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最新政策篇1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北京100142)
内容提要：本次共搜集了34个(25个发达国家、9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地区新能源、信息技术、新材料等9个行业共93个产业案例样本及相关的财政支出、税收、公共债务和公共资源等8个政策信息，运用描述性统计与分析统计方法，总结财税政策的特征与规律，得出三个重要结论：一是财政支出、税收等财税政策工具都具有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果，支持力度越大，绩效越好。二是财政支出政策最有效，短期内财政支出的直接作用方式更有效，中长期内财政支出的间接作用方式更有效。三是税收政策在短期内的作用不明显，在市场发育较成熟的条件下更能发挥作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税政策的基本经验概括为“三个注重”：一是注重多种财税政策工具的配套使用；二是注重与其它公共政策的协调配合：三是注重选择合适的财税政策工具。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财税政策国际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F81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544(2015)06-0085-06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纷纷致力于经济复苏，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将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财税政策充当了重要角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前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战略制高点。面对新一轮国际竞争，2009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地提出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战略。当前，我国各部门、各地区正在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对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实践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研究世界各国财税政策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成果还不是很多，主要有代表性有张少春(2010)、郑胜利(2010)、王宏、骆旭华(2010)、曹文平、周留彬(2012)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财税政策经验借鉴。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对个别几个国家进行研究，对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国家和地区进行系统的研究还不多。本文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归纳总结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财税政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从中找出一般的特征与规律，为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政策参考。
一、主要国家和地区财税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样本描述
（一）财税政策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充当重要角色
市场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市场本身不存在或协调失灵，具体表现为：一是在市场需求方面，面临市场需求不足或不存在、不确定等问题；二是在产品供应商方面，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投入、技术及生产能力不稳定、原辅料及相关产业不配套、与传统产业竞争等问题；三是在中间制造商方面，面临缺乏最终需求引导的投入、要素成本过高、缺乏风险分配市场、路径锁定等问题；四是在科研要素市场方面，面临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等问题；五是在人力资本方面，面临“干中学”环境不具备、大学缺乏相应的专业或生源不足等问题；六是在金融保险服务方面，面临缺乏风险投资支持等问题；七是在行业协同与成熟度方面，面临与产品相关联配套的产品不存在、因缺乏足够的规模而导致成本无法分摊等问题；八是在公共政策与服务方面，面临缺乏相应公共政策、政策不配套等问题。
正因为市场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存在明显的缺陷，需要财税政策纠正市场缺陷。当前，主要国家和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财税政策充当重要的角色。即使是一惯遵循自由市场的国家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财税政策都充当了决定性角色。日本、芬兰等国家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政府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日本政府利用财税政策推进新能源汽车发展、印度财税政策推动医药产业崛起、芬兰成功实现从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等，都体现了政府财税政策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重要作用。
（二）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关的财税政策变量与产业绩效变量描述
战略性新兴产业链由消费群（包括整个产业链的最终消费者）、最终生产和服务厂商、中间品及要素市场、关联服务业四类主体组成。政府以各种政策工具和资源的配置来影响产业选择，因此，需要收集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链所涉及到的可能关联经济利益主体相关的财税政策等。我们主要收集的变量包括：产业差别政策、政府承诺与保障、财政支出、政支出的持续性、税收政策、政府债务政策、公共资源政策、与其他公共部门的配合、产业发展绩效评价。各变量的分类及特征见表1所示。
（三）样本案例、资料来源及其研究方法
1．样本案例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以34个国家和地区(9个发展中国家、25个发达国家)93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案例（涉及到新能源、信息技术、新材料等9个行业）为样本，总结分析当前各国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特征与规律。9个国家发展中国家分别是阿根廷、巴西、俄罗斯、哥伦比亚、泰国、土耳其、印度、智利、中国台湾地区；25个发达国家分别是奥地利、澳大利亚、冰岛、丹麦、德国、法国、芬兰、韩国，荷兰、加拿大、卢森堡、美国、挪威、葡萄牙、日本、瑞典、瑞士、西班牙、希腊、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英国。资料主要来源：(1)门户网站；(2)政府门户网站；(3)专业性研究网站；(4)图书馆数据库；(5)专业研究杂志与内部资料。
2．研究方法与模型
本文研究主要是采用描述性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在比较各种财税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力大小时，构建多对数回归分析模型。以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债务政策和公共资源政策作为因变量，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绩效为自变量，进行多对数回归分析。
二、主要国家和地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的一般特征
根据收集的案例信息，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总结出世界各国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的一般特征：
（一）大多数国家普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施产业差别、系统的财政支出、税收优惠、政府担保借款、公共资源优惠等政策
表2统计结果显示，87.10/0以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受到产业公开差别性待遇，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例为67.7%，政府利用自己的信誉为产业进行直接或间接债务融资的比例为49.5%，实施公共资源优惠的政策比例达到近48.4%，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系统的财政支出政策的比例高达89.2%。
（二）短期内财政支出作用方式以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并重，中长期内财政支出作用方式以间接作用为主
表3显示，在短期内，财政支出的直接作用方式与间接作用方式在案例中各占74.2%，这说明财政支出的直接作用方式与间接作用方式并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可能因新兴产业产品市场不存在或需求不足，需要政府采购。在中期内，财政支出以间接作用方式在案例中占66.7%，财政支出以直接作用方式在案例中占25.80/0。在长期内，财政支出以间接作用方式在案例中占80.6%，财政支出
（一）财税政策工具都具有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支持力度越大，绩效越好
产业差别政策、政府承诺与保障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政府债务政策、公共资源政策、部门配合政策等各项政策，不管是何种支持强度、何种类型的政策，都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即使是财政支出象征性的支持、公共资源一般性的支持、财政政策独立地使用等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各项财税政策工具支持的力度越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绩效越好。从产业差别政策发挥的政策效力来看，存在公开性差别政策比产业政策的其他类型的产业绩效好，存在公开性差别政策的成功案例占总案例比例的69.9%。从政府承诺与保障政策来看，政府完全承诺与保障政策比该政策的其他类型的产业绩效好，政府完全承诺与保障政策的成功案例占总案例比例的66.7%。从财政支出政策发挥的政策效力来看，系统性的财政支出政策比零星的项目支持政策、象征性的支持政策的产业绩效好，系统性的财政支出政策的成功案例占总案例比例的74.2%。从税收优惠政策发挥的政策效力来看，系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比一般性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产业绩效好，系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成功案例占总案例比例的58.1%。从政府债务政策发挥的政策效力来看，政府担保政策比有政策但不担保的债务政策的产业绩效好，政府担保政策的成功案例占总案例比例的41.9%。从公共资源政策发挥的政策效力来看，有力的公共资源优惠政策比一般性公共资源优惠政策的产业绩效好，有力的公共资源优惠政策的成功案例占总案例比例的38.7%。从政府各部门配合的政策效力来看，多部门配合的成功案例高于无配合或单一部门配合的案例，多部门的联合效应对新兴产业发展有显著绩效。
（二）财政支出政策最有效果，短期内财政支出的直接作用方式更有效，中长期内财政支出间接作用方式更有效
以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债务政策和公共资源政策作为因变量，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绩效为自变量，进行多对数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7所示。
从财政支出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债务政策、公共资源政策发挥的政策效力来看，财政支出政策最有效。从表7中可以看出，财政支出政策、公共资源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显示出了统计显著性。其中，系统性的财政支出政策的政策效力最为明显。系统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成功概率提高了近42倍，而零星的财政支出政策虽然有效力，但所产生的产业绩效（成功概率）仅增加24.5%。
如表6所显示，财政支出短期直接作用方式的成功案例占总案例比例的61.3%，财政支出短期间接作用方式的成功案例占总案例比例的37.6%，这说明短期内财政支出的直接作用方式比间接作用方式更有效。
相比较而言，财政支出中长期间接作用方式比直接作用方式更有效。财政支出中期直接作用方式的成功案例占总案例比例的19.4%，财政支出中期间接作用方式的成功案例占总案例比例的52.70/0；财政支出长期直接作用方式的成功案例占总案例比例的29%，财政支出中期间接作用方式的成功案例占总案例比例的64.5%。
（三）税收政策短期内的作用不明显，市场发育成熟条件下更能发挥作用
由表7统计分析显示，与财政支出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力相比，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不存在显著性，税收政策短期内的作用不明显。税收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短期内的作用不明显的原因，目前还不太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可以做出以下推测：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战略性与前瞻性，往往很难被消费者所认知、认同、偏好，与现行的消费模式不相适应，因而，消费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培育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消费群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没有消费需求或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群成长滞后的情况下，单纯依靠税收优惠政策并不能解决产品消费需求问题，只能依靠财政支出、政府采购来启动并维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市场的存在。政府采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从根本上说是解决需求问题。因此，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无法发挥作用或不存在短期绩效。等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有市场需求了，产业能自我循环发展了，税收优惠政策再作用于需求、成本等，降低企业成本、刺激消费，更能发挥作用。
四、基本结论与经验借鉴
财税最新政策篇2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主权。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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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最新政策篇3
关键词：增值税；纳税筹划；固定资产
一、增值税新政策对企业财务管理造成的影响
（一）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
近些年来，传统营业税的征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企业制度及国家税收体制改革的要求。对于一些如餐饮、运输等缴纳营业税的行业来说，在增值税改革前，企业以取得的全部收入作为缴纳营业税的基础，不考虑企业从上一流通领域所支付的劳务费等支出，这样容易造成税收的重复缴纳。而在增值税改革后，只对企业每个增值环节进行征收，允许抵扣上一个环节所支出的费用，极大地降低了企业整体的税收负担。
（二）对企业具体会计核算的影响
增值税改革对企业财务核算产生重大影响。传统营业税纳税主体单位只需要根据“主营业务收入”乘以营业税率即可计算出当期应缴纳的营业税，但在新政策实施后，财务人员应在“应交税费”科目下，设置不同的二级、三级科目，并需要对视同销售、混合销售、兼营等特殊事项给予关注，此外还要计算当期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增加了财务人员的工作量[1]。
（三）对企业经济利益方面的影响
首先，在税率方面，增值税政策规定了不同的税率适应范围，使不同规模、行业的企业可以使用不同的税率[2]。其次，在税收总额方面，传统营业税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均按照固定的税率缴纳税款，在新政策出台后，一些刚成立的小型企业可以小规模缴纳人的身份缴纳税款。税率等优惠方面的政策极大地缓解了刚起步企业的资金压力，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此外，价外税的计征基数使税负有所降低，特别是允许企业对进项税额进行抵扣，这样既可避免重复缴纳税款，又可以适当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二、在“营改增”政策背景下，企业强化增值税税收筹划工作的重要性
企业在增值税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除应了解新政策的文件内容外，还应该关注增值税税收筹划对企业日后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
（一）增值税税收筹划使企业涉税行为更加规范
企业通过制定增值税税收筹划制度与详细方案，能够促使企业经济业务经办人员积极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财务人员也将严格按照增值税法规定进行视同销售、混合销售等涉税业务的纳税申报，同时，也将使企业内部增值税发票在开具、填列、网上申报与比对等方面更加规范。
（二）税收筹划能够帮助企业实现税负最低目标
通过税收筹划工作，企业可以在纳税人认定、进项税额抵扣、享受优惠政策、销售确认时间与会计政策的选择等方面进行事先筹划，从而通过筹划使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减轻企业增值税的税收负担，进而使企业将节省下来的税款用于扩大再经营等方面。
三、在增值税新政策背景下，企业增值税税收筹划面临的困难
（一）多种复杂的因素对税收筹划工作产生的影响
在“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企业应该对税收纳税程序、会计核算、发票管理及互联网信息化平台操作等方面重新进行梳理与调整。同时，随着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陆续出台，企业在行业政策、金融利率、原材料供应及税收风险等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威胁。我国经济发展的变动性与增值税税制的变动性成正比关系，企业在进行增值税纳税筹划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对增值税相关的变动内容进行正确的评估，就容易使制定的税收筹划方案与现行的增值税法律、法规相违背，从而增加企业的税务风险。
（二）税率的不断变化将对原有方案产生影响
“营改增”政策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针对不同行业制定了不同的税收利率，并与改革前相比适当地降低了原有的增值税税率。近年来，国家在原有“营改增”政策的基础上，将陆续出台的相关实施细则及对增值税政策进行了调整。税率的变化会对企业原有的增值税税收筹划方案造成巨大影响，使企业无法根据原来制定好的税务筹划方案实现降低企业增值税缴纳金额的目标，企业就需要原计划重新进行筹划，但重新筹划也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并且，根据税率的变化进行税务筹划，可能会使企业的经营策略和方向产生变化[3]。
四、企业增值税纳税筹划的具体应用
（一）通过增值税纳税人身份进行税收筹划
在新政策实施后，企业财务人员除了要关注新政策对核算、发票管理方面产生的影响外，还要确定增值税纳税人的身份，纳税人身份将直接关系到企业以后的增值税申报与税收负担。例如，企业选择一般纳税人后，其生产经营所取得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均可享受抵扣优惠，但企业选择了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后，则无法享受任何抵扣政策优惠，更重要的是，小规模纳税人无法为购货方开具正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对于一些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抵扣的购买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扣分”项目。基于此，企业纳税工作者要在降低税负的基础上，对销售规模、销售范围、销售产品、销售效益进行综合性分析，科学选择纳税人身份，从而实现效益的最优化筹划。
（二）通过增值税销项税额进行税收筹划工作
企业财务人员在制定税收筹划方案时，应在相关税收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产品营销模式、会计核算体系，选择适合自身发展及税负最低的增值税税收筹划方案。目前，我国企业可通过采用以下方式对增值税销项税额进行筹划。财务人员在将本企业生产的商品用于投资、福利发放时，应主动向税务机关申报视同销售所产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避免因未及时申报，被税务稽查机关发现后承担税收法律责任与经济损失[4]。企业财务人员在编制增值税税收筹划方案时，应明确合同的签订方式、条款、发票开具、会计核算政策等内容，以便于工作人员能够明确税收筹划的工作职责。再如，企业如果想通过销售折扣对增值税进行筹划，就应保证销售额和折扣额均在发票中注明，并在同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反映，这样才能保证企业可以按照折扣后的金额作为销项税额。同时企业的销售款发票和供应商进项税发票都要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处理，这样税务机关才会进行审核，才能成为抵扣项的凭证。企业在利用销售折扣方式进行增值税纳税筹划时，可以只承担销售额减去折扣额后剩下部分资金的纳税义务。因此，企业财务人员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关注发票开具的时间与金额。
（三）通过增值税进项税额进行税收筹划工作
增值税的主要优惠措施就是允许一般纳税人通过取得的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抵扣。但如果企业经办人员或财务人员取得了不合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发票开具时间超过了抵扣时限，则无法享受税收优惠。因此，企业财务人员及经办人员应主动学习增值税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应知晓增值税发票的相关知识，提高自身对增值税发票的辨别能力。首先，企业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税收筹划方式，就是尽量选择可以开具增值税正规发票的供应商进行合作，以保证企业可以享有一定规模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其次，企业财务人员应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划与业务类型，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获取进行科学筹划，从而实现企业进项税额的高抵扣[5]。最后，企业财务人员应熟练掌握增值税法律中有关进项税额抵扣的规定，能够合理确定增值税发票是否可以抵扣，以避免自身承担过多的税收法律风险。
（四）通过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税收筹划
按照目前的增值税改革要求，企业可以按照固定资产采购价格的固定比例，抵扣当期或下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因此，企业财务人员应充分利用固定资产抵扣优惠政策，使企业可以真正达到降低税收负担的目的。例如，企业要尽量选择在销售旺季进行采购固定资产，以确保当期或近期的销项税额可以被及时抵扣，从而缓解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
（五）通过增值税优惠政策开展税收筹划
首先，按照“营改增”新政策要求，在2019年4月以后，企业如果存在当期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企业财务人员可向当地税务机关申报留抵税额退还，只要获得了税务机关的认可即可享受退税优惠。此时，纳税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方可享受留抵退税优惠条件：企业应保持在6个月内，每个月的增量留抵税额大于0，同时，最后一个月的留抵税额必须高于50万元，最后企业的纳税等级应在B级以上。此外，在税务行政处罚方面，企业在申请前的近3年内被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的次数不得高于2次，且近3年不存在骗取退税等违反税收法律的行为。2019年4月前，企业不得向税务机关申请先征后返、即征即退等税收优惠。因此，企业应提高税务风险防范意识，通过与税务机关积极沟通、联系，确保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能够认可企业的增值税税收筹划方案，避免企业因受到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失去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优惠的机会。最后，企业财务人员应定期通过网络查询、咨询注册税务师或与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掌握近期国家新出台的增值税税收政策，财务人员应根据新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现在的筹划方案进行调整，以保证企业各项条件满足增值税优惠政策的文件要求，从而切实实现降低企业增值税税收负担的目标。
（六）合理选择增值税纳税人身份
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在抵扣、会计核算、计税基础，特别是发票开具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税收负担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别。因此，纳税人的正确选择是增值税税收筹划方案的主要内容。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经营战略及销售方式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税收负担最小的纳税人身份。同时，财务人员应在熟练掌握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相关政策的基础上，根据预计的销售额分别在两种假设前提下计算出增值税的税负，选择出综合税负最低的纳税人身份方案。
（七）增强企业财务人员税收筹划水平与能力
一是要督促财务人员不断更新自身的增值税相关理论知识。增值税税收筹划的基本原则就是在深入学习“营改增”政策的同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事先对发票的开具时间、会计政策选用、销售收入确认等环节进行评估、筹划，使企业增值税的税负达到最低，从而充分享受国家给予的增值税政策优惠条件。同时，在会计核算方面，企业应严格遵守会计准则要求，按照增值税政策开设、使用会计科目，这是确保增值税税收筹划方案可行、合法的重要保障。在增值税深化改革后，国家为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切实降低企业税负，针对一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企业财务人员应加强与税务机关的沟通，研读相关的优惠政策，使企业充分享受国家出台的税收优惠，切实降低企业税负[6]。二是增强企业财务人员的税收筹划能力。在传统营业税模式下，财务人员只要将每个月主营业务收入与营业税税率相乘，记入应交税费科目就可完成营业税的会计核算，即可进行营业税的申报工作，但在新增值税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这些财务人员的业务能力已无法满足“营改增”政策的要求。因此，企业财务人员应主动学习税收相关的政策与会计核算政策，充分利用税务师事务所的专业性知识，为增值税税收筹划提供咨询与服务。此外，企业可组织财务人员到同行先进的企业中进行调研、学习，在提高财务人员理论知识的同时，丰富其纳税筹划的实践经验。企业还应定期对纳税筹划人员进行绩效考核，以随时掌握他们的基本情况，从而对培训内容进行有针对性地调整和改善。
五、结语
在实施增值税深化改革后，新政策除了在会计核算与发票使用、纳税申报等方面对企业的财务管理产生影响外，还对财务人员增值税纳税筹划的科学性与合法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企业财务人员应主动学习增值税相关的政策文件，在充分对企业生产经营流程进行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可行的增值税税收筹划方案，切实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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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最新政策篇4
关键词税收理财税务经理税收优惠企业价值最大化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
1税收理财比会计理财更重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财务人员在接受继续教育及不断实践的基础上，普遍能熟练掌握会计技术，对内外提供会计信息及为企业理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决定了开展企业税收理财仍是非常薄弱的环节，这不仅是因为财务人员缺乏税收知识，而且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如有人曾经到一家港澳台合资公司当税务顾问，发现纳税的时候并没享受优惠政策，财务经理竟不知道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免二减三”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企业对许多细分的税收政策把握不到位，可能使企业多交了税款而浑然不知。因此笔者认为，就纳税的角度看，企业税收理财比单纯的会计记账理财更为重要。
企业税收理财是围绕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遵守国家税收法规的前提下，采用适当公允的理财手段，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环节展开税收理财，以达到正确计量应纳税额，合理节税和避税。
2企业税收理财需解决的问题
2.1企业应设税务经理
首先，通常企业会设置财务经理或高级财务经理或审计经理但却会忽视还有税务经理这个宝座值得考虑。因为财务和税务很多情况下是分家的，财务上的政策是一个稳定的政策，而税收上的政策是一个变动的政策；从实践上看现在的企业财务大都是事后核算型的财务，没有起到事前设计、安排的作用，所以设置税务经理统管纳税事项，做到专职又专业。
其次，企业认为财务和税务是天然的一体化的业务，因此国内很多企业涉税人员一般都由财务人员兼任。但是因为财务人员知识结构的限制，其中存在很大的风险成本：一是企业违反税法规定，少交税款而要被罚款和交滞纳金的成本。企业在纳税过程中是有风险的，企业如果不遵守税法和不了解税法是会吃亏的，这样的事很多；二是企业多交税款的风险，这在企业当中也是常见的，但是，很少有企业关注。
第三，像摩托罗拉、惠普等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企业都有专门的税务经理，而且年薪都高达50万元左右，部门人员也很多，这理应引起国内企业的深思。一般来讲，年纳税额100万元以上的企业都应该设税务专员或税务经理，这是国际化的一个趋势。
2.2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充分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计税依据和税率上）进行税务筹划，控制或影响决策，提升企业价值。税务经理及相关纳税人员不仅要知道税收政策，而且要会活学活用。要充分利用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理财，特别在一些重要的决策前。
2.2.1企业投资决策活动税收理财
(1)确定投资企业的注册地点。税法中国家实行税收优惠的注册地点有：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特区、老少边穷地区、西部大开发地区。可选择税负较轻的地区作为企业注册的地点，以谋求今后的税收利益。而设立跨国公司，由于各国税率的不同，可以利用转让价格调节各不同所在国公司的进价和售价，从而调节所得税和关税，一定程度上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价值的最大化。
(2)确定投资企业的类型。税法中国家实行税收倾斜的企业类型有：国家对民政部举办的福利企业和街道创办的福利生产单位、安置“四残”人员的企业、高校校办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农业部门办的企业、国家科技部主管的高新技术企业、新闻出版业和文化艺术等新办文化企业、新办的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新办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等。
(3)确定投资产品类型。税法对下列产品项目实行税收优惠：利用“三废”的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列入国家科技部计划的新产品、国债（利息收入可以免交企业所得税）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减免税产品。4)确定固定资产投资方式。固定资产投资方式分购买和租赁两种方式。采用购买投资的好处是折旧抵税，减少账面利润少纳所得税；购买国产设备的投资还可以享受到抵免40%所得税的政策。租赁的好处是租金抵税（对于经营租赁），也可以避免因设备过时被淘汰的风险，缺陷是无折旧抵税。企业应权衡以上两方面的因素，选择能最大限度降低税负的理财方案。
（5）确定公益救济性捐赠方式和方向。现在很多企业通过公益性捐赠提高企业知名度和社会美誉度。在税收上，对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向红十字会事业、农村义务教育、老年服务机构、青少年活动场所，包括少年宫的捐赠可享受在所得税前全额扣除等优惠政策。
2.2.2企业筹资决策活动税收理财
企业筹资可以选择负债筹资和权益筹资两种方式，相比之下，利用负债筹资所支付的利息可以在税前列支。利用权益筹资所支付的股息只能在交纳所得税之后分配，因此，利用负债筹资方式能极大地降低企业的实际资金成本。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既能在前期享受利息减税的优惠，而且一旦债券转换成功，不需要偿还本金和利息，不失为筹资的一种好方法，尤其是对发展前景较好的企业更应该大胆试用。从负债内部各筹资方式的成本看，商业信用的筹资成本最低，长期借款成本其次，发行债券的成本最高，因为债券的发行费一般比较大。
2.2.3企业收益分配决策活动税收理财
(1)累积超额利润避税。由于股东接受股利交纳的所得税高于其进行股票交易的资本利得税，所以公司可以通过积累利润使股价上涨来帮助股东避税。我国法律对公司累积利润尚未做出限制性规定，公司可以将准备发放的现金股利转变为用现金收购本公司股票注销，使股价上涨帮助股东获利。当然，公司减少资本、注销股份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2)再投资避税。外商投资企业将可以分配的净利润用于再投资于本企业或提取后直接用于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再投资退税的优惠政策。
（3）利用资产重组降低整体税负，如集团公司内部资产重组，通过各子公司之间优质资产与劣质资产的相互置换，使盈利较多的子公司账面利润下降，亏损公司的账面亏损减少，从而减少整体的应纳税所得额。
（4）在股利分配上是采取现金股利还是股权股利，亦可通过筹划来提升企业价值。
3结语
税收理财作为企业理财的一种工具，它还可以通过对产、购、销、收、发、存等各环节的合理筹划，使之税收理财和其他理财手段一体化，充分、有效地运用企业各种资源，借以挖掘潜力，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财税最新政策篇5
“营改增”的出现是在我国税制改革后，而且在结构性减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意义。可见，我国实现“营改增”后，国税、地税均有了重大调整，在收缴上增值税转为国税、地税转为营业税，这样一来，乡镇财政减少了分支，财政总量受到影响，财源建设、财政结构受到冲击。笔者结合多年的实战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在研究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财政学和税法的相关理论，深入分析了乡镇政府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税源建设等，同时对优化增加财政收入提出了建议，对我国“营改增”及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营改增”对乡镇财政的影响
(一)对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
我国自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从财政收入来看，较之前明显减少，因为“营改增”是一项结构性的减税措施，在短期内必将严重影响到财政收入，影响的不仅是地方财政，同时也影响到了中央财政。例如，对于小规模的纳税人企业而言，“营改增”之前，这类企业需要交纳5%的营业税，而“营改增”之后，这类企业仅需要交纳3%的增值税，这给小规模纳税企业减轻了税负，也就是小规模纳税人可以享受政策红利。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成比例方面，其现状显示其比例为75%和25%，与之前相比营业税全部归地方，实行“营改增”后中央从中拿走了75%，由此看来，地方税收将大大降低，这可以看出乡镇可支配的公共支出大大减少。目前我国的“营改增”政策仍然处于推广时期，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进一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降低了支出，同时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服务业归地方，工商业归中央和地方共享。“营改增”是国家财政税务体制改革的一种尝试，实行“营改增”后，由于税收减少，将会严重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由此以来，地方财政税收收入会因为税收种类减少而出现降低的情况。尽管中央政府在推广“营改增”政策时，明确提出要尽可能的稳定现有的财政税收，但是中央政府从地方税收收入中抽成，加上税种减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地方财政税收减少与中央政府要求的财政税收稳定的矛盾，如果要想解决这一突出矛盾，必须对政府间的财政体制实施优化改革。然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很显然乡镇财政税收明显减少。
(二)对于附加税征收的影响
在税制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很难明确附加税是“营改增”实行后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问题。“营改增”施行后，国家税收部门负责增值税的征收，而地方税收部门负责附加税的征收，增值税与附加税由不同税收部门的征收使得其征收及时与准确性不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营改增”政策实施后，大部分的中小规模企业会实现附加税税收减负，但是附加税的减少，会使得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减少。
(三)对地方财政体制的影响
实行“营改增”后，将对乡镇政府财政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地税完成的税源将呈现出直线下降的态势，下降约50%左右。从前文描述中可以看出，乡镇政府为了改变这种态势，将积极研究增加新的地方财政税收税种，不断优化现有的财政结构体系。
(四)对征收管理体制的影响
“营改增”的实施会对现有的税务征收体系产生影响，税务机关征收税务的难度会大大增加，因为“营改增”政策实施后，税务信息采集的难度会大大增加，还存在增值税发票代开等方面的风险问题，可见，上述问题的出现必须要依靠调整税收征管格局来加以解决。
财税最新政策篇6
一、概述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及其他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并下发了《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文件规定房地产企业适应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1%。
二、“营改增”政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一）“营改增”政策改革后，对企业计税依据与会计核算科目使用带来一定影响及挑战
一是计税依据方面。原政策在计算应纳税额时只需以计税期“主营业务收入”或“其他收入”发生额作为计税依据即可，而“营改增”政策执行后，企业应将销售收入（含税）按照税率换算为不含税售价作为计税依据，同时，再相应扣除取得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后作为当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二是开具发票方面。新政策下，房地产企业在领取、开具、作废发票的工作量均大于营业税发票，特别是由于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房地产企业到税务机关或在网站上认证真伪，一些年纪稍大的财务人员对电脑掌握的程度不高，且不愿亲自到税务机关认证，同时，一旦发票遗失，还需到税务机关办理备案，开具发票如果出现差错，还需企业承担法律责任。三是出售商品房定价方面。原政策下，商品房缴纳的营业税不包含在销售价格里，房地产企业在定价时无需考虑税款，而新政策下，房地产企业为了考虑增值税价税分离的要求，需要对原先的商品房价格重新进行调整，对企业定价能力与定价方式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是数据统计方面。以房地产企业为例，新政策下要求企业将收取的房款按照增值税税率进行价税分离，企业在销售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必须将税款从营业收入中剔除，导致企业无法与新政策执行前财务报表中“主营业务收入”进行横向对比。
（二）“营改增”政策对企业税收负担方面的影响
目前，“营改增”政策对于不同行业税负具有不同的影响。例如，服务业原营业税率为5%，而新政策增值税率为6%，由于可以使用不含税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及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大大降低了该行业实际税负；再如，交通运输业原营业税税率为5%，而“营改增”政策上涨为11%，虽然税法规定可以抵扣进项税额，但对于运输行业来说，如果企业不重新购置新运输设备或取得汽油等增值税专用发票，则无法抵消税率上涨而给企业造成税负增加的压力。因此，“营改增”政策执行后，不但需要国家针对税负增加的行业进一步出台税收优惠政策，而且要求企业财务人员应关注国家财税政策，为企业税收筹划出谋划策。以房地产为例，“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影响最突出的就是允许房地产企业可以将土地成本与建安成本抵扣销项税。众所周知，房地产企业成本主要为拿地、建筑、人工及其他管理成本，而建筑与土地成本占企业总成本近八成，新政策允许抵扣该成本则无疑对房产企业产生较大的利好。
三、房地产企业应对“营改增”的有效措施
（一）对房地产企业财务人员进行“营改增”政策培训
“营改增”政策执行来，国家财政及税务机关相继出台若干条例、实施细则，个别企业财务人员由于专业技能或主观懒散等原因未能及时将税收政策“吃透”，导致企业财务人员在缴税申报中出现因政策理解不够使企业多缴纳增值税或承担税务风险，使企业面临极大的经济与法律风险，对于企业财务人员在专业技能、税收政策理解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企业应提高对新政策重视程度，提高本企业财务人员综合业务素质，定期聘请财经院校专家或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为财务人员讲解“营改增”政策运用及税收筹划等内容，以提高财务人员工作效率及政策理解力。同时，制定财务人员考核体制，对于在执行“营改增”政策过程中为企业提出可行方案的员工给予必要的奖励，以鼓励企业财务人员增强主人翁意识，提高自我学习能力，为企业财务管理出谋划策。
（二）有针对性地选择税收筹划方式
归根结底，出台与执行“营改增”政策的最?K目的是使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降低税负，因此，企业应提高对税收筹划的重视程度，在“吃透”、熟练掌握“营改增”政策及与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咨询与沟通的基础上，结合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特点，充分享受国家给予该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积极专研“营改增”政策及实施细则，认真制定企业税收筹划方案，在税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化享受税收红利，为企业扩大再生产积累资金。某些房地产企业在从营改增政策之中获得了利益之后，还应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应对营改增实施后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与压力，由于营改增对房地产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提出全新的要求。所以说，我国房地产企业就必须正确地应对且适应好营改增的政策，更为重视纳税的筹划管理方面的工作，且努力在实际过程中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优化及完善等，要让纳税主体借助于流通环节对相关税费进行合理地转移，特别是在选择合作供应商时，则应该保证房地产企业的财务管理程序更加完善，可开出整套的增值税发票等，从而在充分利用增值税优惠政策带来利益的同时，更好地将自己的合作范围扩大。
（三）提前评估税务风险，做好相关筹划
财税最新政策篇7
关键词：新闻出版；财政；税收
摘要：政府宏观财政政策与新闻出版产业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应科学运用公共财政政策激励我国新闻出版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闻出版；财政；税收
新闻出版产业以智力、知识、资讯、文化资源和科技等为产业要素，是具有精神文化与商业双重属性的特殊的信息服务产业，也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业态的主力军。在世界性经济困顿中以新闻出版产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具有反周期性和逆势而上的特点，其发展有助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有望成为国家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探究政府财政宏观调控政策对新闻出版产业的支持、引导与激励作用，对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一、财政政策激励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理论依据
近年来，我国新闻出版产业获得快速发展，但无论从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集聚、产业行为，还是从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经营效率、产业贡献程度等方面来说都存在发展瓶颈。①依据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判定标准，以及产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新闻出版产业迄今仍然是我国的幼稚产业和弱势产业，客观上需要各种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有力支持与激励。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支持与激励新闻出版产业发展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凭借一系列有效的财政政策，加大对新闻出版产业的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能降低新闻出版产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成本，为我国新闻出版产业做大做强创造有利的生存发展条件与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经济学理论看，新闻出版产业生产、提供的报刊图书等文化产品具有明显而广泛的正外部性经济属性，决定了其生产经营理应得到政府财政政策的扶持与激励，以克服社会对这些准公共文化产品生产资源配置过少的弊端。如图所示，我们以S表示新闻出版产业中报刊图书等文化产品供给曲线的边际成本，D1表示报刊图书产品需求曲线的社会边际效用，D代表报刊图书产品需求中购买者的私人边际效用，报刊图书等准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共同作用的均衡点决定的产量为Q0，与之对应的价格为p0。在图中，报刊图书等准文化产品的外部效应为t，现假定政府向新闻出版产业中的生产者（提供者）给予财政补助，也为t，以鼓励其生产或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政府采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扶持新闻出版企业（单位）的生产经营，能有效激励企业（单位）的生产者（提供者）能够且愿意按照较低的市场价格提供质优价廉的报刊图书等准文化产品。此时，报刊图书等准文化产品的需求曲线由私人边际效用D下降到社会边际效用D1，而与之对应的产品产量为Q0，此时生产者（提供者）制定的价格由p1下降到p0的水平，使得消费者（读者）获得报刊图书等准文化产品的最终价格降低到p0=p2-t。这样，通过政府公共财政补贴，一方面激励了新闻出版企业或单位生产更多质优价廉公共文化产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也激励了消费者购买报刊图书等文化产品的热情与积极性。政府宏观财政政策既扶持了新闻出版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同时又有效增进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最终激励了新闻出版产业的快速发展。
图新闻出版产品的外部性及财政政策的作用
二、激励中国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思路
凯恩斯认为，政府不仅承担着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职能，而且担负着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即政府通过经济、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影响和作用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投入产出及价格，从而实现对经济的间接调控。②依据公共财政理论，财政政策的有效发挥须由政策目标、实施手段和传导机制相互协调才能作用于市场经济，达到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而作为政府发挥市场经济管理职能、调控产业经济重要工具的财政调控政策，其最重要的两大实施手段是公共财政支出政策与税收优惠政策。基于此，财政政策激励新闻出版产业发展可通过科学合理制定地财政调控政策目标，灵活运用财政补贴（助）、公共消费、财政投资、财政信贷、资产转移等公共财政支出政策实施有效的综合激励，并借助于市场价格、收入分配、货币供应等中介媒体指标的传导，作用于新闻出版产业的发展，因而具有政府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1.公共财政支出政策
我国现行新闻出版产业财政支出政策在激励内容、方式和手段等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公益性新闻出版事业的财政投入稳定且逐步增长，而对经营性的新闻出版产业的财政投资和财政补贴严重不足，对城乡间新闻出版业的财政投入扶持不均衡。再者，现行鼓励新闻出版产业的财政手段和方式单一，主要以财政补贴、公共财政拨款支持为主，而综合运用财政预算、国债（公债）、财政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财政投资、财政信贷等多种财政支出政策的方法和手段极少，缺乏财政政策自身应有的宏观调控特色，这是财政分权制度不完善和不规范的具体表现。③此外，现行财政政策激励新闻出版产业的范围狭窄。如针对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等传统出版发行业态的财政扶持多，而针对诸如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电子书等新兴出版业态范围的财政扶持少，甚至没有制定激励的相关内容，因而财政激励的范围不均衡，未形成完整统一的政策支持合力。特别是现有的财政政策大多是一种权宜性的中短期激励，而未依据新闻出版产业的发展特点进行持久性的鼓励和促进。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关于宣传文化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24号）、《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1号）、《关于继续实行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47号）、《关于新办文化企业企业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86）等政策文件均规定了新闻出版业享受优惠政策的起始时间，其财政扶持政策的有效执行期分为2年、3年和5年三种时间标准。由于激励时间短，临时性政策多，削弱了财政政策扶持的有效性、目的性和可持续性。鉴于此，政府应根据产业发展的经济规律和财政调控政策自身的特点来激励新闻出版产业的持续性发展。
首先，继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优化财政政策传导方式。政府财政应逐步加大向中小城市、农村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投入，对基层图书出版发行网络的建立以及报刊图书的补充和更新要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和财政转移支付支持，为实施多形式、多层次的图书报刊下基层提供有力的财政资金保障。
其次，完善财政补贴、政府财政采购等财政调控手段，发挥财政的导向性和示范性作用，增强激励能力。对公益性、权威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党报党刊等给予财政低息或贴息贷款；创新财政激励模式，实施新闻出版产品的政府财政采购制度，通过政府财政集中采购，编制政府年度财政预算，购买公益性特征明显且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优质报刊图书等精神文化产品，送书刊到基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④
最后，扩大政府财政奖励的范围。我国目前在新闻出版领域仅设置有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韬奋出版奖、范长江新闻奖、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国家出版基金等少数政府奖项，财政奖励范围狭窄、单一，产业发展的财政激励力度不强。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和国家出版基金的评选内容，支持和奖励优秀学术著作出版、重大国家出版工程项目的建设。此外，可借鉴韩国、法国政府的做法，扩大对包括有声读物、电子书、手机报等在内的数字化新兴新闻出版业态的政府财政奖励范围。
2.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作为财政政策中的主要经济调控工具，在激励新闻出版产业发展中具有独特作用。然而，现行鼓励和扶持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零散分散、不成体系，而且扶持调节手段单一，特别是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大多体现为税后直接优惠方式（即征即退、起征点、先征后返、减免税、免征额等），而税前间接优惠方式（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抵免、税项扣除、成本扣除等）为主的手段和方式较少，致使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总体激励力度不大。如没有制定对数字出版等新兴出版发行业态、民族新闻出版、出版发行体制中的出版企业资产重组、出版单位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不良资产处理等领域的税收优惠扶持政策，导致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内容不全面、不完善。再者，新闻出版产业是集知识性、创意性、智力性为一体的知识经济，其产业价值要素绝大多数体现为著作权、署名权、品牌等知识产权形态，⑤在其生产运作与知识产权的交易过程中，新闻出版企业或单位因购买知识产权所形成的购买性成本等在增值税进项税额中不准予以扣除，无形中面临重复征税和沉重的纳税负担。此外，法人和自然人对新闻出版业的捐赠不得在税前全额扣除，应分别按照税法规定按照不高于企业年利润总额的12%或个人应纳税所得额的30%扣除，超过的部分应缴纳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这说明我国对新闻出版业的捐赠扣除标准同法、美、韩等文化产业发展大国相比依然偏低，制约了社会群体捐赠的积极性，增加了新闻出版业的税收负担。鉴于此，针对性运用财税优惠政策激励新闻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必要和迫切。
一方面，应完善现行新闻出版产业税收优惠内容。对新闻出版企业实施“营改增”，准许其购买的版权等特许权使用费在增值税进项税额中全额扣除，以减轻其纳税负担；近年来各国都在强化文化外交、文化贸易战略，⑥因而在继续执行文化企业特种经营税收减免的基础上，对新闻出版企业或单位进口的新闻出版物应给予免征进口关税待遇；为鼓励新闻出版产业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出版市场竞争，对报刊图书企业和单位的出口应真正给予17%的全额退税待遇。为调整新闻出版产业结构，引导财政资金科学流向，对不同种类的新闻出版单位和不同社会效益的报刊图书类文化产品（服务），实施产业（地域、行业）差别化营业税税率，⑦通过差异化优惠方式降低新闻出版企业的税收负担，激励其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应增加培育新兴出版业态的税收优惠政策。近年来数字化新闻出版新兴业态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而这一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扶持近乎空白。鉴于此，政府应参照现行税法中专门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和软件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新兴新闻出版发行业态在产品研发、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出版创意、高科技运营等方面给予更多、更强的税收优惠激励，鼓励其又好又快发展。
（杨京钟，福建黎明职业大学副教授）
*本文系福建省2012年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创意定价与创意产业发展研究”（2012B055）、福建省教育厅2012年度a类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创意、创意定价与创意产业发展研究”（Ja12435S）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魏玉山，赵冰，张凤杰.中国版权产业发展的成就、问题与前景[J].现代出版，2011（2）：9-13.
②曾庆宾，刘明勋.我国新闻出版产业财政政策的思考[J].中国出版，2004（4）：12-14.
③胡钟平，封媛，胡萍.我国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下的农村公共财政[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39-145.
④李翔，杨义芹.十六大以来党的文化发展战略述要[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55-160.
⑤宫丽颖.日本新闻出版业的财税政策制度研究[J].中国出版，2008（7）：68-71.
财税最新政策篇8
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针对经济增速放缓，社会总需求不足而采取的一项“反周期经济调节”的主要政策手段，其目的是在短时期内通过大规模财政投入，迅速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增加社会总购买力，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一般来说，积极财政政策启动经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减税，增加居民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增强企业再投资能力和增加居民购买力；二是通过增发国债，实行赤字预算，以增加政府投资和增加公共消费，从而扩大企业产品销路，刺激消费需求。显然，其目的都是为了扩大社会总需求，使社会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对于增发国债，实行赤字预算，可把社会即期闲置资金集中到政府手中，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社会公共消费和鼓励帮助外贸出口来扩大即期支出，这一措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一般都会采用。但对减税这一手段，各国会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和财政支出规模及当时的经济状况，对是否减税或确定多大减税规模和减税范围，则会有不同的选择。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意味一定要大规模减税，而且，在增发国债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更不能靠减税，而应该充分发挥税收作用，有效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税收是财政政策的最终财力保证
1.税收是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来源和保证，是政府执行社会政策的主要手段：首先，在各种财政收入形式中，只有税收能给政府带来稳定可靠的收入，并无偿地用于国家公共支出，税收这一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形式，与“公共财政”的支出格局相适应。其次，税收对政府执行经济社会政策具有重大作用。税收是政府参与gdp分配的最规范手段，能有效地深入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各领域，征税之处，就是调节之点。利用税收调节分配，可以对市场经济活动较少地干预，取得最优配置效果。再次，税收集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一体，通过建立科学规范的税收法制体系，合理调整运用税收政策，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效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最后，公平竞争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合理的税制、统一的税法、公平的税负对于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实现公平竞争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不断提高对税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最终离不开税收支持。去年我国工商税收增收1003亿元，国家财政实力也因此大大增强，对全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和经济工作目标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1999年的经济形势，为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出发，今年有许多非办不可的大事需要财政预算作出安排，这包括国家继续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农林水利和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继续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等等，这些都需要更大的财政支出，而更多的税收收入恰恰是确保财政支出的根本保障。因为目前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90％以上，如果没有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财政支出增长就会受到限制。
3.减轻国债对财政的压力，必须依靠税收的稳定增长。举债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措施，但举债规模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实力相适应。目前我国国债规模已对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构成一定压力。从财政发行国债的空间看，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政府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从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还率指标看，积极财政政策不能长以为继。债务依存度是指当年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根据各国的经验，这一指标应控制在15％—20％为宜。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为25—30％。我国1994年以来已经超过50％，1998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已高达60.4％（＝3891／6443）；国债偿还率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与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国际上一般认为应控制在10％以内，而我国去年已经达到24.3％。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在于增加税收收入，提高两个比重。而且在既定的财政支出规模条件下，经常性财政收入形式的税收与国债是一种“此消彼长，你增我减”的相互替代关系，税收的稳定增长可直接缩小国债规模，从而最终减轻国债对中央财政的压力。
4.中长期财政要收支平衡离不开税收稳定增长。按照1999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安排，中央财政赤字为1503亿元。考虑综合财政信贷平衡，我国潜在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规模已经比较大，增发国债只是我国在非常经济时期采取的短期微调措施。从根本上说，经济的增长要立足于社会投资和消费增长，并积极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从中长期看，我国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逐步缩小和消灭财政赤字。要弥补积极财政政策的巨大支出缺口，达到财政收支平衡，只能依靠税收的增长。
我国目前不宜大规模减税
有人认为大规模减税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必然选择，于是对我国目前执行的政策取向提出异议，但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减税的确是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减税规模和空间要视各种不同情况才能具体确定，从我国具体情况看，目前没有多大空间，如果进行大规模减税，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1.税收占gdp比重过低，国家财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减税让利的路子。财政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的比重不断下降。近年来，国家各项税收占gdp的比重仅维持在11％左右。由于比重过低，导致国家财力严重不足，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债规模持续增加，这不仅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加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压力，也会削弱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2.市场经济不发达，依法治税机制尚不完备。由于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尚不规范，企业特别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对减税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各地通过各种越权和乱减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时有发生，地方保护主义又客观地助长了偷逃税，从而大大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减税政策，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
3.短期减税不至于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采用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在各国都是短期做法。一个企业也不可能长期靠减税生存和发展。对投资决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企业对市场的前景预期。在我国目前的“消费无热点，市场无热货，投资无热线”的情况下，仅靠减税难以起到刺激企业投资的作用。只有靠国家投资带动需求增长，通过需求增长扩大市场，并刺激生产和投资积极性，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4.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依靠政府的投资和引导。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相比较，我国有许多公共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欠帐较多，这些投资项目回收周期长，直接回报率低，投资规模大，只能依靠国家的财政资金投入。此外，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处于急需调整阶段，若大量减税，会刺激企业进一步扩大投资于一些短平快的加工项目，导致新一轮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使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更加扭曲。只有通过政府重点投资和引导，才能从根本上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企业的升级换代，从而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
5.我国目前税收收入增长仍有一定潜力。税收增收并不是指随意扩大征税范围和搞“寅吃卯粮”，而是在既定的税制条件下，按现有的税收政策，加强征管，依法治税，应收尽收。从1998年税收工作情况看，据不完全统计：全年清理拖欠220亿元，占全部拖欠的50.7％；全国税务稽查实现查补税款460亿元，比上年增长157亿元；加强征管、堵塞漏洞增收23.3亿元；改善税收执法环境，纠正违规文件623份，追缴税款入库11亿元；打击走私，关税净增26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商业小规模纳税入征收率和进口关税平均税率有较大幅度下调，但通过加强征管和打击走私，全国商业增值税、海关进口税和关税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再从近期公布的数据看，98年全国商品零售总额24155亿元，而商业增值税仅为794亿元。若按4％的税率征收商业增值税，全国应征商业增值税应为966亿元，与实际入库商业增值税相差172亿元。这说明我国当前组织收入中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只要措施到位，完全可以增加更多的税收收入。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取向
1.尽快出台部分“费改税”方案并付诸实施，以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国家财力。逐步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我国企业负担过重，主要不是税收负担重，而是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和基金的迅速膨胀而致。这些负担不仅数额大，而且绝大多数是越权设立的，属巧立名目的乱收费，严重侵蚀国家税基。1998年国家分三批清理取消了涉及企业的不合法、不合理基金、收费共计727项，减轻企业负担370多亿元。今年此项改革将继续推进和深化，并以道路车辆收费为突破口，以燃油税和车辆购置税取代道路车辆收费，据初步测算，仅这一改革就会增加税收约600亿元，这将为理顺国企分配关系、增加国家税收和振兴国家财政开辟新渠道。
2.在保证税收总量适度增长的前提下，通过结构性减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我国现阶段大规模普遍减税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但是，我们可采取有选择的局部结构性减税措施，支持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当前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对高新技术产业不利，其税负明显高于其它产业，因此，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税收政策上必须要予以扶持，适当降低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值税税率。或者采用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税式支出和财政贴息等方法，以刺激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3.积极稳妥地进行到期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为吸引外资，鼓励社会投资和支持开发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仅老三资企业超税负返还这一项，1994年至1997年，国家在这项政策中税收返还总额就达320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外资企业的发展。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的继续存在既不必要，也不利于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今年主要是对老外商投资企业超税负返还和开发区税收分配政策进行调整，并降低部分商品进口关税税率。清理到期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关税税率，不仅有利于进一步规范税制，理顺财政分配关系，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企业公平竞争提供良好外部环境，也有利于防止国家税收流失，从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提高中央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4.继续完善和改进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外贸出口。1998年在周边国家货币纷纷贬值和我国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及时作出了“提高出口退税率，支持外贸出口”的决定，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437亿元，其中提高退税率增加退税60亿元，对稳定外贸出口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出口创汇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年外贸形势会更加严峻，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我国仍可适当提高一些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因为有数据表明，如果调高出口退税率一个百分点相当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下降1％，与汇率贬值1％的效应一致。同时，要尽量简化退税程序，缩短退税时间，进一步严厉打击骗税套汇活动，各级退税机关应尽量加大税收对外贸出口的支持力度。
5.改革和完善税制，促进经济发展。健全和完善税制结构，加快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解决社会财富过于向少数人集中的问题，从而盘活社会资产总量，通过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提高社会消费水平；加强调研，认真分析，在有条件的地方对部分行业逐步进行“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收入型或消费型增值税”，由于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制规定企业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进项税款不能抵扣，限制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的积极性，如改革成收入型或消费型增值税，将会极大地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深远的意义，建议在经济形势稳定、财政状况良好、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大的城市率先试点。
「参考文献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经济日报》98.12.10
2.《加快“费改税”》丛明 《人民日报》99.2.8
3.朱镕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摘登》《深圳特区报》99.3.6
4.曾培炎《关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法情况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摘登 《深圳特区报》99.3.7
5.项怀诚 《关于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案的报告》摘登 《深圳特区报》99.3.7
6.《过剩经济！过剩经济？——形势与对策》 陈淮主编
7.《财政问题是1999年的焦点》《中国税务》1999.2.5
财税最新政策篇9
（一）财税政策能够促进产业集聚区产业集聚的动态调整。财税政策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在产业集聚区集聚，同时也促进其他相关联的产业集聚。财政激励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和扩大以刺激消费，消费需求的增长，将会直接或者间接带动其后向关联产业的产出增长，从而促进产业集聚区整个产业集聚。例如新技术产业向后关联紧密的产业———知识密集型金融服务业。税收优惠措施通常使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产业各生产环节生产要素价格下降，而相关产业生产要素的价格会相对上涨，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会引起替代效应，使得其他产业生产要素或者资源流向高新技术产业，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将会直接影响这些产业集聚程度。税收优惠措施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的相对价格，使得整个市场中的创新资源逐步向能够促进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产业或者相关产业流动，进而能够促进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税收优惠政策下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集聚结构调整的效应也会通过要素配置有效改变而优化。
（二）财税政策能够促进产业集聚区内高新技术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财政政策通常能够对产业集聚区内高新技术产业内部集聚结构产生有效的积极效应，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总产值在产业集聚区内的增长，使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效益水平得以提升。税收优惠措施刺激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产品总产值明显增加。且税收优惠措施一般会使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的市场价格下降，中间投入的成本相对上升，从而有效地促进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二、郑州市现代产业集聚财税政策支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郑州市现代产业集聚财税政策支持现状。为了加快企业技术革新，郑州市运用产业扶持、市场、税收等政策工具，不断加大财政政策的实施强度和范围，改造、淘汰落后产能，鼓励、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积极优先发展，不断促进资源集约利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为发展现代产业集聚提供保障。1、财政政策方面。在经济新常态及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现代产业集聚，郑州市财政政策以产业结构性调整为目标，调整财政内部结构，规范财政调控行为，减少财政干预。一是表现在财政资金供给方面，郑州市政府严格把关财政资金支出，加强资金管理，有效利用财政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等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加快产业集聚；二是减少财政支出，适当限制政府开支，大力挖掘民间潜能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加大公共服务行业的消费力度，积极提高养老、卫生等服务业的质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积极鼓励大众创业、大学生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2、税费政策方面。郑州市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调整税目和征收范围，适当减免和合并税种，积极推进“营改增”改革，降低企业在商品交易过程中流转税类的负担，特别是在土地出让金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方面实施专门的优惠政策。同时，给予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和税收补助，减低优惠门槛，覆盖更多行业和企业。
（二）郑州市现代产业集聚财税政策支持存在的问题1、财税政策支持手段单一。郑州市财政促进现代产业集聚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专项资金、财政补助、财政奖励、税费优惠等。目前政府直接投入等政策支持手段比重仍然较大造成手段单一，调节经济所采取的采购、地方债券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当前的政策组合结果对现代产业集聚未能起到支持作用，也还没有形成一套能够有效支持现代产业集群建设的财政体系。2、专项资金项目繁多，资金投入不稳定。目前来看，郑州市促进产业集聚发展的各类资金来源中由中央或省级设立的专项资金所占比重最大，这些资金存在很多缺点，比如：持续时间不确定、稳定性弱、欠缺前后连贯、相互协调性不好、资金扶持规模小、实施效果差等缺点。还存在：一是多部门管理专项扶持资金，难以有效整合各投资项目。多头管理的专项资金支出，受各管理部门分割和专款专用制度的约束，使得专项资金在使用中势必造成财力不能集中使用，财政资金的整体使用效果降低；二是专项扶持项目繁多，难以进行有效整合来统筹规划，造成资金严重分散，其结果是单个项目资金规模偏小、重点不突出，同时制约了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等资金的投入，势必降低专项资金的扶持效应，增加资金的管理成本。3、未充分发挥地方债的作用。当前，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在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强地方政府还债能力的政府主导产业的技术改造及高技术企业发展等项目尚未涉及。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流向主要集中在中央投资地方的公益性建设项目或辅助项目，社会及私营投资不愿进入的、投资周期长而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社会公益性等建设项目，同时也给地方政府偿本付息带来压力。因此，充分发挥地方债作用应着力于地方政府支持现代产业集聚、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的经济调节功能。4、忽视市场规律，缺乏现代产业集聚的长期发展规划。政府在现代产业产业集聚中应发挥引导作用，不是主导作用，即引导企业技术进步、节能减排、不断创新。这种引导要建立在对现代产业集聚合理判断基础上。但某些地方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时，不是基于对现代产业集聚长期发展的思索而仅从追求本届政府政绩出发，凭借行政权力直接介入某类产业和重点企业的发展，干扰了市场竞争秩序。发挥政府职能促进现代产业集聚建设，必须遵循政府与市场、企业分工的市场规律。5、税制改革增加地方政府短期财政压力，间接造成政府对现代产业集聚发展投入不足。近年来国家实施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营业税改增值税、废除农业税、免除利息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税基等减税性质的举措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但是加大了地方政府短期财政压力，间接影响政府对现代产业集聚的发展投入。
三、促进郑州市现代产业集聚的财税政策
（一）积极发挥财政税收政策促进现代产业集聚发展的引导作用。要充分发挥财政税收政策在推动郑州市现代产业集聚区建设和发展中的支持、引导和调控作用。每种财政税收手段在促进产业集聚区发展的过程中都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税收用来鼓励和扶持社会资金流入的领域。首先，要集中政府财力为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创造基础的发展条件；其次，不断创新引资和筹资模式，构建多元化投资机制，建立“多方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发挥不同投资主体的作用，努力实现产业集聚区建设融资市场化、多渠道化；最后，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实行差别化税收政策，吸引社会闲置资金、消除人才流动障碍、培育产业集聚区经济新的增长点。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扶持产业集聚区内重点选择的主导优势产业、关键环节和重点企业，针对未来产业竞争的要求，积极引导、超前培育，使企业做大做强，增强产业链的竞争力，提升产业集聚区综合的综合实力。
（二）优化产业链空间布局，促进现代产业集聚发展。统筹区域发展、促进现代产业集聚是区域经济发展、优化产业链空间布局的重要途径，而在产业链管理中信息流通是各个产业链与其交易对象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承担着关键角色，是重要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逐步增强对产业链空间布局、信息流通等的投入，对于促进产业链的完善发展至关重要。财税政策的功能主要包括“纵向拓深”和“横向拓宽”两个方面。在“纵向拓深”功能方面：首先，利用政府投融资、注入资本金等方式促进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其次，通过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手段推动国企进行技术升级；最后，以点带面，以龙头企业为中心带动形成完整产业链体系。在“横向拓宽”功能方面：充分认识河南省省情，特别是郑州市产业布局中民营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薄弱、现代产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不够健全，在此基础上财政应以直接投资方式完善产业园基础设施及现代服务体系；政府应制定专项基金、税收优惠等合理财税政策，降低创业风险，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以此壮大产业园和促进现代产业集聚，最终形成由众多高科技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的完整产业集聚群。
（三）加大科技创新的财政投入。一直以来，科技投入能力的不足，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有效支持产业集聚的技术创新，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制定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战略规划，保证财政对科技创新投入的持续稳定增长，确保科技创新投入不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同时，加大对集聚区的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投入的比例，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优化现代产业结构。进一步明确和完善财政投入的相关规定，将促进产业集聚群技术创新的预算在财政部门的预算科目中单独列示，完善投入经费的编制、审批、评价、监督等程序和制度，提高技术投入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四）促进现代产业集聚区融资平台建设。构建投融资平台是解决产业集聚区起步资金难的一条有效途径。不仅可以为企业进行融资，还能为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进行融资，关键是怎样把省里支持的资金用好，使有限的资金在产业集聚区建设上得到集中有效运用，使资金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得到充分发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五）建立风险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在产业集聚区内建立标准认证的相关中介机构，如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科技项目评估机构等，并制定有效制度不断加强对从事中介机构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专门建立为发展产业集聚的财政投融资体系，有计划有重点安排一批有利用带动区域发展的骨干项目，为产业转型和产业集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支持。
主要参考文献：
［1］樊爱荣.新常态下发展我国实体经济的思考［J］.新西部（下旬），2015.10.
［2］孙凌云.促进河北省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D］.河北大学，2010.
［3］王相启，朱云飞.促进河北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财政政策探讨［J］.地方财政研究，2010.8.
财税最新政策篇10
在大萧条之前，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奉行斯密的廉价政府的财政理论，遵循小的、平衡的预算理念，美国联邦所得税政策自1913年合宪成立后就立即成为平衡预算的重要税收工具，还没有作为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联邦所得税合宪建立之后的第二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巨额的军费需求导致了联邦所得税率的第一次最大的提高，个人所得税最低边际税率由1915年的1％提高到1918年的6％，最高边际税率由1915年的7％上升到1918年的77％。战后，个人所得税税率开始逐步削减，最低边际税率由1918年的6％逐步削减到1929年的0.4％，最高边际税率由1918年的77％逐步削减到1929年的24％。这反映了在联邦所得税合法建立（1913年）到大萧条（1929）的期间里，联邦所得税的调整充分反映了平衡财政预算的要求，联邦所得税作为“战时税”的特征非常明显。
大萧条期间，联邦所得税也主要为扩大的政府支出融资，没有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台时，失业率高居不下，通货膨胀加剧，银行大量倒闭。为了摆脱萧条的经济困境，罗斯福实施了史称“新政”的措施。他通过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实行“汲水性”的财政政策，但导致赤字急剧上升。为了弥补赤字，罗斯福同时实行了增税措施。个人所得税最低边际税率由1931年的1.1％上升到1941年的10％，最高边际税率由1931年的25％上升到81％。虽然所得税收入并没有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增加（1930年的联邦所得税收入为24.11亿美元，1940年仅为21.25亿美元），但这主要是由于大萧条期间经济极度萎缩导致税基大幅降低所至。可见，罗斯福仍然遵循平衡预算的理念，所得税税率提高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扩张效果，不符合当时萧条的经济状况。
20世纪40年代期间，联邦所得税也没有作为一项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来使用。20世纪50年代，以联邦所得税政策为主的税收政策才主动作为国家调节宏观经济的备选工具之一，联邦政府实施了“补偿性”财政政策。“补偿性”财政政策是汉森提出的早期新古典综合派的财政政策，即根据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实施相应的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上任时，认为经济的基本问题来自于通货通胀的危险，应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但随后经济出现衰退（1954年的名义GDp为3773亿美元，比1953年的3729亿美元仅增加了44亿美元，增长了1％左右；按照1992年币值计算的实际GDp，1953年为18814亿美元，1954年为18682亿美元，反而下降了132亿美元）。1954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实施了个人所得税减税法案。195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295亿美元，比1953年的298亿美元减少了3亿美元，1954年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由于美国州和地方独立性较强，联邦能控制的是联邦一级的税收，所以仅计算了联邦一级，下同）为18.5％，比1953年的18.7％低0.2个百分点；1955年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为287亿美元，比1954年减少了8亿美元，宏观税负为16.6％，比1954年约低2个百分点。虽然现在看来该减税法案实施得稍为晚了一些（国会曾要求提前6个月实施减税法案），错过了最佳时期，但还是起到了抑制经济衰退的作用。1955年，经济开始繁荣，1955年的名义GDp为3946亿美元，比1954年的3773亿美元增加了173亿美元，增长了约5％；按照1992年币值计算的实际GDp，1954年为18682亿美元，1955年为20011亿美元，增长了约7％。1955年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主要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来微调经济运行。从宏观经济运行的最终结果来看，由于艾森豪威尔频繁使用周期性调节的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并且使用的时机也不恰当，在经济恢复阶段太早使用紧缩的财政税收政策，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频繁的衰退，史称该时期为“艾森豪威尔停滞”。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长期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的结果，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20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宠了。以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为主的新保守主义学派主导了政府政策的制定。在20世纪70年代高赤字、高失业率、高通胀、低增长的经济环境下，里根以供给性的减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以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并同时试图削减支出来实现预算平衡。里根减税导致了所得税收入下降。1981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2859亿美元，公司所得税收入为611亿美元，合计为3470亿美元，宏观税负为19.6％；1982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2977亿美元，公司所得税收入为492亿美元，合计为3469亿美元，宏观税负为19.1％，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合计不仅没有增长，还比1981年下降了1亿美元，宏观税负下降了0.5个百分点；1983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2889亿美元，公司所得税收入为370亿美元，合计为3259亿美元，比1982年下降了210亿美元，比1981年下降了211亿美元，1983年的宏观税负为17.5％，比1981年下降了2.1个百分点，比1982年下降了1.6个百分点。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了通货膨胀，取得了预期的部分效果，但平衡预算的目标没有实现。相反，却带来了高赤字、高债务、高利率、高汇率、高贸易赤字等“五高”问题，赤字从里根上任时的1981年的790亿美元，上升到1982年的1280亿美元，1983年更高达2078亿美元，比1981年增加了一倍多。
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在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针对高赤字、高债务、高利率、高汇率、高贸易赤字等“五高”问题，实施了“紧财政”、“松货币”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增税和削减支出来消灭高赤字，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降低利率和汇率，改善国际贸易收支状况。克林顿的增税主要是增加富人的所得税税收负担，导致了税收收入的大幅增长。1993年度联邦个人所得税收入为5097亿美元，公司所得税收入为1175亿美元，财政收入总额为11545亿美元，宏观税负为17.6％；到2000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0045亿美元，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公司所得税收入为2073亿美元，财政收入总额为20255亿美元，分别比1993年约增加了一倍，每年的平均增长率都超过了5％，2000年的宏观税负为20.9％，为近60年最高的一年。而且，除了1999年外，个人所得税收入每年增长都超过了10％。克林顿的增税减支政策最后实现了预期的目标，经济快速增长（实际GDp增长率从1993年的2.7％提高到1994年的4.0％，1994年至2000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为3.9％，出现了为世人所瞩目的新经济现象。与此同时，预算也实行了平衡，并从1999年开始，连续三年实现盈余。
小布什总统2001年上台时，经济已开始衰退。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小布什政府实施了新一轮的供给性减税政策。小布什政府实施的供给性减税原因，是因为一方面，克林顿总统20世纪90年代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利率降得较低，限制了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另一方面，克林顿总统留下的财政盈余为减税提供了空间。布什减税与里根减税相比，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存在区别。相似之处是，两者都是削减富人的税收，都是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区别在于，小布什政府的减税，除了削减最高边际税率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削减资本的税收。另外，相对里根减税来讲，小布什政府削减税率的空间有限，因为里根减税后，税率已大大降低，虽然后来克林顿增税后，税率有所升高，但相对里根减税前的税率，则要低得多。比如：里根第一次减税时，最高边际税率高达70％，第二次降低税率时，最高税率也高达50％；而小布什减税时，最高边际税率仅为39.6％。因此，小布什政府要在减税上做文章，就必须从税制结构入手，从税基调整来推进。小布什为此还于2005年1月成立了联邦税制改革九人小组，期望进行联邦所得税制的重大改革。如果这项改革实现，其历史意义也将是非常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