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实体经济的政策篇1
关键词：所得税税收优惠投资鼓励
一、前言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都对投资给予所得税优惠，这种鼓励大多是针对直接投资者。针对外国投资者给予税收鼓励政策，一些国家基于国际投资者会带来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原因，另外一些国家税收优惠是用来抵销投资者所面临的在税务或者其他部门的不利因素，例如基础设施的不足，法律的繁琐不完善等。还有一些国家采用税收鼓励的政策是为了在争取国际投资的竞争中不落后于别的国家。尽管税收鼓励是否可以吸引投资促进经济的发展还令人质疑，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甚至许多工业化国家仍然乐意采用税收鼓励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意欲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二、税收和投资的关系
(一）影响投资的税与非税因素
投资者在做投资决定时并不是优先考虑被投资国的税收制度如何的，往往优先考虑的是这个国家基本的经济和体质状况、投资环境等因素①。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市场潜力以及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吸引外国投资者投资的同时，企业的投资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例如被投资国的政局的不稳定，政府政策导向不明确、经济法律体制不健全等。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并不能单靠实施大量的税收优惠就能消除的。对潜在的投资者而言,税制的总体特征比税收鼓励更重要。纳税人总是希望能对经营活动的税收结果有个事先的预测,这就要求法律要明晰并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法律不明晰并且常常处于频繁的修改中。
（二）实行税收鼓励未必能吸引投资
总的来说，税收鼓励在吸引投资特别是外资方面并不成功。例如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爱尔兰，都采用了投资税收鼓励并获得经济增长。但这些国家吸引投资与税收鼓励之间是否存在密切联系一直处于争论中，因为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大多数转型国家所经历的经济、政治和管理的负增长，而这些却是阻碍转型国家中投资发展的主要的因素。而更多的国家在采用投资税收鼓励政策后，其投资状况并没有明显改进，例如智利和爱沙尼亚，在取消了税收鼓励后，经济仍然得到了发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税收鼓励并不能解决妨碍投资的其他根本性问题。
从另一方面来讲，在投资方面存在国际竞争，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下，一些国家为了使本国不在税收竞争环境中处于劣势，会采取更优惠的税收鼓励政策。有些国家还受到来自跨国公司的压力，如果不作出让步，这些公司可能会投资别国。②众多因素导致这些国家乐此不疲的推行税收鼓励吸引外资。
三、国际性税收鼓励
（一）国际性税收优惠
国际性税收鼓励，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税收鼓励往往与外资密切相关，会采用给予免税期或者关税或者流转税等形式给予优惠。但存在的问题就是通常给予外国企业的政策要优于国内的企业，导致内外资企业的税负不平等，违背税负公平的原则。给予的税收优惠越多并且采取内外资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得企业利用法律或政策的漏洞进行避税和税务筹划的现象就越严重，这也使得税务机关面临重重困难。
（二）税收鼓励和取消双重征税
各国实行的税收管辖权的重叠导致国际重复征税，有的国家采用来源地税收税收管辖权，而有的国家采用居民管辖权，或者同时实行来源地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国际重复征税的存在，加重了跨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影响投资者对外投资的积极性，也违背了税负公平的原则，阻碍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③所以在制定对外资的税收政策时不仅要考虑所得来源国的情况，而且还要考虑投资者或者母公司所在国的税收政策。通常在所得来源国取得的税后所得在其住所地国还有需要纳税的税务事项。不同管辖权下不同税务制度的相互影响，使得税收鼓励在所得来源地国应有的结果发生了变化。
住所地国处理双重征税问题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主要有外国税收抵扣法和豁免法。税收抵扣方法以承认收入来源地管辖权优先地位为前提的，但来源地管辖权不具有独占性，对跨国纳税人的同一笔所得，来源国政府可以对其征税，居住国政府也可以对其进行征税，但可以抵扣在来源地国已经征收过的税款，但有限额的限制。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纳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豁免法是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来源于非居住国的所得额，在一定的条件下放弃行使居民管辖权，免于征税。豁免法使纳税人只需或主要负担所得来源国的税收，可以有效消除双重征税的问题，《经合组织范本》和《联合国范本》将豁免法列为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推荐方法之一。
为了协调相互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和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一些国家通过对等协商和谈判缔结国际税收协定。在对外签订消除重复征税的税收协定时，免除重复征税时给予税收饶让抵免。税收饶让不是一种消除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而是投资母国对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本国投资者实施的一项鼓励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措施，是在税收抵免基础上进行的。④除了专门为税收饶让目的订立税收协定，在吸引外资的诸多税收政策中税收协定网络同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税收协定的网络不断发展，体现在缔约国日益增多，协定区域不断扩大，国与国之间缔结税收协定的速度加快，老协定的修订与新协定的缔结持续不断等方面。⑤税收协定为利用信息交换系统和加强对企业跨国避税行为的管理提供了便利，也促进了投资和贸易的流转，加强经济的紧密联系。
鼓励实体经济的政策篇2
关键词：和谐税收政策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税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国当前要进一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而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把增加劳动就业、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基本目标，以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和谐。
当前我国劳动就业存在的不和谐因素
近年来，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导致我国城乡劳动力对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更加激烈，城镇失业问题更显突出。尽管我国在鼓励就业、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仍然面临诸多不和谐因素。
（一）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不断攀升
首先，1996年至今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断攀升。1996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0%，2004年上升为4.2%，2006年该数字控制在4.6%以内。其次，从城镇实际失业率来看，明显高于我国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并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实际使用的城镇就业人员的数字计算，我国2002年城镇失业率约为7.2%。如果再考虑到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的劳动年龄限制和尚未登记的失业人员，同时排除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中的隐性就业人员，我国2002年城镇失业率大概在9%左右。根据国际上的一般划分标准，失业率在7%～8%为失业问题突出型，9%以上为失业严峻型。所以不难看出，我国当前的城镇失业问题已相当严峻。
（二）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
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率高低和失业率高低存在替代关系，高增长往往能够带来低失业，低增长则常常伴随高失业。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都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技术进步为主要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又使我国长期存在的人均资源不足、居民消费率偏低与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以及劳动力总量明显过剩的矛盾凸显出来，使传统体制下严重存在的隐性失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
（三）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
首先，表现为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高级工、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明显缺乏。其次，由于培训机制的落后，技术工人的供给呈现短缺。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这一现象集中暴露了我国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劳动力供给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素质不能满足需求，不少岗位空缺。结果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就业矛盾却不能得到相应缓解，还形成一批就业弱势群体，如年龄偏大或技能水平偏低的劳动力。
我国税制中关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积极因素
我国为了促进劳动就业、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在税收方面制定了三类政策：
鼓励和扶持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目前国家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除国家限制的行业）的纳税人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并领取税务登记证，免收税务登记证的工本费等税收优惠政策；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三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自2004年1月1日起，较大幅度地提高下岗失业人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减轻了他们的税费负担。
鼓励企业积极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小型企业实体，在所得税、营业税等方面都给予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为安置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举办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开办当年安置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超过企业从业人员总数60%的，经劳动部门审核，报主管税务机关批准，一次性免征所得税3年，免税期满后，当年新安置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占企业原从业人员30%以上的，再减半征收所得税2年；从事商品零售兼营批发业务的商业零售企业和服务型企业（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除外），凡当年新招用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职工总数30%以上，并签订3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经认定核准，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新办商贸企业，3年内减征30%的企业所得税。
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安置富余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主体分离和辅业改制分流安置本企业富余人员而兴办的经济实体（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凡符合以下条件的，经有关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一是利用原企业的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或关闭企业的有效资产；二是独立核算、产权清晰并逐步实行产权主体多元化；三是吸纳原企业富余人员达到本企业职工总数30%以上（含30%）；四是与安置的职工变更或签订新的合同。
我国税制对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政策效果评价
从现行税收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对增加就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现行税制鼓励就业的政策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我国税制中鼓励就业的税收政策过渡色彩浓
例如，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多是针对“下岗失业人员”，主要为了解决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中的富余人员。其“下岗失业人员”的内涵从性质上看本身就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的色彩，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个产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就业观念、就业形式必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劳动者将在各种所有制性质的经济部门就业，那么非公经济部门的失业问题如何定位以及解决？因此，当前应站在社会公平的角度，需要对非公经济实行“国民待遇”，在就业问题上需要有稳定的和长久的适应多种经济个体的税收政策。
（二）我国税收政策在鼓励就业方面定位有偏差
由于我国税收政策措施过多集中在表层问题的解决，在根源治理作用方面偏弱。当前应加强对中小企业税收负担的研究，并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制定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对私营、个体企业的重复征税问题，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如果解决不好将制约民间投资的热情和就业规模的扩大；在个人收入分配问题上，应采取有效手段既缩小贫富差距，又能够坚持效率优先。我国税收政策的制定，应将着力点集中在对就业潜力大的现有企业的鼓励扶持上，要在保持现有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扩大就业成果。
（三）税收优惠的对象及其范围界定不明确
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着重针对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大量下岗失业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对扩大就业和社会稳定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对象和范围的划定上没有考虑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公平待遇问题。例如应届大学生毕业自主创办的企业，能否给予类似下岗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待遇？近年来由于城市扩容所出现的大量“农转非”人口，因为国家征地而不再拥有生产资料，能否算做“下岗失业人员”，并享受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减免税收的优惠待遇？这些都值得我们理论界去认真思考。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税收公平问题，对促进就业总量的增加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税收优惠期限制定不科学且政策稳定性差
目前各国政府都把扩大就业总量、提高劳动就业率作为一贯的方针。就我国而言，就业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因此，鼓励就业的税收政策应以一定的固定形式存在并保持相对稳定性，而不能当作临时性措施。当前我国鼓励就业的税收政策大多数以3年作为一个周期，甚至也有1年的减免，优惠期显得过短。再加上优惠对象多以新办企业为主，很容易导致某些企业经营行为的短期化。所以今后我国税收政策的制定应区分哪些是鼓励就业的长期战略性措施，哪些是临时性、具有过度色彩的短期措施，并坚持以长期战略性措施为主。
（五）鼓励就业的税收优惠手段单一
当前我国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除直接减免纳税人的税额，还应注意降低纳税人的奉行成本。例如对中小企业加强纳税辅导，简化纳税手续，强化服务意识，制定出一套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税收征管办法。如法国税务局规定，小企业在营业的前4年不是故意犯错，可减轻税收处罚并给予支付的时间；对小企业税务检查时间最长不超过3个月，否则企业的纳税义务将自动得到免除。
促进就业以及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税收政策选择
完善税制，适度扩大税收鼓励就业政策的覆盖面。任何一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都应当有适度的覆盖面。这个覆盖面过宽或过窄，都不能使既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得到最有效的发挥。照此思路分析现有的税收鼓励就业政策，显然需要扩大鼓励的范围。本文认为，税收鼓励就业的范围应当界定在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只要是在此范围内的企业，吸纳就业人数超过规定的数量或比例，就应当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
以公平税负为原则，大力促进个体私营经济以及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大量的研究证实，个体私营经济目前已成为我国再就业的重要渠道。因此，我们应进一步消除对非国有经济在税收上的各种歧视，把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长久地落实好。如何进一步释放我国个体私营企业的经济能量，扩大就业规模，对于税收决策部门而言，当务之急应确定一个适度的宏观税负，改革现行税制，平衡各类经济主体间的税收负担，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氛围。同时，可以吸收国外发展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经验。
充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调节产业结构以增加就业总量。按照三次产业理论，第三产业吸收劳动力容量相对较大以及劳动力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是一个规律。因此，采用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措施，鼓励第三产业发展是扩大就业量的又一重要途径。例如对那些投资少、见效快、就业容量大的行业，主要是商业、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社区服务业、饮食业等实施所得税减免、降低营业税税率等优惠措施。
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税相比收费，覆盖面大和应对支付危机的能力较强，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保证程度；其权威性强，征收更有力度，征收成本低，能够为社会保障提供更为稳定、充足的资金支持。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得到缓解。因此，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完善鼓励就业的税收政策必不可少的一环。首先，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扭转社会保障费收缴的“软约束”，使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稳定可靠；其次，采取税收征管形式，可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再次，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改变“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格局。
参考文献：
鼓励实体经济的政策篇3
然而，对于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而言，必须辩证地看待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这种投资可以对东道国加大资本形成、扩大就业、增加出口以及提高技术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也可能产生使东道国国际收支恶化、市场结构趋于不合理和削弱东道自的消极作用。
所以，东道国必须结合自身的情况，采取适当的政策趋利避害。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纷纷采取形式不同的投资鼓励措施。但这些措施究竟效果如何，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投资鼓励措施的定义、分类和经济分析
投资鼓励措施是指某一政府或在政府的指示下，出于鼓励特定企业或企业类型进行一定的投资行为的目的，向后者提供的可以度量的经济好处，其中包括旨在增加某一外国直接投资的回报率或减少外国直接投资的成本和风险的有关措施。虽然大部分投资鼓励措施有某种补贴成分，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如垄断经营权-虽然会为有关政府带来一些经济成本，但不会引致直接的财政成本。投资鼓励措施还不包括广义的基础设施、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法律法规、企业经营的调控和财政制度、有关利润汇出及国民待遇等非歧视性政策。
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UnCtaD）的研究，投资鼓励措施一般可以分为财政措施、金融措施和其他措施等三大类型。
财政措施的总体目标是减轻外国投资者的税收负担。根据减征的依据的不同，又可以进一步分为针对利润、销售额、和增加值的措施，针对资本投资的措施，针对进出口的措施，等等。
金融措施是指东道国政府直接向投资的跨国公司提供资金以资助新投资或某种经营活动，其目的是降低投资或经营的成本。最常见的金融措施包括政府赠款、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保险等。
其他措施是指难以归入财政类和金融类的措施，目的也是增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当地投资的回报。其主要形式有补贴专用基础设施、补贴服务、市场倾斜、使用外汇上的优惠待遇，等等。
可以看出，东道国政府决定向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鼓励措施时可以有多种选择。究竟选择何种形式取决于东道国政府的需要及其与跨国公司的谈判结果。至于其采取的鼓励措施的成本有多大、成效如何，则与措施的类型以及实施、管理的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投资鼓励措施是通过减少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成本、增加其收益这一机理达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的。至于这些措施能否达到其目的（即东道国所得收益是否大于其采取这些措施的成本），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达到其目的，更多地是一个实践问题，经济理论尚未做出一个系统、完整的说明。
迄今，对投资鼓励措施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投资的外在效益说”。外国直接投资会给进行投资的跨国公司带来发挥优势、降低成本、扩大市场、获得规模效益等好处。如果这些收益为投资的跨国公司完全内化，即完全由其所得，这些收益就会包括在投资的回报当中，东道国政府就没有必要采取任何鼓励投资的措施。跨国公司在没有投资鼓励措施的情况的投资水平就是最优的。
除此之外，外国直接投资还有可能对接受其投资的东道国的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譬如：促进东道国的资本形成、扩大就业、增加出口、提高技术水平等，最终起到加快东道国经济增长、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这些效应往往不能被投资的跨国公司所内化，也就不能在其投资的回报中有所反映。
因此，它们被称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外部效益”。不少经济学家都非常重视投资的外部效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罗默认为，一个企业的资本积累将给进行投资的公司以外的公司也带来好处，尤其是在技术进步方面。其根据是60年代的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的速度取决于投资率。这样，在投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由于市场无法使外部效益在投资的经济回报率中反映出来，在外国直接投资的社会回报率和经济回报（即跨国公司自身的投资回报率）之间便形成了一个落差。
斯科特对10个国家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投资占产出的比例是高素质劳动力队伍扩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他的测算，美国和英国的投资社会回报率比其经济回报率高出约7个百分点。这一落差的三分之一为政府税收所至，其余部分可以归因于投资的外部效益。回报率落差的存在可能会导致投资不足，也就是投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这时东道国政府采取投资鼓励措施，以弥补回报率上的落差，是为了鼓励投资超出自发水平，达到社会最优水平。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如果东道国政府为了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向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提供了减免公司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其在财政收入上将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财政学的角度来看，公司所得税有为持股人代缴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在公司税得到减免后，如果是国内企业，其持股人为国内居民，减免的公司税在一定程度上会以持股人个人所得税的形式收缴上来；但如果是跨国公司，减免的东道国公司税则以持股人个人所得税的形式不同程度地转移给了跨国公司的母国。只有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外部效益足够大的情况下，东道国政府才会愿意降低公司所得税率，放弃这笔收入。
对外国直接投资鼓励措施另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幼稚工业说”。其基本要义与国际贸易理论中支持保护措施的幼稚工业说是完全相同的，即：在一国某一产业发展的初期，由于生产规模小，技术也不十分成熟，生产的成本较高，该国在这一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能够引入外国资本，并以此带动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引进以及东道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技术的成熟与进步，东道国该行业生产的平均成本下降，该国从而获得在这一产业的比较优势。然而，由于存在着缺陷或失效的现象，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
譬如，由于资本市场的缺陷，企业可能面临着在筹资方面受到的限制。这与个人在筹资方面受到的限制是同样道理。一个人在年轻时无法以其未来收入为基础进行借贷，会导致其现期消费不足。同理，由于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可能因无法判断企业某一投资项目是否能够盈利而对投资于该项目望而却步，于是出现投资不足。
信息的不对称性还会在其他两个层次上导致投资不足。
首先，由于企业的局外人在开始阶段对企业的资质不甚了解，企业的管理人员为了吸引投资者，可能会采取增发红利的办法。这样一来，企业进行新投资的成本增加了，导致投资低于投资者充分掌握信息时的水平。
第二，企业只有在新投资能够给现有持股人带来正净现值（即投资的回报大于投资和偿债开支之和）的情况下才会筹资进行新投资。由于债权人和持股人相比在获得补偿上具有优先权，如果对投资的未来收益没有把握，持股人一般不会愿意让筹资超过仅够支付投资开支的水平。
幼稚工业说认为，投资鼓励措施的目的正是为了纠正市场的上述缺陷，使投资能够反映某一项目在长期内降低成本的潜力。根据这一理论，临时性的投资鼓励措施对处于初始阶段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条件是采取的措施必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特别是要以那些规模较小、正在成长或/且有一定风险的投资为对象，而且还必须具备直接为企业提供资金的能力。降低税率或临时性免税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优惠效果。如果边际税率已经处于较低的水平，降低税率就起不到多少鼓励投资的作用。如果没有亏损补偿，无论是降低税率还是临时性免税，其对投资的鼓励作用则可能是零。对于面临筹资困难的企业而言，虽然减税在将来可以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与此相比，可以返还的投资抵税措施则有效的多。
如跨国公司的母国实行公司海外纳税冲抵国内税制度，东道国政府采取的对外国直接投资减免税措施的有效性会大打折扣，也许只会起到将税收转移给母国政府的作用。但如果减免税是临时性的，由于在此期间投资尚未盈利，向母国的税收转移因此而推后，对投资仍可起到一定的鼓励作用，东道国采取这些措施还是划算的。
对投资鼓励措施的第二种解释是“政府政策连续性说”。具有永久性，即以长期经营为目的是直接投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投资一旦做出，往往就无法或至少很难逆转。因此，投资发生地政府有关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对投资的经营状况至关重要。如果政府有远见，就会在设计未来税收政策时考虑其对现期投资的影响。但是，本届政府一般来说无法决定未来政府将采取何种税收政策。即使是同届政府，其税收政策是否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也难有绝对的保证。在投资进行了一段时间、资本量已有相对积累后，特别是在投资成本已经收回、投资回报几近“寻租”后，政府可能会改变税收政策，转而采取较高的税率。
由于迄今为止尚未找到一种现政府约束未来政府税收行为的机制，如果所有有关决策人均能正确地预期到未来政府将采取的税收政策，那么会形成一个理性预期均衡。在这种均衡状态下，所有人在做决定时都考虑到了政府税收政策不连贯的可能性。其结果是：和人们预期政府的政策将是连贯的时候相比，政府征收的税率将提高，投资者的投资将有所减少。这种理性预期均衡的存在对于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原因有两个：
第一，外国直接投资往往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往往不能与当地投资者同日而语。
由此引起的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政府未来政策的不确定往往构成了其投资不足的又一重要原因。东道国政府采取投资鼓励措施可以对此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
除了上述几种对投资鼓励措施的解释之外，一些国家的政府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可能还有以下两个考虑：
一是补偿政府采取的其他干预措施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例如，东道国政府之所以通过对外资企业进口设备、原材料、中间产品实行进口税减免来吸引外资，可能是因为其实施的某项政策人为地压低了外国投资的回报率。解决这一问题最理想的办法是取消造成扭曲的政策，从根源上消除采取鼓励措施的必要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其政策目标和其他因素的限制，采取弥补性的鼓励措施可能成为东道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的次佳方案。
二是鼓励跨国公司承担某种东道国政府自己无力承担的公共成本。
以上说明的是对东道国政府采取鼓励措施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做出的种种解释，也就是投资鼓励措施可以给东道国带来的各种好处。然而，凡事都有两个方面，投资鼓励措施也不例外。如果运用不当，也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一个政策极度扭曲的经济体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给其带来的很可能不是福利的改善，而是净损失。
譬如，如果按国际价格计算外国直接投资创造的增加值为负，或其以汇出利润的方式减少了东道国的资源，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只能是“悲惨的增长”。
除了可能会导致本章前所述及的向跨国公司的母国转移税收的情况外，鼓励措施往往用于补偿政府采取的其他干预措施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是这些措施可能导致悲惨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依靠减免税等措施来抵销当地成分要求、持股限额等限制条件的消极影响、维持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会降低外国直接投资的效益。
就一国政府采取的投资鼓励措施的优惠幅度、该国经济中存在的其他扭曲现象及其整体经济的效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而言，在不考虑其他扭曲现象时，鼓励措施的优惠幅度越大，经济效益就越低；在不考虑鼓励措施时，经济中的扭曲越严重，经济效益就越低，在同时考虑鼓励措施和经济中的其他扭曲的情况下，虽然经济的总效益在一段区间内可能略有升高（反映出鼓励措施对经济中存在的其他扭曲可能有一定的弥补作用），但其总的趋势是随其他变量的增加而降低。
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3个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世界银行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实际利率为负时，投资者没有必要考虑资本的效益。由于拥有、维持富裕生产能力的成本为零，生产能力可能大大超出近期生产计划的需要，企业也没有必要采用加班、轮班等提高设利用率的措施。也就是说，实际生产能力大于有效生产能力。如果外国直接投资是以合资企业形式出现的，或通过向东道国金融机构借贷使用了东道国的储蓄，外国直接投资的效益与在东道国国内筹资进行的投资一样不可避免地要比在利率处于市场均衡状态下要低。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措施越多，其优惠幅度越大，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越多，给东道国造成的资源浪费也就越大。
再如，如果东道国对某一行业实行高保护，外国投资者（寻求市场型）在进入该国市场后可以获取超额利润，那么，外国投资者做出的投资决定和由此导致的资源配置都可能就不是最优的，东道国在此情况下的福利水平一般比不实行这种高保护时要低。
综上所述，东道国从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措施中既有所得也有所失。东道国政府采取鼓励措施的本意是弥补市场存在的缺陷或经济中存在的扭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从这种投资中受益。然而，东道国并非总能如愿以偿，有时其采取的鼓励措施还会导致新的扭曲。
此外，还有采取鼓励措施本身带来的成本。这样，在采取某一投资鼓励措施之前，必须要综合考虑其成本和收益。只有在总收益大于总成本的情况下，采取这项措施在经济上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会得不偿失。
二、投资鼓励措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区域的调查结果证实，投资鼓励措施在外国直接投资者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譬如，在50年代对247家美国跨国公司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只有十分之一接受调查的公司将东道国政府提供税收优惠列为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之一。与此相对照，分别有57%、39%、26%的公司认为货币的可兑换性、政治稳定、市场规模及资源供应状况是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又如，在60年代对205个跨国公司在67个国家所作的365项投资进行的调查资料显示，影响投资者决策的最重要的非政策性因素是面对关税和汇兑壁垒维持市场份额或向新的市场扩张。在诸种政策因素中，接受调查的公司认为政治、经济和金融形势的稳定最为重要东道国法律法规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和组织鼓励较少限制、给予外资企业非歧视待遇以及东道国政府重视发展经济也被认为对投资决策的影响较大。
从这些早期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所作的调查看，与投资鼓励措施相比，其他一些政策性和非政策性因素对投资流向和区位格局的影响要大的多。
在此以后所作的一些调查的结果又反复证明了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如30家集团在80年代中期所作的调查发现，在19个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因素中，东道国政府采取的投资鼓励措施只排在第7位。在同期对30家跨国公司的74项投资所作的另一项调查中，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是关于资源、生产成本和市场的经济及长期战略性考虑。东道国是否采取了投资鼓励措施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些措施的存在只不过是“锦上添花”-即使原本已有吸引力的东道国更具吸引力而已。联合国贸发大会和欧盟委员会在1996年联合对16家跨国公司在亚洲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所作的调查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诸项调查的结果显示，东道国的市场特征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从事出口导向型离岸生产的投资来说，相对生产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严重依赖资源的投资项目来说，邻近资源的供应地则至关重要。东道国的政治形势、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运输成本、法律环境以及有关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和开办企业、国民待遇等制度都对外国投资者对投资地点的选择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对于单个东道国而言，其采取的投资鼓励措施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绝对作用不大。在实践中，很难确定鼓励措施的边际引资量，即因东道国政府采取的特定的投资鼓励措施而增加那部分外国直接投资。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外国投资者往往只要满足某些条件就可以享受鼓励措施的优惠待遇，这些措施的惠及对象即有在没有鼓励措施的情况下就不再投资的投资者，也包括了无论有无鼓励措施都会前来投资的跨国公司。
从各项调查的资料来看，有相当数量的投资者属于后者。他们之所以到某一个东道国去投资，是为其总体投资环境或特定的条件所吸引，有无鼓励措施无关紧要。也就是说，东道国采取的投资鼓励措施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带来新的投资，只是等于向跨国公司作了一笔转移支付而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鼓励出口措施相比，各种鼓励外国投资者向东道国转让先进技术的措施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譬如，一些国家试图以减免税、对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和土地使用费提供补贴的办法来吸引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设施，促使高科技企业在某一地点形成群体。还有一些东道国政府采取政府采购和补贴科研经费等手段来鼓励跨国公司转让技术。但是，有研究表明，东道国提供的税收减免和资金补贴对高技术企业的区位选择并无多大影响；能否获得充足的廉价而又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对于高技术企业的投资者来说要重要的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说各国吸引高技术企业政策在90年代以前是以提供税收优惠和硬件设施为主要内容的话，进入90年代以来，其重心已转向提高教育水平、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供有利的经济环境。
当然，投资鼓励措施也并非毫无用处。
例如，如果有若干个投资地点可供选择且其在投资环境等条件方面不相上下，如果投资项目具有明显的成本取向且流动性较强，鼓励措施也能起到“一两拨千斤的效果”。其效果对于低工资国家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来说尤其显著。
韩国在70年代实行过允许出口企业以优惠价格获取原材料、信贷资金和外汇的政策。台湾曾为企业的出口提供返还投入品进口税的优惠。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开办了出口加工区，以为出口企业提供便利、促进其发展。这些措施均有力的推动了跨国公司在有关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以及这些国家出口贸易的增长。
结论：外国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投资鼓励措施是许多国家赖以吸引跨国公司到本国进行投资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数量和优惠程度近十几年来呈逐渐升级之势。这里面固然有各有关国家自身的原因，但是相互之间通过提供更多、更大的优惠以争夺有限的外国资本起到了关键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鼓励实体经济的政策篇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投资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在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有利于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稳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国内消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此，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
(一)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市场准入标准和优惠扶持政策要公开透明，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不得单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
(二)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对于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应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
(三)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国有资本要把投资重点放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要为民间资本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四)积极推进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领域改革。将民办社会事业作为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重要补充，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快培育形成政府投入为主、民间投资为辅的公共服务体系。
二、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
(五)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交通运输建设。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参股等方式投资建设公路、水运、港口码头、民用机场、通用航空设施等项目。抓紧研究制定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引入市场竞争，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干线、铁路支线、铁路轮渡以及站场设施的建设，允许民间资本参股建设煤运通道、客运专线、城际轨道交通等项目。探索建立铁路产业投资基金，积极支持铁路企业加快股改上市，拓宽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建设领域的渠道和途径。
(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建立收费补偿机制，实行政府补贴，通过业主招标、承包租赁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农田水利、跨流域调水、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土保持等水利项目。
(七)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电力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建设。支持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或参股形式参与水电站、火电站建设，参股建设核电站。进一步放开电力市场，积极推进电价改革，加快推行竞价上网，推行项目业主招标，完善电力监管制度，为民营发电企业平等参与竞争创造良好环境。
(八)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石油天然气建设。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与国有石油企业合作开展油气勘探开发。支持民间资本参股建设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的储运和管道输送设施及网络。
(九)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电信建设。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支持民间资本开展增值电信业务。加强对电信领域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促进公平竞争，推动资源共享。
(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土地整治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积极引导民间资本通过招标投标形式参与土地整理、复垦等工程建设，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坚持矿业权市场全面向民间资本开放。
三、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
(十一)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市政公用事业建设。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和垃圾处理、公共交通、城市园林绿化等领域。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的改组改制，具备条件的市政公用事业项目可以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向民间资本转让产权或经营权。
(十二)进一步深化市政公用事业体制改革。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大力推行市政公用事业的投资主体、运营主体招标制度，建立健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改进和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建立规范的政府监管和财政补贴机制，加快推进市政公用产品价格和收费制度改革，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领域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十三)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策性住房建设。支持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政策性住房，参与棚户区改造，享受相应的政策性住房建设政策。
四、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
(十四)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医疗事业。支持民间资本兴办各类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等医疗机构，参与公立医院转制改组。支持民营医疗机构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定点服务。切实落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税收政策。鼓励医疗人才资源向民营医疗机构合理流动，确保民营医疗机构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定、科研课题等方面与公立医院享受平等待遇。从医疗质量、医疗行为、收费标准等方面对各类医疗机构加强监管，促进民营医疗机构健康发展。
(十五)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教育和社会培训事业。支持民间资本兴办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幼儿园、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和社会培训机构。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落实对民办学校的人才鼓励政策和公共财政资助政策，加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金融、产权和社保等政策，研究建立民办学校的退出机制。
(十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通过用地保障、信贷支持和政府采购等多种形式，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专业化的服务设施，兴办养(托)老服务和残疾人康复、托养服务等各类社会福利机构。
(十七)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文化、旅游和体育产业。鼓励民间资本从事广告、印刷、演艺、娱乐、文化创意、文化会展、影视制作、网络文化、动漫游戏、出版物发行、文化产品数字制作与相关服务等活动，建设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等文化设施。鼓励民间资本合理开发旅游资源，建设旅游设施，从事各种旅游休闲活动。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生产体育用品，建设各类体育场馆及健身设施，从事体育健身、竞赛表演等活动。
五、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
(十八)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在加强有效监管、促进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放宽对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落实中小企业贷款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政策，简化中小金融机构呆账核销审核程序。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涉农业务实行与村镇银行同等的财政补贴政策。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完善信用担保公司的风险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参与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
六、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商贸流通领域
(十九)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商品批发零售、现代物流领域。支持民营批发、零售企业发展，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业态。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第三方物流服务领域，为民营物流企业承接传统制造业、商贸业的物流业务外包创造条件，支持中小型民营商贸流通企业协作发展共同配送。加快物流业管理体制改革，鼓励物流基础设施的资源整合和充分利用，促进物流企业网络化经营，搭建便捷高效的融资平台，创造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推进物流服务的社会化和资源利用的市场化。
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
(二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投资建设领域。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有序参与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军民两用高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允许民营企业按有关规定参与承担军工生产和科研任务。
八、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二十一)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利用产权市场组合民间资本，促进产权合理流动，开展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在国内合理流动，实现产业有序梯度转移，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以及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发展成为特色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集团化公司。
(二十二)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合理降低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比例。民营企业在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资产处置、债务处理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要求，依法妥善安置职工，保证企业职工的正当权益。
九、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
(二十三)贯彻落实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帮助民营企业建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开发中心，增加技术储备，搞好技术人才培训。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和技术攻关，不断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
(二十四)加快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鼓励政策，积极发展技术市场，完善科技成果登记制度，方便民营企业转让和购买先进技术。加快分析测试、检验检测、创业孵化、科技评估、科技咨询等科技服务机构的建设和机制创新，为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服务平台。积极推动信息服务外包、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等高技术服务领域的市场竞争，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活动。
(二十五)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实现产品更新换代。开发新产品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按规定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实施品牌发展战略，争创名牌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通过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方式鼓励民营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技术升级。
(二十六)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投资建设节能减排、节水降耗、生物医药、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等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
十、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二十七)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支持民营企业在研发、生产、营销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开发战略资源，建立国际销售网络。支持民营企业利用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开拓国际市场，加快培育跨国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支持民营企业之间、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组成联合体，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
(二十八)完善境外投资促进和保障体系。与有关国家建立鼓励和促进民间资本国际流动的政策磋商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对话交流，发展长期稳定、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通过签订双边民间投资合作协定、利用多边协定体系等，为民营企业“走出去”争取有利的投资、贸易环境和更多优惠政策。健全和完善境外投资鼓励政策，在资金支持、金融保险、外汇管理、质检通关等方面，民营企业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十一、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环境
(二十九)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政策规定，切实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培育和维护平等竞争的投资环境。在制订涉及民间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时，要听取有关商会和民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反映民营企业的合理要求。
(三十)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安排的政府性资金，包括财政预算内投资、专项建设资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以及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等，要明确规则、统一标准，对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支持民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政府采购目录。
(三十一)各类金融机构要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创新和灵活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加大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支持，加强对民间投资的金融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监管部门要不断完善民间投资的融资担保制度，健全创业投资机制，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继续支持民营企业通过股票、债券市场进行融资。
(三十二)全面清理整合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简化环节、缩短时限，进一步推动管理内容、标准和程序的公开化、规范化，提高行政服务效率。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切实减轻民营企业负担。
十二、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规范管理
(三十三)统计部门要加强对民间投资的统计工作，准确反映民间投资的进展和分布情况。投资主管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及行业协会要切实做好民间投资的监测和分析工作，及时把握民间投资动态，合理引导民间投资。要加强投资信息平台建设，及时向社会公开国家产业政策、发展建设规划、市场准入标准、国内外行业动态等信息，引导民间投资者正确判断形势，减少盲目投资。
(三十四)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的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为民间投资提供法律、政策、咨询、财务、金融、技术、管理和市场信息等服务的中介组织。
(三十五)在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切实加强监管。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切实督促民间投资主体履行投资建设手续，严格遵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用地、节能以及质量、安全等规定。要建立完善企业信用体系，指导民营企业建立规范的产权、财务、用工等制度，依法经营。民间投资主体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树立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创造条件满足市场准入要求，并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三十六)营造有利于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客观、公正宣传报道民间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和扩大社会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积极宣传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民营企业家的先进事迹。
各地区、各部门要把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创新求实，根据本意见要求，抓紧研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尽快将有关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努力营造有利于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和舆论氛围，切实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促进投资合理增长、结构优化、效益提高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国务院
鼓励实体经济的政策篇5
一、“新36条”出台的背景
1.民间资本发展遭遇尴尬,鼓励非公经济的政策亟待强化。2005年国家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政策措施尚未真正落实到位,民间资本仍普遍感受到进入垄断领域门槛过高,民间融资瓶颈未见扩宽,具体表现为:一是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率低。根据有关方面的调研情况,目前全社会80多个行业,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41个。二是民间投资在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所占比重非常低。据统计,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占13.6%,在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中占11.8%,在金融业中占9.6%,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占7.5%,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占6.6%,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占5.9%。可以说,2005年国家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贯彻不力,民间投资面临的制度没有从根本上破除,民间资本的发展仍处于尴尬期,这是目前国家重新强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大力发展,并出台“新36条”的深层次背景。
2.巨额民间资本快速积累,需要引导其投入实体经济中。最近1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国民财富不断积累,民间资金更是快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温州流动的民间资本已经达到6000亿元,并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温州成为我国民间资本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今年国家调控房地产的“国十条”颁布后,从房地产领域流出的资金可能达到几千亿元,加上从股市及未来房地产业中继续流出的资金,资金规模将超过万亿元。如此庞大规模的过剩流动性能量巨大,如果任凭其成为投机市场的炒作热钱,必将增加经济发展的泡沫和不稳定性。因此,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实业领域,让巨额的民间资本有“出口”,是现阶段宏观调控政策的必然选择。
3.民间投资应接棒4万亿元投资计划,为经济发展新增动力。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央政府出台了振兴经济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政府投资对于稳定经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仅仅依靠政府投资和信贷增长等刺激性政策拉动经济发展显然不够。2010年是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关键之年,“新36条”的出台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政府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迟早要退出,需要民营经济来接力,延续经济增长动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依靠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需要借助民营企业;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也需要启动民间投资。民营资本的经营机制更为灵活,民间投资的及时启动和接棒4万亿元政府投资,有望带动新一轮相关领域投资热潮,加快确立新经济增长点的进程,使经济复苏的步伐更加坚实。
二、“新36条”的政策新意
1.明确准入准则,扩大准入领域。民间投资难的关键是准入问题,不仅军工、石油、电信、金融领域准入难,即使民间资本占绝对优势的房地产领域,也因为越来越多的资本雄厚的国企巨头的进入,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因此,“新36条”将破除和拆除民间投资发展中存在的“玻璃门”、“弹簧门”等现象作为重点,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非公经济36条”等文件中有关放宽市场准入的政策规定,更加具体地提出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相关行业和领域的范围。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市政公用事业、国防科技工业、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兴办金融机构,投资商贸流通产业,参与发展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和社会福利事业。
2.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新36条“规定,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对于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国有资本要把投资重点放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将民办社会事业作为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重要补充,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要为民间资本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3.提出鼓励民间投资进入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主要包括项目业主招标、承包、租赁、产权或经营权转让、参与改组改制等。特别提出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合理降低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比例,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方式做大做强。
针对此前民营企业重组国有企业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新36条”指出,民营企业在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资产处置、债务处理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要求,依法妥善安置职工,保证企业职工的正当权益。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制重组,与国资委确定的股权多元化方向是一致的,民营企业参与国企重组可以使国企的监管方增加,不同监管方可以相互制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4.完善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保障措施。“新36条”提出要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及政策规定,市场准入标准和优惠扶持政策要公开透明,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不得单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还提出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健全收费补偿机制、实行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给予信贷支持和用地保障等多种方式,鼓励民间资本健康发展。
5.首次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策性住房建设。“新36条”和“非公经济36条”最显著的不同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第13条明确规定:“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策性住房建设。支持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政策性住房,参与棚户区改造,享受相应的政策性住房建设政策。”政府鼓励和允许民间资本参与政策性住房建设,充分体现了政府调控房地产业的良苦用心和决心。
现在政策性住房建设的主体都是一些国有企业,由于政策性住房需求量很大,也需要其他类型的资金进入来扩大规模。对房地产企业来说,政策性住房市场的风险相对较小,只要政府确定了固定收益空间,就能保证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旱涝保收”。
6.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石油领域建设的条例更为细化。在“非公经济36条”中,只是笼统提出石油行业可以引入竞争性机制,鼓励投资主体多元化,对民间资本进入的具体方式和领域没作规定。“新36条”则对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石油领域建设提出更为细化的规定。第8条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石油天然气建设。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与国有石油企业合作开展油气勘探开发。支持民间资本参股建设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的储运和管道输送设施及网络。“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和“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等内容也适用于石油行业。“新36条”对民间资本进入石油行业提出了更高、更为具体的要求。
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较为有限,目前大部分由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掌握,同时该行业的高投资和高风险限制了民间资本的发展,因此垄断程度较高。但是,在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约束不断增强的新形势下,通过多种方式让民间资本进入石油天然气领域建设是必然趋势。只有增加能源领域的市场经济主体,建立多元化的市场竞争机制,允许其他资本进入和经营,能源市场才能有突破性的发展,才能促进资源的节约使用及其价格的合理定位。
鼓励实体经济的政策篇6
鼓励和发展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已经提出多年。2005年，国务院就制定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被称为“非公36条”。2010年5月，国务院又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个“新36条”被认为是对民营企业放开投资领域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政策。
今年3月26日，总理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谈及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时说，重点放开对社会资本投资的限制，打破垄断，扩大开放，公平准入，鼓励竞争。
政府反复明确地提出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无论是在财税金融政策，还是在准入政策上，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一视同仁，鼓励相互竞争，共同发展。这雷声一直不小，可不少非公企业为什么还是感到“雨点”小呢？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落实不够的问题。
鼓励并实现民资进入上述领域，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决策者夯实“相信市场”的心理基础，这样才可能放心大胆地实现“公平准入”。因为，有些人一直这样的担心：上述领域脱离了行政系统的掌控，可能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及财力来调控市场和提供社会福利。其实，应当看到，在多数情况下，市场竞争下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的赢利或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并不一定就比非民营的企业低。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实现利润16620亿元，比上年增长46%。这既显示了民企发展的成绩，也进一步说明，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潜质，一旦消除行业准入的“硬壁垒”或“软壁垒”，民企有能力为中国经济增长下一程跑得又快又稳贡献能量。
国家的方针是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也就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公平准入”是开放社会资本投资限制的一条准则，也是实现上述两个不动摇的保障。规制部门需要确保制定执行准入时的中立性，除了坚持公有与民营的公平准入之外，还应当包括不能出现对某些民营资本比另一些民营资本“更公平”的情况。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在上述领域实行“公平准入”、“鼓励竞争”，对政府来说是一种低成本且能进一步降低成本的举措。同时，还可以通过“鼓励竞争”来提升私人部门的资金可利用水平，来挑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鼓励实体经济的政策篇7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问题是出口增长乏力，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国有外贸企业经济效益仍十分低下；外贸企业亏损挂账包袱较大，仍没有摆脱依靠国家政策来发展外贸的烙印。
1998年我国外贸出口虽继续保持增长，但国有外贸企业经济效益仍然下降,亏损挂账仍继续增加。据汇总决算资料反映，外贸企业经济效益状况仍在下降，1998年全国外贸企业亏损为80.45亿元，比上年增亏17.22亿元，其中：中央外贸企业净利润0.49亿元，比上年净利5.25亿元减盈4.76亿元；地方外贸企业亏损80.94亿元，比上年亏损68.48亿元增亏12.46亿元。截止1998年底外贸企业决算反映亏损挂账已达553.22亿元。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首先在于外贸企业经济效益基础较差、效益观念较为薄弱。长期以来，外贸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片面追求规模扩大和数量增长的思想观念和习惯做法大量存在。就当前看，整个外经贸工作也尚未真正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客观上讲，我国外贸企业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发展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企业的任务观念和指标观念都很强。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外贸企业的任务就是出口创汇，盈亏要由国家负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之后，特别是现在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仍有人抱着出口创汇指标紧追猛赶，甚至不惜恤本盲目追求规模，造成目前企业巨额亏损挂帐、经营难以为继，给我们外贸事业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长方式必须实现由数量型扩张向质量效益型的根本转变。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必须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走集约化经营的路子，牢牢地把规模的扩大和速度的提高放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
其次是依法调控外贸发展的宏观管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20年来国家鼓励外贸发展的财政政策，一方面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对鼓励政策产生了过份的依赖。政企不分，使国有外贸企业无法割断与政府的隶属依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外贸企业习惯依赖于国家政策的扶持。因此，必须结合政企脱钩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引导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求生存、求发展，研究建立健全和完善调控外贸发展的宏观管理体系，运用市场经济方法引导外贸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再次是外贸企业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必需深入研究外贸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积极探索在公有制基础上真正实现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途径和方式、方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我国企业改革目标内容，然而多年来的改革实践，国有企业负盈不负亏现象如同当年承包中包盈不包亏一样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致使企业亏损挂帐一大堆仍依靠继续挂账来生存，这在外贸企业中尤为突出。1990年第一轮承包结束后，外贸企业亏损挂帐为98.92亿元，至1998年底，亏损挂帐已增至553.22亿元，平均每年增加64.9亿元。除了外贸企业忽视经济效益外，没有找到使国有企业实现自负亏损的有效方式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进一步深化外贸企业改革，在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基础上寻求真正实现企业自负亏损的途径和方式、方法。
2、继续实行积极的鼓励出口的财政政策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20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继续扩大我国商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继续实行积极的鼓励出口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20年来，国家财政采取了多种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但这大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针对培育出口产品生产能力而实施的。随着我国生产水平的提高，国内买方市场的形成，过去的有关鼓励我外贸发展的措施显然已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有关鼓励出口的优惠措施也随着国家财税、金融、外贸、外汇、计划等方面的改革而消失。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鼓励出口的积极财政政策必须由过去注重培育出口生产能力方面向注重培育、开拓和保护出口市场方面转变，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国际惯例的鼓励外贸扩大出口的财政政策体系。
（1）继续完善鼓励外贸出口的全面出口退税政策。为鼓励外贸发展，1994年国家在财税改革后实行了“免抵退”的全面出口退税政策。全面的出口退税，有利于提高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促进我出口产品向精加工、深加工发展，优化我出口商品结构。但因实际执行中的存在的少征多退问题，全面出口退税政策没有得以全面执行。人民币与外汇矛盾的焦点较集中地反映在出口退税政策的全面与否上。实行全面的“免抵退”出口退税政策，是符合国际惯例的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应结合国家财力的允可和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逐步加以完善。
（2）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管理。为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1994年，国家在金融、财税、投资、外汇等重大领域进行重大改革的同时进行了外贸体制改革。改革中决定要对少数实行数量限制的出口商品进行配额招标。1996年，国家决定将出口商品配额招标收入用于设立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是中央政府用于调节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专项基金；基金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财政实行专项专户、列收列支管理；基金实行有偿使用和无偿使用相结合。截止1999年4月底，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收入共97.53亿元。通过近两年的使用，基金使用的重点仍没有摆脱过去注重培育出口生产能力方面，依旧按照项目来分配使用基金，基金使用效益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改变和完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使用办法，向注重培育、开拓和保护出口市场方面转变，充分发挥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在鼓励外贸扩大出口的作用。可以结合建立出口信用保险、完善国际市场信息的服务、鼓励发展境外加工贸易、支持和引导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等等方面入手，改革和完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使用管理。
（3）采用更为积极的评价手段引导和促进外贸企业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实现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确定的今后15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之一。这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九五”计划和达到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党的十五大又提出了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以提高效益为中心努力扩大商品和服务的对外贸易的总体要求，因此，积极引导和促进外贸企业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以提高效益为中心发展我国对外贸易是确定财政鼓励政策的基本取向。
获取比较利益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理论
。英国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基本内容是，在世界上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国家，通过国际商品交换，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从而给交换的双方在经济上带来利益。即使在各个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的国家，通过生产和出口那些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以换取自己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仍然可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这一原理用李嘉图本人的比喻来说，就是“英国用其生产的羊毛来换取葡萄牙生产的葡萄酒”，对两国而言，都可以获得较多的相对于本国生产同类产品而言的经济利益。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这一比较利益的获得，究竟体现在我们国际贸易中的哪一个环节、哪一方面呢？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鼓励实体经济的政策篇8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公平竞争；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监督管理和服务，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进一步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健全管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此，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
（一）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条件。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对需要审批、核准和备案的事项，政府部门必须公开相应的制度、条件和程序。国家有关部门与地方人民政府要尽快完成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工作。外商投资企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二）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其中的自然垄断业务，积极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非公有资本可以参股等方式进入；对其他业务，非公有资本可以独资、合资、合作、项目融资等方式进入。在国家统一规划的前提下，除国家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的外，允许具备资质的非公有制企业依法平等取得矿产资源的探矿权、采矿权，鼓励非公有资本进行商业性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
（三）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加快完善政府特许经营制度，规范招投标行为，支持非公有资本积极参与城镇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在规范转让行为的前提下，具备条件的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可向非公有制企业转让产权或经营权。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市政公用企业、事业单位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方式改革。
（四）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支持、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投资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领域。在放开市场准入的同时，加强政府和社会监管，维护公众利益。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公有制社会事业单位的改组改制。通过税收等相关政策，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捐资捐赠社会事业。
（五）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在加强立法、规范准入、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和合作性金融机构。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可以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
（六）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允许非公有制企业按有关规定参与军工科研生产任务的竞争以及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军民两用高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
（七）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并购和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组改制改造。非公有制企业并购国有企业，参与其分离办社会职能和辅业改制，在资产处置、债务处理、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参照执行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应政策。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并购集体企业，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相应政策。
（八）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积极吸引非公有制企业投资建设和参与国有企业重组。东部沿海地区也要继续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
二、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
（九）加大财税支持力度。逐步扩大国家有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省级人民政府及有条件的市、县应在本级财政预算中设立相应的专项资金。加快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研究完善有关税收扶持政策。
（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有效发挥贷款利率浮动政策的作用，引导和鼓励各金融机构从非公有制经济特点出发，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完善金融服务，切实发挥银行内设中小企业信贷部门的作用，改进信贷考核和奖惩管理方式，提高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贷款比重。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要积极吸引非公有资本入股；农村信用社要积极吸引农民、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入股，增强资本实力。政策性银行要研究改进服务方式，扩大为非公有制企业服务的范围，提供有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鼓励政策性银行依托地方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开展以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转贷款、担保贷款等业务。
（十一）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非公有制企业在资本市场发行上市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在加快完善中小企业板块和推进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健全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功能，为非公有制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创造条件。鼓励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到境外上市。规范和发展产权交易市场，推动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建立健全创业投资机制，支持中小投资公司的发展。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发行企业债券。
（十二）鼓励金融服务创新。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资信评估制度，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信用贷款。对符合有关规定的企业，经批准可开展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质押贷款试点。鼓励金融机构开办融资租赁、公司理财和账户托管等业务。改进保险机构服务方式和手段，开展面向非公有制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创新。支持非公有制企业依照有关规定吸引国际金融组织投资。
（十三）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设立商业性或互信用担保机构。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和区域性信用再担保机构。建立和完善信用担保的行业准入、风险控制和补偿机制，加强对信用担保机构的监管。建立健全担保业自律性组织。
三、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
（十四）大力发展社会中介服务。各级政府要加大对中介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坚持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原则，不断完善社会服务体系。支持发展创业辅导、筹资融资、市场开拓、技术支持、认证认可、信息服务、管理咨询、人才培训等各类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规范和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整顿中介服务市场秩序，规范中介服务行为，为非公有制经济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十五）积极开展创业服务。进一步落实国家就业和再就业政策，加大对自主创业的政策扶持，鼓励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士兵、大学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等各类人员创办小企业，开发新岗位，以创业促就业。各级政府要支持建立创业服务机构，鼓励为初创小企业提供各类创业服务和政策支持。对初创小企业，可按照行业特点降低公司注册资本限额，允许注册资金分期到位，减免登记注册费用。
（十六）支持开展企业经营者和员工培训。根据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需求，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整合社会资源，创新培训方式，形成政府引导、社会支持和企业自主相结合的培训机制。依托大专院校、各类培训机构和企业，重点开展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经营管理、职业技能和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培训，各级政府应给予适当补贴和资助。企业应定期对职工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和安全知识培训。
（十七）加强科技创新服务。要加大对非公有制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加快建立适合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特点的信息和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推进非公有制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大力培育技术市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让。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要积极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科技咨询、技术推广等专业化服务。引导和支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鼓励国有科研机构向非公有制企业开放试验室，充分利用现有科技资源。支持非公有资本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科研开发机构。鼓励有专长的离退休人员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切实保护单位和个人知识产权。
（十八）支持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改进政府采购办法，在政府采购中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推动信息网络建设，积极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国内外市场信息。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扩大出口和“走出去”，到境外投资兴业，在对外投资、进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在境外申报知识产权。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作用，利用好国家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十九）推进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加快建立适合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特点的信用征集体系、评级制度以及失信惩戒机制，推进建立企业信用档案试点工作，建立和完善非公有制企业信用档案数据库。对资信等级较高的企业，有关登记审核机构应简化年检、备案等手续。要强化企业信用意识，健全企业信用制度，建立企业信用自律机制。
四、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十）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要严格执行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按照宪法修正案规定，加快清理、修订和完善与保护合法私有财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
（二十一）维护企业合法权益。非公有制企业依法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依法保护企业主的名誉、人身和财产等各项合法权益。非公有制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提出的行政复议等，政府部门必须及时受理，公平对待，限时答复。
（二十二）保障职工合法权益。非公有制企业要尊重和维护职工的各项合法权益，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与职工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并健全集体合同制度，保证双方权利与义务对等；必须依法按时足额支付职工工资，工资标准不得低于或变相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逐步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必须尊重和保障职工依照国家规定享有的休息休假权利，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超时工作，加班或延长工时必须依法支付加班工资或给予补休；必须加强劳动保护和职业病防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与作业场所职业危害防治工作，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保护。要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禁止使用童工。
（二十三）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职工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有关部门要根据非公有制企业量大面广、用工灵活、员工流动性大等特点，积极探索建立健全职工社会保障制度。
（二十四）建立健全企业工会组织。非公有制企业要保障职工依法参加和组建工会的权利。企业工会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法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企业必须为工会正常开展工作创造必要条件，依法拨付工会经费，不得干预工会事务。
五、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
（二十五）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非公有制企业要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服从国家的宏观调控，严格执行有关技术法规，自觉遵守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有关规定，主动调整和优化产业、产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国家支持非公有制经济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鼓励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加工贸易、社区服务、农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二十六）规范企业经营管理行为。非公有制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必须依法获得安全生产、环保、卫生、质量、土地使用、资源开采等方面的相应资格和许可。企业要强化生产、营销、质量等管理，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安全、环保、卫生、劳动保护等责任制度，并保证必要的投入。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制度，如实编制财务报表。企业必须依法报送统计信息。加快研究改进和完善个体工商户、小企业的会计、税收、统计等管理制度。
（二十七）完善企业组织制度。企业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规范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公司制企业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建立有利于个体工商户、小企业发展的组织制度。
（二十八）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素质。非公有制企业出资人和经营管理人员要自觉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增强法制观念、诚信意识和社会公德，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引导非公有制企业积极开展扶贫开发、社会救济和“光彩事业”等社会公益性活动，增强社会责任感。各级政府要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人才队伍建设，在人事管理、教育培训、职称评定和政府奖励等方面，与公有制企业实行同等政策。建立职业经理人测评与推荐制度，加快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职业化、市场化进程。
（二十九）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国家支持有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兼并、收购、联合等方式，进一步壮大实力，发展成为主业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大集团，有条件的可向跨国公司发展。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实施品牌发展战略，争创名牌产品。支持发展非公有制高新技术企业，鼓励其加大科技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力度，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国家关于企业技术改造、科技进步、对外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扶持政策，对非公有制企业同样适用。
（三十）推进专业化协作和产业集群发展。引导和支持企业从事专业化生产和特色经营，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建立稳定的供应、生产、销售、技术开发等协作关系。通过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培育骨干企业和知名品牌，发展专业化市场，创新市场组织形式，推进公共资源共享，促进以中小企业集聚为特征的产业集群健康发展。
六、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
（三十一）改进监管方式。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非公有制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完善相关制度，依法履行监督和管理职能。各有关监管部门要改进监管办法，公开监管制度，规范监管行为，提高监管水平。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监管信息，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三十二）加强劳动监察和劳动关系协调。各级劳动保障等部门要高度重视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问题，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执行劳动合同、工资报酬、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等法规、政策的监督检查。建立和完善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健全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及时化解劳动争议，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维护社会稳定。
（三十三）规范国家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收费行为。进一步清理现有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收费，除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任何部门和单位无权向非公有制企业强制收取任何费用，无权以任何理由强行要求企业提供各种赞助费或接受有偿服务。要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规定，企业有权拒绝和举报无证收费和不合法收费行为。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各类收费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乱收费、乱罚款及各种摊派行为。
七、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
（三十四）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指导。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需要，强化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方式，创新服务手段。要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动态的监测和分析，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产业政策、发展规划、投资重点和市场需求等方面的信息。建立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工作协调机制和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部门之间配合，形成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合力。要充分发挥各级工商联在政府管理非公有制企业方面的助手作用。统计部门要改进和完善现行统计制度，及时准确反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状况。
鼓励实体经济的政策篇9
（华南师范大学学生工作部(处)，广东广州，510631；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鼓励创业是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途径。鼓励创业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形成有利于创业的创业生态。通过梳理回顾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创业政策演变，认为政府有关部门、高校要充分重视“新常态”下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重大意义，健全创业政策支持体系，大学生创业应与社会其他群体（如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的自主创业区分开来，应强调大学生创业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大学生创业服务于地方经济转型发展，走自主创新道路。通过环环相扣的政策形成一个能改善创业生态的政策体系，“授人以渔”式地鼓励创业。
[
关键词]创业政策；创业教育；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93X(2015)02?0005?04
[收稿日期]2014-10-30；[修回日期]2015-02-04
[作者简介]侯永雄（1981-），男，广东韶关人，华南师范大学讲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配置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大学生就业创业，劳动力转移与配置；程圳生（1992-），男，广东潮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经过30多年来高速不辍的经济发展，我国已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感受到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无上荣光的同时，我们更应洞察到高速发展背后所隐匿的大量资源、廉价劳动力的消耗。尽管我国社会已普遍意识到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等产业并非可持续性发展产业，并开始积极地探索经济转型的方式与途径，但这个转型的过程无疑是漫长而伴随隐隐阵痛的。本研究认为鼓励更多人进行创业活动、提高全社会的创业活动水平是推动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就业行之有效的途径。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开幕式上指出：“要让创新、创造的血液在全社会自由流动，让自主发展的精神在人民当中蔚然成风。”“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创业”一词已成为时代重要的主题之一。事实上，创业活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良好的创业环境、政策是保障以及促进创业顺利进行的基础与关键。良好的创业政策不仅能营造适合创业的优质外部环境，还有利于鼓励开展创业教育，由此刺激个人创业意向最终影响个人背景因素，提升创业、就业率。因此，回顾与反思中国三十多年来创业政策跌宕起伏的流变，并由之思索和展望接下来创业政策的走向，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实际深有裨益。
一、创业政策的本质
学界对于创业政策的概念及其范畴事实上一直存在分歧。根据Lundstrom和Stevenson在2001年的定义，其认为创业政策实际上是影响一个国家、地区创业水平的战略手段，通过制定一定的扶持、优惠政策，从动力、技能以及机会三个维度让创业者在创业开始前阶段、开始阶段以及开始后阶段这42个月创业艰苦期内得到扶持，并最终帮助创业者进入创业的幼儿期[1]。而创业政策的衡量框架又由创业融资、创业教育、创业促进、创业环境、创业支持和目标群体战略等六个维度形成。Degadh在2004则指出创业政策本质之义在于激励更多人投身到企业的创建中，通过创业政策的扶持提升社会初创企业的生存率，由此进一步营造优质的创建新企业的环境及成长机会[2]。
我们以为，创业政策的本质就在于通过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优惠或扶持政策使社会群众产生创业意向，在改善社会制度、环境以及文化的方法下支持创业活动。创业政策包含创业教育、创业资本、创业优惠政策等。
二、我国创业政策的流变
在1978年以前，我国以国有经济为主，片面强调发展单一的公有经济，非公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3]。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的春天，出现了第一个创业高峰，各种创业政策也开始应运而生。总的来说，依据各个时段我国创业政策实施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实施后产生的效果，我国的创业政策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78年12月—1992年9月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党的十二大报告则认为国家应允许多种经济形式相互存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又通过修宪正式将私营经济纳入我国合法经济范畴。此次修宪正式确立了私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合法地位，私营企业由此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1988年我国又开始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火炬计划。1991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开始着手建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在这些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出现了第一个创业高峰，包括经济特区在内的东部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创业企业，如珠三角地区的顺德的众多私营企业家就是这一次创业高峰中的典例。
（二）第二阶段：1992年10月—1997年8月
1992年，在我国体制改革出现隐约“疲软”态势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使得我国改革开放冲破了长期以来的思想束缚，理清了经济体制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思想的解放使得私营经济进入了备受关注与支持的阶段。同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允许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私营经济是我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翌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明国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并会加强管理。因此，在非公有制经济日益受到肯定与重视的宏观背景下，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法规、政策陆陆续续出台并实施。1993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就对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份有限公司的各种行为都做了详细的阐述和规定。
在此阶段，我国出现了第二次创业高峰，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人称赞的“全民下海”宏大景象也就在这一阶段中如火如荼地展现，其中包括很多公职人员，甚至高级官员“下海”经商。私营企业的数量以及规模在此阶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全国各省市区私营企业呈现出“遍地开花”逐年增长的宏观态势。
（三）第三阶段：1997年9月—2007年
进入第三阶段非公有制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党的十五、十六大报告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鼓励态度日趋坚决，提出了“毫不动摇”的方针。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指出要通过各种机制加大对成长中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随后科技部等七部委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风险投资机制的成立，在一定程度缓解了企业在艰辛创业中的巨大压力，随着有关法律的出台，我国出现了风险投资热潮。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生效，这部法律为中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在十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公司法》进行了修订以后，创办公司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的门槛逐渐下降，各中小企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2007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明确提出要以创业带动就业，鼓励自主创业。
在这个阶段，我国经历了第三次创业高峰。在2002-2004年，私营企业的户数增长率再次跃上20%的阶梯。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创业热情，有效地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四）第四阶段：2008年—今
2008年开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进入衰退境地出现了严重的萎缩态势,受国际经济宏观环境影响，国内中小企业也遇到了一定的问题而陷入一定的困境。为帮助我国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中央及各地方政府都积极地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及措施，十七大指出要“以创业带动就业”，接着十八大提出要“促进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高质量就业”“支持青年创业”。基于中央鼓励创业的风向标，各有关部委也陆续出台了支持和鼓励创业的政策，这些政策涵盖了创业教育、创业资金、创业税收等方面，实实在在地为初创企业提供了优惠及扶持。
如创业资金方面，人民银行等于2008年《人民银行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改进小额担保贷款管理积极推动创业促就业的通知》，翌年，财政部等《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民银行全国妇联关于完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推动妇女创业就业工作的通知》。通过改善创业资金配套政策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创新，减轻创业者的金融负担及束缚，鼓励创业最终达到以创业带动就业的目的。截止到2014年，国家及31个省市自治区设立的与大学生创业相关的创业基金约有72支。
又如创业准入方面，2013年末，我国自中央至多省市区政府皆开始放宽注册资本等级条件，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限制都一并取消。多地实行“非禁即入”的宽松准入机制，即凡国家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一律向各类创业主体开放，严禁在法律、法规规定之外设置限制条件。对自有住房者从事电子商务、软件开发、设计策划等经营活动，在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依法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的前提下，允许将其住所申请登记为经营场所。
在推动创业教育发展，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方面。自2008年以后，中央越来越重视鼓励大学生创业，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在这样的时代风向标影响下，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扶持政策及配套措施也越来越详尽周密，辅助体系越来越成熟。在传统的提供创业技能培训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出台了涵盖培养大学生创业意识、创业风险识别技能、创业基地建立等在内的配套创业教育扶持政策，旨在通过创新实用的创业教育推动大学生自主创业进而带动就业[4]。2010年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认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创业推动就业、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要途径。2012年教育部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印发《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的通知”（教高厅[2012]4号），对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的教学目标、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作出明确规定。该项通知推动了高校创业教育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设，切实加强了高校创业教育工作。2010年人社部又连续了《关于实施2010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进行动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和《关于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的通知》两项政策，对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作了新的安排。这些文件都释放出了这几年来中央希望通过鼓励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信号，也正是在这些文件陆续出来的背景下，国内关于创业教育的研究、政策以及体系皆日趋成熟，大学生开始具备一定的创业意识、创业技能以及风险判别能力。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我国也出台了诸多创业行政收费减免政策，正式实施涵盖如加大金融支持、放宽准入条件、加强创业教育以及行政税收减免等在内的多方面、多维度政策，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投身创业大潮的大学生。
三、对于完善我国创业政策体系的思考
基于上文对我国近三十年来创业政策的回顾及梳理，我们发现不同的创业政策在不同的时段都会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积极、健全、可持续的创业政策有利于鼓励社会群众投身于创业大潮，形成创业风尚，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
就业乃民生之本，在当前日趋严峻的就业环境下，如何安置好应届毕业生的工作是关乎国家、各省市区稳定的重要大事。因此，通过大力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由创业带动就业事实上也就意义重大。基于以上对我国创业政策流变的梳理，笔者以为实施积极的创业政策有利于鼓励创业，通过创业带动就业。而积极的创业政策基础能完善我国的创业政策体系，故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四方面进行完善：
（一）追根溯源，巩固政策，形成体系
我国的创业政策不可谓不多，但其实施后所产生的功效并非条条都如意，其根源在于这些政策并未形成有机统一的创业政策支持体系，很多政策本意在于促进创业，但其出台后配套的机制尚未形成，以至于难以落到实处，有时甚至于“为难”起创业者。事实上，创业政策体系包含了财政扶持、金融扶持、税收减免、创业意识培养、风险评估技能培训等等方面。如在融资方面，当前诸多中小企业仍然受困于融资难的问题，政府则可出台政策鼓励发展适合创业企业特点的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机构，通过改善融资环境解决融资难的问题。通过环环相扣的政策形成一个能改善创业生态的政策体系，“授人以渔”式地鼓励创业。
（二）完善创业教育体系，加强创业教育，从意识上注入“创业”基因
创业环境的好坏固然是影响创业效果的重要因素，但是这只是外部生态问题，而创业的成功与否归根到底还要受到人的意识的影响。有再好的投资环境若无人的巧妙运用，创业也终归徒劳无功，而人的“创业意识”的养成最终还是要依托行之有效的教育。这就要求我们要完善创业教育体系，加强创业教育。新型的创业教育体系应该挣脱以往的只教授创业技能的单一模式，而应该包含培养学生创业意识、风险评估能力、创业技能等在内的能实实在在为学生注入“创业基因”的教育。政府有关部门、高校要充分重视“新常态”下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重大意义。创造条件开展好创业教育：
（1）扶持和鼓励高校成立创业教育专门机构，如创业学院、创业教育中心等，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和教师，负责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国内包括“985”“211”工程名校在内的众多高校普遍缺乏专门的落实创业教育工作的机构，其管理创业教育的专职人员也非常有限。大部分高校的创业教育管理人员多为“身兼多职”式，而创业教育的授课师资也非常匮乏，专业程度有限。所以要改善创业教育环境首先需要通过设定专门的机构使得“事有所管”，依托专门的机构能及时地对创业教育工作进行规划和管理。
（2）制定激励机制，规范化建设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水平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要创造开展创业教育的良好环境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使师资“专业化”“高水平化”，事实上通过对多所高校的调研我们也发现现行高校创业教育的师资同样多为“身兼多职式”或“临时性”，也就是为学生开展创业教育课程的老师多为“临时性”的，他们本职多为行政人员或其他领域研究人员。因此我们需规范建设创新创业师资队伍，通过专门的、有水平的师资来教育学生，解答学生的疑难问题，为学生进行长远的指导。
（3）整合高校和社会资源，将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纳入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坚持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专业课程相结合，构建多层次、立体化、针对性强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5]。事实上我国高校对于创业教育的认识仍然存在或多或少的“偏见”，创业教育课程少之又少，即使部分高校有所开展也只是作为选修课进行，而学生及其家长也因传统的观念束缚而认为创业教育非“学术正道”，因此选修人数亦少。所以我们应该通过整合高校和社会资源，将创新人才培养纳入到高校人才培养的应有课程中，为学生在创业教育中植入“创新创业意识”。
（4）政府和高校建立创业教育实践（孵化）基地，开展创业团队孵化和实践教学，打造创业教育实践平台。学校课程教育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实践中，政府和高校应该创造实践基地让学生通过实践检验自己的想法，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参与到创业中，另一方面又可以让学生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创新。
（5）组建大学生创业教育联盟，整合资源开展创业教育。在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及推动学生进行创业实践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重引导学生的“创业交流”，通过组建大学生创业教育联盟，能够提供学生交流的平台，让学生通过“朋辈教育”实现知识的学成与运用，同时也能通过这样的平台学会合作与沟通。
（三）加大力度鼓励大学生创业
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是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迫切需要；是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发展战略，促进青年大学生充分就业的重要途径；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动高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功能有机融合，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手段。大学生创业应与社会其他群体（如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的自主创业区分开来，应强调大学生创业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大学生创业服务于地方经济转型发展，走自主创新道路。大学生创业引领，不应该仅仅在于扶持已有创业意识的创业者和具有创业项目的创业者，而在于依托创业教育、良好的创业生态为学生植入“创业意识”“创业基因”，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想”创业、“敢”创业，并过渡到“能”创业。对部分有意愿创业的大学生，加大力度在扶持创业的政策方面下功夫，逐步建立普惠性的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体系：一是健全创业基金和小额担保贷款制度，提高小额担保贷款额度，并简化贷款流程，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创业启动资金；二是简化大学生创业的工商注册手续，降低对注册地点、注册资本的要求，降低大学生创业门槛；三是完善税收扶持等政策，切实减轻大学生初创企业负担；四是健全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全方位的大学生创业服务。
参考文献：
[1]Stevenson,Lois,lundstrom,anders.entrepreneurshippolicyFortheFuture[J].SwedishFoundationForSmallBusinessResearch,2001(1):123-138.
[2]DegadhJan.Foramoreeffectiveentrepreneurshippolicy:perceptionandfeedbackaspreconditions[C]//Researchcenterforentreprenurship.KUB/eHSaL,Brussle,Belgium:Rencontesdesainte-Gall,2004.
[3]隋广军,胡希.创业公共政策研究述评[J].科技管理研究,2008(2):34-36.
[4]夏人青,罗志敏,严军.中国大学生创业政策的回顾与展望(1999-2011年)[J].高教探索,2012(1):123-127.
鼓励实体经济的政策篇10
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谈话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姓社姓资”为“不争论”所取代,自上而下都把发展私营经济、积极引进外资作为增加财政收入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联合。”
所有制形式虽然各异,但可以实行相同的经营方式;同一所有制,也可以有多种经营方式――“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意味着所有制已不再是市场经济准入的评判标准。
一种“经济成分”到所有制的一员
对所有制的评判被解构,一系列鼓励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新举措陆续出台。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这是党和政府第一次提出要对“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进行“鼓励”。
“鼓励”一词,意义重大。此前,虽然有重视“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的政策,但并没有主动向非公有制经济倾斜。此次“鼓励”政策的提出,使非公有制经济慢慢地丢掉了作为次要地位的“补充”帽子。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向。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与十四大报告相比,十五大报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政策指向再一次飞跃。两个报告都强调“公有制为主体”,但后面的语言表述却有了根本性质的不同。十四大强调“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十五大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所有制经济”,虽然只有几个字的差别,却是所有制理论的一次历史性的突破――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附属于“所有制经济”制度之外的一种“经济成分”,而成为“所有制经济”制度之中一员了。至此,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地位被锁定。
政策的改变,需要以根本大法来加以确定。自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形势的发展,使宪法中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已经有了几次修改。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6条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根本大法中予以确定。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再向前进。“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的依据。
1992年9月,国家工商管理局《关于改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意见》,明确表示:“支持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与外商进行合作”,“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积极鼓励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简化登记程序,取消不适当的限制规定”。
1993年年12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将国营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使其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同一起跑线”,以此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市场竞争。此后,1997年颁布的《合伙企业法》、1999年的《个人独资企业法》,以及同年外经贸部的《关于赋予私营企业或科研院所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有利地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
“非公36条”确立市场竞争机制
非公有制经济既然已经“登堂入室”,成为所有制大家庭的一员,必然要使其与这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体制性和政策性的滞后,给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制约因素。在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依然没有市场准入证,难以与这个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享受同样的待遇。
为改变这种状况,2005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提出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7个方面36条重要措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系统、全面、有针对性的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文件。
“非公36条”,给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发了一个“通行证”:在政府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第一次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第一次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可平等取得矿产资源的探矿权、采矿权和商业性勘察开发;第一次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这个文件的核心和精髓,其实就是反垄断,倡导公平和规范,使民企和其它所有制企业处于平等的发展环境中。公平和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民营企业拥有自由投资权,这是民企的基本权利,也是市场经济不可动摇的基石。
“非公36条”出台以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按照文件的要求,纷纷制定相关配套办法和实施细则,出台具体政策措施。当时各部委的配套文件有37个,至2007年底全部出齐,这还不包括各地相继下发的呼应性文件。从政策层面,这份文件已经与各部门各地方“无缝对接”。
可是,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还是出现了诸多问题。当初欢呼“非公经济春天来了”的非公有制企业家,之后不但没有感受到春天的明媚,反而与“三重门”――“铁门”、“玻璃门”和“弹簧门”――迎头相撞。
对民营资本在市场准入方面所遇到的种种障碍,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三重门”。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三重门”的构成,一是政府所谓的“产业政策”往往倾向于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企业规模效益、避免散乱低和重复建设,从而“限小怕多”。二是政府的审批核准政策尺度不合理、程序不透明,存在寻租和设租的行为,加大了私营经济的进入门槛难度;三是部门利益及视私营经济为“异己力量”的传统观念也妨碍民间投资和“非公36条”的有效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