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文化差异篇1
关键词：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041-03
文化消费是民众生活消费的重要内容，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化消费数量和质量问题。完全可以说，一个社会文化消费的如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生活消费的质量如何，也深刻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进步程度。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行为具有明显差异性，并呈现出各自显著的特点。为全面了解山西省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状况，现以问卷调查为基础，对现阶段山西省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总体情况和城乡差别进行比较和分析。
一、山西省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现状
本文调查采取整群分层抽样的方法，调查范围为全省11个地级市，再由各地市根据调查要求选择市区和乡村，分别针对城乡居民进行调研，户内研究对象的选择采用“Kish选择法”进行。根据研究需要和调查能力，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各200份，采取现场问答的方式，故问卷全部收回，回收有效率为100%。全部问卷使用SpSS19.0社会统计软件进行了计算机数据统计分析。根据调查结果，山西省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主要形式差异上来看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近些年来，山西省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下得到迅速提升，文化消费形式从基础型开始向发展型过渡，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良好发展势头。但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城乡居民差异明显。
由于便利的消费环境，山西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调查结果显示，山西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主要形式是看电视（91%）、上网（70%）和KtV（70%）。有30%以上的居民选择书报刊、逛公园、看电影、短途或近郊旅行这四项文化消费项目；有接近20%的居民喜好运动健身、收藏古玩、看展览；还有8%的居民参加艺术培训；选择进酒吧、听广播、欣赏艺术演出的居民较少。可见，山西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相对比较集中。相比之下，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形式就略显单一。看电视、打麻将、打牌是闲暇时间投入最多的文化娱乐活动，占67%，另有42%的人把上网当作主要文化娱乐方式之一。最近几年，虽然农村居民拥有具有传媒载体功能的家用电器，并且在总量上有所增长，但是与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2.从消费花费差异上来看城乡居民文化。文化花费是进行文化消费研究的重要考量指标之一，居民文化费额度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在文化、教育、娱乐领域的消费正在迅速增加。但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消费结构存在一定差异。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上，由于城镇居民对自身以及子女的教育发展需求持续升温，城镇居民的教育支出占据主导地位，实际支出一直居高不下。2013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费用为2563.3元，仅次于食品和交通通信支出；其中，人均教育支出为1342.36元，占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的52.4%。而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偏低，其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医疗、交通通信上，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人均仅为512元，仅为城镇居民的20%。其中人均教育支出为305元，占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59.6%。城乡居民教育消费差距依然较大。
3.从时间构成差异上来看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本次问卷，通过区分工作日与休息日（包含周末与节假日）来获取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时间占有量的数据。
（1）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时间构成。在工作日，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时间占有量很少，上班占用很大一部分时间；休息日，城镇居民进行文化消费时间占有量有所提升，超过5小时文化消费时间的比例明显增加，有相对较多的时间进行休闲。充裕的文化消费时间有助于城镇居民选择多样的文化消费方式和扩展文化消费空间范围。
问卷调查显示：在工作日，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时间少于1小时的占24%，1～3小时的占52%，3小时以上的占24%；在休息日，文化消费时间少于1小时的占10.5%，1～3小时的占46.5%，3小时以上的占43%。工作日与休息日相比，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时间少于1小时的比例由工作日的24%下降为休息日的10.5%，1～3小时的比例由工作日的52%下降为休息日的46.5%，大于5小时的比例由7%上升为17%，这主要与城镇居民大多具有稳定工作需按时上班有关。
（2）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时间构成。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时间在工作日与休息日占有量没有明显差距，且总体偏少，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农村居民人口具有流动性、工作不稳定所致。但相较农闲时节，乡村人口文化消费时间较多。
调查数据显示：在工作日，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时间少于1小时的占26.5%，1～3小时的占40.8%，3小时以上的占32.7%；在休息日，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时间少于1小时的占35.8%，1～3小时的占43.7%，3小时以上的占20.5%。
城乡文化差异篇2
论文关键词:城乡信息化差异数字鸿沟对策
根据2006一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信息资源的普遍应用、信息网络的广泛普及，信息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信息资源也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安徽省委、省政府一直对信息化工作高度重视，在信息基础设施、电子信息产业、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企业信息化、农业农村信息化和区域信息化方面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信息化工作。2009年，安徽各县(市、区)政府也全面建设信息服务站。然而，安徽省的总体发展水平同国内其他省市相比还比较落后，加上安徽省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加快安徽省的信息化发展更是当务之急，也是促进安徽省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
1安徽省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的现状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信息化的差距也不断扩大。城乡居民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方面也存在差异即所谓的城乡数字鸿沟，而这种差异是多方面的，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的差异、信息资源利用水平和信息交流的差异、信息技术应用和信息产品结构的差异以及信息消费水平的差异等。
1.1城乡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差异由于我国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般是:在城乡之间优先保证城市。结果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能优先得到保证，而农村的却很难得到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9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3月，安徽省城市人口2485万人，固定电话达到658.5万户，城市电话普及率达到26.5%。但是安徽省农村通信发展却相对滞后，安徽省农村人口3650万人，固定电话为694.7万户，农村固定电话的普及率为19.0%，只是城市水平的71.7%。
根据表1可以看出，安徽省2005一2008年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电脑台数农村居民拥有数相对较少，分别是城镇水平的3.0%,3.4%,4.9%,6.4%。虽然城乡居民对家用电脑拥有比例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总体来说城乡居民对家用电脑的拥有量还是相差悬殊。可知，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拥有更充足的信息基础设施，城乡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1.2城乡信息资源利用水平和信息产生与传播的差异由于城乡居民文化水平和信息素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农村居民对网络信息资源、教育信息资源、科技信息资源等的利用远不如城市居民利用的充分和有效。根据安徽财经大学2009年暑期“三下乡”对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农村的电视覆盖率为75.96%，有线电视覆盖率仅为8.31%，农村居民通过广播获取信息资源也只有10.79%,可见农村的信息资源相对贫乏，而农村居民又不能充分有效的利用信息资源，更扩大了城乡信息化差距。城市是经济发展和信息交流的中心，能产生大量的信息，而且交通运输和信息交流都十分便捷。农村地区生活较为稳定，产生的信息较少，采集和传播信息也相对困难，使得多数媒体把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城市而不是农村。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城市的信息交流越来越便捷，而农村由于信息基础设施落后导致信息交流不方便，城乡之间的信息交流差异也日益显著。
1.3城乡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和信息产品结构的差异城市经济较为发展，把信息技术广泛地应用于教育、医疗、交通运输以及能源利用等多个领域，而农村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不高，没有充分挖掘信息技术的潜能，各个方面多运用传统的方式而没能广泛的应用信息技术。城乡居民拥有信息产品的结构也存在差异。安徽财经大学2009年暑期“三下乡”对农村居民的调查显示，居民对普通彩电、VCD机和DVD机等信息产品拥有率较高，拥有率分别为92.1%,70.7%和63.2%，而对照相机、录像机和电脑等信息产品的拥有率较低。相比而言，城市居民减少了对VCD,DVD等逐渐被市场淘汰产品的使用，他们更多的拥有和使用现代更先进、更时尚、科技含量更高的信息产品。
1.4城乡的信息消费水平差异在信息消费方面，比如农村百户拥有的电视机数、移动电话数、计算机数以及书籍报刊和杂志的购买量都远比城市少。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在精神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消费支出也远小于城市。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安徽省城镇人口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指数为1.0733，而农村人口的消费指数为0.9568，城镇与农村的消费指数之比为1.1218，可见城乡己经形成深深的数字鸿沟。
2安徽省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形成的原因
当城市居民接触并拥有大量的信息不知如何选择的时候，农村居民却面对着信息h乏的状况。造成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的原因有哪些呢?笔者就城乡居民在收人、文化以及信息产品的需求和供给方面来分析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形成的原因。
2.1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差异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尽管各行各业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城乡差异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在日益扩大(见表2)。
根据表2的数据可知，1980年、1990年、2000年以及2005-2008年，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年收人占城市居民人均年收人的百分比分别是53.7%,39.8%,36.5%,31.2%,30.4%,31.0%,32.4%01980年到2008年比例从53.7%降到了32.4%，可见城乡居民的收人差距不仅很大而且日益显著。收人差距大，进而导致了城乡居民对信息产品消费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城乡信息化水平的差异。
2.2城乡居民的文化水平差异安徽省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较低。据统计，2004年安徽省在全国总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为12.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8个百分点;文盲和半文盲率所占比重为11.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百分点。安徽省居民受教育普遍较低，而相对来说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更低。据调查，城市居民利用图书、报刊杂志、网络资源接受信息的比例远高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和信息素质要远低于城市居民，因此对于图书、报刊杂志、网络资源的利用率较城市居民低。在农村信息资源相对匾乏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较低而使得信息资源的利用更少，久而久之，城乡居民的文化差异最终导致城乡的信息化水平的差异。
2.3城乡信息产品的需求与供给方面的差异城市信息产品的供需相对充足，而农村信息产品的供需相对不足，是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农村居民的收人水平较低，不论是电话的初装费、电话费与互联网上网费用，还是文化教育的费用，都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过高。
由表3数据计算可知，人均文教方面的消费额占人均年收人的比例，城镇为3.3%，而农村为9.8%，相对来说农村居民的文教消费占收人的比重较高。因此，农村居民就会减少对信息产品的消费。另外，农村居民相对于城市居民对信息的需求和依赖程度较低，对信息产品的需求也较少。在信息产品的供给方面，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地广人稀、人口密度较小，而且各小村镇离城市较远，电信和通讯网络的建设投资和运营成本都较高。在市场驱动下电信和网络公司会向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会相应的减少对农村地区信息产品的供给量，最终加剧了城乡的信息化水平差异。
3促进城乡信息化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已经渗透到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信息化水平差异现象将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它会对安徽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缩小安徽省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实现城乡信息化协调发展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也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工程。
3.1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在当今信息经济社会下，信息被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和财富，贫富的差距也将取决于对于信息的拥有和利用水平。城乡的信息化水平差异使城市居民接触并拥有大量的信息，成为信息富有者;而农村居民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较少，而且运用信息的能力较弱，成为信息的匾乏者。这种信息的富有和匾乏，最终会导致资源和财富的富有和匾乏。如果不对农村的信息化工作进行改进、不加强农村的信息化建设，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城乡的数字鸿沟将加大，贫富差距也会扩大，很有可能导致城乡居民财富的两极分化现象。所以政府应统筹规划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缩小城乡居民的收人差距，从而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的。
城乡文化差异篇3
关键词：普惠金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面板门槛模型；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9-0058-05
普惠金融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最初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普惠金融的内涵、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以及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等方面。随着普惠金融指数测度体系的逐渐完善，许多学者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田杰和陶建平（2012）对我国2006―2009年1877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从区域层面看区域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徐敏和张小林（2014）根据我国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VaR模型对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效果并不显著。李建伟等（2015）根据我国2004―2013年的相关数据，采用VeC模型分析，发现普惠金融特别是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降低城乡收入比。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活水平的差异，并不能反映城乡居民的福利差异。谢升峰和卢娟红（2014）从“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两个维度来衡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并根据我国200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测度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减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但在东中西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本文力图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第一，现有的实证研究成果是基于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和福利差异的影响存在线性关系，但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和福利差异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可能会呈现不同效果，本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进行分析。第二，通过门槛区间的划分，将我国各区段的省份个数变化以及门槛区间的构成进行分析，对我国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的地区差异做出更为详细的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首先对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依次进行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检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三种门槛模型效果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应构建三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但第三个门槛估计值位于双重门槛模型两个门槛值之间，因此双重门槛模型即可有效描述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结构变化情况。本文根据两个门槛值将全国的31个省份划分为3个区段，其中将普惠金融指数满足[iFi]≤0.021的省份定义为低区段省份，将普惠金融指数满足0.0210.249的省份定义为高区段省份。
（二）门槛模型的估计
本文对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非线性双重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当普惠金融指数处于不同区间范围时，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将呈现不同的效果。当普惠金融指数低于0.021时，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为3.456，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当普惠金融指数处于0.021―0.249之间时，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仍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系数大小由3.456显著减小为0.535；当普惠金融指数大于0.249时，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更小，减小为0.155，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第一个区间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为正且显著；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位于第二个区间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应仍为正，但与第一个区间相比，这种效果较小；当普惠金融位于第三个区间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应为不显著的正效应。
综合三个阶段来看，从2008―2014年，普惠金融的发展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但是这种效应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一个双门槛效应的非线性特征，整体来看为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这是由于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的受益群体主要是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受益较少，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拉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随着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的相对饱和，农村居民从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收益，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增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作用会逐渐减小。当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农村居民从普惠金融发展中所能获取的收益能够达到城镇居民所获取的收益，因此当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较高时，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控制变量来看，财政支出[gov]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的城镇偏向性显著地提高了城镇居民福利水平，而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提升作用较小，从而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经济发展[lnpgdp]的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外开放[fdi]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城镇化率[city]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城镇化会减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三）门槛区间的构成和变化
2008―2014年普惠金融三个区间内的省份个数如图1所示。从各区间内省份个数的时间变化趋势可知：位于低区段的省份个数由2008年的8个下降为2014年的3个；位于中区段的省份个数从2008年到2014年几乎是平稳的变化趋势；位于高区段的省份个数由2008年的2个增加到2014年的3个。整体来看，2008―2014年普惠金融在三个区段内的省份数量变化不大，普惠金融从2008―2014年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从各区段内的省份个数比较来看：位于中区段的省份最多，占比达到了2/3以上；其次是位于低区段的省份个数；位于高区段的省份个数最少。由此可知，我国大多数地区位于低区段和中区段，其中位于中区段的省份个数最多，说明我国多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只有少数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为不显著的正影响。以2014年为例，我们观察各区段省份所处的地区，可以发现2014年位于高区段的3个省份为北京、天津、上海。西部地区的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地位于低区段，其余省份位于中区段。由此可推断我国只有少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大部分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四）稳健性检验
上述分析表明了我国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各变量大多呈现逐渐上升的变化趋势，变量过多容易影响模型估计结果的精确性，增加或减少某个控制变量都可能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在上述门槛模型的基础上依次剔除其中的一个控制变量进行估计，用来检验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否存在稳健性，在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中，本文发现剔除变量[lnpgdp]和[gov]的门槛效应接受了双门槛效应，而且门槛值与不剔除控制变量的门槛值相同，剔除变量[city]和[fdi]的门槛效应接受了单门槛效应，单一门槛值为0.249。各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在原门槛模型中依次剔除控制变量[lnpgdp]、[gov]后，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估计结果在量上有少许差别，但符号保持了一致性，这说明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随着普惠金融指数的提高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剔除变量[city]和[fdi]的模型同样说明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上述结论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存在稳健性，不会因为增加或减少某个控制变量而使估计结果发生本质变化。
四、结论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进行考察，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发展初期，会拉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其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会逐渐减弱。原因在于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其受益群体主要是城镇居民，随着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的相对饱和，农村居民从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收益。
第二，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在第一个门槛区间为显著正效应；在第二个门槛区间为正效应，但作用效果与第一个门槛区间相比较低；在第三个门槛区间为不显著的正效应。我国只有少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大部分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由以上结论可知，我国现阶段多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受益群体主要还是城镇居民，普惠金融的发展整体上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增加农村基础建设支持，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对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可给予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成本较高。业务散、成本高、利润薄是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发展的重要阻力，也是长期我国金融机构在城镇覆盖率比较高、而在农村覆盖率较低的重要原因。给予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以及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降低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增加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营业利润，从而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入驻农村。二是降低农村普惠金融准入门槛，加大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推进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发展融资性担保机构、小贷、网贷等，使普惠金融能够真正“普之城乡，惠之于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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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文化差异篇4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工业化城市化
对我国收入差距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此之前经济理论界关注更多的是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改革问题，收入分配不合理尚不突出。随着我国GDp平均每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收入差距显得越来越严重。研究收入差距问题主要集中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而在总收入差距中城乡收入差距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也是理论界最为关注的。本文主要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以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及解决途径
（一）城乡收入差距的组成
国内理论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最初是从定性的角度进行的，定量的数据分析由于方法和数据资料的欠缺并没有被广泛采用。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方法才开始多样化。李实、赵人伟（1998）首次运用泰尔指数分析方法测算了1988-1995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总差距中的变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子，学者们主要从城乡二元结构、金融发展、政府的城市偏向政策、人力资本差异等方面进行分析。黄祖辉（2005）利用Ge指数从收入来源角度考察了浙江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但其利用沿海发达省份的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未必适用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翟彬（2011）采用相同的视角以西部省份甘肃为研究对象，利用泰尔指数和要素分解方法，研究了2003-2008年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按照他的实证研究，工资性收入差距对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能否有效提高农村地区居民工资性收入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村地区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这一部分收入并不是城市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家庭经营收入显著地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转移性收入在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如果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大对农村地区转移支付的投入力度，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财产性收入在甘肃城乡居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这一部分收入对于城乡差距的影响也不大。翟彬等人的研究对于改善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落后状况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
林毅夫等人（2003）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来自于地方政府盲目采取赶超策略，背离了本地比较优势的结果。姚先国和赖普清（2004）运用实证数据分析认为就业企业的差异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解释了城乡收入差距的60%-70%，户籍歧视解释了城乡居民在收入差距的剩余部分。很多学者意识到城乡居民由于教育差异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巨大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学者实证分析测算，城镇劳动力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支出，将提高其收入水平的8%，而农村地区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支出，收入只提高了4%。同时教育程度的回报率差异也非常明显，初等教育的回报率为7.5%，中等教育的回报率为19.4%，而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达到了37.5%，城乡基础教育的质量差异影响到其终身的教育回报率，而农村地区在教育水平方面与城市地区的差距显然会拉大它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城乡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我国，城市劳动者的生产率大约是农村地区居民的3.3倍，因所受到的教育程度的差异而造成的人力资本禀赋差异是产生劳动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研究认为，为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只有单独增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水平才能减少农村地区居民长期收入偏低的问题，而全国性的同步提高城乡基础教育水平，促使城市和农村更加均等化的教育并不能减少收入差距。并且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并不能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趋势，只有在人力资本回报较高的阶段，通过增加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水平另外加上政府财富的转移效应，才能有效缓解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合理状况。
（三）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也有一些学者探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来自叶志强等（2011）的研究。该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负相关，这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也是不相关的。研究结论与我国当前的现实也是相吻合的，金融系统的高度垄断使金融机构丧失了项目甄别的动力，由此产生的低效率以及对城市居民收入的消极作用明显，那就是高度垄断和高度国有的金融机构虽然集中在城市，但是金融发展并没有促进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另外金融资源在农村地区仍然属于稀缺品，并且农村地区的金融资源与城市地区相比也是低效率的，因此金融发展的现状阻碍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四）要素禀赋与城乡收入差距
侯风云（2009）认为，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由市场规律、城乡初始资源禀赋差异和城乡发展政策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之间在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初始的城乡收入差距，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趋利的动机必然造成要素流向市场规模大收益率高的城市，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政府政策的城市偏向和示范性投资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政府的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强化了城乡差距。侯风云等人的研究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远远低于城镇，大量的农村资源（人力、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造成更大的发展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城乡文化差异篇5
关键词：城乡大学生；价值观；对策
abstract:valuesdeterminestudents'motivation,anddeterminesitsbehavior.Becauseofthedifferencebetweenurbanandruralstudentsfamilyenvironment,schoolenvironment,socialenvironment,whichresultedintheirthreeaspectsoflife,moralityandlovevaluesdifferences.analysisofdifferencesinvaluesofcollegestudentsanditscauses,andseektoresolvethedifferencestrategy,thereisgreatpracticalsignificance.
Keywords:urbanandruralstudents;values;countermeasure
中图分类号：a811文章标识码：a
价值观通常指一个人对其周边客观事物（包括各种物、人、事）的意义、重要性的总结性的评定。通过两个方面来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某种价值追求或者取向，并且最终形成一个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还体现在价值准则和价值判断尺度。价值观作为一种大学生用来判断价值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量大小的评价标准，对其行为具有决定性的支配地位。而一般而言，在同一时代的大学生都会存在同一个时代的烙印，产生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念。但是城乡大学生因为社会环境、家庭教育环境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使得价值观的形成上难免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差异。
一、城乡大学生价值观存在的差异
大学生的价值观对大学生的行为具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因此，不同的价值观对个体行为所体现的指导也不一样。不可否认，城乡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存在差异，因此，城乡大学生在对不同事物的态度和反应上同样存在差异，其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生价值观的差异
人生价值观主要是指人们在认识和评价人生活动中是否具有的价值属性时所特有的根本看法和观点。一般来说，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会使人们形成不同的方法论。城乡大学生在对待事物的态度、毅力与进取精神以及在集体意识等方面的人生价值观存在着许多差异。
第一，农村大学生保守，城市大学生具有创新精神。农村大学生没有城市大学生那么热衷于创新。城市大学生更富有想象力和创新思维，但坚持不懈的精神不足；农村大学生因受其传统思想及所处环境的影响较深，同时亦不愿轻易地打破来之不易的学习生活，故其一般难以冲破旧有的思想和观念的束缚，因此相较于城市大学生，其更加循规蹈矩，遵守规范。
第二，农村大学生较城市大学生具备较强的毅力和进取精神。相比而言，农村大学生一般都是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有机会到城市进行学习，更加明白要珍惜他们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对于这个可能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当然也就显得更加重视一些，并认识到面对未来，他们必须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的去奋斗，所以相对于城市的大学生，他们显得更为积极进取。
第三，农村大学生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和利他主义，城市大学生则关注自我，崇尚个性。农村大学生较城市大学生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表现在活动的召集、活动的参与情况，例如农村大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始终高于城市大学生，活动过程也更易于调配和服从活动安排。相反，城市大学生则表现的较为消极，活动过程中更多的渗透个人的意志，更关注自我在活动中的价值体现，因此活动的表现也更趋个性化。
（二）道德价值观的差异
道德观通常来说，都是源于每个人对其自身、对他人包括对整个世界所处关系的整个系统的所形成的认识和看法。道德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直接决定了个人认识社会和人际交往的方法论。在道德价值观方面，城乡大学生同样有着许多差异。
第一，传统道德价值目标。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对诚实信用的要求越来越高。城乡大学生都注重对自身诚信的建设，但这种诚实信用的建立并非只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孤立概念，它与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一脉相承。城市大学生对比农村大学生来说对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等本应属于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相对忽视，过于追求自我，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有所缺失。
第二，对周边环境的选择和适应不同。城市大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因此他们更愿意建立一个相对宽松、愉悦的环境，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可以发挥自己最大的主观能动性；而农村大学生更多选择一种集体生活，喜欢同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家庭交流与生活，农村大学生在这种交流与生活中感受到乐趣。而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农村大学生更多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而相对来讲，城市大学生在所谓的“义气”——例如帮助朋友做事情或者为朋友打抱不平等的表现上一般会略逊于农村大学生。
（三）爱情价值观的差异
爱情观一般指的是人们对于两性之间所产生的爱情的一个根本看法和主要态度，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爱情的界定，爱情的本质，以及爱情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所处的位置，择偶的标准，应如何对待失恋等。城乡大学生都十分重视大学期间爱情的价值和地位，对待爱情都充满了期待，都对爱情存在一定的理想主义。但是，在思想的开放程度以及心理的承受能力上，城市大学生和农村大学生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
第一，农村大学生思想还不够开放，趋于保守。农村大学生在整个恋爱过程甚至失恋都体现出相对保守的一面。由于其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各方面条件相对闭塞，思想也较为保守，心理不够自信，因此在对待爱情上始终不能像城市学生一样大方、豁达。
第二，农村大学生在对待爱情的心理承受能力方面相对较弱。相对于城市大学而言，农村大学生对爱情的态度显得更为慎重一些，对感情看得更重一些。常言道，“爱之深，恨之切”，所以农村大学生在失恋时往往会表现得更痛苦不堪，常常出现“深陷泥潭不能自拔”的现象，这正是他们心里承受能力薄弱的体现。而城市大学生在这方面相对看的开一些。
二、城乡大学生价值观差异原因分析
马克思认为：“价值观念一般都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慢慢培养的，需要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最终才能形成。”大学生进入高校深造之前，其思想已经深深的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因而，追本溯源影响城乡大学生价值观的因素应当是本身所处的社会文化差异。社会文化是同一个环境中的人民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程序”，不同地区的学生之所以会有差异，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从而也就具备了不同的性格特征和文化特征。
（一）城乡社会文化存在之教育差异。“人的成长是社会印记的重复”，人的成长离不开教育，教育是个人成长的重要内容，因此，教育背景的不同导致不同的社会意识。教育分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我国城乡经济、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家庭教育对孩子价值观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城市的家庭教育相较于农村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德育，注重开发孩子的个人意识，互动性更强。而农村家庭教育中家长唯分数论，不注重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德育发展的重要性，对孩子的德育教育也仅限于故事、经历的言传身授，将孩子的个人意识扼杀在摇篮之中。
此外，学校教育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二阵地，学校条件及方式的好坏也直接决定了孩子们的价值观念层级和构成。由于城乡间经济、信息沟通渠道等存在显著差距，因此城乡的学校教育也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师资力量强大、教学质量和办学条件方面优于农村，而农村学校中的学生相互交流和帮助意识又是城市学校所不可比拟的。由于前述差异的存在，城乡大学生之间的各方面意识、认识、集体荣誉感与协作感就会存在巨大的差异等。
（二）社会文化存在之环境差异。熟人社会是对我国社会概念的形象描述，但城市熟人社会和农村熟人社会存在较大差异。农村大学生的成长经历更多的浮现于集体行动，结伴游玩，在这种交往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就会产生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利他倾向的价值观。相反，城市孩子更多属于独生子女，他们的生活环境更多的呈现为个人独自在自己的空间内自由活动，与其他伙伴相处时间不长，更多注重个人意识的支配，因此他们的单独意识和利己倾向更为显现。
三、缩小城乡大学生价值观差异的对策
“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不同的社会文化存在也就决定了城乡大学生不同的个人意识。虽然城乡大学生价值观存在差异属客观的事实存在，但我们无意于磨灭个体的差异性，而是致力于实现不同价值观群体的和谐相处，以达到“求同存异”的目的。因此，针对城乡大学生价值观存在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消除城乡大学生价值观的差异：
（一）推进城乡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应当是教育方式、教育资源和教育理念的公平。其中，政府应当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城乡教育公平中担任重要角色。政府在统筹城乡间教育资源、教育信息的协调中，应当有针对性的对农村地区进行教育倾斜，使农村的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外界、接触信息，从而增强农村孩子的自信心和时代观念感，树立与时俱进的价值观。
（二）提高农村公共文化的服务功能。发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持久动力。公共文化服务的好坏直接决定农村地区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加大对文化的投入力度，建设更多的文化基础设施，促使文化服务方式方法日显多样化，有利于农村大学生的个人认识水平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同时也是缩小城乡间大学生价值观的有力保障。
（三）大学为新生开设文化相关课程。大学应当充分认识城乡大学生间的文化、意识等差异，在大学新生中有针对性的开设相关课程，帮助大学新生尽快扭转思维，达至认识的统一。例如，开设社会学专题，使大学生能够全面了解和认识这种差异的存在以及差异存在的原因，并授予处理这种冲突的方法，这种方式不失为一种良策。
（四）高校为学生提供实现文化融合的活动。“平台的构建就是为了使交流更通畅”，如果交流平台构建足够完美，差异也将被这种完美吸收。将城乡大学生置于实现文化融合的活动之中，将有利于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认识，认识的差异将会被这种交流所征服。因此，笔者认为，高校应当为学生提供能够实现文化融合的各种活动，以此推动城乡大学生的交流和相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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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文化差异篇6
【关键词】物价指数城乡差异城乡一体化
一、引言
自1994年以来，不管是年度数据还是月度数据，农村价格指数涨幅都高于城市。显然，农村通货膨胀比城市更严重。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城市居民的绝对收入和收入增长速度都高于农村居民，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我国城乡差距历来是社会经济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总体经济的不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统筹城乡发展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事实上政府也对此予以了足够重视，中央连续八个“一号文件”剑指“三农”，就是希望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统筹城乡平衡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大引导和扶持力度，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而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差异与这一目标是背离的。在此情境下，研究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差异，降低农村通货膨胀率，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意义重大。
二、我国城乡价格指数差异现状
（一）价格指数指标选取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涵盖全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类、262个基本分类的商品与服务价格。数据来源于全国31个省（区、市）500个市县、6.3万家价格调查点，包括食杂店、百货店、超市、便利店、专业市场、专卖店、购物中心以及农贸市场与服务消费单位等。
Rpi（Retailpriceindex）零售物价指数，是指反映一定时期内商品零售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相对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为食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纺织品、中西药品、化妆品、书报杂志、文化体育用品、日用品、家用电器、首饰、燃料、建筑装潢材料、机电产品等十四个大类，国家规定304种必报商品。Rpi同Cpi的区别是Rpi指数编制的过程中没有包含服务项目。
（二）我国城乡价格指数差异特征
首先，从Cpi与Rpi指数的城乡差异大小来分析。从Cpi指数来看，在1994年至2001年这段时间内，除1995年农村Cpi指数超过城市Cpi指数外，城市Cpi指数高于农村Cpi指数，其中，1994年差值最大，达到1.6个百分点；2001年后，农村Cpi指数均超过城市Cpi指数，其中2004年差值最大，达到-1.5个百分点。从Rpi指数来看，从1994年我国税改以来，除1997年城市Rpi指数超过农村Rpi指数外，其余年份农村Rpi指数均超过城市，其中1995年差值最大，达到-2.9个百分点。
其次，从Cpi与Rpi指数的城乡差异幅度来看，城乡价格指数差异呈降低趋势，显示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从图1中可以看出，自2001年以来，我国Cpi与Rpi指数的城乡差异幅度逐渐降低，城乡价格趋同的过程，伴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相对上升，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的加强、信息成本降低，同时也是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过程。
图1我国物价指数城乡差异特征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tjsj/ndsj/，作者计算。
表1价格指数各子项城乡差异情况
其次，从表1反映的城乡物价指数的各子项来看。1995年至2001年城市价格指数略高于农村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衣着和居住子项的价格指数高于农村。期间，城市衣着价格指数高于农村的平均值为0.4个百分点，而城市居住价格指数高出农村平均6.25个百分点。2001年后，农村物价指数均高于城市，这主要是由于交通和通信、居住、医疗保健及衣着各子项造成的。2001至2011的11年间，以上四个子项农村价格指数平均超出城市的水平依次为0.68%、1.01%、1.2%和0.51%。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2001年以来，我国物价指数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现象，具体表现是农村价格指数均高于同期城市价格指数。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居民抵御通胀的能力要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因此，找出导致城乡物价指数差异的原因，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城乡物价指数差异原因分析
（一）农村商品市场发育不完善
首先，农村商品市场竞争不充分。与城市居民人员分布集中的特征不同，农村居民居住较为分散，因此造成农村居民的需求相对分散，市场规模小，这造成商品在农村是市场流通成本较高，因此行业进入者较少，市场竞争村不充分，同时村镇少数商家可以通过共谋的方式人为地控制价格。
其次，农村商品市场中的大部分商品都是生活必需品，需求的价格弹性普遍不高。因此，商家并不能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来增加利润，相反，适当的涨价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
最后，信息不对称。农村商品市场经营者作为城乡两个市场的联系者，他们对信息，尤其是商品供给和价格信息的掌握比较全面及时，而农村消费者对信息的掌握较少。一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居住地便宜，生活方式简单，获取商品价格信息渠道较少；另一方面，农民的文化素质平均水平较低，搜寻信息的能力相对有限。买卖双方的这样一种信息不对称使得农村消费者不具有商品的定价权，往往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二）政府城乡政策不平衡
第一，由于食品价格关系到社会稳定，因此当食品价格节节攀升时，政府会及时地通过各种措施保证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平抑物价的攀升。如建立专门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展农田与超市对接工程等。然而，当通货膨胀波及农村时，很少能够看到建立工业品下乡的“绿色通道”，即便是这两年实施的家电下乡补助活动，也由于农村消费者对政策了解甚少，最后被农村市场的商家占侵吞了补助款。因此，当城市和农村同时经历通货膨胀时，城市由于得到政策的“照顾”，相比之下，农村要更严重一些。
第二，针对农村市场的管理不规范。一是收费不规范，农村基层市场管理人员素质一般较低，经常存在乱收费现象，迫使商家只能通过提高价格转嫁给消费者，相当于认为提高了农村商品的成本。二是村镇市场管理薄弱，不能及时有效地调控物价的异常波动，价格放任自流。
第三，财政投入长期倾向城市，忽视农村，导致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严重滞后。流通成本的高企就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许多城乡公路由原来免费的转变为收费的，同时，农村的柴油、汽油、摩托车、汽车等价格普遍比城市高，这是造成农村价格过快上涨的重要原因。同时，城市和农村的医疗与教育财政投入差别更为明显。在我国，城市医疗保险体系已经有说十年历史，发展较为成熟。而我国新农保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则是最近两年才开展的工作。农民患病后的医疗成本长期大大高于城市。
（三）农村价格“赶超”城市价格的需要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价格是一步步放开的，首先实行价格双轨制，进而全面市场化，同时我国的工农价格“剪刀差”一直伴随着这一转型。由此导致我国农产品价格以及农村消费品价格长期低于城市价格以及全国平均价格水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以及城乡市场一体化的推进，城乡两个市场的价格有相一致的需要。在这一趋同的过程中，更多的是相对闭塞的农村市场经受相对开放的城市市场的冲击，必然会引起农村价格的短期波动。由此，农村的价格指数超过城市是农村价格“追赶”城市价格的具体体现，符合一价法则原理。
四、消除城乡物价指数差异政策建议
价格在促进城乡和谐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城乡的物价差异是不和谐因素，影响价格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改善城乡物价指数差异的现状，同时，这也是以人为本，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推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举措。
（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
首先，改变过去城乡投入不平衡的财政支出分配方式，有意识地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尤其要全面改进目前严重滞后的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交通，保障城乡之间物流的畅通，增加城乡之间的客运和货运能力，切实降低城乡资源调配的物流成本；另外，要改变收费公路的发展模式，加大农村地区公路财政补贴，减少收费公路里程。坚决打击农村地方政府对部分路段的违法收费现象。
其次，加快建立和健全农村医疗保障体制，更多地设立公办的医院、卫生院，以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补贴为主，农民缴费为辅，形成三者相结合的防御能力强的医疗保障体制。加强对药品价格监督管理，规范医生用药，建立药品和医疗服务下乡的准入机制，严厉打击药品和医疗收费虚高现象。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补贴。严格杜绝学校的乱收费现象，全面严格落实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对有条件的地区增加对学生的生活补助，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加大对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
（二）继续推进城乡市场一体化进程
鼓励城市有条件的批发、零售企业到农村设立网点，扶持连锁经营企业，优化农村市场构成，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整顿规范农村市场秩序，完善乡镇市场法制，提倡诚信经营、良性竞争，打击非法共谋、哄抬物价行为，树立经营者的法治意识。强化基层市场管理者的执法力度和监督管理效率，依法管理，建立物价异常波动的应急反应机制。
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村消费者的搜寻信息能力和议价能力，强化市场主体意识，切实提高农村消费者维权意识，建立一个囊括经营者、消费者和监管者的完善的市场主体制度。
（三）国家宏观调控适度关注农村
当面临通货膨胀时，政府的宏观调控要城市、农村两个市场两手抓。稳定农村市场的消费品供给，特别是工业品的供给，开设针对农村市场供给的应急“绿色通道”，适当的时候要鼓励城市产品下乡，通过补贴的形式降低下乡产品价格。遏制农村的柴油、汽油、摩托车、汽车的价格过快上涨，特别是调控好农村医疗、通信、教育等垄断性行业的价格，防止价格过快上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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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文化差异篇7
(一)城乡教育过程中的不公平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在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教学方法和科技上的引进等各方面，城乡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农村面临教师资源缺乏，学校条件艰苦等一系列问题。我国倡导大学生去支教，然而，这毕竟只能是一时的办法，不能解决长久问题。城市中的学生接受更先进的教育、享受更优秀的教师团队的教育、丰富的学习资料和高科技的学习工具等，农村的学生想要享受如此待遇则需要付出更大的艰辛与努力。
(二)城乡教育的选拔结果上不公平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许多农村学生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拼搏，在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然而，在择校问题上又面临了不同的境域。许多地区实行地区保护政策，报考分数均有户籍限制。由此，要想与城市的学生进入共同的大学，农村学子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教育结果上的公平要求达到学生的学业上实质性的公平，教育质量上和目标层面的均等。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
二、文化视角下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归因
经济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没有在实质上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因此而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问题如不解决最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违背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原则，威胁社会的稳定。因此，寻求造成不公平的原因，想出解决办法成为目前面临的重要难题。近年来，研究此方面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各学者分别从经济、政策、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探讨。其中文化因素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部分，在文化方面，根据环境的不同，有学者按照家庭文化、学校文化、社会文化视角进行剖析。总体上来看，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等都影响着我国教育的现状。文化对城乡教育的影响重大，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教育事业全面的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文化因素。
(一)传统文化对我国教育公平的影响文化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表现在思想、行为、认知等各方面。首先，总体上看，在研究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文化根源时我们不难发现，在传统文化中教育理论相对薄弱。以儒家、道家、法家等为首的传统思想中，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尤其孔子的教育思想更是传延至今，“有教无类”的公平教育思想，尊师重道的和谐师生关系等一系列思想对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然而，纵观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公平思想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其次，具体而言，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状态之中，文化传统中等级制度分明，讲求秩序的同时忽视了公平的重要性。受缺少民主的文化传统影响导致我国城乡教育中本身就缺乏公平意识。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制度，尊重权威思想与现代文化中提倡的自由、民主之间存在差异，尤其是传统文化强调的伦理道德、修身养性促使国人养成了保守、忍耐的文化理念。
(二)城乡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城市与乡村由于处于不同的文化生活圈，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大不一样。受不同的地理环境、乡土人情、生活环境等的影响，二者的差异和异质性特点是形成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的现实原因。无论是城市文化还是乡村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丰富内涵，二者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城市文化具有崇尚理性、重视革新、思想开放的特点;乡村文化中有着较强的风土人情气息，思想保守，重视经验的特点。与城市文化相比，乡村文化中更富有传统文化韵味。城市中以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主，农村以农业为主。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远远快于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高新技术的率先使用，与城市相比农村发展相对缓慢，城乡差距并没有得到真正缓和。相反，农民成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近年来由于机械化的使用、生活来源单一、收入较低的农民纷纷进入城市。农民工群体大量涌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支持;另一方面，出现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困难的尴尬局面。与城市居民的不公平待遇，塑造了农民是弱势群体的心态。由此产生的城市文化优于乡村文化，处于文化之中的农民学子将自己划分为劣势的一方，成为“心理弱势者”。
(三)家庭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从结果上看，城乡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城乡学生所处生活文化环境的不同。在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中，家庭、学校、社会是个体发展面临三个重要环境。城乡教育公平问题受到家庭文化、学校文化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家庭是个体生存发展最重要的环境，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农民进城务农人数的增加，农村中留守儿童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有的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一次，家庭教育的缺失，儿童对亲情的渴望导致许多问题儿童的出现。在农村，辍学现象严重，许多子女失去学习兴趣，还没有成年就加入了进城务工的队伍。从长远上看，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着我国教育的发展和城乡差距的缩小。
(四)学校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学校文化影响学生的发展，教育资源是影响教学效果的第一资源。我国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全国城镇初中生均经费3479元，农村初中生均经费2190元，相差1269元。农村初中生均经费仅为城镇初中生均经费的60%;全国城镇小学生均经费2855元，农村小学生均经费1847元，相差1008元。农村小学生均经费不足城镇小学生均经费的70%。教师的城乡配置状态也不容乐观，中小学特别是农村学校总体上仍然存在教师编制过紧、年龄结构老化、学科结构不合理、教学水平偏低等问题，尤其是英语、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心理辅导等方面的师资缺乏。
(五)社会文化对城乡教育公平的影响长期以来，城市和乡村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农村公共财政投入严重缺失的体制原因。国家财政对农村文化教育信息建设无力顾及，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低，并且文化投入偏重于城市。社会文化更多体现的是精英文化主导的主流文化，而这种主流文化更多以城市文化价值观为主导，乡村文化价值观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位置。比较而言，城市文化能够较快吸收、体现、适应社会文化，而乡村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反应相对迟缓，往往呈现出与社会文化的种种不适应。如农村学生从学校转入职场所需转型时间比城市学生明显偏长，适应社会能力明显偏弱。
三、结语
城乡文化差异篇8
关键词：海口市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机制
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理的各种组织制度、经济关系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王彩红，2011）。目前，国内学者对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一定研究。总体上看，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尚无统一的认识和范式，研究城乡一体化驱动力是当前城乡一体化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主要是城乡间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差异引起的，城乡间这种具有级差特性方式必然在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作者引入经济极差、社会级差和生态级差的概念并诠释其在海口市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海口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
根据2011年海口市统计年鉴，海口市幅员面积2304.84km2，其中已有城市建设用地（建成区）面积363km2，城市规划建设面积1304.8km2；农用地（郊区）面积1756km2；未利用土地面积153km2。户籍人口150.86万，其中非农人口89.77万，农业人口61.09万。全市共辖4个区、24个镇，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城市。
利用以上数据可计算得海口市：
数据表明海口市目前59.51%的城市化率相对于我国平均51.3%的城市化率（同期我国城市化率为51.3%）要高8.21个百分点。我国多数城市学者研究指出：介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的城市化率水平不宜太高，应该以60%左右为宜（杨荣南，1997）。目前海口市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9.51%，表明海口市近年进入并正处于城乡一体化阶段。该数据指标使海口市的城乡一体化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另外，海口市的土地城建率只有15.75%，远低于与城市化率相适应的水平，但海口市目标规划的土地城建率为56.61%，该数据与城市化率相适应。即政府在规划方面无形之中为海口市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推动力。
海口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实证分析
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主要是城乡间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差异，城乡间这种具有级差特性方式必然在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将推动海口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因素概括为三个，即：经济级差（主要是城乡居民之间的经济矛盾）；社会级差（主要是社会背景、户籍制度、文化差异、亲缘关系等）；生态级差（主要是资源、环境等共享矛盾）。
（一）经济级差动力分析
追求经济利益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化过程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财富的积累直接加快城市化的过程，吸引着大量人口迁移进入城市，城市的集聚力或是向心力导致人力、资源、资金涌入城市，而郊区依然缓慢地发展着自给自足的农业。这种现象可由弗里德曼的中心-理论和郝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理论得到很好的解释。笔者重新审视城市化演进的序列，如图1所示。
显然，图1中，在0-3时间段内，城乡关系表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城乡分割、对立严重，尤其在经济方面，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居民各经济指数差距明显。笔者摘录了海南建省1987年和2000-2011年共12年的某些代表海口市城乡经济级差的数据指标（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年份海口市乡村居民的年可支配收入都不及城镇居民的1/2。几乎所有年份海口市乡村居民的年消费额都不及城镇居民的1/2，有些年份甚至不及1/3，海口市城乡居民存在明显的经济矛盾。
由表1数据，笔者计算出反映城乡协调发展能力的指标：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度系数S和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系数m（紫蕊，2006），计算出海口市的S、m值。其中：
（1）
（2）
式（1）中S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度系数，S1为乡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S2为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式（2）中m为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度系数，m1为乡村居民消费水平，m2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S、m值越大，收入、消费差距越大，经济级差就越大。分别计算海口市1987和2000-2011年的S、m值，计算结果为：
S87=0.296S00=0.516
S01=0.544m87=0.397
m00=0.506m01=0.533
S02=0.612S03=0.608
S04=0.602m02=0.667
m03=0.694m04=0.613
S05=0.607S06=0.612
S07=0.627m05=0.604
m06=0.613m07=0.604
S08=0.632S09=0.630
S10=0.631m08=0.619
m09=0.517m10=0.646
S11=0.638m10=0.640
以上数据从宏观上看，S、m都有增大的趋势，特别是相对于建省前，说明城乡经济差距在扩大。其中S、m在2002年后都大于0.6，两者都属于差距偏大。
再融合学术界常采用的恩格尔系数来反映海口市城乡居民经济差异：
恩格尔系数e：指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支出的百分比。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e大于59%为贫困；49%
数据e显示：建省前，城镇居民生活接近贫困，但分配高度均衡。随后恩格尔系数呈下降的趋势，2007年达到39.0%的水平（接近富裕），但随后又逐渐上升，总体上来说，城镇居民现阶段基本处于小康水平（见表2）。
根据相应年份统计年鉴数据2005年海口市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2.8%，2010年为51.1%，2011年为49.9%，总体上来说，乡村恩格尔系数有下降的趋势，现阶段处于温饱的水平，但是城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e值差值仍然较大（2005年差距8.7%，2010年差距9%，2011年差距6%），这说明海口市城乡居民的经济差距仍然偏大。
经济级差综合分析与结论：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度系数S、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度系数m和恩格尔系数e在近些年都处于一个较高水平，所以有理由推断海口市城乡经济级差在近些年达到峰值，城乡分割和对立的矛盾在经济方面比较尖锐。在收入和消费不平衡的情况下，难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然会从差异的高峰缓降下来，扭转城乡严重割裂的现实，寻求更持续协调的发展之路。此峰过后海口市进入城市化序列的第四阶段――城乡融合，即城乡一体化阶段，这和笔者前面所述“目前海口市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9.51%，也就是说海口市近年进入并正处于城乡一体化阶段”结论相吻合。充分的数据表明海口市在经济级差的矛盾动力推动中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所以由经济级差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充当着头号角色，没有经济的保障，城市化不可能顺利演进；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城乡一体化便开始客观地进行，而其中的动力之一就是经济发展到城乡经济级差达到某一峰值时隐性或潜在的驱动力。
（二）社会级差动力分析
1.海口市作为经济特区所拥有的比较优势。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社会级差。海南建省十年后的1998年对比建省前夕的1987年，全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倍，年平均增长18%，当年GDp占全省的25.1%。增幅比全国大多数非经济特区和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多个百分点。社会级差中，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间接决定了城市化模式的多样性，海口市城市化模式类型在我国特殊的政策制度下属于“自上而下”型城市化，海口市在国家的支持下，直接推动着海口市的城市化，而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直接推动城市化便是间接推动城乡一体化。
2.户籍制度改革的驱动力。海口市城乡一体化进程，户籍制度方面的改革作出了很大努力，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海口市一方面努力将符合转成城镇户口的乡村农民尽快转入城镇，减轻了农民的压力和负担，提高了农民的信心和积极性；一方面努力促使城乡户口的平等，积极推动了城乡一体化的顺利进行。
3.海口市发展潜力分析。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除了现实指标，还有一些潜在的指标，这些潜在的指标在不同城市有不同的潜力，推动力自然也不同，因此，在发展潜力方面也存在社会级差，比如人口素质。这些在推动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方面会发挥很大的动力作用。下面就人类发展指数（HDi）对海口市发展潜力加以分析：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概念，它是由1岁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项指标计算得出；它反应的是某一地区的综合人口发展素质，间接指示该地区的经济、生活、教育等综合发展潜力；HDi计算方法是（国内）：在一个国家内，找出上述三项指标的最大值maxXij和最小值minXij，然后把需计算的地区的3项指标数值Xij代入以下公式（3）、（4）计算指数iij，可得出3个指数i1j、i2j和i3j：
（3）
（4）
其中HDi高于0.8为高人类发展水平；0.5
计算结果：i1j=0.154、i2j=0.071、i3j=0.616；则海口市HDi=0.720。
同期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HDi=0.768。海口市的HDi结果显示海口市人类发展指数在全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范围里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综合人口素质发展水平略低。前面已述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其基本条件就是要较高人类综合素质的支撑。海口市的这种略低的人类发展水平还不够支撑城乡一体化所需的必要动力。但是，动力是演变的，只是要综合提高人类发展指数所需的各项指标，这种动力必然会在海口市发生作用，而且这种动力的作用将是巨大的。
4.海口市拥有的“亲缘”关系。这里主要指与华侨的亲缘关系而引发的多种关系。海南省是我国三大侨乡之一，这种与华侨的亲缘关系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其它多数省份不可多得的优势，这势必产生新型的社会级差。华侨在家乡的贡献涉及经济、文化、教育多个方面。“亲缘型”社会级差在海口市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是一种新型的驱动力，必然加以考虑。这种亲缘关系可归结为三类：血缘、地缘、商缘（何鉴，1999）。海口市拥有的“亲缘”关系与其它多数省份产生的社会级差在推动海口市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将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三）生态级差动力分析
1.城乡生态级差概述。城乡二元结构中，城市在经济、文化、政治、消费水平等方面占据主导优势，而在自然风光、环境资源、生态关系方面乡村占据绝对优势。城市和乡村之间因此存在着生态级差的矛盾。城乡的生态级差是一种逆向的极差，在城乡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促使城市居民迁移到乡村，于是出现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这就是城乡一体化过程的雏形或前奏。以上分析表明，生态级差是城乡一体化过程的驱动力。
2.海口市生态建设情况。海南省在生态领域的优势被大众所公认，加上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清醒认识，生态级差在海口市没有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海口市在生态建设方面的成就一直受到高度关注。1998年底，中共海南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建设生态省的战略决策；1999年初，国家环保总局批准海南为全国第一个生态示范省。笔者汇总了近些年海口市市区与乡村几项生态建设指标，如表4所示。
目前中国城市绿化覆盖率为31.66%，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6.5m2。表4显示：2005-2011年期间海口市绿化覆盖率平均为35.36%；在人均绿地面积方面，2005-2011年期间海口市人均绿地面积达到9.77m2的高水平，2011年，市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2%，人均绿地面积12m2，基本形成城在绿中、城在花中、城在水中的生态城市格局；在郊区，到2011年底，全市已建成文明生态村1315个，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62%，远远高于全省51.2%的水平，形成了良好的乡村生态文明。以上数据表明，海口市在市区和郊区都把生态建设放到重要的位置，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双赢局面。可见，生态城市的建设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海口市城乡一体化方面提供了驱动力。
结论
本文首先介绍海口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然后阐明海口市城乡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经济级差、社会级差和生态级差，并且三种动力机制是有先后的演变顺序的，即城乡一体化的演进机制是先有经济级差，再介入社会级差，最后融入生态级差，三种动力融合其它子要素和系统产生一个巨大的合力，即城乡一体化动力系统合力，共同推动着海口市城乡一体化的顺利演进及和谐发展。
在介绍的三类级差中，城乡收支差异、经济特区比较优势、户籍制度、生态建设是海口市城乡一体化动力的基本微缩因子，对海口市城乡一体化影响程度高。因此要统筹全市经济发展，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加强中心镇、卫星镇建设，以点带面，带动全市经济发展，全面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加快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要利用好特区政策优势，创造出最具活力的发展环境，提高吸引力和竞争力。要完善户籍制度，为群众的自由迁徙创造条件。要构建生态城市，加强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发展。
政府是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者，应了解城乡一体化的客观过程，认清其动力机制，同时采取必要手段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海口市应抓住国际旅游岛建设重大历史机遇，加强城乡统一规划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模式，争当城乡和谐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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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文化差异篇9
【关键词】城乡教育差距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发展差距呈现拉大趋势，这种二元的对立局面是制度运行的结果。作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同样出现差距拉大的局面。无论是质上还是量上，城市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农村教育水平，这种问题的严重性需要得到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积极制定相应措施，以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教育上的差距，促进城乡发展融合。
一、城乡教育差距的现状
我国城乡教育差距一直存在，随着近些年经济的发展，使得城乡在经济上的差距直接导致教育上的差距更加拉大。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把农民稳定在农村，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极大限制。在二元户籍制度基础上产生了二元管理体制，“使生活资料供应、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财政投资等制度安排全面偏向城市，使农村在基础设施、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不足，造成农村和城市在经济、生态、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差距越显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与城市教育差距不断拉大。
据统计，从1981年到2005年之间，城市全年消费中教育的投入从最低的33.84元到最高的902.28元之间徘徊，教育投入比从最低的7.18%到最高的14.96徘徊。而同期的农村全年消费中教育的投入从最低的5.48元到最高的246.38元，教育投入比从最低的2.21%到12.17%之间徘徊。可以看出，城市的教育投入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远远高于农村。
二、城乡教育差距的原因
（一）政府教育投入差异
教育是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投入，显现出政府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偏好。自从建国后，在教育上的政策或者投入，无疑大多是偏向城市的。城市往往成为教育政策或者教育投入的第一受益者。农村少有在教育政策或者教育投入上的享受。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为了改变农村教育的落后状况，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出台了“一费制”、“两免一补”、“免费义务教育”等一系列政策，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虽然农村教育因为上述政策的受益有很大发展。但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教育差距仍然很大。农村的教育进步，只能是与自身的过去相比，但是与城市的同期相比，总是远远落后。这种怪圈的产生，无疑是政府在城乡教育投入差异的结果。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教育对于个人来讲是一种消费品，消费的差异在于个人对这种消费品的支出。教育对于生存来讲，是非必要消费品。它的需求在于人们是否解决了生存问题的前提下。在没有解决生存问题的前提下，人对非必要消费品的消费意愿呈现出很弱的状态。
农村与城市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直接导致了两者在教育支出上的差异。往往农村居民的全部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生存性支出，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生活性支出。相反，城市居民的支出中生存性支出所占比重较小，生活性支出所占比重较大。这也是造成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最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的保障水平一直以来低于城市，使得农村居民对于未来风险的抵抗能力大大降低，农村居民为抵抗未来风险，防患于未然，不得不拿出收入中的一部分作于保障资本。而这于教育上的投入更是雪上加霜，捉襟见肘的教育投入成了普遍的现象。刘云忠在对我国城乡居民教育投入与城乡教育差距的关系之间做了相关研究，得出相关结论：我国当期城乡居民教育投入差距对数值的系数为4.0%，这意味着当期城乡居民教育投入差距每提高1%，将使当期城乡教育差距扩大约4.0%。可见我国城乡居民教育投入差距的扩大对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有着显著的影响。
（三）城乡教育观念差异
人的思维具有经验性，经验影响人的行为。这种现象在社会学领域内称为刺激――反应命题。当社会行为者在某一行动中受益后，如果下次有类似情境，行为者个人将更加积极地采取行动。同样的，当社会行为者在某一行动中受损后，如果下次出现类似情境，行为者个人将极力避开而采取相反的行动。教育作为一种隐性的人力资本，人们很难立马可以看出教育的成效。教育不是立竿见影的纯经济投资，而是一种长远的、见效慢的投入。
城乡教育差距的存在，也与城乡的教育观念相关。很明显，城市比农村在教育上的观念更为积极。这种积极也将促进城市居民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两种因素的扩大，自然而然就加大了城乡之间教育的差距。
三、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践必要性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衍生概念，也即是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下位概念。所以首先要清楚城乡一体化的具体的内容和深刻含义。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从而把推进城乡一体化作为了国家发展战略。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问题首次提上政治日程，从而开启了城乡一体化实践的大门。城乡一体化的提出，是城乡综合发展的差距所引起的。在城乡发展差距（以经济为主要差距）日益明显的今天，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关注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促进城乡平衡发展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褚宏启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城市与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有机结合，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相互依存、互补融合、协调发展的城乡关系，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朱志萍.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变迁与城乡一体化[J].软科学，2008，（6）.
城乡文化差异篇10
关键词：《我们夫妇之间》；《霓虹灯下的哨兵》；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政治伦理；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218?05
一
《我们夫妇之间》以下简称《我》）是一部毁誉参半的作品[1]（11），作者萧也牧因《我》而备受争议，也因《我》被错划“”含冤而死。①《我》成为当代文学史不容回避的文学与政治事件。细读《我》，可见文中的“我”（李克同志）和妻子（张同志）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无不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屑小事，而这种种矛盾都是随着二人进城而不断产生的。原本“我”与妻子在乡下是“静穆、和谐”的，但是随着我们进了北京城后，“我们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1]（165）那么到底进城给原本和谐的夫妇之间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使得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呢？让我们先来看小说的开篇：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1]（165）
小说首节就描述了我们夫妇之间的“出身”的“差异”。妻子是贫农出身，而且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妻子根红苗正，实则是一个工、农、兵的混合符码，是工农联盟的一份子；而反观“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则显得暧昧不清。知识分子应当属于工人？还是农民？虽然他们只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那么“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最终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2]（89）但是他们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显然是需要前提的，那就是坚持工人阶级立场，并且只有“绝大多数”才享有这样的优待。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知识分子需要依附在其他阶级身上方可获得合法性。这种“弱势”地位使得他们总有点自信心不足，并且时刻要提醒自己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否则一不小心就沦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的对象。即便他获得了“干部”的身份，也不能改变其阶级属性，况且“我”还只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差异指向的是彼此阶级归属的不同，在这一差异视角之下的城市也逐渐游离于日常生活方式本身，而被赋予了阶级的色彩。在妻子的眼中，城市“男不象男，女不象女！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得）！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头发象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而在“我”看来，“这就是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妻子“看不惯”的其
收稿日期：2012?09?04；修回日期：2012?12?16
作者简介：冯波（1976?），男，河南焦作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实是城里人“他们干活也不？哪来那么多的钱？”[1]（167），其对于城里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的认知基础是城里人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并因之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即城里人的阶级归属②；反观“我”则对城里人的体认与阶级意识无涉。如此看来，我所感到的“差别”与其说是感情、爱好、趣味的差异，倒不如说是彼此对于城市解读的龃龉。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基于城市日常生活方式层面的认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正解，而是被纳入到妻子观照城市时的阶级视角下予以检视。由于知识分子在阶级归属上的“先天不足”，“我”的认识自然被认为不够深刻，缺乏说服力。甚至“我”对城市日常生活方式的认同，也是源于思想深处依然保留的“一部分很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1]（182）在作怪，而妻子对于城市起初的拒斥则是阶级“本”色的体现。乃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更是被同质化为对城市日常生活方式的征服改造。恰如张同志所质问：“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1]（169）征服与改造成为解决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的手段与途径，城乡差异也悄然转变成了阶级的对立与冲突，即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首要任务是对社会成员进行阶级身份的确认，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3）当城乡差异与革命、政治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并通过城乡日常生活方式的形式来赋予道德的优劣时，基于本体意义的城乡差异就成为了一种政治伦理。于是，在政治伦理的遮蔽之下，《我们夫妇之间》的城乡差异叙述成了阶级斗争的图解，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向工农兵的忏悔录。
然而可贵的是，萧也牧并未止步于展现阶级差异的显豁，而是注意到张同志对城市生活从完全排斥到部分认同的转变历程。“妻子”不仅开始和那些擦粉、涂口红、“头发像个草鸡窝子”的女工亲近，而且自己也买了旧皮鞋在集会、游行等场合来穿。“妻子”的转变是对城市日常生活方式的部分认同和接受。然而，这并未在文本内外获得恰当、合理的话语支持。康濯在《斗争生活的篇章》中，回忆了《我》被多次要求修改，甚至被有意误读为生活作风、思想品质乃至政治问题的遭遇。《我》最终没有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作者的罹难成为阶级斗争惨烈而反讽的注脚：李克和萧也牧在文本内外都完成了“改造”。对《我》的批判的不断升级显示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以的方式试图规范僭越的个人意志，不断建构稳定的政治阶级话语的企图。在这一目标的有意识地策动下，对于城乡日常生活方式的切“身”体验成为了不同阶级意识的分野。同一的政治现代性目标掩饰了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苍白的政治正确取代了文学的日常生命力。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二日，康濯对《我》依然有些语焉不详：“发表的初稿记得确有过缺点，主要是对工农干部个别地方似略有丑化，对知识分子干部一二细节的点染也或有过分……”[1]（13）显然“工农干部”、“知识分子”的阶级差异并未因“拨乱反正”而退场。
二
如果说《我》在阶级斗争话语的规约下还试图彰显城乡日常生活差异的话，那么，九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以下简称《霓》剧）则把城乡差异展演成一幕惊心动魄的敌我斗争，城乡日常生活方式的差异已经彻底被与被的阶级斗争关系所取代。在特定的政治历史语境中，《霓》剧甚至成为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精神的图解。③相对于《我》的被批判，《霓》剧却名噪一时，演职人员受到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想来也在情理之中。④
《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剧名本身就隐含着城乡差异的在场。在解放前参军入伍的多数是乡下赤贫的农民，霓虹灯下的哨兵实际就是在城的乡下人。霓虹灯是现代都市的缩影，哨兵是站岗放哨的战士，担负着观察敌情、安全保卫的重要职责。战士本应在战场杀敌，却为何在和平繁华的都市站岗？作为城市卫士的战士显然在提醒着观众/读者：千万不要以为城市已经太平无事，敌我斗争仍然存在，我们要像哨兵一样无时无刻都要擦亮眼睛。一言以概之，“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于是，作品中城乡日常生活方式的差异被裹挟在尖锐的敌我矛盾中展开。开场舞台的布景便是一幕幕耐人寻味的差异图景：在炮火中若隐若现的百老汇大楼和江海关大楼、《白毛女》的演出海报和美国电影《出水芙蓉》的广告等。百老汇是城市娱乐的代码，江海关大楼显示着都市经济的巨大成就，《白毛女》与《出水芙蓉》的演出广告则折射着日常休闲生活的一角。《白毛女》的乡下想象与百老汇、江海关大楼的现代城市空间构成的城乡差异；《白毛女》暗含的新生政权的合法性与《出水芙蓉》隐喻的美帝威胁构成了残酷的敌我对立，二者在“隐性战争”的特殊背景下被并处杂糅成为一种新的差异叙述。
在第三场春妮来看望丈夫三排长陈喜时，这一差异被推向了高潮。陈喜进了大上海后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买了花袜子、喜欢拿着小镜子梳头。尤其是当春妮给他塞鸡蛋时，他嫌弄脏了军服，而当春妮拿手绢给他擦，他又嫌春妮手上有味儿，手绢上有了腥味。陈喜对春妮嫌弃无不与城市扯上了边儿，是大上海“这股资产阶级的香风吹进了骨髓”，[4]（49）是阶级意识发生了动摇，是面对“糖衣炮弹”时思想深处的“发霉变质”。老布袜与花袜子的区别不再是质地优劣的差异，而是资产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尖锐对立。陈喜一把将乡下质朴的棉线扯断，不但是试图斩断乡下人身份羁绊的象征，而且也是失去革命根本（团结劳苦大众）的隐喻。一个进城后被城市现代生活方式深深吸引，进而遭遇情感危机的乡下人，被改写成一个失去艰苦朴素作风、忘记敌我斗争，被资产阶级（敌对阶级）腐化堕落的典型。这在新生政权创立之初，显然是需要格外警惕的。因为来自阶级内部的“堕落”对统治阶级政权的危害显然更大。那么如何拯救这些暂时的迷途者呢？在战争的语境中，卡里斯玛化的集体塑形实践自然更为便捷有效。曾经的战争英雄（陈喜、赵大大）、英雄的接班人（童阿男），再次剥离了城市日常生活方式（资产阶级意识）完成了英雄化。战争意识形态以英雄的名义，完成了对人性的全面覆盖与胜利。陈喜意识到了自己的“变质”，实际是意识到敌我斗争的严峻，意识到哨兵政治斗争敏锐性的退化。乡下在艰苦朴素、政治觉悟、劳苦大众等语词掩护之下，成为高蹈的革命性的所指；而城市在老七、老开、曲曼丽等敌特的涂抹下成为肮脏、危险的“战场”。城乡差异成为强烈农民文化记忆的革命性（乡下）与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城市）的反动性之间的差异。
既然城乡日常生活方式的差异已经成为敌我阶级的对立，那么，对于这些全副武装的乡下人而言，同张同志的目的一样，他们进城就是要改造它。所不同的是《我》中被阶级斗争所遮蔽的城乡差异，再次被战争意识形态以更残酷的“去城市化”的方式所替代。对这种城市物质现代性清理地越彻底，就越能够深化“拒腐蚀，永不沾”的社会主义改造主题。在《霓》剧激烈惊险的情节冲突中，日常生活已然十分寡淡，而斗争意味日益浓重，城乡日常叙述越发凸显紧张感。那么，日常生活方式的差异是否已被暴力（革命）强行消解而荡然无存呢？事实远非如此，在根据《霓》剧改编的电影文本中⑤，城市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仍然无法回避：穿着西装、旗袍的行人，报童叫卖的美国life画报，连长背后的橱窗里摆着“maxFactor”（蜜斯佛陀）的化妆品，剧院放映的是好莱坞电影，军营窗外飘来的嘁喳作响的爵士乐和忧郁的钢琴奏鸣曲，头顶的霓虹灯闪烁的“派克”金笔广告，小商店里花花绿绿的糖果，街头公共汽车上“无敌牙膏”和“美丽牌”香烟的招贴……这种城市物质现代性的在场成为另一种反诘：任何试图完全消灭城市物质生活与感性细节的社会改造方案都是不现实的。
从《我》到《霓》剧，日常生活方式都失去了它的本体性、本源性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阶级的对立，甚至是敌我矛盾的极端化展现。《我》从负面呈现了国家意志如何规约话语的形成过程，而《霓》剧则更为直接地要建立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迫不及待地为这种国家意识形态保驾护航。虽然两部作品的城乡差异呈现都是一种政治伦理，但是从历时的角度看，我们分明感到了统治阶级话语控制的紧迫。城乡日常差异叙述也日益成了一种功能结构和一种压迫机制：城乡日常生活方式的差异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不断涂染上政治、阶级、革命的色彩，招募着每一个具体“主体”的“个体意识”，使之成为“他自愿接受的观念”。[5]（36）
三
虽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以政治伦理的方式试图遮蔽/替代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的显豁，但阶级话语与战争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掩饰城乡差异性状。
上世纪80年代初，陈奂生睡在招待所里的一张软床再次激活了乡下人对城乡日常生活方式的差异认知。[6]（22?29）首先，城市的富有与乡村的贫困在陈奂生对五元钱的精打细算、在城市住宿一夜等于两顶帽子的简单等式中一览无遗。帽子是乡下人的“头”等大事，在城里住宿一夜则显得颇为奢侈。在招待所住宿一夜的代价竟是剥夺了乡下人对基本生活的需求。乡下人维持生活的艰辛与城中享受一夜并不能划上简单的等号，等式的不等正是差异的在场！其次，“软床”彰显的物质现代性唤醒了乡下人对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的意识。软床与乡下的炕头、板床相较，不仅是物质本身质地的差异，而且也代表着一种异己的生活方式：舒服、惬意而享受的城市生活旨趣。无论是陈奂生之于软床，[7]（56?69）还是盘青青得到的收音机、香皂、雪花油、牙膏、牙刷或是香雪的铅笔盒，[8]（37?43）乡下人与其说是对城市现代工业产品艳羡，倒不如说是对城市现代生活方式的期待。最后，陈奂生的“身体”成为了体认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不可或缺的重要解码器。陈奂生对软床与沙发的感受正是经由肌肤作为媒介逐渐扩及全身乃至心灵深处的。但是在强大的国家话语权力之下乡下人“体认”城乡差异的方式却往往是滑稽而悲哀的。沙发是弹簧和布匹、皮革、木材的有机结合，正是由于弹簧这个工业文明符码的存在，沙发得以高傲地显示着对于农家板凳的优胜。虽然乡下人将身体一次次重重压下去，但是沙发的弹簧却可以进退自如地消耗着乡下人的鲁直与颟顸。沙发依然坚挺，而乡下人已经干瘪！沙发成为了真正的施暴者，折磨着乡下人在工业文明中尚存的质朴与无知。陈奂生对沙发的滑稽“报复”是乡下人在物质差异性状之下精神的突围与努力。对沙发征服的徒劳，一如城乡差异的根深蒂固难以撼动。软床、沙发虽然并没有真正让陈奂生的身体感到舒服与惬意，但是城乡差异还是藉由肉身而升华至乡下人的精神灵魂层面。城乡差异回到了不同身份的生命的“生”的个体差异；回到了李克同志对北京城市生活的真切体验；回到了陈喜对上海的新鲜而不适的日常生活层面的审视。换言之，个体生命终于得以在“身份”中脱“身”，重新在城乡差异中寻找自我身份的认同。
然而我们注意到，乡下人对物质的现代性体认虽然开启了城乡差异想象的空间，但同时也局限了乡下人对现代性内涵的认知。陈奂生对软床的体认就是发生在“招待所”这个特殊的意识形态空间之中。招待所作为单位的附属机构是依托单位而建制的空间形态，没有“单位”的乡下人如何被城市“招待”？作为招待所背景的“单位”不但以巨大的约束力制度化地加固着城乡差异，而且以意识形态的编码方式规约着乡下人之于城市的可能言说方式。换言之，乡下人在现代性背景之下的城乡差异认知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语境中展开的，乡下人对城市日常生活的物质空间乃至精神空间的争夺仍不能摆脱“招待所”式话语体系的束缚。乡下人虽然已经亲“身”进入了城市的内部，但是在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中依旧“身”不由己。
如果说陈奂生、高加林、香雪等进城的乡下人的肉身，在进城初期尚且还能执拗地保持着自身的独立与自我支配的权力的话，那么延至当下，金堂的双腿[9]（98?104）、五富的尸身[10]（4?157）、细满的半截舌头[11]（4?26），这些残破的身体则不幸地成为城乡差异所撕破、宰制、征服的必然结果。这固然跟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城乡意识形态相关，但尤其应当看到的是，乡下人健全/残缺的身体依然是“驯顺的身体”（docilebodies）。⑥虽然“生理的身体”在历史、权力的缝隙里已经复苏，然而“社会的身体”并未觉醒⑦。原本被政治伦理所遮蔽的个体对现代性的体认，再次以身体为媒介衍生出美/丑、健康/病态、活力/衰败等彼此对立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实质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他者化与乡下人自我的他者化。他者化的伦理价值判断将城里人与乡下人心理距离推至两极，即凝视与仰视的不平等的心理落差。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对视形成了荒诞的错位，凝视与仰视的目光永远不可能在平视中汇合，不能平视的目光必然会在彼此背后留下一个黑影，换言之，无论是凝视抑或仰视都无法照亮彼此背后那个巨大的主体黑洞。也正是因此，进城的乡下人方才脱身于政治伦理的遮蔽却又再次遭遇了“身份”的迷茫。一方面“他承认他是个乡巴佬，他也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一个半真半假的城里人，他对这是绝对没有非分之想。”[12]（82?92）他们并不奢求成为城市文本之一页，而仅仅将城市作为获得便宜之利的场域。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努力证明自身已是城里人身份的合法性。他们或在长安街接吻[13]（25?48），或如陈太学们回乡摆阔，以示改变了脸面。[14]（2?38）然而，在乡下人的内心深处或是如老胡般无法突破自身的乡下人原罪感的心理障碍，[15]（180?187）或是像子午出卖灵魂的道德代价换来一夜暴富。[16]（22?52）而能像阿霞那样真正在城市中获得自我身份认同的进城乡下人恐怕也只是个案。[17]（4?18）当下进城的乡下人显“身”于城市日常生活，却又陷“身”于身份认同的泥淖，其根源还是在于自身主体性的阙如和对城市现代性的误读。当然，城里人以物质的现代性作为将乡下人他者化的条件与理由，并与乡下人的人格逻辑嫁接，同样也是对现代性的误读。这种误读不仅使得城里人与乡下人都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也使得城乡融通、融合之路更为艰辛，而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所必然要经历的阵痛。
从《我们夫妇之间》、《霓虹灯下的哨兵》至当下的“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城乡差异想象逐渐艰难地剥离国家、阶级、民族巨大话语的遮蔽回到日常生活本身。文学得以重新聚焦现代性冲击下中国人的精神镜像，并成为对当下社会、历史的一种可贵的发言方式。诚然，当进城的乡下人终于得以堂皇而真诚地来叙述一个个在城/乡空间游走的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带有明显差异的主体叙述也考验着当下小说家的社会良知与道德自觉，叙事知识主体与身份立场确立了他们的叙述框架与出发点。小说家们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他们对现代化的认知方式、对当下中国乡下人生命体认的差异，在‘乡下人进城’这一对象的众声不一的叙述中不断得到印证。”[18]（110）
注释：
①“”中萧也牧以病弱之躯，饱受摧残。1970年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打死在河南“五七干校”，终年52岁。
②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③在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有“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黑体加粗字体，以示醒目。同时该书封面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岁”的标语设计。
④该剧作起初被认为是“毒草”，但后来在的关心支持下，终于得以演出。等中共最高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并给予了很高评价。
⑤1964年初，《霓》剧由王苹（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葛鑫导演，沈西蒙编剧，影片在南京路实地拍摄，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出品。当年全国各地话剧团竞相上演此剧，全国的电影院也是场场爆满，可谓“全国一片虹”。
⑥福柯关于“驯顺的身体”指的是肉体作为一种被规训的目标受制于某种支配技术，服从权力的操作服务于新的知识形式，这一运作通过一系列的真理话语的方式展开。
⑦人类学家道格拉斯（marryDouglas）认为，人存在两种身体：一是，“生理的身体”，二是，“社会的身体”。“社会的身体构成了感受生理的身体的方式。身体的生理的经验总是受到社会范畴的修正，正是通过这些社会范畴，身体才得以被认知，所以，对身体的生理的经验就含有社会的特定观念。在两种身体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多种意义的交换，目的在于彼此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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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ethicsobscurationandauthenticRestoredofDailyDifferences
innarrativeinCountrymanintotheCity
——toBetweentheCoupleandSentinelsundertheneonLightsas
thecenterofthediscourse
FenGBo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