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价值理论篇1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收入分配
经济学家慷慨激昂，评论时政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大特有现象。无论是对于经济学说的选择、假说定律的辨析等纯基础理论问题，还是对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改制、宏观调控方略、收入分配差距、外资扩张利弊等实践课题，都存在着针锋相对的热烈争论。这些争论显示了“竞争性思想市场”所具有的创新特性，对于推动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生产力解放起着重大作用。
然而，深入分析却可以发现有许多所谓热点理论难题实际上是伪问题，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本身并不存在，正如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于“针尖上能够站几位天使”的争论一样，对于这样的问题的争论自然就难以达成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了。正如汪丁丁曾指出，思想者为了不误入歧途，在跨出每一步时，必须反思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的“问题性”——即问题是否成为一个“问题”。反思政治经济学热烈争论的“问题”，却可以发现其中一些却是伪问题。
显然，经济学研究和讨论的应该是真正的问题，而非虚构出的伪问题。那么，界定一个问题的真伪究竟依据什么标准呢？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所争论的问题能否被表示为“为什么”的语句。这一判断是由经济科学的首要任务所决定的。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解释事实，当然经济学所解释的主要是社会事实而非自然事实。任何一个流派的经济理论无论从怎样的基本范畴出发，都必须是对社会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之后再提出政策设计。从解释的角度出发，真问题都可以表示为“为什么”的语句，而伪问题则无法这样表达。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真问题包括“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苹果为什么会落地”等，经济科学中的真问题则包括“为什么地主会选择分成租佃制度”、“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等。对于真问题的任何争论与解答都可以求助于实证的检验，因此，这样的争论最终会形成较一致的认识，从而人类的知识获得积累。相反，那些伪问题则只能被表示为“是什么”和“应不应该”和“怎么办”的问题。由于伪问题无法进行实证的检验，因此尽管争论很激烈，却永远无法达成共识。对于这些伪问题的争论不仅无助于人们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而且还导致大量学术资源的浪费，甚至会成为思想无序和社会动乱的口号。
依据上述判断标准，可以发现在当前热烈的政治经济学争论中存在着一些根本就无法成立的伪问题。这样的伪问题并不因争论者的众多和各方观点的差异而成立。对于一个不存在的问题而言，一切答案都是无意义的。本文所集中进行辨析的三个突出的伪问题不仅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伪问题之一：是什么创造了价值
将这一个中国经济学界争论了几十年的“老问题”宣布为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价值根本就不是创造出来的，当然，这一问题也无法表达为“为什么”的语句。既然价值根本就不是创造出来的，那么，无论是坚持活劳动创造价值，还是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要素共同创造价值都失去了争论的对象。即使萨伊所谓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创造价值的论点也是不需要的。
要阐明“价值不是创造出来的”这一判断，需要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斯密指出价值有两种，其一是使用价值（usevalue），其二是交换价值（exchangevalue）。顾名思义，使用价值是某物品给予拥有者或享用者的最高所值，或这个人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交换价值是获取该物品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在市场上，交换价值就是该物品的市价了。尽管斯密在进一步的阐述中出现错误，由“水与钻石悖论”引致出价值决定的论点，但这两个范畴却是简单而正确的。
具体来说，斯密的价值定义是把人作为出发点的。人们对物品的主观评价就构成了使用价值，而不同的主观评价相互进行比较，则形成交换价值。离开了人，谈不上任何价值，价值只能是人们在满足需求过程中形成的主观判断。设想一下，当一座繁华的城市中的居民全部离开后，所留下的一切高楼大厦又怎么能谈得上具有价值呢？既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只不过是人们的主观评价，那么，争论是什么创造了价值就成为无稽之谈。因为作为主观评价的价值并不能够创造出来。
之所以提出是什么创造价值的争论，笔者认为这是将物品混同于价值的结果。说某种物品是由哪些要素创造出来显然是可以的，但物品或商品本身并不等同于价值。物品之所以具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求，从而给出评价，并依据各自的不同评价决定是否交换和以何种比例交换。离开了人们的主观评价，无论哪些要素参与了物品的生产也都不会形成价值。我们可以说劳动、资本和土地参与了物质财富的创造，但不能说这些要素创造了价值，因为价值与物质实体并不等同。
正是由于价值创造理论是个伪问题，政治经济学在解释事实时总是面临着新的挑战，不断修改和增加基本论断，总是徘徊在劳动创造价值和萨伊的“三位一体”之间，甚至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不得不提出“四元”、“五元”价值论。为了应付实践需要，一些经济学家将大量精力用于扩大劳动的内涵，辨析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区分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这必然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混乱，削弱了其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伪问题之二：应该按什么分配
应该按什么分配的“问题”与什么创造了价值的“问题”密切相关，也是近年来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从经济科学的角度来看，应该按什么分配的“问题”实际上在企业生产之前就已经解决了，是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问题。
在合约理论提出之前，经济学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看作是两个不同的环节。在理论分析上，资源配置与分配决定是被分割研究的。不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这样处理的，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也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放在不同的章节进行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了企业内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剩余分配。西方经济学则通常是在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框架下论述每一个投入所有者获得的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两大理论体系都忽视了对投入所有者怎样获得报酬和通过谁获得报酬的研究。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按照什么进行分配的“问题”。然而，随着合约理论的提出，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缺口被填补上了，使这两个被分割的内容具有了内在一致性。
根据合约理论的认识，企业与市场都是合约，在这种合约下，投入所有者放弃一组明确界定的使用投入的权利以换取收入。一切生产要素在参与生产之前已经通过合约的形式确定了所应获得的收入，也就是说，收入分配问题通过合约的签订已经在产品到达市场之前解决了，而不会出现在产品销售后再评价各要素贡献进行剩余分配的问题。如果按什么分配的问题在生产之前没有解决，或者说，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要素使用没有签订合约，那么生产就无法进行，也就更谈不上按什么进行分配。例如，要生产一台电脑，企业就必须首先同员工签订下工资合约、同专利所有者签订下技术转让合约、同物质资源所有者签订下购买合约等。这些合约本身就规定了各种要素所有者的投入状况和收入状况，在电脑生产开始之前，按什么分配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在电脑生产和销售以后再来研究该按劳分配还是按要素贡献分配根本就没有必要
了。
当前关于按什么分配的争论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伪问题，在实践中也缺乏指导意义。无论是坚持按劳分配，还是强调要按要素贡献分配，都不能改变通过合约来解决分配的现实做法。例如，在电脑生产中坚持按劳分配而拒绝与专利技术所有者签订包括分配内容的合约，那只能导致生产无法进行，无产品可分配。而当前一些学者提出的创新理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方式——同样也离不开事前合约的签订。按照这一观点，分配之前首先要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衡量，然而，衡量出各种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又何其困难。在一个完成的产品中是无论如何也划分不出每种生产要素贡献的份额。而在现实中，这种贡献的界定也是通过合约的签订来解决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价格恰好反映了它的贡献所在，而这一价格正是合约的核心内容。
总之，在合约理论没有提出之前争论按照何种原则进行分配还是可以原谅的，但在今天仍然将大量精力用于争论这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意义的问题就是徒劳了。
伪问题之三：怎样消除社会不公
中国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出现大量新现象，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思考，这些思考就引出了许多经济学对社会是否公平的争论，并进一步形成了如何消除社会不公的政策建议。然而，从经济科学的解释功能来看，这些问题并不应该是经济学所争论的，或者说，这些“问题”在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伪问题。
准确地说，经济学可以研究为什么收入差距会拉大的问题，为什么国有资产在改制中会流失的问题，但是经济学不能够研究某一事件是否导致了社会公平以及如何消除社会不公的问题。因为社会是否公平是一个规范判断的问题，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会作出不同的解答。例如，郎咸平质疑顾雏军运用“七板斧”伎俩席卷国家财富，但顾却声称自己在收购中吃了亏。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公平，只能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至于国企改制和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性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和政府评判的问题，而不应该由经济学来越俎代庖（经济学家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经济科学的目的是解释和解释之上的预测，不是指导社会实践。正如张五常所分析的，中国昔日的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所谓“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却并非指经济学者不能说。可见，一件事情是否公平以及如何消除不公并不是经济学说了算的，真是学术争论也好，还是利用和煽动情绪也好，显然不如平心静气的做真正对人民有用对学术有益的事情。
具体来说，经济学家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去解释那些社会现象为何会出现，如为什么国企改革会出现大量资产的流失。当然，在研究这些问题时经济学家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能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要如萨缪尔森所说的“热情的心加上冷静的头脑。”因为，一旦搀杂了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就会有意识地将事实引向自己设定的答案，从而丧失了经济分析的科学性。例如一个经济学者认为政府补贴农业是好事（主观的判断），他就会有意或无意地把分析歪曲了，以便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现象在许多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的所谓“研究”中大量存在，当经济科学单纯为了论证某一发展战略的正确性时就不可避免地放弃了理论分析的客观性。
经济学分析不能立足于特定价值判断并不表明经济学不能对包括公平观在内的价值观进行分析。事实上，从选择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同样需要解释为什么人们选择了特定的公平观而不是别的；为什么人们会因为坚持自己的公平观而放弃其他的收益。这些都是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了。当然，即使对公平观选择的理论分析也不容许加入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
结语：政治经济学向何处去？
从经济科学的解释功能和逻辑分析出发，还可以发现不少的类似伪问题存在于当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实际上从经济学家的争论中也很容易发现，有些问题其实是套套逻辑；有的问题是模糊不清；有的问题则是合成谬误。对于这些伪问题并不是说不能探讨，但那是玄学家及政治家的事情，它也许能够成为宣传的口号和政策的主张，但不应该成为经济科学解释的对象。反思政治经济学中伪问题长期存在的深层原因，政治政策与学术问题混同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
伪问题的存在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对于政治经济学本身发展而言，也是具有极大的损害。近年来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冷遇就反映了这一点。无论是学生还是群众大都不明白伪问题争论的意义何在，也找不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对理论的解释力产生了怀疑。因此，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振兴，实现这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首要的是放弃对伪问题的争论，并转向对提高理论解释力的努力。
一是各学说流派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事实，学术思想的竞争主要是通过各种解释有效性的比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当代西方其他经济学流派，中国本土的过渡经济学及转型经济学，都应当在解释事实这一共同学术规范下展开竞争。各学说流派不应该将攻击和取消其他理论范式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是要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大量现象给予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是可以进行实证检验的，无论是应用那一种理论范式，都可以增进人们的知识积累，推动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
二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应积极吸收借鉴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各学说流派之间有竞争，但同时也需要相互借鉴融合。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有助于细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所有权的理论、企业组织理论等。同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虚拟资本、泡沫经济的论述也有助于主流金融理论对金融危机的分析。一个理论往往在自己的范畴内部很难发现伪问题，而通过对其他理论范式研究成果的借鉴，则可以很容易揭露研究中的谬误。
三是扩大经济学解释的范围，将制度、政党、宗教以及价值观、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都纳入经济学分析的对象。无疑，政治经济学应该关注比资源配置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的内在要求。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因所涉及内容的广泛而加入主观价值判断，相反，即使对于利益取向和利益集团问题的研究也应坚持客观解释的立场，这是政治经济学得以创新和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胡淑珍、于渝生，2000：《十四大以来经济理论热点争鸣》，中国审计出版社。
汪丁丁，1997：《我思考的经济学》，三联书店。
亚当·斯密，1974（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务印书馆。
庄宗明、陈永志、陈琛，2004：《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热点问题探讨》，经济科学出版社。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2
由公理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性质可知，交换是事物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很显然，需要就是交换的原动力。并且需要是构成交换的要素之一。有了需要还得有满足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向需要运动的过程——供应，便构成交换的另一要素。交换的另外两个要素是时间和空间。交换的实现是按逻辑乘法的原则进行的。即：
供×求×[信用×（时间×空间）]——交换
这里供、求、时间、空间的任何一个真值为零，交换的真值就是零。只有当他们的真值都是1时，交换的真值才是1。也可以简单地说供求双方只要有一方不存在交换就无法实现。一般地供求双方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时，把它们的真值记作1，不再考虑。平时我们说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是如此。当供求双方不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时，引入一个概念——信用。信用为真时记作1，为假时记作零。当信用为零时一个与信用互补的概念——欺骗必须引入经济学。这里存而不论。
五、前三种交换形式与劳动的关系
首先，我们可以说劳动属于第一种形式的交换，但不可反过来说第一种交换形式属于劳动。如果说老鼠打洞储藏食物也是劳动，可能会引起争议，因为有人认为只有人才会劳动，但是老鼠打洞储藏食物却可以用第一种交换形式来表示。它属于第一种交换形式。如果说吃饭和大便也属于劳动，可能有人会说我有神经病，但这同样可以用第一种交换形式来表示。当吃饭输出的能量充分小可以忽略不计时，它又可以用第二种交换形式来表示。如果拦路杀人抢劫也算劳动的话，那么抢劫者的劳动成果——产权为什么一般得不到承认呢？抢来的东西的价值是由抢劫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吗？但这种行为同样可以用第一种或第三种交换形式来表示。军队消灭军队、国家吞并国家的行为算不算劳动更难说了，但同样可以用第三种交换形式来表示。
其次，劳动在第一种交换形式a——a1——b中可以表示为：a——a1它是a——a1——b的一部分。劳动产品可以用b的值来表示。同样不能反过来说b就是劳动产品。因为劳动产品只是b的一个真子集。
第三，说到劳动不能不提起生产劳动。母亲生孩子是生产。那么人大便也不能不说是生产，尽管不太文雅。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不考虑产权问题，把生产和交换截然分开，各自而论。现在我们把生产也可以看着是交换的形式之一。它可以用a——c——b交换形式来表示。{a——c}表示投入，{b——a}表示产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把生产和交换分开来研究是因为他们把交换仅仅局限在后三种交换形式内。这后三种交换形式容不下生产，才不得不把生产排除在交换之外。
六、交换的原则或交换的量的比例
在第三种交换形式下，一只狼不可能一下子吃掉十只狼；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下，一个人不可能一天内吃掉一头牛。另一方面，一个人也不可能在一天内排出30公斤重的废物，几万万大卡的热量。就第一种交换形式来说，由生产可能性边界可知，虽然你可以从北京飞往伦敦，但没有到火星的航班。这是由集合a所处的阶层决定的。这说明：1、交换者a的需求量在单位时空条件下不是无限的。2、交换者a的外界环境的需求量在单位时空条件下也不是无限的。为什么可以把交换者a的排放量同时也看着是它的外界环境的需求量呢？这是因为交换者的外界环境的存在方式需要它和a相交换。一旦不需要便终止a的存在。3、相应于1的供应量在单位时空条件下也不无限的。4、相应于2的供应量在单位时空条件下也不是无限的。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交换者a和它的外界环境之间的交换是成比例的，而不是无限的任意的。交换者a和它的外界环境之间为什么能够按一定比例进行交换呢？它们之所以能够按比例进行交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它们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个共同社的“第三种东西”因为不同质的量无法比较大小。那么这个“第三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劳动吗？在第三、第二种交换中显然不是劳动；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中虽然出现了劳动，但它只是出现在供求双方的一方，并不构成双方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从上面四点和供×求×[信用×（时间×空间）]——交换的公式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需要。由于需要是双方相互的，一方的需要同时是另一方的供给，反之亦然。因此说站在交换双方中的一方看，交换双方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供求。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给出供求的定义：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叫供求。供求双方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供求。这不是同义反复吗？可能让人费解。这里前一个供求应与后面的双方合在一起，是指人，指交换者；后一个供求是指交换者的相互需要。完整的意思是：交换者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相互需要。用代入法把供求的定义代入这句话就是：交换者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供求。
就前三种交换形式来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供求，那么后三种形式呢？首先看马克思是如何论证的：几何学中不同平面几何图形的面积之所以能相互比较大小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第三种东西”——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50页）进而证明相互交换的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东西是劳动。然而真的是劳动吗？就第四种交换形式来说，我们设交换主体a1代表一块面包，交换者a是一位盲人；交换主体b1是一本《资本论》，交换者是张三。其中，面包和《资本论》都是劳动产品。假定物化在一本《资本论》和一块面包上的抽象劳动相等，即是它们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张三不使用强制手段的话，这位盲人会拿他的一块面包和张三的一本《资本论》相交换吗？显然不会。因为这位盲人根本不需要那本《资本论》。交换无法实现，交换的量的比例从何谈起？退一步说，即使存在着这个第三种东西——抽象劳动，并且可以计算出其大小又有何用？当张三以某种理由强制规定一块面包必须换一本《资本论》时，他们之间的交换已经不是第四种形式的交换而是前三种形式的交换了。因为张三不承认盲人对面包的所有权或者说盲人的所有权被剥夺了。他们处于不同的生存和发展地位。如果说马克思所指的是已经达成交换的双方，但又没有最后达成交换的双方，那么他们凭什么达成交换的呢？我想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也不得不回答：“凭相互需要。”可见马克思在论述劳动价值论之前已经把需求问题作为前提条件隐含里面了。《价值决定与供求关系问题》《卫兴华选集》150-169页。我们知道比喻论证有其使深奥的、抽象的东西变得通俗易懂，生动而形象的优点，但也有其仅仅根据事物的相似性而不是同一性从而导至论证丧失其严密性的不足。请继续看，不同平面几何图形的面积之间存在着两面个共同的东西——点和线。而数学家们在选择度量标准时为什么不选点而选线呢？这是因为虽然平面上含有无数个点，但不是由这些点直接组成平面几何图形的，直接组成平面几何图形的是线而不是点。同样的道理交换中虽然可以含有劳动，但它不是直接构成交换，它必须以或供或求或供求的方式形成相互需要的劳动才可以构成交换。脱离供求（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单纯从劳动本身来讲，它既不是构成交换的必要条件，也不是构成交换的充分条件。比如天然金金刚石与野苹果相交换、天然玉石与上衣相交换、信息与货币相交换、货币与货币相交换、小麦与小麦相交换、进出口批文的买卖、准生证的买卖、货币与性的交换、奴隶的买卖、人贩子控制下的妇女和儿童的买卖、小偷偷一头牛，强盗抢一粒珠宝然后到市场上去卖……很难说他们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劳动。在劳动不存在的条件下，任何形式的交换都有可能存在并按一定比例进行，只不过交换的量的比例基础不是劳动而是相互需要即供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他所研究的交换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之后的交换的真正原因，不把简单的、偶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交换排除在外，他就得不出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劳动的结论。试想有谁相信的价值是由她父母生育她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呢？有谁相信奴隶的价值是由生产奴隶所需要的社会性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呢？有谁相信进出口批文、准生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们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呢？……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整个劳动价值论就是从寻找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开始的。他把劳动作为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从一开始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从而也找错了对象。这时有人可能会说：马克思把劳动作为第三种东西是商品之间的第三种东西，商品是物而不是人；你把相互需要（即供求）作为第三种东西是交换者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交换者是人而不是物。物与物之间的第三种东西和人与人之间的第三种东西不是一回事更不能相互替代或混为一谈。商品之间的第三种东西决定价值；人与人之间的第三种东西决定价格。那么这两个第三种东西谁决定谁呢？显然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之间的第三种东西决定交换者之间的第三种东西，或者说价值决定价格。这不是一个先有鸡先有鸡蛋的问题，不难解决。我们看：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去寻找那个“第三种东西”呢？为了最终达成交换。为什么要达成交换呢？因为相互需要。什么东西的相互需要呢？交换者之间的相互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需要。供求的定义就是相互需要。等量代换之后，显然是供求。虽然也存在着把自己头上插几根草出卖自己的商品，但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下面的话是正确的：“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前面的《资本论》与面包相交换的例子也已经说明没有交换者之间的相互需要，一切免谈。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抽象劳动既使找出来，算出来是多少也是白费劲。相反在古罗马时代，人们根本不知道“抽象劳动”为何物，也没有费心思去寻找那个“第三种东西”更没有想到计算其大小，他们只知道相互尊重并承认对方的所有权，并且有相互需要的动机就够了。不知道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抽象劳动，奴隶的买卖、土地、牛、马、……的买卖、手工业产品的买卖照常进行。并且出现了以买卖为生的商人。《罗马法原论》周nan第282、47、29页。这些决不是用“简单的、偶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交换”一句话就能否定的，排除在外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起来的今天，从电脑程序到劳动价值论者身上的衣服，任何一种商品都有没有人计算出其所含的抽象劳动是多少，但是商品交换照常进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劳动价值论者声称：他身上的衣服是经过计算出其所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才决定购买的。也许读者听说过民间流传着的一个财主在水灾时期用元宝和长工换杂面馍的故事。一个元宝和一个窝窝头相交换，对劳动价值论者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一个元宝所包含的社会必要时间远远超过一个窝窝头的不知多少倍。如果把这个财主换成马克思的话，真不知道他在其肚皮和劳动价值论、元宝之间做何种选择。（注意：我对马克思本人不含任何恶意，相反，我很敬重他，作为一个学者，他是伟大的。）在这种偶然、特殊情况下更加显示出需要、供求决定交换的必然性，既使在特殊情况下也没有丧失其经济学上的意义。退一步说，既使劳动可以作为这个“第三种东西”它也必须以相互需要为前提，也只能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仅仅适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之后。而供求（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任何简单的、偶然的、常规的、垄断的条件下。供求可以适用于上述6种交换形式的任一种，而劳动仅仅适用于第四第五交换形式，并且还要加上种种限定条件，把不符合条件的交换作为例外排除掉。这就象勾股定理对于三角形必须有一个角等于90度，而余弦定理没必要以一个角等于90度为前提条件一样。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并且非常明显地看到：供求（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作为交换的量的比例基础较劳动具有更强的逻辑性和普遍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我同意张五常的观点：劳动价值论不是过时了，而是从一开始，从逻辑的起点开始就错了。《中国的前途》第43页。
七、劳动
小时候，曾听到我的邻居这么说：“当个人要是不吃、不喝、不穿该多好啊！这样就可以光玩不干活了。”这句话虽然出自懒汉之口，但它包含了一个真理：劳动是在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驱使下才开始的。劳动的价值在于满足需要。人类不是为劳动而劳动，劳动不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它本身不等于价值。抽象劳动作为劳动的一个子概念同样不等于价值。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首先明确一下具体和抽象的关系。通常人们往往忽视具体和抽象的联系而只注意它们的区别从而导至了一个错误的观念。举例说明：8+1=95+4=93+2=5……这些都是用具体的数所列的等式。我们可以把这些等式归纳为mx+ny=b这里我们可以说mx+ny=b和8+1=9、5+4=9、3+2=5……相比较而言是抽象的。但我们不能说mx+ny=b本身是抽象的。mx+ny=b是客观的具体的方程或者说具体的直线系方程表达式。8+1=9、5+4=9、3+2=5……相对于mx+ny=b来说是具体的，但对于物理学家或会计来说却又是抽象的。8+1=9中的8、1和9是指人呢还是时间？是长度还是质量？不得而知。这说明具体的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变得非常抽象，抽象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又变得非常具体。抽象只是相对而言相比较而存在。我们说某事物是抽象的是指它与另外一种或几种事物的关系，而不是指该事物本身具有抽象性。就劳动而言，它的抽象性（即抽象关系）视其所在的语言环境而定。当我们说劳动这个概念时，所有劳动的具体形式已经撇开，它与植树、播种、牧羊、制造飞机、科学研究、原始人劳动、封建社会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私人劳动、社会劳动、社会必要劳动等等，还有所谓的“抽象劳动”相比抽象性最大。也就是说它比抽象劳动还抽象。这就意味着抽象劳动至多是劳动的一个子概念。它永远不会超越劳动这个概念的外延或者并驾齐驱。就象孙悟空无论如何永远打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劳动前面加的限定词越多它的外延越小，而不是相反。那么抽象劳动究竟是什么呢？从下面对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私人劳动的含义有两层：一是无协作的劳动，同时也没有被社会认可。二是有协作的劳动，但也没有被社会认可，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社会劳动的含义也有两层：一是有协作同时被社会认可的劳动。二是无协作但也是社会需要的、被社会认可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20-25页。由此可见，区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唯一标准是：它是否是社会需要的。社会劳动实际上是被社会认可的劳动、社会需要的劳动。如果说劳动的二重性是由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经过社会必要劳动引伸出来的话，那么“抽象劳动”这个概念的内含和外延实际上就是社会需要的劳动。定语——社会需要的和宾语——劳动作为交换的两个要素构成供求。这就是抽象劳动的本质所在。其合理成分并未超越——供求。如果仅仅把抽象劳动理解为撇开具体劳动形式后剩下的人类生理学上的无差别的劳动一般，这样就把抽象劳动和劳动混为一个概念了，除去抽象劳动的历史性规定之外。这里的供求是交换行为事实上发生之前的一种理论上无法确定的假设，把假设的需求预先和劳动加在一起构成供求，然后把这种假设的供求
（即抽象劳动）随着生产过程塞入产品中，作为价值再凝结于商品中。这就导至了一些商品无法在真实的交换中实现其价值。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定义为：在现有的，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52页。这里的熟练程度、强度、生产条件可以综合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现有的、正常的、平均可以统一为平均的。社会的可以表述为社会需要的。由此可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平均工作效率条件下的劳动时间和社会需要相加后构成的平均社会供求。（注：这里的社会需要有二层含义，一是对平均时间成本的需求。二是社会对该产品的需求。）而这个平均社会供求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考虑到空间因素的话。在空间e内我们设有五个区间a、b、c、d、h其中a、b两区供过于求；c、h两区供不应求；d区基本平衡。设整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t，各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都一样，产品的种类、质量相同。也就是说物化在单位商品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一样或者说物化在单位商品上的抽象劳动都相等，单位商品的成本也相等。如果规定单位商品的价格为tp并且每个生产者都被强制以此价格出售，那么供求基本平衡的d区的生产者马马虎虎还过得去；供过于求的a、b两区的生产者则特别倒霉；供不应求的c、h两区的生产者则特别幸运。退一步说既使各区是开放的，在这个强制规定下c、h两区的生产者也可以得到地利之便。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在一大串假设条件下加入一个不可避免的空间因素后得出的，要是把这些假设去掉，社会必要时间这个概念就更加不可捉摸了。离开空间因素仅仅在数学上靠计算机求得的平均数是毫无经济学上的理论意义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对于供求基本平衡的d区，我同意下面的观点：供求平衡毕竟是供求平衡而不是别的什么平衡，供求仍然是作为前提条件而存在着的，仍然起着决定作用。另外，d区本身有多大是无法确定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国家为区间进行计算，我想这只是中央集权的需要。面对着飞机和西瓜这两种商品，这种观点就会陷入困境，因为这两种商品的销售半径都远离国家区间。进一步说，如果划分为五个基本区间的话，那么就有31个组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世界上有将近二百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内又有数不清的较小经济区间，国家间又有那么多经济同盟或贸易协定。不要说生产成千上万种商品，并且不同商品之间相互影响，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生产同一种商品，并且质量相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个数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要是再考虑到劳动生产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再考虑到社会需求每时每刻的变化，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个数就更加难以想象了。计划经济的制定者是如何从理论上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确定商品价值的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现在我们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定义举个例子：比如您投资一千万元，用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最佳的工艺流程、最熟练的工人、最低的劳动强度、最好的管理方法、在最优越的投资环境中，生产原始人耕地用的耒耜。并且全世界有且只有您一家工厂生产，即让您拥有绝对垄断权，免除您统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时间。然后把您生产的耒耜拿到市场上去卖，我相信绝对没有一个农场主或农民会因为您花费了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一千万元资本而可怜可怜您的。这一千万元中的“不变资本”也不得不变为零。如果政府不给予补贴或者不把这些耒耜按计划强行分配给农民、小学生、批发经销商的话，工厂无疑要关门，您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可见怪不怪的是我们的政府每年给予这些生产“耒耜”的工厂、企业数以亿计的补贴和贷款。很显然，否认供求、否认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决定价值的劳动价值论是产生这种现象的理论根源。上面我们已经知道，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含空间因素的概念。下面我们再举一例，假若有一种产品到实现共产主义那一天才使用，如果必须从现在开始生产的话，那么这种产品的价值如何计算？我想这是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也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他只是把社会需求作为前提条件预先塞入商品中，而没有考虑到需求可能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对已经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的影响。它足以抽去商品的灵魂——抽象劳动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现在，可能有人会说我并没有真正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下面是我所知道的国内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几种解释：这几种观点至今没有定论。第一种观点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撇开市场的必要性社会需求的必要性不谈，仅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必要性。第二种观点是：既包括生产的社会必要性，又包括社会需求的必要性，但以生产的必要性最终起决定作用。第三种是调和论，它认为两种必要性共同起决定作用，至于如何共同起决定作用，不得而知。第四种是既包括生产的必要性又包括市场的必要性，最终以社会需求的必要性起决定作用。第五种观点是以于光远先生、樊纲先生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天生地不能获得理论进展。
第一种观点，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中间盛行。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体现。他们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社会需求的必要性，抛弃了马克思一再强调的前提“为了交换而生产”、“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基础”。现在看来这也难怪他们，因为他们要么放弃马克思的理论目的，要么放弃这个理论存在的前提。这是他们唯一而困难的选择，是理论本身不完善的结果。这种不完善西方经济学者早已发现了，但没有进一步深究，只是说《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相互矛盾而简单地否定了。马克思用“为了交换而生产”一句话巧妙地把需求与生产（即供应）结合起来构成供求，然后把这个在生产之前假定的供求作为抽象劳动随着生产过程塞入产品中，作为价值再凝结于商品中。这就给西方经济学者造成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相矛盾的假象。以至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看出这一点。他们没有认识到撇开市场的必要性、社会需求的必要性也就撇开了劳动价值论存在的前提。离开这个前提去追求理论的目的难免不会在实践上南辕北辙。当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行不通的时候，第二种解释逐渐流行。第二种观点是马克思的本意。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中拿出一小块来让给市场，并确定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原则。这就是著名的“鸟笼经济”。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极力要求理论界跨过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可行性研究阶段直接进入计划与市场如何相结合的研究，以至于人们在对策性的研究上穷于应付，而无法顾及基础研究。这样理论就落在了实践的后面成了宣传政策的工具。而实践呢？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水越来越深淹没头顶的时候怎么办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克服了前辈们的不足，发现了劳动价值论存在的前提，把“社会需要”象马克思一样在生产者之前预先塞入劳动者中。这是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悲剧，也是劳动价值论的悲剧。他们没有重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警告：用二涵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必将导至供求价值论！尽管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能自圆其说。他们仅仅用，在供求平衡的条件下来确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能让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放心的。确实如此。我们看，这个理论前提也就是间接地承认了社会需求决定抽象劳动、决定价值、决定价值量。如果社会需求是相互的，那么站在交换双方中的一方看，社会供求决定价值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另外这里的供求平衡如果考虑到空间因素就无法确定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至今没有定论，根本原因是劳动价值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不能自圆其说；要么走向理论的解体。樊纲先生在《中国理论经济学史》和《苏联范式批判》中指出：
“苏联范式”形成于40——50年代，但却完全忽视了上述理论的进展。（指效用价值论——引者注）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在理论上总也不能从基本理论出发，从使用价值的概念出发为“需求”确立一个合法的地位，不能全面地解释价格运动，也不能在基本理论层次上为“计划”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基础。所谓“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中的那个“比例”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论证。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其结果自然是忽视多样性的消费需要，忽视对复杂的社会需求结构研究，以至在制定经济计划或构造“投入产出表”时，都不知道要首先研究那个起决定作用的“最终需求单”。在这样的理论和“计划”指导下的经济，必然是生产的结构严重脱离需求的结构，结构性短缺与过剩并存。……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确是马克思自己提出的一个概念。这表现出他自己在研究过程中认识到了社会需求的重要作用，但却没有意识到“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本身在他的理论体系内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逻辑上的矛盾。这就是他在确立劳动价值论的时候，坚决地排斥“需求”决定价值的观点。而当他需要将需求引入理论来解释“社会生产的比例关系”问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通过“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回到了“需求”也决定“价值”……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需求“从后门进来”也决定价值一定会发生不可解的矛盾”。
尽管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否认劳动价值论会走向解体，但他们和马克思本人一样并没有能够证明价值产生于劳动。例如郭寿玉女士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新论》第69页，是这样论述私人劳动二重社会性向社会劳动的二重性转化的：“私人劳动二重社会性向社会劳动的劳动二重性转化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因为只有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向社会劳动二重性的转化，才能够由生产中劳动的二重性物化为商品二重性。并在生产中创造出社会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又没有最后完成二重社会性向劳动二重性的转化。只有在流通中出售商品的时候，这一过程才最后完成。”
我们看“因为”后面的“只有……才……”这个复句。这里要么是一个理论上的强制规定；要么是一个用结论证明结论的逻辑错误。例如：为什么1+2=3？因为只有1+2才等于3。因为后面根本没有表达出原因。请继续看“只有在流通中出售商品的时候，这一转化过程才最后完成”。这意味着什么呢？只能说抽象劳动在商品出售之前还没有出生，还是一个胎儿！劳动价值论者可以把还没有怀孕或者是刚刚怀孕的胎儿——抽象劳动的——寿命——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出来，确实不简单！最高明的算命先生也不过如此。
我们国家最近两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实践上迈出了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向由供求（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决定价值的关键一步。这意味着人们开始走出劳动价值论的阴影。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也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认识到了劳动价值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这句话同时也为重新评价劳动价值论开放了。但是从实践上走出的这决定性一步，还没有被学术界广泛认可，仍然有人试图把市场经济拉回到劳动价值论里面去，用劳动价值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还没有结束。
八、商品
教课书上说：商品是人们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首先看这个定义的种差——用来交换的。它在时间上有三种可能：1、在产品生产之前。2、在产品生产过程中。3、在产品生产出来之后。例如在鞋子没有生产之前已有卖鞋动机；在鞋子生产过程中才有卖鞋动机；鞋子生产出来之后才有卖鞋动机。其次，这里的交换按马克思的观点可以并且只可以理解为第四、第五种交换形式。第三用来交换的动机如果是在劳动产品被生产出来之后产生，既使是第四、第五种交换形式，劳动产品也不是商品。最多叫做简单的、偶然的商品交换。第四，如果定义的宾语不是劳动者产品，那么他用来交换的无论是什么，也不管以何种形式交换都不是商品。由以上4点可以看出：1、如果交换的动机在产品产出之后产生，那么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这种产品的交换。例如，现在有很多农民在从种麦到收麦这段时间里根本不打算出售他们的产品小麦，而是为了自己消费。但是由于某种临时性急需（比如小孩子生病。）把本来不打算出售的小麦卖掉了。这种小麦的交换比例如何确定？如果谁说这是简单的、偶然的、特殊的、不正常的交换，那么他是以此为借口来逃避现实。因为只要他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农贸市场上去看一看，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做着这种交换。如果不规定用来交换的动机在商品生产出来之前产生，那么劳动价值论也就失去了把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塞入商品外壳中的机会。这就象民间故事中的灵魂投胎一样，孩子已经出生了灵魂还没有赶来。把动机产生于产品生产出来之后的交换说成是简单的、偶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交换，也就把这种交换排除在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范围之外了，从而也为劳动价值论找到了一个自圆其说的方法。2、规定用来交换的是劳动产品而不是其它也就规定了价值源泉的唯一性。总之对商品概念的种种规定仅仅是劳动价值论本身的需要而不是对经济实质的概括和总结。也就是，他必须把商品这个概念的外延缩小到与价值的概念相一致。那么，怎样定义商品才较为合适呢？首先，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必须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因为离开交换就无法谈商品。而交换又以产权、所有权、所有制为前提。所以产权、所有权、所有制又是商品定义的一个必要条件。第三它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和发展关系，而不反映物与人、物与物的关系。有且有了这三点就可以了：在没有强制条件下，人们用来交换的、被认可的产权、所有权叫商品。这里的交换主体——产权、所有权不仅可以是权利本身而且可以是产权、所有权的标的——劳动产品、时间、空间、信息、自然物、货币、信用、服务、法人等等。例如在管制条件下进出口批文的买卖用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把商品的定义修正后，这种现象就不为怪了，当然也不必再计算进出口批文中所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了。不同商品可以相交换，同一种商品也可以相交换。这里的被认可有两层含义：1、是集合内各子集的相互认可。2、是全集和子集的相互认可。例如交易，卖毒者和吸毒者相互认可，但它不被政府认可。这种情况下子集与全集的制度成本为空集。在子集本身看来也是商品交换，名之曰：非法的商品交易或黑市。没有强制条件也就是交换者的产权、所有权为非空集合。这是市场经济的制度边界。通过对商品概念的修正，我们进一步把主流经济学与产权制度经济学统一起来。这是康芒斯的重要思想。
九、价值
什么叫价值？从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性质这一公理出发，我们给出下面的定义：价值是事物之间相互存在和发展的关系。事物之间相互存在和发展关系的大小决定价值的大小。在交换形式内价值表现为交换者的所有权的权值。价值不但有大小而且有正负（利、害）。互为正价值的事物相互肯定；互为负价值的事物相互否定；互为正负价值的事物有两种情况：1、是其中一方占有另一方或其中一方逃避另一方。2、是其中一方或双方找到一种媒介从而转化为相互肯定的关系。例如，我有面包，你有衣服。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我们可能有如下几种关系：1、你杀掉我或我杀死你，然后夺得对方的所有权。2、在不杀死对方的条件下强夺取得对方的所有权。3、盗窃对方的所有权。4、在强制条件下双方交换所有权。5、在自愿条件下双方交换所有权。就第五种生存和发展关系来说，我要穿衣，你要吃饱肚子，那么我们两个人相互肯定、相互需要。至于多少面包换多少衣服，视我们两个人的相互肯定程度，相互需求大小而定，而不是取决于各自物化在面包和衣服上的抽象劳动是多少。因此，也不必费心思去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面上看多少块面包换多少件衣服是x块面包值y件衣服，实际上是两个交换者在相互认可生存和发展权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相等、所有权相等。
从价值的定义中可以看到，价值可首先分为两大类：即相互存在的价值和相互发展的价值。前者是静态的不以交换形式来表现。如人生存在地球上；大楼建在地面上；和平时期各国军事力量的互存；男人和女人互存等等。后者是动态的，可以在6种基本的交换形式内描述。它是所有权的权值。它的变动是在下面两种情况下产生的；1、是在同一种交换形式下产生。比如，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中，狼有时捉到一羊；有时捕到一只鸡；有时什么也捞不到。人有时吃得好；有时吃得不太好；有时还要饿肚子。一个工厂的产品有时多有时少，质量上也有差别。就这样a、b、c的值在供求的作用下，不断变化。但始终“a等价于b等价于c”。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中交换者a一般情况下，付出的交换主体a1越大得到的b的值越大，但有时付出较少的a1却可以得到较大的b，事半功倍；有时即使付出了很大的a1才可以得到很少的b，事倍功半，有时什么也得不到。但同样“a等价于a1等价于b”。在第四、五、六种交换形式下也是如此。这说明：在同一次交换中物理量的变化与价值量无关。即价值守衡。在同一种交换形式下的不同次交换之间相互比较才有价值的（正、负、零）增长。2、在从第二到第一种交换中，一般情况下很显然第一种交换扩大了第二种交换的规模和水平。但有时多，有时少，有时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每次每种交换的价值是由各自的供求决定的，因此，两次两种交换的价值相比才会发生价值的正、负、零增长。从第一种到第四种交换也是如此。
对方的所有权。4、在强制条件下双方交换所有权。5、在自愿条件下双方交换所有权。就第五种生存和发展关系来说，我要穿衣，你要吃饱肚子，那么我们两个人相互肯定、相互需要。至于多少面包换多少衣服，视我们两个人的相互肯定程度，相互需求大小而定，而不是取决于各自物化在面包和衣服上的抽象劳动是多少。因此，也不必费心思去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面上看多少块面包换多少件衣服是x块面包值y件衣服，实际上是两个交换者在相互认可生存和发展权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相等、所有权相等。
从价值的定义中可以看到，价值可首先分为两大类：即相互存在的价值和相互发展的价值。前者是静态的不以交换形式来表现。如人生存在地球上；大楼建在地面上；和平时期各国军事力量的互存；男人和女人互存等等。后者是动态的，可以在6种基本的交换形式内描述。它是所有权的权值。它的变动是在下面两种情况下产生的；1、是在同一种交换形式下产生。比如，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中，狼有时捉到一羊；有时捕到一只鸡；有时什么也捞不到。人有时吃得好；有时吃得不太好；有时还要饿肚子。一个工厂的产品有时多有时少，质量上也有差别。就这样a、b、c的值在供求的作用下，不断变化。但始终“a等价于b等价于c”。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中交换者a一般情况下，付出的交换主体a1越大得到的b的值越大，但有时付出较少的a1却可以得到较大的b，事半功倍；有时即使付出了很大的a1才可以得到很少的b，事倍功半，有时什么也得不到。但同样“a等价于a1等价于b”。在第四、五、六种交换形式下也是如此。这说明：在同一次交换中物理量的变化与价值量无关。即价值守衡。在同一种交换形式下的不同次交换之间相互比较才有价值的（正、负、零）增长。2、在从第二到第一种交换中，一般情况下很显然第一种交换扩大了第二种交换的规模和水平。但有时多，有时少，有时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每次每种交换的价值是由各自的供求决定的，因此，两次两种交换的价值相比才会发生价值的正、负、零增长。从第一种到第四种交换也是如此。
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
使用价值是不是价值？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交叉关系还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劳动价值论看来使用价值不是价值，二者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比如空气、阳光等只有使用价值而无价值。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打个比方：白马不是马；自然数不是数。这两个判断对吗？白马与马作为两个概念，其外延一个小，一个大，但是白马内含于马。这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哲学逻辑问题。说使用价值不是价值无疑于说白马非马，自然数不是数。如果一个概念的外延小于这个概念的内含，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个定义是错误的定义呢？这样说，劳动价值论者可能性会问，那么空气、阳光值多少钱？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您先回答下面的问题：吸一支烟的功夫是几秒钟？您自己的头发有几根？银河系的直径是几厘米？凝结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抽象劳动是多少？也可以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值多少钱？对于前三个问题，劳动价值论者可能会说没有考虑过，那么后两个问题呢？劳动价值论者自以为每种商品的价值在它被生产出来之前就可以从理论上计算出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自创立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为什么后来的劳动价值论者没有利用马克思所提供的理论方法计算出凝结在劳动价值论中的抽象劳动是多少？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值多少钱？难道说马克思在研究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没有凝结抽象劳动？没有消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难道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象空气、阳光一样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幸亏劳动价值论者没有计算出来的是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要是人们的一日三餐等到一百多年后计算出来，然后再制定计划，再按计划生产，再按计划分配到人们手中，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们退一步假定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已经计算出来了。它等于日本1985——199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并且联合国授权秘书长安南拥有以此价格强制出售劳动价值论的权利。如果安南把它分别卖给叶利钦、卡斯特罗，要求他们二年内四次分期付款。结果会怎样呢？这里再一次表明，既使可以从数学上计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一个毫无理论意义的一个数字。这只能说没必要，不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值多少钱，并不等于说它没有价值；不知道空气、阳光值多少钱并不等于说没有办法证明它有价值，只要它们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系。但是对于劳动价值论的目的就不同了。如果没有办法从数学上计算商品的价值，也就没有办法为计划经济找到一个理论基础，最终也没有办法为计划经济取代商品市场经济提供一个理论基础。计划经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首先这是一个标准的选择问题，其次是不同标准的相互通约问题。标准之间不能通约并不能否认标准的存在，或以一个标准去否认另一个标准。这样有人可能会说：你这里所讲的价值和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不是一个概念。是的，当然不是一个概念。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事物之间相互存在和发展的关系。或者是产权、所有权的权值。而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是抽象劳动在商品中的“结晶”。这种“结晶”是粉红色的，还是“苍白色”的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令人高兴的是：您已经认识到了劳动价值论给“价值”的定义不能表达劳动价值论本身的价值，并且导至了使用价值和价值关系的混乱。
“假如交换价值不外是商品中所含的劳动时间，那么并不含何等劳动的商品何以能有交换价值，或者换句话说纯粹自然力的交换价值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在地租论中解决。”地租论开始的前两句话就这样说：“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的范围。我们只是在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范围内，研究土地所有权问题。”这两句话说明纯粹自然力的价值分两部分，一部分在马克思看来没有必要去研究它，把它排除在外；另一部分归功于劳动价值。换言之地租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而前面我们已经证明劳动价值论本身是不成立的。相应的地租论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过这样两句话就把地租论否定掉也未免过于简单了。这是劳动价值论者所不能容忍的。现在让我们随着地租理论的逻辑思路重新分析一下。首先，马克思把不能解释的现象排除掉视为例外。如天然金刚石、无所有权的土地产物、有所有权的自然物，但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原始森林、河流、阳光、天然中草药、无线电频率等等。其次从假象出发推导出符合要求的结论。例如：
“一块已耕土地和一块具有同样性质的未耕土地相比有较大价值。投入土地的经过较长期才损耗尽的固定资本，也大部分是而且在某些领域往往完全是由租地农场主投入的。但是契约规定的租期一满，在土地实行的各种改良就要作为和实体即土地不可分割的属性一起变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在签订新租约时，土地所有者把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加到真正的地租上……。”
“一块已耕土地和一块具有同样性质的未耕土地相比，有较大价值。”真是这样吗？举例说明：比如东径120度、北纬45度的一块未开垦土地200亩和一块东径120度、南纬85度的一块已开垦土地200亩，并且，东径120度，南纬85度的这块地肥力最大，土壤结构最好，化学性质最好，就土地的性质来说适合种植任何植物。而东径120度，北纬45度的这块未开垦土地每年仅出产2公斤上等天然人参。东径120度南纬85度的这块地，由读者的愿望随便种植什么作物吧。你能说已开垦的二百亩地比未开垦的二百亩地价值大吗？有人可能会说天然人参没有物化劳动没有价值。那么未开垦的土地同样没有物化劳动怎么会有价值？没有价值怎么会与已开垦的同样性质、同样面积的土地比较价值的大小？就算天然人参没有价值，我们把它换成人工种植人参（注：仅仅种上而不耕地、施肥、浇水、除草等。）我想既使这样也无法说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当然了，如果劳动价值论者能够证明人类将来有一天可以把地球的自转方向改为自南向北运转，这个结论也许存在着正确的可能性，因为那时候，人们可以把地球象羊肉串放在火炉上一样放在太阳下颠来倒去。因此说这个命题从逻辑学上来讲，它的真值为零，或者说是一个假命题。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地所有者与租地农场主有两次交换，这个结论是马克思通过这两次交换相比较而得出的。那么第一次交换的价值从哪里来？马克思在这里没说，在得出这个结论后，以此结论去论证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最后再返回来用绝对地租、级差地租证明第一次交换从哪里来。马克思用第一次交换的标准去度量第二次交换，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差额有三种情况（正、负、零）忽视了其中的两种从而导至了假象的产生。纯粹自然力的交换价值从何而来的问题本来是劳动价值论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把它转给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地租论是否隐含着一个循环论证呢？在级差地租的概论中马克思假定：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3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西方价值理论存在着重大的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只能创造“财富”或使用价值，而不可能成为“价值”的源泉，并构成商品价值的实体。马克思的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理论被理论界概括为“价值源泉一元论”；且这种价值理论是彻底的“客观价值论”，即马克思认为，价值的决定因素是实实在在的，它完全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劳动投入量大小或有无，而与人们的主观感觉或好恶没有任何关系。
但西方学者则不同意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在马歇尔均衡价值理论产生之前，他们或主张多元价值论，或主张主观价值论。价值源泉多元论的产生最远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他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为后来的西方学者们所普遍接受，并发展为劳动和土地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多元价值论。（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马克思虽然也认同配第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但是由于马克思认为财富与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所以，尽管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了财富，但是创造价值的就只能是劳动一个因素。至于西方学者则显然是假定“财富”与“价值”这两个范畴是可以等同使用的范畴。）依价值多元论的解释，价值的源泉不仅包括劳动要素，还应包括资本等非劳动要素。也就是说，构成产品成本范畴的各个因素都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因为在他们看来，从产品使用价值的创造或产品的供给离不开所有要素的共同配合。这种从供给角度或成本方面分析价值源泉的理论就是所谓的“生产费用价值论”。应该承认一点的是，尽管生产费用价值论从具体的价值决定因素来说是属于多元价值论范畴，但是如果从主客观价值论的划分来说，生产费用价值论则无疑可以归入客观价值理论范畴，因为成本投入对生产商品的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和客观的。
至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观价值论，虽然早于18世纪中叶就已出现，但完整理论体系的形成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奥地利学派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和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等人完成的。他们在“边际效用”概念基础上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并非供给方面的生产费用大小，而是消费者需求方面的主观因素，即商品给消费者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大小才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这即所谓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据西方学者认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彻底地解决了”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水与金钢石的价值悖论”难题。
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观价值论产生。那么，“价值”究竟是一个主观范畴还是客观范畴？19世纪末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马歇尔通过均衡价值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和。在他认为，价值既取决于供给因素，又取决于需求因素，从供给方面来看，生产费用是决定产品价值的因素；从需求方面来看，效用或边际效用是决定产品价值大小或有无的因素。商品的最终价值决定在于供求双方的共同作用，这一价值理论就是所谓的均衡价值论或均衡价格论。由于供给方面的“费用”因素属于客观范畴、需求方面的“效用”因素属于主观范畴，因此，价值这一概念在马歇尔认为便既带有主观性，又带有客观性。
二、对私有经济的不同认识：价值源泉之争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发生的价值理论之争，从形式上看是经济学理论本身或学术观点之争，然而，隐藏在理论背后的则是一个重大的阶级利益冲突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体现了双方对发展私有制经济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所最终得出来的基本观点或结论是：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或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生产费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以及均衡价值论则无视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认为二者是和谐的关系。
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以铁一般的逻辑推导，建立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家剥削雇用劳动者剩余劳动的理论）并进而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对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马克思是通过对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的剖析来进行的，确切地说是通过对商品价值构成及形成的分析来进行的。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人力成本（工人的活劳动）和物力成本（机器设备、原料、燃料等生产资料）在形成为商品后或者说形成为使用价值后，其价值构成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和投入的物质资本相对应的不变资本价值：依据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理论，机器、厂房、原料等物质资料是不可能创造价值的，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只转移其自身价值，资本家投资于物质资料上的资本因此被称为不变资本；第二部分是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工资部分：依据劳动价值理论，这一部分是可以通过工人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来，它构成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新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在马克思资本理论中，它被称为可变资本；第三部分是超过生产之初所投入的资本量的价值量：这一部分就是剩余价值。根据活劳动创造价值而物化劳动只转移价值却不创造价值的理论，剩余价值部分显然只能来自于工人的活劳动本身，而与资本家所投入的物质资本是没有关系的，物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仅限于创造使用价值。由些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家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即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制度）而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彻底地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剥削的程度或剥削率则可以通过剩余价值在可变资本或工资中的比率来衡量。进一步地，对于资本家这种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行为，无产阶级显然应该联合起来进行抗争，确切地说是应该联合起来共同这种人对人实施剥削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建立一种劳动者联合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可见，“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劳动价值理论最终的必然结论。
然而就西方经济学家来说，对现存社会制度（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永恒性和合理性的判断与认识，使得他们自然要坚决抵制并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否则他们将无法抵挡马克思的铁一般的逻辑推论。的确，依据西方学者的价值源泉多元论，是无法得出消灭私有制的结论的。因为根据生产费用价值论，不仅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投入创造了价值，而且物化劳动（即资本等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了价值，这样自然地，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便天经地义；顺理成章，西方经济学家也就认为，资本对雇用劳动的剥削无从谈起，消灭私有制便没有必要或依据，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永恒不变的理想社会。生产费用价值论被均衡价值论取代后，西方学者进一步地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永恒不变的假定前提下，再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继续关注价值理论的讨论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因此，他们也就将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投放在价格理论上，而非价值理论上，在马歇尔看来，讨论价格问题的意义已超过价值问题的讨论，这一观点几乎为现代西方所有经济学家所接受。
三、“价值”定义的差异：价值理论存在分歧的直接原因
价值理论之所以存在分歧或争论，根源虽然在于争论双方对“私有制经济”合理性以及“消灭私有制”的认识迥然不同上；但直接的原因则在于论战的双方所给予的价值范畴的定义是不同的。换言之，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价值”范畴和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存在着定义上差别。由于大家是在不同的含义上理解“价值”这一范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理论中所讨论的“价值”并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价值”；而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价值”含义也绝对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这样，在不同的“价值”定义基础上讨论价值的源泉，显然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价值理论。其实，什么是“价值”与什么是“价值的源泉”（或价值的决定）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是对“价值”这一概念本身下定义，后者则是探讨决定“价值”量的具体因素或者说探讨价值的实体是什么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或使命之一是研究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然而现在我们发现，在价值理论的讨论中，我们这些以讲究效率而著称的学者们却陷入了一个永远不可能得出一个确切结论的无谓争论之中，也就是说，在不统一“价值”范畴定义的前提下争论价值的源泉只能是浪费时间与精力。我们认为，如果理论界需要将价值源泉问题讨论清楚，那么，首先应该讨论的是价值的概念本身，即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价值”范畴，到底该如何定义？
概括说来，理论界对于价值范畴本身的（经济学）定义或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斯密对价值的定义。斯密接受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带有表面化或现象化的看法，他认为，“价值”一词通常有两种意思，一方面是指“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指“交换价值”。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说：“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1）
二是马歇尔对价值概念的理解。针对斯密将价值解释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观点，马歇尔说：“经验已经表明，把价值这个字用作前一种意义是不妥当的。一个东西的价值，也就是它的交换价值，在任何地点和时间用另一物来表现的，就是在那时那地能够得到的、并能与第一样东西交换的第二样东西的数量。因此，价值这个名词是相对的表示在某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2）简言之，在马歇尔认为，所谓价值，主要就是指物品的交换价值或价格。正是在将价值定义为价格的基础上，马歇尔才得出了价值（价格）取决于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的共同作用的均衡价值（价格）理论，其中，决定供给价格的因素是生产费用的高低；决定需求价格的因素是边际效用的大小。撇开这种将价值直接定义为价格的做法是否合理问题不谈，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是马克思对价值概念的解释。马克思是通过对交换价值的分析着手进而从更本质的方面或更深层次引出价值范畴的。马克思说：“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共同的东西。”“如1夸特小麦=a担铁，这个等式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这里所说的“第三种东西”或“共同的东西”是指什么？通过分析，马克思首先排除了使用价值，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他还说：“如果真正把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它们的价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3）根据马克思的上述一系列论述，我国理论界对价值范畴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的那一句话——“所谓价值，就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由于价值这一概念在我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被直接定义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因此显而易见，任何对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的指责甚至所表现出来的丝毫怀疑都是徒劳无益的。
综合马克思的论述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价值的内含更多的是从本质上来加以概括的，这就是说，价值作为不同使用价值相交换时所体现出来的“共同东西”，它是商品经济社会所特有的历史范畴，它代表了或体现着一种社会关系，即商品生产者之间互换劳动的关系。
四、劳动价值论：一个建立在严格定义与严密前提下的宏大理论体系
如上所述，马克思是从交换价值的分析中引出价值范畴的，紧接着他便给价值下了一个非常本质化的定义，这个定义奠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理解价值源泉一元论和价值源泉多元论的区别，关键之一就是应该把握双方在价值范畴定义上的差别。价值源泉多元论接受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化看法，把价值视为“所能交换到的其它商品量或货币量”即交换价值或价格；而马克思的价值源泉一元论则在严格区分“价值”与“价格”概念的基础上，赋予价值一个新的或本质上的解释，即“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4）
至于商品交换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究竟是什么，马克思通过分析发现，它不可能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是不好进行比较的，这样只能从“交换双方都是劳动产品”这一共同点出发寻找不同商品相交换的共同基础。但价值源泉多元论者则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们坚持从“使用价值或物的有用性”方面探讨商品交换时所体现出来的“共同基础”，并认为不同商品尽管使用价值不同，但在满足人类需要和欲望方面却有“共同性”，这即商品对交换者而言是有效用的，无效用的物品是无价值可言的。（5）最终西方经济学中便逐渐形成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这里需要指出一点的是，马克思虽然不同意将使用价值视为价值的源泉；但是他却没有完全否定“有用性”或“使用价值”在价值实际形成中的巨大决定作用。例如马克思曾指出：“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现行教科书简单地将价值定义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是不太严谨的，至少应在劳动一词前加上“有用”或“有效”等限定词。否则劳动一词前面若没有“有用、有效”之类的限定词，那么就会陷入两个因素（劳动与有用性）交叉或轮流决定价值的实际形成的困境，这就是说当商品有使用价值时，“抽象的人类劳动”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但是当商品没有使用价值或者说劳动无效时，“使用价值”在价值形成中就会起“一票否决权”的作用，成为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马克思认为劳动有两个含义，一种劳动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另一种劳动是不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其中，前一种劳动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劳动或有用的劳动，它创造价值；后一种劳动则“不能算作劳动”，是一种虚假的、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中的“劳动”显然是指那些能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而不包括“不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在内。
接下来还有一个“劳动的个别性与社会性”问题。由于马克思发现了个别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大小存在悖论，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这意味着，马克思也发现了“社会需求”是价值决定中的潜在力量。由于商品的价值只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即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实际上只能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而交换本身即意味着供给者和需求者必然同时出现，并且互为前提、相互作用。可见“价值”概念本身必然蕴含着供给与需求的共同作用，简单地认为马克思否定需求参与了价值的形成与决定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其实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需求对商品价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即需求方对供给方所付劳动量的认可程度决定着该商品的实际价值量或市场价值量，这样劳动付出小，并不一定意味着商品的价值量就小，如果社会或消费者认同，少量的劳动也可表现出大量的价值，（按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品的生产者即如此。）反之，劳动付出量大也不必然体现较大的价值，在社会不接受的情况下，大量的劳动付出也可能不形成或只形成一部分价值，（按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品的生产者即面临此命运。）必须承认，马克思的分析是符合商品价值的实际决定过程的。
既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否定需求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那么也许有人要问：劳动价值论和马歇尔的供求价值论还有区别吗？回答是肯定的。这即马克思认为，当供求平衡时，商品价值量的大小也就是商品价格的高低，唯一地取决于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入状况。而西方经济学则认为，即使商品供求平衡，从供给方面分析，决定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因素也不可能只有劳动投入一个，还应该包括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在内。因为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参与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财富的创造过程，它们对社会总价值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马克思虽然赞同配第的“劳动与土地共同创造财富”的名言，但却否定土地创造价值之说，因此可见，马克思实际上将“价值”与“财富”又视为含义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马克思对“价值”内涵的严格界定再次成为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关键。）实际上，只有对“财富”与“价值”赋予不同的内含，劳动价值一元论才能成立，我们才可以说“劳动、土地、资本等全部生产要素参与了财富的创造过程，但只是其中的部份生产要素即劳动创造了价值。”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建立在严格的定义和一系列严密的假定前提基础上的宏大理论体系，在任何一个环节放弃或忽视了其中应有的假设前提，都将会导致劳动价值论难以贯彻到底。归纳说来，这些必要的前提或基本观点包括：第一，“价值”与“交换价值或价格”是内含迥异的两个概念；第二，商品的使用价值或物的有用性不具备可比性，因而不能成为交换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的东西”；第三，劳动有“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之分，“劳动价值源泉一元论”中的劳动是特指有用的人类劳动，不包括无用劳动在内；第四，“价值”与“财富”因而“价值创造”与“财富创造”是有本质区别的两类范畴等。
必须认识到的是，只要坚持了上述理论前提或基本观点，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思路去思考价值决定问题，结论必然是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和自然资源等要素不创造价值。我们认为，坚持劳动价值论不能简单地坚持“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这一个结论，同时更应该坚持上述各假定前提，因为任何忽视或放弃上述分析所得出的理论前提或基本观点的做法，都将会导致价值源泉一元论难以贯彻到底。
注释：
（1）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5页。
（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81页。
（3）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51页。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4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在世界范围内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水平的指标是GDp。因此,众多经济学家将研究重点放在GDp上,从而使对经济学的研究导向问题出现严重的偏差。在实际情况中,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在对世界经济的研究中便体现出低碳经济的基本思想。众多经济学者对低碳经济展开研究,其中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学是以再付人类为目的的学科,对于人们的个人福利均来源于社会以及全人类的福利。这种经济学的研究过程,逐渐成为低碳经济的思想源头。
(二)相关学科的继承
与经济学相关的学科包括生态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在生态经济的研究中,认为生态经济主要研究的是生态系统联合经济系统所展现出的结构以及规律。在对绿色经济的研究中,认为绿色经济是一种平衡式的经济,其主要以维护人们的基本生存环境以及对已有资源进行合理、优化的配置,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的健康相平衡。在循环经济的研究中,认为生态经循环经济主要研究的是生态中各种物质的循环规律以及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的内部循环规律,是一种较为新型的经济形式。生态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中,其所表现的均是资源的低消耗以及低排放。
(三)低碳经济理论的初步构想
低碳经济属于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运用与经济学有关的知识以及原理平衡经济的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数量。进一步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因此,低碳经济还属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切人,充分利用市场以及政策两方面环节经济的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矛盾。对低碳经济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继承我国传统的对于经济学的研究的基本方法,例如弹性分析、总量分析、结构分析等,还要对不同国家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进行分析。然后,要融人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例如,碳金融、碳贸易等。最后,要加人制度学科的研究方法。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
(一)进一步调节估计合作矛盾,促进经济体系的形成
在经济是发展中,对于国际上的经济合作的理论主要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以及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对于这些理论的建立的本质目的是,通过国际间的有效合作,增强本国经济的发展,在合作过程中,贸易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从经济学出发,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有利于合作双方的经济的增长。从生态经济的角度出发,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便会激发合作的负面影响,从而产生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发达国家内部,由于其对能源的消耗比较大。因此,对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比较大,由于二氧化碳本身具有的特性,导致影响国际诸多国家的自然环境,从而加剧了国际间合作的困难性。国际间的经济合作,这种现象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低碳经济以及碳成本这些理论便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从而增加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由于低碳经济是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角度进行研究,因此,低碳经济还属于国际范畴,因此,促进国际间经济的合作,要进一步融合低碳经济的理论。
(二)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经济的发展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量,自然可以通过自身调节,使全球的温室气体得到平衡,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然对二氧化碳的调节能力大大降低,从而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对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而言,其本质目的是促进国家财富的增加。其中重农学派认为,增加物质的整体数量,提高国家的GDp总量,在多年的经济发展中,这种理论带来了众多不良影响。因此,相关学者提出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以及低碳经济。
(三)转变消费方式
对于国家经济的增长的动力是物质的消费行为,但一定的物质消费必将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因此,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低碳经济的推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在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可被充分化解。低碳经济推动生产方式的转变,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消费行为发生改变,使物质消费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精神类消费以及对智力的投资成为主流。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5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格理论边际效用论价格制度
一、马克思的价值学说
(1)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指平均劳动时间,它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第二种含义是指社会总劳动分配上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它实现商品的价值量。对于价值构成,马克思把商品价值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c);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v);剩余价值的部分(m)。商品的价值(w)=c+v+m。对于价值规律,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既包括价值交换的关系,又包括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关系。总的说来,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2)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现实价格波动为中心。在简单商品生产情况下,价格是直接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价格不再直接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是直接围绕转形价值上下波动。价值转形有三个层次:首先是价值由于产业资本的参与分配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本不创造价值,但资本仍然参与价格的形成。所费资本(c+v)转化为成本价格(k),又由于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因此,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又转化为平均利润(p)。这样,就转化为生产价格=k+p。其次价值由于商业资本的参与转化为完全的生产价格。商业资本是有一部分产业资本形成的。商业资本不具有生产剩余价值的职能,但具有实现剩余价值的职能。因而也属于职能资本,从而也要求取得平均利润。由于商业资本的介入,商品的价格就由产业部门的生产价格加商业利润加纯粹流通费用构成,这就完成形态的生产价格转变。最后价值通过土地所有权的参与再转化为垄断价格。土地由于所有权的存在使它具有包括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三种形式的地租。商品的价值就转化为成本价格+产业利润+商业利润+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垄断地租,最终形成垄断价格。
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
(1)边际效用价值论。这种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边际效用,该理论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所以,又称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有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等。以后以杰文斯和瓦尔拉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派与以克拉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大都是以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作为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础。
(2)均衡价值论。均衡价值论又称均衡价格论,它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供给价格相交之点。供给价格受生产费用决定,需求价格受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决定。均衡价格论是当代西方价格理论的一个重要学派,其中主要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局部均衡价格论为代表,一直到后来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的一般均衡价格论,还有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提出的动态均衡价格。
(3)“创新”价值论。这种观点通过引入新产品、新技术、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引用新的原材料、实现企业的新组合等。自动创造新的价值。因此,“创新”价值论又称自动化价值论。这种理论是由美籍奥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年)等书中宣称边际效用价值论要优胜于劳动价值论,而他的“创新”价值论则最为科学。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之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对价值问题都作了详细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二者也具有共同之处,但从本质和总体上看,二者的区别是极为深刻的。
(1)关于价值的本质和决定。马克思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内在基础的分析,抽象出价值并把价值和交换价值明确区分开来。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二因素的深入分析,发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是体现生产者的一种神会关系。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则把交换价值、价值同价格融为一体。如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的均衡价格论,取消了价值作为商品本质特征的地位,把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归纳为价值决定,并采取价格决定价格循环论证的方法,把价值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归结为市场买卖双方之间的供求关系。另外西方经济学家特别强调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知识可以提高劳动的复杂程度,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
(2)关于商品价格的形成。在价格形成上,马克思经济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共同特点在于都是从个别商品价格与一般商品价格两个方面分析其决定和变化的,二者都认为商品的供求关系会影响个别商品的价格,而纸币发行过多则会导致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即出现通货膨胀。但西方经济学更进一步地对需求和供给对于价格变动的伸缩性(弹性)作了更为具体的量的分析,提出了计算弹性大小的公式,进而分析了决定一种商品弹性大小的因素。
区别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决定商品价格的基础上,马克思坚持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商品价值是商品价格的基础,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则把商品的边际效用或商品的生产费用作为价格基础,进而又以供求的均衡价格作为决定价格的基础。(2)在对待供求均衡的经济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供求均衡只具有分析方法上的理论意义,对于分析商品价值决定则毫无实际经济意义,而且从长期的平均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把供求均衡作为决定商品价值(他们称为均衡价格)的基本条件,供求不均衡则被视为价格偏离均衡价格。(3)在决定供求变化的因素上,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收入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和商品的价值变化对于供求的调节作用;而当代西方经济学是从供求的变化和生产费用的变化来说明商品本身价格的变化。
四、结论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尽管不排斥供求对价值、价格的作用,但是没有过多的去研究供给和需求是如何参与价值、价格的决定;而西方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价格理论,研究供给、需求价格机制的作用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价格与供求关系,更有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6
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极其严密的科学体系和理论结构。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按其内在的逻辑，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逐步深入理解并运用。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这是因为，劳动二重性不仅是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同时也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更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理论根基。因此，要想很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首先需要清楚这个枢纽，以下就对此问题展开粗浅的论述。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从商品入手的。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的基本单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任何商品都具有两个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一方面，商品具有能够凭借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性质，也就是物的有用性。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比如，食物可以充饥，衣服用来御寒等。另一方面，它还具有价值。比如，20斤大米=10尺布，之所以两种不同属性、不同数量的商品能够按照这一比例相交换，这是因为任何商品不论其使用价值如何的不同，究其本质，它都是一定的人类的劳动消耗。也就是说，如果撇开大米和布的自然属性，即把二者的自然属性抽掉，那么就会看到，它们都不过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都是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这一点，不仅大米和布有，一切商品都有。因此，一切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它们虽然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作为价值，它们在本质上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商品之所以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方面的性质，是因为一切商品都是为了交换而产生的劳动产品，所以商品的二重性也就需要去生产商品的劳动中去探求。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二因素是由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这是因为，首先，生产不同种类的商品，必须有不同种类的劳动。如生产木器的劳动有别于生产铁器的劳动，即使是生产同一种木器或铁器，劳动也会因产品品种不同而有所差别。于是，生产商品的具体形式会因商品千差万别的自然形态而多种多样。具体劳动因为其劳动的目的、对象、所用的工具、操作的方法和劳动的结果而有所区分。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其次，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这种撇开一切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就是抽象劳动。实际上就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支出。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又是抽象劳动，也就是一般的人类劳动。抽象劳动在质上是等同的，它只有量的差别。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对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二者的统一表现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个劳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属性，而不是两次劳动，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统一的。同时，二者又是矛盾的关系，这是因为，首先，具体劳动是从劳动的具体形式来考察的，抽象劳动是撇开劳动的具体形式来考察的。其次，具体劳动在质上各不相同;抽象劳动没有质的差别，只有量的差别。再次，具体劳动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劳动的自然属性;抽象劳动反映的是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劳动的社会属性。最后，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价值。由此就得出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第一、具体劳动形成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第二、商品的二因素是由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过长期研究、批判地吸收古典经济学成果的结晶，是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建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为目标，并为他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提供前提，是具有鲜明阶级性的。因此，自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以来，不断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的质疑和否定。但是，这些否定实际上都是徒劳的。
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将具体劳动形式的变化归结为抽象劳动的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劳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特点。比如：在经济生活中，愈来愈表现为脑力劳动的比重增大，体力劳动的比重下降;再有，第三产业的兴起及其劳动形式在总体劳动中的比重的大大提高。于是有人提出质疑，认为马克思说的劳动价值论是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而并没有考虑到脑力劳动的因素，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
这种观点混淆了具体劳动形式的变化和抽象劳动的变化的区别，将具体劳动形式的变化归结为抽象劳动的变化，是形而上学的表现。马克思所说的具体劳动囿于其所处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仍然更多的表现为体力上看得见的劳动，但并不是说诸如管理、设计、策划等不直接参加生产的脑力劳动便不是具体劳动。以上在对劳动价值论的探讨中说过，具体劳动因其劳动的目的、对象、所用的工具、操作的方法和劳动结果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是具有具体形式的，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所以，我们对具体劳动的界定并不能以劳动是不是表现为具体的、表现为物质的某种形式为衡量标准，即便有些劳动从形式上看是无形的，但它依旧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依旧是为某种具体事物的生产而进行的劳动，依旧为创造具体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服务的，这就仍然没有脱离具体劳动的范畴。
于是，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实质上都属于具体劳动，它们只是具体劳动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代化机械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体力劳动比重逐渐下降，脑力劳动比重增加，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但是，这仅仅是形成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的构成和形式的变化，而并非抽象劳动的变化。体力劳动比重下降，脑力劳动比重增加，只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创造，即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有关，而对价值的创造毫无关系。对凝结着人类无差别的脑力和体力的抽象劳动而言，它不仅不会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更不会因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所以，体力劳动比重下降，脑力劳动比重增加，只是具体劳动的形式的变化，只对使用价值的创造有关，而与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无关。因此，由此断然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时了的观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二、把使用价值的生产混同于价值的生产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7
论文摘要：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入手，结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认识，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的根源所在，提出了对待西方经济学以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应有态度。
0引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学说，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简单化的观点则认为，以稀缺资源配置为内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由于价值论在经济学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讨论先从价值论的变迁谈起。
1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
经济学中种种不同的价值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就其主流而言，可以归结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
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首创。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财富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的这种观点，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做了系统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认标志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的名著《国富论》。他在这部书中指出:“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为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最初用来购买世界全部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但古典经济学家并未严格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亚当·斯密第一个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明确指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取决于使用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他所说的劳动有时是指购买的劳动，也即交换得到的劳动，有时是指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他认为两者是等价的，是无区别的。更为矛盾的是斯密在进一步讨论价值构成时又背离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人决定，并把工资、利润、地租称为商品价值的三个源泉。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克服了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二元论局限，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雏形。李嘉图坚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大小，甚至提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但由于他未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以及价值与生产价格，所以无法解决等价交换形式下利润的产生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两个矛盾，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最终破产。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李嘉图的学说，一方面明确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另一方面正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并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克服了那两个矛盾。
效用价值论是尔后西方经济学对抗劳动价值论的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此前的效用论主要是客观效用论，此后则演变为主观效用论。无论是哪种效用价值论，都是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客观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使用价值)，主观效用价值论强调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的欲望及满足程度，并且将这种欲望满足程度归结为个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由马歇尔完成的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融合。在马歇尔的学说中，价值、交换价值、价格都是等同的，因此他的价值论就是价格论。他所说的价值或价格指的是一种均衡的状态，其价值指的是均衡价格。这种理论不区分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把价值等同于供求决定的价格，只承认有价格存在，不承认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存在。它认为，就市场经济中商品财富的生产来说，成本是供给后面的原动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动力，二者通过供求的波动，共同决定了财富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和边际效用是供求规律的两个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双刃相比拟。研究商品财富的价格是受效用支配，还是受生产成本支配的议论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纸或下刃裁纸的议论。
自马歇尔实现了价值论与价格论的合流，以及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合流以后，原先意义上的独立于价格论的价值论便不复存在了，从此价格论的讨论代替了价值论，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也就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价值—价格论的基础和出发点。20世纪30年代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值—价格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双重合流的趋势，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价格论传统。
总之，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关于价值论的认识是这样展开的: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支持西方经济学长达一世纪之久;而后是效用价值论成为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边界，此前以客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此后则以主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再后是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为主流，即在综合主观、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价格论对价值论的替代;再后便是当代学者在马歇尔价值—价格论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
2价值论变迁的原因
(1)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价值论，最为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两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资本主义制度应不应当替代封建制度，还是有待证明的命题。因此，经济学家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公正。要说明其公正，就要说明它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呢?因为它贯彻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价值。所以，价值论的讨论便与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那一时代的经济学的热点命题。
第二，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是自由竞争的时代，资产阶级面临的最主要的敌对力量是封建地主阶级，因而要联合无产阶级共同对抗封建地主阶级，在价值论中就不能不对无产阶级活动的合理性给以部分的承认，这种承认的集中表现就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们对无产者劳动的正义性的承认仍是有保留的。这从斯密既提出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中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提出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在于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
(2)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价值论，会由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并进一步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呢?
第一，斯密的价值论的双重性。斯密既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人决定价值论，二者的统一在于斯密认为无论是劳动，还是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人，都是成本，正是这种成本决定并构成商品的价值。不同的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主要成本不同，原始社会的主要成本是劳动，而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劳动价值论就要让位于收入决定价值论。显然，斯密的成本(收人)价值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论证资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目的是为资本的存在，为资本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行论证。
第二，李嘉图学派的破产。李嘉图坚持一元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地租不过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这固然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理论根据，但他的一元劳动价值论也同时意味着否定资本本身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资本所获利润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再加之他解释不了经济现实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实际现象，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这直接导致了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
第三，边际革命使得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原因在于19世纪后期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不仅怀疑客观效用价值论所主张的生产自然创造需求，因而供求会自然均衡的主张，而且进一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和谐的、合宜的制度。这就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因此，他们对需求问题，对需求与供给的均衡问题便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相应地，在价值理论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及欲望的满足程度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归结为价值的本质。目的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价值的，是正义的、合宜的，因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并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可见，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的根本动因也还是出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第四，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价值论代替边际效用价值论。如前所述，马歇尔的价值论是对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综合。这种综合之所以可能，在于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申辩的，其学说的阶级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综合。当然，之所以能够被综合，还包括它们在理论的某些共同点和分析方法上的某些共同之处。马歇尔的价值论实际上是均衡价格论，从此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价值论向价格论转变。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才能使经济资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不再是价值命题，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有没有价值，不需要通过论证资本与价值源泉的关系去证明资本的正义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证明其制度的有效和优越，而这种有效和谐的运行状态，恰恰是被概括为均衡的状态。所以，均衡价格的讨论替代了价值论的讨论。这种替代，实际上是从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回答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制度。
可见，西方经济思想上，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从效用价值论到综合的价值—价格论，其主流地位演变的根本逻辑线索，是遵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义性、有效性、和谐性论证的需要。这是西方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论的根本使命所在。据此，我们可以说，一切经济学，一切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论，根本目的都在于为其所代表的阶级以及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申辩。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使命如此，马克思的价值论使命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究竟要说明什么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商品之间的共性，是交换价值的实体。他从抽象劳动中发现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作为把握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基本范式。
价值本身呈现着一种经济关系，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所以，我们哪怕把商品捣个粉碎，也找不到价值的“原子”。所以，商品作为对象不仅是人和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
《资本论》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深人把握商品世界运行规律的根本。“商品的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后，马克思进一步写道:“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它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
马克思的这类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到处可见的。这些论述力图说明，价值本质上决不是生产活动永恒的自然特性，而是社会关系，是围绕劳动这种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可见，马克思把价值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通过这种归结，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一方面，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不劳而获，无论是通过资本私有还是通过土地私有来占有价值都是对劳动的盘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采取自发的人本身不能控制的、异化的形式实现，本来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但却表现为人不能支配却反而受其支配的方式，人们劳动要通过间接交换来证明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人的经济活动的某种异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这种历史的扭曲，是因为存在私有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私有制割断了人们生产的直接社会联系，人们生产的社会性表现为迂回间接的外在过程，要克服这种异化，最根本的在于消灭私有制，一切与私有制直接相联系的商品价值、货币、交换关系都是一种历史的扭曲，因而从发展趋势上，从人类理想社会的价值取向上，私有制最终是要取消的。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所昭示的是对商品关系和市场交换的根本否定。超级秘书网
3小结和启示
(1)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总结，
使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不同、分析的目的不同，因而是根本对立的。而经济学中不同阵营的对立，重要的不在于其具体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差异，而在于其分析背后的价值观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其价值理论上形成了尖锐对立。
(2)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呢?显然那种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不能持盲目崇拜、全盘接受的态度。因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加全面、及时和深人研究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借鉴和吸收其中合理的和有用的因素，识别和批判其中错误的成份，提高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分析和借鉴的水平。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8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6-0036-02
一、思S与哲学思维
理解哲学思维，首先要理解一下思维。思维按意识形式的不同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以知性、理性活动为主，其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形象思维是以感性为主的活动，其基本形式是意象、想象、联想。思维按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日常思维、文学艺术思维、科学思维、宗教思维、哲学思维等类型。由于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超验性和高度抽象性的一面，这种性质使人们不能直接感觉到它，也不能用颜色、体积、温度、导电性等感觉经验的术语来描述它，因此哲学思维具有超越性、整体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特点。
二、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经济活动为对象。但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由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活动共同组成的社会环境中运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不仅要研究它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还要全面探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并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要运用哲学中的社会形态，即唯物史观的理论来看待资本主义本质论的宏观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以哲学的视角研究政治经济学，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分析把握政治经济学，从更宏观的视野准确、全面、深刻的认识经济、研究经济，才使我们清楚了经济发展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而准确的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1.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来看，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其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时，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而是其在进行历史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遇到难题，为了解决其所遇到难题，如不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无法继续，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于哲学语境哲学思维中，从哲学思维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2.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和作用。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的两大突出贡献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揭示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性以及它将被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些实际上就是确立了他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目的，而是从宏观视角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从哲学全局性、整体性的视野和高度入手研究经济问题的，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最终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3.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首先：从哲学思维超越性、整体性角度，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线索，探讨的主题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它是怎样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就是具体到在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要探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首先就要有一个理论武器。这个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讲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解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解读，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证明和运用。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经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证明和运用；最后科学社会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落脚点。
其次：充分体现哲学思念批判性、反思性特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运用
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义立场，也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彻底的批判主义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体现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主要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矛盾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
（1）“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从概念到原理进行一系列理论研究和阐述。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核心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理论是整个商品经济理论的一般规律，是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一个理论前提，具有普遍性意义。要想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剩余价值理论，首先就要清楚商品经济的一般理论：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关键词是价值。他的劳动价值论找到的第一个层次是价值。如何找到价值？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研究商品二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找到价值这个关键词。马克思在此处研究价值，是从价值质的层面上看。这一部分要运用哲学的理论，特别是哲学中辩证法里面的质量统一来理解。任何商品都是质量的统一，价值也是质量的统一。研究商品二因素，探讨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看价值的质的问题。在这里面只关注质，不探讨量。找到了价值，接着再探讨价值的来源是什么，由谁产生？从而进入第二个层次：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抽象劳动）。马克思找到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从而找到价值形成的源泉。找到价值的质及价值形成源泉以后，运用哲学辩证法里质量统一原理来进一步理解政治经济学里的价值，从而进入第三个层次：价值量（生产环节）。如果只谈价值，一般把它界定在质的层面。只有谈价值量，才是关于量的问题的理解。
研究价值量是怎样决定、由谁决定、如何计算的问题之后，必然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这样便进入第四个层次：价值规律（生产、流通）。价值规律是从生产到流通、从质到量来研究整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包括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即对价值的质和量是怎样决定的问题做规律上的理解。第五个层次叫价值形式发展。价值形式发展有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落脚点到货币阶段，即价值的最高形式是货币。为什么要谈货币呢？因为找到价值的货币形态，才可以看到货币购买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后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即产生价值增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揭示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和实质。这部分为剩余价值理论研究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2）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矛盾分析法的广泛运用不胜枚举。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时，以商品作为切入点，通过剖析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展现了作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是指：两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商品体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是指：两者相互排斥，二者不可兼得。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把商品卖出去，才能使商品的生产者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消费者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解决存在于商品内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揭示了决定商品二重性来源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3）历史与逻辑的方法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考察时，既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考察，也有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既考察它的历史和现实，也分析它的发展趋势。纵横结合，全面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凸显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非永恒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两个最伟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中，从资本分析到剩余价值生产、掩盖与瓜分与分割、最后到经济危机，这一研究脉络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矛盾萌芽的简单商品开始，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的时间发展顺序，运用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最终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本质；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代替；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在2005年高校本科思政课新课程方案出台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一起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维研究，不仅可以更加完整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可以为学生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周呈呈：《资本论>哲学语境研究》，海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9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6-0036-02
一、思維与哲学思维
理解哲学思维，首先要理解一下思维。思维按意识形式的不同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以知性、理性活动为主，其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形象思维是以感性为主的活动，其基本形式是意象、想象、联想。思维按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日常思维、文学艺术思维、科学思维、宗教思维、哲学思维等类型。由于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超验性和高度抽象性的一面，这种性质使人们不能直接感觉到它，也不能用颜色、体积、温度、导电性等感觉经验的术语来描述它，因此哲学思维具有超越性、整体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特点。
二、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经济活动为对象。但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由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活动共同组成的社会环境中运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不仅要研究它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还要全面探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并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要运用哲学中的社会形态，即唯物史观的理论来看待资本主义本质论的宏观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以哲学的视角研究政治经济学，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分析把握政治经济学，从更宏观的视野准确、全面、深刻的认识经济、研究经济，才使我们清楚了经济发展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而准确的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1.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来看，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其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时，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而是其在进行历史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遇到难题，为了解决其所遇到难题，如不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无法继续，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于哲学语境哲学思维中，从哲学思维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2.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和作用。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的两大突出贡献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揭示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性以及它将被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些实际上就是确立了他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目的，而是从宏观视角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从哲学全局性、整体性的视野和高度入手研究经济问题的，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最终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3.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首先：从哲学思维超越性、整体性角度，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线索，探讨的主题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它是怎样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就是具体到在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要探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首先就要有一个理论武器。这个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讲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解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解读，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证明和运用。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经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证明和运用；最后科学社会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落脚点。
其次：充分体现哲学思念批判性、反思性特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运用
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义立场，也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彻底的批判主义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体现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主要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矛盾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
（1）“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从概念到原理进行一系列理论研究和阐述。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核心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理论是整个商品经济理论的一般规律，是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一个理论前提，具有普遍性意义。要想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剩余价值理论，首先就要清楚商品经济的一般理论：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关键词是价值。他的劳动价值论找到的第一个层次是价值。如何找到价值？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研究商品二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找到价值这个关键词。马克思在此处研究价值，是从价值质的层面上看。这一部分要运用哲学的理论，特别是哲学中辩证法里面的质量统一来理解。任何商品都是质量的统一，价值也是质量的统一。研究商品二因素，探讨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看价值的质的问题。在这里面只关注质，不探讨量。找到了价值，接着再探讨价值的来源是什么，由谁产生？从而进入第二个层次：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抽象劳动）。马克思找到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从而找到价值形成的源泉。找到价值的质及价值形成源泉以后，运用哲学辩证法里质量统一原理来进一步理解政治经济学里的价值，从而进入第三个层次：价值量（生产环节）。如果只谈价值，一般把它界定在质的层面。只有谈价值量，才是关于量的问题的理解。
研究价值量是怎样决定、由谁决定、如何计算的问题之后，必然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这样便进入第四个层次：价值规律（生产、流通）。价值规律是从生产到流通、从质到量来研究整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包括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即对价值的质和量是怎样决定的问题做规律上的理解。第五个层次叫价值形式发展。价值形式发展有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落脚点到货币阶段，即价值的最高形式是货币。为什么要谈货币呢？因为找到价值的货币形态，才可以看到货币购买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后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即产生价值增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揭示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和实质。这部分为剩余价值理论研究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2）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矛盾分析法的广泛运用不胜枚举。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时，以商品作为切入点，通过剖析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展现了作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是指：两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商品体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是指：两者相互排斥，二者不可兼得。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把商品卖出去，才能使商品的生产者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消费者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解决存在于商品内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揭示了决定商品二重性来源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3）历史与逻辑的方法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考察时，既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考察，也有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既考察它的历史和现实，也分析它的发展趋势。纵横结合，全面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凸显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非永恒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两个最伟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中，从资本分析到剩余价值生产、掩盖与瓜分与分割、最后到经济危机，这一研究脉络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矛盾萌芽的简单商品开始，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的时间发展顺序，运用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最终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本质；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代替；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在2005年高校本科思政课新课程方案出台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一起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维研究，不仅可以更加完整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可以为学生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周呈呈：《资本论>哲学语境研究》，海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2]徐涛：《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思维范式》，辽宁师范大學2009年硕士论文。
经济学价值理论篇10
关键词：剩余价值理论；发展历程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就已初步认识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在1847年，马克思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在这本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初步揭示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并且知道其诞生过程。马克思已接近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他这时虽然还未能将劳动和劳动力区别开来，但他明确地将作为商品的“劳动”的价值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区别开来。
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奠定科学基础的著作是《哲学的贫困》。许多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在这本书中都得到了体现，虽然在这本书中的很多思想都处于的萌芽状态，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与研究后，成为了《资本论》中成熟的理论。
在四十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是与他的哲学研究紧密联系并且相互促进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这也大大推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为他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初步而重要的理论成果，正是他日后对于政治经济学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于19世纪50年代进入了的非常关键性的阶段，马克思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终于将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完成了。他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即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则集中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中。在提出剩余价值理论之前，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概念产生在剩余价值理论之前，因此想要研究剩余价值理论就必须要先从劳动价值入手。可以说，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古典学家特别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再逐步超越，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在分析了商品的二重存在（分为自然存在和纯经济存在，在自然存在中，商品体现的是使用价值，而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价值。二者统一的有机集合体即为商品）之后，又分析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而这一成果也成为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成为以政治经济学及其核心剩余价值理论的进行“全部理解的基础”。
恩格斯曾这样总结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在五十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证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来源，开始具体的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各个方面。对资产阶级的利润学说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从理论学说中抓住了剩余价值的本质。基本完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轮廓。在此之后，马克思又写了一系列的经济学著作，进一步地深化和完成了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果的概述接下来，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二部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50年代制定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揭示了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表现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三部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继续着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不断地完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研究并不是空中楼阁，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深入地研究，使剩余价值理论正确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本质。也让劳苦大众寻求到了解放的方向。
这三部手稿一步步地揭示了马克思辛苦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他们都是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一部分。马克思第一次简明扼要地公开剩余价值理论是在1865年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但是马克思严密完整地阐述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在《资本论》中，在这部影响了无数人的划时代巨著中，马克思最终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完成了自己的这一个伟大的发现。
马克思历经多年艰苦研究而完成地剩余价值理论具有划时代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