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诗篇1
“我觉得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出奇的想象，语言的打击力量，与中国大部分女诗人相比，余秀华的诗歌是纯粹的诗歌，是生命的诗歌，而不是写出来充满装饰的诗歌，它是语言的流星雨，灿烂得让你目瞪口呆，通过感情的深度打中你，让你的心疼痛。”余秀华的伯乐沈睿，用最真挚的话语述说着余秀华和她的诗歌。
写诗时我才是完整的
2015年年初，余秀华的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网络上“病毒般蔓延”，余秀华被许多人熟知。这让她既兴奋又惊讶，没想到自己能被那么多人喜欢。紧接着，《摇摇晃晃的人间》和《月光落在左手上》两本诗集又相继出版，余秀华感叹说：“没想到梦想能够成真。”
出版作品是余秀华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因为在这之前的十多年里，写诗的余秀华内心是孤独的，没有想要被人发现，没有想要被人熟知。孤独的创作，孤独的生活。而对于孤独，余秀华也有自己的见解：“我只是写我自己的诗歌，不孤独是写不出来诗的，它是我心理的一个常态。”
1976年余秀华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市区石牌镇横店村，她出生时因倒产缺氧造成先天性脑瘫，这让她走路不稳、手发抖、说话口吃，给学习、工作、婚姻都带来了影响。余秀华却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自己，没有向命运屈服，并一直不断地挑战自己。
余秀华说：“对我而言，只有在写诗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其实我一直不是一个安静的人，我不甘心这样的命运，我也做不到逆来顺受。但是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因为舍不得。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得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然而余秀华的创作成绩并非一蹴而就。还在上学的时候，她就喜欢文学，各种世界名著被余秀华翻看过了很多遍，《悲惨世界》《呼啸山庄》《堂吉诃德》等都是余秀华所钟爱的文学作品。
2003年，余秀华收起游戏的态度，开始认真写诗。2005年，余秀华第一次将自己的诗用信封装起来，邮寄给《钟祥日报》，没过多久，诗歌就发表了。但她从不会把稿子给别人看，她说：“那里懂诗歌的人太少，而且我觉得诗歌是诗人化的东西，本来就不是给别人看的。”“那里”指的是她的家乡，湖北省钟祥市横店村，余秀华很少跟邻居、家人们谈诗歌，“人家都不懂诗歌，你和别人谈这个，别人也会当个玩笑一样”。
余秀华诗歌的主题多关于她的爱情、亲情、生活感悟，以及她的残疾和无法摆脱的封闭村子。此时，学会上网的余秀华也开始接触更丰富的网络世界，在其中有选择性地阅读文章、学习知识，当然，更偏爱的还是诗歌。余秀华还开通了自己的博客，拥有了大量粉丝，成名后，粉丝一夜之间从200余人上升到2000人左右。这时，她知道自己会被更多人所熟知，然而真正理解她诗歌的人却并不一定很多。她说：“懂我诗的人，全世界可能只有一两个，写诗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
破茧成蝶
成名之后，余秀华本身宁静的生活被打破。关于余秀华的诗，网络上有很多评论，她的作品行文质朴、感情浓烈，在微信圈中被反复传递，迅速被人熟知与谈论。过人的文字天赋加上身体残疾，更使余秀华和她的诗歌成了热门话题。然而成为焦点的余秀华同时也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
余秀华说：“我希望我写出的诗歌只是余秀华的，而不是脑瘫者余秀华，或者农民余秀华的。这样会把诗歌给推到后面，把身体（残疾）推到前台，把苦难放在诗歌前面是不对的，本末倒置了。我不喜欢别人给我贴标签，‘脑瘫诗人’‘农民诗人’等，任何标签都有局限性，而每个人都是丰富的，写的诗也是不一样的。我不回避‘脑瘫’的事实，但希望人们更多去关注我的诗。”
2015年1月28日，有消息称“草根诗人”余秀华被选为钟祥市作协副主席。但在余秀华眼中，市作协副主席只是个虚职，而是否会利用自己这个身份为诗歌发展助力，她更是想都没想过。“我的生活仍然平淡。”余秀华说道，“我只希望我的诗歌能够越写越好，其他的我不很在意。”
余秀华诗篇2
生活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不能免俗，读书有时是跟着网络走的。“脑瘫女诗人”余秀华在网上火了起来，以《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为标志的一系列作品在网上疯传。最近就怀着好奇跟风读了余秀华的诗。因为对她的诗阅读中有了一些感想，所以也浏览了一些对于余秀华作品的评论。有人认为余秀华的诗具有语言的力量与感情的深度，簇拥者将之称为中国的狄金思。而诗刊的编辑更是把余秀华誉为一个在大家闺秀中的“杀人犯”。“大家闺秀”这样的定位，令我有些困惑――我并不认为当下中国存在能被称之为大家闺秀的诗人，余秀华更不是特例。在读这些诗的日子里，我始终无法捉摸到美，或是超脱，反而有一种梗堵感。这让我难受，其情状就像是被余秀华穿过了大半个中国来睡了一样。
对于一个双脚一直没有离开过泥土的农村妇女来说，余秀华无疑算是一个努力从口水里挣脱，迈向用高雅语言来表述自己的另类。但她可能走得并不远。你很容易能从她的诗歌表达中发现一些不必要的掺杂物，断子绝孙，月经，畜生，，睡你等等词语，轻易入诗。一些词的运用，足以让我们耳热心跳，羞愧难当。如果提醒自己是一个正襟危坐的诗歌读者，带着“美好”“品味”这一类愿望，来进入余秀华的诗歌世界，最终会落得垂头丧气，失败离开。当然，我们可以更宽容一些，把余秀华使用粗俗语言的习惯，视为乡村文化的质朴。民间语言难免粗鲁，不加清洗和雕饰，直接入诗，用得适量和恰当，算是展示真切野性和原始美吧。对于不习惯这种语感粗鲁的读者，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掉她诗句里的这类语言。这样也许可以更清楚透析余秀华诗歌的本意。可是，当这些词句去掉之后，余秀华的诗就不能从语言形式上被称为诗。就拿《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来说，仅仅标题，换掉一个粗俗的“睡”字，想当然地换成“见”、“约会”等词，诗歌的基本韵味竟然荡然无存。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可以看出，余秀华粗鲁语词的掺杂运用，其实恰恰是去质朴化的。她其实是在大量运用“粗鲁”来刻意对常态语言进行再次修饰。从阅读中你不难看出，余秀华的诗题材内容来源于乡村生活，来源于她有限认知范围内的东西，她在诗中描绘的对象就像小学生看图说话那样直白，只是余秀华娴熟地运用乡俗俚语进行掩饰，由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效果。余秀华也热衷于把她的粗鲁文字强行塞进读者脑中，语言里奔腾出排山倒海式的自我放纵。如果她写作的心情契合了你的阅读心情，她意欲传达的爱和憎恨，使你同情，那么，她的诗歌使得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形成一种自我安慰的力量。而且这份力量不是文弱的。我的意思是，在这种阅读中，我们被语言的鼓噪力量蒙蔽，能做到仅仅局限于理解作者的思考，同情作者的好恶，而不是更冷静地独自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余秀华的文字，可以直接把我们“杀死”。
那么，“杀死”一定是贬义吗？至少，我没有这么认为。坦诚地说，“杀死”也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我们可以把这种力量，提升到诗歌写作的一种“形式革命”高度。不破不立，余秀华算是“破”的佼佼者。中国是个诗歌大国，却也是一个“诗歌读者”小国。人们标榜读古诗，基本上靠口传“床前明月光”、“春眠不觉晓”几个烂熟的诗句;人们标榜读新诗，无非是脱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么几句，绝大多数人没有用心读过一首完整的诗。中国人似乎是，学生为了考试才读诗，成人想写诗才读诗，所以读诗往往是有用途的;而一旦有“用途”，就有“前人的习惯”、“他人的方法”。所以，中国诗歌赏析类的文章铺天盖地，一首本来可以“百读百义”的诗，很容易被读得“千首一律”。写诗也是这样，中国博大的诗人群体，每年般流出的巨多作品，却无法有一首，哪怕是一个句子，能传颂并让我们记住。而一个被称为脑瘫的农村妇女，却风卷残云般地出现在诗坛上，死水诗坛因为她，剧烈激荡。这股风云通过网络，甚至卷到了无数普通读者甚至无数本来不读诗歌的网民大众中间。至少，有数万人，一夜间记住了她的句子，记住了她的情感放纵，记住了她令人惊悚般的“表达革命”――假设我们的诗歌数年来陷入在僵化的巴士底狱，是余秀华振臂一呼，用“睡”的刀，杀死了守监人，把我们放了出来。虽然我们还冲在一片可能是荒蛮的地带，但我们毕竟在“狱”外了。余秀华是不是给了我们诗歌一个间接的“新生”呢！
余秀华还勾起了我对幼时读海明威诗集的记忆。海明威的诗与他的小说不能相比。硬汉海明威试图把自己的豪放洒脱放在诗中，可我读到的并不是酣畅淋漓，却如触摸一系列语言的肿块，疙里疙瘩。说到底，这么伟大的作家，还是不能通过言简意赅的句子，来表达属于诗歌可以表达的人性的曲折和情感的纤细。我之所以说我们都是“杀人犯”，是因为在我们的心中，都隐藏着一成不变的写作惯性和阅读愚昧。余秀华的走红，凸显出了这个问题，而看来，我们却没有欣然地接受。我们试图抹杀她，因为她不够唯美和精炼。我们甚至乐意鄙薄她的草根身份和乡野作风。我们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跟着她，先把自己从世俗的阅读习性之狱中解放出来，获得一次“破”的机会呢？作为一名读者，要做的不仅仅是阅读，而作为一名诗人的职责，更不能一味用作品去迎合和揣摩读者。用雪莱的话说就是：“像一位诗人，隐身/在思想的明辉之中/吟咏着即兴的诗韵，得到普天下的同情/都被未曾得意过的希望和忧虑唤醒。”
这样一个“杀人犯”的出世，没有理由不令我们感到一丝希望。对于一个诗人，能够唤醒我们的认知，她就是成功的。余秀华可以杀死我们的认知，也可以杀死我们的腐朽。这样一个“杀人犯”，带来的不是毁灭，而是新生。否则，作为读者的我们，故步自封，批判不到点子上，此等所作所为，甚至没有做读者的资格，只剩下一味使隐忍和罪恶充斥在我们心中的可耻能耐。作为一名热爱诗歌艺术的虔诚读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被石油浸泡过抛弃到大海中的海鸟，拥有翅膀却无力飞翔，在海洋中漂泊却不被包容。还是狄金思的有一首诗令我印象深刻：“有人说，有一个字/一经说出，也就/死去。/我却说，它的生命/从那一天/才开始。”如果余秀华可以被誉为中国的狄金思，我更希望她是那个让我们找到答案的人，让我们重生的，而不是那个只引导我们“杀死”自己的人。我知道希望渺茫，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用黑色的眼睛寻找自己，而光明，可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余秀华诗篇3
关键词：顾嗣立藏书著述补考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2-0076-02
作者简介：莫琼（1989―），女，广西梧州人，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文献。
顾嗣立（1665―1722），一生著述甚丰，富于藏书，曾编纂《元诗选》，有《秀野草堂诗集》《寒厅诗话》《昌黎先生诗集注》等著作传世。其《四十生日自述诗》其一所云“爱客尝储千日酒，读书曾破万金赀”，好友缪沅极为击赏，以为秀野先生实录。①
唯亭顾氏以读书起家，至六世顾予咸时始步入仕途，予咸还曾有注诗刻书之事。顾予咸因“哭庙案”被抄家时，“凡古玩、器皿、书画、册子攫取无遗”②。由此推知，顾氏至少在予咸便开始有藏书了。而关于顾嗣立藏书来源的问题，除了他自己的藏书之外，我们还可从其编纂《元诗选》过程的材料来推论。这则材料见于顾嗣立自撰《年谱》，云：“余自壬午（1702）广搜博采，凡吴下藏书家靡有所遗。乙酉（1705）应诏入都，分编《四朝诗选》，因得尽窥内府秘本，钞存行箧。乙未（1715）假还，南溯潇湘，北登嵩岱，访求遗佚，裒益滋多，倦游归，辄合二十年所得，重加诠次，得一百六十余卷，其所传诗未满数首者，编入《癸集》，共计三千余人，欲悉付梓，而力有未逮，因先以质诸海内焉。”③从此可知，其藏书大致还有三个来源：第一，吴下藏书家④；第二，顾嗣立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应诏入京于四朝诗馆选《宋金元明诗》时，所钞存的内府秘本，而“内府所藏以及四方购求秘本、四朝遗集不下万余卷”⑤；第三，南北漫游访求所得。
关于顾嗣立藏书与著述的情况，顾嗣立之曾孙顾达尊于《寒厅诗话》后所识已有所补充，云：“先太史（笔者按：即顾嗣立）著述繁富，其见于世者，韩昌黎、温飞卿、坡《诗集注》及《元诗选》《闾丘辩囿》《闾丘诗集》流传最广。此外，又有《唐诗述》《宋诗删》《金诗补》《今诗定》暨《春树闲钞》《吴下旧闻》《舟车杂志》《读书纪纂》《给札闲钞》《河西日记》《秀野园文集》《红柑白藕亭诗集》十余种，或散轶无存，或毁弃箧笥。今春偶理旧麓，得《寒厅诗话》两卷，首尾完全，中有一二磨灭，因为补缀，俾无脱略，珍诸箧中，以视《渔洋诗话》《漫堂说诗》诸帙，正未知何如也？”⑥可见，早在顾达尊整理故物之时，顾嗣立藏书著述就已经散轶严重了，今可见者大概就只有顾达尊所言的“流传最广”的那几部书，再加上《闾丘辩囿》（现存康熙年间秀野堂刻本）与《春树闲钞》（有王大隆辑《乙亥丛编》本）。
至近代，顾嗣立族孙顾柏年《秀野公刊书藏书略纪》根据顾嗣立《年谱》《四库全书》、各藏书家目录所著录以及自己所藏之书做了梳理，为“刊书类”五十余种，“藏书类”十五种。⑦罗鹭《与元诗文献研究》比顾氏《略纪》又多得十七种，但《略纪》有十二种为罗书所无者。⑧江汇《顾嗣协、顾嗣立藏书刊书事迹考略》补顾、罗二氏《略纪》之缺，多得十余种。⑨以上三位大致将顾嗣立藏书与著述做了一番考究，已得其大略。此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于史部目录类之顾嗣立辑《秀野堂图咏》一卷，集部别集类之《顾嗣立诗选》一卷（《江左十五子诗选》本），⑩为以上诸位所不知。而仔细检寻顾嗣立的诗集又可以发现有关其藏书的一些蛛丝马迹。
顾嗣立曾有祭书之举，《祭书行》序曰：
贾长江尝于岁除取一岁中所作诗以酒脯祭之，曰：‘劳吾精神，以此补之。’余仿其意，因取架上手自校勘诸书，罗列秀野草堂，清香桦烛，酒脯具陈，再拜而祝之。11
序中有言，其所祭祀之书均为“手自校勘”之书，那么到底都有哪些书呢？《祭书行》诗云：
《六经》丽日月，百家列。龙门长叙事，纸上露眉须。《离骚》多愁苦，痛饮高天呼。庄生善寓言，蝶梦自蘧蘧。《文选》字诘屈，熟读常嗫嚅。风雅云谁师，浣花有狂夫。韩公状《南山》，白傅绘西湖。昆体情绮靡，香奁语丽都。但求性所爱，不俗毁誉。宋元亦涉猎，出类惟髯苏。陶冶夺天工，黄陈堪作奴。时或新曲，镂错天花敷。临川游戏笔，字字等圆珠。凡兹架上书，百城南面如。11
由此则材料可知，顾嗣立所藏书还应包括：一、经部：《六经》。据《纪略》，顾嗣立所藏之书有《春秋左传摘奇》十二卷，下有顾柏年注：“宋胡元质撰，秀野草堂藏影宋抄本，又经何元锡梦华馆藏，《四库》未收。”不知此书是否为此《六经》中之一种？二、子部。诗只言“百家列”，又有“庄生善寓言”，则可知其所藏子部书应至少有《庄子》，至于是何版本，则无从考索了。三、集部。包括《离骚》（或者《楚辞》）《文选》（《略纪》有《六臣注文选残本》，顾柏年注：“存二十九至三十两卷。卷首有秀野草堂顾氏藏书印，并经张氏月霄[笔者按：即张金吾]爱日精庐珍藏。柏年在杭州购得。”）、杜甫集、韩愈集（《考略》从朱骏声《传经室文集》卷六《书东雅堂昌黎集后》得知顾嗣立所藏有《昌黎诗集》）、白居易集、《西昆酬唱集》（诗只言“昆体”，姑且以总集目之）、韩集、苏轼集、黄庭坚集（陈者，不知为陈师道，还是陈与义）、王安石集。而其所藏“宋元亦涉略”之“元”，据罗书研究，至少有十八种。12
以顾嗣立藏书之富，而未编藏书目录，未免遗憾。其书“或散轶无存，或毁弃箧笥”，后世也只能通过整合零散材料来窥其一斑了。但也由上可知，顾嗣立所藏多为集部书，这也说明他一生用力确在诗学，而不是专门的藏书家，未编藏书目录也在情理之中。
注释：
①顾嗣立：《闾丘先生自订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丙子丛编》本，“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条”。
②顾予咸：《雅园居士自叙》，《戊寅丛编》，《丛书集成续编》本，第25册，第162页。
③《年谱》“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条。此则材料又略见于其《元诗选三集序》（《元诗选三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序》于“质诸海内焉”后又有“他日续完全书，以成钜观，则元人一代精华，不致磨灭弗彰，而余半生摭苦心，亦庶几可以无负矣”。
④顾嗣立从吴下藏书家所钞之书，大多为元人诗集，为其编《元诗选》所需。详见罗鹭《〈元诗选〉与元诗文献研究》之《顾嗣立所借江南藏书家元诗别集考》一节，第102-109页。
⑤《秀野草堂诗集》卷二四，《论宋金元明诗三十首》之序言。
⑥顾嗣立：《寒厅诗话》，丁福保辑《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96页。
⑦见《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六期。
⑧见罗鹭《与元诗文献研究》之《顾嗣立生平与著述》及《顾嗣立家藏元人别集考》，巴蜀书社，2010年版。
⑨见《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⑩王绍曾主编：《拾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47页。
11顾嗣立：《秀野草堂诗集》卷三，《中华再造善本》本《祭书行》（并序）。
12见罗书《顾嗣立家藏元人别集考》一节，第91-96页。
参考文献：
[1]丁福保.清诗话[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2]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严迪昌.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4]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余秀华诗篇4
李商隐
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
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
这是李商隐作幕梓州后期之作。写在百花争艳的春天，寒梅早已开过，所以题为“忆梅”。
一开始诗人的思绪并不在梅花上面，则是为留滞异乡而苦。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台）离长安一千八百余里，以唐代疆域之辽阔而竟称“天涯”，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李商隐是在仕途抑塞、妻子去世的情况下应柳仲郢之辟，来到梓州的。独居异乡，寄迹幕府，已自感到孤孑苦闷，想不到竟一住数年，意绪之无聊郁闷更可想而知。“定定住天涯”，就是这个痛苦灵魂的心声。定定，犹“死死地”、“牢牢地”，诗人感到自己竟象是永远地被钉死在这异乡的土地上了。这里，有强烈的苦闷，有难以名状的厌烦，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哀。屈复说：“‘定定’字俚语入诗却雅。”这个“雅”，似乎可以理解为富于艺术表现力。
为思乡之情、留滞之悲所苦的诗人，精神上不能不寻找慰藉，于是转出第二句：“依依向物华。”物华，指眼前美好的春天景物。依依，形容面对美好春色时亲切留连的意绪。诗人在百花争艳的春色面前似乎暂时得到了安慰，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美好事物无限依恋的柔情。一、二两句，感情似乎截然相反，实际上“依依向物华”之情即因“定定住天涯”而生，两种相反的感情却是相通的。
“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三、四两句，诗境又出现更大的转折。面对姹紫嫣红的“物华”，诗人不禁想到了梅花。它先春而开，到百花盛开时，却早花凋香尽，诗人遗憾之余，便不免对它怨恨起来了。由“向物华”而忆梅，这是一层曲折；由忆梅而恨梅，这又是一层曲折。“恨”正是“忆”的发展与深化，正象深切期待的失望会转化为怨恨一样。
余秀华诗篇5
天下西山二十八，大多都是钟灵秀景，可李宗仁先生却只说：“当郡西山，夙擅名胜”。五岳归客郭凤岗将军欣然题刻为“别有天地”。孙中山的秘书、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赞为“灵气集中枢”。清代诗人瘳在云说是“胜景追赶寻第一巅”。大诗人李白有诗“别有天地非人间”句，但是郭凤岗将军游罢五岳归来，不只要看西山，而且还畅游西山。古人云：西山暗漱玉声响出山巅。披襟飒飒松风爽，兴尽归来月满天。今天你们也是游了很多名山大川之后，还到西山来，我非常乐于同你们一起游览。欢迎你们！现在，我首先总括一下西山的特点：西山地处北回归线之上，海拔678米，其后的玛骊峰1001米，总面积13平方公里，目前总游程约6000米，以林秀、石奇、泉甘、茶香、佛灵着称。西山，被子誉为“南天第一秀山”、秀盖南天“。特别是树秀，由于回归线上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良好的气候条件，使所有的植物四季常青。其中珍稀植物有金花荼、树蕨、枧木、桫椤、竹柏、罗汉松、擎天树、菩提树、水桐、水杉、楠木、苏铁、刺果藤、银藤、海芋、油楠等。百年乃至千年的古树约1500多株，植被覆盖率98%以上。高大长青的龙鳞松，是西山特有的树种：千年石顶榕，直径2米多，生在巨石顶上：石罅树，被誉为“外星木”，石敢当香樟，兀档成百立方的巨石；米余直径的古龙眼树。。。。桂平西山是我国着名的七大西山之一,又称思灵山。因在桂平县城西1公里而得名。从南梁王朝设桂平郡治于西山起，渐成为游览胜地。俗有“桂林山水甲天下，西山风景秀南天”之称。山上古树参天，清泉甘例，怪石嶙峋，石径曲幽。有李公词、洗石庵、龙华寺、乳泉亭、飞阁等建筑物。以西山为中心，包括金田村、金田营盘、浔州古城、白石洞天、大藤峡、罗丛岩、紫荆山、太平山原始森林等，总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有“桂林山水甲天下，更有浔城半边山（即西山）”之美誉。西桂平西山以“林秀、石奇、茶香、泉甘、佛圣”着名。峰峦嵯峨，数十乃至百余立方米的巨石叠嶂，中有怪石嶙峋，石径曲幽。石树参天，绿荫匝地，自然景观壮丽。西山茶名闻遐迩，清香可口，远销各地。泉甘历来为世人所称道。近年来，人们利用优质的乳泉水，酿制成了不少甘美的琼山历史悠久，保存有较为完整的广西佛教建筑：庙宇“洗石庵”，历代文人墨客赞赏西山诗词对联四千余首，周围有太平天国遗址金田村等历史文化遗存。龙华寺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为西山最宏伟之建筑。乳泉亭旁，泉从石岩流出，冬不竭，夏不溢，其味清甜，泡茶茶香，酿酒酒醇。西山茶、乳泉酒，远销各地，驰名于世。登飞阁，俯瞰远眺，南有白石青峰，北有紫荆五指，苍翠浓淡，远横于六七十里外，黔郁两江，双练交映，环抱城郭，浔城（今桂平）风光，尽收眼底。此外有官桥秋柳，云台曲水，碧云石径，古洞仙踪，飞阁明月等名胜，诗画妙境，引人入胜。历代诗人墨客留题摩崖石刻数十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
余秀华诗篇6
关键词：法式善；诗学；过渡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039-05
一
法式善（1753-1813），姓乌尔济氏，初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又号梧门。属蒙古正黄旗。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祭酒。诗有盛名，旗籍作家推其“诗才为近来旗人中第一”。著有《陶庐杂录》、《槐厅载笔》、《存素堂诗文集》、《梧门诗话》、《八旗诗话》等。
法式善因乃父尝受业于翁方纲，故也厕身于苏斋门人之列。翁方纲称其“在诸学侣中论诗最久，其英特之思、超悟之味，有过于谢蕴山、冯鱼山，而诣力之深邃，则稍逊之”。因位望清华，迨乾隆晚期至嘉庆间声名藉甚，在江南袁枚、京师翁方纲之间，俨然执旗籍文坛牛耳。乾隆五十五年洪亮吉有《法学士式善招饮诗龛并至西直门看荷花即席赋赠一首》云：“翰林近日诗名盛，远有诗龛近诗境。”自注：“翁阁学方纲额其斋日诗境。”法式善书斋先有诗龛，后有梧门书屋，是京师著名的沙龙。据昭裢《啸亭杂录》载：“（法式善）祭酒居净业湖畔，门对波光，修梧翠竹，饶有湖山之趣。家藏万卷，多世所罕见者。好吟小诗，人韦、柳之室。家筑诗龛三间，凡所投赠诗句，皆悬龛中以志盍簪之谊。”时称“四方之土论诗于京师者，莫不以诗龛为会归，盖岿然一代文献之宗矣”。张问陶有《题法时帆式善前辈诗龛向往图（两峰罗聘画）》诗云：“诗人作事何不可，直使古人来见我。诗龛无佛无杂宾，落落晋唐三五人。画手得诗意，笔墨皆精神。陶公执卷足酒态，数枝残菊存天真。王孟韦柳殊不死，逸趣泠然满一纸。临风拂拂古衣裳，与公同龛称弟子。上下一千五百年，义熙元和如眼前。一人微笑五人喜，此中妙悟能通禅。吁嗟乎，不写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君不见吞灰呕血仅有人，画入诗龛应绝倒。”法式善论诗旨趣及其予人的印象于此皆可见一斑。在乾隆末到嘉庆初的20年间，法式善显然是京师很有影响的诗论家，甚至“一时有龙门之目”，在旗籍诗人中的地位更是无出其右。但历来对法式善的评价一向不高，钱钟书先生对其诗才诗学均不甚许与，直到近年《梧门诗话》稿本被整理出版，法式善的诗学才为学界所关注。
法式善的学问路数很接近王渔洋，生平所留意惟在掌故和诗学，著述极为勤奋。掌故著为《陶庐杂录》、《槐厅载笔》。诗学著作中，当世名公、四方文士之作，长篇巨制编为《诗龛声闻录》，零章断句辑人《诗话》，而故旧朋游往来之作则辑为《朋旧及见录》。其实他在诗歌方面的著述远不止这些，其笔记也像王渔洋一样多记载与诗歌有关的内容。笔记《槐厅载笔》卷17至20“咏歌”4卷，都是从本朝文献中辑录的庙堂诗话，可见清初以来馆阁士大夫诗歌活动的一斑。《陶庐杂录》卷3叙录所见历代诗歌总集9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是本朝人所编诗总集。卷2又提到：“朱竹坨谓偶吏目桓所选元诗为独开生面，而以缺七言绝句为憾。余尝欲补之而未就也。因忆文渊阁校四库书，所阅元人诗，佳者辄录存。多《四朝诗选》、《元文类》、《宋元诗会》、《元诗体要》、《元风雅》、《元诗选》、《元诗癸集》中所未载者。将来合诸集甄综之，以复吏目旧观。竹垞翁其许我乎！”乃录艾性夫《春溪》等46首，可补《乾坤清气集》的七绝之缺。从诗学史的角度说，法式善诗学的确有许多内容值得关注，但最值得提出讨论的还是他与乾隆末至嘉庆中诗坛的关系。
二
《梧门诗话》例言自述：“余束发受书，留心韵语，通籍以来，每遇宗工哲匠，有所著咏，必为之推寻其体格，穷极其旨趣而后已。数十年间，师友投赠，朋旧谈说，钞存箧笥者颇夥，非敢作《韵语阳秋》，聊使所见所闻，弗遽与烟云变灭云尔。”以诗龛声名之广，主人交游之盛，采录诗作自然不是难事，而法式善更宣称：“寒唆遗才，声誉不彰，孤芳自赏，零珠碎璧，偶布人间。若不亟为录存，则声沉响绝，几于飘风好音之过耳矣，故所录特夥。”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袁枚《随园诗话》所引李绂的说法：“凡拾人遗编断句，而代为存之者，比葬暴露之白骨，哺路弃之婴儿，功德更大。”从《梧门诗话》及其他论诗文字看，法式善的诗学无论在诗歌观念上还是批评方法上，都与袁枚诗学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也难怪，喜欢交际的法式善。与当时的诗坛名流几乎都有交谊，与晚年的袁枚也有往来。《存素堂诗初编序》自称于乾隆五十八年检箧中诗凡三千余首，“汇钞两大册，寄袁简斋前辈审定”。当时他尚未擢升祭酒，但袁枚显然很在意这位旗籍的京城名流。法式善在《梧门诗话》卷4记载：“余题袁子才诗集，有‘万事看如水，一情生作春’之句。子才见之，寄书云：‘此二语真大儒见道之言。昔人称白太傅与物无竞，于人有情，即此之谓。仆亦曾刻寡欲多情四字印章，聊以自勉。三人者，可谓心心相印，不谋而合矣。’”法式善题诗无疑是搔着了袁枚的痒处，故而颇为袁枚引为知音，书翰往来不绝。袁枚82岁时尚有《题法大司成诗龛图》诗，云：“时帆先生诗中佛，偶学维摩营丈室。不供如来但供诗，纱笼锦字东西列。先生声望著鸡林，早动名流仰止心。得过骚坛聆绪论，胜朝南海见观音。诗龛启处勤延纳，远近投诗如梵夹。只恐难登选佛场，唯求口授传衣法。”虽然法式善《梧门诗话》卷6引符曾《论诗绝句》“肥腻清虚各自甘，酸成嗜好不同谙”，说“诗家宗派不同，各有所至。世之执一以例百者，观此当爽矣”，但其论诗倾向终近于性灵派，就是这种不执一以例百的主张本身也正是性灵派的宗旨。
浏览法式善的诗论，再三出现的性灵概念就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梧门诗话》卷1称鄂容安诗“俱有寄托，兼见性灵”，称郑虎文诸句“乃自见性灵之作”，卷4称“江北之诗皆以疏瀹性灵为主”，卷5称叶毅庵《榕城百咏》“缀辑遗轶，陶写性灵”，卷9称陶涣悦《自怡轩诗》“专主性灵”，卷13称“邵梦余诗善写性灵”，蒋征蔚诗“皆于抒写性灵之中不失风格”，陈基诗“善写性灵”，卷14称杨守知“诗工近体，性灵独绝”，卷16称李佩金诗“善写性灵”；《八旗诗话》称庆玉诗“其抒写性灵”，“纡徐之中，更复卓荦”，来宾“诗鲜经籍之腴，而饶性灵之趣”，又批评嵩山诗“贪用词藻，致涸性灵”，那霖“抒写性灵，时或见绌”，足见有无性灵和是否善于表现性灵是他评判诗歌的重要标准。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在许多场合用性情代替性灵，而且出现在诗序中时，都与诗歌观念的阐释相关。比如《岳礼兰雪堂诗集序》说：“性情真则语虽质而味有余。”《吴兰雪香苏山馆诗集序》说：“君之笃于性情，能神明于古人之诗，以自尽其才。”嘉庆十七年所作《静宜室诗集序》说：“诗之为道，原本性情，亦根柢学问，非涉猎剽窃、仅事浮华而已。”尤其显示出晚年鉴于性灵诗学的流弊而重视学问的旨趣变化。
性灵与性情两个概念，袁枚自己也每混用，诗家通常并不深究其异同。但法式善既然意识到性灵诗学导致的流弊，便不能不追根穷源，对构成性灵诗学基础的核心概念加以辨析。《梧门诗话》卷7云：
随园论诗，专主性灵。余谓性灵与性情相似，而不同远甚。门人鲍鸿起文逵辩之尤力，尝云：“取性情者，发乎情，止乎礼仪，而泽之以《风》、《骚》、汉、魏、唐宋大家，俾情文相生，辞意兼至，以求其合。若易情为灵，凡天事稍优者，类皆枵腹可办，由是街谈俚语，无所不可，芜秽轻薄，流弊将不可胜言矣。”余深是之。
诗话称鲍文逵以嘉庆六年辛酉明经入都，此时袁枚下世方三年，然则不满于性灵之说并反思其理论缺陷的思潮，在袁枚身后很快即蔓延于诗坛。卷11又引张廷玉语云：“今之为诗者，争以新丽相尚。夫新与丽非诗之旨也，古人间亦有之，亦自然而新，自然而丽，而无容心焉。若求新与丽，而转以蔽性情之真，则不知其诗为何人作也。”我们知道，袁枚的性灵说是不废新丽的，末流一味追求新丽而致蔽于性情，纯是失自然之趣的缘故，所以追求新丽的前提是不失自然，即张廷玉所宣称的古代诗歌的境界“自然而新，自然而丽”。卷13又提到：“吴澹川《酒后客来》绝句云：‘酒后客来重酌酒，飞花留客送残春。主人醉倒不相劝，客转持杯劝主人。’澹川每喜自诵此诗。纯乎自然，不由人力。近人所谓性灵诗，能及此否？”可见在法式善心目中，自然是高出于性灵的境界。这与他对性灵的理解有关。在袁枚诗学中，性灵是本原性的概念，也是最高位的概念，但在法式善的观念中，性灵只是进入诗歌写作阶段的下位概念，接近于情感表现的原始冲动，是必须加以控制和约束的东西。故而《八旗诗话》论庆兰，称其“诗较杨诚斋阔大，范石湖深至，殆能驱使性灵，而不为性灵所使者”。这里对性灵的把握明显是不同于袁枚的。如果是袁枚，就会主张诗应为性灵所驱使，而不是为其他的什么东西所驱使。
三
无论从哪方面看，法式善《梧门诗话》深受袁枚影响，都是很显然的。与袁枚一样，他的诗话也更关注当代诗歌创作，甚至比袁枚更有计划更有意识地采集作品，目的是全面反映当代诗歌创作的繁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见景运熙隆、人才之日盛有如此也”。本书之编撰，为时甚久。《八旗诗话》王以中、博明条均称尝采其佳句人诗话中。《八旗诗话》撰于乾隆四十三年，则本书此前已着手编撰。但成书甚晚，其中提到嘉庆八年癸丑陈基人京事，知其完稿更在此后。“例言”自述编撰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记载为核心，而且记载的诗人仅限于当代的范围。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变化。自古以来，诗话主要是论前人诗作，王渔洋诗话开始以记述个人闻见和同时交游为主，但是不贪多求全；袁枚撰诗话倒是自诩“采录最富”，却遗憾“十五省中只缺甘肃一省”，可见也不求全务备。法式善强调自己的诗话时间上不收康熙以前作者，地域上不限南北，宽收边省，极力表明一种意欲囊括一时作者的编纂意图，这是乾隆以后诗话写作立足于当代创作、由艺术批评转向诗史记录的重大转型的理论概括，它在嘉庆初期出现正反映了当时正在形成的全新的写作意识。
法式善位望清华，兼以蒙古旗人力学工诗，一时士大夫都乐与之游。《梧门诗话》备采雍、乾以来诗坛名家之作，间载诗坛掌故，从中也可见乾、嘉之际的风会流转。比如卷2载厉鹗“晚为广陵寓公，以标新领异为扬人倡，故江北之诗，皆以疏瀹心灵为主，然气亦稍稍薄矣”，可见厉鹗雍正三年乙巳游居扬州，客居马氏玲珑山馆多年，非仅编辑出《宋诗纪事》，对江北的诗歌创作也产生很大影响，这是论雍正、乾隆间诗史不可不知的，我们对厉鹗的关注不应只限于填词和宋诗研究，也要注意到他的诗歌史意义。又卷4载：“近来尊渔洋者以为得唐贤三昧，贬渔洋者或以唐临晋帖少之。二说皆非平心之论。夫渔洋自有不可磨灭之作，其讲格调、取丰神而无实理，非其至者耳。”这也堪称持平之论，且给我们留下乾、嘉之际诗坛对王渔洋诗学评价分歧状况的记录，富有史料价值。
法式善评诗，持论宽厚，能道人善而无苛评。当时吴文溥自称“仆生平不喜妄议人得失，至于诗之为教，虽义取讽谕，而意存忠厚，尤不敢以深刻为文，不欲以矫厉求胜”，移以评法式善诗话。也很妥帖。陈文述“尝叹其搜才路广，揖客途宽，以刘勰之《文心》兼钟嵘之《诗品》，洵词章宗匠，人材渊薮矣”。《梧门诗话》采诗大抵以摘句为主，间载短章，趣味在大历钱、刘之间，颇近于王渔洋神韵之旨，多取清微淡远之作。有时信手拈古人之句，互相发明，可见手眼之佳。如卷2论晓行诗，即其一例：“晓行诗，前人佳句夥矣。近日王葑亭给谏云：‘淡月侵寻成晓色，白杨生小是秋声。’读之齿牙清脆。又‘残星鸡口落。初日马头高’，不减剑南‘快晴生马影，新暖折花房’之句。杨诚斋集亦有‘淡晴生马影’，仅易一字，味较隽永。近又见鲍野云明经句云：‘残烧明峰背，清霜上马蹄。’又七言云：‘雁背霜华翻晓日，马头山色乱春云。’似尤清警。”可惜像这样的条目并不是很多，《梧门诗话》的价值也不在这里。
四
与袁枚《随园诗话》一样，法式善也留意下层文士乃至庶民、工匠的零章断句，但他作诗话，有两点是袁枚所不及的，一是《梧门诗话》后两卷单论闺秀，显示出对女性诗歌的有意识搜集；二是《八旗诗话》专门表彰旗籍诗人的创作。
由于《梧门诗话》采录年代有限制，所载闺秀凡130余人，人数不及《随园诗话》之众，但法式善特别指出“本朝闺秀之盛，前代不及”，收录的乾、嘉间女性作者比《随园诗话》更完备。不仅有阳曲张氏、京口鲍氏、嘉兴毛氏、丹徒王氏这些名重一时的闺秀文学家族，也有不太著名的江右杨氏姊妹，以及一些很有特点的女诗人，比如喜作六言诗的梁溪闺秀余碧，喜作四言诗的钱塘女子徐苣仙之类。《随园诗话》不载清溪吟社诸媛，而法式善则详载张滋兰等林屋十子名字，并叙述其中七人的事迹，著录其诗集名。侯芝的夫君梅冲为随园弟子，但袁枚却没读过侯芝的诗。法式善录其《送外甥王卿图广州入赘》二首、《答外抱孙》、《寄卿图》，且曰：“近日江宁侯香叶淹贯经籍，学守程朱，所谓理而不腐，朴而不陋，诵其韵语，足敦风教，宜王碧云《名媛诗话》以女宗推之。”在近年出版的清代女性文学研究论著中，侯芝主要是作为通俗曲艺的弹词作家被关注的，鲜有提到其学问和诗歌创作。而根据法式善的记载，侯芝当时在闺秀中还以理学著闻，精通经学，被王琼《名媛诗话》推为一时女流宗师。王琼《名媛诗话》今已失传，法式善的记载为我们保留了一则珍贵史料，让我们可以对一个杰出闺秀诗人的成就和声望展开最大限度的想象。
袁枚《随园诗话》虽然乐于表彰闺秀的诗歌创作，记载女性作者的事迹和作品，但笔下却很少对其艺术特色和成就给予些许评价。相比之下，法式善《梧门诗话》就进了一大步，不仅热心记载闺秀诗歌，还留意它们所表现的内容和艺术风格，评价也显出多样化的趣味，比如称赞岳钟琪夫人高氏“不作寻常巾帼语”；王采薇《长离阁诗集》“幽香冷艳，合长吉、飞卿为一手”；方佩芳《在璞堂吟稿》“气格清醇，无闺阁气”；王倩《问花楼诗稿》“笔力豪放”；赵风芝《巢云阁诗》“格力遒上”，《武侯祠》、《泊嘉州》、《闻雁》“三诗脱尽纨绮之习”；李佩金“风格道上，居然作家”，又举其《蜀中》、《驿柳》、《秋夜》“皆有骨力”；鲍之芬诗《暮春寄论山兄》、《寄兄》“俱不类巾帼语”；陈广逊《咏老将》“万里边尘销组甲，十年战血绣（疑作锈）刀环”一联“句亦豪迈”；王琼《秦良玉》“抑何雄骏乃尔”。不过，我们也看到，他提到刘文如《秋阴》“秋阴未必知春重，也覆江城十万家”、《熨衣》“帘前一桁安排好，却念贫家织未成”两联，称“具此胸次，安得以巾帼中人语目之？”又不出闺秀诗以温柔婉约为正宗本色的理论预设。这正好是法式善所处的时代男性批评家对女性写作的一般态度，欣赏、鼓励、珍惜，但仍抱有女性诗歌应有其温婉之风的期待。无论男性群体还是女性自身，对女性诗歌美学风貌的多元化取向，都要到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才凸显出来。
五
作为蒙古旗人，法式善对旗籍作家的诗歌创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不只体现在《梧门诗话》“于边省人所录较宽”的体例中，更体现在专论旗籍诗人诗事的《八旗诗话》一书中。此书后有题记云：“戊戌六月集八旗诗话，编入《朋旧及见录》中。今已各处采增数百家，尚未集齐，俟有八旗女士一并采人。”该书成于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六月。清代的八旗，正如张之洞所说，“实已统四方之人才而有之，非如金、元两代，其所倚为腹心干城者，止女真一部、蒙古一国已也”。所以法式善对旗籍作家的关注，范围就绝不限于京城的一群满人贵族，而是遍及四方贤才。当时法式善不过是年方26岁的青年诗人，即已有网罗一代文献之志，不能不说是抱负远大。后来铁保于乾隆末年奉诏编纂《八旗通志》，属法式善修《艺文志》，并补辑《八旗诗集》，可以说给了他英雄用武之地。
清朝以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深知汉族士大夫虽然屈服于金戈铁骑的武力，但内心的文化优越感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历朝列君都努力学习汉文化，在文学、艺术上与汉族士大夫较劲，试图在文化上也让全体汉臣心悦诚服。但不知为什么，除了康熙五十年时为追溯民族文化的源头，圣祖御定《全金诗》外，世宗、高宗都不鼓励编辑旗籍文人的诗文。乾隆初卓奇图编《白山诗存》未成书，乾隆二十五年前后伊福讷编《白山诗钞》八卷也未行世。直到高宗登遐，铁保才刊刻其所辑《白山诗介》十卷，并在其基础上加以扩充，编为卷帙更大的《大东景运集》一百三十四卷上呈，仁宗赐名《熙朝雅颂集》，于嘉庆九年授梓，翌年颁行于天下。法式善对此集的编纂颇多贡献，自称：“铁冶亭漕督向藏《长白诗存》《诗钞》二书，后奉命辑《八旗通志》，又得递钞八旗人诗，合旧存得二百余家，题日《大东景运集》。余又为增八十余人，就余所知，为立小传。一百八九十家诗之源流、人之梗概，一一及之。”当然，他在用自己积累的文献充实诗集之余，也利用铁保收藏的诗集对《八旗诗话》作了订补。大致以卓奇图《白山诗存》、伊福讷《白山诗钞》为纲，益以邓汉仪《诗观》及自己所收藏、寓目的旗人著述，共采录满汉蒙八旗诗家259人事迹，基本包罗了开国以来的旗籍诗家。内容以传记资料为主，对作者的诗风也有评述，间采名篇隽句及前人评论。法式善交际广泛，见闻广博，又富于收藏，故所载颇有世不经见的残编遗稿，偶存前辈绪论。如明泰条即记载了闻自师说的逸事；文昭条列其著作多达18种，可资考证。费扬古，伊福讷《白山诗钞》元传，法式善则根据费氏作品勾稽了他的事迹。国家图书馆藏《一草堂说诗》稿本，是很有特点的旗人所撰杜诗说，多年前我读到此书，而不详作者额尔登萼事迹，后阅《八旗诗话》则有其传记。又载其雍正间与卓奇图（悟庵）、峻德（慎斋）、保禄（雨村）、胡星阿（紫峰）、伊麟（梦得）同官户部笔帖式，更迭唱和，时称农曹七子，为研究旗人创作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书后附八旗闺秀诗人12人，可见八旗女性文学之一斑。据前引法氏题记，其书仅仅是编人《朋旧及见录》的作者，似乎还应该有一个篇幅更详的本子。不过现存的这个本子既然已采入闺秀诗话，恐怕就是经过增补的定本了。
法式善著诗话明显受到《随园诗话》的影响，非唯多采达官贵戚之诗，不脱标榜风流之习，而且同袁枚一样，诗话在他手里也成为一种渔利的事业。《随园诗话》卷11第十五则伍那拉氏批语，论及法式善说：“其人诗学甚佳，而人品却不佳。铁冶亭辑八旗人诗为《熙朝雅颂集》，使时帆董其事。其前半部全是《白山诗选》，后半部则竟当作买卖做。凡我旗中人有势力者，其子孙为其祖父要求，或为改作，或为代作，皆得入选。竟有目不识丁，以及小儿女子，莫不滥厕其间。”这就比袁枚的滥收更等而下之了。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法式善不是那么明显地仿效《随园诗话》，或者虽仿效而能仿效得到位，那倒也罢了。糟糕的是他画虎不成，品诗手眼远不及袁枚，结果庸滥之作更层见迭出，读不终卷，令人欲倦。至于记事之误，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12曾指出《梧门诗话》载汪应铨官庶子一事有误。《八旗诗话》则还有编次失当的问题，如将文昭、敦诚、月山列于鄂貌图之前，明显是编排失序。
余秀华诗篇7
【关键词】华语诗歌；施颖洲；云鹤；菲律宾
星罗棋布的浩淼南海，菲律宾诸岛宛如一颗颗耀眼的明珠。同样，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菲律宾华语诗歌创作，也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之中占有重要地位。菲律宾华语诗歌，从无到有，由零碎到系统，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时期。最初的菲律宾华语诗歌创作，发轫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代表人物有施颖洲和林健民。徐廼翔先生论证说，“二十世纪初期，父老闽南话的口头禅是：‘算盘打的响，读书没路用。’那时文艺只是墙边小草，人们视而不见。到了三十年代才有施颖洲和林健民等几位的文艺活动。上述两位，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后期，不曾停歇。”[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伴随着东南亚华经济、文化的腾飞，尤其是台湾1950年代以后的现代诗的影响，菲律宾华文文学主要的一些文学团体纷纷成立，菲律宾华语诗歌创作开启了新的篇章。这一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小四（施柳莺）、月曲了、林忠民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菲律宾“军管”结束后，文学思潮涌动，大批诗人重返文坛开始创作，菲律宾华语诗歌创作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诗人云鹤、谢馨的作品，均为两岸肯定，取得了颇高成就。所以有文章称赞，“云鹤云鹤,菲华诗人蓝廷骏,他不就是金色的秋天的晴空一鹤吗?”[2]
菲律宾华语诗歌的艺术特色、审美艺术以及诗学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才辈出，各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八十余年间，菲律宾华语诗坛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诗人。他们风格鲜明，既有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底蕴，有兼具海外华文文学的游子情怀，融会贯通，博采众家之长。《二十世纪菲律宾华文文学图文志——新诗散文卷》就收录了丁德仁、小四、小华、心宇、月曲了、文志等76位优秀诗人共计240首。这些诗人作品，集中展示了菲律宾华文诗歌的艺术成就和诗美追求。例如，诗人月曲了的诗风清新自然，很少有现代派诗作常有的晦涩；白凌、柯清淡以乡愁为主题的诗作，感情真挚，饱含历史沧桑与厚重感；林忠民的诗作量少质精，内涵丰富，有着非凡的艺术敏感和深刻的生活洞察力；小四、陈若莉等女性作家的诗作，情感细腻，善于从生活场景中抓取一瞬的感受，折射出作家热烈而真挚的生命情怀。
二、社团林立，薪火相传。从五十年代开始，主要的文坛团体纷纷成立。有施颖洲、杜若、芥子等人的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何祖炘等人的晨光之友社。六十年代有王国栋、陈奉辉、庄冬云等人的耕园文艺社。施清泽、叶来城、施柳莺等人的辛垦文艺社。八十年代有云鹤、刘氓等人的新潮文艺社。施青萍、蔡长贤、李惠秀等人的晨光文艺社。王宏榜、吴涌泉等人的椰风文艺社。九十年代有吴新钿等人的作家协会。林建民、庄维民、庄子明等人的艺文联合会……众多文坛团体如雨后春笋，在菲律宾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大大促进了菲律宾华语诗歌创作的发展。菲律宾文坛社团文学的繁荣，离不开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更离不开各界仁人志士的慷慨援助，特别要说，几十年间大多数文艺团体的报纸版位，都是庄铭渊、庄维民父子援助的。施颖洲和文艺工作者联合会所实际主持的文艺讲习班，十二年间有数千学员，也对菲华文坛颇有激励效果。
三、同宗同源、主题多样。菲律宾华语文坛，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情况一样，与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查看菲华作家的祖籍，几乎90%的作家都来自同一个城市——福建省晋江市，共同的故乡认知，更容易凝聚成海外游子之间的纽带，血脉相连，情谊相亲。在诗歌主题层面，冲破了以往时间和空间的藩篱，辅之以南洋风光、生命探索、人性书写等丰富元素，更深层次的把握了时代主题，更好的表现了菲律宾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从施颖洲的《海外的卖报童》到小四的《掌中汉子》，再到林忠民的《烈士碑前》，继而是云鹤的《蓝尘》，一脉相承的表现了共通的菲律宾华文文学特色以及丰富多彩的诗歌主题。
有人说在菲华文坛上，不少人可能被历史的大浪淘沙所淹没，但施颖洲的功绩是抹不掉的：谁都可能被史学家所疏漏，但是施颖洲的影响是不会被忽视的。
施颖洲是菲华文学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一九五零年他参与创立菲华文学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社团“菲律宾华侨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在推进菲华文学，扶植新人新作，为菲华文学积累史料方面，施颖洲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坚持不懈的选编了一系列菲华文学的精品佳作和新人新作。从《一九四六年文艺年选》开始，包括《海》（一九四九年）、《芳草梦》（一九四九年）、《菲律宾一日》（一九五一年）、《菲华小说选》（一九七七年）、《菲华散文选》（一九七八年）、《菲华新诗选》（一九七八年）、《菲华文艺》（一九九二年）等。特别是他为这些选文所撰写的长篇史论文章，不啻是一部菲华文学简史，因此也有人称他的这些选本为“菲华文学大系”。
施颖洲兴趣爱好广泛，还是翻译界享有声誉的文学翻译家。一九六五年出版了他数十年翻译生涯的结晶《世界名诗选读》，获得海内外好评。后来又相继出版了《现代名诗选读》、《古典名诗选读》《莎翁声籁》、《十四行诗》等。他的译诗被美国夏志清誉为“名诗名译”。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以说，施颖洲就是菲华文坛百年风雨历程中的常青树，是一面迎风飞扬的旗帜。
晋代陶潜《连雨独饮》诗有云：“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也许是巧合，一千六百多年之后，来自岛国菲律宾的云鹤，身上也有一股奇意。云鹤是菲华诗坛上的“歌手”，他的色彩丰富的诗歌作品，是菲华诗坛发展历程的光辉写照，因此有人说，读云鹤的诗好比读菲华诗歌发展史。
云鹤年少成名，十二岁发表诗作，十七岁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忧郁的五线谱》，被誉为“神童”。云鹤的前期创作，深受现代派诗风的影响。他初登诗坛之际，正是以台湾诗坛为主的现代派诗歌活动的活跃时期，云鹤也受到了这股潮流的影响，他逐渐从初期的抒情和唯美倾向，走向现代派诗歌的实践，关注“自我”心灵，包含哲理和思辨色彩，又有浓重的对生命对人生的忧郁。
云鹤的文学创作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当他的创作旺盛时期，“军管”改变了他的道路。他被迫搁笔，转而投身建筑设计，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菲律宾“军管”结束，他才重返文坛。发表了大量作品，先后出版了诗集《野生植物》、《诗影交辉》、《云鹤的诗100首》，在中断了十余年诗歌创作之后，他这时期的作品更倾向于写实风格，但艺术手法仍然保持多样性。人道主义精神，对生命与青春的赞颂，成为他这个时期的主要基调。同时，他的诗歌开始较多的转向现实，直面惨淡的人生，以呐喊式的抗争，催人奋进，这些诗篇写出了众多华侨华人的心声，成为众多海外游子的精神寄托，传吟一时，影响深远。云鹤在菲华文学上的造诣，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他现象级的表现，对菲华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余秀华诗篇8
关键词：《二十四诗品》；冲淡美；阴柔；秀美；佳人幽姿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146-02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二十四诗品》在中国古典文论和古典美学中可谓一朵奇葩，它不仅是中国古代诗学名著，同时也是美学研究的瑰宝！其文学、美学理论丰富而深刻，内涵宏富而精深。《二十四诗品》对中国古代历来所推崇的壮美和优美两种典型的美进行了体系式的研究，其中尤以对冲淡一路优美、秀美的论述，结合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实践进行了详尽的理论探究。
《冲淡》品居《二十四诗品》中的第二品，但这并不表明《冲淡》在《二十四诗品》中的地位或者说作者对“冲淡”的重视、强调程度低于《雄浑》品。对《二十四诗品》的研究自清代至今，很多学者都曾明确指出，就整部《二十四诗品》来看，作者更为重视、强调的，恰恰是“冲淡”一路，也就是说虽然《冲淡》居第二品，但作者对“冲淡”一路诗风的重视和强调，实际上超过了“雄浑”。
《冲淡》品所标举的“冲淡”是一种至柔至美的诗歌艺术风格，也是一种诗歌之美、艺术之美，属于秀美之格，也可以说，它是中国历来受到推崇的阴柔美的一个典型的特定类型。它所展示的诗歌境界并不阔大，所采用的诗歌意象素洁恬淡，所构创的诗歌意境柔美清丽。
古罗马美学家西塞罗认为“美有两种，一种美在于秀美，一种美在于威严；我们必须把秀美看做是女性美……”如果说以“雄浑”品为代表的阳刚美一路，重在体现坐中佳士及畸人乘真的劲健与豪迈；那么，以“冲淡”为代表的阴柔美一路，则更多地让人感悟到诗中阴柔、秀美的佳人幽姿。首先品读《冲淡》品，必得丹青妙笔方能绘出此中轻逸灵动的醇美佳人：
冲淡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
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
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
【释解】娴静的处子虽过着素朴的生活，却与万物生灵相处和谐，洞悉着一草一木的微妙，常游其间，轻灵自在。架上通灵仙鹤，与之俱飞，常到太和中，畅饮银河之水，吸纳天地之元气，与万物造化相合、相契。时有和风吹拂衣襟，轻轻飘荡。和风吹过幽静的竹林，发出动听的乐音。佳人置身此种境界，不觉神思恍惚，心灵颤动，自然而生载与俱归之意。诗人无心而遇此仙境佳人，纵拥江山万里，亦无心再追求什么，常移之如梦，相思如流水。于梦境中，常忆起佳人的悠然身姿，欲伸手挽住她，却又倏然消逝，恍惚难求。好一幅仙子佳人图画！
与《冲淡》一路的《纤》、《绮丽》、《典雅》、《清奇》四品，进一步展现了优美的不同特色：纤之美、绮丽之美、典雅之美和清奇之美。司空图亦借神来之笔，描绘出了四幅神采各异的秀美佳人。
纤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
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
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释解】鲜明得似春水的波光，浓郁得如春天的气象，如此素雅，如此纯美。在幽深山谷见春水泉涌，亦有美人时隐时现。幽谷周边春色秀美：满树碧桃与隐现的美人互衬，更觉鲜艳夺目；和煦春风和流水之采采相映，时有浣纱佳人，传来清脆悦耳笑声，愈显春意盎然。杨柳飘拂沿水边路曲而阴影连绵，流莺婉啭随山谷幽深而此起彼落。这一切是多么诱人，而又多么让人流连忘返啊！此景纤巧细微而华艳秀丽，但又高雅自然，含而不露；此境于纤秀华之中存冲淡之韵味，于色彩缤纷之中寓雄浑之真体。纤之美，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
绮丽
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淡者屡深。
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
金尊酒满，伴客弹琴。取之自足，良殚美襟。
【释解】绮丽佳人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富贵绮丽，而非具有形迹的黄金。人为雕琢的绮丽往往是一种外在的浓艳色彩，而内中其实是很空虚的；而外表看来淡泊自然，其内里深处则常常是丰富而绮丽的。虽无艳妆浓抹，却依然光彩照人。天然的绮丽之美应当如此：清净的水边飘荡着淡淡的雾气，林中的红杏呈现出鲜艳的色彩，明亮的月光覆照在华丽的屋上，雕画的小桥深隐在碧绿的树荫之中。极其绮丽而又极为自然，绝无人工雕琢之痕迹。佳人处于此天然绮丽风光中，过着悠闲自在的富贵生活，有美酒助兴，亦有优美的琴声相随。此诚可以充分地、尽情地抒发自己的胸怀，展现自己的绮丽之美。
典雅
玉壶，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释解】用冰清玉洁的玉壶，邀来盎然的春色，茅屋周围是修长的竹林，佳人在桌上放一壶美酒慢酌慢饮，自由自在地坐在茅屋内赏雨。雨后初晴，天高气爽，幽鸟戏逐，欢歌和鸣。此时佳人走出屋外，闲步赏景，置琴于绿荫之下，面对飞瀑抚琴吟诗，人境双清，雅致已极。此境中的佳人内心极其淡泊，既无“机心”亦无“机事”。若片片飘飞的落花，又似清香淡雅的秋菊，优美端庄，绝无粗俗之气。
清奇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竹，隔溪渔舟。
可人如玉，步匝坝摹t卣霸刂梗空碧悠悠。
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
【释解】秀美的松林，远处有一条清澄的小溪。水边的小洲上满盖着皑皑白雪，溪对面停着一艘小渔船。如玉佳人穿着木屐，素装淡抹，悠闲散步，探寻幽趣，行行止止，停停看看，神态自若，心情淡泊，而天空碧蓝，无丝毫尘埃，真清奇之极也。佳人心灵世界之极其淡泊，使人永远领略不尽。如破晓时之月光，明朗疏淡；又如深秋时之空气，清新高爽。
《二十四诗品》秀美论是对中国古代秀美风格的审美趣尚的承袭，并据此对秀美做出了理论性、体系性的研究和总结。云南大学张国庆教授在其探析《二十四诗品》诗歌美学的专著中，盛赞了《二十四诗品》中的秀美论，指出秀美论乃是《二十四诗品》高举的一面风格美大旗，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极具理论开创性。“《诗品》秀美论与西方优美论亦颇为相似，二者亦各有成就和优长，但同样是在结合文学实践进行理论探究方面，《诗品》秀美论更深入、更细致、更丰富，也达到了更高的理论高度，这同样是对世界美学的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重要贡献。”
秀美论是中国古代诗歌文学所追求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也是中国古代文人所追求的审美鹄的之一。透过《二十四诗品》中《冲淡》及《纤》、《绮丽》、《典雅》、《清奇》五品，其优雅素洁的言辞，向人们展示了秀美的三大特色：一曰优美，二曰冲和，三曰柔淡。
优美，亦称优雅、秀雅、阴柔美等，是中国文学艺术历来受到推崇的阴柔之美的一个典型的特定类型，重在展现运动和形态的轻盈和明丽。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客常将优美象征着一切美好、欢乐与灿烂。优美作为美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们往往给它加上这样一些审美色彩：小巧、伶俐、调皮、娇嫩，等等。从感性形式上说，优美的事物一般具有清新、秀丽、典雅、小巧、轻盈、柔和、宁静、圆润、舒缓、微妙、光滑、流畅等特点。在上述五品中，如《冲淡》品中的“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纤》品中“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绮丽》品中的“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典雅》品中的“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及《清奇》品中的“可人如玉，步匝坝摹t卣霸刂梗空碧悠悠”等无不向人们展示了清新雅丽的景致、小巧轻盈的佳人，无不给人带来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
冲和，亦即中和之美，将美阐释为事物对立统一的和谐,和谐就是美。《冲淡》品首句“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即首倡和谐为美的至境，“饮之太和，独鹤与飞”及“犹之惠风，荏苒在衣”数句莫不展现了景中佳人与万物造化之相合、相契。此外，《纤》、《绮丽》、《典雅》、《清奇》四品中亦处处佳人即景、景即佳人的谐和之美，展现了人境双清的雅致。和谐为美的观点自西周末年就已出现，在《二十四诗品》中则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直到今天，中和之美也仍然是艺术表现的重要特点之一，尤用于以温柔善良为特征的美好形象,特别是超俗秀美的佳人形象。
柔淡，即恬淡，是一种有着柔和内涵或特征的淡美，体现了文士佳人对世俗功利的超脱，重在展示精澄、淡泊的人生境界。在中国古代，以淡为美在诗歌实践和诗学思想中，都曾有过较普遍的表现，尤其以陶渊明诗和盛唐的诗歌实践与理论中表现的最为突出。陶诗冲淡，这使它在“缘情绮靡”、“彩丽竞繁”的六朝时代美学风尚中成为一个例外；进入唐代，以淡为美日渐发展。近十几年来，很多学者仍持司空图是《二十四诗品》第一作者的观点，认为《二十四诗品》受陶诗和盛唐时期以淡为美的审美风尚影响甚深。我们在上述五品中亦可找到很多此方面的论据。如“冲淡”之“淡”所展现的醇美；“纤”于纤秀华中内涵的冲淡之韵味；“绮丽”中“始轻黄金”的淡泊自然；“典雅”中“人淡如菊”的清香淡雅；“清奇”中“淡不可收”的“明朗疏淡”等，皆是对“以淡为美”的沿袭和发扬。
另一方面，《二十四诗品》中的秀美论，所标举的中国古代诗歌阴柔美、优美型的艺术风格，冲淡之美、纤之美、绮丽之美、典雅之美、清奇之美既相近似又各具特色，展现了神采各异的佳人幽姿美境。
冲淡诗风与陶渊明诗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冲淡美的基本特征是冲淡诗风的表层和柔明朗，轻逸灵动，洋溢着诗人脱俗而不超尘的对现实和艺术执着的审美精神；其深层，蕴涵着由恬淡平和的个体人格之美与淡和的大自然之美有机融合而生出的醇厚无尽之美。
余秀华诗篇9
关键词：黄仲则；交游；诗歌创作
abstract:huangzhongzewasapoetinqingdynasty,whoselifewasfullofmisfortunesandencounteredsuccessivedefeatsintheimperialexamination.ashispoetrywasofteninableaktone,hewasgenerallyregardedasasoreheadpoet,frustratedandlonely.afterresearchandinvestigation,thispaperconcludesthathehadaquiteextensivefriendshipcircleandhadmanyconfidants.hispoetrycompositionandhissocialintercoursehavecloserelationships.
keywords:huangzhongze;socialintercourse;poetrycomposition
黄仲则，名景仁，字汉镛，一字仲则，自号鹿菲子，常州府武进县人，他的诗歌自清中叶以来一直为人称道，“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1]，于后世有一定影响。在与黄仲则同时代的人中，有两人的评价可为代表：一是毕沅称他“风仪俊爽，秀冠江东”[2]，对其整体风格及其在当时诗坛的地位作出了评价，二是王昶称其“循环吟讽，不啻哀猿之叫月，独雁之啼霜”[3],对其诗歌的创作个性作出了界定。“哀猿”、“独雁”之说更广为人知，以致黄仲则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落魄失意、孤苦伶仃的诗人形象。郁达夫说：“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的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4]笔者要探讨的正是这一问题，黄仲则之诗，既哀且痛，似乎非孤僻之人莫为，实际上，黄仲则在生活中虽时感抑郁不乐，寂寞孤独，但是毕竟没有远离人世，游学作幕期间，仍有诸多师朋，让其稍得精神安慰。黄仲则诗作中，交游诗类就有三百多首，其中以“哭、怀、悼、挽、为……作”等为诗题的有65首，以“和、调、次韵”等为诗题的有32首，以“逢、经、过、遇、访”为诗题的有29首，以“偕”为诗题的有22首，以“赠、赠别”为诗题的有21首，以“寄、寄怀”为诗题的有19首，以“别、辞、留别”为诗题的有17首，以“送”为诗题的有16首，以“饮、宴、酌”等为诗题的有16首，以“呈、上、献”为诗题的有11首，以“赋得、集”为诗题的4首，另有“题诗”49首，其交游之广泛可见一斑。上述诗作皆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也饱含着诗人自身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丰厚的思想感情。通过研究分析其交游诗作，不仅可以展示乾隆时期社会历史背景和文人生活状况，还可以进一步发掘诗人个性和情感特质，因此，考察分析其交游诗有助于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的诗人群体面貌，揭示其交游诗创作动因以及深藏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一、众多的知己
黄仲则身世凄凉，4岁丧父，7岁时随祖父到常州居住，家徒四壁；在其12岁时，祖父去世；13岁时，祖母去世；16岁时，唯一的兄弟——他的哥哥又离他而去。而从其诗文自序及他人所载，亦不见他有任何的叔伯，一家孤苦无依。故其游学作幕期间，极重友朋之情，“我生笃求友，识子非等闲”[5]69，毕竟世事艰难，“花前幸是相逢好，竹下还寻旧地吟”[5]67。他在历经沧桑之后，不由喟叹：“万事不如知己乐，一灯常记对床时。”[5]305他极渴望他人能施以援手，并希望自身的才华得到他人的认同和肯定。黄仲则虽常被看成一个怀才不遇的失意诗人，似乎一直处在“扣舷一长啸，千古几知音”[5]489的哀苦之中。其实，当时欣赏其才华者还是大有人在，黄仲则并不孤独。
从身份而言，黄仲则的知己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尊长身份而赏识其才华者。先是其十六岁时，应郡县试，当时知府潘恂、王祖肃可谓是其早年的伯乐。洪亮吉撰《行状》记此事云：“吾乡应童子试者三千人，君出即冠其军，前常州知府潘君恂、王君祖肃尤奇赏识之。”[6]黄仲则《贺新凉词序》注亦云：“甲申岁，知府潘莪溪试童子，拔予第一。”诗人出道之初，就得到如此激励，可见其早期成长还是比较顺利的。次年，按左辅《黄县丞状》所载则称：“年十七补博士弟子员。是年学使者会稽梁国治，性好学爱才。所至名士如归。先生亦其激赏之一。”[7]梁国治，清乾隆十三年（1748）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清代知名学者，对黄氏才华也极为肯定。此后，尚有诸多尊长赏识其才华，如黄仲则在龙城书院（在常州）读书期间，山长邵齐焘称赏黄仲则：“黄生汉镛，行年十九，籍甚黉宫，顾步轩昂，姿神秀迥，实廊庙之瑚琏，庭阶之芝兰者焉。”[5]640欣赏之情，溢于言表，要知道，这是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即使有因喜爱而加夸饰之处，但也绝非一般的谀奉之词。洪亮吉《伤知己赋》注：“岁丁亥戊子，邵先生主龙城书院讲席，余偕黄君景仁受业焉。先生尝呼之为二俊。”[6]再如黄仲则二十一岁游杭时，按左辅《黄县丞状》云：“闻秀水郑先生虎文贤，谒之于杭州，郑爱异之。……时湖南布政使定兴王公太岳，郑同年友也。王故名士，负其才，及见心折，每有所作，必持质黄秀才定可否。”[7]郑虎文与王太岳，俱是一时名流，而黄受知于二位，待遇又是如此之隆，作为一个年轻人，应该是倍感荣幸的。及至黄仲则因生活所迫，作幕安徽时，幕主太平知府沈既堂先生业富赏识之，按《北江年谱》：“沈太守业富，素重先生。”[8]其时，大兴朱筠（字笥河）督安徽学政，延名宿校文，宾从称盛。夙闻先生名，礼致之。朱筠作书致钱詹事大昕、程编修晋芳，对黄仲则等大加称赞，曰：“甫到江南，即得黄、洪二生，其才如龙泉太阿，皆万人敌。”[9]而另按赵渭川校仲则诗注云，昔在朱笥河座，有少年以己诗方仲则者，笥河师大噱曰：“仲则天才也。”由此可见，朱笥河对他，真是欣赏之至了。潘瑛《诗萃》曰：“仲则天分绝伦，幼有神童之目。朱竹君学使以天才称之，良非虚誉。”而当时文坛的领袖之一——袁枚，直以李白视之。可以说，黄仲则的才华，广受赏识，无论其南下至杭州，还是后来北上至京城，均不曾湮没无闻。其二十七岁抵京后，很快声名鹊起。王昶在《黄仲则墓志铭》中有云：“都中士大夫如翁学士方纲、纪学士昀、温舍人汝适、潘舍人有为、李主事威、冯庶常敏昌皆奇仲则，仲则也愿与定交。”[10]可见其备受京都名流的推赏。及至三十三岁时，更有陕西巡抚毕沅因赏识而重金相赠之举。“初毕秋帆宫保不识先生，见《都门秋思》诗，谓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速其西游。”（陆祈生继辂《春芹录》）可以说，潘恂、王祖肃、梁国治、邵齐焘、郑虎文、王太岳、朱笥河、袁枚等诸位尊长推扬黄仲则，既使其声名远播，又多半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使其无衣食之虞，在诗酒唱和的生活中得以一展才华。
另外一类则是黄仲则为数不少的友朋，他们身份相近、心气相投，十分欣赏其才华。在彼此切磋的过程中，黄仲则诗艺得以日进。此类好友中，较早与之订交的是洪亮吉。黄仲则与洪亮吉同里，又志趣相近，均好为诗，黄氏十八岁时，两人交谊益深，洪亮吉撰《先生行状》：“岁丙戌，亮吉就童子试，至江阴遇君于逆旅中。亮吉携母孺人所授汉魏乐府锓本，暇辄朱墨其上，间有拟作，君见而嗜之，约共效其体，日数篇，逾月，君所诣出亮吉上，遂订交焉。”[6]江阴之遇后，两人的诗歌创作便以汉魏乐府为发端，在此基点上倾力为诗，他们的生死之交也因此得到了发展。而黄仲则诗歌生涯开始后，并未闭门觅句，而是很快得到了知友并与之交流诗艺，万应馨（黍维）便是其诗友之一。万应馨在《味余楼誊稿序》中云：“余尝谓今之为诗者，济之以考据之学，艳之以藻绘之华，才人学人之诗，屈指难悉，而诗人之诗，则千百中不得什一焉。仲则深韪余言，亦知余此论，盖为仲则、数峰发也。”黄仲则深韪万氏言，对其将己诗视为“诗人之诗”，以为“深契吾心”。可见黄仲则的诗颇得同道赏识，并非寂寞独行。黄仲则认同“诗人之诗”，并以此劝谕好友洪亮吉：“出门时，曾见君研脂握铅，为香草之什。君兴已至，不敢置喙。但仆殊不愿足下以才人终身耳。”[5]480（《与洪稚存书》）黄不愿洪以“才人”终身，欲洪多读前人看似平淡无奇而流传后世之诗，如明高启诗，“五古……味清而腴，字简以炼，拟古诸章尤佳”，劝洪“深心阅之，求其用意不用字，字意俱用处”，并“多读前人诗，于庸庸无奇者，思其所以得传”[5]480。在此，黄仲则其实也表白了自己的志趣所在，作诗当求其“味清而腴，字简以炼”,贵在“用意”，或“字意俱用”，正显示其对“诗人之诗”的接受和追求，若只求炼字，显然是重在逞才了。另外，黄仲则尚有汪中、仇丽亭、孙星衍、左辅、吴蔚光、赵怀玉、武亿、杨芳璨、陈燮等诸多友朋，与之相知甚深，彼此之间时有唱酬。黄仲则的后人黄志述曾作《先友爵里名字考》，此文末云：“相传大父择交甚严，今记先友，凡集中未见，及虽见而非有交谊者，概不著录。闻见孤陋，所记尚多缺佚，容续搜补入。志述谨识。”[5]630即便如此，所载名录已有一百三十多人。笔者对其交游之友人作简要统计，如表1所示。
从科名来看，内中有状元如毕沅；获进士者，有44人之多；举人20人；诸生23人。其实当时即使是科名中最低一级诸生，考中也非易事。据估算，江南大县1800名童生竞争20个生员名额，中县1500名童生竞争16个名额，小县1100名童生竞争12个名额，大约90个童生才能录取一名生员，比例是很低的。[11]而在黄仲则交游友人中，获功名者总计有88人，接近交游总数的七成；加上未列科名列其官职者，二者合计便超过七成了。可以肯定，与狂傲的黄仲则交往的这些人，绝不是一无所为的庸碌之辈，更不是目不识丁的世俗之人。赏识他的人如此之多，知心好友又如此之多，由此看来，他并非怀才不遇、知音难觅。只是黄仲则遭逢的客观现实与其主观感受并未一致，以致其在诗歌中传达了太多孤苦失意之语，从而导致读者错觉的产生。
二、交游诗的内容及类别
黄仲则在交游之中，结识了一批心气相通的友人，彼此之间，时有诗酒唱和，为此，留下了数量颇多的交游诗，尽管其中不乏应景之作，但是，绝大部分，显示了其情感的印迹。大致看来，其交游诗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唱酬时的欢乐。这种情感出现的机率不高，如《二十三夜偕稚存广心杏庄饮大醉作歌》：“安得长江变春酒，使我生死相依之。不然亦遣青天作平地，醉踏不用长鲸骑。……日来不免走地上，龌龊俯仰同羁雌。寒阴噤户不能出，幸有数子来招携。……下穷重泉上碧落，人间此乐谁当知？此时独立忽大笑，正似梦里一吸琼浆时。”[5]62感情狂放不羁，颇有李白之风。诗中“亦遣青天作平地，醉踏不用长鲸骑”之句，情思飞扬，更有“长江”变作“春酒”的夸张想象，读来也是快意至极。人世间有诸多难言之痛，且借美酒一消之。友朋作伴，狂饮高歌，“独立忽大笑”，真是“人生如此自可乐”了。这类诗歌，黄仲则多以古体为之，酣畅淋漓的笔墨中一见其愉悦之情。不过，此类诗歌在黄诗中为数甚少，难得的几篇透露出黄仲则也有以诗表现愉悦情感的能力，只是缺少情感愉悦的机会罢了。
二是漂泊中的慰藉。人在旅途，总不免有几分凄惶。交通上的不便带来的苦楚自是一言难尽，情感的无所依附更会让游子悲慨丛生，而往日的友情自会浮上心头，挥之不去。且看黄仲则的《明州客夜怀味辛稚存却寄》：“别来甫及旬，离思已如积。海角多悲风，入夜更凛冽。鱼龙一以啸，涛声震空壁。冻鼓惨欲沉，寒檠短将没。何来万感交，扰此寸肠裂。念我同袍人，挟铗起叹息。悲欢共情愫，来往溯晨夕。各抱百年忧，念我更恻恻。苦语犹在耳，形影翛以隔。岂曰轻远游，欲已不可得。”[5]28以叙笔开篇，直述离别，言及别后之思，肝肠寸断。旅居他乡，所遇乃悲风、凛夜，所感乃凄恻、无奈，语浅情深，直是胸中涌出。而漂泊之中，偶有友朋相伴，不啻最大快乐。“久病倍添明月好，此时真共故人看。但工饮啖犹能活，莫说飘零怕减欢。”[5]54久病之后，在月下与朋友随意走走，应该是非常惬意的，但其抑郁愤激之情仍挥之不去，叙述议论为主，少见景物描写，颇似宋诗。“但工饮啖犹能活”语则可见黄仲则对境遇之失望，以反语出之而已。除此之外，和朋友一起醉去，也是漂泊中的良策了。黄仲则在《舟泊偕稚存饮江市次韵》云：“小住征桡醉旅亭，晚钟烟外正星星。不知明月几时有，但见数峰江上青。葭焰暗时秋雨过，鱼龙多处湿风腥。乡关此夜休回首，极目川涂正冥冥。”[5]55此夜，醉在“旅亭”，乡思难逃，只是靠朋友相聚，酒杯相举，聊作排遣耳。诗歌意境黯淡，形象迷离，音节低沉，颇怀流寓之慨。
三是孤独时的牵挂。黄仲则的性格，有几分孤僻。性情相投的，彼此之间，相融相洽，为此，他可以和“世人皆欲杀”的汪中难分难舍；一旦性格不合，他可能会拂袖而去，即使是朝夕相处的同僚，也可能一刻不能忍耐。黄仲则在朱笥河幕时，“居半岁，与同事者不合，径出使院，质衣买轻舟，访秀水郑编修虎文于徽州，其标格因可想见也”，其在王太岳幕时，一直是狂傲少谐，落落难与众合，“独与诗人曹以南交，余不通一语”[7]。这样孤独的性格，友情自是其重要精神支撑，难眠之夜，“削迹少欢思，中宵影自娱。劳生常鹿鹿，即事每乌乌。到枕江声近，闻钟夜气孤。因怀旧游伴，犹忆故人无？”[5]74全诗不假修饰，思友之情自然流出，清新澄澈，开篇直抒胸臆，结尾回应中见真挚，自足感人。黄仲则善道离别之情，挥笔写来，毫不刻意着力，似乎纯任信笔摇曳，写其闻知故人音讯时：“马头云断处，遥见谢家山。月色常依旧，风流孰与攀。故人枉芳讯，今夜隔重关。为尔摇鞭急，仓仓暮霭间。”[5]103似见当日黄仲则快马加鞭，苦追老友，期欲同赏月色，共看风景，其写诗真似有天助，极富感染力。他在《新安与洪稚存》中淋漓尽致地倾倒离别朋友之悲：“昔卧碧溪边，日对天都云。芳尊独倾倒，扼腕无夫君。哀猿与落狖，一一悲离群。……相思亦云切，相见幸勿疏。且有向平约，百年方及初。”[5]120恰如“哀猿与落狖”的“离群”之悲，因此，他衷心希望：“相思亦云切，相见幸勿疏。”正是朋友，才让他在孤独中能有一份温暖的牵挂。
四是失意时的倾诉。黄仲则的失意，主要缘于科举失利，毕竟对读书人来说，唯有科举一途，方为正路，而黄仲则偏于此路困蹇难行。其十六岁时于三千童生中拔得头筹，轻取秀才，此后乡试竟屡屡遭挫，为此，黄仲则苦闷异常，交游诗中时道不能释怀之情，在《寄丽亭》（其一）中写道：“每放登高恸，浮云为惨凄。湖吞全楚尽，天压百蛮低。才命古难一，行藏我欲迷。怀人原有泪，况听暮猿啼。”其怀才不遇的痛苦之情，对友人是毫无遮拦，倾泻而出，一介须眉，因怀友人而致涕泪交流，可见其情发于中，不能自已。再如《将之关中留别吴二春田》（389）：“百日饮无事酒，五年读中秘书。文章浪解雌霓，身世依然蹇驴。”[5]389失意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平日与他人交往，力求不卑不亢，要作看淡功名之相，而一遇知心好友，终是真情流露，不假掩饰。尽管有众多赏识之人、知心之人，按理应该满足，可惜黄仲则极少感受到对生活的幸福之感，至少在其诗歌中，更多的是对生命、生活的忧恐。如“士生处乱世，无才匪深忧。竖子亦已矣，俯仰悲千秋”[5]47，“可怜夙负黄童誉，漂泊翻成异地哀”[5]48，“吾曹沦落偶流寓，姓名寂寞谁能收”[5]177，“在世一奄忽，草木同推迁”[5]179。
这种忧恐在与同道交游中，有时并未得到缓解，反而因相互怜惜而加深。其同乡好友左辅，四十三岁方得中科名，此前生涯，饱尝羁旅之苦，一发于诗，比如《蝉》中：“诉尽齐宫怨，萧萧续苦声。芳华销梦短，风露贷余生。疏柳长州苑，残阳白下城。吟躯听欲瘦，辛苦为关情。”[12]黄仲则读后,自述：“芳华十字,黯然神伤,仲甫为我写照乎！”可见，境遇失落，交游之中，悲戚互感。另一好友杨芳璨——“毗陵七子”之一，曾在《忆洪大稚存即用甲午长至日见寄韵》中写道：“饥来驱人不可当，东西奔走空彷徨。哀吟顾影慕俦侣，面目憔悴无辉光。”[13]138其自身落魄之状，跃然纸上，置于《两当轩集》，的确难分彼此。曾对黄仲则有分财之举的好友陈燮，其《白门旅次赠施雪帆兼怀顾文子黄仲则》中云：“长安索米难，岁暮益迫促。贫士迫冻饿，富儿厌粱肉。高阳几酒徒，避债久雌伏。”[13]165可见，虽逢盛世，甘苦自知。陈燮感觉到“是时迫朔节，风霜肆残酷。西山雪稍晴，余寒压岩麓”。既是实景之绘，分明又有弦外之音，失志同俦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凄苦之状，不难想象。正是知心好友的互相了解，又以诗共同切磋交流，所以，黄仲则的忧恐凄苦之语并非独此一家，只是表现得更明显，程度更深而已。
三、交游诗的风格及意义
尊长、朋友给了黄仲则经济上的支持、情感上的安慰和依赖，更在创作上给他提供了与许多同道中人切磋的机会。黄仲则所交游之人，身份各异（前已述及），大致有两类：一为尊长，一为友朋。从其留存诗作来看，朋辈之间的唱和比之与尊长之间的唱和数量上要多得多，两者相较，约为十之比一。尊长往往赏识其才华，则黄仲则与尊长唱酬时，较侧重于才，如其《上朱笥河先生》，以434言七古进呈幕主，才气发露，挥写自如。要在众望所归的学政朱笥河面前表白自己的感情，殊非易事。既要抒写对学政知遇之恩的感激之心，又不可太显亲昵或乞怜之意，黄仲则写来十分得体。诗中既表示对幕主的赞美，“先生卓然坐虎皮，旁罗宾从皆瑰奇”，也写出自己的崇敬和感激之心，“意气倾倒山可移，诱我力学言如饴。感激真乃零涕洟”；但是，自信、自尊同样在诗中流露：“佐公巨笔挥淋漓，此则不敢多让谁”[5]105。全诗才气以一以贯之，安排妥帖，游刃有余。而《呈袁简斋太史》一诗：“一代才豪仰大贤，天公位置却天然。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暂借玉堂留姓氏，便依勾漏作神仙。由来名士如名将，谁似汾阳福命全？”[5]247对赏识自己的文坛名流袁枚，则以性灵之笔，不尚故实，表达对袁枚的仰慕之情，但又不卑不亢，很有分寸。若是面对诗宗杜韩、苏黄的翁方纲，投诗则或用苏韵，或挟韩气，在诗歌趣味上，拉近双方的距离。而与友朋唱和时，更倾注于情。其情感郁积时，则叹卑嗟贫，感怀失意，如前文所述，其漂泊之苦、失意之情、不遇之感，对知心好友是不假掩饰的。
据此，黄仲则与袁枚、翁方纲等诗坛领军之人均有密切交往，与同辈之人彼此唱和，其交游虽广，所受影响甚多，但其诗诚如张维屏所言：“亦用书卷，而不欲炫博贪多，如贾人之陈货物；亦学古人，而不欲句摹字拟，如婴儿之学语言……如芳兰独秀于湘水之上，如飞仙独立于涧风之颠。夫是之谓天才，夫是之谓仙才，自古一代无几人。近求之百余年以来，其惟黄仲则乎！”[14]黄之交游诗尽道科举不利，酬亲无望，依人作幕，壮志难酬之苦楚，比之性灵之诗，少一份粗滑浅俗，多一份清新雅致；比之格调之诗，少一份温柔敦厚，多一份激楚凄凉；比之肌理之诗，少一份虫鱼饾饤，多一份真情灌注。其诗确是个性鲜明，浑然天成。黄仲则以作诗为生命之必需，于其诗中，呈现出其苦乐圆融的感情状况、丰富多样的交友实况、饱经沧桑和痛苦洗礼的生活阅历。诗人的交游直接酝酿着其诗歌创作，也进一步奠定了其整体诗风的形成。其诗伤时感物，时露抑郁不平，语言刻意求新，却又十分自然，既有唐音，也显宋调；既才气发露，又情感飞扬。诚如蒋士铨诗云：“才大士多嗟不遇，情深人每善言愁。”[13]112（《题施生晋诗本并柬黄生景仁》）可以说,黄仲则的诗歌创作，与其颇为广泛的交游，有着不可忽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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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华诗篇10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抗日战争时期江津成为中国的大后方,这里集中了很多从安徽逃难来的文化人。其中有的是陈独秀的世交,有的是陈独秀的晚辈,这些人大都前来探访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已是衰飒老者,日寇侵华后的颠沛流离,已使他疲于奔命,而在江津竟能与那么多的故交相逢相聚,又使他破碎的心多少获取些欣悦的抚慰。他与老友方孝远相逢,并有感而作《与孝远兄同寓江津出纸索书辄赋一绝》,所抒发的正是劫后余生的感慨: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山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陈独秀年老多病,且又历经坎坷曲折,然其“疏狂”的个性,却并没因此而有所收敛,反是越挫越多了几分理性的思考,越挫越特立独行。他的“疏狂”就是贯穿一生的怀疑与批判的精神,也就是他挂在嘴边常说的:“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疼不痒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绝对不怕孤立”。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受此刺激,他愤然而作《告少年》。他的学生何之瑜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首诗,是陈仲甫先生在四川江津鹤山坪听见史大林(斯大林)和希特拉(希特勒)成立了‘德苏协定’的消息,那正是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有感而作’的。”这是陈独秀晚年所写的最长的一首古风体诗。
陈独秀在这首诗中写道:“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他在诗后作了批注:“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也,以此喻斯大林。今日悲愤作此歌,知己者,可予一观。”苏德协定的签订,莫斯科大审判的结束,陈独秀感到触目惊心,匪夷所思。当时在云南的濮清泉得到这首诗后,曾给陈独秀去信提出质疑:“《告少年》是对一般独裁者而言,还是专指斯大林?”陈独秀复信说:“我给所有独夫画像,尤着重斯大林。”
陈独秀在这首诗中还以哲人自况,并对社会俗众对哲人的不理解和不容纳而表示无所顾忌,甘愿在坎坷中终其哲人的一生。他在这首诗中写道:“哲人间出世,吐辞律以诚。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并号召青年起来斗争:“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
陈独秀的《告少年》直抒胸臆,不可谓不疏狂,但其对斯大林的批评也不见得全面恰当。直率是陈独秀的优点,但直率一旦失当,便成为缺点。这两方面同时存在,便使陈独秀的一生极富悲剧色彩,包括他在江津的最后四年。当时,他十分清楚自己已是个独行客,但他又“绝对不怕孤立”,更加看重“自己独立的思想”,并一再表示自己的思想“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他在江津所写的《寒夜醉成》所表达的仍然是这样一种精神。
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狂颠舞太空。
寒幸万家蚕缩茧,暖偷一室雀趋丛。
纵横谈以忘型健,衰飒心因得句雄。
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
当时,陈独秀已被开除出党,又为年轻的托派所不容,即使这样,他仍然坚守而奋斗着,就似那“乱叶颠舞”之中,一棵独力撑持的“好勇”的“孤桑”。在寒潮袭来,众人大多趋暖而居时,而诗人陈独秀却纵论天下,常常忘形于身外,以酒谈慨,依旧是心雄万夫,傲视天下,“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这种沉郁悲奋的情绪,在他的另一首诗中似有同样的表现:“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在陈独秀结识的诸多文友中,与沈尹默的相识相交,颇有戏剧性。当年,他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时,曾在无意中看到沈尹默所书写的诗,此时他们并不认识,而对其诗作,心中已自有评论。第二天,他找到沈尹默,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批评道,诗好而字俗。沈尹默多少有些惊诧:此公直率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失为“药石之言”,说的确有道理。这一当头棒喝,使沈尹默重新调整自己的书法技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成就著名的书法家。这段颇具喜剧色彩的经历,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后来,他们又共在北大,因《新青年》而成为志同道合的同人。再后来,他们就天各一方,疏于音讯。定居江津后,当陈独秀获悉沈尹默的消息,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欣然作《寄沈尹默绝句四首》:
一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二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三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四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在第一首诗中,他饶有兴味地回忆当年旧事,杭州西子湖畔饮酒作诗,好不自在。10年风雨,各自单枪匹马奔燕走吴,天各一方。急景流年,如今都已是衰病缠身的垂垂老者,又值日寇侵华,山河破碎。此时此刻,他多想与沈尹默重逢,浊酒一壶,共话情谊!
在第二首诗中,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住在乡下,为的是可以看到绵亘的群山,可以听到潺潺的溪水。读书倦乏了,可就书而枕,听着杜鹃的啁啾,这是一幅多么怡人的图画。“不辞选懦事丹铅”。韩愈有诗:“不如觑文字,丹铅时点勘。”古人常将文字考订称之为“丹铅”。“选懦”犹懦怯。诗人在这里告诉老友,他正大着胆子,在撰写文字学专著《小学识字教本》。
诗人接着感叹溯江西上以来,一直是病骨支离。时代大潮、社会风云都已与自己渐行渐远,渐被边缘化,感觉到得失是非、哀乐荣辱的观念已越来越平淡,再也不像年轻时那样的诗兴勃发,雄心万丈。然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终究不是个消沉的人,“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不平和不甘,正是他晚年的挥之不去的心结。
最后,诗人对唐宋诗的审美,表现出独有的艺术观。所谓“天宝”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这里泛指盛唐时期的诗坛,这是唐诗最为繁荣兴盛的黄金期,出现李白、杜甫、王之涣、崔颢、贺之章等著名的诗人。“无那心情属晚唐。”所谓“无那”乃无可奈何也。唐诗发展到晚唐,虽然余音回响,也出过“小李杜”,即李商隐、杜牧等,然终究是空洞贫弱,情调颓丧,与盛唐相比,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艺术的通达和发展,不在于你去追求“薄苏黄”,即接近于当时代表宋诗最高标准的苏轼、黄庭坚,而在于你因时而变,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发展,发展中继承,把继承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而这正是诗人陈独秀所孜孜追求而不怠,并不仅仅局限于艺术了。
在江津,他和著名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过从甚密,在得知欧阳竟无藏有《武荣碑》帖时,艳羡之余,乃以诗代柬,向之借阅。
贯休入蜀惟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贯休是唐代的大和尚,他曾有诗:“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故人们又称他得得来和尚。诗人陈独秀以贯休自喻入蜀的艰辛,卧病山中且家计匮乏,眼看年关将近,家家都已备足猪肉和鸡鱼鸭,准备着过年了。自己虽已是又老又馋,却不为“家家足豚鸭”而心动,只想借得《武荣碑》独自欣赏观摩,如能遂愿,那么这个年也就过得比任何人都有滋有味了。
陈独秀在江津题写了很多诗联,这些诗联的艺术价值,叶尚志先生曾如此评价:“陈独秀先生的书法、诗词、对联,形式和内容水融,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高超卓越,非但与写字匠不可同日而语,且与一般市井书法家大异其趣,给人以真善美的高层次享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一切无常,万有不空。”是陈独秀书赠太虚法师的诗句。其间富含哲理,内蕴禅机妙思。“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是他题赠台静农父子的佳作,更见其云水襟怀,学者风范。他为清末民初学者、教育家方守敦撰写的挽联:“先生老死无乡长,小子偷生亦病夫。”真诚地表现出自己对前贤长辈的崇敬和追思。他对捐款兴学的邓蟾秋尤为敬重,邓先生七十大寿,他不仅篆书“大德必寿”、“寿考作仁”,而且还书写寿联:“火学从衡称卓彦,事功耀赫当寿铭。”
同乡医生程里鸣是陈独秀的好友,常借串门之机,给他问脉诊治。一日,程里鸣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都说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是吗?”他听罢摇头叹息:“你行医,不懂政治,你为我治好了病,无以答谢,给你写副对联吧!”这副对联便是:“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到半开时。”这就是他对“半截子革命”的回答,比喻贴切,自嘲中不乏调侃和慨叹的意蕴。
陈独秀留下的最后一副诗联,当是给江津县长罗宗文写的:“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据罗宗文回忆:“1942年3月下旬,我调任铜梁,在离开江津之前,求他写了这副对联:‘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殊不知我刚一到铜梁,即在报纸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乃将对联裱好珍藏留作纪念。”
“病如垣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垣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斩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
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
这是一个冬日的黄昏,雪后的天气更为阴冷肃杀。望着矮墙上的皑皑积雪,瞅着池塘里的厚厚冻冰,多像自己日益严重的病体和难以排解的愁绪啊!入川后,陈独秀的高血压病日益严重,以至发展到“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觉涨痛,耳轰亦加剧耳”。他曾打算去成都、贵阳一游,都因为病体不支而作罢。心仪已久的成都、贵阳之行未果,成为他永远的遗憾。
陈独秀自幼丧父,过继给叔叔陈衍庶为子,婶母谢氏视他为己出,养育之恩,胜过亲母。到江津后,他让三子陈松年将谢氏接来,以养老送终,尽人子之责。看着老人双目失明、步履蹒跚的悲惨晚境,也是多病之身的他,又怎能不触景生情,感慨伤怀呢?谢氏到江津后不久便去世,他的深切的思念之情,一直郁结于心,在给友人的信中悲痛地说:“先母抚我之恩尊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轰鸣,几于半聋”。
悼念慈母的哀思未减,又增老友蔡元培逝世的噩耗,更使陈独秀痛上加痛。蔡元培对他有知遇之恩,想当年,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的第一件事就是聘他为文科学长,放手让他进行文科改革,其间蔡对他多有关爱呵护,才使他在北大立足,且使文科改革圆满成功。后来,虽然他们一为元老,一为中共领袖,政治上已成水火,但是,每当他被逮捕时,蔡元培都能伸出援手,给予帮助。此恩此情,令他终生难忘。他在回首往事时,动情地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痛矣!”
1941年,对于他来说是极为哀惋凄楚的一年。他早已听说老友李光炯避难成都,几次欲往拜访,都因病而未能成行。谁曾想老友李光炯竟在成都逝世!闻此噩耗,凄然作《悼老友李光炯先生》:
六年前,老友李光炯先生视余于金陵狱中,别时余有奇感,以为永诀。其时,余生死未卜,先生亦体弱多病。抗日军兴,余出狱避寇入蜀,卜居江津,嗣闻光炯先生亦至成都,久病颇动归思。闻耗后数日,梦中见先生推户而入。余惊曰:“闻君病已笃,何遽至此?”彼但握余手笑而不言。觉而作此诗寄余光君以纪哀思。光笃行好学,足继先生之志。先生无子而有婿矣。
民卅夏日
自古谁无死,于君独怆神。
撄心为教育,抑气历风尘。
苦忆狱中别,惊疑梦里情。
艰难已万岭,凄绝未归魂。
江津有他的故友新交,而故人的凋谢辞世,往往使他陷入悲切的怅惘之中,处此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他更有“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的感觉。他写道: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
干戈今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日月,起坐待朝暾。
刚刚悼念过老友李光炯,大姐又病逝于江津上游的油溪镇,终年69岁。陈独秀兄弟姐妹四人,长兄、二姐已经过世。惟有这一长一幼相互扶持,跋涉于漫漫的人生旅程。在这动荡离居的艰难岁月,大姐竟殁于异地他乡,实在令他痛断肝肠,遂长歌当哭,作《挽大姊》。这是他晚年所写的一首较长的古风体诗,全诗三百言,仅次于《告少年》。诗意悱恻缠绵,字字情真意切,读来哀婉动人,是他晚年诗作的佳篇。
他在诗中回顾手足分离的痛苦,不禁叹息:“大姊今又亡,微身且苟延。”自己一生奔走,与家人聚少离多,“余壮志四方,所亲常别离”。只是由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沦陷区人民逃难,他才和家人一起溶入“避寇群西移”的人流之中。
率家奔汉皋,姊颜犹未衰。
卅年未见姊,见姊且危颠。
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
卜居江津城,且喜常相随。
他和大姐相聚于汉口时,大姐还没有多少衰老的容颜。30年前姐弟离别,30年后乱世相逢,那种亦喜亦悲的感觉,是难以言表的。短时的相聚已然忘却身在乱世之中,后来,又都居住在江津,姐弟又像往昔那样地相随相从。这是一段珍贵而又愉悦的记忆。
他在诗中缅怀大姐勤俭、孝顺、贤惠的一生。“相夫营市贾,勤俭意拳拳。”“纨素不被体,兼味素所訾。家人奉甘旨,尽食孙与儿。”“生存为后人,信念不可移。肥甘既失养,身心复交疲。”这些美德给他留下不尽的思念,而姐弟的最后一别,更是永远地留在他的记忆之中。那是1941年春,他由江津县城回鹤山坪时,大姐相送于西城外,姐弟相对无言,似有万语千言,又不知从何而说,一种不祥的征兆隐然于心。他在《挽大姊》中写道:
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
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
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
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
“斩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亲友迭逝,给陈独秀的穷愁潦倒的残年以沉重的打击;那丧失亲友的悲哀,更使他整夜整夜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起邻居藏有名酒中山酿,这可是疗治失眠的最好药方,如能讨得深深的一杯,便可在醺然大醉中麻醉自己,以忘却痛苦的哀愁;在炼诗锻句中心胸豁然,以求得自我解脱。
“前年初识杨夫子,过访偕君昨日情”
在陈独秀最为困难的江津生活时期,一个名叫杨朋升的青年军官,给了他最为关键的帮助。从1939年5月至他去世,他致杨朋升的信就有40多封,凡世事、人事、家事,信中都是畅开心扉,无话不谈。1939年11月11日,他在给杨朋升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夫人命书,率尔寄达,不恭之至。”这个“率尔寄达”的就是《朋升夫人和平女士寄纸嘱书手册,即奉一绝》:
前年初识杨夫子,
过访偕君昨日情。
寂寞胭脂坪上月,
不堪回忆武昌城。
他和杨朋升的相识是在1937年,也就是他出狱后不久。杨朋升,四川渠县平安乡人,比陈独秀小21岁。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以卖字刻章维持生计。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四川军阀杨森赏识,即带回军中器用,后又资助他去北京大学读书。后来,又两次留学日本,进入军界。他爱好书法,尤长于篆刻。陈独秀出狱后到武汉,杨朋升已是武汉警备司令部领衔少将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
就他们的年龄差距,陈独秀完全有理由摆谱拿架势,可从他给杨朋升的信中不难看出,他对杨十分尊重,每封信都以“老兄”相称,而自称“弟”。这固是一种谦逊的自称,但也可见杨在他心中的位置。至于他们经何人介绍,怎样相识,比之他们之间山高水长的友谊,已经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了。
武汉在他记忆中有着过多的酸楚和屈辱。八七会议时,共产国际代表拒绝他参加会议,剥夺了他自我辩说的权力。辛苦狱中五年,出狱后,本打算集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谁曾想又由于“托派汉奸”之嫌等原因而未能如愿……所谓“不堪回忆武昌城”,当指此“羞”此“辱”。
这一切,他都与杨朋升有所讨论。1939年,他批评斯大林的长诗《告少年》,分赠几位朋友,其中就有杨朋升。这样一个“老病之异乡人”,如果没有杨朋升等的经济援助,那一定是穷途末路,不可终日了。陈独秀对杨朋升的援助无以言表,只是在心中时时感念,并无时不在关心他和家人在战时的安危。他所作《寄杨朋升成都》,就抒发了这种思念之情:
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
武昌是他“不堪回忆”的地方,而他一生行迹所至的诸多地方,却给他留下了难忘乃至美好的回忆。他到江津后,他的学生陈中凡受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将去文学院任职,来函相商于他,他复信“极表赞同”,并给陈中凡寄去《春日忆广州绝句》:
江南目尽飞鸿远,隐约罗浮海外山。
曾记盈盈春水阔,好花开满荔枝湾。
那已是20年前的往事,当年陈独秀受陈炯明之聘来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广州不到一年,就被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局召回上海。逗留的时间虽然短促,而广州却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罗浮山隐隐约约,仿佛是海外仙山。每当春潮初上,放眼望去,盈盈汪汪的珠江春水,姹紫嫣红的湾畔花草,真有“白荷红荔半塘西”的风韵。他提醒陈中凡,再去广州时,可千万要游览胜景,别耽误了好山好水好风景。
“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大凡秋月能勾起人们的忧忧心事,尤其是文人更有对月遐思的情愫。那些已然逝去的往事,总是纠缠在他的心头。他重新挥毫书写三年前所作《对月忆金陵旧游》:
匆匆二十季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
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
诗的落款:“壬午暮春写寄静农兄,独秀自鹤山坪。”夏历壬午年为公元1942年。也是这一年的一月七日,他又作《漫游》:
峰峦出没成奇趣,胜景多门曲折开。
蹊径不劳轻指点,好山识自漫游回。
诗后写道:“录近作一绝以寄静农兄民卅一年1月7日独秀书蜀之鹤山坪”。陈独秀逝世后不久,台静农在诗尾附记:“先生逝世于五月二十七日,距是诗之作才四个月又二十日耳。”这可谓陈独秀的绝笔。与同年誊写旧作《对月忆金陵旧游》相比,他的心境可谓真的“炼诗心豁猛通禅”,生命态度是那样达观乐天,再也不愿为老而多病发愁忧心,而是从“峰峦出没”“胜景多门”中寻找生命的意义,生活的情趣。
他多少有些“老夫聊发少年狂”,在年轻人新婚之喜的欢乐场合,你同样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和青年人一起调笑、打闹。一首《闹新房》,足可看出他天真快乐的赤子情怀:
老少不分都一般,大家嬉笑赋关关。
花如解语应媸我,人到白头转厚颜。
从长江尾至长江头的流放,从南京到江津的避难奔走,不知不觉中,陈独秀自感生命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远离尘嚣,告别了轰轰烈烈,在江津鹤山坪,他的生活中似乎多了几份平凡和恬静。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山似火红。
闲倚柴门贪晚眺,不知辛苦乱离中。
春耕时节,大地被嫩绿的秧苗所覆盖,晚霞衔着半边山如彤彤烈焰。这红红绿绿的世界,诱使诗人倚靠柴门,放目远眺,将所有的忧伤和不快,统统置之度外。他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更热爱脚下的这方热土,晚年所作《郊行》,正是他留连美景的抒情之作:
蹑屐郊行信步迟,冻桐天气雨如丝。
淡香何似江南路,拂面春风杨柳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