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经济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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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经济篇1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摘要题】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theoreticallyspeaking，researchesinChineseeconomichistoryneedconformityandinnovation.ResearchesinChineseandforeignhistoriesallhaveundergoneacourse，whichformedeconomichistorytothecombinationofeconomichistoryandsocialhistory."Socialandeconomichistory"whichFuYilinsponsoredisthedirectionthatresearchesinChineseeconomichistoryshouldmakegreateffortstoattend.thesocialhistorywithouteconomywillnotbecomeanentiresocialhistory.Researchesineconomichistoryalsoneedcombinewithsocialhistory.

【关键词】经济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整合/创新

economichistory/socialhistory

【正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吴承明先生十年前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在我国经济史、经济学乃至历史学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读吴老新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1]，深悟其经济史观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这篇有关经济史学理论的文章中，作者不仅回溯经济史学史、介绍西方历史哲学、比较中西历史观、探究理性发展之路、反思批判理性主义，而且对经济史方法论问题，包括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经济计量学、新制度学派经济史观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吴老在文章的最后，特别论述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明确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而言，笔者本属门外汉，然多年从事中国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实践，又使我体悟到吴老此观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经济史的研究要跳出就经济而经济的框子，"注意非经济因素"，尤其要注意吸收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社会整体出发研究经济史。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撇开对经济因素的研究，社会与经济紧密粘连，相互作用，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一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置于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19世纪西方史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实证史学特别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主体和客体不存在任何依存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人与事。对原始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的严格考订和批判，是兰克实证史学的基本要求。如此，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便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文字资料，尤其是官方文件是最主要的原始资料。伊格尔斯尖锐地指出：

兰克那种狭隘地集中注意与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模式，不仅对于德国启蒙史学家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史的雄心壮志来说是一个倒退，而且也反映了这种研究模式产生时，19世纪早期普鲁士大学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局限性。[2]

兰克的实证史学虽然位居19世纪西方史坛的霸主地位，但与其观点和方法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兰克史学始终并存而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史坛的不同声音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深刻反思，并对新旧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中总体史的追求及经济史从历史学中的分立，对日后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18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总体史的追求就成为西方史坛的一股重要的史学潮流。被法国年鉴学派奉为新史学"祖先"的伏尔泰，在其《关于历史的新知识》中就发出了历史研究应当使"人们了解所有的人，而不是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的呼声。在伏尔泰看来，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应当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随后，夏多希里昂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伏尔泰的观点："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基佐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称为"文明史"，认为"文明就是汇集和概括所有其他事实的、普通的和最终的事实"。米勒更明显提出史学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精神文化的历史。[3]（p18～22）对总体史的追求，不仅触及到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而且为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大体来看，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史开始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虽然初期的经济史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但像阿什莱（williamsJ·ashley）、坎宁翰（williamsCuningha）、施穆勒（Gustavvonschnoller）这样的经济史学家已试图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时至20世纪初，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经济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更加受到重视，以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论著如克拉潘（JohnH·clapham）的《现代英国经济史》、《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汤普逊（James.w·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桑巴特（werner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均以其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而名盛一时。[1]值得重视的是，19世纪中叶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皮埃尔·肖努在《经济史：成就与展望》中明确指出，全国范围的竞争、经济学思潮以及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评论家对经济、社会危机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样大大促进了经济史的发展"。[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从更高层次上总结唯物史观"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其中前两个方面与经济史直接相关。

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历史。[5]（p27）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史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及其日后的快速发展，则使经济史走上了社会经济史的轨道。1929年，法国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格赫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正式诞生。刊物的名称本身即明确表达了年鉴学派的史学创新方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显然，利用"经济"一词，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及经济领域在各民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契机，一反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正是年鉴学派异军突起的动力。从此，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成为新史学追求的目标，经济史和社会史这对孪生姐妹也"由灰姑娘变成了公主"。1946年，年鉴易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标志着年鉴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但"事实上首先注重的还是经济"。菲利普·阿里埃斯强调指出："确实，我们不应该忘记经济是历史的关键，是今天的历史也是昨天的历史的关键"。[3]（p179）

被西方学者誉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是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的理论家和实践家。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宏文《史学和社会科学》，明确将历史时间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此三种时段相适应的"结构"、"局势"、"事件"三个概念。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但对历史起经常、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局势是指较短时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业变化等，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灾害等。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而事件是爆炸，"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6]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在他的两部不朽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得以具体实践，他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摒弃了狭隘的人物（尤其是精英人物）、事件，代之以包括生态、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全面历史"，而且从方法论上沟通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综合发挥。正是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史学家纷纷撇开政治事件的精英人物，而去研究经济、社会结构和"局势"，而经济始终占据着"优先地位"。阿里埃斯总结道：

经济史（当然不是随便那一种经济史）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还是占有优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史学家，不管是名满天下的，还是无人赏识的，都不曾忘记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经济史是一种符合人文主义雄心的群体的历史。它能够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无闻的群众是怎样生活的。[3]（p174）

随着战后年鉴史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新史学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并在整体上革新了这些领域。虽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了利用现代统计和各种数学模型并借助电脑对历史经济现象作计量分析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但"经济史在法国始终是社会史和总体史的一部分，年鉴派试图通过社会经济两层次来达到把握总体史的愿望，因而经济史便始终保持着和其他领域的对象和交流"[7]。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吸收新经济史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体现总体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对经济的各种层面做出调查和分析，更加注重对特定的时代宏观经济的分析和把握，更加注重将经济史置于宏观社会研究的范围内来理解，同时也加强了运用计量方法并注重解释模式的清晰度，这一切都必然使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深入。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其实，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深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将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并旗帜鲜明地宣称："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言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3]（p6）。

二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历史久远，自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直至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都是对经济活动的历史记载，但此类文献多偏重典章制度，很难称得上系统的经济史。

中国"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吴承明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是中国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开端。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许涤新《官僚资本论》、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代表作。1949年后，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开拓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使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经济史的理论建设而言，国内经济史研究大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尤其注重对生产力的研究，真正以经济学理论从事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史成为史学界备受关注的学科。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仍在继续热烈地争论中，或经过争论逐渐取得共识；专题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区域经济史、城市史、生产力发展史、人口史等长期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的专史得以加强并呈方兴未艾之势；系统中国经济史及断代经济史的论著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及外文资料的整理出版，为中国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经济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的问世，西方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史经典著作的译介、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论著的翻译出版等等，都说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预示着她在新世纪的良好开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在中国史学界也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已故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林甘泉先生在纪念傅衣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径称"傅衣凌学派"，认为"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在谈及傅衣凌学术思想时，林氏概括道：

傅先生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出了很多成果，做了很大贡献。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是把明清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充分注意社会下层变化，善于从下向上看，偏向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在资料运用上，傅衣凌也比较重视那些直接反映社会状况的契约、文书、家谱、族谱、档案等资料，形成资料特色。[8]

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更为可喜的是，傅先生的传人继承其学术传统，仍在辛勤耕耘、苦心经营着这块史学园地。但是，审视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实现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目标，需要开展的工作虽然很多，但我们要强调的首先是从区域史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之统一，"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有通过个别而存在"[9]。历史的统一性客观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对象，都必然体现着特定时代环境的偶然性和复杂性，任何范围和层次的历史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历史的内容既是多样的又是具体的，从多样的历史中探讨其内在的统一性，正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复杂多样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决定了长期以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这种不平衡的特征仍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是我们从区域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从学术意义上而言，区域角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视作为个别的、微观的研究，史学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检索林林总总的年鉴派学人的重要著作，我们会发现费弗尔、布罗代尔、古贝尔、拉杜里等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大多是属于区域性的研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其研究对象只是法国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能不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史著吗？具体到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10]。巴勒克拉夫曾明确指出："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5]（p128）

从区域角度开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阶段最应引起重视的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从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看，短时段的因素，尤其是革命、战争，中时段的因素，如人口、物价、贸易、运输、工农业等，中国经济史学界都曾开展过不同程序的研究，而长时段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要的是，长时段因素对一定的地域社会而言，甚或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他在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并且是非常缓慢地推动它。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许多世代的稳定的因素：它们阻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流动速度。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失掉了。但所有的结构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碍物。障碍物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试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环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现实，打破特定的生产力限制，甚至突破这些或那些精神心理的局限的困难吧。心态环境同样也是长时段的桎梏。[7]（p111～112）

强调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应特别注意对"长时段"的考察，并不是要一味夸大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强调我们必须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要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体现整体历史变迁的面貌。事实上，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交通、生产、流通等等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离开对"长时段"的深入系统考察，就不可能对经济活动的变迁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区域、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因素、经济结构也应放在社会史研究者的视野中。加强对"长时段"因素的研究，同样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笔者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11]其意亦在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

就方法论而言，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可以各显其能，但田野调查却是一种非常需要重视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好处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的体验和领悟，最大限度地做到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客体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的内容。其次，田野调查可以得到更多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原始资料和口碑资料。年鉴派学人不仅从理论上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大大拓宽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是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勒高夫强调说：

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3]（p6～7）

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就特别注意田野调查，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组织助手在福建农村进行过大量调查，地方文献、口述资料、地契碑刻、历史遗存等大量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在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想，吴承明先生讲，经济史学者应"依靠社会学家的成果"，似亦蕴含此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任重而道远，笔者不揣浅陋，写出以上拙见，欢迎识者给予批评指正。参考文献

[1]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10.

[3]勒高夫.新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72.

[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7.

[6]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51.

[7]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别到史学[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

[8]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纪念傅庆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42.

社会与经济篇2

狮子由于不太适应经济社会的法则，而成为落魄者。它整天为生计发愁。许多动物都去老鼠的公司打工，薪酬很可观。可是，狮子不想去。因为它很爱面子，它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它觉得尊严是不可以随意放弃的。想当年，自己是动物世界的大王，多么威风呀。老鼠算什么东西，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动物。整天跟在自己屁股后面转来转去，都不会用正眼瞧它。如今要上门为老鼠打工，这也太让自己难以接受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狮子饿得骨瘦如柴，连走路都摇摇摆摆。狮子的思想产生了变化。狮子想，生命与尊严相比，显然是生命重要。它决定放弃尊严来捍卫生命。

它来到老鼠的公司找差事。老鼠见狮子来了，慢条斯理地说：“只有门卫一职，我看很适合你干。干不干，你自己拿主意。”

狮子心想：你这个坏家伙，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我。难道公司里没有更体面的职位吗?但是它知道，此时，自己已经没有了选择余地。它同意干门卫这个行当。老鼠看出了狮子的心思，它对狮子说：“现在是经济社会，一切都由金钱说了算。你原来是大王，可是现在你却是流浪汉。我收留了你，你要感恩才是呀。”

狗因为不善于经营而成为穷汉。狗找到老鼠，老鼠让狗负责捉猫。老鼠说：“你是一个对付猫的天才。你捉到一只猫，我就会给你发一笔奖金。”

狗想，我与猫没有仇恨，可是，如果放着大把的钞票不去挣，那也太傻了。于是，它整天不睡觉，在猫活动的地方等着。许多猫被狗捉到，送到老鼠那里听从处置。

被捉到的猫常指责狗：“当初你为主人看家护院，我为主人捉老鼠，虽然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我们也算是同事。你讲不讲道德，讲不讲情义呀?你将我们逼入绝境，不感到内疚吗?”

狗说：“眼下是经济社会，谁还讲什么道德，谁还讲什么情义?你的说法太不合时宜了。现在老鼠给我发工资，老鼠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必须听老鼠的。老鼠叫啥我就干啥。你没有发财，你挨欺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动物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孔雀被老鼠聘为艺术团演员。孔雀拜老鼠为艺术导师。许多动物说孔雀是那样的高贵，是那样的有品位，怎么让老鼠给收买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孔雀说：“我也有七情六欲，我也要穿衣吃饭，没有经济的支撑是不行的。再说了，现在哪个艺术家不爱钱呀。如果空谈高贵啦、品位啦，有什么意义?我问问你们，我想穿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你们谁能给我?我想住世界上最豪华的房子，你们谁能给我?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美味，你们谁能给我?”

大家一听，都目瞪口呆。它们说，也许狮子、狗、孔雀的选择是对的。在经济社会里，金钱改变着一切，一切都与金钱有关。

社会与经济篇3

 

一、经济法与社会法之界定

 

(一)经济法之界定

 

关于经济法的定义之争，目前学界已经达成了较为统一之认识，即将经济法看做调整在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本质即是国家干涉经济之法，是政府经济行为之法，是国家干涉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

 

但是关于经济法的体系构成的这一命题，学者之间却有不同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有：二分法，即主张经济法是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组成的;三分法，即主张经济法是由市场主体法、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组成;四分法，即主张经济法是由市场主体法、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和社会保障法组成的。可以看到即使关于经济法的体系构成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但是每种观点中必然包括的有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也就是说，这两部分是经济法的核心构成部分，所以本文将以二分法为主探讨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二)社会法之界定

 

关于“社会法”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比较通行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四类，分别是：一种法学思潮;社会团体制定的“行为规范”;相对于公法和私法的“第三法域”;独立的法律部门。

 

以上四种定义都有其理论价值，但是它们对于社会法的定位却相差甚远，因此我们有必要选择一种相对受到认可的社会法的概念，这样才能对经济法与社会法进行比较研究。对此李昌麒教授也说道：“通过大家的共同探讨，应当可以寻求到一个被大家相对认可的社会法的定位，否则‘社会法’这一概念在法学中就没有意义。”

 

所以，在这里我们将社会法定义为：为解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具有社会性的法律现象。是在法律社会化运动中产生的具有公私法交融特点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并从狭义的角度，假定社会法与经济法是并行的部门法。其内容包括：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环境法、义务教育法、公共卫生法等。

 

二、经济法与社会法的联系

 

(一)二者都强调国家干预

 

比较分析一下经济法和社会法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经济法与社会法都产生于19世纪以及20世纪，而这一时期正是发生重大社会变迁的时段，在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兴起，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主义也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并且之前一度盛行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完全市场经济自由，已经产生了诸多积弊，如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这种放任经济自由发展的模式已经不符合时展的要求。

 

这一时期，因为激烈的竞争、高度的垄断，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从而使得经济发展陷入困境。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制度无法有序运转以及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亟需适应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新制度对市场秩序进行重整、对市场资源进行优化分配，但是无论是现有的民商法还是道德、习惯对此都无能为力。因此在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改变的背景下，政府不得不转变其对市场经济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必须对市场经济加以干预。

 

相应地，在社会领域，无法否认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贫困。资本家越发疯狂地剥削底层劳动人民，这些困苦的劳动人民不能获得与劳动相等价的报酬。因而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现象不断加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与经济领域日益加深的矛盾造成的后果一致，现有的社会秩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政府因此也要转变其职能，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并且需要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法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经济法与社会法都是在市场及政府无法有效运转时，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时代赋予它们的使命就是强调国家干预，以调整强调市场自由背景下混乱的经济及市场秩序。

 

(二)二者都是社会本位法

 

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是一组对应的名词，也就是说它更加趋向于追求社会整体利益，而不仅仅局限于单个的个体利益，它更加注重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发展，它更加追求社会范围内效率的提升，以促进社会的更好发展。这种价值取向与集体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对于保障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有积极意义。

 

经济法就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个人本位行不通时产生的，它是适应时展产生的，因此可以满足经济社会化的时代需要。它的价值主要在于保障国民经济良好运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以促进经济领域的公平、正义及效率。与个人本位不同，它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出发处理国家与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并不局限于某一阶层的利益，它能真正地考虑到社会整体利益，因此我们说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

 

而社会法顾名思义是为解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具有社会性的法律现象，通俗地讲社会法更加关注的是民生问题、社会秩序问题。与之对应的，社会法的一个核心就是社会保障，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解决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它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点可见其也是社会本位法。

 

(三)二者功能有相通之处

 

法律虽然滞后于实践的发展，但是法律也是根据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能为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经济法与社会法都是适应时代变化需要而产生的，相应地，它们的产生也必然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因此，经济法与社会法都有推动社会进步、时代变革的作用。

 

学界有人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认为社会法与经济法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有功能相通之处。具体而言就是说，社会法具有保障社会稳定的功效，而经济法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功效，二者一个着眼于社会静态运行，一个着眼于社会动态运行，二者相互补充，共同促进社会良好运行。

 

经济法以国家干预的手段介入经济领域，从而防止市场经济高度自由所固有的弊端。社会法则旨在调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如果只有社会法而没有经济法，必将导致垄断盛行，经济秩序混乱，从而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质量，致使整个社会面临危机;同样如果只有经济法没有社会法，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的调和及解决，那么也必将影响经济发展质量。

 

三、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区别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十分复杂，甚至在广义的社会法中，包括经济法，但是这并不表示二者只有共同点而没有区别，笔者认为对经济法与社会法进行划分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细化二者研究领域，从而使得立法、司法实践对于经济性问题和社会性问题能够得到有区别的、有偏重的、系统的处理。具体而言，二者的区别如下：

 

(一)二者存在着经济性与社会性的区别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它调整的是特定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其他社会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在国家干预国民经济运行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经济性，主要表现在：1.调整对象的经济性。这是指经济法主要适用于市场经济领域，并直接作用于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经济关系。2.法益目标的经济性。这是指经济法的法益目标主要侧重于保障经济领域的公平、效率与秩序。3.运行机制的经济性。经济法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调整经济运行的法律，所以经济法的运行是为了使市场经济有序运行，这也体现了经济法运行机制的经济性。4.效果评价的经济性。经济法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是否发挥作用，需要看其运行后发挥的经济效益，也就是其效果评价的经济性。

 

社会法是为解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具有社会性的法律现象，社会性是其重要特征。其社会性主要表现在：1.社会法的社会政策目标。社会法是为了调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秩序稳定，是为一国的社会政策服务的。2.社会法的社会效益指标。这与经济法的所发挥的经济效益相对应，社会效益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即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这些指标与经济法所指向的经济效益并不相同。

 

(二)二者调整对象不同

 

虽然经济法与社会法有诸多相通之处，甚至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也是相同的，即都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自由而引起社会混乱的大背景之下，但是，经济法与社会法调整对象也有很大区别。社会法调整的是社会分配领域和劳资关系领域的关系，它侧重于调整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人群的基本生活权利保障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则是特定的经济关系，不是所有的经济关系，更不是其他社会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三)二者宗旨不同

 

经济法的宗旨是保障市场经济良好运行，避免由于市场失灵，而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故障，推进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升级，维护国民经济安全和社会有序发展，从而协调并保障经济法主体的利益。而社会法，从其调整对象来看，其宗旨在于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利，缓和社会矛盾，以维护社会基本正义和秩序。经济法的宗旨更侧重于经济领域，而社会法的宗旨则是基于社会整体利益而设定的。

 

(四)二者在国家干预手段上有差别

 

无论是经济法还是社会法都以国际干预为其重要特征，但二者在国家干预的手段上却存在差别。社会法所涉及的国家干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以协商、监督、设立保障弱势群体的团体性组织等为主要手段;而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手段则具有多样性。经济法在国家干预手段上有规制手段和调控手段之分，这两种手段都十分繁复，并且手段的组合结构还会因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

社会与经济篇4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反思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和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十报告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熏1995：78-79.

[2][3][5][19]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15，15，5.

[4][7][1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14，15.

[6]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371.

[8]高清海等著：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83-184.

[9][12]（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51，333.

[10]（美）迈克尔·p·托达罗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50.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发展的新战略[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4.

[13]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9-250，367.

[14]文选（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4.

[15]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

社会与经济篇5

市场经济的制度和谐，是指由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以效率为基础的和谐。这种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以下基本要点：

市场经济下的人们是能够为自己的各种选择负责的、相对独立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拥有相对平等的起点、权利和机会，这样人们的心态就会比较平和。而一旦有了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人们就会按照市场原则，寻找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位置，这样既有利于使每一个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也有利于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是约束硬化的企业。企业虽然以营利为目的，但其行为必须纳入各种法规和政策的框架之内。诚实守信，不生产假冒产品，不坑害消费者，不作欺骗性宣传，不污染环境，善待员工，所有这些既是对企业的基本要求，也是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企业遵守规则、履行责任，有利于实现企业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和谐。

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及其所要求的平等进入，能够提高效率，也有利于促进和谐。市场经济的全部魅力在于竞争，在于优胜劣汰，而竞争是以平等进入为前提的。马克思曾经论述过平均利润，即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平均利润作为判断市场机制是否健全、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平均利润的形成是以资本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自由转移为前提的，不能设置基于部门利益的人为垄断等障碍。公平竞争不仅能够带来效益，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初次分配是相对公平的。初次分配公平对于社会和谐十分重要，因为很多不和谐就缘于初次分配不公平。

市场经济下政府的重要职能是明确和保护产权，制定规则，监督和保障规则的执行，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产权和信息方面的原因，在竞争性领域政府通常并不充当投资主体，这就可以避免竭泽而渔的“政绩工程”；政府的权力是公开透明、依法依规运行的，寻租式的腐败自然就会减少。

社会与经济篇6

[关键词]政府主导　市场化　民主化　经济转轨　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F120.2；D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4-0066-07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就进入一个深刻的经济转轨和社会变迁的过程。这导致了中国的历史性社会变革。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纷繁复杂，既让世界震惊，又令世人不解，而被称为“中国之谜”。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转轨和社会变迁，提供一种理性的观察。

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失衡

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走过了30个年头，其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在内的完整系统。如果我们用经济和社会(非经济)两个方面简化概括，那么，中国的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的转轨，也包括社会政治的变迁，其基本内涵就是经济市场化和社会民主化。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市场建设都经过了几百年时间。目前，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拥有后发优势，但中国的全面现代化过程则可能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其中，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则面临着更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其现实的直接压力是：一方面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却出现了失衡。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的雏形。私有财产权的法律地位已正式确立，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永佃制或者准租佃制，而城市和工业结构中，民营企业已经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国有经济的垄断特征仍然很明显，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微观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也逐渐建立起来。一方面，通过调放结合和价格双轨制，基本上形成了产品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原来90％以上的政府定价(1978年政府定价，农产品占94.4％，社会零售商品占97％，工业生产资料和服务收费占100％)，变成了80％以上市场定价；现在，由政府定价的只剩下油品、化肥等少数产品。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放松管制，一些要素市场也开始发育，尽管这些市场中存在着很大的扭曲，但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可以买到自己需要的任何产品。

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内外经济关系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已经形成了开放经济的良好势头。到2008年，中国的GDp达到300670亿元，对外贸易总额达到25616亿美元，分别居世界第三位和第二位，30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0.7％和16.7％。

正因为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的上述变化，人们获得了有一定保障的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才造成了中国近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整个经济告别了短缺，完成了从供给推动型经济向需求拉动型经济的转化；财富分配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直接支配的社会财富减少，个人支配的财富增加，个人资产已经超过了国有资产。当然，按人均量计算，中国的水平还比较低，2008年人均GDp只有3263美元。但中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向小康迈进。

在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在变化。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经济市场化转轨和发展经济方面，一方面，在没有触动原有社会政治利益格局的前提下，保持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促成了利益多元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个人的生存、社会、活动空间和自由度比过去扩展了。除了经济的自由，人们在私下交往中，拥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不同政见者不会再遭遇杀身之祸或者无法生存。然而，由于社会个人及群体在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突破原有体制而追求个体独立、自由发展的要求。于是，在经济市场化转轨初期，这种有利于团结、集聚社会力量的“双轨制”社会格局，在新的社会改革需求环境下，则成为诱导或者加剧社会分裂、利益冲突的根源。

显然，发生社会冲突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矛盾。为此，我们必须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一)路径选择：保持社会控制和推进经济市场化

原则上，中国的改革是在遗产基础上进行的。的功绩是赶走了帝国主义，解决了民族问题，使得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也留下两个问题，一是经济的富裕，二是政治的民主。中国的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在通常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往往是先有民主立国、后有经济发展，形成一种社会现代化的互动过程；在转轨国家，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却往往是脱节的。这就出现了经济学的选择问题。与俄罗斯选择了先推进社会政治的民主化比较，中国则是选择了先推进经济市场化；这种模式的本质是在保持社会控制的前提下，推进经济市场化的政府主导型改革。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选择模式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要发展经济，从贫穷走向富裕，需要有两个前提，一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把人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有一套比较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能够激励人们的自由创造精神和工作热情。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国内形势看。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有可能暂时避免此前30年中不断进行的政治斗争，保持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进而推行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否则，政治斗争和社会纷争有可能重新燃起。这种历史性的前提限制，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轨只能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而形成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

(二)过程描述：政府主导的分权化和市场化

1、分权化改革。

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市场化转轨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由于权力分散的对象不同，又有两种不同的分权，一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二是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这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之分，它们共同决定了分权化改革在经济转轨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向企业放权，最早是1979年四川重庆钢铁公司等六家企业的扩权试点；接着，国务院下达《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1983-1986年实行两步利改税：最重要的是1984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有了放权改革的纲领；1987年以后实行了企业经营承包制；1992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国有企业14项自。所有这些都是把企业的放权让利作为改革的中心。

中央向地方分权，完全是一种行政分权。其中，最重要的是1980年开始实施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即通常所说的“分灶吃饭”。“分灶吃饭”的初衷不是分利益，而是分担子，但是，“分灶吃饭”的结果，导致地方有了独立的利益。1993年分税制的实施虽然增大了中央政府财政收支的份额，同时也增加了地方利益和地方行为的独立性。特别是，当我们把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以后，赋予了地方政府统揽经济发展的巨大权力，使得地方政府逐步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市场主体。

从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向企业放权，还是向地方分权，都是在公有制和计划体制内部进行，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就此而论，分权只是计划权力集中在中央，还是分散在基层(包括地方和企业)的差异，并没有形成对计划经济的完全否定，只能形成公有制经济的不同运行机制(包括计划者机制和多元机制)，不可能导致市场经济的生长和发育。比如，从1958-1978年，中国曾经多次进行过下放经济管理权限的改革，导致的只是放权和收权的多次循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不仅没有任何削弱，反而还加强了。同样，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六七十年代也进行过分权化改革，同样没有放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走向市场化。然而，分权改革的确为地方和企业的自主行为打开了活动的空间，只要分权化过程与市场化改革结合进行，地方和企业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自力，超出公有制和计划体制的范围而行为和活动。也就是说，由于分权化改革并不是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市场化，它既可能与市场化无关，也可能与市场化结合，成为市场化的一个因素和一种力量；仅当分权化与市场化改革结合时，分权化才能够促进市场制度的发育，成为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方面。

2、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济转轨的市场化改革，核心不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分权，而在于放松或者取消政府对私人经济的管制，促进非国有经济的生长和发展。

首先指出，转轨国家的政府管制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管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有一个市场自然发育、运行的前管制阶段，此时，市场基本上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尚未出现垄断，政府仅仅充当一种“守夜人”的角色和作用。随后，由于竞争引起垄断，垄断扰乱和破坏了市场秩序，基于各个市场主体的要求，才出现了政府管制。政府的力量和规模也随着管制的扩大而增长，政府管制只是市场发展的产物。然而，在经济转轨国家，由于没有市场自生自发的前管制阶段，政府管制先于市场而存在，因此，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放松政府管制。不仅如此，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管制是基于法律和规则的规制，对象是市场主体的分割市场、价格歧视、卡特尔等非市场和反市场行为。在转轨经济国家，政府管制往往是基于部门规章，管制对象主要是非国有制经济特别是私人经济。由于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管制和市场发育是矛盾和冲突的，中国经济转轨的特色就在于随着政府逐渐放松管制，在国有制经济旁边生长出一个日益强大的非国有经济。这里，如果把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管制叫做政府的市场管制，转轨国家的政府管制叫做政府的计划管制。于是，在转轨经济中，既有一个放松政府计划管制的问题，也有一个建立政府市场管制的问题。二者的区别是，前者是放权，后者是收权；前者针对特殊对象，后者具有普适性：前者是为了建立和发展市场制度，后者是为了校正市场失效。在以下讨论中，我们的放松政府管制，主要指放松政府的计划管制。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启动和突破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农村改革，从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实施的包干到户，到中央正式承认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得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取得了全国的合法性，紧接着是连续五年的五个一号文件，从而，迎来了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发展的高潮，市场制度开始在农村扎根。二是对外开放，放松了对外商投资和外资企业的限制。1979年批准了香港招商局在蛇口举办工业区，1980年批准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实施两头在外的战略，进而制定一系列政策，放开了外资外贸的限制，实施了对外资外贸的鼓励措施；导致大规模引进外资，展示出市场制度的效率优势。1986年正式提出2001年加入wto，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农村包围城市和对外开放的带动和激励之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轨便迅速推动起来。

分权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结合和互动，是中国经济转轨中一个有趣现象。由于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企业职工参与了留成利润的分配，开始有了一些积累和储蓄，为社会投资奠定了基础。同样，由于市场化改革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向国有企业放权，国有企业可以把计划外甚至一部分计划内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其分到的权力也就有了实际投资的条件。由于向地方分权，地方政府便利用手中权力。或者出售国有企业，如，诸城现象，或者提供担保，帮助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取得银行贷款，或者支持私营企业突破进入壁垒，如，吉利集团进入汽车产业，等等。分权化改革既为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也促进了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也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转轨，提供了条件和典范。不能否认，由于地方官员直接掌控行政和经济权力，他们或者侵犯一部分红帽子企业和私人企业的产权；或者利用垄断权力，扭曲要素价格，侵犯农民利益；或者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争夺金融资源和融资权；这一切又会阻碍或者扭曲市场化，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分权化是促进了市场化还是抑制了市场化，是否有利于经济稳定，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在二者同时进行的情况下，促进作用可能是主要的。

(三)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的政府主导型特征是，任何改革既不是直线发展的，也是可逆的。既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前者如1994年以前的汇率体制改革，从恢复和扩大外汇留成到发展外汇额度交易、到汇率双轨制，从不断大幅度贬值汇率到官、市价汇率并轨，取消外汇额度，开放现汇交易，可以说既是一个自生自发、水到渠成的过程，又是政府顺势而为、主动操作、主导变迁的过程，其结果不仅改变了汇率制度和汇价水平的长期扭曲，也同时促进了中国经济贸易的高速发展。后者如金融体制改革。农村合作基金和城市信用社曾经有力支持了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此时，尽管也发生了一些贪污挪用、坏账增加、挤提闹事之类的问题，但是，由于有关方面不是解决问题、促其发展，而是认为民间金融可能削弱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增加金融风险，采取关闭合作基金和合并城市信用社为城市商业银行的办法，这一方面侵犯了私人产权，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使得民间金融活动受到抑制。

逆市场化现象的集中表现，是以改革为名放松管制、以规范为名加强管制。从政府管制的角度看，国家撤并了一大批专业部委，企业没有了行业和行政主管部门，放松了准入限制，但是在资质审批和资格管制的名义下，企业仍然得听命于政府主管部门。各个部门都有自己设立和管理的审批项目，特别是

在部门立法、司法行政化的情况下，一系列行政管制合法化了。甚至一些综合性政府部门也掌控着企业的生杀大权，例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交不交私营和个体经营者协会会费作为准入的条件，所交会费则成为工商部门的收入。至于政府官员实际掌控的已经市场化了的经济权力仍然存在，比如，银行信贷计划和贷款指标早已取消，但政府部门和官员授意和担保的贷款依然是普遍现象。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分权化，还是市场化，中国的经济转轨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分权是由政府实行的放权，放松管制也是政府施动。究竟放松什么，放松的先后秩序是什么，如何把放松的东西再管制起来，虽然形式上有所不同，都是政府说了算。由于经济市场化和社会民主化的分裂，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讲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方面却批判私有经济的自发性质和剥削性质；一方面，从上到下相关部门有一个又一个文件，宣布要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因此，这种市场化改革只能是经济单腿独进的片面市场化，套用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的概括，简称为政府市场经济。也许，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

三、经济转轨方式选择带来社会发展的滞后效应

本质上，社会转轨就是一个政治、文化、经济的整体变迁过程，如果将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脱节，仅仅着眼于经济转轨，甚至用经济转轨来代替和挤掉社会转型，必将葬送整个改革大业。由于中国的社会转轨就是放松、取消政府的管制过程，那么，放松政府管制的内容、方式和次序就基本上构成了经济市场化转轨的内容、方式和次序。由于这种选择本身采取了先经济、后社会，甚至是单纯的经济市场化办法，因而造成了社会转型和发展的滞后。

(一)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导致的社会发展隐患

尽管经济转轨过程中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管制是同时放松的，但放松程度和速度是不一样的。产品市场管制放松速度快，放开程度大；要素市场则慢得多，到现在仍然是明显的政府管制，以至于防碍了社会转型的整体协调。

1、资金要素基本上由中央政府管制。第一段。是贷款规模管制和利率管制以及金融业准入管制同时并行。现在，贷款规模管制已经取消，利率主要由央行制定。行业准入方面，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相对容易，而民间金融的准入依然很难，农村信用社的法人资格也有限制(取消县以下法人资格)，非法集资往往是整治民间融资的一大罪名。除了窗口指导以外，央行甚至直接干预某些融资活动，至于各个金融机构的负责人都是由组织和人事部门任命和管理的。资金流向不仅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而且为政府和官员的行为所左右，低利率政策往往成为对国有部门的补贴。资本市场上，融资权的不良竞争破坏了金融市场的独立性和统一性，上市融资的额度管理和审批制是向国有部门倾斜的，私人部门往往通过控股一家非银行金融企业来参与金融市场的竞争。

2、土地要素被地方政府控制。土地的一级市场由政府垄断，政府对土地的征用基本上采取划拨的方式；土地是地方政府手中最重要的资源，成为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地区经济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市场是分割的，如果说前者在一些地方引入了招标竞争的形式，那么，工业用地则完全是由政府控制和划拨的，土地及其批件的转手很快，但并未形成一个公开有效的土地交易的二级市场。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近几年的地方财政可以说是土地财政，房地产市场的不健康发展，本质上则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后遗症。

3、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由于劳动力供给过剩，而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控制着劳动力市场，价格被压得很低。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障。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和高政绩偏向，工厂的劳动条件、安全条件和卫生条件很差，形成对劳动者的进一步侵害，比如，珠江三角洲工伤事故率很高，使得断肢再植成为第一大外科手术，几乎所有医院都设有断肢再植科室。城市政府的户籍管制，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小规模的人口迁徙，城乡劳动力市场以及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被严重分割。

(二)公共产品服务缺失导致的社会发展失调

任何一个转轨都是一个整体协调的过程，否则，转轨本身就不可能。如果不是理论上对传统计划经济的批判，如果不是政治上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和坚持，经济上的转轨就不可能。事实上，经济转轨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但是，在经济转轨推进的过程中，其他方面的转轨的确是大大的滞后了。

从社会发展来看，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的改革就严重落后。一方面政府放弃了自己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等方面的责任。2003年在中央政府教育投资的分配中，用于高等教育的占95.45％，而用于基础教育的占不到5％。在基础教育中，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央只占10.14％，地方占89.86％。在全部教育经费中，中央只占2％，省市占11％，其余均由县、乡两级负担。而全国2470个县级单位，40％以上是赤字，乡级赤字更高。不仅如此，自分税制以后，中央和省级财政收入的增长大大快于县级收入。于是把基础教育寄托于希望工程，实际上是把基础教育变成叫花子教育。另一方面，政府在这方面的管制又相当严格。比如高等教育，不仅高校的校长和领导班子是由组织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决定的，并进入官员系列。22名校长晋升副部级就是证明。而且学科设置、教材内容、教授名额、招生数量等都是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控制的，教育部控制着教育行政权，学校的自力很小，学校和老师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资源的争夺上。这一切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转轨的深度和广度，也直接关系到市场制度建设和社会变迁的成败。

(三)政府角色错位造成的社会结构失衡

政府主导的市场化一方面推进了市场的发育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造成了市场的扭曲和变形。其中的关键是各个主体在市场中的角色和行为的扭曲，特别是政府的角色和行为的扭曲。

政府角色和行为的扭曲集中表现在，政府除了作为公共管理者的角色之外，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主体，政府不仅拥有对强制的垄断，而且在一些非强制性的服务领域也具有排他性垄断权力。各级各类的政府机构凭借公共权力、动员所管辖的全部力量进行经济竞争，这种竞争贯穿于整个改革的过程中，虽然竞争的具体领域和具体方式有所变化，但经济竞争主导着政府和官员的行为的实质则没有变化。因为经济绩效不仅直接构成官员的主要政绩，决定着官员的升迁，而且与官员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官员的收入也依赖于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为此，官员就要推进经济市场化，并要千方百计地扩大投资，增加产出。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各种扭曲的根源所在。显然，基于权力的经济竞争，必然违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也有悖于提高效率的经济原则。

由于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政府行为就成为左右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格局的主要力量，于是形成了两种与政府相关的经济形态，即“诸侯经济”和“王爷经济”。虽然形式不同，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都有名为国有、实际本部门本地区所有的国有资产，因而地方保护和部门分割也随处可

见：虽然口头上高喊为了公众利益，实际上少不了争权夺利，将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冒充公共利益，人们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变相的部门管制，哪一类产品由哪个部门掌控的企业生产。由于政府和官员手中掌控着巨大的经济权力和经济资源，不仅国内资本要跟着官员跑，搞好了与官员的关系就有项目，有资源，有利益，连外商也懂得了要在中国做生意，首先要搞定有关决策的官员。这不仅阻碍了统一政策和法律的确立和实施，也破坏了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

由于政府把发展经济和参与经济竞争作为主要职责，于是，在整个社会中就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作为一个公共部门所应具有公正、公平的立场。由于中国劳动无限供给和投资推动的经济特征，投资者和企业主往往处于强势地位，而劳动者则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为了所谓经济增长，在各种利益和劳动争议中，政府往往站在资本和强势集团一边，使得整个社会结构的天平严重倾斜。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现象，在改革开放前，政府站在劳动者一方，一次又一次地要消灭私人投资者和资本家，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有些地方政府却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自觉不自觉地放纵、支持、庇护投资者和企业主，对一系列明显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发文，要对“非法讨薪”加以制裁和打击。所有这些都是政府角色错位和职能行为扭曲的结果。

还有，收入差距悬殊并呈不断扩大之势，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据有关专家研究，2002年中国的吉尼系数已高达0.46，5％的高收入人群获得了20％的总收入，10％的高收入人群获得了32％的总收入，而5％的低收入人群只获得了不足1％的总收入，10％的低收入人群只获得了1.7％的总收入。高收入人群是低收入人群的33倍和19倍。不容质疑，市场的任务主要是解决激励约束和经济效率问题，而实现社会公平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在收入差距扩大中，首先是城乡之间差距的扩大，目前城乡绝对收入差距高达6倍，扣除价格因素达到3倍；从1995-2002年，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或者解释力)从38％提高到43％。而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包括户籍制度、务工政策、教育体制、医疗保障等，限制和剥夺了农村居民参与发展和分享发展成果的权利和自由。

就以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来说，这也许是达致公平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和条件。对此的一个最好的证明是，近十多年来，教育的收益率不断提高，从1990年的2.4％提高到1995年的近5％，2002年的8％。其对个人收入增长的贡献度也分别从3.8％提高到6.7％和15.6％。但是，中国城乡教育的差距也是最明显的。2003年全国农村初中和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相当于全国(包括城镇)平均水平的72.6％和81.7％，按相同口径，北京市(初中生)为66％，天津市只有57.4％。2004年山东省有122个县(市、区)没有把教职工工资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有45个县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达不到国家必保的水平，最低的成武县人均月工资只有390元，难怪教育督导评估报告惊呼，“一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村老师正在成为农村中新兴的弱势群体”。不少农村学校因债主逼债，被迫关门，经费不足，难以为继，教师外流，无人任教。至于进城农民工子女在享受义务教育权利上与城里孩子的巨大差距更是一个严重问题，据有人估计，其失学、缀学的总数有100万人。最近，政府已着手调整这方面的政策，开始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力度有待加强。

四、小结

社会与经济篇7

一、城市社会底层的界定

社会经济层次是以个人或家庭资产拥有量和收入来划分的。参考中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11月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界定，社会底层包括处于失业边缘的部分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本文研究范围是城市社会底层，所以将城市社会底层界定为处于失业边缘的部分产业工人，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迁移至城市的农业人口。在城市社会底层的界定上，以经济指标划分其实可以直接落实到用职业状态判断。

二、城市社会底层的形成

（一）城市社会底层的规模

由于统计口径有交叉，所以只能从职业状况上大概把握城市社会底层的规模。资料表明，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的打工人员及其家属规模约1.2亿人。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公报：截至2001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2003年达到最高为4.3%，2005年末为4.2%，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27万人。

形成的原因来自几个方面，人口流动是产生这一阶层的主要原因，教育与就业环境在不断变化，也存在地区和区域差异，所以城市社会底层从数量上没有可靠的统计来源。但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农民工的数量，能够大概反映这一群体的规模。

（二）城市社会底层的形成原因

城市社会底层的界定，是以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划分的，所以经济地位的下降和低下形成这一阶层。

1．职业稳定性和收入下降

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之前，产业工人相对农民来说，一直保有企业所有制和户籍身份制的优越。这种优越体现在收入、福利、社会地位、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化，针对体制的各种政策与经济变化，缩小了不同职业从业人员的差别，工人的职业收入和生活状况呈相对下降趋势，与个人素质和个人资源相关的因素，打破原有的人头平衡，决定了产业工人的经济收入和经济地位，于是一部分文化与技能比较弱的产业工人，面临更激烈的岗位竞争，出现明显的收入减少。开放政策带来的科技繁荣和产业应用，使他们的就业选择更加艰难，职位的开放化，使农村具有同样知识和技能的工人有机会与他们竞争，而农民工的进入，进一步降低了薪酬标准。

城市其他阶层消费能力的提高，带来产业工人的生活支出的硬上涨。比如子女教育支出、医疗支出，这些进一步削弱其经济地位。

2.城市扩张产生的失地农民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农业人口的缩减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对打工者实行的是“经济吸纳”和“社会拒入”的双重对待，即便如此，农民工也比城市失业者或者无稳定职业者多一层土地保障。除主动进城的农民工外，还有大量被动进城的农民，即失地农民。由城市扩张，占用城市周边耕地带来的失去土地的人，一般失去土地时会有相应补偿，但大部分情况下不足以形成他们在城市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个人仍然面临陌生的谋生环境。

3.失业

无论导致失业的原因是什么，失业之后的收入来源断绝决定了失业人群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丧失，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作为第一目标，其他的需求一律只能作为奢侈的需求对待。所以，失业造成城市社会底层的最底层。

三、城市社会底层经济生态

与劳动力市场的脆弱联系是社会底层的生活状态的主要特征。拉尔夫・达仁道夫引用了这样一段话，形容社会底层的状态：“其特征是与劳动市场的联系脆弱，滥用和酗酒，私生子女，长期依赖社会救济。社会病理学的特征集中表现在这个范畴里，以至于形成一种异化的持久状态。它的特征是缺少技术技能专业资格，居住条件恶劣，依赖国家帮助。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里。他们的举止行为多暴戾”。

在众多社会服务机构的努力下，失业率仍有增无减，持续的经济高增长率也没有缓解社会底层的经济状态。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也就是社会底层形成和发展的10多年的今天，社会底层已经形成它独有的经济生态。分析这种生态首先要排除简单、低薪、繁重的一般正规职业，如配送、搬运和高危作业等。观察研究可以发现城市社会底层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成型的就业与谋生模式

失业虽然是一种经济与社会学的称谓，如果用单纯的观察来定义，应该是指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的工作状态。为什么这样讲？两个方面形成这种分析：首先是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我国，失业与救济的帮助能让失业者在不争取其他来源的情况下真正维持生活几乎不可能，据有关机构调查，失业登记率不足30%，这意味着依靠社会保障的失业人口不到真正失业者的30%；其次，社会底层的微薄经济积累决定了真正失业是不能接受的，除非乞讨。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与低消费相关的隐性就业。集中在第三产业与地下形式存在的第二产业。

来自杭州的调查，杭州的“隐性就业”者有14万，占到了整个登记失业人数的78％。杭州小营社区有8900多个登记失业人员，其中95％已经“隐性就业”。绍兴市区直属企业下岗分流人员为1.9万人，其中1.5万人通过各种渠道重新就业，再就业率高达80％，但这些人中在就业管理局登记备案、签订劳动合同的仅为3800人，至少有10000“隐性就业”人群。所谓隐性就业含有无案可查的意义，而企事业机构招聘在法规规定中是要备案的，所以隐性就业一方面是管理不到，另一方面是不可能登记。

隐性就业的渠道，在第三产业比如家庭小卖铺，街头地摊，菜市场地摊，摩的，黄牛等；地下形式存在的第二产业如假冒产品制造商，逃避社会费用与监督的小作坊等。综合其特点最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社会底层的大部分职位是为本阶层和其他较低阶层提供低消费而产生的；职业特点是流动性和变数很大，通常与非法或违规的经济联系在一起；收入水平低下；社会底层消费了大部分自己的产品与服务，因该类产品与服务的价格相比较最低廉；因经济的自生自利而产生社会交流的相对封闭，与主流联系薄弱。

（二）以血缘与地缘关系聚集并互助

城市社会底层人群具有以血缘与地缘关系聚集，经济上互助合作，心理上相互支持的特点。

相互的团结并非由于正式的组织，而是大部分以血缘与地缘关系等非正式形式聚集，特别是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员，一般由亲友介绍和带领，他们经济上互助合作，相互介绍职业，互为心理支持。在积聚上还有职业原因，比如从事同种职业者相互的照应，这些特征与他们对抗和无视法规有关系。是在城市和城市管理的压力下的一种联合。

（三）消费与供给模仿社会主流

与低消费需求市场的对应，产品与服务内容无包装或简装化，但十分类似主流消费，并形成消费结构的一个层次。比如你可以去卡拉oK消费一晚数百元，而路边卡拉oK棚，唱一整晚也就几十元。每当市面流行某种奢侈消费时，就会对应产生廉价的替代。

（四）有一定的道德规则与经济规范

其道德规则与经济规范产生，与社会底层形成和发展相关，讲求共生共处，但不与现行法律调和，没有法制的观念和社会秩序原则，如容留、、接受非法交易等。没有社会秩序原则集中体现在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物品的占用和侵害上，这些行为比相互的欺诈行为要容易容忍得多。以口头契约为主，暴力惩罚违约。

（五）与其他阶层有特定的联系

这种联系来自其他阶层的简单劳务服务需求，比如早点摊的服务、擦皮鞋等，虽然由此产生许多困扰城市社会的问题，但事实是城市社会其他阶层需要这些服务。在这个生态圈里，许多人吃着同一锅粥，多一份工并不一定带来收益的稀释，具有高容量特点。

从社会底层的经济生态可以看到，对公共利益的侵犯，是其能够生存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城市社会底层来说，在没有失业救济、没有任何其他资源而劳动力又不被雇佣的情况下，维持生存的方式，必然是利用了自己权利以外的资源来降低生存成本，即对公共利益的侵占或突破法律限制的其他非法生存方式。事实也是如此。

四、可能激化城市社会冲突的因素

（一）贪污腐化

贪污腐化造成的社会冲突在社会底层表现得尤其突出，贪污腐化群体与社会底层在漠视规则和追求公共利益损害方面，有着同样的价值判断，特别表现在城市管理与秩序维持的实施阶层与社会底层的利益争夺，城管人员的随意收费截留，警察滥用权力，都持续损害法律与社会规则的尊严，迫使和诱导社会底层做更激进的谋生选择。

（二）城市社会底层的年龄构成

社会科学院2002年度《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测定：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了7％的警戒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10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失业人员中，35岁以下的青年所占比例高达53%。而另一项调查提到，农业人口迁移至城市的年龄16―35岁之间占到90%以上。从年龄上判断，社会底层大部分处于生存消费最旺盛的阶段，也就是处于将婚将育、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这两项数据更表明社会冲突的预防和缓解十分迫切。

（三）已经存在的冲突集群力量

社会的博弈在进行，这个博弈里没有社会底层加入，“社会不需要它”。形成了社会底层与整个主流的隔离，隔离产生的社会失范，在社会底层蔓延，造成对法律的拒绝接受，对社会规则的漠视。即违法不觉得违法，以尝试违法为乐趣。与其他社会阶层比较，天生的平等与经济地位的差异，使“宁有种乎”的意识在社会底层有些思想的人群中普遍存在。

弱者迅速强大起来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联合。由于社会底层以血缘与地缘关系积聚，经济上互助合作，心理上相互支持的特点，联合显得十分容易。来自公安机关的报告显示，黑恶势力的产生，一般以社会底层为温床，黑恶势力的形成就是这种联合的结果。内部联合将是社会冲突表面化的主要原因。研究黑社会问题的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估计，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100万人。蔡少卿认为，“中国黑社会猖獗的主要原因，客观上是农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迫于生活加入黑帮；主观上是党政官员腐败，警匪勾结”。

黑恶势力的存在，使用法律的手段可以控制，但其示范效应不能低估，它示范了一种社会底层改变地位的捷径。

五、缓解城市社会冲突的建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缓解城市社会冲突的途径虽然集中在失业与就业问题的解决上，却与政治、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体系很复杂。城市社会冲突的缓解，主要依赖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加大公共支出，社会其他阶层在利益上作出适当的退让。主要为：

（一）降低社会底层生存成本，进行管理方式改革，治理投入转换成生存补贴。在这方面的实践是有经验可取的，比如广州、武汉的夜市交易，统一在晚上出摊，维持了很多下岗人员的生计。占用了公共区域，却对秩序没有多少影响。管理者把谋求管理手段的强化转移到设法帮助社会底层合理利用公共资源上。同时，加大非法经营的打击，对地下经济进行围剿。

（二）政府投资设立大规模的职业介绍中介，在信息收集和贴近社会底层上进行改进，建立专门的低费用劳务市场，改造和管理已经存在的小型职业介绍中介。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固定的职业。

（三）认识腐败对社会矛盾激化的危害，遏止官员腐败造成的社会对立。

（四）加大社会保障体系投入，扩大社会保障范围。

社会与经济篇8

[关键词]　作物;经济;社会

Crops，economyandSocietyoftheBununoftaketonpuHUanGYinggui

abstract:millet，paddyrice，tomatoes，andteahavetakenturnssince1920sinservingasmajoragriculturalcropsintaketonpu.thesecropshaverespectivelybeentherepresentationofthisBununsocietyatdifferenttimes.Historically，withtheexternalimpactofwidersociety，theBununhaverecognized，transformed，andcreatednewactivitiesandculturalmeaningsrelatingtonewagriculturalcropsthroughtheirhanidobeliefandtheirconceptoftheperson.Usingagriculturalcropsasapointofdeparture，restrictionsderivedfromdual-oppositeconcepts，suchastraditionvs.modernity，pre-capitalismvs.capitalism，gifteconomyvs.commodityeconomy，productionforusevs.productionforexchange，andsoon，canbeovercome.astudyofagriculturalcropsrevealshowthedistinctionbetweeneconomyandreligionandtheautonomyoftheeconomyhaveemerged，andhowthepureBununsocietyhasbeguntovanish.itisfurthersuggestedthisapproachcanalsomediatethecontradictionbetweenmaterialismandsybolism.

Keywords:crop;economy;society

在经济人类学早期的研究中，尽管他们对应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来理解非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之看法有歧见，但不论是形式论派或实质论派，对非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之理解，多半是从社会文化的脉络来掌握。然而，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文化，往往是客观而独立存在的真实(reality);既不落实于历史脉络中，也与人脱节。因此，在形式论与实质论的争辩之后，直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下，人类学的经济研究才有了较革命性发展。至少，我们得以面对经济现象的本质性问题及其在目前现实社会中作为动力的优势地位，而历史脉络与权力关系也成了必要的背景。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人类学，最后又落入形式分析或二元对立的窠臼中，使我们往往只看到生产关系或生产模式的形式，以及传统与现代、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为使用而生产与为交换而生产等二元对立现象，而人类学所最关心的有关其“社会”及“文化”的性质问题，往往成了附属品或次要主题。

但另一方面，在这物质论主导的趋势与限制下，仍有一些杰出的研究能呈现出更真实的经济现象;它是在历史脉络中，由经济结构的动力与原有社会文化的特色，共同缔造出的。比如西西里岛的黑手党(mafia)，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西西里岛人传统主要价值相互运作发展的结果(SchneiderandSchneider，1976)。而哥伦比亚的劳工及玻利维亚的锡矿工人，更以原有之恶魔(devil)的观念分辨出具有物化意义而为资本家所从事的生产工作之收益，以别于用神来代表而具有繁殖能力之传统乡民生产工作。这不仅呈现出当地人认识具支配性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对他们的侵蚀方式，更发展出他们的对抗活动(taussig，1980)。这类研究不但调节了m.Sahlins(1976)所强调人类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的物质论与象征论之间的冲突，更赋予文化以更积极、创造的角色。在这影响下，80年代以来的所谓“经济人类学”研究(如Goody，1982;mintz，1985;appadurai，1986;Gudeman，1986;ong，1987;macfarlane，1987;mcCracken，1988;Robbean，1989;parryandBloch，1989;Sipton，1989;weinerandSchneider，1989;ComaroffandComaroff，1990;GudemanandRivera，1990;HumphreyandHugh-Jones，1992等均是)虽各有其不同的着重点，但都注意到经济现象的外在历史客观条件，以及被研究者主观的文化视野，如何相互界定、发展出人的活动。本文将以此观点，以一布农人聚落——东埔社的个案研究，来看其农作物的发展。由于有关该聚落的基本资料，笔者在其他论文中已陈述过(黄应贵，1982a)，在此不再重复而直接进入主题。

在讨论布农人的作物之前，先谈他们传统对作物的分类。但有两点必须先说明。第一，此处所说的作物分类，并不是从布农人的植物分类系统而来，而是从社会活动的角度来看作物的类别。第二，本文所谓的“传统”是指1920年左右到1945年之间，因为能够找到最早而可靠的资料只能到这一时期，再早的就无法确定。至于作物本身，传统简单的分类是分为仪式性作物和非仪式性作物。在东埔社，仪式性作物只有一种，就是小米(maloh);但是其他布农人聚落不一定只有小米。例如，北部布农人的仪式性作物除小米外，还包括甘薯(u:dan)、芋头(daii)、豆类(baiinu)等（注1）。

仪式性作物的基本特点是:它是一种最主要的农作物而为其生活所依赖。这点可以从表1看出。

由表1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1937年时，小米是所有布农人的最主要农作物;不但耕作面积最广，更占当时布农人的所有经济收益之42.4%。事实上，它更是他们的主食。北部的仪式性作物之所以包括甘薯、芋头、豆类等，是因为北部布农人很早就产生土地不足的现象;加上他们是用游耕的方式来耕作。游耕必须有足够的休耕期让地力恢复。但是，土地不足的结果，使其休耕期缩短，地力无法恢复。在此情况下，小米的产量减少，必须更加依赖甘薯、芋头与豆类。仪式性作物的第二个特点是:其种植过程的各阶段均有“仪式”(islolosan)相配合。以东埔社小米的种植为例，小米从开垦到收获有一系列islolosan，通常称之为mapulaho仪式[但它也可只指其中的开垦祭(本文以小写方式表示之)（注2）]。同样，北部布农人，除小米以外，甘薯、芋头与豆类的种植，也都有islolos2an相配合。进一步以东埔社布农人的mapulaho仪式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特点（注3）。

第一，仪式由每一家在每一年中各别举行。第二，仪式的举行由梦占的过程来决定。也就是说，要选择一块地及时间来种植时，必须看前一天的梦吉不吉祥;梦吉祥时才能去耕作，梦不祥则必须放弃这块地及时间（注4）。这牵涉他们的hanido(精灵)信仰:梦是一个人的hanido离开身躯去和别的hanido互动而产生的现象。在这里的梦占主要是表示仪式执行者的hanido离开身躯去和土地的hanido互动，梦吉祥与否表示土地的hanido是否支持这个人的耕作。另一方面，当他们由梦占来决定某“天”(hnlian)开始农耕工作时，是由仪式执行者的hanido在梦中离开身体而与“天”(dehanin)沟通。不过，这层意义主要是在Lisigadanlus-an(公巫)举行自家仪式的同时，也决定整个聚落各家开始各别举行农业祭仪的时间上。对一般人而言，mapulaho仪式主要还是在人与土地的hanido之关系上，人与dehanin的关系较不清楚。不论如何，对布农人而言，梦占确实非常重要。第三，仪式执行者的选择与既有的社会地位、年龄、辈分无关，而主要是看个人能力。比如说，一个人今年执行mapulaho仪式后，如果收获很好，那么明年仍旧由他去执行。可是，如果今年收获不好，明年就得换另一个人来执行。另一方面，虽然是以个人能力来决定谁去执行，但大部分执行者都是男性，所以性别还是被考虑的条件:只有在家中男性成员执行仪式都失败后，才会考虑女性。第四，从开垦到收获的过程都是以家为最主要的活动单位，但是仍有相当明显的聚落集体色彩。比如，每年农业仪式的举行，是由代表聚落的Lisigadanlus-an先开始，然后其他家的人才开始执行。而每家从开垦到收获的所有仪式过程，其他聚落成员往往都会参与(特别是开垦与收获的工作)。最后，每家必须各别举行杀猪及酿小米酒宴请聚落所有成员之类的islolos-an来终结整个仪式过程。第五，在仪式中，也有向天(dehanin)祈求丰收的祷告(尤其是Lisigadanlus-an)。但布农人只有在灾荒(如旱灾、水灾、虫灾等)发生时，才将小米生产之成败归之于“天”的决定。自然，这种灾情并不限于一家而是整个地区。并且，他们往往把这种灾荒的发生，视为当地人未能履行谢天仪式而导致的惩罚。不过，由他们也认为社中有人犯了通奸或杀人等罪，会导致久旱不雨或久雨不停(佐山，1919:145)等情形来看，灾荒也是因有不道德的事所导致的惩罚。这里不但涉及布农人的dehanin观念在他们传统宇宙观及实际生活中的不同重要地位;更涉及它所具有的道德、秩序，以及集体等之象征的意义，以及dehanin在宇宙秩序中虽具支配性，而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发生社会灾难时之外，却不如hanido为人所看重等问题（注5）。

除了经济上的重要性及种植过程的仪式性之外，区辨仪式性作物和非仪式性作物，最直接的差别是仪式性作物有禁忌(masamo):别人未经种植者这家成员的同意不能去采;如果去采来吃，就一定会生病，甚至会死亡。他们认为举行过仪式就类似作过巫术，所以不能随便去采;反之，未行仪式的作物，如在东埔社的玉米、甘薯，聚落里面任何人都可以去采(但只限于在现场食用而不能带回家)，不需要经过同意。不过，作为仪式性作物的小米，平常虽只能由一家之成员来享用，但当每家举行仪式时，由各家小米所酿的酒却是由全聚落成员所共享。而聚落成员歉收时，丰收者

往往会拿出多余的粮食来帮助他人。

由上，我们可以发现仪式性作物本身实隐含布农人的几个基本而重要的观念。第一，任何人、物都有hanido，包括作物与土地。第二，任何人活动的成败决定于相关人、物之hanido力量是否足以克制对方。所以mapulaho的仪式是在呈现仪式执行者如何用他的hanido力量来克制土地乃至作物的hanido，以得到作物的丰收（注6）。当然，他也有可能失败。第三，任何工作执行者的选择，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因此，农业工作本身便是在呈现或证明个人的能力，这在mapulaho仪式执行者的决定上最明显。第四，透过hanido观念所呈现的个人能力，至少有三种:一种是指个人赖以克制其他hanido力量的个人hanido力量。第二种是个人得以学会各种相关农业知识的hanido力量。第三种是与dehanin沟通的hanido力量，这对公巫及巫师均特别重要（注7）。而在小米的种植中这三种能力均包含在同一hani2do的概念中而没有明显区别。由此不仅呈现布农人的思考上许多概念均模糊不清而又可涵盖多层意义的特性外;也可进一步了解为何他们并没有把Lisigadanlus-an及各种巫师看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类别的原因。第五，农业工作虽是为了个人及家的生计需要，但也有照顾其他聚落成员的意义。事实上，一个人收获上的成功，更充分表现在如何以多余的收获物来宴请及帮助其他聚落成员。换言之，一个人工作上的成功，是透过他与聚落成员共享其成果的方式来表现。这里，我们看到仪式性作物实呈现布农人的hani-do信仰，及其人观中的个人利益、竞争性能力与集体利益、社会整合之间的调节与平衡（注8）。

另一方面，从这种简单的分类与小米种植之仪式，可以进一步透露出东埔社的社会特性。第一，布农人在传统时代以刀耕火耨生产方式从事耕种，其所得主要是为了自己消费使用，大部分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由家人的劳务所提供，基本上是行自足经济;商业活动非常有限，最多只是用猎获物与山产(如爱玉子)和汉人交换盐、衣物、农具、猎具等(黄应贵，1989a:71)。当然，每家生产时，并不只限于日常生活所需，他们仍会追求最丰富的生产量。而有了多余的粮食，自然有储存的现象。事实上，布农人更以patzilas－an(小米仓)有丰富的小米储存以至于腐烂而自豪。但这些储存下来的小米，并不用于贩卖或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而是用于节日酿酒请客、帮助粮食不足者等。除了表现个人能力或成就之意义外，主要还是保障未来日常生活所需。其次，小米在东埔社是布农人“家”(lumah)的象征。这可由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家屋中最重要的空间是patzilasan(见图1)。patzilasan是放小米地方，在家的中间后面部分。那里通常还有一个置放下一年要种的小米的种子(hulan)之篮子。而一栋缺少patzilasan的房子通常只被视为lanhat(工寮)而不是lumah。patzilasan更有它的禁忌:非该家成员不能进入;否则它则意味这家成员将会全部死亡。另一方面，关于一个家的确立，通常要等到这家的第一个小米季收获而有了下一年的小米种子以后，才算是独立的家;也就是patzilasan中必须有小米和其他农作物才算独立的家，否则必须依赖其他的家提供生活所需的小米或食物。由此可见小米基本上是家的象征;而且patzilasan所存小米的多寡往往又代表个人的成就，也就是说这一家小米的储量是执行mapulaho仪式者的成就。

第三，从非仪式性作物来看，可以反映出整个“聚落”的共享关系。此处的共享关系指施者和受者之间，施者有义务对受者施予，受者却没有义务偿付;施者并不造成受者有亏欠的感觉，受者的个体也无法从群体中分离出来。这种施和受的关系不是由个人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的，而是透过群体的成员身份(membership)而来的;他们是因为同是聚落的成员才有施与受的关系。这在非仪式性作物中很清楚:只要是聚落中的人就可以自行采摘别人田里种的非仪式性作物。事实上，即使是仪式性作物，也具有聚落成员共享的意义在内。如前所提由小米所酿造的酒往往由聚落成员共饮，及对缺粮者给予援助等。不过在此要指出的一点是:布农人的聚落范围并不是固定明确的，传统上往往是每年透过打耳祭(malahdaigian)来确定聚落成员之后，才能确定聚落的范围。因此，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固定反而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结果。

第四，传统布农人的家是独立的社会单位，结构上和聚落相似，但功能上却相辅相成(郑依忆，1990)。也因此，随着聚落的不同发展，布农人的家可以有不同的重要性。在与泰雅人接触频繁而早就有土地不足之虑的“北部”布农人，因对抗泰雅人而早以发展出较复杂而以氏族组织为主的聚落组织，家的重要性相对减弱(丘其谦，1966)。反之，在台湾南部南横公路上的布农人，因该地区为布农人的拓展地区，聚落仍在发展尚未成形，而加强家作为社会生活之中心的重要性(杨淑媛，1992)。

上述东埔社的社会特性实也隐含东埔社和外在大社会的特殊关系。传统中、北部布农人社会非常突出的一点是聚落的独立自主性。但是，这种独立自主性事实上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结果。因为日本统治后禁止战争和出草而使原来聚落间的联盟或敌对关系消失。再加上日本1930年以后的怀柔孤立政策，使布农人各个聚落的独立自主性更加突显出来。在这点上，东埔社也不例外。在日本统治之前，东埔社与邻近的沙里仙社及Dakehabilan社都有联盟关系，以对抗邻近的邹人。在日人统治后，布农人与邹人之间或不同社的布农人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反而因日本殖民政府在各聚落设派出所，以控制及压制其间的出草与战争而得以疏解;社与社之间的联盟之重要性也衰减，使得各聚落的独立自主性反而加强。

自然，最能具象地表现出这时期的社会特性的，便是作为他们主食的小米。它不止代表家的独立性，更呈现出生产者自己拥有生产工具的生产关系以及为消费而生产，而没有生产者与产物间明显“疏离”关系的生计经济(黄应贵，1982a，1989a)。事实上，在他们的观念中，小米(乃至其他作物)的生产本就是个人hanido力量的实践;而小米(特别是hulan)的食用更界定了家的成员范围。相对于猪肉及兽肉分别成为父系氏族及聚落之成员身份的具体象征物，小米也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家之成员)认定的主要象征物(黄应贵，1989a:96～97)（注10）。由于父系氏族与聚落的活动均以家为基本单位，更突显出家在这时期的布农人社会中之优越性。虽然，在这时期的东埔社已有完整的聚落组织，并与家有功能上的互补作用;但由聚落本身须先经由打耳祭确定其构成的成员及家的范围之后，才可确定其范围的事实来看，它实是家的延伸及转换（注11）。尤有甚者，当猎场被日本殖民政府收归国有而成为“要存置林野区”后，不但不影响小米在生计上的地位，反而因限制了打猎而加强小米的重要性，也加强家的优越性。但这样的具象表征，就如同家的优越性与聚落的独立自主性是因殖民统治而被突显，实也埋下因外在大社会强制力量的运作所导致的改变。这在水稻种植中更可以看出来。

布农人原先并没有水稻(sigdaloh)，只有少许陆稻，因而没有相关的种植知识。他们开始种水稻是在二次大战末期，但每个地方时间不大一样（注12）。东埔社布农人是在1944年，受日本殖民政府的强迫而从事水稻种植。而为了种水稻，日本殖民政府除了提供必要的技术外，同时将整个聚落的劳力集合起来一起开垦水田及水圳，然后将所有的水田分配给每一家。开始时，插秧、除草、收割、水的管理和分配，均由整个聚落来负责。但是，水稻的接受对布农人而言，开始时只是一种新的作物，而非仪式性作物;当时布农人仍继续耕种小米。有些地方，如南部布农人，在日人离台后马上停止耕种水稻(黄应贵，1983，1989a)。不过，在东埔社，于日人离台后，他们还继续耕种水稻。到1959年左右，小米甚至完全被放弃而全部改种水稻，水稻已成为经济上最重要的作物。至于水稻的耕作过程有仪式相伴，则和当地接受基督长老教的过程有关（注13）。这从下列几点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基督长老教的感恩节(欧洲的基督教没有感恩节)一年有两次，都和水稻的收获季节相配合，也就是在第一季的8月和第二季的11月。第二，感恩节的主要活动是用稻米奉献。第三，他们接受基督教的过程其实和水稻种植有直接关系(黄应贵，1983，1991a;Huang，1988)。简单地说，水稻耕作必须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方进行，这正是疟蚊可以活动的范围。以前布农人多半都是住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地方（注14），因而自然免除了疟疾的直接威胁，也没有发展出应付疟疾的民俗医药。但为种水稻，日本殖民政府强迫他们移居至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方，或者没有迁移而必须到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方种水稻，因而直接面临疟疾所带来的死亡威胁。他们对于二次大战末期到光复初期因疟疾而造成当地人员大量死亡的现象是用传统信仰来理解:认为这是因他们为种水稻而放弃原先种小米时所执行的谢天仪式所导致的惩罚。解除惩罚的方法便是举行仪式对天(dehanin)表示忏悔。刚好正在传教的基督长老教满足了这样的需要（注15）。事实上，基督长老教会不但提供当地布农人新的谢天仪式(如感恩节)，更把仪式的建构与水稻种植相配合:除了感恩节的时间是依据水稻收成的季节及以稻米奉献外，与水稻种植有关的(集体)活动如插秧、除草、收割等，均由教会牧师或长老向“上帝”或“天”(Dehanin)的祈祷来引导。因此，基督长老教的接受，也使水稻的耕作得以有仪式性活动相伴。至此(1959年以后)，除了禁忌之外，水稻已取得仪式性作物的地位。

水稻取得仪式性作物的地位后，和原来的小米还是有所差别。最明显的一点是水稻种植没有举行mapulaho(开垦祭)仪式。这点实与定耕和原来的刀耕火耨之差别有关。水稻种植的土地并没有举行mapulaho仪式，一方面是因为当初开垦水田是日本人强迫大家一起做，所以，他们并不认为是谁可以拥有水田。另一方面，mapulaho的举行，主要是因为行游耕时，每次都必须决定到底要开垦使用那块地。更因为该仪式本身是耕作者本身要获得土地及小米的hanido之支持。缺少mapulaho仪式的举行，使得水稻耕作缺少了人与土地的仪式化关系，也使得农作物(水稻)与耕作者的个人关系(personalrelationship)因缺少精灵上的关联而较为疏远;并使产物脱离人而独立存在。其次，缺少了禁忌，水稻已不再像小米一样成为家的象征或家之成员身份认定的象征物。而稻米本身，除了食用与部分用来与“政府”交换耕作所需的肥料外，也因东埔社地势较高、气候较冷，使其产量仅够自己食用而难有多余的粮食之储存，乃至供作他用。再加上当时东埔社所有布农人对水稻种植的知识均由日本殖民政府教导而来并无明显差别，以及水稻的种植过程中如水圳及水田的开垦与维持，水田的灌溉、培苗、插秧、除草、收割等，都是聚落全体成员一起来工作，使得每家稻谷的产量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而不具有呈现个人能力或家之富裕与否的意义。反之，正因为水稻之耕作是依聚落的集体工作方式来进行，稻米本身反而具象地代表着聚落成员的合作及共享关系。也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当时)在教会的感恩节时，必须由各家奉献稻米之后，再由教会将各家稻米混合在一起，并取其中一部分煮熟后共食(包括非基督长老教信徒在内)。其过程与传统打耳祭共食兽肉的情形相似。稻米，正如同原来的兽肉，成为聚落成员身份认定的象征物。这特点，也具体呈现在家屋之空间结构的改变上。

日本殖民政府在强迫东埔社布农人从事水稻耕作的同时，也强迫原住海拔较高的布农人迁移到较低而平坦的地方居住，因而开始建造新型式的家屋(见图2)。这类新型的房子，与原有家屋之空间结构最大的不同是原有的patzilasan及mogulavan(客厅)中的vanin(灶)消失，而另建附属物来取代。但这新发展出的附属物，不管是与原家屋主体衔接(如a)或分离(如B)（注16），都有另一个门进出，而不完全属于家屋主体。在这附属物中，谷仓(或储藏室)所存放的，已不是小米而是稻米。更重要的是它不但不能称之为patzilasan，家以外的人可随意进出而无禁忌，已丧失原patzilas-an所具有的神圣重要性，自然无法成为家的象征。反之，他们更把厨房及饭厅一起的房间与谷仓及储藏室一起的房间，都称为bidi2i2yan。因为在其观念中认为他们从事水稻耕作的工作时，厨房与饭厅不只是煮饭吃饭的地方，也是他们吃饭时暂置农具、暂存收获稻谷(未晒)的地方。因此，视两间为同样的房间;而有些人确实也没有间隔其间。事实上，这整个附属物几乎是对所有其他聚落成员开放的:当家之成员用餐时，任何聚落成员进入均会被邀请一起用餐。尤有甚者，家之成员不在时，其他聚落成员也可随时进入而取用屋中食物，但他们不能随意进入家屋主体。这充分显示附属物所具有的聚落成员之共享关系。

自然，这并不意味着东埔社布农人在种植水稻期间，已完全发展出聚落的集体倾向与共享观念的绝对支配性。事实上，他们在水稻的栽种过程，虽是以整个聚落的集体力量来进行，却仍是以家为基本的生产单位:每一家仍由家长(或生产工作上的领导人)之梦占来决定何时开始进行它自己的各项生产工作(此时梦占不但更清楚在指个人hanido与dehanin沟通的能力，dehanin更有了“上帝”之新意义在内)，别家的劳力只是来配合协助。而且，每家所出的劳力是相对的，即按对方协助自己的人数来决定派多少人去协助对方。每个人也不轻易去别人家的厨房自行取用食物或稻米粮食。反之，感恩奉献所呈现每家或个人能力的差别及工作成果，不只被注意，且为当地人所追求。而这种差别的产生，除了个人hanido与dehanin沟通来决定工作时间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外，主要并不是源自个人的能力(与个人农业知识多寡或hanido力量大小无关)，而是依全家劳动力多寡而来;一部分也与他们是否仍继续从事小米的耕作和打猎有关。虽然，后两者已不再是主要的生产活动，而是辅助性的;但小米酿的酒及兽肉均能吸引更多其他家的人来参与水稻的生产工作，而不只是获得对方等量互换性的劳力而已。因此，个人的能力与家原有的独立自主性，就如同家屋的主体部分一样，并没有消失，而只是被聚落集体性生产方式的特色所遮盖。而新的宗教制度“教会”也提供两者之调节与平衡的另一种机制，使个人(或各家)的优越性能力由其对教会之奉献而由聚落集体所共享的过程中得到表现与肯定。由此，我们看到原有的hanido信仰及追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调节或平衡的人观，仍是根本的。只是在新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环境下，集体性的象征观念与活动，在实际的需要下被加强及应用。自然，这应用也产生一些改变。比如，这时候的教会，虽具有结合“世俗”的生产活动与“神圣”的宗教仪式之“宗教”的力量，也使dehanin原所包含的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更结合为一，因而加强dehanin原所具有的道德、秩序、集体等之象征意义;但水稻耕作过程削弱原hanido所隐含个人克制其他hanido及习得“知识”的hanido能力，而保留并加强与dehanin沟通的hanido能力。因此，dehanin不但有了上帝的意义在内，hanido原模糊地隐含的个人与dehanin沟通的能力也经由祈祷仪式而被突显出来。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水稻种植所呈现出当时布农人社会的特征:第一，它仍是自足经济，主要日常生活所需均由家人的劳务所提供。少量的物物交易与有限的储存，也都只是为了生活所需及未来的生存。但是水稻所隐含的人与物之关系因缺少hanido的关联而远较小米为疏远，稻谷本身已不具有它与人的关系在内。其次，水稻是定耕，使得每一家所使用土地的范围趋于固定化，也加强了家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类似集体经营方式的耕作方法不但无法突显出个人的不同能力，反而加强聚落成员的合作与共享关系。这点，更因东埔社水稻耕作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是是否有足够的灌溉用水而更突显。因东埔社是利用水圳将邻近ilauson地区的陈友兰溪支流的水引来灌溉;但该水圳经常因山崩而阻塞，因而必须依赖东埔社的集体力量来维护水圳。因此，他们常说:“没有水圳就没有稻谷;但没有大家的力量也就没有水圳、稻谷。”由此也说明水稻取代小米及其所代表的“家计经济”(houseeconomy)而成为聚落集体生产的具体象征。某程度内，水稻逐渐成为聚落成员身份认定的象征物。只是，它并没有像小米那样发展出精巧的象征意义（注17）。第三，水稻种植加强他们和大社会的关系。例如，他们用的肥料是由政府设立的农会所提供的。同样，他们也必须用稻米来向农会换取肥料，以提供大社会所需的粮食。不过，这时期东埔社布农人并没有视这种关系为聚落内的，而视之为“外面”的。第四，水稻虽因其在实际经济生活上的重要性及其耕作过程透过基督长老教被赋予仪式活动而取得仪式性作物的地位，但却不再能“充分”呈现个人的不同能力而加强人与作物之间的距离，也使这类农产品趋于“物化”。无论如何，原有界定仪式性作物的标准虽得以在新的环境中继续运作，却也带入新的因子:作物生产的成败不完全由个人hanido力量大小所承担，而是取决于能否维系聚落集体的生产工作力量。这与原有“家计经济”主要观念上的矛盾所可能带来的问题，却随紧接而来的新情境之发展而舒缓。

水稻种植所呈现布农人与大社会的关系，更因光复后汉人移入东埔社邻近地区并形成汉人聚落而加强。汉人最初能够得到的土地非常有限而必须充分地利用，他们便很快地由水稻改种经济作物以增加经济收益。所以，经济作物是在1950年初便由汉人带进这地区。但是，这个地区的布农人接受经济作物的时间却相当地晚:1966年以前东埔社并没有布农人种经济作物，1966年才开始有人种番茄(tomado);1967年开始有人种香菇和木耳;到了1978年东埔社32家中已有29家种番茄、14家种木耳、23家种香菇。当时还有其他的经济作物，包括豌豆、敏豆和高丽菜。不过，种植后几种作物的家数较少，主要还是前面的三种。这个发展过程，不只是汉人的进入而已，而是和东埔社社会纳入台湾整个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关(黄应贵，1982a，1989a;Huang，1988):1969年左右，在整个东埔社地区，一方面当地人被迫需要货币(如缴电费、学费、车费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已经有效运作。比如货币的使用、劳力进入市场、市场供需规律的了解，大体在1969年左右已成形。而这个过程，除了汉移民直接导入的因素外，从日本殖民政府到国民政府所推动执行的一连串政策，如定耕、造林、土地测量、国民教育的推广、道路桥梁的大量修建等，均提供了这种发展的必要条件（注18）。而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后，农业的商业化成为主要趋势，经济作物的种植更加普遍。

不过，经济作物的种植必须面临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是劳力。因为经济作物的种植，大体上是劳力密集的。第二是资金。种植经济作物需用大量的农药、肥料等，均得有足够的资金。第三就是运销。农产品不但必须出售，日常生活所需也得依赖市场交易来获得。对这些问题，东埔社社会是透过教会用集体的方式来解决(黄应贵，1982a，1989a;Huang，1988)。比如劳力问题，透过教会发展出的劳力互助队，用教会的名义请聚落的人一起来开垦、收获，主人只需给一半的工资;但这工资不是交给个人，而是交给教会当做参加工作者的奉献。而为解决资金问题，他们也发展出储蓄互助社。至于运销问题虽没有像临近的山社一样发展出共同运销、共同购买，但他们仍透过教会的联系，使他们得与台北市的果菜公司直接接触而将作物产品直销台北。基本上，他们是透过教会，用集体的方式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事实上，经济作物的种植之所以能够普遍被接受，教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不只在上述问题的解决上，当初也是当地那些先学会而种植成功的经济作物栽种者，透过教会来教导其他人如何种植经济作物。当时，每次星期日礼拜完后，他们就会像上课一样开始教其他人怎么去使用肥料、农药和管理经济作物。如此，也造成教会组织成为当地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不只是他们宗教生活的中心。这些教导他人栽种经济作物的成功者，也正是教会组织中的领导人。自然，他们也负责阐释教义、指导教会各种相关“宗教”性活动。不过，当时经由教会所教导的经济作物种类繁多，而他们大都选择了番茄。

在1978年，32家中有29家种番茄。这说明了它的普遍性。但他们会特别喜欢种番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番茄的种植与他们原来小米的种植有许多雷同而容易了解与接受:首先，番茄是用刀耕火耨方式来种，也就是用传统游耕方式在山坡地上，每年换一块地种。其次，虽然他们没有举行mapulaho仪式，但他们还是用梦占方式来决定地段与时间的选择。同时，以刀耕火耨方式从事开垦时，要用很多劳力，必须依赖教会组织的生产工作队来解决。所以，开始工作时，都先由长老举行向上帝(Dehanin)祈祷祝福的简单仪式。此外，他们更把番茄种植和原来与小米种植有关的hanido信仰连在一起。这是因为番茄本身会得一种传染病，当地汉人称为立枯病;番茄一得到这种病以后，那块地约10年内都不能再种番茄。这支持了他们原来的hanido信仰，也就是如果没有得到这块土地的hanido的支持就不可能在这块土地上种植。所以，他们种番茄时便都种在他们祖先举行过mapulaho的土地上。前文提及他们开垦水田时，并未举行任何仪式，人和土地的关系较不确定。因此，这时种番茄，他们就倾向到原行刀耕火耨的山坡地上去种，水田反而弃置不用。以1978年为例，29家种番茄中有27家是在山坡地上种，只有2家因为山坡地很少而在水田上种。事实上，水田开辟在道路旁，交通非常方便，但反而被放弃不用。而山坡地在聚落对面，隔着一个河谷，当时走路来回至少要2个小时，但他们宁可作这种选择。最后形成一有趣的现象:汉人租用布农人住地附近的水田耕种，而布农人反而跑到远离住地的山坡旱田上耕种。这类传统信仰的作用，也可在其他方面看到:当他们卖土地时，会先卖没有举行过mapulaho仪式的地段。同样，他们放弃不耕作的土地也一定是这土地曾经发生过特殊的事件，例如失火或坍塌等。依他们传统hanido信仰，有这类事故发生则表示这块土地的hanido不会支持他们耕作。因此，他们会将这块土地弃置或卖掉。整体说来，番茄的种植和原来小米的种植非常接近。加上因番茄种的时间之不同和照顾的程度不同都会影响到价格与个人收入，使番茄的种植更可以充分显示个人能力的差异。不过，这里所说的个人能力，自然不只是地段的选择，更包括如何调配出适当比例与剂量的肥料与农药(因每块地的坡度、土质、向阳时间等不同而需要不同的比例与剂量)、如何判断其盛产期正是市场高价位时期、如何使作物成长过程受到适当的照顾(如遇雨水过多或过少时的补救工作等)。而这些都模糊地隐含在原先个人hanido的概念中，例如如何由个人hanido的力量克服土地的hanido、习得知识，以及与dehanin沟通等之能力。只是在番茄的耕作过程中，更明显地被分辨出来。尤其是一个人虽可经由梦占过程而得到土地、作物之hanido的支持，并以个人hanido力量习得照顾作物的必要知识而得到产量的丰收;其丰收本身却无法保证有较多的收入。反而，由梦占及祈祷过程所指涉个人hanido与dehanin“沟通”以决定耕作开始时间的能力，会直接影响番茄的价格而呈现其不同的作用。只是，这里的dehanin已有更鲜明的“上帝”之意义在内。

由上，我们知道，东埔社布农人在1975年，因水圳阻塞而不再去修护以后，他们完全放弃水稻而改种各种经济作物。番茄和其他经济作物遂取代水稻而成为仪式性作物:它们不但是他们生活所依赖的主要农作物，生产过程中相伴的仪式活动(如梦占、教会长老的祈祷祝福等)相对于水稻之种植反而被加强。自然，它们更是他们在教会奉献的来源。不过，原来是以稻米直接奉献，但经济作物易腐烂而改以其卖得的金钱奉献给教会;这和过去有很大的差别。货币不但成为衡量一个人耕作成果的手段与价值依据，也成为人神沟通的一种媒介。

番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正可呈现出这时期东埔社布农人社会的性质: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自足经济，使得当地布农人必须依赖市场的机制换取其他地区生产而为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产品。使他们在原有的政治活动之外，更加上了经济活动上，对大社会有了从属或被支配的关系。第二，由于每家都栽种经济作物，而大部分经济作物的生产都是劳力密集的工作(尤其是番茄，几乎要每天“照顾”)，因此，这时期的生产工作，也都是以家为主要的生产单位。只有在开垦时，才会获得教会生产工作队的协助。即使有两家合作来共同从事生产者，仍是以家为单位来分配所得。家是整个生产活动的中心。作物所得的多寡也决定家之经济的好坏，乃至贫富。第三，经济作物之栽种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栽种者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工作的勤奋程度、决定种植“时机”与种类的判断能力，以及是否能克制土地的hanido的力量而避免立枯病等能力。个人能力的差异性不但重新被突显出来而可以清楚看到个人收获的差别，前述种小米时个人hanido概念所隐含的三种能力也更加明显区辨出来（注19）。另一方面，聚落集体力量反而也被加强:因为种番茄等经济作物的适应过程(不论是劳力、资金、运销等问题的解决，或者是种植技术与知识的传授)，是依赖教会所集结的集体力量来适应，聚落成员的休戚与共的关系被加强。第四，经济作物的种植所得，最后都化为货币，加上其产品本身不可能保存很久，番茄等作物无法像小米乃至稻米那样成为社会身份认定的具体象征物。第五，市场经济的进入和农业商业化的结果是有了新的社会分化。因为经济作物的收益差别性非常明显，而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下，收入的差别累积的结果是造成贫与富的新社会类别之产生(黄应贵，1982b)。

新的社会分化，带来新的冲突，也产生对新秩序的要求。这些，都与个人收入有差别后就开始购买别人的土地有关:早期购买布农人土地的都是汉人，1969年以后，购买布农人土地的大部分是当地布农人;使得当地富人不断买地，穷人则不断卖地，贫富悬殊愈来愈明显。这结果也影响到原来许多制度的运作。例如前文提到教会发展出许多制度帮助他们适应市场经济，可是贫富悬殊的结果使大家意识到只有富人才能充分利用这些制度:较穷的人到储蓄互助社存款，但是没有足够资金从事再投资，他存的钱反而被较富有的人贷去再投资，变成穷人存钱给富人从事再投资，因而导致穷人不愿到储蓄互助社存款，而使这些组织产生内在冲突。亦即，新的社会分类之间的冲突。此外，还有汉人和布农人之间的冲突。因为初期经济作物要卖到外地时都必须经过中间商。以1978年番茄的收入来估计(黄应贵，1989a:88;Huang，1988:243)，有一半的利益被中间汉商所赚，只有一半是布农人所获得。所以，汉人和布农人之间的冲突更趋明显，乃导致社会的不安或冲突与失序。因此，1980年左右，东埔社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现象(黄应贵，1991a，1991b)。例如教会的领导人大部分是经济上适应较成功的，较穷的人则意识到教会发展出的组织主要是对富人有帮助，因而不再参加教会活动。这不但使得教会因教徒出席活动的减少而趋没落(Huang1988:265～267)，更使教会因渐失支配力而渐失其原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这使社会的冲突、不安与失序现象更趋明显。加上1980年左右，他们种的经济作物的价格非常低，使许多人辛苦终年而一无所得，甚至破产，社会因而产生另一种危机感，并导致一个新的宗教运动以寻求新社会秩序（注20）。

新的宗教运动固然是对当时社会的不安、冲突、失序的一种反应与批评，以及他们在经济上失利的一种社会批评。但他们批评的理由，却是认为这是聚落成员对上帝(Deha2nin)的不真诚，所导致上帝给予他们的一种惩罚。解决的方式是积极参与宗教仪式以表示对上帝的诚意及悔改;由此而发展出新的仪式活动。在这“赎罪式”的新仪式中，最特殊的仪式过程便是集体祷告治病(黄应贵，1991a，1991b;Huang，1988)。但这种透过集体祈祷方式来治病，实际上所要治疗的并不是指个人的而是指社会的病。从已有的仪式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们是透过宗教仪式的象征过程，来表达对于当时社会的不安、冲突、失序的抗议，并试图解决聚落内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汉人和布农人之间乃至地方与大社会间的冲突。这运动的另一特色是特别注重梦占，也就是何时举行仪式是依从梦占的结果来决定;他们认为梦是他们和上帝的一种“精神”上的直接沟通（注21）。而这，正是他们原有hanido观念所隐含与dehanin沟通能力的充分表现;更是他们用来解释他们不能正确判断种植经济作物时机的原因，以及寻求解决社会危机的方式。也正因为他们每次活动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便是讨论他们前晚所做的梦的意义，聚落中未参与者遂称参与该运动者为“异梦派”。这个对教会当权者有相当强烈抗议的运动，在发展过程中，遂与教会领导者产生直接的冲突。有段时间，参与该运动者被禁止进入教会。冲突最严重时，还需经由派出所、司法调查局水里调查站人员来调解。不过，发展到最后，还是由教会把新宗教运动的仪式纳入教会正常性的活动中，唯一不同的是去掉原来运动中的治病仪式及梦占;但基本上仍保留其主要仪式过程。比如说原来每个月轮流在陈友兰溪流域的不同聚落举行的禁食祷告仪式，现在成为教会正常性的活动之后，每个月仍轮流在不同的聚落举行;并且不限于陈友兰溪流域，而包括整个中部布农人地区的教会。因此，教会也某种程度内解决了原来地方和更大地域之间的冲突。不过，整个来说，这个透过象征方式的抗议活动，并没有真正完全解决实际问题。至少，富者与贫者或布农人与汉人间的冲突依旧存在。而原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教会，因内在的冲突而开始渐失去其在经济活动、道德与社会秩序之维持等方面的支配性。也使他们在政治、经济活动之外，具有道德规范性的宗教活动，开始直接受到外在大社会的影响。不过，他们所认识的台湾大社会，是存于他们社会之外的;而不是把他们与外在大社会的关系视为自己社会中的一环。对他们而言，那只是“外面”的事。就如同他们是透过汉人中间商将当地生产品与外地日常用品来交易，却又把这些中间商视为聚落外的人并有强烈的敌意。但外在大社会的力量，就如同隐含国家权威的货币(Hart1986)，已深入当地日常生活的各角落。这些与种番茄或其他经济作物有关而产生的变化与特色，也充分呈现在家的空间结构上。

在1975年以后改种经济作物的同时，新建家屋的空间结构也有很大的改变(见图3)。图3的空间结构图是以东埔社一位因种经济作物(番茄及香菇)获大利者所兴建的第一栋水泥家屋为依据。原屋为两层楼，楼梯在浴室的旁边(即浴室在楼梯下)，楼上为卧室。但为呈现其一般性，省略楼上部分(因这期间的房子仍以一楼平房为主)。图3与图2对照，可明显看出其改变与特色。第一，原在外的附属物，包括厨房、饭厅、浴室、厕所等，重新纳入家屋的主建筑中，成了一个完整独立自主的单位。它似乎又回到图1传统家屋的独立性上。其次，原有的谷仓与储藏室完全消失。这是因为经济作物的种植，所得农产品不但必须立即卖出以换取金钱，日常所需的主副食，也是经常性地由市场(或商店)购买。至于生产上用的农具、农药等，也都安置于山坡旱田的工寮而不存放于家屋中。因此，谷仓与储藏室已失去其必要性。第三，家屋中的空间配置是左右对称，不但卧室如此，浴室如此，连大门也如此。这是准备房主的大儿子分家时(由于二儿子还在读书，这期间不曾从事番茄的生产，故没有准备分房子给他)，很容易可以由家屋中间分隔为二。由此，反映出经济作物的种植所加强家的独立自主性及依个人贡献来分财产的原则。同时，正如整个聚落内部的分化一样，家的内部也产生明显的分化及分化本身所带来的紧张与冲突，使得家更仍容易分裂。顺便提及的是这类家屋的建材，已由外地的钢筋水泥取代原来由当地可取得的木材及石板，使得表面上独立自主的家屋却隐含着对更大经济体系与社会的依赖关系。

自然，前述随经济作物之种植所带来社会、家屋空间的改变，并不意味原有仪式性作物背后的hanido信仰及人观中的追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调节与平衡之观念已消失。事实上正相反，正因为经济作物的种植比水稻更能充分表现及发挥原仪式性作物背后的观念而很快被接受，并取代原有的水稻种植。这使得原有仪式性作物的分类与背后的观念，得以在新的情境中繁衍，但也使得资本主义式的市场机制随经济作物的普遍被接受而逐渐掌握其支配性地位。同时，也使原有的观念产生变化。比如，经由教会将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结合的“宗教”力量，虽仍有将原dehanin的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结合为一的意义，但已有“世俗”与“神圣”的区辨在内。所以，在教会教经济作物的种植时必须站在讲坛之下。这时的dehanin已有更明显的基督教之“上帝”的意义在内。而原hanido观念中所隐含的个人能力之重要性也因耕作需要而加强。比如，一个人农业知识之吸收能力的良窳，仍决定于一个人之hanido力量的大小。甚至有时他们会依梦中异象的指示来决定农药的量、耕种或采收的时间等。其状况就如同传统时期布农人学巫术的情形一样。他们并分别透过梦占克制土地之hanido来选地，以及透过梦占与dehanin沟通以决定工作时间乃至举行新宗教运动之仪式的时间等，使得传统hanido观念中隐含的三种力量之各别作用更加分殊化与明显化，而不再如以往那样模糊。这些改变自然会带来一些冲突。不过，最严重的冲突反而是在经济作物种植所产生的“异化”现象和“追求最大利润”的观念与仪式性作物背后的观念之间。这问题在新宗教运动中已出现，而在茶的种植发展过程中，则更趋明显。

布农人与汉人的冲突主要是来自汉人的中间商。而中间商与布农人间的剥削关系，更因茶的种植而被加强。东埔社最早种茶是在1985年，由一汉人中间商a所推动。这位由经营番茄等买卖而成功的中间商，被公认是信义乡最富有的商人。1985年时，a的姐夫在名间种茶，认为一定要往高山茶发展，也就是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地种茶，茶叶价值才会高。当时台湾高山茶还没正式发展，他便想到东埔社种茶，因为东埔社是陈友兰溪流域地势最高的。a找到一块地，是5个兄弟共有的，他先说服其中的老大——B，但其他4人均反对。最后妥协的结果是4个反对的人在6年内将土地让给B经营，但B必须在6年内给每个人一栋房子。不过种茶必须有更大面积才可以建茶厂，这个商人又说服了另外3家开始种茶。随后也有其他汉人开始在东埔社从事高山茶的栽种、制茶工作。因此，第二年开始，东埔社布农人陆续有人加入种茶(te，char)行列:1986年1家，1987年2家，1988年3家，1989年4家，1990年还没有（注22），也就是到1990年有14家种茶。种茶的经济获益很大，比如第一例的B在1989年一年的茶叶收入约120万，1986年开始种的C在1989年一年更高达150万。但1986年东埔社每家的平均收入是241694.1元，可见种茶可带给他们很高的经济利益。

然而从1985年到1990年只有14家种茶，只占当时51家中的27.45%，不到1/3。为什么他们并没有大量去种?他们有各种不同的反对的理由:第一是纯粹的经济因素，他们没有种过茶而不确定茶叶是否真有经济利益。至于最初愿意种茶的4家均认为a很会赚钱，他既愿意投资，种茶一定有钱赚。但还有其他因素则与经济因素没有关系。如种茶要砍掉土地上原来祖先种的多年生作物，他们认为这不行，因为种这些作物时他们已经得到土地上的hanido之同意与支持。另一个理由是有些人反对定耕，特别是土地多的人。村落中土地最多的4个人都不肯用定耕的方式，因为定耕会无法照顾其他休耕的土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反对理由是不愿意和汉人合股:种茶的方式是由汉人老板出资本，包括肥料、农药、茶苗、开路，当地布农人出土地和劳力。因而从当地布农人的观点来看，种茶并不能算是个人的成就。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理由是种茶没有成就感，种茶的收入是比较稳定的，只有第一二年比较麻烦，因为草很多，有时会把茶树吃掉，可是到了第三年以后茶树长得够高，杂草的影响不大，管理容易，而且茶树可以长上10年、20年，收入稳定。他们认为那样不能呈现个人的成就。特别是1990年有台风，东埔社有玉山挡住而不受影响，菜价上涨，种蔬菜的比种茶的收入多，所以他们对种茶保持怀疑的态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种茶只对个人(各家)有好处，对聚落其他人没有好处。因为采茶、制茶等过程都是请平地汉人来做，当地人连工资都赚不到。

上述是他们不愿意种茶的各种理由，但是实际上茶还是被种了，而且某程度内似乎有可能取得仪式性作物的地位。为什么呢?基本上乃是透过教会奉献的过程。这与前述第一家种茶的B有关。从1985年到1990年他每年平均收入为120万。同样地，他在教会也奉献很多:从1987年到1990年，只有一年例外，其他各年他都是奉献最高的。例如1988年感恩节的奉献，他奉献615万元，第2名是4115万，再下来就只有3万多。透过奉献过程，不但使茶取得具有重要经济与社会地位而有可能替代番茄成为仪式性作物，更使个人的成就得到社会的公认，而使B从1988年开始被选为教会长老。这点可从C的例子进一步了解。C在1988年的奉献是第七位，只有216万。但实际上，他一年收入可高达150万，是全聚落收入最高者。当笔者问及这村落谁的茶种得最好收入最多时，聚落便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是B，另一是少数天主教信徒及不常参加教会活动者则说是C。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茶种得最好收入最多的是C，而他和汉人资本家的契约关系和其他家也不一样。其他家种茶的劳力完全是他们自己负担，这一家则和资本家平均分担种茶的劳力。所以，120万和150万的主要差别也是在劳力。但是他们说收入最好的是B而不是C，主要理由是虽然C的实际收入最多，但是他没有按照信仰将收入奉献给Dehanin，是不肯在上帝及社会大众面前承认他赚的钱，所以他们认为上帝不会让这个人保有他的钱。他们说他的钱会吃药吃掉。而不幸的是，C真的生病，已得了两年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另一方面，即使承认收入最好的是C的人，他们也不认为他是能力最好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收入并非个人的成就(是与汉人合股)，对于整个聚落也没有什么贡献。所以他们不认为他收入好就是这方面最有成就。在这里，我们再次见到作物具有仪式性，固然是因为它具有经济生活上的重要性及其种植过程有仪式相伴乃至禁忌的存在。但另一方面，种植者必须经由社会公认的方式来达到个人的私利与社会之集体利益的平衡，使个人的能力经由其对(聚落)群体的贡献得到社会的承认而实现布农人成为人的理想。也因此，经由教会的奉献过程，B不但得以逐渐使茶有可能取得仪式性作物的地位，也为自己取得教会乃至整个聚落的新领导地位。

上述茶虽透过教会奉献过程有可能取得成为仪式性作物的机会，但和原来的仪式性作物还是有一些基本差别。首先，它不仅是定耕而且是多年生，更重要的是无法梦占，所以种茶的人开始不承认梦占有效，但是其他人仍都认为梦占很重要，这实牵涉他们原有的hanido信仰。其次，除了在教会的奉献，整个种茶的过程已无仪式(即使是基督教式的仪式)相伴。第三，由于它是和汉人合股经营，除了种茶者之外，聚落其他人并不认为那是个人的成就。第四，除了种茶之初，当地人都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种茶的方式使他们被剥削。尤其前述的B和C的收入差了30万，就是差在劳力的给付上。因为a的方式是将劳力完全归由“合股”布农人负责，但与C合作的汉人的方式是将劳力的成本归由他和C平均分摊。还有，耕作过程中，种茶除了对个人有好处，对聚落其他人没有好处。他们不会找聚落其他的人来支持或共同经营，这和原来的仪式性作物之耕作非常地不同;采茶、制茶是找平地专业汉人。例如，与C合股的汉人之制茶过程的资本是1800多万，付给采茶汉人320万，将近18%都是付给汉人。第五，与番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一样，茶本身并没有发展成家或聚落的象征，因而缺少社会身份认定的意义。但与番茄等经济作物种植不同的是种茶成功者，已经把其专业知识与技术，看成“商业秘密”而不告知同属一汉人资本家之外的布农人。这与以往透过教会来教导其他人如何栽种经济作物的方式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以各别汉人资本家为中心而逐渐形成相互竞争而类似“企业”的生产单位。

不论仪式性作物与茶如何不同，种茶的经济利益却很明显。因此，1988年有3家开始种，1989年有4家。但是他们经营的方式不像前面的人是和汉人合股，而是自己出资本、劳力来种。问题是他们没有茶厂，茶青卖不出去;汉人资本家的茶厂根本不接受和他们没有契约关系的人种出来的茶青。因此，这几家茶虽种得还可以，但是却卖不出去。所以，1990年便没有新的人再尝试种茶。教会的牧师想解决此问题，而提出以教会的名义向乡公所或基督长老教总会申请设立茶厂的方案，但因资金与技术以及产销的问题仍无法解决而未有进一步的发展。

另一方面，和汉人合作种茶的人也知道许多种茶行为和他们已有的观念有冲突的地方，所以也想办法解决。除了否定梦占的有效性外，他们也强调经济上的收益就是上帝对他们工作的一种肯定。至于因与汉人合股工作而不能在星期天休息，以至无法上教会礼拜的问题，他们便试图重新解释，强调时间就是金钱，强调一个人信教的诚意与是否参加教会活动无关，而是在于个人内心的修养。他们甚至找到一位新竹县泰雅人“某先知”，以证明这样的说法是存在的，更是“先知先觉”的一种认识。事实上，这位“先知”原是基督长老教会的长老，就因他的“异说”而被基督长老教会开除。之后，他便开始从事旷野医病布道(即在旷野用祈祷方式治病并传教)。由于没有一定的时间与地点，正如他的教义，他的“宗教”活动是以极端个人化的方式来进行。这些最初和汉人建立契约关系种茶的人，很明显地试图建立信仰或意识形态来合法化他们新的工作方式，包括对时间的观念，乃至与工作相关问题的解释。但是其他人却有不同的反应。对梦占无效的说法，聚落中有人加以反驳而认为他们是在否定灵魂(hanido)的存在。同样地，他们也不能接受为了工作而不去礼拜，他们认为那样赚的钱会吃药打针用掉。因此，目前也只有八九家种茶的人(并非全部)相信或参与“某先知”的宗教活动。至于它是否会普遍地被接受?或随茶叶价格的没落而没落?仍有待未来的发展来了解。但茶是否可视为仪式性作物，实可怀疑。笔者宁可视它为“纯”经济性作物。这其间的矛盾正反映在他们在试图寻求重建新宗教伦理，以便与原有仪式性作物背后的观念获得调节的努力上。这种努力，也在他们的新家屋的空间结构上具体的呈现出来。

上述的B，正如其对兄弟的允诺，在由茶的栽种中获得巨利后，终于在1990建给五兄弟各一栋房子。其空间结构完全一样(见图4)。由图4，我们可以发现家固然是一独立完整的单位;但楼上与楼下的区分却各自反映出完全不同的意义。楼下不但是与外人(客人)接触的地方，更充满满足个人各种享乐的各种现代设备(酒柜、电视、音响、冰箱、录放机、伴唱机等)，充分呈现出对个人的情绪生活之复杂性的承认。而以楼梯分隔楼上的卧室与楼下招待客人的地方，不只加强了个人生活的私密性，也具体化了强调自我意识的内化(interiorization)过程(tuan，1982:82)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在楼上的卧室，并没有如前那样将每人的卧室分隔出来以加强个人的私密性。反而是将原有隔离各卧室的墙放弃而只保留每个人的床，使所有家人在空间上整合在一起。这使得至少在家人中达到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某种调节与平衡。由此，我们也可更具体理解B在从事经济私利的追求过程上，不再同时考虑社会集体经济利益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他对教会的奉献却超过任何人。对B而言，他依然在追寻布农人人观中个人私利与集体利益的平衡。只是，这种平衡并不像以往的布农人并不区辨经济与宗教活动上的差别，而是将私利与集体利益分别表现在经济与宗教的不同活动上。自然，这时的“宗教”，与他们原有的“宗教”是不同的。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茶的栽种，固然仍以家为一基本单位;但实际的运作上，往往是以一个汉人资本家为中心而包括当地与他有契约关系的布农人构成一个类似“企业”的实际工作单位。由资本家提供资金、技术，而由当地人提供土地、劳力，来从事大规模栽种。采得的茶青全卖给资本家后，扣除资本家的成本，所得由资本家与契约户平分。资本家在当地自设的茶厂制成茶叶后，由他自己的产销管道卖到全省各地。其间，采茶与制茶均由民间请来的专业汉人来做。这样的生产方式，不只是让当地与台湾大社会的经济体系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当地布农人已认识到与外在大社会的关系已成为当地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至少，在经济生活中，每位汉人资本家与布农契约户的关系，远比与不属同一资本家“企业”的布农人来得重要、紧密。因为，同属一“企业”的契约户同享“商业机密”。这与种番茄时，汉人中间商乃至整个市场经济，在他们的认识中，只是属于“外面”的情形大不相同。至少，目前这种与汉人的不同关系将逐渐成为该地社会分化的另一力量，也势必将导致社会性质的改变。就如同汉人的移入，它已不再是纯粹由布农人所构成的社会。

此外，种茶所带来的丰富收入，也使他们的经济生活大为改观。除了再投资外，收入的一大部分用于“奢侈品”上（注23）。除了上述各种现代家电设备外，汽车是另一个最明显的项目。以C为例，他目前已有三辆车子。虽然，这些车子均具有工作上载运工具、肥料、农药、工作人员等之实际用处，但也方便他们随时主动前往其他地区。至此，交通不再成为他们与外界交往的阻碍，反而便利他们与外界(尤其是汉人资本家在其他地区的茶园)的交往。东埔社与台湾大社会有着更进一层的结合，因而延长并加强他们与汉人的关系所造成的社会分化。茶也就加重其为当地新社会分类之象征的地位。尤其是以每个汉人资本家为中心的“企业”所生产的茶都各有品牌，如天仁茶、东埔茶、沙里仙茶等，使茶成为这新社会类别成员身份的具体象征。

另一方面，为了合法化因种茶所导致无法遵循梦占、上教堂礼拜等问题所发展出的“教义”新说，不只是在否定有关梦占及其背后的某些hanido观念，更强调dehanin之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分隔，以及世俗上的成就可证明是受到与宇宙秩序上dehanin的宠幸。而教会上的奉献，更是获得该项成就之肯定的方式。因此，尽管他们仍在追求个人竞争性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但已改变这种人观背后原有信仰的一些性质。就如同种茶者的成功与否虽主要决定于是否有足够而必要的专业知识与技术，以及资金与销售网等;但这时有关知识的获得，主观上已经与个人hanido力量大小无直接关系，而是由汉人资本家提供与指导。

由上面，我们可清楚看到东埔社布农人的主要农作物，从1920年至今，由小米、水稻、番茄(及其他经济作物)到茶的转变，分别具体地呈现出不同时代的社会性质。小米呈现出日本占领时期传统布农人社会的独立自主性，几乎所有的生活所需都可由家及聚落来满足。家更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聚落则是家的扩张与转换;虽然家与聚落在功能上是互补的，但这种社会的独立自主性，却是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孤立”政策下来维持的。大社会强制力量的阴影一直若隐若现。水稻的被强制种植便说明了这种力量的存在。但水稻完全取代小米而普遍的被接受，则又呈现出这社会与大社会之间的直接“连接”(connection)，使其在政治之外，经济活动也直接在大社会的控制影响之下。连带地，水稻耕作的集体工作方式，也使聚落的优越性突显于家的单位之上。虽然，家仍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上述的改变并不影响这时期的自足生计经济之性质，但大社会带来的各种直接、间接影响，已提供大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的条件。因此，在1975年以后，番茄等蔬菜类经济作物完全取代了水稻，使该社会纳入了更大社会的经济体系中而产生其依赖与被剥削的关系。唯这时期的布农人社会，开始时，透过原有社会的机制，不但以集体性力量(如各种适应市场经济的组织)对新的经济体系从事某程度的有效适应，使得大社会的市场经济力量被隔离在“外”而限制其对当地社会本身的直接影响。不过，适应上的成功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得以在当地更顺利而有效地运作，就如同货币普遍地使用到社会的各层面，也使原有社会内部产生分化。而这新兴的贫富分类之间及布农人与汉人之间的冲突，造成原社会内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与机制，开始渐失去其原有的支配性。这问题在茶的栽种引入之后，更加明显化。除了为了合法化因种茶而产生与原有时间、工作、教会礼拜、梦占、hanido信仰等相关观念与规范上的冲突，寻求教义上的新解释外，以汉人资本家为中心所产生类似“企业”的生产工作单位，逐渐成为该社会内人群结合之新基础，使得当地人与汉人之间的不同关系，逐渐成为该社会社会分类的新原则(这种由当地人与汉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地社会分类的原则之现象，在目前台湾原住民社会中，愈来愈明显、普遍。其中，甚至包括当地人与人类学家之间的关系对当地社会分类之间的权力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在内)。也因此，东埔社已不再是纯粹布农人的社会(这里也涉及“社会”这个基本概念的问题。但非本文重点，将待另文讨论)。上面的说明并非只是强调东埔社布农人农作物的改变，及其具体所呈现的社会特质，完全可以由外力的直接、间接作用来理解。反之，主要农作物的改变或取代，都是经过成为当地仪式性作物的过程(茶较有争议)。虽然，这种仪式性作物的分类，是社会性的而非文化性的，却已包括其生产活动背后的hanido信仰与人观中追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调节与平衡之观念与理想在内。特别是hanido观念原所模糊隐含的个人的三种不同力量以及dehanin所指涉的两种不同的秩序，以及主要作物的收获，不只是有益于生产者及其家人的生计，也具有与聚落成员共享的关系。而后者，更与布农人原有对人的看法有关(黄应贵，1989b):布农人一直认为人只有在死亡时，is-ang(自我)转换成hanido并离开躯体而到达maiason(有成就祖先之hanido的永居地)后，才能永久地存在。但要做到这点，必须在有生之年，对集体提供足够的贡献才有可能。由此，我们才可理解为何即使不真具有仪式性作物性质的茶之生产者，仍必须经由教会的奉献“仪式”而有利于大众之后，才可得到大众对其能力的公认，以及种茶会被反对的理由之一便是它只对个人有好处而对聚落其他人没有好处。换言之，东埔社布农人到现在仍是透过他们原有的hanido信仰及其人观来理解并接受新作物，也使这些观念得以在新环境中繁衍。更因新作物的栽种本身也在改变这社会，使他们的hanido信仰与人观，不但帮助他们认识及接受新作物，也在帮助他们塑造新经济与新社会。自然，这结果也在某程度内改变他们原有的hanido信仰与人观，才会有关于梦占有效性及星期日不上教堂是否信教不诚等之争议。这里我们看到文化角色的问题。以往，人类学透过被研究者的观点来研究社会经济环境时，常倾向只是消极地认为被研究者可以透过原有的文化观点意识到他们面临的不利环境，而发展出抵制或协调不利环境的活动;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人本身的自主性、创造性、操作性。也因此，这样的观点，有意无意地强调了被研究者所受的限制性，以及文化对其“限制性”应负的责任。然而，在这个个例中，不同时期的布农人可以操作同样的观念(hanido信仰与人观)去了解、接受，甚至创造对自己有利之不同的经济组织、活动、价值等，人与文化均有其积极面。当然，无可否认的，像布农人这种原有主要观念(如dehanin与hanido等)之模糊而多义的特性，更有助于这种发展。

上述主要作物之演变与东埔社布农人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不只涉及当地文化的作用;更因为主要作物之生产活动本身，便是当地整个经济活动的重要一环，因此，主要作物的演变更涉及当地经济之性质的问题，以及整个经济人类学中的一些重要课题。

首先，就当地经济性质问题而言，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由小米到水稻、番茄、茶等主要作物的演变（注24），指涉由自足的生计经济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这发展实隐含一个由“中心”到“远离中心”(decentralization)的“边陲化”(peripheralization)过程，使得东埔社布农人由原先种小米时能够自主控制其经济活动，到种茶时只能决定是否投入土地及劳力在汉人资本家的控制与管理下活动，而无法控制甚至窥见完整的过程。这自然也包括“物化”(objectification)及“异化”(alienation)的过程。前者是指人与物的关系愈来愈疏远，使得物最后与人脱离关系成为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物品。像原来的小米不但有hanido，更带有生产者的灵力(hanido)来伤害违反规范的盗食者。但到茶时，它却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物品。至于异化，不但是指产品与生产者没有所属关系而成为商品，生产者本身的劳力也与生产者脱离而成为商品，因而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这在茶的种植上最明显。这种发展趋势也呈现在相关的交易、储存与消费上。

在从事小米与水稻的生产时，以物易物及共享的活动，弥补了每家生产之不足。生产所得除了满足生产者及其家人之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外，最多也只是提供从事仪式活动时的食物。储存的多余粮食虽可促进生产者的社会地位，主要仍是用来保障未来的生存。但到种植番茄、茶等时，他们必须透过市场交易换取日常生活所需，并且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其剩余经过储蓄与累积，多半用于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赚取更大的利益。不过，到茶的生产时，已有一部分所得用于“奢侈品”的消费上。但不论主要作物如何演变，交易、消费、储蓄与投资等相关经济活动如何改变，家一直是该社会中的主要而基本的经济活动单位。只是，在不同作物的耕作上，它的重要性及意义有所不同。种小米时，家几乎包办了所有经济活动，聚落只是协助性的。种水稻时，主要生产活动由聚落的集体力量来运作;但家仍是构成集体力量的基本单位，更是交易、消费乃至储存的主要单位。至于番茄的栽种，正如小米种植一样，家是主要的活动单位，教会或聚落提供辅助性组织。到了茶的种植，虽以汉人资本家的“企业”为主要生产单位，但家仍是其构成的基本单位。个人的日常生活所需，更是透过家经由市场交易来满足。事实上从小米到茶的种植，生产、交易、消费，乃至储存、再投资等各方面的活动，均是由家来结合而构成完整的经济活动。它反而是不变的。但这种特性，到底是像S.Gudeman&a.Rivera(1990)所说是全人类普同的?还是东南亚house-basedsocieties的特性?还是像J.Kahn(1990)所说，它仍只是西欧文化传统中，德国反经济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潮下的产物?则有待澄清。

其次，是有关货币性质的问题。早期经济人类学强调货币进入非资本主义经济时，因为本身是一个allpurposes的媒介物，很容易打破原有物的分类。但在这个例子中，货币进入这个地区后，却在不同情境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比如在仪式的奉献中，货币不再是交易的媒介反而是人神沟通的媒介，此处超越了大社会货币原有的意义和功用，而被赋予当地文化的意义和作用。而当地人更藉由这样的机制来确定他们所赚取的钱是被当地社会所接受与承认的。这不一定是一种类似马来西亚pulanLangkawi地方的人(Carstern，1989)或中飞枝Gan岛上Sawaieke地方的人(toren，1989)之货币在仪式性活动上所具有的净化(purifying)作用，但确实是具有如J.parry与m.Bloch(1989)所强调的显示并结合两种相关但不同的交易秩序(transactionalorders):一种是个人间的短期竞争性交易关系，另一种是长期性社会与宇宙秩序的交易。在东埔社的例子中，我们看到透过货币的奉献，使个人间的短期竞争性交易所得的利益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奉献的钱又直接用于整个社会的活动上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繁衍，也使个人的能力由其对社会的贡献来确认之道德与宇宙观得以再新与繁衍。

第三个问题则牵涉剥削的意识及异化的现象。此例中剥削的现象并不单纯是社会经济结构下的产物，对他们来说没有“灵魂”是相当重要的课题:透过当地人对“梦占”的承认与否定的对话辩论(discourse)，我们可以发现承认梦占而有“灵魂”的人非常意识到剥削的现象，甚至试图对剥削现象产生反抗。反之，不承认梦占而被视为失去“灵魂”者对剥削现象较容易淡化，也较不排斥异化现象。虽然，剥削与异化现象实有赖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条件，但我们考虑“没有灵魂的人”更容易接受“人的劳力结果是商品”及“劳力结果和人本身是可以区分的”的问题时，实可以进一步探讨整个非西方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支配影响下的被剥削与异化过程的历史中，对“人”的不同认识如何影响他们不同意识的形成及迥然不同的反应。

另一方面，解决异化的问题，不一定只能由排斥具异化性之生产工作的方式来解决。事实上，即使在工业高度发展的英国及美国，一般人反而可由消费方面来疏解异化所造成的社会与个人的问题(miller，1988;Carrier，1992)。这方面的忽略，往往是只注意生产而忽略消费(miller，1988)，或者是只注意马克思的观点而忽略牟斯观点的结果(Carrier，1992)。事实上，在这个案中，种茶的布农人不但由家屋建造、奢侈品的添购等消费方式来疏解异化问题，更由对教会的奉献过程来重建被疏离的人、物、社会道德与宇宙秩序。

最后一个问题则涉及知识论与本质论的问题，即什么是经济?在本文中笔者无意去解答这个问题，但读者仍可以发现:文中的经济，多少都在指涉为了满足生活需要所从事有关生产、交易、消费、储存(或储蓄)与再投资等活动。这显然是笔者的架构，而非当地人的。因他们原本没有“经济”、“仪式性作物”等之观念，就如同他们原本没有“宗教”的概念一样。这里自然涉及“地方性民俗模式”(localfolkmodel)与抽象性科学理论之间的差别及其解释上的效用等问题之争辩。笔者也无意解答这类问题，而只是先采取一个立场:先试图对当地的文化有某程度的理解后，再用笔者建构的架构来探讨。这样的选择自然也涉及研究对象及研究主题之特性。一方面，东埔社布农人的经济改变非常迅速，任何阶段的发展似乎都没有足够时间让他们精巧化他们自己对“经济”的建构。而目前要深入了解他们传统的建构，尚有许多困难。尤其是布农人，他们似乎比本岛其他原住民更容易放弃一些传统经济活动而接受新的。这点，只要知道他们是放弃传统农业祭仪最彻底而其纺织又很早便接受其他各族的影响而缺少自己的文化特色，便可了解。另一方面，本文使用的一些研究者的概念，仍可突显出一些实际上重要的问题。以“仪式性作物”的概念而言，不只是呈现出不同主要作物在社会经济层面上的差别，更重要是协助本文有意选择作物着手，以突显出番茄等蔬菜类经济作物之栽种，与茶树栽种中所隐含的社会性质之重大差别，以及种小米与种水稻所隐含的社会性质上的差别。如前所述，种茶时期的东埔社逐渐浮现因当地人与“外面”汉人的关系所产生的新社会分类，与种番茄时完全由聚落内布农人依经济能力所产生的分类不同。这使得东埔社已不再是“纯粹”布农人的社会。而种小米时以家为主而以聚落为辅更与种水稻时以聚落为主而以家为其基本单位是不同的。但这类差别，若依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为使用而生产与为交换而生产等概念来了解时，很容易被忽略。同样，本文仍继续使用“经济”与“宗教”的概念，这使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经济”与“宗教”一直难以区隔。只有到茶的栽种时，我们由他们对梦占乃至hanido之真实的争议，才看到两者区辨的可能性。换言之，对梦占与其背后的hanido某些观念的否定，实是对宗教与经济区分的开始。事实上，也只有在“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之后，经济的力量与机制，才可能有其独立自主性，也才可能有“经济意识形态之凯旋”的可能性。自然也可对原“纯粹”布农人社会之消失，提供进一步了解的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地方性民俗模式”与研究者的分析概念，并非截然对立，必须依研究主题、研究对象及研究目的而有不同的结合。

当然，对人类学家而言，“民俗模式”的探讨，仍有它不可取代的价值。至少，它试图由当地人的观点中，避免研究者的文化偏见，以寻找“经济”现象的本质，是有它的发展性与重要性。自然，也有它不易跨越的困难。以S.Gudeman的研究为例，当他了解到非洲Bemba人的“经济”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祖先有如自然”的隐喻之建构;或新几内亚的Dobu人之生活是人用巫术、咒语来控制作为主食的山芋(yam)，而山芋只是人与世系群的隐喻时(1986)，只能帮助我们了解当地的文化，而无法真正解决经济本质的问题。虽然如此，正如其他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一样，包括本文所强调作物有如经济与社会的观点在内，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共同看法:就是“经济，正如宗教一样，也是充满着许多解释与意义。

注释：注1：资料来源:濑川孝吉，1953:62～64。

注2：如何界定布农人的仪式，是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不但每个仪式与其他仪式之间的界线待确定，每个仪式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线也待确定。至于mapulaho仪式与开垦祭(mapulaho)同名，则与巫师性质有关，将待另文讨论。

注3：关于布农人小米种植之祭仪内容，请参阅丘其谦，1966;何廷瑞，1958;马渊东一，1974a，1974b;卫惠林，1972;Huang，1988等，本文不再陈述讨论。

注4：有关布农人行mapulaho仪式时的梦占问题，可参阅丘其谦，1966:16。

注5：这类问题，笔者希望能在“空间、家与社会”、“布农人神话的宇宙与社会秩序”、“布农人的传统岁时祭仪”，以及“与布农巫师”等相关论文中进一步厘清。其中，对dehanin性质之所以会深一层思考，是与杨淑媛多次讨论中所引发的，特致谢意。

注6：有关mapulaho仪式执行者、土地、作物等之hanido间的克制或屈从关系，参见黄应贵，1989b:192～193;Huang，1988:162～169。

注7：这里的区别是笔者依其社会活动上的差别而加以划分，并非他们概念上清楚有的。

注8：有关布农人对人的看法，参见黄应贵，1989b;Huang，1988。

注9：参见Huang，1988:117。这图虽是东埔社布农人传统家屋空间结构的典型，但与千千岩太郎(1938)所搜集的布农人家屋却相当一致，应有它的普遍性。

注10：有关小米/猪肉/兽肉:家/父系氏族/聚落的象征关系，虽可由主要相关仪式具体呈现出，但并非所有仪式都具有同样的象征结构;这其间涉及仪式间关系及象征之转换问题。将在有关传统仪式之论文中，进一步讨论。

注11：有关布农人社会的house-basedsociety之性质，将待另文中讨论。在此要指出一点，以往笔者在处理传统时期东埔社布农人的家与聚落问题时，倾向两者结构上的相同及其功能上的互补。但由本文透过小米的讨论反见家更具重要性。虽然如此，家与聚落的关系，必须透过布农人人观中，个人与集体的相互关系，才可深入了解。换言之，家与聚落关系的探讨，是与人不可分的。

注12：日本殖民政府早在1930左右，已开始教导原住民种植水稻，但主要都是在北部的泰雅人。至于在平地居住的阿美人、卑南人等，则更早在日人殖民统治之前，便已从汉人及平埔族学会水稻的种植。

注13：东埔社虽有天主教徒，但人数甚少，在此不讨论。故本文所指的教会，均指基督长老教会。

注14：依鹿野忠雄的调查(1938:775)，68.1%的布农人住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地区，更有29.8%的人则住在海拔1500米以上地区，是台湾原住民当中，住的最高的。

注15：基督长老教的接受过程相当复杂，请参阅黄应贵，1983，1991a;Huang，1988。

注16：图a是主要的型式，图B则往往是受到地形或邻居房屋的限制而有的因应方式。至于有关pazamolan的消失，da2i2sohan、bidi2i2yan(饭厅与厨房或谷仓及储藏室)的形成等问题，均在另文“空间、家与社会”中讨论。

注17：要了解布农人的象征之意义，无法只从signifier/signified的角度来了解，而必须注意他们如何由实践(practice)或体现(performance)中“以明”意义。这问题实不限于布农人或台湾原住民，许多东南亚土著社会都有类似问题，笔者希望在另外的场合中详加讨论。

注18：有关原住民社会资本主义的建立过程中，外在大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已有定论。可参阅黄应贵，1974，1975;陈茂泰，1975;萧新煌，1984等。在此不再讨论。

注19：在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hanido概念中，似乎还包括工作的能力在内，但笔者尚无法厘清工作能力是否与其他三种能力一样基本，或是由后者衍生而来?故本文中，尚无法对它详加讨论。

注20：所谓“新”宗教运动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接受基督教的发展而言，参见黄应贵，1991a，1991b。

注21：hanido的意义很难用中文表达。原意用精灵较适当;但基督教传入之后，受基督教义及汉人鬼神观念的影响，hanido已包括精灵、精神、灵魂、撒旦、恶魔、鬼等意义。必须依其使用脉络才可了解其意。

注22：本文的资料只到1990年9月21日。

注23：当布农人开始购买奢侈品时，不只涉及他们是否有经济上的能力问题，更涉及他们对人、物、价值等的不同看法。此非本文重点，故不进一步讨论。

注24：虽然在1990年时，种茶之家数只占27.45%;但到1993年时，家数已超过一半。茶确实已成为主要作物。唯1990年以后资料较不全，故本文仍以1990年为止的资料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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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经济篇9

一、会计管理体制的形成机理

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运用一定的方式对会计活动进行干预、干涉或控制，也就是说；各国实际上都存在会计管理体制的问题。然而，会计活动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干预、干涉或控制的。十九世纪以前，国家对会计活动是不加干预的，巴其阿勒在《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中指出，账簿处理被认为是商人的秘密，不可示众，政府官员对帐簿所作的检查，只是检查帐簿记录的真实性；乔伊和米勒在其所著《国际会计》中，认为那个时期：“会计人员值得他们在干什么。”只要记帐正确，资产负债表平衡，那就无可非议。直到18世纪英国“南海公司事件”爆发后，英国政府颁布了1844年《股份公司法》对股份公司的会计记录作了明确要求，国家对会计活动的干预才真正开始。在1929一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出台，政府对会计活动的干预便流行开来，“加强对会计行为的管制，借助会计管制来达到市场运行的有效，是国家干预市场运行的一个重要手段。”

国家对会计活动进行干预，也就是会计管理体制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原因。归纳起会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其中经济手段有两个层次，一是通过国家的战略规划和经济计划进行事前调控。二是通过财政、金融等政策进行事中调控。事后调控主要是通过信息反馈来改善战赂规划和计划。会计信息是这些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为了更为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必然要求会计所提供的信息能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国家对会计话动进行干预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美国会计学家藏维·霍斯盆斯说过：国家和联邦政府执行机构“……越来越清楚公司报告(即财务报表)的行为性方面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相应地，我相信，他们将要求……那些负责制定公司报告zs则的人们所制定的准则将能引导各个体的经济行为与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这一认为，促使会计准则制订转而成为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部分”。

2．协调利益关系的需要

会计信息反映了企业一定时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这些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体现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会计所反映的经营成果，不汉是企业向国家交纳所得税的依据，而且还是向投资者分配利润的依据，是企业能否如期偿还债务的衡量依据。为了协调有关利益关系人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保证整个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有必要对会计活动进行有效的约束与引导。

3．稳定资本市场的需要

资本市场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处于中介地位和轴心地位，它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一国的整体经济。1929年到1933年间资本市场的崩溃导致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事实证明，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甚为密切：美国会计学者ball和bnwnl968年的研究报告认为，会计收益的变化方向与证券价格的运动方向正相关，而且证券价格运动可以预计收益结果，在收益后的一个月内，价格不会作不正常的运动；1972年b；arer，1973年suder，1982年biddle和undal的研究表明，将先进先出法改为后进先出法会影响证券价格。于是，基于这一点；各国为了稳定资本市场，防止证券价格的剧烈波动，相继对会计活动加以干涉，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

二、会计管理体制的概念界定

为了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会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明确会计管理体制的涵义。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表述有如下两种：

第一，会计管理体制可以解释为某一国家(或地区)政府出于自身的需要对本国(或本地区)会计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组织、管理和约束的总和，它包括三部分的内容，即会计工作领导体制、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和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制定权限。不难看出，这种表述将会计管理体制理解为组织、管理和约束本身，这显然偏离了“体制”。而会计管理体制包括会计工作领导体制、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及会计制度制定权限，这种界定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二，会计管理体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依据需要对本国(或本地区)会计活动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方式。队这种表述将会计管理体制概括为一种组织和管理的方式，显然不是十分全面。除了组织和管理方式外，会计管理体制还有更为广泛的内容。

我仍认为，所谓会计管理体制就是一定的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的时期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介入会计活动，对会计活动进行干预、干涉、控制所作出的一系列制度和机制上的安排，以及据此所制定的一系列会计规范。这一定义所要强调的是以下三点：其一，会计管理体制是一定的国家或地区在判断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选择；其二，任何会计管理体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都是如何干预、干涉、控制会计活动；其三，会计管理体制具有动态性，即它可以根据社会经济环境进行不断的调整和改革。

综观世界各国会计管理’体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集中与立法管理型；另一种是自我管理型。所谓集中与立法管理，是指政府积极参与会计活动的管理，这种管理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进行，而会计职业团体在会计活动的管理中不占主导地位，只起着协助政府管理会计活动的作用。所谓自我管理，是指政府对会计活动的干预较少，除某些必要的立法外，对会计活动的管理完全交给会计职业团体自行管理。法国和日本是集中与管理型的国家，英国、美国是自我管理型的国家，而德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则主要倾向于立法管理。从趋势看，集中立法型国家也在部分吸取“自我管理”的合理因素，而“自我管理型”的国家也部分吸取集中立法的内容，双方的差异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由于会计活动是由会计行为主体(会计人员)、行为客体(企业经济活动)、行为标准(会计规范)三个要奈所构成的．而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管理不居于女计管理的范畴，因而会计管理体制，就相巴地包括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会计规范管理体制及会计规范本身三个部分的内容。

会计人员管现体制一般包括对会计人员的资格的确认、业务郸级的核实、工作职权的规范、会计人员的任免，以及注册会计师资格的确认、执行业务的条件、范围和工作规则等，也就是说，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由对企业会计人员的管理和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两个部分的内容所组成．

会计规范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政府和会计职业团体在会计规范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上。不同的国家，政府和会计职业团体在会计规范的制订与执行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和方式是不一样的。

会计规范是在会计领域内起作用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公认性、统一性、客观性、广泛适用和反复适用性，作为一种标准，它帮助会计人员解决如何工作的问题，为评价会计工作提供客观依据；作为一种机制，它是保障和促进会计活动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制约力量。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规范部不是单一的，而是许多会计规范的集合体。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会计规范的总和，构成了会计规范体系。

任何国家的会计管理体制都有管理的特定范围，这一范围一方面取决于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经营业务的影响范围，一般而言，个体业主的会计无须管理，小企业的会计即使需要管理，也不是十分严格，而对那些大型企业、股份公司的会计的管理则较为严格，大多敌国家的会计管理体制就是在对段份公司会计进行管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这一范围也取决于管理的特定形式，立法管理的范围常常限于该法律的管理范围，行政管理常常限于行政权力的范围。另外，会计管理体制所涉及的范围也与会计目标有关。

三、会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

(一)竞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美国的会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

从总体上百，美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后于自我管理型，美国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会计活动，而是借助一些必要的手段，间接地干涉会计活动。对会计活动行使管理职能的是会计职业团体。

从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上看，就企业会计人员而百，英国企业会计人员资格的确认、业务等级的认可、工作职权的规范、会计人员的任免等．都完全取决于企业管理当局的意见。会计人员只对管理当局负责，管理当局只需按公认会计原则要求组织和领导本企业的会计工作，提报合乎要求的财务报告。政府不直接领导和管理企业单位的会计人员。但是，在美国，企业会计人员要受到会计职业团体的监督，如美国管理会计人员协会制定有《管理会计人员道德行为规则》，对会计人员执法、公正客观提供信息、保密、解决与上级领导的冲突等都有规定。就注册会计师而言，美国注册会计师管理体制兼或采用了立法管理、行政管理及自我管理，坦主要还是自我管理。规范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的法律主要是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及各州自己制定的注册会计师法。备州政府设立的会计事务委员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属的执法司承担对注册会计师进行行政管理的职能。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和州会计师协会是美国注册会计师的全国性职业组织和地方性职业组织，其主要职责：进行注册会计师考试命题，制定会计准则、审计准则和注册会计执业行为规范，为会员提供各种专业咨询服务等等。

从会计规范管理体制上看，美国采取的是自我管理型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把行使制订会计准则的权力限制在监督作用上，准许鼓励bl司机构(目前通过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中保持主导地位。此外还有由美国会计学会、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经理协会、全国会计师协会和证券业协会六家职业组织赞助的财务会计基金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负责对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监督和提供咨询。

从会计规范体系上看，美国的会计规范体系主要由《证券法》、《证券交易法》、《职业道德守则》、s—x规定(联邦法规17条210项和s—k规定(联邦法规17条229项)、公认会计原则(gaap)组成。s—x规定和s一k规定主要规范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美国的公司法很少涉及会计问题。

就会计管理所涉及的具体范围来说，美国会计管理体制并不短盖会计活动的方方面面，一般的会计活动是极少受到政府干预的、有关法规及会计准则所约束的是注册会计师和上市公司的会计。

美国会计管理体制之所以呈现如上所述的特征的原因在于美国的社会经济环境。美国实行的是竞争性市场经济，公有企业少，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美国市场经济的基础，政府不主张干预经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弱。另外，美国证券市场高度发达，股份公司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法律环境上，美国属于英美法系。在社会文化环境上，美国呈现出个人主义，对不明朗因索反应较弱，权距较小，阳刚的特征。就政治环境而富，与欧洲不少国家的君主立宪制不同、美国实行的是民主共和制，其特点是“三权分立”、“牵制与平街”、“地方自治”。所谓三权分立，是根据美国宪法，政府中的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和最高法院分别掌管。所谓“牵制与平衡”是指政府三大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平衡。所谓“地方自治”是指宪法赋予各州拥有立法权，实行地方自治。

不难看出。美国竞争性市场经济的本质(不强调政府的干预)决定了美国自我管理型的会计管理体制，政府不直接领导和管理企业会计人员，不直接制定会计规范，会计职业团体实行自律，民间机构来制定会计规范是这一类型会计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由于美国股份公司的主导性地位，证券市场十分发达，证券市场的稳定与否极大地影呐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要求美国会计管理体制所涉及的范围涵盖殿份公司的会计，同时也决定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会计管理官万机构的地位，当然这一点也是与美国会计以投资者主要是股东的利益为目标相关的。而美国的法律体系决定了美国的法滦，不管是证券法还是证券交易法都只能间接地对会计施加形响，真正影响会计的则是不具法律性质的公认会计原则。美国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决定了《注船会计师法》的立法权届于各州。

(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会计模式——日本会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

日本实行的是集中与立法型的会计管理体制。

从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上看，为培养本国具有国际水平的cpa，为国家和企业提供最好的服务，日本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法律对注册会计师进行管理的优越性，同时又充分强调政府管理和行业自律。在日本，涉及公认会计士行业的法律、法规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会通过的法律，如《公认会计士法》、《商法》、《民法》、《证券交易法》、《公司所得税法》；第二层次是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和发邪的政汉，如《公认会计士法》相大藏省令；第三层次是公认会计士协会作的解释性规则。大藏省是日本cpa行业的最高管理机构，大藏省对cpa行业的管理有绝对的权威。大藏省下设证券局企业财务课，负责政府对cpa行业的管理，下设cpa考试资格审查会组织cpa考试，下设企业会计审议会，负责制定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日本公认会计士协会(jicpa)是日本唯一的全国职业会计士组织，其宗旨是：根据公认会计士的使命和职责，为维护职业声誉。提高审计服务和其它相关业务的质量，对会员进行指导、联络和监督，以及从班公认会计师和见习会计师注册登记研宜等。可以看出。在公认会计师行业管理方面，日本领向于江箔的法律管理相权威的行政管理。

从会计规范管理体制上思。目前，日本会计方面的主要管理机御有：大暖饼(财政都)、企业会计审议会(大破音一1。下没机构；、日本公认会计士协会。其中．企业余汁审议会的主要职贺是姓饮会计与鄙计服则的制订任务；j1cpa主要是解释原则和陷则，并制定应用指南：大藏省则负密管理准则和法规的实施。企业会计凉议会是日本制定准则的唯一机构，其性质上是行政机构，成员来自jic—pa、教育界、企业界，大多是财务、会计方面的专家。审议会成员由大藏省任命，经费由大藏省提供，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制订会计准则的机构是政府部门而非民间组织。

从会计规范体系上看，日本的会计规范体系主要由商法、证券交易法、税法和《企业会计原则》组成。

显而易见，日本的会计管理体制明显与美国不同，这是因为日本的社会经济环境与美国迥然不同。日本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公有化比重高，政府决策的集中程度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强。同时，日本的证券市场比较发达，股份公司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法律环境而言，日本是实施大陆法系的国家．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日本呈现出如下的特征：集体主义，对不明朗因索反应较强，权距较大，阴柔。因而不难看出，日本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本质(政府在经济中作用大)决定了召本集中与立法型的会计管理体制，在注册会计师管理体制上强调行政管理与立法管理，制订会计规范的机构集中于大藏省这一政府部门，会计职业团体在会计管理中的作用小，便是这一管理体制的重要特征。由于法律环境上是大陆法系，则决定了《企业会计原则》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予以颁布，而商法、证券交易法、税法中的会计规定非常直接、评纫、明确也就不足为怪了。日本会计的基本目标是促进微观(企业)经济的发展和壮大，这一目标决定了日本《商法》中的会计规定及《企业会计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企业，但由于日本证券市场的发达，股份公司的重要地位，使得日本不得不在证券交易法中对股份公司的会计作出规定。日本社会文化环境的特征也从另一个侧面影响着日本的集中与立法型会计管理体制，使得日本不象美国那样强调行业自律，而是重视立法管理和行政管理。

(三)社会市场经济会计模式——德国会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

德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倾向于立法管理。

从会计规范管理体制上看，德国的会计规范寓于法律之中，没有独立于法律之外的专门的会计规范。会计职业团体的力量较碑弱，其作用有限。德国审计师协会(类似于美国的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主要职责是发展会计职业准则，并作为德国会计职业界的代表．按其章程，协会应促进会计职业的发展，培训审计师，并负责维护审计师的利益。协会还要负责组织制订会计准则，并要求其成员执行。但事实上，由于法律约束的广泛性，审计师协会无法按其章程规定行事，它只能针对股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相应地提出关于会计准则的解释和建议，可以看出，尽管作为民间组织的德国审计师协会，按照规定，它不象日本公认会计士协会那样没有制定会计准则的权力，但是实质上审计师协会在制定准则方面的作用不大，这又不同于美国的情况。

从会计规范体系上看，德国的会计规范主要来自于商法、公司法、税法等商业和税收法规。

德国的会计管理体制与其社会经济环境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政府决策和集中程度强于美国，但弱于日本和法国，同时，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是以大量经济立法为保证的，近40年来，?国已通过2000多项立法。此外，德国证券市场没有日本和法国那么发达，尽管股份公开公司十分重要。德国企业证券筹资利用较少，较多地依靠银行贷款。在法律环境上，德国是一个大陆法系的国家，捣目的社会文化环境表现出集体主义i对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强，权眨较大，阴柔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质(政府作用强于美国，弱于日本、法国)使得其会计管理体制不象日本、法国那样强调行政管理，但德国经济大量立法的，瞪使得德国会计管理体制倾向于立法管理。这一类型会计管理体制相对应的是：会计法规寓于法律之中，会计职业团体的作用不大。由于企业借款筹资比重高，所以服份公开公司法中的会计规定强调保护债权人权益。法律环境上是大陆法系，使得商法、圾份公开公司法及税法中的会计规定非常详细、具体。当然，德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从另一侧面影响着德国的会计管理体制。

必须指出，为什么德国和日本一样，税法对会计的影响很大呢其原因是两国的税收体制均强调计税按会计利润进行。

(四)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法国的会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

法国实行的是集中与立法型会计管理体制，但更偏向于行政管理。

从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上看，法国的注册会计师制度不象美国那样实行所谓的自我管理，监督、管理注册会计师的是官方组织和半官方组织，它们主要通过法国商法，公司法及有关法令、税法、会计总方案来实施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会计职业团体发挥的作用很小。

从会计规范管理体制上看，在法国，负责制定统一会计制度的是国家会计委员会(前身为财政经济事务部组建的会计标准化委员会naca)，其具体任务包括：(1)协调并直接从乎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综合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会计实践八2)与其它有关团体和部门进行合作，在政府颁布会计规章之前，提出建设性意见；(3)负责发展和修改会计总方案，提出井审查各项会计准则、规章和说明解释，交政府有关部门。委员会下设五个部，处理委员会的各种日常事务。其分工情况是：一部，负责制定一般会计原则；二部，负责制定财务会计准则；三部，负责制定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准则；四部，负责制定行业会计准则；五部，负责制定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法国注册会计师协会(naca)定期为执行和发展会计总方案所需的有关会计准则的意见和建议。沮这些意见和建议没有强制约束力，仅供政府会计准则和规章时参考。

社会与经济篇10

一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理论的探讨

近十多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理论研究涌现了大量成果，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和讨论对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有所进展。

朱华(上海市委党校)的论文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条件进行了再探讨，对学术界长期流行的“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说”提出质疑：为什么中国在明清时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出现在近代？认为作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历史前提与基本条件的三个要素，即市场、自由劳动力和货币财富的积累，不是鸦片战争后由外国资本活动呼唤出来的，它们早已生成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价值增殖理论的分析，他得出一定高度的生产力水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否发生的决定性物质前提的结论，进而认为“大大高于家庭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最为重要的物质条件”。因此，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是中国原已存在的若干经济条件同来自西方的先进生产力碰撞、结合的结果。朱华在推演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条件的理论公式时，导入了“生产力”这一变量，因而引起激烈的讨论。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着重指出，应从“大一统的封建体制”中去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问题。旧中国是官僚国家机构与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国家，国家的核心问题是满足小生产安全与稳定的需要，这就需要大一统国家的协调作用，特别是对游牧民族的防御；而小农经济则成为强大国家机器的基础。旧中国政府常采用意识形态、政策、理论等方法对其中间部分予以控制；而下层民众所常采取的暴动与破坏的方式也直接影响到中间部分，因此，大一统封建国家体制下的异己力量始终发展不起来。鸦片战争后，这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为中间力量的发展留出一定空间，同时也使上层有了改变，但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关键在于这种变化只是在原来大一统的封建体系中打破了一小块，但问题是国家政权仍要在此基础上重建大一统的体制。马克思讲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主要讲的是英国模式，不能推及世界各地。在中国，处于庞大国家体系和小农汪洋大海之间的商人阶层一旦力量膨胀，就会受到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直到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这可以视做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艰难而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从对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的分化和发展的研究着手，考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前提，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分解；这种分解不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各地差异很大。他通过对大量地方志的梳理、分析，把近代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分为“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小农家庭棉纺织业”和“主要为市场生产的城乡手工棉纺织业”两大部分。指出非商品性小农家庭棉纺织业，在大批廉价洋纱洋布进口的挤压下，逐渐放弃自给自足性质的生产方式，与市场发生了联系；而城乡手工棉纺织业则通过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种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他强调指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种互动的经济关系。这种双向关系是近代中国国情的产物，其社会环境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的普遍贫困、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就业途径的狭隘和市场购买力的低下。在考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历史进程时，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朱英(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则指出，近代中国各地区、各行业的经济发展都是极不平衡的。手工棉纺织业对于整个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应做客观的估计和评价，不宜不适当地夸大。

二关于金融制度、同业团体和观念的研究

在中国近代化和社会变迁的进程中，金融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金融史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从属于近代经济史和政治史，在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等基本方面，都较为薄弱。这次讨论会涉及了关于近代中国金融制度、金融业同业团体以及若干重要金融观念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也力图有所突破，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

杜恂诚(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对抗战前中国金融业市场活力的弱化的研究中，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在1927年以前是一种自由市场制度，其发展属于诱致性变迁，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在抗战前则逐步建立起一种政府垄断型制度，属于强制性变迁。他提出了“错位”的概念，即指制度变迁的利益主体发生了大转换：1927年前的利益主体是商业性金融，而南京政府时期则变为政府本身。即使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一以政府利益取代市场利益的制度错位也必然会发生。因为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政治能力的加强，这一趋势已经日益强化。基于上述立论来观察抗战前中国金融业市场活力弱化趋势中的典型个案，他认为中交两行的改组过程表现出中国私有制一贯的处置权和转让权不完整，政府拥有凌驾于私有产权之上的最高产权或最终决定权；中交两行被迫改组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注重金融市场的信用基础和注重政府自身利益这两种金融体系价值取向的对立。戴鞍钢认为，在讨论南京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时，研究政府如何实施控制固然是必要的，但也应加强金融业方面态度的分析，如原来作为商业金融体系领袖人物的张嘉、陈光甫、李铭等人，先后发生了角色转变，成为官方或半官方人士，那么这一角色转变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出于无奈，还是同样没有受民主化洗礼的金融业人士也有国家强权的观念？值得深入探究。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戴建兵(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人提出，一方面1927—1937年期间中国金融业的活力逐渐弱化，但与此同时，银行业本身，包括政府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其资力和业务额却都在急剧增长。对于近代金融史上类似的复杂现象，究竟如何理解并做出科学的解释，确实有待深入探究。

银行业和钱庄业是近代中国金融业的两大势力，以往的研究对于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过于简单化。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从考察上海银行业与钱庄业围绕“废两改元”问题所开展的争辩入手，分析了银钱两业间力量对比的消长、废两改元对银行业和钱庄业的不同影响，揭示银钱两业的不同态度的实质所在。指出就整体而言，废两改元一方面使钱庄业的经济利益和传统优势受到直接冲击，另一方面标志着新式银行业在金融业的主体和主导地位的确立，对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不过，在与钱庄业的争辩中，银行业内在的问题，尤其是准备不足、发行失控和无法应对非常情况下的提存兑现，也引起了社会和有关当局更大的关注。因此，这场争辩在相当程度上为1935年国民政府取消中、中、交三行之外其他各相关银行的发行权、推行不兑现的法币政策，做了学理和舆论两方面的准备。有关废两改元的争辩还体现了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业之间的复杂关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许多重大政策措施，均有赖于金融业特别是上海金融业的支持，在金融领域，包括货币制度改革和金融机构监管的许多政策措施，既出于巩固其统治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时局演变的需要。国民政府的有关决策，直接影响了上海银钱两业关于废两改元争辩的基本进程和最终结局。废两改元以后，上海金融业中能够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起到重要影响的，主要是银行业。

与会者对近代金融业同业团体的作用及其变化进行了讨论。杜恂诚指出，1927年以前，金融市场的规则，大体由中外银行和钱庄的商业惯例加以体现，或通过其同业公会出面，各方协商后产生。那时同业公会的力量强大，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不可忽视的发言权，公会的头面人物也是社会的头面人物，他们的意见举足轻重。然而，同业公会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似乎有种一强一弱、此长彼消的关系。南京政府成立后，银钱业同业公会的地位和作用便有弱化的趋势，不仅在有关金融法规和条例的制定上政府握有决定权，政府的权威甚至渗透到银钱业的营业规则之中。

上海银行公会连制定和修改同业营业规程的自主权都没有了。另一方面，银行业同业公会自身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交通、南小三行等被政府控制的银行在公会中已不再代表民营银行的利益说话。1935年10月，宋子良、杜月笙、唐寿民这三位政府背景人士还被选为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理事。在这种情况下，公会也就自然而然地蜕化为政府的工具了。

马长林(上海市档案馆)对民国时期信用观念的提倡和征信机构的兴衰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时期信用观念和信用制度的建设，相对于金融业其他制度而言，呈现了比较迟缓的过程。民国时期有关现代信用观念和信用制度的启蒙宣传，在20年代前后和30年代初期出现过高潮，主要表现在上海银行公会所办专业刊物《银行周报》上发表的一系列专题文章。华资银行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早设立调查部并开展信用调查，这与陈光甫对信用调查重要性的认识有关。1933年创办的中国征信所是中国第一所专门的征信机构，为各银行和工商界提供征信服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各地金融界对信用制度的接受和征信机构的认同也存在一定差异。近代中国征信机构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理论介绍及探讨未能持续和深入，各地金融界对现信制度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不一，战乱使征信化机构的发展受到很大挫折。闵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荫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提出，应注意旧中国的社会信用、银行信用与钱业信用之间的区别，征信所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对于导致征信所业务兴盛和式微的原因，还可以从更广的视角进行考察。

陈光甫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金融家，但迄今为止没有系统刊布有关的资料。邢建榕(上海市档案馆)介绍了关于上海档案馆藏陈光甫日记和书信等第一手资料的整理情况，包括这批资料的基本特点和史料价值，引起与会学者浓厚的兴趣，相信日后陈光甫日记等资料的刊布将会推动近代金融史和相关问题的研究。

三关于商会史研究的史实、理论与方法

在近代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中，商会史的研究颇受重视，成果迭出。在这次讨论会上，结合商会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重要地区性商会的个案，对史实、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有了新进展。

朱英对以往已有定论的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进行了重新评价。提出导致“佳电”风波愈演愈烈的原因，除了“佳电”中与日本直接磋商的主张和全国舆论不一致外，还与上海总商会内部派系斗争相关；而上海商会内部的派系斗争自清末到民国一直存在，且在重大事件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江浙帮”在上海总商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其他籍贯的成员则处于边缘化。“佳电”风波发生后，上海总商会内部对领导者提出批评的多为闽粤帮或鲁帮的会董，江浙籍商人则罕见参与。朱英认为上海总商会致北京政府的“佳电”，并非完全是当时舆论和后来论著所称之“媚日卖国”主张，而是提出了一种收回青岛的独特策略与方案。并且“佳电”风波还是后来上海总商会改组的直接导火索，这一次改组标志着上海总商会新时代的到来，其领导人员的构成和知识结构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宋美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1928—1937年间天津商会进行考察，从经济与社会功能两个方面论述了市场经济中的天津商会，认为虽然国民政府力图削弱天津商会的调控功能，但商会凭藉其在工商界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经济社会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她进一步剖析了天津商会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认为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既有合作形式，也有冲突形式，采用何种互动形式是由二者在特定环境中的利益是否一致所决定的。近代天津商会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强权政治大致经历了两个过程：从时间来看，经历了一个由开始的强反控逐步转变为中期的弱反控到最后完全沦为驯服工具的过程；从领域来看，经历了一个从经济、组织以及政治层面的全方位反控逐步转变为单项反控到最后百般顺从的过程。宋美云进一步认为代表工商利益的资产阶级所采用的以上表达方式，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对南京政府的决策从未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商会只能屈于从属地位。她认为这也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所致。

杜恂诚则进一步提出了第三部门(即近代介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机构、行业组织、职业团体等)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认为第三部门的存在对降低交易成本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在政府势力较弱时，第三部门甚至承担了某些该由政府负责的任务。在西方，第三部门可以与政府的作用同时加强，政府并不取代市场；但在近代中国，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作用却表现为一强一弱，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间，这个趋势表现得比较突出。但他不赞成把国民党政府与商会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定位在所谓的“互动关系”，进而提出，不应把商会屈于从属地位简单地归之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所致；而对国民党政府自身为利益主体时，其行为模式、社会垄断利益等问题，也可以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以往对商会的研究重点多集中于早期，而这次讨论会上不少学者都认为有必要加强对20世纪30年代之后商会的研究。同时，对通常作为商会属会的同业公会以及其他民间社团的研究，也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四关于其他问题的研究

本次学术讨论会虽然与前两次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有一定继承关系，但改题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已经表明相关研究范围的拓展与深化，这在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有所反映。

朱荫贵以“引进与变革”为题对近代中国企业的“官利”制度做了分析，认为官利制度在中国出现有其必然性：中国的社会资本比较缺乏，高利贷大量存在，要改变传统的社会资金流向，使社会资金投到工业上来，必须事前规定官利的保证，才有可能招募股本。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不接受官利，就根本不可能筹集到兴办企业的社会资金。另外，官利制度的存在与中国企业特殊的资金筹集和运作方式有关，吸收存款是中国企业的特色，存款在运用资金中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股票的转让和变现不易，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官利制度存在的必然性。与以往简单否定官利制度不同，朱荫贵认为官利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也指出官利制度是一个利弊共生的结合体，它不仅加重了股份制企业在创办期的资金紧张状况，也使企业在今后发展过程中的利息负担变得更为沉重。应从更深的层面，如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中国企业赖于生长的历史文化土壤等，来研究和评价官利制度，这恰恰是以往经济史研究所缺乏的。虞和平认为，“官利”制度的产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官方垫款的存在，因为最初的企业多半是官办或官督商办，所以官方要保证自己的利息，也由此波及商股及商办企业；官利制度最主要的负面影响，就是加大了企业的创办成本，要求企业盈利率必须要高，因而企业必然加大剥削率，否则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也导致企业技术改造的基础更薄弱。

近年来，有关清末铁路的论著已经不少，但对于清末铁路政策的形成这一重要问题，却缺乏有分量的成果。闵杰提交的论文以芦汉铁路招商承办过程为案例，分析了清政府铁路政策形成过程与变化原因。指出在1895年以前，清政府并未形成一以贯之的铁路政策。1895年后，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政府急欲寻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官办不如商办在舆论上成为一种时尚。在芦汉铁路的修筑过程中，因清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而中国商人也不具备修建铁路的资力，就出现了借债官办的铁路政策，并一直延续到清朝覆亡。闵杰据此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局面，帝国主义主要以路矿瓜分中国，以铁路来划分势力范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清政府惯用的“以夷制夷”政策同样表现于铁路政策中，并不见得都是西方列强强修中国铁路，也有清政府在修筑铁路过程中不得不主动提出的。清政府的铁路政策出现了三次反复，对这样重大的经济政策摇摆不定，使民间对政府信心下降。

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从高度货币化财政与农业经济收入的再分配、财政与物价及货币、财政与近代工商业三个方面，阐释了晚清财政与经济变迁的关系。他认为清朝财政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货币化财政，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清朝财政体制是在自然经济环境下形成的，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日益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以后，其不适应性逐渐暴露出来。即便厘金、关税和盐税三大收入成为新的财政支柱，也并不意味着由自然经济转移到了市场经济。整个19世纪下半叶的清朝财政扩张的方向始终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冲突，有效参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体制始终未建立起来，清朝财政也终未能完成向近代财政的过渡。从财政史的角度看，清政府的垮台只是近代一系列重大政治变革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朱荫贵指出，晚清财政始终没有完成向近代化的转化，没有确立起工商税收，其原因值得思考；同时应注意晚清中央和地方在财政关系上的变化，如各省督抚征税力量的增大。马陵合(复旦大学历史系)进一步提出，不少地方发展工商业是通过就地筹款的方式，这个事实在考量晚清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之间的关系时，应加以注意。王立诚(复旦大学历史系)认为，关于晚清政府主要财政收入都是与资产阶级对立的观点，应做进一步的分析，如比较当时中国税收的比例和发达国家的比例，进而搞清提高税收的影响究竟何在。倒是应注意晚清有很多以捐代税的情况，且极不平衡，造成市场发育的不健全，商业风险极大。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则试图对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国统区经济做整体评价，认为至1947年国民党宣布“勘乱”前后约两年的时间内，从工业、农业、财政和经济体制等方面来考察，国民政府曾试图重建经济，但由于在土地政策上的失当、国家资本的剧烈膨胀和恶性的通货膨胀等主客观因素，使中国经济非但未能在战后有所发展，反而更为残破，濒临崩溃。例如在土地问题上，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介入，两种土地政策的冲突，使得土地问题显得格外重要，土地问题已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以往的研究对国家资本在战后的作用给予猛烈抨击，但却往往忽视国家资本对公教阶层乃至国民政府本身的影响，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实际是公教人员，对农民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通货膨胀一旦进入恶性阶段，首先摧毁的就是当政者自身的经济基础和统治基础。

这次讨论会在中外经济关系的研究方面，也做了新的探索。陈谦平(南京大学历史系)分析了民国时期在华英商投资的发展状况、扩大直接投资的基本动因和直接投资进入的效应，进而强调指出，以往在此问题上的评价体系、参照数据体系等缺乏规范性及客观性标准，受“帝国主义论”影响较深，统计数字选择的标准与西方出入较大，这在以后的研究中亟需引起重视。他提出，应全面和客观地评价外商在华投资对中国近代化发展过程的作用。戴一峰(厦门大学历史系)认为以往对中国近代中外经济关系史的研究，大多被定格在中西经济关系的框架内，而近代中国与周邻亚洲地区(除日本外)的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而且相关的研究多取时间视角而缺乏空间视角，即没有把所研究的经济关系置于展开的区域经济圈加以考察，因而缺乏一种与此相连的总体史观。他认为应当打破国界，进入跨国领域，并从大层面的视角提出“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鉴于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政府层面，缺乏在民间社会层面上所做的深入探讨，尤其缺乏对本土民间社会的研究，他建议采用“地域经济圈”的视角，重构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的历史风貌，从而在民间社会的层面上揭示近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地区经贸关系展开的若干地域性人文特征以及中国商人在其间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周育民对这一研究视角进行了补充，认为应注意货币流通问题在华商网络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华商网络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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