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不思蜀的典故篇1
1、乐不思蜀历史人物指的是刘备之子刘禅，人们常把乐以忘返或乐而忘本,无故国故土之思,称作“乐不思蜀”。这个典故就产生于三国时的洛阳。
2、乐不思蜀(lèbùsīshǔ)，意思是很快乐，不思念蜀国。原义指蜀后主刘禅甘心为虏不思复国。后比喻在新环境中得到乐趣，不再想回到原来环境中去。出自《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来源：文章屋网）
乐不思蜀的典故篇2
【关键词】巴蜀文化；数字动漫；动漫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271-02
数字动漫产业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而来，被称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在欧美等动漫产业快速发展地区，数字动漫产业已成为经济的关键增长点。相较于国外，国内的动漫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化发展，但所幸在一系列扶持动漫产业的政策影响下，我国动漫产业已逐渐驶入快速发展行列。若要抓住时代契机使动漫与四川本土文化相结合，实现一体化的商业运作，助力本土动漫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首先必须了解巴蜀民俗文化的特征和本土动漫产业的发展状况，以便服务于巴蜀数字动漫产业。
一、数字动漫产业发展状况
动漫产业是一种以动画、漫画为主要生产内容，以其他衍生产品为辅助生产内容的产业形态，与游戏一起被称为CaG产业。它一般包括产品生产、播放平台、图书音像、衍生品开发四大模块，这四大模块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产业形式，四点彼此独立又相互作用，同时每个点也会自我完善自成一个体系。对于成本压力巨大、不断追求创新的动漫产业来说，要突破成本回收慢的缺陷及投资高风险的压力，这四点的完美配合而组成的产业结构，能够达到竞争力最优、风险最小、辐射力和增值程度最强的成熟的动漫产业。近年来，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数字技术与艺术以超常的速度完美结合，动漫产业更是与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
国家广电总局等相关部委自2004年逐步出台了相关的扶持政策，开始从动漫的创作与制作、播出与交易、资金与税收、产业链建设等方面给予动漫产业大力支持，从而培育和扩大了动漫市场。目前国内数字动漫产业的发展状况可从以下方面了解：一是发展迅速，产业巨大。毫无疑问，中国的动漫市场非常强大，据统计中国拥有3.67亿未成年人口，每年儿童食品的销售额为350亿元左右，玩具每年的销售额为200亿元左右，儿童服装每年的销售额达900亿元以上，儿童音像制品和各类儿童出版物每年销售额达100亿元。以此类推，中国动漫产业或将拥有超千亿元产值的巨大发展空间。二是政策支持提升动漫产业经济地位。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商务部、财政部等都出台政策支持国产动漫发展，强调创造优秀原创动漫作品及打造成熟产业链。国家从政策和财政上加大对动画产业的扶持力度，广电总局出台了对国外动画的“限播令”，动画制作机构不断增加，创作环境不断优化，产业链也在逐步改善。
总体来说，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并有了良好的起步，政策的倾斜明显提升了动漫产业的经济地位，在整个文化产业振兴发展过程中，为数字动漫产业找到自身发展的突破口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民俗文化在动漫中的应用
民俗又称风俗或习俗，是民间风俗习惯的简称。这种存在于人类社会群体中的风俗习惯，具有典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体现了特定生活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从的原始时期到随着社会生产不断发展而到来的现代社会，在地理环境、经济情况、社会生活等诸多综合因素下，民俗文化逐步形成。动画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艺术形式，在其发展历程中与民俗文化产生了深厚渊源，童话故事、神话题材、传说、成语与寓言故事、民间故事等都是动画创作的源泉。回顾“中国学派”的形成，便是以民俗文化为根基而得到广泛认可的，老一辈的动画创作者通过取材、改编和借鉴的方式对民俗文化加以应用，创作出了诸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代表中国动画艺术成就的优秀作品。
从民俗文化在动漫中的应用谈起，可归纳为以下三大方面：一是剧本创作。在尊重风俗习惯的前提下，对原有故事进行改编再创作，改变作品的表现形式或用途，使之符合广大观众的心理期待。被称为中国民族动画里程碑的《大闹天宫》即取材自经典小说《西游记》。通过不断地修改，剧本最终确定小说中的人物设定、矛盾冲突依然保留，但在内涵表达上，展现出了积极向上的基调，“坚决反抗到底”的主题设置在经历过的中国更具有时代烙印；二是造型语言。我国动画类型多样化，剪纸片、木偶片、折纸片、水墨动画等各具特色，源于积极吸收其他艺术的表现形式，使之成槎画的画面语言。如由《封神演义》的部分故事改编而来的《哪吒闹海》在角色设计上汲取了中国门神画、敦煌壁画等的绘画元素，呈现出了浓郁的装饰性风格。运用民间画常用的红、青、黑、白、黄等和简练的线条相搭配，营造了独特的色彩风格。场景的处理和人物相得益彰，色彩鲜艳，气势恢宏；三是音乐伴奏。作为声画结合的艺术，动漫离不开音乐和音响的配合。我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为动漫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来源。动画作品题材的不同，决定了其中音乐的各异，《三个和尚》中采用了佛教音乐，《雪孩子》中采用了流行音调，《哪吒闹海》中则采用了古典旋律音调，而在对打时采用京剧打击乐，抒情时采用弦乐器，有些地方更是大胆尝试具有历史感的编钟，厚重的音色为影片增添了浓郁的民族特色。
在当代动漫创作中，民俗文化仍然独具魅力。《兔侠传奇》的主角设计来自京津区域富有神秘感的兔儿爷，并在兔儿爷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造型语言，赋予动画形象感。《秦时明月》融武侠、奇幻、历史于一体，在浓郁的“中国风”中注入了鲜明的时代感，深受大众喜爱。这部作品恰恰是首先做到了挖掘本民族优秀文化，才能在全球37个国家及地区播映。它已不仅是一个市场概念，而且还具备了一种文化上的时代内涵，也只有这种蕴含优秀文化底蕴的动漫作品才能独具魅力而经久不衰。
三、数字动漫产业与巴蜀民俗文化结合
巴蜀地区作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和主经地，从都江堰、青城山道教文化展示区，到九寨沟、黄龙寺风景区、大熊猫栖息地等，再到四川峨眉山、乐山风景区的文化遗产，都是巴蜀文化的典范。在“振兴丝绸之路，兴建战略走廊”的时代背景下，应积极思考如何在基于数字动漫产业，挖掘巴蜀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双赢，使巴蜀文化和数字动漫产业更好地结合。
（一）挖掘巴蜀文化资源
根据数字动漫创意产业的发展特色，着力对四川区域内的巴蜀民俗民间文化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其形态进行分析汇总，形成其文化形态特有的核心资料库。尝试在资料库的基础上分类处理形成新的系统库，系统库的数据资料为以动漫产业为代表的创意产业提供创作元素，并能促进不同价值体系的文化产业的发展。
巴蜀地区这片黄天厚土中，历史的传承一直绵延不息，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宝藏。从远古农耕文化的研究到最具巴蜀文化代表的三国文化、金沙文化的发掘和整理，都可以作为数字动漫的创意元素，从而催生出动漫产业的新状态。巴蜀文化既包括以巴文化为代表的巴国文化和巴地文化，又包括以蜀文化为特色的内地农业文化，这种多元的文化形态悄悄是动漫产业自身发展需要的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
（二）加强巴蜀动漫作品创作
在动漫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一些主打巴蜀文化的动漫作品开始出现，其中《梦回金沙城》取得了不错的反响。该作品以四川金沙遗址为蓝本，再现了神秘消失的金沙古文化，以儿童的视角，用爱与勇气讲述了梦想与成长的故事。片中演绎的是人与自然、动物和谐相生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在宣扬大爱、牺牲自我完成成长的主题中，为观众呈现了气势恢宏的场景、精致细腻的人物设计、天马行空般的故事情节，让观众在感动与震撼中领略到巴蜀文化所带来的别样美感。正是由于抓住了自身特色，《梦回金沙城》才得到了众多海外电影发行机构的青睐。
从日韩、欧美动漫产业的发展历程来总结，好的动画作品是实现产业效益的基础，因此在加强巴蜀动漫作品的创作中，必须从作品风格、叙述结构、角色设计、动作设定、音乐音效等方面入手，先打造出经典作品，再结合地区现实情况和市场结构，探索适合本地区动漫产业现状的发展道路。在发展中可借鉴已有模式进行探讨，以创建动漫的文化品牌为例，可以是对原有文化的发掘，从中寻找出具有文化内涵承载力的文化品牌。如成都的三国系列动漫衍生品，就是根据三国故事挖掘出的文化创意品牌，主题之中暗含的是一个时期民俗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三）一体化的商业模式运作，实现整体产业收益
调查@示，成熟的动漫产业商业模式，其主要盈利应该是版权的授权和衍生产品的开发。因此前期的市场调研、内容探索和后期的市场变化、衍生产品的开发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但是目前国内的形势却是对中期制作更加偏重，前期和后期反而不够重视，导致影片宣传不到位，很难实现商业利益，这个结构显然是需要优化的。一体化的模式运作应该是依靠动漫作品盈利，但并不是仅靠动漫作品本身。遗憾的是，《梦回金沙城》并没有乘胜追击，适时把品牌的优势延续下来，而这也正是国内动漫产业所欠缺的地方。正因如此，巴蜀文化形态元素应该为众多的创意产业提供思维和素材，如出版业、影视动漫业、建筑设计业、玩具制造业、网络游戏业、旅游业，服装业和餐饮业等，由此来带动相关创意产业的共同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数字动漫产业高速发展的当下，挖掘民俗文化内涵，抓住动漫产业的发展机遇，创建动漫产业整体价值链，是实现本地区文化发展和动漫产业双赢的手段。故此，动漫产业的发展必须理清方向、认清问题与不足，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才能走出一条适合本地区动漫产业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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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辜小苏.对中国动画文化性和思想性的思考[J].包装工程，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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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不思蜀的典故篇3
关键词：李殿元；“成都”得名；学术争鸣
1980年，任乃强先生读到温少峰先生的《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后，忍不住提笔撰写了《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均见《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近日，我读到好友、著名巴蜀文化学者李殿元先生关于新解“成都”得名的系列文章后，也忍不住要效仿先贤，为他的新论点个“赞”。
李殿元教授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他以自己对故乡深厚情感和文史作者的深厚功力，连续著文，先后发表在《成都大学学报》《文史杂志》《兰台世界》《成都晚报》《成都理工大学学报》上，并在成都文化馆“成都故事・百家谈”举行讲座，对“成都”这个名称的来历提出了全新的认识。
“成都”这个名称究竟是因何而来的？古今学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据李殿元教授说，他是发现宋人乐史解释“成都”之名的引文错误，按六画在《说文解字》中找不到“成”字，必须是七画，发现“成”字在古代的释义与今天有差异后，下决心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
最早对“成都”二字作出解释的是宋人乐史，他在《太平寰宇记》中说：“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这种说法是古籍中仅有对“成都”二字由来原因的解释，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但是，乐史的说法中有两个明显的错误：其一，“成都”不是“汉旧县”；第二，《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太王“逾梁山”，并无“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句。如此，乐史的引证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结论又怎么能够成立呢？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活跃，对“成都”得名的原因，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观念的见解。这些见解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之前，“成都”本不是对成都这个城市名称的“发明”；远在有成都这个城市之前，就存在“成都”这两个字，或者说有这个词了。
综观“成都”得名的诸种见解，李殿元教授认为，作者们体现得更多的是浓厚的古蜀文化人文情愫，而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这些见解所使用的资料都不是很可靠，或是言及之事与“成都”无关，或是后人对前人说法的推测分析，还有就是想当然的猜测。这其中固然也有难以廓清的原因――毕竟古蜀国的历史和文化实在是太久远了；而且，因为种种缘故，它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被中原文化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李殿元教授认为，“成都”得名不是在秦灭蜀之前而是在秦灭蜀之后，这个名称是由征服者所取，它的意义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军事上和征服者的心理上。《史记》说：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即是说，在公元前316年的秋天，秦军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古蜀国。之后置郡县，设郡守，大量移秦民入蜀，推行秦文化，结束了割据状态。“成都”这个名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征服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必然要驻扎军队，建立管理机构，这就需要城垣了，所以秦征服古蜀国后，不仅新设立了成都县，还开始了新建城市，“成都县”和“成都城”就是在秦征服古蜀国后才有的。公元前311年，秦在古蜀地置成都县并令“（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张仪修成都城时很不容易，因为当地低洼潮湿，土质松软，需要取土填埋，故而屡筑屡颓，花了不少时间。后来因应地形而宜，立基础于高亢之处。结果不得已而为之，造成了成都城不仅分为大小城，而且城墙南北不正，非方非圆，曲缩如一个乌龟，故而成都古代还被称为“龟城”。这就间接证明，在此之前，是不可能有“成都”一名的。
李殿元教授进一步阐述，作为征服者的秦国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禁用了蜀文字，又怎么可能让带有若干古蜀文化因素的文字或字音，作为他们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的名称呢？所以，作为征服者的秦国，为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取名“成都”，这个名称就一定是以秦文化因素为主要表征的。
“成都”这个名称的“都”字很好理解，就是大的邑，即城市。而“成”字则是这个名称的关键，它体现的应该是秦文化也就是后来的中原文化的代言人的心理认同，是征服者心理满足的直接表现。“成”字的含义较多，权威的《辞源》对此有详细的解释，其中有“平服、平定”之义。根据《甲骨文字典》《象形字典》，“成”字的来源和含义是：甲骨文“成”字是由戍、大刀、战具和囗、城邑所组成，戍在城上，表示武力征服。古代的“成”字不是六画而是七画，是由“丁”和“戈”组成的，表示军事的意思很明显。“成”字作为动词的本义，一是武力征服，称霸一方；二是停战和解，媾和；三是调和，调解；四是结束，实现，达到。这样看来，“成都”这个名称的得来就是因为“成”字的军事内涵，它与秦国征服古蜀国的军事战略活动大有关系，总之“成都”一名体现了秦对古蜀军事战略的最终成果。
有统一天下之志的秦国为什么在它的统一活动中首先用兵古蜀？《史记》《战国策》和《华阳国志》中都说，秦攻占巴、蜀，是因为其地一是“富饶”，可解决“军用”；二是可“浮大舶船以东向楚”而“得楚”，都是从军事考虑的大战略。秦国的这一军事战略在占领蜀和巴之后是得到了实现的，《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赧王……七年，封子为蜀侯。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
所以，秦征服古蜀以及在征服后所采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甚至包括修建都江堰，也是为了“行舟”，“有余”才“溉浸”，都主要是为其军事战略而服务的。那么，他们所建造的作为他们在蜀地统治中心的城市和为这个城市的取名，又怎么可能没有军事的意义在其中呢？要说“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这恰恰符合征服者――秦国的意图。正因为如此，“成都”这个名称在战国后期也就是在秦征服古蜀国后，大量出现并在兵器、竹简上留下了实物证据。
总之，我认为李殿元教授关于“成都”得名的见解颇有新意，可备一说，有推动学术争鸣、学术进步之功，值得为之点“赞”！
附李殿元教授“成都”得名研究之五论：
《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成都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再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文史杂志》2014年第5期；
《论“成都”得名研究中古蜀情结与秦文化的纠结――三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文史杂志》2015年第2期；
《从“郫”、“临邛”之名证“成都”得名――四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兰台世界》2015年第2期；
《“成都”这个名到底怎么来的？（上）》，《成都晚报》2015年9月25日；
《“成都”这个名到底怎么来的？（下）》，《成都晚报》2015年10月9日；
乐不思蜀的典故篇4
关键词：《东斋记事》笔记小说北宋范镇
范镇（1007―1088），字景仁，四川华阳人，世称范蜀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一生著述甚丰，曾参与编修《仁宗实录》、《新唐书》、《玉牒》等，并自撰《文集》一百卷、《谏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乐书》三卷、《东斋记事》十卷等。《东斋记事》内容多涉及反对王安石变法，蔡京等变法派得势后，该书被禁，多有佚失，今汝沛点校的中华书局本分五卷并附有补遗、辑遗，为今最完整的版本。该书内容丰富，涉及大量北宋故事、典制、名人轶事及蜀地的风土人情，且多为作者亲身经历，史料价值很大。学界对《东斋记事》研究较少，曾枣庄的《忧国常先众，谋身亦勇归―论蜀公范镇》，对《东斋记事》有简单介绍和评议;许勇的《〈东斋记事〉异名佚文考》在对其异名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又辑佚出十三条，给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本文拟对《东斋记事》进行初步研究，以使后人增加对该书的了解，从而对北宋和范镇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一、《东斋记事》的成书
（一）成书目的及命名
作者曾参修《新唐书》和《仁宗实录》等，作为史学家，对史书记载的史料价值极其重视，正如该书自序所言，旨在效仿唐人“著书以述当时之事”，然“而近代以来盖希矣，惟杨文公《谈苑》、欧阳永叔《归田录》，然各记所闻而尚有漏略者”。作者希望此书能补北宋史料，以便后人对宋史考证研究。因其在所居地方之东斋编撰而成，所以名为《东斋记事》。
（二）成书时间
正如范镇自序中言，“既谢事”后于所居地之东斋撰完该书，约在元丰年间撰成。今本点校者汝沛根据其点校本补遗部分“世言疥有五德……今六十有六，故录之”[1]49。认为熙宁年间范镇已开始着手撰写《东斋记事》，后者更言之有理。
二、《东斋记事》的内容
《东斋记事》原本十卷，由于内容多涉及反对王安石变法。蔡京等变法派得势后，该书被禁，鲜有流传。南宋缓解后，其他书目对该书又重新著录和引用。因旧本已不传，清初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136条，分五卷，又从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曾V《类说》中辑出24条，归为补遗部分。今汝沛本从《永乐大典》等书中新辑出四库本所无的23条，附在辑遗部分，为今最全版本。今汝沛本分五卷并附有补遗、辑遗，共183条。后许勇的《<东斋记事>异名佚文考》在对其异名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又辑佚出十三条，总计196条。
（一）内容来源
正如作者自序所写，内容是范镇“追忆馆阁中及在侍从时交游语言，与夫里俗传说”所得。作者博览众书善于修史，身为朝臣见闻甚多。笔者将其内容来源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亲身经历。作者身为朝臣，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很多记载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如卷四“剑门山”条“剑门山崖壁……予庆历末得告归，过剑门关”[1]33。又如卷五“白子仪为予言：‘吉州有捕猿者’”[1]42。“予尝于朝天岭见猴数百千”[1]42―43，该书有许多主语是“余”和“予”的条目，无疑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内容更加真实可靠。
2.博览群书。作者曾参修《仁宗实录》、《新唐书》、《玉牒》等，作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自然会涉猎群书。《东斋记事》中不乏作者引用它书的情况。如卷四：“蒙顶者，《书》所谓‘蔡、蒙旅平’者也。”[1]37―38又如卷五“张文裕言：‘契丹尝云其北室韦人皆三眼，见二眼者则惊怪之。’然前史书《室韦》、《突厥传》并不载之。”[1]43作者善于治史，自然也会阅读大量史书，不会随便听信传闻。
3.听人转述。该书有多处词条明确记述是转述于他人。如“予尝使契丹，接伴使萧庆者谓予言：‘达怛人不粒食，家养牝牛一二……’”[1]59。又如“萧庆尝言：‘契丹牛马有熟时，有不熟时，一如南朝养蚕也。’予问其故，曰：‘有雪而才露出草一寸许时，如此则牛马大熟。若无雪，或有雪而没却草，则不熟。’”[1]43―44该书多有记载范镇听闻契丹之事，看出范镇时刻不忘心系国事心忧天下的情怀。
（二）编纂体例
正如之前所述，因该书无旧本流传，该书原来编纂体例无从考究，今以汝沛本观其体例，笔者归为以下几个特点。
1.内容较为繁杂。笔记“体例驳杂，为例不纯，难以区别”[2]185。《东斋记事》作为史料笔记，内容广泛，涉及北宋政治、经济、人物轶事、典制、蜀地名胜及民俗、契丹、鬼卜奇事等，往往一个条目政治、典制、人物逸事等相互掺杂，难以确切归类，同时有些条目掺有对话或者范镇评述，内容编撰较为随意。
2.编排次序混乱，但仍有部分规律。该书主记北宋前期史实，每卷内容各有侧重点。卷一主讲北宋帝王事迹;卷二主讲礼乐五服及军制和武将事迹;卷三主讲北宋官员轶事;卷四主讲蜀地事迹，包括名胜、官员轶事和民俗等;卷五主讲鬼神梦卜等奇异之事。该书词条多不涉及具体时间，内容编排没有严格的时间顺序;对于某个人或某件事的记载，往往会分为几条分别记载，次序较为混乱，给后人利用该书造成部分困难。
三、《东斋记事》的价值
“中国的历史学，向来就是私史野史与正史并行，互为补充，互为修正”[3]286。笔记属野史类，《东斋记事》作为一部重要的北宋史料笔记，对研究北宋有重要价值。
（一）《东斋记事》的文献学价值
1.为其他史书所引。书中记载了大量北宋故事、典章制度、名人轶事及蜀地的风土人情等，为后人研究北宋的政治、经济、社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原始材料，受到了南宋以来的历朝史家的重视。南宋李焘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就有三十七条是录自《东斋记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曾V《类说》也有多处内容引自该书。
2.补其他史书之缺。由于作者为蜀人，游历川蜀，且晚年退居蜀地撰此书，该书卷四详记蜀地之事，包括名胜、官员轶事、民俗风情等，他书中多有不载。卷三载：“王景彝与予同在《唐书》局，十余年如一日，春、夏、秋、冬各有衣服，岁岁未尝更。”[1]27又如“王景彝尝谓予曰：‘立朝当以一人为法。’予曰：‘君法何人？’曰：‘曾明仲。’然谨约为近，而严过之，其福寿固弗逮也。”[1]27两条皆是王畴记载，且为范镇亲历，可补充王畴生平传记。
3.纠其他史书之误。《湘山野录》载：“‘胡旦乞入见，王沂公奏旦瞽废，乞送中书问求见之因。至堂，沂公与诸相具门生礼，列拜，旦长揖而坐。’中书堂，宰相治事之地，表仪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对，送中书引问，自有公礼，何暇讲师生之私敬。旦于都堂，巍然受诸相之拜而不辞，决无此理。予于秘阁尝见其《演圣通论》，甚有出于人者，而所为如此，岂不惜哉。”[1]24―25范镇身居高位，多有亲历，且精于治史，对他人稗官之作的记载，常常指正，为后人阅读他人野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二）《东斋记事》的史学价值
1.反映北宋政治风貌。
（1）帝王仁惠，君权神授。《东斋记事》载有大量北宋前期帝王事迹，对太祖、真宗、仁宗等帝王多有赞美，如卷一载仁宗皇帝“天圣中，雄州民妻张氏户绝，有田产。于法当给三分之一与其出嫁女，其二分虽有同居外甥，然其估缗钱万余，当奏听裁。仁皇曰：“此皆细民自营者，无利其没入，悉以还之。”[1]5这里是记载仁宗皇帝君臣体恤百姓，把依法应没入公家的私人田产全部还给其“出嫁女”和“同居外甥”。卷五“英宗皇帝未生，濮安懿王梦二龙戏日旁，俄与日俱坠，以衣承之，大才寸许。将纳于佩囊，忽失所在，久乃见于云中。一龙人言曰：‘我非汝所有。’生之夕，又见黄龙数四出入卧内。岂不神异哉。”[1]39此条反映了君权神授、王权至上。
（2）朝臣贤良，奋发有为。《东斋记事》涉及许多朝臣生平事迹，对朝臣多褒扬。卷三“周谏议湛为盐铁判官，三司文帐烦冗，吏胥蔽欺，若不可究者，为之立勘同法，岁减天下设帐七千道。又括天下隐户三十三万，发其诡号凡十二种。”[1]24该书不仅褒扬文臣治政有方，也对武将大有赞誉。“狄武襄公青初为延州指挥使，与西贼大小二十五战，每战带铜面具，被发出入行陈间。凡八中箭，累官至泾原路招讨副使。上未识其面，欲召见之，会贼寇边急，止令图其形以进，其后为枢密使”[1]28。反映北宋初期武将作战勇猛、战无不胜。
（3）反对王安石变法。范镇、司马光、苏轼同为保守派，《东斋记事》中能反映范镇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态度。卷一记述熙宁改元之天变一条：“治平三年春，有星孛出营室，历于虚、危。术者占曰：‘营室卫分，濮水出，主宗庙祭祀事;虚、危齐分，上受命之国，主坟墓哭泣。’逾年，而熙宁改元矣。天之告人，岂不昭昭然哉！”[1]11作者虽没明确指斥王安石变法，但把天象变化与变法联系起来记载，用意十分明显。卷三“薛简肃公”条载：“薛简肃公时，布一匹三百文，依其价，春给以钱，而秋令纳布，民初甚善之。今布千钱，增其价才至四百。其后，转运使务多其数，富者至数百匹，贫亦不下二、三十匹，而贫富俱不l矣。”[1]25―26这里把薛简肃公执政时“民初甚善之”与新法实行后“贫富俱不l”的局面进行了对比，其攻击新法的用意十分明显。宋徽宗时变法派得势，《东斋记事》被下诏禁毁，《东斋记事》本来是歌颂北宋朝廷的，并没有犯忌讳的地方，只不过由于其反对变法，因此在崇宁年间遭到了禁毁。北宋灭亡以后，宋高宗在杭州建立南宋小朝廷，开始缓解，《东斋记事》又开始在社会上流行。
2.反映北宋对外关系。宋朝文化繁荣，但命途多舛，周围多有强敌，没有实现大一统。《东斋记事》载有北宋对外关系的史实。
（1）反映宋与辽的关系。卷一载“太祖征河东，绛州薛化光上言：‘凡伐木……扼契丹援兵;如此不数年间，可平定矣。’其后卒用其策而下河东。”[1]1―2北宋初年宋与辽进行大规模战事，“澶渊之盟”后北宋与辽基本处于和平状态，平等相待，该书一改之前“北虏”等蔑称，对辽称“契丹”。该书中也有宋辽和平通使的记载。卷三“王武恭公德用，宽厚善抚御……皇v末，仁宗以为枢密使，而以富韩公为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为伴射”[1]28。反映了宋辽之间和平往来。
（2）反映宋和西夏的关系。宋夏和议后，元昊取消帝号，向宋称臣，故记述西夏时，该书多以“贼”、“西贼”、“叛”等蔑称称之。记载对西夏战事，多是北宋大胜，歌颂宋军。如“庆历初，万胜军皆市井罢软新应募者，西贼易之，而素畏虎翼。是时，麟府路兵马钤辖张亢修建宁寨，更其旗帜……贼奔溃，斩首二千余级”[1]6。又如“元昊叛时，杨侍读偕进神J劈阵刀……其后王吉阵于兔毛川，贼以铁鹞子束阵……马奔逸，堕崖壑死者不可胜计”[1]20。宋夏战事连连，两国都受重创，故庆历四年宋夏和议，通商停战。
（3）反映北宋与其他政权关系。该书也有北宋与吐蕃的战事记载，如“曹太尉玮知秦州，西番内寇……曹公在边，蕃部有过恶者，皆平定之”[1]45―46。该书有关于交趾向北宋纳贡的记载，“嘉v中，交趾贡麒麟二”[1]8。辑遗部分的“新罗”条记有“天圣中，新罗人来朝贡”[1]56之事。“皇v末，邕州白气亘天……未几而侬智高内寇”[1]7等条记载北宋侬智高起义。辑遗部分“河东忠烈、宣勇乡兵……大中祥符七年，以归义军留后曹贤顺为节度……至天圣元年闰九月，始遣人贡方物来谢”[1]54，记载归义军地方武装首领曹贤顺与北宋政权来往。“庆历中，广南西路区希范以白崖山蛮蒙赶内寇，破环州及诸寨”[1]7。记载以区希范为首的广西壮族反抗北宋统治的起义。这些都为研究北宋的对外关系提供了宝贵材料。
3.反映北宋蜀地风土民情。一个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不同的环境会产生不同的风土民情，正如班固所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4]1640范镇身为蜀人，晚年归居蜀地撰写《东斋记事》，自然会有大量蜀地记载，以该书卷四最详。
（1）反映蜀地名胜。四川历史悠久，自然环境优美，有大量名胜古迹。“成都府学有周公礼殿，及孔子像在其中。其上壁画三皇、五帝及三代以来君臣”[1]32。范镇对成都府学进行详细描述。“大慈寺御容院有唐明皇铸像在焉，又有壁画《明皇按乐十眉图》。其地有瑞草纹”[1]32-33，都反映了北宋时蜀地部分名胜的具体情形。
（2）反映蜀地风俗。“初，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张公咏察其有闻于乡里者，得张及、李畋、张逵，屡召与语民间事，往往延入卧内，从容款曲，故公于民情无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后，三人皆荐于朝，俱为员外郎，而蜀人自此寝多仕宦也”[1]33―34。从这一条记载，我们了解到四川人对于做官仕宦态度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乃在于张咏的推动。“蜀人正月二日、三日上冢，知府亦为之出城置会”[1]35。该条对蜀人上冢时间等明确记载。古代蜀地多蛮夷，许多地方信巫术，“广安军俗信巫，疾病不加医药”[1]36。对其有记载。
（3）反映蜀地物产。诸葛亮曾言“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5]912。古代盐在国家生产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蜀地自古以来盛产井盐。《东斋记事》载：“蜀江有咸泉，有能相度泉脉者，卓竹江心，谓之‘卓筒井’，大率近年不啻千百井矣。每筒日产盐数百斤，其少者亦不下百十斤。两蜀盐价不贱，信乎食口之众。”[1]37可见井盐产量之大。国人自古以来好饮茶，蜀地气候湿热，多产茶叶。“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其生最晚，常在春夏之交”[1]37―38。可见蜀地茶叶种类之繁，范镇对蜀地之茶多有品位。
《东斋记事》虽多有价值，但仍有缺陷。所记内容部分听闻于他人，如卷五“蔡君谟”条，记“人遂以君谟为蛇精”[1]40。将蔡襄当蛇精，语言怪异。其他鬼神梦卜之语，亦不可信。所以今人利用该书时要保持警惕。
四、《东斋记事》体现的范镇思想
（一）体现范镇的儒家思想
正如司马光言：“孝、慈、仁、义、信、礼、乐，自生民以来谈之至今矣。”[6]313范镇作为封建士大夫，大力提倡三纲五常，儒家思想贯穿全书。首先“君为臣纲”思想，该书中记载大量北宋帝王事迹，几乎全是褒扬宋帝，有些记载反映了“君权神授”等思想。其次“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如“王母李氏尝谓人曰：‘吾儿必贵，但未知所与游者何如人。’异日，房玄龄、杜如晦到其家，李惊喜曰：‘二客公辅才，汝贵不疑。’自孟母择邻之后，无复有贤德之母光于史牒。母乃以交之贤，卜其子之贵。噫！知子莫若父，未闻有母之知子也。异乎哉！”[1]39―40体现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最后“仁、义、礼、智、信”在全书中有大量体现。如“田元均密谏况，宽厚明辨，其治成都最为有声。有诉讼，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问之，莫不尽得其情，故决遣未尝少误。蜀人谓之‘照天蜡烛’”[1]34。赞美田元均“仁义”。
（二）体现范镇重史崇实的思想
“宋代大部分笔记所追求的境界，不是作意好奇，而是在忠实记录”[3]290。正如范镇在该书序中所言，是为了方便后人考证宋史而撰此书，而范镇撰述时极其严谨。首先内容多是范镇自身经历，如“武侯庙柏，其色若牙然，白而光泽，不复生枝叶矣。杜工部甫云：‘黛色参天二千尺’，其言盖过，今才十丈。古之诗人，好大其事，率如此也”[1]32。其次范镇对他人见闻自己多有考证和思考，如“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生八男子，则前史所谓迭为君长者也。此事得于赵志忠。志忠尝为契丹史官，必其真也。前史虽载八男子，而不及白马、灰牛事。契丹祀天，至今用灰牛、白马。予尝书其事于《实录・契丹传》，王禹玉恐其非实，删去之。予在陈州时，志忠知扶沟县，尝以书问其八男子迭相君长时为中原何代。志忠亦不能答，而云：‘约是秦汉时。’恐非也”[1]43。最后范镇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在该书中并未对变法派人身进行攻击，而是举出实例反映变法造成部分不良影响，内容可谓实事求是。这些都反映作者精于治史、实事求是的治史品格。当然，作为封建士大夫，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书中不免有一些诸如封建方术之类的思想糟粕，对人民起义，通称为叛乱。但总体而言，《东斋记事》不失为研究宋代的重要笔记史料之一。
参考文献：
[1]范镇.东斋记事[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王继光，谢玉杰.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3]郑宪春.中国笔记文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乐不思蜀的典故篇5
让我们和“小手词典”这位老师一起从这里出发，共同分享知识的快乐吧!
（编者）
安步当车
【释义】慢慢地步行，就当是坐车。
【小手提示】“当”这里读“d3ng”，不读“dāng”。
【出处】《战国策・齐策四》
乐不思蜀的典故篇6
曹操的诡诈，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慎，周瑜的心胸狭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作者刻画的淋漓尽致，细细品味，让读者仿佛进入了一种境界。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以智和勇来依次展开的，但是我认为智永远是胜过勇的。比如：在西城，孔明用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率领的十五万大军。此种例子举不胜数。
可是在故事中也有“智不划谋，勇不当敌，文不拿笔，武不动枪”的。像汉室刘蝉，整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心甘情愿的把蜀国献出，最后竟然上演了让天下人（笑逐言开）耻笑的事情，乐不思蜀。谁会想到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做出这样的时移俗易的事情来呢？
有勇无谋，大敌当前，只能拼死征战。吕布，颜良都是典型的例子：如果吕布在白门楼听从谋士的计策，何必被曹操吊死在城门上呢？如果颜良把刘备在河北的事情和关羽说清楚，哪儿至于被义气的关羽所砍呢？古人云：大勇无谋，祸福占其，祸居上，福临下，入阵必中计，死无不目。
再谈谈国家，魏，曾经煊赫一时；蜀，曾经功成不居；吴，曾经名震江东。这么来看，从国家就可以反映出国君的性格。曹操，欺压百姓；刘备，爱民如子；孙权，称霸江东。
如果说魏国在三国里智谋最强，一点也不为过。曹操的用兵堪称举世无双，司马懿就更是用兵如神。但是两个人都有自己致命的弱点：曹操多疑，司马懿太过阴险。再说蜀国，首当其冲的必定是伏龙�；�；诸葛亮。他那过人的机智，娴熟的兵阵，无不让后人叹为观止。还有像凤雏�；�；庞统、姜维、徐蔗等等一些人物，但是我认为都不如孔明。吴，一个占据三江六郡的国度，能算得上是有谋略的，也就是周瑜了，少年时期的周瑜就熟读兵书，精通布阵。经过一番刻苦的努力，终于当上了水军大都督，总统水兵。不过他太过于嫉妒，死时年尽二十六岁。
从这些人物和国家我们不难看出人的性格的重要性。性格关系着成功。
乐不思蜀的典故篇7
关键词：汉代；巴蜀文化；兴盛；原因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1-0126-02
汉代巴蜀文化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是巴蜀地区纳入统一的中央王朝后文化发展上的第一次鼎盛时期，所谓“蜀学比于齐鲁”、“汉征八士，蜀有四焉”[1]。流必有源，源可能是潜藏的，但绝没有无源之流。汉代的巴蜀文化能迅速攀上汉文化的高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从文化演进的角度来探析其原因，即巴蜀地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其文化兴盛的沃土，汉代巴蜀地区开展的多种教育方式则是其强大的助推器。
一
巴蜀文化有着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原始、丰富的古史文化传说以及醇厚的文化传统是巴蜀地区文化繁荣兴盛的沃土。
1.原始
原始宗教是在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水平达到一定水准的历史条件下才产生的。普列汉诺夫认为“万物有灵论是宗教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因此，自然力、自然物是最古老的崇拜对象。如太阳崇拜。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便是例证。大石崇拜，学界普遍认为蜀人的大石崇拜发源于蚕丛氏，“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当蚕丛氏从岷江上游迁至成都平原后，以不同形式的大石建筑来寄托对祖先及其生存环境的崇拜[2]。动植物崇拜。三星堆出土的各种金、铜、玉、陶动物雕像，都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美术作品，都是被顶礼膜拜之物，即诸种神灵[2]。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一些学者认为此青铜树即为《山海经》中所说的“建木”，即是“天梯”，为天地人神之间的通道[2]。
鬼神崇拜。在先秦时期，它贯穿于巴蜀文化的诸方面，并成为巴蜀文化的精髓。《华阳国志·巴志》记载鱼复县（治今重庆奉节东）时说，县“有泽水神，天旱鸣鼓于傍即雨也。”左思《蜀都赋》云：“潜龙蟠雨沮泽，应鸣鼓而兴雨。”刘逵注：“巴东有泽水，人谓[有]神龙，不可鸣鼓，鸣鼓其傍即便雨矣。”[4]蜀郡太守李冰，修建都江堰，来到蜀郡湔氐县时，“见两山对如阙，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壁沉濆。”[1]
祖先崇拜。巴人的祖先崇拜，以祭祀白虎为中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早期蜀王国以大型青铜人物群雕像作为祖先崇拜的主要形式。杜宇和开明王朝则以宗庙来表现其祖先崇拜。杜宇又称望帝，望帝即是杜宇谥号。《华阳国志》还记载杜宇“一号杜主”，主即宗庙类所置神主。望帝者，蜀国境内之天神也。望、帝均为祭名，蜀人用两种祭名称其先祖杜宇。开明王朝亦如此，先王谥号称帝，以帝来祭称先祖[2]。
2.丰富的古史文化传说
先秦时期，反映巴蜀历史文化的信史虽较少，但我们仍能从相关的神话、古史传说中探寻其踪迹。《山海经》是集巴蜀上古神话传说故事之大成的典籍。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在其《略论的写作时代及产生地域》一文指出“《山海经》就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因此，可以说《山海经》是古代巴蜀文化的第一部著述。书中的部分神话、古史传说揭示了古代巴蜀文化自一开始，就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同时也说明了巴蜀文化的悠远历史。
与《山海经》中的古史神话相呼应，有关彭祖的传说也反映了先秦巴蜀文化。《华阳国志·序志》说:“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夫人为国史，作为圣则，仙自上世，见称在昔。”常璩称彭祖为殷太史，既为太史，职掌殷的典籍，由此可知彭祖则是当时具有渊博学识的知识分子，也当是古代巴蜀的重要文化人物。
诚然，对待古代传说，我们一方面，不能完全相信这些传说就是信史，对传说要有怀疑精神和求是精神而进行全面地考察；另一方面，也不能像历史上的疑古派那样，认定一切传说都是后人的伪托。但是，古代的传说，往往有着某种历史的依据，有历史的影子。特别是先秦时期的巴蜀，由于文献的极其匮乏，许多研究都离不开传说。而只有靠着这些传说，综合考古发现，我们才能既为先秦巴蜀文化勾勒出一个轮廓，又为其后繁荣的巴蜀文化寻找到某些历史的联系。
3.醇厚的文化传统
巴蜀自古有重德讲义的精神风貌。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
乐不思蜀的典故篇8
学生进入高中以后，往往有地理是一门副科的错误想法，甚至大部分学生刚入高中，就给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爱好志趣”定位在理科上，对地理只要应付小高考即行。因为这些学生缺少学习地理的兴趣和内在需要，没有学习地理的积极动机，影响了其思维与主观能动性，地理的学习效果很差。所以，如何设计地理课堂的导入激发学生产生地理学习的兴趣与热情，对地理教学至关重要。
一运用教师的亲身经历，导入新课
在新课教学中，假如教师讲述与课堂教学有关的自身经历的故事，会紧紧抓住学生的心，引导学生主动追求知识。如我在教学“地球内力作用形成的地貌形态”时，为了吸引学生的眼球，在上课之前我把大学里参加教育实习时在华山和泰山上拍的照片展示给大家看，在看的过程中还向大家描述了自己当时爬山的感受，学生不仅看得很专注，而且对学习地理产生了兴趣。这种教学，能把学生的无意注意与有意注意相结合，促其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转化，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知识。
又如教学“季风气候”一课时，我引用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巧借东风，火烧曹营”的故事作为导入。当时正值隆冬，赤壁战场盛行西北风（冬季风），曹营在江北，东吴在江南，若用火攻反会烧了自己，为此，周瑜焦虑成疾，一筹莫展。正在危难时刻，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的诸葛亮通过观察天气、天象的变化，准确地预测到当地冬至前后短时间内会偶然出现刮东南风的反常现象，结果助吴火攻曹营成功，大获全胜。如此导课，学生乐听、乐学。
二赏析诗文，陶冶学生情趣，导入新课
诗歌语言优美，充满激情，能让学生如闻其声，如临其境。恰当地巧用古诗词导入新课，会创造诗情画意般的教学意境。如在教学“常见的天气系统”时，教学中可引用以下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令我来思，雨雪霏霏。”“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这些诗句切入锋面系统的教学当中，以此来区别“快行冷锋”、“准静止锋”、“暖锋”和“慢行冷锋”的特点，既增加了情境性，又加深了记忆。
又如在教学“岩石圈的物质循环”时，以“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导入引用“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分析气候的垂直变化。引用“醉时不觉乾坤转，醒来才知星斗移”，“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天河”来讲述地球公转、自转。
三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导入新课
多媒体可以创设出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化无声为有声，化静为动，使学生进入一种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如“地球的运动”是教学的一个难点，可以这么说：得“地球的运动”者得“地理”。在对这一单元进行教学时，我利用制作的课件，把地球的自转、公转、方向、晨昏线、黄赤交角等内容用动画形式体现出来，使抽象内容变得更直观，有利于学生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效果更明显。这样的教学，可把学生带入特定的课堂教学情境中，形成一种崇尚知识、努力探求地理知识的一种良好氛围。
四巧引资料，激发兴趣
针对中学生的心理特点，教师可将与讲授内容有关的资料引入新课，以激发学生兴趣。巧引资料有说趣闻、讲个故事、吟咏诗词、解释典故、引用俗语等。如讲授“地下水”一课时，可引用俗语“井水不犯河水”提出质疑；讲授“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一课时，可引用“一山不容二虎”这一俗语作为引入新课的资料。
五联系实际，引起注意
实际生活中有不少地理事物与地理现象是学生熟悉甚至亲身体验过的，将这些事物和现象引入新课，可引起学生的求知欲。如教学“天气与气候”一课时，可从当地气候特征与近期天气谈起导入新课，使学生学起来感到亲切，易引起他们的注意。
六借用谚语，通俗易懂
乐不思蜀的典故篇9
公元263年，蜀国灭亡，不久，刘禅乐不思蜀的故事成了永恒的经典。后世群情激奋，一方面蔑视阿斗，一方面悲叹诸葛亮。看了天鹅背负雏鸟渡水这幅画，我觉得阿斗就像那躲在羽翼下的雏鸟，而诸葛亮就是那只包揽一切、关怀雏鸟的天鹅。
先看《出师表》，我发现诸葛亮完全把刘禅当孩子看待。诸葛亮开篇便是：“先帝创业未半……”接下来更是大说特说先帝如何如何。意思很明确，你比不上你父亲刘备，你还是雏鸟，得要我罩着。
再往后读，诸葛亮对军、政、法、人事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划，就连刘禅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都说得清清楚楚。这一点真应了刘备临终之言，让刘禅“事之(诸葛亮)如父”，诸葛亮就成了保护雏鸟的天鹅。我们看诸葛亮的通篇行文，虽是臣对君的格式，但又无不是“父对子”的语言，话语之细微，古往今来绝无仅有。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刘禅作为一个青年，十七岁登基，胸中应是有一腔热血的，但诸葛亮给他这个机会了吗?没有。查遍了《三国志》，只看见“诸葛亮治蜀”的故事，却鲜见刘禅议政议军的情境。有人说这是因为刘禅无能，我看不如说是诸葛亮包揽了万事，让刘禅无从插手吧。
再看君臣二人的关系。刘备“事之如父”的遗言犹在，又给了诸葛亮“如其不材，君可自取”的权力，刘禅对诸葛亮必然是又敬又怕。但后来诸葛亮忠心耿耿，一心为国，毫无僭越之心，刘禅的“怕”是打消了，但好像又陷入了另一种不自由的境地之中，通俗一点说就是找到了一个“全职保姆”。蜀国大事小情，无论轻重，都交给了“相父”，而“相父”也不愿让刘禅来做。就是这种特殊的“亦臣亦父”的感情，逐渐让刘禅养成了对诸葛亮的过分依赖，这也成了刘禅日后毫无作为的根源。
诸葛亮不放权，不放心，所以万事“咸决于孔明”；刘禅想管，想做，想治国，但无奈有个好丞相，久而久之，人就懒了，不想作为了。因此，诸葛亮虽然是好心，如那只成年天鹅一样处处辛苦，哪怕渡水也背负着雏鸟，用他丰满的“羽翼”保护着刘禅，但刘禅却因为这种过度的呵护，成了亡国之君，受后人鄙视。
乐不思蜀的典故篇10
关键词：《江姐》；艺术特征；影响
一、引论
根据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改编的文艺作品形式颇多，有1999年何群导演的电视剧《红岩》，云南省玉溪市花灯剧团导演兼团长严伟改编的现代革命花灯剧《江姐》、张元在张灯主演的现代京剧《江姐》的基础上改编的京剧电影《江姐》等。而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阎肃作词的歌剧《江姐》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创作于1962至1963年间，1964年由中国人民空政文工团首演于北京，1978年被拍摄成为电影艺术片。珍视历史，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对经典作品歌剧《江姐》再次探究，以温故而知新。
二、前人学术成果评述
田亚茹在《中国歌剧史上的三次高潮引发的思考》一文中说：“反面人物音乐编配上有所突破。旋律线条更加丰满[1]，不再是一个音调一个人物，而是整个基调上产生了变化，使整个音乐更加丰满。”虽然歌剧《江姐》中反面人物的音乐段落不多，但其旋律线条细腻，并不是轻描淡写，如沈养斋演唱的“局势乱如麻乱纷纷”乐段及“我也有妻室儿女，父母家庭”乐段，音乐将反面人物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秦琴在《从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看歌剧〈江姐〉的社会影响力》中说：“60年代初，歌剧《江姐》的诞生不是以个人的审美为基础，而是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是以群体为基础的美学特征的体现，并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印记。”[2]“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以后，革命歌剧《江姐》变成艺术歌剧《江姐》，它的重新上演不再是中央宣教的要求，而是群众对艺术审美的要求。”[3]
“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开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完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歌剧《江姐》在考虑社会利益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商业利益，开始演变不同的版本以受众的需要。”[4]孙佩珊和李猛在《论中国歌剧创作民族化与多元化的结合》一文中说：“就歌剧的创作形式而言并未作出显著改变，歌剧艺术表现为功能的高度政治化、工具化和创作的一元化，并体现出了保守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这些因素导致中国歌剧难于在思想、文化和审美形态上迈向更深层的创造境地。”[5]
秦琴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江姐》歌剧，与时俱进：不同年代人们的审美观、利益出发点不同，故不能一成不变孤立地看问题。孙佩珊和李猛认为“歌剧（《江姐》）艺术表现为功能的高度政治化、工具化和创作的一元化，并体现出了保守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显然将《江姐》歌剧音乐作品定格在了60年代的历史背景，没有联系地思考分析问题，何谈“中国歌剧难于在思想、文化和审美形态上迈向更深层的创造境地”？
三、歌剧《江姐》的艺术特征
本文以歌剧《江姐》中唱段《巴山蜀水要解放》《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为典型，初探其艺术特征。
1.歌词修辞手法运用频繁：
巴山蜀水要解放修辞手法
看长江，看长江，战歌掀起千层浪，反复、通感[6]
一颗心似江水奔腾激荡，比喻
乘江风破浓雾，飞向远方。对偶、比拟中的拟物[7]（飞向）
飞向高高华蓥山，飞向巍巍青松岗；对偶
岗上的红旗招手笑，唤我拟人
快把征途上，快把征途上。反复
上征途挥刀枪，巴山蜀水要解放，对偶
带去山城星星火，（让）川北遍地腾烈焰，满天闪红光！借喻[8]、夸张
啊！今日告别雾重庆，乌云沉沉夜未央，迭（叠）字[9]、双关
单（待）等明朝归来时，迎回一轮红太阳！（整句）反复、双关[10]
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修辞手法
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拟人
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拟人
征途上不怕火海刀山。比喻
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粉身碎骨心也甘！（整句）反复、夸张
久盼望神州辉映新日月，
深热爱中华锦绣好河山。对偶
面对着千重艰险不辞难。夸张
愿将这满腔热血染山川！夸张
粉碎你旧世界奴役的锁链，比喻
为后代换来那幸福的明天。比喻
我为祖国生，我为革命长。对偶
不贪羡荣华富贵，不留恋安乐温暖。对偶
不觉辛苦只觉甜，只觉甜！反复
此表所列举江姐《歌剧》乐段所用修辞之多：反复5次、比喻5次、通感1次、对偶6次、比拟1次、拟人3次、夸张4次、叠字1次、双关2次。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音乐与文学巧妙结合。文学使音乐形象更加生动，音乐赋予文学以生机与活力。
2.吸收戏曲音乐的诸多因素。
（1）唱腔。歌剧《江姐》的唱腔是将叙事性唱腔、抒情性唱腔与戏剧性唱腔相结合。
1）叙事性唱腔特点是“快二拍子【原板】或一拍子【流水】，紧打慢唱的曲调，朗诵性强。[11]如《巴山蜀水要解放》乐曲快板部分从“一颗心”到“飞向远方”为【原板】，“飞向高高华蓥山，飞向巍巍青松岗”为【流水】，再如《五洲人民齐欢笑》乐曲中“一人倒下万人起，燎原烈火照天烧”为【原板】。
2）抒情性唱腔特点是4/4拍【慢板】，旋律性强，字少腔多，典型体现为“一字多音”，如《巴山蜀水要解放》尾乐段“啊”字，“迎回一轮红太阳”的“阳”字，“快把征途上”的“上”字，《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乐句“春蚕到死丝不断”的“断”字，《五洲人民齐欢笑》中乐句“亲手把社会来建造”的“造”字，“请代我向党来汇报”的“报”字，“正是我无上的荣耀”的“耀”字。
“一字多音”作曲技巧的运用使歌曲听起来更有韵味，将中国戏曲精华体现出来。这种唱腔的运用抒发了“江姐”内心的浓浓深情。
3）戏剧性声腔多为节拍自由的散板：如《五洲人民齐欢笑》“云水激、卷怒潮”和《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粉碎你旧世界奴役的锁链，为后代换来那幸福的明天”散板乐段。
（2）板式。歌剧《江姐》音乐运用了一板三眼的慢板（4/4），一板一眼的原板（2/4），有板无眼的流水（1/4）等，如《巴山蜀水要解放》乐曲快板部分运用了原板，律动感强，富有弹性，符合“江姐”兴奋的心情，正如歌中所唱“一颗心似江水奔腾激荡”；其后乐句“江姐”演唱得越来越激动，三个“飞向”间突然运用流水，强调每一节拍的每一个字，表现出江姐愉快、归心似箭的心情。乐曲最后一部分即从“上征途”到“迎回一轮红太阳”运用了慢板，应和着陈述式歌唱语句，表达了“江姐”相信革命必胜的信念。
（3）演唱形式多样化结合：帮腔与独唱配合得天衣无缝，吸取了中国戏曲音乐中“一人领唱，众人帮腔”因素。如《巴山蜀水要解放》乐曲开篇“看长江”“望山城”由女主角“江姐”领唱，“看长江，战歌掀起千层浪”（后帮），“红灯闪闪雾茫茫”（插帮）由女生小合唱演唱。快板乐段“一颗心”由女主角“江姐”领唱，“似江水奔腾激荡”由江姐和女生小合唱共同完成（帮半句）。“（让）川北遍地腾烈焰，漫天闪红光”（帮整句）是二部轮唱。
再如《革命到底志如钢》乐曲中“江姐独唱、混声伴唱、女声伴唱、男声伴唱、女声合唱多种演唱形式的结合使作品不单调、引人入胜。
3.速度变化频繁
速度是作曲家进行音乐创作及演绎者演绎作品时考虑的一个因素，它的变化决定乐曲风格变化，能够表达出人物在不同情境下丰富的情感变化，尤其是歌剧、戏曲音乐体裁。歌剧《江姐》音乐速度变化细腻刻画了江姐丰富的内心情感变化。
如《巴山蜀水要解放》开篇前奏是moderato中板，中等速度，引出全曲，后接散板，通过“江姐”甜美的歌声把人们的目光集中于美丽的长江之上，远望浩瀚长江，心潮澎湃，散板使得演唱者自由发挥速度，表达出细腻的情感。然后是allegrette小快板（108拍），为后面乐曲接快板作情绪上的铺垫，其后是allegro快板（132拍），快板比小快板要快一点，音乐描绘出江姐想象着高高华蓥山，巍巍青松岗，似乎看到岗上的红旗向自己招手、想象着在战场上与敌人奋勇杀敌以及巴山蜀水解放的壮丽情景。最后是poco“渐渐”、mosso“流动、活跃、激动”及pocolento“缓慢”速度标记，速度稍微慢下来，此时音乐描写了江姐回到重庆码头，看到重庆“雾茫茫”的景象及她对祖国明天的展望。
4.声乐技术运用
（1）不同段落不同情绪的演唱处理
乐曲风格与其表达的内容息息相关，如《巴山蜀水要解放》整体风格是积极向上、流畅优美的抒情风格。演唱“看长江”时要情绪饱满，声音高远、大气。allegro乐段风格是激昂澎湃的，allegro乐段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从“一颗心”到“把征途上”。演唱时感情要发自心底，表现出“江姐”急迫而喜悦的心情。后半部分从“上征途”到“闪红光”应唱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与豪迈气概。尾乐段二胡乐器伴奏的进入使风格柔美且坚毅，柔美体现在一个“啊”字，结尾演唱“单等明朝归来时，迎回一轮红太阳”时要演唱出“江姐”革命党人对祖国明天充满希望的英雄情怀。
（2）“单波音”与“短倚音”演唱处理
首先，歌剧《江姐》音乐中运用了大量单波音[13]：如《巴山蜀水要解放》中的“啊”“朝”字等《五洲人民齐欢笑》中的“党”“荣”字等，《革命到底志如钢》中的“岩”“冰”字等。其次，它运用了许多短倚音[14]。如《巴山蜀水要解放》中的“阳”“等”“征”字等，《五洲人民齐欢笑》中“会”“建”“造”字等，《革命到底志如钢》中“伤”“开”字等。《江姐》吸收了中国传统戏曲因素，戏曲讲究韵味，“韵”就体现在“装饰音”细节的演唱处理上。短倚音和单波音均属装饰音，均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符来演唱一个字。故应将修饰每一个字的每一个音符演唱准确，颗粒感要强。
四、歌剧《江姐》对中国歌剧的影响
歌剧《江姐》自诞生之日起得到了广大观众和专业音乐人士的好评，它对中国歌剧产生了一定影响。
《江姐》中杨二嫂唱段和江对章唱段颇具幽默色彩，幽默元素为整部歌剧音乐增添了一份异样新鲜有趣的色彩，调节了紧张激烈的剧情气氛，让欣赏者不感到枯燥，其对后来歌剧作品的创作有影响，如歌剧《原野》“白傻子的咏叙调及白傻子与仇虎的对唱”乐段具有幽默元素。
《江姐》有益地借鉴了西方歌剧的艺术形式，体现为独唱、合唱、轮唱、伴唱演唱形式的多样化结合。如歌剧《原野》《伤逝》等自《江姐》问世后的歌剧作品都很好地运用了这一点。
五、结语
品味歌剧《江姐》音乐，节节扣人心弦，段段引人入胜。艺术特征上：比喻、拟人等歌词修辞手法运用频繁；吸收了诸多戏曲音乐因素；速度变化频繁。一个艺术家要完美地阐释歌剧《江姐》音乐作品非同易事，需要灵活、严谨、细致地运用声乐技术：处理好不同段落不同情绪及“单波音”与“短倚音”的演唱，把握不同板式与不同速度变化等。歌剧《江姐》对中国歌剧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为中国音乐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产生了一定影响：歌剧《江姐》的幽默元素影响到后期歌剧作品创作；自《江姐》问世后的歌剧作品吸收了其借鉴西方歌剧艺术形式的特点。时代在变化，社会国家在发展变化，人们的利益出发点、审美价值观亦在变化，人们对于歌剧《江姐》的发展认识的角度将更加多元化，而不仅仅将其定格在上世纪60年代。《江姐》将用它的艺术光芒继续给予后人它的“光”和“热”。
注释：
[1]《创作研究》期刊《中国歌剧史上的三次高潮引发的思
考》，第20页。
[2]载于《戏剧文学》2009年第7期，第40页。
[3]载于《戏剧文学》2009年第7期，第41页。
[4]载于《戏剧文学》2009年第7期，第42页。
[5]载于《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25页。
[6]通感：叙事状物时运用词语，使不相通的感官感觉相互
沟通起来的辞格。通感往往借助于比喻、比拟、夸张等
修辞手法来表达，以引起人们的联想去获得具体生动的
想象。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第一册（下），高等
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第一版，第283页。
[7]拟物：把“人”当做“物”来写，也就是使人具有物的
情态或动作，或把甲物当乙物写。黄伯荣廖序东：现代
汉语第一册（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第一
版，第247页。
[8]借喻：借喻不出现本体，或不在本句出现，而是借用喻
体直接代替本体。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第一册
（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第一版，第242页。
[9]百度网站：（迭）叠字：“语音上和谐悦耳，节奏明
朗，韵律协调。”
[10]双关：利用语音或语义条件，有意使语句同时关顾表
面和内容两种意思，言在此而意在彼。黄伯荣廖序
东：现代汉语第一册（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3
月第一版，第256页。
[11]周青青：民族民间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8月第
一版，第120页。
[12]本曲谱例均为作者运用“overture”打谱软件制作，谱
例均在所需段落后附。
[13]单波音：由主要音快速进入上方相邻的音然后再回到
主要音上。周婷婷张平：大学乐理，群言出版社2006
年7月第一版，第39―40页。
[14]短倚音在演奏时也将时值计算在主要音符的时值内，
但其时值只占主要音符时值的很少一部分。周婷婷张
平：大学乐理，群言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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