姆和阿格亨利豪伊特等人则认为,源于有意识的投资、创新和发明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则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应该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驱动因素,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二、中国目前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现状
(一)技术创新的多部门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最终产品并不是通过一种单一的中间产品生产的,而是由很多种不同的中间产品来生产的。比如说,汽车是由轮胎、钢铁、窗口、电灯泡、传感器、电池等整合在一起而被生产出来的。为了清楚地说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必须把中间产品的多样化考虑在内。具体说,新技术在经济中并不是瞬间实施的,而是逐渐扩散的,其中一个部门往往从研发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经验中获得思路。这一过程已经被一些学者,例如罗森堡等进行了描述,如美国机床技术的扩散。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决定的。而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以及R&D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技术外部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和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硅谷原指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他克拉克县。现在硅谷已经成为半导体工业基地,微电子工业基地,高技术集中区的代名词。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王国,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世界第一流汽车公司都在这里建厂,各厂之间的最新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同时各厂之间又存在着竞争关系,所以形成良性的技术集群和产业集群。
(二)资本积累
技术创新往往物化在耐用品中,或是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的途径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比如,德朗和萨默斯曾指出,那些具有最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是设备投资最高的国家,而且也正是在这些国家,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得很快。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经济中的研发部门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不仅使用许多物质资本,如计算机、精密仪器以及其他的实验设备,而且它也需要投入积累了许多人力资源,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资本包括进来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可以使分析更切合实际,更重要的是它面对一系列对以创新为基础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提出的挑战。从长期看,增长率将会同时受到从事研发的激励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激励的共同影响。
(三)中国当前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创新网络构成以及制度环境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理由预期,我国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模式应当会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目前的分类,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五大类产业,共21个细分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虽然从事不同的经营活动,但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决定了它们都高度依赖技术创新,为了判断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对内部研发与外购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策略所作的选择,我们首先按产业大类逐年计算了上述五项不同的技术创新支出占技术创新总支出的比重。我们取各年的平均值列于表1。
从中可以看出,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过程中,同时运用了内部研发和外购两种策略,但技术外购的经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普遍高于内部研发。以医药制造业为例,内部研发经费支出只占27.18%,而两类技术外购的直接经费支出则占了71.08%。这说明,我国企业目前的创新策略是以外购为主的。在具体外购策略的选择上,除了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之外,其他产业中的企业对以购买新设备这种方式进行的非正式技术外购的投入都高于正式的技术外购,而在正式的技术外购中,对国外技术的购买又远远超出了对国内技术的购买,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所占的比重最低仅为0.24%。消化吸收作为外购策略的一种延伸其经费支出额度相对也很低。
三、完善我国资本积累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一)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提高积累的质量
当前,一方面要求政府、企业和居民处理好不同层次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满足目前的消费水平条件下,尽量提高积累水平,保持高积累率,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速度同步。同时,应通过建立遗产税、财产税和转移支付形式,遏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快增长,扶持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缩小收入水平的差距,应进一步处理好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集体)、个人之间的均衡分布关系,保证生产与生活消费的协调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资本积累质量。此外,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为公众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环境。
(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发展金融市场
首先,应大力培育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通过培育高质适量的中小银行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专门的金融支持,同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防止国有银行的信贷投向过度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只要贷款符合“三性”原则,应消除所有制偏向,向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信贷市场。其次,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加快金融市场的硬件软件环境建设,在建立和完善一板金融市场的同时,应尽早培育二板市场,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融资场所,在一手抓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同时,另一手则抓好金融秩序与风险的监管,保障资本积累向资本运用的投融资转化渠道的畅通无阻。
(三)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消除现行投融资的“所有制歧视”现象
政府应对过时的投融资法规加以修改,进一步改善私人投融资环境和条件,在投融资过程中,应给予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同的国民待遇,减少行政干预,降低投融资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为各类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宽松的投融资体制与环境,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本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真正体现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从根本上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资本的运用应充分遵循资本规律,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
国内经济增长篇2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动力；外国直接投资；金融发展
一、关于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其改进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方面。国内多位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限。由于研究期间和数据处理方法不同，研究结论亦不尽相同。沈坤荣(1999)运用增长速度方程对1953—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量带来的。王德劲(2007)运用误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计了我国1952～1998年期间扩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质资本存量是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结论。董直庆等(2007)认为，我国约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影响，即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种观点认为，资本投入增加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且劳动边际效率较低，有关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一些学者认为，考虑结构调整、要素投入与技术内生情况时，要素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樊胜根等(2002)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我国17％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结构变化，tFp带来4.2％的年增长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释了41％的增长。迟巍等(2007)研究发现，在1996～2004年间，一个地区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吸引固定资产向该地区的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固定资本投资为内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发达国家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的模式发展。孙超等(2004)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
二、关于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通过计量模型直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魏巍贤(1997)应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FDi增长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与FDi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贺红波等(2005)认为，我国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FDi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表明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经济增长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吸引FDi的直接原因。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将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约有90％是由FDi引起的。王成岐等(2000)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我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因素，认为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影响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萧政等(2002)从我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的分析中发现，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代谦等(2006)在利用我国1979～2003年数据检验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时发现，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FDi的增长效应集中在短期，人力资本则有明显的长期效应。
(二)从不同视角研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从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角度研究。房汉廷(1996)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力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后认为，FDi推动了我国经济加速增长。沈坤荣(1999)认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都十分明显。其次，从“挤出”效应角度研究。杨海燕(2005)通过对我国1998～2003年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后认为，由于利用FDi过程中存在外资利用结构引发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以及国内储蓄的低效利用，削弱了FDi对GDp增长的正向效应。杨新房等(2006)对FDi对我国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和“挤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虽然对我国国内资本有“净挤入”的效果，但从资本形成的角度看，FDi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第三，从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角度研究。胡翊竑等(2001)认为，FDi有助于改善我国资本形成质量、推动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张海星(2005)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FDi和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国内投资贡献较大，且二者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庞英等(2008)在对转型期中国民族资本与FDi企业生产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具体研究其生产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结果表明，民族资本的效率优于FDi。因此，民族资本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从地理空间结构角度研究。郑月明等(2004)研究表明FDi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及其变动趋势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持续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柳等(2006)通过1987～2003年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但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第五，从传递途径和其他效应角度研究。周春应(2007)研究了FDi如何通过进出口贸易、国内资本积累、R&D、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及影响强度的大小，结果表明，FDi通过不同的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赵娜等(2008)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六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可通过资本积累、出口促进、投资拉动、技术溢出、产业结构优化和制度变迁六种具体效应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FDi对各种不同具体效应的时滞期各不相同。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殷醒民等(2001)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刘柯杰(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分散风险功能的提高能显著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范学俊(2006)运用最大似然协整分析法及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三季度数据检验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银行部门在长期都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康继军等(2005)使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金融发展与GDp增长的长短期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在短期，GDp增长和股市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长期，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都是GDp增长的单向动因。
(二)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或存在负相关关系
林义相(1999)指出，我国股票市场功能由于定位在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融资，使得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有限。唐齐鸣等(2000)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我国股市还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赵振全等(2004)研究指出，股票市场由于融资利用效率低下和资源的逆配置，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韩廷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陈伟国等(2008)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属于需求追随型。
四、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及改进思路
(一)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
尽管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由于理论的复杂性，许多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问题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有待进一步研究。首先，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研究的不足。国内的研究多运用静态分析，强调静态要素贡献，而很少涉及不同发展阶段下要素贡献变化问题，即只集中于静态而非动态的分析。同时，多数文献的实证检验只关注某类样本，或不将样本进行分类对比，无法有效分离和认识不同要素贡献的差异。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只有在经济进入低速成熟阶段才会出现，简单地根据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不能判断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其次，FDi与经济增长研究的不足。目前国内关于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不全面系统，多局限于FDi对经济增长的某个或少数几个效应进行分析，计量方法和指标的选取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而对能反映FDi真实作用机制的时滞效应研究很少涉及。再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一是研究方法上，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时，多违背回归方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数据是非平稳的，变量之间具有相关，尤其是金融发展的各个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相关，从而产生共线性问题等，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是建立在伪回归的基础之上；而运用多元VaR方法研究时，一些至关重要的滞后期的选择比较简单，因此研究结论缺乏稳健性。二是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方面，现有模型没有很好地控制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因素，从而放大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几乎所有文献都在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其实证检验一般都选取GDp或GDp增长率的绝对值或对数值作为因变量。而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研究结果也就无法说明金融对增长的贡献是源于金融的资本积累效应还是资本配置效应。四是没有深入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没有全面探索金融发展的内在关联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对金融体制改革缺乏政策操作性。
国内经济增长篇3
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强大引擎
从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构成情况看，城镇化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加快城镇化建设，对于扩大内需、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近几年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已步入快速发展期。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亿增加到2012年的7.1亿，30多年来增加了5亿人，其中有相当数量是进城的农民工。城镇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2年的52.6%；农村人口比重由82.1%下降到47.4%。2012年，城镇人口达71182万人，比上年增加2103万人，城镇人口比重达52.6%，与上年相比上升1.3个百分点；乡村人口64222万人，减少1434万人。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6960万人。
从世界城镇化发展的历史看，城镇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城镇化率处于30%-70%之间是城镇化中期阶段，发展速度相对较快。2002年至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4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000万人左右。
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并不是孤立的，常常和工业化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工业化是创造供给，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是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持久动力。城镇化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同时还产生庞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因此，如果安排得当，城镇化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只有达到70%左右，一个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才会稳定下来。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刚刚超过50%，如果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需要近2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70%的水平。因此，即便在世界经济衰退长期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城镇化仍能长期有效地支撑我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民生性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持久
近年来，国家将改善民生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增强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在新形势下我国实施的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战略政策，意义重大。
其一，加快民生工程建设，能更快、更直接地促进广大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民生工程的建设力度，居民从中受益很大，但在一些民生领域仍存在“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好学校难”等问题，给居民家庭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和经济负担。因此，需要继续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改善民生，减轻居民的后顾之忧。
按照需求收入弹性原理，人均同样增加100元的收入，低收入群体用于直接消费的比例要大大高于中、高收入阶层。集中财力，充分借助市场化手段加快办成几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的大事实事，既是高质量扩大内需的最佳选择，又是稳当前、利长远的重大举措。
对老百姓来说，上学有好学校，就业能找到工作，生病有好医院，结婚生子有房住，老了有社保养老等等，都是大家共同的期盼。随着更多像棚户区改造、节能环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工程的实施，内需空间将进一步拓展，居民将得到更多的实惠。
其二，民生工程建设可达到经济和社会效应“双丰收”。
多年来，我国经济主要依靠生产性投资拉动。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产生的“后遗症”较多，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所以应鼓励民间投资投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以及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以解决看病难、停车难、养老难等民生问题。
由于民生问题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家庭幸福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希望，政府将民生作为经济增长点，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居民收入得到提高，民生状况得到改善，可以达到经济和社会效应“双丰收”。
经济增长点向内地扩散形成新动力
从区域结构看，近年来内陆地区经济增长要快于沿海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逐渐显现。内陆地区的工业、投资等多数指标的增速均快于东部沿海地区，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充分显示出我国内陆地区的潜能正在逐步释放。
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资本正在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而内陆地区的经济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本跨地区的流动。
承接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性投资和企业的转移，已经成为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内陆地区的生产率正因为资本积累的加快而不断提高，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也在缩小。未来5-10年，内陆地区对GDp增长的贡献将会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会越来越强。
一是中国地域广阔，内陆地区的后发优势比较明显。
按照国家统计局综合发展指数计算，内陆地区比沿海地区至少要落后5-10年。内陆地区如果达到沿海地区的发展和生活水平，需要增加的投资和释放出的消费能量将是十分可观的。
近年来，得益于国家投资重点和政策向内陆地区倾斜，内陆地区投资增幅出现快于沿海地区的局面，预计这一态势将会延续。今后几年国家支持投资的重点仍将是基础设施以及民生方面，并将继续向内陆地区倾斜，发展空间更大。
加之近年来内陆地区投资环境逐步改善、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增强，为内陆地区投资继续保持较高增幅创造了条件。目前内陆地区施工和新开工项目较多，计划投资额较大，按时完工在建项目仍需要大量投资，未来投资增长惯性较大。
二是内陆地区的资源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
内陆地区发展潜力巨大，战略资源非常丰富。内陆地区煤炭探明储量占全国的67%，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占全国的66%，水能可开发装机容量占全国的82%，以及风能、太阳能、特色产业优势、旅游优势、沿边开发开放优势。内陆地区的人口占全国四分之一，但消费份额占全国消费市场的份额不足18%，开发潜力巨大。
新一轮的大开发将会使内陆地区在税收方面享受更加优惠的政策，尤其是下一步的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改革，会使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再依靠国家的巨大投资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发挥资源优势将是内陆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三是从发展机遇期看，今后10年将是内陆地区的黄金发展期。
内陆地区地域广大，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从区域发展看，加快内陆地区发展在区域总体战略中将具有优先地位，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越来越受到市场、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制约，相当一部分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必须加快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促进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推动力量。
消费升级为经济提供续航动力
国际经验表明，消费对GDp拉动的主导地位往往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得到确立并逐步加强。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总体上进入消费加速转型阶段。
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消费升级不断加快，主要表现是居民消费由原有的简单数量增长演变为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并行，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化，即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升级；由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的需求升级。
目前，中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由吃、穿等生存型消费向以住、行、教育、旅游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过渡，信息消费也有巨大的空间。
从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来看，汽车的消费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如2012年底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是21.5辆，而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每百户早已超过150辆，大大高于我国居民汽车的拥有水平。目前居民买新车、买好车的意愿强烈，车型的更新换代速度也在加快，今年上半年SUV销售量增长了50%左右，表明居民对汽车的更新和需求档次均在不断提速。
另据统计，2013年8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40万亿元，人均储蓄存款达3万多元。储蓄代表未来消费潜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发挥，需求结构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消费升级有望进一步加快。因此，创造良好消费环境，引导居民消费，促进储蓄向消费进一步转化，对释放消费潜力有重要意义。
通过多种因素分析，未来几年消费热点将集中在安全消费、绿色低碳循环消费、服务消费、品牌消费、信息消费、信用消费等六大方面，主要是以推动信息消费为重要突破口的消费政策将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多种因素表明，国家重点培育的信息消费，将会激发出消费新动力。
信息消费是直接或间接以信息产品或服务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活动。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生产消费、生活消费、管理消费等领域，覆盖信息服务，如语音通信、互联网数据及接入服务、信息内容和应用服务、软件等多种服务形态，覆盖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视等多种信息产品，还包括基于信息平台的电子商务、云服务等间接拉动消费的新型信息服务模式。
目前，信息消费已成为近年来最活跃的消费热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信息消费每增加100亿元，将带动国民经济增长338亿元。2012年我国信息消费市场规模已达1.7万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近9300亿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高达8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额达到1.3万亿元，拉动新增消费5070亿元。2013年上半年，全国信息消费规模呈现20%以上的高速增长。
《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中，规划出信息消费增长的主要目标为：到2015年，信息消费规模超过3.2万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超过1.2万亿元，其中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4万亿元，年均增长30%以上。基于电子商务、云计算等信息平台的消费快速增长，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18万亿元，网络零售交易额突破3万亿元。
从宏观来看，蓬勃发展的信息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新时期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重点，对内需的强力拉动作用将日益显现。信息消费具有结构层次高、绿色无污染、带动作用强等特点，是各国重点培育的新兴消费热点，随着我国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和居民对信息服务的旺盛需求，信息消费有望成为今后我国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和新引擎。
第三产业将为经济升级版发力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经济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其快速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有利于引导居民消费结构由传统的以吃、穿等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向以住、行、教育、旅游等发展型消费过渡，也有利于降低单位GDp能耗水平，推动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主体平稳健康发展，企业实有户数持续增长。第三产业企业户数达到1013.2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1.9%，比去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增幅虽然不大，但绝对数量跨过了1000万户的台阶，表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正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力量之一。
国内经济增长篇4
【关键词】国内消费拉动经济
一、政府“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局限性
中国政府目前已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中,扩大投资仍是主要手段。国务院2008年11月初公布了总额达4万亿的十条经济刺激措施,但这些刺激措施仍然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仅铁路就占2万亿,但这些措施真的能够从根本上拉动经济复苏?
与1997年金融风暴相比,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不足是这次经济滑坡的关键所在。如果4万亿元投资不是重点投入民生福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激活国内消费,而主要还是投资在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上,在国内外的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二、根治消费“跛足”,激活消费拉动内需
1.消费“跛足”形成的历史原因
(1)改革开放之前历来不提倡消费,国穷民穷
据某前国家领导人回忆录中的结论:建国以来,1980年同已经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农业总产值增长8.1倍,国民收入增长4.2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了1倍。可见,固定资产增加并没有使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相应增加,人民消费水平增加就更少。几十年的建设只是造成了账面上的国定资产增值,对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作用甚微,而且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这些账面上的国定资产又大部分作为坏账处理而遁于无形,几十年的建设基本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贡献很小。
(2)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财富不断流向政府,国富民仍穷
据有关数据,1980-1994年,国家财政收入由1085.2亿元增加到5218.1亿元,增长了380.8%;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由762元增加到4510元,增加了491.9%。这时期国民在社会财富中的分配比例是上升的,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强调加强中央财政的指导思想下,国民财富的分配比例再次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社会财富加速向政府转移。
1995-2002年,国家财政收入由6242.2亿元增加到18914亿元,增长了203%;税收由6038.04亿元增加到17003.58亿元,增长了181.6%;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893元增加到7703元,仅增长97.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578元增加到2476元,仅增长56.9%!国民收入增长远低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意味着这一时期国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例再次转为下降!而这种状况,近年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为严重: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21691亿元,增长14.7%,税收20461亿元,增长20.3%,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9%,农民收入增长4.3%;2004年国家财政收入26356亿元,增长21.5%,税收收入25718亿元,增长25.7%,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7%,农民收入增长6.8%;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预计突破30000亿元,增长15%以上,税收30866亿元,增长20%,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9.6%,农民收入增长6.2%。国民收入增长都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大大低于国家财政和税收收入的增长,国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例进一步降低。
2.消费“跛足”的现状
(1)贫富悬殊日趋严重
按照人均年收入在683元以下的属于贫困人口的中国标准,到2005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人。但若按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联合国最低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将不少于2.54亿,仅次于印度位列世界第二。
因此,我国收入总体水平偏低,已经对国内需求产生了影响,而贫富悬殊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这种不平衡的财富分配结构严重弱化了社会总消费能力。
(2)广大民众不敢消费
①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医疗、教育费用过高、养老费过低,使得广大民众把生活费以外的费用用于储蓄而不愿意消费。这既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剥夺了很多人的消费能力。
②房价过高。过高的房价是比医疗、教育更可怕的经济“黑洞”。它吸收了太多的资金,是使民众不敢消费的根源。同时,房地产业获取的社会资源过多意味着剥夺其他产业发展的机会。
③我国宏观税负过高。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中国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1%,并正对刺激消费产生消极影响;2005年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
3.根治消费“跛足”,提高消费的对策
(1)改善社会财富分配的比例,实施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曾在1960年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7年后实现了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并于1968年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在减税方面,日本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在居民收入方面,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在社保方面,其养老保险金体系得到了完善,健康保险付给率也有所提高。
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尽快着手实施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才是刺激消费的源泉。
(2)尽快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也加深了民众的危机感。一直以来,住房、医疗与子女教育都是居民家庭中的开支大项。当收入水平稳定时,这些开支压力处于一个可以承受的平衡范围,而收入骤减时,房贷偿还等压力便突袭而来,此时消费欲望偏低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尽快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刺激消费的基础。
(3)对现行税制进行根本性改革,降低总体税负水平
遍观世界上的高税负国家,同时也是高福利国家。而我国情况却有根本不同,税收多半用于行政经费和项目投资。我国目前的高税负并不能造福广大国民,且我国至今仍未有效解决税收的合理、规范、透明使用的问题,因此大大降低了税收的使用效益,浪费了宝贵的国民资源,并衍生出了机构臃肿等问题,加重了体制弊病。而真正需要国家投入的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础科研等方面,却长期资金不足。
因此,改革现有的高税负制度才能实现“放水养鱼、藏富于民”,才能真正启动民间消费。
国内经济增长篇5
一、文献回顾
本文首先涉及有关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文献。Laporta等（1997，1998）从法律的角度解释了金融发展，他们发现，普通法国家在法律条文和执行上对投资者的保护比大陆法国家更强，金融发展水平更高。Beck等（2003）进一步发现法律渊源影响金融发展的主要机制是适应机制，即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普通法系的国家实行判例法,法官随时可以根据新的情况来制造新的判例,法律对变化着的经济环境适应能力强，从而有利于金融的发展；大陆法系的国家采用成文法，法官的权限小，法律制度比较僵化，不利于金融的发展。Rajan和Zingales（2002）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发展如何受制于利益集团的影响。他们认为，金融发展容易受到非金融业的产业利益集团和金融业利益集团的阻碍。非金融业的产业利益集团可以依靠自己的盈利来为新项目融资，金融发展只会带来新企业的进入和竞争的加剧，故金融发展并不符合他的利益；而对金融业利益集团来说，金融发展不仅消灭了金融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租金,也将破坏他与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形成的信用关系。其次，本文还涉及有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经验文献。在宏观层面的研究方面，KingandLevine（1993）、Levine（1998,1999）采用跨国截面的数据发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尤其后两篇文献还将一国的法律渊源作为金融发展变量的工具变量，以便消除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逆向影响。周立和王子明（2003）基于中国部分省区的数据也表明，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初始金融条件对长期经济发展有影响。在微观层面的研究方面，RajanandZingales（1998）根据行业的数据证明，那些比较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更加受益于金融发展，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则探讨了企业的超额增长速度，即实际增长速度超过无外部融资的条件下的增长速度。他们发现，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越高，该国超额增长的企业的比例就越大。最后，本文还涉及有关城市经济增长的文献。徐现祥和李郇（2004）搜集了我国21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结果发现，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Zhang等（2012）与本文的内容颇为接近，也采取了中国城市的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这篇文献没有注意到城市的行政级别对金融发展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邓伟（2011）根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收入差距与国有经济存在一定关系，在1999年之后，越是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省份，省会城市与一般地级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大。
二、变量和数据
（一）实证模型本文需要验证的第一个假说是城市的政治地位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为正，为此设定如下回归模型。1、因变量。在模型（1）中，findev表示金融发展。我们用两个指标来反映城市的金融发展程度，一个是loan，表示城市的贷款总额/GDp，另一个是deposit，表示城市的存款总额/GDp。前一指标可以反映整个城市的融资能力，而后一指标可以反映金融对社会资金的动员能力。在模型（2）中，growth表示城市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2、解释和控制变量。模型（1）和（2）中的pol为本文所要关注的解释变量———政治地位。在中央集权的权威体制下，城市的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行政级别和距离政治中心的距离。本文将城市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地位较高的城市，包括所有的副省级以上的城市和所有的省会城市，另一级是政治地位较低的城市，也就是除第一类城市之外的普通地级市（以下分别称之为一级城市和二级城市）。如果一个城市属于政治地位较高的城市，变量pol的值就为1，否则为0。为了了解政治地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是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我们分别在不加入findev和加入findev的条件下对模型（2）进行回归，观察系数pol的系数β1的变化。如果在不加入findev的条件下β1显著为正，但在加入findev后，β1变得不再显著，而β2显著为正，就能确定政治地位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影响了经济增长。模型（1）中的X代表影响城市金融发展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如下：pgdp，人均GDp的对数。一个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一般来说，人均GDp越高，对金融的需求就越大，金融的发展水平就越高。popden，人口密度的对数。金融机构的经营存在规模经济，城市的人口密度越大，金融服务的规模经济越显著，金融发展水平就越高。soe：国有经济的比重。金融发展会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和更低的盈利水平。因此，作为对政府决策比较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对金融发展持抵制态度，国有经济较多的城市不利于金融发展。proad，人均道路面积的对数。城市的基础设施越便利，越有利于金融机构扩张自己的业务，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就越高。law，城市政府的执法能力指数，根据法与金融学的文献，法治环境的改善有利于金融发展。模型（2）中的Y代表影响经济增长率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pgdp的对数，初始的人均GDp，控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敛效应。soe，国有经济的比重。open，对外开放度。我们用换算成人民币的FDi数额除以GDp来表示一个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3。gov，政府规模。我们用财政支出/GDp来表示，这一变量反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expfd，财政分权程度，我们用城市的人均财政支出除以全国的人均财政支出来表示。较高的财政分权程度意味着城市政府的财力较强，对经济增长就能提供更大的支持。proad，人均道路面积的对数。edu，人口平均受教育时间的对数，代表人力资本的水平。
（二）数据本文采用2000-2010年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中国目前共有286个地级以上城市。考虑到近年来资源价格上涨对一些矿产资源富集城市带来的资源红利，本文删除了51个资源性城市，这样最后得到了235个城市的样本。少数地级市在2000年之前属县级市，但因行政级别升级前后的行政区域并未有太大调整，故将它们按现在的行政级别来处理。此外，有些发展较快的城市在2000-2010年间的行政区域有所扩大，我们按现在的行政区域范围对相关变量的数值进行调整。本文的主要数据来自2000-2010年期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该年鉴同时提供了各城市市辖区和所辖地区的数据，本文关注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除特别说明外，所有变量都采用市辖区的口径。金融发展指标的测算涉及城市存贷款的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只提供了2003年之后的存贷款数据。幸运的是，《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分别提供了2000年之后的城市所辖地区和城市所辖各县市的贷款数据，将前者减去后者即可得到2000-2002年市辖区的贷款数据。但是，对于2000-2002年的存款数据，我们仍只能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得到城市所辖地区的数据。因此，2000-2010的loan均根据城市市辖区的口径来测算，而对于deposit，2000-2002年的值按城市所辖地区的口径来测算，2003-2010的值则按城市市辖区的口径来测算。国有经济的比重按城市所辖地区的口径来测算，所涉就业人数的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直接提供了各城市的名义人均GDp的数据。对于实际人均GDp的计算，我们采用城市所在省份的GDp平减指数对名义人均GDp进行折算，后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城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龄来自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变量的计算涉及城市的人口规模，我们均统一采用常住人口的口径。最后，2001年各城市法治水平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2002》4。
（三）变量的统计特征表1提供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由于我们的回归方法主要根据自变量2000年初始值对因变量进行回归，故除了变量growth之外，表2只显示了各变量2000年统计特征。首先分析该表上半部分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到：第一，我国城市近十年来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增长率的平均值达到10.7%；第二，两个金融发展指标loan和deposit的平均值分别有1.205和1.596，说明我国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第三，从各变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及标准差来看，我国城市的发展呈现出相当大的不平衡。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城市达到了23.9%年均增长率，最慢的城市只有1.8%，金融发展水平最低的城市只有0.13，最高则达到2.81，其他发展指标如lpgdp、edu、open、proad及popden等也有很大的差异。
三、政治地位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这一部分讨论城市的政治地位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表3是分别以loan和deposit作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由于在下一部分关于金融发展对增长率的回归中，我们均采用金融发展变量在2000年的初始值，故表3中的列（1）和（3）的回归均采用2000年的样本值。同时，为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也在该表中的列（2）和（4）分别给出了按所有变量2000-2010年的平均值和2003-2010年的平均值的估计结果。另外，考虑到城市所在省份的个体差异，我们还在回归中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在表2的全部四列估计结果中，政治地位pol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显著性水平高达1%，说明政治地位更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而且，在经济意义上，pol的系数最低也达到了0.586，最高则有0.948，这意味着一级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要比二级城市至少高0.586，政治地位的影响相当明显。比较列（1）与（3），或列（2）与（4）可以看出，金融发展选择loan或deposit，pol的估计系数都相差不大。最后，比较列（2）和列（1），或列（4）和（3）还可以看到，用各变量的平均值回归所得到的pol的系数要比用2000年的样本值回归所得到的结果更大，这可能是因为2000年之后政治地位较高的城市在金融发展上的优势越来越明显5。再看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soe的系数除列（3）显著为负外，其余各列都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2000年之后国有经济的比重已经大幅度减少，对于金融发展的阻碍作用已不太重要。popden和proad和系数基本都显著为正，说明人口密度的提高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金融发展。对于law的系数，除列（3）为正外，其余各列皆为负，只是不太显著，说明法治环境这一变量并不有效地解释中国各城市的金融发展。最后，人均GDp的系数基本上都显著为负，这说明金融发展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
四、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这一部分再讨论城市的政治地位如何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最终影响经济增长。本文采用对于增长实证研究常用的截面回归的方法。为消除增长率对金融发展等变量的逆向影响，所有自变量均采用2000年的初始值。为了观察政治地位是否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我们先不加入金融发展变量，观察变量pol的系数是否显著为正，然后再加入金融发展变量，观察pol的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或数值是否变小，同时金融发展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与前一部分的回归类似，我们这里也控制省份虚拟变量。与前一部分的回归相对应，金融发展变量我们先采用贷款方面的指标loan，然后再用存款方面的指标de-posit，表4和5分别是相关的回归结果。
（一）回归结果表3和4的列（1）只控制了初始人均GDp，pol显著为正。列（2）则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金融发展变量loan或deposit，这两个变量都显著为正，而同时pol的显著性水平和数值都变小，这说明pol对因变量的影响被loan或deposit所吸收，政治地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是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而实现的。与列（1）和（2）类似，列（3）和（4）在进一步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基础上也显示了pol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影响了经济增长。两个表中loan和deposit的系数分别是0.01和0.02，这意味着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0%，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提高1个百分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比较显著的。此外，对比列（1）和（3）还可以看到，在不加入金融发展变量的情况上，列（3）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pol的数值变小，但显著性水平仍保持在5%的水平。这说明城市政治地位的高低也与影响经济增长的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方面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及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那么显著。换句话说，政治地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
（二）稳健性分析6我们从三个方面讨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是样本的选择问题。本文剔除了51个资源性城市。事实上，即使加入这51个城市，以上基本结果仍然大致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变量edu不再显著，这可能是资源性城市的增长主要还是依赖自然资源禀赋，而不是人力资本。另外，本文的城市样本中包括了四个行政级别最高的直辖市，它们的政治地位最高，可能会强化政治地位的影响。但是，即使删除这四个城市，前面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不变。其次是金融发展变量deposit的测度问题。由于数据的缺失，我们只能按地级市所辖地区而不是从市辖区的口径来测度2000年的deposit。为此，我们再用2003年市辖区的deposit及控制变量2003年的样本值对2003-2010的增长率进行回归，只要剔除51个资源性城市，估计结果就依然保持稳健。最后是自变量2000年的初始值的可靠性问题。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金融发展等变量的数值容易波动，从而导致回归结果的扭曲。为此，我们用2000-2002年三年的平均值代替2000年的数值，重新对因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五、结论
国内经济增长篇6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一、国外研究综述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界永恒的话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两者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
（一）国外理论研究综述
熊彼特（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从金融与创新的视角探讨了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要实现这一职能，要有金融体系的融资服务。patrick（1966）提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种模式。1973年，mckinnon和Shaw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以使实际利率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动的趋于均衡水平，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内生增长研究的兴起，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契机。Romer（1986）和Lucas（1988）等人把货币金融因素引入了内生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的因素，而不是外生力量推动的结果，尤其强调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Levine（1999）指出政治、法律、管制及社会其他因素都是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而这需要更为广泛的、包括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在内的跨学科研究。
（二）国外实证研究综述
Goldsmith（1969）是进行两者关系实证研究的第一人，通过对35个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活动的有关数据，得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认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一般伴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主要有：King（1993）和Levien（1993）搜集了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他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跨国的回归分析，得出金融中介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影响经济增长。Stiglitz（2001）利用6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表明金融运行效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Rousseau（2009）通过计量经济学图形化方式来研究当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对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通货膨胀会抑制金融业发展。
二、国内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我国大量的学者也加入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伴随着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方法的进步，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的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一）基于国家层面研究
谈儒勇（1999），运用1993～1998年数据通过oLS方法，对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而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明确。史永东等人（1999）利用我国1978～1999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并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曹源芳（2010）基于月份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相互背离的。
（二）基于区域层面研究
随着国内研究的深入和我国各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国内学者将研究视角逐步转移到了具体区域上来，尤其是近几年研究区域进一步细化。艾洪德等人（2004）在对我国区域性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中西部地区存在负相关关系，过度开放金融市场和推行金融自由化反倒对落后地区不利。肖建国（2004），运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VaR）方法，研究了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发现了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杨胜刚（2007）基于中部六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中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能够为中部崛起提供有利的支持，但在短期则无明显关系。匡飞华（2007）实证研究表明，广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利用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广东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除了对省域的研究，最近国内学者还将研究视角放在了县域，魏雪洁（2012）对浙江省近58个县（市）金融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支撑作用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县域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县域经济长期发展收敛性的重要因素。
三、总结与启示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出国外学者早期主要从定性方面进行研究，后期主要是进行实证研究，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我国整体和各区域进行了实证方面的研究。国内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第一，研究手段比较单一，未突破国外现有理论框架；第二，指标选取比较单一，由于指标选取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第三，基于区域间差异的比较研究较少。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化和金融证券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复杂，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关注理论方面的探究、方法的改进和指标选取的丰富化，注重区域的差异化与比较，将金融制度创新和契约架构加以考虑，才能使研究更加规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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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增长篇7
关键词能源消费；GDp增长；格兰杰因果检验；灰色关联度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1-0030-05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源消耗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0%，而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只占世界的1.2%，原油储量占2.2%，煤炭储量占11%，人均石油可开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8%，人均煤炭资源占世界平均值的42.5%，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不仅人均能源占有量低，且能源使用效率较发达国家也较低。以美国为例，每千瓦时电可产生GDp8美元，而我国连8人民币都不到，我国吨钢能耗也是美国的2倍。当前我国用电平均增速超过15%，而相应的GDp增长率约为9%。国民经济增长对电力的消耗是超常的，因此，确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展低能耗，高产出的产业，充分利用能源，降低能源消耗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自20世纪70年代爆发“石油危机”后，能源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便成为热点。当时人们探讨最多的是关于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以及从长期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问题。Kraft（1978）运用美国1947年至1974年的数据，分析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1]。Yu和choi（1985）采用标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通过实证证明了韩国存在其GDp到能源消费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2]。然而，akarca和Long（1980）、Yu和Hwang（1984）等学者分别采用不同时间段的数据以及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对象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却表明能源消费和GDp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3-4]。masihet（1997）运用多变量协整分析与VaR修正模型，对中国台湾、韩国等地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进行了因果关系研究。从此基于协整分析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得以广泛应用[5]。
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者也将因果检验法用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之中。林伯强（2003）应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技术研究了中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GDp、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电力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6]。马超群等（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GDp与总消费、GDp与煤炭消费之间具有协整关系，GDp与天然气消费、GDp与石油消费、GDp与水电力消费之间不具有协整关系[7]。赵丽霞、魏巍贤（1998）在C-D生产函数中加入了能源这个变量，并构建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能源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完全替代的限制性要素[8]。齐绍洲，罗威（2007）研究我国东西部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研究发现我国东西部人均GDp差异存在收敛，并随着人均GDp差异的收敛，东西部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也是收敛的[9]。李韧（2010）将综合能耗纳入C-D生产函数，运用我国1978～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实证证明了综合能源消费与产出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10]。
灰色系统理论（Greytheory）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我国邓聚龙教授首先提出。主要用于解决一些包含未知因素的特殊领域的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灰色系统理论已经用于各领域的分析与研究。刘跃（2006）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对人力资源进行了评估，同年，梁川（2006）也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对甘肃省农林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分析[11-12]。灰色关联度分析是一种动态分析一个系统内各因素间关联度的方法，它可以根据一个不确定系统的“贫信息”、“小样本”，进而充分利用部分“部分已知信息”了解和分析系统[13]。由于研究宏观经济的数据样本相对来说数据量较少，因此采用灰色关联度来研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比较合适，能够弥补数据样本小的局限性以及系统内各因素间的不确定性关系的局限性。
综上可知：国外对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起步较早，且对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应用相对比较广泛，值得借鉴。而国内学者虽然也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对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关系研究，但从总体看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商榷：①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可能是由于研究数据和对象的不同造成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研究时未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及协整分析，而导致数据对结果造成的不良影响。②先前学者的研究也有运用C-D生产函数研究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他们所选用的数据一般都是从1978年为起点，虽然时间跨度较长，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主要集中于最近20年，所以选取以1978年至今的数据得到的研究结论可能相对来说不够稳健，且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值得商榷，因此本文打算选用1990年到2011年的数据。③先前学者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能源总量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在得出两者关系后，并未进一步深入探讨两者的内在关系。有的学者得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是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即随着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经济产出总量也增加，而反过来随着经济的增长，能源消费总量也不断增多。由于能源是稀有资源，它的总量是有限的，而经济的发展却是无止尽的，因此，为了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在不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发展可再生的新能源）情况下，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本文将能源消费分为三大产业，从而进一步探索低能耗高产出的产业，拟通过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对能源消费进一步细分，并通过分析得出低能耗高产出的产业。
本文余下内容在结构上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第三部分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最后是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1.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模型的构建
4.变量的协整分析
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变量lny，lnk，lnz是同阶平稳的，下面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排除“伪回归”的可能性。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方程，且无论是协整检验的迹检验还是协整检验的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存在一个协整方程。这也就说明lny，lnk，lnz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且根据上述分析可知这种关系具有线性趋势。
5.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文得出lny，lnk，lnz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则变量之间也一定存在着格兰杰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主要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来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可将其分为三步：
第一，应用eviews软件建立lny，lnk，lnz的VeCm模型，选择包含截距项和有线性趋势的确定性趋势，检验的滞后阶数选为2.
第二，进行短期格兰杰因果检验。基于VeCm的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采用wald？字2检验。
基于VeCm的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得出，D（lnk）和D（lnz）同时都是D（lny）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D（lny）又分别是D（lnk）与D（lnz）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换言之，在短期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固定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费总量同时都是GDp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GDp又分别是固定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费总量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第三，通过考察误差修正项参数的显著性，研究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D（lny），D（lnk），D（lnz）的误差修正项系数在10%水平下是显著的，即lnk，lnz是lny的长期原因；lny，lnz是lnk的长期原因；lny，lnk是lnz的长期原因。由此可得出结论：GDp、固定资本存量与能源消费总量两两之间均存在双向的长期Granger因果关系。
三、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1.灰色关联度模型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末，邓聚龙教授首创的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该理论通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灰色关联度分析是一种研究“贫信息”、“少数据”不确定性问题的新方法。目前，这种理论已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由于其对数据样本容量及分布没有特殊要求，而本文数据样本又有一定局限性，因此，运用该方法对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数据样本上的欠缺。建立灰色关联度数学模型步骤如下：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扩充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运用1990年至2011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结论：①不论在长短期中，GDp与固定资本存量，GDp与能源消费总量都互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②从短期来看，固定资本存量与能源消费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是在长期均衡中，它们之间也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基于此，通过对能源消费总量的细分，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更进一步探索能源消费与GDp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出结论：①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对能源消费总量影响程度最大，而其对我国GDp的贡献却相对较小；②以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仓储为主第三产业对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影响程度最小，却对我国GDp的贡献最大；③以农、林、牧、渔、水利为主导的第一产业，在对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情况和对我国GDp的贡献程度都是介于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因此，从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我们应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倡发展低能耗、高产出的第三产业，降低能源消费相对较高的第二产业的工业的比重进而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效率，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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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增长篇8
关键词：研究综述;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与展望
1主要学者的研究成果
关于房地产开发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前人的研究大都只停留在定性分析的阶段，缺乏定量研究，且由于各学者所选取的指标和样本空间不同。
1.1认为两者之间为双向因果关系的研究
龚宁（2007）通过对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和GDp两个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得出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两者之间为双向作用。此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在证明两者因果关系方面缺少理论支撑。商碧元、田涛（2008）运用计量及经济学方法模型和应用统计分析软件对深圳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和GDp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证实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且两者之间的影响存在一年的时滞。此研究比吴淑莲和龚宁的研究更进了一步，具有更实际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其所选取的样本空间只是深圳市，因此，其结论的应用具有局限性。
1.2认为两者之间为单向因果关系的研究
现有的文献表明，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两者之间为某种单向显著的因果关系，但对于何为因，何为果意见不一。
（1）认为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的研究。
费晨（2008）利用城市GDp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两个指标，搜集了武汉市1995-2006年间的数据，对武汉市经济增长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单整性检验、协整性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与房地产开发投资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房地产开发投资与GDp的增长之间为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带动了GDp的增长，而根据GDp的波动不能有效的预测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变动。邹朝福（2009）以昆明市为例，对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进了详细的分析，得出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显著，政府应该制定一些政策措施来控制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规模，使之与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相协调。候正望（2010）研究了浙江省房地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协整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方法对其进行了分析，证实了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且为正相关，并得出房地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为单向因果关系，即房地产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显著。文献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因其选取的数据范围分别为武汉市、昆明市和浙江省，因此其结论的应用范围同样具有局限性。
（2）认为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影响显著的研究。
刘洪玉、张红（2006）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均方差分析表明，GDp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影响要远大于房地产开发投资对GDp的影响，且相互影响的作用存在2年的时滞。宁琰、许鹏（2008）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房地产开发投资于GDp之间是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GDp的增长会导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对GDp的变化没有决定性的影响。鉴于房地产开发投资本身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一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没有意义。
张力军、金晓斌（2008）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短期内，两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GDp的增长对房地产投资增长的影响显著。董昊（2010）采用西安市的数据，利用协整理论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因果关系分析，并建立了VeC模型，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呈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房地产开发投资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短期的。文献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分析都不够完整，所选样本空间分别是南京市和西安市，因此其结论的应用同样具有局限性。
徐明（2010）选用城市化率和地区生产总值两个指标分别与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分析，通过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地区GDp与房地产开发投资之间存在因果关系，GDp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1.3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的研究
刘瑞（2009）运用协整关系检验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上海市经济增长与房地产开发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此研究结论的应用虽具有局限性，但为进一步思考房地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高了更广阔的空间。
1.4认为两者之间关系不确定的研究
邬文康（2005）利用相关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区域GDp和房地产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因区域、发展水平、样本量选取和指标选取的差异而异，且在各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也不同。他的研究提出了两者之间确定存在关系，房地产业的发展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且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房地产业的有效发展，但是没有得出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何为因，何为果，研究不够深入，没有实质性的应用价值。
岳朝龙、孙翠平（2006）对国内生产总值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置信水平的提高，由单向因果关系变为双向因果关系，但长期来看，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不同有所变化，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没有考虑因地区差异可能会导致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
朱爱勇（2009）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房地产开发投资与GDp之间的关系，结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是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在经济发展比较低的地区不是。此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为以后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2结论和展望
综述上述，以前学者对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缺乏定量研究。由于各学者所选取的指标和样本空间不同，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本人认为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试图选取更具代表性的指标和更全面的样本空间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定量研究，为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提供更科学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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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增长篇9
[关键词]扩大消费内需持续稳定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而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中国抓住了历史发展的机遇,利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加工业,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13亿人口告别了短缺经济,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在中国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出口生产严重依赖外部消费能力。经济脆弱性增强,风险不断加大。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全球市场急剧萎缩,出口形势急剧恶化,2008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中国政府随后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以保持经济8%增长率,在政府投资的拉动下,2009年,中国经济开始回升,出口也略有好转,但在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出口已难以恢复到次贷危机前的水平。在保增长保就业的前提下,政府开始着手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结合起来,中国经济又一次艰难的转型开始了。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解决了温饱问题,第二个十年解决了产能问题,第三个十年解决了收入水平过低问题,那么第四个十年重点解决的应当是民生和社会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如何尽快启动国内的消费内需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能否继续持续增长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我们究竟能否改变目前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呢?我们先看一下如下一组统计数据:
2009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2.13万亿美元,2009年我国GDp为33.5万亿元,人均GDp突破了3000美元。截止2008年11月,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达到61.1万亿元,是1978年的323倍。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抗风险能力大大加强,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从2003年8家增加至193家,占整个银行总资产的99.5%。金融业整体比较健康,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达历史高点。此外,政府资产负债表也比较健康。截至2008年末,中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22%。同期,美国为71%。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超过20万亿元,而他们的贷款很低,一共3.7万亿元。中国居民的负债率水平相当低,消费潜力很大。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无论国家还是个人,生产和收入水平整体上已大为提高,尽管我们目前面临诸如投资增长过快,消费增长相对落后,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等诸多结构性问题,但我们的经济基础还是很牢固的,只要政府应对得当,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在了解过去,认识现在,面向未来理清思路的基础上,政府要注意优化财政投资的路径与作用机制,给社会投资留出适当的空间,避免产生财政投资排斥社会投资的“挤出效应”。政策与制度选择上要集中解决当前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瓶颈问题,改善民生、扩大内需,为今后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铺平道路。最终化解消费长期滞后投资的问题,使巨大的消费潜力真正转化为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动力。
构建促进消费增长的新格局要从制度安排、政策选择、具体措施三方面着手。形成短期、中期、长期相衔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由简到难,从微观到宏观的方法和路径。具体如下所述:
一、正确的制度安排是启动消费内需的基础
我们知道,收入分配不公平是制约家庭消费,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调查显示,我国一些地区,20%的居民手中持有80%的银行存款,政府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力度,综合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平衡收入分配,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是启动消费内需的关键。
中低收入消费者对未来预期不明确也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政府应当在涉及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加大资金投入,在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的原则下加快健全并完善医疗卫生、养老、失业救济、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加强财政投资资金监管,防止重复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果。财政投入应重点投向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如铁路、公路、机场、电力、能源、生态保护以及保障性安居、农村经济发展辅建设等方面,为扩大消费内需创造有利条件。
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改善区域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私人直接投资,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使用的效果。带动当地经济持续发展。
二、政策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引导和辅助作用是扩大消费内需的保障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来达到扩大消费内需目的,需要协调好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产业和进行城镇化建设三者之间关系。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保证三者之间步调一致,才能更好地带动经济持久的繁荣。
1.优化产业结构
在我国经济结构中,消费占GDp的比重大约为50%,城乡消费严重失衡。占人口比重70%的农村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不到30%,城乡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差距达3倍以上。2009年我国GDp为33.5万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3.5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5.6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4.2亿元。产业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尤为突出。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一环。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互补性强,跨地区的投资、并购和产业转移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使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例结构更加科学,从而使经济运行质量上到一个更高水平。为此,应当继续加强第一产业基础建设和提高补贴水平,提高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和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农民种地收入;扩大第三产业比重,降低第三产业税费,有效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就业水平,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从而提高第二产业竞争力;继续加强节能环保建设,淘汰落后产能。新技术创造新需求,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老旧产品升级换代提出迫切要求,淘汰更新老旧产品不仅有助于扩大消费需求,而且有利于减轻其对资源和环境产生巨的大压力。同时刺激进一步的技术创新。此外,我们应加快对中小企业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大力发展中小银行,给予中小企业产业升级良好的资金支持。
2.提高服务性消费比重
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性消费比重是反映生活质量和消费预期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大约为40%,仍处于偏低水平。鉴于城市居民对吃、穿、用等商品性需求趋于饱和,相比之下,服务性消费是我国居民未来消费支出的重点。目前,人们的消费结构已逐渐从物质消费向文化、休闲等非物质消费为主转变,人们渐渐开始关注服务质量。服务消费将越来越追求享受、方便和舒适。具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
提高居民服务性消费比重可以有效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服务业就业弹性大,能够吸纳各种不同素质的劳动者就业。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越来越依赖便捷而快速的服务性消费产品,这将增加居民对服务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服务产业快速发展,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作用。
因此,应当加强服务性行业规范,改善公共服务供给,引入市场竞争。加快服务产业的升级和改造,积极拓宽新的服务领域,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和消费热点,创造诚信的服务消费环境。大力发展教育、信息、休闲、旅游、文化娱乐、医药保健、社区服务等居民需求潜力大的产业,实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
3.稳步推进城镇化步伐
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以扩大消费内需。测算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有1000多万人进入城镇居住和生活,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而截止到2008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45.7%,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为服务产业输送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扩大了服务产业的供给。因而,加快城镇化发展是未来扩大内需、提升消费的重大战略。但是,城镇化是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且不简单等同于发展房地产业。这一点应特别加以注意。
三、扩大消费的措施是消费内需可持续性的关键
2007年我国总消费率约为48%,而国际平均水平在70%左右,居民消费占比仅为37.1%。和世界大多数经济体相比,中国消费增长迅速,但整体消费支出规模仍然较小。相对国民消费的增长,投资的增长速度更快,国民消费增长的步伐落后于投资及出口。使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呈现走低的趋势。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持续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农村消费支出比重持续下降到2008年的25.6%。据统计,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2.3元,而城市居民每消费1元,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只有1.1元。因此,产业调整过程中,应重点解决好城乡均衡发展问题,特别是东部与西部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应加大政府投资来带动民间资金与社会资本投入乡村与西部建设。
通过改革税制,加大对城乡弱势群体扶持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增加城市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通过增加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收入增长渠道来缩小收入差距。加大建设农村的基础教育、乡村道路和供水供电等农民急需的基础设施。加强农村环境治理、农村公共卫生医疗。继续推进农村税费和金融体系改革。改革农村税费,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促进农民减负增收。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端环节,对经济增长起到极为重要的拉动作用。消费促进生产,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模式对生产调整和产品升级起着指向作用。消费的升级和转型能带动一个新兴产业的成长。另一方面,消费也受到产业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应充分发挥金融对于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加强金融和生产行业互动。特别是保持资本市场对创新方向把握的敏感性与支持,不断创造内生性与可持续性的消费需求。同时,加大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扶植和保护力度。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指导和协调,及时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努力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促进企业调整生产结构,及时淘汰落后产能,保持企业的运行效率。
实现扩大消费的途径就是要促进有效需求的提高。寻找各个阶层消费的增长点。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应合理制定相应政策,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大力发展服务业,简化审批程序,不同性质的服务业采取不同的工商和税收管理政策。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同住宅需求,落实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对商品房要在税收、土地出让金、贷款等方面给予优惠,以鼓励人们改善居住条件,进而拉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在处理好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发展汽车消费。要在税费、停车场地等方面给予购车者大力支持以增加人们购车的欲望。发展旅游消费,强化旅游服务,加强中介监管,刺激广大民众的旅游与休闲消费。要关注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差异以及他们的消费观念与消费倾向的变化对消费市场走向的影响。年青人在电子产品,3G服务,互联网,信息通讯,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方面得消费需求旺盛,其成长空间和潜力巨大。信用消费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信用卡透支额仅为美国的1/60,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以充分利用小额消费信贷,信用卡等金融工具鼓励和刺激消费,促进消费升级换代。
综上所述,我国正处在消费的上升期,扩大内需的措施应具有非一过性的稳定持续性。如果措施得当,消费的发展潜力至少可以保证未来二十年经济增长的需要。
四、消费、投资、进出口的均衡发展是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根本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任务。因此,我们应坚持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协调发展,加速服务产业发展,提升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稳步推进城镇化步伐。在保持投资,消费,进出口均衡发展的前提下加大促进国内居民消费的力度。应当加大对出口行业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国际区域经济,逐步实现区域内人民币贸易结算,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同时,在实现共赢的基础上,一方面加大战略性资源储备投入,另一方面加大国内严重依赖进口的稀缺资源和能源的产业内收购或参股力度。在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均衡发展的同时,最终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参考文献:
国内经济增长篇10
会议认为，近两个月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会议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要突出重点，认真选择，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和效益。要优先考虑已有规划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工程进度，同时抓紧启动一批新的建设项目，办成一些群众期盼、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关系重大的大事。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要把促进增长和深化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会议强调，尽管我们面临不少困难，但我国内部需求的潜力巨大，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意识和能力较强，世界经济调整为我国加快结构升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等带来新的机遇。只要我们及时果断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就一定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经国务院批准，自2004年7月1日起，东北、中部等部分地区先后进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取得预期成效。为扩大国内需求，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经测算，明年实施该项改革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约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约36亿元，增加企业所得税约63亿元，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
为确保增值税转型改革顺利实施，做好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之间的衔接，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会议决定，上述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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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为落实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决策部署，会议研究决定四项实施措施。
一、核准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会议核准自宁夏中卫经11个省（区、市）至广州、香港的西气东输二线项目东段工程，总投资930亿元。该项目的建设，对于提高清洁能源比重，缓解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造福沿线地区人民群众，具有重要意义。核准总投资955亿元的广东阳江核电工程和浙江秦山核电厂扩建工程。还审批了总投资174亿元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玛纳斯河肯斯瓦特、贵州省黔中、江西省峡江等水利枢纽工程和内蒙古巴彦淖尔、安徽省池州九华山等一批民用机场项目。
二、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部分产品出口关税。为扶持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支持产业优化升级，会议决定，在今年下半年两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自2008年12月1日起，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这次调整总共涉及3770项产品，约占全部出口产品的27.9％。根据国内生产消费及国际市场变化，会议同时决定，取消部分钢材、化工品和粮食的出口关税，降低部分化肥出口关税并调整征税方式，对个别产品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
三、确定中央财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基金的具体安排方案。一是以中央财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基金3000亿元为主导，统筹安排受灾地区财政投入、社会捐赠、对口支援、银行贷款等各类恢复重建资金。二是基金重点支持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确定的51个县（市、区）；对规划范围以外的其他灾区，中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扶贫开发等支持力度。三是对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确定的城乡住房、城镇建设、农村建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重建、防灾减灾、生态环境、精神家园等，分别确定补助原则、标准和恢复重建基金安排规模。会议强调，要加强部门指导，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统筹协调各类恢复重建资金，发挥组合优势，加快恢复重建工作。要严格财经纪律，加强监督检查，增加透明度，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合规、有效。
四、提出进一步加强支持林业生态恢复重建的政策措施。会议指出，今年年初在我国南方发生的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使林业遭受严重损失。会议确定，到2010年，基本恢复林区生活条件和基本生产能力，受灾林农和林区职工得到妥善安置，灾区恢复重建取得显著进展。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有关政策措施。一是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灾后林业生态恢复重建。对林业基层单位职工因灾损毁的住房重建给予适当补助，对林木良种繁育给予适当支持。二是制定受灾木竹最低收购保护价，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受灾木竹收购加工企业所需流动资金贷款给予贴息。三是对雨雪冰冻和地震灾害形成的难以偿还的造林债务，根据灾情给予优惠或适当豁免。四是将林业灾害救助纳入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关救灾资金渠道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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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轻纺工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草案）》，审议并原则通过《草原防火条例（修订草案）》和《森林防火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认为，轻纺工业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保持轻纺工业稳定健康发展，对于保障就业，改善民生，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近几个月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轻纺工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帮助轻纺企业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会议研究确定了促进轻纺工业健康发展的6项政策措施。（一）扩大国内需求，在全国推广“家电下乡”，对农民购买家电实行财政补贴，加大对地震灾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拉动消费带动生产。（二）增加各级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支持市场前景好、带动就业明显、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轻纺项目，加大对信用担保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三）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缓解成本压力。继续适当提高纺织品、服装和部分轻工产品出口退税率，清理和取消涉及轻纺企业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四）积极扩大出口，巩固和开拓国际市场。暂停轻纺加工贸易台账保证金“实转”政策，充分利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扶持轻纺企业开展营销、研发和并购活动。（五）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支持金融机构扩大信贷资金投放，简化审批流程，开辟信贷“绿色通道”，推进融资产品创新，推广和发展出口信用保险等业务，鼓励和支持信用担保机构发展，切实解决轻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六）加大轻纺工业技术改造力度，推动产业升级。企业要加强技术研发及成果产业化应用和品牌建设，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轻纺等重点行业开展专项技术改造。
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草案）》。会议认为，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对于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决定，该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指出，为有效预防和扑救草原、森林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草原、森林资源，有必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草原防火条例》和《森林防火条例》进行修订。两个修订草案对政府防火工作职责，防火组织体系，防火责任和义务，火灾预防、扑救和灾后处理及相关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会议决定，两个修订草案经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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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解决企业困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审议成品油价格和燃油税费改革方案，决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以来，中央采取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系列措施，对稳定市场、改善预期、增强信心、促进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继续蔓延，对我国经济影响更加明显，必须进一步抓好中央确定的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并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制定相关配套措施，稳定生产，稳定就业，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会议研究确定了解决企业困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一）大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抓紧制定实施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振兴规划。（二）加快推进企业技术改造、自主创新和兼并重组。推进重点领域技术进步，制定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支持企业自主研发，推动高技术产业化。（三）加大重要物资、资源的国家收储和商业收储力度，增加和充实物资储备。（四）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抓紧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加大银行信贷支持力度，提高中小企业产品的政府采购比重。（五）加快服务业发展。落实鼓励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大力发展交通运输、现代物流等生产业。（六）加大就业和社会保障支持力度。扩大失业保险基金使用范围，帮扶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积极发展各类教育和培训，把失业人员和返乡农民工纳入培训计划。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政策协调，抓紧细化配套措施，并尽快落实到位，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取得实效。
会议认为，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实施燃油税费改革，对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公平和规范税负，鼓励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决定，向社会公布成品油价格和燃油税费改革方案，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修订草案）》。会议认为，为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预防和惩处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维护被调查者权益，促进统计信息社会共享，有必要对现行统计法进行修订。会议决定，修订草案经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