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知识篇1
论文摘要：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将科学知识视为真理、实在等哲学观念而独霸对知识解说权的地位，同时建构了一种能够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恰3"-模式。与哲学家关注人们“应当”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不同，社会学家思考的是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关注点的不同，致使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了自然主义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自然主义诉求的实现需要借助具体方法的运用，体现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自然主义的诉求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将经验主义方法、描述主义方法与之缠结在一起，共同寻求探索科学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在方法论的选择上，确立了一条与科学哲学的规范方法不同的路径，以自然主义作为其展示基本纲领，进行合法辩护的策略。这样一种选择，促使科学知识社会学走上了一条“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知识”的道路。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的方法论选择
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布鲁尔在最初提出用社会学方法解读科学知识的主张时，就明确指出要用一种自然主义的方法实现其目标。在对《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文版所做的序言中，布鲁尔提出了他的希望:人们能够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来对它进行研究。这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要坚持的自然主义的核心要旨。
1.将知识纳入自然科学研究
按照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解，社会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而知识自身也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既然如此，对知识的研究就可以落人自然科学的一章。在进行了这样的前提预设之后，科学知识社会学亮出了追寻自然主义方法论的意向，这种意向就是“把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视为科学活动本身的一部分，视为用科学语言理解科学的一种尝试”。科学知识社会学这种意向同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初衷如出一辙，只不过奎因是利用自然主义修正传统认识论，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试图运用自然主义颠覆传统科学哲学的规范主义。
正如初创者所设计的一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宏大理想就是要解构传统科学哲学将科学知识视为真理、实在等哲学观念而独霸对知识解说权的地位，同时建构一种能够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恰当模式。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两个方面开始行动，一方面就是明确提出研究纲领，另一方面则是精心扫糙方法论。由于承担着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任务，因而在方法论的选择上，科学知识社会学可谓用心良苦。一开始，科学知识社会学就试图将自身划归为科学一方，标榜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的导言中，科学知识社会学明确指出:“一些其他的社会学家曾经使用不具有科学特性的研究成果、使用不接受或不依靠科学的方法论传统和科学的宇宙观的思想，对科学提出过许多见解。我们则以模仿科学的方式敬重科学:在我们所进行的对科学的研究中，我们竭力仿效科学自身所具有的事实特性、非评价特性。”与此同时，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传统科学哲学坚持的规范主义方法论范式给予了驳斥。在他们看来，规范主义是一种先验方法，它给予科学的只能是超验解说，这会使对科学的辩护陷人循环论证，从而致使科学理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有可靠的经验确证，之所以有可靠的经验确证，是因为有正确的理论作保证。这样的循环论证看似对科学进行了合理重建，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规范主义由于预先为科学的解说设置了逻辑框架，鲜活的科学过程被黑箱化，只留下苍白的语言，因而难以展示真实的、丰富多彩的科学过程，也违背了科学自身的精神追求。规范主义方法的弊端促使科学知识社会学必须进行另外的方法论选择，这种选择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必须同他们的基本主张相符合。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研究纲领
与哲学家关注人们“应当”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不同，社会学家思考的是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关注点的不同，致使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了自然主义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自然主义方法论能够最恰切地体现他们的主张，也有助于实现他们对科学进行“现场”考察的社会学目标。
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熟悉的人都知道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其中的因果性、公正性和对称性都贯穿着自然主义方法论的诉求。按照强纲领的提出者布鲁尔的解释，因果性是表达因果关系的，涉及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
在对公正性和对称性的阐述中，科学知识社会学更加彻底地贯彻了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主张。我们注意到，科学知识社会学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流派如何繁杂，他们始终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即“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完全自然的现象”。科学知识社会学坚持这一原则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将社会学的说明引人科学知识中，对其进行一种非评价性的、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阐释。为此，科学知识社会学主张必须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正确和错误、真实与虚假给予对称分析。这就意味着对科学知识的解说不需要区分社会因素和所谓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而是要看作为“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还是源于先验的或超自然的力量。科学知识社会学选择的是来自社会的相互作用，因为“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对那些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的自然主义理解，而不关注对什么东西值得被作为知讥进行评价性估断。作为一种方法论，自然主义理所当然地将科学知识社会学引向平等地对待和处理科学知识与其他人类现象，促使研究者能够深人科学内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内容进行探求，进而实现科学知识社会学重新解说科学的宏伟抱负。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诉求的实现途径
作为贯穿于各时代、各流派的哲学主张，自然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基本哲学态度和倾向，具有统领哲学家基本思想的纲领性作用，这种纲领性作用并不是独立发挥效力，而是通过哲学家思想的具体展现起作用。
1.基于自然主义的经验和描述方法
可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一出现就引起学界的关注，除了他们高举反对传统科学哲学基本主张的旗帜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个性鲜明的研究方法。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发展、传递和维持的;知识社会学就是要致力于理解这些为常人视为当然的‘现实’过程。也就是说，知识社会学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分析。这段话表明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注重的是知识产生的具体社会“现场”，与之相适应，所采用的方法也相应地能够帮助社会学家深人科学现场。由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目光投向了经验方法和描述方法。在他们看来，借助这两种方法，既可以实现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探求，也能够贯彻他们的自然主义态度。
对经验方法和描述方法的追求与运用构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3%i作。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口咋是遁着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层面是宏观视角，实践者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经验分析纲领被称为“利益模式，’;另一个层面是微观视角，主要包括“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研究”与‘科学文本和话语分析”。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都始终坚持到具体的现场中对科学进行考察。为此，科学知识社会学涉猎了许多科学案例，以“陌生人”的身份介人科学探索中，还原科学认识的‘本相’。
2杜会倾向性经验方法的局限
采用经验性的描述实现其自然主义的哲学纲领进而达到对科学的真实反映的确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初的意向，但是在具体执行中，科学知识社会学却不可避免地将这种自然而然的进路进行了改装以符合他们所极力主张的信条，致使其经验性的描述成为自我辩护的运行工具。这种带有明显主观偏好的对自然主义的追求体现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进行一番详细的案例分析之后，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倾向性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中。在他们看来，利益就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自然动因，通过对科学活动中的利益说明可以与科学知识的增长联系起来。按照这种思路，夏平与沙佛在对波义耳与霍布斯有关利维坦与空气泵争论的研究中，着重将视角投向波义耳与霍布斯截然相反的社会、学术地位、政治主张的探讨中。通过探讨，他们得出结论，波义耳对霍布斯的胜利远非传统科学哲学所认为的前者运用科学的实验方法获得了真理性的认识，而是“现代社会管理中的一个有用的象征”，或者说是特殊的社会情境决定了波义耳的胜利。这就意味着所谓科学的真理性标准是在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界限也无非是由人决定的。这样，认知因素受到社会因素影响，而且认知因素就是社会因素。绕了一大圈，我们看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借助经验描述以求从科学的史实中获得支持其基本主张的证据，而这种证据的获得远非他们所主张的给予科学活动以客观的、实在的显现，而是一种有所取舍的彰显，体现于自然在他们的眼前隐退了，只留下了社会。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的简约与社会的偏好使其偏离了最初的自然主义主张，难以真正实现用科学的方法说明科学的目的。更为严重地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由此被指责为仅仅利用自然主义作为取消科学内史与外史分界而采取的策略，实现与传统科学哲学争夺认识论资源的目的。如果指责成立，科学知识社会学借以立足的自然主义纲领将会被消解，其所津津乐道的经验主义方法、描述主义方法也难以显示出优势而成为他们为其主张辩护的策略，如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大厦有可能轰然倒塌。正是看到了潜伏的危机，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得不寻求新的策略以确保其自然主义纲领的地位和作用，由此迎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的新取向。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主张的新取向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走过了一条以“崇尚科学”为出发点，到“走向疯狂的解构科学的一种典范”，最终招致“反科学”的骂名。其中的原因在于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深人探讨真实的科学过程，达到瓦解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获取对科学的解释权目的，但是，“对科学实践中单一的、持续不变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使自身走向其反面，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暴露出‘科学的社会建构’纲领的二元矛盾”。
1，科学研究的实践转向
将自然与社会进行二元分立是由康德提出的，其涵义是自然与社会分属两种不同的状态，二者彼此独立，互不干涉。传统科学哲学家选择了自然一极，将其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对科学提出了一种“自然实在”的解释，社会因素则被排除在外。科学知识社会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科学视为以人类为中心的事业，给予科学一种“社会实在”的解释，排除了自然因素。这样看来，科学知识社会学要想克服缺陷，寻求出路，就必须重新回归自然因素的地位，同时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合二为一。后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到了这样一种途径的选择，并将其贯彻于自身对科学的探求中，从而拯救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自然主义方法论纲领。
后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转向“科学实践”的分析，将自然之维与社会之维置于同一个平台上给予考虑。在这种分析中，后科学知识社会学贯彻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要求，将科学家工作的实验室作为分析对象，对科学家如何在实验室中制造出知识进行了详细考察。这种考察一方面继续坚持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倡导的经验主义和描述主义方法，忠实地记录科学的实验过程，另一方面又重新关注实在论与客观性之类的哲学主题，倾向于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科学实践。
2: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特征
对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各个学派详细考察之后，我们发现，转向科学实践的后科学知识社会学自然主义同科学知识社会学有许多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在理论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了“常人方法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冲撞理论”等取代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利益分析理论气其次，在术语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采用了“联盟”、“行动者”、“力量”、“阻抗”等描述物与人相互作用的语词代替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利益”对社会因素的偏好;第三，从观念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称性地对待自然与社会，把主体、客体、自然、社会视为各种行动者，与各种物质仪器(也为行动者)一起，在实践中共同博弈性地建构了科学,第四，从态度上，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积极接纳来自于科学哲学的声音，将他们视为支持者和同盟军。当然，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对自然主义的新取向更重要地体现于对科学过程中的哲学态度。
自然科学的知识篇2
论文摘要：近代实验科学通过数学化而使自然界祛魅，致使自然界可为人类所操控，人类福利因此而得到改善，但科学却愈来愈丧失对人类价值的关怀，且颇为悼谬的是神化科学的现象不断出现。因而整个20世纪西方思想界针对科学的批评也层出不穷，科学知识社会学则独辟蹊径，通过对科学活动的内部考察，得出了一系列新颖的结论。这些结论具有哲学上的相对主义特征，因而也受到激烈批判，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却实现了对科学之祛魅，为我们更为理性地考察科学活动本身提供了思路。
对于技术而言，对其有价值的是科学发现本身，而并非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是如何工作的，因为技术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主题，故我们受技术主导的思维对后一问题并不感兴趣。即使感兴趣的话，也不过聚集于关于科学家的传奇故事方面，而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则非要把我们的视线瞥向这一看来奇怪的问题。其用意何在?通过对其思想背景的考察与对其理论的剖析，可以知道其宗旨乃在于祛科学之魅，以反身性的原则追问科学活动本身。
1.科学对自然的祛魅及当代遭遇
祛魅成为当代思想的热门话题，要归功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等思想家的洞见。马克思曾经断言了资本对现代世界的祛魅，韦伯也曾尝言现代文明的演进同时也是一个不断祛魅的过程。韦伯主要在社会学意义上分析了文明的祛魅过程，在他看来世界的祛魅过程主要是由两个方面引起: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的祛魅。而对自然是如何被祛魅的解答，最深入的莫过于胡塞尔的分析。在其晚年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自然之魅是如何被解除的”得到了深刻的解答。
由伽利略开创的实验科学实现了自然的数学化。在数学化过程中，自然界中纷繁复杂的对象被化归为量的差异。伽利略认为宇宙是一本用数学来书写的大书，洞悉其中的奥秘，既不能靠神秘的体验也不能靠浪漫的想象，只能诉诸观察实验与推理计算。这就使得依靠体验与想象去把握自然的思路受到阻滞，而综观东西方文化，天或者宇宙的神秘性，都是文学艺术等创造活动的源泉，以及在前现代还是道德及法律的立足点，是维系人类精神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根本。伽利略开创了探究世界的经验科学方式，其结果使得自然的神秘性不断褪去。
把自然数学化获得了关于自然物的真理，科学进而经由指导经验观察与技术上的成功，而受到了人类的普遍赞叹。天文学家在用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分析天王星运动时，发现单用太阳和其它行星对它的引力作用，并不能圆满地作出解释。当时推测在天王星轨道外可能还有一颗尚未发现的行星。1846年，德国科学家加勒在按万有引力定律计算的轨道位置附近，发现了“海王星”，和计算的位置只差1度。这一标志性事件经常被视为科学成功的经典座标。
作为这种化归的产物，人们渐渐形成一种观念，在这种观念中科学被视为真理的化身，其目的就在于不断地把主观性从人类认识中不断清除掉，甚至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清理掉，而代之以所谓科学的人生观。人们对自然的崇拜转向了对科学的崇拜，因为科学显示了人类认识自然的空前胜利，如果人能理性地认识自身，要将全面地改造人类本身。由此一来，科学便成了救世主，而这一点也正是启蒙的期望。然而，洗去自然神秘性的科学活动本身，对大众来说又成为神秘的领地。事实上，科学对于人类精神非但没有带来大的改观，甚至回避了人类的精神性，而且又重新成为神秘的领域，当然也就成为20世纪各种文化思潮普遍批评的对象。
对科学的批评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界的重要倾向。现象学存在主义流派的对科学的文化批评中，胡塞尔甚至责难，科学对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不管不问。胡塞尔讲道:“关于人的生存到底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单纯关于物体的科学显然什么也不能说，它甚至不考虑一切主观的东西”m。作为与科学活动保持密切联系的科学哲学内部，也不断地把科学活动置于批评的立场。如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工作。科学知识社会(ssk)则独辟蹊径，从事对科学知识生产活动本身进行观察与解剖的工作，从而试图揭示科学家科研活动的神秘面纱，因而成为一支对科学批评最为尖锐的理论劲旅。
2, ssk的强纲领及其经验研究—对科学的“祛魅”
2.1‘理论上祛科学之蚁’
为了从理论上祛科学之魅，还科学以其世俗面目，以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从对科学的崇拜中释放出来。ssk提出了对科学活动及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理论纲领，这一纲领以所谓“强纲领”著称于社会学与科学史、科学哲学界，它是由其核心人物布鲁尔和巴恩斯提出的。布鲁尔在(维特根斯坦与曼海姆的数学社会学》(1973)一文和(知识及社会意象)(1976)一书中，巴恩斯在(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1974)一书中，先后阐述了对科学活动与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四条原则。第一是因果性，指能够导致某种信念或者知识的所有条件都应当视为该知识形成的原因，因而都应该客观地加以分析。第二是公正性，指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无偏见地加以对待。这些相悖的方面都要得到解释。第三是对称性，指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如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第四是反身性，指原则上它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在强纲领的指引下，ssk迅速形成了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调查和科学话语与文本分析、科学编史学研究等许多有影响的经验研究领域，实验室调查是这种经验研究的代表。要揭开科学的神秘面纱，揭示真理产生的具体情境，最好的方式就是对当代正在进行着自然科学活动的实验室进行调查，这种调查在ssk看来，是最富有说服力的。
2.2“以经验研究揭科学之面纱”
自然科学的知识篇3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简称SSK)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属于SSK流派的有爱丁堡学派、巴斯学派、巴黎学派等。一般来说，爱丁堡学派是SSK流派中发展最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科学知识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还是由社会决定的?按传统的看法，自然界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实证主义者认为来自自然界的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自然科学知识；反映论者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反映。而社会建构论者则否定或贬低自然界的作用，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界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社会性地构造出来的，在这一构造过程中，自然界并不起什么作用。社会建构主义确实把对知识社会性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本文就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思想渊源、理论来源和社会背景进行探析。
一、SSK产生的思想渊源
知识社会学是随着社会学的出现而产生的。“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首先提出来的，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先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赫克曼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也给出这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对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所有人都对把自然科学列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的可能性持有异义，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长期脱节。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科学知识)，它根本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如宗教、意识形态等)，它明显地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这被称为“知识二分法”。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及科学知识便以其效用性、严密性、权威性而在人类社会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学主义者看来，科学几乎是全能的和有益无害的。正是由于这种科学观，传统的社会学家也赋予了科学的特殊的地位，传统知识社会学不去关注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仅仅限于非纯粹知识的研究，如知识社会学研究早期代表、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的社会决定”的思想，也从社会角度把思想解释为一种反映在宗教、合作机构等集体表现之中的集体现象。他认为知识是同社会秩序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这种需要才从社会聚合的基本原则中产生出构成集体表征结构的精神范畴。但是关于科学知识能否进行社会学研究时，迪尔凯姆认为，有关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是可能的，但这一研究比对其他的学术活动领域的研究有较为有限的形式。原则上，我们可以说明社会发展如何带动了科学的出现，我们可以研究科学共同体是否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能够使科学方法制度化，而完全排除偏见、成见和学术歪曲；我们也可以分析科学专家的少数派观点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的其他方面的人所接受。但是，我们难以对科学知识提供社会学的解释，因此就其内容而言它是真实科学的，是独立于社会环境的。
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德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舍勒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了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自然科学的知识篇4
[关键词]知识学；知识社会学；SSK
[作者简介]朱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B8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5―0043―03
知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其古老，在于人们对知识的探索和研究与人类文明的开始同步进行着；说其年轻，在于人们对知识的系统考察和哲学探讨是最近几十年的事。特别是以知识概念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学，到目前为止还未形成较完善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
一、对于知识的定义
知识，不论是作为日常语言词汇，还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概念，可能是当今人们最容易接触到的。知识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是知识?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尽管人们已达成一些共识，但讨论仍在继续。
我国出版的辞典中对知识的定义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从本质上说，知识属于认知的范畴。社会实践是在有知识的条件下进行的，是知识所产生的活动，没有知识作前提，谈不上社会实践。因此，这一定义从逻辑上首先就站不住脚。其次经验又是什么，是个人的、群体的、人类的，还是感官的、心智的，都没有界定，人之所以称之为人，就在于人有社会实践的能力，因为社会实践从广义上也就是指人的一切活动、一切现象。因此，这一定义等于说知识就是经验，经验就是知识，概言之，也就是没有说清楚知识到底是什么。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对知识的定义是：对事实和思想的一套系统的阐述所提出的合理性判断或经验的结果。而马克卢普(Fritzmachlup)在《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一书认为：知识就是根据已认识的事物所作的客观解释。
二、研究知识与社会关系的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是对知识进行社会学考察的一门学科，它研究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主要是研究社会对知识的影响和作用。
1.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卡尔・曼海姆
“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哲学家舍勒提出的，但只有在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1893―1947)那里，知识社会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曼海姆于1929年发表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一书标志着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社会境况决定论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中心思想。在曼海姆看来，思想或知识表面上是从思想家个人头脑中产生的，而实际上，它们终究是由思想家所处的各种社会环境、社会状况决定的。因此知识社会学必须致力于探讨“思想的社会决定”或“知识的社会决定”。曼海姆把这叫做“社会境况决定论”。不少西方学者将这一观点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相提并论，并称为“马克思一曼海姆观点”。
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方法的应用分三个步骤：一是要确定一些思想类型；二是要把所分析的具体思想归到所属的思想类型中；三是把思想类型归到所属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特定的社会群体中。曼海姆称这一方法为“归属法”。前两步类似于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后一步则是他的知识社会学所特有。
2.马克思对于知识社会学的贡献
在建构知识社会学理论上，尽管有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开始的。但显然谁也不会否认马克思的思想对于知识社会学形成的重大价值。柏格(peterL.Berger)和乐格曼(t.Luckmann)认为，知识社会学源自于马克思的基本命题――即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
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和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这样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3.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重新审视
曼海姆将自然科学知识排除在社会学考察的范围之外，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中的知识只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因为自然科学知识的内容是不受社会性因素制约的。而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维特根斯坦在晚年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局限，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
当今社会，科学研究早已不是个体、小团体的活动，科研活动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越来越多，呈现出大型化、集团化、社会化的特点。科研与社会需求、财政支持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知识经济已经逐渐成为时代的主体经济形式，知识社会初现雏形。而社会知识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社会成员也逐渐从经济人、社会人转变为知识人，我们需要关注建构知识科学理论的社会学倾向。
三、在争议中发展壮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知识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角度观察知识及知识体系，而上个世纪70年代在西欧出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推广到自然科学领域，认为自然科学知识也是受社会性因素影响和制约的。
该学派中的一些人物认为科学知识是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的，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得出的，而实验室本身就是一种人工环境。一个实验室使用哪一种仪器、使用什么材料、使用何种药品，所有这些都是人为的结果，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建立在这些人为因素上的科学事实只能是人工事实，而建立在科学事实基础上的科学知识也只能是人工制造、构造甚至建构出来的。
1.科学与人文的论战
就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来说，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本来就是很有意义的尝试，当然也得承担很大的风险，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也是意料之中的。SSK研究的目的不过是欲揭示在社会知识大环境中，自然科学作为其中一个子知识系统，它是
如何发生和发展的，与其他知识系统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受到过哪些社会因素的影响，等等，试图还科学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自然地，要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必须站在人类整体认知成果的高度，对各个知识系统作综合考察。这势必将科学知识当成人类整个认识成果中的一个类别，这样，科学知识的绝对权威地位就不存在了，被降低为与其他知识平等的知识体系，还得接受学者们(有的还是科学的门外汉)的审查。于是引发了科学主义者的众怒，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
在笔者看来，科学与人文的论战源于真理的多维立体性，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就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甚至相矛盾的结论。这就如同在数学发展历史中作为整体的数学大厦所经历的三次数学危机一般。经历危机过后，数学家们达成共识：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很多种数学，数学这个词应从多种意义上进行理解。而知识体系也是如此。
从科学体系当中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还需要不断涌现的科学事实来检验，在牛顿力学时代的科学家看来匪夷所思的事物，在今天掌握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科学家眼中却是自然与合理的。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更加趋近真理、接近客观。现代科学已经证实，牛顿力学只是物理学当中低速物体运动的特例解释。那未来的科学知识体系是否能把当今的科学知识体系包容进去，并解释某些游离于现今科学知识之外、而现今科学知识不能理解和解释的现象或者事实呢?在笔者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2.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客观实在
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否否定了客观实在?按照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大卫・布鲁尔的说法：“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同样自然而然地坚持唯物主义或者实在论的一般的假定。也就是说，物质世界的实在理所当然是某种无论如何都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知识或者信念而存在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认为，任何想否定客观实在的努力在当今的社会思潮中都是难以有立足之地的，而且它也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所关注的话题，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知识理论，而不是客观实在本身。或许他们否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实在性?这倒不是不可能。不过，“否定”一词用在这里未免有些偏激，确切地说应该是对传统的实在观的修正，即他们所认为的“实在”是指现代科学知识只是人类对自然现象所作出的各种有效解释方式之一，但不必是哲学上的“客观真理”或“终极实在”，也不是唯一的合理解释或最终结果，多数情况下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对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而不是去“发现真理”。而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种种置疑、反思，反过来也促进了科学的纯粹与客观性、真理性的提升。
有科学家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是反科学的，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但是在西方人眼中，反科学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其实反科学主义准确说应该是反对(唯)科学主义。而唯科学主义很好理解，就是把科学当作正确甚至是唯一正确的真理，并将科学的知识模式、思维方式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中。SSK的实践给我们许多启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要把科学活动进行细分，不能笼统说科学是什么，这包括对客观说和意识形态说的提示。此外，SSK被外界认为是反科学的，但他们本人基本上否认这一点，而对于(唯)科学主义的质疑可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加人道化，即走向“第二种科学”。国外SSK学者深入科学研究的第一现场，如扎根于某个实验室中，对中国从事相关科学研究的学者不但有参考意义，而且应当认真学习。
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得出的种种新颖结论是否可靠，以及科学知识包含多少社会建构的成分，是否过分夸大了社会维度在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影响，是否对科学研究的事业构成了威胁，这都有赖于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科技发展的历史来看，严格的科学规范在科学界从来也没有实施过，若按严格的标准来鉴别，科学界许多东西都将被排除在外，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前沿性探索，前沿性的科学探索本身就是独特的、前所未有的，在未知的领域，科学家可以使用他认为合理的方法进行研究，用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科学是可错的，科学知识并不等同于真理。另一方面，科学事业与科学家个人的信仰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事情，科学有超出个别科学家信仰、主张的精神气质，科学知识也有超出科学家个性的普遍性、一般性。这也就是常说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非意识形态性。科学是由相对稳固的内核和多层松散的保护带构成的复杂知识体系，可检验性是其根本特性，但可检验的程度差别极大。
自然科学的知识篇5
1医学研究生科学素养的现状和问题
1.1现状
医学研究生应具备的科学素养应包含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科学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和一般大众以及文科研究生相比，医学研究生接受过医学高等教育，是科学素养较高的群体。但笔者发现，虽然医学研究生具有了一些专业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并不意味着他们具有全面的科学素养。这是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因为科学教育最重要的不仅是获得知识，而是提升科学精神，塑造创新能力，目前医学研究生的科学素养存在以下问题和缺陷。
1.2问题
1.2.1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基本了解程度不够全面具备完善科学素养的医学研究生应能够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理解关于宇宙、物质、生命的基本内容，对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科学技术概念能够正确了解，并且关注世界科技发展动态和趋势。医学研究生在高校学习了较多医学相关知识，但是由于医学研究生专业划分较细，单科性与行业性明显，导致他们接受较多的是专业技能学习与培训，对专业之外的领域知之甚少，缺乏对科学知识的宏观了解与整体把握。
1.2.2对科学技术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了解不够深入
医学研究生只有了解了科学研究活动的一般过程和方法，才能够培养科学的思维习惯和方式。但是目前在医学院院校，医学研究生所用的教材中往往是以知识体系为中心，按照循序渐进、系统化的原则，选取经过长期实践筛选、积累下来的科学知识，往往舍弃了科学发展的具体过程，展示给学生的是一个个成熟、静止、无疑问的知识点。医学研究生在学习中难以了解科学知识的来龙去脉，更谈不上对科学技术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的全面了解。
1.2.3对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不够关注
只有了解了什么是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并对其作用和形成过程有着清晰的了解，医学研究生才能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以科学的精神对待每一次实验，以求实的态度诊治每一位病患。因此有必要让医学研究生充分了解历史上的科学家对待科学的态度、从事研究工作的作风、所遵循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艰苦的成长历程等，从而切实体会科学精神的可贵和重要，培育良好的科学批判精神。目前，医学研究生接受的科学教育大多是是灌输现有的科学知识，对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关注极少。
1.2.4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影响的了解程度不足
现阶段的医学模式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医学研究生只有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了解现代科技对自身学习和发展的影响，才能正确应对学习和工作中出现的科技现象，使医学研究生将自己对民族、国家以及社会的责任感与掌握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但目前医学院校的科学教育在介绍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方面，总的来说，正面的强调比较多，对科技所产生的负面作用的介绍较少，这不利于对科学技术的全面、整体的把握[1]。
2自然辩证法课程与科学素养培养的内在一致性
《自然辩证法》作为医学研究生的一门必修课程，该课程注重培养医学研究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观和科学思维方法，与加强医学硕士生科学素养的培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2.1自然辩证法可以完善医学研究生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基本了解程度
科学知识是构成科学素养的首要因素，因为它是培养其它必备因素的基础和载体。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观部分是以自然界的存在和演化为研究对象的，自然观具体可以分为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信息观、系统观、以及自然科学史。这些知识的学习，可以帮助医学研究生拓展自身专业研究领域的视野，在更全面的知识背景下，对辩证法规律和范畴的理解不断充实和深化，从而帮助医学研究生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高到同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新思想相适应的现代水平。特别是自然科学史部分的学习，可以帮助医学研究生在了解科技史的基础上能够回顾医学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分析科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帮助他们形成系统的知识背景，从而不仅具备科学知识而且掌握科学方法。
2.2自然辩证法可以加深医学研究生对科学技术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的了解，培养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
今天的医学研究生就是未来医药卫生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如果他们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自然辩证法课程可以从诸多方面予以帮助，一方面，自然辩证法通过介绍科学共同体应有的科学精神，倡导医学研究生要遵循科学共同体在认识、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理性追求、价值准则、行为规范以及特有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课程可以通过科学史的案例教学，让医学研究生真切领会到，科学的本质就在于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要敢于用批判、怀疑的眼光来审视所接受的知识。可以说在《自然辩证法》整个知识体系中都蕴涵着科学精神的相关知识，可以培养学生崇尚理想、实事求是、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2.3自然辩证法可以帮助医学研究生正确认识科学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影响
在当今“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下，医学研究生作为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很显然也须承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要本着科学精神和科学信仰，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关注人类的命运、不断追求进步和真理。既要保持对自己专业研究领域的深入探索，又要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尽可能做到学习、科研与服务社会相统一。此外，科技的进步在给我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有很多副作用。自然辩证法可以使医学研究生了解科学技术的两重性，从而强化其社会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一方面可以为医学研究生在设计开发和利用一些新的医学科技成果时，能充分考虑到它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课程从人与自然哲学关系的反思，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途径，可以帮助医学研究生正确看待人、社会、自然的关系，明确人在自然界的合理定位，人必须与自然协同进化、协调发展。
3以提升医学研究生的科学素养为导向的自然辩证法课程改革路径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调整的意见》(教社科［2010］2号)精神，《自然辩证法概论》即将从原来54个学时的必修课调整为仅有18个学时的选修课程。在此情况下，医学院校的《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等都必须随之而改革，才能真正有效地在较短学时内达到提高科学素养的目的。笔者认为，医学院校在这次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中，重点应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1）对医学研究生进行哲学知识的教育，开阔其学术视野，使其不断吸收新的科技信息、哲学知识，从而调整和完善原来单一的知识结构；（2）培养医学研究生的科学精神和辩证思维方法，引导其成为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3）提高医学研究生的进取心和社会责任感，提高其人文精神，并与科学精神协调起来，培养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使之走上全面发展道路；（4）引导医学研究生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力求学以致用，调动其参与研究和创造的积极性，弘扬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具体来说，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改革后应包括：
3.1教学内容上，应把医学史研究成果融入自然辩证法教学
目前，“自然辩证法”课程多使用国家教委社科司主编的教材，该教材属于理、工、农、医各专业研究生通用性教材，与各学科的专业直接联系相对较少。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应在医学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中，加入医学史的内容，将中外医学史的相关研究成果，吸收到自然辩证法教学内容中，医学史的成果，能够提供生动又鲜活的史料以及史学观点，可以帮助医学研究生在系统掌握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基础上，结合医学实践，探讨医学思维和医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进一步完善其科学素养。
3.2改革教学方式，实施开放的教学
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改革后的“自然辩证法”教学应转变传统的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的教学思想和方法，实施开放式的教学。具体说来，开放式教学有5个核心方式：（1）以疑引思教学法：即在教学过程中适当的设置一些问题，以问题引发医学研究生主动思考，进而让其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2）以例启思教学法：即在课堂讲授中要能够灵活运用科学史或者生活中的案例，通过案例来分析“自然辩证法”的理论知识，降低课程的枯燥程度。（3）以辩激思教学法：即教师根据“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内容，同时结合提高医学研究生的科学素养这一目的，设置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让学生参与讨论或辩论，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去全面思考、主动思考，达到预期教学目的。（4）以网延思教学法：即充分运用网络条件，增加师生的交流渠道，从而拓展和延长医学研究生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对教师实行教育观念的变革。（5）以行践思教学法：即为了加深医学研究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可根据具体的条件组织课外实践活动。
自然科学的知识篇6
关键词古代西方科学思辨性博物学
毋庸置疑，古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科学并不是以一种独立的面目出现，而是散乱的分布于哲学、博物学以及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但尽管如此，对古代西方科学的知识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进行分析，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
一、思辨的科学与科学的思辨性
科学是什么，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科学是现实的还是非现实的，对这样一些问题，并非要做出立场清晰的选择才意味着正确，事实上，这些不同争论恰恰反应和描述了科学的不同特质和侧面。而在其中，理性尤其是思辨是科学所绝对不可避免的方面，然后即使是面对理性本身，仍然面临着一些争论。这些争论会将思考更加引向深入。
现在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中世纪结束之前，科学是从属于哲学或者神学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能概括出同时期科学的全部特性。或许从知识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的科学仅仅就表现为一种知识，还没有出现其它方面科学的特性。
既然如此，对于中世纪之前科学的分析，我们首先还是基于作为一种知识的判断，这样，对于科学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大体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哲学的科学，这一部分科学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以及在后来的中世纪神学中，是从属于哲学或者神学的一部分。这主要是由于西方思辨理性的主客二分思想所形成，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思维视角主要是面向自然而非主要是人本身，这就必然包含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解释而非纯粹的先天的结论。与此同时，这种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已经形成或者被主流哲学所认可，并非高枕无忧，在哲学体系中，仍然会受到思辨本身的检验或者其他哲学流派的否定和排斥。
也就是说，中世纪结束之前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会受到思辨的考验，但应该予以确认的是，这种考验与检验只是出于形而上的思辨领域，并非是这些科学知识是否正确或者其现实作用如何。因为形而上的哲学在现实面前是超验的，当然包含在哲学中的科学也具有如此的特征。因此，哲学形态的科学所面临的考验就只能是哲学自洽和自身发展的考验。因为古代西方的科学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而理性自身是不断发展的，由此也带动西方哲学的发展。这样形而上的思辨哲学本来引起形而上的特性而具有相对封闭的性质，但思辨理性的演化发展却总在超验的哲学中不断推动思维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因此，从历史上看，哲学思想总会因时代的不同而在不断变化，哲学语言与片段也总处于不断的分化组合中。这样作为哲学一部分的科学或者哲学形态的科学也处于不断的选择之中。
在相当程度上，中世纪之前的哲学的发展并不导致科学的相应发展，当然之所以科学得不到发展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哲学或者神学束缚的原因，人们的认识能力水平限制，社会需求不足，科学与现实的互动关联缺乏是主要原因。当然，除了在知识体系上哲学对科学的束缚之外，另外最为主要的表现是哲学体系，尤其是中世纪神学对社会思想的控制和由此形成的强大的社会治理有关。不过中世纪仍然会被认为是精神与人文发展的时代，科学与人文是人类知识财富不可缺少的两部分，犹如鸟之双翼。而在今天，这两方面似乎在某些方面有所缺失和存在着矛盾的方面。
二、博物学的发展与古代科学
对于古代自然科学的存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存在于博物学中。博物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科，几乎与哲学一样同时期产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博物学与哲学，同时也与后来的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博物学与后来的近代自然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传统，近现代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实证与实验的传统之上，科学知识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是系统的理性论证的结果。近代自然科学是理性的产物，而这种理性可以称之为工具理性。博物学则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理性，它是基于对大自然宏观观察和分类的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学也是对大自然的一种认识，是采用叙述的语言，对大自然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的种类、分布、形成和生态进行系统描述。
如此，博物学研究传统同思辨理性和近代自然科学所具有的数理研究传统是不同的。相对于近代自然科学，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内容更加广泛，更加丰富，更加感性具体，而近代自然科学更加理性，更加深刻，更加抽象；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与人的主体观察，与人的存在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近代自然科学则主要基于人的理性思索，随着科学的发展，又主要同日益巨大的科学研究团体，同巨大的、精密的实验装置联系在一起；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和谐，把人也纳入到了整个自然系统之中，体现的是一种生态的、系统论、整体论的思想，而近代自然科学则体现为一种对自然的征服和改变，所以与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相比，近代自然科学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充满霸权意识的科学，它具有与社会统治体系相结合的倾向。所以从上述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是属于人的科学，而近代自然科学，则是人属于科学。因为高度理性化的近代自然科学，由于其严密的逻辑论证，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不是有人能够左右，相反由于近代自然科学对于自然物性的激发，出现了科技异化的现象，近代自然科学是由人创造的，却反过来又称为奴役人、统治人的一种异己的力量。
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一方面受到了思辨理性的指引，因为博物学是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整体观察与概括，离不开一定的整体思想和分类思想，所以博物学在一定程度上接住了思辨理性的一些结论，自身同哲学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同时博物学有在相当大程度上游离于哲学之外，在一定层面构成了哲学的边缘知识，甚至脱离哲学，成为形而下的社会现实与世俗知识，这样，这种系统的知识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某种实用性和工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发展与进步。
关于博物学，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也具有较为显著的博物学传统，这一传统到魏晋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博物学家，如陆玑、张华、郭璞等人，经过他们的整理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名物学、本草学、地志学、农学等等，这些知识具有非常强的知识累积的特征和实用性、志异性特点，对后世影响较大。而博物学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有较大的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感性直观，轻逻辑理性思维是密不可分的。
而在西方，建立在理性思维和严密的逻辑基础上的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后，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在近代初期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但随着近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和在社会体制及社会意识领域话语霸权的建立，博物学这种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传统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很快就衰落了，甚至在科学发展视野中几近完全消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科学知识中，天文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气象学甚至人类学等等学科的相当部分基础知识仍然具有博物学传统，其基础知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早期的博物学知识。
三、古代技术中的科学及其内在发展
在古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存在形式中，非常重要的还包括古代技术中的科学，这事实上代表了科学发展的另外一种传统――工匠传统。当然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所谓的学院传统和工匠传统，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两者几乎是完全割裂的，直到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后，科学与技术才逐渐形成密切的联系，而科学研究的学院传统与工匠传统才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科学甚至也包括技术本身隐含在工匠的技艺和经验中，以各类产品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科学，之所以以“自然”标注这种科学形式，这是因为，潜含在工匠经验与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系统化的知识形态以显性的方式存在，而是以默会知识的形式存在，这样这种科学知识也包括技术本身因为这种原因的存在，就不可能以自觉和自我发展的形式存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知识不具有记忆性和自我积累性，因而，仅仅靠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和生产者个人的领悟能力及实践，这是很难在知识上具有累积性，同时由于生产者知识程度往往较低，所以也很难在生产中不断反思，并且使知识不断系统化和显性化。
对于工匠传统所形成的这种知识，东西方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但就水平来说，从历史总体上看，东方显然在某些方面由于西方，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容否认，生产经验从总体上看是在不断进步的，但这种进展极为缓慢，其所包含的科学水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可以进行的历史纵向比较。而就生产的工艺水平来说，在很多局部和方面，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每一个时代都似乎能达到自己的高峰，但并不完全具有历史上的更新，甚至几千年以前的工艺水平对于现时代的人来看仍然可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
在近代自然科学出现并起起以前，不同时代的工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流传遗失和文化选择等等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前后之间的继承性和启示性，但依据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视野，我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执着于寻找历史进步的依据，如所谓工艺水平的提高，材料的选择与更新，以及现存历史工具与事物的内在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证明科学在进步，在这里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历史在进步，但此种意义上的科学进步显然具有较强的辉格解释学色彩。当然在这里最不容否认的是工匠技艺和生产本身的服务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目的和功用，有助于人们战胜自然、战胜各种灾害和疾病，使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这是生产技艺最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些知识也进入到了现代科学的范畴之内。
参考文献：
自然科学的知识篇7
基于以上的问题，本着尝试的精神，在这里谈一下小学自然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教学思路。仅供各位同仁商榷
一、用好教材，用活教材。
小学自然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对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心和探究兴趣，养成良好的科学态度和行为习惯，培养热爱大自然、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从中使学生掌握一些简单的科学探究方法和基本的操作技能，体验最常见的科学探究过程、具有初步理解科学的能力，并把所学的自然科学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来。因此，教材的编排主要以活动为主，并适当的安排一些活动任务，在知识的链接上基本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和基础科学，在教学方式方法上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各种基本探究科学的能力，如观察、实验、比较、归纳、演绎、解释等等。所以教材所蕴含的各种教学理念对教师的课堂教学也有一定的教学示范和引导的作用，因此用好教材、用活教材尤为重要。
1、熟悉教材的全部内容，理解教材的编排意图和活动安排。教材每一课没有提出明确的知识点和教学目标，但其意图蕴含其中，教学线索清晰明了，便于教师的教学设计和展开式教学，所以教师在对教材了然于胸后，尽力遵循教材的意图，努力创设各种教学活动环境或实验场地，使学生有一个直观的科学的学习探究氛围，能够学中玩，玩中学，这样对于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的培养就容易多了。
2、在同一单元知识中，把握各课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联系教学。在自然课中，特别是同一单元的几篇课文中，知识联系相当紧密，教学时找准其中的联系，让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概念相当重要。在教学中运用前面课文的知识可以为当堂教学作好铺垫，而当前知识又可为下节课的知识学习打下伏笔，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上下几篇课文间的相互联系。
3、在教材的编排上，每一课中的活动编排又有不同的知识侧重点，教师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分析活动，抓住活动所蕴含的知识之间的联系，进行有机的组合，根据需要对不同的活动有所择重，教学的顺序也可作恰当的调整。
二、突破传统教学，引领创新意识。
教材的编排意图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教材有意识的安排一些教学活动以达到培养创新能力的目的，教师除了认真领悟教材的编排意图之外，更要在自己的教法、教学设计上创新。
1、突破教学常规，科学选择教法。传统的教学一般以课堂为主，包括许多实验也是在课堂上完成，这样教师就要有一个把握的尺度，如何教学才能有较好的教学效果，如何才能提高学生的探究兴趣，不妨采取一些室外教学，让学生亲近大自然，在“自然”环境中进行实践探究、综合比较，同时还可结合一些竞争性的游戏或活动来提高学生的探究兴趣，如“科学探秘”、“谁的花儿养的好”等等。
2、指导学生自己探究知识，在学法指导上创新。教师是知识的舵手，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人，在自然教学中，让学生主动探究自然知识非常重要。教师要善于激励学生，善于为学生架设学习知识的桥梁，使学生享受自我探究获取知识的喜悦；教师要一点一滴的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养成观察、动手实践、善于总结、归纳、比较的能力。这种自主探求的学法指导改变了过去教师单向传授的多种弊端，使学生掌握的知识非常牢固。在学法指导上，教师要善于抓学生的兴奋点，激励学生，并将系统知识分解，让学生循序渐进地逐个突破，使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从而提高教学效益。
三、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多媒体教学，是当今学校电化教学的发展趋势，是未来学校教学方式的主要手段。它采用多媒体课件、电视幻灯等高科技手段，将包容万象的自然学科知识直观地呈现在学生面前，给予学生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刺激，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认识能力，调动学生情感，扩大学生的观察范围，加深学生对实验的理解，进一步启发学生思维的目的，所以当前用好多媒体手段、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教学很重要。
1、多种媒体的综合运用能更好地突破教学的重难点，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自然课堂教学中，除了教学实验外，一些较为难见的自然现象、科学实验过程更需要直观形象的声音、图像、立体动画等来表现，这就需要教师把教学的知识进行分析整理，采用多媒体展示出来，如花卉的开放过程的快放、火箭发射的过程等等。
2、多媒体教学使教学手段多样化，拓展了教学空间。多媒体集声音、图像于一体，调动学生多种感官的参与。现代信息平台的运用，也使我们能够及时地了解自然科学的变化，使学生在知识的调节、补充上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
四、运用好实践、设计好实践。
一切自然科学都来自实践，都是从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中总结发展起来的，小学自然也不例外。教师在教学时，要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丰富多彩，培养学生探求自然知识的兴趣、爱好，增强学生学科学、用科学的能力。
1、创设教学环境，科学的运用实践。教学中，教师要设计好实践内容，精心准备实践物品或创设实践环境，调动学生的感官和情感意识，培养学生的探究创新能力，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自然科学的知识篇8
关键词：科学；意识形态；文化；宗教
对科学的理解是当代科学哲学的任务之一，因为真实的科学并不是我们常识中所认识的科学。我们可以直观一朵花是什么，但是科学却不存在一个类似的实体。我们可以把某些物质的、可感知的东西称为科学，如牛顿的手稿、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版物等等，但这只是科学的某种体现或它理论化形态，我们还不能说这就是科学本身。科学知识只是某种类型的可见形态，理解科学更需要认识科学的社会历史本性。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将科学视为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科学视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人类意识，它不同于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义。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就是因为科学与人类社会历史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与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相类似。目前，将科学看作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①但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特点尚需作出必要的说明。
科学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看待，首先是因为科学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意识”。科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整个的世界观。现代科学的每次重大的统一，都必然伴随着观念上的重大变革。科学本质上是关于自然的认识，是对自然的研究，是关于自然的观念，这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最本质的方面。“科学被专门建立起来，是为了直接地解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所有现象的本质的、最主要的方面。”②在科学这一意识形态中，对人类认识任务的解决成为首要的使命，而科学知识的取得又是与人类社会的物质关系和生产需要分不开的。科学从最初的对自然秘密的探究到它成为一种理论成果、再转化为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它带给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深远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从最初对对自然的好奇，到后来逐渐给予我们一种新的自然界的图像，一种我们看待自然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观点，以至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并不只是具体认识的改变，而且是人对整个世界看法的改变，因此也必然地引起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嬗变。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科学也会演化出意识形态，科学本身也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对此，哈贝马斯（J.Habermas）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作出过深入的研究。但正如宗教中孕育了科学一样，基于科学实践而产生的某种意识形态（如唯科学主义）也是科学的副产品，是属于“科学文化”的范畴。正因为科学的应用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对科学的不同态度就会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哈贝马斯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他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会产生消极的政治效应。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他不像其先辈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那样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而是强调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履行意识形态职能。③哈贝马斯不把科学技术产生消极的社会作用归结为社会环境，而认为科学产生的消极的社会作用完全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同样，在目的理性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的自我理解。”④
科学还与其他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相互依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学者伊安·巴伯认为，“科学是一项真正的人类事业，它具有人类从事的其他活动的许多特征。”⑤同人类其他文化形式相类似，科学不但具有实用的、功用的一面，同时它也有超越性、创造性的一面，即可以从科学活动中获得人的自由。首先，从历史来看，科学与宗教、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处于一种相互渗透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中。从科学知识的萌芽期开始，科学与宗教、神话、寓言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科学的古代形态。即使是在今天，科学与各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仍然构成了科学科学知识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动力。爱因斯坦曾经描述过信仰因素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宗教与科学在当代构成了一种特殊关系。科学活动是需要信念的，这种信念既包括对科学功能的社会性信念、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正向价值、科学价值的世俗性的认可，也包括了某种对自然（自然的美、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统一）的惊异和敬畏，这种情感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宗教性。科学家所体验到的宗教情感，并不必然是对某种宗教教条或宗教神学的认可，因为科学信念首先是以自己的科学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这一切都没有取消科学事业的独立性。科学说明不同于宗教的教条或神学理论，相对于这些文化体系，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客观的说明”，这是我们对科学的基本信念。
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即“自然科学的概念内容没有被归因于某种经济基础：归因于经济基础的仅仅是它们的‘目的’和‘材料’。”“自然科学与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⑥科学只能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科学与经济基础之间不是直接的“反映”关系，这说明科学与宗教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质的区别。
二、作为文化的科学
英国学者斯诺（C.Snow）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科学文化（scientificculture）“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⑦。也就是说，科学不仅代表了一种智力活动及其成果，而且也具备和人类学家视野中的文化现象一样的性质与特征。斯诺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大学里从事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两种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日益严重的隔阂与对立。造成这种文化分裂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有些渊源于社会历史，有的是个人经历所造成的，还有的则是由于不同种类的精神活动本身的内在动力的差异。⑧在斯诺看来，科学是“表征人性的本质和才能”的，“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对思维的符号系统的运用，这正是最珍贵、最人性的两种人类本性”。⑨也就是说，文化是体现人的“本性”、与人的存在和发展有关的活动和现象，因而科学可以毫无疑义地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家族相似性”。科学之所以表征了人的本质和才能，首先体现在它是一种对待经验的成功方式：科学活动是按照某种程序进行的，它把以前已经完成的东西不断地再合并为一个不断生长的结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文化或传统。⑩在斯诺看来，科学文化是累积的、组合的、共意的，它体现着自己的过去，必然要穿越时间而进步；而另一种（人文）的文化则具有另外存在方式，它们是非累积的，是独一无二的，从彼此之间的关系上看不出内在的进步。
科学对人类社会存在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人的自然生存条件和社会生存方式，这是科学之为“人的科学”的本质方面。科学本身涉及的层面之广以及科学的影响之深都只能用文化或文明这样的总体性概念来描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注重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英国学者巴里·巴恩斯（B.Barnes）认为，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现在它成了文化的一个高度分化的要素。这种文化的变迁具有自身的连贯性、科学的不同分支具有潜在的文化内聚性、在某个特定的时期科学同事群体界定他们认为什么可算作是科学知识的方式，等等。11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消除了科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和简单化观念，深入探讨了科学活动所具有的人的内涵和性质。这种倾向与某些研究者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通之处。他们注意到了科学的传播和影响过程的确可以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给予研究和理解，然而不能将科学最后认定为是同某种风俗、民俗完全相同的东西。巴恩斯还认为“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隐喻”，“凭借它便可以把类似文化模式中的有用要素，转变为并重新组织成令人费解的事件的东西。”12总之，科学知识社会学否认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认为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内容，是由具体的社会群体的有局限的文化规范决定的
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拉尼（m.polanyi）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科学的文化内涵，他论述了科学知识是一种“个人知识”。他指出，科学从具体的知识上升到普遍的知识，成为人类的智慧或审美活动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一个矛盾重重、曲折艰难的过程：“认知任何一项自然科学知识都少不了认知者在某种程度上内居于研究对象之中的行动，这种亲密的内居行动呈现一个连续的进展过程——这过程恰恰指向被誉为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完全内居’（fullestindwelling）。”13自然科学要成为人类内在的知识、普遍的知识，不是依赖于它作为某种结论和实际效用的力量，而且还要依赖于整体的精神演变过程或态势。波兰尼认为，“整个人类感觉世界——智力、道德、艺术、宗教理想——都是被人类生存和成长于其中的文化遗产之构架所激活的。”14如果没有其他文化的制约，科学的发展将人类带向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波兰尼认为，在科学上没有纯粹的事实，“科学也不仅仅是事实的集合，它是一套基于自身科学诠释而存在的事实体系”；“只有在一个传统信仰与价值的复杂系统之内，人们才能从事科学研究，并将之代代相传，这就好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传统是不可或缺的。”15波兰尼通过他的研究揭示了科学研究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之间“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致性，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科学的文化生成过程与其他文化资源所采用的过程并无重大区别。
在文化视野中，科学事业是向其他文化形式或意识形态开放的。正是由于科学的文化性质，科学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与宗教文化发生关系，表现出在相容甚至互补，又矛盾甚至冲突的复杂关系。既然宗教与科学都是人类的文化活动，那么二者之间就会必然存在着共同之处，存在着可以对话的通道，存在着互诠的可能性；同时二者之间的比较也显示了它们在思维方式、影响层面、文化性质上，都存在着很大区别。无论如何，科学的作用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不会被完全解构的，正如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中说的，断言时间之矢仅仅是现象学的或者是主观的，皆属荒谬。16科学改变的不但是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改变。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可称为一种真正的文化。
三、结 语
科学虽然从内容上体现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但是科学体现的是人的目的和手段，所以科学不是外在于人的绝对存在物，科学不但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科学现象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前苏联学者拉契科夫（П.Рачков）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对科学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一，首先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本质联系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认识提供了预见事件的可能性，是人们合理行动的基础。第二，科学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和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把科学家组织起来，为认识客观规律和应用这些规律服务。第三，科学还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力量，这种力量将科学成果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并且使得因人们的行动符合客观规律而得到发展。17这实际上是从动态的、联系的、系统的角度看待科学的——因为科学与人的社会活动密不可分，纯粹知识形态的科学不可能解释科学活动的实际影响和意义。拉契科夫说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力量及其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联系，从而深刻地说明了科学的社会本性。科学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当代科学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也意味着当代科学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18这种变化也必然会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关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将在历史中不断地被超越。
①参见曾国屏：《当代自然辩证法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②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③参见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页。
④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⑤伊安·巴伯：《科学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⑥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28页。
⑦C.p.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页。
⑧C.p.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页。
⑨C.p.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0页。
⑩参见C.p.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0页。
11参见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12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13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14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15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90页。
16伊利亚·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自然法则》，第3页。
自然科学的知识篇9
自然科学研究是人类最富有创造力的社会活动，这一探索过程是科学工作者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科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历史。科学研究活动作为一种探索和揭示自然界奥秘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第二阶段是搜集有关该问题的感性材料或经验事实；第三阶段是对搜集到的经验事实进行分析整理；第四阶段是在整理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有关科学假说，对有关经验事实进行统一解释，即解决原先提出的问题；第五阶段是对科学假说或解释进行严格检验或验证。科学研究过程的这五个阶段密切联系、环环相扣，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自然科学的过程性系统。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坚持认为，科学研究起始于问题，因为有了问题才能引发研究。当确定了所要研究的问题后，科学工作者为了解决问题，就要搜集尽可能多的感性材料或经验事实。众所周知，为了获取解决有关问题的经验事实，通常是运用观察和实验方法。实验方法之所以成为近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是因为它本质上是科学工作者运用人工方法“创造”自然现象。由于这些自然现象是科学工作者根据一定理论的指导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所以它可以为科学工作者提供系统的、精确的、典型的、纯粹的、定向的、专业的经验事实，从而使他们获得科学研究所需的数量多、质量高的感性材料。事实上，今天科学研究所需的绝大部分感性材料或经验事实都是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科学工作者获得了大量有关经验事实后，就必须运用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分类、类比、比较等方法对之进行整理加工，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科学假说，对这些经验事实作统一解释和推演出有关结论（如定律、预言等）。那么，人们如何才能知道科学工作者提出的科学假说究竟是否正确呢？或者说，人们如何检验、判断科学假说的对错呢？不用说，只有通过经验对照加以检验或判断。如前所述，由于实验方法能够为科学工作者提供系统的、精确的、典型的、纯粹的、定向的、专业的经验事实，所以，今天绝大多数科学假说都要通过实验才能得到严格检验。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比如，生物界为什么总是遵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遗传规律，无一例外，这一遗传现象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遗传学的先驱和奠基人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首先发现并提出了这一人们司空见惯的问题，并着手进行解决。为了搜集解决这一问题所需的感性材料，孟德尔用豌豆做杂交遗传实验，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得到了系统、丰富的第一手科研材料。在此基础上孟德尔对所获得的这些感性材料进行了科学的比较、分类、分析、综合和归纳，最后，他得出了奠定生物遗传学的两大基本规律：孟德尔分离定律和孟德尔独立分配定律。这两大定律在后来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分子生物学的进步。20世纪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最终搞清楚了生物的遗传基因在生物遗传中的决定性作用。很显然，科学研究作为人类探索自然界活动的一种过程性系统，其五个组成部分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二、作为社会文化组成部分的自然科学系统
“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3］1因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科学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性”。从实际情况看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学习的科学（及其技术）是西方文化基因的产物，带有非常浓厚、明显的西方文化特色，就如同中医学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产物，带有非常浓厚、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一样。中国人有目的、有意识、大规模地学习、引进、移植西方科学仅仅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仅仅是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考虑。既然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它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本身的各部分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而且它必然与其相应的文化基因吻合，并且相互匹配、相互协调一致。从总体上看，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价值观决定人们研究的目的和研究什么；其二，思维方式或哲学思想决定人们如何研究或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其三，信仰信念决定人们研究的信心和如何看待其研究成果。之所以不同的科学形态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或本质差异，正是由于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子系统，其内部的基本文化要素，如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信仰信念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首先，价值观决定了人们是否研究、探索自然界奥秘或研究什么问题。以西方科学为例，其价值观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古希腊人一开始就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因而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认识自然界，以达到驱除愚昧、满足人类好奇心的目的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昧，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这就是说，古希腊人认为探索自然界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人类最值得做的事。第二是古希腊人认为只有认识了事物背后的原因才算认识了该事物，仅仅认识事物的表象，只是感性知识，只是经验，而感性知识或经验是不可靠的。留基伯最先提出了“因果原则———没有什么事情无缘无故而发生，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有原因和必然性”。亚里士多德更明确地指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因为“明白了原理和原因，其他一切由此可得明白”。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开始，直到文艺复兴后近代科学的诞生及发展，西方科学始终都把探索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作为研究的主要指向，因而随之也成了西方科学的本质和最主要特点。其次，思维方式决定了人们如何研究或通过什么方法、途径研究自然界。作为文化子系统的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因素主要表现在其形而上学基础和方法论两个主要方面。康德曾明确指出：“一切本义上的自然科学都需要一个纯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寻求的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在康德自己看来，这个作为基础的纯粹部分唯一地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没有这些哲学思想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科学将成为空中楼阁。方法论对西方科学的要求更为明显和重要。可想而知，进行科学研究如果不运用观察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分析方法、分类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比较方法等适当的方法，科学将寸步难行。从科学史看，西方近代科学之所以从自然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并得到迅猛发展，正是这些科学方法的功绩。不言而喻，科学方法论本身就是哲学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哲学），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同时方法论也最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人或一种文化模式的思维方法。再次，信仰信念决定了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信心。西方科学的信仰信念前提主要基于两类：一类是宗教的，另一类是世俗的。基督教认为，整个宇宙都是上帝创造的，因而是有序的、完美的、简单的、和谐的、有规律的。基督徒研究自然界本身就是对上帝的赞美和认识上帝的伟大。这就是说，“人们必须研究上帝的创造物以便更好地理解上帝本身”。实际上，西方绝大多数科学家集研究者和基督徒身份于一身，牛顿、哥白尼、孟德尔、爱因斯坦等都是如此。爱因斯坦甚至明确指出：“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西方人在研究探索自然界奥秘的世俗方面的信心来自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因为“数”是简单的、有序的、有规律的，所以整个宇宙也是简单的、有序的、有规律的。这种简单性、有序性和规律性可以用“数学”精确地表达、反映出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整个近代科学的发展过程，像哥白尼、开普勒、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几乎都是虔诚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总之，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内部的几乎一切要素都与文化基因，即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信仰信念密切联系、相互吻合、相互协调，从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使科学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
三、作为社会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系统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系统，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性研究、应用科学知识的实践和教育。这三个组成部分紧密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自然科学这一社会性系统，并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密切联系，相互协调一致，共同构成了整个社会系统。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性系统或社会领域，基础性研究是其核心或基础。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系统之所以能够发挥社会生产力功能，能够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主要是由于它能够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成果来指导人们进行技术发明、技术创造，从而使人们更加有效地进行社会实践，而且能够通过揭示自然界的奥秘以达到驱除愚昧，满足人类求知的本性，使思想科学化的目的。从本质上看，科学的基础研究过程相当于科学家在进行着“创造”知识的活动，即“创造”出人类以前不知道或还“没有现实地存在”的知识，如牛顿“创造”出万有引力理论，麦克斯韦“创造”出电磁场理论等等。而技术实质上是“应用”知识。科学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技术则是对自然界的有效改造和利用，是社会实践。这就是作为社会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系统内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本质关系。不过，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要想得到应用或用来指导社会实践，就必须被大多数人所掌握，否则，科学知识的应用也仍然是一句空话。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科学知识被大多数人所掌握呢？不言而喻，必须通过教育，没有教育，自然科学系统既不能正常运行，也不能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因此，教育作为科学知识传承、应用的必要和唯一途径，必须包括在自然科学系统内。当然，把教育包含在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内并不仅仅是基于教育是科学知识传承和应用的必然要求的考虑。从现实情况看，作为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一部分的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为了科学知识的传承和如何把科学家创造的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变为推动经济发展或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杠杆，这就是国家普及教育、提高教育水平的主要目的。但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要培养出能够“创造”知识的科学家来。很显然，如果培养不出“创造”知识的科学家，自然科学系统“创造”不出新知识，那么知识的应用，即技术发明或技术创造就是一句空话，就是空中楼阁。所以说，教育作为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重要功能有二：一是培养传承和应用科学知识的人；二是培养“创造”科学知识的人。这充分说明，自然科学与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这正是我们通常都把“科教”作为一个词来使用和理解的重要原因。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社会一个重要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性研究（即关于自然界知识的“创造”活动）、应用科学知识的实践（即技术或对自然界的有效改造和利用）和教育（培养创造、传承、应用科学知识的人）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四、启示
自然科学的知识篇10
那么，借用ssk的语言，ssk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场域，采用何种话语系统展开他们的理论体系的，他们所建构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如何，他们真正的社会学和哲学的理论抱负是什么？他们为自己的信念提供的辩护策略是什么？显然，系统回答这些问题是有相当大困难的。这主要是由于ssk的研究者本身是一个边界相当模糊的群体，而且内部歧见甚大，反对者阵营也难以达成共识，形成有效合力在学理上对其进行深入批判。但是，透过霍桂桓、鲁旭东、刘华杰等国内几位有见地的学者精心设计的《知识与社会译丛》中ssk的几位先锋派人物的纲领性文本，我们有可能聚焦于ssk的相对主义纲领进行一番知识社会学的“反身性”追问。
一.ssk的智力资源：对标准观点的修正
ssk的倡导者无疑是20世纪反叛传统之一族。与西方思潮中以考察科学为对象的其他纲领不同的显著特征是，他们是聚焦于微观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实践活动，对科学进行社会-文化的经验研究。ssk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或者热衷于论证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形态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或者致力于祛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和科学实践的无功利性的神秘。一些人从人类学家视野观察科学家在干什么和他们声称在干什么，强调以局外人的眼光和术语真实描述实验室生活；另一些人则关注如何从与境和“行动者网络范畴”，理解和解释科学知识的生产；一批案例分析者们试图剖析科学争论是如何面对社会-文化这一“终极法庭”的，说明科学权威和专家统治的形成如何是利益驱动的……。如果仔细检视ssk最核心的理论主张，至少可以看到，在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时，他们充分借重了后实证主义知识社会理论、库恩科学哲学和解释学方法几大智力资源，向传统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科学观开战，即ssk学者声称的“对标准观点的修正”。
1.科学知识能免于社会学诘难吗？
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大多数知识社会学家采纳了舍夫勒所称的“某种形式的标准科学观”，这种观点包含四项核心假定：自然界具有一致性；可以明确区分事实和理论，并且它们具有不同的认识论特征；科学观察是不带偏见的对客观事实的单纯关注；存在对科学主张做出评价的统一标准和明确规则。
在ssk学者看来，正是在这种标准科学观的引导下，传统知识社会学一直把科学知识视为具有认识论特权地位的真理体系。因此，自舍勒创立“知识社会学”起，虽然如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曾将社会学理论用于科学知识的分析，但最终所获得的结论是，与文学、艺术或伦理、宗教等其他知识形态相比，科学知识是不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直接影响的知识。社会学可以分析客观世界解释的社会条件，也可以分析客观知识的社会影响，但不能分析科学知识自身的形式和内容，科学的结论完全是由自然界决定的，科学知识理应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免于社会学诘难。虽然默顿学派首开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先河，但研究的也仅是一种科学体制社会学，是把科学看作在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四大基本原则指导下运行良好的社会建制，一如默顿本人所言，“科学社会学一贯和永恒的主题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信守的价值和规范的复合体”，他所关注的是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组织的规范结构，并未企图对科学知识自身进行深层剖析。
20世纪后期，整个西方社会和西方学术在反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浪潮冲击下，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各类文化的和理论的困境。究竟是要寻求一种普遍理论，还是站在相对主义立场上，知识社会学在所谓“认识论的两难”中终于引发了后实证主义变革。在讥讽着前辈们执著于追求纯粹的客观知识和普遍理论的幼稚的同时，一批人在大呼“理性缺场”的情境中，义无返顾地转向了与境主义和相对主义。在这种关头，社会学中能够取代缺场理性和实证主义的唯一选择，似乎就是建构一种相对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把信念和权力这种非经验事实的东西提升为可以证实和证伪理论的力量。因此，在这种与境下，对于作为知识典范的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深度怀疑和批判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但是，如理查德•怀特利指出的，令后实证主义者不满的是，直到70年代，在社会学家看来，科学的知识内容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黑箱”。因此，大卫•布鲁尔宣称，如果社会学不能自始至终地用于解释科学知识，无疑只是一种贫乏的社会学。于是，知识社会理论的后实证主义变革与对科学标准观点的“修正”合流，破解被默顿学派“黑箱化”了的科学知识，就被看作是社会学家一项“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了。而ssk的倡导者要指出，社会因素对于科学知识是决定性的，而且是永远无法消除和超越的，对科学知识的研究只能用自然主义的手法作经验主义的说明，以揭示科学知识究竟是如何社会地建构的。按照如此抱负，诸如“科学能否接近真理”？“科学理论如何与实在相符”等一系列哲学问题，就自然转换成了社会学问题：“科学家共同体是如何建构像事实一样的知识的”？“科学家如何通过协商，生产出作为知识的可被社会接受的关于自然的信念”？……
2.“自然之镜”的破碎与相对主义的激进解读
瓦解传统知识社会学家所坚持的“科学是例外”这一假设之最大的外部力量，事实上是传统科学观受到了自蒯因以来的某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的质疑，特别是经过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的阐释后，真理的与境化和多元化主张打开了科学事业通往非理性主义的大门，也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供了相对主义建构论的智力之源。在他们看来，以往建立在自然界的一致性基础上的科学知识主张都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依他们之见，科学事实的陈述已被证明依赖于推测性理论假设；观察已被证明受语言框架的指导；逻辑和经验证据对科学理论的不非决定性已经蕴涵着对于科学主张判定标准的可变性；科学家信念的多样性要求科学的内容和意义将不断根据语境和社会背景重新解释。因此，正是科学标准的不确定性、科学基本主张的非决定性、科学结论对社会符号资源的依赖性这一切，说明科学的结论不仅仅受自然界影响，而更多地是社会产生的。于是，ssk的倡导者主张，长期被误导的“科学是自然之镜”的单一观念，必须接受相对主义观念的修正，而代之以科学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心理的多结构复合观念。
这种修正的观念无疑还源于对库恩理论中的相对主义哲学义蕴的激进解读。库恩关于不同共同体中科学认知标准的不同、概念意义的变迁、以及世界观差异的理论，的确为世人“提供了柔性的解释资源，使社会学家可以用极为不同的方式利用它”，尽管库恩后期一再否认他早期引入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中包含有相对主义倾向，但是“激进主义解释者看到的却正是范式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中蕴涵的革命性，他们将其视作库恩思想真正的意义所在”，也因此被当作ssk相对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基础。何况库恩确实还曾明确指出，经验和观察材料并非科学发展过程的决定因素，一个科学家会去寻找什么证据和认真地使用它，是由他心目中的理论决定的。经验的真正功能不是检验理论，理论往往在支持它的经验事实出现之前就被人们接受了。对于已被接受的理论，人们往往注意那些能证实它的证据，而对反对它的证据却视而不见。
如果经验证据不是理论得以确立的仲裁，科学术语和科学命题的意义依赖于它们所在的整个观念系统，就难以判定任何两个理论是对立的，或者是与事实陈述不相符的。表面上看似相同的陈述，在不同的理论参考框架中可能具有不同意义，分享共同的解释框架才是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基础，运用不同分析框架的科学家会去考察不同的世界，一旦共同体一致的解释框架解体，就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沟通。因此，如果自然界不是科学知识的决定因素，主观框架不可避免地介入科学认知过程，实验证据和逻辑分析不能判定一种范式比另一种范式更为优越，就没有理由以一种自然信念排斥另一种自然信念，也就只有依赖社会文化的信念、共同体的协商机制和科学权威的话语权力了，于是，科学理论的选择就失去了真正的理性之维，科学知识就必然是由社会强决定的了。
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不是在社会学体制下产生的，也不是职业科学哲学家的独创，ssk阵营中的研究者也不都是专业的社会学家，更多的是曾受过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科学哲学、科学史训练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但正是在热衷相对主义和建构论方面的“家族相似”，决定了他们相同的理论诉求，特别是他们独有的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视域和相对主义哲学倾向是构建ssk理论体系共享的智力资源。
二.ssk的方法论利器：科学解释学
究竟何为科学知识？一直以来是大有争议的问题。从科学知识“是被经验证实了的科学结论”、“是没有认识主体的客观知识”，到“是科学文献档案中积累的知识”，直到ssk的“科学知识是可被社会接受的信念”……，体现了各路知识论者完全不同的主张。但是，科学知识是有意义的，科学知识是可理解的，这一点显然是已达成基本共识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学就是在寻求可理解的对于世界的解释模型，区别只在于这种模型是自然之镜还是理论构造或社会协商之物。ssk试图对科学知识黑箱进行双重破解的重要利器之一是解释学哲学方法。
狄尔泰最初创立解释学，并宣称“我们解释自然，我们理解精神”时，原本是要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独特性，将解释当作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随后，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在解释学内部的争论，推进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当海德格尔声称解释学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后，解释已不单纯是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成为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变成实际存在的事实的自我解释了。而伽达默尔倡导的“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解释学”在于重新恢复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与纯粹科学技术理性相区别的“实践智慧”。ssk的理论家们显然深得解释学一路发展所提供的思想精髓，而且在不同与境中采取不同取向加以灵活运用，他们相信，运用解释学说明科学知识是得出社会建构论的一条有效途径。
解释学主张的与境关联和所宣称的重建意义，甚至创造意义的功能，恰是ssk引入社会向度解构科学知识所必需的，与境主义解释学的一种立场就是强调解释的情境关联，强调任何特定的文本都是认识主体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境遇中通过语言形式完成的。同时解释学也强调，由于不同社会背景中的社会行动者本身不可避免地是负荷意向性的，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就是认识主体重建知识及其内在意向的过程，就是重建意义图景的过程。只有经过这种意义重建的过程，知识所提供的语义图景、行动者内在的意向与认识主体的价值趋向才能相统一，而在共同体中这种重建的意义又是主体间可通达的。于是，依照扩张到科学知识领域的解释学，对科学世界作内在意义的解释也如同对其他人文社会世界意义进行解释，就不需要任何先验的假定了。
既然不存在制约人类理性活动的普遍的合理性标准，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的评价标准是以共享的文化的合理性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关于世界的图景就不是从世界产生的，而是我们强加给世界的。既然信念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时间和地域有所变化，就没有任何一种信念是唯一合理的或是唯一真理，ssk把这一点称为“自然信念的多样性”。马尔凯和卡林•诺尔-塞蒂纳具体分析了描述自然图景的科学家话语和文本对情境的依赖。在他们看来，对同一事件，不仅不同科学家的说明不一样，即使同一科学家的话语也会因不同语境有所改变，甚至还会由分析者的介入而发生变化。ssk的任务就是说明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的解释实践，并表明这些解释程序如何随社会情境而变化，以及科学家对行动和信念的说明如何是社会产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搞清楚，在什么意义和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有理由地说，科学知识是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的。”
三.ssk的辩护策略：关注科学实践的经验主义
在ssk的相对主义社会建构论的理论阐述和社会实践中，随处可见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方略大抵是：以经验替性；以具体场景的现实深描取代普适的典范模型；以针对个案的解释学取缔对认知真理的单方诉求；以共识和文化信念阻断对自然界客观性的通达。因为他们坚信，通过历史案例的考察、通过科学争论的研究、通过实验室生活透视，以及通过科学话语的分析，可以准确地将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一一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本身就是支持相对主义建构论假说，而不支持理性主义实在论假说的有力证据。
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场合，他们又声称自己的基本主张是科学事业的一部分，是一种运用科学的术语，以客观的、理性的姿态理解科学活动的努力，强调ssk的工作也具有标准科学的可重复性、主体间性和客观性，只是其文化目标是为了沟通“两种文化”而已。依我们之见，要深入分析ssk的理论脉络及其有内在逻辑缺陷的辩护策略，就必须将ssk的知识社会学抱负和他们的认识论哲学抱负区分开来。
1.ssk的社会学抱负和哲学抱负
首先，ssk引入社会学纬度说明科学知识，其不同于哲学家之处在于把一种建构论与经验主义联系起来，不把“证据的不完全决定性”、“观察渗透理论”等问题当作纯哲学争论，而是倡导一种自然主义手法，试图通过系统的经验观察和描述，来代替先验的理性思辩，去揭示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希望以经验社会学进路取代抽象哲学的进路。而另一方面，从哲学角度讲，与其说ssk采取的是一种方法论的相对主义和经验相对主义，不如说，是通过建立相对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反驳传统的认识论，其真正的哲学旨趣或抱负是企图张扬一种集体主义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他们认为，深入考察科学实践对于理解科学知识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的知识本质不能简单地通过对孤立个体的行为和信念进行哲学的或心理学的分析来确立，还需要用社会学的分析来考虑他们的集体劳动和表现。而且他们相信，以自然主义视角将科学实践看作一种文化形态，将推进从认识论角度对科学共同体的体制性规范的探讨，而这显然是关于学院科学的强势社会学几乎不曾涉及的。
事实上，“相对主义”一词在ssk的研究中一向有三重义蕴：（1）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准则；（2）对科学实践进行经验研究所获得的结论；（3）认识论上的一种哲学信条。那么，他们为包含这三重义蕴的相对主义纲领提供的辩护策略究竟是什么？
如果ssk学者采取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主义，不会引起主流科学哲学家那么强烈的非议，关键是第三种义蕴的相对主义确实对人们一直以来秉持的标准立场提出了巨大挑战，也是引起90年代科学大战中某些科学家对ssk激烈批判的根源所在。仔细解读ssk先锋派人物的经典文本不难看出，ssk在其理论和元理论的不同系统中事实上对三种义蕴的相对主义采取了不同的辩护策略，即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理论说明时，坚持一种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策略，在寻求“科学知识社会学何以可能”的哲学基础时，除了某种激进的工具主义策略外，还采取了一种诉诸自然理性的辩护策略。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ssk的社会学辩护策略和哲学辩护策略。
2.经验主义的社会学辩护策略
首先，必须明确，布鲁尔和他的追随者最初的理论实践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替性主义的相对主义知识哲学，而是以一种微观经验研究进路，把一种相对主义的知识哲学转化成一门经验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在他们看来，相对主义不是与理性主义或实在论相对立的，而是一种避免实证论偏见的方法论策略。他们自己也声称，相对主义强纲领所主张的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反身性等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ssk得以建立的方法论原则。巴恩斯和布鲁尔特别强调，这种方法论原则的意义在于揭示，“所有的信念、就其可信性原因来讲完全都是等价的。这并不是说，所有信念都是同样真实或同样虚假的，而是无论其真假与否，他们的可信性的事实都同样应当使视为有疑问的。我们准备辩护的观点是，所有信念的影响应毫无例外地要求经验研究，必须通过找出信念可信性的特殊的、局部的原因来加以说明。”
ssk之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已经告诉人们，“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ssk的研究者则是要更一般地通过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手法揭示，科学知识如同其他知识一样是负载利益、负载文化、负载实践、负载情境的。诺尔-塞蒂纳和拉图尔正是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出发，对于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经验研究，揭示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这种建构，一方面是实验室中知识的建构，一方面是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制造知识》和《实验室生活》正是对于ssk方法论相对主义策略的具体实施。巴恩斯在《局外人看科学》中也指出，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当今科学中已经确立的关于科学的观念，大多是从科学家报告的情境中，并以这些情境为基础塑造的。常规科学并不总是诉诸直接的观察这一终极法庭的，而是诉诸从属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科学专业中的科学权威，甚至是由专家统治的社会裁定的。
而最重要的是，ssk反复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它既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经验研究的结果，同时又是通过经验证据的支持而获得其合理性的。
3.追求自然理性的哲学辩护策略
依照传统理性主义的主张，是应当区分“理性模型和社会模型”的，但布鲁尔认为，存在一种自然理性的理论，使自然主义的社会模型并不与理性模型冲突。为了获得哲学上的立论基础，也为了将其理论纳入科学的一部分，除了某种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策略外，ssk还采取了一种诉诸自然理性的哲学辩护策略。尽管ssk始终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社会文化的因果关联，强调的是非理性因素对科学知识建构的介入。但其领袖人物却反复辩解说，“相对主义的对立面不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而是绝对主义。”“总的来说，科学和常识一样，是诉诸因果关系的，理论性的，价值中立的，时常还是还原论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经验主义的，而且归根结底是唯物主义的，这意味着它是与目的论、拟人论以及超验的东西是对立的。”1996年布鲁尔、巴恩斯和亨利合著了《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分析》一书，提出了一种有限主义理论为ssk的相对主义纲领辩护，在我们看来，这一次的辩护显然采取了一种借重理性的策略。他们认为，“人们能够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因为它包含了可以运用于它自身的科学方法”。
ssk认为，虽然“知识”的含义是指“已被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指“正确的信念”。但知识所“分享”的东西确实存在，只是这种分享并不是柏拉图分享“理念”意义上的分享。存在于知识“之外”的东西，比知识更加伟大的东西，使知识得以存在的东西，正是社会本身。“如果我们极其珍视的那些科学成就不具有社会制度的特征，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像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而存在。”
实际上，在ssk那里，解释学的与境理解并不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对立面，为了摆脱认识论两难，他们反对断然的二分：要么接受永恒的非历史的合理性标准（纯粹的客观主义），要么接受随意的社会标准和实践（绝对的相对主义），而他们企图寻求第三种道路，或称第三种替代物。在我们看来，是在寻找另一种理性，这种理性实际上相当于他们宣称的“植根于科学实践的自然理性”。实际上，伽达默尔倡导的“作为理论和实践的解释学”的核心观念也贯彻着类似的信念：主观性和情境在现实中创造了人们所拥有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在科学研究中这些规范是具有主体间性的。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方法中，普遍性和祛个人的规范都是可能的。”这种规范恰是ssk所寻求的集体主义的认识论的客观基础。但是，同样可以断定的是，ssk的自然理性并非真正意义的伽达默尔式的实践理性，以这种自然理性为ssk作哲学辩护也不免牵强。
科学知识社会学各派人物在放弃了基于科学真理的实证主义，放弃了基于数学和逻辑分析的理性之梦之后，其中的大多数仍然还是想把理性当作最后的希望，把科学进步当作现实的可能。只是他们一方面不无遗憾地看着非理性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无孔不入，一方面仍然试图理性地展示非理性是如何在科学的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运作，又是如何产生各种科学成果的。实际上，他们是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深植于科学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路线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入的与境解释，并未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而且在辩护中不可避免地要诉诸某种理性的力量，这恐怕也是当今整个西方思想界，特别是知识论不能摆脱的一种理论境遇。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ssk虽然更加关注了科学实践的社会纬度，扩展了相对主义知识论的意含，但这种相对主义建构论的最大危机显然是对于科学规范性和科学统一性的破坏，也无法内在一致地解释自17世纪以来，科学的社会建制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尽管ssk对我们的标准观念发起了挑战，而且许多论断未免武断激进，甚至在ssk的经典表述中会看到“自然界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荒谬说法，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ssk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阈，使我们探讨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时，不再无视社会情境的作用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认知过程，这是后学院科学社会运行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ssk相对主义强纲领的提出，有其不同的社会学抱负和哲学抱负，而且是与20世纪后半期整个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背景密切关联的，我们仅仅用传统科学哲学的观念对其社会学分析进行批判，的确有一定的局限。合理的做法是，将它放在20世纪后半期整个西方社会的学术文化与境中审视其具体的理论主张及其渊源。同时认识到，任何主张的辩护策略是与理论体系密不可分的，仔细剖析理论主张和辩护证据才能获得对于一种理论的完整理解。《知识与社会译丛》至少提供了我们深入了解ssk基本主张和辩护策略的纲领性文本，使我们可以从中发掘ssk学者最初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和场景，并达到对于这一理论内核的深层透视，也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有的放矢的学理上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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