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篇1
关键词 文物整合文物利用文物现代价值文物保护
一、文物整合的必要性
1.有利于文物的保存与保护
周至县在西安地区属于文物古迹相对较多的区县，名闻华夏的有:楼观台道文化、财神赵公明庙、仙游寺、老县城等；也有影响较小的文物点如:青山送子娘娘庙、哑柏玉皇楼、李二曲墓、联星村海藏寺等。对于名闻华夏的文物景点，我县已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和利益，并在保护中使其价值得以最大限度地开发与利用；而对于较小的、不起眼的小文物点来说，其保护与利用尚不到位。如青山送子娘娘庙，其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和不屈的斗争精神的美丽传说时刻激荡着人们的心胸，山下附属的唐王井，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元素最真挚的表露。哑柏玉皇楼更是对中国本土道文化的有力诠释，是全镇最能凝聚人心之所，更是对老百姓朴素愿望的最好注解。李二曲墓凝载着李二曲头顶石板跪在路边刻苦求字求学、自强不息、锲而不舍之精神典范，其对全县青少年的教育意义不可低估，是上天赐予我县最好的教育素材，可惜知之者甚少。昔日香火极盛、僧舍规整、僧侣众多、参天古木辉眏、城墙城壕相拥的繁华景象已如烟而散，其教化村民的作用亦随风而散，殊为可惜。
那么，对于这些深深镌刻着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的文物景点到底是存是废，是任其自行发展还是加以保护与利用，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2.小文物点价值的利用与开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建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即通过市场对资源进行整合和优化配置，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那么，对于文物工作者来说，我们可以大胆借鉴市场经济成功发展的经验，对小文物景点进行资源的重新整合与利用以最小的投入求得文物保护效果和文物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比如，我们可以以青山娘娘庙为中心，将玉皇楼道文化、海藏寺佛教文化、以李二曲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揉于一处，重新整合与利用，使各种文化的教化功能都能充分发挥出来，使群众能够在同一地点领略不同文化的魅力，从而对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进行弘扬与发展。同时，利用青山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既有利于群众怡情致趣，又可以倘佯在自然的怀抱中接受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震撼与启迪，在自然中沐浴文化大餐。这既有利于文化的保护与弘扬；也有利于实现文物历史价值的物化，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展现其历史的厚重之美、浑朴之值；更有利于人们情操的陶冶。
3.有利于文物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
现在，知识整合、市场整合、资源整合等已不再是陌生的名词，我们何不对文物进行大胆的整合呢?尤其是对于那些分散的、小规模的、影响力小的文物点，废置实属可惜，若能对其进行整合和综合性的开发利用，必将是造福于社会、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前文已提到整体搬迁至青山的设想，若能实现，人们就可以在登山休闲之余细细的品味儒、释、道这一新型的文化复合体所带来的愉悦感和精神大餐之享受，岂不妙哉。
文物搬迁和整合应遵循其基本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持文物原貌，这既有利于文物自身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对人的震撼，也有利于人们在厚朴的历史文化符号中心灵的启迪和教益，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身品味。文物整合既有利于腾出耕地、保护耕地，也有利于打造新的文化旅游景点，增加休闲度假之所，拉动县域经济的发展；文物整合既有利于我县将有限的文物保护资源的集中使用、合理利用，发挥其最大效益，也有利于普及文化知识和提升全县人民的整体素质，更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
二、文物整合的现实意义
资源整合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文物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也应该顺应这一趋势，环顾我国，文物经济价值的开发和利用以蔚然成风，我们若能抓住机遇，顺应潮流，通过科学论证，对我县文物进行大胆整合，这将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拉动县域经济的英明举措。
1.可以有效解决人民群众县域内休闲度假问题
我县现有旅游休闲处所主要有两处，即楼观台和老县城，而老县城路途遥远，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故楼观台往往成为人们双休日短线旅游的唯一选择。如果能在我县偏西部的青山另建一休闲度假之所，必将有效解决群众县域内短线旅游休闲之难题，且能增加我县旅游收入。
2.可以有效解决我县文物保护资金短缺问题
我县文物部门一直面临资金严重短缺问题，这给文物保护和文物内在价值的开发、利用带来巨大困难，若能将有限的文物点加以综合整合与利用，转变为全新形态的旅游收益，如可以建立一处“三教合流”文化基地，或以二曲精神与道文化的内涵整合开发并建立一处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岂不更好。
3.可以有效加强文物保护力度，弘扬传统文化
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篇2
关键词：文物种类划分保护措施
对文物的管理与保护刻不容缓，可移动文物大多收藏在国家建立的具有良好保护设施的博物馆或者纪念馆和科研院所中，被称为馆藏文物，必须建立文物藏品档案。不可移动的文物和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工作皆有各级文物局负责管理。下面谈谈文物划分与保护利用。
一、文物的界定和种类划分
2002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界定的文物范畴为：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
文物一旦损害就难于弥补，为此必须执行国家、地方和建设单位对文物保护的有关法规和文件。凡施工进场后，施工技术部门主动与当地文物保护管理有关部门联系，调查了解管区的历史情况。教育参加施工的人员树立文物保护意识。在施工中发现文物或有考古、地质研究价值的物品时，应暂停施工，封闭现场，防止文物被损坏或流散。施工队立即通知项目部，由项目部尽快通知当地有关文物保护管理部门，对文物进行保护。
对一些不可移动的重点文物，各级文物部门必须高度关注。一是历史文化名城。分为部级和省级两个层次，由各级建设部门和文物机构共同负责管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提出，报国务院批准。二是历史文化名镇（村）。分为部级和省级两个层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单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评选、公布。三是风景名胜区。分为部级和省级两个层次，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名单由建设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四是世界遗产。一般情况下，中国提出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都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由建设部或国家文物局提出申报名单，教育部担任总协调，并以中国国家的名义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申请。
二、文物保护单位必须依法负责文物保护工作
对挖掘的文物，文物局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施工开挖过程中如发现文物，必须妥善注重对文物的保护工作。在工程现场发掘出的所有文物、古迹及具有地质研究或考古价值的其他遗迹、化石、钱币或物品，均属于国家财产，施工中应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文物保护工作。一是加强教育、强化全员文物保护意识。开工前组织全体施工人员进行文物保护重大意义、文物保护知识方面的教育，增强全体职工保护文物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二是开工前主动和地方文物保护部门联系，与当地群众进行文物保护方面的调查，对地上地下是否有文物初步做到心中有数，以便超前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三是基坑开挖过程中需要有专人负责检视开挖后的情况，发现有文物需要立即停止开挖工作，并在4小时内向湘潭站建设单位现场工程师汇报发现文物的情况，24小时内由建设方通知文物管理部门，同时必须通知项目部封闭现场，保护好开挖出的环境，由项目部通知文物保护部门进行现场勘察，并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派专人看守，绝不允许任何人随意移动和损坏，直到专业或政府部门人员到场。当开挖碰到异物，造成挖掘困难时，必须暂时停挖，寻找原因，并派人深入下到基坑进行检查，人工小心逐步挖掘，发现陶片、规则的青石板、瓷片、瓦片、朽木等时必须通知业主现场工程师和文物管理部门查看现场，由项目经理部研究并制定出下步开挖方案后方可进行，防止破坏文物。
必须注意地下管线及加强文物保护措施。基坑开挖前，对参与开挖的所有人员进行交底，开挖速度不可过快，需要按照施工方案的部署逐步进行，排除随意乱挖的情况。市政工程施工中不可避免地对地下管线及其他地面设施、地下文物产生影响，因此，施工过程中，采取必要措施对管线及其他可能影响的设施加以保护，其中保护重点是：电缆管道、电力线、地下给水管道、可能出现的文物和附近其他设施。管线保护方案报甲方审批后经各设施主管部门确认后安排专业队伍施工。一旦发现文物，文物局就要按照有关规定，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已开工的立即停工保护现场，防止任何人员移动或损坏任何物品，尽快向工程师、业主和文物保护部门汇报。按照工程师、业主和文物保护部门的指令，积极协助处理。文物保护部门处理完现场，并接到业主、工程师和文物保护部门可以继续施工的通知后才能重新开工。不准随意乱刻、乱画、破坏文物，坚决打击、抵制贩卖文物活动。临时设计、施工用地不占用文物保护控制区。凡属施工影响区域内的古树、古建筑要加以安全围护。
三、必须注重博物馆文物的合理利用
目前，不少博物馆仍然固守旧有思路，只重展览，忽视甚至抹杀休闲娱乐功能。有些游客在参观展览中易产生疲劳感，需要一定场所和方式加以舒缓。游客去一些博物馆除了一两小时的参观，再没有别的活动。现实情况表明，努力把博物馆建成集参观、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文化活动场所，满足游客多方面的需求。因此，博物馆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在不影响博物馆参观环境和总体氛围的情况下，可以开些茶座、咖啡吧和快餐店及画廊、文博书店等，有条件的还可以举办小型乐舞演艺活动。通过增加休闲服务，延长观众在博物馆的逗留时间，还可为旅游纪念品的销售创造更多机会。
一般收藏爱好者由于缺乏必要的文物鉴定知识，往往上当受骗，迫切需要专业人员的指导。在这方面博物馆既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又有丰富的实物藏品，可以适当搞一些有偿文物鉴定培训、鉴赏讲座及咨询活动，既可普及历史文物知识，满足民间收藏爱好者的需要，又可获得一定经济效益。
在大力繁荣文化事业的同时，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当前，博物馆发展文化产业，应努力进行探索和实践。转变思想观念，博物馆要面对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在体制、观念、经营和管理水平上，不同程度地暴露出诸多不相配和不适应的现象。为了积极有效地推动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认真了解当前国内外同行业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认真学习研究国家关于发展文化产业、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积极培育文化市场、强化财税政策扶持、加大投资融资力度、实施人才兴业战略等一系列规定和要求，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开发工作，从实际出发，不断实践和探索发展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路子，从而促进博物馆事业全面发展。
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篇3
【关键词】文物保护开发利用
我国是世界上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举世公认、源远流长的优秀的民族文化。纵观世界各国，只有中国绵延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盛传不衰，不断弘扬光大，历朝历代都有文字记载，都有实物实证，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也是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曾经说过“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是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悠久的，中华民族是有高度智慧的，我为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更感光荣和骄傲”。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份极其丰富的文化宝藏，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很好保护，深入发掘，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否则，愧对我们的伟大祖先，也愧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因此，做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是我们各级部门、乃至每个人的应尽职责。
我国历经磨难，几经沧桑，始终维持统一稳定的局面，不断发展壮大，这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是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视现代文明建设是国家和民族，必须高度重视和珍惜自己的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列宁曾经说过：“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保护和利用好文物，对于弘扬我们民族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以及扩大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都具有重要意义。清朝末期，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被列强欺辱，使我国大量珍贵文物流失，这不仅是物质损失，而且是文化的流失，是精神是流失。今天，我们要更加珍惜现有的文物，以对历史、对先人、对未来、对子孙高度负责的态度保护和利用好文物。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历史时期所留下的文物，都真实的反应了历史各个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和社会生活的状况，凝聚着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也具有历史的、文化的、艺术的和科学的价值，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作用。有些新技术就是由文物启发而产生的，例如火车的倒钩、球磨铸铁技术等。因此，一切有益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文物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值得我们重视的。文物不仅可以供人欣赏，给人以美的享受、产生陶冶情操、提高文化素养的效果，而且可以运用文物研究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人类活动的规律、为现代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由于文物具有破坏不能再生的鲜明特点，古往今来，人们都十分珍爱文物，乐于收藏和观赏，这就给文物的开放利用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利用文物发展旅游观光业，利用文物树立企业文化，创品牌成了商家的杰作。但从我国文物开放利用的现状和趋势来看，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开发利用不够；大量文物被闲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古老的文化资源被浪费；另一方面，部分地区重利用，轻保护，造成杀鸡取卵的开发利用局面，使大量珍贵文物遭到破坏。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只有认真保护好，才有可能对文物进行认识、研究和利用，离开保护，利用就无从谈起；利用是目的，没有利用的保护是无价值、无意义的保护，有些文物不利用也就不能很好的保护。
我们北部边疆地上、地下遗存的极为丰富的文物，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写照。
阿荣旗地处北疆，位于大兴安岭南麓，虽然历史文物及文化古迹与关内地区相比较少，但是我们现已发现的文物具有独特的地理、气候、民族特点，具有较高的研究利用价值。在阿荣旗大开旗门，广泛招商引资的今天，保护文物已摆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日程，旗委政府已把金界壕、天台岭仙人洞、抗联烈士墓等重要文物列入了旅游、开发区域。从这一点上看，说明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了文物的价值，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要做到利用与保护并重，开发与研究并举的课题。要坚持把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采取宣传板报，张贴通告，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多种手段大力开展《文物保护法》及有关党对文物工作的法令、法规及政策的宣传工作，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使大家都懂得文物保护规章制度，严厉打击破坏、摧毁文物的行为。要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对重点文物古迹进行修缮。当前各地文物破坏现象普遍，各级相应组织机构认真研究文物的修缮措施，拿出专项资金搞好文物的开发、保护。要树立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就是保护经济发展项目的观念，要舍得投入，舍得下大力气加强开发、保护，达到利用的目的。
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保护;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8-0196-02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保护非物质文化对促进社会主义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重点论述保护非物质文化的价值所在，像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宁洱历史沿革、抢救、保护、利用等，在此基础上阐述宁洱县非物质文化的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与特点
（一）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一般包括如下几种形式：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礼仪、节庆、民俗活动、传统手工艺等。
（二）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性、民族性、传承性、流变性、活态性、地域性、综合性等特点。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的价值
（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非物质文化承载着历史，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了解过去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生活方式、道德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汲取了历史时代的精华，是民族活态传承;非物质民族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是一个民族世界观的最好体现，为了解当时的社会及群体状况提供了基础条件;像民间的、口传的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弥补正式典籍存在的不足，有利于人们更全面的了解之前的历史文化。
（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同民族、种群的智慧结晶，包含着文化精髓，对于认识种群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该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特色，体现了该民族的发展轨迹，是民族文化价值的最好体现;社会在不断发展，文化也在不断积累，这些文化正是不同地域存在、发展的支柱。每个民族和种群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模式，这些不同民族、不同种群的文化特点，共同组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在不同民族文化中进行融合、交叉等，最终形成和而不同的局面，体现了文化的特异性、适应性。文化多样性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所在。
三、宁洱的历史沿革
（一）宁洱是历史文化名城
宁洱原名普洱，是清普洱府所在地。由于地处滇南要塞，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普洱府，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设宁洱县意为“安宁的普洱”。隶属同置一地的普洱府。民国时期，先后设置普洱道尹公署、殖边督办公署、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等。1950年5月成立宁洱县，为普洱行政公署所在地。1951年1月1日改名普洱县。1985年12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2007年4月8日，更名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二）宁洱是普洱茶的命名地、核心原产地和集散中心
宁洱古来素有“茶之源，道之始”的美誉。这里人杰地灵，是普洱茶的故乡，茶马古道的源头，故而商贾云集，马帮络绎不绝，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中原文化、民族文化以及茶文化等各种文化在边陲小城――普洱府城交融集散，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宁洱是一块镶嵌在祖国西南边陲上神奇美丽的绿宝石，这里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古茶资源，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普洱茶文化，有生态优美的自然景观，有各具特色的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和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这里茶文化氛围浓郁，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茶乡，其间散落的古镇、古道、古桥、古碑刻、会馆等文化古迹，都与普洱茶、茶马古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宁洱是民族歌舞的故乡
在宁洱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上，共生活着十余种世居少数民族，创造和传承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它不但丰富了宁洱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是宁洱文化底蕴深厚的见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宁洱各民族歌舞、民间器乐演奏及洞经古乐民间文学等文化瑰宝，经过岁月的磨砺，终成为民族文化精粹传承下来，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
四、抢救、保护宁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宁洱县文化馆自1979年代至2014年的30多年间，在宁洱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下，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宁洱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进行抢救、挖掘和整理。文化馆文艺工作者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他们深入乡村、踏遍深山、遍访民间，付出艰辛劳动，收集到了大量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如1979年开展了搜集、整理民间十大文学艺术集成的编纂工作，收集整理了《民间舞蹈集成》、《民间音乐集成》、《民间故事集成》等为代表的原生态资料。2005开展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普查，收集整理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以及传统文化保护区、传统文化之乡、传统文化传承人等，它们包括：部级保护名录《普洱茶贡茶制作技艺》等;省级保护名录：项目类《普洱洞经音乐》;传承人类：《习俗传承人：李映宗》、《习俗传承人：张学才》、《竹扎技艺传承人：王兴康》、《民间器乐传承人：李堂永》、《洞经音乐传承人：肖政》、《普洱茶贡茶技艺传承人：李兴昌》等;市级保护项目《宁洱县民族银饰制作技艺》、《磨黑板凳龙》;传承人：马俊（银饰制作技艺）、龙江华（磨黑板凳龙）等，以及历年申报批准的许多省、市、县级民族文化项目和传承人等。2014年挖掘整理的《普洱古府》、《普洱茶源-宁洱》、《宁洱民族民间歌舞乐选编》、《宁洱民间故事》等。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
宁洱民族众多，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不但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在民间流传着大量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各族人民淳朴的民风、独特的民情、色彩斑斓的民族服饰、民间技艺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节日，形成一道道让人留连的人文风景线。在众多的民族节目、歌舞、习俗、技艺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集中反映了各民族的意志、图腾和崇拜，放射着各民族追求幸福生活的纯朴感情，是各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折射。
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要肩负起历史负予我们的责任，把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工作落到实处。在保护工作中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步实施、明确责任，形成合力的良好氛围。建立各种文字、图片、录音、摄像档案，找准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亮点，打造具有鲜明特点的文化品牌。2014年12月29日，云南省群众文化“彩云奖”揭晓，宁洱县文化馆周明初、邱兴忠等老师整理、编导的哈尼族舞蹈《捡豆豆》荣获“彩云奖”;2014年宁洱县文化馆黄国平老师收集、整理、创作的以《马帮情歌》为代表的《老普洱原创歌曲200首》歌曲集出版发行;2014年宁洱县文化馆陈启富老师的《普洱秋集图》出版发行。无论是获奖的舞蹈和出版发行的歌曲集、秋集图，他们用舞蹈、歌曲、美术演绎老普洱的乡土味，让人感受到老普洱这块热土的神秘和秀美，这是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利用的又一成果，更是宁洱文化艺术界的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深厚而广远。
实践证明，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往往是以文化作为引导，一个好的剧目、一首好的歌曲、一个好的舞蹈，可以给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增加知名度，从而给该地区带来丰厚的效益。我们深知，我们所做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工作，这只是浩淼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一瓣花叶，深知挖掘、整理的内容与厚重的民族民间文化有着很大的差距，只是民族文化中的沧海一粟，我们更深刻的感到，保护历史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幸福美丽新宁洱，是我们群文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当今，我国传统文化、多样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危机，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文化要想不断发展就要进行创新，文化创新促进文化的发展，文化遗产是文化创新的根本，所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了我国文化的长期健康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着大量的文化资源，可以转化为文化产业，形成文化产品，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着大量的和谐思想，对于促进人们内心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构建内心和谐的文化因素，有利于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篇5
[关键词]佛山祖庙；北帝诞庙会；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8―0042―03
一、前言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多姿的优秀文化。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构成了泱泱大国丰富多彩的浩瀚文化长卷。
佛山“肇迹于晋，得名于唐”。早在唐宋时期，佛山就成为我国南方的商贸重镇，至明清时更是鼎盛一时，与北京、汉口、苏州并称为全国“四大名镇”。自古以来，佛山就有“广纱中心”、“南国陶都”、“岭南药材发祥地”的美誉，声名显赫。佛山祖庙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是供奉道教崇信的北方玄武大帝的神庙。祖庙北帝诞庙会是佛山最重要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之一，2006年5月，入选首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名录；2008年2月，人选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更加合理利用与传承发展这个优秀的文化传统迈出了关键和最为重要的一步。
二、佛山祖庙北帝诞的来源
(一)北帝信仰和佛山祖庙
北帝，又称玄武、真武大帝等，是道教最重要的神仙之一。北帝的来历和得道在《四游记・北游记》、《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历代神仙通鉴》等书中有详细记载：北帝原为玉帝一魂化身(或云三清)，投胎净洛国皇后腹中。后从皇后左肋出生，取名玄元太子，14岁元宵节观灯得斗母元君点化，入武当山修炼，40年而成，玉帝封为“玉虚师相北方玄天上帝”，管三十六天将，八十二化身。“年逢九月九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巡游天下，验查善恶……永乐三年(1405)，黄毛反叛，我主兵败危难，祖师手持宝剑，带三十六天将，驱动风雷，把头目杀尽。后永乐帝下旨建造金殿，塑金身，起三十六殿、七十二宫。天下万民，纷纷而来，香火鼎盛，永受朝拜。”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造神运动，北帝的地位逐渐受到尊崇。北宋时被册封为“镇天真武灵应佑圣真君”，元代又被册封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明成祖朱棣(1403～1424年在位)通过“靖难之变”夺取皇位，在夺权过程中，利用姚广孝、金忠等道士、术士为其出谋划策，制造舆论，夺取皇位后，更加利用道教徒为巩固他的统治地位服务。在朱棣的崇道行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道教真武神的崇拜。他不仅亲撰《御制真武庙碑》、《御制太岳太和山道宫之碑》，说他“靖难”之所以成功，全是因为真武大帝的“阴翊默赞”，并大肆宣扬，歌颂其功德。明成祖对北帝的礼奉，使得北帝的地位更为尊崇。
祖庙相传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历元至明，皆称祖堂，又称祖庙，以历岁久远，且为诸庙首也”。明正统十四年(1449)，黄萧养农民起义军进攻佛山，北帝“显灵”，布“鸟阵、蚊旗”助阵，“贼屡攻而屡败之，而相持累月弗退”。广东承宣布政使司陈贽疏奏朝廷，景泰皇帝敕封祖庙为灵应祠，并赏赐匾额、对联，从此祖庙正式列入官祠之列成为“国朝祭典”。其后，由于官府的重视和支持，乡绅侨民的认同，以及一系列“ㄗ惺”、“圣榕”等北帝显灵的故事，祖庙变得越来越神圣，逐渐超越一般的神庙成为佛山人心目中的精神寄托，而独享尊崇。祖庙三门的对联“廿七铺奉此为祖，亿万年唯我独尊”，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祖庙在佛山人心目中所占据的分量。
(二)祖庙北帝诞庙会
北帝诞庙会是北帝崇拜仪式中最隆重的一种活动。中国人相信神和人一样有生日，为酬谢神恩，每逢农历三月三北帝诞辰的日子都会举行隆重的贺诞仪式。祖庙北帝诞庙会的起始时间已不可考，现存祖庙三门内石碑《重修庆真堂记》记载：“自前元以来，三月三日，恭遇帝诞，本寺奉醮宴贺。其为会首者，不惟本乡善士，抑有四远之君子……供具酒食，笙歌喧阗，车马杂逯。看者骈肩累迹，里巷雍塞。”这块明代正德八年(1513)的碑记描述了元代以来祖庙北帝神诞活动的盛况：烧香、拜神、祈福、演戏酬神，一派繁荣热闹的景象，不仅有本地居民，而且还吸引了附近各乡镇的信众，贺诞的人群把佛山村狭窄的小巷挤得水泄不通。佛山地处偏僻的南疆。开发的时间较中原地区晚，据史料推测土著居民聚居地佛山村大约在唐初形成，至北宋晚期，中原士族大量南迁定居并在此地繁衍生息，为佛山的乡镇化发展奠定了人文基础，而祖庙北帝的存在，对维系乡民乡情、团结部族、提供精神保护等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北帝诞庙会不仅仅负载着人们祈福娱神的功能，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发挥着整合社区、维系亲情的作用，受到乡民的重视。
北帝诞庙会仪式包括赴庙拜祭、贺寿开筵、烧大爆、演戏酬神、北帝巡游等。《佛山赋》写道：“故乡人于是日也，香亭所过，士女拜瞻，庭燎彻晓，祝寿开筵，锦衣倭帽，争牵百子之爆车，灯厂歌棚，共演鱼龙之曼戏，莫不仰神威之显赫而报太平之乐事者也。逮所游既遍，而真君亦返辕登座，代造物以成岁功矣。”由此可见北帝诞的盛况，而烧大爆和北帝巡游更是将活动推向高潮。
1.烧大爆和抢花爆
烧大爆就是在祖庙门前燃放爆竹以享神，还包括抢花爆的习俗。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详细描述了这一盛况：“佛山有真武庙，岁三月上巳，举镇数十万人竟为醮会，又多为大爆以享神，其纸爆大者径三四尺，高八尺，以锦绮多罗洋绒为饰，又以金缕珠珀花叠子及人物，使童子年八九岁者百人，倭衣倭帽牵之，药引长二丈余，人立高架上遥以庙中神火掷之，声如丛雷。震惊远迩……凡三、四昼夜而后已。”
徐克导演的电影《黄飞鸿》再现了佛山抢花爆的习俗。抢花爆其实是抢花爆炸开时飞出的小铁圈，就像今天的橄榄球运动，讲究相互间配合与掩护。抢花爆者多以集体为单位，有人数限制，一般是由宗族或会馆的人员组成大约二三十人的队伍参与。人们相信抢得花爆的人，来年一定会得到北帝的赐福而“生理饶裕”。所以，人人奋勇争夺。场面非常热闹。今天已经难以见到烧大爆的欢庆场面，根据学者罗一星的观点，北帝诞烧大爆的习俗跟北帝降生之时“瑞星天花、异香宝光，充满王国”有关。烧大爆习俗带有浓厚的娱乐性质，迎合了中国人喜欢看热闹、凑热闹的习性，其轻松欢乐的气氛，富有竞技运动性质，也给仪式活动带来了无限乐趣。
2.北帝巡游
北帝巡游是北帝诞庙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佛山忠义乡》记载：“三月三日，北帝神诞，乡人赴灵应祠肃拜。各坊结彩演剧，日重三会……神昼夜游历，无咎刻宁，虽隘巷卑室亦攀銮以人……四日在村尾会真堂更衣，仍列仪仗迎接回銮。”可知北帝巡游的时间是一天一夜，有“肃静”、“回避”、“紫霄宫”“玄天上帝”等8对16件木雕宫伞形高脚牌仪仗开路，之后是铜铸八宝仪仗和兵器仪仗，北帝小铜像端坐在神舆上，在八音锣鼓的吹奏下威风凛凛地在镇内巡游。各街坊摆好宴席，点好香烛恭迎北帝，北帝神舆所经的路线是有规定的，而且除了晚上在会真堂歇脚外绝不停舆，也不走回头路。
神的出巡在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活动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祭祀仪式。现在珠三角很多乡镇、潮汕地区还保留有这一古老的仪式。北帝巡游是为了亲民，近距离接受信徒的膜拜，展示北帝和善、礼贤下士的一面。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巡视地盘，加强对所属领土的控制，从而加强社区凝聚力。
(三)祖庙庙会的发展与变迁
佛山在明清时期经济迅猛发展，人口稠密，社会生活富足、安稳，是北帝诞庙会得以举办的物质、人文基础。当这一条件不存在或条件不成熟时，北帝诞也就举办不下去了。据老人回忆，大概在1937年左右，由于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深入，佛山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市面一片萧条，祖庙北帝诞庙会活动也是在那个时候终止的。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民间信仰得到尊重。20世纪80年代末，祖庙开始出现在北帝诞当天群众性自发性的拜祭祈福场面，恢复北帝诞庙会传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作为祖庙的管理者也本着尊重民俗传统的方针。于2003年起逐步恢复举办祖庙北帝诞庙会，对庙会仪式、活动做了完整的规划和设想：以地方传统文化为卖点，打造全新的、丰富多彩和富有民间色彩的祖庙庙会，在原有的仪式上增加了舞龙、舞狮、武术杂耍等佛山传统的游艺民俗表演，道教音乐会、道教文物展，乌丙安、叶春生、刘志文等民俗专家的论坛会和讲座，大大丰富了庙会的内容。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北帝诞庙会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与范围
按照《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可分为两类：一是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二是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口头传说，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庆典，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和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体，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也是人类智慧的体现。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我国的非物资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急剧变迁。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农耕文明逐渐削弱乃至在部分地区消失，民众生活方式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嬗变，加之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给主要靠口传身授方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之逐渐地失去了生存与繁荣的土壤，大批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因传承人的逝去而濒于消亡，以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手段、范围与力度，也已远远不能适应今天的客观现实。因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已迫在眉睫。
(三)祖庙庙会的重要价值
祖庙北帝诞庙会作为佛山最大的群体性活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极力彰显了北帝的灵应及其地位的尊祟，显示着鲜明的世俗性和对佛山社会发展史的重大影响，是民俗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统一；是融宗教性、世俗性、娱乐性、群众性于一体的宗教礼仪活动，几乎包括了宗教社会学所提到的宗教仪式具有的所有主要社会功能。祖庙与佛山历史密切相关，北帝崇拜现象是由北帝神到北帝信仰的历史演变过程最集中的表现，它渗透到佛山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深刻反映出佛山由农耕文化逐步向工商市镇文化转变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佛山模式，是研究佛山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城市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具有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
北帝诞庙会中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展示内容，如北帝铜像、仪仗及各类秋色制品，北帝诞音乐中的八音锣鼓、木鱼、南音等民间音乐，神功戏中的曲牌、唱腔、武功，北帝诞活动大量使用的木雕神案、仪仗、金花、剪纸等艺术品，是民间工匠们智慧创作的结晶，对佛山传统艺术品的工艺水平提高和市场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这些精美的传统工艺美术是包含工艺技能和工艺品的统一体，在作品创作中体现出来的精巧的艺术构思、高超的手艺及独到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传统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宝贵财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五项内容中的重要一项。因此，北帝诞庙会的延续和繁荣对佛山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
北帝诞庙会不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还不断加入了一些民俗活动，如传统的八音锣鼓柜、顺德杏坛北水村“柜色”、顺德杏坛昌教村花龙、南海叠南茶基村的敲击音乐十番飞钵、高明的“女儿屋”，还有唱龙舟、说书讲古、卖飞机榄、武术卖艺等，都在庙会里找到了展示舞台，这些富有岭南地方特色的民间传统因庙会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得以确保其技艺技术传承延续、弘扬光大，不断改进与提高、有所发展和创新，使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生生不息，流传百世。
北帝诞庙会期间，佛山人自发参与，扶老携幼，呼朋唤友，亲临祖庙，虔诚拜祭，祖庙内万人涌动，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这是对传统习俗深厚的凝聚力最完美的诠释。北帝诞庙会历经千年的风风雨雨，直到今天还能焕发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劳动人民智慧共同创造的结果，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联，保留了许多优良的传统与美德，在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能起到一定作用。
四、生存状况和面临问题
(一)充分认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民俗文化是心理承载的精神食粮。北帝诞庙会体现着佛山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是动态的民俗文化。多年来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偏差，混淆了迷信和俗信的概念，使得北帝诞庙会没能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北帝坐祠堂、烧大爆等传统的内容已湮灭：庙会参与者多为老年人，年轻人不感兴趣：从事北帝诞庙会的主持及值事相继辞世，民俗文化已渐渐失传。有鉴于此，政府应加大对北帝诞庙会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制定保护工作的目标和方针，最大限度地减缓北帝诞仪式濒危状况。
(二)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难题
祖庙庙会的开发、保护首先面临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滞后，政府及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缺乏正确认识，缺乏法律保护的依据，既没有科学的界定和权威的说明，也未能列入《文物法》的保护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法规条例的公布，为祖庙北帝诞庙会的开发保护做出了清晰的指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组织者思想上的顾虑。应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坚持北帝诞庙会的真实性和整体性，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
虽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但是开发和保护就像一对矛盾的共同体，开发会对非物质文化的原生态保护造成破坏，而过度保护也会制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以祖庙庙会为例，北帝诞庙会是除了春节、国庆黄金周之后第三个最重要的节日，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作为祖庙的管理方，多手段、全方位地挖掘北帝诞庙会的内涵，既扩大了影响，又使北帝诞庙会这一千年盛事焕发活力，对保护祖庙北帝诞庙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佛山祖庙作为一个成熟的旅游景点，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提高票房的收益，主办方采取了各种办法做大、做好北帝诞庙会。这就涉及怎样才能处理好开发和利用的关系。不论是开发还是保护，要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要是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就会变得不切合实际。北帝诞庙会来源于民间、来源于生活，旅游开发时就难免会对遗产的部分内容进行变更和扩充，为了经济开发需要而利用传统文化遗产开发当代文化创意产品是应当给予支持的，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当代文化创意产品应当在推广时与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区分。需要小心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
因此，祖庙北帝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框架内得到良性发展必须注意：熟悉相关政策法规，政府部门要给予足够的认识与支持：树立品牌意识，营造全社会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氛围；合理开发利用，不能将开发置于保护的对立面，不要人为干预其发展；思想要开放，眼光要长远，人才队伍的培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
(三)广阔的前景
佛山市政府在《佛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建设产业强市、文化名城、现代化大城市与富裕和谐佛山的战略目标，确立了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以文博旅游为龙头大力发展旅游业。佛山祖庙北帝诞庙会这千年的文化品牌，其丰富的内涵是建设文化名城不可多得的资源。今天，佛山祖庙虽然不再是传统社会的政治中心，但是作为艺术殿堂和佛山象征，每年还是吸引了很多中外游客。北帝诞庙会是佛山最传统、最广泛的民俗活动，必将以其悠久的历史、浓郁的地方特色深深吸引游客参观。近年来，民俗旅游兴起，为北帝诞庙会活动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
五、结语
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篇6
关键词：文物；旅游；整合；双赢
文物古迹大多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一旦破坏就无法补救，因此加强文物古迹的合理开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文物古迹资源的合理开发需要理论的指导。因此，进行文物古迹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
一、文物古迹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关系
文物古迹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是存在互动关系的，文物古迹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必须加强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才能实现文物古迹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而旅游开发也为文物古迹保护提供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一）文物古迹保护对旅游开发的重要性
文物古迹作为重要和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旅游企业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此参观游览，就必须通过长期有效的维护保养、修缮等管理措施，使这些具有特殊价值的文物古迹以更加完美的姿态展现在旅游者面前，为旅游发展提供可持续、富有特色的资源基础，通过旅游开发来获得地方经济的腾飞。
（二）旅游开发对文物古迹保护的支持作用
发展旅游是文物古迹资源最好的保护和利用方式之一。旅游开发为文物古迹的保护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以及技术支持等。
1、旅游开发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通过旅游开发，可以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文物古迹资源的重要性。2、旅游开发为文物古迹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在一些文物古迹资源丰富的地区，地方政府纷纷将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助、重要或辅助产业，加大对旅游业的投资力度，以期通过旅游开发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3、旅游开发有利于改变文物古迹单位传统的经营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打破，受政府支出不足、外在生存环境竞争加剧的影响，文物保护单位也受到市场的强烈冲击，仅仅依靠政府拔款和门票收入难以维持文物古迹日常的维护保养以及工资发放，因此必须引入企业化经营模式，在政府引导下走出生存困境。4、旅游开发能够为文物古迹的管理与保护提供资金来源。长期以来文物古迹由文物保护单位管辖，由于国家的文物古迹数量众多，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获得文物古迹的维护与保养资金十分有限，无法维持正常的管理工作。开发旅游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文物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5、旅游开发有利于文物古迹文化内涵的展示。旅游开发有利于文物古迹单位将文物古迹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展现在旅游者面前，文物古迹及其隐含其中巨大的知识含量的文化信息得以再现，有利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6、旅游开发能够更好地实现文物古迹的社会功能。我国文物古迹单位的展示内容单调乏味，展示手段陈旧落后，文物古迹的吸引力普遍偏低，无法承担起科学教育以及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旅游的开发有利于提高目的地政府、旅游企业及居民对当地文物古迹的保护，通过文物古迹开发，方便游客欣赏，更好地实现了文物古迹科普教育和文化休闲的社会功能。
二、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文物保护性开发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
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有规律性的联系。通常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文物保护就越重视，文物旅游就搞得越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用于文物保护的资金相对较少。
（二）经费不足，设施陈旧，安全隐患较多。
由于中原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文物保护资金基本靠政府拨款，很难筹措到社会资金。资金缺乏、设施陈旧、维修不力等原因，导致珍贵文物毁坏的例子并不少，有的文物在挖掘时就因不能有效保护而毁坏。
（三）文物周边环境整治不到位。
每遇到黄金周和节假日，前往参观的游客相对集中，往往拥挤不堪、承载力告急，导致文物受损和生态环境被破坏。
三、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整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这一方针明确规定了文物旅游事业的开展首先应当遵循对文物的有效保护和加强管理的基础上实行合理利用的原则。
（一）文物旅游开发的原则
1、合理利用原则。这一原则保证了对国家文化财产的有效保护，并通过“政府为主、社会参与”的方式，为文物的保护、管理、利用提供了机构、人员及经费等方面的必要保证。2、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努力寻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最佳结点，是发展文物旅游事业必须遵循的又一原则。3、文物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为了文物的永恒和长期惠及于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必要确定“文物优先”的指导思想和文物管理制度。
（二）科学管理
文物保护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涉及面很广，需要每一个文物保护者和旅游经营者都要有一个科学的头脑，综合各类知识，遵循客观规律，以确保文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三）文物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文物古迹的旅游开发，首先就要坚持先保护后开发的原则。充分利用现代文物保护手段，在专家的指导下有序地开发。
（四）管理与开发相协作
在文物旅游资源开发中，保护与开发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保护和开发既是文物工作者的责任，又是旅游部门的义务，决不能顾此失彼。要以文物保护促进旅游开发，以旅游开发带动文物保护，走出一条旅游开发和文物保护协调发展之路。
在文物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文物古迹不再是破败不堪了，博物馆的文物不再深藏宫中不示人了，旅游项目的开发从一个方面拉近了人们与文物的距离，文物旅游也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通过旅游使文物的历史艺术魅力得到显现，文物潜在的经济价值得到实现。文物与旅游的有效结合，推动了文物事业和旅游业的共同发展，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实现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
参考文献：
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篇7
关键词：文物保护；牟氏庄园；旅游资源
牟氏庄园作为清代地主庄园的杰出代表，不仅在我国古代建筑风格，社会发展情况等方面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还对宣传当地传统文化，开发旅游资源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社会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的不断的提高，我国进一步加大了对文物的保护与发展力度。但是，我国在牟氏庄园文物价值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依然存在这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为此，本文将以牟氏庄园为例，深入探讨文化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开发的协调同时发展问题。
1文化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开发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1.文物保护意识缺乏
我国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意识还不够强，牟氏庄园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最典型的地主庄园，作为封建社会晚期的一个缩影对社会史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近年来牟氏庄园的历史文物价值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发掘，这主要是社会各界文物保护意识淡薄造成的。首先，文博部门与群众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很多游人给牟氏庄园自然环境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毁坏周围的植物，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其次，当地政府只重视经济将设，对文物进行发展的同时缺乏保护环节，偶而会出现文物经费进紧张情况，使修缮工作因为资金不到位而拖后。
2.专业技术人才匮乏。
我国在文化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中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据调查研究显示，目前我国文博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
“半路出家”，缺乏相应的考古，文物鉴定，历史知识，工作素养较低，使得文博工作质量也受到影响。比如在牟氏庄园的开发过程中，由于专业知识不够，往往在处理文物的过程中存在改变格局的现象。而且文博工作人员在保护文物的过程中由于不了解文物的价值属性，有时候在复原的过程中损坏其原有的文物价值
3.文物保护法不健全
目前我国相关的文物保护法还不够健全，破坏历史景点的现象屡禁不止。由于文物管理部门对破坏历史景点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不够，更加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比如牟氏庄园附近已经明确规定禁止周围高层建筑施工，对餐饮业的盲目发展业不断地叫停，但是依然有个别的施工单位和经营者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违规施工或者营业，对该地区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以房地产商利用历史文物价值的效应在周围建造别墅来谋取暴利，这也是严重影响了牟氏庄园的观赏价值。
2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开发的具体措施
1.提高文物保护意识
我国要提高文物保护意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与利用，从而促进区域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文博部门要加强宣传力度，积极向社会宣传牟氏庄园的历史价值，引导并加深人们对文物重要性及意义的了解，有利于群众积极配合文物部门的工作。其次，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强相关的文物经费，为文物保护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比如拨款支持牟氏庄园的修缮，进一步维护其历史的原貌。此外，提高政府与相关部门的文物保护意识，积极处理好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避免当地领导急功近利，按照规定将文物工作人员纳入总体规划，并结合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对相关历史文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2.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大文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为文化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开发提供智力方面的支持。首先，提高文物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与福利待遇，进一步完善高校的相关专业，比如文献学，考古学，文博等，从而为文物保护与利用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其次提高文博工作人员的录入的门槛，尽量录取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从而提高的文物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此外，建立健全文物工作者的培训与考核体系，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与考核，从而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我国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水平。
3.要完善文物保护法
我国要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法治理念，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法。首先，严厉打击损害历史文物价值的行为，并将具体责任落实到个人，对情节严重者进行法律的制裁。其次，完善文物保护机构的只能，并在文物违法犯罪多发地区进行重点监督，建立专门的机构对违法犯罪行动进行严厉的打击，此外，加大文物保护的监督力度，充分利用社会媒体的监督功能。比如，利用监控仪对牟氏庄园进行全方位监督，并且实行联防联管，对破坏生态环境，损坏历史文物价值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
4.合理开发文物价值
我国应该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文物价值。首先，文博工作人员应该明确文物的类型，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和利用。比如，对牟氏庄园的宣传内容进行编订，既突出其地主庄园风格的建筑特点，又突出其保护完整的历史价值。其次，旅游行业在开发文物资源的过程中应该注重连环效应，与周围的历史文物完美结合，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文物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此外，文物价值的开发与利用要与地区的民族风情相一致，这样有利于形成典型的文化代表，进一步提升文物自身的价值，促进该地区旅游也的健康快速发展。
3总结
综上所述，文化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开发关系着国家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光大。但是近年来，我国在对文化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开发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由衷的问题亟待解决。为此，我国应该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全民的文物保护意识，从而进一步促进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琳尧・论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开发与文物产业问题，《数字化用户》。2013年33期
[2]赵东・陕北历史文化产业初探。《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3期
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篇8
我市历史文化文物资源丰富，文物保护单位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处；馆藏文物件（套），其中一级文物件，二级文物件，三级文物件；历史文化名镇家、名村家、名街处；传统村落处、古民居处。
二、文物保护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在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大力支持下，我市认真贯彻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把保护和利用作为文物工作的主题，把保护成果惠及民众作为文物工作的宗旨，把探索创新作为文物事业发展的动力。文物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文物基础工作不断夯实，文物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显现。
（一）文物保护机制不断健全。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市政府与全市个乡镇办签订了《文物保护工作目标责任书》，文保单位业余文物保护员全覆盖，形成了以文物主管部门为中心的市、乡(镇)、村三级文物管护网络，构建了“党政领导、文化主管、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齐抓共管格局，从而使我市文物保护工作构建在较为稳定的组织基础之上。
（二）“四有五纳入”进一步加强。市委、市政府将文物保护工作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一项重要举措,将文物工作纳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乡建设规划、财政预算、体制改革。年，为促进古镇保护与发展，成立了文化旅游服务中心，每年万元的事业发展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各级文保单位均安装有保护标志和保护界桩，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落实一名看护员。
（三）文物修缮提质增效。
一是加强保护修缮方案编制。编制了《保护发展规划》《中总体方案》《》等一批省级以上文保单位保护修缮方案。
二是加大文物保护利用资金投入。年开始，先后投资近x万元，对进行了三期修复性改造。特别是以来，我市又对古镇百余处古迹得到全方位修复改造，总投资近亿元。在投资近3000万元，新建了博物馆，该馆从三个单元讲述故事，真正让历史活起来。
三是文物修缮水平逐步提升。近年来，我市对等进行了修缮，特别是古镇栋古民居、米长的石板街、古石桥等遵循修旧如旧工艺标准进行了整体修缮。
（四）联合执法，保障文物安全。
严格贯彻文物安全保护方针，文物安全检查常态化。牵头组织安监、消防、宗教等部门开展行政联合执法，强化文保单位安全及周边环境监管。年以来，对等余处文保单位进行了安全巡查，针对巡查到的险情，制订并落实周密有效的排险措施。如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省级文保单位毕家畈塔实施了保护性维修。
（五）创新保护新模式，促进文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一是文物保护法制宣传不断深入。《文物保护法》、《古民居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局文物部门及相关部门积极开展文物法制宣传教育。利用国际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和文物普查、安全巡查等活动期间，向广大群众宣传《文物保护法》《古民居保护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文物知识。2019年我们在市人民广场、乡镇中小学等地举办文物进景区、进社区、进学校活动余场次，发放文物保护知识宣传册余册；组织开展小小讲解员培训展示活动，围绕文物、历史文化及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开展知识讲解、培训，并在古镇展示小小讲解员风采，为文物保护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
二是充分挖掘文物价值，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我市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重点，充分挖掘文保单位的历史、科学、艺术及教育价值，精细耕作文化旅游。在古街深度发掘具有代表意义的历史文化故事，进行场景复原展示。
三、文物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
一是现代保护水平不强。文物保护不平衡不充分，重人防轻技防的现状有待改观。
二是文物科学利用不够。文物与资政育人、文物与旅游产业发展、文物与文创产品开发、文物与传统技艺传承等方面融合发展、科学利用的行之有效的举措不多。
三是文物管理架构弱化。机构改革后，原文物管理部门剥离行政属性，文物管理架构与当下文物事业发展不匹配，文物事业经费保障紧缺。
四、下步工作打算
一是提升文物科学技术保护水平。重点从“能人”培养、机制灵活、科技运用等方面着手，提高文物管理人员综合素质、业务能力；拓宽文物保护主体多元化、市场化空间；加强文物保护前沿科技运用与联防联控机制建设；强化文物保护绩效评估及综合运用。
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篇9
关键词：地方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角色定位
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115-07
人类进入新世纪后，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的交融碰撞更加激烈，民族文化标识着文化个性，文化创新推进着当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文化的交融式发展和文化的民族性认同成为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与创新的主流。尤其是在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文化的国际化与民族文化安全上，这个问题不仅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成为有关国际组织高度关注的话题，譬如，在十年前的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人们普遍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了权威界定，“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涵盖五个方面的项目：（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及其特定族群或特定人群的文化基因和密码，因此长期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给各民族及其族群强烈的历史存在感、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宿感，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彰显民族文化个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纷纷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到本国文化发展战略中，尤其是那些被称为文化创新型的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等，更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纳入文化创新战略和文化安全战略，表现出强烈的社会热情和政府行为，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在我国，进入新世纪后，党和政府积极应对世界文化战略挑战，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确保民族文化安全、促进当代文化创新作出了科学应对。2007年10月，在党的第十七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求，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执政党的政治决策领域和国家意志层面。四年后，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将“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纳入到“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总体格局。201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十政治报告中，更是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战略的高度，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由“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进一步延伸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再一次向世界重申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官方立场和政府应对。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不仅仅只是一个文化问题，或者是简单层面的文化战略问题，而且是切关民族文化安全和中华文化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固守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升全民族尊严感、荣誉感和归宿感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因此，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国家行动的时候，地方政府在保护利用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方面，更是责无旁贷。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文化大一统和文化多样性相统一的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如何在全国各地开展有地方特点和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是理论和实践中的崭新课题。特别是关于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定位与政府职能发挥的研究方面，学术界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出的新要求，根据文化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选取江西省这个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总量大、样式多、历史悠久、特点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对江西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开展个案研究，从政策制定、价值维护、合作共赢、社会协调、职能整合、绩效评估、任务实施、信息化建设与资源筹集等九个方面，阐述我国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具体角色定位，从个案中管见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一般规律和特点。
1.政策制定者：务求政策法规体系严密性和各项具体政策同向性，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具有创新性
从政治行为学的观点看，政府掌管政策法规制度的设计与制定，并通过行政力量推动政策变成实际行为。因此，政府角色首先是掌握政策的“令箭”，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制定和推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起到重要的指导与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反过来看，制定政策有助于规范政府行为，约束行政行为，对于地方政府科学合理行使主体职能具有规范与约束作用。应当看到，由于在地方存在条块问题，表现为部门利益导向与功能体制分割所导致的纵向上的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和横向上的相关部门之间政策制度体系产生矛盾冲突。使政策的落实或基层工作往往陷入难以适从的困境。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在大部分情况下，采用静态式、保守型工作策略方针，工作的绩效与经济社会效益难以实现准确地量化评估，而且由于与其他经济工作的任务目标在资源分配上存在竞争性，这就容易导致各级地方政府以及部门在“非遗”保护利用目标任务的决策上往往表现出不一致性，甚至出于对GDp的盲目追求和崇拜而对执行国家关于“非遗”法律政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和手法。这就要求政府在政策规范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应采取整体性和长远性的眼光。恰当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放在社会经济效益总格局中予以考量，注重政策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内容的规范性一致性、实施的协调性有效性、方法的创新性多样性。
在国家宏观法律法规政策指引下，江西省注重地方政策法规文件的整体梳理与分部细化工作，追求内容的丰富性和一致性、体系的严密性和完整性、措施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畅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民意通道。在文化部门设有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信箱，注意充分吸收省、市、县、乡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相关社会主体的有益经验与合理化建议；成立各种层次的专家委员会，注重发挥专家学者的智库作用。由此，政府通过政策法规制度明确了目的性和导向的一致性，整合了社会资源，凝炼了社会共识，特别是激励了民间力量的积极性，促进了全社会共同致力于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继承、传承与利用；同时，在贯彻相应的政策法规中检验政策法规，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由文化部门牵头负责，每年年底对政策法规进行一次“回头看”似的清理，以便在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中不断修订完善政策法规，不断提升政策法规的时效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切实的政策指南与实践指导。
2.价值维护者：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保持社会总格局中文化与经济价值平衡
根据系统论理论，要使社会结构保持稳定，具有活力，必须使系统内各要素的力量和功能保持平衡性张力。在社会总体结构中，文化要素及其社会功能同经济要素及其社会功能都不可偏废，他们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关系。文化的功能和价值为政府领导、促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发展创新提供了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相应的保护行为也异常复杂，充满挑战。在决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如何根据地方实际正确合理履行职能往往取决于价值选择的正确与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体系构建以及政府决策的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导向。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社会文化与经济价值的平衡发展。
在实现保护性发展策略方面，江西省尤其注重文化与经济双重效益相协调基础上的文化传承。2012年底，江西省文化厅公布了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评审结果名单。共有10家单位上榜，其中南昌市2家，景德镇市4家，上饶市2家，九江市和宜春市各1家，他们为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方式方法、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活力开启了“智慧之门”。此外，江西省计划实施大遗址保护工程、革命文物保护工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等文化工程项目，旨在将地域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为当地文化发展创新优势。江西省并不单纯追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实现经济效益。而是把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文化价值放在首位，在尽力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性、真实性基础上，结合时代条件的变化，适度实现内容形式创新，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扩散与传承延续。在江西各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实践中，各地充分发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特定类别的具有地域元素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这就从国家政策高度进一步明确了当经济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产生冲突时，地方政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益的优先实现，而不能单纯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来实现经济效益的政府责任。在这里，最好的解决策略和办法是，在优先保证社会文化价值实现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相应的经济价值与效益，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稳步快速发展。例如，江西省在审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项目的先期，预先审查该项目是否会对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始性、真实性产生破坏作用，避免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的实现而损害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环境和破坏原汁原味的风俗文化。在实践中，江西各地探索着避免过分的商业化，兼顾双重效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模式。
3.共赢合作者：建立地方政府之间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区域文化资源共享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保护利用
根据博弈理论和社会协同理论，最大的竞争值是双赢值；越是合作，就越能协同，就越能获利受益。在政府的社会责任中，其中一项是促进社会协同发展，加强合作双赢。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跨区域、分布广、门类多和内涵丰富等特点，因而难以在某一个地区进行集中保护。因此，为最大限度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效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对于分布于不同区域与层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加强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分工合作力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建基础设施、共享文化资源、共同保护、共同开发、共享合作成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双赢。
江西省各级地方政府在保护江西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探索合作灵活、形式多样的发展战略，构建协同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按照相互信任、相互监督、优势互补的原则，建设若干个区域性文化生态中心，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发展新格局，如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其显著特征在于以地方文化资源为纽带，以省会南昌为龙头，加强环湖城市之间的联动效应，实现开发共建的区域规模化，形成具有鄱阳湖区域特色的文化发展格局。在与其他地区地方政府合作方面，江西省不断扩大与周边兄弟省份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加强交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共同发展，协同创新。比如，江西省联合安徽省，在江西婺源县申请设立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极大地实现了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品质、规模和效益。
在与国际相关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方面，江西省着力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特色品牌建设，大力提升江西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文化走出去战略”上先行先试。如在扩大对外文化交流领域方面，注重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为基点和桥梁，不断改善和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技术合作交流为重点和载点，积极促进与欧美地区各国的文化交流，增强和扩大了江西地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同时，积极利用江西省与港澳台地区的人缘、地缘优势，特别是打赣南“客家文化牌”，提升客家文化影响力，加强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此外，积极开展“请进来”工作，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为重点，不断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经验、技术和方法，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国际化合作水平。
4.社会协调者：完善“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协同模式，充分发挥社会整合优势
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政府是社会唯一合法、最具有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力量的组织，社会整合优势是政府与生俱来的天然优势。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共物品特性，即消费的非竞争性与受益的非排他性，同时具有传承性、社会性、公益性、生态性、无形性、多元性、活态性等特性，因此，仅靠民间社会力量确实难以满足保护利用的现实需求、难以实现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文化功能。为此，政府就要发挥保护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与国务院相关政策文件所作出的明确规定，既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又契合文化发展要求。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还应积极发挥社会其他不同主体的作用，充分借助社会民间文化保护组织、大专院校、媒体、企事业单位、城乡社区等不同主体的公共资源与力量，合力实现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效构建。
在较大范围保护、传承优秀文化遗产过程中，江西省注重探索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具体职能，探寻实施方法和途径，着力把握决策制定、资源投入、计划实施、监督控制、绩效奖惩等几个关键环节；在全省各地广泛引导多元化主体参与合作，拓展合作范围，比如，积极联系媒体部门进行大型文艺演出以及系列电视记录片的录制与播放；通过多种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形式，借助省内重点大学、专业研究机构等不同社会力量，深化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系统研究与理论总结，出版了一系列重点著作、开设了优秀传统文化精品课程和视频公开课、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书面记录、整合科研力量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新技术和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新方法、由专家专业支撑进行社会化的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承；积极采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如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才艺技能比拼、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公益演出等，促进社会不同主体的参与和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造良好的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氛围，以吸引诸多社会主体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数据采集、鉴定、申报、记录、保存、保护、开发利用以及检查监督等诸多重点环节，充分发挥专家和专门机构的作用，提升工作的专业性、科学性和权威性水平。
5.职能整合者：实现机构及其职能一体化。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多样化需求
从行政学原理来看，政府效能的最大优势是机构及其职能的一体化，最大危害是机构臃肿、交叉重叠、人浮于事、扯皮拉筋、无所作为。从最优的角度体现政府职能和行政效能，就要使不同部门机构之间的联合以及相似或相近职能的整合，有利于政府简化办事程序、优化服务流程、节约运行成本、强化服务质量和提升公众满意度。江西省各级地方政府所属不同部门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方面，紧紧抓住拓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这个切关政府效能与社会公信力的重点，积极探索多种合作模式，尝试建立多种合作机构，建立健全合作机制，最大化地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相关服务体系需求。譬如，江西省各级地方政府文化部门通过建立协调小组、项目小组、联席会议、执行委员会等方式，深化并加强文化、教育、旅游管理、环保、宗教、考古文物、建设、发展改革、舆论宣传、广播电视、信息网络与财政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共同致力于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宣传、教育、建设、利用。2004年4月，弋阳腔成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程，江西省以及上饶市等有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对弋阳腔实施保护，特别是在弋阳腔的发源地——弋阳县，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门负责机构，制定多种保护方案，核发充足的保护工作经费，而且与相关部门联合举办了“全国弋阳腔（高腔）学术研讨会”，并恢复组建剧团，培训了大批演员，为保护传承弋阳腔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为了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服务体系的服务效率与效能，江西省尝试通过一站式服务超市、网络终端联合服务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数据库系统、非遗项目网上办公系统等信息化与综合方式实现不同功能的优化整合。从起步来看，虽然与预期计划目标以及国内外先进信息技术水平相比尚有一定距离，但这在国内区域比较中，为最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信息化与高效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处于全国先进行列。
还要看到，由于机构与职能的整合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应当遵循相应的目的性原则。机构职能整合必须以能够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多样化需求为指导原则，同时要本着整合效益（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多重效益）大于成本（包括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的衡量准则，在实施过程中确定整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6.绩效评估者：构建绩效评估系统指标体系，强化合作效果的激励作用
在地方政府学原理看来，地方政府整体效能的实现与责任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绩效评估体系的完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绩效评估体系构建，不仅要注重评估主体的多元化、评估内容的全面性、评估方法的科学性、评估程序的严谨性、评估结果的可实施性等等，而且还要注意合作效果的测量与责任的确定等问题。江西省在严格贯彻国家文化部的相关督查体系的前提下，设立了相应的适于地方实际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在注重数量性指标体系设置的同时，政府部门逐渐开始重视质量性指标体系的设置，并加大了相应权重，譬如，这个质量性指标体系不仅仅注重财政投入数量、基础设施建设数量、保护成果数量、参与机构人员队伍规模以及经济效益等定量考核指标，同时，还更加注重资金使用效度、人员能力素质情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效果等定性考核指标，这就在社会层面更加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公平合理评估。
为了加强不同部门或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力度，地方政府还要设立相应的合作绩效考核指标与合理有效的权重标准；同时，配合设立科学有效的奖惩体系，以最大程度地促进整体效能的实现。这是提高政府管理效能的一条法则。为此，江西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还应根据国家文化部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本地区文化省情，尝试制定较为科学有效的涉及付出比例、责任认定、合力效果等方面的整体性评价指标体系，激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过程中的合作性付出。
党的十报告提出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新要求，指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地方政府要在坚持生态优先、生态立省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与建设方面的指标体系。在更大程度上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和原真性。
7.任务实施者：利用多种手段与方式促进区域优秀文化传承。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良性互动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具有不同内容种类，因此，要采用多种方式与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特别要注重静态与动态保护模式的合理搭配使用，尤其是重视数字化保护方式与活态传承方式的平衡运用。针对不同文化遗产形式的属性与濒危程度的不同，江西省综合运用多种保存记录模式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譬如，综合运用以纸质文献资料收集保存、图像记录、原物珍藏、虚拟展示、实体开发等为特征的数字化馆藏模式、社区博物馆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节庆旅游模式、各类演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物化产品模式等不同静动态模式。同时，还注重活态传承模式的利用，如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的保护与培养、定点进行原始生态的保护与原始文化生态的再还原等等。有专家指出，文化生态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生存的有效方式，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活态、整体性保护的新阶段。这个意见非常重要。江西赣南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就是为保护文化生态的一种有益尝试，它极大地保存了客家文化原生态环境，将文化遗产原始性、真实性地保存在其所属的环境之中，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的“活态文化”。党的十报告强调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应该说，建设生态文化保护区正是这一理念与要求的良好体现。此外，江西省还形成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对于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作用的长效机制，各级政府在各地定期开展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担纲的文艺演出、技艺展示和传承培训班等文化交流活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注重保护手段综合运用的同时，更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充分实现，达到以发展促保护的良好效果。邻国日本、韩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比如日本，非常强调对文化遗产的“活用”，他们对文化遗产不仅停留在简单的保护上，还要求充分发挥文化遗产的作用，即在妥善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努力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发挥文化遗产的现实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江西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保护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多样化途径，建立或即将建立诸多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播、培训及产业开发为一体的文化产业园或文化产业基地，如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景德镇陶瓷艺术创意基地、婺源文化创意产业基地、鄱阳湖渔俗观光园和国际龙舟文化产业园、万年稻作文化产业园、抚州喻家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抚州传统工艺创意基地、赣州民间工艺创意基地等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园区的建设与发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文化基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永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8.信息化建设者：建设多层次、立体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文化服务信息网络。整合多种类型的数据库
现代社会的发展表明，人类的发展创新，越来越借助甚至是依靠信息资源与信息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上，有专家指出，“将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应用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来，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提供了更加有力的高科技技术支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途径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与衍生”。这已经成为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一大亮点和趋势。利用先进的当代信息技术，整合地方各级政府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数据资源。逐步建成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同时，还要不断开发与完善相关信息服务系统，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工作的信息化与高效化，如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建设等等。
目前，鉴于中国政府信息化实现过程还处于特定阶段，建立地方统一的数据库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探索。但是，我们认为，并不能因此而消极等待，反而应该有针对性地对条件成熟的地区进行局部的甚或是小范围的资源数据库及相应信息工程建设，在有些地方甚至可以选取提速创新、重点突破战略，先在点上积累经验，然后在面上展开，呈“星火燎原”之势。同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信息化服务建设方面，地方政府相对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先进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来说，仍有较大差距，在网站建设上体现形式主义较为浓重，信息内容单一陈旧、服务渠道狭窄不畅、问题解决缓慢迟钝等问题较为突出。这在国内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问题，江西省也不能例外。比如，江西省文化厅以及各地方文化网站的建设仍有一定局限性，还要借鉴国外相关网站建设经验，大力开发与利用相关先进软件，尽力实现不同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网上办公，提高办事效率；逐步实现地区间信息联通，避免形成信息孤岛。
9.资源筹集者：探索多种渠道建立专项与可持续基金，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成果
资金支持支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内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上，我们认为，认识是基础，创新是关键，资金支持是保障，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地方政府应积极探索多种资金筹集渠道，鼓励个人、企业与社会团体对非遗保护工作进行资助，是促进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明智之举。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相关经验基础上，要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政府投资+社会化集资”的双重融资模式。有专家指出，资金的来源应该是多渠道的，要吸纳企业和社会的赞助。还可以考虑从与民俗文化有关的经济收入中提取适当比例，用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基金。在这方面，江西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产业收益吸引相关企业以及银行共同投资开发，建立相应成果分享机制，共享经济成果，实现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的良性互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激发持久活力和保持持续动力。
此外，地方政府还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投资主体作用，通过中央与地方财政比例式配套投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项目专项基金，并不断稳步提升财政投人数量；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硬性与软性激励机制，使不同参与保护主体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成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财政投入比例或绝对数量稳步增长基础上，要更加注重实现财政投入效果。在财政投入方向上，地方政府尤其要注重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经济补贴与产业开发的资金投入力度。近三年来，中央提供给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政补助资金分别为：2010年，738万元：2011年，948万元；2012年，1933万元。从数字看，应该说中央支持江西呈递增趋势，态势良好：江西省政府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三年来每年各为400万元，总体趋势也好。但也要看到，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投入在省级公共文化总体投入中的比例分别是：2010年，1.76%；2011年，1.76%；2011年，1.82%，总体投入比例持续处于较低状态，江西省财政投入相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持续发展资金要求来说，仍需进一步完善。
总之，在中国取得经济、科技以及国防等方面硬实力增长的同时，我们还要站在国际文化竞争格局角度，更加关注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竞争力。在当代世界，衡量一国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硬实力两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又是文化软实力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因此，无论是从国家进步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民族复兴与发展永续的角度来看，都要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流淌着民族文化的血液，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元素，对于中华文明世代传承、对人类文明作出较大贡献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政府在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工作中承载着重要的责任，在实现政府职能与管理效能中大有可为。尽管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离理想目标还有很大距离，距跨人世界先进行列还有一段路程追赶，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界定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作用，形成在我国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中的政府主导与协调同全社会积极参与的互动格局，无疑是探索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路的明智选择。
注释：
①参见张艳国、刘俊峰《国际环境与世界眼光下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走向》，《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
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5章，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④⑥⑧：《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十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33、41页。
⑤详参张艳国《论文化的两重性及其时代意蕴》，《江汉论坛》2011年第10期。
⑦参见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弋阳腔”，内部资料，2012年刊印。
⑨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9页。
⑩参见周星、廖明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本经验》，《民族艺术》2007年第1期。
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篇10
(一)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国家层面，先后制定了一些与城市古建筑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文物保护等①＊，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保护制度。在地方层面，各城市根据本地的特点先后出台了一些与国家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促进全国性法律法规在本地的实施，如北京出台了文物管理办法②＊等。此外，各个城市还通过制订各种规划，来达到对城市古建筑保护的具体保护，如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③＊。通过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城市发展规划等的相互配合，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城市古建筑保护法律体系，使得城市古建筑保护领域有法可依。
(二)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始于1956年，《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明确提出实行“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制度。此后，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文化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基本成立。对不可移动文物实施“文物保护单位”式管理，同样对旧城古建筑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制度、“四有”制度以及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营、修缮和管理等方面。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一般经由文物普查登记、筛选定级、核定公布几个阶段④＊。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是指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做好保护工作的四项措施:有保护组织，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科学记录档案①＊。文物经营管理基本的原则是: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②＊。根据利用方式的不同，法律法规也分别采取鼓励支持、申请审批和绝对禁止的态度。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进行管理，将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分为五类:非建设地带，可保留平房地带，允许建筑高度9米以下地带，允许建筑高度18米以下地带，特殊控制地带③＊。
(三)完善了文物保护单位之外古建筑保护制度对于尚未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确有价值的文物古迹，规定“由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部门商定名单，通知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本办法暂时予以保护，不得破坏，并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及时办理保护审核手续”④＊。此外，还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的古建筑保护作出具体的规定，“保护价值待定的文物古迹，区、县人民政府可以公布为文物暂保单位，视同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文物暂保单位公布后两年内，必须完成对它的鉴定工作。根据鉴定结果，公布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公布撤销。逾期不公布，暂保单位自然撤销”⑤＊。
(四)加强了历史古建筑的保养、维修、利用和管理针对城市历史古建筑保护中常见的问题，通过立法对古建筑的保养和维修、防火与报警、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性质及使用权的变更，必须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同意;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负责文物建筑的保养和维修;应当严格按照古建筑消防管理的规定，加强一切火源、电源的管理，配备必要的灭火设备;在重点要害部位，根据实际需要，安装自动报警和灭火装置;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文物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接受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对有损文物建筑安全或者有碍开放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整治或者搬迁;整治、搬迁所需费用由使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承担”⑥＊。
(五)设立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年，北京市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方案，首次提出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院落划分、用地调整、人口密度分类、改善市政基础设施条件等做法”⑦＊。2004年，又公布了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此次规划共15片，其中有5片位于旧城区内，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了风貌保护和高度的控制。2013年，又新增了3片保护规划，至此北京旧城区将拥有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对旧城的保护更加立体而完整。
(六)形成旧城整体保护制度2005年3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内容包括:旧城的整体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层次更加明确，呈现出“点—线—面”分层保护的状况。此外，还注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法规与《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内容相衔接。除北京之外，浙江省、河南省、宁波市、沈阳市、南京市、哈尔滨市等都制订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加强了旧城的整体保护。至此，我国的古建筑保护制度基本形成，既有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又建立了古建筑保护的具体制度，构建了“点—线—面”相结合的保护体系。城市古建筑的保护理念也有了质的提升和飞跃，从以往的对先人遗留下来的财产的一种保护与利用，发展成为对城市发展历史的保留，对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底蕴的尊重，对城市发展历史传承的延续。但我们同进应当意识到，我国城市古建筑的护路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和挫折，也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十字路口，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说建国初的城市规划制定是以原有城区为中心，还是在旧城区的边缘另起炉灶，对此有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以梁思成等提出的“梁陈方案”①＊，主张在旧城区边缘再建新城，对旧城的古建筑进行整体保护，但这一设想并未能得到认可和实施，一些古建筑因此被损毁。
二、城市古建筑保护制度存在问题
城市古建筑见证了城市的生命历程，保障了城市的文化延续，促进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因而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城市化进程中的古建筑保护状况却不容乐观。
(一)重单体文物保护古建筑的保护，缺乏对旧城区的整体保护当前有些历史性城市，为了更好的保护传统历史建筑，某些历史文化名城在旧城内设立保护区，对旧城内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整体保护。但有些城市为了既保护历史城区的古建筑，又实现城市的发展与更新，一方面对标志性的古建筑进行重点保护，另一方面却大力拆毁这些标志古建筑的周围环境和历史街区和传统建筑，建设性或保护性开发对城市古建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安阳穿城修路严重破坏历史街区;福建的三坊七巷名存实亡;南京老城已经拆迁改造完毕;济南投入22亿‘巨资’拆迁了44万平方米、43个片区，大量特色街道消失在推土车轮下;开封覆盖着现代化的草坪;郑州以‘一路、一区、一城’为标志，古城全部翻新……在‘旧城改造’的名义下，历史文化名城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创伤。”②＊尽管北京在城市建设中制定了大量的制度措施来保护城市古建筑，但其遗留下来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仅占老城面积17%，而欧美国家旧城保护面积基本可达到古城的80%～100%③＊。正如有学者所说:“没有历史街区提供的建筑背景和文化氛围，历史纪念物只不过是现代城市的一个小小点缀而已。”
(二)大量城市古建筑因缺少维护面临毁损城市古建筑除包含文物保护单位以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城市古建筑。这些城市古建筑大部分被公私主体所占有、使用，其中有些被占用的古建筑因缺少维修，面临着损毁危险。有些被市民占用的古建筑，因占用的主体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未能进行必要的维护和修缮;有些占用者因未取得对古建筑的明确法律权利地位，没有进行古建筑维护等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和企业事业占用的古建筑情况也不容乐观，古建筑的产权归属问题以及占用主体的保护能力和意识等都影响着古建筑的保护。有些古建筑的使用单位与产权单位权利义务分配不清晰，占有使用单位只使用不维护，而所有单位因未使用、受益而对古建筑不闻不问，古建筑实质处于无人负责的状况。另外，有些被占用的古建筑被用作办公场所，一般不对外开放，剥夺了民众接近和消费古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的权利。
(三)过度商业开发破坏古建筑原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国家文化保护经费有限的大前提下，城市古建筑的保护必然要依靠自己的经营开发来创收，以此解决一部分维护的经费。有些古建筑被管理机构作为商业场所来经营，有些则出租或承包给第三方的商业主体。以文物养文物，以古建筑养古建筑，这是我国及世界各国所提倡的文物保护方式。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可以在维持古建筑原有风貌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商业开发与保护模式。但有些古建筑的过度商业开发对城市古建筑的保护造成了持久的负面影响，如丽江古城本是一片风景秀丽的宁静之处，后因酒吧等的入驻，侵扰了这一世外古镇原有的安宁。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凤凰古城、西塘、周庄等地，虽然古建筑的外壳被保存了下来，但是文物古迹的那种精神文化氛围，早已不见了踪影。超负荷的旅游开发破坏历史文化空间，不合理定位改变了历史地段环境。
(四)旧城改造致大量城市古建筑被拆除城市古建筑是一座城市的重要标志。单霁翔曾就旧城改造对古建筑的破坏指出:“一些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无所顾忌地大拆大建，……致使一批批文物古迹被摧毁的同时，一些历史街区也被摧毁”［7］。现在有些城市把“拆”成为城市建设的第一步，将见证城市发展的传统建筑及历史街区拆除，使得历史街区、历史城区和历史性城市的整体风貌被破坏。有媒体甚至将北京旧城区的胡同和四合院逐渐消失的情形，称之为文化自杀，“正把自己伟大的文化变成平庸”［9］。还有一些历史性城市打着尊重历史的幌子，将真文物拆毁，制造一些假的文物和古董，以发展旅游的名义拆旧建新。全国各地陆续出现拆除古建筑，新建仿古街的运动，一些独具特色的传统街道被改造成为失去真实历史价值与信息的假古董。还有些城市以保护利用为名，将历史街区内的传统民居拆除，保护性破坏屡见不鲜。吴良镛的胡同有机更新模式尽管在学术上取得极高的成就，实践上却没有得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推广。旧城改造中的大规模拆迁，将一个城市最有特色的古建筑一扫而光，就像一把理发剪刀推过，只剩下光突突的头皮。
三、城市古建筑保护不力的主要原因
面对被损毁的城市古建筑，要做的不仅是哀叹与惋惜，更要痛定思痛，找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从而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能够更好的对症下药。现阶段我国城市古建筑保护不力的原因主要有:
(一)保护意识薄弱、管理意识不强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仅仅依靠文物保护行政机关的力量，来完成整个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几乎不可能的，需要其他机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更需要民众的参与和支持。从世界的角度上来看，凡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行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其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是相对较高的。而国内的文化遗产事业的难点和关节点，也在于社会各界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不可否认，中国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有所提高，保护成效也初步显示出来，但近来因文物保护意识不足而引起的文物破坏案件却时有发生。近年来有不少的文物保护单位遭受破损的事件，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建设施工单位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未进行报批就擅自动工建设，而造成文物保护单位受损，如临汾古城墙被毁事件;云南大理为修路拆毁唐代古城墙，致龙首关遗址被毁等。一部分是因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者管理者保护意识不足而造成文物保护单位的损毁，如拈花寺偏殿着火，与产权所有单位与使用单位管理不当，未能将建筑物按照文物保护行政部门的要求进行整改，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古建筑的保护管理机制不健全，多头管理及管理缺失现象并存根据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金瑞国、刘赪娜、张寄所做的调研报告《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调研与分析》，除文物部门以外，还有不少于20个部门在使用和管理着文物保护单位，以宗教部门最多。在由文物部门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中，设有专门机构和没有专门机构管理的比例约为7比3。各省(区、市)非文物部门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比重不尽相同，其中(64.81%)和北京(57.99%)达到半数以上。由文物行政部门在每处文物保护单位设立现场保护的机构，自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由于文物保护经费有限，且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不断增长，操作起来显然不太现实。另外由于历史原因，许多不可移动文物在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前，就由其他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占用，有专门的管理和使用单位，这使得在每一文物保护单位设立文物行政部门的管理机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对于产权或使用权不属于国家文物行政部门这类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是与文物行政门签订“文物保护协议”。然而在实际管理工作中，文物行政部门的职权使其不能落实协议内容的履行。文物保护单位往往成为所有和使用者的部门利益，从而不能对文物进行法律法规所要求的保护造，破坏时而有之。
(三)具体保护制度可操作性不强在文化遗产问题上，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制定和贯彻管理法规与标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全国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1年内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设区的市、自治州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1年内划定保护范围。由于申报时保护范围未能完全确定，一年的时间给相关的利益者留下了可乘之机，给现实操作带来许多的麻烦，并造成保护范围内的其他历史建筑受到破坏。此外，有些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确定之后，也不能按照法定的保护范围的标准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管理，使保护范围成为一纸空文。如保护范围内不法违章建筑物未能及时清理，城市规则及其他重大工程项目未考虑已经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的保护范围等。
(四)旧城内历史建筑产权不明确由于历史原因，旧城内的居住人口往往严重超过适宜数量，建筑大都显得拥挤破败，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便是如此。为了保护好这些传统的历史文化建筑，政府部门一方面有责任引导和帮助古建筑占有与使用主体对它们进行保护、更新和维护，在保存原有风貌的基础上改善旧城内的市政公共设施和居住条件，使得其适合居住;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古建筑内的居住人口数量，针对部分居民缺乏维护保养的能力与动力的情况，将旧城内的居民迁出或者进行置换，将想居住进胡同及四合院且有维护能力的主体引进来，而将欠缺维护能力且想迁出去居民迁出去。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旧城内古建筑产权的明晰化和长期化，并且允许古建筑在公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现在旧城内古建筑产权具有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有些古建筑被十几甚至几十个家庭所占有，无法正常的居住与生活，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行适当的维修与保护。另外，旧城内的古建筑因面临改造与更新，随时可能被拆迁，产权的不稳定使得现有的主体缺乏维护的动力，外来的主体也没有购买意愿，古建筑的交易流转不顺畅。
(五)过分注重商业价值，开发利用不规范国内经济发展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民众的文化遗产消费的需求，使得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突显出来。然而，商业价值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展，但这另一方面又使得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频繁出现一些怪异的现象，如重利用轻保护，重经济价值轻文化价值等。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热点文化遗产事件，都与古建筑的保护利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如西湖旁边建会所，公园内古建筑中的高档餐厅等。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古建筑等文化遗产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带动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从而产生经济效益。有学者说文物保护“尤其是要慎谈利用，国外谈得较多的是保护，不谈或者很少谈利用;而在中国的经验里，是不仅要保护，还要利用;所谓“充分保护适度利用”，但真的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
(六)文物保护法及城乡规划法规定不完善程序性规定欠缺。我国文物保护法将城市古建筑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三个层级进行保护，但是却没有将三个层次的保护责任主体及保护程序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定。文物法将历史街区及历史名城保护的具体规定授权国务院制定条例进行规范①＊，而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审批由城市建设部门主管，仅在审批和实施监督阶段征求文物保护部门的意见，没有充分发挥文物保护部门在文物保护中的专业优势。国外与此相关的审批和监督职能是由专业性委员会来负责，这样的制度设计一方面限制了某些行政首长个人决断权，防止个人意志对城市古建筑的破坏;另一方面专业委员会由文物保护相关专家及在文物保护事业中有影响力的市民代表组成，能充分发挥专家的专业优势与市民代表的积极性，通过市民代表反映其所代表的群体的意见，充分维护不同主体的利益。其次，我国文物法第24条规定国家所有文物保护单位不能作为企业资产进行经营②＊，因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给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如何解释这一条文，专家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性质是文化遗产，是国家的文化资源，而不是经济资源，它对社会要起的作用，是为社会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而不是创造物质财富，它是文物资源不是经济资源，把盈利作为目的，把它变成经济资源了，以赚钱为目的了，是不对的。”因此，不能作为经营性资产应当指禁止将文物的经营权进行转让等经营活动;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里所说的不能作为资产经营，应当是指不能作为企业等经营性主体的经营性资本，不能作为将来发生债务时的担保财产。因法律规定的模糊，在实际的遗产保护与经营管理活动中，有些单位将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产的一部分，“由旅游公司来兼并文物保护单位，以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名义将文物资源作为普通资产纳入企业进行市场化理和经营”;有些单位将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价入股，进行所谓的“强强联合、捆绑上市”通过文化遗产的经营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在我们为城市古建筑等文化遗产能否作为经营性资产争论不休时，如果将眼界放宽，通过对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进行考察分析，就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例如，法国政府将国内著名的一百多个著名的文化遗产(其中大部分为古建筑遗产)交由法国古迹信托来经营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再次，我国的城市规划法中与城市古建筑保护的规定不完善。1990年的城市规划法虽规定城市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传统风貌①＊，但在涉及旧城市规划时，却提出了旧区改建的城市建设、发展方式②＊，在旧城区古建筑保护制度中存在法律漏洞。城乡规划法也指出规划的制定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和传统风貌③＊，且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但仍然有旧城区改建的提法，城市规划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允许旧城范围内的拆迁和危房改造④＊，这一制度上的缺口，时时被开发商和城市管理者所利用，造成古建筑被保护性破坏。除了保护意识不科学外，与国外的规划法相比，我国规划法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对古建筑的保护作用有限。(七)行政执法力度不足执法不严，一直以来是倍受学者和大众诟病的中国司法现实疑症，也是造成中国法律执行不到位的重要原因。具体到古建筑保护的执法力度来说，一是相关立法不够具体，执行性不强;二是执法队伍建设不完善;三是各级政府不够重视，四是文物执法经费紧缺等。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当地政府是否重视、支持文物保护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文物保护状况的好与坏。少数领导干部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当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尤其是与旅游开发发生矛盾时，往往是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被忽视。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一旦遭受破坏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何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健全执法机构，加大执法督察力度是当务之急。
四、国外城市古建筑保护制度的借鉴
当我们置身于西欧古城之中时，往往被他们那富有深厚文化气息的，保存完好的城市古建筑所折服，不得不对这些城市管理者与市民的城市古建筑保护理念与制度表示由衷的钦佩。尽管英法两国与我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并不相同，但其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遗留下了大量的城市古建筑文化遗产，在面对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历史古建筑保护的问题时，他们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去借鉴。
(一)保护程序清晰、主体职责明确，相关制度可操作性强英国的《1990年登录建筑及保护区规划法》，在制度上不仅涵盖了事前认定，事中维修与保护以及事后补救等整个登录建筑的保护过程，而且明确规定了各个部门的职责和办事程序⑤＊，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更好的保护登录建筑与保护区内的古建筑。如对登录建筑的保护对象的确定规定了清晰的程序，且指定了明确的责任主体。如规定了提供名单者、审批者及其权限、技术咨询机构及其程序、保护对象的内涵、保护对象的管理责任部门、保护对象的记录文件形式、保护对象管理责任部门的具体责任以及特殊情况的处理等，皆有较明了的规定。
(二)特别重视技术咨询机构的作用除了在登录建筑的认定与保护上的严格程序性外，英国1990年法在各个环节上都规定了类似技术咨询机构的作用，体现了实施措施的科学合理性。如在第一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在汇编、审批和修改之前，国务大臣应向有关方面进行咨询，如英格兰历史建筑与古迹委员会或其他专业知识的公众及团体。⑥＊英格兰历史建筑与古迹委员会由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是一个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咨询机构，它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问题作出科学的建议和方案，来为登录建筑的保护提供基础技术服务。法国的古建筑的专业咨询机构有历史古迹国家委员会、遗产和景观大区委员会、历史古迹总建筑师、法国建筑师等，这些专业咨询机构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具有决定权，许可和决定下达之前必须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并以他们的意见作为决策的依据。
(三)注重多种手段的相互配合英法两国均注重综合使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来达到立法目标，尤其是经济手段的运用。英国1990年法包含了多种经济的激励手段，如通过提供拨款或贷款，解决部分或全部的历史古建筑保护费用①＊;为维修和保养提供财政补贴或贷款等经费支持②＊;设立土地收益补偿制度③＊;实行有条件拨款制度④＊等。法国鼓励非政府组织出资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这些捐赠者可以享受相当比例的税收优惠，个人捐赠数额的66%可以从应纳税收中扣除，企业可以享受捐款额60%的营业税优惠。此外，政府十分注重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财政投入。2013年法国政府文化遗产保护预算7.76亿欧元，其中历史性建筑保护3.22亿欧元。
(四)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法国约有352个服务于文化领域的基金会，其中31%与建筑遗产保护相关。1996年由14家法国知名企业发起成立的“文化遗产基金会”规模最大，其主要有三种运作方式:对维修工程进行直接资助;帮助遗产所有人向社会募集资金;颁发可享受一定的税务优惠政策“遗产基金会标签”(财政部唯一授权的非政府组织)。2008年，该基金会对一千八百多个项目提供了帮助，总金额达1.3亿欧元，收到捐款一千多万欧元，颁发“遗产基金会标签”1029个，为法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起了重要作用。法国现有6000多个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协会，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国家建筑和遗址保护协会联合会”，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和出版有关文化遗产的著作等，服务全法国3500个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同时其还协同“法国老房子协会”、“古宅邸协会”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协会举行全国大会，大会由文化部长主持，为非政府组组织性质的协会与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之间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提供对话的机会。协会在地方上的作用非常显著，在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平衡上起到了监督作用。
(五)注重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英法两国均注重发挥“规划法”对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法国城市规划法与文化遗产保护法是城市古建筑保护领域重要的两部法律，对于城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城市规划法主要是为了调整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决历史建筑保护与人们生活需要满足之间的矛盾的一部法律，一方面强调对历史街区进行长期规划和整体保护，另一方面规划制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甚至于对单个建筑的保护都进行具体和详细的规定，对不遵守规划而破坏原有建筑物和整体景观者进行严惩。
五、结语
受城市发展规律的制约，城市化过程必然涉及对原有城市建筑与设施进行更新与利用。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国土资源面积十分有限，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更加注重对旧城区的规划和利用。城市古建筑通常位于城市的旧城区，如何对待老旧破败的旧城区与城市古建筑的保护密不可分。城市旧城区的更新一般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一是重新调整城市功能结构和城市布局，形成最有利于发挥城市各要素组合状态的功能分区;二是改造老城区中居住条件较差的住宅区，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三是整顿与改善城市道路系统，改造市政设施和公用设施;四是增加城市绿地与公共空间，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五是通过拆迁改造，改变原有旧城区土地的低效使用状态，实施城市土地的立体综合开发。”在这几种方式中，有的通过完全拆除古建筑的方法来达到旧城更新，而有的采取小规模局部翻新、对危旧房的改造以及道路市政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等方式来达到目标。但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对原有古建筑进行维护也好，拆除也好，最终目标是改善原有居民的居住条件、保持老城区的活力，这样的旧城区才能发挥应有的经济与文化功能，不至于过分的衰退。这就需要城市发展决策者具有大局观念与正确的文物保护意识，处理好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认识到旧城区和古建筑等在长远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为当代人及子孙后代保留下珍贵的历史遗产，不用“大拆大建”等一刀切的方式来解决旧城问题。只有真正认识到城市古建筑等文化遗产，在发展中的资源效益和文化价值，才能切实保护好城市古建筑等文化遗产，西方城市建设与保护历史也证明城市古建筑的保护，最终受益者是整个历史名城与城市市民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