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货币政策篇1
受到资本流入冲击
1993―2002年的10年间，中国新增外汇储备2,669．6亿美元，而2003-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累计达到5,774．2亿美元，较1993-2002年的总和增长116．3％。中国强劲的资本流入拉动了货币的快速扩张，而且至今为止尚未显现出消退迹象。尽管同期央行的对冲操作对冲了大部分通过结汇发行的基础货币，但是外汇结算的增加直接导致存款增加和货币乘数效应，因此也提高了银行的放贷空间。这就是所谓“存款”创造“贷款”。
近年来中国强劲的资本流入主要反映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盈余的迅速增长。2004年资本账户盈余同比增长110％至1，107亿美元，而2005年经常账户盈余同比增长134．2％至1，608亿美元。实际上过去几年外商直接投资保持稳定，2004年资本账户盈余大幅增长的背后原因是“其他投资项目”的异常增长――2004年“其他投资项目”增长至正的379亿美元，而2003年为负的58．8亿美元(表1)。在2004年的379亿美元中，有359．28亿美元为短期负债。
根据我们的研究，除了“净误差与遗漏”之外，“贸易信贷”、“经常转移”和“虚报出口结算”都可能是资本外流的渠道。过去，由于非法资本流动是资本流动波动的重要原因且较难控制，因此非法资本流动极受关注。目前，由于流动资本总量快速增长，因此，我们认为总体的流动水平应当同样受到关注。在资本流入快速增加的今天，政府除了要对抗资本流入之外，中国政府还应积极鼓励资本外流。
人民币进一步升值难以避免
与国内政策相比，我们认为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不断上升的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以及今后出现的调整最终将在全球范围内带来汇率的大幅波动。
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6％，吸收了对德国、日本、中国及全球其他盈余国家的累计经常账户盈余的75％。如果仅通过增加出口来平衡经常账户，那么美国的出口收入应较2004年提高58％。据相关的研究预测，美国贸易平衡的任何调整都会引发美元实际汇率的大幅变动。即使出现最温和的调整，为了使美国经常账户保持基本平衡，美元也需要贬值33％。作为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汇率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着来自于前者的多方面的挑战。另外，随着更多国家响应美国并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仍将面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或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压力。
自升值以来，人民币汇率日升值幅度可以达到300个基本点。在2006年4月27日加息之后，尤其是在法定准备金率上调之后，我们注意到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已较2006年1季度的水平有所扩大，在4月27日央行宣布增加存款准备金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曾经出现过一天超过160个基本点的浮动，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说明人民银行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之前规定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日浮动区间不得超过3％的目标。与此同时，即使人民币浮动区间扩大，人民银行也仍然可以在短期内相对控制升值的幅度。因此，除非国际经济或政治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否则我们将维持2006年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3％的预期。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能够对抗单向升值预期的“浮动”汇率制度。
应实施适度资本账户管制下的浮动汇率制度
面对强劲的资本流入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政府的着力点是尽可能鼓励资金外流，以减轻外汇储备面临的压力。资本账户管制的目标是形成双向资本流动，我们认为资本账户管制的最终放开将是金融自由化的最后一步。
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如果一个国家放开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资本账户管制，资本将由低利率国家流向高利率国家，资本流动将使该国难以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盯住汇率制度之下，一个国家实际上很难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放开。“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实现资本账户包括外商直接投资以及金融交易自由化”以及“盯住一种锚定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就是著名的难以同时实现的“不可能铁三角”。事实上，资本账户管制的放开经常与工业及新兴市场经济危机紧密相连，因此在开放资本账户管制的道路上，应该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以及循序渐进的方式。
大量资本流入是墨西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共同点(图1)。1983-1989年，平均每年流入东亚地区的资本总量为170亿美元，而1995和1996年分别猛增至950亿和1，010亿美元。但是这一趋势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转为净流出11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流入亚洲地区的资本主要是银行贷款。20世纪80年代初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期间，每年平均资本流动状况由1983―1989年的流出170亿美元转为1990-1994年的净流入410亿美元。受1994―1995年比索危机的影响，1995年资本流入减少至380亿美元，而1997年反弹至870亿美元。流入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资本主要是证券投资。简言之，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通常都会出现危险增加的迹象。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除了常规金融指标明显失衡之外，坏账和投资波动尤为明显。上述金融危机给予中国一定警示，应在资本流人大幅度增加的初期就要加强资本账户的管制并强化整体金融监管。
尽管一种货币实现全面自由兑换的主要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已为人广泛了解，但是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制度以及资本账户管制的放开实际上并非同时发生。例如，日本在1973年采取了浮动日元汇率制度，而资本账户管制则持续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本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但是该目标应当分步骤实现。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可浮动性应是我们第一阶段的政策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不能仓促开放资本账户的管制，还应该在某些方面加以强化。在美国开始通过美元贬值来调整双赤字时，浮动汇率制度与稳定的货币政策对于降低风险来说缺一不可。
人民币升值对价格体系的影响不会太大
有人担忧人民币的升值将引发中国发生日本式的通货紧缩。作为一定程度上的巧合，在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升值2．1％之后，中国的通胀也有所缓解。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增长都有所下降，并在人民币升值之后的几个月内一直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与升值(贬值)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各经济实体的情况不尽相同。从历史上来看，日本最易受到美元汇率变动的影
响，原因包括：美元是日本进出口贸易的计价货币，对其影响巨大；美国是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缺乏像欧洲货币体系那样的区域汇率体制；以及许多亚洲货币与美元走势同步――港币之前采用联系汇率制，而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与东盟国家货币也紧随美元走势。由于中国与日本及美国的情况都不同，因此我们认为其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应处于美国及日本之间。另外，本币贬值(升值)是改变相对价格结构的一种有效手段。整体来看，相对价格的变动发生在各商品及服务的层面。各行业的盈利能力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不尽相同，这取决于原材料及产品的可交易性。
独立的货币政策篇2
1998年，克鲁格曼(Krugman)[1]提出“三元悖论”，即一国只能在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完全流动这三个目标中实现两个，而不可能同时达到。如果资本项目开放，一国就只能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中选择其一：要实现汇率稳定则须放弃货币政策独立，要享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则须实行浮动汇率制度。1990年代，不少国家都开始放弃中间汇率制（或各种盯住汇率制），朝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的两极化方向发展。比如说：从1999年4月到2001年12月之间，实行固定汇率制（无独立货币，货币局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数目从45个上升到48个，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管理浮动，独立浮动）的国家和地区的数目从73个上升到83个（资料来自于《国际金融统计》1999、2000、2001年鉴与2002年10月期）。表明了各国和地区实行的汇率制度有两极化的趋势，而且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那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和地区能否获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本文试图以韩国、泰国、新加坡、香港等为研究对象，分析在资本项目开放下，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独立性间的关系。
2 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定义和模型选择
2.1 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定义
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定义有多种方法。衡量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一种标准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依据本国经济情况还是受到外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比如Clarida,Gali和Gertler[2]以及Ball[3]利用货币政策反应方程来检验oeCD国家的利率主要是由本国的两个缺口（预期产出水平和实际产出水平的缺口，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的缺口）所决定，还是受到外国货币政策决策的影响。
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另一种定义为外国利率对本国利率的传导程度和本国利率对偏离缺口的调整速度，本文主要采取这种方法。以Bertola和Svensson[4]提出的目标区模型为基础，该模型重要假设为无套补利率平价条件
附图
其中r(t)为本国利率，r[f](t)为外国利率，e(t)为汇率，e[·]为期望。目标区模型认为在目标区可信的前提下，允许本国利率暂时偏离外国利率。对于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关系来说，如果本国政策是可信的，而且货币当局（中央银行）主要依据本国经济情况（如通货膨胀率和产出水平）制定货币政策，那么一国汇率制度越灵活，就越能享有更多的货币政策独立性。
实证研究采用的模型为
附图
并用外国利率对本国利率的传导程度以及本国利率向长期均衡方向（本国与外国利率的长期关系）的短期调整速度来度量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高低程度。
2.2 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
为了分析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关系，最主要的就是如何表示外国利率对本国利率的长期传导程度和利率向均衡方向的调整速度。而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eCm)具有这样的特点：它既能描述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又能描述变量间的短期关系。
误差修正模型为
附图，向量β表明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中的各个系数（也即长期均衡参数）；而向量α则衡量变量向长期均衡方向调整的速度。
考虑到影响亚洲各国和地区利率的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利率，故将外国利率取为美国利率和日本利率，即模型(3)中的r[,2](t)和r[,3](t)。然后建立泰国、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和地区的利率（即r[,1](t))对r[,2](t)和r[,3](t)的误差修正模型。
模型中，长期均衡参数和短期调整参数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关系为：如果β较大，意味着美国或日本利率对该国或地区的长期传导程度较大，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较低，反之则较高；如果α较小（绝对值较大），则表示该国或地区应对美国或日本利率短期反应速度较大，即表示货币政策独立性较低，反之则为较高。
数据样本区间为1990年1月至2002年9月，所选取的国家和地区（泰国、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在这段时间内均实行资本开放政策。其中泰国和韩国在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后改变了本国汇率制度（从主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或管理浮动汇率制走向独立浮动汇率制）；香港实行货币局制度，而新加坡实行管理浮动制。
本文将从两个角度来分析泰国、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关系。一为汇率制度改变前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变化，如泰国和韩国。二为不同汇率制下，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表现如何，如香港和新加坡间的比较。表1为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所实行的汇率制度及其近年来发生的主要变动。
表1 部分亚洲国家汇率制度及主要变动
附图
资料来源：imF汇率安排和汇兑限制；各国中央银行。
3 数据与实证结果
3.1 数据
本文采用的利率为3个月银行间利率（货币市场利率）的月数据，来源为《国际金融统计》各期和各国中央银行网站。
由于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亚洲各国的利率变化非常大，出现了很多的异常值，因此把样本期分成两个时段：亚洲金融危机前（1990年1月至1997年6月）和亚洲金融危机后（1998年8月至2002年9月）。
3.2 利率的单位根检验
先对各国利率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表2 利率的aDF单位根检验
附图
注：**(*)表示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临界值参见macKinnon[5]；香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阶段的估计区间为1998.09～2002.09。
由表2，在5%显著性水平下，利率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除美国、日本利率的一阶差分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外，其余利率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可见利率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即为Ⅰ(1)。
3.3 协整检验结果
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检验泰国利率（韩国、香港和新加坡）与美国和日本利率存在的协整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协整检验结果
附图
注：**(*)表示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临界值参见osterwald-Lenum[6]。
由表3，不管韩国、泰国还是香港、新加坡，其利率都与美国或日本利率存在协整关系，而且都只存在着一个协整方程。另外，韩国和新加坡的利率在1990年1月至1997年6月间还与日本利率有协整关系，但亚洲金融危机后则与日本利率不存在协整关系，可能的原因是日本实行零利率政策。香港和泰国的利率与日本利率则均不存在协整关系。
3.4 误差修正模型参数的确定
经检验各国利率与美国和日本利率存在协整关系后，可以进一步求出各误差修正模型的参数。
表4 误差修正模型的参数估计
附图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表示在1%(5%)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性。
亚洲金融危机前泰铢盯住美元为主的篮子货币，由表4，美国利率对泰国利率的长期传导度为1.19，对短期利率冲击的调整速度为-0.59，半衰期（计算公式：ln(0.5)/ln(1+x)，其中x为短期调整速度）为0.8个月左右，表明经过半个多月，泰国利率对美国利率调整了50%左右。而亚洲金融危机后，泰国实行浮动汇率制，美国利率对泰国利率长期传导度为0.30，长期传导度有明显降低。短期调整速度为-0.42，短期调整参数的绝对值也有减小，反映在半衰期上就是从0.8个月增大到1.3个月。可见，泰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后，享有更多的货币政策独立性。
韩国的情况也是类同，由表4，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韩国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美国和日本利率对韩国利率的长期传导度分别为0.65和0.57，韩国利率对短期利率冲击的调整速度为-0.22，半衰期为2.8个月。韩国实行独立浮动汇率制后，美国利率对韩国利率的长期传导度下降为0.44，短期调整速度变为-0.28，半衰期为2.2个月；而日本利率对其无影响；虽然从短期调整参数来看，调整速度并没有下降，反而略微有所上升，但是从长期传导度来看，美国利率对韩国利率的影响明显下降。表明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之后，韩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了。
下面比较实行不同汇率制的香港和新加坡（香港实行货币局制度，新加坡为管理浮动制度）。由表4，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美国利率对香港利率的长期传导度都非常接近于1，表明在货币局制度下，香港利率完全由美国利率所决定。而新加坡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美国利率和日本利率对其利率的长期传导度分别为0.48和0.40；而亚洲金融危机后，只有美国利率对其利率有传导作用，但下降到0.35。对比一下二者的长期传导度，可以发现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另外，更加明显的一点是香港利率对外国利率的短期调整速度远远快于新加坡：前者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数值分别为-0.59和-0.65（半衰期分别为0.8个月和0.7个月），而后者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数值分别为-0.20和-0.28（半衰期分别为3.1个月和2.1个月），再一次显示了香港的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
4 结论
本文以韩国、泰国、香港和新加坡为研究对象，分析在资本项目开放下，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资本项目开放下，与盯住汇率制（或管理浮动制）相比，泰国、韩国在实行浮动汇率制时享有更多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而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的新加坡要比实行货币局制度的香港享有更多的货币政策独立性。
上述结果对于我国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我国资本项目将逐渐开放的条件下（加入wto后允许外资银行经营国外、国内客户的外汇业务；允许外资保险机构扩展保险业务并增持股份；成立合资基金公司；实施QFii制度等），若要保持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应逐步从盯住汇率制转而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
收稿日期：2002-12-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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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allL.policyrulesandexternalshocks[R].nBeRworkingpaperno.7910,2000.
[4] BertolaG,SvenssonLeo.Stochasticdevaluationriskandtheempiricalfi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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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货币政策篇3
关键词：货币政策外汇冲销干预独立性
一、前言
随着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剧，外汇占款快速增长，货币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也被弱化。因此增长外汇占款成为了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渠道之一，必然会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甚至可能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这种形势下，中央银行推出了外汇冲销干预，对巨额外汇占款冲销干预。因此，探究外汇冲销干预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具有时代意义。
二、界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要包含了对内独立性及对外独立性两个层次含义。对内独立性即中央银行在推出货币政策战略之时，就要排除政府机构与团体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压力，行使货币政策职能具有独立性，这也是中央银行上的一个独立性体现。衡量标准即为，货币政策能不能够依据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排除各种影响因素制定及实施货币政策。换而言之，货币政策委员会是不是具备终极权利。换而言之，货币政策委员会仅仅为一个咨询机构，并非决定机构，也不具备决定权，而制定政策与实施需要获得人大与国务院批准，所以我国的货币政策的对内独立性并不完全。对外独立性即为制定货币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与效果能够获得本国汇率制度，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以及资本在国际流动等各种影响。
衡量货币政策对外独立性比较常用标准为，第一制定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本国的经济情况是否要受制于外国货币政策，还是被国外货币政策决策所影响。其二，外国利率给本国利率造成的传导程度，及本国利率调整偏离缺口的速度，也就是要考虑调整汇率利率的实际情况，从存在独立性的角度来看，一旦本国的政策上具备了可信度，货币当局就要根据该国的实况出台相关的货币政策，制定的汇率制定相对灵活，就能够获取到较多的货币政策独立性。
三、中国外汇冲销干预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分析
事实上，外汇冲销干预仅仅属于货币政策中的一种形式，这种操作模式对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言存在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如果采取了冲销干预后实现了货币政策的目标，就会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产生正面影响，如果冲销干预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就会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产生反面影响，当然还需要将冲销干预效率与成本归并进去。
（一）理论分析
表1m-F模型分析
为了研究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在理论分析上引入了m-F模型。从模型上来看，紧缩性货币真诚让Lm线朝左移到了Lm’，并且和iS曲线相交在短期均衡点e’，如表1.在该点上利率上升（民间利率），收入下降。但是e’处于Bp线上方，表明这种情况下的国际收支显现出了盈余状态，根本因素就是上升了利率影响到了资本项目，比如大量热钱的涌入，降低的收入影响到了进口，必然影响到了经常项目，增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要确保汇率固定，外汇管理当局就要干预外汇市场，采用了买入外币卖出本币措施保证汇率的稳定，如果没有其他操作作为辅助手段必然会增加投放基础货币，就会抵消当时的货币政策。但是我国国债市场的规模并不大，因此央行还要通过发行短期的票据来回收多放的基础货币，从而确保Lm’远离Lm，而不回复在一起，从短期内来看这种操作策略能够获得较好的平抑效果，有效控制了基础货币投放量，同时结合信贷结构和信贷导向对行业中发生的过热投资产生一定的抑制，这样就能够有效遏制出现的通货膨胀，确保实现货币政策的既定目标，同时也保障了实现经济对内的均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就是采取相应措施严格管制了资本，但是热钱就会经过多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流入到我国，虽然管理部门加大力度也极难管制，就会影响到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通过冲销干预不但能够收缩信贷，还给人民币利率的不断上升产生压力，导致央行不得不将外汇储备买入，从而增大了货币供给，也就会影响央行改变货币供给的目的。
（二）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进入wto，外汇占款所占据比例是越来越大。随着不断扩张外汇储备规模，外汇占据成为了基础货币重要渠道。从相关统计来看，到了2010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的余额达到了21336亿美元。从目前汇率制度来看，通过国际收支中产生出了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增减对基础货币的投放与收缩均产生影响。事实上，央行发行冲销干预手段在短期内确实能够对冲投放基础货币，但是这种干预负面效果非常严重，而且成本高昂，不但推高货币市场的利率，必然影响到国内经济结构出现失衡，逐渐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机制。加入wto之后，我国开放了资本账户，资本流动必然逐渐频繁，资本管制程度逐渐放松，加之中国的避险产品不断研发与推广，对利率及汇率产生的敏感度逐渐提高，资产可替代性随之增强。现有冲销干预对经济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果被动调整必然陷入恶性循环，冲销干预的宏观基础必然随着市场改革而逐渐减弱。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冲销干预效果并非可持续性，只有对冲销干预自身进行改革，特别是要调整国际的收支平衡，缓解冲销干预是央行政策性调整必然选择。
四、结束语
本文从理论上实证上分析了中国外汇冲销干预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央行实施的外汇冲销干预在既定时间中，有利于确保基础货币稳定增长，有利于确保货币政策独立性。但是冲销干预力度过大，目前所用的冲销工具相对较为单一，就会影响到通货膨胀以及国内货币的稳定，也就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参考文献：
[1]李军.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央行的冲销性和非冲销性干预分析[J].财贸经济，2012（13）
[2]戴根有.央行票据运用空间很大[n].中证网，2013
独立的货币政策篇4
关键词：中央银行；独立性；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6-0031-05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涵义
中央银行独立性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独立的含义通常被理解为将特殊的职能赋予特定的机构。中央银行独立性主要是相对于政府(行政机关)而言的。在极端主义者眼里，独立于政府的中央银行的主张是，对货币的控制是可以与立法、司法或行政权力相提并论的政府(广义)的基本职责。这种主张的合理延伸便是，让中央银行具有大致与立法、行政、司法方面同等的权力，成为与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同等的独立政府部门，其行为受制于司法部门对法律的解释，这便是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最极端的解释。以此标准衡量，几乎没有独立的中央银行。只有德意志联邦银行等少数几家接近这一标准。
如何衡量中央银行独立性有不同的方法。1980年英国考察金融机构职能委员会提出了5个条件：一是归谁所有，是私有还是国有；二是其总裁与理事的职权及其任命和任期；三是其在执行货币政策方面有哪些法定职责，履行这些职责时是否受政府支配，双方有矛盾时如何解决：四是其同政府有关部门是否有人员交换或人员之间的联系，政府在中央银行理事会中有无直接代表：五是是否直接向议会汇报工作。1990年，国际中央银行研讨论会指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具体体现是，必须独享货币发行权；发行货币根据经济的客观需要而不受政府财政透支的干扰；能独自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无须向财政部报告自己的工作；重大决策不由某一部门或个人决定。而由中央银行理事会决定；享有充分的权力对金融系统进行监督和管理；拥有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支配权而不依赖财政拨款。”一般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应是指中央银行能够免受政府和其它政治力量的干预；享有确定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及选取恰当的货币政策工具来达到所选目标的自由。理论的表述大致可归纳为几类：
一是政治独立与经济独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首应体现为政治上的独立，这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权力机构――理事会主席及其成员的任命程序和中央银行主要官员的任期、中央银行章程中是否明确载明其职责是维持物价稳定等内容。政治独立反映了中央银行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自由追求稳定物价的目标而免受其它政治权力干预。经济上独立则指中央银行是否有权决定向政府提供信贷的规模，并自主确定对这些贷款的利率水平。中央银行经济上的独立性还体现在能控制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的监管和再贴现率水平的确定等等。
二是工具独立和目标独立。工具独立意指中央银行没有义务直接或间接地为政府预算赤字融资，并且应享有决定利率的权力。目标独立意指中央银行有权不受干预地决定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这也意味着中央银行有可能认为产出稳定比物价稳定更重要，进而采取相应行动。
三是法律上的独立与事实上的独立。一般认为，工业化国家法律上的独立性至关重要，而发展中国家主要看其事实上是否独立。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所体现的独立性主要有以下3种模式：第一种：中央银行在法律地位上独立于政府，直接向最高权力机构(国会、议会等)负责，典型者如美国、德国、瑞典、前南斯拉夫等，这样的国家主要是一些联邦制国家，为数不多。第二种：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平行，等于内阁的一个部，都向政府首脑负责，如原苏联、东欧国家丹麦等国，我国现在的人民银行也是如此。第三种：中央银行在名义上隶属于财政部但实际上独立性较大，如法兰西银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等均属此类，日本银行直属大藏省，大藏省派员作为政府代表参加日本货币政策最高决策机构一一银行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但政府代表无表决权。英格兰银行本不是一个政府部门，1946年英格兰银行法规定，财政部对英格兰银行负最后责任，财政部有权向该行命令，但财政部几乎没有使用过该项权力。也有的国家中央银行隶属财政部，但实际独立性较小，如意大利和韩国，韩国银行始终隶属于政府之下的韩国财政经济院。无独立制定宏观货币政策的权力。不难看出，上述关于独立性的提法并非完全不同，许多方面是相互包含或交叉的。
二、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争论
从理论层面看，虽然多数经济学家强调中央银行的重要性，但对中央银行是否保持独立却莫衷一是。其中，赞成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主要理由是：
其一，中央银行听命于政府会使货币政策带有通货膨胀的偏向。在赞成派看来，民主社会的政治家是目光短浅的，他们总是为下次选举获胜的需要所左右，他们不可能重视诸如稳定物价这样的长期目标，相反，他们对寻求诸如高失业和高利率之类问题的短期解决方案有兴趣。赞成派相信，一个政治上被隔离的中央银行，将更能关注长期目标，从而成为健全的货币和稳定的价格水平的保护者。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支持这一观点，该理论认为：每当选举即将来临之时，政府便实行扩张性政策以降低失业率和利率。待选举过后，上述政策的不良后果(即高通货膨胀和高利率)便会出现，需要采取不得人心的紧缩性政策，但由于距下次选举尚远，政治家便希望选民在下次选举之前忘却。大量证据证明美国便存在此类政治经济周期，而处于国会或总统控制下的中央银行可能会使这种周期比业已存在的更为显著(米什金，1990；梅耶等，1987)。把中央银行置于政府的控制下，使之更多地受财政部的影响，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做为财政部利用中央银行筹资或直接从中央银行融资以弥补财政赤字提供了便利。从美联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痛苦经历(marquis,1996)可以发现，中央银行直接购买财政部债券会使货币供应量增大，导致通货膨胀发生，而独立的中央银行则能较好地抵制来自财政部的压力。
其二，货币政策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因此不能把它交给一群政治家去控制或由政治集团所操纵。政治家一再表现出缺乏对重大经济问题作出决策所需的专业知识。一些政治家可能为了当选而支持通货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在私下里却反对这项政策，此即D，诺斯所谓的一个好的经济政策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政治主张。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能够推行政治上不得人心然而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政府易受政治势力及选举周期的左右，常常被视为经济动荡的祸根，而中央银行的技术管僚制定的政策较为客观(如果不受干预的话)。前美国联储主席威廉，马丁严正指出“联帮储备系统的独立性是自由企业体系的基本防线，当它从属于政治利害和私利的支配时，坚实货币的基础也就受到了损害”(toniolo，1988)。
反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主要理由是：
其一，把影响社会经济中几乎每个人的货币政策
交给一个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少数精英集团控制是不民主的。货币政策的确要注重长期目标，但政府官员也就长期政策(如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进行决策。公众认为应对本国经济福利负责的是政府，故政府应控制在决定经济健康运行方面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机构――中央银行。为了协调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当互相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依靠非正式协商的程序无法达到，只有把货币政策交给同时亦控制财政政策的政府掌握，才能防止这两种政策为互相矛盾的目标而行事。如果中央银行为政府的一部分，那么它的意见就更会受到政府的重视。
其二，独立的中央银行并非总是成功地运用其自由决定政策的权利。例如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实行过一种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助长了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而在1930年代又偏好于紧缩政策，造成大量的失业。实际上，中央银行为保护其独立性，不得不周旋于政治漩流之中，它并不能摆脱政治压力，而且独立性有时可能鼓励它追求狭窄的自身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在反对派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极端重视货币政策作用的弗里德曼，他认为。中央银行的职能应仅限于对货币发行量设置外部限制以及防止伪造活动，独立的中央银行在政治上是不可忍受的，让如此之大的权力集中在独立于任何种类的、直接的和有效的政治控制之外的团体手中，是明确的彻头彻尾的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独立的中央银行几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责任的分散，从而促成了不确定与困难时期的责任逃避。因为中央银行几乎从来都不是政府中拥有基本货币权力的唯一权力机构。权力的分散必然导致责任的分散；独立的中央银行导致货币政策过分地依赖于个人的品质。并促成由于中央银行负责人及其个性方面的偶然改变而造成的不稳定，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治的体制而不是一种法治的体制。独立的中央银行几乎不可避免地过分重视银行家的观点。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他担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将会使其权利扩展至某一不适当的程度。即从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结构扩展至决定个人之间的资源分配，这无疑是自由主义者不能容忍的。
三、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意义
首先，独立的中央银行是稳定货币的必要保障。
稳定货币是中央银行的活动宗旨与主要目标，是多数国家中央银行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如果中央银行不能抑制来自政府的不合理融资要求和对货币政策的干预，稳定货币的目标便难以实现。
第一，货币政策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在目标上可能存在差异。货币政策的目标有单一目标说和多重目标说两种观点和立法模式。单一目标说主张货币政策只以稳定货币为目标，舍此无它。德国弗莱堡学派持此观点，德国中央银行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多重目标说主张货币政策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目标。我国中央银行法持双重目标说，即以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为目标，但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一般采多重目标说。理论与实践均证明。稳定货币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之间虽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但更多的则是冲突性，即为实现稳定货币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可能与为实现另一个目标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发生矛盾。如为稳定货币需要采取紧缩政策，而为扩大就业又需采取扩张政策。而且政府的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经常变化的，政府要根据发展状况和政治需要，在不同的时期使某一目标占据政策的主导地位。当政府选择的主要目标与稳定货币不一致时。如果中央银行不具有独立性，必须服从政府的指令，那么稳定货币的目的便会落空。因此，以稳定货币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要求中央银行必须独立。
第二，政府有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倾向。这是因为政府有时为刺激经济发展和维持庞大的政府开支，会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当赤字是以中央银行借款的方式弥补时，便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化和货币供应量增加，这实际上是向社会增收了“通货膨胀税”。“通货膨胀税”的主要受益者是政府，其收益主要包括：直接增加了政府持有的通货量，政府可以此抵补其支出：由于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减少了尚未偿还的国债的实际价值，变相取消或减轻了国家所欠公众的债务：企业和个人因通货膨胀而增加了名义收入，在累进所得税制下，纳税等级自动上升，政府因此而增加了税收收入。有人认为只要政府将因通货膨胀而增加的财政收入用于增加实际投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私人部门的投资不因此减少，就会使全社会的实际投资有所增加，从而刺激经济的实际增长。因此，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取得成就，显然是有贻害的。短视的政府在通货膨胀税的诱惑下，具有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动机，因此，只有独立的中央银行，才能抵制对政府财政进行不合理融资的要求，并以稳定的货币政策时刻进行防范。美国的里特和西尔伯曾指出：“独立的货币当局唯一的目标就是防止政府求助于通货膨胀政策的必然倾向”(里特和西尔伯，1990)。
第三，独立的中央银行是实现稳定货币目标的一种制度安排。曼瑟・奥尔森的经济学第二定律指出，在某种情况下个人的理并不能导致社会的理性结果，这时只有借助于“引导之手”或适当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有效的集体结果。在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不会缩减开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原因是理性人都知道，对于降低通货膨胀，单枪匹马是无济于事的，如果另人这样做，并降低了通货膨胀。自己仍会享受价格稳定的利益。但是，基于人人都存有搭便车心理，则降低通货膨胀的集体理性结果就不会出现，这一结果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博弈。就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而言，它们也常常会出现这种理性的无知，例如，它们常常以投资品价格上涨、本币贬值、成本上升为理由要求更多贷款。同时反对上调利率，以补偿通货膨胀损失和风险，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要求独立的中央银行能够运用“引导之手”抑制通货膨胀，抵制不合理要求。
其次，独立的中央银行是政府经济决策的一个制衡力量。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需要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经济学中一个经常发生争议的问题是政府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到底以什么为目标。“公共利益假设”认为政府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特殊利益假设”认为政府行为实际上是满足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自身利益假设”则认为政府行为目的是为了自身利益，其中最基本的是提高政治支持率，巩固自己的权利和地位，争取自身福利最大化。
“公共利益假设”和“特殊利益假设”都属利他主义假设，它们均有一定的现实性。前者的现实性在于，政府是由公众选举产生的，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众的利益，至少在口头上必须这样，几乎所有的政府都自我标榜为公共利益服务。后者的现实性在于，有的政府确实在选举中得到了某些特殊经济利益集团的支持或资助，掌权后不可避免将在一定程度上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自身利益假说”属利己主义假
设，它不仅得到了现论的支持，而且在现实中也不乏可以说明问题的实例。利己主义假设并不排斥政府的利他行为，一般而言，政府的利己目的要通过利他行为来实现，否则，公众就不会接受该政府。
作者认为。三种假设各有其合理性，但任一假设均不足以反映全部现实。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政府的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为公众服务行为与为特殊人服务的行为错综复杂地揉合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政府的经济行为需要一个约束和监督机制，需要有制衡力量。
独立的中央银行对政府的制衡。与议会、法院的制衡不同，中央银行不具有为政府活动立法、选举和监督政府领导人、对政府行为进行司法监督等职能，中央银行的制衡主要是经济政策上的制衡，即用独立的货币政策约束或限制偏颇的政府经济政策的负效应。例如：稳定的货币政策是政府通货膨胀政策的有效制约。当议会从立法和人事上，法院从司法角度对政府进行制衡时，独立的中央银行是从经济政策的角度防止政府的不当行为。从更深层次讲，中央银行应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坚定的稳定力量和制动系统。任何一种市场经济的运行。客观上都需要有一种内在稳定装置发挥制动作用，即当一种经济趋势形成时，应有一种相反的力量对其加以约束，以防止这种经济趋势的变化超越社会可以容忍的范围，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一般而言，政府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器，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和快速发展往往成为政府经济决策的中心议题和全社会的兴奋点，经济失控和经济过热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常见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便是在我国宏观经济领域，缺乏一种内在稳定制动系统。当驱动系统与制动系统失衡时，整个系统的稳定便难以实现。而货币政策正是扮演“逆经济风向行事”和“反经济周期”角色的社会稳定制动器。如果货币政策不能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所掌握，那么经济决策制衡系统便是有缺陷的。应该讲，独立的中央银行是经济决策制衡结构中重要的一极。
再次，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相对的。
在讲究分权和制衡的法治社会，绝对的权力是不存在的，同样，绝对的独立性也不存在。中央银行独立性也是这样。首先，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有赖于议会的立法。而且议会有权随时修改法律。赋予或取消中央银行的职权，同时。中央银行也应向议会报告工作。其次，中央银行的领导人或由政府任命，或由政府提名议会任命，中央银行有义务与政府进行经济政策上协调，在稳定货币的前提下。有义务支持政府的经济政策。再次，中央银行的资本部分或全部由政府持有，中央银行的盈利要按规定上缴政府财政部。因此，中央银行只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使这种相对独立性，不同的国家也有程度上的差异，严格地讲，一点独立性没有的中央银行是不存在的，或许应该说，不同国家的中央银行只是在独立性程度的高低上有所差别而已。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实质是政府部分职能的分离和独立。在政府首脑频繁更迭的不稳定政局中，增加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尤其具有意义。明确这一点，对于完整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十分必要的。
四、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效果的关系
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效果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事后的观察结果来分析并得出结论，但此前必须考虑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刻划中央银行独立程度从而使之具有可比性。这就是衡量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指标或者方法。目前。在理论上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中央银行决策机构官员的任免及其任期情况；中央银行法是否以物价稳定作为其首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中央银行是否完全控制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对向政府直接融资是否有明确的立法限制：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时是否受政府的指导、政府代表是否列席决策机构的会议、是否享有投票权甚至否决权等等。这些一般是从目前公认为独立性较强的中央银行，如德意志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行为模式中分离出来作为参照标准的。
独立的货币政策篇5
一、中国中央银行独立性评介与改革后职能变化
1.现阶段中国中央银行独立性评介
萨缪尔森（1992，p481）曾经说过：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类有三项伟大的发明：火、轮子和中央银行。这形象地说明了中央银行在人类中的重要作用。从17世纪末瑞典银行首先建立至今，中央银行体制已经有三百多年的了。从最初的承办商业银行业务到现在的单独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可以说一部中央银行的史就是一部中央银行寻求独立性的历史。但是一直到20世纪初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问题才得以形式确定，这在20世纪初的美联储、20世纪中叶的各发达国家及20世纪末欧盟中央银行法中得以充分的体现。
作为中国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央银行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将中国人民银行建成一个宏观调控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从而保证的平稳、健康运行。改革的一个主要是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其标志之一就是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总体来说，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是在不断增强的。
一般而言，中央银行独立性包括三个方面，即目标独立性、经济独立性和独立性（Guido·tabellini，1991）。就此来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具体表现是：①目标独立性。中央银行相对于国务院只享有一般货币政策事项的决策权，对于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等重大货币政策事项只有制定和执行权，最终决策权却在国务院手中；②经济独立性。表现为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很多。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向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即便是像德国、日本那样高度依赖金融机构来实施货币政策的国家规模也是-不大的，而我国这一比重直至2001年底仍大大高于15年前的其他国家（见表1；③政治独立性。这表现在法律地位低，组织机构设置缺乏应有的性和组织保障性，主要官员任职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使中国人民银行在人事上产生两方面的弊端，即高度的行政依附性和欠缺广泛的代表性。由于在转型经济中政治独立性构成了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核心，其高低直接了其他两个部分的真实水平以及整个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的高低，因此中国中央银行独立性总体水平是低下的。
中央银行独立性低下的原因，除了中央银行行为的政治性强、金融改革的外部制约因素多、国有金融支持的弱效和信用意识的缺损外，货币政策职能与监管职能的合一，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此，尽管中外学者（Cukiennan，1992；Cukiermanandwebb，1995；Cukierman、webbandneyapti，1999；谢平，1995；王家福，1996；陈晓，1997；钱小安，2000；刘锡良、曾志耘，2000）从多个方面对于中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给予了肯定和赞誉，但是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和条件的限制，《人行法》还存在诸条疏漏，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仍然不是很强。正如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坦言：“独立是相对的，是在国务院领导下保持相对独立性。”所以，中央银行依据现行的《人行法》所享有的相对独立性，远不足以使它能够完全承担起稳定币值，进行金融监管与调控的重任。
2.银监会成立后职能的变化
在刚刚结束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组建了银监会，其目的就是使中国人民银行专注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完善有关金融机构运行规则和改进对金融业宏观调控政策，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此次中央银行分拆、成立银监会等一系列金融改革方案，是中国在增强中央银行独立性方面迈出的实质性步伐，是中国政府为了彻底解决金融弊端而下的最大一次决心。
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事业单位，银监会将根据授权，统一监管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主要职责是拟订有关银行业监管的政策法规，负责市场准入和运行监督，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等。而中国人民银行将主要负责货币政策和跨行之间的资金往来，具体包括利率的调整、银行之间的现金结算支付和一些新业务等。银监会的成立将使得中央银行的视野更开阔，不再仅仅局限于商业银行上，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所有与其有交易关系的金融机构上，专注于货币政策职能，更多地着眼于产业部门和实体经济。
二、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兼论银监会与中央银行独立性
1.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关联
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联系，使大部分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将二者统一于中央银行。在有的学者（David Liewellyn，1997）的123个国家里，由中央银行负责银行监管的国家有89个，占72%.90年代后期以前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一些不发达的地区，其金融监管依靠的主要是结构性的制度安排，日常监管指标在其对银行监督中处于从属地位。如年代后金融创新的活跃和信息技术导致交易费用和契约转换成本的大大降低，使得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间的界限、存款业务与投资业务之间的界限渐趋模糊，与此相对应，大部分国家成立了单独的监管机构，一些发达国家还成立了统一的监管机构。
当然，设立单独的监管机构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一是国家有着良好的金融信誉基础和完善的金融指标统计体系，信息的真实性和及时性较好，金融当局拥有较为廉价和完备的信息；二是政府财力雄厚，或者存款保险制度较为完善，基本上能够独立或联合实施对银行体系的最后救助，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主要服务于货币政策‘，而不对银行体系损失的弥补承担主要责任；三是法制完备，政府对金融当局活动的干预有限，而且存在着良好的协商和沟通渠道。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具备这些分离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条件：一是银行体系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中介，而且一般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协调金融市场扩张等职责，同时其本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也处于不断变革之中；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信息结构的失真与扭曲，金融当局既是信息的使用者，又在信息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三是政府财力相对有限，一般也不具备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中央银行贷款是使银行体系最终摆脱困境的重要力量。同时，金融法规体系、协调沟通机制尚有很多完善之处。这些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具体执行手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现实中很难将同一执行手段的不同政策功能分离出来。如果一定要从一个执行手段中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职能，则需要建立完善的外部措施予以保证，否则就会造成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两方面的损失，并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银监会目标与中央银行目标的一致性与冲突
作为金融监管机构，银监会的目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保证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与稳定。在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同时，从长期来看还有助于避免因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同步震荡而导致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现象发生。②保证金融业竞争的平等性。即通过对银行金融活动的监督管理，创造一个合法的、平等的竞争条件，防止垄断，使金融业在合法的竞争中为社会提供高效率的融资机制，为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③保证金融活动各方的正当权益。在金融活动中，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其客户，都有其各自的经济权益和经济责任，银监会要能够保证各方的权益、责任的合理化和合法化，对争议进行仲裁、协调滥督和检查，保证金融业的稳定发展。④建立及时、准确反映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的金融信息系统，为金融机构适度竞争、提高金融质量，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
作为货币政策决策机构，上说，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目标时有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但在不同国家各个时期各有不同侧重。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都有所调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集中体现在“计划”二字上，因此该时期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随着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中市场调节的成分越来越大，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再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稳定货币渐渐挤入货币政策目标的行列，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货币政策目标被概括为“发展经济、稳定货币”。进入90年代后，以稳定货币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思想开始在我国获得了生命力。1990年10月，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公开宣称：“银行，特别是中央银行必须保卫货币、保卫币值，这是第一位的职能。”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货币政策重大转变的决定，强调货币政策应以保持币值稳定为主要目标。1995年3月颁布的《人行法》则明确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把稳定币值作为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以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现阶段则应把稳定币值作为我国货币政策唯一目标，这一方面符合了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另一方面也迎合西方各国的具体实践经验。
虽然银监会目标与中央银行目标各有侧重，二者目标仍有一致性：货币政策目标和监管目标都是宏观目标，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货币政策是当今各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而中央银行是利用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以银行金融业为作用点和传导中介，依靠金融市场上的成员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活动，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推行自己的政策意向、实现货币政策目标；金融监管则要为货币政策服务。既然货币政策目标是国民经济的整体目标，金融监管当然要为货币政策服务。银监会通过监管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使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保持一致性，以使银行业对中央银行调节手段的及时准确传导和执行。中央银行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也必须通过银监会严格的监督管理活动，限制商业银行那些与中央银行政策意向不一致的经营活动，促使它们配合中央银行贯彻实施货币政策，这样在经济之下的金融监管才有实际意义。
当然二者目标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货币政策的实质是处理经济发展与稳定货币的关系，是中央银行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进而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政策的总和，它是站在最宏观的角度，不仅要考虑商业银行的安全与利益，还要考虑其他金融机构的安全与利益，更要考虑到产业界、实体经济的需求，把协调总需求和总供给作为基本出发点，从国民经济全局和经济运行的整体态势出发来通盘考虑货币政策的取向；金融监管是处理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关系，其从规范性和安全性的角度监管商业银行，防范银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而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使金融体系稳健运行和健康发展，并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稳定货币以促进经济增长是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而稳定金融体系、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则是金融监管要实现的。就此而言，金融监管的目标比货币政策目标更具体一些，即货币政策是要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充分就业，而金融监管只要达到金融的稳定。这样在政策工具的运用及实际操作过程中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三、的政策取向与未来的着眼点：从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角度
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银行监管的有效执行，其根本的目的是促进经济的发展。世界范围内金融管制的放松，并没有弱化各国政府对加强货币控制的努力。目前，无论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家，都在积极探索强化中央银行独立性，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措施，并以此来指导实践。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必将逐步增强。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那些经历了重大金融事件和金融危机的国家都纷纷采取央行分拆的模式，并且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与中央银行的独立往往同步进行，比如英国、日本和韩国就是如此，它们将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放在改革的首位。因此，此次中央银行职能分拆、成立独立监管部门对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央银行不具有独立性，意味着稳定货币不可能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经济运行面临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即使再审慎的金融监管也难以避免金融机构受到系统性风险的冲击。毋庸置疑，银监会的成立对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客观而言，这一改革不是很成功的，还有许多遗漏。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央银行独立性低下的状况，解决银监会成立后留下的政策空间，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渐进与稳妥的方针，建议从目前与长远的角度分两步采取措施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
从目前来看，应采取如下政策措施：首先，要特别注意加强货币政策当局和银行监管当局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工作协调，实现信息共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和部门利益。因此，加强部门间协调和信息共享，并使之机制化、规范化，是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重要任务。其次，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一是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专一的制定货币政策的职能，以专注于稳定币值；二是改革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成方式，要考虑到社会阶层、行业和地方的代表性，吸收相关代表加入，使之成为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再次，应当注意沿着近年来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方向，解决人民银行大区分行改革所遗留的一些，进一步理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再则，中央银行为了更好地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仍然必须拥有对商业银行及其他所有在中央银行开户的金融机构必要的“检查权”，以把握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以及金融市场的实际风险。第五，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实施对银行体系的救助任务，减少中央银行对银行体系损失的弥补承担主要责任。最后，引导公众形成合理的预期。一方面是由政府公布长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并定期货币政策目标和实施计划；另一方面是增加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公开性和可信度，以获得公众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支持。
独立的货币政策篇6
[关键词]中央银行独立性；CBi指数；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8）04－0078－04
中央银行独立性（CentralBankindependence，CBi）问题考察的是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机构的独立性，这是各国宏观经济管理中不可忽视，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最近十几年里受到广泛的关注，成为货币政策研究的焦点之一。
一、CBi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
当代货币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通货膨胀偏差由经济扩张倾向引起，其背后往往是政治压力，那么，受政治影响较小的中央银行应该有能力保持平均较低的通货膨胀。这一结论得到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巴德和帕金（Badeandparkin，1982）最早采用指数分析法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政治独立性进行分析，在其之后，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实证分析成果相继出现，许多经济学家运用独立性指数对各国中央银行进行测量。这些测度方法的基本研究思路完全一致，即通过对“独立性”内涵的界定，选择若干衡量指标并设定相应的备选项，每一项赋予一定的数值和权数，以此为参照，汇总计算出“中央银行独立性指数”。目前，对中央银行法定独立性的测度方法主要有：aS法（alesinaandSummers，1993）、Gmt法（Grilli,masciandaroandtabellini，1991）、eS法（eijffingerandSchaling，1993）和Cwn法（Cukierman，webbandneyapti，1992）。为了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对宏观经济的现实影响，研究者把有关国家的中央银行独立性指数与各国的通货膨胀率进行比较，尽管他们所选的样本国家不同，各自设计的权数及计算的独立性指数结果也并不一样，但是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在工业化经济体中，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平均通货膨胀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较高的独立性程度伴随较低的平均通货膨胀。
支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数据，而一些针对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对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库基尔曼（Cukierman，1992）对70个国家大约40年间货币的实际价值与中央银行独立性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二者之间显著（3%的水平）负相关，而发展中国家二者之间不相关。他因此认为“法定独立性变量”作为中央银行实际独立性的变量，更适用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却不太合适[1]。库基尔曼等人（Cukierman、millerandneyapti，2002）对26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发现，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负相关并不总是成立，有时甚至具有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在转轨初期，上述国家国内自由化程度很低，中央银行即使在法律上享有高度独立性，也不具有对物价的控制能力[2]。坡森（posen，1993）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实证研究也具有说服力。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面临的是铸币税型通货膨胀，政府将从铸币税中得到的一部分实际收入分配给某些人以提高其福利水平，因此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需要权衡决定。至于铸币税动机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则往往通过财政政策的改革加以平息。他通过将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铸币税型时间不一致引发的通货膨胀率进行多种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对于治理铸币税型的通货膨胀没有明显的作用[3]。
劳恩甘伊和希特（LounganiandSheets，199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适用于衡量转型经济国家CBi的指标体系。他们认为，转型经济国家的CBi指标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央银行法是否单独将价格稳定作为中央银行的主要宏观经济目标；二是中央银行是否具有经济独立性和工具独立性；三是中央银行是否具有政治独立性，包括中央银行官员的任命及解职程序，政府参与中央银行理事会的程度，及理事会成员的任期。据此，他们建立了包括14个问题的一套测试题，把问题分成三个部分：目标独立性、经济独立性和政治独立性，在此基础上给问题打分（表1），并运用这一指标分析了1992～1997年东欧及前苏联的CBi，结合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进行比较发现，CBi的程度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4]。
二、中国CBi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检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中国属于转型经济国家。因此，我们首先使用劳恩甘伊和希特（LounguaiandSheets，1997）的模型（见表1）为中国的CBi赋值。
上表的评分标准为：问题1，3，4，7，8的答案为“是”则分别计1分，问题5，6和9～14的答案为“否”也分别计1分。在问题2中“三项货币政策工具”一项为“是”计1/3分。答案含糊的计0.5分。所得的分值越高则意味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越高。下面针对表2中的各个问题，对中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进行具体的分析。
198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中央银行功能，将商业性业务分离给中国工商银行；199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实施具有法律上的保证。因此，将1984和1995年作为两个基本的分界点，继续细分则需要考虑以上各个问题的赋值分界点。
问题1：1993年以前，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是双重的，即“稳定货币，发展经济”。1993年，国务院确定了“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虽然还没有写入中央银行法，但是已经明确了稳定物价的目标。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因此，1993年前取值0，1993，1994年为0.5，1995年后取值为1。
问题2：1984开始我国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199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启动外汇公开市场操作，1996年4月正式启动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1997年3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向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开办再贴现业务。然而1998年才开始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公开市场操作才可以说是初步完善。1998年后虽然三项货币政策工具都已具备，然而《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的很多重大的货币政策决策都需要经过国务院的审批。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使人民银行更专注于货币政策，这是我国在增强人民银行独立性道路上迈出的实质性的步伐。因此，该项的赋值为：1984年前为0，1984～1995为1/6，1996，1997为1/3，1998～2002为0.5，2003年以后为0.8。
问题3，4：1994年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并逐步替代国有商业银行的财政职能，从而削弱了商业银行“倒逼”中央银行融资的动力，货币政策独立性有所提高；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8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政府当然也不能接受中央银行的融资。因此，1994年前3和4的综合得分为0，1994年为0.5，1995年后为2。
问题5：虽然在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正式成立，然而该委员会仅是一个决策咨询议事机构，不享有实际决策权，且专家太少（只有一位），政府官员太多，恐怕难以抗拒政府指令。因此，该题的赋值1997年前为0，1997年后为0.5。
政治独立性的9项指标的分界点是199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和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的颁布实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行长“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由下列单位的人员组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二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一人；财政部副部长一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二人；金融专家一人。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以及金融专家，任期2年。”上述条款表明政府代表可以进驻货币政策委员会并享有表决权，但没有规定否决权。从中国人民银行历届行长任期来看，1995年前基本上都是3年，不超过选举周期，但是戴相龙从1995年到2002年担任了7年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从2002年至今仍然担任人民银行行长。虽然历届行长没有因目标冲突被行政部门解职，然而法律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
综上，得出各项的赋值分布如表2所示。
其次，考察我国1984～2006年的通货膨胀率，再结合表2，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得出，通货膨胀率与CBi的相关系数为-0.60。但是如果只考虑1994年以后的情况，则相关系数为-0.94，负相关性显著提高。图1更加直观地表明中国20多年来CBi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1995年《人民银行法》出台之前，存在CBi过低与平均通货膨胀率过高的现象；而1995年之后，CBi提高对应着较低的通胀水平。
虽然中国的CBi指数在逐年提高，然而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人民银行的独立性还是会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受到挑战和制约。政府部门经常会干涉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以满足经济增长的目标，这点或许可以从通胀率起伏过大的特征得到说明。在1984～1994年人民银行实行直接信用管理的阶段，行政部门的干预使得货币政策频繁变动，并引起通货膨胀的过度反应。1998年后人民银行转向实行间接的宏观调控措施，货币政策趋于稳定，加之独立性的提高，才使物价平稳地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我国的CBi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对于在长期中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是非常必要的。然而，由CBi的取值分布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中央银行法定独立性仍然有待增强。
三、提高中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现实意义
1．提高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与wto过渡期的结束
随着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按照蒙代尔（Robertmundell）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所有开放经济体都会面临三难困境：即一国政府不可能同时实现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必须放弃其中一个。“中国是一个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具有经济个性的大国，在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上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要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又不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5]在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新形势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在国家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我们应该吸取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动荡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通过“广场协议”联手向日本政府施压推动日元升值最终酿成“泡沫经济”恶果的教训，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避免遭受外国通过对本国政府施压来改变货币政策的冲击，从而在保卫我国经济金融方面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2．提高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与汇率制度改革
我国在2005年实行了汇率制度改革，将盯住单一美元的浮动汇率改革成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项改革给予了人民币汇率机制更大的弹性。根据阿南德•昌达拉威克（anandChandavarker，1996）的研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绩效之间的表现大大弱于没有实行类似规则国家的表现。”[6]也就是说，在新的汇率体制下，中央银行独立性对于控制通货膨胀率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而当前我国正面临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经济增长速度偏快的趋势有所加剧，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反弹压力，贸易顺差继续增加，流动性依然偏多。因此，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3．提高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与宏观经济的稳定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过分注重长期目标的短期结果的“相机抉择”式货币政策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为了使货币政策成为经济发展的稳定剂而不是宏观波动之源，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时，已经放弃了“走走停停”的宏观调控方式，转而采用前瞻性货币政策（forward-lookingmonetarypolicy）。货币政策的制定者要不断根据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对未来的经济走势做出判断，发现其中的问题，果断地采取措施进行“微调”，以使每一时期的实际经济运行都尽可能地接近宏观调控目标。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加强经济运行的预测工作，并且根据科学的预测结果及时做出政策调整。为了排除来自其他方面的因素对合理地控制与实施货币政策的干扰，授权具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决策权的中央银行，严格规定货币政策的操作规范，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
4．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世界趋势
20世纪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公认的看法是通货膨胀和相关的不确定性妨碍了经济增长，而独立的货币当局则有利于货币稳定和长期增长。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世界上大多数中央银行的法定独立性已经大幅度提高了。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的过程加强了对价格稳定性的要求，中央银行独立性成了对国内和国际投资者的宏观经济责任的一种信号，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提高在国际资本市场的经济可信度，纷纷加速金融改革，用立法形式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国内金融机构正在逐渐向国际惯例靠拢。尽管wto并没有对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做出整齐划一的要求，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央银行独立性增强的世界趋势必然会影响到中国。
总之，无论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强化中央银行独立性，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措施，并以此来指导实践。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必将逐步增强。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那些经历了重大金融事件和金融危机的国家都纷纷将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放在改革的首位。因此，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也需要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为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货币政策支持。
[注释]
①通货膨胀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1]Cukiermana.，CentralBankStrategy，Credibilityandindependence-theoryandevidence[J]．themitpress，Cambridge，ma.，1992．
[2]Cukiermana.，G.p.millerandB.neyapti．CentralBankReform，Liberalizationandinflationintransitioneconomies-a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2002，(49)3:237-264．
[3]posen.awhyCentralBankindependenceDoesnotCauseLowinflation：thereisnoinstitutionalFixforpolitics[a]．inR．o'Brien（ed．），Financeandtheinternationaleconomy[C].Vol．7，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40-65．
[4]Lounganip．，Sheetsn．CentralBankindependence，inflationandGrowthintransitioneconomics[J]．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1997，(29)3:389．
[5]中国人民银行培训中心编写组．wto与中国金融发展[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200-201．
[6]anandChandavarker．CentralBankinginDevelopingCountries[m]．St.martin'spress，inc，1996:226．
positiveanalysi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CBiofChinaandinflationrate
LiuLiwei1，YinBin2
(1.Dongbei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Dalian116025,China；2.ChinaBankingRegulatoryCommission,Ya'an625000,China)
独立的货币政策篇7
比如，现在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中国大额的外汇储备。中国现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对应的人民币留在了中国，自然成为投机的准“热钱”。这些钱要找到出路，随之而来当然就是价格的高涨。怎么办?必须要看背后的制度问题，制度背后的机构问题。
现在，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人民银行的议事咨询机构：货币政策委员会，为什么任由这些大数额的外汇储备存在呢?这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操作有关。因此，这就引出一个话题，中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如何运作，由谁来监督，如何被监督?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本条例第五条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由下列单位的人员组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1人；财政部副部长1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2人；金融专家1人。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
理论上，货币政策委员会由全国人大监督，但是人大很弱。中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此前一直有13个人，只有1位是学者，几年来分别为黄达、吴敬琏、李扬、樊纲等(2010年调整为15位成员，学者增加到3位)，其他是国务院的部长、银行的行长等兼任。不难发现大多数都是政府官员。显然，这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不言而喻，货币政策委员会必须是独立机构。否则，它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现在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恰恰没有成为第三方独立机构，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而且，现在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一个季度才开一次会，必然是有其名无其实。目前这么多的外汇储备显然是过度的，实质是货币的游戏规则有天然的缺陷。我们需要彻底改革货币政策委员会，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
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它由7名成员组成(其中主席和副主席各1位，委员5名)，须由美国总统提名，经美国国会上院之参议院批准方可上任，任期为14年(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为4年，可连任)。任期之长远超过总统。它不受政府约束，平时事务总统不能介入。它的构成人员必须专职。是完全独立的“第三方”。
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有9名成员。包括：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和副行长(英格兰银行共有2名副行长)；英格兰银行行长在征求财政大臣意见后任命2名委员，其中一名是行内货币政策分析方面的负责人，另一名是行内货币政策操作的负责人；财政大臣任命4名委员，这4名委员必须要有与委员会职责相关的知识和经历。这些人需要全部公开。“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在1997年《日本银行法》修改后，成员为9人，包括日本银行行长1人，副行长2人，审议委员6人。审议委员来自工商业、金融或学术领域的人士，一旦成为审议委员，即成为日本银行的专职人员，与其他机构不再有关系。政策委员会成员由参众两院选举、内阁任命，任期为5年。政策委员会中，行长、副行长、审议委员独立行使职责。
显然，我们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有必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成为独立、公正、有效的机构。这样我们才能期待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真正起到正面调控的作用，外汇储备以及对应的货币才不会过多而引起通胀。
各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组成
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
15名成员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人；
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人：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1人：
财政部副部长1人：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2人：
金融专家1人。
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7名成员
主席1位(任期为4年，可连任)
副主席1位(任期为4年，可连任)
委员5名(任期为14年)
由美国总统提名，经美国国会上院之参议院批准方可上任。
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9名成员
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和副行长(英格兰银行共有2名副行长)；
独立的货币政策篇8
央行独立性；金融危机；美联储
[中图分类号]F8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5-0032-02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概述
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法律赋予央行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指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进行金融调控的自，以及为确保自的有效行使而财务的相关法律措施。中央银行作为国家的货币当局，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能，中央银行构成了国家权力的一部分。
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必要性：
1.由中央银行的性质所决定。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金融监管银行，体现的是国际机关的性质，因此，必须接受的一定程度的管制。但他同时又是特殊的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进行调控和服务时又不能不考虑货币本身的运行规律，因而他不能完全听命于政府，需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2.中央银行和政府的职能是有所侧重的，这样就是中央银行和政府在宏观经济目标的选择上并不一定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时期都保持一致。
3.基于政府的职责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往往是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这极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而央行的首要目标是遵循货币运行的基本规律，保持币值稳定。
虽然央行有一系列的职能，但稳定币值是其最基本的职能，稳定币值、抑制经济过热职能的实现都是以央行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作为前提的。所以，从央行的历史发展及理论研究来看，中央银行应具有较高的相对独立性。
二、金融危机后美联储独立性的冲击
美联储历来被视为是世界上最独立的中央银行之一，他并不属于美国政府，其独立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联邦储备体系受联邦储备法的制约，经国会授权采取独立行动，直接向国会报告工作，向国会负责②联邦储备体系理事会主席与副主席由总统理事中指定人担任，任期4年，可以连任③联邦储备体系理事会经国会授权，无需总统批准，有权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自行决定采取的措施和运用的政策工具④联储无长期支持财政融资的义务⑤联储的盈余较大，业务经费独立，无需财政拨款，不受财政的制约。
然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备受的争议，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使得美联储的独立性问题再一次受到了质疑。
三、中央是否应继续保持独立性
美联储的高度独立性在此次金融危机下受到损害，但不可否认美联储保持其适度的独立性对美国自身乃至世界其他国家都是极其重要的。
首先，美联储在本次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拯救措施正是建立在其最后贷款人的身份上，依靠的正是自身的经济信誉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一旦失去独立性，将会令美国国内经济付出巨大的成本，政府的干预带来的过剩流动性将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其次，如果因为货币政策失误而要求对央行加强监控和审查，对其独立性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这样的观点看起来并无不妥，真正行动起来却有难处。
首一，如果说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存在失误，那么，美国国会或政府是否能做得更好，有待质疑。在上个世纪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各国的货币政策大都掌控于政府手中或受到较大的干预，由此先后导致了几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对央行独立性的要求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其二，从短期来看，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下降有可能引发极大的通胀风险。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美联储采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向金融体系注入了大量流动性，隐含了较大的通胀风险。
四、对我国央行独立性的建议
美联储高度的独立性，导致了金融监管不力，引发了金融危机，但是我们要认识到，独立的货币政策也许会失误，但没有独立性的货币政策将会更加可怕日本的“住专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缺乏独立性的央行同样也会导致巨大的金融危机。而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虽有独立性的一面，但又缺乏充分的独立性，央行在政府面前的独立性仍旧很小，没有达到能独立行使货币职能的水平。金融危机过后，我国央行的改革方向仍是逐渐加强其独立性，并应吸取此次金融危机美联储的教训，在增加独立性的同时，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完善监管体制。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1.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美联储由于缺乏明确法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易受太多因素影响的货币政策过于随意，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币值稳定”过于笼统，不具有可操作性。若明确“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可以把货币政策从维护汇率稳定的约束中解脱出来，货币政策完全根据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来进行选择，中央银行可以以通货膨胀控制目标为依据，顶住各方面压力，合理制定货币政策。制定通货膨胀目标不仅增强了中央银行的透明度，也潜在地提高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2.合理看待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关系。我国中央银行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政府，但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应独立于政府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
3.赋予中央银行应该更大的灵活性。我国出台货币政策时滞过长，中央银行没有独立的发言权。这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隐患。中央银行至少应能独立选择和制定货币证测，决定银行贴现率、政策工具。
参考文献
[1]吴爽.从金融危机看我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能[J].技术与市场，2009.10.
独立的货币政策篇9
【关键词】央行独立性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通货膨胀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提出
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在履行自身职责时对法律赋予或实际拥有的权利、决策与行动的自由程度。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上，这一关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中央银行应该对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二是中央银行对政府的独立性是相对的。中央银行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建立独立的发行制度，以维持货币稳定；独立的制定或执行货币金融政策；独立的管理和控制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这是一种相对的独立性。它有两条原则：第一，中央银行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及整个业务操作必须以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为基础的出发点。要考虑自身所承担的任务和责任，不能自行其是，更不能独立于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之外，甚至与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相对立。第二，中央银行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及整个业务操作都必须符合于金融活动自身的规律。中央银行既不能完全独立于政府，也不能对政府百依百顺，成为政府纯粹的附庸。鉴于此，有一个问题需要达成一致：中央银行是应该保持目标独立还是工具独立，或者是二者都进行独立。
中央银行目标独立系指央行独立确立货币政策执行所要达成的最终目标，例如央行可以独立确立目标为稳定物价或者是保持充分就业等。而工具独立是指央行没有确立货币政策执行最终目标的权力，而是由国家政府确立，央行只能在达到这一目标的工具上进行独立裁量，如政府确立稳定物价为最终目标，那么央行所有的货币政策工具都将服务于这一总目标。
在这里，笔者认为央行独立性应该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过渡的过程。在已经实行工具独立性有很久历史的国家应该把目标独立的权力交给央行，因为对于这些国家的央行，发展历史悠久，具备独立行使货币政策和确立最终目标的能力。而对于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的央行应该先以工具独立为主，而对于目标独立性可以向政府提出宝贵的建议。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央行发展历史尚不久，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选择工具独立，而不是完全独立出来。
二、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及其结论
（一）央行独立的必要性
按照丁伯根（1952年）的说法，央行实行整套货币政策大致需要三个步骤：一、政策制定者应该首先确立货币政策的总体目标；二、在政策制定者努力使之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函数确定后，选择达到这些目标的政策工具；三、政策制定者必须利用一个经济模型以使各工具变量处于它们的最优值上。
然而，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却认为“最优控制理论是无法用于经济计划的，如果预期是理性的话”，因为在社会系统内，存在着理性私人当事人与政策制定者的动态博弈。
（二）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货币当局与理性私人部门（假设私人部门都是情理人）进行动态博弈的时候，博弈的结果会长期处于次优均衡点上，而不是最优。而现实中情况可能更糟糕，私人当事人在与政府部门博弈中，私人当事人拥有不完全信息，而以上的分析就会存在一个问题，私人当事人并不知道政府的行为方式。假如存在对政府意图的不确定性，私人当事人将会仔细分析以政策行动和声明的形式出现的各种信号。在这样一种拥有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私人当事人其实就难以把握政府的真实意图。假设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一个严格认真的政府如果实施反通货膨胀政策，与工资谈判者参与一个“无经验人”的博弈，那它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高的牺牲率。由此可以分析，由于货币政策实施由政府完全控制，所以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将成为必然。如果赋予央行一定的独立裁量权，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灵活掌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这一问题。完全的政府控制下的央行体系将不利于货币政策执行，其效果与预期相比将大打折扣，从而很难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总体调控。
三、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独立的货币政策篇10
[关键词]关键词：中央银行、独立性、货币政策目标、货币经济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具有不依附于政府的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法定权力和职责。从中央银行产生至今，关于其独立性法定地位必要性的争论从未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根源，这对于正确处理我国人民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持续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经济根源
市场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需要独立的、权威的货币供给的调节者。这是赋于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和经济根源。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出发，认为法的理不在自身，而在法外，法的根和因潜藏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一方面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是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得以发挥功能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必须有制度支持；另一方面，制度如何才能起到抑制作用，怎样的法律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一问题的答案，又只能到经济生活中去寻找。这些为我们分析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现代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经济运行实践上表现为以货币收支为核心的运作过程，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的平衡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正如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兼金融撰稿人沃尔特。白芝浩所言：“货币是不会自行调节的。”[2]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原因就在于：个人的理并不能导致社会的理性结果。例如，当经济前景出现不妙征兆时，投资者抛售证券，减少投资是个人的合理行为；消费者减少消费、节约开支也是合理反应。但人人这样做的结果则会真的导致一场使人人遭殃的经济衰退。同样，当发生通货膨胀时，理性的个人不会缩减开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他们常常以投资品价格上涨、本币贬值、成本上升为理由要求更多的贷款，同时反对上调利率，以补偿通货膨胀损失和风险，这种“理性的无知”只能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针对这种“合成谬误”，曼瑟。奥尔森的经济学第二定律正确地指出，只有借助于“引导之手”或适当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有效的集体结果。那么，独立的中央银行便是实现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必要量之间动态平衡这一理性结果的一种制度安排。只有这种制度安排，才能有效排除企业、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某些部门常常出现的“理性无知”的干扰，按照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调节货币供应量以适应货币必要量，校正社会总需求与总供应的失衡，实现稳定货币，保证货币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社会理性结果。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政治根源
政府经济行为目标由于种种原因发生货币政策目标的错位，以及由此引起的约束政府不当经济决策的需要，是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的政治根源。
货币政策目标即中央银行采取调节和控制措施所应达到的目的，它有终极目标与中介目标之别。从各国立法规定及其实践来看，货币政策终级目标的法定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一法定目标模式，如《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任务是稳定货币。二是多重法定目标模式，例如1946年和1979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将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实际收入的合理增长率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四项货币政策目标。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条的规定，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币值和经济增长。但不管哪种模式，各国都将“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唯一目标或首要目标。
政府经济行为目标与货币政策一致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即由公众选举产生的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与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货币政策目标也自然是吻合的。从理论上讲，这一假设并不违背逻辑，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政府不是一个超脱于现实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万能神灵之手，它是由各个机构组成，而各个机构又是由各层官员组成的，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政府官员都具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而这些目标并非自然而然地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划等号，当然也就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与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划等号了。20世纪60年代由斯蒂格勒和布坎南等人发展起来的政府管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把政府也视为“经济人”，认为政府只不过是一种人类组织，在政府机构里供职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直接动机都是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要说有差别的话，只是政府公职人员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如更少的参与费用、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物质利益、更高的威信和职业成就感等）是在“政治市场”上实现的，而经济当事人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则是在交易市场上实现的。[3]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其行为目标之一是实现预算最大化：因为预算的增加就可以有更多的支配权力，就可以控制更多的领域，并由此带来政府地位的巩固和加强，政府官员收入、地位的提高。这一行为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显然存在矛盾和冲突。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另一个行为目标是争取选票，获取连任，即保持执政地位不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往往会采取满足选民短期利益的策略，从而牺牲货币政策。正如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谬勒所指出的：政府“有一个目标函数，包括竞选连任获胜概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执政党利用了其作为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家、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这种短视症加上政府为赢得下一次选举的竞选目标会导致一种最优的政府策略，即在取得选举胜利后的一段政治上安全时期内提高失业水平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然后再降低失业以迎接新的选举，而后者又隐伏着新的通货膨胀。”[4]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不具有独立性，必须服从政府的指令，那么稳定币值的货币政策目标就会落空。
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固然不能适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行为的利他性仍与利己性并存，部分政府机构和人员可能会脱离公共利益而行事，再加上政府决策信息的不完全性及行为的急功近利性等原因，政府在某一时期所追求的主要行为目标与稳定货币的目标不一致是经常发生的。比如，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和快速发展往往成为政府经济决策的中心议题和全社会的兴奋点，而人民银行又缺乏在经济政策上加以制衡的法定权力，结果经济失控和经济过热现象屡见不鲜，这一教训应当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三、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社会根源
随着现代社会公共需要范围、规模、质量的不断攀升，政府有主动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倾向，对此加以防范的需要，是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的社会根源。
中央银行能否抵制政府财政不合理的融资要求，是一国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政府财政支出的责任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限，然而，社会公共需要的外延是动态的、发展的，不是一层不变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从生产可能性边缘角度出发研究社会公共需要，得出了社会公共需要的范围、规模、质量有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而不断扩大的结论。[5]现实的社会生活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由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和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集中，不仅需要扩大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规模，而且还使得象防止水、空气、环境污染，垃圾处理等方面也成为公共需要。又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社会公平、公正观念被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接受。为了矫正财富分配不公和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成为现代社会的公共需要，而且社会保障项目和规模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由于现代社会中公共需要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及质量的提高具有客观必然性，与此相适应，政府便有主动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倾向，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和维持庞大的政府开支，很有可能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当赤字是以中央银行借款的方式弥补时，便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化和货币供应量增加。赤字财政的货币化使货币政策目标偏离轨道，但从短期来看政府可以从中直接受益。具体表现在：一是向中央银行借款直接增加了政府持有的通货量，政府可以此弥补其支出；二是通货膨胀引起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并由此减少尚未偿还的国债的实际价值，变相取消或减轻了国家所欠公众的债务；三是企业和个人通货膨胀而增加了名义收入，纳税等级自动上开，政府因此而增加了税收收入。这些短期收效“就象‘酒瘾’一样很容易使人上瘾，特别是使政府上瘾”。主动争取通货膨胀政策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忽视一旦变成高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独立的中央银行，才能抵制政府财政透支和其他不合理的融资要求，并以稳定的货币政策时刻进行防范。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独立的货币当局唯一的目标就是防止政府求助于通货膨胀政策的必然倾向。”[6]
四、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定地位的历史根源
认真总结历史经济教训的必然结论，是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法定地位的历史根源。
伟大哲人亚里士多德曾深刻指出，一个人时一切事物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别的什么，思考到它们最初成长和起源，就能对它们获得明确的概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遵循的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即历史的研究方法，因为现实往往是历史的必然。就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定地位来说，其确立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中央银行诞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央银行一般不受政府的控制，拥有高度的独立性。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业务关系上，而不是隶属关系和被控制的关系。究其原因，一是当时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金融领域实行金本位制度，货币流通比较稳定，国内物价和外汇行市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且只在微小的幅度内波动。其二，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人们普遍认为货币只是经济的面纱，“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地调节经济，对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以及中央银行的作用还缺乏认识。其二，中央银行的实际职能还局限于维持银行券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其他职能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尚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虽然中央银行在当时已开始国库，充当政府的银行，但资本所有权大多不属于政府，而是私人银行。这样，由于中央银行还没有成为干预和调节经济的工具，所以也就不存在不独立的问题。
中央银行为政府所控制的状况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时财政的需要，各交战国除英国以发行国库券筹措军费外，无不利用中央银行增发纸币以供军费开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实际上荡然无存。大战结束后，由于经济困难，一些国家继续利用战时获得的权利，以增发货币作为发展经济的捷径，结果却饱受通货膨胀的困扰。以最为严重的德国为例，1923年与战前的1913年相比，纸币发行量增加了2450亿倍，物价上涨了13800亿倍。[7]1923年至1924年上半年，钞票面值不断增大，最大的面额竟高达100万亿马克。整个经济陷入瘫痪状态。
事实证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十分必要。于是一战后，开始提倡中央银行应对政府保持独立。这集中体现在1920年布鲁塞尔国际金融会议的决议中。该决议指出：“中央银行必须不受政府的压力，而应依循审慎的金融路线而行动。”1922年的热那亚国际金融会议，对上述宗旨予以同样的强调。这些本应成为战后中央银行制度建立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受30年代大危机的冲击和凯恩斯主义重财政政策经货币政策的影响，中央银行不仅无法独立于政府，还在长期内依附于财政。
1929—1933年资本主义金融大危机严重地破坏了西方经济，冲击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凯恩斯主义的勃兴为国家干预经济披上了合乎理性的外衣。凯恩斯指出，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社会的有效需求就必然不足，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就不能实现，因此必须扩大政府职能，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具体政策的适用上，他提出了膨胀性的财政政策和廉价的货币政策。即用赤字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开支，举债消费，以刺激需求；同时通过中央银行执行廉价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上述理论经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财税和金融调节的理论支柱，受其影响，西方各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长期依附于财政政策，中央银行因此渐失独立性，成为政府和财政的附庸。在这一时期，有不少国家通过立法，将中央银行收归国有，把中央银行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按政府的意图制定或执行货币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大潮中，联邦德国独树一帜，在深刻反省历史上灾难性通货膨胀的基础上，于1957年颁布了《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创立了独立性程度极高的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代表了保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呼声。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开始重新引起人们重视。这是因为，一来资本主义经济在经历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速发展之后，进入滞涨阶段，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局面并存，这一经济现实迫使人们必须对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进行反思；二来在经济思想上，凯恩斯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不能同时存在的观点，在滞涨的现实中已没有市场，其解救经济危机的药方随之失灵。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思想重新抬头，主张重视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对付通货膨胀。而要使货币供应量适度，就必须减少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干预，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于是，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呼声再起。70年代之后，美国先后颁布施行了《1977年联邦储备系统改革法》，《1980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等法律，通过了《联邦储备系统-财政部协议》这一具有法律意义的重要文献，加强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德国国会于1994年通过《德意志联邦银行法修正案》，对1957年《德意志联邦银行法》中“联邦银行在规定限额内对政府机构、专门公共财产机构提供短期保证贷款”的条文予以废除，切断了央行与政府的直接信贷关系，从而在资金运用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央行的独立性。而欧盟成员国就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已达成了共识，并以德意志联邦银行为样板，成立了独立性很大的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日本和英国也重塑中央银行的独立性。1997年《日本银行法修正案》对日本银行的职能、最高决策机构的组织以及人事权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从而确立了日本银行的独立法律地位。而1997年5月新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作出了改革英格兰银行的重大决定，授予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的决定权并成立没有政府代表参与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从而使英格兰银行摆脱了政府的控制，走上了独立化的道路。
综上所述，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度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法定地位，不仅是人类理性的选择，而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应当树立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具有必须性的理念，在法律制度的设计和法律规定的落实这两方面进一步强化我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1，82。
[2]（英）托马斯·梅耶。货币、银行和经济[m].洪文全、林志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82。
[3]胡家勇。政府干预经济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52，53。
[4]（美）缪勒。公共选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46，150。
[5]（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上）[m].北京：中国发展版出版社，1992.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