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概念篇1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弱势群体；法律援助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相关概念
多项调查与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存在教育权、发展权、人身权、受监护权缺失的问题，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堪忧，对其进行法律援助已成为当务之急。在进一步探讨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法律援助之前，有必要对农村留守儿童及法律援助的概念加以阐述。
（一）农村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这一概念自1994年第一次提出时，主要是针对父母出国留学、工作而被留在国内的儿童，这和现在“留守儿童”的概念差异较大。有学者在研究中对农村留守儿童作出如下解释，是指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由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友委托监护及独立生活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笔者认为这种阐述既符合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又符合有关儿童的国际公约，因此在本文研究中采用了这一解释。
（二）法律援助的概念
我国2003年通过的《国务院法律援助条列》中无专门条款来界定“法律援助”这一概念，可见我国对“法律援助”的概念界定采取隐含型方式，目前理论界对法律援助的概念各抒己见。本文研究的法律援助采用如下定义，即法律援助是指对难以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自身基本权利的社会弱者，由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环节和各层次上，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二、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的问题分析
（一）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立法缺位
我国立法未将留守儿童的特殊性加以充分考虑。由于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程序上应具有相应的特殊性，援助人员应具备专业性，进行援助时应兼顾优先性与灵活性。然而在我国立法上，法律未将留守儿童与正常的成年人加以区分，也未将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特殊性加以充分考虑，这样不利于农村留守儿童在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法律程序及时得到救济。目前我国法律法规针对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缺少专门条款的规定，就毋庸说有关于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专门规定。所以，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和保障制度给予留守儿童更全面的保护已势在必行。
（二）法援资源有限，办案质量欠缺
1.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庞大，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大。伴随着农民工流动数量的增多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呈增长趋势。由于农民工父母与子女分隔两地，留守儿童缺少必要的关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孤儿。一方面，由于缺少家庭的保护，留守儿童受到外界侵害的事件增多；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监管，留守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差，容易受到外界不良风气的影响，身心健康扭曲，违法犯罪的频率增加。随着法制观念的不断深入，无论是留守儿童寻求自我权益的保护，还是因自身不当行为引起的纠纷矛盾，都亟待法律加以有效解决，因而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
2.留守儿童法律援助资源有限。面对留守儿童如此大的法援需求，法律援助因受到人、财、物等因素的限制，法律援助中心仅有的工作人员远不能满足该需求，使得目前的法援资源远不能适应社会对法援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站可以介入并分担如此多的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案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事实上，靠法律服务谋生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对于无经费保障且较多的法律援助案件是否倾尽全力，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最终会影响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效率和办案质量。
（三）经费紧缺，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步履艰难
充足的援助经费是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的必要保证，若无必要的经费保障，法律援助制度将无法落到实处。《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又在第7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条例规定了以政府为主，社会积极参与的经费保障措施，虽为解决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并未规定任何强制措施和法律后果加以制约，经费来源依然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办理留守儿童相关的案件所必需的交通费、差旅费、复印费、通讯费、查找资料、调查取证等费用支出，法律服务工作者除了耗费时间、精力以外，还需由自己来支付办案费用，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办案的积极性。
（四）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法律意识薄弱，对法律援助制度认知度较低，增加法律援助的困难。
农村留守儿童远离父母监护，自身法律意识薄弱，加之临时委托监护人对法律援助工作不甚了解，对法律援助制度认知度较低。当留守儿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或是自身行为侵害他人利益时，往往不能通过合法有效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由于受居住环境、生活习惯、文化层次、交通条件等因素限制，农民惧怕通过法律援助打官司，有着传统的息讼意识。所以，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的法律援助自主性不强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五）相关部门协调能力不足，法律援助形式简单
1.相关部门协调能力不足。针对留守儿童的法律援助，我国无论是在实体法上，还是在程序法上都无专门规定。仅有的法律援助立法滞后，特别是原有的机构设置和人员调配模式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相关部门对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的配合不到位也是法律援助中心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对于免交费而获得法律援助的留守儿童案件，当事人则需要提供一套完整的证明材料。而这样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证明和材料收集，很可能要涉及到公安、法院、工商、档案等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协调能力不足，需交纳相关费用，无疑增加了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这导致了经济困难家庭的农村留守儿童接受法律援助却不得不中途退却。
2.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形式简单。法律部门并没有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特殊性而特别制定相关的法律条例和援助方式。现阶段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形式简单，法律援助工作最常见的方式是简单的诉讼以及法律咨询。以非诉讼法律事务为主的法律援助，如对农村留守儿童开展法制宣传、心理咨询的事前预防机制，没有在农村地区实践。
三、完善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关爱与监护，易造成社会化过程的扭曲，因此运用法律援助手段依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极为必要。
（一）立法保障
我国的法律援助立法才刚刚起步，急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中未专门规定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是一大缺陷。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关于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理想立法模式应采取分别立法的模式为宜。首先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然后专章规定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其中，充分考虑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职能、设置，援助对象和援助程序，经费投入及管理体制等问题从立法上予以明确，以确保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行，从而为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
（二）经费保障，强化政府职能
法律援助经费是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顺利实施的保障。解决经费来源可以考虑三种途径：一是国家财政拨出专款服务于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因为对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留守儿童的保护是政府的责任；二是通过社会力量的捐助，关心支持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三是通过保险制度筹措法律援助资金。可参照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设立农村诉讼保险制度，在保险期间内，可由保险公司在规定额度内承担各种诉讼费用。保障经费来源，确保农村经济困难、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留守儿童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
（三）人力资源保障
由于国家对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不够重视，再加上从事法律援助的人员不多。在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下，政府应切实担负起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任务。落实律师每年免费为农民提供一定法律服务的义务，对基层的法律工作者加以专业培训，建立专职的法律援助律师队伍。法律援助中心应指派专业律师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法律服务，将农村留守儿童维权案件直接指派给有责任心及业务专长的律师办理，同时建立监督制度，实行办案跟踪检查，针对重大疑难案件应指派专业团队办理，提高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
法律援助机构可充分发挥当地妇联、共青团等社团的积极作用，通过设立援助站，积极与社团联系，共同推动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援助维权工作，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人员不足的问题。
（四）加大对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宣传
各地法律援助中心在做好法律服务的同时，积极延伸法律援助的辐射功能，如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服务网络和开通援助热线，可通过网络、广播电台的形式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心理及法律有关知识的咨询；也可在部分村社设立法律咨询平台，由专业法律工作者定期到现场接受法律咨询，增强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意识，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及对复杂社会现象的鉴别能力，知道合法行为，什么是违法行为。整合各方力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五）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提前介入机制，提前法律援助的介入时间
1.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维权绿色通道”，优先受理农村留守儿童案件。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维权绿色通道”，只要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农村留守儿童案件，优先接待，及时受理，保证农村留守儿童获得及时的法律援助。办理留守儿童法律援助证，有法律援助证的留守儿童及家长，凭证即可向司法机关申请法律援助，不用其他证明材料和审核手续。
2.简化办案程序，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提前介入机制。另外，对农村留守儿童维权案件的管辖权，凡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一律采取属地管辖原则进行受理，不分户籍和省籍，均可向承办案件的单位所在地法律援助中心提出法援申请。建议各级法院“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许可指派律师采取提前介入调查取证等非诉讼措施。如果家庭监护出现障碍时，可通过设定诉前变更监护、指定监护、监护权丧失等形式，进一步保证留守儿童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及时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简化办案程序，提前法律援助的介入时间。
四、结语
在保护弱势群体过程中，积极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具有现实的法律依据和深刻的社会意义，彰显了法律对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的人文关怀和对实质正义的不懈追求。而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建立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对人权保障显得尤为重要。虽然这项制度目前面对诸多困难和挑战，我们希望积极探索，尽快落实、完善与时展相适应的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全程保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张慧敏.农村留守儿童的司法保护[J].法制与社会，2011（04）.
[2]谢新华，张虹.国外移民留守儿童研究及其启示[J].山东省团校学报，2012（01）.
[3]滕媛.浅谈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援助保障――以怀化市辰溪县为例[J].湘潮（下半月），2009（09）.
[4]杨狄.刍议中国残疾儿童法律援助[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0（06）.
[5]邓扬敏.基层政府法律援助服务的问题与对策――以重庆市北碚区法律援助服务为例[D].西南政法大学.
[6]赵富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
[7]潘然.“第三只手”――乡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法律援助[J].法制天地，2007（09）.
[8]陈相明.新时期加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思考[J].中国法律援助，2004（03）.
法律援助的概念篇2
高唐县法律援助中心 张君燕
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或不能完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的法律帮助，以维护其法律赋予的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司法救济保障制度。公民申请法律援助，要同时符合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无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二是申请的事项在政府规定的范围之内。根据法律援助概念及《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是政府用来衡量申请人是否应当获得法律援助的经济状况的标准。通过多年来法律援助的实践经验，对法律援助的经济状况标准做以下见解。
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对接受公民的法律援助申请、审查，以至最后决定是否提供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机构的核心工作，也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重要的内容。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是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律援助经济条件的依据，直接决定申请人能否获得法律援助。政府制定经济困难标准后，一方面决定了可以享受法律援助权利的人群；另一方面影响了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可见，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对政府、对老百姓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在法律援助制度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经济困难标准的制定也更有利于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人做到更好，更快捷的法律援助。
对于法律援助申请人获得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条例》没有具体的规定，只是作出了抽象性和授权性的规定。《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制定本条例。”该条规定确定了法律援助对象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同时也意味着提供法律援助的经济条件是申请人经济困难，除此之外，《条例》没有对“经济困难”的标准作出具体的规定。但“经济困难的公民”是个抽象的概念，不便用于实践操作，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定。我国现行的经济困难标准在法律援助工作的初期阶段，法律援助的探索刚刚起步，机构、队伍的建设还很不完善，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认识和投入还相当有限，老百姓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率不高的情况下，我国各地在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确定上比较简单且趋同，通行的做法基本是以当地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为标准，法律援助申请人的收入低于这个标准的就被认为是符合法律援助的经济条件。在法律援助运行的最初的几年中，由于这种选择显得直观和简单，法律援助机构在对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审查时显得可操作性强，因此被绝大多数省市所采用。然而低保相对于是否应该受到法律援助笔者认为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举例说一下，现在我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为220元，而相比之下县城可能还要再低一些，而律师的收费标准与之相比却不成比例，远远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甚至现在连一个小小的咨询、代书费都达到了百元以上。而如果只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这部分人享受法律援助，那么势必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请不起律师，也就是说即使收入远远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公民，要从法律服务市场上购买到法律服务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制定一个符合各地情况的经济困难标准就更是迫在眉捷。这也就要看政府如何来制定这个经济困难标准，以更好地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
政府制定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是个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一般说来，影响其制定的因素有以下几个：一是法律援助的本质和宗旨。法律援助的本质和宗旨决定了法律援助对象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困难，以至无能力或者无全部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法律援助对象的特征实际就是无能力或者无全部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政府制定的经济困难标准，既不能将符合这个特征的人群排除在外，同时不能将有能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的人群包含进来。二是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的财政投入。投入多的地方，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相对高一些，公民进入法律援助的门槛低一些，反之，经济困难标准会低一些。三是当地公民的法律援助需求。首先是当地公民的法律事务或者事务诉诸法律发生的概率，这同当地人法律意识和司法资源相关；其次是经济状况低于政府制定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公民数量。四是人力资源。因为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即使放开标准再高，但没有人去承办，也无法受理更多的法律援助案件。放宽受理的经济标准，意味着更多的穷人获得法律援助，同时意味着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包括财政、人力等。除此之外的因素实际上影响着经济困难标准的确定，但这些因素都具有流动性、不稳定性和可改变性。政府制定的经济困难标准都属于“实然”的状态，如何使“实然”更接近于“应然”，便是如何使经济困难标准更加科学的过程。
法律援助的概念篇3
一、对弱势群体保护之应然论证
(一)基于司法公平的观念
弱势群体在可行能力上远远弱于社会上的强势群体，尤其是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弱势群体往往缺乏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可行能力在同样情况下，强势群体能够选择更多更丰富的法律服务，或者使用非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即便诉讼程序设计之初的目的是为了诉讼两造之平等，但由于法外因素的合法介入(如聘请更优秀的律师，组织法学专家进行论证)，也会使双方社会资源占有的差距显现在法庭对抗之中。因此，在司法中适度对弱势群体倾斜是在维护司法公平的观念。
(二)基于司法的社会整合功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整合功能逐渐由单一行政整合模式过渡到多元整合模式，而法律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对社会整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法律具有事实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四，相比于道德而言，法律拥有事实有效性，而其事实有效性来源于两个方面理性建制和国家强制，因此更有利于社会性整合。司法作为法律的适用，可以将难以解决的社会争端问题通过转化为程序以技术问题加以解决。因此，当下中国因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层矛盾、冲突可以通过司法加以调整和整合。
(三)基于司法为民的执政理念
中央历来重视司法为民，要求司法做到让每一个公民在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但是司法行为模式与民众评价案件的思维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司法只关注证据证明了的法律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重视规范分析与法律逻辑推理;民众看待司法重视朴素的因果报应和法律背后的道德伦理。为此，党中央在制定司法政策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弥合两者之间的分歧，提出了各种司法政策，如三个至上、服务大局、两个效男、司法为民等。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执政理念，最高人民法院多次下发文件强调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这些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成为司法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政策和判决依据。
二、弱势群体保护中的四大难题
在应然层面的论证肯定了司法应当对弱势群体进行倾斜性保护，然而一旦口号和主张进入实然操作层面，就不得不面对大量难题。实践操作过程中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弱势群体的界定、降低诉讼费激化了案多人少的矛盾进而增加了诉讼成本、法律援助效率低下、实质权衡损害司法这四大问题上。
(一)问题一:无法界定的弱势群体
司法对弱势群体进行适当的倾斜固然能够满足民众的愿景，无论是基于人权理论，还是司法公正的实现都应当驱使司法如此行为。但是，司法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的前提是能够清晰地界定弱势群体。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弱势群体的界定五花八门，有资源匾乏说，有福利期望说，还有诉讼地位说，以及可行能力说等。这些界定各有其道理，但是这些对弱势群体的界定对于千变万化的案件来说，不具有一般性的实践指导价值。
首先，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概念，不易界定。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在某些法律关系中并非弱势。如孕妇一般算是弱势群体，但开着宝马对路人进行殴打的孕妇就不能简单地说是弱势群体;一般农民工算是弱势群体，而也仅仅是在劳动合同法的范围内可能被当作弱势群体;一般认为被拆迁户是弱势群体，但某些索要巨额拆迁补偿的钉子户并不能归入其中;一般将资本家作为强势群体，但是与能决定这些商人命运的政府高级官员相比，他们常常自称为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界定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清晰，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特定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有关。
其次，弱势群体是一个变动概念，不便界定。强势弱势之间的判断夹杂了太多的道德和伦理因素，两者之间的地位可能随着信息的不断公布随时变换。如哈尔滨6名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刚刚报道之初，舆论对这6名警察压倒性的唾骂。但随着信息的进一步披露，发现此大学生是当地混混，平时作恶多端，在事发之时磕药、撒泼、挑衅，主动殴打警察，舆论因此又转而支持警察，认为警察是为民除害。司法过程中同样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很多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随着信息的进一步更新，强弱之势往往瞬间转换，如此便极大地增加了法官的负担和压力，使其不仅要进行法律评价，还需要进行政治考量。
最后，弱势群体是一个标签概念，不宜界定。对弱势群体进行界定实质上是一种贴标签的过程，这本是面对复杂社会化繁为简的一种方式，能够清晰地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但是这一行为不止简化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扭曲了社会的认知。如某某是富二代，在人们脑海中马上就会出现飞扬跋扈的少爷形象。一方面，标签论无形中强化了阶层意识、分裂阶层关系、磨损社会和谐;另一方面，标签化思考模式通常是先入为主，助长了社会对立情绪，阻碍了理性思考。这种甚嚣尘上的泛标签论不仅催生了大量不经理性思考就对热点案件发表意见的民众，还影响了司法审判本身。对弱势群体的界定必须谨慎。
(二)问题二:难以降低的诉讼成本
为保障弱势群体能够接近司法，中国新出台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幅度地降低司法准入门槛。如将财产性案件收费比例起点由4%下降为2.5%，劳动争议案件每件交纳10元，同时扩张了减免诉讼费的范围。
首先，诉讼费占诉讼成本比例非常小。就诉讼当事人的角度而言，诉讼成本包括诉讼费、律师费或费、交通费、时间成本和执行成本等。以劳动争议的案件为例，新收费办法将其收费从50元降低到了10元，减少的40元诉讼费对于劳动争议的全部成本来说仅仅是冰山一角，繁琐的程序和绵绵无尽的等待才是最为致命的伤害。一般的劳动争议需要经历三道法律程序，周期是6-18个月，若出现需要工伤鉴定的情况，则从申请鉴定之日起，前后需要12个程序，最长时间36个月以上。若是职业病案件，则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三道程序，耗时将会更长冈。
其次，降低诉讼费加剧案多人少的矛盾。自2007年《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以来，全国民商事案件较2006年增长了7.72%，案件总数为472万件，而2006年和2005年案件数量都稳定在438万件左右00案件数量的增加并没有给法院带来更多的诉讼费用。如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课题组通过实证调研发现，自《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后，2007年，该市法院案件数量增加了将近500多件，但是实收诉讼费用减少了将近100万元。中国法院工作开展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于两部分，即各级财政支付和诉讼费用的收取。虽然中央特别安排了一定数额的专项资金，专门用于补助因诉讼收费制度改革造成的地方法院经费困难的问题，但由于历史欠账过多，大部分基层法院的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在财政支付无力解决地方法院资金匾乏的情况下，诉讼费用的降低势必会对法院正常的司法活动有所影响。这一增一减不但使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影响了司法工作的质量。原本一项制度的设立是为了让更多的弱势群体能够接近正义，但是法院在案多、人少、缺乏资金支持的状态下，除非社会给予极大地关注，否则很难赋予弱势群体所需要的正义。
最后，诉讼费的降低可能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这看似是一个不可能成立的命题，但是若对以下问题进行思考就会得出问题的答案:为什么高速公路免费开放会增加消费者的成本?这是因为高速公路和司法一样都是准公共物品，一般情况下，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当消费超过临界点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就会消失，拥堵的高速交通会让消费者寸步难行，增加了油耗、消磨了大量时间。同样，诉讼费的降低导致大量案件如潮水般涌入司法，为了应对，司法机关要么加班加点完成工作，要么对一些不太重要的案件延后，某些地区法院就出现了诸如执结率骤然下降的现象。如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5年、2006年的执结率分别为35%.32%，到了2007年变成了16%。案件拖延、执结率下降意味着当事人要承受更多的时间成本。因此，诉讼资费的降低可能会增加整体的诉讼成本。
(三)问题三:效率低下的法律援助
首先，法律援助资金有效利用率偏低。法律援助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基本办公经费，业务经费。业务经费中包括办案补贴、法律援助宣传和培训等。其中办案补贴是直接给申请人提供咨询、代书服务以及诉讼援助的经费，即支付给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实际报酬，其余都是为了法律援助工作顺利进行的辅助经费。依照工作性质的重要程度而言，办案补贴占法律援助的比例应当最高，但在实践中，虽然近年来办案补贴的比例有所提升，但仍然维持在40%以下。
2012年法律援助总支出为119535.74万元。在如此庞大的开支下，办案补贴仅47681.39万元，占总支出的40%，余下60%的经费，用于法律援助宣传，法律援助培训，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办公经费。由此可见，由政府负责并主导的法律援助业务大部分资金并没有落实到法律援助本身，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真正能够提供法律援助的三类群体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平均办案补贴分别为426元、798元、399元，而撰写一份法律文书平均收费约600-2000元。如此低廉的报酬换取的必定是廉价的法律服务，诸多法律援助的律师工作不认真负责，基本不阅卷、不会见，在开庭时也不为当事人据理力争，最终受援对象的权利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回。不仅如此，由于法律援助业务经费不足，影响了实际能够获得法律援助的数量和比例。
其次，援助对象的身份困境。中国《法律援助条例》并没有详尽地规定贫困的具体标准，而是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据本行政区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因此，全国各地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五花八门，标准不一。一般都是由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居委会、村委会开具经济困难证明。某些农民工在大城市里打工，其收入微薄且不稳定，一旦出现劳资纠纷需要法律援助时，需户籍所在地开具贫困证明，但是与其所在户籍地务农者相比，这些远离家乡的打工者仍不能被当作贫困者来对待，当地的村委会、居委会在开具贫困证明时则会有所选择，有时会附加其他条件，如交纳特殊费用等，这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最后，法律援助的范围过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中第10条和第11条规定了法律援助范围，同时授权各个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补充规定。但是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地方细则，很少有对农民土地纠纷、房屋拆迁问题等近几年来矛盾突出的问题做出规定，而这些方面的矛盾正是法律援助应当予以支持的。目前对于强拆案件的法律援助多数由人权律师提供，而全国范围内有大量的强拆和土地纠纷，人权律师所能给予的帮扶远远无法满足社会需求。
(四)问题四:顾虑重重的实质倾斜
对弱势群体进行倾斜性保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程序性质的倾斜，如前文所述的降低、减免诉讼费用，提供法律援助等;另外一种就是实质性的倾斜。本文所指的实质性倾斜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司法判决过程中由于考虑到弱势群体的身份，基于政策要求或者道德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权益。程序性的倾斜帮助能够为大部分人理解和支持，其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源的投入和有效利用的问题。但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实质性倾斜则会影响司法的根基客观性、确定性以及合法性。学界很少直接讨论弱势群体实质性倾斜保护的问题，但是有学者会积极讨论司法中的利益衡量和实质权衡。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实质权衡下对弱势群体进行倾斜性保护的案例。如泸州二奶案适用原则而不是规则;深圳梁丽捡黄金认定为侵占而非盗窃;两起捡球案类似案件不同判等移。在这些案件中不难发现，现实中对弱势群体倾斜大多是以实质权衡为基础。而实质权衡的根基建立在法外因素(如社会效果)之上，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法官的视野，影响了判决理由。那么这种实质性的权衡是否破坏了司法的客观性、确定性以及合法性?陈坤博士试图证明，在疑难案件中，对法外因素进行实质权衡的方法并不会损害司法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合法性卿。陈博士虽然提及了疑难案件的不同种类，即规则缺陷、语言模糊、价值观不可通约等，但是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却将其进行了简化处理。如对于实质权衡不损害司法的客观性这一论点，陈博士的论证仅仅适用于规则缺陷的情况，即司法判决无法从特定的法律规则中推导出来。面对于价值观的不可通约的疑难案件，实质权衡的方法可能会导致法外因素排除规则适用，损害司法的客观性。对于案件的确定性，陈博士转化为案件的可预期性，认为实质权衡与人们的预期范围一致。但是，陈博士忽略了自己提出的新颖案件的情况，某些新颖案件的出现即便法官做出了实质性衡量，仍然有可能出现与人们的预期相违背的情况。如云南省高院对李昌奎案件改判过程的理由，同样也是一种实质性权衡(法外因素)，但云南省高院的改判明显与人们的预期相违背。对于合法性，陈博士模糊了合法性概念和合法律性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合法性的内涵与外延比合法律性要广，合法律性只是合法性的一个含义。广义的合法性既可以指合法律性，如此判决依据法律和事实，具有合法性;也可以涵涉权威的概念，如民选政府具有合法性，因此要服从和尊重政府;还可以被表达为正当性，如严重践踏人权的法律规定不具有合法性，这里法律违法的并不一定是上位法或者宪法，而是一种更高的价值(公平、正义、人权等)。陈博士所指的合法性更接近于权威性与正当性，而不是合法律性，面对实质权衡进行的质疑主要集中在这种权衡进路对合法律性的侵犯上。综上，陈博士的论证无法消除实质权衡对司法判决客观性、确定性、合法性的损害。至此，在司法判决中考虑当事人是否属于弱势群体，抑或对弱势群体进行倾斜性保护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司法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合法性。
三、针对弱势群体司法保护问题的回应
针对前文中存在的四类问题，笔者提出以下方案:降低整体诉讼成本，以风险补充法律援助，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回应弱势群体界定问题和实质权衡。
(一)降低当事人的整体诉讼成本
降低诉讼费用招致了更多的案件，其效果并不如意，因此有学者主张提高诉讼费用，减少社会的司法诉求卿。这种思路虽然在理论模型上可行，但考虑到执政为民的方针以及政策的稳定性，这种朝三暮四的行径无法真正付诸实践。案件激增与降低诉讼费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实践中的解决方案很多，如:(1)纠纷分流;(2)增加编制，增加人力资源;(3)简化诉讼程序;(4)通过司法改革提高司法工作效率;(5)通过完善评估机制调动人员工作积极性。最好的解决方案必须能够符合帕累托改进，从这个角度而言，最佳的策略可能是降低当事人的整体诉讼成本。这个方案有三处利好:其一，满足当事人的诉求;其二，符合高层执政理念;其三，激发社会需求，倒逼司法体制改革。前两者的好处自然不必多言，对于第三方面，应当说，若没有潮水般案件存在，地方司法改革就不会取得成就，司法评估体系就不会完善[o,}，司法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永远不可能得到提升。所以从长远看，案件增多对司法的锤炼远大于当下的困难。既然选择降低当事人的整体诉讼成本属于某种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那么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如何操作。事实上，司法系统经过多年的不断尝试，各地己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曲。这些经验表明了降低整体诉讼成本的可行性。但这些经验往往偏属于各个地方，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汇总和交流，也没有制度化和体系化。因此，需要在全国层面进一步总结经验，在对司法程序、司法经验、审结方式等方面反思的基础之上，将其制度化、法定化。
(二)市场思维模式下的法律援助
我们可用以下方案解决前文所提到的法律援助中存在的一些弊端:(1)逐步提高办案补贴在法律援助支出的比例(从数据上看，每年都在提高);(2)明确援助对象的标准;(3)简化申请援助流程;(4)扩大援助范围。以上方案是针对政府主导下的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思路。但除了政府之外，在法律市场还存在另外一种援助方式，即风险。对于风险，中国的做法更多的是进行限制而非引导。2006年出台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部门规章)第11条和12条规定了禁止进行风险的案件沁。而禁止的范围与法律援助有一定的重叠卿，这种做法剥夺了风险所具有的法律援助功能，从域外经验看，风险在关国是由于工伤赔偿案件的大量发生，当事人无力承担诉讼费用的情况下产生并发展的。英国因风险的存在，政府逐年减少了法律援助的开支移。认为某些案件不能进行风险的理由大致如下:(1)风险婚姻、继承案件可能有损公序良俗网;(2)对于请求给予最低生活保障，追索赡养费、抚养费等费用、工伤赔偿、劳动报酬以及国家赔偿的当事人，风险使律师侵犯了当事人应有的利益，不利于弱势群体保护;(3)刑事案件大多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无法用金钱衡量，不适合使用风险。对于(1)和(3)，笔者非反对意见，但对于(2)，笔者认为存在一定的商议空间。首先，从规范角度看，风险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民事合同，依照《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若该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则应当被认为无效。中国《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并不能以此否定风险的合同效力。其次，从当事人利益获得看，禁止对(2)中所列事项实行风险剥夺了当事人获得利益的一种可行性方式，对于当事人利益获取来说，风险和国家法律援助的区别在于量而非质，在于多少而不是有无。就好比给一个将要饿死的人一块发霉的面包，此时政府出面禁止，要求等待政府救济粮的发放，诚然发霉的面包对人的健康有害，但总比饿死好。最后，从法律援助与风险的关系看，若国家的法律援助真能发挥作用，那么就不会存在风险的市场空间。从这个角度说，风险对国家的法律援助是一种补充。
(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对弱势群体进行程序性倾斜和保护不会损害司法本身，但是实质倾斜就需要解决好弱势群体的界定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司法因此遭受的损害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司法层面确实无法解决。因此，笔者在此不赞成对弱势群体进行实体性的倾斜。正确的模式是在规则之下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首先，从规则适用的角度看。司法适用的各种概念都具有特定的标准，具有相对的一般性和明确性。如年龄(不满18周岁的人)、身体状况(孕妇，盲聋哑)、精神状况(精神病人)等。弱势群体属于社会学的概念，其评价标准多元，有政治、经济、文化、能力、社会地位等，若直接将其引入法律的适用，则会引起极大的混乱。弱势群体倾斜性保护的前提是将这种社会学概念转化成为法学概念，如为了体现对老人的倾斜性保护，刑法就将老人的标准界定为75岁以上的人。因此，解决弱势群体实体性保护的重点应当在立法，而非司法。
其次，从社会效果看，司法对弱势群体的实质倾斜并不必然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其结果要么是人人争当弱势群体，要么是最具话语权的人群成为弱势群体。其实质是从契约到身份的退化，其效果是阻碍法治的进步与发展。虽然保护弱势群体是法治的要求，但其正确的模式是通过规则平等适用而非其他方式。诚如哈耶克所言:祛治确实要求平等地对待所有人，但是它却不能以人为的方式迫使人人平等，这样的努力会摧毁法治本身。
最后，从司法的正常运转看，实质权衡的方法可能会损害司法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合法性。诚然司法中的实质权衡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无法避免的现象，就如同一个再健康的人也会生病一样，再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有时也需要利益衡量以及实质权衡。但是实质权衡如同给病人吃的药，所谓是药三分毒，用药是非常态下的选择，并非长久之计。一个健康、稳定的司法需要客观、中立，面对强势或者弱势群体，需要的是重新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法律援助的概念篇4
两个月前，记者曾简单介绍了wto框架下的“综合框架”和“促贸援助”问题。从昨天起，wto已开始举行第一次促贸援助全球审议会议。借此机会，记者再专门就促贸援助问题做些补充介绍。
“aidfortrade”直译为“用于贸易的援助”。因为这样听起来不像专有名词，所以最初中国官方将其简称为“贸易援助”。但如果不结合英文原称而单说“贸易援助”四字，很容易让人摸不着头脑。为此，中文的译法后来改为“促贸援助”。不管选择什么样的名称，其所指都是“用于贸易方面、为了贸易而提供或接受的援助”，而且“促贸援助”这一概念又通常特指多边援助。
正如两个月前介绍过的，“促贸援助”作为专有名词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基本上是2005年才提出，至当年底被wto香港部长级会议所接受，并为启动wto主导的全球促贸援助工作提供了授权。但“促贸援助”本身并非新鲜事物。经合组织的报告显示，目前多边官方发展援助中的40%是用于贸易方面的。
根据2006年12月确定的路线图，在此次全球审议之前，wto已经相继在秘鲁、菲律宾和坦桑尼亚等三个亚、非、拉国家举行了三次地区性促贸援助审议会议。通过这三次会议，促贸援助的重要性已经获得普遍共识。本次全球审议的目标主要是总结已经取得的成果，确定今后的工作步骤以及改善对促贸援助的监督与评估。然而，随着促贸援助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相互关联又难以回避的问题突显出来，一定程度上成为进一步推进促贸援助的障碍。
首先，“促贸援助”的定义和范围不够明确。《香港宣言》只笼统地规定，“促贸援助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增强供给能力和与贸易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贸援助特别工作小组在其报告中建议促贸援助应包括六个方面，分别是贸易政策与法规、贸易发展、与贸易有关的基础设施、生产能力、与贸易有关的调整以及其他与贸易有关的需求。但在实施当中，捐助方都是按照各自不同的标准来确定援助范围和捐助额。没有统一的标准就无法核实捐助方的实际出资是否达到了认捐额。
其次，“新的”促贸援助与原已存在的促贸援助难以区分。wto香港部长级会议使得“促贸援助”在原有零散的促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整合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香港会议另一个更重要的初衷是通过将“促贸援助”概念化来大大提高促贸援助的金额，改善促贸援助的效力。这才是促贸援助的“新”之所在。wto总干事拉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促贸援助不是要建立新的机制，而是要利用现有的机制，将更多的援助更加有效地用于贸易方面。但本来就有上面提到的定义不明问题，再加上不建立新的独立机制的要求，就使得如何衡量两个“更加”是否得到了实现成为一个难题。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都担心促贸援助的承诺最终无法兑现。
再次，促贸援助具体怎样实施仍然是个问号。不同的研究报告都显示现有的促贸援助存在资金不足、人力匮乏、管理不善等等诸多问题，援助机构与受援方的优先要求也常常不同，难以协调。新的促贸援助必须研究如何克服现有缺点的课题。而且，既然不建立新的机制，新的捐款如何提供，受援方如何提交新的申请？如果这些都按照现有规则操作，就难以保证不犯和以前同样的错误。
法律援助的概念篇5
摘要:最早产生于英国的司法救助是随着欧美市场经济福利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对于穷人、弱者的诉讼救助，始终是该制度的核心内容。因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存在差异，一部分公民因经济困难支付不起必要的法律费用、难以平等地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要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对这部分公民提供必要的司法救助。构建完善的司法救助制度，能够从程序上实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从而保障其实体权利最终实现的可能性，体现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关键词:司法救助；公平；弱势群体司法是法治社会中的一个极富实践性的环节，是连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主要桥梁，是法律制度是否完备的监测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殿堂。它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仅仅要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的处理，而且还要在协调和处理这些利益关系的方式上公平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经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了，它被宪法、法律、法规所固定，成为了金科玉律。它要求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对一切公民，都要平等对待。对于任何公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生、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如何，都既不能给予特殊的优待，也不能给予任何歧视。然而，法律的规定仅仅是使大家在法律面前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可跑得快慢、早晚不是凭自身就能够决定的。这是因为诉讼本身，除了是一个最公平的解决方式外，还是一个最为昂贵的成本的解决方式，最复杂的解决方式。这就如阿瑟•奥肯所指出的那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誉为我们权利中最高的精华。而这项权利的付诸实现，即便从最低限度说，获得法律咨询和辩护的花费对穷人也是高昂的。”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要求由形式平等走上实质平等，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对弱势群体予以保障，而使用司法救助制度来平衡诉讼权的行使就成为必需。一、国外司法救助制度的历史进程包含司法救助内容的法律援助起源于英国。早在1424年，苏格兰的一项法规创立了穷人登记册，据此，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可以免费得到法律顾问和人的帮助。1495年，英格兰承认穷人享有免付诉讼费的权利，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依据《最高法院章程》对不能支付民事诉讼费用的人给予法律援助。1903年，英格兰又对所诉刑事案件请求辩护人帮助的问题作了专门规定。经过近五百年的发展，1948年，英国制定了《法律援助法》，是世界上法律援助最为完善的法律之一。民事诉讼费救助是随着欧美市场经济福利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早在1921年，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就开始了一项政府资助的诉讼费援助计划，此后英国、荷兰、新西兰、挪威等国家分别通过了诉讼费用援助法。在福利国家中，既然个人有获得法院审判及获得律师帮助的社会福利权利，那么对于那些没有资力支付诉讼费的人或群体，国家或社会应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使诉讼成为可能。由于消费者、环保主义者、穷人和受歧视者是传统上有可能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权利的群体，因此，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诉讼援助制度，主要是针对这类人而设。对于穷人的诉讼援助，始终是该制度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各国都以受助人的财力即经济状况作为确定诉讼费用援助的依据，差别仅在于对“贫穷”的界定标准不同。在德国，诉讼援助按当事人的收入额和财产额决定：收入额在标准线以下的，一概给予全部诉讼援助；收入额在标准线以上而又未超过一定限度的，给予部分诉讼援助，即准许分期交纳诉讼费用，但以48个月为限。当事人收入的计算，依照《联邦社会救助法》的规定，即把诉讼援助与社会救助联系起来考虑，这一点突出体现了德国福利国家的特点。1998年法国对法律救济概念进行了扩展，使公民享有以下权利：（1）对其权利和义务的知情以及了解帮助其实现其权利的机构；（2）在享受其法律权利或履行其法律义务时，获得法律救济，以及在非司法程序中获得帮助；（3）获得法律咨询；（4）在制定和缔结法律文件时获得帮助。除上述制度外，还有最初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的“诉讼保险”制度以及《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规定了协商解决纠纷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欧美国家民事救助制度形成了完备的制度体系，对救助对象、范围、主体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司法救助制度的历史发展与进程表明了它源于公民平等的诉讼权，是对平等的制度化阐释，是一国民主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国现代文明程度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准之一。公平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的行为准则，司法救助制度正是公平理念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现状剖析我国的司法救助制度，有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制度层面而言，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以下简称收费办法）首次对诉讼费用的缓、减、免作了规定，但该规定非常简略，仅仅宣称“如果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可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免交。”但没有涉及到适用的条件，对象及具体程序的问题。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仅仅重申了《收费办法》的规定。1999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概念，但没有进行具体阐述。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救助规定》），对司法救助的概念、对象以及审判程序等内容作了规定。针对近年来经济确有困难群体出现的新的变化，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4月5日修订了《救助规定》，通过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相比《新规定》比《救助规定》进步主要表现在：（1）重新阐述了司法救助的概念；（2）进一步扩大了司法救助的范围，加大了司法救助的力度；（3）完善和简化了司法救助的审判程序；（4）相对明确了提供经济困难标准的部门。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要探索建立诉后司法救助制度，包括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和执行救助基金制度。这个意见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执行救助制度的基本确立。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现行的司法救助制度主要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但经济确有困难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这里的司法救助的概念定义比较狭隘，仅仅将司法救助限定为诉讼费用的减、缓、免交，即司法活动中对弱势者给予的司法负担的豁免，没有将为当事人提供诉讼上的便利、为困难者提供司法救济界定进来，尤其是没有将给予生活极度困难的申请执行人或刑事被害人进行经济救助予以明确规定。“在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贫富差距仍在扩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特别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就很难获得正义的平衡。”三、我国司法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现阶段，我们的这个社会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现象和因素，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等不同方面的利益变动也进一步加剧，在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异拉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现行司法救助制度的不足和缺陷逐步也显现出来。（一）司法救助的性质不清一般人认为，司法救助制度是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一种诉讼制度的保障。其实这种理解是狭隘的。司法救助的性质不仅仅如此，司法救助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及保障司法公正。因此，它属于社会救助的性质，应该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然而目前人们对此的认识并不如此，从而在立法及其实际操作上产生了较大的误差。（二）司法救助的定位不准目前一般都将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相区别，认为司法救助是审判机关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通过对当事人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的救济措施。而法律援助是指在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法律制度。其实，这种区分割裂了两者之间本是紧密的关系，不但不利于司法救助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而且也不利于社会保障机制的构建。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应该是相容关系，司法救助应当被包含在法律援助制度范围内。（三）司法救助的立法滞后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是否健全，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看其司法救助法制体系是否完备。我国司法救助制度本身就不健全，没有形成体系，更不要说作为保障的司法救助法律体系了。而许多司法救济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健全的司法救助法律体系作保障。（四）司法救助的规定不成体系对于司法救助的规定一般散见在法律、法规中，成为一鳞半爪。在为民、便民、利民的思想指导下，各部门又相继出台了一些规定、意见。如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对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的《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司法部、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档案局联合出台《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问题的意见》等等，这些规定相互之间缺乏衔接，不能成为体系。（五）司法救助的实践操作不具体规范不论是法律援助，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对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上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表现在衡量标准、监督机制等等方面。这使司法救济缺乏透明度，让人敬而远之，反而不易实现设置它的目的，造成了司法救助的范围随意地被扩大或者缩小。（六）司法救助的方式较为混乱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除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及法律援助外，部分法院还开辟了执行救助的渠道，对于因为执行不能而确有生活困难的当事人进行执行救助，预付执行标的款。还有的法院在执行中，运用并案执行，以节省司法救助的案件在执行中实际发生的费用来达到司法救助的目的。这些措施，有的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如前者。有的只能说是便民措施，如后者，而不宜列入司法救助的行列。四、司法救助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一）立法层面应对司法救助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完善。法院作为救助法规制定者和实施者的作法违背法院的中立地位，不利于司法救助的长远发展，建议制定《司法救助法》以及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对司法救助的条件、范围、形式、程序、经费等作出具体规定，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体系相衔接，明确司法救助的职责主体。1、以司法机关为救助职责主体，由当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确认和发放救助金；2、政法委牵头，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财政局等成立专项工作办公室，作为救助辅助主体，实施司法救助；3、由法院确认是否进行司法救助，政府或其职能部门（如民政局）发放救助金；4、人民法院为唯一的司法救助机关，同时协调好和有关部门的工作职能与分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二）实践层面1、适当扩大司法救助对象的范围将不属于低收入群体，但诉讼中出现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和确有经济困难的单位列入救助范围，可适用缓收或适当减收诉讼费。若其胜诉，赢得利益超过受诉法院对其减收的那部分诉讼费，可要求其足额补缴。2、扩大司法救助的方式救助方式的多少与实现的可能性决定着司法救助实现的广度与深度。由于司法救助是由人民法院对弱者进行的一种保护，从法院的“中间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和诉讼的“公正、平等”的精神实质分析，法院不可能对弱者保护得面面俱到。如果这样，弱者一方由于法院这个国家权力机关的支持，倒可能变成强者，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会重新失衡。因此，在设计司法救助的方式时应把握好一个度，使本来地位失衡的当事人地位实质上接衡，不能“矫枉过正”。一是要注意为进入诉讼的弱势群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诉讼人。二是要注意为进入诉讼的弱势群体及时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这主要是针对受害人为弱势群体的刑事自诉案件而言。当前，一些刑事自诉案件的受害人由于调查取证能力弱而使得案件无法立案，自己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护。本来就处于生存和发展弱势的人群，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再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无异于雪上加霜。对此，人民法院有必要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3、拓宽司法救助的途径具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立案救助。立案是司法救助工作的第一道关口，在审判实践中应改革立案方式，采取各种便民、济民措施，既要履行好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责，又要有助于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对因文化程度低或身体有残障等原因写不了诉状而要求立案的，积极推行口头立案方式。同时，要加强立案阶段的释明工作，当事人在起诉时，立案法官要在审查起诉状后，作好如下释明，即诉讼请求是否适当的释明，权利义务的释明，诉讼举证的释明以及诉讼风险的释明等。二是案件审理救助。创新现有的审判体制，为弱势群体及时、低成本地维权创造条件，应尽力做到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为弱势群体在诉讼中提供更多的便利，以帮助其充分实现合法权益，降低诉讼成本。三是案件执行救助。在执行阶段，涉及弱势群体的，则应做到既要维护法制权威，又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充分实现“弱势群体生存权保护原则”。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对同一被执行主体有多个申请执行人中的弱势群体优先兑付执行款、物；（2）对被执行人确属下岗、失业人员，无力履行生效裁判的，应优先中止或终结执行；（3）对涉及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和劳动报酬等内容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依职权由审判庭直接送执行机构执行，以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和会公益。4、救助资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建立司法救助基金经费保障是司法救助工作正常开展的最根本条件之一，没有可靠的经费保障，司法救助工作往往就无从谈起。在一些司法救助制度较为健全的国家，司法救助经费都依法被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设立专项的司法救助基金由国家财政予以支付。同时建议尽快纳入社会救助体系的司法救助基金，该体系应由党委牵头、政府出资、法院承办。首先救助基金应独立核算。以各级财政解决为主，接受各界捐赠为辅，单独设立帐目核算。救助基金只针对当事人，原则上“救急不救困”，实行一次性救助。在救助功能上与一般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区别开，即只是临时承担救助功能，在法院发放救助金后，执行到位的款项会优先补入司法救助基金。其次是明确救助范围和标准。建议将司法救助基金与执行救助基金相结合，将未获赔偿的刑事附带民事受害人、被执行人无力履行且生活困难的申请执行人、无力支付各种诉讼、鉴定费用的当事人，都列为基金救济对象。救助金额以基本达到救急为标准，不以当事人实际损失为标准。再次是申领程序必须严格。严格执行当事人申请、法院初核、财政主管部门复核、法院执行的步骤进行，基金使用达到公开、透明、高效。5、实行联动的司法救助机制鉴于困难当事人在现行司法救助制度中无法在诉讼中获得必要法律服务，建议将司法救助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有效衔接，扩大司法救助制度内容，改善弱势群体进入诉讼后的不利地位，提高司法救助的工作效能。同时，人民法院应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政府等部门的积极支持，联合司法、民政、基层政府、人民调解组织等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将弱势群体案件纳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从源头上消除弱势群体“诉讼难”问题。6、增设司法救助的监督制度规范司法救助工作的职责分工，将司法救助纳入流程管理体系，明确立案、审判和执行各个环节的法官在司法救助工作的职责，各司其职，分工负责，同时要充分发挥法院内部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由法院纪检监察室每月对司法救助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而未给予，或者不符合条件而错误给予救助的，都要及时纠正，并给予相关责任人以相应的纪律处分。此外，对缓交期限届满，当事人未交纳诉讼费用的，如果案件在审判阶段，则有审判庭法官催缴，拒不交纳移送执行部门强制执行。如果案件已在执行阶段，则由执行部门法官催缴，拒不交纳的，强制执行或从已执行到的财物中扣除。7、明确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部门由于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信用意识的淡漠、税收征管体系的缺陷导致对具体个人或企业的收入情况并没有完全的掌握，导致相关部门难免出具与实际完全符合的困难证明，这些客观原因的消除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针对该问题，目前可规定公民经济困难证明的出具由民政部门或劳动保障部门。企业经济困难证明的出具由税务部门，但故意或重大过失出具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困难证明的，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和谐社会首先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核心内容是正义、公平。由于公民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受教育程度不同、尤其是所拥有的社会财富的不同，造成了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法律保护机会的不均等，从而致使实际享有权利上的差异。消除这种事实上的差异，实现对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使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进而推动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就要进一步完善司法救助制度，这不仅仅是提高司法文明的需要，更是整个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条件。学出版社，1996.徐来.最高法司法救助新规:扩大司法救助范围，简化审批程序[n].法制日报，2005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2000年7月12日.马勇霞.开展法律援助，共建和谐社会[eB/oL].人民网，2005年7月20日.闵建生.和谐社会背景下执行救助制度的建立[J].法律适用，2007.5.abstract:thefirstappearedintheUnitedKingdomandeuropeanmarkets，withtheaidofjudicialeconomyarisingfromtheemergenceofthewelfarestate，forthepoor，theweakactionreliefisalwaysthecoreofthesystem.Becauseofuneveneconomicdevelopmentbetweenregions，incomedifferences，somecitizenscannotaffordthenecessaryfinancialdifficultiesduetolegalcosts，itisdifficulttoachievetheirlegitimateequalrights，toachieve"equalityofcitizensbeforethelaw"principle，whichtothispartofthenationalandcivilsocietytoprovidethenecessaryrelief.Constructionofsoundjudicialreliefsystem，tothepartiesfromtheprogramtoachieveequalityofrightsofactiontosafeguardtherightsoftheultimaterealizationoftheirphysicalpotential，reflectingtheinherentrequirementsofaharmonioussociety.Keywords:judicialassistance;fair;vulnerablegroups
法律援助的概念篇6
摘要：法律援助的现代社会的一种法律保障制度。我国的法律援助虽起步晚，但成效显著。成都市法律援助事业也正呈现出蓬勃兴起与发展的态势，本文从介绍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概况入手，阐述了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分析了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探讨和研究了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成都市近年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件）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承办社会律师承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社会组织人员承办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上半年25981425235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
3.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一、二、三期
3、房保国编著《遇事找法—法律援助》中国法制出版社
4、法律援助条例
法律援助的概念篇7
当今社会处于信息时代，浩如烟海的信息为教师选择事例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但同时也对教师的选择能力提出了要求，教师该如何选择适合教学内容的事例，值得思考。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选择的事例值得推敲：如有的偏僻晦涩，不为学生所熟知；有的属随意编造、主观臆想，违反科学原理和客观规律；有的属一知半解、断章取义、道听途说；有的虽确凿可信，但与所讲知识没有必然联系，经不起逻辑上严格的推敲。这些都是教师应该避免和注意的。总之，教师选择事例辅助教学时，既要注重其生动性和形象性，又要注重其科学性和逻辑性。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事例须浅显易懂、为学生所熟知
(一)事例浅显易懂是教育规律的要求
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第一次把教育学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他基于心理学和认识论基础提出的“统觉论”认为：“新观念被旧观念同化或吸收的过程，即学生在旧有观念的基础上，接受新观念的过程，就是统觉过程，任何观念的获得都是统觉的结果。”依据“统觉论”原理，教学应把新知识与学生原有知识结合起来，把新知识纳入学生原有的知识体系中，新知识才可能为学生真正理解。[1]《墨子•小取篇》提出“辟、侔、援、推”四种类推方法:“辟也者，举也(他)物以明之也”，即以已知之物喻未知之物；“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即以公认之辞证尚未获公认之辞；“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指由这个论证而推出另一个新论证；“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之者，予之也”，即类推，从已知事物的性质推知未知事物的性质。[2]我国古代文化传统非常重视这种认识方法，《吕氏春秋•察今》篇写道：“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3]这些都说明认识过程符合从已知到未知、从熟悉到陌生、从形象到抽象的过程。事例教学中运用事例来佐证概念，推导原理，就是使教学过程符合以上认识法则，把抽象的概念或者原理解释得具体生动，浅显易懂，增强教学效果。所以，教师援引的事例必须能够为学生所熟知，以直观、形象为目的，才符合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的认识原则。
(二)全面了解学生是选择合适事例的前提
哪些事例才是学生熟知的事例，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对不同年级、不同环境的学生，这个标准都是不同的。所以，教师要援引能为学生熟知的事例，首先应对学生的知识结构、生活环境作全方位的了解：不但要深入了解所教学科的知识，还要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的知识；不但要了解学生现在所学的知识，还要了解学生过去学过的知识；不但要了解学生课内的知识，还要了解学生课外通过电视、网络、课外书等获得的知识；不但要了解学生的校园生活、还要了解学生的业余生活。这样，援例时才能贴近学生心理，使学生产生亲切感，才会达到援例教学的目的。
二、事例应正确反映客观现实，不能主观臆造，亦不可断章取义
(一)选择真实事例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
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认为传播知识、追求真理是教师的基本职责。此外，教师还应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培养学生追求真理、求真务实的品格。英国教育家赫胥黎指出：“在我所设想的理想的大学中……学生呼吸的空气将充满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真诚的激情，因为这是比学问更珍贵的财产，比获得知识的能力更高尚的素质。”[4]他认为，崇尚真实应当是学校的优良学风，因为真实是道德的核心，求实精神比知识更重要。所以，选择真实的、反映客观事实的事例进行教学，既可以拓宽学生知识面，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求知、求真的品格。
(二)事例真实性的内涵
1．在于其客观实在性
援例教学必须确保事例的真实性。真实的事例，首先可以是确凿的事实，如历史事件、自然现象、科学原理、真实生活片断，它们的真实性不难理解。真实的事例也可是寓言、童话、哲理故事，还可是比喻、民谣等，这类事例的真实性在于其客观实在性，即它体现的道理不能违反基本的科学原理，虚构的情节不能违反客观事物的基本规律，应是对客观规律的升华与抽象。如我国古代的寓言“拔苗助长”，虽不是史实，但其具体情节并不违反客观规律。想用手工拨苗的方式来助田苗成长，苗必死无疑；在生活和工作中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的事例随处可见。在教学中，适当地运用这些故事来说明道理，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对基本原理违反科学规律、具体情节违反自然法则的事例，一定要加以剔除，不能为了课堂的生动性和形象性而不顾教学本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例如有一“蛙跳原理”的故事：
两只掉到井里的青蛙都不停地往上跳，听到井边的青蛙不停地说话。一只青蛙当成讽刺之辞，泄气不跳而死；另一只当成激励之语，坚持不懈，最终跳出深井。因此认为鼓励有巨大的力量。
其结论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此故事情节明显失真，违反科学原理：两只青蛙有相同的听觉机制，听到的又是相同的声音，根据动物刺激感应性原理，相同的听觉机制对相同的刺激反应是大致一致的，不可能截然相反。故此故事不是对客观事实的正确反映，没有客观实在性。用这样的例子来证明需要证明的原理，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扰乱学生思维，造成混乱，甚至会培养学生以虚假为事实、以谎言为真理的习惯。这是教师在进行事例教学时应该注意克服的。
2．事例要具体全面，切忌断章取义，一知半解
事例教学中，有时要援引一些比喻、民谣等来说明问题，一般属于喻证法。在喻证法中，所引事例一般与所要说明的道理或概念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只是使概念或原理更生动、更形象。这时，教师一定要注意，所引事例仅是比喻或民谣，不能把比喻当真理，拿传说当史实。以下这则事例足以引起事例教学的反思：
1961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在研究气象现象时发现，在一个系统内，初始条件极小的偏差，将会引起结果极大的差异。为了更形象地表达他的发现，在一次讲演中他做了一个比喻，说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5]
在教学中运用这个比喻，说明细小的差别可以造成巨大的差距这个道理，是恰当的，但运用时一定要强调这仅仅是气象学家打的一个比喻。龙卷风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分析其成因，须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蝴蝶效应”绝不可能是真实的自然现象。而有的教师在教学中援引这个事例时，并没有强调它仅是一个比喻，也没有说明“蝴蝶效应”的出处与来源，自觉不自觉地把“蝴蝶效应”当成了客观的自然知识，实不可取。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教师备课搜集信息时须肯下功夫，要全面、深入了解所选信息来龙去脉，保证所引事例经得起推敲和斟酌，切忌道听途说、一知半解、断章取义。
三、事例与原理之间应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
以事例佐证概念、说明原理属于推理过程，要确保推理形式有效，就要确保事例与概念或原理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为此，援例教学要符合下面的相关要求。
(一)要遵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哲学原理和同一律逻辑规则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援例教学中，事例是原理的具体形式（属于特殊性），原理是事例的普遍形式（属于普遍性），从事例推导原理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这种哲学原理与逻辑学的同一律逻辑规则是有密切关系的。逻辑学原理告诉我们，概念的外延是对概念所包括事物范围的反映，内涵是对事物本质的概括。所以，概念的普遍性只是扩大同类事物的范围却不能增加事物的性质与内容，概念反映的原理就是具体事例体现的原理，与具体事例体现的原理具有同一的内容。这样，援例教学就要遵守同一律的逻辑规则。同一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必须与其自身保持同一，每一概念使用的词项都应是确定的内容，不能随意发生变化，不能混淆、偷换概念。援例教学是从特殊事例推导普遍原理的认识活动，要遵守从特殊到普遍的哲学原理，因而也要遵守同一律的逻辑规则：在把特殊事例的性质抽象为普遍原理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二者在词语意义上的同一性，不能发生变化。事例的内涵应与概念的内涵保持同一的内容；事例没有体现的原理，不能在概念中出现，事例中细微的原理，也不能在概念中放大，也不能用象征意义或者引申意义来代替事物的本义，否则，就会犯混淆或者偷换概念的错误。
如教师在生物学课上用“飞蛾扑火”“黑光灯诱杀蛾类”、刮风下雨时卷柏会合拢等例子来说明生物的“应激性”，就是很好的援例教学的例子。它符合由特殊到普遍、由具体到抽象的哲学原理，也符合同一律的逻辑规则。应激性是普遍性概念，是所有生物对外界刺激所作出的反应，但是这种普遍性的应激性就包含在上述具体事例之中。普遍概念中的应激性与这些具体事例中体现的应激性从内涵上讲是同一的，没有扩大。概念的普遍性只在于其外延扩大了，由飞蛾、蛾类、卷柏等具体事物扩大到了所有的生物。所以，在课堂中使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原理，能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相反，如在管理学课堂中常以木桶原理作为例子而得出结论：事物性能好坏不是取决于最优的条件而是取决于最差的条件。不容否认，事例确有客观实在性，但在论证过程中却违反了同一律的逻辑规则，因此也就得出了错误结论。说其违反逻辑规则，是因为在论证过程中把木板形状的最短等同于原理中条件的最差，也就是在从特殊性到普遍性过程中，词语的词项意义没有保持同一律逻辑规则，而是发生了变化。这里实际上在无形之中偷换了概念，把引申意义上的短处混同于本来意义即物理形状上的短小。我们经常用长处和短处比喻事物功能的优劣，但这时的长短只具有引申义与象征义，已不再具有外观形状上的意义。在现实中，形状上的长短、高矮各有优劣，不能说孰强孰弱。如骆驼和山羊，一个能吃到高树上的树叶，一个却能钻进门槛不高的园子里去吃菜，各有千秋。
因为论证程序违反逻辑规则，所以尽管木桶原理这则事例是客观事实，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此结论认为：事物的性能是由事物中最差的条件决定的。仔细分析，它存在三个方面的漏洞。第一，逻辑上自相矛盾。决定事物性能的部分是事物最重要的核心部分，而事物的核心部分不可能在系统中条件最差。第二，违反系统学原理。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可以把系统定义为相互作用着的若干部分组成的复合体。组合性特征不能用孤立部分的特征来解释，而是具有一种对部分而言是新加的或突现的总体性特征。事物的性质，不是由最好的部分决定，也不是由最坏的部分决定，是由组成的部分共同决定的，是构成它的各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6]第三，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如在一支军队里，每个军人的战斗力不同，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决不可能由最弱的那个士兵决定，一场战争的成败也不可能由规模最小的那次战役决定。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讲道：“……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7]以上所有分析足以证明决定事物功能的好坏不是其中最差的条件，而是事物内部所有条件的共同作用。可见，事例教学中遵守特殊性与普遍性哲学原理，遵循同一律的逻辑规则，有多么重要。
(二)以事例原理的必然性保证概念的普遍性
举例说明是归纳推理，用具体事例来证明普遍概念，是由个别事例推导出一般原理、由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思维方法。既然概念与事例内涵同一，则只要保证事例内涵有必然性、客观性，就能把其推广到其他同类事物，从而扩大范围，上升为普遍性概念。概念的普遍性存在于事例的必然性之中。要认识事例内涵的必然性，就要认识事例诸现象之间有必然的、稳定的、确定的因果联系，从对事例及其属性之间必然的因果联系的认识，对该类所有对象作出一般性结论。
但是，因果联系又是复杂的、多样的，经常真伪难辨。确定因果联系的正确方法是科学归纳推理，寻找客观事物及其诸要素之间的必然因果联系，然后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这样的结论是必然而不是偶然的，是本质而不是表面的，是稳定而不是临时的。这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援例教学中分析事例诸要素之间必然的因果联系，是一个严谨的科学过程，这一过程应该遵循科学原理。教师可以带学生去观察自然现象，也可以带学生亲自做实验，还可以引用别人已经观察到的结果或做过的实验，但无论哪种方法，教师都应引导学生对事例本身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然后从中得出正确的、一般性的结论，产生出普遍概念。这个过程要求严谨，求真，切忌似是而非，不求甚解。
一位教师在讲“珍惜生命”时用了以下事例：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威克教授做过一个实验：在一个瓶口敞开、瓶底向光的瓶子里放进几只蜜蜂，发现它们在瓶子内朝着光亮的地方飞去，经过几次折腾后，蜜蜂放弃了努力。然后把蜜蜂倒出，把瓶子按原样摆好，放进几只苍蝇，苍蝇飞行时或上或下，或背光或向光，不久，全部从瓶口飞了出来。
教师由此事例得出结论：要十分珍惜宝贵的生命，只要有生存的一线希望，也决不能轻易放弃；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要顽强拼搏，不能悲观失望。事例本身为真，不用怀疑。结论是只要珍惜生命，不畏困难和挫折，在任何困境中都有成功的希望，也不能说错误。可如果仔细分析，却发现事例与结论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根据普遍性与特殊性有相同内涵的原理，可以从特殊性中归纳普遍性，从事例到结论；相反，也可以从普遍性演绎特殊性，从结论推导事例。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演绎回去，由原理推导事例的内涵，就是苍蝇珍惜生命，在困难与挫折面前乐观勇敢，所以飞出了瓶口，而蜜蜂则相反，所以最终飞不出瓶口。显然，这是荒谬的。荒谬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从事例到结论的推导过程中没有首先对事例本身诸要素之间必然的因果联系进行严谨、科学的分析，否则不难找到原因――蜜蜂有向光性而苍蝇没有，这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实。所以，不对事例诸要素之间必然的因果联系进行分析，在确定事例的内涵之前就急于把事例上升为普遍原理，就违反逻辑规则。这种论证或是推导出错误的结论，或者是误导别人错误理解事例的本质与内涵。所以在援例教学中，一定要对事例进行科学认真的分析与研究，以事例诸要素之间因果联系的必然性保证其上升为概念时的普遍性与客观性，保证教学过程的严谨与科学。培根说过：“要谨慎使用理性，请勿要给它挂上重物。”[8]即不要从个别的经验直接地、简单地飞跃到最高的原则。培根在这里是在论述他的经验论哲学，但对于我们今天的援例教学，亦有借鉴意义。
教学负有传播知识、传授道理的任务，但现代教学更注重严谨求证的逻辑思维的训练和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求实品格的培养。英国教育家斯宾塞认为学校的课程不仅要考虑知识本身的实用价值，还要研究其在训练心智和品德教育方面的价值，通过掌握知识来发展智慧和能力。选择合适的事例，引导学生通过对生动的事例分析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一方面有助于学生正确理解所学知识，牢固记忆所学知识；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训练了他们的推理能力，培养了他们的求实精神。这种教学方法符合现代的教育理念。
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各种信息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为教师选择教学事例提供了便利，但各种信息泥沙俱下，鱼龙混珠，令人真伪难辨。作为教师，应学会充分利用信息，在各种信息中选择适合课堂教学的资料做事例，增强教学效果，这是时代的要求；同时也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学会筛选好信息，甄别伪信息，学会正确利用信息，科学分析信息。在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中，作为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应该教会学生并和学生一起握紧真理的盾牌。
注释：
[1]戴本博，张法琨.外国教育史(中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64.
[2]莫绍.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1949―1979)[C].北京：三联书店,1981：432.
[3]百子全书•吕氏春秋第十五卷第八篇[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4]赫胥黎.科学与教育[m].单中惠，平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41.
[5]物理学史中的一月[J].萧加珀，杨信男译.现代物理知识,2008(1).
[6]黄少华.评贝塔朗菲的系统哲学[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7]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0―160.
法律援助的概念篇8
关键词：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立法；实践；述评；展望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天职和神圣的召唤。它使人确信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得以继续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这是在实然层面上的反思，更是在应然层面上的追求。作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朵“奇葩”，法律援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时代宣示者的角色，应该与时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注入活力，为广大民众的全面发展铺就一条法治绿色通道。本文着重在宏观层面上把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力求对其理论、立法和实践作客观、鞭辟的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展望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未来的发展趋向。
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述评与创新（一）理论述评理论源自于实践，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种经实践凝炼和升华的制度，也必然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这里，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进行评析。
1.价值源泉：人权保障人权保障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渊源，这在理论界业已形成共识。“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权是人的价值的社会承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观念上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标准。”最早提出“人权”口号的是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开始了对人性的崇拜和对人自身利益的关注，表达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愿望。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历史条件所制约，他们所推崇的“平等”是理想化、绝对化的平等，他们所憧憬的“人权”是抽象的人权，缺乏实质内容，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实现，因而只能成为倡导性宣言。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权”越来越被西方国家所重视。“国家的进步过程，其实也是人权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人权”的内容，并且在一般法律中将其具体化和明确化。人权在宪法中表现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一般法律中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权利。从此，具有实质内容的人权便找到了依归，人们对人权的追求真正成为可能。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局限性，其所宣扬的“人权”不可避免地带有欺骗性，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人权，往往成为少数政治人物把玩的“工具”，广大人民不可能享有真正的人权。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权保障的宗旨。这是新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法治国家不仅仅“通过法律的途径直接地保障人权”，而且“还通过依法制约国家或政府的强权来保障人权”.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正是通过限制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权力，附加其行政义务，以确保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实现。它侧重于司法救济和保障，是人权保障价值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但这种人权保障制度是片面的、不完全的、不平衡的，它只强调对某些特殊人群某方面的人权保障，其他许多本应为法律援助制度所“牵挂”的权利，如学习权、经济权、政治权、技能权、自我权、社会权等由司法权衍生的，本属于人权范畴的一系列权利都被排除。人权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从司法角度救济弱势群体，只实现他们部分人权的做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司法人权即使能够得以实现，也会因为其他人权缺失的制约而前功尽弃。因此，可以说目前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所追求的人权保障价值，只是在某一历史阶段的静态的特殊要求，没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和人类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审视和设计。于是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以人权保障价值作为具体目标，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文明作为终极目标。
2.经济基石：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是人类最古老的理想之一。中国自古就有“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构想。法律援助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时期应运而生的，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生事物。它是资源分配不公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源合理配置的有力措施。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法律援助的对象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对这部分人的援助是对生产力决定性因素的极大重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法律援助实际上为弱势群体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法律平台，是对这部分生产力的一种解放，是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掘。这无疑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使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其中有些人却难免于被社会所淘汰，沦为弱者。同时，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在一个层面上迎合了这种需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贫富分化逐步扩大为最棘手、最头痛的难题。在“先富”与“共富”政策的指引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弱势人群于温饱线甚至贫困线的边缘，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滞后者。法律援助为这部分人提供帮助，可以认为是法律资源的“先富”帮“后富”，从而实现全社会法律资源的“共同富裕”。实际上，法律援助在某种程度上是物质上的帮助，只不过是以提供法律资源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它是社会资源分配的有效途径之一，符合中国国情。
归结为一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有赖于法律援助提供一定量的法律资源作保障，同时，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康运行也需要相当多的物质资源作基础。客观地讲，虽然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综合国力也有所增强，但由于我国已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们在未能全面满足自身需求的时候，很难拿出更多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法律资源及其他资源去发展法律援助事业。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尴尬。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转换视角，拓宽思路，寻求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法律援助事业的飞跃进步。
3.政治之本：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为了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组织优势和社会动员能力，实行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正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仆情怀和执政理念，给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送来一股清风。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求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为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提供条件和保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正是国家对弱势人群的特别关照，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而更充分地行使当家作主的各种权利。这突出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民内部矛盾，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从心底里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体味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依法治国是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实现“法治”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相关权利。而“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司法救济，如果司法救济不公，公民的权利则将无所诉求了。”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保障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穷人也能打官司”，无疑是对一个国家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正最深刻而又最通俗的表达。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中国最底层、最贫困、最需要法律帮助的人们的合法权益。它直接向世人昭示：中国法治的本质不是“治民”，而是“民治”，人民利益是“法治”的最终归宿。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涉及面之宽，影响面之广，在最大多数人中间推行，依赖于全社会法治环境的形成；但同时也有利于法治方略的最终实现，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
人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历来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人民权利的实现有赖于行政权力的保障。法律援助是实现人民权利的有效途径，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的重要形式。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正是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一头牵着百姓疾苦，一头系着政府关爱”，直接面向社区、面向农村、面向群众，成为政府关心群众、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样可以协调、维持人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良性、互动、文明关系，有助于彼此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
总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的主导下发育和成熟起来的，它是党和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必须认识到，由于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还不十分科学，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渠道还不十分畅通，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阻力重重、问题多多，政府行政水平、行政艺术还有待提高和改进，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政治因素的制约，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司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无法实现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虽有所发展，但困难较多，压力较大，可谓任重而道远。
4.人文理念：民生关怀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孕育着扶弱济困、匡扶正义等传统美德和“仁爱”思想。这是儒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发扬和创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最早正是脱胎于此，它是全社会基于道义、慈善之心自发的个人行为，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内在精神的呈露。但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是政府对人民的义务，应将其上升为国家行为。政府只有给予社会弱势群体人性化的关怀和民生救助，在社会弘扬正义、培育人文理念，才是对弱者最根本、最彻底的关注和扶持。当然，对于新时代的社会捐助、义务帮助等社会公益行为，国家也要大力倡导、全力支持和有序引导，使之成为为弱势群体撑起正义蓝天的另一只巨手。这也有助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与了解，实现全民族心灵上的共通共融。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都是中国的治国方略。二者的主体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最终目的都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实现其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德治的保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有赖于“德治”提供社会道德基础，同时又有助于正确引导全社会都来关注弱者、救助弱者、发展弱者，进而推动以德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
“法治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法治的实现要观念先行，法治的观念是实现法治的精神动力。法治意识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法治意识作为法律文化的要素之一，它是法治现代化的真正内在动因。“民众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和最深厚的普遍基础。”民众的法治意识对于法治的实施及法治国家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推行，无可厚非应建立在全民法治意识觉醒和普及的基础上，因为只有如此，弱者才会知道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设法求助于法律；社会各界才不会任意损害弱者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推广和强化，进而为法律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最为直接的载体。
总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植根于特有的人文理念之中，是精神文明之花的必然结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人们在给予弱者关注与关怀时，其心态更多的是同情和施舍，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拉大援助人与受援人之间心灵上的鸿沟、造成无形中的不平等，而这恰恰背离了人文精神和民生关怀的初衷和实质。
（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制度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保障。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研究的范围较窄，思路不宽，前沿问题研究不多，缺乏创新，没能充分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因而，笔者试图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以引起更多学者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给予更多关注和进行大胆创新。
1.树立以人为本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法律援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最终目标，因此自然成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终极目标。法律援助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为中心的，都与人有密切联系。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应该突破只提供直接的法律帮助的束缚，通过提供与法律援助相联系的更为广泛的间接的法律服务，全面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环境和发展条件。因为“一个社会的贫弱者，法律问题仅仅是他所遇到的广泛的社会、情感、健康和其他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如果法律援助为他提供了一个案件的帮助，在个案结束后，他的经济状况并未改变，还会面临其他问题，也就是说，就个案进行的法律援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不应该只停留于对单个人的法律帮助，而要在单个受援人的生活、权利等发生明显改变后，使其全面提升自己、发展自己，尽可能多地帮助周围的人，带动社会法治正气和爱心的养成，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符合这样的理念，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才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好的制度。
2.摆正法律“援助”观念，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中国自古而来的“扶危济困”，本质上存在“瑕疵”。这种传统的扶贫带有同情色彩，扶助人在心态上存在偏差，常常以一种高姿态俯视贫弱群体。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援助”中饱含“恩赐”和“不平等”。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从一开始就应该树立一种服务理念，“援助”的实质应定位于“服务”，援助人必须以平等的身份、态度、思想提供法律服务，而且应当认为这是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法律援助不仅仅是为了社会的公正，更重要的是要消除贫困，彻底改变贫困者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最终保障他们作为人的所有权利。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是将社会原本属于弱势群体而被其他大众所享有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法律资源等相关资源以法律的形式归还给他们。我们姑且将这样的分配方式称为“资源回归”。基于此，必须做好“三次分配”理论的研究：第一次分配，主要是透过市场作用实现的收入分配——注重效率，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第二次分配，主要是透过政府调控而进行的收入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优化分配关系、分配结构、分配格局，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增加对贫困人口的健康投资，提高贫困人口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起跑点，提高弱势群体的长期生产力，以提高其发展能力；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透过个人自愿进行的收入分配——注重道德，强调个人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将可支配收入的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有助于加强全社会公平观念教育，培育社会成员互帮互助的社会责任心、爱心和公平竞争的规则意识，有助于缩小两极分化。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捐赠，因此影响更为广泛，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所无法比拟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找到自己的最佳归属，并努力在第三次分配中谋求发展。
3.坚持协调发展战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协调发展”是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发展方向和倾斜力度上的重大调整。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律层面上的一种制度，也应当坚持协调发展战略。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所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之间，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区别和差距。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惠及全中国所有地区，但也须正视上述差别，在差别中找寻法律援助实施的有效形式，努力使之既有全国的共性，又有各地的个性；同时，各地之间应互通有无，互相借鉴，架构法律援助资源共享之桥梁，在个性发展中实现全国的协调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体华夏儿女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我们应超越个人利益、阶层利益的局限，站在时代的、历史的、发展的、民族振兴的高度”来看待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可以唤起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使人们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只是一部分人的复兴，而是整个民族的复兴，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实际上是为了加快民族复兴的进程。从这样的高度来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完全可以成为点燃弱势群体生存与发展希望之火炬，成为提高全民综合素质的有力杠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助推器。理论界对此应继续深入研究，并挖掘出新的理论素材。
二、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述评与完善（一）立法述评建立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是建设中国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而法律援助制度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作支撑，于是“立法”被放至相当重要的地位。所谓“立法”，是指“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社会规范的活动”.立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层面理解，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宪法中有关法律援助的价值依据。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关精神实质作了原则性规定，但缺乏关于法律援助的直接条文；第二，一般性法律、行政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中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它们构成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法律体系，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彼此之间的内容有些不协调；第三，国家五年制定一次的计划纲要和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虽然它们不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但究其实质而言，仍是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和权威性的法律文件，在这些法律文件中规定法律援助，总体上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第四，地方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它们对某些问题进行专门性规定，但适用范围较窄；第五，国际法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它们便于实现国际法律援助合作，但目前适用频率较低。
本文仅在最狭义的层面讨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即对国务院颁布施行的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进行概括性述评。
法律援助的概念篇9
（一）设立国家和地方两级灾后复兴领导机构
阪神大地震发生1个月后，根据《关于阪神淡路大震灾复兴的基本方针和法律》，在1995年2月24日中央设立“阪神淡路复兴对策总部”和“阪神淡路复兴委员会”。阪神淡路复兴对策总部的部长为内阁总理大臣，副本部长为负责灾后复兴的内阁官房长官和国土厅的长官，其他省厅的多个大臣任委员，旨在实行综合行政对策。“阪神淡路复兴委员会”主要由学者专家和地方政府官员组成，其设立宗旨是为总理大臣提供咨询，进行复兴相关政策的综合调查审议。
县级政府组织方面，于1995年1月17日早7：00设立“兵库县南部地震灾害对策本部”，次日改组为“兵库县南部地震灾害对策综合本部”，下设13个分部。同年3月15日设立“阪神、淡路大震灾复兴本部”，2005年3月31日废止，2005年4月1日设“阪神、淡路大震灾复兴推进会议”。
国家和地方两级灾后复兴领导机构的制度成为灾后复兴的有力行政支持。
（二）构筑超越原有政策框架的新制度机制
在阪神大地震之前日本就有《灾害救助法》（1947年）、《建筑基本法》（1950制定，1968年,1971修订）、《灾害对策基本法》（1961）、《大模地震对策特措置法》（1978年12月）等相关法律。针对阪神灾后重建，政府进行了16个特别立法，超越既有的框架创立了新的制度和机制。立法涉及特别财政援助、税制特别措施、地方财政债券发行、市镇建筑规定、就业对策、保险金豁免、应急临时住宅的特别标准、公营住宅租金优惠等内容。
（三）不断调整完善灾后重建规划并进行跟踪推进
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制定灾后重建规划，国家给予支援。1995年7月8日震灾半年后，兵库县制定《阪神淡路大地震复兴规划》，目标是用10年时间，使兵库县不仅恢复到受灾前的状态，而且能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等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创造性复兴”。该计划分前5年重建和后5年复兴计划。在总体规划的框架下，还制定并实施住宅重建、产业复兴等专项规划，并对灾后重建及复兴进程进行跟踪评价。
（四）财政、金融、税收支持措施
地方政府依靠中央财政、金融、税收减免支持，加上发行地方债，接受贷款等解决资金问题，实现灾后重建和复兴。
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援助与提高地方交付税（即转移支付）等实施对灾区支援。根据日本政府于1995年3月1日制定的《阪神、淡路大震灾特别财政援助等法律》，中央财政不但扩大补助范围，而且提高补助比例。至1999年第二次追加预算止，国家给予灾区5.02万亿日元的预算支出，约占地震损失的50%。其中一半左右投入以神户港和阪神高速公路为中心的基础建设，四分之一左右用于提高租赁住宅和公共设施的耐震性等，四分之一使用在兴建临时住宅、灾民慰问金、处理瓦砾、防止二次灾害、充实保险、医疗福利设施、重建文教设施、中小企业补助以及失业、农林水产相关设施重建补助等。1995年国家财政给予兵库县的特别交付税高于平常6倍，随后逐年减少，2002年则为受灾前的2.4倍。
作为各种行政政策的补充，设置了“财团法人阪神淡路大震灾复兴基金”，帮助支援灾民生活重建。1995年基金创立时总额为9000亿日元，10年间实施了总额为3540亿日元的事业，包括生活复兴贷款，对于住宅重建及购入的利息补助等。
地方债券在受灾年及次年分别比2004年激增4.5倍和2.6倍，随后回到常年水平左右。
灾区接受的捐款至2006年2月末达1793亿日元。
各种相关金融机构对灾区给予融资、贷款支援，包括国民生活金融公库对于受灾的中小企业的融资、财务省对地方公共团体进行的长期财政融资贷款、农林水产省对农业协同组合等的低息灾害融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融资、商工组合中央金库的融资、信用保证协会的信用保证特别措施、住宅金融公库的融资等。
（五）生活、就业等支援对策
在日常生活援助方面，创立生活再建支援金制度。对低收入者、自理生活困难的家庭，每月给予15000―25000日元的现金补贴。
在住房方面，政府一方面提供大量的廉租公营住宅、准公营住宅和公团公社住宅，规定不问灾民收入，受灾后3年内都可入住。另一方面，通过扩充和改善融资制度对个人自建和购买住宅大力支持，具体措施包括提供低息贷款、延长还贷时间、降低不动产税等。在产业支援方面，政府对开展第二次创业和经营创新的中小企业、地方工业给予金融支援。为商业街等基础设施的修复提供援助，并对新开业者提供招商支持。建立了投资支援中心，推进企业接洽、国外企业投资、促进国外游客旅游观光。
在就业支援方面，通过给予企业补贴，全国公共事业机构就业的照顾和支援、实施公共就业职业培训等措施促进灾民就业。
在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建立特别养老院、心灵治疗中心、街道保健室、交流福利广场等设施，以及广泛和细致的生活援助制度。
二、启示与借鉴
我国四川大地震的救灾工作已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目前处于灾后重建的起步阶段，如何按照国务院部署在三年内做好灾后重建工作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建议：
（一）结合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城市化进程、产业升级与重建相结合，进行创造性重建
日本阪神大地震灾后重建的核心概念是“创造性复兴”，虽然其概念不甚明晰，复兴效果也有限，我国仍可借鉴其理念，将城市化进程、产业升级进程与灾后重建相结合，制定总体规划及阶段性规划，并在对地质、地理条件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将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与灾区重建结合起来，对受灾城市、城镇及农村进行创造性复兴。
（二）重建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实现公共投资的高效化
日本阪神地震灾后重建的经济波及效果并不大，其原因在于产业选择，我国可吸取其教训，早期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确定经济波及效果大的产业大力发展，重视灾后重建的效率性，使重建的波及效果最大化。可有目的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能耗高，污染大的企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建立公助、共助和自助三位一体的救助机制
公助方面，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在已出台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出台更多特别政策措施，如发行中央及地方债券，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灾民生产自救，对政策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及时作出政策调整。共助方面，一是运用我国社会主义优势，开展地区间对口支援，二是充分利用社会团体从国内国外多方筹集灾后重建资金帮助重建。自助方面，出台对灾民住房、生活、就业、心理等方面的补助及援助措施，帮助灾民获得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及信心实行生产生活自救。
（四）加强对地震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地震知识普及
法律援助的概念篇10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制度在中国已经推行多年，它和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一样，被列入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在“有限政府”理论的意义上，这种公共财政行为，已经将法律援助纳人宪政范畴进行实践。法律援助既是政府政策博弈的过程。也是法治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其中蕴含的制度设计意义不可小觑。法律援助从(政府)行为到(法律)制度的实践模式，具有宪法意义和宪政效应．它对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明显的作用。
一、法律援助的宪法实践属性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法学界一般认同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概念定义，即“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因此，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
法律援助不只是保障人权、公民权的途径，其本身也属于人权、公民权的范畴。法律援助的实践，不因尚未实现宪法上的规范性而有所减灭。也正是这一实践，反映了宪法的适应性和实践理性。不过，法律援助具有的宪法实践属性，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宪法规范的实践，而是回归到人权保障的意义上。作为宪法性行为，先于规范(如宪法文本)和规范救济途径(如违宪审查)而在实践中存在，践行宪法理念．使得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治理这两个层次的价值目标趋于一致。法律援助既贴近公民生活，又触及政府行为的决定生发机制——财政。确定法律援助作为宪法实践的属性．突破了以往从违宪审查或宪法诉讼研究宪法实践的单一维度的思考模式，是宪法适应性的最好注脚。
当然，法律援助作为一种宪法实践，不仅具有实践意义，也具有一定的规范意义。法律援助在法律文本之内。为宪法规范提出新的命题。这已经在一般宪政发展史中获得了经验上和规范上的支持。
二、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实践
从法治国家发展的进程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一直围绕着“帮助贫困者享受法律权利”这一目标，各国通过法律，甚至通过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确立和规范法律援助制度。应当说，国外法律援助是在宪政制度的保障下得以发展和完善的。
早在1424年，苏格兰的一项法规创立了穷人登记册，据此，在册者提出诉讼可以免费得到法律顾问或人的帮助。1495年，英格兰承认穷人享有免付诉讼费的权利，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依据《最高法院章程》对不能支付民事诉讼费用的人给予法律援助。英格兰还对所诉刑事案件请求辩护人帮助的问题作了专门规定。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人权观念普遍传播，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政治权利，在英国的《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中首先得到确认。并经过近五百年的发展，英国于1948年制定了《法律援助法》，这是世界上法律援助最为完善的法律之一。经过多年的实践。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得到不断完善，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行轨迹。其理论基础是：基于政府有义务确保公平的司法程序、保障公民的合法利益的公正原则，给予公民实际的法律援助。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获得普遍认可。许多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把该价值确定为一项主要原则，而法律援助制度也作为重要的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加以确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公民有权得到法律援助．并由国家将法律援助写入宪法，使法律援助成为一种国家责任。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每个人均可以按照司法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合法权益。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和任何情况下，辩护均为不可破坏之权利。贫穷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之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证之。”日本宪法第37条规定：“刑事被告人在任何场合都可委托有资格的辩护人。被告本人不能自行委托时候，辩护人由国家提供。”德国宪法第101条、第103条和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则间接规定了这项权利。为了把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还制定了关于法律援助的专门法律。比如，美国制定了《州公共辩护法》和《法律服务公司法》；法国1972年通过了《审判援助法》，日本制定了《法律援助法草案》等。
法律援助的立法也呈国际化的趋势。一些国际性条约都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世界人权宣言》肯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价值。并对此作了专门的规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则在受刑事控告者权利保障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条款。①该公约第26条还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这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视。根据该条，各国不仅要规定平等地保护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还应承诺给予有效的保护。
从上述法律援助在境外以及国际立法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与人权保障和政府(国家)责任密切相关的制度，蕴涵着宪政的价值。
首先．平等是法律援助的价值来源。法律援助制度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普遍宪法原则的具体化、制度化。无论是早期将其作为政治统治的手段。还是一战以后法治文明的成果，法律援助对于贫困者来说。一直都以法律资源的平等享有为中心的，这也是法律援助的价值来源，不因其具有政治属性还是法律属性而发生偏差。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援助内在地蕴藏了超脱于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人权精神，人权保障正是法律援助的内核。
其次．政府是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纵观法律援助一般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援助经历了从社会责任上升为国家责任的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15世纪法律援助在英国产生到19世纪末以前。在该阶段，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收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法律援助被定位为社会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从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观念进一步普及，人民的权利意识提升，人权保障运动不断高涨，法律援助制度因而成为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
第三．宪政是法律援助的发展路径。在宪政法治的制度背景下。政府作为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负有法定的职责实施法律援助计划，构建法律援助制度。这就需要通过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对法律援助行为做出专门的规定．法律援助问题就不可避免的进入宪政视域。
三、中国的法律援助立法及其困境
与境外法律援助发展的一般进程比较，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没有经过社会责任的阶段，而直接从政府责任的阶段开始。
中国自1994年起开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相继颁布．从刑事司法救助和律师辩护收费的角度规定了实施法律援助，但缺乏系统的法律援助基础法律规定和实施细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直接救助功能的实现。1997年4月，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对此状况的改善起到一定的作用。l999年，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该通知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公民在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劳动报酬、工伤等方面提起民事诉讼时可依法获得法律援助，可以缓、减、免交诉讼费。该规定不仅将传统认识中的生、老、病、死的生存问题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还将劳动就业作为法律援助解决的核心问题，为解决一段时间以来积聚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救济措施。
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成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以来，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从机构设置到财政投入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颁布该条例实施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将法律援助制度进一步具体化。通过该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生改善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明确肯定，这为法律援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应该说。中国政府对于法律援助的制度设计一直是在法治的轨道上逐步推进的。但是，中国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发展至今，其实施和制度运行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不能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究其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有关法律援助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法律位阶较低，受政策偏好影响较大，易偏离宪政法治的轨道。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对法律援助的规定散见于个别法律，但因缺乏基础法律而使其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而《法律援助条例》的法律位阶较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实施的公共政策时，会基于不同的考虑。这样法律援助的实施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法律援助制度受政策的偏好影响较大。这种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推进，在宪政运作模式不成熟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法律援助可持续发展来看。这种模式因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府部门的短线利益，使得法律援助不能有效的推进。另外，法律性弱而政治性强使得法律援助缺乏深刻的宪政内涵。其发展很难突破政治过程的局限，随之而生的机构编制、财政投入、社会组织管理等问题，都使法律援助容易偏离宪政法治轨道。
第二。法律援助社会参与度低，有悖于宪政民主的本意。法律援助较之其他服务方式(如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在财政投入、机构设置、公众知晓率、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公众参与度。而较低的公众参与度，使法律援助制度多停留于公共政策层面而无法得到公民社会的普遍认识、理解和运用。这与事实上法律援助社会需求的广泛性相悖离，阻碍了法律援助的平等价值的实现。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我们或许可以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得到解释：政府与社会之间缺少必要的“交往行为”，使得“交往行为”的理解、合作和社会化等功能都无法发挥作用。法律援助的社会低参与率，使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政府的“独角戏”。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政府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加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
四、中国法律援助的宪政发展路径
如上分析．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仍然处于制度设计阶段。法律援助立法的位阶、法律援助权的确立和保障、法律援助的实施等问题都还没有系统、明确的规定。今后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应该在宪政框架下进行制度的设计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