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周期财政政策篇1
一、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原因
（1）长期以来资源配置的失误（主要是重复建设和效益低下）造成了总量上的供大于求。国家国内贸易局对600多种主要商品的统计分析表明，从1995年起，就有90％以上的商品达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1998年第一季度这601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平衡的商品466种占总数的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种占25.8％，几乎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持续了近20年的10％的高年均增长率大大提高了我国总供给的水平，同时也积淀了过度膨胀阶段的许多不良筹码。高速增长阶段的一个特点便是粗放经营，只求规模不计成本，同时由于政府和企业投资缺乏远期理性预测，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造成了生产能力的过剩。全国共有钢铁企业1700多家，是国外钢铁企业总数的一倍，发达国家钢铁企业的平均规模为年产量1000万吨，而我国只有5.4万吨。当我们为年产1亿吨钢的工业化成就而骄傲时，资料显示，全球钢的生产能力已高达10亿吨，而到2000年全球需求不到7.5～8亿吨。而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也显示，我国企业普遍效益低下。1995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充分或比较充分的只占主要工业品的6.3％，而能力利用不足的占43.4％，全国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生产中有半数以上的生产能力低于50％。
（2）社会公众和企业预期成为左右经济的重要因素。首先，物价下降的预期使总需求萎缩。由于政府今年提出的三个目标，更多地关心保8％和人民币汇率稳定，而对于物价上涨控制在3％以内无人怀疑，可见，社会普遍相信物价将继续下降。从理论上讲，这一方面会使消费者持币待购。价格比以前低可以诱使消费者购买，但如果认为未来的价格会更低，则大多数消费者会推迟购买。另一方面，投资者预期未来生产的产品价格会更低，因而认为目前的投资在将来投产后，产品价格比现在还低，这导致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投资需求减少。消费与投资的不足减少了总需求，又使物价继续下降，从而步入恶性循环。
其次，人均收入增幅回落，收入预期不稳定，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也导致消费紧缩。1993年～199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呈现连续上升趋势。依次为2.8％、8.5％、12％、13.8％。1997年增长幅度却陡然下降，实际增长5.7％，受人均收入增幅回落的影响，同期人均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双双回落。同时收入不稳定的悲观预期，迫使居民采取预防性措施，首先是紧缩预算，其次是减少或推迟必要的消费支出。今年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同时，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比如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城乡居民的危机感和风险意识增强，从而强化了储蓄与保险，减少即期消费。
（3）消费结构面临升级，而目前没有形成消费热点，市场需求趋淡。目前我国人均Gnp刚逾700美元，基本上实现了以家电为主的消费需求拉动阶段，理应步入更高一级的消费阶段，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汽车和住房需求短期内难有大的变化。据分析，在5万亿的储蓄存款中，有1万亿左右属于“公款私存”和各种形式的“灰色收入”，在通常情况下不构成对于市场的有效需求。另有一万亿存款属于农村居民储蓄，人均存款额并不太高，除了满足即期需求与消费外，只能储蓄生命周期中一次性的婚丧等未来购买力；其余3万亿元存款中，社会20％富有人员的存款要占储蓄额的50％以上，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用于生活性消费的数量有限。这样算来，城市居民中80％以上的消费主体的人均储蓄余额难以形成对潜在需求的消费者剩余。可见，靠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短期内不可能，今后将有一个居民积聚各种财富的阶段。
（4）东南亚金融危机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出口需求的减少同时增加了国内的供给。近年来我国外贸出口走势已显示出增长放慢的轨迹。1979～1995年外贸出口年均增幅25％，而1992～1995年仅20.1％，1996～1997年外贸出口增长率降到11.2％，而今年又出现了负增长。除了东南亚国家出口的产品类型与我国趋同，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降低了他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处于不利地位外，我国在高科技、服务贸易、跨国公司生产三方面均水平很低，对于出口增幅的回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5）基础设施不健全和消费信用方式滞后，制约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虽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但是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建设还相差很远，也限制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如城镇公路建设和交通状况难以适应对“行”的需求。至1997年底，全国空有5000多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其中约30％左右是由于市政基建不配套而直接导致销售不畅。同时由于消费信用方式未从卖方市场快速过渡到买方市场条件下的要求，故不能真正起到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作用，而居民长期形成的一次性整体性消费习惯也成为压抑需求的因素。
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通过对以上我国内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见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内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从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国两年内连续五次降息，并从1998年起商业银行取消贷款限额的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开始，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扩大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个人消费需求，但从实际结果看，上半年经济增长仅为7％，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启动经济增长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国出现了凯恩斯流动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时，人们不管有多少货币只想保持在手中，这样央行就难以实现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刺激投资的政策目标。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第一，货币政策客观上受时滞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货币政策的宏观扩张政策同已经或即将出台的住房、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费紧缩矛盾，产生政策“抵消”。第三、利率杠杆并未完全失灵，更重要是我国经济也并非完全萧条。所以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具有“准凯恩斯陷阱”的性质，但并未完全陷入凯恩斯陷阱。既然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完全可以尝试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以及引导货币政策效用的发挥。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主要指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中国财政政策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收入水平较低，而财政支出负担日益沉重。故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增发国债，新增1000亿元国债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六个方面的建设。这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解决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据世界银行的一份保守的估计，中国因交通设施不足，每年新增的社会成本相当于当年GDp的1％）。另一方面也可以产生乘数效应，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由于中国的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内在联系机制尚未形成，企业投资对利率的变动不甚敏感，所以“挤出效应”不会大，这也能充分保证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对于国债的发行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一是国债的发行量要有一定力度；二是要有风险意识且期望值不宜过高，因为至今世界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从我国的债务负担率（累计国债余额与全年GDp的比例）来看，1997年底累计国债5928.8亿占同年GDp的7.93％，按1998年先后确定的发行数6508.6＝2808.6＋2700＋1000，减到期国债还本1671.45，预计1998年底累计10766亿同年GDp的约13.3％，而国际上这一指标不应超过50％，可见国债规模还有力可挖。但从债务依存度（本年国债发行额与本年财政支出之比）来看，按1998年确定的6808.6亿元，预计要占调整后的全国财政预算的40.19％，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20％的限额。
此外，还应注意国债发行收入必须做到专款专用，即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投资应该主要是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而且要立足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关系的理顺，不要因为要拉动投资而使本来就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关系雪上加霜。最后我们还应优化国债的期限与品种结构，降低国债筹资成本。
我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应实行结构性减税与强化税收征管及费税改革并行。
第一，如果我们要想利用税收减免或优惠发展经济，必须强化税收征管。西方国家税收观念深入人心，国家普遍建立了严格的税收惩罚制度，用重罚提高人们的纳税意识，体现了税收的刚性原则。因此，在西方国家，如果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其减税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可见，税收环境的好坏是一个国家采取减税措施能否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在我国，逃税漏税十分严重，这必然影响到税收政策的发挥。故加强税收征管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为减税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环境。
反周期财政政策篇2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公共消费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政府一直很注重公共消费品的发展，但是居民消费品的发展基本上还是首先从满足私人消费品开始的。从城市居民消费来看，大致上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1978年到1985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中心，即解决吃饭与穿衣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自1985年到1996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发展与满足对现代家电与现代家具的需求为特征。由于我国在传统体制下，居民生活水平非常低，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例如粮、棉、油、肉、蛋等最基本生活品都是定量限量供给，因而在改革开放后发展私人消费品的上述两个阶段中，市场表现出了极为强劲的需求，甚至不少年份都表现为所谓的消费需求膨胀。这种强劲的私人消费品的市场需求，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
我国城市居民的私人消费品在经历了上述两个发展阶段后，应该继续朝着私人住宅、私人小轿车、现代私人通讯设施（即电话、电传、电脑三位一体的信息高速路）的所谓新三件的方向发展，但因为除了对现代通讯设施居民的购买力还能承受之外，对于私人住宅与私人小轿车居民的购买力还难以承受，所以我国居民的私人消费品在经历了上述两个阶段之后，其需求急骤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了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口增加，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局面。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正常的，因为私人住宅与私人小轿车的支付价格比较高，居民现在还难以承受，居民在经历了上述两个私人消费品发展阶段之后，需要有一个消费能力的积累时期，然后才能进入新的消费阶段。
在居民私人消费能力的积累时期，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其下降必然会导致市场需求不足，从而使生产增长乏力。在这种条件下，如何保证总需求有效增加，从而使经济发展有足够的需求拉动力？从消费方面看，唯一的办法是利用财政政策，加大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弥补私人消费品需求的不足，刺激经济发展，保证经济在缺乏私人消费品需求拉动力的条件下，能够实现稳定而持续的增长。财政政策的这种作用是在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通过加大投资而实现的，因而称之为反周期。这种反周期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因为它除了增加公共消费品的投资需求之外，还会增加人们的收入，从而增加人们的私人消费品需求，最终会促进经济的较快发展。
从我国目前的居民消费状况来看，公共消费品的发展也确实严重滞后于私人消费品的发展，例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文化教育设施落后，抗灾救灾能力低下，等等。总之，从居民消费发展的规律来看，我们在大规模发展居民私人消费品之后，也应加大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因此，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是与经济发展趋向相吻合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实现了刺激经济与发展经济的内在有机统一。
财政政策的这种反周期作用，往往是通过财政赤字来实现的。因而人们往往担心这种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会增加财政赤字，从而从另一个方面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我国目前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看，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不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因为：第一，我国目前实施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所引发起的赤字，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等方面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赤字负效应的警戒线，是属于正常性赤字。第二，我国的公共消费品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者无偿性享受的，一类是消费者有偿性享受的，而且后者的比重还不小，因此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有一部分最终会收回来，从而会减轻赤字的压力。第三，经济的发展是反周期性的，当经济高涨时，政府财政收入肯定会增加，从而会有能力弥补赤字。也就是说，财政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为刺激经济而引发的赤字，会在经济高涨时期因财政收入增加而得到弥补。第四，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的存在，也会为政府利用财政赤字政策创造有利的条件，从而会有利于政府减轻因刺激经济而形成的赤字的压力。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使用，必须讲究科学性，尤其是要注重财政资金在投向公共消费品时的效益性。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财政资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非盈利性的投入，因此其效益性往往不是以利润为指标，而是以社会平均投入成本为指标，即投入成本不能高于社会平均投入成本。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能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消费品投资的效益性。如果投资效益性差，那么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应就比较差。因此，政府不仅要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及时选择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而且还要保证财政投入资金的高效益使用，财政投入资金的使用必须制度化与法制化，坚决杜绝一切非政策性使用。
反周期财政政策篇3
中图分类号：FS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9-0064-09
一、引 言
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经济运行机制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尽相同。那么，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政策效应与一些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效应将有所不同。各级政府在平衡预算时，如何判断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还是紧缩性的及其力度，即如何判断其财政态势(fiscalstance)；各级政府要改善预算平衡时，如何增加税收或减少支出，或两者共同使用。本文将对我国及辽宁省财政态势及财政政策效果给出实证分析。
财政赤字的大小对于判断财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是至关重要的。国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未经调整的政府财政赤字不是度量财政态势的可靠指标。这是因为其对于经济来说是内生的，即大部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所以，很多度量财政态势的指标试图去除其内生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经过周期性调整的赤字(结构性赤字)是常被使用的一种方法。而经合组织(oeCD)通常使用的财政态势测量指标是经过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调整的财政赤字。即使经过通胀和经济周期调整的指标也因其缺乏综合性而受到批评。Boskin在其关于美国联邦政府赤字的文章中提到有些没有包含在文章中的经济指标也可能对宏观经济有重要意义，这些指标没有被可靠的测量。Buiter认为对财政赤字的恰当度量能解释公共部门净资产的所有变化。Blanchard提出一种方法来测量财政态势，他建议在假设失业率和前1年相同的情况下估计政府支出和收入，然后计算财政赤字，利用该值判断政府财政态势。alesina和Rerotti基于布兰查德的方法对oeCD国家的财政态势进行了判断。
muller和price分析了结构预算赤字与财政态势的度量。Yoo和park利用oeCD方法计算了韩国的结构赤字，并分析了其财政态势。polito和wickens提出了一种适合于短期政策制定的财政态势指数。从政府预算约束所形成的VaR模型中得到负债／GDp的预测值，然后与特定条件下的负债／GDp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得到该指数。该方法和那些关于财政稳定性的文献中的方法不同。作者强调的是对财政态势有前瞻性影响的措施，而不是一系列和现在财政状况无关的关于过去财政稳定性的测试。
目前，我国学者对财政态势的研究还不多。蔡江南曾就我国1950--1988年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进行过研究，但他得到的结论是，由于我国财政支出与国民收入的正相关性要强于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的正相关性，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财政支出增加的幅度要大于财政收入增加的幅度，财政赤字反而会增加；反之，当经济处于衰退时，财政赤字反而会减少。因此，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前30多年的情况进行的研究所得到的“周期性赤字”与通常所说的周期性赤字完全不同，但研究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我国财政政策是顺周期的。赵昕东则利用潜在产出法估算我国1984--1999年的结构性赤字，但在估算潜在产出时使用的是波峰相连法，而这种方法的最大问题是选取波峰时存在很大随意性，且要求选取的两个波峰之间的时间跨度要足够长，比如几十年。石柱鲜和王立勇对我国潜在产出、结构预算与财政态势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入研究。郭庆旺和贾俊雪认为结构性赤字有助于测度财政态势，他们运用经济计量方法估算了我国1978--2002年的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和财政态势做了深入分析，但没有具体说明使用什么标准对财政态势进行判断。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使用结构性赤字判断我国的财政态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但很少给出政策工具的具体贡献。本文将结构性赤字和国际通用的CaB方法相结合，通过计算财政脉冲，给出了判断财政态势的方法，并给出了财政支出和税收在不同财政态势下的具体贡献，然后在不同财政态势下分析了财政支出效应和税收效应。
二、可供选择的财政脉冲定义方法
(一)国际通用的方法
表1列出了四种国际上通用的财政脉冲计算方法，下面分别对其进行介绍。
最简单的财政脉冲的定义是当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和前1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之差。这个方法把前1年作为基准年份。该方法最大的特点是简洁性。它的缺点是忽略了财政赤字中的周期性因素。
Blanehard度量方法仍是以前1年作为基准年份，但是他认为政府支出和GDp负相关，因为存在失业救助金等内在稳定器。他认为，由于税收的累进性，财政收入和GDp正相关。这在经济衰退时可增加财政赤字。为了克服这种偏差，也不用估计潜在的产出，Blanehard建议在假设失业率和前1年相同的情况下估计政府支出和收入。
oeCD度量方法是经合组织经常使用的方法，定义财政冲击为当年财政赤字和按潜在GDp增长的政府支出减去按真实GDp增长的政府收入的值。这种方法从下面的周期调整的预算平衡表达式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是t期潜在GDp和真实GDp。oeCD的方法能通过对CaB值进行差分并除以前期GDp得到。因此oeCD方法也将前1年作为基准年。
imF度量方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采用的方法，与前面的方法都不同，因为该方法不是以前1年作为基准年份，而是将潜在产出近似等于真实产出的年份作为基准年。除了基准年的选择不同外，该方法类似于oeCD方法。imF方法的一个缺点是选择基准年的任意性。
(二)本文使用的方法
本文主要关注政策制定者做出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而不关注那些由于经济周期对支出和税收产生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财政脉冲是指政府预算状况的改变。大致来说，财政脉冲(fiscalimpulse)是政府实际采取的财政政策变量和在一定的标准下将周期部分剔除后的财政政策变量的差值。
目前，还没有通用的被广泛接受的方法来定义预算的哪些部分反映政府外生的作用，哪些部分是经济周期的作用。通常来说，这里有两个问题：用什么作为标准条件来调整真实的财政措施?预算的哪部分应该调整至该基准，怎样调整?
关于第一个问题涉及概念和数据问题，也即是怎么估计潜在产出。对于第二个问题则存在更现实的困难。通常情况下，人们需要一套弹性指标，包括各种税收、财政支出对收入、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的回归系数。
笔者认为，一个有用的财政态势策略措施必须是简单的，即使可能遗漏了一些指标。所以，第一，笔者只关注预算的实际改变。因此，对任1年来说，仅把前1年作为标准年度就可以，这样避免了选择实
际产出等于潜在水平的年份为基准年度的繁琐。第二，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经过通胀调整的变量，因此我们将利息支出排除在实际预算政策之外。第三，我们关注于财政状况中显著的改变，而不是纯粹因周期因素而导致财政的改变。
从财政赤字与经济运行状况相关的角度看，财政赤字分为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周期性赤字(cyclicaldeficit)是指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引起的赤字。结构性赤字(structuraldeficit)是指非周期性因素引起的财政赤字，即经济活动保持在某种潜在水平时预算赤字依然存在的情况。它们对于财政政策分析以及政府预算规划和控制都有重要意义。
从根本上来说，CaB方法是t期财政赤字与t1期结构性赤字之差。所以，国际上大多使用CaB方法计算财政脉冲。本文所定义的财政脉冲如下：
财政脉冲Fi=t期结构性赤字/t期GDp-(t-1)期实际赤字/(t-1)：期GDp
(2)
计算结构性赤字的方法：
1.消除趋势法(Dt)
消除趋势法(detrendingmethod，Dt)的基本思想是在估算结构性赤字时，将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现实财政赤字的影响剔除掉。具体做法是利用平滑化工具将现实财政赤字分解为趋势成分与周期成分，其中的趋势成分就是结构性赤字，周期成分就是周期性赤字。
对于非平稳宏观经济变量序列的趋势成分，目前主要有两种描述方法：第一种是确定性时间趋势。顾名思义，这种描述方法认为，宏观经济变量随着时间的变化表现出一种十分确定的趋势。第二种是单位根过程，也称i(i)过程，这种方法认为经济变量的趋势成分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对于具有确定性时间趋势的经济变量，通常采用分离时间趋势法将其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但nelson和plosser认为，很多宏观经济变量序列并不具有一个确定性时间趋势，它们的趋势成分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单位根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消除趋势法，目前较为流行的有Hp滤波和Bp滤波。
由此可见，在具体使用消除趋势法时，首先需要对宏观经济变量序列进行检验以判断它的时间趋势是属于哪一种形式，然后确定使用具体方法。关于单位根过程检验方法很多，常用的有aDF检验。
2.潜在产出法(po)
潜在产出法(potentialoutputmetod，po)的基本思想是估算出经济达到潜在产出水平时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从而估算出结构性赤字。具体估算时，常常假设潜在财政支出等于现实财政支出。对于潜在财政收入的估算，首先是利用现实数据估算出现实财政收入与现实产出的函数关系，同时假设潜在财政收入与潜在产出遵循这一关系，并将潜在产出代入函数中得到潜在财政收入。可见，利用潜在产出法估算结构性赤字时，关键是要估算潜在产出。
潜在产出法估算结构性赤字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充分体现了结构性赤字是经济达到潜在产出水平时的财政赤字。但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在潜在产出估算结果的基础之上，而无论用何种方法估算潜在产出，都存在着估算误差，据此估算的结构性赤字偏差必然会大。二是在具体估算时，我们假设潜在财政支出与现实财政支出相等。事实上，财政支出的某些项目如失业救济金是随着就业水平的不同而不同的，即它的潜在水平与现实水平有所不同，这也会导致结构性赤字估算偏差。
本文从简单性出发，采用Hp滤波方法得到结构性赤字，并借鉴CaB方法，按照式(2)计算出财政脉冲，根据财政脉冲判断财政态势。
三、我国及辽宁省财政态势的判断
(一)数据选择及态势判断
1.全国数据选择及态势判断
为了便于结合我国整体宏观经济对辽宁省财政态势进行分析，按照式(2)对我国1978--2007年财政脉冲进行了计算，判断了我国财政态势。数据来源于1981--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需要的数据有197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及支出总值(单位亿元)，由此计算出国家财政赤字。
用aDF对我国现实财政赤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国家财政赤字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aDF检验采用包含截距不包含趋势的方程形式。然后对数据进行Hp滤波，在Hp滤波时λ=25。按照与上面相同的步骤计算财政脉冲Fi，由Fi判断财政态势。
2.辽宁省数据选择及态势判断
数据主要来源于《辽宁省统计年鉴》，需要的数据有1978―2007年辽宁省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及支出总值(单位亿元)，计算得到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变化情况如图l所示。
在对财政赤字进行Hp滤波前，首先需要判断现实财政赤字的趋势是何种形式。对现实财政赤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看出财政赤字原序列为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序列平稳，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可以认为原序列为i(1)序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采用Hp滤波来估算结构性赤字。在使用Hp滤波时，因使用的是年度数据，通过比较分析，我们采用了oeCD的建议，取λ=25。按照(2)式计算得到Fi，如图2所示。
借鉴alesina和RerottiL方法，按照财政脉冲的均值、标准差来判断不同年份的财政态势。设μ和σ是财政脉冲的均值和标准差。宁省政府恢复扩张性财政政策。
2.1984年的经济繁荣阶段，1988年的经济“过热”
(1)1984--1987年中央财政实行的财政政策为宽松或中性。与之相对应，辽宁省政府在1984―1986年也为中性或松的财政态势。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基建规模、社会消费需求和货币信贷投放急剧扩张，从1984年后期开始，国民经济过热的迹象逐步显现。
(2)1988年我国财政为从紧的财政态势，随后1989年、1990年和1991年进入中性的财政态势。在前几年的扩张政策下经济持续发展，至1988年经济过热迹象出现，辽宁省政府从1987--1990年实行从紧的财政政策。
3.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
1992--1996年我国为从紧的财政态势。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辽宁省在1993--1997年实施反周期的从紧财政政策。其中1994年的我国经济繁荣阶段，辽宁省实施了中性的财政政策。
1992年，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但由于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我国经济又一次出现过热现象。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适时提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1993年，即采取一系列使经济降温的调控措施。明确要求积极运用经济手段为主，力求“软着陆”。1996年，国民经济扭转了高通胀局面，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
辽宁经济经历1992年和1993年两年的高速增长，1994年以来，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工业生产稳中有升；投资运行进入平稳增长的轨道；金融形势稳定，地方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实际利用外资额增加。
4.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1997--2002年我国中央财政为松的财政态势。1997年7月份，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长期重
复建设带来的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内需不振，外贸出口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辽宁省政府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等新问题，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在1998年，1999年，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5.经过连续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国经济逐步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
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全面恢复增长，物价总体保持稳定，对外贸易平稳较快增长，社会就业压力趋缓，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表现良好，该阶段我国政府在2005年实行中性的财政政策。
面对新的经济情况，新变化，辽宁省政府在2005年和2006年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
2007年3--12月，我国的物价走势逐步走高，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2006年和2007年为从紧的财政态势。辽宁省政府也在2007年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态势经历了1978年和1979年的扩张性阶段，1980年和1981年的紧缩阶段，然后从1982--1987年的弱扩张阶段，1988--1996年的收缩及中性阶段，1997--2002年以来的扩张阶段，2003年以来紧缩及2005年的中性阶段。
由于本文所考虑的数据时间跨度较长，其中的1988--1996年的财政态势判断与郭庆旺的结论不同。本文认为此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这与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采取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的实事相符。所以，本文认为1988--1996年我国政府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弱扩张的财政政策。
四、辽宁省不同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和税收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统计数据说明
表4列出了在不同财政态势下的财政脉冲、总财政支出和总税收的相关数据。其中总支出等于经GDp平减指数平减过的财政支出占真实GDp的比值，总税收等于经GDp平减指数平减过的税收占真实GDp的比值。
由表4可以看出：松的财政政策更加依赖于财政支出的增加，紧的财政政策更加依赖于税收的减少。横向比较可以看到：采取松的财政政策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0.1147大于税收占GDp的比值0.1087；采取紧的财政政策时，税收占GDp的均值0.1140大于财政支出占GDp的均值0.1129。纵向比较发现：财政支出均值在松的财政态势下(0.1147)大于紧的财政态势下的值(0.1129)；而税收均值在紧的财政态势时(0.1140)大于松的财政态势下的值(0.1087)。
(二)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前面得出的结论，用GDp对地方总财政支出(eXpR)和地方税收(LtaX)做回归。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文中各指标都是经过以上一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后的数据。同时，为了消除序列中的异方差，我们对数据采取了对数变换。
首先对财政支出、税收和GDp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这三个变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一阶单整过程，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然后用eG两步法检验财政支出和GDp之间，税收和GDp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GDp对财政支出和地方税收的回归结果说明，长期内辽宁省财政支出和地方税收与GDp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从表8中LooSe行我们可以看出：在松的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和税收的系数都为正，但税收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在松的财政态势下，政府财政支出比中性态势下显著增加，约5个百分点；而松的财政态势下，税收和中性态势下没有显著差别。
在表8中tiGHt行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支出的系数为-0，0023，但该系数在10％下不显著；税收的系数为0.1413，与预期相同。在紧的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和中性的财政态势比较，财政支出的减少值并不显著；税收的正系数显著，说明在紧的财政态势下税收比中性下显著增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于辽宁省来说，松的财政政策更多地依赖于财政支出的增加，紧的财政政策则更多的依赖于税收的增加。因此，如果政府想要执行松的财政政策则应适当增加财政支出，优化财政结构。而政府执行紧的财政政策则应适当注意税收的调节。
五、结束语
本文使用Hp滤波的方法估算出全国及辽宁省改革开放以来结构性赤字，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及辽宁省财政政策的财政态势做了简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结论：
反周期财政政策篇4
财政赤字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纵观各国经济发展史，特别是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发现财政赤字政策使用相当广泛，这些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
1、财政应追求长期平衡而不是短期平衡
财政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但这种平衡主要应立足于长期平衡，而不仅仅是短期平衡。从历史上看，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赤字率在短期内都曾出现过较大的波动，如从1981年到2000年的20年间里，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赤字率最高分别达到过6%、7.3%、6.0%、3.3%和7.7%，但其长期赤字率则基本稳定在2.5%左右。上述几国过去20年间平均赤字率分别为2.6%、2.5%、3.1%、2.2%和2.6%。这说明在一定时期根据实际需要实行一些短期的财政赤字，以此换来财政长期的平衡是必要的。归根结底，财政平衡是要以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为基础，脱离经济总体情况的财政平衡既无意义也不可持续。
财政赤字在短期波动而在长期平衡首先是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引起的。除去战争因素赤字较高的年份往往都是经济比较萧条的年份，如美国20世纪以来出现过四次赤字比较严重的时期，赤字率超过了3%，究其原因都是由经济萧条引起的。而随后的赤字率下降甚至赤字减少出现赢余又都是经济状况转好、经济进入复苏和高涨期的结果。比较典型的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高增长最终消除了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并转而出现赢余。因而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上，财政收支是不平衡的，而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中，财政收支则又应是相对平衡或是基本平衡的。
除周期性因素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对财政的短期与长期平衡产生影响。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要求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相应政府的支出强度与结构也有所区别。在某些阶段上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公共政策目标，赤字会大一些，结果可能导致在某些阶段上财政的不平衡。但财政的短期不平衡是为了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奠定比较牢固的基础，运用得当能够为财政实现长期平衡提供重要保证。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公共工程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虽然导致了持续时间较长的赤字，但为其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反周期的赤字政策仍然是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赤字财政政策虽然一直被世界各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加以普遍使用，但对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却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学派的兴起，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重新占据上风后，西方经济理论界出现了否定赤字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倾向，也不断有政界人士出面反对赤字财政政策。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财政政策的制订与实施，需要认真加以分析。从欧美日等国的财政政策实践来看，尽管有学者否定和政界人士反对，但赤字政策仍然作为最主要的反周期政策被使用，一直到现在从未被放弃过，只是使用的强度和方式随着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罢了。从历史数据上看，美日欧等国的赤字率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变化。直到今天美国政府仍在使用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景气度。如最近布什政府在美国赤字率已经接近3%的情况下，又提出了高达6740亿美元的10年经济刺激方案。各方普遍预计美国今后几年的财政赤字将超过3%。
造成赤字理论与实践的反差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周期财政政策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被制度化为自动稳定器，在经济波动时自动发挥作用，导致财政赤字随经济周期逆向波动。经济理论界并不特别反对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他们主要反对在自动稳定器之外所谓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其次，反对财政政策的一些理论基础并不牢靠，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如财政政策无效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李嘉图等价定理就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其三，对赤字政策的批评和反对很多是出于选举政治中党派斗争的需要，而非完全从科学角度出发。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历次总统选举中赤字问题都成为在野党攻击执政党的重要武器，但以反赤字为旗帜上台的新总统又都无一例外地继续执行赤字财政政策，甚至比起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以新政闻名的罗斯福总统就是以平稳预算为竞选纲领登上总统宝座的，他的执政开创了美国和平时期长时间财政赤字的先例。1980年里根竞选时也承诺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他执政的结果是美国形成了和平时期最高的赤字率。
当然，西方国家的财政政策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存在有效性不足甚至下降的问题。如财政政策的"时滞过长"问题，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常常有经济刺激措施出台时经济已经复苏的情况。导致财政政策"时滞过长"的重要原因是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和多党制，政府和议会往往就预算问题争执不下，迟迟不能决策。美国从大萧条时的胡佛总统开始直到今天的布什总统，每遇经济萧条或是衰退时，总统总是指责国会中的反对党拖延时间延误时机。对财政政策的另一个指责是在萧条期或衰退期增大的财政支出在繁荣期也很难削减，结果导致了赤字滚雪球般的累积，这是与多党制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执政党为了取悦选民，巩固自己的票基，常常不顾政府的财政状况大派福利，这是赤字变得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如里根执政期间，他一方面通过减税取悦高收入者，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大幅削减社会福利而开罪中产阶级，结果必然是赤字爆炸般增长。另有研究表明，像意大利这样由多党联合执政的国家赤字明显高于单独执政的国家，因为在多党联合政府里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得到照顾。显然，在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国家里，这些问题就不一定存在，财政政策也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国发展阶段也是决定财政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美国和日本早期财政政策明显有效，与当时公共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有关。在当时情形下，社会需求指向明确，政府公共投资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公共投资也与当时的产业结构匹配较好，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明显。相比之下，在发展后期，这些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可应用的范围明显缩小，一般多集中在转移支付领域，赤字财政政策的效果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因而对赤字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要作历史的和科学的分析，特别要从一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简单的财政规则既不能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又难以真正改善财政状况
为财政政策设立某种规则防止赤字无限度膨胀是必要的，但规则本身又不能损害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熨平经济周期的能力。财政状况的好转根本上还是要依赖经济形势的好转，西方国家赤字变化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国家的经历也表明，为总体财政赤字设置上限的简单规则在实践中难以奏效，对限制财政赤字的实际作用也不大。比较典型的如美国限制赤字增长的gramm－rudman－hollings法案。1987年在里根政府财政赤字急剧扩大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gramm－rudman－hollings法案，该法案要求财政赤字应逐年减少，并在1993年彻底消除赤字。为此国会应每年制定赤字上限，超过上限就自动按比例消减除国防开支外的全部开支。这看起来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法规，但实际上却无法得到认真执行。由于赤字上限预测得过于保守，国会经常被迫提高年度赤字上限，行政当局也通过一些会计手法来使赤字合法，如出售政府资产、晚列支出早列收入、把一些项目移出预算等等。结果到按法案规定应是消除财政赤字的199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不仅没有消除，反而由法案制定时的1500亿美元上升到了2551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由2.9%上升到了3.9%。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多次通过财政重建法案，最终都因经济形势的恶化而不了了之。
有些人认为，这些规则失效的原因是由于规则本身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仍不够。《马约》标准的出台是试图通过国家条约的形式进一步强化规则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但是目前《马约》标准明显受到来自内部的挑战，欧盟中的核心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公开指责《马约》的标准过于严厉，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甚至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也公开指责该标准是"愚蠢的，跟所有死板硬性的决定一样"。最近欧盟内部又在酝酿修改规则，重新定义财政赤字概念，引入"结构性财政赤字"概念，把经济周期对财政赤字的影响考虑在内。这一修改会大大增加规则的灵活性，赤字率的透明度则会大大下降，标准的约束程度也会放松。
在一国内或一个区域内使用简单规则已经存在很多问题，在不同国家间使用同一个简单规则就更有问题了。就政府财政赤字这一概念而言，《马约》指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全部政府赤字，但由于各国预算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差异，全部政府赤字的范围也有很大的区别，在有些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甚至国有企业的收支都是包括在全部政府收支中的。各国情况不同，政府潜在的收入与支出也有很大的不同。显然，不顾各种区别而只统一用一个百分比来衡量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不适当的。政府债务余额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有些国家政府债务余额仅指政府部门的债务，而有些是指整个公共部门的债务余额。况且政府债务余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的指标，一般谈论政府债务余额都是指粗债务余额，没有扣除政府的金融债权，实际上扣除后的净债务余额更客观地反映了一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如日本政府的国债余额已经超过gdp的130%，远远高于《马约》60%的标准，但日本的财政状况虽不能称好可也远未崩溃，日本政府仍有余力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关键就在于日本的净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50%左右，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差并不太大。
4、对不同性质赤字的影响应作区分
一般认为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以下几类，一是导致通货膨胀率提高；二是挤出私人投资；三是降低储蓄率进而影响资本形成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但是以上这些结论都是在假设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下得出的，当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时，以上这些结论都不能成立。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的标志是需求不足、生产能力利用率低，失业率高等。这时增加赤字可以降低失业率，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率，改善全体人民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不但不会挤出私人投资，还会由于乘数效应而带动、挤入私人投资。
不仅处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赤字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不同性质的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统计中对政府支出没有严格区分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很多分析只是笼统地把政府支出作为非生产性的消费支出，由此得出了高赤字将降低储蓄率、减少资本形成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结论。但实际上，政府投资也可以成为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这对私人部门发展相对滞后的后发国家更是如此。政府公共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是高生产性资本，对一国经济长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与保障作用。从另一方面看，政府的投资支出同时形成了资产，政府总的资产负债状况没有恶化，这和其它性质的政府支出只增加政府债务不增加政府资产的情况迥然不同。从历史上看，政府支出中投资比例较高的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也一直高于其它西方国家，日本长期发行建设国债为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国际上，赤字只为政府投资支出融资的规则被称为黄金法则（goldenrule）。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财政重建时实行这一法则，既保证了经济增长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财政状况。英国从1997年也开始采用黄金法则，目前英国已是欧盟成员中财政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
我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财政赤字政策的选择
无论是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我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来看，我国当前都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利条件。要积极利用财政政策来促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应简单地将《马约》标准作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准则，而是应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并参照相应的国际经验，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满足当前发展阶段需要的、且又是充分谨慎的财政政策规则。
1、充分利用公共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人民群众的一般商品需求已经能够得到基本满足，但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缺口。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水、电、路、机场、通讯等设施仍很落后，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消费的增长；二是广大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体育娱乐等设施十分短缺，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难以提高；三是大江大河治理和国土整治工作尚未完成，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未得到根本扭转，这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出不利影响；四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设施与装备还相对落后，投入不足，创新能力差将会影响到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与增长潜力。以上这些领域都是公共投资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或者是需要公共投资进行引领的领域，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公共投资仍存在着巨大的现实需求，公共投资可以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在历史上都有过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加快经济发展的经历，日本历史上的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过7%－8%，瑞典等国也达到4%，而目前我国财政用于基本建设的总投资规模仅占gdp的2.6%，这还是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后的结果。因此我们建议要把我国财政中用于公共投资的比重逐步提高到5%左右，建设资金首先考虑从经常性收入中支出，不足部分可以考虑通过发长期建设国债来筹措，每年发行建设国债的量由当年的财政状况决定，考虑到日本等国的经验教训，建设国债最高不超过gdp的4%。在基础设施得到比较大的改善后，这一比例应逐步递减，以防止国民经济对公共投资的过度依赖。
2、财政要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支付必要的成本，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突出出来。我国目前面临的内需不足问题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保障不健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近期可以考虑通过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使其尽快正常运转起来。每年社会保障特别国债的发行数量也要视当年的财政收支状况而定，但最多不应超过当年gdp的1%。社会保障基金正常运转后并能做到可持续性的收支平衡后，应停止发行社会保障国债。
3、政府经常性支出要向公共财政方向转变，增加教育、健康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
对重点领域的支出应固定一个增长率，在财政收入不足以保证重点领域支出的增长时，应允许政府通过借贷或发行国债的方式筹措资金保证支出，以起到财政支出以增量调整促存量调整的目的，但数量应严格限制在当年gdp的0.5%以内。当公共服务支出达到财政支出中适当的比例后，应不再允许以负债方式支付公共服务支出。
4、上述领域外的所有支出应严格遵守收支平衡的原则，不允许出现赤字
反周期财政政策篇5
(一)财政政策的分类
根据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财政政策可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一些可以根据情况自动发生的经济波动不需要外包稳定政策是自动稳定政策。它可以直接经济状况的波动来产生调控作用。如税收和政府支出都是自动稳定政策。与自动稳定政策刚好相反，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则需要通过外部经济力量。根据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方面的不同的功能，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如减税、增支,以增加社会总需求。相反，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通过增税、减支进而减少赤字或增加盈余的财政分配方式，减少社会总需求。
(二)财政政策的工具
税收工具，税收作为国家主要的收入政策工具，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等特征，因此也成为实施财政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公债工具，所谓的公债也是债券的一种，它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或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国家或政府以其信用为基础，向国内外举借债务来取得的收入。经常项目支出工具，主要指政府对社会公共的支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是其主要部分。购买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福利支出和政府补贴。
二、财政政策与税收的关系
经过以上的分析，税收在财政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在紧张性财政政策中都有着很大的调节作用，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不仅是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来源和保证，也是政府执行社会职能的主要手段，它更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不仅为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财力支持，更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税收在财政政策中的主要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税收可以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从而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第二，税收可以调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实现公平分配。在宏观调控方面，税收是一种自动稳定政策，在税收体系,特别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反应相当敏感的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化。举例来说，如果政府预算平衡,税率无变化,经济低迷,国民产出将减少,税收收入会自动下降。税收乘数的大小与财政政策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税收乘数表明的是税收的变动（包括税率、税收收入的变动）对国民产出（Gnp）的影响程度。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税收乘数为负,税收和国家输出增加或减少为相反的方向；政府增税时，国民产出减少，减少量为税收增量的b/(1－b)倍。假定边际消费倾向b为0.8，则税收乘数为－4。可见,如果政府采取了减税的政策,虽然可以减少收入,但将成倍提高社会有效需求,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反周期财政政策篇6
我国财政改革、财政政策实践的演进历程
根据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是一种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而财政则是这种制度安排的金融手段。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背景,不同发展目标,各国政府对其职责的认识和理解不同,财政活动则表现出各自不相同的特征。对于改革开放30多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学术界通常按照“市场化”程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1年,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阶段;1992-2003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以及以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据此,并按照财政“公共化”推进程度,考察我国财政改革以及财政政策实践演变历程,我们将其划分成三个阶段:1978-1991年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与财政政策概念认识阶段;1992-2003年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建立与财政政策实践启动阶段;2003年-至今市场经济下财政政策运用技术日臻成阶段。
1.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与财政政策概念认识阶段(1978-1991年)
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由计划决定,国有企业收入全部上缴财政,生产全部按计划由财政资金安排。政府用集中行政命令的方式组织全社会生产活动,财政收支只是执行计划的具体手段,只是计划的会计。在这种背景下,基本不存在一般概念上独立的“财政”活动,当然也就更无从谈起财政政策了。1978年我国开启了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进程,财政改革必然成为了这场改革的“排头兵”,新旧体制转型的“对接口”。从“让利”入手,1978-1992年期间,我国政府相继进行了“分灶吃饭”、“利润留成”、“利改税”、“税利分流”等一系列“以让利、放权”为核心的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打破中央高度集权、财政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体制格局,引入市场经济运行新机制。在此期间,我国经历了1978-1990年三轮明显的经济周期:第一轮经济周期是1978-1981年,第二轮经济周期是1982-1986年,第三轮经济周期是1987-1990年(刘树成,2004[7]),相应的政府进行了3次大规模宏观调控。在这三轮宏观调控中,政府仍主要延用计划经济时期行政命令加计划的方式,如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规模,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对在建项目实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等。客观讲,这些方式在这一阶段对于稳定经济运行是显着有效的。
一是因为,这三轮经济波动更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需求过快引起的,在当时政企不分的特定历史背景下,采用行政命令方式直接且见效快。这一时期财政分权化改革,使地方和企业预算外自有资金猛增,不仅调动了地方政府聚财理财、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使得国有企业的活力和效率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释放。同时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手中有钱后,在预算软约束下,从各自的经济利益出发,片面追求高速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方政府投资无度、国有企业盲目扩张的冲动,从而引发严重的经济过热问题。对此,政府凭借着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掌控权,采用计划经济时期惯用手法,行政命令式的急刹车,可谓轻车熟路、经验丰富,直接且见效快。例如1978-1981年第一轮经济周期中,1981年3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若干规定》,该年经济持续走低,并成为第1个经济周期的谷底。1982-1986年第二轮经济周期中,1986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7月国务院《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若干规定》,经济增速下降,该年成为第2个经济周期的谷底。1987-1990年第三轮经济周期中,1988年9月了《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经济开始步入收缩期。1989年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抓紧抓好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通知》,经济急剧收缩。1990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90年继续搞好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工作的报告》经济增速继续走低,并形成第3个经济周期的谷底。主要经济政策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大事记》整理而得。
二是因为,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发展处于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民营经济只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很不成熟,市场运行机制很不健全。相应的,政府针对市场经济运行的间接宏观调控只是处于初步认识阶段。控制经济波动只能主要倚重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此外,不得不提,无论放权,还是让利,事实上都是以财政上的减收、增支为代价的,这使财政收支运行自身陷入了不平衡的困难境地。中央政府财力严重下降,连年赤字,捉襟见肘,在许多情况下维持“吃饭财政”都成为问题,又何谈调控效力(李茂生,1999[8]),这也是无法倚重经济手段调控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没有形成真正的财政政策调控实践。从一般意义的经济学逻辑上看,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利益机制影响市场主体行为,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行动,是一个基于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运行机制尚未形成,又何谈政府宏观调控的概念。尽管如此,在此期间,政府还是逐步引进了财政政策的概念和做法,如在1981-1990年整个“六五”、“七五”期间,政府一直控制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增速,见图1,除1983年以外,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全国基本建设增长速度,其周期性调整始终超前于全国基本建设增速。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抑制投资需求过快增长,稳定经济运行的政策意图还是较为明显的。同时,在分权化财政体制改革造成中央财政困难日趋严重的情况下,1981-1999年,中央政府还是累计举借内外债1008.8亿元,有保有压、保证重点地全部投入到了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生产等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建设上去,这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2.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建立与财政政策实践启动阶段(1992-2003年)
反周期财政政策篇7
关键词：通货紧缩；预算平衡；适度就业平衡预算；内在稳定器；相机抉择
选择什么类型的预算政策一向是一个富有争议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尤其是1998年以来，为了解决通货紧缩，政府发债规模一再扩大，传统的年度预算平衡被一再打破的情况下，怎样理解预算政策，我国应选择何种类型的预算政策等问题就成为理论界探讨的热点。加之目前从造成通货紧缩的一些因素短时期内难以解决来看，以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增加政府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大有长期化趋势。在此背景下，关于预算政策的认识和探讨无疑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
一、预算政策的类型及功能分析
预算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它不仅在宏观上具有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而且在微观上具有资金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功能。因此，运用好预算政策对整个经济将产生良好的调控功能。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预算政策可有多种分类。常见的如：按预算平衡与否，分为赤字预算、盈余预算和平衡预算（前两种也可称为非平衡预算政策）。另一种分类方法是按照功能不同，分为年度平衡预算、功能财政预算、周期平衡预算以及充分就业平衡预算。应当指出，两种分类下的预算政策并非截然分开，由下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种分类的思想（预算是否平衡）始终体现在第二种分类的各种预算政策之中。但为了研究问题的需要，我们以第二种分类为主展开本文的论述。同时，需要说明的是，预算政策的制定反映了预算经济思想的选择①。年度平衡预算等四种预算政策与预算经济思想的对应关系如图所示：
（一）年度平衡预算政策。即每一年的财政收支结果都应是平衡的预算。这一预算政策在凯恩斯经济学出现之前，为古典经济学家所推崇。其理财思想是基于政府预算行为应是“节俭”的这一文化观念，认为预算平衡表明财政具有责任感和政府是高效率的。相反，预算赤字则会引起债务，会促使政府挥霍浪费、耗费社会的资本金，并给子孙后代造成负担，因而是有害的。实现年度预算平衡就是维护健全财政的原则。但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年度平衡预算也存在一些缺陷。（1）在现行累进税率制度下，经济繁荣会导致税收收入自动增加，按平衡预算政策，财政支出必须随之增加，结果无疑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经济衰退将导致税收收入自动减少，按该种政策，财政支出也必须相应减少，结果必然是使衰退的经济雪上加霜。“总之，极力试图保持年度预算平衡会使经济走向更加萧条或膨胀。”②因此，在经济波动的年份，政府实行年度预算平衡，将会加大经济的波动幅度，使经济更加不稳定。（2）在某一特定年份里，财政的收支相等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体的财政均衡。③尽管年度平衡预算政策有一些缺点，但并不表明这种政策一无是处，在资源配置主要由市场操纵的社会里，年度平衡预算政策试图对政府的过度行为进行“控制”，使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不至于过大，故它具有一定的优点。在下面讨论的各种折衷的预算政策，依然包含有年度平衡预算的某些“控制”功能。
（二）功能财政预算政策。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人们认识到经济衰退期间保持年度预算平衡会进一步加深衰退。于是，建立在凯恩斯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以“反衰退”著称的功能财政预算应运而生。功能财政预算一反年度平衡预算政策的思想，把注意力集中在采用相机抉择的财政措施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和促进经济增长上，而不顾预算是否平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勒那教授曾经指出：“所谓功能财政预算政策，是指抛弃所有传统上视为‘健全’的观点，而以财政措施的后果，或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发挥的职能，作为判断优劣的标准”。④可以说，功能财政预算政策是一种先进的预算思想，它旨在从整个国民经济来考虑财政政策的影响。但是，正如年度平衡预算过分追逐一年内的预算收支绝对平衡一样，功能财政预算因置预算平衡于不顾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决定了这一预算政策在经济衰退期间因过分依赖公债或货币创造而难免有使政府预算弹性失效以及陷入“债务危机”的危险。另外，这一政策在实际应用时，由于寻找完整数据资料的困难以及政策制定的旷费时日和实施效果时滞等影响，也决定了这一政策在实际操作中难度颇大。
（三）周期平衡预算政策。即财政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内保持收支平衡，而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财政年度或一个日历时期内保持平衡。这一政策突出的优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该政策接受了功能财政的合理因素，即认识到审慎的财政政策有助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第二，它仍然保留着与资源配置目标相关的预算控制思想，继承了年度平衡预算政策的主要优点。但是，这一预算在实际应用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经济波动不一定是对称的。因此，在繁荣时期产生的盈余不一定等于在衰退时期出现的赤字，收支差额可能依然存在。其次，在某一周期处于波峰时期，经济不一定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此时，预算盈余就成为一个极不合理的稳定政策。因此，可以说，这一预算政策理想化色彩较浓，运用到实际中决非易事。
（四）充分就业平衡预算政策。鉴于现代健全的预算政策既要求在结余和赤字方面有反经济周期的变化，也要求一些保证财政纪律得以实现的原则，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在1947年发展了一项旨在把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同某种形式的预算纪律结合起来的预算政策。即充分就业平衡预算政策。充分就业预算政策认为，政府不一定在每一年度或每一经济周期都保持预算收支平衡，在实现充分就业以前，预算可以永远是赤字。但该政策原则上要求在整个经济周期过程中产生一个平衡的预算，以充分繁荣时期的结余抵消衰退时期的赤字，而且，为了偿还债务，预算在充分就业水平上最好还是“略有结余”。
充分就业平衡预算政策的突出特点是，以自动稳定器为基础。自动稳定器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税收制度和支出纲领而自动执行的，从而财政收支的升降是自动的由经济周期的波动所决定的。在经济繁荣时期，所得税、工薪税以及消费税收入会自动增加，而失业保险支付将自动下降。因此，对过热的需求是一种“抑制”。相反，在经济萧条时期，这三种税的税收收入会自动减少，而失业保险支付将自动增加，这对过冷的需求是一种“刺激”。因此，预算的内在稳定器特征，以合理的反周期方式在起作用。从这一点上看，充分就业平衡预算政策与周期平衡预算政策有很大不同，后者主张充分利用相机抉择以平衡预算，而前者则主张主要利用自动稳定机制。
当然一些经济学家对充分就业平衡预算政策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如完全的自动稳定机制是否存在还不确定；自动稳定器的能量有限，不足以应付重大的经济波动；衡量充分就业的指标数值经常变化，难以确定预算在什么时候应该平衡等等。
二、不同类型预算政策的综合分析
为了取得宏观上“稳定”和“增长”以及微观上“配置”和“分配”的双重经济目标，合适的预算政策应包括各项预算政策的合理因素。
年度平衡预算政策，其目标在于限制或控制预算或财政，这对于主要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社会尤为重要。但是，过分强调这种“纪律性”预算功能，很可能导致经济稳定和增长的巨大牺牲。另一个极端的政策是功能财政预算政策，它的目标是在市场经济中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但是，这个政策的最大缺陷是忽视了“财政纪律”，也就是说不受预算“控制”，把部门间的资源配置问题放在了次要位置上。上述两种政策都走向了极端，合理的预算政策应包括“控制”和“宏观经济目标”两方面因素，所以，后来的周期平衡预算政策和充分就业平衡预算政策都包括了有关实现资源配置的预算控制和改善总体经济运行的预算行为这两方面的内容。但周期平衡预算政策因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种种制约因素，而使其可行性大打折扣。经济学家比较一致赞同的是充分就业平衡预算。这一预算政策要求在经济出现了“接近最适”的就业和价格水平时，实现预算平衡。应该说，这是一种良好的折衷方法。但这一预算政策过分强调了“自动稳定器”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相机抉择的财政措施。这一点对于构成完善的预算政策是有残缺的。但总体来看，充分就业平衡预算不失为一种相对比较理想的预算政策。
三、影响我国预算政策选择的因素分析
通货紧缩下我国究竟应选择何种类型的预算政策？基于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对财政状况和财政制度的把握，我们倾向于选择一种审慎的逆向调节经济的预算政策，我们将之称为“适度就业平衡预算”。这一预算政策以克服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适度就业为目标，同时兼顾预算平衡。具体理由如下：
（一）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约束决定了预算政策的目标选择
1.通货紧缩的压力尚未消除。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两年多，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目前经济总体运行情况仍不容乐观。固定资产投资始终在低位俳徊，金融机构贷款和存款的增长率持续下降，企业间债务持续增加，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5个月下降，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已持续43个月下降。上述指数表明，宏观经济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从造成我国通货紧缩的一些因素并非短期能解决来看，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将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重大任务。因此，预算政策必须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
2.企业职工下岗失业问题严重。与通货紧缩相伴的另一严峻社会、经济问题是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的存在。据估计，我国目前城镇失业率达到5～8％，约有1200～1400万城镇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刘国光，1997）。1997年底，全国国有企业分流下岗职工达到1274万，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12％。预计到2000年，每年仍将有300～400万下岗人员（张卓元，1999）。若再考虑到各种隐性失业、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人口基数大等因素，可以看到，我国庞大的失业大军正在形成。失业对社会稳定构成的严重威胁也不断膨胀和日益临近。尽管我国的失业是缘于经济结构调整、企业改制以及通货紧缩等多种因素影响，与西方国家的失业原因不尽相同，但在追求并促进最大程度就业的目标选择上各国无疑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中西国家还是存在一些差异，西方国家追求的是充分就业，而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在就业目标选择上，我们更倾向于适度就业。）。因此，我们认为，消除失业、促进适度就业应成为预算政策的又一重要着力点。
（二）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决定了预算政策的实施途径选择
1.增支压力大。处于改革、发展以及体制转轨的阶段，我国财政支出压力异常强劲。首先是支持国企改革支出。从支持国企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贷款贴息支出，到减员增效、再就业等社会保障支出，再到国企实施“债转股”的财政担保压力（支出）等。可以预见，随着上述支持措施的逐步到位，财政支出将可能呈现跳跃式的增长。其次是科教支出。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的日趋激烈，增加科学教育经费支出显得尤为迫切。而且在科教支出方面，我国历史上“欠帐”很多，现在亟需“还帐”。再次是债务支出。近几年，债务支出自身的膨胀加上以增发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使国债发行规模一路攀升。在债务支出完全依赖举借新债作为资金来源的情况下，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自然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件大事。
2.减税空间有限。在增加支出的同时，是否可以配合减税，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来看，近二十年来这一比重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之中。1998年这一指标达11.6％。这样的宏观税负水平，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属于较低水平之列。更何况处于体制转轨阶段的我国政府担负的职能之多又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减税的主张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另外，关于减税的经济效应也不可高估。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税制结构基本上是以所得税为主体。这些年虽然有加大流转课税比重的倾向，但税制格局并无大的改变。所得课税的特点之一就是适合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工具来使用。不管是“自动稳定器”，还是“相机抉择”的税收调节，抑或坚持减税不会减少反会增加税收收入的“拉费定理”，都主要是凭借所得课税的机制来发挥作用的。我国现时的税制结构则与此有很大不同。1998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个税种的收入便占到了整个税收收入的70％。以流转课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相对于所得课税来讲，并不那么适合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工具。因此，相对于中国现时的税制格局，不能过高期望减税的经济效应。
3.财政的预算平衡要求比较迫切。在我国大量举债、增加财政支出时，不能对目前并不乐观的财政状况掉以轻心。从中央债务依存度来看，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标准。1998年这一指标达到76.3％。再从国债偿还率看，国际上一般认为国债偿还率应控制在10％左右，而我国1998年已达到24.3％，财政的债务支出在今后几年还将不断提高。这表明财政债务负担沉重。如果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下去，得不到缓解的话，是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其蕴含的财政风险绝不能不引起警惕。因此，从财政本身来看，长期的非平衡（赤字）导致的经济、社会风险的加大，不能不通过逐渐过渡到预算平衡来加以化解。所以，制定预算政策时，必须把满足财政内在的预算平衡要求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由上述对财政收支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目前阶段，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刺激需求。主张减税的思路不可行。当然，不能实行减税，并不意味着税收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方面没有作为。通过对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作局部性调整，如：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变对不动产销售和建筑安装业课征营业税为增值税以及统一内外资企业适用的税制等就不仅有助于优化税制而且对刺激需求也将产生良好的影响。此外，通过规范税费关系，加快“费改税”进程，切实把企业和居民的过高的负担水平降下来，对刺激需求也会收到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其他国家一般要通过减税来达到的目的，在目前的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规范政府收入机制的途径来实现。
（三）财政制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预算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运用
1.内在稳定器。根据近年统计计算，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合计占16.9％，其中个人所得税仅占3.9％，所得税比重过低，大大限制了这一税种的内在稳定器功能的发挥。从财政支出来看，西方的社会保障支出和济贫支出，都有着因经济状况好坏而大幅度增减的特点。而从我国来看，长期以来财政几乎不包括失业保险支出，兼之各种社会福利支出所占比重也很小，财政支出也就不能如西方那样，在经济过热时自动减支，而在经济衰退时自动增支。这样，我国财政支出大体上也不具备自动稳定器功能。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正在逐步具备了建立自动稳定器的可能性：（1）企业破产和职工失业制度正在建立之中。我国财政为此也正逐步进入社会保险领域之中。这就可能产生类似于西方财政的社会保险支出，而形成一定的自动稳定能力。（2）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健全，也使得我国由于市场活动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也要求我国政府和财政逐步加大济贫支出的数额和份量。（3）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正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而处于上升之中。其对经济发展产生的自动稳定能力也正在逐步增强。
2.相机抉择。应该说，我国的预算政策运作的内容和基点主要是放在相机抉择上，但我国的相机抉择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财政奉行的是赤字财政原则。它可以同时对税收和财政支出一增一减或者同增同减，但两者变动幅度有较大差异，这就使得其政策运作具有较强的自主选择能力。而我国在目前情况下，增支压力大但减税没有空间，这就势必大大限制政府在对付宏观经济波动上的自主选择能力。当然，随着市场改革和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财政业已逐步开始具备市场式的相机抉择能力。总体而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健全，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的制度工具也处于不断建立健全之中，这也为预算政策调节功能的发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对财政状况和财政制度的把握来看，都使得我们倾向于选择“适度就业平衡”预算政策。当然，我国的“适度就业平衡”预算政策与西方国家的同一类型的预算政策又不尽相同。首先表现在我国这一预算政策不单纯地运用内在稳定机制，而且还要配合相机抉择手段，以达到预算调节的目标。其次，我国预算收支手段的运用是增支但不减税。再次，我国的这一预算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时，由于国情的限定，在就业目标上追求的是适度就业而不是充分就业。最后，是我国预算政策始终把平衡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即便在出现赤字的情况下，仍坚持赤字能少则少，能免则免，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力争最终实现预算平衡。可以说，我国的“适度就业平衡”预算政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预算政策。当然，这一预算政策的诉诸实践尚需从制度上不断加以完善
四、怎样理解我国预算政策的“平衡”内核
对“适度就业平衡”预算政策的理解，其根本着眼点还在于对“预算平衡”内核的理解。在某一特定年份里，预算的收支相等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体的预算平衡。因此，对预算平衡的理解必须结合预算平衡的期间、预算平衡的状态、预算平衡的范围以及预算的配置是否平衡等多个方面来考虑。唯有如此，才能对预算平衡有一个全面的辩证的把握。
（一）预算平衡期间的选择
预算收支恒等关系究竟存在一个多长的时期内？一日、一年、一个周期抑或更长的时期？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经济学家坦兹（v.tanzi）曾经指出，“以一年为基础来论证财政平衡与否，在原始的农业经济时代，它可能还具有一定意义，但在现代工业经济时代，这种时间限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⑤事实上，倘若我们赋予政府具有稳定经济的功能，那么，我们就不一定非要预算收支在每一年内都相等。因此，把预算的平衡局限在一年内具有内在的缺陷。与年度平衡预算相对的是长期平衡预算。长期平衡不同于周期平衡，周期平衡依据的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周期平衡的期间确定存在困难。而长期平衡预算对“平衡”期间的把握是立足于一段较长的时期，因而长期平衡预算具有计划性和渐进性的特点。长期平衡预算通过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预计，而减少了因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矛盾所导致的判断与决策的错误。因而在平衡期间上确立长期平衡观是最优选择。
（二）预算平衡状态的选择
与平衡期间长短的选择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动态平衡与静态平衡的选择问题。一方面，当一国政府出现额外收入（或称非长久收入）的增加，那么在安排预算支出时，就不仅要考虑当年财政平衡，而且还要从动态的观点出发，注意将来财政年度的预算平衡。另一方面，财政收支之间经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比如一些经济性支出从最初支出的发生到最终形成一定的生产力，成为以后年度的财政资源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这类支出发生时，当年的财政状况可能是亏空的，但它却为将来的预算平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这就涉及到一个从动态的观点看待预算平衡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在平衡的状态上，动态平衡优于静态平衡。
（三）预算平衡范围的选择
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与预算收支有关的部门不只一个。相反，反映财政关系的公共部门是由许多部门有机构成的，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共企业等。因此，只强调中央预算平衡是片面的，政府的预算平衡在范围上应是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预算和部门、机构预算的整体平衡、全局平衡。当政府预算实际上综合了部门、机构预算时，政府预算平衡就与部门、单位常常出现的预算非平衡存在着矛盾。有时从整体预算的安排上看是平衡的，但却会因为部门、机构的预算盈余和赤字而出现不平衡，如果这种不平衡能够通过一定的融资渠道加以改变的话，预算的整体平衡也是可以实现的。否则，可能就会因为部门、机构之间存在的盈余和赤字致使政府预算的整体平衡难以确定。
（四）预算的配置平衡
政府有可能使整个预算平衡，甚至也可以使每个政府部门的预算平衡。但是，为了实现这种平衡，政府可能要以低效率的方式把财政资源配置出去—每种支出方式的边际社会成本可能与边际社会利益之间的差距很大。站在整个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这种预算平衡并没有多大意义。从动态上说，长期高效率的经济要求所有资源，包括私人资源和公共资源，都要得到高效率的利用；因此。在努力实现预算平衡过程中，必须对财政资源的配置予以高度的重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的繁荣或萧条并不完全取决于预算政策的调控，更重要的还在于国民经济微观机制的构建。为此，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培育完善市场体系等都是促使经济尽快摆脱萧条、走向繁荣的治本之策。
参考文献：
1.薛天栋著。现代西方财政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张馨著。比较财政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反周期财政政策篇8
一、宏观调控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责所谓公共财政,指的是为弥补市场失效、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或其它形式的经济行为。
市场失效即为市场难以有效配置社会资源,或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状态。由于这些失效状态是在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对资源予以基础性配置的前提下形成的,因而也就成为市场行为所无力弥补的失效,只能依靠诸如政府财政等的非市场性手段来解决。
其中,以萧条与繁荣不断交替出现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便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典型缺陷之一。因为早在以自由竞争为标志的市场经济初期,这一周期性的循环就存在,只不过,那时的循环期限较长,波动幅度较小,不仅难以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的成长构成致命性破坏,恰恰相反的事实是,以经济危机不断爆发为特征的周期波动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淘汰落后和推动技术革新的作用,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似乎成为市场经济机体新陈代谢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积极效能的释放过程。这种情况下的市场也就暂时不可能对政府及其财政行为提出弥补失效的要求,反而以不干预的自由放任为最高原则。但经济周期波动并不因此而有任何丝毫的减弱,相反,作为潜在的问题和病灶一直隐伏在市场经济成长的背后。
以宏观经济运行紊乱为突出体现的这一隐患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日益明显并严重起来,也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西方经济的波动周期开始显示出期限愈益缩短,波幅愈益扩大,影响愈益加深,破坏愈益严重的态势,最终导致了本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
“大危机”清楚地表明了,宏观经济动荡已成为对现存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致命威胁,政府及其公共财政对此再也不可能听之任之了,必须采取行动去弥补这一日益频繁的市场失效。
正因如此,西方各国政府先后被迫放弃了传统的经济不干预主义,纷纷转向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尤其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予以强有力干预。历史经验表明,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预,是直接有利于整个市场的稳定运行的,对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必要的,因而也就成为现代政府为市场提供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公共服务。
与此相适应,20世纪的西方政府大规模扩张了活动范围和内容,传统的“小政府”和“小财政”的主张和政策被“大政府”和“大财政”取而代之,政府财政的规模及其公共性也就更加突出,财政政策作为经济与政治生活的主要工具走到了政府宏观调控决策的最前台。
在这一世界性背景下,我国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模式,显然是政府主导和干预型的,即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平抑市场运行的周期波动应成为我国财政的基本职责。但不同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是,我国是一个处于不断改革开放的转轨型发展中国家,这也就决定了目前财政政策运作的如下特点及其决定的指导思想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必须在市场的基础上,以市场所要求的范围为财政政策措施设计与作用的最高限度。因为不同于传统计划划经济体制的是,2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有了很大进展,市场因素得到了全面培育与成长,市场体系日趋健全,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经济下滑与萧条,已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供给约束型短缺问题,而是需求约束型的“过剩”问题。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运作必须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出发,不能继续沿用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式与政策措施框架,必须认识到财政行为的非市场性,只能以其非市场行为去弥补现行经济中的不足,不能包办市场活动甚至从事市场性的盈利行为,市场中的主要问题还是应由市场自我解决。
其次,财政的非市场性资源配置对于当前抑止经济下滑、走出困境以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更加突出。当前的经济萧条意味着从整个社会来看,配置于市场领域的资源和要素已经相对饱和,从而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可以将部分资源和要素从一般性竞争领域撤出,转投到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等非充分竞争领域。这对于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而言,不仅事关短期内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大小问题,更关系到今后经济的长期增长,因为通过财政政策对市场“过剩”资源的直接配置,将会大大改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严重滞后状态,况且,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确实到了依靠基础设施大量投入来带动的阶段。
第三,当前财政政策的运作不可能是纯西方式的公共财政思路。我国作为一个体制转轨型国家的典型特征就是,不仅市场因素在成长,计划因素也还顽强地存在着,经济尚未真正全面市场化,财政尚未真正公共化。这决定了在设计我国目前财政政策措施时,应考虑到面对的是还很不健全完善的市场,因而不可能使用完全公共化的财政手段,更不可能照搬西方现有政策框架。
二、影响当前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因素分析: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迫切性应当认识到,当前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财政政策措施,对维持经济增长是有一定积极效应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不予以整体思路上的改革,财政政策效应的种种弱化迹象会趋于严重,因为我国现实经济与财政体制中原本就存在着助长这种弱化效应的因素。
(一)从财政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看在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作用于市场扩张的最为直接的政策手段不外乎增加公共支出与减少税收,某种程度上讲,公共支出运用的灵活性更大,而公共投资又是公共支出中最为灵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首次遇到市场型经济增长问题时,财政政策运作的关键内容就是增大公共投资的根本原因所在。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财政尚未完全公共化,因而也就导致了这一政策手段运用的某些缺陷:
1.财政投资的计划性思维还强烈存在着,干扰着财政调控经济效率的改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额资金投入,高速增长的我国更要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市场经济下,基础设施属于一种“混合产品”,并非完全的纯“公共产品”,其使用与消费可以部分地通过“收费”形式进行。
这意味着,企业法人和私人资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基础设施领域运营。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大幅度向企业和私人倾斜,因而可以想信,只要政府政策得当,特别是赋予企业和个人资本应有的
获利机会,就能够引导民间对这些领域的投资。西方发展经验显示,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并非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资金,很大程度上依靠私人资本的逐步积累和投资,或者说,少量政府投入引导着更大量的民间投资,如此投资格局经过数百年时间便促成了稳固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为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奠定了牢靠坚实的基础。面临艰巨发展任务的我国,要想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大大加快基础设施体系予以健全完善的进程,只有这样,才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为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要完成这一任务,除了政府不断增加投入外,市场自身的投资将是最为基本的力量。也只有形成这样的投资格局,财政政策对于引导全社会投资乃至抑止经济萧条和启动经济增长的效力才能得到切实增强。
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从预算内观察,政府财政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份额确实处于下降状态,即由1981年的50%下降到1997年的5.7%,财政在过去10年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年均4%的速度增长,远远低于年均20%的全部基建投资增幅。然而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即使从包含全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内的情况看,国有经济投入占到52.5%,集体经济投入占到15.4%,非公有经济投入只有32.1%(国家统计局,1998年),而且“非财政投入”稳定性较差,在经济过热时,盲目性的重复投入非常严重,不仅无助于结构改善,反而加剧了宏观经济的动荡;而在从1997年开始的经济增长下滑甚至萧条环境中,非财政或非国有或非公有投入不增反减,特别是非国有部门中的中小企业投资在1998年很可能是零甚至负增长(樊纲,1999年),只有财政通过公债发行增加的1000亿元投入,以及通过政府行政安排从而以“准财政资金”方式放出的1000亿元所谓配套银行贷款。现在看来,由于项目选择的仓促与非科学性,以及缺乏充分必要的项目可行性分析、评估,致使2000亿元财政或准财政投入的边际效力日趋下降,又由于未能引起民间投入的增加而使其政策牵引效力或乘数效应微乎其微。
反周期财政政策篇9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
简要地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景气的理论依据，主要根源于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以及作为宏观调控两大政策支拄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需要。
长期以来的理论分挤表明，在经济紫缩或经济偏冷时期，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滞期较长，政策的传导环节较多，而且结构调整的效果不如财政政策明显，体现政府的调控意愿和鼓励方向也不如财政政策那么直线因此各国都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手段，特别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拉动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刺激经济的回升，以达到反周期的目的。
其次，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理论的发展历史表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机械预算平衡或年度预算平衡理论，早巳为补偿性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理论所取代，在同时注重“自动稳定器”(主要指累进所得税制和社会福利制度)作用的基础上，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运用显得更加频繁，也更为重要。这是一种带规律性的历史和理论发展趋势。因为在科技进步影响、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市场竞争格局变动，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即在国内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因素日渐增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熨平经济波动的任务和必要性，也越来越显得重要和明显了。特别是在经济、紧缩或经济萧条期，在民间投资意愿和大众消费需求趋减的形势下，政府就不宜再囿于保持财政年度收支平衡的目标，而需通过增支、减税等补偿性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灵活运用，来刺激需求，保持和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
再则，理论分析表明，尽管扩张性财政政策容易导致抑制社会投资的所谓‘‘持出效应”，但在不同的情况下，需对这种“挤出效应”进行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一般说来，在有大量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非但不会导致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求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政府投资所进行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还会为全社会投资环境的改善，为国民经济后劲的提高和增强；创造良好条件。所以，只要把握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和“度”，就可以避免经济学含义上所说的那种“挤出效应”。
二、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际经验
自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大危机开始，特别是在所谓“凯思斯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就频繁使用财政政策来进行景气调节，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财政建策的运用，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工具。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效的教训。纵观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政策运用史糖幻是在经济收缩期(萧条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运用史，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大致有四：
一是准确的形势判断。
这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之所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30—40年代，有众所周知的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由于当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国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厄运。从50年代到1973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以及在1973—1975年危机之后所采取的，以实行普遍减税、大量增加公共事业投资和提高招利支出比重等为中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取得了较好的刺激效果。然而，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其间的1995、1996两年虽略有复苏，但仍具有“体质虚弱”和内需不足之弊。但此时的日本政府，却作出了经济不景气已经走出谷底的乐观判断，采取了大幅度提高某些税种税率、缩减财政赤字等紧缩措施，导致经济状况大大恶化，于是在1997年之后，只好又被迫转而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综合经济对策”；可见，形势的正确判断，时机的准确把握，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合理的政策取向：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的支出，必须抓住影响经济增长、抑制需求扩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综观各国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要使其具有合理的政策取向，般应注意如下几点：
——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因为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竞朗财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朗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正是有鉴于此，经济发达国家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一方面固然有用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开发等等的大量投资性支出，同时，诸如城税政策特别是降低所谓税税率的做法，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比重，增加对低收人者的财政救助措施等，又对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刺激作用。
——使财政支出总量的扩张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条件下，市场的疲软，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不足，往往总是与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层面的结构扭曲(如收入分配体制障碍、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悬殊等)，以及供给层面的结构失调紧密相关的。正因如此，结构调整或结构转换，才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取向。近些年来，为了摆脱长期以来的“滞胀”阴影，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增加经济的竞争力，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美国国家财政在总量扩张的同时，其支出结构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增加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增加教育投入，似实现布什政府制定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赂)等，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事实上，财政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有机结合，无论在经济扩张期，抑或在经济萧条期，都是同样必要的。只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显得更为紧迫罢了。
——使扩大内需的即朗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的相结合。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需求不足将是一种常态，是制约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当树经济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这种统筹考虑，既要顾及实现国家宏观经济i社会发展目标的现实需要，又要顾及财政本身的承。受朗力，使二者双向协调、有机结合，处理好经济决定财政和跃政反作用于经济的辩证关系。在各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实践中，虽然没有可资模仿的“样板”(事实上，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异，也难以找到这样的模式)，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决不能陷入经济和财政双危机的泥潭。因为这样的双重危机，不仅格使经济景气的调节丧失财政政策这一重要手段，而且经济的进＝步恶化，又必将给国家财政造成基础性和灾感性的后果。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就意味着反周期时政政策运用的彻底失败，应立即改弦易辙了。
三是明显的政策效应。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初衷就是为了达到调整经济景气或反周期的目的，因此在经过一定的时间（政策的时滞期）之后，是否取得了这样的效果，就是评价这种财政政策必要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既付出了财政代价，甚至冒了一定的财政风险，而又未能达到刺激投资、消费需求和增强净出口的目的，没有产生应有的拉动作用和带动效应，那么这种政策的可行性就是值得怀疑的了。
反周期财政政策篇10
关键词：财政政策 相机抉择 市场体系
一、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概论
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意味着某些财政政策没有自动稳定的作用，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对经济产生调节作用，一般来说，需要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变化情况，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缺口或紧缩货币缺口，是政府利用本身财力有意识干预经济运行的行为。相机抉择的主要内容是：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反经济衰退；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反通货膨胀；在总供求基本平衡时，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根据财政政策早期理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包括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汲水政策”，从字面上看，这种政策就如同水泵里缺水不能吸进地下水，需要诸如少许引水，以恢复抽出地下水的功能。按照汉森的财政理论，汲水政策是对付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个特点：其一，汲水政策是一种诱导景气复苏的政策，是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恢复能力为前提的治理萧条政策；其二，汲水政策的载体是公共投资，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作为启动民间投资活跃的手段；其三，财政支出规模是有限的，不进行超额的支出，只要使民间投资恢复活力即可；其四，汲水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财政政策，随着经济萧条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补偿政策是政府有意识地从当时经济状态的反方向调节景气变动幅度的财政政策，以达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补偿政策相对于汲水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其，补偿政策是一种全面的干预政策，它不仅在使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中得到应用，而且还可用于控制经济过渡繁荣；其二，补偿政策的载体不仅包括公共投资，还有所得税、消费税、转移支付、财政补偿等；其三，补偿政策的财政收支可以超额增长，而汲水政策是不能超额的；其四，汲水政策的调节对象是社会经济的有效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经济波动，而每次经济波动，政府都实施了相机财政政策，交替使用“松”或“紧”的手段来作用于经济周期，这些财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效果。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实际国情、相机抉择原则自身特性、及运用相机抉择原则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实际效应呈现不同程度偏离预期路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相机抉择产生调控效应偏差的原因
(一)要素市场体系尚不健全，调控手段难以有效运用
一是由于各种要素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资本、土地等市场发育滞后，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到行政干预和管制，要素价格非市场化导致市场信息的不准确或扭曲；二是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尚未根本消除，为追求行业部门和地区发展而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分割加剧，价格杠杆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三是部分要素市场还处在初期阶段，运转尚不规范，对宏观调控反应迟缓。
(二)市场主体地位尚不清晰，调控对象难以理性反应
一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产权制度和退出机制不健全，部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显现不够，作为宏观凋控的主要调控对象，企业的反应并非完全按理性预期“出牌”，例如，由于赖账机制的存在和许多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企业借贷需求对利率的弹性过低，导致利率政策失效。二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等配套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镇居民作为市场主体显现也不够，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就业制度、县乡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真正打破、农民也还没有真正成为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宏观调控的另一调控对象，公众也难以形成稳定的理性预期，例如，利率调低并未影响个人储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赤字消费的示范并未有效引导和刺激
众的消费需求。(三)我国实际国情的影响
运用相机抉择原则以实现预期凋控目标应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方式进行，运用与改善市场化调控方式的前提是要符合中国特有的国情。目前，我国部分经济现象与一般经济理论相不一致，例如，在人均需求较低时，宏观经济就出现了产品过剩危机，当生产性投资日益高涨，却未能带动消费需求增长，储蓄持续高速增长。但在中国却出现银行惜贷现象，这一方面缘于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初步阶段；另一方面与我国实际国情相关联。我国长期存在区域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由于东西部之间经济水平与自然环境的差异，政府投入中西部的资金又通过市场渠道流回。资金运用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导致东西部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城乡之间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差异。一方面是城市投资生产的消费品难以向购买力较弱的农村市场扩展；另一方面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镇，扩大城镇投资和总供给能力。因此，消费总量扩张和结构升级受到制约，导致我国在低水平收入条件下的消费产品过剩，显然，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手段来平抑区域与城乡差异的有效性受到制约。
(四)相机抉择自身特性的影响
相机抉择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一般描述为政府为追求给定的最终政策目标，可以不受任何固定程序或原则的约束，而是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取舍，最优地制定与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的调控政策与措施，并加以实施其自身特性决定了在运用过程中产生实际效应偏差的可能性。
一是滞后性。由于相机抉择是见机行事，缺乏预警机制无疑决定了调控时机把握、调控方向确定、调控目标选择等环节在时间r的滞后性。相机抉择是建立在对宏观经济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经济波动到何程度需要调控，何时调控，如何选择调控方案和调控目标等都取决定于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判断，但是当经济运行形态比较清晰时往往调控时机已错过确定方向、选择目标、出台政策。采取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也具有时滞性，因此，相机抉择的事后调控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效应偏差。另一种情况是当经济运行形态还不太清晰时就抢抓时机，无疑会导致调控方向与目标的不确定性。
二是振动性。由于相机抉择具有滞后性，一般是在经济过热或过冷情况比较严重时再调控，政策力度容易过大过猛，再加上调控政策的实际效应发挥也具有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过度，经济波动振幅过大，从而会对下一轮经济波动起负面影响。如此周而复始，不仅容易出现调控效应偏差，而且容易出现经济大起大落。以往几次宏观调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三是随机性。由于相机抉择是灵活取舍，具有随机性，能在公众中形成确定的预期，容易导致公众的观望和等待。进一步强化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的时滞性。一旦公众停止观望，政策效应容易在短时间集中释放，经济会产生大起大落，因而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显著，“持币待购”和“群体抢购”现象在我国并不少见。
显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条件下，由于相机抉择固有的自身特性提高，相机抉择运用的科学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从开始建立至今不过二十多年，宏观调控与经济预警体系还有待健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和措施手段的熟练程度和准确程度还有待提高，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的预期与反应也呈现较为复杂的局面等等。相机抉择在运用中产生偏差也是一种必然，实际上，要解决相机决择财政政策的科学合理运用问题，关键在于控制和压缩政府支出规模。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尚未真正建成，政府收支不受社会公众、不受市场和资本的约束、规范和监督。这也就需要加速深化财政公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政府预算制度，使得政府的财政政策建立在健全的体制之上。
参考文献：
[1]童兆坤我国宏观经济形态分析[j]武汉工业学报2006(1)