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法篇1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评价方法
一、引言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标志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因此，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相应的也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研成果的评价方法大
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定性评价方法，一类是定量评价方法。
二、定性评价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诸多特点使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比较复杂和相对困难，就学科性质来说，最传统的定性评价方法比较适合哲学社会科学。
1、专家评价方法。专家评价法是“一种由科学共同体来做出有关科学真理性评价的制度”。其实质就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学术领域，组织该学术领域学者与该学术领域相关的专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活动。
（1）专家评价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应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专家评价方法具有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行同行专家评审制，设立评审专家库，按学科划分为学科评审组，届时抽取一定量的成员参加会议评审，对同行评议专家实施信誉制管理。
（2）专家评价方法的优缺点。传统的专家评价方法有其独特的众多优点：首先，同一学术领域的专家比较了解自身学科的研究现状，能够客观地评价出成果的创新之处；其次，对于无相关文献可供参考的评价对象，可以充分发挥同领域专家的经验智慧开展评价工作，减少或避免了因资料缺乏而带来的局限性、片面性；最后，当评价指标难以量化时，专家评价就显示出了它独特的优越性。
但不可否认专家评价法也存在着自身局限性：首先，马太效应不可避免，专家的名望在增加参与专家评议的机会的同时，也引发由机会不均匀带来的评审不公；其次，专家评价法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当研究成果与个人因素相冲突时就会出现较严重的观念偏差，带来评价结果不客观性；最后，专家评价的最终结果有较大分歧时一般是采用学术民主的方式，原则上是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与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活动的特点是不相符的。
2、公众评价方法。公众评价方法是对专家评价方法的补充，其自身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1）公众评价方法的内容。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公众评价将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果评价的一种必然趋势。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方法，由评审组织部门建立相关评价网站，对参评成果建立网上公众评价，或者设计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信息采集，然后将其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以作为定性分析的补充，同时用来弥补专家评价法的不足之处。
（2）公众评价的必要性。学术研究成果大多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性、价值性，读者是最有发言权的。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并不是为了评价而发表的，是为了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实现其社会价值。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中增加公众评价的内容，可以促进学者们在理论研究上下狠功
夫，从而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三、定量评价方法
定量评价方法的出现是为了避免定性评价法的主观性而产生的，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具有客观性。
1、引文分析法。引文分析法是利用各种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比较、概括、抽象、归纳等的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分析对象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信息计量的研究方法。目前引文分析法广泛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以其客观性著称。
（1）引文分析法的分析指标。一般来说，对科学期刊进行分析时常用的分析指标有五种：自引率、被自引率、影响因子、引证率与即时指标。在对专业和学科结构进行研究时，除用引证率外，还可用引文耦合和同被引等分析指标。
（2）引文分析法的局限性。尽管引文分析法具有客观性强且易量化的优点，但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第一，引文数量随机性导致平等“量”化困难。在实际的论文撰写时，作者所列出的引文在数量上是完全随机的，没有任何比例或限制。另外，引文数量会受其它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外语水平、引文来源等等。第二，受时空的限制新发表的论文的被引率较低，刊物的发行范围也对被引率有较大影响。还有一些观点有明显错误的论文，被他人作为批评的对象而列入参考文献之中，这样的被引用也将影响引文分析数据的准确性。第三，参考文献不够规范，引文著录不规范会对引文分析产生不良的影响。
尽管引文分析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客观而科学的国际通用的文献计量评价方法，其客观反馈性和定量分析弥补了人为定性评价的缺陷，成为众多评价研究成果的多种方法中极为重要的评价方法。
2、文摘法。文摘法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专家评价法，也被认为是“优选”。在理论上，文摘被认为可以作为“一种对论文的科学水平进行间接评价的手段”，文摘法在期刊评价中被广泛运用和认可，使得很多学术期刊不得不采取迎合文摘刊物的“文摘战略”。作为评价工具，文摘法的操作性很强，同时权威文摘刊物的评价效力也是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可的。
（1）文摘法所采用的主要摘录方式。文摘标识是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著名的、带有权威性的转录刊物、文摘或者题录刊物收录情况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价值和质量的重要标识。一般摘录的方式有全文转载、全文摘载、内容摘要和文献题录四种。
全文转载就是从众多哲学社会科学论文中挑选出一些质量高、学术价值大的重点论文，原文不作任何改动，集结成册出版发行，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和《中国跨世纪战略文献》等。全文摘载与全文转载性质差不多，在不改变原文的结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压缩后出版发行，如《新华文摘》和《中国经济文库》等。内容摘要即是提炼出文章包含的一些新观点、新理论或者新方法，汇集出版发行。在我国，刊登这类专业性文摘的刊物较多，收入《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中的文献就属于这种。题录就是对论文的外部特征进行描述和揭示，然后汇集出版，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中所附的文献题录。
（2）文摘法的局限性。文摘法是以通过专家推荐为基础的方法，因此难免会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文摘评价具有瞬时性，推荐与否必须在短时间内决定，一旦形成，无法更改替换，更无法查缺补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次性的评价，因此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二是有些潜在的新兴学科或者极其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在发表之初可能会乏人问津或知者甚少，进而失去被某些权威文摘期刊选中的机会。三是文摘对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抵抗力不强。由于文摘的摘编者是固定的机构和人员，而文摘对某些单位、期刊和个人又十分重要，因此就不可避免得会出现“关系文摘”和“人情文摘”。在这种情况下，文摘机构和个人若不能超脱利益和关系的桎梏，就难以做到按质摘发。
3、指标计量评价法。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方法的发展趋势是多指标、多层次综合评估。从管理学的历史角度看，多指标代表着评估方法一种新发展，使评估结果更符合现实况。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是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一个个的层次，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决策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尤其适合于对决策结果难于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在应用多准则多指标对科研成果进行综合评价时，层次分析法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优越性。
（2）模糊综合评判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是利用模糊矩阵对科研成果进行专家评议，通过模糊矩阵复合运算，定量地描绘出科研成果优劣的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评价指标以定性指标为主的评价系统，同时需要同行专家对每个评价指标的内涵有较高认同度。若评价系统是以定量指标居多时，用此方法就失去了其特有的优势。
（3）灰色关联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即“灰色关联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力图透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因此，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而且这种方法对数据要求较低且计算量小，便于广泛应用。此分析方法目的在于揭示因素关系的强弱程度，其操作对象是因素的时间序列，最终的结果表现为以关联度对各比较序列排序，由各样本关联度排出优劣顺序。
四、结束语
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有助于肯定科研人员的工作成果，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是科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科研成果评价的过程中，要注重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学科的差异性，不能将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评价办法生搬硬套到哲学社会科学中来，更要注重定性评价方法与定量评价方法相结合，各取所长，综合考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客观的评价结果。
（注：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研究”论文，项目编号08JK14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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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法篇2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
一、我国当前社会科学中方法论的主要发展趋势
从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出，我国的自然学科以及社会学科等一些学科都从哲学当中分离出来，而之后又不断的进行分化，如今出现了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不断遭受打破，使得边界的划分成为学科交叉及融合成为一种大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其为大科学时代中的一个基本特征。随着该趋势的出现，有着非常深刻的研究背景，其主要来自于社会科学问题不断的复杂化，为此，今后将需要更为丰富的学科研究思路、工具以及方法。还有就是某种社会学科中的一些基本知识体系和其他学科进行交叉或者融合时，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基本原理以及基本概念，进而使其形成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新分支。因此，可以看出，科学方法中的跨学科使用将是一种必然。
二、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及研究方法的创新
对于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其社会系统是具有开放性特色的复杂性系统，面临着以下一些挑战：其一，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未知的领域；其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环境，而是由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所形成的复杂性系统；其三，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分工也将变得越来越细，同时专业化的程度也将会变得更高；其四，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所关联的领域将变得越来越广泛。社会科学在这一研究背景之下，通过采用单一的某种学科是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当前较为复杂的问题。然而，学科交叉及融合，它们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但概念侧重点又存在一定的区别。交叉主要是指汇集，体现的是集成系统科学的思想；融合更加强调的是相互渗透及合为一体，大多数是在生命的层次、质变的层次以及化学的层次进行结合，其体现的是一种综合系统科学思想。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潜在规律为普遍性哲学问题，也就是世界万物之间均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的。在当前的科学组织管理、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目标高度统一的信息科学时代，学科融合及交叉可以实现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在应用层次与理论层次之间的相互融合，突破了传统学科之间的划分，让社会科研人员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进而使其在方法研究之上进行创新。
在对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引进学科交叉及融合，不仅仅是权宜之计，也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当前只有通过采用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才可以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并提升对复杂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能力，加强对社会研究问题的准确度以及精细化，进而使其能够对复杂性的社会问题进行驾驭。为此，可见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是当前社会科学获取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必然途径。
三、加快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一些建议
在近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境内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已渐渐的将复杂系统作为基本理论，统计分析、运筹学以及综合博弈论等一些数学方法，行为科学、多主体的系统、人工社会以及元胞自动机等一些多学科进行交叉的实验计算方法，对我国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宏微观层次以及多要素行为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影响，其研究的领域涉及到了经济系统的演变、环境的综合管理、公共建设管理以及重大工程的管理等，均取得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成果。通过自己多年对社会科学跨学科的研究，笔者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提出了以下一些建议：
其一，应从当前的大科学角度来看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并加强对社会科研方法创新的认识，认识到学科的融合及交叉在社会科研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地位。
其二，应对综合集成的思想进行深刻的认识，并大力开展一些社会科研方法的创新，进而实现当前社会科研方法的体制。
其三，应进一步对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复杂性系统中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由于这种复杂性的系统，使得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问题不但有了结构性，而且还有半结构性以及无结构性，很好的揭示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一些规律。
其四，通过采用多种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的方法研究，它的社会科学研究问题不再是个别的研究问题，而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为此，应在宏观上对其进行推动，推动该趋势当中的战略安排以及战略思考，进而使其形成鼓励学科融合及交叉的一种大文化。
其五，应进一步对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进行调整及优化，并对其进行知识体系的培养。通过采用多种学科的融合与交叉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解决。
其六，构建以学科融合及交叉社会科学研究的基地。
其七，营造良好的跨学科社会研究文化学术氛围。
四、结束语
在当前，随着我国科学学术不断的进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事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与发展，同时还可以看到的是在社会科研方法中，采用了多学科的融合及交叉的方式手段，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广度以及深度进行研究，以多学科作为研究的基础，创建出当前大科学社会科研时代的体系，而在人才数量以及能力方面，相比国外水平还有很好的差距。为此，我们应在中央方针的指引下，艰苦奋斗，努力创新，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打开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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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法篇3
[关键词]社会科学统计方法应用问题
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在应用统计学时,统计分析是其关键环节,资料性质分析、资料类型的判断、统计方法的选择等各个环节都应把握好,否则,其分析结果将是没有意义的。本文拟通过对社会科学实证研究论文中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出现的问题,从描述性分析、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相关与回归分析等方面进行解析。
一、描述性分析问题
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一般首先要对社会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发现其内在的规律性,再选择进一步的分析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要对调查总体所有变量的有关数据做统计性描述,主要包括数据的频数分析、集中趋势分析、离散程度分析、分布形态以及一些基本的统计图形。
描述性统计分析虽然较为简单,但如果对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的描述不清楚或存在偏差,那么其后的所有分析都将值得怀疑,而描述的偏差可能会引起公众或学术界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误解,甚至误导政府决策。
1.均值的误用
均值是用于描述样本集中趋势的最常用指标,但应注意,对于正态或近似正态的对称分布样本,它是较好的指标,一般与离散趋势指标中的标准差一起描述数据资料(即形式);而对于偏态分布的样本,则常用中位数来描述集中趋势,一般与离散趋势指标中的四分位数间距一起描述数据资料(即形式),究其原因是均值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
对于两个分布完全不同的样本,可能会得到相同的均值,因此均值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样本内部的差异,而往往这种内部差异正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或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为了弥补均值的这种缺陷,一般在报告均值的同时,也应该报告标准差,或用直方图或散点图的形式描述分布,以展示群体内部的差异。
2.绝对数的误用
因为社会调查研究比较容易得到大容量的样本,所以对任何小概率事件,用绝对数报告都会出现较大的数字,单纯对绝对数的强调往往会产生误解。比较合理的方式一般是在报告某事件绝对数的同时,给出该事件的发生率或占研究样本的比例。
3.相对数的误用
相对数常用于描述定性资料的内部构成情况或相对比值或某现象的发生强度,一般有比与率两种形式。虽然比与率的计算形式是相同的,即两个绝对数之商乘以100%,但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率用于反映某种事物或现象发生的强度,而比则用于反映部分与整体或某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的关系。当数据的比较基础相差悬殊,用绝对数表述没有可比性时,就要借助于相对数。
应用相对数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如:百分比与百分率的混用;当分母很小时,只计算百分比或百分率,而没有报告样本量;当比较两个或多个总体率时,没有考虑到各总体对应的内部构成情况是否一致,而直接比较等。
例如在报告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时,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流动人口犯罪率高于常住人口,其实是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成与常住人口完全不同,且青年男性是犯罪率较高的人群,这样对两个不同群体的比较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二、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问题
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是指所观测的结果变量是定量的,而且希望考察定性的影响因素取不同水平时,定量观测结果的均值之间的差别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在统计学应用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出现的误用也比较多。
正确选择定量资料统计分析方法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正确判断统计研究设计的类型;再是检验定量资料是否满足“独立性、正态性及方差齐性”的前提条件[1]。前者要求使用者对统计研究设计的类型较为熟悉,后者则需要进行预分析,可适当借助于统计分析软件。根据前提条件是否满足来决定用参数假设检验或方差分析,还是用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而根据对统计研究设计类型的判断,确定采用具体的统计分析方法。
对定量资料作统计分析时,常犯的错误有:
1.不管统计研究设计类型,盲目套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2.不验证“独立性、正态性及方差齐性”前提条件,而直接应用参数检验法;
3.将多因素设计定量资料人为拆成多个成组设计定量资料,采用t检验法;
4.将多因素设计定量资料用单因素多水平方差分析解决,或用一元分析替代多元分析等。
三、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问题
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是指观测结果为定性变量的统计处理问题。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也是很广泛的,通常根据影响观测结果的原因变量性质分为三种情况:
1.原因变量都为定性变量,此类资料就是通常理解的定性资料。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有:检验、秩和检验或Ridit分析、Spearman秩相关分析、线性趋势检验、一致性检验(也称Kappa检验)、加权检验、对数线性模型等。
2.原因变量中既有定性变量,又有定量变量。这类资料的统计分析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结合专业知识先将定量的原因变量离散化,使其转化为定性变量,然后采用上面3.1的统计方法处理;二是先对定性的原因变量,采用哑变量技术进行处理,转化为多个二值变量,赋予0或1值,然后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或多值有序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处理。
3.原因变量全部为定量变量。这类资料的分析可以直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或多值有序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处理。
定性资料的最常用表达形式是列联表,列联表有多种类型,如横断面设计的四格(或称2x2)列联表、队列研究设计的四格列联表、配对研究设计的四格列联表、双向无序的R×C列联表、单向有序的R×C列联表、高维列联表等,不同类型所用统计方法也不同,所以处理这类资料的关键是分辨出列联表的类型,从而选择相应统计分析方法。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常犯的错误主要就是列联表的误判,从而错误的选用统计方法。
四、相关与回归分析问题
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常局限于统计描述,较难从数量角度对变量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回归分析则是研究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可实现对自变量进行控制,对因变量进行预测,及对随机变化趋势进行适当修匀。
相关分析可用于对定类、定序、定距及定比等尺度的各类资料进行定量描述,但各类资料的计算公式是不同的,所以应用时,需要判明资料的类型;而回归分析则要根据因变量性质的不同,选用不同的回归分析方法,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因变量为连续型变量,具体的,当为非时间性的连续型变量时,可用线性回归分析、多项式回归分析、非线性回归分析等;当为时间变量时,可用CoX半参数回归分析、指数分布回归分析及威布尔回归分析等;当为随时间变化的连续型变量时,则需要利用时间序列分析。二是因变量为离散型变量,需要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数线性模型分析及多项Logit模型分析等。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相关与回归分析的应用非常广泛。但应用时也经常出现一些错误:
1.没有结合问题的专业背景和实际意义,就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其结果有时可能是莫名奇妙的,可能出现所谓的虚假相关。
2.对于较简单的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不注意应用条件,盲目套用。一般地,pearson相关分析要求两变量都是随机变量,且都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若不满足条件,应采用其它相关分析法,如Spearman相关分析等。而线性回归分析则要求因变量必须是随机变量,且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在回归分析前,先要进行统计检验,证实两变量的显著相关性,再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才有意义。
3.只求得相关系数或回归方程,而不进行参数假设检验就下统计分析结论。因为相关系数或回归方程都是由样本数据求得的,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必须通过其相关参数的假设检验来判定。
4.多元回归分析策略的错误。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对多元回归分析的应用,不少人采取的策略是先用单变量分析,得到有统计学意义的多个变量,再将它们引入回归方程进行多变量分析,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筛选,从中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这种分析策略是不正确的。因为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交互作用,在单变量分析中无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并非在多元回归分析中也没有意义。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先综合分析各种变量之间的作用、实际意义及关系,有些可作为控制变量(如性别、年龄等),将经过初步筛选的所有变量代入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再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必要时可多用几种筛选变量的方法,同时要注意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综合分析,这样才能得到较为可靠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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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法篇4
会计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过去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它属于经济类下面的应用经济学，其后管理学从经济学的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门类，会计学遂成为管理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由于市场经济对会计学人才需求旺盛，会计学成为高等学校中最热门学科之一。不管是从事会计学的学习和研究，还是从事会计工作，都离不开研究问题，也就离不开研究方法和理论概念的使用。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校国际化的程度还不高，尤其会计学科，其师资力量基本是由我国自己培养的硕士和博士构成。在当时的环境下，会计学研究所使用的术语和研究方法停留在苏联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语境之下；研究会计问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化，主要是采用分析、比较、综合、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而且会计研究受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的影响较小，基本上处于有人所描绘的“就会计论会计”阶段；在会计研究中不很强调研究方式和方法的规范性，受西方研究方法的影响较少。本世纪初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企业和高校与西方国家的交流程度日增，高校国际化以及会计国际化一时成为主流，从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海归”博士成为高校师资中的重要力量甚至主导力量，在国际期刊（其实主要是美国期刊）的层次和数量成为高校追逐的重中之重指标。在这种环境之下，会计研究所使用的术语、概念及研究方法迅速“西化”，即由过去的“苏联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语境，转变为“美国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语境。用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如制度经济学）解释会计学科中的制度、方法及会计现象，一度成为时髦的研究领域；借用理论经济学的概念将会计研究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所谓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以势如破竹、席卷残云之势横扫大陆会计学术界，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从西方传入的理论、假设、命题等概念成为会计学术期刊和会计交流的重要术语。在会计学中借用理论经济学的概念将会计研究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并盲目推崇实证研究、贬抑规范研究，不适合会计学的学科属性，必将对会计研究和学科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究其根源，则是源于对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概念的定位失当，以及由于套用理论性社会科学研究逻辑所造成的应用性社会科学研究逻辑的模糊不清。
二、理论定义及理论观分析
（一）理论定义及内涵分析理论这一概念的涵义十分丰富，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人所用的理论概念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应地，关于理论定义的表述也是形形色色，在比较正式和权威的出版物中关于理论的表述和定义会数以百计，在非正式场合所用理论定义更是数不胜数，我们在此无意统计和查考理论定义的数量多少，只是想表明人们对理论概念的使用方法多种多样，理论的内涵极其丰富。这种状况虽然对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但也有其合理性和客观性的一面。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科中强调了理论特征的不同侧面；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使用理论概念时常常是与其他相关概念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如理论与实践、理论与事实、理论与实务、理论与方法、理论与政策、理论与假设、理论与实证、理论与案例，等等。本文不打算从统计学意义上分析理论定义的复杂多样性，以及人们对理论概念的不同用法；而是从典型、权威的定义入手，分析和概括理论的内涵，并寻求正确、合理的使用方法。这里列举如下几种理论的定义：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理论”一词的定义：“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美国《哈珀柯林斯社会学词典》中理论的定义：“（1）由逻辑的或数学的陈述所连接的一组假设或命题。它对经验现实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类现象提出解释。（2）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有关现实某一领域的任何抽象的、一般性的陈述都可称为理论，它通常是指对一般性概念的详细阐述。”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论经济学方法》一书中对理论的定义：“理论，不管经济学的理论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自然科学的理论，都是一个所要解释的现象背后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所谓解释现象，指的是理论解释的‘因’，经过怎样的机制，产生了‘果’，这个果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为了不引起误解，需要再引用一段林先生在该书中对理论的阐述：“一个理论要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具备两个一致性。首先，既然任何理论都是几个特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内部逻辑必须是一致的，一个理论只有内部逻辑一致，才能证明理论模型的几个变量是有因果关系的；其次，理论的逻辑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必须一致，即理论推论和经济现象的外恰。”先分析《现代汉语词典》中理论的定义。这一定义很中国化，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比较普遍使用的定义。该定义中的理论，与实践相对应，从理论的来源角度定义理论，并认为理论是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系统。该定义中的理论概念与知识概念口径一致，而知识这一概念又是比较宽泛的。在我国，关于知识（或认识）的论述，最具权威性且影响最大的文献恐怕应当首推毛泽东的著名论文《实践论》（其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动关系》）。《实践论》认为人的认识由实践发生，包括由低级到高级并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阶段形成的知识可以分别称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实践论》并未明确什么是理论，但是它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实践论》中所说的理论是指理性认识。《实践论》同时指出：“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其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为了方便后文分析和表述，我们不妨将这种定义及其代表的观点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再分析美国《哈珀柯林斯社会学词典》中理论的定义。该词典中的理论定义其实包含两条定义。第一条定义，在学术研究中应用广泛，是当今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对理论的定义和用法；我国学术界受西方的影响，目前多采用理论的这种涵义和用法。该理论定义与经验现实相对应，从理论的作用之一――解释――角度定义理论，并认为理论是通过逻辑连接在一起的假设或命题。在这一理论观之下，假设、命题、变量和概念被视为是理论的构成要素，并具有比较明确和一致的定义：假设（hypothesis）是一种有关变量间关系的尝试性陈述，或者说是一种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命题；变量（variable）是具有一个以上不同取值的概念；命题（proposition）是指关于一个概念的特征或多个概念间关系的陈述（公理、定律、假设、经验概括等都是命题的不同类型）；概念（concept）是对现象的一种抽象，它是一类事物的属性在人们主观上的反映。为了方便后文分析和表述，我们不妨将这种定义及其代表的观点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第二条定义认为：“现实中某一领域的任何抽象的、一般性的陈述都可称为理论，通常是指对一般性概念的详细阐述”。该定义的特点是：理论的特点在于其抽象性、一般性；从这一点来看，它属于狭义，仅包括理论定义i和理论定义ii中的抽象层面；既没有指出理论的来源（如理论定义i之“实践”），又没有指出理论的目的（如理论定义ii之“对经验现实的解释”）。我们将第二条定义及其代表的理论观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i”。最后来分析林毅夫在《论经济学方法》一书中理论的定义。该定义与现象相对应，同样从理论的作用之一――解释――的角度来定义理论，并认为理论是反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这种理论观有如下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变量（或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前述几种定义除因果关系之外还包括其他关系，如相关关系。另外，形成因果关系，必须在一定的设定条件下才能成立，因此这种理论概念必定是高度抽象的；相对于理论定义i和理论定义ii而言，该定义显然属于狭义；其目的是解释现象；将理论与理论推论（属于假设）作了区分。这种理论显然不包括假设、经营概括等没有形成因果关系的命题。将这种理论定义及其代表的理论观称为“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
（二）理论定义及理论观进一步分析（1）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其优点可以概括如下：比较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因为这一理论观将理论看成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实践又是由人来参与的各种活动；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都会形成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按照“实践――理论――实践”这种循环往复的模式来发展理论，强调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以及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这种理论观充分肯定了理论对于实际工作的指导和建设性作用，而不仅仅是对于现象的解释。因此该理论观在学术上比较适用于工程、管理等建设性学科。我们一般将学科分为基础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经济学等）和应用学科（如工学、管理学等）。其实，基础学科属于理论性学科，其根本任务在于对各类现象寻求解释；而应用学科则属于建设性学科，其根本任务在于运用基础学科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结合实际情况，提出行动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因此立足于解释的理论观并不十分适用于该类学科。其缺点主要表现在：对于如何划分这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缺乏明确的界线和标准，对于如何保证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可靠性，没有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机制和方法；尤其是感性知识，由于尚未上升到概念和推理的阶段，连从逻辑上进行检验都无法实施，这就更加难以保证其可靠性；因为理性知识是从感性知识发展而来，所以理性知识的可靠性同时受到影响。关于检验理论正确性（或称真理性）的标准。这一理论观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在哲学意义上，或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将实践作为检验理论正确性的标准应用到学术研究，并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尚有可完善之处。（2）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缺点在于：（1）将理论限定于对“经验现实的解释”，所以它不太适合建设性学科（应用学科）；该理论定义将理论界定为“一组假设或命题”，但问题是假设如何而来？假设与理论是什么关系？显然它未能明确。其优点主要表现在：引入了命题和假设概念，而且在此理论观下命题和假设均有比较严格和规范的定义；假设概念的确立，为能够采用统计学进行检验的学科（如经济学、医学等）发展理论和检验理论创造了条件。该理论定义中的命题概念内涵很丰富；按照命题的定义，公理、定理、假设、经验概括等都属于命题的不同类型或形式。因此该理论定义属于比较广义的定义。（3）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i。优点在于：指出了理论的最本质特征：抽象性和一般性；正因为它既没有限定理论的作用是解释还是建设，因此它既可适用于理论性学科，又可适用于建设性学科（应用学科）。其缺点在于：该定义在用于学术研究时，尚不够严谨，因为它既没有明确理论的源头（或来源），又没有明确理论的归宿（或作用）；而这直接关系到发展理论的途径、理论正确性的检验标准以及研究逻辑。（4）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这种理论观下的理论只包括形成明确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而且着眼于解释现象，因此该理论定义抽象层次较高，且适合应用于理论性学科（如理论经济学、物理学等）。该定义的最可取之处在于建立了较高层次的理论（狭义）定义，并将理论与理论推论（假设）作了明确区分，这有利于理论性学科理论的构建、理论的解释和理论的检验。
三、理论概念的拓展及重新界定
（一）华莱士“科学环”及其局限性美国社会学家华莱士在其名著《社会学中的科学逻辑》一书中，提出并详细阐述了社会研究的逻辑过程。用于反映这一逻辑过程的模型图被人们称作“科学环”并广泛应用。华氏的“科学环”如图（1）所示。华莱士提出的“科学环”反映了科学是理论与研究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并认为研究者可以有两个基本的研究入口和路径：（1）研究者首先从观察事实、记录事实入手，通过描述和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事实，形成经验概括并上升为理论；然后在其理论的基础上作出预测和解释，形成对未知事物的假设，再通过观察新的事实以检验这种预测和解释。（2）研究者从已有理论出发，由理论通过演绎推理形成假设，再由假设引导观察，然后由观察形成经验概括，并用这种概括支持、反对或建议修改理论，或提出新的理论。另外，华莱士还从另外一种角度对其构建的“科学环”进行了分析见图（2）。他认为：“科学环”的左边一半意味着从观察和对观察的理解中进行归纳和理论构建；“科学环”的右边一半，意味着从理论出发，通过演绎，应用理论于观察中，进行理论检验；“科学环”的上面一半代表着运用归纳和演绎等逻辑方法的理论化过程；“科学环”的下面一半则代表着运用研究方法所从事的经验研究过程。本文认为，华莱士“科学环”描绘的是社会科学中理论性学科（或称行为解释性学科）的研究逻辑，它比较成功地将自然科学的逻辑应用到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华莱士在《社会学中的科学逻辑》一书中认为：“理论在科学过程中的功能有二：一是解释已知的经验概括，二是预测未知的经验概括。”在该书中，他还认为：“统计检验提供了用来衡量假设与研究结果是否相一致的最‘客观’、最精确、最灵敏的规则。对于该检验来说，假设和研究结果都必须以数量形式表达。”因此，本文认为，图（1）中的理论概念属于一种狭义的解释性理论概念（对应前述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图（1）中的假设属于一种狭义的假设（定量假设）。因此，“科学环”中运用的概念和描绘的逻辑过程尽管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理论性学科，但并不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学科，尤其是“科学环”中的右边一半及下边一半。理论性学科与应用性学科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不同：理论性学科的目的在于对现象寻求解释，属于解释性学科；而应用性学科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属于建设性学科。因此，应用性学科所开发出来的知识具有鲜明的建设性，而理论性学科所发展出来的知识则具有鲜明的解释性。应用性学科中的知识，可以根据其抽象程度和具体作用不同分成不同的层面：其中在本学科中处于一般性、抽象性、基础性地位的知识可以称之为理论；这种理论的进一步应用通常会形成一些对实际问题的诊断性结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方案、政策、法规、标准等；而这些诊断性结论、方案、政策、法规、标准显然基本上不属于定量假设，也无法通过统计学上的假设检验进行检验。
（二）理论概念的拓展和重新界定华莱士“科学环”对理论、假设概念的狭隘定义，以及其所运用的假设检验方法的单一性，使该“科学环”不很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学科。应用性学科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它属于建设性学科，所以从事规范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是由该学科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决定的。因此，从事应用性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套用目前流行的着眼于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定义。应用性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多数不是对经验现实提供解释，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改造提供解释、指导和评价，因此其理论界定不能直接沿用前述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V，即将理论定义为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反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也不适合按照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i，将理论定义为用来对经验现实提供解释的一组假设和命题；同时也不应将理论不分层次，像理论定义及理论观i那样，笼统地将理论定义为由实践概括出来的知识系统。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对目前流行的着眼于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定义进行扩展，使其既适用于理论性学科（解释性学科）又适用于应用性学科（建设性学科）。我们可以这样定义理论：理论是各门学科中抽象的、一般性命题，目的在于对实践及其结果提供解释、指导和评价；其中的命题是指：关于一个概念的特征或多个概念关系的陈述。
四、假设概念的使用及定性假设检验标准
（一）假设概念的拓展由于华莱士“科学环”中的理论是一种狭义的解释性（实证性）理论，所以与该理论相对应的假设通常是一种狭义的假设。这一判断可以从华莱士对理论和假设的解释中得到印证。这种狭义的假设常被定义为：一种有关变量间关系的尝试性陈述，或者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命题。与前面扩展了的理论定义相对应，这种狭义的定量假设也有必要进行扩展。应用性社会科学在进行规范研究时，在理论的指导下通常会形成对实际问题的诊断性结论，以及在此基础形成的方案、政策、标准等；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这些结论、方案、政策、标准等均有待进一步评价和检验，即它们只是一些暂时性结论，因此可以将其称之为假设。不过这些假设常常表现为定性假设、而不是定量假设；而理论性社会科学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采用的假设通常表现为定量假设。和扩展以后的理论定义相对应的假设，包括定性假设和定量假设两种类型。定性假设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得出的有待评价和检验的对实际问题的原因诊断以及对策和方案；这类假设还可进一步分为：诊断假设、治疗假设。其中，诊断假设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原因的命题；而治疗假设则为诊断假设已指明原因的问题提供可能使其解决的处方。诊断假设和治疗假设在实际中通常表现为有待评价和检验的方案、政策、对策、法规、标准、办法等等。定性假设从经验意义上看不是可检验的，但可以根据非正式的、客观的评价得到同意或不同意。唐?埃思里奇认为定量假设必须有三个得到充分证明的特征：它们必须有一个概念基础，即，必须建立在理论推理上；它们必须完全以数据为基础证明其是否被拒绝；必须有可以检验它们的数据和技术。和定量假设相比，定性假设显然不具备定量假设中的第二、三两个特征。扩展后的广义假设可以这样定义：在理论的指导下得出的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命题，以及有待评价和检验的对实际问题的原因诊断、对策和方案。这样的假设概念既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性学科，又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学科。
（二）定性假设的检验标准应用性社会科学从事规范研究时，在理论指导下会形成定性假设，那么如何评价或检验这类假设，从而使这类知识获得可靠性呢？我们认为，无非是从形成假设和假设本身的内部逻辑、将研究结果（即假设）与已知的知识进行比较，以及研究结果的应用效果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或检验。据此在借鉴唐?埃思里奇知识可靠性检验标准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如下四种检验：概念清晰性检验；内部逻辑一致性检验；外部一致性检验（或称与已知结果对照检验）；实用性检验（或称实践检验）。分述如下：（1）概念清晰性检验。即检查假设本身及形成假设过程中是否存在概念含义模糊或模棱两可等情况；如果有，则不能通过概念清晰性检验。（2）内部逻辑一致性检验。即检查假设本身及形成假设过程中是否消除了逻辑谬误或逻辑矛盾。（3）外部一致性检验（或称与已知结果对照检验）。即将假设中形成的研究结论或结果，与先前被认为正确的、且具有可比性的结果或结论进行对照、比较，看是否相符合（一致）；若相符，则通过该项检验。需要说明的是，该项检验并非指我们将信任寄托在先前知识上；而是满足该项检验构成了支持一项假设的一种证据。事实上，与先前被认为正确的知识相矛盾的新结果，可能会成为推翻（或修正）旧知识，产生新知识的重要途径。（4）实用性检验（或称实践检验）。即研究假设所提出的成果（方案、政策、对策、标准等）能够在实际运用中解决所提出的问题，达到预期的效果，具有“实用性”。如果将研究界定在将研究结果付诸实施之前，那么前三项检验就是必须的；如果将研究界定在包括将研究成果付诸实施之后，那么四种检验都将是必须的。通常，将研究界定在成果付诸实施之前，这样前三种检验就成为学术界内比较认可的。在学术范围内，成果实际付诸实施之前，可以进行模拟试验，这种检验，认为应归属于第三种检验（即外部一致性检验）。不能通过上述三个（或四个）检验中的任何一个，则假设及由假设形成的知识就要受到怀疑；但是满足这些检验并不表明这些可靠性知识从此就无可置疑；所有知识都要继续不断地接受评论、检查和质疑。
五、应用性社会科学研究逻辑及理论概念的使用
（一）应用性社会科学从事规范研究一般逻辑华莱士“科学环”以模型图的形式形象地概括了理论（实为解释性理论）与研究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描述了理论性社会科学进行实证研究的逻辑过程和方法论。尽管华氏“科学环”所用的主要概念（如理论、假设、观察）以及研究方法不完全适用于应用性社会科学的规范研究，但是其大逻辑关系（如从构建理论到应用理论的过程）仍然可资借鉴。因此，我们对华莱士“科学环”进行改进，同样以模型图的形式来反映应用性社会科学进行规范研究的研究逻辑，见图（3）。可以将图（3）描绘的研究过程和研究逻辑称为“规范研究科学环”。在“规范研究科学环”中，研究者可以有两个基本入口：（1）由实践入手形成经验概括，并上升为理论；然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诊断假设和治疗假设，并在实际应用中接受实践的检验；（2）由理论入手，形成诊断假设和治疗假设，并运用于实践；然后由实践形成经验概括，并检验原有假设；用这种概括和检验支持、反对或建议修改理论，或提出新理论。与华莱士对其“科学环”进行的分析类似，我们也可以对“规范研究科学环”进行如下分析：（1）科学环的左边一半，意味着从实践中归纳和构建理论的过程；（2）而右边一半则意味着从理论出发，通过演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指导实践并检验理论的过程；（3）科学环的上面一半，代表着运用归纳和演绎等逻辑方法进行的理论化过程；（4）而下面一半则代表着运用研究方法所从事的理论检验和经验研究过程。上述对“规范研究科学环”的分析，是就规范研究的一般逻辑过程而言的，即对规范研究的总的过程来说，它有两个起点，反复循环，螺旋上升。当然最根本的起点还是实践，人们的认识过程（研究过程）遵循着“实践――理论――实践”的路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理论观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对于一项具体的规范研究来说，“规范研究科学环”中的五个矩形表示的信息成分：“理论”、“定性假设”、“实践”、“经验概括”、“接受或拒绝假设”，只要研究者从中可以发现问题，都可以成为该项具体研究的入口；研究问题才是任何一项具体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理论概念在会计学研究中的使用会计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会计即大会计，包括会计（狭义）、财务管理和审计；狭义的会计，其功能定位是立足企业，通过反映企业的信息来满足企业管理及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要。以下论述只针对狭义的会计。会计学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个分支，前者主要面向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如股东、债权人等），依据统一的会计准则，采用特定的程序和方法提供信息；而后者则主要面向企业内部各级管理层，按照灵活、多样的方法，提供与企业管理最相关的信息。在我国，按照教育部的学科归属，会计学过去属于经济类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现在属于管理类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在实际工作中，会计属于企业不可或缺的、以加工和提供信息为主的管理岗位。可见，会计学属于应用性社会学科，主要不是从事行为解释的理论性学科；它所用的理论概念适合采用我们前文分析的、既适用于理论性学科又适用于应用性学科的广义理论概念；而且会计理论的存在形态恐怕绝大多数不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实证性理论，而是用来解释、指导和评价制度及实践的规范性理论。有人认为会计学中没有理论，这种说法显然是在以理论性学科中的理论概念来衡量和判断会计学中有无理论。一门学科若无理论，还能称之为一门学科并且在高等学校中大行其道吗？至多是某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尚不够成熟而已。现在让我们按照前述理论概念来审视一下当前会计学中的内容，看其中有无理论、哪些内容可以称之为理论。我们发现：财务会计学教科书主要在介绍、解释某种会计准则，而会计准则则是财务会计用来加工和提供财务会计信息的标准；用来解释、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则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或称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应当说，概念框架属于比较典型的财务会计理论；财务会计教科书中所介绍的会计准则，因为已经颁布和实施，所以可以看作是已经经过某种检验的假设，但尚需继续接受来自逻辑的和实践的检验。现有的、居于主导地位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尚不够成熟，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在对会计准则的解释和评价方面尚不能令人满意。在管理会计方面，管理会计教科书中所介绍的带有一般性的、抽象的关于预测、决策、控制和评价等的方法（如变动成本法和本量利分析、经营决策和长期投资决策方法、标准成本法和全面预算、责任会计和绩效评价等）都属于应用性理论，这些理论的进一步应用通常会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方案，这些方案则属于有待检验的假设。
六、会计研究类型及研究取向反思
（一）会计研究的类型本文对应用性社会科学以及会计学的理论概念及研究逻辑获得正确认识以后，就可以对会计学研究方法有一个中肯的评价了。建国以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从事会计研究时一般是就会计教学、会计理论与方法、会计法规和制度以及会计实务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或者是从逻辑上进行分析，或者是从实务中进行归纳、概括，或者是针对实务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当时对于会计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缺乏足够的关注，而且研究方法问题似乎也没有成为当时从事会计研究的严重困扰和障碍。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实证研究逐渐风靡大陆，并成为备受推崇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对应的所谓规范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和排斥。那么，如何看待和评价会计研究中出现的尊崇实证研究、排斥规范研究这一现象呢？实证研究（或实证分析）和规范研究（或规范分析）是从理论经济学中借用到会计研究中来的。在经济学中，实证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规范研究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经济学（严格地说是理论经济学）作这种区分的目的在于将经济学构造成像物理学那样的实证科学，即将经济学塑造成解释经济现象的经验科学。这种就需要将以往在经济学中研究“应该是什么”的内容和方法贴上“规范研究”的标签从经济学剔除出去，因为规范研究所从事的“应该是什么”的研究，被认为不属于“科学”领域。将经济学上关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类方式应用于会计学，并在会计学中推崇实证研究、排斥规范研究，并不符合会计学的学科属性，很可能对会计研究和学科发展产生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学上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包括从观察中进行经验概括、理论构建，到将理论应用于观察并进行理论检验的整个过程，其中的理论检验即是用理论解释现象的过程；这样的实证研究符合理论经济学作为理论性学科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然而目前会计研究中所谓的实证研究仅仅局限于对定量假设用会计数据所进行的检验，而作为假设基础的理论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会计学科以外的经济理论等，这样的会计研究实质上就沦为利用会计数据服务于经济理论（或其他学科理论）检验的附庸。如果一味地推崇此类会计实证研究、贬低或忽视其他会计问题研究，那么必将使得会计研究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大量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问题缺乏有效研究。应当说，实证研究中的经验研究方法适合用来归纳和研究会计主体会计行为的规律性。在会计学中开展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也有利于会计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从而更多地发挥会计学的功用。但是，由会计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所决定，研究“应该是什么”以及“如何做”等问题的规范研究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大量会计问题的解决恐怕要借助于规范研究。因此，会计学应当谨慎使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类，更多地关注和使用其他关于研究类型的分类。由于人们对于会计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存在着种种误解，所以与其将会计研究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还不如将会计研究分为会计行为解释性研究和会计制度规范性研究更为恰当。按照获取资料的方式不同，将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实验研究等四种类型，应成为在会计研究中值得提倡的研究分类。除了实验研究因要求条件较高、在会计学研究中运用经验少、尚需进一步探索外，其他三种方式应成为当前会计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式和研究类型。调查研究是指采用自填式问卷和结构性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方式。调查研究既是获取资料的方式、又是发现问题的方式；既可以做定性研究、又可以做定量研究；既可以做行为解释性研究、又可以做制度规范性研究；既可以做理论性研究、又可以做经验研究。比如在会计研究中，通过调查研究方式可以获取会计工作中各种人群的态度、意见和行为等的概括性认识，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如不同人群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意见、获取公允价值的方式、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估计的确定、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状况等等，均可以通过调查研究方式获取资料，在经过统计分析后作为经验概括、构建理论或理论检验的基础。实地研究是指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实际背景中所从事的研究。实地研究是一种定性研究方式；它既是获取资料的方式、又是发现问题的方式。运用实地研究，既可以将理论应用于某研究对象，诊断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即进行理论应用和理论检验；又可以通过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进行试验等方式进行理论构建。由于管理会计立足企业为企业内部管理提供信息并直接参与管理，因此管理会计学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的构建、还是理论的应用，都更适合采用实地研究方式。文献研究是指通过收集和分析以文字、数据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探讨和研究问题的研究方式。根据所用文献的类型不同，可以将文献研究分为：内容分析、二次分析和现存统计资料分析。文献研究既是获取资料的方式、又是发现问题的方式；既可以做定性研究、又可以做定量研究；既可以做行为解释性研究、又可以做制度规范性研究；既可以做理论性研究、又可以做经验研究。与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相比，文献研究是一种非介入性研究。具体应用在会计研究上，内容分析是通过对会计法规、书籍、文章等的内容进行概念的和逻辑的分析来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是提出和发现研究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内容分析可以提出新的研究问题，修正和完善现有的理论和假设。比如通过对现有的会计准则或会计准则理论框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在概念、逻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供改进的意见和措施，就属于内容分析。二次分析是指对那些由其他人原先为别的目的收集和分析过的资料所进行的新的分析。二次分析所用的资料是别的研究者或研究机构通过实地调查所得到的原始数据。在会计研究中，既可以用二次分析中的资料进行新的经验概括及理论构建，又可用于理论检验。现存统计资料分析则是利用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所编制的统计数据进行的分析和研究。与二次分析一样，在会计研究中，利用现存统计资料既可以服务于经验概括及理论构建，又可以进行理论检验。
社会科学研究法篇5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独立学院；法学学科；发展
近年来，高校法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堪忧，而独立学院（及民办高校，下同）法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则更逊一筹，这固然与高校扩招密切相关，但就独立学院毕业生就业不景气而言，与独立学院法学教育不能很好地匹配社会对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也不无关联。完全将这种状态归因于法律人才供大于求，有失片面。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深入完善、民主法治不断健全的过程中，此时断言法律服务市场人才已经饱和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需要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那些既有法学理论素养，又有法律实践技能的法律人才决非就业市场上的弃儿。他们不仅能满足社会需求，还可能创造出社会对法律人才的新需求，因此，即使只为提升毕业生就业率的缘故，独立学院的法学教育也应着眼于培养面向社会需求的适用法律人才，并由此确定学科发展方向。
一、我国应用型法律人才的社会需求分析
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以对人才进行多重分类。在我国，一种通常的分类是以社会服务面向为视角，将人才分为：学术性人才、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四种。后三种又可归于应用型人才之中，与学术型人才相对应。学术型人才面向学术研究、教学与理论创新；工程型人才将理论适用到实践中去，解决实际问题；技能型人才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具有对特定活动的熟练操作能力和技巧；技术性人才是从技能型人才中分化出来的，与技能型人才的纯粹操作能力相比，更强调其在科技领域、高科技领域具有相当的智能知识和能力。较难区别的是工程型人才与技术型人才，如果确有必要区别，那么，前者侧重于规划、组织与解决较大问题的能力，后者侧重于智能性操作。
对于高等学校的分类，意见比较一致且对政府决策和高校影响比较突出的是在借鉴卡内基分类的基础上提出的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的‘四分法’理论”。这种高校的分类方法之所以被广为接受，主要在于它能较好地揭示各高校在培养人才上的不同社会职能，但因这种分类中暗含的等级特征，及现实中引致的盲目攀比而受到诟病。高校的分类法则确有改进的必要。即使那些研究型的大学也不会完全着眼于培养研究型人才，它们培养的毕业生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并不为着日后去从事科研或教学，它们的法学院培养的法律人才有很多是从事法律实务的。可以肯定的是，现阶段我国的独立学院——它们定位或被定位为教学型或至多为教学研究型大学——在法律人才培养方面，高度统一的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这些独立学院也很期望跨入到研究型大学的行业，提升办学档次，以便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然而，现有的办学条件包括国家对独立学院较为固化的政策，不能支撑它们的追求，所以，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目标是极为现实的选择，这种选择虽包含无奈，但也不失为正确，因为社会更多需要的是应用型法律人才而不是学术研究型法律人才，如果法学院都去追求培养学术型人才，最终必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及人才供需间的严重脱节。
社会更多需求的是应用型法律人才，独立学院其实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塑造自己的学子的。但是，为何法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不理想，独立学院法学毕业生就业率更低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个原因可能更具决定性。第一，独立学院法律人才的培养与社会的结构性需求不相吻合。各培养单位对法律人才的社会需求现状并非没有认识，而是在有相当认识的情况下，缘于具体操作上的差误，导致了供需对接上的错位。第二，独立学院并未培养出众多的能拉动中端法律服务市场的适用人才。即使大中城市目前对法律人才需求呈疲软状态，也不能被看作法律服务市场已经饱和，真正的问题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普遍缺乏运用法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连勉力维继都谈不上，更不用说创造出法律服务的社会需求、撬活中端法律服务市场了。按照人才分类“四分法”观点进行分析，具有在中端法律服务市场就业潜力者应是工程型法律人才。法律工匠般的技能型人才无法承担创造性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重任，点对点似的技术型法律人才虽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不乏解决单个问题的能力，但终因缺乏综合性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不具有上手快、适应性强、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基质，还是缺乏中端市场的就业竞争力。
二、独立学院法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1.拓展生存空间保活力。缩小办学规模，无异于挤压生存空间。各独立学院需维持法科学生一定的招生规模，使一套专职教学队伍基本的教学量能得到满足，否则，法学专职教师会逐渐流失，最终丧失学科发展的基本条件。此外，在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的低谷时期，教师既需要有紧迫感，又需要有责任心，应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当做一项事业来做。
2.围绕社会需求调结构。所谓法律人才需求过剩，只是一种假象，是结构性的过剩。有三种结构性过剩比较突出，一是运用法学知识处理法律问题的工程型法律人才较为缺乏。这些法科学子中的翘楚者，即使是去大都市谋求一份职业，也并非难事，倒是那些通过机械记忆法条进行学习者，即使通过司法考试，就业时也往往难遂其愿，偏偏他们又占据多数。二是在大城市扎堆寻求就业机会，不愿到西部或乡镇去。三是课程结构失调，一些课程学后用不上，与法律有关的非诉业务知识课程又不常开设。对第一类失调的调整，可在咬定培养工程型法律人才的目标下，在有限的教学时间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好教学改革、司法考试、法学理论教育、法学实践教育几者之间的关系或矛盾，在与司法考试具有紧密联系的课程上，考虑司法考试点多面广的特点，以讲授知识点为主，以讨论、提问等方法为辅，以提高单位时间摄取知识的效率，并尽量避免学生为通过司法考试而单纯机械记忆法条的现象。同时，强烈倡导在法学主要核心课程学习完毕后，专门开设一门案例分析课，最好是将民商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各诉讼法等不同部门法的相互交织的真实或虚拟的案例串通起来，融会贯通，在课上充分贯彻学生主导，教师指导的教学改革思想，充分锤炼学生分析处理案例的能力及口头表达能力，兼收复习、巩固所学知识之效。也可以将各部门法单独开设案例课，因它对教师知识的广度要求较低而易于实行。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不会迁就理论上的部门法划分，单个部门法的案例训练，没能给工程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以真正的帮助。对第二类失调的调整，很简单，就是招生法科学生时向西部倾斜，中东部的生源一般可能因为西部更艰苦而不愿到西部去工作，但有理由相信，西部的生源如果没有更好的就业预期，他们是不耻回到自己故乡工作的，其中还会有甘愿回去的。对第三类失调的调整，可以采用课程替换的方法，合并或压缩一些课程，强化或新开一些课程。
3.立足长远发展树品牌。独立学院法学教育开展的时间不长，还没有积累品牌效应。现实是：在研究生录取上，在就业市场上独立学院的法科毕业生遭受到了歧视。这当然与独立学院毕业生在招生就业上整体受到歧视有关联。歧视不可怕，可怕的是怀有甘愿受歧视的宿命论。须知，新生事物在它诞生之时，往往是弱小的，会受到排斥和冷落，但当它像一颗新芽在顽石的夹缝中奋力顶出，面向阳光茁壮生长时，谁也不能小视它的生命力。独立学院法学教育可以开独立学院之先，培植其品牌成长，化品牌劣势为品牌优势。第一，提高司法考试通过率。第二，既观照目前，又立足长远。固然，在教学中一味专注理论授受，全然不顾对学生实践技能培育的自杀式做法实不可取，但不重视甚或忽视给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法学理论的栽培、法治精神的滋润也难免有短视之嫌。学生所习得的一定的法律思维、法学理论和法治精神，正是法科毕业生职业生涯的起点，并让他后劲十足、终身受用，为此，毕业生也才有取得成就的原始资本，也才能为母校带来良好的声誉。第三，独立学院法学教育品牌要依赖各独立的教学单位来树立。这明显存在两面性，一面是共利，树立品牌对各方有利；一面是竞争，各教学单位相互竞争不可避免。两者统一于有序的竞争。即无序竞争，则两败俱伤，良性竞争，则彼此得到完善，在各自赢得社会声誉的同时，也使整体赢得社会声誉。
4.勇于革新传统求实效。法科的学生，四年的学习时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国外的法学教育多是分为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两个阶段，时间在六年左右。为了节约成本，我们在四年的时间里，要完成这两个阶段的任务，太难了。但现实中的毕业论文写作与毕业实习两个项目，却形式远远大于内容，慷慨地挥霍掉了可观的时间。如果，通过大力治理，仍不能使它们回归本原，那么不如大胆地对它们进行革新。对于毕业论文写作，写作的资料搜寻、谋篇布局、格式安排等可放在法律文书写作中讲授，毕业论文可以由几篇书面案例分析代替，学生可选取在案例分析课上写作的三篇质量较高的案例分析，经过修改润色后集结成毕业论文，论文答辩代之以案例分析答辩。对于毕业实习——真正能为学生提供极短期职业训练的一个机会——宜组织集中实习，不宜分散实习，以便于学校对学生进行监控和指导。可惜的是要求实习的学生多，能接受学生实习的单位少，能够将学生接纳进去实习已属不易了，如何能去苛刻地要求实习单位真心地去指导学生呢？于是，学生花几个月的时间仅学会了法律文书的整理、归档、装订技术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是这样，还不如由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或者聘请有经验的律师来校对学生集中进行职业训练更好一些。
5.建立密切联系促合作。建设好独立学院法学协作机制这一组织，争取提升该组织的规格，以它为合作和交流平台，商讨共同发展对策，适时开展学术交流，做出几件富有意义的事。当前，该组织可以争取创办一份正式的法学学术期刊，为独立学院法学教师学术成果的发表提供便利。可以组织各成员单位的学生开展辩论赛，组织教师进行教学比武，通过媒体宣传报道扩大影响。还可以广泛收集多媒体教案，着手建立试题库，为一线教师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1]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2]霍宪丹著.法学教育：从社会人到法律人的中国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3]严雪怡.再论人才分类与教育分类[J].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3（1）
社会科学研究法篇6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色色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色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hardt：socialtheoriesofthepress:earlygerman&americanperspectives，pp174-182,london：sagepublications,1979.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7-81页。
社会科学研究法篇7
论文摘要:近些年来，随着体育的快速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科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目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但是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1、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及研究内容
1.1研究对象与性质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尚未明确地提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研究内容。而这些问题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学科建设是尤为重要的。根据对目前国内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总结，笔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以及本领域中的各种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总称。它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体育现象，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并交叉形成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体育哲学，体育政治学，体育史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运动心理学等等学科。所以体育人文社会学实际上是一类十分庞杂的旨在关注和考察体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群，是由许多学科交叉组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群。而且随着社会和体育的进一步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研究内容还会有所增加和深人。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性质既有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又有研究方法的研究。从宏观和整体上探讨体育社会现象和体育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用实践和理论手段开辟和探索体育运动的未知领域，解释和说明体育现象，预见其产生和发展变化，解释体育活动各种基本形态和规律，增进对体育的认识，为体育研究提供一般原理性的指导理论等属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体育基础理论科学如何直接应用于体育活动实践，解释不同对象本身的特殊规律，为体育的各种活动提供多样的、实用的原理和方法的研究以及对体育改革与发展进行战略研究，为国家制定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则属于应用研究。而对于体育研究方法的探讨则属于研究方法的研究。
1.2研究内容
1.2.1体育概论体育概论从宏观上、整体上研究体育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其任务是论述关于体育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基本原理，解释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阐明体育的本质、特征、功能价值以及体育的目的、任务和实现体育任务的原则和途径。
1.2.2体育哲学研究体育哲学是以一定哲学观点研究体育实践与体育科学技术发展中带根本性的问题和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性以及有关体育运动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学科。主要研究内容有:关于体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内容问题;关于现代体育科学的体系结构问题;关于人体观、健康观的历史发展及对体育的意义问题;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与体育的研究;关于体育与价值体系的研究;关于现代社会大体育观的研究;关于体育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关于体育热点与难点问题的研究;关于哲学在体育史及中的应用方面的研究等。
1.2.3社会体育学研究社会体育学在我国习惯上被称为群众体育学，是随着体育运动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以健身和娱乐为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的蓬勃发展兴起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主要探讨各种群众性体育活动及其组织管理过程的规律。社会体育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现代社会与社会体育的关系;身体锻炼的科学化研究;不同社会体育对象与群体的研究;不同社会体育领域特征的研究等。
1.2.4学校体育学研究学校体育学是研究学校体育现象、本质、规律及其管理的一门学科，它是兼有基础理论、并侧重指导全国各级各类普通学校体育工作的以应用为主的学科。其基本的研究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1)研究学校体育本质，包括产生与发展;与学校德育、智育的关系;与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关系;学校体育内部各项工作的相互关系;学校体育的目的与任务等;(2)研究学校体育的构成与实施问题。包括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锻炼;课余体育训练;运动竟赛以及校外体育;(3)研究学校体育管理与评价。包括系统整体管理与评价和各分项管理与评价。(4)研究学校体育条件。包括体育师资，场地，器材，设施，图书资料，经费以及校园内外的环境等。
1.2.5体育经济学研究体育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体育领域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及体育事业的经济性质;体育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等。
1.2.6体育管理学研究体育管理学是研究体育管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与体育经济学相比，它主要侧重探讨体育事业优化的、最佳的管理方式和方法，着重于对经济管理中具体问题的对策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体育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体育管理体制研究;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及社会体育管理研究;体育产业的经营与管理研究;系统科学与体育的关系研究;体育发展战略研究等。
1.2.7体育法学研究体育法学是研究体育法律规范和体育法律现象以及他们的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的新兴学科。研究内容有:体育法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体育法一般理论的研究;体育法制定和实施的研究;体育各领域法规制度的研究;国内外体育法的研究等。
1.2.8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理论和观点来研究体育这一社会现象，并试图以研究成果推进体育健康发展的一门应用理论学科，研究领域十分的广泛，从体育与各类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到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体育行为;从接近人类极限的竞技体育到儿童的游戏，几乎无所不包，主要内容是: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体育文化的研究;体育社会化的研究及各种体育社会组织的研究等。
1.2.9体育史学研究体育史学以体育与运动的全部历史为其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体育起源问题;古代体育的哲学和文化特征;各项体育运动史;奥林匹克史;体育思想观念的变迁;体育法制史;体育人物研究;体育考古学;体育史料与文献的研究等等。
1.2.10比较体育研究比较体育是对体育进行跨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科。它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世界各国的体育运动管理体制、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师资和体育干部的培训、体育科学研究现状等。
1.2.11体育美学研究体育美学是揭示体育美的本质和规律的应用学科，其主要研究内容有:体育美学的学科性质;体育美的本质、特征、分类及形式;体育运动中的真善美;关于人体美、运动美的研究;关于体育美的创造和欣赏;关于体育运动中的审美教育等。
1.2.12体育伦理学研究体育伦理学以体育活动中的道德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是以研究体育道德产生、变化、发展规律的应用理论学科。研究主要包括:关于体育道德的本质、体育道德的作用及范畴的研究;关于体育道德教育的研究等。
1.2.13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研究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研究的体育科学领域。主要研究:奥林匹克运动对现代社会的贡献;运动员的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体育运动;体育运动与传播媒介等。
1.2.14运动心理学运动心理学探讨体育运动的心理学基础，研究人在体育运动中心理活动的特点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研究内容包括:人在体育运动中认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情感和意志表现的特点和规律、以及人的个性差异与体育运动的关系;掌握运动知识、形成运动技能的心理规律;运动训练和竞赛过程的心理规律;以及运动竞赛和体育锻炼对人的身心的影响等规律。
2、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各个体育院校陆续开展起来，开设了一些体育人文社会学课程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比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比较体育学等，而且，在这个时期，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机构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等专门的体育院校成立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与此同时，很多的综合大学的体育院系，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体育学院也成立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中心。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审批了5所体育专业学校的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1所非体育专业学校的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又批准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上海大学和沈阳师范大学四所学校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些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建立对于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国内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相关的学术期刊不仅有各个体育院校的学报的专栏，还有一些专门的刊物比如:《体育文化导刊》、《体育科学》、《体育与科学》、《中国体育科技》等等，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研究和讨论的平台。
尽管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科研和学科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建设还很薄弱，存在许多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中目前存在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学科名称具有模糊性。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体育人文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的总称，但是在名称上往往让人误以为是体育社会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学科。这种学术概念名称的不规范，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学科体系划分上的不合理及学科地位定位上的一些混乱，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和走向成熟。
2)理论研究不足，没有形成自己的比较完善理论体系。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借助其他交叉学科的理论对体育现象进行应用性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而对本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甚至近乎空白，在形成系统的理论所需要的科学积累上很不充分，对学科的发展极为不利。很多学科，包括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等比较受关注的学科，其研究，仍然处在简单地用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研究体育社会现象的初步阶段，而且在学科交叉结合上，有些研究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嫌。
3)体育研究方法的研究非常薄弱。目前对于体育研究方法的研究比较少，体育社会科学还没有比较独立的成体系的研究方法，大多是借助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因此必须将普通的研究方法和体育社会现象的独特性相结合形成专门的成体系的体育研究方法。
4)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属性混乱。按照现在的学科划分.有学者主张体育人文社会学科被分散在哲学类、社会学类、政治理论类、教育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伦理学类、美学类等不同的类别中。这种以知识源流为依据的划分方法，虽然可反映出分支学科与母体学科之间的衍生关系，但它忽视了交叉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体育学术领域)主张，以体育人文及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都应属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到目前为止，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属性仍然没有一个定论。而学科属性的混乱会影响到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整体性的发展。
5)体育人文社会学科高素质研究队伍的缺乏是制约学科发展的关键因素。按照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组建研究队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队伍需要由以下几方面专业训练的研究者组成: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统计学、教育学、体育学等。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交叉学科群，从某一个单一学科角度去研究体育学会受到学科局限，不能获得全面、系统地认识。完整理论的形成依赖于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然而目前在体育研究领域不管是哪一学科都普遍缺乏高素质的研究人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在二级学科下面很少能进一步专业化，比如体育社会学，在学科的下面就没有再进一步划分出子学科，比如体育社会问题研究等。
6)学科设置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些学校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大多数课程是依据师资状况和学校、教师甚至学生的兴趣开设的，缺乏学科整体性和系统性规划，课程的变动性大，因此许多课程的教学和师资质量难以保证.也从而造成了学生知识体系的不完整。
3、思考与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在今后的发展中，改革的基本对策为:
1)建立结构合理的组织机构，灵活应讨各方面的功能需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术机构，应建立起具有相对独立性、层次分明的教学、研究型的组织机构，且这些机构应具有一种既有普通人文、社会学科理论指导，又有参与体育实践调研活动资格的灵活体制，保证研究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社会科学研究法篇8
【关键词】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方法论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历程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掌握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构成，为社会研究的取向、设计、实施和策略提供程序上的指导，是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功能。法国哲学家孔多赛（Condorcet，1743-1794）自18世纪90年代提出“社会科学”概念以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经历由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两大取向的方法论对立体系，走向强调混合方法论，关注连续性、互补性、整合性的当代。蒋逸民将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概括为：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和进一步发展时期。[1]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萌芽时期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中国古代关于人口统计调查的方法，古希腊时期的商品买卖统计和测量方法，古希腊哲学自然哲学方法等等，此时的社会科学学科尚未形成，方法论多为哲学方法论。直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为止，古代哲学结束了辉煌时期。
其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时期，此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倍增，形成了自己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体系，社会科学也从旧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此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影响的实证主义研究为主，哈金（ianHacking，1936-），波普尔（Karlpopper，1902-1994），石里克（moritzSchlick，1882-1936）等科学哲学家围绕逻辑实证主义是否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如何对自然科学进社会科学研究等问题，提出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与此相对的，是社会学家狄尔泰、韦伯提出的反对在人文学科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强调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的经典阐释主义主张。至此，形成了经典的实证主义和经典的阐释主义两大基本社会科学方法论。
再次，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随着定量研究方法论模式和定性研究方法论模式的诞生，社会科学方法论走向了成熟时期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被普遍使用。其中，定量方法论被普遍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检验研究，定性方法论则被用于理论建构方面。
最后是进一步发展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后现代思潮深入和广泛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超学科研究、参与行动研究和自我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之间的融合。这种混合方法，其实就是一种采用相对主义的立场，对特定研究问题随意使用某种方法论的方法。
回顾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这四个阶段，不难发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是以哲学方法论为理论基础，融合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逐渐呈现出方法论取向多样化，多方法论主张相融合的特征。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这一特征，正是建构主义研究进路对于多元化的研究主张的方法论体现。
二、建构主义进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
建构主义一词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各有其定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建构主义是方法论相对主义，即所有知识形式都应以同一方式来对待而不是所有知识形式同等有效。由此，方法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关注的是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在科学知识的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就建构主义的起源而言，现象学、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修辞学、符号学等哲学视角为建构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并促使建构主义放弃用真理性或有效性问题来解释自然知识的独特研究进路。正如布鲁尔对科学的“自然主义”研究进路所主张的那样，[2]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排除了传统认识论问题，割断了科学研究与传统认识论先入之见的联系，进而对以前不受欢迎的关于“客观”知识是如何由“非客观”因素建构而成的话题进行探索。
其次，就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持建构主义主张的研究者来看，大部分建构主义者都选择从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引出各自的研究主题，库恩的范式理论将科学看作是受一个逻辑结构、一个世界观所统治的传统形象彻底打破，并认为科学更像是“一个传统权威的组织”、“一种工匠活动”、“一种地方性的（locality）知识形式”，[3]所以，应该把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同等对待。受这一科学观的启发，建构主义者放弃了宏观的科学研究主题，转向了狭窄而集中的微观分析，进而影响了社会科学叙事方式从宏观向微观转向。
三、结论
古已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意思就是说送人一条鱼，不如教会人钓鱼的方法。这里的“授人以渔”，应该诠释为一种“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随着社会科学成果的丰富，受来自社会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通过考察社会科学方法发展的历程，分析其建构主义的理论研究基础，实现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特点、研究程序、规则以及哲学基础，把握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建构主义实质，为更好的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打下方法论的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1]蒋逸民社会科学方法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17-29.
[2]DavidBloor.wittgenstein，rulesandinstitutions.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7.
[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社会科学研究法篇9
关键词：实证主义；人文解释；社会学研究
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学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因为他最先提出和使用了“社会学”这一名称，并且力图把它建设成一门研究社会的实证科学。自此，西方社会学在研究人类社会上开创了实证主义流派且在19世纪英、法、美等国形成了实证主义或者科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然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社会就能得到新的发现。基于对社会的不同假设和审视，19世纪的德国形成了人文主义或反实证的方法论，这一社会学研究模式流行于整个欧洲大陆。在社会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精神和人文解释这两个不同视角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两个“极端”，并且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互补关系。
一、实证主义下的社会学研究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者，他坚信对待社会的研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运用准确的研究方法，他致力于构建关于社会的实证科学。同为法国学者的迪尔凯姆也是实证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自杀论》被公认为实证主义的经典之作。
在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和任务的讨论上，孔德从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一观点出发，把社会学关于社会的论述严格得同神学和形而上学关于人和社会的思辨区分开来。在他看来，神学将人看做是与动物有本质区别的另类，是神或天命的创造物；而形而上学则脱离现实，把社会解释为人类离职或个人理性意志的产物。[1]孔德认为，社会学在研究社会时也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正如物理学或化学研究物质世界时所运用的严格的科学方法那样。为此，孔德在论述社会学研究方法时首先提出了观察法和实验法，这两种方法都是自然科学所常运用的研究方法，他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论述和归纳充分展现了其把社会学建设为一门实证科学的思想和努力。
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他把发生在社会层面上的种种现象称为社会事实，正是这些社会现象构成了社会。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写道：“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且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2]迪尔凯姆把社会事实作为事物来看待和研究，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如信仰体系、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都应该被看做事物，同样也可以被直接地加以观察和客观地加以测量，正如物质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同样，人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即人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事实的外界强制作用的反应。[3]迪尔凯姆继承和发扬了孔德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思想，主张自然科学为榜样，通过对经验材料进行观察、归纳、分析、预测和检验这样一些步骤，对社会想象作出客观的说明和解释。此外，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一书开创了西方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先河。同时，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也主张对人口与犯罪、工业化等社会问题作经验性的社会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关于城市社会的经验研究材料；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社会学界形成了一种风气，即特别强调数量化、模型化的分析方式，相继有布劳、邓肯、霍斯曼、科林斯、西蒙、兰德等学者采用数理分析方法进行了系列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换言之，实证主义方法论在西方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
从整体来看，孔德的社会学无疑是处在社会学发展历史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从科学分类出发对社会学与自然科学进行比较，以此来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韦伯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社会学的形成时期。韦伯将社会学建立在对社会行动作“解释性的理解和因果性的说明”之上，他曾给社会学下过这样的定义：“社会学（就这个多义词在这里所表达的意义）是指这样一门科学，即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出因果解释。”[4]因此，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的“社会行动”，而“理解”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社会行动的主要方法。
理解是在研究者的解释意图与解释对象之间的一个循环互动，因此，理解与解释是永远没有完结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见解则代表了社会学领域中人文主义的主观方法论的一般主张，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深入理解社会行动以便对其过程及影响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韦伯的哲学观和理解社会学主要来源于狄尔泰以“理解”为核心的精神科学和李凯尔特以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和文化的科学观为核心的新康德主义哲学。韦伯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社会现象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即社会事实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他反对把人的行为客观化、定量化的实证主义倾向。
现象学派对人文解释有了更大的发展，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或解释性理解其本质上都包含着价值倾向性，研究者应该关注他们与被研究者以及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意识活动，对社会现象要进行深度描述，研究者还要深入现象的内在联系之中。他们认为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结果是展示了一幅歪曲社会生活的图景，这种方法往往把人类行为主体描绘成外界刺激的被动应答着，而不是其自身社会生活的积极创造者。这一流派强调在探寻当事人意义建构的过程中，研究者应该长期在当地与当事人生活在一起，通过亲身体验以了解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他们自己是如何解释性理解对方的。社会个体对外部世界不仅仅是作出反应和回答，因而他们不仅仅是被动者，而是一个个行动者，他们在与别人的交往过程中创造出自己的意义，构成自己的现实，从而指导自己的行动。社会现实是由意义来加以构建的，社会世界是社会行动者的感性认识和主观释义的结果，而不是由存在于社会成员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实体组成的，事实上，意义正是行动者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建立和重新构成的。
三、对实证主义和人文解释的评述及应用
众所周知，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是一个实证主义哲学家，尽管社会学源自于社会哲学，但是从孔德、斯宾塞开始就能够看出社会学同实证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学从建立之初就是一门为重新组织社会而服务的实证性科学。
在实证主义占主导的形势下，社会学很明显地属于经验科学，人们很大程度上把搜集有关社会信息的活动等同于社会调查，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社会学领域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方法论形成于19世纪英、法、美等国，而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和迪尔凯姆更是直接地表达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他们认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除了研究内容不同外，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其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还认为人们能够而且应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或实证的方法，去研究和说明社会现象，发现并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然而，社会规律性和自然规律性有着相同之处，也有着不同之处。社会规律性主要表现为统计规律，即总体的规律。社会研究所关注的正是有许多个人组成的总体的行为倾向或发展规律，而不是个体行为的规律性。[5]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认为，大量的社会现象是随机现象，而统计学是专门研究随机现象的数学工具，它提供了一系列研究随机现象的数量化方法。因此，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能较好地寻求大量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演变规律。在韦伯看来，社会现象不仅取决于社会规律，而且也是人的有意识行动的结果。使用实证的方法或自然而科学所遵循的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是合理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实证的方法不足以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要引入直接理解或投入理解的方法，即研究者通过自己的感受和体检，通过对自己的理解，来重构他人的体验，来理解他人的行为，来阐述或解释他人行为及其形成的社会现象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演进，实证主义的思想内容也改变着它的表达方式，如后来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和库恩的范式概念、科学发展阶段论等，则进一步地修正和改造了早期的经验实证主义。目前，大多数社会调查研究仍遵循着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人们大量地运用实证的方法，特别是运用统计学的方法，以寻求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在韦伯的影响下，一些社会学家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实证主义观点，反实证主义学派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观点，他们给社会学的发展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对实证主义坚持怀疑和反对的社会学家，大多数只是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者反对滥用数量分析方法，他们并不是反对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建立和检验理论的实证原则，因为社会学要想成为科学，就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
在社会学研究中，不容置疑的是，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特定的情形下各有所长，有其主次之分，二者该是对立统一的互补关系。纵观社会学发展历史，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是在介于这两大传统之间来进行研究的。因此，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将两个视角的研究传统及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有机地加以整合运用，并且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形成主次、互补等关系，这才是应施之措。正如法国学者雷蒙・布东所言：“社会学越发展，任何统一方法论的企图就越明显的注定要失败。偏重定量方法和偏重定性方法一样都是不合理的；否认数学在社会学上的重要性和不承认社会学的广大领域和许多问题似乎不应该期望数学的巨大帮助一样都是不合理的；认为社会学家应该永远以具体描述社会现象为目标和否弃一切也许得不到抽象模式的研究一样都是不合理的。”[6]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3.
[2][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4.
[3]骆玲.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评价及应用[J].社会科学研究，2005（3）：125.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91.
社会科学研究法篇10
1.1外部监督渠道不畅
要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有效监督,还需要依托多元的外部监督渠道。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虽然社会公众对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关注度日益上升,也偶有新闻媒体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发表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社会监督的职能。但是,总体来说,目前针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外部监督并不乐观。一是社会公众对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观念非常淡薄,常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认为“研究与己无关”,对于评价的过程与评价的结果听之任之,也不关心自己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方面的知情权、监督权;二是专业学术协会监督还不健全,学术界存在着很多依托于高校科研人员的专业学术协会,承担着促进学术研究、推动专业学术繁荣与发展的重任,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方面的监督是其应有之义,但很多专业学术协会对此表现出漠不关心或极不重视的状态;三是舆论监督不完善,这本是社会监督中普遍而有效的监督方式,由于受媒体自身特点和其他方面因素的制约,很多新闻舆论机构不想也不敢揭露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相关问题,或是难以连续不断地对监督对象实施监督,从而使得监督效果大打折扣。
1.2监督保障制度缺位
就监督工作来说,监督能否取得实效主要是依赖于监督人员的主观能动性[1]。而主观能动性的激发,除了基于监督人员的敬业精神外,更主要的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促使监督人员忠于职守、勤于工作,实现监督体系有效运作的强大威力和持久的内在推动力。由于我国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中存在的监督意识不强、监督体系不全等问题,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缺陷,大部分高校并没有形成相应的规章制度,难以做到有章可循。即使有的高校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出台了相关的办法、要求、规范等,但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方面的内容却少之又少,难以保证其监督效能的真正发挥,监督弹性很大。而从教育部、教育厅的层面来看,目前也没有形成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相关的监督制度规范。因此,由于监督保障制度的缺位,即使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活动,在实施监督的过程中也容易造成各相关主体的职能不明确、权责不清晰,还容易滋生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监管工作极易出现缺位或错位,很难起到有效的监督制约作用。
1.3监督技术相对滞后
按理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应能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提供新的平台与手段,推动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有效实施。从我国目前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有“新语丝”之类的学术造假举报平台,“科学网”等网站也有针对科研成果评价的相关评论,但这样的网站相对于庞大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来说,显得太过稀少。通过互联网来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的做法还没有被社会公众和有关机构广泛推广和采纳,互联网在传播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并没有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中被充分挖掘出来,监督技术显得相对滞后。
2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基本原则
2.1合法性原则
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必须在国家和相关部门制定的各种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不得逾越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文限制,监督行为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实现权力与义务的一致、职责与职权的统一。合法性原则,既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主体的行为准则,也是实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2.2系统性原则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模式、监督方式、监督责任等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结、有机结合。因此,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应从系统的角度进行统筹兼顾、全面考虑,合理设计who(谁来监督)、whom(监督谁)、what(监督什么)、How(如何监督)等要素。
2.3广泛性原则
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不能仅仅依赖于某一单位或个体,而应充分实现监督的广泛性。一是监督主体的广泛性,既要有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又要有学术共同体、评价机构、新闻媒介、社会公众等的监督;二是监督对象和范围的广泛性,应对涉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相关组织及其行为、个人及其行为进行监督。
2.4公开性原则
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有效遏制评价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就要按照公开透明、民主监督的原则来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工作,不断提高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公开程度。凡是涉及权力利益、研究主体切实利益的事项,且不属于国家安全和党与政府的核心机密以及必须要保密的内容,都应以一定方式公开,实行民主监督,保证相关人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选择权。
2.5公正性原则
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不是为了打击报复,而是为了评价结果更趋向公正。因此,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必须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受感情和利害关系左右,形成充分、相关、可靠的监督调查结果和结论,做到客观公正地处理问题。
2.6重点性原则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既要遵循广泛性原则,确保监督工作的全覆盖;也要遵循重点性原则,确保在有限的监督资源内取得监督实效。一是要突出监督的重点对象,手握评价生杀大权的评审专家应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二是要突出监督的重点环节,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程序中的预评环节、评审环节应是监督的重点环节。通过重点监督带动监督的全面工作,才能有效预防不正当行为的发生。
2.7满意性原则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结果应是一个大家能够普遍接受的结果,是一个各方面都能满意的结果。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必然涉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要让每一个利益主体都满意是不现实的,只要绝大多数人或机构感到满意即可。遵循满意性原则,意味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实效得到了社会认可,能够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良性循环,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繁荣发展。
3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体系的理想框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体系是指整合内部监督、外部监督等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起督促、制约作用的系列措施与制度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使监督工作渗透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每一个环节,实现监督工作的全方位、全过程和全覆盖。理想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两个系统”。“三个层次”包括:(1)高校内部的自我监督(三角形内部),是由高校、院(系、所)、研究人员三个层级所构成的高校内部封闭式体系,研究人员的自律与自醒、院(系、所)和高校制定的约束性规范,构成该监督层次的基础。(2)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三大主体监督层次(椭圆形以内、三角形以外部分),是高校主管部门(教育部、教育厅)、专业学术协会、项目研究资助单位基于不同的角度而展开的外部监督,是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监督主体。(3)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社会环境的监督层次(椭圆形以外部分),包括社会公众、新闻媒介、法律法规、行政机构等基于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关注而进行的监督。“两个系统”是指内部监督系统和外部监督系统。高校内部的监督属于内部监督系统,而高校主管部门监督、专业学术协会监督、项目研究资助单位监督、社会公众监督、新闻媒介监督、法律法规监督、行政机构监督则属于外部监督系统。内部监督系统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取得实效的基础,外部监督系统是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趋于公平、公正、公开的动力。
4优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基本思路
(1)应激发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的意识。“意识是行为的先导”,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监督意识的缺乏。因此,需要想方设法激发图1中各层次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的意识,从意识层面上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自觉与自醒,只有这样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2)应实现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全过程监督。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过程包括评价前、评价中和评价后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存在发生不当行为的可能性,都会影响评价程序的公正和评价结果的公正,因此,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应是一种全过程的动态化监督。通过监督的规范作用、制约作用、强化作用和激励作用,尽可能地杜绝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过程中的不当行为。(3)应促进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多元化监督。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涉及多个监督主体,监督对象也非常广泛,单一的监督模式难以取得监督实效。因此,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应坚持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实现行政监督、公众监督、学术共同体监督、舆论监督和自我监督相结合,网络监督与传统监督相结合,过程监督和随机监督相结合,从而促进全方位、多元化的监督,真正建立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利益约束与激励体系。(4)应建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长效机制。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是实现全过程监督还是促进多元化监督,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来保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过程中各个环节的顺利进行和监督工作有效地落实。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健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制度,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通过严密的工作程序和严格的责任追究作为制度执行的保障,拓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途径、范围和渠道,确保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长期化和效率化。
5优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主要措施
5.1提高思想认识
有权力的地方,就离不开监督。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评价,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运用,且涉及的主体众多,同样离不开监督。同时,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与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对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我们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高度来认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问题,从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创新、推动高校教育科研发展的大局来认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问题。加强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正逢其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加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宣传教育,不仅仅是要加强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人员的宣传教育,也要重视对于高校主管领导、教育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教育,同时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充分发掘不同阶层、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的监督力量。当社会各界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后,将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全面落实。
5.2健全监督组织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需要专门的监督机构来组织实施。监督机构可以按照高校的管理层级来实现,即可以考虑在教育部、教育厅、高校、院(系)四个层级分别建立相应的监督机构。教育部可以设置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委员会,教育厅可以设置省(市、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委员会,各高校可以设置本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委员会,各院(系)则相应设立院(系)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小组。从独立性与公正性的角度出发,各级监督机构与同级别的学术委员会之间不应是隶属关系,而应是平行关系,这样才有利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机构独立自主、公平公正地开展监督。各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机构的权责范围也有所不同。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委员会全面负责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规划、指导、执行、协调、反馈、培训工作,具有最终裁决权;省(市、区)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机构主要是负责一省(市、区)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规划、指导、执行、协调、反馈、培训工作,对无法解决的重大监督事项,上报到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委员会;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机构在总体上负责全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工作;院(系)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小组主要负责本院(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工作。
5.3完善监督制度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三个层次,两个系统”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系统,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如何形成有机的整合,则离不开相应的规章制度。因此,需要针对当前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中的薄弱环节,制定全国统一的、能够反映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规律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制度,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各种不当行为的规范管理都应予以明确规定,如“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机构的责任制度”、“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的信息反馈制度”、“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的实施制度”、“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的处罚制度”、“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的公开制度”等。在此基础上,各高校可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办法和实施细则,做到职责明晰、职权明确,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得到有效保障,更好地维护、规范和约束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活动,保证监督机制正确运转。
5.4拓展监督渠道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不能仅仅立足于基于高校行政隶属关系的内部监督,还应拓展专业学术协会、项目研究资助单位、社会公众、新闻媒介、法律法规、行政机构等外部监督渠道。在一个法制健全、行政组织机构健全的社会,法律法规监督、行政机构监督是社会的应有之义。更重要的则是要积极发挥评价主体的自我监督、专业学术协会监督和由社会公众与新闻媒介等构成的社会监督。评价主体的自我监督就是通过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评价人员、管理人员(三者在某些情境下有重合)学术道德建设和规章制度建设,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对象中个体的自律性,培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对象中个体慎独正德、省己修身的优秀品质,正确引导和规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对象中个体的科研与评价工作,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需要、个人成长与事业发展的关系,自觉抵御不正之风的侵蚀。专业学术协会的成员在学术理念、学术精神、学术关怀、学术操守等方面有一个相互认同的行为规范,专业学术协会监督可以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过程中的不当行为主体进行惩戒,采取诸如将其排除学会之外、发出公告等具体惩戒措施。社会监督能够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的强大辐射作用,弘扬正气、抨击时弊、促进管理、改进工作,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不当行为主体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营造学术舆论氛围,规范和引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主体的行为。
5.5明确监督重点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千头万绪,切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重点突出,提高监督工作的合理性与实效性。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过程进行监督,重点是监督三个方面:(1)监督评价程序的公正性。程序公正是在社会机构调节分配的过程中,个体对其所用的程序要素是否公正的感知[2]。需要就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程序是否能够实现主体平等、实质参与、价值中立、程序理性、程序公开和程序自治进行监督,优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流程,保证相关利益主体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2)监督评价标准的合理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标准主要有真理性标准和价值性标准,其中真理性标准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延续性、创新性、完备性;价值性标准强调研究的理论价值、政治价值、伦理价值、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3]。合理的评价标准应能反映研究主体的意志、利益和需求,同时也要符合评价对象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以真理性标准为主、价值性标准为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一经公开,本身就是对评价活动的监督。因此,需要加大对评价标准合理性的监督,评价标准的制定不能由一两个专家“一言堂”,应在学术民主的基础上,经过多次研讨而拟定。(3)监督评价过程的公开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过程的公开,意味着在评价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评委的评价意见都能至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评价委托方、被评价方和社会公众都有权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评价过程、评价标准、评价方法、评价指标、评价意见等提出质询与质疑。评价过程公开的实现,离不开强制性的约束,而刚性的监督正是一种强制的约束。
5.6提升科技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