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篇1
关键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
中国自1979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以来，经过20多年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取得明显提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部分）达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8%。然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却不容乐观。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对外投资的许多资金被浪费到不适当的项目上。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对外投资的三分之一是亏损的，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持平。在2002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国际竞争力评价报告中，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比较低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提供的调查显示，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不盈利甚至亏损的，约占67%。有关调查显示，沿海地区过半数的企业海外投资是不成功的，真正成功的企业仅占10%左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海外投资风险太高。事实上，在任何投资活动中，风险问题都是每一个决策者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正确识别、评估一项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本文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提出相应的风险规避措施。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涵
风险是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不确定性事件对资产及其收益造成损失或增进额外收益的可能性。风险实际上具有获益与损失的双重可能性。作为一般的风险厌恶者而言，在进行风险分析时更看重的是风险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在任何投资活动中，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风险又是可以控制的，人们可以通过正确地认识风险并采取相应防范和管理措施，使风险降到较小的程度。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事件会更多。这些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将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预期收益产生影响。一般将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引致资本或收益损失的可能性叫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国内投资相比，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活动，由于受到各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不同，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同，各国货币在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利率和汇率波动、投资项目的选择偏误，投资管理的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风险远远大于国内投资。与间接投资相比，直接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成为土地、房屋、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和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其中大部分资产流动性较差。根据不可逆性投资理论，由于直接投资含有沉淀性成本;而不象金融投资等间接投资那样容易进行资产转移，直接投资者日后改变计划或决定，这部分成本将无法挽回。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风险更大。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指由于东道国政局的变化，导致投资环境的变化，从而给国外投资者的投资活动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一般来讲，政治风险主要由东道国政局的变动与战争、东道国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引起。当东道国政局变动或发生战争时，会直接影响一国的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速度，对企业的销售或利润水平产生冲击，甚至危及到企业的生存；东道国政策变动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及发展空间；或者由于东道国的法律缺乏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从而使企业的财产安全受到损失的可能性加大；当外国企业危及到本国民族企业时，东道国政府可能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置各种障碍，施加各种压力，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亏损或破产。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面临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性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高潮。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国际评估机构对政治风险的测算主要有三种方式：欧洲货币法，它征求政治风险分析员、保险商、银行信贷官员等专家对风险测定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的意见并计算得分；丹·亨德尔设计的“政治制度稳定指数”。它设计了一套指标并将其量化，再依据政治稳定程度将各国排序；哈拉尔德·克努森的方法，他认为一旦外国资本相当程度地控制了东道国利益，就可能引发东道国对外国资本的征用、没收甚至破坏，这时的政治风险最大。
（二）经济风险
每个国家都有其经济周期，在经济发展高涨时期，产品销售顺畅，工厂满负荷生产，利润增加。一旦进入低潮时期，产品销售不畅，工厂开工不足，但固定成本是不会减少的。销售收入减少和单位产品成本的上升使企业净收入减少。如果跨国企业所选择的项目对经济周期的变化极为敏感，其净现金流量也会随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出现较大变动，从而使跨国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大。在跨国企业面临的经济风险中，还有一种常见的风险是汇率风险。因汇率的变化常常导致对外投资者设在东道国子公司的资产价值变得不确定。
就汇率风险的形成而言，主要有交易汇率风险、折算汇率风险、经济汇率风险三类。交易汇率风险是指汇率的变动对跨国公司债权和债务价值影响的不确定性。折算汇率风险是指反映在跨国公司总公司汇总报表上的、因汇率变动而使其国外子公司产生收益或损失的可能性。经济汇率风险是指未能预测的汇率变化导致跨国公司设在国外的子公司的现金流量的净现值变化的可能性。汇率变动会导致生产成本升高，降低企业的获利能力。造成对外投资企业的现金流折算成本币后，投资收益率多变，投资者难以对企业形成正确预期，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海外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由于决策上的失误而使投资者不能从企业获得正常收益的可能性。由于文化环境、风俗习惯、交流语言等的差异，海外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决策中信息往往不充分，甚至会将一些错误信息引入决策过程，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给经营带来损失。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往往融资存在较大困难，营销网络又很难打开，购销渠道不畅，很容易将企业带入绝境，这样会增加企业的破产成本降低经营收益。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直接关系到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成败。投资风险控制是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中的重要工作。而要进行风险控制，首先必须要对决定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各种因素进行充分把握。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的充分程度
风险实际上是由不确定性事件带来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本来的确定性事件也会变成不确定性事件，这样就会增加决策的风险。在跨国直接投资中，当企业管理人员对东道国经营环境、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消费习惯等不熟悉时，就无法收集到充分的、有价值的决策信息，在决策时面临的不确定性事项就会增加投资风险。尤其是跨国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展开竞争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造成较大的经营风险。
（二）本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地位
在企业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时，也经常面临政治风险。而政治风险的大小与本国政府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另外，本国政府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也对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产生较大影响。如果东道国与本国具有睦邻友好关系，则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要小一些，反之将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
（三）东道国经济政治制度
如果东道国经济政治制度比较健全，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在世界上的经济政法地位也比较高，则跨国企业的权益保障程度也会提高。反之，如果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不完善，经济运行机制也不健全，则跨国企业的权益保障程度就会降低。另外，东道国的社会稳定状况、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融洽情况也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到相对发达的东道国在这方面的投资风险要小一些。而如果是到发展中国家，则风险要大一些。
（四）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
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生性影响因素。如果企业有比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风险预见能力和风险的管理与控制能力，并建立起规范的风险管理体系，则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而这些能力的取得与制度健全的程度是与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经验相联系。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由于缺少这方面管理经验，对风险的认识不够，缺乏对风险的预见及管理能力，从而企业面临投资风险。
防范与化解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企业融资风险管理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要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降低融资风险。尽量在东道国融资，尤其是境外企业所需短期流动资金，应尽可能争取在东道国当地解决。当地融资，当地使用，当地偿付本息，使用同一币种，可以回避汇率变动的影响。另外，坚持借硬币、还软币和软、硬货币合理搭配的原则，即尽量选择在借款和用款期内币值坚挺、而在还款期币值疲软的货币，减少乃至避免外汇风险损失。跨国企业应善于利用国际金融界所提供的各种创新工具，对境外融资风险进行积极的防范。利用远期外汇或外汇期货交易；利用外汇期权交易；利用互换交易，包括利率互换、货币互换等，通过互换交易增强跨国企业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改善和重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以便消除、减少或预防境外融资风险。
还可以推广运用国际项目融资和国际租赁融资来降低融资风险。国际项目融资是依靠项目自身的投资价值进行的国际融资，它以项目投产后的收益偿还贷款本息，以项目本身的资产作为抵押物。它是一种有限追索权的融资方式，由于贷款抵押物仅限于项目本身的资产，因而能减少项目举办国政府的直接债务或担保义务，降低筹资风险。因此，应该尽快推广运用这种国际融资方式。国际租赁融资是现代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信贷领域相互渗透和结合的产物，它有许多优点：融资期限可达几十年，租金通常按租赁物品的原值计算，且在租赁期内固定不变，可避免货币贬值、利率和汇率波动的影响，无需财产抵押，融资手续比较简便等（谢绵陛，2003），因此可以降低融资风险。
（二）建立完备的监管组织体系
一方面针对目前管理混乱的局面，建议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管理。海外投资机构总部可以设在国内，在其它国家依托驻外国的中国大使馆，设立相应的分支机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可以集规划、立项、审批、协调、管理、咨询、服务于一体，其具体功能可以包括：制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及长短具体计划；设立海外投资咨询机构，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俗等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和教训，收集处理国际市场的各种信息，并定期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指导性的信息；设立海外投资项目评估中心，预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收益和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进行科学评估；建立常规项目审批中心，精减当前多部门联合审批的繁杂程序，除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能源投资应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联合审批外，其余的项目可由海外投资管理机构直接审批。
另一方面建立海外投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建立单独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的目的在于，可以使审批和审计职能分开，以利于相互制约；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加强对这些国有企业的监督。此外，通过建立相应的绩效评估机构，可以随时掌握投资的绩效，以利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制定。将审计职能与绩效评估职能放在一起的好处在于，借用审计信息，可以对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进行更真实的评估。
（三）进一步加强监管制度建设
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篇2
【关键词】涉外投资；风险防范；法律制度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在投资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表现在依然保持吸引投资的大国的同时，也开始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据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投资统计报告的数据，中国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以下简称流量）688.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1.7%。截至2010年底，中国130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1.6万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3172.1亿美元，名列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五位，存量位居第17位。同时，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2011年7月的《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我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中对外直接投资资本的最大流入国。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流量达106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加，在国际投资领域面临的风险也将日益增多。本文旨在通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说明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风险以及防范。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超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创历史最高值，对主要经济体［1］的投资增幅较大。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面临了更多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
1、市场准入风险
这一风险是指中国在进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市场时由于其本国对资本流入进行限制所遭遇的风险。这一风险主要表现在中国作为新兴的投资大国，并不具有传统投资大国的优势，即对传统而又安全的行业具有投资竞争力，只能被迫投资新兴发展的且风险较高的行业。此外，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是国企，但是中国国企在很多国家关于投资市场准入限制中往往受歧视，被认为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由经济实体，国企的投资行为被视为国家的行为，因此遭遇投资准入歧视。同时，中国企业还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便是各资本流入国基于国家安全理由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这对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准入时也是不可避免的风险，往往遭遇前期准备工作都做充分之后，被以可能侵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进入。例如中国企业在美国就面临上述问题，国有企业审查严格，对敏感的行业如能源、高科技及基础设施等往往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企业进入。
2、政治风险
这一风险具体表现为在不稳定的国家政局带来投资的投资风险，这一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战争和内乱带来的投资风险，这是指战争和内乱带来的投资环境变动，导致投资在该国无法实现。二是有被国有化和征收风险。
3、自然灾害风险
这一风险主要由投资东道国当地的自然灾害所引起，但由于这一风险导致投资受损的原因还包括投资方不了解投资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带来的对投资未有效预防而带来的投资损害。如在非洲国家投资时在旱季未能及时完成工期，当雨季来临之时无法施工导致合同无法如期履行。
4、文化风险
这是指不了解东道国文化而导致在投资时出现的风险。如在东道国投资时不了解当地文化习俗而带来的风险，如不了解当地风俗习惯而带来的劳工问题。
5、法律风险
这一类风险主要是对外投资企业不了解投资国法律而带来的投资风险以及不了解国际对外投资相关法律而无法有效地保障或救济自己的权利。如我国某企业投标某外国基础建设项目时，因不了解当地政府审批外籍劳工的相关法律政策而错误的制订了投标价格，导致最后难以按期完成合同而赔付违约金。
6、管理风险
这是指企业在管理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时，由于决策不当或管理无效，也会增加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如企业未完成海外投资市场的尽职调查就急于签订合同。当然，这一风险也包括对外投资活动管理过程中因和当地政府产生联系而带来的风险。
除上述风险外，对外投资企业还可能遭遇安全生产风险和商业风险等。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
对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而言，要防范其可能遭遇的上述风险，应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进行。
1、企业应对之策
对企业而言，可以从以下几分方面入手对防范风险：
（1）投资前做好目的国尽职调查。在投资前企业应对国外市场作详尽的调查，包括上述所提及的文化、商业、自然灾害。（2）及时应对所在国家法律纠纷。当出现法律纠纷时，不应置之不管，而应积极应对。中国在国际商事和投资活动中仍不甚熟悉国际规则，往往依国内习惯处理国际纠纷，即不积极应对而常常消极处置，这常引起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在国际投资领域，整个对外投资活动中，一旦出现法律纠纷应依照国际规则积极应对，这不仅能有效的解决问题，也能为在国际环境中利用法律制度救济自身的权利积累经验。如华为对待摩托罗拉公司对其的，华为通过积极应诉不仅没有损失，最终还获赔偿。（3）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尚不强，近几年出现的国内知名商标在国外遭抢注的现象便是一瞥。因此，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也应当注重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但同时，也应当注重不违反东道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4）做好境外法律业务信息化工作。在企业内部，信息化有助于业务信息在内部有效的流动与沟通，避免内部协调不畅而增大风险。（5）完善境外法律工作监督。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对投资活动的合法性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是防范风险所必需的。（6）充分利用中介机构。在企业对外投资时，应充分利用国内、国际或东道国本土中介机构来防范风险。如通过熟悉国际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事项进行有效评估，通过熟悉东道国国内法律制度的当地律师事务所有效预防法律风险，或通过熟悉国际投资业务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对权利进行有效的救济。（7）与本国政府有效沟通。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积极地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这一方面不至于违背我国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宏观管理，也可以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与协调下避免一定的风险。因为政府在进行对外投资管理过程中，对行业的整体情形以及外国政治、经济、法律等情况有所研究。（8）加强行业沟通与经验交流。企业应在其行业之间进行风险防范的交流，通过经验交流和信息沟通，可以对风险更全面地认识和有效的应对。当然，这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协调的方式实现。
2、政府应对之策
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篇3
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拉美及中东国家纷纷对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国有化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对于投资国来讲，国有化风险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安全性以及投资利益的保护，对于东道国来讲，国有化风险关系到东道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对于跨国公司来讲，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文拟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国有化风险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
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性行为。
根据国家的主权原则，一个主权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有化，属于主权国家的国家行为，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国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必然结果，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联大1962年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规定：“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之公用事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联大1974年
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迫承认东道国的国有化权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的照会宣称:“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该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原则。”1956年8月在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会议上，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联合声明:“对埃及政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享有充分的主权权利，包括对外国人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不持任何异议。”
本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看到国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高潮。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1〕。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从国别来看，英美两国受国有化的影响最大，1960～1964年期间，在所有报道国有化的事例中，英国子公司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农业、银行业和保险业。70年代，美国子公司日益成为国有化的主要目标，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矿、分支银行、公用事业和运输业，大型子公司承受国有化的压力最大。就美国子公司看，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其没收的比率比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间，在被国有化的342家美国子公司中，有158家发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国有化的英国子公司中，则有419家发生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尽管东道国实行国有化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问题在于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权利的同时是否应附加条件限制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上将国有化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有化和违法的国有化。并且认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就是看国有化是否具备以下这些原则:
1.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许多国际条约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中规定征用要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
3.不违反条约义务的原则。即国有化应受国际条约和国家承担的契约义务的限制，违反条约义务的国有化是非法的，这是“条约必须恪守”的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5.不歧视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无不正当歧视，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时，必须对其境内所有的外资同等对待，不得对特定的某一国家的外资实行国有化，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所要求的。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威胁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环境，因而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直接的、一次性的剥夺投资者的国有化，已为以间接的方式逐步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间接国有化所取代，呈现出间接国有化即当地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严重威胁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损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国有化措施对投资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在于是否在国有化之后给予充分的补偿。国有化之后是否给予补偿?应给予何种补偿?补偿的根据何在?对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原则:
1.全部赔偿原则。即赫尔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在1938年提出来的，认为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义务以“充分、即时、有效”的方式对财产被国有化的外国投资者支付全部赔偿。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
2.不予补偿的原则。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对被征收财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补偿的国际法律义务，因而不必予以补偿。这一原则的主要根据是国家主权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既然国有化是东道国行使主权的行为，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国内法决定，采取国有化措施是维护自己主权的权利，不应予以补偿。至于在一定情况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或出于国际礼让，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给予一定补偿，但不是法律义务。
3．适当补偿的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说和主张，比较符合实际。关于适当补偿原则的根据存在着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原则的合理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在国有化补偿的实践中，一般都是采取适当补偿的原则，特别是通过“一揽子协议”(lumpSumexpreement)给予部分补偿，如伊朗征用美资石油公司，是补偿原金额的10%，战后东欧国家国有化的补偿额都是部分补偿。我国在国有化的实践中也采取适当补偿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达成的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中，我国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作为对解放初被国有化的美国资产的补偿，这只相当于被中国收归国有的美国总资产的41%〔3〕。
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母国方面
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这是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与鼓励本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风险)提供法律保证，以达到促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这种保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二是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护。
其一，一般来讲，各国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都对汇兑险、征收险和战乱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由资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国营公司或政府机构充当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经东道国批准并符合母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合格投资。
各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投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及其运作程序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投保，经审查批准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纳保险费的义务。(2)一旦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事故，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向海外投资者赔偿损失。(3)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取得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和请求权，向造成该项投资损失的东道国求偿。
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篇4
论文摘要：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目前已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国有化风险对投资国、东道国、跨国公司三者的关系都十分重大，直接影响到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本文针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所面临的国有化风险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投资国、东道国、跨国公司三个方面提出了防范国有化风险的途径和方法。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拉美及中东国家纷纷对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国有化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对于投资国来讲，国有化风险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安全性以及投资利益的保护，对于东道国来讲，国有化风险关系到东道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对于跨国公司来讲，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文拟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国有化风险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性行为。根据国家的主权原则，一个主权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有化，属于主权国家的国家行为，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国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必然结果，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联大1962年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规定：“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之公用事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联大1974年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迫承认东道国的国有化权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的照会宣称:“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该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原则。”1956年8月在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会议上，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联合声明:“对埃及政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享有充分的主权权利，包括对外国人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不持任何异议。”本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看到国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高潮。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1〕。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从国别来看，英美两国受国有化的影响最大，1960～1964年期间，在所有报道国有化的事例中，英国子公司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农业、银行业和保险业。70年代，美国子公司日益成为国有化的主要目标，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矿、分支银行、公用事业和运输业，大型子公司承受国有化的压力最大。就美国子公司看，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其没收的比率比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间，在被国有化的342家美国子公司中，有158家发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国有化的英国子公司中，则有419家发生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尽管东道国实行国有化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问题在于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权利的同时是否应附加条件限制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上将国有化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有化和违法的国有化。并且认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就是看国有化是否具备以下这些原则:1.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许多国际条约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中规定征用要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3.不违反条约义务的原则。即国有化应受国际条约和国家承担的契约义务的限制，违反条约义务的国有化是非法的，这是“条约必须恪守”的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现。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5.不歧视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无不正当歧视，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时，必须对其境内所有的外资同等对待，不得对特定的某一国家的外资实行国有化，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所要求的。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威胁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环境，因而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直接的、一次性的剥夺投资者的国有化，已为以间接的方式逐步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间接国有化所取代，呈现出间接国有化即当地化的发展趋势。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严重威胁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损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国有化措施对投资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在于是否在国有化之后给予充分的补偿。国有化之后是否给予补偿?应给予何种补偿?补偿的根据何在?对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原则:1.全部赔偿原则。即赫尔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在1938年提出来的，认为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义务以“充分、即时、有效”的方式对财产被国有化的外国投资者支付全部赔偿。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2.不予补偿的原则。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对被征收财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补偿的国际法律义务，因而不必予以补偿。这一原则的主要根据是国家主权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既然国有化是东道国行使主权的行为，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国内法决定，采取国有化措施是维护自己主权的权利，不应予以补偿。至于在一定情况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或出于国际礼让，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给予一定补偿，但不是法律义务。3．适当补偿的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说和主张，比较符合实际。关于适当补偿原则的根据存在着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原则的合理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在国有化补偿的实践中，一般都是采取适当补偿的原则，特别是通过“一揽子协议”(lumpSumexpreement)给予部分补偿，如伊朗征用美资石油公司，是补偿原金额的10%，战后东欧国家国有化的补偿额都是部分补偿。我国在国有化的实践中也采取适当补偿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达成的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中，我国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作为对解放初被国有化的美国资产的补偿，这只相当于被中国收归国有的美国总资产的41%〔3〕。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母国方面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第一，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这是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与鼓励本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风险)提供法律保证，以达到促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这种保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二是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护。其一，一般来讲，各国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都对汇兑险、征收险和战乱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由资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国营公司或政府机构充当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经东道国批准并符合母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合格投资。各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投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及其运作程序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投保，经审查批准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纳保险费的义务。(2)一旦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事故，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向海外投资者赔偿损失。(3)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取得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和请求权，向造成该项投资损失的东道国求偿。其二，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证。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日本的《输出保险法》等等。第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的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母国为了对海外投资者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通常与东道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为国有化风险提供条约，使其成为两国政府的共同保证，以与其国内法的保证相互配合，加强其保证的效力。而东道国为了吸引外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给外资以安全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关于国有化的规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国有化的方式;二是关于国有化的条件。几乎所有的双边投资条约都规定国有化必须遵守的某些条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视性、补偿和司法审查。如日本与埃及1977年的协议规定:缔约国各方国民和公司的投资和收益，在缔约地方的领土内不得实行征收、国有化、限制或具有相当于征收、国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1)该措施是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当法律;(2)该措施不是歧视性的;(3)给予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赔偿。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的样板条约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规定。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与上面的规定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国与瑞典1982年的投资协定第3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只是为了公共利益，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并给予补偿，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采取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补偿的目的，应使该投资者处于未被征收或国有化相同的财政地位。征收或国有化不应是歧视性的，补偿不应无故迟延，而且应是可兑换的，并可在缔约国领土间自由转移。”〔4〕第三，母国通过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有化风险保证。1985年世界银行年会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该公约在其承保的险别中规定，该机构承保征收和类似措施的风险，即“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责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为，其作用为剥夺保权人对其投资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或剥夺其投资中产生的大量效益，政府为管理其境内的经济活动而通常采取普遍适用的非歧视措施不在此列”。为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世界银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该机构的业务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资的国家的议会组织或政府剥夺投资人的所有权或应有的经济利益遇到风险时”，以及“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资者无处申诉，申诉被无故拖延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时”，“凡加入这一机构的国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机构可以申保，这一机构则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承保”〔5〕。由于多边投资保证机构和保险机构承保对外直接投资国有化风险，因此，当跨国公司成为该公约或机构的成员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国有化赔偿问题可能会成为国际求偿的对象，这样就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发展。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控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二)东道国方面防范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都有好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向利润丰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占领更大的市场，推行全球性战略;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从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选择吸收高质量符合本国发展要求的投资，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国资本中的先进技术，并且可以消除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有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经济向前发展。为了保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许多东道国都通过宪法或外资立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明确规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才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并给予补偿，以此来维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关于国有化保证的国内立法，各国的实践均不相同。有的国家只通过宪法作出国有化保证。如印度宪法规定:“除非根据规定对取得资产给予赔偿外，对任何财产不得进行强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亚宪法规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据特别征用法所定条件的命令，并通过司法程序协商，确定支付公正补偿，对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进行剥夺。墨西哥宪法规定:“除非为了公用并支付赔偿，不得征收私人财产。”阿根廷、马来西亚、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征收财产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补偿。中国宪法第1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中国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及从事其他活动，它们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受中国法律保护。除了在宪法上的保证之外，许多国家还在其外资立法中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证，保证的范围通常还较为广泛。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除非国家利益确实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资企业的所有权，不得采取国有化和限制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时，“政府有义务进行赔偿。赔偿金额、种类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国际法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埃及关于外国资本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规定:“除通过合法程序，项目不得被收归国有或征用，投资也不得被没收、扣押和查封。”苏丹198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除非为了公共利益，依据法律并对投资者支付公正补偿，不得实行国有化，补偿的价值是在国有化时对投资者的财产估价后的时价。”泰国1970年的《投资促进法》则保证不对所鼓励投资的企业的活动实行国有化。我国的外资立法对国有化也有规定，1986年颁布的《外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6〕我国目前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为了外国或港澳地区投资者在我国境内的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将外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列为重要的财产保险内容，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三)跨国公司从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对国有化风险进行防范时，跨国公司本身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跨国公司对国有化风险的防范可以三个阶段来进行，一是投资前期，二是投资中期，三是投资后期。不同阶段的风险防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1.投资前期阶段。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期阶段，主要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评估投资的风险程度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跨国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对具体的对外投资项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这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别评价报告”，说明东道国在国有化风险方面所具有的客观状况。在“国别评价报告”中，在对国有化风险进行分析时，要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第一，东道国国内法即外资立法中关于国有化风险的保证状况。第二，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是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协定中是否有国有化风险的保证条款，保证的内容和范围如何。第三，东道国是否参加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是不是公约的成员国，是否承担公约所要求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及其保证责任。投资前期阶段的风险防范的目的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可能避免风险，防患于未然。2.投资中期阶段。投资中期的风险防范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根据在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严重影响投资安全性与收益性的事件与因素，随时采取调整措施，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目标的顺利实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跨国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弹性的调整手段，具体办法有:第一，投资主体的调整。即跨国公司采取与东道国当地政府或企业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这是一种积极的调整手段，通过投资主体的分散从而使投资风险也分散，因为共同投资要求投资主体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将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合资者身上，从而可以避免当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将风险分散。第二，投资对象的调整。即跨国公司将投资的地域、行业、产品等分散化或多样化，这种调整方式的实际应用价值较大，如美国在东南亚的一家跨国公司，投资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业，随着当地国有化呼声的高涨，该公司迅速将一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行业，从而避免了国有化的风险。第三，投资方式的调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互换。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是常用的两种投资方式，前者以购买股份和成为合资企业投资者等形式投资，按资产产权比重定期分红，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银行信贷、企业、商业信用等方式投资，这可获得稳定的利润。当国有化风险增大时，跨国公司将股权出卖或转为银行信贷、母公司的买方信贷等债权形式;而当债务危机增大时，跨国公司又将其贷款转换为股份投资，这种转移尽管有一定困难，但可以减少风险。二是进行投资币种的转换，即跨国公司为了防范风险将其投资币种转换为当地货币。第四，投资战略的调整。即跨国公司推行当地化的投资战略，增大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程度。本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实行外国投资当地化，即“逐步国有化”，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使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并使国有化风险大大降低。第五，投资经营策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否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投资经营策略，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当跨国公司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时，跨国公司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尽量与东道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宁可牺牲眼前利益，采取积极合作的政策，这有利于避免国有化的风险。3.投资后期阶段。当国有化风险严重危及跨国公司的生存，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时，只能从东道国撤退。抽回投资采取撤退的战略，必然会造成许多经济损失，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损失〔7〕。注:1〕〔3〕〔4〕〔6〕参见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764、803～804、785、784页。〔2〕〔英〕尼尔·胡德和斯蒂芬·扬著、叶刚等译:《跨国公司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14～316页。〔5〕《人民日报》1988年4月25日第10版。参见王东京:《国际投资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203～209页。
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篇5
1.1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选题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近30中对外投资的区域和范围逐渐扩大,遍布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围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中国正成为全球瞩目的境外直接投资大国。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在《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年流量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发展势头良好①;中国商务部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境外直接投资发展呈明显跃升趋势,2002-2006年间,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年均近50%的速度增长;截至2010年底,中国境外投资覆盖率达72.7%,共有1.6万多家境外投资企业遍布在世界17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非洲地区最高,分别达90%和85%。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创造了历史最高值,相当于“十五”时期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3倍,达到了688.1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至2011年底,中国企业共对132个国家和地区的339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600.7亿美元,同比增长1.8%②。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境外企业项目和人员不断增加,我国企业持续增长的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己经成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国际经营管理环境的错综复杂以及中国企业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面临着很多的风险,企业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利润率数据被不断爆出。2009年,中国贸促会在第三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了《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盈利率、亏损率和盈亏平衡率相同,都各占1/3。另据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11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报告会上,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石资明介绍,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设立的企业将近2000家,其中亏损的企业占三成,这一亏损率要明显高于世界投资亏损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亏损的案例一次一次冲击着国人的眼球。
1.2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境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许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由于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也会存在差异。wells(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并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是为了获得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目的在于占领市场。Stephen(1994)的研究发现:本国政治状况存在不足时,该国企业就会向具有完善政治体制的国家进行投资。ozawa(1979)将境外直接投资看做是增强本国竞争实力的途径。另外,很多学者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了研究。Deng(2004)认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技术和资源等。morck等(2008)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企业的投资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家政治目标及政府的影响。
2、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thomas和Grosse(2001)利用实证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资,发现自由贸易程度、区域差异性、经济水平、政治风险是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Buckley等(2007),BalaRamasamy等(2010)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贸易联系、资源禀赋、文化等会对境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响。
政治风险是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进行了政治风险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他认为政治稳定性影响了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而Dunning(1981)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没有受到政治风险的影响。oseghale(1993)将上述研究结论的不同归结于实证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2007年,eiU组织在其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威胁。Gatignon和anderson(1986)进一步指出,企业采用合资的形式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是将面临更高程度的政治风险。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风险与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并且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风险依旧是境外直接投资者面临的最大风险。Boddewyn和Brewer(1994)认为东道国政策愈加宽松,其境外投资也就愈多。
第2章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理论概述
2.1基本概念界定
2.1.1境外直接投资
境外直接投资(overseas/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oFDi,作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称为海外(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对境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学术界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定义一般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四个权威机构。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界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简称imF)定义境外直接投资为:投资法人在非本国的国家或者地区所经营管理并持有控制权的投资。直接投资是跨境投资的一种,其特点是: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直接投资者)对另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或在管理上实施了控制。除了通过直接投资获得直接的外部股权控制或影响外,境外直接投资者也利用债务、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资的方式获得间接的企业控制权①。直接投资者指这样的一个实体或一组关联实体他能够对另一经济体内的另一居民实体施加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就经济实体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来说,一个实体可能既是直接投资者,又是直接投资企业和联属企业。因此,直接投资者可以是:(a)个人或住户;(b)企业——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
公营或私营企业;(c)投资基金;(d)政府或国际组织。对于出于财政目的而拥有直接投资企业的政府的特别处理;(e)营利企业中的非营利机构,但两个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在直接投资之列;(f)财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或其他信托;(g)或者以上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②。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公布的《国际收支手册》,境外直接投资资产包括:如图2-1。③
2.2马克思的投资理论及风险防范思想
2.2.1马克思的资本投资理论
(1)对投资动机的一般论述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主要来源于资本投资。企业和资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润,而要想使利润不断增加,单个资本家就要把所获得的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进行外部活动即投资。这种行为也符合资本主义运行的内部规律,即不断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求利的心态是一致的,在市场上,这种竞相投资的行为就形成了市场竞争,竞争摊薄了企业的利润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最终令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在获利心态的强力推动和竞争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会不断地进行新的投资行为发展新的行业,以获得相比其他企业或资本家的额外的经济利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①。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总在追求的,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投资的资本又被投入到生产中,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在投资过程中,货币作为资本运动的起点,充当了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经过生产过程,生成增殖的货币,它是投资过程的终点和又成为投资过程的新起点。这一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便是投资。马克思在对于资本的论述中,认为投资是资本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货币资本被当做“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①。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第3章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现状................38
3.1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38
3.1.1探索起步阶段............................39
3.1.2稳步调整阶段.........................41
3.1.3迅速发展阶段.......................43
3.1.4后危机时代.............................46
3.2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形式..........51
3.2.1政治风险............................51
3.2.2经济风险...........................56
3.2.3文化风险............................61
3.2.4法律风险.........................62
3.2.5企业并购风险.........................63
3.3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致因分析...........65
3.3.1宏观层面的环境性风险因素................65
3.3.2中观层面的结构性风险因素................69
3.3.3微观层面的操作性风险因素........................71
第4章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模型构建.......................76
4.1.1构建指标体系..................................78
4.1.2数据分析方法——F-aHp模糊层次分析法.............88
4.1.3模型应用实例..........................91
4.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分析...................96
4.2.1案例一:中国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96
4.2.2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
石油期权交易............1004.2.3案例三:利比亚局势对我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103
第5章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借鉴...........108
5.1发达国家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108
5.1.1美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规避经验..................108
5.1.2日本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109
5.1.3德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对策................112
第6章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建构
与企业国内投资的风险相比,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范围更大、形式更多、产生的原因更复杂。因此,在积极促进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应该有效地引导企业控制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建设系统性的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从系统性的角度降低风险给对外投资企业造成的损失。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由两个层次组成,即宏观管理层次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保障。
6.1宏观层面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6.1.1创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良好宏观环境
1.优化投资环境
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跨境投资,企业投资行为依赖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业环境。相较于国内投资,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维护商业环境是企业一己之力难以掌控的。为此,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双边或多边投资合作机制,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及收购行为抱着敌视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与各国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会极大地降低企业在境外投资与经营的风险。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既是企业自身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经济活动,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手段。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资源和环境发展我国经济,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和带动国内其他企业的发展。因此,基于宏观角度,政府除了应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给予积极鼓励和支持外,还应该创造多方面条件,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其中,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就属于涉外经济中的公共产品范畴,应当由政府提供最基础的风险管理机制。
结语
一、本文的主要结论
境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企业加大境外直接投资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为中国进一步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持。同时也是中国当前缓解流动性过剩,减轻国内通胀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企业对国外的投资环境还不甚熟知,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临的投资风险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视,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仍不高,投资风险事件频发。中国企业在把握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投资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时,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存在跟风现象。国内许多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国、投资项目和投资方式都存在相似性,这直接导致了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恶性竞争情况。因此,如何借鉴经验,避免重复错误,选择一条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业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篇6
一、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直接投资流出79.69亿美元，流入8.20亿美元，净流出71.49亿美元。2013年全年，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对境外直接投资流出157.75亿美元，流入41.91亿美元，净流出115.84亿美元，环比增幅达1.98倍，反映了近年来以银行业为代表的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进一步加快。
虽然近几年我国银行业加快了走出去的脚步，正在向全球化迈进，但是就国家开发银行、中司、平安证券等一个接一个的案例来看，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正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因此，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如何应对政治风险是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之前应该探讨的问题。
二、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
（一）政策法律风险
以民生收购美国联合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联行）为例。中国民生银行2007收购联行在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美国的监管审批。为了通过美国的监管审批制度，双方协商分阶段逐步转让股权，最终在2008年成功的并购了美国联行，成为了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案。
（二）战争动乱风险
就目前的数据来进行区域分析，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及其他亚洲欠发达国家，在欧美等发达地区的对外投资比较少。中国银行业想进一步实现全球化经营战略，投资区域势必扩大。但是，当前局部战争时有发生，恐怖主义日益猖獗，东道国这种不稳定的政治环境阻碍了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
（三）国有化风险
某些国家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在特殊的时期对私营企业（包括非国有银行）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如由政府出面收购私营企业（包括非国有银行）的股份或者对私营企业（包括非国有银行）进行各种形式的改革使其成为国有企业或者国有银行。这一政策虽然是针对所有非国有企业和非国有银行的，但其结果将直接波及外资银行。所以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考虑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
（四）国家安全风险
有些国家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禁止外国资本输入或禁止外资投入比较敏感的银行业。比如中国，加入wto前中国为了国家安全禁止外资注入银行业。
（五）遭受国际制裁的新型政治风险
2014年3月5日，美国政府联合欧盟对俄罗斯银行业进行制裁。这说明中国银行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要警惕国际制裁这种新型的政治风险。
（六）其他方面风险
东道国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宗教文化政策对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某些国家，特别是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认为银行业的对外放开将招致外来文化的入侵，久而久之将造成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衰落及道德信仰的异化，最终将威胁到本民族的生存，所以长期禁止外国资本进入银行业领域。
三、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规避政治风险
（一）正确评估政治风险
我国银行业投资者对外投资前，必须对东道国或投资所在国的政治风险从宏观和微观上进行评估。从宏观层次上，必须对东道国的总体政治环境进行评估，这种评估具体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评估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其次评估东道国对待外资银行或投资者的态度。从微观层次上，必须对东道国企业和投资者的特别风险作出预测，这种分析具体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分析投资行的经营活动在哪些方面可能会与东道国现行的各种政策法规的规定相冲突；其次是分析东道国政策法规方面的新变化及其对投资行或投资者现行经营活动的影响；最后必须分析东道国在政策优先目标方面有何新的变化。
（二）投资环境谈判
中国银行业对外投资行在正确评估预测了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之后，相关政府部门与东道国政府就有关投资的一切事项进行谈判，达成投资协议，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投资协议虽然不能保证投资行的绝对安全，但却是避免双方发生各种投资纠纷的比较好的办法。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的银行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往往与有关国家签订有投资协议。
（三）建立健全海外投资保险或投资担保法律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加入wto的带来的机遇，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对外投资发展迅速，但由于未建立系统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中国的银行业在国外面临巨大的风险，一旦政治风险发生，投资行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有利的保障。为了保护中国在海外的银行，我国必须在规范的国际环境中建立独立完整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当政治风险发生时对外投资行可以寻求海外投资保险和海外投资担保，以保证投资行的权益。
（四）寻求《国际法》的保护
虽然一些国际法的制定初衷是为了保护非金融企业的对外投资，但随着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企业一员的银行同样适用于国际法。一旦中国银行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遭受政治风险，投资行可申请国际法或者具有国际法资格的国际公约对其进行保护，比如《汉城公约》。
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篇7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现状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0年全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680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地区首位，名列全球第五位，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只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5.23%，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特点，其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中国对外投资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27亿美元，到2010年增至590亿美元，年均增速逾55%。2007年以前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为1012亿美元，近三年就相当于过去累积存量的近1.5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的排名也由2002年的第25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5位。截至到2010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2588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超过100万。
2.香港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平台。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至2009年底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存量达1855亿美元，占比超过75%。而在亚洲地区，则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按投资额计算，截至2010年底，中国境内企业对香港地区直接投资存量占对亚洲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逾80%，占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比重也逾60%。此外，对开曼群岛等自由港的投资存量占对外投资总存量的比重也近20%。
3.投资主体中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不断扩大。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虽然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对外投资主体中仍占主导地位，但民营企业及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的对外投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存量所占比重下降3个百分点，降至66.2%。
4.投资方式更加多样，并购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形式。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更加多样化，绿地投资、租赁、跨国并购、战略联盟联合投资等多种方式并存。其中绿地投资最多，租赁较少,并购发展较快。今后对外并购的不断增多将是发展趋势。2003～2007年，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00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量的1/3以上，跨国并购金额增长了100多倍。2009年和2010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对外投资分别达到191亿美元和297亿美元，均占当年对外投资量的40%。
5.低比例参股、换股的合作投资不断增多。在国内加工能力盈余而上游资源缺乏的行业，一些中国企业为建立稳定的上下游供货渠道，在不寻求企业经营权和控制权的前提下，以低比例参股国外上游企业的形式对外投资合作。另外，为了相互借助对方的社会资源，更顺利进入对方市场，合作双方采取互换股份，相互参股的形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投资方式也不断出现。这两种投资合作方式降低了风险，避免了国外敏感企业经营权和控制权变化而带来的非商业性因素的干扰，有利于实现合作双方的互利共赢。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严重滞后于海外投资实践的发展。我国的第一项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但直到1985年方才有了第一个规范对外投资的法规。迄今为止还没有出台一部系统的、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法》，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现行的有些法规不仅颁布时间较早，而且门类残缺不全，难以适应当前企业对外投资的需要。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仍处于多头管理状态，各项法规分别由众多管理部门制定。这些产生于各部门管理权限和目的之下的政策法规难免会有不衔接甚至相互抵触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外投资混乱无序的状态。比如，在商务部于2004年10月1日《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之后的一周之内，国家发改委紧接着于2004年10月9日亦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两者均将境外投资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尽管依照规定，上述两个部门在境外投资的核准过程中各有分工――即通常所说的“商务部审核企业、发改委审核项目”，但由此导致了企业需要分别向两个部门申报两份繁简不同的文件。这样就可能导致出现一个部门核准，而另一个部门否决的现象，会降低企业效率。
2.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政出多门。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中，多头审批管理一直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目前仍有众多的部门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工作。按照国务院所属职能部门的“三定”方案，商务部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主要职责是：拟定境外投资的管理办法和具体政策，依法核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并实施监督管理，起草对外投资等对外经济合作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核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设立企业经营资格；负责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工作。国家发改委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主要职责是：研究提出对外投资战略、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的目标和政策；安排国家拨款的境外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投资项目。国家外汇管理局、人民银行、财政部、国资委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协助管理部门，负责与对外投资有关的外汇汇出入、资金投放、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等事务。各地方政府和有关部委为其境外企业主办单位的政府主管部门，并根据本地区、本行业的综合优势和特点，确定本地区本行业的重点投资方向和领域。同时,商务部授权其驻外使领馆商务处对中方在其所在国开办的各类企业进行一线监督管理。从各自职能上看似乎划分得很清楚，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界限不清，极易造成矛盾。
3.投资主体结构不尽合理。在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的比例较大。尤其是大型中央国有企业集团和国家控股企业占主导地位。而从整个世界范围看，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一般都是以私人企业为主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有关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数据库资料显示，在580家有相关数据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私人企业为375家，占企业数目的64.7%;国有企业118家，占20.3%；混合企业87家，占15%。而我国的中央国有企业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1.8%,地方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6.4%。国有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存在着产权不明晰、产权安排无效率的问题，这种情况导致国有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的时候会出现种种内部问题,我国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鼓励私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必由之路。
4.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缺乏前期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比在国内办企业的风险更大，因此，必须进行严格的可行性研究。但我国某些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不够重视，对东道国的资源供求状况、交通运输条件、企业技术装备、投资政策法规等缺乏全面的考察和论证，对境外投资的商机、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尤其是投资风险缺少深入和客观的分析，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有些出国考察团不重视收集第一手资料，而是把国外合作伙伴的自我介绍或其提供的二手资料作为可行性研究的唯一依据，结果所获资料不全面和不真实，有的甚至被合伙人坑骗造成损失。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境外投资企业中有1/3盈利，1/3持平，1/3亏损，其中盈利的多为非生产性企业，而亏损的多为生产性企业。造成这种局面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忽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往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5.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不健全。迄今为止，我国已与115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海外市场（约占我国境外投资目的国的28%）与我国尚未签订此类协定。而在已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其中多数都是同来华投资的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签订的，其主要目的是吸引这些国家的投资，而没有将保护中国境外投资列为重点。这事实上导致双边投资协定演变为我国政府的单方面承诺。即使我国与别国签署的双边协定中列有相互保障投资安全的条款，但由于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失，这些协定仍难以发挥实际效果。在国内投资保险制度和双边投资保护机制均不健全的同时，我国对多边投资保险机制的作用也未给予充分重视。根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miGa）建立的担保机构主要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海外投资的非商业性风险给予担保，并提供争端解决机制，我国虽然是miGa的创始会员国和主要出资国之一，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却缺乏利用该公约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从而使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尚未有效发挥功能。
三、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
1.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支持力度。一是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工作，尽快出台《对外投资法》、《境外投资公司法》等，为境外投资企业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保护其境外投资合法权益；二是继续深化外汇治理体制改革，认真落实《关于调整部分境外投资外汇治理政策的通知》等有关政策措施，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实现由强制结汇制到意愿结汇制的转变，进一步完善国际收支申体系。简化对外投资审批手续和环节，取消多头治理制度，建立统一部门进行协调治理；三是加强对外直接投资贸易、税收等政策支持。借鉴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政府给予境外投资企业低息贷款和进出口信贷担保、减免营业税、答应延期支付公司所得税、建立境外投资风险保险等。四是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社会化公共治理和服务体系，比如，建立投资环境的等级评估、预警和应对预案体系、建立与完善境外投资信息系统、鼓励和帮助在境外建立我国跨国企业的地区和行业商会、对预备到境外投资的企业进行相关培训，等等，以降低对外投资企业的投资风险和成本，提高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国际竞争力，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顺利进行。
2.组建专门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机构，加强宏观管理和指导。针对目前对外投资多头管理的状况，建议把海外投资管理机构从众多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一个集外贸、外资、外汇、计划、管理统一于一身的类似于中国对外贸易促进委员会的机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中心，由该机构作为宏观管理的政府代表，主要负责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做好战略规划，强化监督管理，制订指导政策，确保对外直接投资的各项活动按国家宏观规划健康有序地发展。着力改变“国重民轻”的投资结构。盘点中国30多年的改革进程，与缺乏内在驱动力的国有企业相比，萌生于体制外的民营经济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造就了它们强大的生存能力。民营企业的嗅觉十分灵敏，很早则意识到欧美债务危机所带来的并购契机。但是民营企业的“草根性”决定了它们在资金获取与政府支持方面往往处于劣势地位，成为制约许多有国际化视野的民营企业家们“走出去”的瓶颈。所以，政府要从多方面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改变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占主导力量的局面。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普遍高于国有企业。今天这种“国重民轻”的“走出去”结构若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则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久持续发展。
3.加强境外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努力规避投资经营风险。境外直接投资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活动舞台的，其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具有复杂多变性，往往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包括政治体制变动风险、汇率风险、国有化风险、法律对抗风险等。由于近年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更加动荡，一些国家政局不稳，恐怖主义活动频繁，甚至爆发内战，海外企业面临被征收及外汇限制等风险，加上美国金融危机和美元快速贬值的影响，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多，加大了企业跨国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实现预期收益，必须认真做好投资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工作。一是要注意多渠道地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内外的咨询机构、行业组织、业内相关企业、当地华人华侨以及我国驻当地的外交机构等提供的信息。二是要全面考察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环境、物质技术环境、自然区域环境、市场资源环境、销售市场环境、金融货币环境和政策法律环境等。三是要精心选择国外的合作伙伴，力求掌握其财务收支、技术装备、商业信誉和管理能力等状况。四是要采取适当的投资方式，灵活运用新建、并购组建战略联盟等方式进行境外投资。只有认真做好投资项目可行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各种利弊得失，才能为项目决策提供科学而可靠的依据，从而有效地规避境外投资中的各种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篇8
我国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当今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除要应付各种各样的商业风险，还随时可能遭遇到国家风险，主要有战争风险、国有化征收风险和国家风险。
（一）战争风险。即东道国因阶级矛盾、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等而发生革命、、战争、内乱等，使外国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无法继续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我国海外投资企业遇到的战争风险主要发生在非洲、东南亚及南亚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如我国在非洲到1994年即有300多家合资企业，而非洲却是当今世界最不安定的地区之一，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经济衰退，战乱不断。
（二）国有化征收风险。这是指东道国政府出于维护国家经济利益，适应社会和经济变革的需要，对外国企业采取没收、有偿征用等手段，将其收归国有，给外国投资者造成损失。国有化风险是国际投资的主要风险，也是国际投资争议中最突出的问题。自70年代以来，直接的、一次性剥夺的国有化、已为间接的、逐渐使国外投资“当地化”，“逐步国有化”所代替。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论是在工业化国家，还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我国海外投资企业被东道国“逐步国有化”的趋势正在加强。这是我国今后对外直接投资应当特别注意的。
（三）国家风险。指在国际投资活动中，与国家行为密切相关的风险。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增多，我国与众多国家的经济纠纷逐渐增多，我国海外投资企业遇到的国家风险也随之增多。如我国与美国近几年来政治经济冲突接二连三，美国一再以其经济上的制裁措施，对我国施加威胁；西方各国及某些发展中国家也不断以各种借口实行“报复”“限制”措施；在税收、市场、产业政策、外汇管理等方面，对我国海外企业实行歧视性政策，妨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纵观国际投资活动的发展进程，各国防范国际投资的国家风险的对策，主要有风险回避，风险抑制、风险转移、风险分散、风险自留等。结合我国实际来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国家风险的防范，要从国家和企业两个方面共同入手。
（一）不论是国有企业的还是私人的对外投资，国家应该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提供相应的保护，以维护我国的利益。
1.继续与他国签订双边投资促进与保护协定。我国已经与数十个国家签订了类似协定，但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国家风险发生的概率，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今后我国应积极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协商和谈判，尽可能签订双边投资促进与保护协定，尽量降低国家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2.给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投资担保或保险，可借鉴外国经验，成立专门的官方担保机构。现阶段可指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利用其业务范围广、分支机构众多的优势，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政治风险保险服务，必要时，可由外经贸部、外交部、人保三方协调确定在某些国别强制实施，以确保投资者的利益不受损害。
3.我国政府还应积极参与各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的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活动，积极推动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最后达成一致，积极推动多边投资保证机构的建立，将我国的对外投资保护工作纳入国际保护体系。
（二）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是国家风险的直接承受者，应积极主动采取防范措施。
1.建立国家风险自我防范机制。首先在进行对外投资之前，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提出“国别评价报告”，对国家风险的大小进行宏观分析，同时要从微观方面分析企业对国家风险的适应能力。其次，在国内总公司统一控制下，在海外子公司设立国家风险控制机构，在国内设立专门的国家风险处理部门，并相互配合。
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篇9
[关键词]风险投资； 政府行为； 角色定位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创业投资，是连接高技术与资本市场的桥梁，在高技术产业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各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给以大力扶持。目前，我国政府虽已对风险投资引起高度关注，但在发展规划、政策制定及法规建设方面，尚处在起步阶段。对中国这样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整个风险投资中发挥什么作用，至关重要。因而有必要在分析、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正确确立我国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角色。
一、发达国家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中的角色定位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产生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政府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扶持。但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政府在风险投资中充当的角色也不尽相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政府间接指导的“美国模式”
美国在风险投资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很少直接参与风险投资管理，而主要致力于为风险投资运作，提供政策性引导和支持，改善风险投资的外部环境，降低其风险因素。由于有这些政策和环境，使美国风险投资规模，奇迹般地扩张，最终成为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宽松的政策环境。美国政府对风险投资业务基本不干预，并没有直接针对风险投资的法律，在一些间接相关的法律中，对风险投资基本上放松管制。1979年，美国劳工部修改雇员退休收入保险法案（eRiSa），允许养老基金进入高风险领域的投资，包括从事风险投资。这不仅使养老基金成为风险投资的最大资金来源，也使整个风险投资的资金水平有很大提高。1980年，国会通过《小企业投资鼓励法》，决定免除其登记手续、定期汇报要求，并放宽其他限制。对于风险企业的专利申请，政府也精简手续，提供必要的方便。这一系列放松管制的措施，使美国私人权益资本市场日趋发达完善。正是在这一市场基础上，才形成美国式的投资模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基本没有出台针对风险投资的新政策。这实际是为风险投资者创造了稳定、宽松的政策环境，迎来了当前风险投资市场的新一轮繁荣。
2.优惠的税收政策。鉴于风险投资追求高额投资回报率，极易受所得税高低的影响，美国国会在1978年税收法案中，将资本增殖税由49.5％降至28％，对长期权益投资起了很大激励作用，使1979年风险投资基金额，比上年扩大了10倍。而1981年的经济复苏税务法，又进一步将资本增殖税由28％，降至20％，使美国风险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约以每年46％的幅度激增。1978—1994年美国风险资本总额，从40亿美元猛增到350亿美元。据有关专家介绍，美国目前投资基金，已达5.6万亿美元，超过全部商业银行存款4.6万亿美元。可见，政府优惠的税收政策，使风险资本投入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3.政府担保。美国政府于1953年，成立了中小企业管理局，承担对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担保。规定贷款在15.5万美元以下，提供90％的担保，贷款在15.5-20万美元，提供85％的担保。1993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一个法案，规定银行向风险企业贷款，可占项目总投资的90％；如果风险企业破产，政府负责赔偿90％，并有权拍卖风险企业的资产。随后，美国的风险投资再次掀起高潮，其投资规模大大超过20世纪80年代水平，1996年新注入的风险资本，高达65亿美元，风险投资的回报率，也高达29.6％，而且风险投资市场及其运作日趋成熟。然而，美国风险投资真正大规模发展，是1997年以后。1997年筹资额达90.6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15.5％，风险基金个数103个，比1996年增加13个，平均每项基金规模，也从1996年的7700万美元，增加到1997年8900万美元。通过这种担保制度，国家能够以少量资金带动大量的民间资本，投向风险较大的高技术企业。因此，有人称政府担保制度是风险资本的放大器。
此外，美国政府还采取提供补贴、预签购货合同等扶持政策，为风险投资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特别是1982年，美国制定了《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通过立法，不仅规定政府按比例对高技术企业提供资助和发展经费，而且以法律形式，规定有关优惠政策，保证政策的稳定和贯彻实施，从而达到最大程度地吸引风险资本进入高技术领域。据美国《商业周刊》统计，目前硅谷在风险投资政策的扶持下，平均每星期有11家风险企业成立，每5天就有一个风险行业进行ipo，每天可以创造62个新的百万富翁。
美国政府这种以间接调控为主的投资模式，既有力地支持了风险投资的发展，同时又保持了风险投资公司独立灵活的运行机制，实现了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结合。
（二）政府直接参与的“日本模式”
日本在其特有的经济体制、企业经营形态、社会文化及民族特性的影响下，风险投资的发展模式与美国差异很大。主要表现为日本政府直接参与风险投资，制定政策、法规，保护和扶植风险企业的技术开发，采取“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鼓励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
1.政府直接投入。日本风险投资的发展，落后于美国。为赶超美国，日本政府直接参与风险投资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并提供市场保护，减少了风险企业承担的风险，极大地促进了日本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如在1976—1979年度，为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赶超美国，日本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并出面协调5家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组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研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l980年日本比美国早半年研制出64K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比美国早两年研制成功256K存储器。1981年日本生产的64K存储器，已占领70％的世界 市场，到1986年，日本半导体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5.5％，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日本政府主导型的风险投资模式，为战后日本机械及电子工业的振兴、大规模集成电路攻关等，起了重要促进作用，被看成“亚太模式”的范例。
2.政府继续管制。在取得半导体产业霸主地位以后，日本继续沿用政府“行政指导”的作法，导致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争夺信息产业霸权的竞争失败。原因是在过去“赶超”时期，先行国家走过的路是清楚的，后进国家政府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这样，政府能够发挥民间力量所不及的优势，调动资源并按指定方向加以运作，从而容易获得成功。然而，当面对创新的课题，需要探索未知时，政府不仅反应能力、运作效率不如民间机构，而且政府过度干预和直接管理，给风险企业带来束缚，影响了其活力，压制了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另一方面，政府资金大量介入风险投资，容易出现资金使用过程中的低效和浪费。
（三）政府既参与又指导的“西欧模式”
在西欧和以色列，由于文化、历史的原因，与美国相比，投资者惧怕风险，大部分风险投资是通过国家计划支持、推动的。所以，尽管这些国家科技水平较高，但科技成果商品化程度低。因而，政府在风险投资中所起的作用，意义深远。
1.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扶持风险投资。英国政府出资组建风险投资机构，直接参与风险投资。主要是帮助公营部门取得专利和许可证，同时也资助大学师生对一些有希望但尚未证实的想法进行早期开发，支持企业的产品开发和工艺开发，甚至帮助开办新公司。此外，政府也采取间接扶持的政策。如英国贸易和工业部，将政府支付款项中的33％，作为发展新技术的专款，20％作为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费用。1981年，英国政府制定了“贷款担保计划”，规定私人金融机构对高新技术小企业贷款，其金额的80％由政府担保。1983年又制定了企业扩大计划，规定个人投资者进行风险投资所得可免税。1998年，英国政府又宣布两项鼓励措施：向小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和对小型风险企业关键主管人员的股份，给予税收优惠，以使风险企业能吸引和留住优秀经理。
2.政府将风险投资作为推动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一环。以色列风险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1991年，以色列仅有1家风险投资基金，1992年政府拨款1亿美元作为风险投资的启动资金，设立了10个风险投资基金。每个基金的规模为2000万美元，采用合伙人模式组建和运作。其中，以色列政府持股40％，私人投资者持股60％。该基金主要由私人投资者进行运作，如运作成功，6年以后政府将基金中的股份原价出让给其他基金投资者，撤出政府资金；若运作失败，则政府与投资者共同承担损失。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对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到有力促进作用。几年以后，以色列各类风险投资业的基金数量和规模，都得到迅速增长。政府将发展风险投资，纳入整个发展规划中，明确发展风险投资的真正目的是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这就保证了风险投资的发展方向，也使各项政策、计划更加协调配合。
3.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以色列政府认为，对高技术企业和风险投资来说，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政府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始终把科技人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作为扶植政策的核心，即给予科研人员充分创造发明的自由，并建立能够有效激励发明者、投资者及管理者积极性的鼓励机制。实践证明，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对促进科技进步和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风险投资，起始于1987年，真正起步是1999年，其标志是一批高科技中小企业，如联想、方正、四通等，在风险投资政策的支持下得到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受计划经济的束缚，无论从规模，还是规范的角度看，我国的风险投资，仍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投资与收益分离
我国政府在风险投资中，一直是最大的出资者。在政府支持下创立的风险投资公司，运作过程中存在许多弊端。首先，投资公司难以按市场机制运作，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其内部经营管理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使基金管理者不能以沙里掏金的精神选择项目。在挑选投资对象时，往往把关不严，调查研究不充分。这都可能导致一个项目的彻底失败。其次，政府投资并无很强的直接获利动机，即使有也缺乏风险意识，更无积极性去严格监督企业资金的运营。这与风险投资偏好高风险、追逐高收益的特点，相差甚远。另外，从企业角度看，由政府得来的资金，成本低，产生不了必要的压力。再者，被投资的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多数无信誉可言，为获得投资，什么条件都答应，一旦投资到手，不是转挪他用，就是效益转移或体外循环。风险投资者无法运用经济手段，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驾驭，从而使风险投资变成了无偿援助。
（二）扶持力度不够
我国政府虽支持并参与风险投资，但缺乏明确计划和有效的激励机制、管理办法。国外的风险投资业，政府给予许多优惠政策，为风险投资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与创业环境，而我国在这方面明显不足。我国虽对高科技企业有税收优惠和出口优惠政策，但措施力度远不如发达国家，对风险投资还没有所得税方面的优惠，风险资本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所取得的股息、红利或分回利润，要双重征税，这样就无法引导广大投资者参与风险投资。此外，发达国家在法律制度上，给风险投资以保证。世界风险投资的发展表明，立法与监督是促进风险投资业健康发展的保证。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风险投资方面的具体法规及管理条例；而现有的法律、法规对风险投资支持不够，有的甚至成为风险投资发展的障碍。据统计，在我国单是建立二板市场，就与40多项法规相冲突，对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造成很大影响。
（三）专业人才匮乏
高科技企业是知识、管理、资金三位一体结合的产物，西方的经验是“一流的技术配合二流的管理，这种项目往往失败，而二流的技术配合一流的管理则可能成功。”在风险投资中，除选择高回报科技项目、投入充裕资本、树立正确经营理念、引入规范化管理模式之外，必须建立一支具有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队伍，其中包括有丰富经验的企业家及财务、营销、工程、产品设计专家等。如果政府投资行为不具备强大的吸引力，而受习惯势力影响，存在长官意志等，则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我国前些年成立的许多科技信托投资公司，如今很多都因大量不良资产而经营困难，严重的则已资不抵债，陷入破产绝境，这些教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资金来源单一
以政府投资为主、资金来源单一，是我国风险投资的基本特点。这种投融资体系，难以形成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对我国风险投资的飞速发展极为不利。目前，我国每年产生约2万项科技成果，但大面积转化率不足20％，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据估计，仅1990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缺口，就高达1068亿元，按风险投资30％的比例算，至少需风险资金320亿元。要想满足风险投资的需求，必须加大社会融资力度，拓宽筹资渠道，吸引国内外资金。
三、我国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角色定位
通过对发达国家及我国风险投资中政府所起作用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风险投资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但是风险投资又离不开政府支持。不论是美国政府对风险投资的规范和促进，还是日本、欧洲各国政府对风险投资形成的推动，都说明政府在风险投资业和金融市场间的重要桥梁作用。各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经验都表明，在风险投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风险投资发展初期，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十分必要。那么，对我国这样一个风险投资意识较淡漠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中，究竟该扮演什么角色。
（一）从近期看，应以政府直接投资为主
美国由于高科技产业起步早，市场机制完善，加上美国特有的民族文化，即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所以形成了“私人投资、政府政策引导”的投资模式。我国产业结构还处于转型过程中，许多制度尚不健全，机制尚未建立。从市场结构看，还未过渡到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加上我国国民囿于传统文化，往往有保守的预期心理及过度的安全意识，近期难以形成广泛的风险投资理念。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只能采用政府主导型投资模式。这样，可提高风险投资的声誉，增强社会对风险投资的信心，增加投资者的安全感。为此，我们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投资机制，使风险投资的效益与其直接运作者的利益挂钩，使政府投资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由专业投资公司按市场规则运作风险投资。政府可充分利用信用度高这一无形资产的价值，用少量的“种子资金”，吸引大量民间资本的投入。然后，政府逐渐从风险投资基金的股份中退出，个人和其他资金慢慢注入，形成社会型、开放型的风险资金，这是我国风险投资今后的发展方向。
（二）从长远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
政府从直接投资入手，再到引导式的优惠政策呵护，这才是政府的角色定位。具体说，应做如下工作：
1.建立健全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我国要发展风险投资，首先要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政府有限的拨款，无法支持风险投资的发展，而我国城乡居民由于传统理念的影响，不愿涉入。这样，政府引导各类机构投资显得尤为重要。在美国，机构投资是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但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指导机构进行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文件，作为机构主力的保险公司，按《保险法》规定不得从事投资业务。另外，引进国外风险基金不失为一种正确选择。因为这样不仅能得到国外资金的注入，而且还能利用外国风险投资家长期积累的经验、知识和信息网络，帮助企业管理人员更好地经营企业。
投资环境是投资者利益能得到保护的环境，核心问题是用法律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因此，客观上必须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为风险资本的运作提供法律保障。我国现行的《公司法》、《企业合伙法》、《专利法》等法律、法规，在制订时未考虑到风险资本的运作特点，在许多方面不仅未能给风险投资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反而构成了法规障碍。因此，必须根据风险资本的运作特点，加强风险投资的立法工作，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风险投资法律、法规。
2.建立、完善风险投资政策体系。为风险投资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是世界各国政府鼓励风险投资的通用作法。我国完全可借鉴他们的经验，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对企业提供低息长期贷款、贷款担保、建立政府风险基金、实施税收优惠与减免、政府采购等。如新加坡政府规定，风险投资最初5-10年完全免税。法国政府1983年就制定了“技术开发投资税收优惠”制度。这些优惠政策，大大刺激了风险投资以及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事实上，优惠的税收政策是政府对风险投资的直接推动，是发展风险投资最有力的措施。我国政府应尽快制定政策，对风险投资的税收激励作出明确规定，具体可借鉴深圳市的做法。1999年深圳市《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若干规定》中指出，凡在深圳注册设立风险投资机构，且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投资额占其总额70％以上的，可比照执行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可按当前总收益的3％-5％，提取风险补偿金，用于弥补以前和当年度投资性亏损。这项政策对风险投资机构来说，具有相当吸引力。
3.建立和培育证券市场。任何国家吸引风险投资，都必须有良好的撤出机制，中国也不例外。国外主要是通过二板市场来完成投资的回报。如美国的nasdaq市场、英国的USm、欧洲的小盘股市场等，为风险投资的顺利退出提供了有力保证，推动了风险投资的迅速发展。我国还没有建立二板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风险投资的发展。我国有许多优秀高科技民营企业，但由于资金限制，不能很快扩张。二板市场的建立，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也可通过中小企业较快的成长，给投资者以较高回报，而良好的收益前景，可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从事风险投资，进而使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风险投资支持下，出现飞跃性发展。当然，政府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强化对二板股市的监督，防范和控制风险。
4.培养高素质的风险投资人才。要发展风险投资业，就应积极培养大批有创业精神的职业金融家，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风险投资不但需要既懂工程技术又懂企业经营管理、有极强风险意识、丰富金融投资经验的风险投资家，而且需要富于进取精神、掌握高新技术创新的开拓型风险企业家。目前我国缺少这种高素质的风险投资人才。政府应以教育为先导，加大高校改革力度，适应国内外形势，增设高新技术应用专业的风险投资课程，使学生具备多学科知识，增强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要按优势互补原则，促进产学研联合。要邀请国外风险投资家讲学、指导，派人出国学习，尽快培养一支结构合理、层次科学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此外，政府还应加强对高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的宣传力度，增强民众对高技术产业的了解，普遍提高民众的风险投资意识，以吸引社会资金积极投入高技术风险企业。当前，我国居民存款余额有6万亿元，大体上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如能将其中的1％用于风险投资，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总之，从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看，不同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政府参与风险投资的程度各不相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险投资模式。各种模式间并无严格区分，而是相互借鉴，共同促进。在建立我国风险投资体系时，既要借鉴国外经验，又要立足中国国情；既要重视政府作用，又不能夸大政府的作用。在目前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可直接干预风险投资，但要重新界定政府干预的内容，从过去的“过度干预”，转向“适度干预”，从服务方面“缺少干预”，转向“加强干预”；干预手段要从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法律手段为主，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干预由基于“人治”，转向“法制”，提高干预的有效性、透明度。政府的作用，应定位于制定政策法规、建立和培育证券市场方面，即为风险投资的发育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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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篇10
【关键词】非洲；投资；政治风险
一、引言
自二十一世纪以来，非洲经济逐渐呈现恢复性增长，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非洲这片资源丰富、市场广阔，但又相对贫瘠的土地逐渐成为世界投资的热土。2000年，中国提出并开始实施“走出去”重大战略决策，2000年6月首届中非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国逐渐开始涉足非洲，多年来，中非贸易日益壮大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中国对非洲投资现状
近年来，随着非洲贸易环境的改善，以及我国多项鼓励对外投资的贸易政策出台，我国的中小企业纷纷走向非洲市场，展开一系列投资举措。2006年底，中国在非洲设立的合资企业已达600家，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达255682万美元。截止至2008年底，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增至780383万美元。2010年底，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为211083万美元，较上年增长46.8%。2010年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已达1304212万美元，是2005年末的8.2倍，占到中国对外全部投资存量的4.1%。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分布在50个非洲国家，主要分布在南非、尼日利亚、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刚果（金）、苏丹、尼日尔、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埃及、坦桑尼亚、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等国家。
表12008-2010年年末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情况表单位：万美元
国家（地区）2008年2009年2010年
非洲7803839332271304212
阿尔及利亚508827512693726
赞比亚651338439794373
埃及131352850733672
刚果（金）134143974363092
埃塞俄比亚126452834436806
尼日尔136501842037936
毛里求斯230072428428329
尼日利亚79591102596121085
南非304862230686415298
苏丹528255638961336
资料来源：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图一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地区分布情况
三、非洲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
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是否稳定，是投资者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政治风险是外汇风险的一种形式，属于非汇率风险。它是指由于东道国或投资所在国国内政治环境或东道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政治关系发生改变而给外国企业或投资者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在当今非洲，政治风险演变得更为隐蔽、很难预测、破坏力越来越大。
1、战争风险
战争风险是非洲政治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源、宗教和民族等原因，战乱和武装冲突频繁。从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来看，在利比亚战争开始时，中国在利开展投资合作企业共75家，项目50个，人员36000余人（商务部网站）。利比亚战争让中国蒙受巨额损失，据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5月24日消息，中国企业遭受的直接损失高达1233.28亿元人民币，这已经是一个极高额的损失，但这仅仅是全部损失的一个方面。中国经济因为利比亚战争遭受巨额损失，一方面暴露了中国企业缺乏风险管理意识，没有充分认识在利比亚投资的战争风险；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战争风险的隐蔽性、难以预测和破坏极大的特点。
2、征收风险
征收风险，是指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实行征用、没收或国有化的风险。国有化可分为直接国有化与间接国有化。当今非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间接国有化已经成为非洲国家国有化的主要方式。非洲国家一般都通过高关税来蚕食企业的资产。如肯尼亚的关税高峰在各个领域普遍存在，尤其是针对敏感商品，如奶制品、谷物和糖类，存在35%-100%的高关税。同时，多数非洲国家对外国企业尚未实行国民待遇，如毛里求斯进口烟酒等奢侈消费品和汽车需征消费税。烟酒消费税达200-400%，本地产烟酒则不征消费税。
3、违约风险
违约风险指东道国政府非法解除与投资项目相关的协议或者不履行与项目企业签订的合同项下的义务而对投资企业造成的损失。一方面，当前大多数非洲国家法制尚不健全，发生违约风险的几率较高，而且违约风险发生以后，由于司法判决能力低下，投资者往往发生损失。另一方面，目前一些非洲国家政局动荡，执政党频繁更替、政策缺乏连贯性，新政府上台后往往不能很好的履行上届政府执政期间签署的合同，甚至单方面中止上届政府签署生效并已实施的合同或协议，这对我国在这些国家投资的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
4、国家腐败风险
2011全球十大最腐败国家分别是索马里、朝鲜、缅甸、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苏丹、伊拉克、海地、委内瑞拉，其中非洲国家占两个。在索马里，海盗肆意扣押船只，“青年党”在该国大部分地区进行恐怖活动，而丝毫没有作为的索马里过渡政府则专门掠夺外国为帮助其饥饿难民所提供的援助物资。苏丹，这个资源富饶的国家在如实告知其公民钱财去向方面存在问题。国际监督组织“全球见证”去年发现，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公布从苏丹油田开采的石油产量与苏丹政府公布所获得的油田开采权收入之间存在3.7亿美元的缺口。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并没有用于穷人的医疗服务。同样在非洲的其他国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
四、规避措施
1、加强交流增进了解
非洲是由50多个国家组成的大陆,国与国之间在语言、文化、种族、宗教、社会习俗、资源禀赋、人口规模、气候条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等多个层面存在差异。企业要在如此复杂的非洲生存，一方面，中国应当通过与非洲进行合作论坛、国际会议、合作年等形式，充分了解非洲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
2、实地调查评估风险
另一方面，企业在投资前应加强对投资目的国政治背景的研究，应分析判定目标国的总体政治形势。通过实地考察，向国家有关部门了解信息等方式，了解非洲当地的政治环境和投资风险。同时，在此基础上中国企业应当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综合不同非洲国家的政治风险，合理进行投资。
3、参加保险降低风险
在跨国投资经营的过程中，投资者为了规避投资目标国国内的政治风险，通过对资产进行投保的方式，借助政策性保险公司或商业性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来规避风险。中国企业可以有效利用保险机构防范对非洲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当风险发生时，可以将损失化为最小。
4、分散投资规避风险
非洲是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但企业不能缺乏投资风险意识，进入市场前应当对市场前景进行考察分析，对项目进行科学论证，不能盲目跟风，要谨慎投资。
五、结语
当前，中非的经济地位不断提升，贸易往来频繁，中国企业要想在非洲壮大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在非洲投资的政治风险，采取合理的措施规避风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中非经贸合作一定会走向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领域。
参考文献：
[1]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黄梅波,范修礼.我国中小企业对非洲投资:现状、问题与对策.
[3]王雅平.从利比亚看非洲投资的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