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规划篇1
关键词：新区域主义；区域治理；制度创新；政策转型
一、新区域主义理论阐释
（一）理论渊源
20世纪30年代末期，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中型城市工业水平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区域问题的日益突出，政府主导下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应运而生，以其强大的组织推动力度为城市区域规划和协调运作提供了广泛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支撑。此后到20世纪80年代，新的劳动地域分工在世界范围内延伸，后工业社会的合作形态和生产经营模式催动着区域合理化发展的态势。城镇区域化、区域一体化日益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新区域地理学”随之兴起，通过区域融合机制实现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的合理优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与实践。为新的区域规划相关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1]
（二）基本内涵
与旧区域主义理论内涵相比，新区域主义理论在肯定区域主体间的相互配合和协同模式下的发展思路下，进一步批判和发展了区域主义，使新区域主义更多地赋予“复合、集约、创新、合作”的理念而被区域资源整合相关政策实践加以广泛运用。基于协作治理的新区域主义主要体现了以下的理论内涵和特征：
一是“多元性”。相比旧区域主义理论指导下单一的自上而下直线型政府驱动模式，新区域主义理论引入了各层级政府、非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团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在既定的范式规范下形成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
二是“综合性”。新区域主义所涉及的范畴、内涵、形式和外部表征与传统的区域理念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以区域之间协同的领域综合性为准则，打破区域主体政府间的直线单向度，贯以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海外组织等多元参与主体的综合协作。
三是“介入性”。新区域主义的政策指向具有一定的介入性特征，力求从区域内部与外部地缘建立起稳定、高效、持续的可协同性发展，引入更为广泛的兼容型区域合作模式，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区域之间存在的空间壁垒。
二、新区域主义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模式
（一）理论指导
在信息系统化高度发展的城市建设过程中，新区域主义基于规范性与科学性视角为日渐延展的公共事务项目范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理范式。新区域主义的核心概念的提出，首先在治理理念上扩充了区域整合的主体范围，从政策制定上提倡公权到私权的让渡；其次，不同于旧理念时期传统的国家一元化治理模式以及单一的治理主体，从源头上提出了多级治理（multi-levelGovernanceSystem），构建复合型区域参与机制与互动网络；再次，引入公民社会和私人部门等多元治理主体，实行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团体、私营部门等主体的联合治理（Joined-upGovernance），形成一种嵌入式经济和政治发展新模式，推动非政府组织及私人部门参与。
（二）实践模式
1.多种层次的区域功能空间
西方学者根据多极化的经济政治合作模式提出的区域性（Regional）概念和区域发展阶段论观点，将区域治理在功能取向上划分为五大层次，即区域空间（元区域）、区域复合体（作为社会体系的区域）、区域社会（区域公民社会）、区域共同体（一种行为主体）和区域国家（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实体）。[2]
2.网络化的治理决策模型
在治理理论和系统理论视野下衍生的新区域主义，从政策实践上打破了旧区域主义“自上而下的传输路径”和“依靠传统制度均衡维持区域秩序”等观点，引出了具有联接性的网络化治理路径。突破先前垂直的单向性“命令―服从”关系，向“平等、民主、协商”的秩序下不断发展。
3.多重价值目标的综合平衡
新区域主义的实践模式在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区域结社等社会经济发展领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即通过利益整合、资源划分、产业调和等制度手段实现区域间的互惠共赢。在经济效率、社会公平、环境友好、文化融合等多重价值目标的要求下形成了综合协调的区域发展观。[3]
三、我国区域治理战略转型的困境分析
与起步较早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区域治理和区域规划的相关理论支撑体系与实践模式探索还处于初步阶段，当前的主要探讨方面还流于“区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形式，相对于新区域主义提出的价值概念即“关注社会公平、生态、和谐、可持续的发展目标”有所差距，具体面临以下几种困境：
（一）制度设计功能薄弱
目前，我国区域治理的理论基础和还基本停留在旧区域主义和理性官僚制模式的层面上，在指导源头上未能给我国新一轮的区域合作规划发挥高效的制度设计功能，由于对系统治理理论本质概念理解的相对欠缺，我国的区域制度设计未能充分体现出区域治理中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团体组织的平等参与性和制度认同感。
（二）政策支持尚未到位
当前形势下的区域合作治理实践需要高效合理的政策体系的支持，而我国尚未形成在一体化和城市化双轨背景下作用的规范的区域治理公共政策模式。目前区域政策的实施缺乏目标导向和行动导向，未能够在法律制度层面构建完善的支撑体系，加之政策逻辑在实施过程中的模糊性和封闭性致使我国区域保护主义、产业垄断、“竞合”失效等问题逐渐凸显。
（三）实施机制亟待完善
目前，我国原有的制度机制带动的区域规划路径多集中于产业分割与合并、城市区域规划、新型城镇化、城市功能集聚与整合等方面，而在综合区域资源配置、政府与多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机制以及空间网络规范机制等尚未得到深度研究。需要从多方治理主体统筹区域发展研究等方向出发，“促进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人口政策等其它专项政策的相互匹配与融合。”[3]
四、新区域主义对我国区域治理的现实意义
在当前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复合化的双轨作用下，我国新一轮的区域规划政策亟需着重于新的政策转型、模式转换和体制变更，通过借鉴新区域主义的理论实践经验，对推进我国区域社会包容性和地缘认同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政策转型：树立规范的法律框架和制度逻辑
就我国目前存在的区域法治建设问题分析得出，区域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境的解决，亟需构建一套顺应目前全球化背景与后公共管理语境的法律框架，将现有的垂直且单一的区域治理模式从制度设计层面尽可能地转型到多元网络化治理模式。在一定意义上看，“利益平衡既是一个法律设计的问题也是一个政策重新架构的问题。”[4]完善合理的法律框架能够引导我国秉承科学且高效的区域发展理念，破除计划经济时期和旧区域主义时期传统封闭的理性物质化区域观念。
完善区域制度健全机制，结合特定区域实际情况，对区域规划实施机制加以取鉴以明确区域治理政策行动主体目标及其责任使命。区域规划决策部门作为主要导向的区域规划行动主体需要在制度实施源头上树立科学的区域观，在规范性的政策文件指导下合理下放职权于下级部门，克服旧体制下的多重职权管理和弊端，从而推动我国在现阶段的区域体制变革。
（二）模式转型：架构复合型网络协作体系和区域产业格局
在新一轮区域规划转型目标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适时干预区域经济政策的思路从传统的“自上而下”路径转变到“自上而下”的规划趋向，形成由地方政府提出方案设计而中央政府审核批复的区域开发战略的转型实践。
地方政府在区域改革目标的引领下开始探索适应于本地区的发展状况的转型策略。国家发改委于2010年5月24日组织制定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实施，在明确区域合作必要性的前提下，建立起网络式区域合作模式。
图1长三角区域规划“三结构一网络”范式图
“三结构一网络”套路范式强调在重构区域经济格局的过程中促进社会、环境、人口发展中的良性互动，摒除传统区域主义下政府干预过多、市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弱化造成的区域经济与产业同构现象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竞合”双赢。
（三）机制转型：提升区域空间功能和健全良性互动机制
新区域主义中提出的区域层级概念，要求转型过程中的各类区域维持在多重空间尺度的运动范畴下，不仅仅包括了国家层面之上的各类区域，还囊括了国家层面之下的各个微观治理层级。这一空间理论的转型能够为我国目前存在的区域问题有关键的启示作用：一方面，当前国内在区域经济规划与空间规划机制建设中的欠缺，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流的空间’与行政管理‘点的空间’有所分离，”[5]另一方面，在亟需打破我国行政区划阻隔的现实环境下，解决特定区域的发展问题和培育区域间“次增长极”的目标需要从各区域内部形成统一的协调空间机制，发挥新一轮区域政策的空间效应。
健全我国区域治理良性互动机制，要求建构一个集“网络机制、组织机制、协调机制”于一体的区域规划全过程模式。
首先，区域合作的网络机制建立需要在形成稳固伙伴关系的前提下，通过政府机构及其与社会组织构成全面的沟通合作网络，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发展横向和纵向的合作与交流平台，从而为区域间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信息交流、文化融合、政策调整以及整个区域经济和社会的自我提升和创新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区域合作组织机制的建立，前提是明确制度化的区域规划协调责任主体。随着新区域主义思潮的逐渐渗透和影响，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执政实践中应该全面考虑到现代公共治理语境下产生的纷繁复杂的区域问题，意味着需要一个能够合理配置资源和驱动价值取向的特定治理模式，从单独依靠政府能力转型到借助其他力量进行合作以达成共识并协同行动。
最后，区域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旨在厘清区域政策与规划在社会治理区域中的功能范围。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现实出发，区域协作机制的建立需要由上级政府部门设立有权威的协调性机构作为支撑保障，如设立“国家区域规划委员会”负责制定部级区域规划，实施区域产业布局谋划，协调跨省区治理主体利益关系等，同时在下级的区域层面设立对应管理委员会，负责区域具体协调事务，让各个子区域、经济主体、企业、单位、社会组织都能够积极活跃于全球化氛围的市场环境下，通过灵活的、广泛的合作发挥区域经济轮轴和辐条的作用。（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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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殷为华.基于新区域主义的我国新概念区域规划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9.
市域社会治理规划篇2
关键词：治理；城市治理；城市规划
中图分类号：tU9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引言
作为20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的理论，“治理”（governance，也译为‘管治’）一词折射了当代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型。20世纪后叶，以国家为基本依托的统治体系开始动摇，继市场失灵后，政府也出现失灵，福特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危机使人们意识到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国家主义都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不完善抉择，政府、市场、社会的重新组合势在必行。治理理论就是对于社会转折造成的各种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回应。
2治理的理念
治理一词较早出现于1989年世界银行的关于非洲问题一份报告中，关于治理的概念有多种定义，其中较为广泛认同的是全球治理委员会给出的定义。即“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协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4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虽尚无统一定义，但通观各类定义，其概念中所具有的共通特征可简单概括为多元化、网络化、分权化、协同治理等。
城市治理就是治理理念在城市层面的运用和体现。在治理概念本身尚无明确统一的定义的情况下，关于城市治理的概念目前自然也尚无一个权威的统一说法。尽管如此，通观各个学科的讨论，由于都是基于治理的理念来研究城市层面的问题，其基本价值取向是一致，孙荣等将其概括为：公私合作、多元合作、效能公平、止于至善。
3城市治理理念之于城市的意义
3.1城市治理理念之于城市的意义
城市治理理论的首先提醒我们今后城市政府的改革应由原来单纯的行政改革转向治理改革。城市政府为实现善政的目标，之前的改革主要是行政改革，将注意力集中于政府行政内部，旨在提高行政活动的合理化和效率化。这在今后虽仍然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实现善治的基础，但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的需求，即便再善政的政府也同样会出现政府失灵。因此今后的城市改革不仅只是城市政府独善其身的行政改革，更应面向实现城市善治的目标，展开城市治理改革，即将包括市场系统、社会系统在内的多种力量纳入公共管理的视野，使其各司其位、各尽其职，公私合作、多元合作协同完成城市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运营。
4基于城市治理理念的21世纪的城市规划
在世界由20世纪的现代社会向21世纪的后现代网络社会转换中，城市规划也需重新调整自身的结构体系，以应对时展。面向解决后现代网络型社会城市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城市治理的理念对于21世纪型城市规划体系的构建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基于城市治理理念日本建筑学会会长佐藤滋指出21世纪型城市规划应具有以下4点特征。
首先，应对地域性和场所性，在多样主体的相互作用下，实现城市空间的自然演化、生成。
其次，并非在事前确定城市的未来蓝图，而是通过城市的动态发展过程把逐渐演化生成的城市空间作为城市应有的面貌。
再者，挖掘城市的多样性、复杂性等，实现城市空间的文化魅力。
最后，为引导以上目标的实现，基于地域社会的自律性，来准备多样的制度和方法。
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仍是以行政主导为特点，新出台的规划法虽也在强调公众参与，各级政府部门也开始推动公众参与事业的发展，但目前的参与程度和范围、形式等都十分有限，甚至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行政一元独大的状况依旧十分突出。所以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限制公权力和创造利于公众参与规划全过程的规划治理体系。
感谢东京大学国际都市规划·地域规划研究室博士孙立对本文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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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规划篇3
[关键词]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空间治理成都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16）06-0033-04
[基金项目]2016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6Z03），2016年度成都市社会科学院院级重大课题“一带一路战略下成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水平测度及比较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姚毅（1982―），四川阆中人，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
城市空间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及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同时城市空间治理必须充分尊重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规律，推动城市空间由“单中心、摊大饼”向“多中心、网络化”的转变；必须坚持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推动实现政府、市场、市民多元主体的有序参与以及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社会参与机制等多个机制共同作用。
一、成都推进城市空间治理的
发展形势和基础
近年来，随着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功能定位的升级，成都城市空间布局进入了深度调整期，逐渐呈现出向“双中心、网络化”发展的态势。同时，中央、省委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深入实施，成都获批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使得成都城市空间治理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上位区域发展战略部署需要得到深入贯彻落实
“十三五”时期，国家区域空间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在东中西和东北部“四大板块”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发展战略，最终形成“4+3”的国家区域战略布局。同时，四川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明确提出“坚持把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作为总揽，在加快区域竞相发展中提升全省整体实力”，并进一步指出“首位城市要对标高端、辐射带动”。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引擎城市、“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四川“多点多极支撑”战略的“首位城市”，成都城市空间治理需要以中央、省委的区域发展战略为导向，在推进国内外联动、区域间协同，互联互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二）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需要强有力的空间载体支撑
国务院通过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增强成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国家中心城市的获批，表明成都由区域中心城市正式升级为国家中心城市，成渝城市群也将由部级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需更加注重多层次的区域交流与合作，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积极融入全球分工合作体系，努力为内陆其他城市转型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探索可复制和推广的经验。这需要改变成都“单中心、圈层式”的城市空间格局，着力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加快构建“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网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格局，为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的空间载体。
（三）天府新区建设的加快为成都城市空间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
2010年天府新区成立以来，尤其是2014年天府新区获批部级新区以后，新区发展迅速，为成都空间格局由单中心、摊大饼向双核、哑铃型转变提供重要的战略机遇。国务院批复明确提出“把天府新区建设成为以现代制造业为主的国际化现代新区，打造成为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宜业宜商宜居城市、现代高端产业集聚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四川“三大新兴经济增长极”的首位增长极，天府新区“四化同步、四态合一”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新区，经过5年多的积淀，逐步形成了符合内陆区域经济发展要求、顺应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趋势、具有经济高地典型特征的发展趋势。
（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为成都城市空间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成都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成都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成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特色亮点，中心城区以外的区（市）县GDp已经占到全市经济总量的50%以上。同时，成都各区（市）县产业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态势明显。中心城区正逐渐成为现代金融、现代商贸、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都市工业的重点区域；近郊区域以产业和城市互动升级为重点，加快推进产业升级、产城融合和城市功能的提升；远郊区现代旅游业和现代农业等产业特色化发展态势明显。成都中心、成都科学城、成都医学城和成都城市音乐厅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加快推进，将进一步增强成都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功能升级的载体支撑。
二是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成都中小城市人口和产业承载力。近年来，成都市立足“全域成都”的发展思维，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建设，加快推进“覆盖全域”、“区域统筹”、“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连片推进“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型”的新农村建设。成都市域的副中心、卫星城、小城市、特色镇和新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到目前为止，成都市实现就业政策和就业工作的城乡全覆盖；农村中小学、乡镇卫生院、村卫生站、文化活动场所全部实施标准化建设；“全域成都”范围内社会保险制度城乡全覆盖和相互衔接；城乡户籍一体化进程基本完成，城乡居民自由迁徙以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一体化目标基本实现。
三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了市域各地区之间的网络化联接。市域轨道交通水平大幅提升，地铁运营总里程108公里、在建205公里，第三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正式获批，新一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完成。“十三五”时期，将进一步按照“中心城区加密成网，天府新区核心成网，两核互动加强，全域基本覆盖”的要求及构建市域和市区两个“30分钟轨道交通圈”的目标，强化“双核”之间轨道交通联系，形成“3快3普”共6条轨道交通线路的便捷联系，强化“双核”与城市副中心、卫星城之间点到点的轨道交通联系。
同时，成都城市空间治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如在城市快速扩张中的土地集约利用效率中心城区、近郊、远郊逐次递减的问题；中心城区功能疏解不够和产城融合发展不足，市域“承担、分担、共担”的城市功能布局体系尚未有效形成；城市资源环境承载的压力加大，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融合”发展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
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背景下
成都城市空间战略指引
在成都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提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157”总体思路中，明确了“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建设网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的城市空间战略。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从“市域、区域、国际”三个层次协同推进，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重要的空间载体和功能支撑。
（一）市域层面：推进城市功能的整合与提升
从城市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塔尖”，需要在推进城市转型升级发展方面走在前列、形成示范，而市域空间布局调整和功能结构优化是城市转型升级发展的先行策略。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市域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规律来看，国家中心城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阶段，需要顺应城市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圈层式”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的发展趋势，加快形成城市中心、副中心、卫星城、小城市、特色镇和新农村等不同层次的市域空间在城市功能上的“承担、分担、共担”的良性关系；另一方面，从国外城市空间治理的经验来看，需要注重城市增长边界的控制、城市用地的再开发、城市社区的人文关怀以及各个功能组团交通的网络化联接。
（二）区域层面：加强多层次高水平的区域交流与合作
从区域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升级版，需要切实贯彻落实上位区域发展战略，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发挥区域的引领、辐射、集聚作用。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区域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要按照国家“4+3”的区域发展战略，立足城市发展实际，以融入发展为基本路径，主动对接国家相关区域发展战略，更好地承担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国家使命；另一方面，要注重城市与区域的动态平衡和有机平衡，立足城市和城市群发展实际，找准在不同区域层次的城市功能定位和主体作用，促进多层次区域空间互为支撑和协调发展。
（三）国际层面：增强与全球的互联互通
从世界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世界城市网络体系重要节点，是国家推进开放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功能载体。同时，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确立的“五通”合作重点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发挥着先导性作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国际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要树立全球视野和开放理念，主动对接国家开放发展的战略部署，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不断提升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水平和能级；另一方面，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先导，统筹推进“五通”的协调互动发展，建强作为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门户城市的功能。
三、成都推进城市空间治理的重点策略
成都城市空间治理要立足成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尊重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基本规律，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城市空间战略为基本指引，增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治保障、多元参与，有重点地推进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功能的升级。
（一）增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治保障
一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制建设。加快城市空间治理的立法进程，统筹市政设施建设、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发展、城市交通、城市环境、城市公共安全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等六大重点领域的城市建设管理，为城市空间治理提供法制保障。二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规划引领。聚焦国家中心城市“四中心一枢纽”功能定位，抓紧各类城市规划修编，注重市域和区域的统筹，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各类专项规划之间的衔接，以“多规合一”确保“三生”空间、开发边界、城市规模等重要空间参数一致。三是完善城市空间治理的政策体系。重新梳理成都已有的城市空间政策体系，加大对于环高校成果转化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等城市空间治理新兴领域的政策指引。
（二）促进城市空间治理的多元协商合作
一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ppp模式的运用。建立健全城市空间治理的ppp模式，重点推进市政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水利建设、生态环保、旅游、医疗卫生及教育等多个领域的ppp项目试点，增进成都城市空间治理效率。二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社会参与和规划参与。发挥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市民互动桥梁的作用，拓展民意表达的渠道和方式，完善民意表达的规则和信息指引，搭建多层次的多方利益协商平台，建立健全及时回馈、共同决策的良性互动模式，强化公共参与的社会监督，使得成都城市空间治理的规划和政策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三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决策咨询。探索建立由党政职能部门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等各界精英组成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咨询委员会”，采取“官助民办”的运行模式，对涉及城市空间治理的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形成决策咨询报告，为政府相关决策制定提供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三）推进多层次区域空间治理的协调互动
一是注重不同区域层次的空间治理的协同推进。在市域层面，要注重城市功能的整合和升级，推进城市发展空间的优化；在区域层面，要加强成都平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成渝西昆贵“钻石经济圈”、“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不同区域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城市发展空间的拓展；在国际层面，要强化与全球的互联互通，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二是注重城市内部“双中心”和卫星城的网络化联接。进一步明确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直管区“双中心”的核心功能，合理疏解城市中心的非核心功能；各卫星城要按照“独立城市”发展理念，建强各自主体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并注重引导形成多样化非主体功能，增强卫星城的对于产业、人口的吸引和吸纳能力；加快实施轨道交通加速成网建设计划，加大力度，统筹推进，加快建立市域铁路、地铁、有轨电车、轻轨多制式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的综合轨道交通系统。三是注重城市基本空间单元的“人文关怀、功能复合、有机组合”。要注重城市街区、城市社区、城市枢纽站点区域等城市基本空间单元的治理，增强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绿化景观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配套，强化城市街区、城市社区和城市建筑功能复合性开发以及城市枢纽站点地下空间的使用，强化各种功能之间的系统组合和高效的网络化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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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规划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庄整治；建设用地分类；建筑文脉；地域特色
abstract:combinedwiththemountainofsuperiorlocationandnaturalconditions,andthecityofYuyaoasawhole,tourbanandruralintegration,ecologyfirst,greendevelopmentstrategy,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mountainareas,throughthevillageofconstructionlandclassification,urbanandruralplanning,architecturalcontextandsoon,andputsforwardappropriatemountainnewruralvillagerenovationplanninganddesignoftheconcretemeasuresandmethods,hopetothemountainvillagerenovationplanningandconstructionputforwardbeneficialreference.
Keywords:constructionofnewsocialistcountryside；villagerenovation；constructionlandclassification；urbanandrural；thearchitecturalcontext；regionalcharacteristics
中图分类号：tU984.1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2）08-0062-03
1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大大缩短了四明山区域与长三角主要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使区域在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战略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形成了区域发展的难得机遇。余姚市四明山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为宁波市欠发达地区，人均收入较低。该区域为余姚市和宁波市重要生态功能区，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及饮用水源地，主要的山林资源保护区和革命老区，具有非常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促进四明山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余姚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新阶段，对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明山区村庄整治规划是四明山功能提升主要内容，独特区位和自然环境有利于塑造特色村庄。浙江省美丽乡村行动计划（2011-2015）文件精神、宁波市关于推进四明山相对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新一轮扶贫政策以及余姚市统筹为要、城乡一体的战略导向都为四明山村庄整治规划提供了有利保障，加快四明山村庄整治规划、发展现代农业、繁荣经济是新形势下余姚市经济发展的新任务，如何稳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成为四明山村庄整治的核心内容。
本文从四明山区域村庄的特点入手，全面分析，找出四明山村庄整治的共性；以余姚市梨洲街道燕窝村村庄整治为例，从实际出发，结合四明山村庄共性特点，通过对村庄建设用地分类、建筑文脉等方面的研究提出适宜四明山区新农村村庄整治规划设计的具体措施和方法，望对山区村庄整治规划与建设规划提出有益的参考。
图1
2四明山区村庄特点分析
2.1现状区域村庄分布特点
由于余姚市四明山区域位于山区，村庄分布受地形、经济发展、交通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呈现出如下特点：受地形影响，区域紧邻杭甬高速以南地区村庄分布密度最高，其次为中西部山区，而位于海拔500m左右村庄数量甚少；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如梁弄等镇村庄分布密度大；反之如四明山、鹿亭、大岚等乡镇村庄分布密度不如经济发达乡镇；交通对村庄分布有较大影响、区域大多数村庄是沿道路交通线分布，且村庄的人口规模较大，仅少数村庄分布在较为偏僻的地区；
2.2村庄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
余姚市四明山区总面积480.4km2，现状行政村多达72个（其中农村地区共有行政村64个），人口10.36万人（其中农村地区有8.8万人），平均每个行政村1438人，其中人口规模最大的村庄3903人，人口规模最小的村庄仅364人，与此同时现状大部分行政村均由1-3个自然村，有一部分行政村辖有的自然村多达10个以上。村庄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配置带来了较大难度。
2.3村庄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程度较低
现状各乡镇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均未能覆盖大部分村庄，除供水设施配置尚好外，但也存在着管网建设滞后和消毒设施简陋等问题，大部分村庄的污水排放和处理仍处在自然排放状态，基本上采用化粪池就地渗漏或外排，对河网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环卫设施严重不足。道路等级低，配套设施不全，山间主要道路宽度约为5-7m，相向行驶的车辆会车困难，且山路转弯较多，路两侧停车杂乱无章，车辆行驶安全系数较低；宅间路宽度约为2.0m，过于狭窄，且部分路直接断头在农户院落。道路附属设施不够齐全，缺乏公交停靠站和集中设置的停车场，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在文教卫等社会设施方面主要反映出社会设施资源人均占有量少，设施设备差、服务质量低与城镇存在较大差距、设施布局与实际需求不相匹配等问题。
2.4村庄布点不尽合理
区域内有相当部分的村庄位于山地丘陵地区，布点分散，规模偏小，交通不便，基础和公共设施共享性差，需要进一步梳理撤并；对现状处于水库、流域上游的村庄、高山村庄、地质灾害地段的村庄均需在村庄整治规划中给予适当安置。
2.5村庄建设用地零乱、松散，人均建设用地多，土地资源浪费
从现状的1/10000地形图测算，区域农村地区村庄建设用地为2401.5hm2，人口10.36万人，人均建设用地（主要是居住用地）108.71m2/人，略偏高；同时区域内村庄建设习惯于建新不拆旧，一户占多地的情况比较多，导致建设用地不断扩大，由于旧村改造滞后，老宅基地闲置，“空心村”现象也较多。
2.6住宅建筑布局混乱、质量普遍较差
四明山住宅除少部分沿交通线布置外，其余基本都依山而建，阶梯发展；住房建设村民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管理，布局杂乱，间距不足，日照、通风条件较差；住宅建筑翻修是农户自主行为，缺乏统一规划，因此存在着明显的新旧交杂。居住建筑基本就地取材，半数居住建筑通过毛石和木材搭建成简易住宅，不能满足人居舒适需求，还有一部分住宅无人居住，年久失修，形态破败，急需拆迁。
3根据余姚四明山村庄共性，制定村庄整治规范
3.1制定《余姚市四明山村庄建设用地分类标准》，指导村庄整治规划
由于我国村庄分布广泛，地形地貌不同，村落文化不同、区位不同，难以制定统一的规划标准和规范；同时要保护村庄特色，防止村庄千村一面的理性要求，村庄整治规划就表现为多样性。结合四明山的村庄特性制定村庄建设用地分类标准是余姚四明山村庄整治合理规划的必然选择。以现行的《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和《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为依据，结合结合四明山的村庄特性制定《余姚市四明山村庄建设用地分类和代码》。村庄建设用地共分为8大类，28小类。居住用地（R）根据周围设施齐全、建筑质量、环境优劣分为一、二、三类居住用地，居住用地不包括宽度等于和大于3.5m的道路用地。原《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的公共设施用地（C）调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和营利性的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分为村委办公用地、文体设施、教育设施、医疗设施、文物古迹和宗教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分为商业设施用地、商务设施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和其他营利设施用地。对外交通用地属于区域交通设施用地，不计入《余姚市村庄建设用地分类和代码》，村域内为农业生产的资源性道路为农林用地，不计入《余姚市村庄建设用地分类和代码》；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包括村庄道路，交通设施用地，不包括居住用地和生产设施用地内的道路；生产设施用地（m）、仓储用地（w）和工程设施用地（U）与现行《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一致；绿地与广场用地（G）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以游憩、纪念、集会和避险等功能为主的村庄公共活动场地。
3.2.缩减自然村，整治保留村，明确整治措施，合理控制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由于四明山区经济落后，行政村包含的自然村较多，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配置有限，目前人们多以外出打工为主，多数自然村已是名副其实的空心村，为了确保村庄整治规划的实效性，满足村民对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的基本要求，村庄整治规划把自然村分为撤并拆迁村和保留整治村。对规模小、地形地貌复杂、交通不便，基础和公共设施共享性差，以及现状处于文物古迹、水库、流域上游的村庄、高山村庄、地质灾害地段的村庄在村庄整治规划中明确为撤并拆迁村，对该类村的整治措施为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全面整治闲置住宅、废弃住宅、私搭乱建住宅，控制村民在原址搞建设，鼓励村民下山向城镇、中心村转移，让自然村自然消亡。对四明山保留的自然村村通过拆除危旧房、加强保留房的立面整治改造、村内道路硬化、重要节点景观塑造和居民庭院绿化、水库整治保洁、村级便民服务中心改造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生活污水治理、饮用水管网改造和电气化建设十大措施提升村庄面貌。同时依据《宁波市城乡管理技术规定》合理确定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和村庄建设主要用地的构成比例，合理控制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余姚梨洲街道燕窝村共用9个自然居民点，通过整治措施，规划为四个保留整治居民点和五个撤并拆迁居民点。四个保留整治居民点：舒家山和东湾脚、紫龙庙、外毛山。五个撤并拆迁居民点：洪家样、黄家潭、沈家弄、张家岭和里毛山。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得到最大化利用，满足了广大人们的基本需求。
4村庄建筑整治规划要考虑文脉的继承和发扬
4.1村庄建筑整治措施
四明山区域现状建筑划分为一类建筑、二类建筑和三类建筑，分别进行针对性整治。一类建筑：质量和建筑外观较好的建筑，不许任何整修，规划为保留建筑；二类建筑：建筑质量和外观一般的建筑，需要进行修理，规划为整治建筑，规划其对乡土风格进行保护性整修，污损部分进行修缮，立面粉刷改造保留原有建筑特色、材质肌理；三类建筑：建筑质量较差、外观破旧，且没有文化价值的建筑规划为拆除建筑，规划尊重村民意愿，有计划地进行拆除和改造。村庄建筑立面整治主要考虑整体景观的塑造，重点加强乡土文化气息的运用，根据建筑特征进行修缮，遵循修旧如旧，防止大拆大建。
4.2住宅建筑改造与设计
村庄建筑的改造和设计遵循村庄原有的风景与自然环境，在保持乡土气息的同时追求现代感，建筑体量上考虑统一性，一层和二层结合。建筑造型简洁朴素，在色彩上做到协调，与周边环境相融合，在大色调下各户之间可以有微差。在建筑材料上使用砖、石块、木材、灰瓦等地方性材料，充分体现村庄的乡土气息。住宅建筑的改造和设计还应吸收传统民居特点，结合四明山当地村民的居住水准和现代生活需求，提供适应不同经济能力和家庭构成需要的套型住宅。外墙面采用粉色或白色，屋面为青瓦色，保持浙江民居特色。
规划新建的住宅以2-3层联排式为主，建筑平面注重动静分区，住宅内部的汽车库和生产用房可根据用户的需要改变使用功能，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以适应村民的多种需求。
图2
图3
5村庄环境整治规划要突出地方特色
四明山区域资源条件得天独厚，自然和人文景观十分丰富。区内山高林密，风光优美，生态环境良好，旅游资源丰富，是余姚市重要的生态农业和旅游基地；区内溪流湖泊众多，有四明山、梁辉、陆埠水库等中小型淡水资源十分丰富，是余姚市、宁波市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以余姚梁弄为中心的四明山革命根据地是我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四明山村庄环境景观整治必须牢牢把握生态为先、绿色发展的导向，根基于当地村庄特色的延续和创造，从建筑、规划布局、地形地貌、产业、风俗习惯等多个方向努力挖掘特色内涵，延续原有的村庄脉络，保护乡村景观，弘扬和塑造村庄特色。有乡村旅游发展的村庄，更必须保持现有格局和风貌的基础上，使村庄环境和景观建设的特色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营造出乡村风情浓郁的自然村庄特色形象。
余姚梨洲街道燕窝村是余姚市古城游览区组成部分，是余姚市城市生态服务区、泛城郊农家乐休闲旅游区组成部分。燕窝村是典型的高山台地村，平均海拔500m，高山农业，特色林业为燕窝村的旅游资源增添了色彩，所以燕窝村的环境景观整治必须立足村庄的实际情况。燕窝村的环境景观整治主要体现为整体层面环境整治和重要节点景观整治。燕窝村整体层面环境整治就是突出区域特色，首先将燕窝村划为“一轴、一带、三区”，一轴为梁燕公路生态农业休闲观光旅游轴，一带为六百步岭古道登山观光休闲旅游带，三区为舒家山生态休闲观光区、紫龙庙山水休闲游览区、外毛山生态休闲观光区，从宏观层面优化环境，体现特色；其次在村庄建筑群落布局上，主要从居住的群落形态和建筑风格的延续着手，四个整治区均在不破坏原有山形走势的基础上，形成依山而建的自由布局，和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有致、与山形水势完美结合的建筑天际线，这样既延续原有民居的布局，形成富有变化的建筑空间，同时也降低了土石方量，节约了工程投入，同时也突出了村庄地域特色。燕窝村重要节点环境整治就是村庄公共空间的塑造，公共空间不仅要反映村容村貌，还要反映村庄特质；如在村庄入口处设立牌坊，彰显燕窝村四明云顶、高山台地、红色古村地域文化，牌坊周围再种植燕窝特产毛竹，突出燕窝村浓郁的乡土气息；紫龙庙水库节点景观整治不仅要对水库东边的堤坝进行翻修，还有对水库周边的环境进行整治，增设公厕、绿地、农家乐、户外文体活动场地、停车场等，使该处成为燕窝村人文要素与周边的自然生态要素紧密相关，融为一体的典范，也是村庄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窗口。
6结束语
四明山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具有厚积薄发的优势，本文通过梳理四明山村庄的特点以及燕窝村的案例分析找出适合四明山村庄整治的措施和方法，有力促进四明山区域全面协调发展，也必将使余姚市通过四明山村庄整治走在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沿。
参考文献：
[1]张泉，王晖，梅耀林，赵庆红编.村庄规划.中国建筑出版社.
[2]北京土木建筑学会编.新农村建设规划设计与管理.中国电力出版社.
[3]中科地景规划设计机构编.休闲农业规划设计与开发.中国建筑出版社.
市域社会治理规划篇5
今天，我们召开全市中小河流治理规划编制工作会议，是按照今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开展中小河流治理、以及市委、市政府对保障城镇防洪安全的要求，同时，传达贯彻水利部中小河流治理规划编制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在前一阶段已经开展相关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启动全市中小河流治理规划编制工作，加快推进近期治理项目的前期工作，为明年积极争取中央投入，加快实施中小河流治理，保护城镇和重点地区的防洪安全奠定基础。下面，我讲六点意见，供同志们在工作中参考。
一、启动中小河流规划编制的背景
（一）中央高度重视中小河流治理工作
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我国江河洪涝灾害十分严重。除*、*、*等七大江河外，全国范围内有众多中小河流，且大多分布在重要城镇及农村广大地区。目前，许多中小河流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全国约有70％的中小河流经常发生洪涝灾害，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当前，我国中小河流治理存在防洪基础设施薄弱、河道淤积萎缩严重、缺乏规划指导、治理投入不足等突出问题，中小河流洪水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山地灾害伤亡人数占全国水灾伤亡总人数的2/3以上。编制重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规划，并在规划指导下加快重点中小河流治理，对保障重要城镇和粮食基地的防洪安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年中央1号文件：加快编制重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规划，增加建设投入。在今年1月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上陈雷部长要求：抓紧编制中小河流治理规划。水利部党组把中小河流治理规划编制列入今年工作要点。
（二）我市中小河流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城镇防洪安全
我市境内河流众多，全市河流以中小河流为主，流域面积占75％以上。市内降雨充沛，有渝东北、渝东南和渝西三个暴雨区域，多年降水量均值分别在1600、1400和1200mm以上；我市具有河谷、浅丘和山丘地形分明的地理特点，全市临江河而建的城镇735个，占全市城镇总数的67％（其中分布在中小河流沿岸的城镇600余个）；长期以来，国家对中小河流治理投入严重不足，加之近年来取消两工，难以组织群众投工投劳，全市中小河流沿岸城镇和地区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和历史原因，我市中小河流的主要特点是开发治理滞后，河道行洪不畅，河水陡涨陡落，洪灾频繁发生，给沿河分布的众多城镇和重点地区带来巨大的防洪压力和洪灾损失。近年来，中小河流洪灾损失是我市洪灾损失的主要表现形式，并逐年呈上升趋势。20*年开县“9.4”洪灾，县城全城被淹。20*年“7.17”洪灾，*县、*县、*区等地中小河流洪水暴涨，损失十分惨重，陈雷部长陪同*总书记赶赴*灾区，指挥防洪救灾工作。
（三）我市积极主动开展了中小河流治理规划编制的前期工作，已经具备全面启动编制规划的条件
去年以来，我市启动了流域综合规划的编制工作，并以百强镇和中心镇和重点防洪集镇为重点，积极推进了122处城镇防洪工程的前期工作，部分项目已开工建设；为加快城镇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我局还积极推进了防汛指挥系统和水文站网的前期工作；今年中央1号文件印发以来，在水利部的指导下，我市及早开展了中小河流治理规划的前期调查工作，现已基本摸清了境内119条中小河流的基本情况，区县积极申报治理项目，已达近500个、总投资180亿元，项目储备丰富。这些为及时编制好中小河流治理规划争取了主动，水利部正式印发文件、召开会议之际，我市各项工作已在有条不紊的开展。
二、规划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思路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针对重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以防洪治理为主要内容，防洪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着力提高中小河流防洪减灾能力。
（二）基本原则
一是统筹兼顾。正确处理中小河流治理与大江大河治理的关系，统筹考虑上下游、左右岸之间的关系，协调好防洪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兼顾好中小河流治理与河道管理，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防洪与排涝，近期与长远的关系。
二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合理确定近远期治理的目标、任务和工程布局。从当地的防洪实际出发，找准需要治理河流的重点河段、关键环节与薄弱部位，采取经济、适用、有效的措施，优先解决最突出的问题，讲求治理效益。
三是科学规划。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中小河流治理。在已有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制定重点地区中小河流近期治理的目标和任务，以防洪为重点，拟定近期治理方案。按照轻重缓急和实施的可能，确定主要工程措施，筛选近期治理的重点建设项目，确定建设方案、规模，制定实施计划，估算建设投资。
三、规划的主要任务
一是要摸清问题。在对中小河流治理情况进行系统调查的基础上，摸清中小河流治理基本情况，分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是要确定重点。针对流域、区域防洪形势和重点中小河流治理的突出问题，科学确定近远期治理的重点河流和重点河段；
三是要落实措施。根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合理确定治理目标、任务、建设方案以及分期实施计划和投资安排；
四是要强化管理。按照加强中小河流社会管理的要求，研究加强中小河流管理和完善体制机制的政策措施建议。
四、规划的范围和重点
（一）规划范围
由于我市江河众多、河流差异大，洪涝灾害程度不同，各地要根据当地河流治理的实际情况，结合已有的相关规划，合理确定规划的重点范围。原则上流域面积在200～3000平方公里的中小河流。规划范围不包括：已列入国家确定的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和重要湖泊治理的河流；已列入中央水利投资计划，按建设程序单独立项的江河治理项目；已列入山洪灾害防治规划项目；防洪非工程措施项目和水库项目已进入有关专项建设规划和流域综合规划，本规划不列入。
（二）规划的重点
按照印发的中小河流名单，以河流为单元，以重要城镇和农田保护区以及洪水风险较高的农村地区等河段的防洪治理为重点，治理项目以河道整治、河势控制、河道清淤疏浚、堤防建设等为主。必要的堤防护岸建设工程应在河流治导线已经确定、不侵占河道的前提下安排。
本次中小河流规划，要与已经开展的流域综合规划的编制工作相衔接。已经编制了流域综合规划的中小河流，可以作为下一步申报治理项目的规划依据。以防洪为主要任务的中小河流，可直接编制流域综合规划。本次编制的中小河流治理规划，要为下一步编制流域综合规划打好基础。与此同时，还要和已经编制的各类防洪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和重点专项规划相衔接。
规划编制完成以后，根据《水法》和《防洪法》的有关规定组织审批。按照分级管理权限，流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以下的河流，由区县政府审批（跨区县的河流，由市水利局审批），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由市水利局审批。
五、抓紧编制近期治理建设规划
（一）以近期建设项目为重点，抓紧筛选汇总治理项目
由于目前各地中小河流治理规划基础不同，许多地区中小河流治理规划工作比较薄弱，要全部完成重点中小河流治理规划编制工作，需要较长时间；同时重点中小河流基本得到治理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为积极争取投入，从明年开始启动重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按照水利部要求，我市在做好重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规划编制工作的同时，要针对治理比较紧迫、具有中小河流规划和前期工作基础的治理项目，按照《全国重点地区中小河流近期治理建设规划工作大纲》要求，抓紧编制完成并向*委申报全市重点地区中小河流近期治理建设规划。
由各区县以百强镇、中心镇、重点防洪集镇和地区为重点，以河道疏浚、加固和新建堤防、以及防洪非工程措施为建设内容，建设项目报市局筛选汇总。所选项目以河流为单位分段布局，每个项目在包装上，投资应相对集中，不低于1000万元。在资金结构上，中央补助2/3，其余由市级和区县自筹。由于*委将按照水利部要求控制*流域总投资规模，市局应将近期建设规划项目以河流为单位按照轻重缓急排序，并积极争取*委和水利部汇总时给予我市大力支持。
（二）加强协调配合，抓紧编制近期治理建设规划
我市近期治理建设规划编制工作由规计处牵头，负责规划的组织与协调。规划院为技术总负责单位，负责规划工作的技术指导、技术协调、流域规划成果汇总平衡和全市规划报告的编制等工作。市局相关处室配合，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抓紧、抓实、抓早推进规划的编制工作。
（三）加快推进近期治理项目的前期工作
根据*委汇总的情况，结合实际，启动首批治理项目的前期工作。由区县编制初步设计（或实施方案），经市水利局备案复核后，由区县水利部门审批。在设计方案中，应严格限制侵占河道，坚持人水和谐，力求保持河道的自然景观。建设管理由区县水利部门负责，项目的年度建设目标纳入市局对区县的目标考核。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中央开展中小河流治理，对我市加快城镇防洪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中小河流规划和管理是一次极好的机遇，我市已全面开展了中小河流规划编制工作，并有一批项目基本具备前期工作基础，为积极争取中央支持创造了好的条件。我市应以此为契机，近3年内，抓好一批典型中小河流的治理，出形象、出经验、出效益。当前要按照市水利局《通知》要求，进一步抓好本辖区内重点中小河流规划编制工作。
（二）加强领导。要加强对规划编制工作组织工作，建立健全专门的工作班子，落实好行政和技术负责人，加强监督和检查。
（三）明确责任。要细化工作任务，并将责任落实到人；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协调工作，确保规划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四）做好指导。加强规划的技术指导与培训，提高规划编制人员的业务素质、政策水平。
（五）保证质量。不要简单地编报治理项目，要加强研究后对河流系统治理方案和对策；对一些重要问题应开展咨询，切实保证规划成果的质量。
市域社会治理规划篇6
【关键词】荆门城镇化发展
荆门地处祖国的中部之中，素有“荆楚门户”之称。近年来，荆门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举“中国农谷”旗帜，大力实施“1331”城镇发展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一条以新型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之路。截至2013年底，全市城镇化率达到50.18%，比2012年提高2.68%;农民人均纯收入8248元，增幅连续4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为1.88∶1。
一、规划先行，构筑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1、建立健全城乡规划体系
近两年，荆门市集中力量，集中领导，投入近2亿元用于城乡各类规划编制，使全市城镇总规和村庄规划及城区近期建成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做到全覆盖。强化规划编制完善的督查考核，将规划编制工作为年度两化工作考评的重要内容，通过召开规划编制推进会、定期通报规划编制进度、公开晒规划等形式，促进全市城乡规划体系的健全完善。高起点、高标准编制中国农谷发展规划、荆门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推进新一轮荆门市总体规划修改、县市区及重点镇总规修改完善、“一核六片十五园”等工业园区控规、各类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2、强化规划统筹衔接
在“中国农谷”战略下，按“全域荆门”的理念和城乡统筹的要求，全域规划城乡发展蓝图。对1.24万平方公里市域空间进行高起点、大手笔整体谋划，建立了覆盖城乡、纵横相连的规划体系。纵向上，统筹编制市、县、乡、村四级规划。横向上，强化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土地利用、社会事业、生态环境等子规划的科学编制和深度融合，形成了全面覆盖、互为支撑的规划体系。强化规划管理部门对各类规划统筹协调和业务指导职能，确保各领域、各层次规划有序衔接。各县市区和乡镇都按产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的新要求，高起点修编完善各类规划，切实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3、创新规划管理机制
强化市（县、镇）长管规划机制。建立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周六例会制度，由市长召集有分管副市长和副秘书长、四区五部门参加的策划、评审、协调会议，研究重大项目规划建设问题。建立县（市、区）长和乡镇长定期讲评规划制度，由县（市、区）长和乡镇长讲城镇规划、园区规划、新区规划，逼着各级领导做规划管理的内行。强化重点区域的规划管控。出台漳河水库“三圈”范围线规划、漳河水库饮用水源保护规划等规划，强化漳河的保护利用。加强对城镇周边、景区周边、公路干道沿线规划管控，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强化农村建房规划管理。制定“三村”（城中村、城郊村、园中村）整村推进城镇化的意见、加强全市交通干道沿线村庄规划和环境治理的意见等文件，禁止乱建房、浪费土地现象的发生。制定农民建房图集，推荐12种具有荆门地方风貌特色的建筑风格，在农村大力推广应用。
二、试点示范，构建城镇科学发展新体系
一是加快中心城区和县市城区建设。按产城融合的理念，加大建园区、建新城力度。荆门中心城区“一心四城”的空间布局初步形成，44平方公里的“零工业”生态新城――漳河新区建设已全面启动，北城新区、荆门高新区、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区建设加快推进，100平方公里、100万人口的鄂中区域性大城市建设序幕全面拉开。钟祥、京山、沙洋3个县城按现代中等城市目标加快建设。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全市政府每年投入30多亿元，用于城市扩容提质工程建设，中心城市要素集聚和环境承载能力明显提升，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产业功能与社会功能实现有机统一。
二是强力推进镇域城市建设试点。为切实发挥重点镇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节点作用，走出一条具有荆门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荆门市在钟祥市胡集镇、沙洋县后港镇、京山县宋河镇、屈家岭管理区易家岭办事处4个镇（办事处）开展镇域城市建设试点。出台了《关于开展镇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在稳定区划的基础上，通过政策扶持、体制创新、权力下放，有效整合城镇资源和农村资源，将试点镇加快建成具有较强辐射带动力的小城市、县域副中心、小城镇建设的示范和样板。试点镇工作力量进一步加强，试点镇党委书记由所在县市区党委常委兼任，镇长明确为副县级，试点镇下属机构人事任免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各地按照能放则放、无缝对接的要求，通过直接下放、设置机构、委托执法等形式，下放事权，并建立行政服务中心，规范承接职能运行。市、县两级从财政、土地、项目等方面全力支持试点镇建设发展，试点镇范围内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地方留存部分原则上全额留给试点镇、县级政府每年安排不少于全县（市）总量1/5的用地指标，直接下达给试点镇等土地、财政政策的落实极大增强了试点镇加快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各试点镇都按照城市的标准高起点、大手笔对试点镇规划进行了修编完善，使镇容镇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4个试点镇城镇人口和城镇面积大幅增加，城镇化水平平均提高了3个百分点以上。
三是着力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荆门市将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作为切入点，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向农村延伸，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积极探索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四化”同步发展的新路子。该市提出到“十二五”末，全市城郊、建制镇周边和园区附近新型农村社区实现全覆盖，并要求山区不应低于100户，平原不低于500户，提倡建“万人社区”，鼓励一村一社区甚至几村一社区合建。围绕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分类指导、科学规划、突出特色、产业为本、群众自愿的原则，与迁村腾地、农村危房改造、土地整治、移民搬迁、农村环境整治等紧密结合，全市已建成和规划在建的高标准农村新型社区260个，引导农民集中居住，推动土地集约利用、农业规模经营、农民多元就业、居住环境改善、公共服务健全，探索一条农民“不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道路。石牌镇彭墩村、官镇王坪村等农村新型社区已成为全省新农村建设示范典型，杨竹流域“2+6”、“1+5”区域、京山县石龙镇义和村“1+8”等万人农村新社区正在加快建设。
三、创新突破，开启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民转移新进程
1、着力推进土地流转
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已是大势所趋。荆门市围绕现代农业示范区和新农村试点村镇建设，创新机制，积极探索龙头带动型、村企共建型、股份合作型、土地整治型、合作社经营型等土地流转模式，土地流转正向集团化、板块化、产业链条化发展。全市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92.83万亩，其中规模经营面积达到60多万亩，占农民土地承包面积的15%以上。凡土地流转农民人均纯收入均高于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20%以上。
2、着力推进农民转移
要富裕农民，必先减少农民。荆门市着眼于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住得安”、“过得好”，大胆创新、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在制度创新、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创业就业着力鼓励和引导农民进城。据统计，至2011年底，我市共转移农村劳动力459634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9.7%。
四、立足长效，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
一是着力提升城镇管理水平。成立以市长为主任的城市管理委员会，建立“大城管”工作格局。确定“一年常态化、两年精细化、三年大变化”目标，制定并实施中心城区城市管理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市区城管体制改革，建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管模式。建立城市管理考核评比制度，健全日巡查、月评比、季考核、年评定的长效机制。推进网格化社会管理和数字化城市管理，投资3500万元，建成了集“社会管理、城市管理、治安管理、交通管理”于一体的“四管两心”管理平台。强力推进环境卫生、广告招牌、控违查违、建筑立面等“整治”，机械化清扫作业率达70%;推进市容环境美好示范路创建，拆除各类户外广告6800余块，城区内无一处t型广告、无一处灯杆广告、无一处跨街广告、无一处护栏广告。落实镇村环卫管理人员，建立工作机制，实行城乡环卫全覆盖。
二是大力实施“秀美家园”行动。以“万名干部进万村洁万家”活动为载体，以中国农谷核心区、“荆三角”现代农业示范区、杨竹流域新农村建设示范区为重点，着眼于规划布局秀美、村庄环境秀美、精神文明秀美、田园风光秀美、社会和谐秀美，大力实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生”融合“秀美家园”行动。完善以奖促治政策，美化农村面貌，提升农村形象。重点治理辖区内公路、河道、桥梁、铁路周边的卫生死角;全面清理村内、村外、村庄连接处的积存垃圾及周边白色污染。推进乡镇污水、垃圾处理等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及固体废弃物处理能力。完善农村垃圾收集和处理系统，实行“村（社区）收集、镇（乡）集中处置或转运”，实现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对农村生产生活污水进行分类生态处理，实现污水达标排放。进一步控制农业污染、水产养殖污染，治理规模畜禽养殖场。推进湖泊、山体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以杨竹流域生态文明新农村示范区和彭墩、王坪等示范村建设为重点，扎实推进宜居村庄建设，保持乡村田园风光和生态环境。
三是集中整治公路沿线环境。近年来，荆门市以武荆、襄荆高速荆门段沿线和荆新线、五洋线、境内207国道、汉宜线等公路干道沿线为突破口，狠抓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对高速沿线道路、水体、废旧厂房、建筑垃圾、山体、广告牌等进行综合整治，对荆新线、五洋线、境内207国道、汉宜线沿线建筑立面、集镇市政园林设施、镇容镇貌等进行全面改造提档。
【参考文献】
[1]朱玉伟、陈佳湘：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主体适应性表达[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4）.
[2]罗楠：略论城镇化过程中要素市场的培育[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3]刘恒：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理论观察，2011（4）.
[4]刘小兰、张杏梅：山西省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5）.
市域社会治理规划篇7
关键词：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和谐；可持续发展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而且还在给予人类物质关怀的同时潜移默化了人类的思想。城市规划是人类调控城市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双刃剑”，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很多问题。
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因素[1]，从广义建筑学的角度看，城市也是环境的组成因子。然而，在当代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城市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保护的研究已迫在眉睫，环境学也成为当代社会的最大显学。
在人类最为积聚的城市中，也是环境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而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城市规划，必须融入环境保护学科的相应研究，因此，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是基于城市规划和环境学这两门交叉学科的新研究方向，是寻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环境的新途径。
从现象上看，城市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居住拥挤、公园绿地少所引起的生活质量下降上，而这种质量的持续下降又最终导致了城市的衰落[2]。另外，由于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又引发了城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污水处理、垃圾堆积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从本质上看，这些都是由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城市规划的认识问题所引发的，尤其是表现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往往片面的依照“人口——性质——规模——布局”的模式来规划城市[3]。
所以，在当代的城市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规划工作者已普遍认识到，以形态环境为基本对象的城市规划必须同时要考虑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城市规划上考虑环境问题，才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有利于环境的逐步改善。
目前，我国的经济和城市建设活动空前繁荣，然而，由于在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缺乏相应的环境控制和环境规划，在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对环境保护的论述往往还只停留在各个污染点治理的描述上，这种观念已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城市环境问题。所以，城市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控制。这样也直接影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在城市规划领域加强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理论和控制手段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我们将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应用在这项研究上，重点分析了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建设和谐的环境、和谐的城市，并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
1理论基础
1．1当代城市规划理论
(1)“反规划”的思想；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人们应该要考虑保护什么，不是要考虑盖什么。所谓“反规划”，就是要考虑哪些东西是不能动的，1000年不能动，1万年也不能动的。
——俞孔坚
“反规划”的思想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等研究学者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我们在考虑城市新物质建设的同时，必须要意识到人也需要自然的服务：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休闲、体育、审美等等。而这些并不是由我们人造的，而是大自然积累下来的。
“反规划”的意图就是：如何先保护大自然的这个生命之树，而后再思考城市、建筑等，因为，这些都是这个生命之树下的果实。
(2)“田园城市”与“广亩城市”：
这两者是当代生态城思考的基点，也是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思考的最好体现。“田园城市”是由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师霍华德提出的，主要思想是在于将城市的人造物与自然的环境同时考虑，将城市规划的人为控制与原初的自然体作为相互等同的因素，以此来控制城市规模及城市土地的利用“广亩城市”是由建筑师赖特提出的，主要思想在于为单位性因子提供标准的配给，以系统论的观点来思考城市，用单一的标准结构控制整体城市的环境。
这两个途径分别从区域和自身活力的角度形成了城市规划中对于环境保护的策略，都体现了环境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对于当代的城市规划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环境伦理学
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虽然尚未被人发现，但它最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毫无疑问，使人与人的关系文明化是头等大事。一个人首先必须做到这一点；人类的精神护法为了确保这一点而暂时忽略了对其他存在物的关心，这是无可非议的。这项工作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说是苟日新，日日新。但是，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所有的工作都有待我们从头做起。
一一雏克多·雨果
当人类历史蹒跚进入20世纪中期时，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重重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问题引发了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和自省。特别自20世纪70年代始，历史、哲学、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等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态势。在社会领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newSocialmovements)的一支，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一起席卷欧美，向西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起挑战。改变过去主宰文学研究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立场，代之以“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并且在竭力完成一个“朝向以生物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
回顾整个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历史，其研究的核．心依然是有关“环境身份”的确定问题[4]。身份认同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因而，在环境伦理上有关身份的问题同样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用和谐的理念为环境身份问题设定了全新的归属，同时也为城市规划中有关环境问题的思考指明了新的方向。
2实证基础——当代城市环境问题的调查
认为单纯的物质没有价值的假定，使人们对待自然和艺术的美缺乏尊敬。当西方世界都市化的过程迅速发展，需要对新的物质环境的美学性进行最精微和最迫切的研究时，认为这类观念没有考虑价值的说法达到最高潮⋯⋯由此产生的两个恶果是：(1)不顾每一个机体和环境的真正关系；(2)不顾环境的内在价值，而在考虑终极目的时，环境的内在价值是必须充分估计进去的。
——a．n．怀特海
正如怀特海所说的那样，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也遭遇着同样的苦境。以下就是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事实：①水体污染：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污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致使水环境遭到严重的影响。全国有监测资料的1200多条河流中，850多条受到污染。②大气质量严重恶化：城市中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以及石化燃料的大量使用，将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质排人大气层，使大气质量严重恶化。而由大气泻染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更是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③固体废物污染：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物，由于我国的固体废物露天堆积，全国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固体废物到处堆放，不仅有碍观瞻、侵占土地、传染疾病，而且在自身严重污染环境的同时加剧了水体、大气土壤的污染。④噪声污染：随着我国城市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娱乐事业的快速发展，噪声扰民的现象愈发突出[5]。本文研究的实践对策正是基于上述的环境危机，近几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开始运用科学的规划指导城市建设。结合我国实际，按照“五个统筹”以及环境保护所采用的“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总方针和总战略，通过在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研究，城市规划领域中应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对策：
(1)城市规划编制的前期准备应将环境、人口、城市性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协同考虑。
这些准备工作是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它包括：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料，例如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气象、水文等；城市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如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6]；环境状况的调查分析，如大气、水体、噪声的监测资料，固体废物的来源与历年累计量，对污染的治理状况等；城市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功能区划等。(2)城市规划应同时编制大气、水、固体废物污染综合整治规划。
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城市大气质量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功能区划并按拟定的环境目标计算各功能区最大允许排放量和削减量，从而制定污染治理方案。大气污染的治理应根据城市的能源结构与交通状况确定首要污染物即浓度高、范围广、危害大的污染物，便于治理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在对水污染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计算最大允许排放量并确定最佳治理方案[7]。根据我国水污染的具体情况，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应该通过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采用少废、无废工艺实现清洁生产，提高污水处理效果和资源化利用率，减少污水排放量，修建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加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最终达到有效保护水资源的目的。
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环境目标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与处理、处置指标体系并制定最终治理对策。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处于固体废物包围之中，解决固体废物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的目的是依据城市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城市规模对固体废物进行回收处理并循环利用。进人新世纪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中注意“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3)城市规划编制应将整体环境“区域化”及“节点化”。
区域化就是将城市的环境放到整体的区域中进行思考，用体系和城市群的概念来分析城市环境[8]。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整体的城市，用辨证的思维来思考城市环境。
节点化就是将环境具体化，用相应的尺度来将环境形成特定的可计量模型，为新科技手段的介入提供相应的条件，通过具体的实验结果来进行城市的节点性刻画。
(4)城市规划编制中环境问题思考的途径：
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的结合上，根据我国实际，并以现时的技术手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将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结合得更深入一步：①在城市总体规划或次区域规划层次上，确立环境限制是城市或区域发展限制性因素之一的观念，并通过对主萼的环境限制因素及潜在的污染源的分析，合理界定城市的规模，选择适合的用地和人口分布交通运输方案。②在改造和城区重整规划中，尽一切可能改善环境质量，包括完成基础设施的配套，降低太高的容积率和人口、居住密度，增加城市空间和绿地，消除用地布局不当如工业与居住相邻引起的环境干扰。③在郊区发展中，通过对非建设性用地的功能区划，确定生态保护区和敏感区、景观敏感区，保护其不受城市化的不利影响。④在市政详规层次上，将污水管网的设计、污水厂与环境影响评估结合起来。
4实例分析
4．1香港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策略
香港是有着巨大密度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很好地进行了相应的环境保护研究，并且，也提供了有显著成效的相应策略，对于我们的城市规划实践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以下是其主要的实践策略：
(1)降低建成区的建筑密度，尽量提供绿地以改善环境素质。
(2)将污染大以及具有潜在危险的工业迁往中心区以外的适当地区。
(3)设置纾缓区，使居民免受来自交通干线的噪音和黑烟滋扰。
(4)对近郊受采石场影响的地区加以整治，改为康乐或适当的社区发展用途。
(5)制订一个整体的、长远的“土地用途～运输——环境规划”大纲，使政府能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按照大纲的建议，提供必需的土地和基础设施。
(6)自然环境保护策略：包括“维持现状策略”和“执行策略”。“维持现状策略”通过分区的方法限制土地用途。“执行策略”则利用立法方式指定某些地点为受保护地区，然后通过一个资助管理计划，保护独特的风景区。
(7)发展管制策略：这套策略是用于管制土地用途的类别和发展形式。
(8)建设郊野以及城市公园并通过《郊野公园法》确实加以保护。
4．2反规划之台州案例
该项目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主持的反规划实例，俞教授多年来从事“反规划”与生态基础设施的理论与实践，该项目是一项从区域到城市地段的跨尺度规划案例。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运用“反规划”途径，首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规划，以保障大地生命系统的安全和健康；应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方法，建立一个生态基础设施，满足生态防洪、生物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和游憩等综合功能需要。如同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保障居民获得的社会经济服务一样，区域和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保障城市居民能持续获得生态服务。
5结束语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美好的环境下，希望我们所居住的城市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本文所谈论的在城市规划领域中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也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的问题归结起来都是相关于“人”的问题，对于人类自身的思考是这些问题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在城市规划中研究环境保护问题，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为人类自身聚落环境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路线口。最终，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历史与地理的、城市与环境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家骅．环境史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2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纳什．大自然的权力[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4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5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6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7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市域社会治理规划篇8
关键词: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和谐;可持续发展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而且还在给予人类物质关怀的同时潜移默化了人类的思想。城市规划是人类调控城市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双刃剑”,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很多问题。
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因素[1],从广义建筑学的角度看,城市也是环境的组成因子。然而,在当代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城市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保护的研究已迫在眉睫,环境学也成为当代社会的最大显学。
在人类最为积聚的城市中,也是环境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而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城市规划,必须融入环境保护学科的相应研究,因此,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是基于城市规划和环境学这两门交叉学科的新研究方向,是寻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环境的新途径。
从现象上看,城市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居住拥挤、公园绿地少所引起的生活质量下降上,而这种质量的持续下降又最终导致了城市的衰落[2]。另外,由于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又引发了城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污水处理、垃圾堆积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从本质上看,这些都是由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城市规划的认识问题所引发的,尤其是表现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往往片面的依照“人口——性质——规模——布局”的模式来规划城市[3]。
所以,在当代的城市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规划工作者已普遍认识到,以形态环境为基本对象的城市规划必须同时要考虑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城市规划上考虑环境问题,才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有利于环境的逐步改善。
目前,我国的经济和城市建设活动空前繁荣,然而,由于在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缺乏相应的环境控制和环境规划,在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对环境保护的论述往往还只停留在各个污染点治理的描述上,这种观念已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城市环境问题。所以,城市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控制。这样也直接影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在城市规划领域加强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理论和控制手段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我们将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应用在这项研究上,重点分析了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建设和谐的环境、和谐的城市,并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
1理论基础
1.1当代城市规划理论
(1)“反规划”的思想;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人们应该要考虑保护什么,不是要考虑盖什么。所谓“反规划”,就是要考虑哪些东西是不能动的,1000年不能动,1万年也不能动>，！
——俞孔坚
“反规划”的思想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等研究学者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我们在考虑城市新物质建设的同时,必须要意识到人也需要自然的服务: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休闲、体育、审美等等。而这些并不是由我们人造的,而是大自然积累下来的。
“反规划”的意图就是:如何先保护大自然的这个生命之树,而后再思考城市、建筑等,因为,这些都是这个生命之树下的果实。
(2)“田园城市”与“广亩城市”:
这两者是当代生态城思考的基点,也是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思考的最好体现。“田园城市”是由英国着名城市规划师霍华德提出的,主要思想是在于将城市的人造物与自然的环境同时考虑,将城市规划的人为控制与原初的自然体作为相互等同的因素,以此来控制城市规模及城市土地的利用“广亩城市”是由建筑师赖特提出的,主要思想在于为单位性因子提供标准的配给,以系统论的观点来思考城市,用单一的标准结构控制整体城市的环境。
这两个途径分别从区域和自身活力的角度形成了城市规划中对于环境保护的策略,都体现了环境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对于当代的城市规划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环境伦理学
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虽然尚未被人发现,但它最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毫无疑问,使人与人的关系文明化是头等大事。一个人首先必须做到这一点;人类的精神护法为了确保这一点而暂时忽略了对其他存在物的关心,这是无可非议的。这项工作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说是苟日新,日日新。但是,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所有的工作都有待我们从头做起。
一一雏克多·雨果
当人类历史蹒跚进入20世纪中期时,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重重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问题引发了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和自省。特别自20世纪70年代始,历史、哲学、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等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态势。在社会领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newSocialmovements)的一支,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一起席卷欧美,向西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起挑战。改变过去主宰文学研究的“
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立场,代之以“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并且在竭力完成一个“朝向以生物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
回顾整个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历史,其研究的核.心依然是有关“环境身份”的确定问题[4]。身份认同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因而,在环境伦理上有关身份的问题同样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用和谐的理念为环境身份问题设定了全新的归属,同时也为城市规划中有关环境问题的思考指明了新的方向。
2实证基础——当代城市环境问题的调查
认为单纯的物质没有价值的假定,使人们对待自然和艺术的美缺乏尊敬。当西方世界都市化的过程迅速发展,需要对新的物质环境的美学性进行最精微和最迫切的研究时,认为这类观念没有考虑价值的说法达到最高潮??由此产生的两个恶果是:(1)不顾每一个机体和环境的真正关系;(2)不顾环境的内在价值,而在考虑终极目的时,环境的内在价值是必须充分估计进去的。
——a.n.怀特海
正如怀特海所说的那样,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也遭遇着同样的苦境。以下就是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事实:①水体污染: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污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致使水环境遭到严重的影响。全国有监测资料的1200多条河流中,850多条受到污染。②大气质量严重恶化:城市中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以及石化燃料的大量使用,将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质排人大气层,使大气质量严重恶化。而由大气泻染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更是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③固体废物污染: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物,由于我国的固体废物露天堆积,全国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固体废物到处堆放,不仅有碍观瞻、侵占土地、传染疾病,而且在自身严重污染环境的同时加剧了水体、大气土壤的污染。④噪声污染:随着我国城市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娱乐事业的快速发展,噪声扰民的现象愈发突出[5]。本文研究的实践对策正是基于上述的环境危机,近几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开始运用科学的规划指导城市建设。结合我国实际,按照“五个统筹”以及环境保护所采用的“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总方针和总战略,通过在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研究,城市规划领域中应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对策:(1)城市规划编制的前期准备应将环境、人口、城市性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协同考虑。
这些准备工作是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它包括: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料,例如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气象、水文等;城市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如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6];环境状况的调查分析,如大气、水体、噪声的监测资料,固体废物的来源与历年累计量,对污染的治理状况等;城市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功能区划等。(2)城市规划应同时编制大气、水、固体废物污染综合整治规划。
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城市大气质量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功能区划并按拟定的环境目标计算各功能区最大允许排放量和削减量,从而制定污染治理方案。大气污染的治理应根据城市的能源结构与交通状况确定首要污染物即浓度高、范围广、危害大的污染物,便于治理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在对水污染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计算最大允许排放量并确定最佳治理方案[7]。根据我国水污染的具体情况,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应该通过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采用少废、无废工艺实现清洁生产,提高污水处理效果和资源化利用率,减少污水排放量,修建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加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最终达到有效保护水资源的目的。
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环境目标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与处理、处置指标体系并制定最终治理对策。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处于固体废物包围之中,解决固体废物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的目的是依据城市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城市规模对固体废物进行回收处理并循环利用。进人新世纪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中注意“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3)城市规划编制应将整体环境“区域化”及“节点化”。
区域化就是将城市的环境放到整体的区域中进行思考,用体系和城市群的概念来分析城市环境[8]。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整体的城市,用辨证的思维来思考城市环境。
节点化就是将环境具体化,用相应的尺度来将环境形成特定的可计量模型,为新科技手段的介入提供相应的条件,通过具体的实验结果来进行城市的节点性刻画。
(4)城市规划编制中环境问题思考的途径:
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的结合上,根据我国实际,并以现时的技术手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将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结合得更深入一步:①在城市总体规划或次区域规划层次上,确立环境限制是城市或区域发展限制性因素之一的观念,并通过对主萼的环境限制因素及潜在的污染源的分析,合理界定城市的规模,选择适合的用地和人口分布交通运输方案。②在改造和城区重整规划中,尽一切可能改善环境质量,包括完成基础设施的配套,降低太高的容积率和人口、居住密度,增加城市空间和绿地,消除用地布局不当如工业与居住相邻引起的环境干扰。③在郊区发展中,通过对非建设性用地的功能区划,确定生态保护区和敏感区、景观敏感区,保护其不受城市化的不利影响。④在市政详规层次上,将污水管网的设计、污水厂与环境影响评估结合起来。
4实例分析
4.1香港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策略
香港是有着巨大密度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很好地进行了相应的环境保护研究,并且,也提供了有显着成效的相应策略,对于我们的城市规划实践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以下是其主要的实践策略:
(1)降低建成区的建筑密度,尽量提供绿地以改善环境素质。
(2)将污染大以及具有潜在危险的工业迁往中心区以外的适当地区。
(3)设置纾缓区,使居民免受来自交通干线的噪音和黑烟滋扰。
(4)对近郊受采石场影响的地区加以整治,改为康乐或适当的社区发展用途。
(5)制订一个整体的、长远的“土地用途~运输——环境规划”大纲,使政府能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按照大纲的建议,提供必需的土地和基础设施。
(6)自然环境保护策略:包括“维持现状策略”和“执行策略”。“维持现状策略”通过分区的方法限制土地用途。“执行策略”则利用立法方式指定某些地点为受保护地区,然后通过一个资助管理计划,保护独特的风景区。
(7)发展管制策略:这套策略是用于管制土地用途的类别和发展形式。
(8)建设郊野以及城市公园并通过《郊野公园法》确实加以保护。
4.2反规划之台州案例
该项目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主持的反规划实例,俞教授多年来从事“反规划”与生态基础设施的理论与实践,该项目是一项从区域到城市地段的跨尺度规划案例。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运用“反规划”途径,首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规划,以保障大地生命系统的安全和健康;应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方法,建立一个生态基础设施,满足生态防洪、生物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和游憩等综合功能需要。如同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保障居民获得的社会经济服务一样,区域和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保障城市居民能持续获得生态服务。
5结束语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美好的环境下,希望我们所居住的城市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本文所谈论的在城市规划领域中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也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的问题归结起来都是相关于“人”的问题,对于人类自身的思考是这些问题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在城市规划中研究环境保护问题,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为人类自身聚落环境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路线口。最终,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历史与地理的、城市与环境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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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社会治理规划篇9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协调省域内各城镇发展，保护和利用各类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综合安排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的依据。制定和实施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是加强区域发展宏观调控、引导和协调区域城镇合理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积极有序地推进城镇化的前提和保障，是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本要求。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和国务院九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的通知》（建规[2002]204号，以下简称204号文件）提出的“大力加强对城乡规划的综合调控”的要求，做好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制定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重要职能部门。各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13号文件的精神，在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做好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制定工作。要把制定规划与综合调控区域城乡发展的具体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把保护各类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合理布局基础设施作为规划的重点。目前尚未编制完成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省、自治区，必须在20*年6月30日以前完成规划编制工作。20*年9月30日以后，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未经批准的省、自治区，不得进行省、自治区内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修编，不得新上各类开发区、大学城、科技园区和度假园区。
二、规划要从全局出发，按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原则，认真确定城镇化和城镇发展战略，确定区域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的空间布局，确定需要严格保护和控制开发的地区，明确控制的标准和措施，确定重点发展的小城镇，提出保障规划实施的政策和措施。要按照204号文件和《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建规[2002]218号）的要求，明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强制性内容，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
三、要做好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深化工作。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已经批准或编制工作已完成的省、自治区要抓紧开展跨市（县）城镇密集地区的城镇发展和布局规划，划定需要严格保护的区域和控制开发的区域及控制指标，落实和深化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各项内容，综合安排城市取水口、排污口、垃圾处理场、天然气门站和管网、电网、城市之间综合交通网、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要编制区域绿地规划、区域供水规划、区域排水和污水处理规划、城市间轨道交通规划等具体指导区域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项目建设的专项规划。
四、要进一步发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综合调控作用。各类专门性规划，各市、县制定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必须服从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统一要求。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各类开发区，以及大学城、科技园、度假园区的设立和扩大，必须符合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省内行政区划调整要符合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各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认真审查省、自治区内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如确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与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不一致的，要按13号文件规定修改和调整省域城镇体系规划。
五、要加强城镇体系规划实施的有关法规和政策制定，推进依法行政。规划已经国务院批复的省、自治区要抓紧制定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实施办法，明确实施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目标和责任，明确规划实施管理的具体内容和标准，规范管理程序。要严格执行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分级审查制度。规划确定的重大建设项目和规划确定的需要严格保护限制开发的区域，以及各类开发区、大学城、科技园、度假园区的设立，由各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项目选址意见书。上述项目，未取得由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项目选址意见书，地方城市规划部门不得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如因特殊情况，项目选址与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不一致的，要按13号文件规定修改或调整规划。
六、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各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在省委、省政府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对规划的批复，制定各层次的深化规划和实施办法。要建立由省政府直接领导，有关部门共同参加的规划协调机构，负责审议省、自治区内各类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各类开发区设立和扩大等关系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实施的重大事项，加强省政府各部门在实施规划方面的协同和配合。
市域社会治理规划篇10
近十多年，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国内城乡规划研究重点领域，相关研究主题涉及:以纵向政府规划权力配置为核心的规划集权和分权论争;以横向政府部门规划权力分配为核心的规划事权和责任安排;以规划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着眼点的规划委员会、规划公众参与、规划决策听证等制度建设;以跨区域协调为核心的规划协同机制。但专门针对城乡规划管理体制变迁的研究不多，如，田莉(2001)对建国后我国城乡规划管理体制变迁的划分;刘健(2004)、卓健(2004)等基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对法国规划管理体制演化和地方分权历时性分析;谭纵波(2008)对“二战”后日本城市规划由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的分析。深入理解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城乡规划管理体制变迁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规划管理体制变迁的机制是什么?城乡规划管理体制变迁本质是制度变迁。“惟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有可能令人满意地探讨制度变迁的机制问题。”从诺斯(DouglassCnorth)的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析，到格雷夫(avnerGreif)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istoricalComparativeinstitutionalanalysis，HCia)，再到青木昌彦(masahikoaoki)的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institutionalanalysis，Cia)，历史比较分析已成为研究制度变迁的重要方法。为此，以制度变迁的演化博弈理论为分析工具，本文尝试着建立一个城乡规划管理体制的变迁分析框架，将城乡规划管理嵌入到整体治理变迁之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规划管理体制变迁及其机制进行历时性解析。
1演化博弈制度观和分析框架
1.1演化博弈的制度观演化博弈的制度观认为制度是博弈均衡的结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aoki，2000)。自1981年肖特(rewSchott)在《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一书中首次运用博弈均衡阐释制度内生性及其起源后，萨格登(RobertSugden)、扬(HpeytonYoung)、阿西莫格鲁(Daronacemgolu)、格里夫、青木昌彦等一批国际一流经济学大师运用演化博弈论对制度变迁给予了进一步解释。萨格登、扬等人通过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概念重演了制度起源，提出了惯例(convention)和参与人特征的共同演化，给出了由惯例到成文法的制度演进路径(Sugden，1986，1989;Young，1998)。阿西莫格鲁则将制度看成是政治市场的博弈均衡，强调政治权力对在制度变迁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当政治权力分配格局有重大变化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19］。杨小凯［20］等人也认为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的变迁决定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格里夫强调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制度改革既要充分尊重既有制度背后的文化，又要通过改造思想、改变文化观念来实现新制度的构建(GreifLaitin，2004;Greif，2006)。青木昌彦综合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建构了一个综合性的博弈均衡制度分析框架。他运用“博弈域”(domain)①、“嵌入”(embeddedness)、“捆绑”(bundling)等概念，在分析制度共时关联和历时关联的基础上，对制度稳定性、多样性及其变迁进行系统性阐释。制度间相互关联意味着制度变迁具有耐久性和路径依赖性，任何单个制度在孤立情况下都不会轻易被改变或设计。植入的制度难以产生理想效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与现存制度环境之间存在“非耦合”(青木昌彦，2001)。各种博弈域间关联结构的多样性决定了博弈多重均衡的存在;技术、资源、政策等变化会打破原有的博弈均衡，通过在各种博弈域间互动，参与人行动策略和“共有信念”(SharedBeliefs)共同变化推动了制度变迁。
1.2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演进的分析框架以演化博弈作为城乡规划管理体制变迁分析工具，主要是出于以下四点考虑:
(1)目前演化博弈已成为“最富有理论活力且最具广阔研究前景”的制度分析工具，并日益成为国内外制度理论研究的主流范式。在国内，演化博弈已被应用于村庄选举制度(周雪光，艾云，2010)、经济制度(靳涛，2003)、土地制度(韩德军，朱道林，2013)、城乡关系(薛曜祖，张平，2013)等制度变迁分析之中。在理论上，运用演化博弈来解析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规划体制变迁是可行的。
(2)权力在不同主体间配置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核心考察内容，权力配置变化带来了制度变迁。城乡规划权力分散在上级政府、下级政府和社会之间(图1)。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城乡规划权力在上级政府、下级政府和社会之间流动，将导致规划权力配置的变化。根据不同时期的城乡规划权力配置及其组合关系可将规划管理体制划分成不同的模式，而通过规划权力配置变化的原因分析来探究规划管理体制变迁机制。
(3)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性分权，地方利益主体的不断强化，加剧了上下级政府间博弈。进入新世纪，政府与社会间的博弈日趋频繁。在城乡规划领域，伴随着多元化社会生成，利益博弈也日益常态化。从静态角度，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是上级政府、下级政府与社会三大利益主体博弈均衡的结果。从动态角度，伴随着三大主体间力量的此消彼长，上下级政府、国家与社会关系深度调整，引起了规划权力的配置变化，成为推动城乡规划管理体制变迁的根本力量。
(4)演化博弈的制度观强调激励相容和制度的自我实施(Hurwicz，1993;1996)。不能被实施的规则不是真正的规则(青木昌彦，2000)。在中国现行的政制下，国家的法律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并不能自然地转化为下级政府的行动指南。真实的制度变迁不能仅仅看纸上的规则文本变化，更要考察其在真实世界中的实际运作状态。在现有相关研究中，从实际的运作状态来考察制度变迁容易被学者所忽视。本文将城乡规划管理体制变迁嵌入到特定时期上下级政府、国家与社会等不同博弈域中，以规划权力配置为考察核心，从法律文本(或政策)和实际运作两个层面，尝试对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规划管理体制变迁及其机制进行解析。
2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演进
2.1规划纵向分权改革开放始于极权主义政制(邹谠，1994)。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国家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是这一体制的两大特征。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社会资源和权力，地方政府和社会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发展经济的强大社会政治压力下，1980年代以“放权让利”为中心的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如果说“中央—地方”维度上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放权，那么在“国家—社会”维度上的放权则以国家控制为前提，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选择性［23，24］。这也意味着与行政性分权相比，“国家—社会”维度上的放权是缓慢的、非常有限的。在行政性分权的大潮中，城市规划权限随着投资、工商、税收等经济管理权一同出现了下移，进入了规划纵向分权时代。
2.1.1立法层面的规划分权该时期规划分权具体表现为:(1)城市规划编制权、实施权下放。1984年出台的《城市规划条例》第十条规定:“市长、县长、镇长领导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实施”。1989年颁布的首部《城市规划法》对此又进行了明确。(2)详细规划的决策权下放。《城市规划条例》第二十三条和《城市规划法》第二十一条对此进行了明确。(3)城市总体规划决策权下放。1980年原国家建委颁布《城市规划编制审批暂行办法》首次提出城市总体规划分级审批制度。该审批制度在《城市规划法》中得以延续。大致按“下管一级”原则，下级地方政府驻地城市的总体规划由上级政府进行审批。城市总体规划的分级审批制度，使省、市、县三级政府拥有管理各自辖区城镇规划权和发展权。
2.1.2实际层面的规划分权1989年《城市规划法》将编制、审批和实施等规划管理权集中在县及其以上政府层面上，但在实际运作中，规划权力更趋分散。在乡村经济发达地区，如珠三角、苏南等地区，许多乡镇甚至行政村事实上拥有程度不等的规划权。
(1)无论是《城市规划条例》，还是《城市规划法》，都采用了城乡二元分治的规划管理体制。由于乡村集体土地开发缺少明确规划法规约束，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珠三角、苏南等地区，乡村在很长时期内处于“我的土地，我做主”规划自主状态②。
(2)19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初，全国各地大兴开发区，为了进一步激发基层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市、县纷纷将规划权力下放到各自开发区、乡镇。规划权力分散客观上造成了大量土地违法、规划违规现实。根据《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国各类开发区清理整顿工作总结的报告要点的通知》(发改外资［2007］591号)统计，通过对开发区清理、整顿，到2006年，各类开发区数量由6866个压缩到1568个，规划面积由3.86万km2减到9949km2。
(3)在实际运作层面，为什么规划权力更趋分散?中央与地方博弈可以更深理解这一现象。①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政府的政绩需要下级政府“实干”出来。②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后，以空间资源配置为核心的城市规划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被广泛地誉为“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龙头”。规划也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践行发展主义的重要工具。换言之，在压力型体制和规划重要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上级地方政府有下放规划权力的经济动机，下级政府也有获得规划权力的强烈需求。③受激励相容机制驱动，规划权力下放就成为上下级地方政府间隐形契约或博弈均衡。上级地方政府缺少治理下级地方政府土地违法动机，相反，出于共同利益，基层政府间采用“共谋”策略［27］，利用信息优势，共同对抗高层政府的各种运动式治理。针对珠三角存在大量土地违规违法开发，魏立华发现，镇级政府对乡村集体土地的违规开发多采取默认或“不作为”的态度，在涉及集体土地的规划编制过程中更偏向于村集体经济组织［28］。颇具悖论的是，许多城镇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上的现有成就又是建立在早期土地违法、规划违规的基础之上。正如昆山市一位受访官员所言，“如果没有早期在规划、土地上的违法违规，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昆山模式’。”2.2规划纵向适度集权如历史数次分权，由于缺少对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机制，规划纵向分权也没能逃脱“一放就乱”的怪圈。规划分权之“乱”集中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面是“土地城市化”快速蔓延，造成土地资源极大浪费和区域开发无序;一面是强制性征地所带来的“城市化暴力”［29］和农民维权抗争事件大幅度上升。两者不仅共同解构了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意义，也在不断侵蚀政府施政合法性的根基。在此背景下，2000～2003年，国家密集地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城乡规划统一管理的政策。
2.2.1政策、立法层面的规划适度集权
(1)在政策层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乡规划工作的通知》(［2000］25号)规定:“城市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市一级规划管理权不得下放，擅自下放的要立即纠正。”《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国发［2002］13号)明确要求:“市一级规划的行政管理权不得下放，擅自下放的要立即纠正。”原建设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的通知”(建规［2002］204号)中要求，“市一级规划的行政管理权擅自下放的要立即纠正。”
(2)在立法层面，2008年《城乡规划法》取代了《城市规划法》，结束了城乡二元分治的规划管理格局，通过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等制度将包括村镇在内的乡村规划、建设管理权统一到县级政府层面，从而在法律层面终结了长期以来“我的土地，我做主”的乡村规划状态。同时，《城乡规划法》第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2.2.2实际层面的规划纵向集权城乡规划权力配置关系到基层核心利益。规划适度集权的政策能否得到有效执行?这不仅需要从多重博弈视角进行阐释，还需要考量技术、资源等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打破原有的博弈均衡。如格里夫指出，制度从一种博弈均衡演进到另一种博弈均衡，资源、技术、文化等约束条件的变化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Greif，1995)。
(1)从中央与地方博弈的角度，随着遥感、网络等现代技术进步，中央与地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得到了很大缓解。一方面，随着遥感等现代技术在土地利用动态监测中应用越来越成熟，中央政府监测土地利用变化的成本越来越低，精准度越来越高。面对地方土地开发，中央政府不再是“瞎子”。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网络问政已成为权力制衡的利器。面对地方政府非法征地拆迁、侵犯农民利益，中央政府也不再完全是“聋子”。在中央政府对地方城乡规划监管的效能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规划违规的风险在不断加大。换言之，技术进步与中央政府监管效能的提升，将打破原有的规划权力博弈均衡，向规划适度集权演进。
(2)从地方政府间博弈的角度，在耕地资源相对较多、建设用地较为宽松的年代，对上下级地方政府而言，规划权力下放是一个双赢的格局，上级政府收获了政绩，下级政府收获了经济增长。但在经长期大规模土地开发后，尤其是耕地刚性约束后，建设用地指标越来越稀缺。建设用地指标自上而下分配机制使得上下级政府间成为一种“零和博弈”。一般而言，在同一市辖区，由部级开发区到省级开发区，再到县级以下开发区，土地利用率逐级递减。为了获得更大经济收益和政绩，上级地方政府有打破原有的博弈均衡的动机，会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及自身权力的优势，推动规划适度集权。
(3)从下级政府或组织的角度，基层政府或组织承担发展经济、增进民众福祉的责任，因而，也具有发展的合理诉求。正因此，面对规划权力上收，上下级政府会展开复杂博弈。更为重要的是，“一刀切”政策因没有顾及地方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很难在现实中被不折不扣执行。以2003年前后国家整顿开发区为例，《关于清理整顿现有各类开发区的具体标准和政策界限》(发改外资［2003］2343号)明确规定:“对县级及以下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开发区，一律撤销”。对于无经济基础、盲目跟风的乡镇开发区，该政策具有合理性。但对于苏南众多规模大、效应好的乡镇开发区，该政策则显得简单而又粗暴。为了规避政策，在上级地方政府默许下，苏南乡镇开发区纷纷采用摘牌、挂靠，整合到省级及其以上开发区。土地监测技术进步和耕地资源的变化，上下级政府间和“政府—社会”多个博弈域间关联互动，原有规划分权的博弈均衡被打破，在现实中，规划出现了适度集权的趋势。制度关联结构的多样性，决定了博弈均衡的多重性和制度的多样性(aoki，2000)。在现实中，地方政府规划管理体制往往要比“一刀切”政策丰富得多。以苏州为例，在“地级市—区—街道(乡镇)”序列中，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特许，苏州工业园区独立行使规划管理权。除此之外，苏州高新区、太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吴中、相城等区规划管理权上升至苏州市规划局。苏州市规划局向该区派出规划分支机构(各区分局)实施统一规划管理。街道规划办或乡镇建管所不具有任何规划审批权和执法权。在“地级市—县级市”序列中，昆山、张家港等县级市独立行使规划管理权，仅在业务接受苏州市规划局指导。在“县级市—区—街道(乡镇)”序列中，乡镇建管所(或街道规划办)为县级市规划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没有规划审批权和执法权。但仍有许多部级开发区③、省级重点开发区独立享有一定的规划管理权。以昆山市为例，自1990年代以来，为了提高规划行政效率、加快建设步伐，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花桥经济开发区和昆山旅游度假区，先后取得辖区相应规划建设审批权和自行规划许可④。
2.3规划社会分权与政府内部自上而下分权相比，国家向社会分权一直是选择性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向社会分权的累积效应是巨大的，但分权的步伐始终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大幅度上升，产生了所谓“倒逼机制”，迫切要求国家治理方式转变。2005年中央政府首次提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以此推动由“管制”向“治理”的政府管理模式转变。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政府管理模式改革重点是通过向社会赋权，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塑政府施政合法性，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时期，伴随着快速城市化，城乡规划的利益分配功能日益凸显，围绕征地拆迁、老城改造，官民之间利益冲突事件快速上升，政府与公众也日趋频繁。在此背景下，作为行政管理一部分，城乡规划管理也出现向社会分权的态势。
2.3.1立法层面的规划社会分权规划社会分权目标是通过规划管理社会化转型，推动规划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进程。具体体现:规划制定向公众倾斜，强调按公众意愿进行规划;规划决策向规划委员会让渡，规划实施监督向社会让渡。2004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就曾指出:要打破城乡规划封闭式管理模式，规划编制让给专家、公民，规划的实施监督要让给社会［30］。为了保障公众对规划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2007年颁布的《城乡规划法》初步建立了规划公众参与的制度框架，其中17条条款都涉及规划公众参与及其内容。孙施文对此已进行过详细的分析，不再赘述。在借鉴香港规划制度基础上，1998年深圳市在国内首次成立了城市规划委员会。2003年原建设部在贵州省推行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试点工作。此后，上海、武汉、厦门等城市纷纷制定了规划委员会章程，成立规划委员会。但各地规划委员会在功能设置、决策方式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郭素君，2009)。
2.3.2实际层面的规划社会分权从演化博弈制度观的角度，规划社会分权是国家与社会长期博弈互动的结果。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变化决定了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在实际中，无论是规划委员会、还是规划公众参与，不仅与发达国家现实运作迥异，而且离规划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要求相差甚远。从各地规划委员会成员构成来看，以市长、规划等部门“一把手”等领衔的规划委员会并没有摆脱“官办”的帽子;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一把手”权力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监督情况下，规划委员会决策机制很容易“借集体决策之形、行领导意志之实”，“长官规划”在实际中仍未破题。在公众参与规划实践领域，由于缺少一个明确的、具体的、可操作的程序，公众参与难以真正有效地展开，使得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流于形式。为什么立法层面的规划社会分权在现实中难以实施或实施不理想?在青木昌彦看来，各种博弈域间相互“嵌入”与“捆绑”导致一项制度存在很大惰性。当一项制度与其他域的现存制度不相耦合时，该项制度将无法实施或难以奏效。即使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由于其与本土制度不能协调而失效(青木昌彦，2001)。在发达国家，规划公众参与水平与其公民社会成熟度、民主化水平等息息相关。对于尚处于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中国而言，规划公众参与程度不仅受制于公众素质、公民社会发育水平，而且受制于民主化水平、政治体制。在国家权力机关———各级人大———尚没有摆脱“橡皮图章”尴尬角色的语境下，在还在强调法治的当下，不能对规划公众参与提出过高要求。在得不到其他相关制度改革的配合下，规划公众参与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规划社会分权改革的突破口并不在于规划自身，而在规划管理体制之外寻找解决问题之道。城乡社会分权改革及其推进速度取决于国家治理理念变革、公民社会成长等，并最终取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博弈互动和如何实现有机对接。
3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